藤田无可奈何，眼巴巴地败在了基斯林的手下。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09节 死亡幽灵（1）
在蒙巴那斯缭绕的死亡幽灵
这是一个外星来的孩子，追求现实生活对他是不现实的。
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
基斯林毫不动摇地等着基基。他约定九点，总是九点准时到达。而她呢，总起码晚40分钟。他们经常为此争吵，而且已经成了习惯。耳根特别软的萨洛蒙太太经常为此批评他们。基基和基斯林吵架时相互咒骂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并且技艺高超，咒骂语言花样翻新。
但是，他们的相爱也十分温馨。基基夫人心里不痛快时，基基先生想方设法逗她笑，为她唱歌，为她跳舞，拉着她和他一起唱，一起跳。两个人比赛谁叫喊的声音高，比谁的嗓门大。邻居们找上门来抗议时，他们立即停止喧哗吵闹。斯波罗斯基或者一个爱看热闹的人常来看他们，以饱眼福。
莫迪利阿尼时而也来看望他们。他于1919年5月从尼斯回到巴黎，三个星期之后，让娜也来到了他的身边。1918年11月，让娜生了一个女孩。本来需要找一个奶妈，因为据布莱斯•桑德拉斯的第一位妻子说，无论是孩子的父母亲还是外祖母都没有能力照顾这个孩子。
让娜到巴黎重新见到她女儿的父亲时，她又怀孕了。1919年7月7日，莫迪利阿尼立字据保证尽早——即一旦收到符合结婚要求的必要证件，就同她结婚。这份字据由另外三人会签：让娜、斯波罗斯基和路尼阿•杰科夫斯卡。许多年之后，路尼阿对莫迪利阿尼的女儿坦白说，自己经常在约瑟夫-巴拉街斯波罗斯基的家里看护她。
莫迪利阿尼经常半夜三更，喝得醉醺醺地去敲斯波罗斯基家的门，想知道一些有关他女儿的情况。路尼阿从窗口大声命令他别大声喧哗，他立即安静下来。但他并不马上离开，而是在门前的台阶上坐许久后，才站起来恋恋不舍地离去。
［摘自让娜•莫迪利阿尼的《平凡的莫迪利阿尼》］
莫迪利阿尼常喝酒，每次都喝得过多，而且不停地咳嗽。他发现了文学奠基人伊西多尔•迪卡斯，也叫做洛特雷阿蒙伯爵在他的杂志上发表的诗作。莫迪利阿尼首先在观象台大街的长凳上与安德烈•布勒东一起研读，后来又去国家图书馆抄写。
他在大茅草屋街的画室接待模特儿，画一笔，喝一口朗姆酒。他在到处是煤灰的黑糊糊的路上无精打采地走来走去。只有去酒馆的时候，他才显得精神焕发。他给别人画像，换酒喝，吃一口三明治，咳嗽一阵，喝一口酒。把剩余的一点儿钱分发给更加穷困潦倒的人。然而，他自己却常跟着一帮朋友，在大街上，在阿莱齐亚教堂广场上东倒西歪，跌跌撞撞地走着走着，栽倒在哪里，就在那里睡去，甚至倒在雨地里，也就在雨地里睡去。
他寻找斯波罗斯基，想向他借几个钱。他忘了斯波罗斯基根本不在巴黎，早已到伦敦为他的一位客户和朋友办展览去了。他跨过塞纳河，爬上蒙马特尔山丘。拥抱郁特里罗和苏珊•瓦拉东，并为他们唱一段之后，再下山回到塞纳河左岸，在她母亲寄来的贴有邮票的明信片上，匆匆地给母亲写封信求救。
他病倒了。但他从不让别人知道他正在遭受着结核病的折磨，对让娜•埃布戴尔纳也不说。因为让娜又瘦又弱，为了保护她，他必须对她保持绝对沉默。几个月以来，斯波罗斯基一直在说服他去瑞士的一家结核病疗养院治疗，每次阿姆多总用同样的话回答他：“请收起你那一套教训吧！”
然而，他或许早已知道死神即将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整天狂饮，只是为了缓减病痛，为了麻痹自己，借酒消愁，淡忘穷困对他的折磨。外面的战争结束已经一年，他却在内心世界中挖出了战壕，留出做最后冲锋的地盘。
1920年1月的一天晚上，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离开罗童德。当时天正下着暴雨。他向伊索瓦墓地方向走去，在严寒暴雨中坚持了两个钟头。他咳嗽不止，连喝酒的力气也没有了，倚着墙壁，摇摇晃晃地走到大茅草屋街。他艰难地攀登着通向画室的十分陡峭的楼梯，进门瘫倒在床上让娜的身边。他吐血了。
与他住在同一座楼的意大利—智利画家奥尔蒂兹•德•扎拉特离开巴黎一个星期，回来后发现不仅他自己没有莫迪利阿尼的消息，而且同样在病中的斯波罗斯基和其他所有人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于是，1月22日，他来敲莫迪利阿尼家的门，连着敲了两次、三次，屋里没有任何一点儿动静和声响。这位智利人又等了几分钟，后退几步，下定决心用力把门撞开。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床上，躺在让娜的怀里，缓慢地喘息着，口中轻轻地呼喊着“意大利……意大利”。室内的火炉早已熄灭，地上散乱地扔着的沙丁鱼盒子上蒙着薄薄的一层冰，酒瓶都是空的。整个屋子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
奥尔蒂兹•德•扎拉特大步流星地冲下楼去，叫来一个医生。医生命令立即送病人到雅各布街的教会医院。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10节 死亡幽灵（2）
两天之后，即1920年1月24日20点45分，结核性脑膜炎无情地夺走了莫迪利阿尼的生命。消息立即传遍了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诗人、画家、商人和众多的模特儿在医院门前筑成了一道人墙。人人都不敢，或者说都不愿意相信莫迪利阿尼死了，个个都被莫迪利阿尼的死惊呆了、吓傻了。
基斯林正在医院的太平间里俯在朋友的脸上，在瑞士画家孔拉尔•莫里康的协助下，用经过石膏涂成雪白的双手为死者做面模。取面模时，破碎了，并且还带下了部分肌肉。他们赶紧去叫利普西茨来帮忙。利普西茨把面模碎块拼对在一起，以便以后在里面灌铜液，制作雕塑模具。
第二天一大早，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中间，有一个身穿孝服的身影。她身材瘦小，面色苍白，双手捧着怀孕的小腹，步履蹒跚，艰难地移动着那笨重的身躯。这是莫迪利阿尼的妻子让娜•埃布戴尔纳。她没有在大茅草屋街过夜，而是在旅店里过了一夜。她离开之后，用人在她的枕头下发现了一把尖刀。
人们带领她穿过一个又一个走廊，来到棺木旁边。应她的要求，众人回避，她单独在棺木边停留了很长时间。最后她剪下一缕头发，放在她的孩子们父亲的腹部，离去了。大家都劝说她回到卫生院为她准备的房间去，但她拒绝了所有人的劝告，径直地回到了阿姆尧特街她父母的家中。凌晨三点，她起了床，到了客厅，打开窗户，抬腿跨过栏杆，从六层跳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一个工人发现了她那摔散了的躯体。工人把尸体抱上楼，不知道是她的父亲还是母亲开了门。开门的人拒绝接受女儿的遗体，要求那个工人送到死者在大茅草屋街8号的家中，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们为何如此无情。但人们完全可以想像当两人面面相觑时，双方表现出的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惊愕与恐惧。
工人下了楼，把尸体放在他的独轮车上，推着穿过雷蒙街、克洛德-贝尔纳街、菲扬蒂纳街、瓦尔德格拉斯街、蒙巴那斯大道，最后终于到达了大茅草屋街8号。但女看门人拒绝他入内，要求出示警察局的证明。工人又推着躺在独轮车上的让娜到了德朗布街的警察局，拿到证明，重新穿过蒙巴那斯大道，来到大茅草屋街。
朋友们得知消息之后陆续来到：让娜•莱歇、萨尔蒙、基斯林、卡尔科。他们给死者铺上玛丽•瓦西里耶夫赠送的俄罗斯毯子。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的朋友们都来了。第二天，人们都从让娜身边走开，去参加莫迪利阿尼的葬礼了。基斯林通知了死者的家属，并支付了葬礼的全部费用。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的弟弟埃马纽埃尔写道：“哥哥的葬礼组织得十分隆重，他受到了王子般的待遇。”
一支庞大密集的送葬队伍默默地为阿姆多•莫迪利阿尼送终的时候，人人心中都想着死者的女儿，那个同时失去父母的孤儿——小让娜•莫迪利阿尼。所有参加葬礼的人，无论是画家、诗人，还是模特儿都出了份子钱。除了为死者买花之外，剩余的留着补贴将来孩子在外祖父家的生活。当送葬的车辆、鲜花与花圈从大街上和十字路口经过时，警察们也必恭必敬地向死者行立正礼。商人们开始动脑筋寻求商机，在送葬的人群中寻觅拥有莫迪利阿尼作品的人。他们中的一位向弗朗西斯•卡尔科走来，向他提议购买他拥有的死者的全部作品。巨额财富终于敲开了画家的大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一座坟墓的大门。
莫迪利阿尼被埋葬在拉雪兹公墓，而让娜•埃布戴尔纳将被埋葬在巴涅。
第二天一大早，为了避免打扰周围的人们，时钟刚刚敲过八点，一辆穷酸寒碜的柩车停在大茅草屋街8号院门前，车上放着一具窄小的棺材。在消息传开之前，柩车在家人的陪同下已经快速地悄悄离开了。
消息迅速地传开。在大茅草屋街口停放着两辆出租车和一辆私人轿车：萨尔蒙、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基斯林携带着他们的妻子和鲜花，赶来为他们的朋友莫迪利阿尼的妻子让娜送行。
十年之后，莫迪利阿尼家获得了让娜父母及其全家的同意，将让娜移至拉雪兹公墓同阿姆多合葬。因为，此时的阿姆多已经再也不是一个无名之辈，再也不是遭人诅咒的犹太艺术家了。
那时，另一位亲爱的逝者——文字艺术家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也已经葬在了拉雪兹公墓。
蒙马特尔失去了一位，蒙巴那斯失去了另一位……他们的逝世不仅意味着战争结束了，而且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代人结束了、一段历史结束了。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11节 德鲁奥的殴斗（1）
我想有很多钱，但却过一个穷光蛋似的生活。
巴勃罗•毕加索
前面简略叙述过黑猫酒馆时代的蒙马特尔、图鲁兹-劳特累克时代、德帕基时代、布尔波特时代、苏珊•瓦拉东时代和郁特里罗时代的蒙马特尔山上艺术家们的生活；也叙述过他们在“洗衣船”时代的蒙马特尔山、穿蓝色工作服时代、肆无忌惮地随意开枪时代和在“机灵兔”酒馆聚会时代在蒙马特尔山上的创作。后来，蒙马特尔的这些艺术家跨过塞纳河，同生活在塞纳河左岸的诗人阿尔弗雷德•雅里、保尔•福尔和布莱斯•桑德拉斯携手共同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如同爆炸后的铅沙子弹，纷纷离开巴黎，星散于法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蒙巴那斯经历了饥寒交迫的时期、组织秘密集会的时期，也重新组织过和平展览。莫迪利阿尼的去世构成了这个可怕时期的最后一幕悲剧。停战协议签署之后，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人们即将忘记战争，蒙巴那斯也同样发生了变化，昨天已经成为过去，蒙马特尔播下了种子，蒙巴那斯即将收获其成果：巴黎出现了超现实主义思潮。同其他许多人一样，诗人和画家们也抛弃了四轮马车，换乘上汽车，径直而快速地奔向未来。
在“洗衣船”居住的画家们、野兽派和立体派艺术家们曾经是一个十分激进的艺术先锋派。战后，这些艺术先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四分五散，各奔东西了：毕加索溜了，马克斯•雅各布准备退避到卢瓦尔河边，荷兰人凡•东根穿着裁剪合体的鹿皮外衣和洁白无瑕的衬衣，手挽着珠光宝气的女伯爵或男爵小姐混迹于上层社会的人群之中。白天陪同她们到画家们的画室做模特儿，夜间偕同她们到夜总会等聚会场所大肆挥霍。
安德烈•德朗已经收藏有一整系列的布加蒂汽车，还准备购买一辆赛车。他也计划购买一些房地产：杜瓦涅-卢梭街的一座私人公馆、阿萨斯街的一套公寓套房、瓦莱纳街的另一套公寓套房、波拿巴街的一间画室和桑布西的一座别墅。
弗拉芒克身穿粗花呢上衣，手持大粒霰弹枪密切地窥视着他的敌人（他有许多敌人），时刻准备为捍卫自己的领地而扑出去战斗。他散布一系列言论诋毁毕加索、德朗、基斯林以及几乎一半以上的艺术家。当兽性般的狂怒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时，他就冲出门去，或爬山，或到野外的乡间公路上，缓解一下紧张的神经。他的外出常常吓得周围鸡飞狗跳。
胡安•格里斯一直保持着从前同其他人之间的距离。他经常到南方去治疗他的哮喘病。医生认为哮喘同他的结核病有关系。虽然很重，但不会致死。但是，在1927年，不治之症白血病最终夺去了他的性命。
勃拉克也住在杜瓦涅-卢梭街，是德朗的邻居。他不仅远离了毕加索，也同其他人不再来往了。
十五年过去了，金钱升值了。然而，除漂亮的房子、汽车和地产之外，原来一贫如洗的这些艺术家的脑袋都变成存钱罐，整天只琢磨着捞钱和攒钱。他们也许已经成为资产阶级，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也只能算得上是一些小资产阶级。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十分了解他们，从他们刚踏入巴黎时起就了解他们。他经常说：
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哪怕德朗，特别是毕加索，他们都没有改变……我们所说的了解他们的生活，不是他们的私生活，而是这些画家的家庭生活。从根本上讲，他们需求的东西很少。在日常生活上，他们完全没有资产阶级化。
［摘自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的同弗朗西斯的谈话《我的画廊与我的画家》］
他们之间几乎不再相爱了，而且也不再寻找理由相聚了。然而，有一件事把他们重新集合在了一起：这就是拍卖对立体派绘画作品十分青睐的德国画商卡恩维莱1914年前收集的全部作品。
在五年的战争期间，同于德及其他德国侨民一样，卡恩维莱的财产全部被查封。《凡尔赛条约》签署之后，德国被迫向同盟国赔偿由战争造成的一切损失，并且在条约中还附带逾期罚款的规定。人们开始谈论拍卖从敌人手中夺回的财产，以赔偿债权人的损失。但关于拍卖绘画作品，画商中某些人赞成，为首的是莱昂斯•罗森伯格；另外的人反对，卡恩维莱自然属于反对者之列。莱昂斯•罗森伯格在内心深处有着自己的盘算。他认为赞成拍卖被查封的绘画作品，他可以一举两得：一方面，阻止德国商人卡恩维莱重新收回他原来收藏的几百幅绘画珍品，从而可以保住他本人在该领域立体主义主要保护人的地位，从而也保护了自己；另一方面，他预计立体派作品的价格即将飙升，他现在把它们都买下来，将来他可以从中大捞一笔。然而，他失算了。后来的事实很快证明，800幅作品同时上市，市场很快饱和，其结果是手中的存货滞销，卖不出去。
1908年的独立派画展拒绝了勃拉克的作品参展。十五年后的今天，有一些人仍然愿意、希望甚至梦想这一次拍卖德国商人的收藏品能够对立体主义构成真正的打击，能够彻底将它打倒，使它永无抬头之日。所有这些人都支持莱昂斯•罗森伯格的观点，坚决支持拍卖。然而当希望与愚蠢联手时，产生出的结果一定是愚昧主义……
卡恩维莱于1920年2月（即莫迪利阿尼去世一个月之后）返回巴黎。他与童年时的一个朋友结盟，使他得以绕过了禁止无法国国籍者在法国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在阿斯托格街开了一家西蒙画廊。接着，他开始两面出击：首先，同在大战期间和他失去联系的画家们重新建立联系；接着，他有效地控制住了拍卖被查封作品对他构成的威胁。
他失去了毕加索，而且没有很快同他恢复关系。他们两人之间在两个问题上存在着纠葛：西班牙人（毕加索）谴责德国人（卡恩维莱）没有听从他的劝告申请加入法国国籍，如果听了他的话，早点儿获得法国国籍，就可以避免这一次收藏品被查封的事件发生；画商一直欠着画家2万法郎，因为他没有能力支付。
他们二人似乎一直到1925年付清那笔债务之后，才重新见面。正因为如此，毕加索的画商一直是罗森伯格兄弟。继莱昂斯•罗森伯格之后，毕加索选其弟弟保罗•罗森伯格为其画商。
以格里斯为首的其他一些画家始终忠实于卡恩维莱。而有一些，例如弗拉芒克、德朗、勃拉克和莱歇只在几年之内选择卡恩维莱，后来他们也站到了罗森伯格一边。
卡恩维莱以及他所有朋友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能够阻止出售法国从德国画商手中没收的绘画作品。他只是通过秘密手段购回了他爱不释手的几幅，其中没有一幅是毕加索的作品：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很僵。由于国籍问题决定了他无法以公开的身份活动，卡恩维莱和几个朋友及他的家庭成员组建了一个协会，他们以协会的名义活动。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12节 德鲁奥的殴斗（2）
1921年和1923年，在德鲁奥先后组织了五次卡恩维莱战前收藏绘画作品的拍卖会，其中四次出售的是他画廊中的作品，一次是他的私人收藏品。从各个方面评价，这些拍卖会都是失败的，而且简直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失败。罗伯特•德斯诺斯买了一幅木炭画，标签上写的是勃拉克的名作，而实际上是毕加索的作品。德斯诺斯气愤之极，而且不仅仅因为搞错了作品的作者。他在其文章《谈画家》中写道：
要出售的作品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卷着的画折叠在纸箱子里，画家仔细地签字盖章的画作捆扎成捆，想购买的人什么也看不见，其他作品或者随便地扔在筐内，或者被埋在展台后面的杂物之中。整个销售会场的脏乱程度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一切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被涉及的画家勃拉克、德朗、弗拉芒克、格里斯、莱歇、马诺鲁、毕加索先生们采取的报复行动不无道理。
1921年6月13日第一次拍卖。在会上，勃拉克首先开火了。据格特鲁德•斯坦说，勃拉克是受同行们的委托向晋升为专家的莱昂斯•罗森伯格发起攻击的。他们不能选择格里斯或毕加索，他们是西班牙人；不能选择玛丽•洛朗森，她结婚后成了德国人；也不能选择雕塑家利普西茨，他是立陶宛人。弗拉芒克没有资格，因为他在背后指挥战斗。人们本来可以委派德朗或莱歇，但是勃拉克更加具有优势，有老资格：他是法国人，是被授予了战争十字勋章和荣誉勋位的军官，再加上在前线受过重伤。
他勇敢地接受并执行了大家交给他的这项任务。他拳脚并用地向莱昂斯•罗森伯格发起进攻，斥责他背叛了立体派艺术，是一个地道的卑鄙无耻的混蛋和懦夫。莱昂斯•罗森伯格毫不示弱，责骂攻击他的人是一头“诺曼底猪”。结果被勃拉克打翻在地。巡逻警察恰好路过，把斗殴的二人扭送到警察局，发生在德鲁奥的这场殴斗才告结束。马蒂斯正好在此时赶到。在格特鲁德•斯坦对他讲述了事情的原委之后，马蒂斯全力为立体派画家的代表辩护，他说：
“勃拉克做得对，这个人是法国的强盗！”
伤口被包扎好了。拍卖估价人再次来到画商们的面前，他们当中有小贝尔南、迪朗-吕埃尔、保尔•纪尧姆、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以及其他许多外国人。来参加拍卖会的人当中也有银行家、画家、作家、文学艺术事业的赞助人和法国博物馆的负责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这些负责人很少举手，因而他们与战前的大部分优秀作品失之交臂。
画商们购买得很少：莱昂斯•罗森伯格是因为没有钱；他的弟弟是因为盼望尽可能多地买进毕加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作品；外国人买得少，是因为除毕加索和德朗之外，他们不了解其作品被拍卖的其他画家。因此，所有画家的作品都没有售出高价。
于是，卡恩维莱创立的协会成功地购买了格里斯和勃拉克作品中的大部分。德朗的作品销售得最好，接下来的是弗拉芒克。随着拍卖会的进展，越来越显示出莱昂斯•罗森伯格原来的算计是重大错误，被查封的绘画作品的销售价格不仅没有飙升，反而直线下跌。市场没有能力消化吸收全部参卖作品。拍卖会的真正受益者不是职业艺术家，而是知识渊博的绘画业余爱好者，他们往往是为别人而购买。例如，瑞士画家夏尔-爱德华•让纳雷买了大量毕加索的作品，送给一位企业家——拉乌尔拉罗什；路易•阿拉贡花240法郎为自己购买了勃拉克的《浴女》；安德烈•布勒东购买了莱歇、毕加索、弗拉芒克、勃拉克和凡•东根的一些作品；特里斯坦•查拉和保尔•艾吕雅也购买了不少。
有不少诗人也参加了拍卖会，但他们不再是战前的那些诗人。战前的诗人有的去世，有的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了。后来者代替了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那些诗人。这些后来的诗人即将获得“洗衣船”画家们的作品，成为过去穿蓝色工作服的画家们和新文学艺术赞助人之间承上启下的中间人。这些诗人占领了昨天的文人们留下的阵地，并且将为改变蒙巴那斯的面貌做出贡献。20世纪初，在德鲁奥拍卖会上已经有超现实主义者存在。超现实主义的时代从那个时候起就诞生面世了。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13节 超现实主义者的舞台（1）
……正是在那个时期，我和安德烈•布勒东发现了这种艺术表现手法（那个时期，在我们看来，这仅仅是一种表现手法）——“超现实主义”，我们采用这种手法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纪念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菲利普•苏波
1919年，安德烈•布勒东在先贤祠广场伟人旅馆内十分寒酸的房间里，接待了来看望他的父母亲。他们来此的目的，是命令他停止从事只有神经病的小丑才参加的达达运动。如果儿子不恢复他的医学学业，他们就终止供给他生活费用。
布勒东服从了父母的命令，离开原来居住的旅馆，到位于塞巴斯蒂安-博丹街的加利马尔出版社当了一名雇员。出版社领导分派给他的任务是：给订户送他们出版的《法国新杂志》和校对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盖芒特一家》。但布勒东在那个时期的重要作品是与菲利普•苏波合著的《磁场》。安德烈•布勒东在他的作品《漫步》中谈到他们二人写作《磁场》时，写道：
1919年，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不怎么太完整（多少有点儿不完整）的句子。当它们单独存在时，有点儿令人摸不着头脑。虽然不可能从中发现作者预先已经确定了每个单句最后组合得出的结果，但透过这些单句，人们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的某些思想。这些句子形象、逼真，句法结构正确严谨。在我看来，它们属于第一流的优秀诗句。
连续两个星期，每天上午，布勒东和苏波都在圣日耳曼大街的温泉酒馆或伟人旅馆里写作。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的原则是：不讲逻辑、单凭灵感，突出情景、形象与效果；写作的速度与进展随机应变，但杜绝删除与修改；根据需要使用的协作方法：时而两人一起写，时而分开写，时而一先一后。天天日出始，日落终，日复一日，周而复始。他们如此刻苦撰写这部作品，是基于令布勒东激动不已的一个发现：梦幻、催眠、灵感随笔。这一发现构成了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核心思想。
《磁场》的作者认为该作品是超现实主义的出生证，随着《磁场》的诞生，超现实主义运动也随之诞生了。在那个时期，它还不叫超现实主义，而叫达达运动。
这一运动真正开始于1920年1月，即查拉从瑞士到达巴黎之后几天。以布勒东和阿拉贡为首的文人们在圣德尼街艺术宫朗读完一些诗词之后，公众们等着听安德烈•萨尔蒙题为《兑换危机》的报告会（广告和报纸上都是这么公布的），但他们看到的却是一排不三不四的人在朗读苏波、查拉、阿尔贝-比罗和其他一些人的诗。这些诗既与“兑换危机”毫无关系，也与在正厅里展出的毕卡比亚的作品毫不沾边。
几天之后，即1920年2月5日，未来的超现实主义者们在巴黎的大宫组织了第二次达达运动的公开活动。
当时提出的问题十分简单：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这样的活动呢？他们迅速地找到了答案，在媒体发一个公告，宣布目前正在巴黎的夏尔•卓别林要到大宫看他的达达派朋友，因为布里•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1863—1938），意大利作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国唯灵论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反对派。和摩纳哥王子夏洛以及一些类似的头面人物都刚刚加入了这一运动。这些人既是他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同党。
然而，夏尔•卓别林、邓南遮和柏格森谁也没有到会场，只有查拉、布勒东和阿拉贡向挤满了大厅的听众们宣读了他们运动的宣言。他们与听众间的对话辩论进行得十分激烈。
1920年3月27日，发生了一起新的挑衅性事件。地点是二十五年前由于上演《于布王》引发丑闻的那个剧场。“演员们”以揭露古典戏剧规则的荒谬性为名参加“表演”，他们的行为真可谓肆无忌惮：里伯蒙-德萨涅演奏了钢琴曲《皱叶菊苣舞》。那完全是靠随意地胡乱弹奏而凑合而成的曲子，震耳欲聋，使观众忍无可忍；安德烈•布勒东胸前挂着一块用硬纸板制成的盔甲，纸板上面画了一个射击靶子，他向观众们宣读了由弗朗西斯•毕卡比亚撰写的《残酷的宣言》。宣言结尾的几句如下：
达达他没有任何特殊感觉，他什么、什么、什么也不是。
如同你们的希望：微不足道。
如同你们的天堂：微不足道。
如同你们的偶像：微不足道。
如同你们的政治家：微不足道。
如同你们的英雄：微不足道。
如同你们的艺术家：微不足道。
1920年5月26日，在加沃大厅举行了一次达达狂欢节。新闻媒体和胸前挂广告牌的人们在首都的大街小巷中添油加醋地宣传说：达达派成员都将在大庭广众下剃头；台上（在台上表演的将有阿拉贡、布勒东、艾吕雅、弗拉恩凯尔、里伯蒙-德萨涅、苏波和查拉）台下都将有丰富多彩的表演节目。但愿台下的观众能够爆满。
幕布拉开，查拉手举一个气球——气球上竖立着用硬纸板做成的、标有“达达生殖器”的一个巨型男生殖器，首先出场。后面紧跟着“著名魔术师”菲利普•苏波，他全身被涂成黑色，穿着睡衣，手举一把大刀。他手举五个气球，每个上面书写一个已经死去人的姓名：一位教皇——伯努瓦XV，一位军事指挥官——贝当，一位国家领导人——克列孟梭，一位女作家——拉希尔德夫人和第一个受到超现实主义诗人的利剑戳穿要死的人——科克托。
整个大厅里顿时吵吵嚷嚷乱作一团。虽然纪德、道格拉斯、朱尔•罗曼、布朗库西、莱歇、梅景琪坐着一边不动，而其他人却个个情绪激昂，西红柿、胡萝卜、白萝卜和橘子在座位上方横飞，一直扔至舞台。首先命中的是正在舞台上表演的里伯蒙-德萨涅；台下有的唱《修女歌》，有的唱《马赛曲》；一位观众责备毕卡比亚，并且勒令他对他们的行为作出解释；稍远处，一个矮胖的青年人站起来大声喊道：
“法兰西和炸土豆条万岁！”
这是邦雅曼•佩雷。稍晚些时候，他即将离开普通大众，也登上超现实主义的舞台。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14节 超现实主义者的舞台（2）
到底是达达主义还是超现实主义呢？到底是二者并存还是一个当中包括另一个呢？眼下还无人知晓。布勒东已经厌烦了，是查拉令他失望了。他尊重作为诗人的查拉，而不是作为社会活动家的查拉。因为在苏黎世行得通的东西，在巴黎不一定行得通。只喊口号无济于事，必须付诸行动，必须讲求实效。达达运动是追求自由的运动，布勒东完全同意这一结论，他说：“达达是一种思想……达达运动追求的是艺术领域的思想自由。”［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漫步》］然而，查拉的思想更倾向于极端自由主义，布勒东的思想却倾向于列宁主义，也就是说在方法问题上，与斯大林更加接近。
1921年5月13日，再次举行了达达主义行动。“巴莱斯诉讼案”的庭审于20点30分在丹东街学会厅开庭。这是一次对作家莫里斯•巴莱斯的控告和刑事起诉庭审的预演。由谁审判呢？公开说是达达派，实际上是安德烈•布勒东。为什么呢？因为巴莱斯是“文学派”以及某些左派和许多各种流派的文人最最憎恨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代表。
特里斯坦•查拉反对进行这样一次审判，他认为达达派没有从事审判的资格。布勒东反对查拉的这一思想。他一方面设法阻止这一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竭尽全力使得这一审判能够如期进行。他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是审判巴莱斯，而且也是审判查拉。从这一角度看，布勒东认为这一起诉包含着双重意义：
因为达达派认为执法权服务于否定一切思想的时候到了。于是，他们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必须行使这一权利反对有可能阻止他们实行专横跋扈的人们，而且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打击他们的抵抗。
于是，莫里斯•巴莱斯的抵抗被指控为“反对思想安全罪”。
在审判席上就座的有：一位庭长，安德烈•布勒东和两位陪审官，皮埃尔•德瓦尔和泰奥多尔•弗拉恩凯尔，控方代表乔治•里伯蒙-德萨涅，辩护方代表路易•阿拉贡和菲利普•苏波。
证人的数量很多，他们当中有达达派，也有出于各种动机毛遂自荐的知名人士：邦雅曼•佩雷、德里厄•拉罗谢尔、特里斯坦•查拉（属于违心地参加）、拉希尔德夫人、象征派诗人路易•德•贡扎格-弗里克……
被告没有出庭，他在接到出庭的通知后，匆匆忙忙离开了巴黎。于是，在被告座上摆放了一个用布制作的假人，假人头顶上方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任何人都不能推脱说对达达运动一无所知”。审判席上的所有人一律头戴法官帽，身穿医学院学生的白色外衣。
布勒东宣读由他亲自起草的起诉书。整个起诉显得软弱无力，与其说是在指控巴莱斯，还不如说是在牺牲查拉（里伯蒙-德萨涅十分不情愿地扮演着担任的角色）。辩护有力而且到位，证人们也个个恰到好处地履行各自的职责。
“无名战士”也被传唤出庭作证。他穿着一套滑稽可笑的服装，戴着防毒面具，走起路来活像一只大企鹅似的左右摇晃。他在舞台的出现激起了台下在此情形下通常出现的情景：有的喝倒彩，有的吹口哨，有的唱《马赛曲》。向来对吵嘴打架反感之极的毕卡比亚，自然立即离开现场。
很好地扮演了其角色的邦雅曼•佩雷此时到了后台，摘掉了防毒面具。人们期盼已久的证人特里斯坦•查拉替代了他。他的对面便是布勒东，二人之间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这是苏黎世与巴黎之间的争斗、过去与未来的争斗，以及达达派与超现实主义者之间的争斗。
查拉抢先发言：
我不相信任何法庭，即使由达达派开的法庭我也不信。庭长先生，您一定会同我一样，承认咱们大家都是一帮坏蛋，因此，我们之间仅仅有大坏蛋和小坏蛋之分而已，这都无关紧要……
布勒东：您明白为何让您出庭作证吗？
查拉：自然是因为我是特里斯坦•查拉。尽管我还未完全明白让我出庭作证的必要性何在。
苏波：辩方认为证人嫉妒被告，您是否敢于承认这一点呢？
查拉：证人要对辩方说的是：你们统统在信口雌黄……
布勒东：除了莫里斯•巴莱斯，您还能找出更加卑鄙龌龊的人来吗？
查拉：是的。安德烈•布勒东、泰奥多尔•弗拉恩凯尔、皮埃尔•德瓦尔、乔治•里伯蒙-德萨涅、路易•阿拉贡、菲利普•苏波、雅克•里戈、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尔、邦雅曼•佩雷、塞尔日•沙尔舒纳。
布勒东：证人的言外之意是否是说莫里斯•巴莱斯本人与证人刚才列举的都是他朋友的那些卑鄙龌龊的人同样好？……证人是想证明他是个十足的白痴，还是想让人将他关入疯人院？
查拉：是的，我的确是让人当做一个十足的白痴，但是我并不想逃避对我的囚禁，相反，我打算在那里度过我的余生。
安德烈•布勒东或许希望莫里斯•巴莱斯被判处极刑。然而，由十二个观众组成的陪审团却作出了另外的判决：作家被判处二十年劳改。判决一作出，布勒东就开始作第二手准备。
巴莱斯诉讼案一年之后，毕卡比亚与“文学派”社人士及查拉的朋友都疏远了。他自己召开了一个“维护现代思想和确定方针的国际大会”。当时主要杂志社的社长和一些独立派艺术家：《法国新杂志》的波朗，《新思维》的奥尚方，《冒险》杂志的维特拉克，《文学》杂志的布勒东、埃里克、德劳内和莱歇都参加了这次大会。
查拉认为这样一个大会（当时被俗称为“巴黎大会”）的宗旨与达达派主张的思想自由不相吻合，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最终作出了拒绝参加巴黎大会的决定。布勒东认为查拉处处与他作对，凡是他所行之事，查拉一概反对与抵制。于是，他要求参加这次大会委员会的委员（波朗未参加）签署一份新闻公告，公告宣告查拉为源于苏黎世“一个运动的倡导者”，而且这一运动“已经过时，与当前局势完全不符”。［摘自米歇尔•萨努耶的《巴黎的达达运动》］。为了使大家认清形势，不至于上当受骗，大会委员会将查拉称为“一个招摇撞骗的伪君子”。布勒东自己后来承认，他那时那样做的确是做了件蠢事。
他们的做法实在有点儿太过分。为回击布勒东的排外言论，查拉在艾吕雅、里伯蒙-德萨涅和埃里克•萨蒂的支持下，在丁香园酒馆召开一个会议，邀请达达运动成员、该运动的同情者和参加过巴黎大会的艺术家们参加。布勒东出席了会议。许多收到邀请的人都参加了会议。大多数参加者一致抨击了布勒东在“巴黎大会”期间的做法是欺诈行为：那份新闻公报是他个人一手炮制的，却冠以集体的名义，而且为了毁坏其名誉，肆无忌惮地咒骂一位知名人士。本来艺术家们出于对他的信任，委托他组织艺术家巴黎大会，现在他们撤回了对他的信任。于是，这次会议告吹了。
布勒东不服气，他发誓要报复。几天之后，《Comoedia》杂志发表一篇文章，指责特里斯坦•查拉自称为“达达运动”一词的发明者，说其实他在起草《1918年达达宣言》中只发挥了微乎其微的作用，因为在他之前已经有过瓦谢、杜尚和毕卡比亚，因而，他对此运动也基本没有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最后，布勒东比较真诚地努力整顿了“文学”派的队伍。在1919年创建的《文学》报社，布勒东视为象征主义幸存者的纪德、瓦雷里、法尔格，阿波利奈尔熟悉的诗人萨尔蒙、雅各布、勒韦迪、桑德拉斯、莫朗、吉罗杜以及德里厄•拉罗谢尔都参加了报社的工作。接着，曾经使瓦雷里和纪德黯然失色的瓦谢、艾吕雅和查拉出现在他们的队伍中。曾经因为过于虔诚地笃信天主教而疏远了超现实主义的勒韦迪也重新归队了。
巴黎大会失败之后，报纸成了该运动打文字战的工具。布勒东曾经短时期地放弃过对达达运动的攻击，致力于整顿其战斗队伍。他把阿拉贡、佩雷、兰布尔和维特拉克等人重新组织起来，还招募了一位新兵，并且直接地将一个人列入了他小小部队的突击队，这就是罗伯特•德斯诺斯。Robert Desnos（1900—1945），法国诗人。1922年至1930年期间为超现实主义者。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15节 保持警觉的瞌睡虫（1）
超现实主义：是在无论用口头或者书面形式表达思想的真实运作中运用的纯心理自动性，运用它时杜绝施加任何理性控制，不顾及任何美学或道德观念，惟独注重的是如实地记载现时的所思所想。
安德烈•布勒东
罗伯特•德斯诺斯结束其兵役生活时刚满20岁，布勒东26岁。后者被这位小弟弟的“倔强违拗和咄咄逼人的充沛精力”震撼。从这方面讲，德斯诺斯的确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他小矮个儿，一缕褐色头发覆盖在眼睛上，牡蛎般的淡紫色眼珠周围镶嵌着茶色，穿着随便，毫不讲究。狂热、易冲动，对待有点儿理性的敌人要么爱得疯狂，要么恨之入骨。作为博诺特帮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德斯诺斯也动辄使用拳头。但是他不会打架，于是他的女友给他上过几次拳击课。然而，因为一旦遇见不平之事，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所以学会了拳击也没有免除他经常受皮肉之苦。
德斯诺斯不仅不惜肉体挨打负伤而经常勇敢出击，而且在写作文字中也同样毫无畏惧，无所顾忌。他纯粹是一位文字魔术师：他常常写藏头体诗，巧妙地运用每行诗句的第一个字母连读就构成了作者的姓名或者诗的题目；通过改变一个词中字母的位置构成另一个词（例如将gare改为rage）；对字母或音节做戏谑性的次序颠倒构成新的词或词组（例如将sonnez trompettes写成trompez sonnettes）；或者随心所欲地创造各种音节和单词。他在文字方面表现出来的自由，完全打破了语言逻辑和语法规则，与当时出现的超现实主义潮流不谋而合。在这一点上，布勒东有先见之明。
德斯诺斯在他工作的报社什么都写，表现出了他罕见的写作天赋。起初，他将一些广告宣传材料翻译成他一字不识的语言，接着他翻译有关根瘤蚜虫病、甜菜种植、帆船航行、压死狗等各种类型、各种内容的报道文章。
德斯诺斯是欧仁•梅尔的朋友。欧仁•梅尔有一副金子般的好心肠。他是《巴黎晚报》（1930年让•普鲁沃购买了该报社）和《白色梅尔》报社的创始人。1919年之后，该报每个星期六出讽刺版，先后出了充满无政府主义乐天派讽刺意味的报纸共8000多份。1927年的一天，欧仁•梅尔突发奇想，要创办一份新日报——《巴黎早报》。他求《巴黎晚报》报社写作最NFDA5嗦的编辑、一位24岁的年轻人——乔治•西姆农帮助他，为他的报纸写文章。西姆农虽然年轻，却很有几套成功的办法。德斯诺斯高兴地在旁边看着他们，并且在暗中支持他们。梅尔和西姆农串通一气，将设置一个具有两个暗道机关的圈套。他们将签署一项合同。合同中规定签署合同的作家必须保证三天三夜完成一本小说，《巴黎早报》为他发表。为了使情节更加能够吸引读者，西姆农自然将在选题上尽量投读者所好，并且极力强化对人物的描写，甚至允许公众直接参与小说的选题。例如在描写男女之间的私生活时，不是关起门来写，相反，作者要在尽可能多的人面前写，以便随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具体如何做呢？在红磨坊（巴黎最著名的红灯区）前设立一个玻璃亭子，乔治•西姆农将在这个亭子里写作，不时地征求出入红磨坊的人们的意见和建议。
玻璃亭子将修建起来。合同开始履行之后，乔治•西姆农应该能够领取合同总金额10万法郎中的2．5万法郎，作为预付款。这种做法被视为一举几得、对多方都有利的绝妙主意，可以传至子孙后代，而且也受到了那个时期目击者的欢迎。尤吉•德斯诺斯写文章吹捧这个计划，安德烈•瓦尔诺表示祝贺，弗洛朗•费尔斯欣赏这一构想，路易•马丁-肖非耶也为此欣喜若狂……欧仁•梅尔觉得很好玩儿，因为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玻璃写作亭，也从未有过三天写成一本小说的奇迹，也无人见过如此着迷的公众。惟独西姆农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在计划临近实施的最后时刻，他将活动取消了……
罗伯特•西姆农也爱赌博，但他与其老板的赌法不同。布勒东把他叫做“随时保持警觉的瞌睡虫”。因为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敏感，更加容易受到超现实主义主张的催眠、梦境与幻觉的诱惑。
是勒内•克勒韦尔René Crevel（1900—1935），法国作家。于1922年将催眠、困倦术引进到超现实主义者的圈子中来。一年之前，由于他具有通灵天赋，得到一位女招魂巫师的赞扬。
催眠困倦，与其他产生于梦幻或未受任何控制的心理活动等现象相同。它对超现实主义来说，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末，“超现实主义只要抹掉梦幻与现实、意识与非意识之间的界限，不期求其他任何东西”，“超现实主义是一种边界现象，其任务是在负责供给的非意识与负责接受与开发的意识之间建立联系”。［摘自1976年日内瓦斯基拉出版社出版的加埃堂•皮宫书中引用的《超现实主义报》］。
不久，他们都醉心于这种酷似集体灵媒的沉眠之中。克勒韦尔带头从事这种沉眠实践：他与马克斯•莫里斯、罗伯特•德斯诺斯和安德烈•布勒东手拉着手，关在一个隔绝一切声音的昏暗屋子里，他逐渐进入了昏昏欲睡的状态。在困倦与睡梦之中，他朗诵、唱歌、叹息，而且还讲故事……他醒来时，丝毫回忆不起他在睡梦中所做的任何事情。
下一次轮到了德斯诺斯从事此类沉眠实践。在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形下，他轻轻地挠着桌子。据克勒韦尔说，这种挠痒痒的动作反映出他希望书写的愿望。人们在处于睡梦中的德斯诺斯面前放了一张纸，在他的手中放了一枝笔。奇迹出现了，他动手写了起来。克勒韦尔仔细地观察着他，其书写速度快得令苏波等周围观看的人们吃惊（在实际生活中，惟独阿拉贡有能力用同样快的速度撰写作品）。德斯诺斯在一股沸腾的热情推动下，用如此快的速度写出了不少书。然而，德斯诺斯本人却始终不相信那是在无意识的情形下进行的，在他看来，“书写”与“无意识”两个词语是相互矛盾的。但他完全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说。
恩斯特、艾吕雅和莫里斯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进入梦幻状态。苏波和阿拉贡待在一旁观看。德斯诺斯经常在布勒东家里似睡非睡，同时既写又说，还做梦，并且不停地拥抱莫尔菲。一天夜里，由于怎么也叫不醒沉眠中的德斯诺斯，布勒东只好去叫来一位医生，但迎接医生的却是德斯诺斯的一阵叫骂。
还有一次，德斯诺斯与在纽约的马塞尔•杜尚通过心灵感应建立了联系，杜尚对他讲了几句话，他全部记录下来。最后，杜尚还通过罗斯•塞拉维之口向德斯诺斯表示过敬意：
罗斯•塞拉维十分了解盐商。
［摘自1953年罗伯特•德斯诺斯出版的《罗斯•塞拉维》］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16节 保持警觉的瞌睡虫（2）
在一天集体练功期间，克勒韦尔要求参加的人们到衣帽架上去上吊。德斯诺斯得寸进尺，手执菜刀，在院子里追赶艾吕雅，声称要杀死他。布勒东用尽了全身力气才避免了一场灾难发生。这一切愈走愈远的发展倾向，促使他们的头目布勒东终于明白了必须立即终止此类活动。他在《莽撞行为的前景》中写道：
罗伯特•德斯诺斯在许多年中全身心地投身于（从灵魂到个人财产全部投入到）超现实主义的一切出于自动性的活动之中，即从事一切活动完全凭心理自动性，严禁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我从开始担心他的体质抗不住时起，就曾经多次试图阻拦他继续从事这样的实践。是的，我继续相信在这条道路上，在超越我所担心的界限之后，有可能发生精神分裂。
布勒东的确劝阻过德斯诺斯，但有一个问题仍然存在：在相信动作和语言自动性的信徒们参加的一些招魂集会上，德斯诺斯是在装睡吗？
在清醒的时候，无论是在运用语言上还是动拳头，德斯诺斯都相当灵活。
在把德斯诺斯介绍进入“文学”社之后，布勒东把他当做未来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之一。他没有忘记他们的首要目标：达达运动始终是他们的瞄准线。在发起最后冲锋之前，还必须继续进行训练。1922年4月，在巴黎大会失败八个月之后，争论又起。
1922年12月11日，在安托万剧院上演了两部戏：雷蒙•鲁塞尔的《Locus Solus》和一部爱国戏《闲散战》。
布勒东和他的伙伴们仍然是以达达运动的名义，而不是以超现实主义的名义全力支持雷蒙•鲁塞尔。阿拉贡、德斯诺斯、布勒东和其他几个人分散在剧场内的四处。在《Locus Solus》的演出过程中，他们都带头鼓掌，不顾其他观众的责骂，大声地相互呼应，一起向作者表示祝贺。《闲散战》引起了这些超现实主义者的不满，他们同时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阿拉贡在剧场的一侧故意拖长声音大声地喊道：
“德国万岁！”
“打倒法国！”德斯诺斯在另一侧呼应道。
“那又怎么样？”一位演员问道。
“那么都是王八蛋！”布勒东从看台上叫喊道。
整个剧场变得一片混乱。雷蒙•鲁塞尔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此事在巴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结果是一夜之间我就成为无人不知的名人……我的一部作品的名字广为流传。
［摘自雷蒙•鲁塞尔的《我是如何写我的一些作品的》］
于是，他在当年又写出另外两部戏剧《Cocus Solus》和《Blocus Solus或者les btons dans les Ruhrs》。
十个月之后，超现实派再次全力捍卫雷蒙•鲁塞尔的《前线明星》。再次引起在场观众极大的公愤，以至于演到第三幕时只好收场。当一位气愤的观众向德斯诺斯喊叫说“你们都是被雇用来捧场的”的时候，罗伯特•德斯诺斯反驳说：“我们是受雇用来捧场的，而您呢？”啪！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那位观众的脸上。
下一次活动于1923年7月6日在米歇尔剧场举办。这一天，查拉把他所有的朋友都拉来观看一场十分平静但混乱得离奇的节目。他们向观众表演了斯特拉文斯基和“六人团”的作品，朗诵科克托、苏波、艾吕雅和阿波利奈尔的诗，表演舞蹈，放映最新电影和演出特里斯坦•查拉的三幕剧《气心》。
问题是在组织这次活动之前，没有任何人征求苏波和艾吕雅的意见。他们两人都没有预料到能将自己的诗作与科克托的诗作同时在这次活动中朗读。因此，他们出席表演活动时，都带着跟随他们的保镖。
演出开始时，一切正常，秩序井然。但在乐曲演奏结束之后，一个年轻的达达分子皮埃尔•德•马索走上舞台，开始宣读一篇攻击纪德、毕卡比亚、杜尚和毕加索的文章。恰好毕加索和布勒东当时也都在现场看演出。于是，布勒东上台为画家（毕加索）辩护，德斯诺斯和佩雷跟着布勒东也上了舞台。他们两位上前抓住马索，布勒东举起手中的手杖，打在了马索的手臂上，并且发生了骨折。全场向侵犯他人的那几个人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并且将反对的矛头一致转向布勒东。站在远处观战的查拉报了警。布勒东、德斯诺斯和佩雷被驱赶出剧场之后，剧场内才终于平静下来。遗憾的是在短暂的平静之后，查拉的戏剧刚刚开幕，一个与众不同、目光迷茫、金黄色头发的大个子年轻人站起来，点名要求查拉给大家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他为何要把布勒东驱赶出剧场？
刚来的治安警察仍然在剧场内。他们立即向保尔•艾吕雅冲过去，然而，艾吕雅的朋友们和保镖们马上在他的周围筑起一道铜墙铁壁。于是，诗人们和警察动手打起来了。此时，查拉跳上舞台，艾吕雅改变了他的进攻目标，转身扑向查拉，重重地打了他一记耳光。全场群情激愤，斗殴很快扩展到了观众和剧场的工作人员当中，继而扩展到了剧场之外。剧场内外骤然变得一片混乱。第二天，剧场经理拒绝接受新的演出，理由是：搞艺术可以，打架，不行。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17节 保持警觉的瞌睡虫（3）
布勒东对查拉请警察来帮助将他驱赶出米歇尔剧场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不能原谅。在他的作品《漫步》中，他写给达达运动之父查拉的题词如下：“赠给1924年的小说家、五毒俱全的骗子、警察的耳目特里斯坦•查拉。”《漫步》中包括一篇题为《放弃一切》的文章，文章充分地表明作者与达达运动彻底决裂的决心：
放弃一切。
放弃达达。
放弃您的妻子和您的情妇。
放弃您的希望与恐惧。
到森林深处去重新播种。
放弃您的猎物，到不为人知的地方去。
放弃舒适生活和他人为您的未来提供的一切。
迈出坚实的步伐，走自己的路。
［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漫步》］
很长时间之后，布勒东和查拉这两位冤家对头还将见面，但这要等到《超现实主义宣言（二）》发表之时。
超现实主义运动在1924年发生了重大转折。布勒东并不满足于发表他的《漫步》，他也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与此同时，阿拉贡发表了《放荡不羁》，佩雷发表了《永存的疾病》，艾吕雅发表了《永存的死亡》，布勒东当年结识的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法国作家、戏剧家和戏剧演员。发表了《炼狱的中心》。
这个超现实主义小集团除发表了上述作品，在文人界获得一席之地之外，他们在格勒内尔街15号还有一个“超现实主义研究办”。这个办公室每天下午四点半至六点半开门办公。不久的将来，他们要在雅克-卡洛街开一个陈列室，由想像天才罗朗•蒂阿尔主持领导，遗憾的是他从不写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即将创办一份杂志《超现实主义革命》。首期将在社长皮埃尔•纳维尔和邦雅曼•佩雷的主持下，于1924年12月份出版。
1924年也标志着安德烈•布勒东生活的重大转折。这一转折与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小说家，1921年10月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逝世以及超现实主义者们针对这一事件制造的丑闻有关。
布勒东憎恨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他曾经在他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中写道：
他吹嘘说他的写作风格清晰明了，但在阅读他的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丝毫也体会不到这一点。特别令我们反感的是他过重的怀疑心理……在做人方面，我们认为他十分不光明正大，这一点是最令人鄙视的：他吹嘘自己在调解左派与右派的痛苦方面做了所应该做的一切。由于获得过多的荣誉和生活在无忧无虑之中，他在道德上堕落了。
在举行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葬礼的时候，阿拉贡、布勒东、艾吕雅、德尔泰伊、德里厄和苏波发表了异常激烈的诽谤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文章：《一具死尸》。布勒东还特别在题为《拒绝埋葬》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应该将除掉这不吉利的三个人——洛蒂Loti（1850—1923），法国小说家。、巴莱斯和法朗士的这一年标上白色标记，因为他们分别是白痴、叛徒和奸细。
阿拉贡愉快地紧接着布勒东问道：你们扇过一个死人的耳光吗？
我坚持把欣赏阿纳托尔•法朗士（France）的所有人全部看成是堕落的人。在思想方面，他简直是一个可恶的江湖骗子。法国人民高兴地将法兰西（France）的名字借给他用，而他却给他们带来如此大的耻辱，平心而论，他对得起这个名字吗？……有的时候，我真想用一块橡皮将人类的这一污垢擦去。
集体抨击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文章让安德烈•布勒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是这些极其激烈的攻击性文章，使他失去了占据多年的工作岗位。而正是因为他占有这一岗位，他才得以出席了在德鲁奥举行的卡恩维莱收藏画的拍卖会。在那次拍卖会上，他利用职务之便不仅给自己购买了许多著名的绘画作品，而且还给雇用他完成这项使命的一个人买了许多。这是一个在许多年中使得蒙巴那斯的大多数艺术家（包括画家和诗人）得以生存下去的人，他就是大力资助文学艺术事业的时装大师雅克•杜塞。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18节 艺术缝纫大师（1）
直至月底，我一直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只好到田地里度日如年地煎熬着，躺在草丛中不停地吸烟，不停地胡思乱想……多亏了杜塞先生，我才得以有了今天。
布莱斯•桑德拉斯
1924年的时候，雅克•杜塞先生已经不算太年轻，而且对高档时装也已经没有多少兴趣，再加上他也讨厌人们把他当做时装师傅。的确，他曾经是，而且一直是“美好时代”妇女的伟大救星。是他在为她们制作的服装中引进轻薄透明的织物、花边、打褶和刺绣，是他决定不能继续把妇女们禁锢在人工制作（支撑裙子用）的铁圈和紧身胸衣当中，是他为她们制作出了花样翻新的贴身、凹领、能够体现妇女美丽身段的连衣裙。
他那个时代最高贵的妇人们都穿他制作的时装。他制作的时装表演会的确是真正的艺术展示。每个星期天，那些公爵、伯爵小姐太太都爱到隆尚赛马会上展示他为她们制作的色彩鲜艳、柔软轻便、手工精细的漂亮服装。许多艺术家都是他的朋友，萨拉•贝纳尔Sarah Bernhardt（1844—1923），法国剧团团长兼戏剧演员和电影演员。和雷雅娜Réjane（1856—1920），法国戏剧演员。都是他的知心朋友。然而，他的惟一愿望却是出售他的服装店。因为他虽然是时装大师，但他首先是一位收藏家。尽管表面上看不出来，其实他实际上有点儿异常。他相貌英俊，穿着讲究，银灰头发，胡须柔软、修剪整齐。他腿上带护腿套，脚上穿闪闪发光的靴子：传说他使用特殊的上光漆，并且每天脱下鞋子后都把它们放进炉子里烤。
尽管他同巴黎的大多数文人都有来往，但由于他性格比较粗暴，朋友不多。然而，他是个感情丰富、多愁善感的人。遗憾的是，他的爱心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而时刻感到十分孤独。他爱过一个年轻姑娘，但遭到拒绝；爱上了第二个姑娘，当她还没来得及接受他的求爱，便去世了；后来他爱上一位已婚女子——R夫人，他打定主意要劝她离婚。在他计划送给未来新娘的礼物中，有他已经让人开始在布洛涅森林附近的斯蓬蒂尼街修建的一座私人公馆。当他漂亮的心上人终于同意答应他的求爱时，雅克•杜塞购买了大量拉图尔、弗拉戈纳尔和布歇的油画、瓷器、中国的小摆设，再加上他原有的华托、戈雅和夏尔丹的油画、雕刻作品以及一百来件18世纪的作品（1906年德鲁奥第一次大拍卖时，大师已经购买了上述作品收藏起来），无疑，新娘将拥有一座博物馆似的公馆。
令人遗憾的是，这位R夫人从未来过这座梦幻般的宫殿。因为在她丈夫终于同意她离婚请求的前几天，她突然去世了。
杜塞从此一蹶不振。1912年，他卖掉了全部收藏品。他决定把由此获得的700万金法郎用来修建一座艺术图书馆。
从1909年起，他在斯蓬蒂尼街私人公馆的对面租了一座房子，在里面集中存放经过他精心挑选购买到的一些稀有手稿和出版物。他雇用了艺术评论家勒内-让协助他工作。他扩建了这座房子，它后来成为法国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在大战期间，先后由安德烈•苏亚雷斯、安德烈•布勒东和玛丽•多尔穆瓦负责管理这座图书馆。雅克•杜塞最后将它遗赠给了巴黎大学。
收藏家杜塞处处表现出他的慷慨与大方。一天，他参加在其时装店举办的试衣活动，一位顾客大声地嚷嚷道：“我一旦听到《特里斯坦》的曲子，我就欣喜若狂，就可以随便别人怎么摆布，他们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好极了。”时装大师自言自语道，心想这下可找到知己了。
历史书中没有记载杜塞是否喜欢瓦格纳，但他为这位女顾客摆设筵席盛情招待了她，这就足以体现他是多么尊重这位女顾客。他租了一套房子，在里面布置了十分考究的家具摆设，并且请了女音乐家。她来了。贵客刚刚关上客厅的门，优美的乐曲就在隔壁房间响起。
“请您来看。”杜塞说。
他拉着自己不久之后的意中人进了一间房间，那里有一些音乐家正在演奏《特里斯坦》的片段。那里的气氛像在天堂。
杜塞对在大战期间和大战以后资助的艺术家们也表现出同样的慷慨，完全如同对他的美人儿一样。他要求他们每人送给他一份礼物。他要的不是人，而是他们的作品。因为他不仅仅收集初版书籍和手稿，无论这些手稿是何等的稀少（例如波德莱尔、兰波、夏多布里昂、魏尔伦、马拉美、福楼拜、克洛代尔、雅姆、纪德的手稿），也希望他资助的作家和诗人为他写些东西。
杜塞在他最先接触到的文人中选择了安德烈•苏亚雷斯，交给他一项任务：每星期给他写一封信，内容是有关现代文学或者当前形势。1916年，皮埃尔•勒韦迪经常写涉及那个时代艺术运动的文章，每篇可以获得酬金50法郎。《南北》杂志创办之后，杜塞不仅从物质上给予支持，而且经常给他提出大量的建议。正是在杜塞的督促下，勒韦迪把让•科克托从该杂志编辑部开除出去。但这也并不妨碍在谈到雷蒙•拉迪盖接受杜塞的帮助（每个星期写一篇专栏文章，得酬金50法郎）的时候，让•科克托对拉迪盖说：“嘿，是我的那位老朋友杜塞啊！”［摘自弗朗索瓦•夏蓬的《雅克•杜塞——资助艺术的艺术》一文］
安德烈•萨尔蒙发表他对文学的观点也获得酬金，马克斯•雅各布也一样。雅克•杜塞也希望从雅各布那里得到有关文学艺术前卫战士的最新消息。他经常可以从雅各布那里得到消息，但不是他希望得到的。诗人向他详细报告：勒韦迪和迭戈•里维拉在拉彼鲁兹家里打架斗殴的经过：《蒂雷亚斯的乳房》的上演引起的纠纷；作曲家埃里克•萨蒂与评论界的冲突等等。马克斯•雅各布向资助人杜塞坦率地表露他对文学和诗歌方面的爱好与厌恶。但当杜塞要求他谈论毕加索时，他却决不向其资助人的要求让步：
我没有写过任何有关毕加索的东西。他对人们写他十分反感，他对别人的不理解和泄露他人秘密的行为十分厌恶。我非常崇拜他、尊重他，也非常感激他，我决不做任何令他不愉快的事情……有些朋友靠他的名声度日，但我相信将来总有一日……咱们看吧……
［摘自马克斯•雅各布的《通讯录》］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19节 艺术缝纫大师（2）
马克斯•雅各布出售给杜塞几部书的手稿：《围困耶路撒冷》、《摇骰杯》、《基督在蒙巴那斯》，有些是原始手稿，有的是重新抄写的。雅各布建议杜塞去找阿波利奈尔和名声小一些的作家或者一些穷困画家。马克斯•雅各布缺钱时，会毫不犹豫地去向他的资助人提前支取稿费。为了表示感谢，他送给资助人一些水粉画。
杜塞也找布莱斯•桑德拉斯。那个时期，后者恰好经常身无分文，连吃饭都成问题。他常到《法国信使》送一些诗作。一旦对方接收了他的作品，桑德拉斯就提出预付一点儿的要求。
对方总是差点儿背过气去似的惊呼道：
“预付什么？”
“钱，请您行行好吧。”
气氛立即变得紧张起来。桑德拉斯的脸涨得通红。
“先生，您要知道，《法国信使》报社是从来不给诗词作者预付款的。”
“那没有关系，您就把它改成散文吧。请您无论如何给我六个生丁吧。”作者耸耸肩膀争辩说。
他没有拿到钱，但无人知晓他是否将其作品留给了报社……
据悉，在不久之后，雅克•杜塞的仆人来拜访了桑德拉斯，并且向他转达了其主人的建议：每月给他写一封信，作为交换，他每月可以得到100法郎。他感觉这笔买卖简直不可思议，他在《上天的赐予》中写道：
那时杜塞先生也不是我的朋友，没有任何理由给他写信，再说对他说些什么呢？……我甚至没有资格认识他。
于是，他作出了否定的答复。桑德拉斯写了一封拒绝信。这简直是一份礼物，因为对于收藏家杜塞来说，这是一封不用付酬金的免费信件。桑德拉斯在这封信中提出了一个反建议：他同意为杜塞写一本书，条件是每月交付一章。
杜塞的仆人回到斯蓬蒂尼街杜塞的公馆。接着他又返回桑德拉斯家，在他的桌子上放下100法郎和一封信。信中表示他们的买卖成交了。作为答复，桑德拉斯又给杜塞写了两封免费信件！诗人进一步明确了他们合同的具体条款：这是一本小部头的书，用12个月完成，每月多少页，每页多少行，每行多少字；每月1日预付当月酬金；版权归作者所有。《通晓天文、自然和占卜的高卢僧侣》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桑德拉斯说，他与杜塞只在这一件事上打过交道。
安德烈•布勒东同其他大批人一样，也得到了这位时装大师的鼎力相助。1920年12月，他被聘用为杜塞图书馆的管理员。任务是选择他认为符合他那个时代敏感性的著作和向他这位70岁的老板传授现代艺术。于是，他将会让其老板购买下《阿维尼翁的少女》（花了2．5万法郎）、卢梭海关的《玩弄蛇的人》(图58)以及德朗、德•契里柯、修拉、杜尚、毕卡比亚、恩斯特、马松、米罗等画家的作品。
1922年，布勒东向雅克•杜塞提议扩建图书馆，并且自作主张聘任了阿拉贡，二人共同制订一个扩建计划，其宗旨是收集和购买传统文学和官方文学不接受或者不知晓的文学作品。除了他们已经接纳的洛特雷阿蒙和雷蒙•鲁塞尔的作品之外，他们二人提议该图书馆向帕斯卡尔Pascal（1623—1662），法国作家和哲学家。、康德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黑格尔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费希特Fichte（1762—1814），德国哲学家。、柏格森、萨德Sade(1740—1814），法国著名作家。、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纳Restif de la Bretonne（1734—1806），法国作家。、苏Sue（1804—1857），法国作家。、雅里和达达等人的作品开放。他们还向杜塞建议购买让•波朗、特里斯坦•查拉、保尔•艾吕雅、邦雅曼•佩雷、罗伯特•德斯诺斯、雅克•巴龙和乔治•兰布尔等作家的手稿。
布勒东毫不掩饰他的雄心壮志。他想帮助他的朋友，而且确实做到了。杜塞很喜欢阿拉贡，同资助其他人一样，也资助阿拉贡。他说服作家寄给他《巴黎的农民》一书中一些篇章的手稿，并且获得了阿拉贡有关文学的两封信。家住在巴黎讷伊-帕西区的这位服装大师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为这一帮年轻文人维持生计默默地做着无私的贡献。然而，这些放荡不羁的年轻文人却经常在巴黎的许多街区内制造一些恶作剧，不断地引起社会各界的议论与公愤。
在阿纳托尔•法朗士去世时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杜塞与艺术家们之间田园牧歌式的日子在1924年突然发生了变化。面对他的年轻朋友们的猛烈抨击，雅克•杜塞利用他当老板手中的“橡皮”，一举抹掉了他同超现实主义者们之间的一切联系，中断了他们之间的全部合同。据布勒东说玛丽•多尔穆瓦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是有人告知杜塞说他的朋友们在背后对他不敬，散布了大量冷嘲热讽、令人生气的言论。在听到这些令他伤心的消息之后，他召集所有超现实主义派成员到他的办公室，宣布他将付清欠他们的全部钱，但除阿拉贡之外，他与其他人之间的合作从此中断，不再继续。
1926年，阿拉贡爱上了居纳尔海洋运输公司女继承人南希•居纳尔。南希的母亲是英国王宫的常客，这一背景给杜塞服装大师的事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条件。于是，杜塞给阿拉贡的月薪增加了一倍，同时要求他随时向他提供巴黎上流社会的年轻人何时喜好从事何种娱乐活动等方面的消息。阿拉贡在杜塞手下从事此项工作直至1927年。阿拉贡加入法国共产党之后，由于政治观点各异，就彻底中断了同雅克•杜塞的联系。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20节 艺术缝纫大师（3）
再晚些时候，安德烈•布勒东承认服装大师兼收藏家的雅克•杜塞道德高尚。大师在他生活的各个困难时期，都给了他慷慨而且无私的帮助（例如他1921年结婚时，杜塞给他送礼，出钱让新婚夫妇去旅游，而且为他能够养活妻子，还给他增加一倍工资)。但他在赞美其恩人的时候，又有意识地降低调门：
因为我不认为这涉及职业机密，而且我认为在当今社会搞清楚艺术家与业余爱好者之间的关系不无好处。请允许我在此指出，这笔资助款并非完全是为了年轻艺术家们的利益而授予的。
［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
在布勒东讲的故事中，还有更加有损于杜塞形象的内容呢！例如：是布勒东本人劝说收藏家（而并非他本人自愿地）买下在独立派画展上展出的一幅马克斯•恩斯特的油画。这幅画画的是在五个类似的花瓶中插着五束类似的花束，标出的售价为500法郎。但据他说杜塞当时建议说：“请您让画家给我们只画两个花瓶吧，我只出两百法郎。”
据皮埃尔•卡巴纳说，一天，布勒东带领服装大师到他家里去买一幅静物画。画家从衣袋中取出一个卷尺，量过杜塞大师十分渴望得到的那幅画之后，对他的拜访者说：“如果按精确到平方厘米的程度计算的话，这幅画卖4000法郎。”杜塞二话没说就离去了。
又有一天，杜塞对马松的一幅微型画说：“这幅画上缺点什么……”他手捋着胡须嘀咕了好半天，突然似乎有了重大发现似的大声嚷嚷道：“我必须去要求画家在上面加点儿东西……一只鸟！对了！增加一只鸟，这幅画就十全十美了！”
阿拉贡对他的资助人杜塞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在他的剧本《奥雷利安》中，他将杜塞叫夏尔•鲁塞尔，并把他与一个叫贾莫拉（他不是别人，而是毕卡比亚）的画家作比较。人们不难发现，他在小说中描写了后者不少怪癖：热中于社交生活，乐于接待“名赛马师、公爵夫人、文人学者、游手好闲的有钱人、各界美人、象棋手和外出旅游时在大西洋轮船上结识的人”。［摘自1944年出版的路易•阿拉贡的剧本《奥雷利安》］
在同一部戏剧中，作者将前者描写成一位穿着时髦标致的美男子：“梳妆打扮得像只鬈毛狗，穿着考究到引人注目的程度。”该剧中未把另外一个诗人梅内特雷尔（原形是布勒东）描写得那么标致，而是侧重描写他在超现实主义者们制造的一次丑闻中扮演了不受欢迎的角色。这出戏讲述的是一群“不喜欢科克托”的人们如何破坏科克托的一出戏剧演出的故事：在一阵短促的对骂打斗之后，梅内特雷尔（布勒东）鼻子受伤，领带上到处是血；夏尔•鲁塞尔（杜塞）立即带他到了一家酒馆，圆睁着贪婪的眼睛，气愤地对他说：“你是否可以就今晚发生的如此奇特的事件给我的图书馆写篇东西呢？我手里已经有了剧本的手稿，是我向科克托买过来的……我将把你写的东西附在剧本上……”
阿拉贡和布勒东一样，时不时地也对他们本该无限感激的恩人表现出不够尊重。那时，从基斯林、桑德拉斯、安德烈•萨尔蒙、马克斯•雅各布、阿波利奈尔、拉迪盖、科克托到德斯诺斯之间都互相传话，说可以从雅克•杜塞那里得到大量慷慨的资助。于是，他们的大多数人都以极其谦恭的态度给这位先生写卑躬屈膝的信件。
尽管桑德拉斯说是杜塞先派了他的仆人来同他联系的，但这是吹嘘。事实是桑德拉斯于1917年亲自给杜塞写信，为完成他的小说《世界末日》向杜塞要求赞助他500法郎。他还提议以向大师赠送他1912年撰写的《纽约的复活节》一书的手稿作为交换条件。在这之后，他们之间就《高卢僧侣》达成了协议。因此，事实并非像桑德拉斯所说，他们之间只有一笔交易，至少有两笔。而且绝对不是桑德拉斯自己决定交易的条件，甚至在第一笔交易中，他要500法郎，杜塞也只给了150法郎。桑德拉斯在他的《分天》中一直将杜塞称为“老来俏”，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给恩人的信件中对他给予的慷慨帮助感激得五体投地。任何人都没有像他那样活灵活现地描写雅克•杜塞的图书馆：我们看到他陪同老板在装满书籍和信件的一大堆一大堆由书箱组成的迷宫中艰难地跋涉；他在认真地听老头子不停地抱怨收到的东西太多了，最后以十分遗憾的口吻感叹道：“他们还会继续不停地写下去呢！”
其实这是桑德拉斯在感叹，而不是杜塞。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21节 服装师与摄影师（1）
同许多法国艺术家一样，俄罗斯的芭蕾舞美得令我吃惊，因此它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保尔•普瓦雷
巴黎时装界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很快，杜塞的霸主地位就被一些更年轻的服装师取代了。杜塞于1924年卖掉了他的时装店。这些年轻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保尔•普瓦雷。他把更加鲜活靓丽的色彩——绿色、红色和蓝色引进了时装，彻底改变了他的前人长期采用的淡紫色和玫瑰红的古板传统。他彻底地让妇女摆脱了紧胸衣的束缚，推出了乳罩，发展了更加贴身的连衣裙。
曾经拜雅克•杜塞为师，经过雅克•杜塞的培训才出师的保尔•普瓦雷也出钱资助文学艺术事业。其成就也可以与他的前辈媲美，他对法国的文学艺术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保尔•普瓦雷因给雷雅娜制作了一件丝网眼珠罗纱黑色大衣而首次扬名法国时装界。普瓦雷为自己的未婚妻设计了一些服装式样，但其未婚妻却拿着他设计的图纸到另外一个女服装师处制作服装。雅克•杜塞决不原谅保尔•普瓦雷的这种做法，于是普瓦雷彻底离开了他的大师雅克•杜塞。
在自由之后，普瓦雷很快就腾飞起来了。他在圣奥诺雷区购买了一座漂亮的别墅，开始为上层，特别是上层的夫人、女士和太太们制作高档时装。
保尔•普瓦雷对他那个时代的艺术绝非无动于衷。在立体主义作品与芭蕾舞之间，他更热爱芭蕾舞，并且他的艺术创作也受到了芭蕾舞艺术一定的影响。但是，保尔•普瓦雷天生十分自负，爱吹牛，他时刻不忘向人指出他早在巴克斯特先生之前就已经名扬天下了。
在蒙马特尔处于艺术的鼎盛时期时，保尔•普瓦雷就开始经常光顾艺术家们居住的“洗衣船”。正是他鼓动到他那里的漂亮女顾客们到马克斯•雅各布的陋室去。雅各布在陋室内为一些大名鼎鼎的夫人用纸牌算命。而普瓦雷本人呢？他邀请一些衣冠不整的艺术家参加他组织的豪华盛会。他也利用类似的机会，大肆宣传他的理论：时装与其他艺术一样，同样是一种艺术。而阿波利奈尔给予他的回答是：时装如果是艺术的话，也只能是一种低档的艺术。
他们二人在口头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普瓦雷的心中十分不服。
然而，保尔•普瓦雷对马克斯•雅各布备感亲切，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十分特殊的感情。做一切事情、所有的决定：选择什么颜色的领带、什么颜色的袜子，每天的时间如何安排等方面，保尔都征求马克斯的意见。他向马克斯•雅各布建议，在昂坦街的私人公馆上演他编写的戏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毕加索的《阿维尼翁的少女》就一直在那个公馆内展出。保尔•普瓦雷在自己的周围编织成了这个上层社会网。这给马克斯•雅各布提供了方便，使得在他身无分文、处于绝境的时候，知道该向谁求助。
在他的朋友中，诗人（马克斯•雅各布）对保尔•普瓦雷的评价并非十分高。他批评时装师不喜欢他的朋友们，而且在艺术方面表现得过于保守。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有一种现象十分奇怪，他欣赏在“洗衣船”见到的一切，但却未加入立体派：
我对毕加索的探索并不陌生，但我始终把他的那些研究看成是只限于在画室内的练习和一些思想的探索。这些研究和探索既不该超越艺术家的圈子，也本不该走上社会与公众见面。
［摘自保尔•普瓦雷于1930年发表的《用艺术武装时代》］
保尔•普瓦雷的伟大力量来自将各种艺术糅合在一起。
保尔同舞蹈演员伊莎多拉•邓肯关系密切。她的两个孩子去世之后，伊莎多拉•邓肯向普瓦雷透露了她头脑中设想出的一项计划：她希望能有一个男继承人，他应该具有一个天才诗人应该具有的健壮优美的体魄和超群的才智。
“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法语作家，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普瓦雷惊呼道，因为前一天晚上，他恰好刚刚读过他的一部作品。
伊莎多拉•邓肯立即跑去找到梅特林克，并且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同意和她有个孩子。作家果断地拒绝了，因为他已经结婚，而且那样做会惹出许多的麻烦事。
普瓦雷也想到了马克斯•雅各布，但他未对伊萨多拉说出他的名字。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在同毕加索断绝来往之后，到保尔•普瓦雷的时装店工作过一段时间。她向保尔•莱奥托透露说普瓦雷的商店白天也接待妓女和嫖客，并且抱怨保尔•普瓦雷对外十分和蔼可亲，而对待自己的员工却十分恶毒。他惟一的长处就是他收藏的先锋派绘画作品的确是巴黎最漂亮的。
一位年轻的美国摄影师十分欣赏他的收藏品。1921年秋天的一天，他手捧装有其摄影作品的纸箱子，来到普瓦雷在昂坦街别墅的正门前。是加布里埃尔•比费-毕卡比亚派他到服装大师家里来的。
一位身穿门卫制服的人站在花园门口，显然是已经等候了很久的门卫。这位摄影师向门卫说出自己的名字。他被带进大门，沿着草坪中开辟出的弯弯曲曲的小道缓慢地边看边向前走去。他见到面前碧绿的草坪上种植有许多藏红花，在花园的中间到处散摆着一些色彩鲜艳的桌子和椅子，好像进了王宫——凡尔赛宫。
来访者登上石头台阶的三级阶梯，看见台阶的两侧摆放着两只青铜母鹿。这是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维苏威火山脚下的庞贝罗马古迹遗址运来的。他从朝内开着的十扇门中的一扇进去，一脚踏上一块栗色地毯，地毯由排列在两侧的许多水晶枝形吊灯照得通亮。地毯的尽头是一级敦实宽厚、经过精心雕刻的石头台阶。
一位年轻侍者带领他乘电梯上了二楼。美国摄影师沿着一道走廊向前走着，两侧是无数的试衣间。在走廊的尽头，他进入一间大厅。大厅的中央耸立着布朗库西雕刻的一座雕像。一些夫人太太们正在那里唧唧喳喳地对一个人体模型穿着的一件新连衣裙评头论足。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22节 服装师与摄影师（2）
摄影师走到一位传令员身边，向他说明他与普瓦雷先生有约会，问如何才能见到他。对方回答说：“请跟我来。”
他们穿过一个又一个大厅，走过一道又一道走廊，慢慢地终于到了一间办公室的门前。而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
请注意！危险！
在敲门之前，必须三思而后行，仔细考虑好：
“是必须打扰他吗？”
在让人通报之后，美国摄影师被带进一个房间。一位男子站在那里，他身穿金丝雀黄色衬衣和条纹裤子，蓄着尖细胡须，头顶稀稀拉拉地已经没有多少头发了。美国摄影师将手捧的纸箱子放在办公桌上。服装师打开箱子，仔细地看了一遍后，对客人说：
“好吧。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你拍摄过时装照片吗？”
“从来没有，但我很愿意试试。只是我没有摄影棚。”
“谁和我工作，都是在我这里干。”普瓦雷把手一挥，指着他的办公室、所有的花园以及远处的第二座别墅，冷冰冰地回答说。
“摄影师就必须在现场工作……你有所需要的器材设备吗？”
“我缺一间暗室。”
“我们将借给你一间用。”
摄影师被允许在他们下班之后，拍摄一些人体模型的照片。
他在别人下班之后，返回来拍摄了一些照片。接着回到他在巴黎住的一家黑咕隆咚的旅馆里，把那些照片冲洗出来，立即送去给普瓦雷看。
服装师惊叹道：“太漂亮了！”
美国摄影师抓住这个时机，大胆地问：
“您付我多少钱？”
听了这话，普瓦雷惊讶地做了个鬼脸，回答道：
“我从来不付摄影师钱！……这是画报社的事情！”
“可我是刚到法国，不认识任何人啊！”摄影师的话几乎是呼喊出口的。
此时，普瓦雷也表现得相当慷慨。他买了这位美国人的几张照片，付给他200法郎。
当时他的财富已经开始枯竭，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全部耗尽。他其实是银行、税务官员和“社会主义威胁”的受害者。20年代中期，普瓦雷帝国彻底崩溃，他只好离开巴黎，到巴黎远郊区的一所小房子里过起了隐士的生活。他整日抱怨周围的一切，甚至整个地球，并且考虑将他的情况上告到世界人权联盟。最后由于担心“这个机构沾上共济思想，也失去了独立性”而放弃。
普瓦雷一直保留着一个朋友，即他的医生。一天，这位医生来找美国摄影师，要求他陪同他到保尔•普瓦雷家里去一趟。处在绝望之中的时装大师写的一部回忆录即将发表，急需一张照片。
为表示对他给过200法郎的慷慨举动的感谢，摄影师不辞劳苦，甘愿为他跑一趟。普瓦雷盛情地接待了他。把他仅有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招待摄影师。他们一起吃，一起喝，一起去散步。他们天黑回来的时候，由于他房间的灯光过暗，已经无法拍照。他们只好抱着无限的遗憾分手。
几天之后，曾经充当他们中间人的医生来到美国摄影师家。摄影师猛然发现医生和处于鼎盛时期的普瓦雷有某些相似之处。他随便玩儿着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
当二十年之后，经过多年的积怨和极端偏执心态的折磨而瘫痪在床的普瓦雷去世时，一家周刊杂志问这位摄影师，在他的档案中能否找到死者的一张照片。摄影师将医生的那张照片寄给了这家杂志社。于是医生的照片被刊登出来，成了一篇描写保尔•普瓦雷——他的生平、他的成就的文章的插图。除了美国摄影师和医生之外，没有任何人发现其中的奥妙。
人们始终未能得知那位医生的尊姓大名。而那位摄影师呢？他从1921年夏天起一直居住在法国巴黎的蒙巴那斯，他名叫曼•雷。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23节 没有戴帽子的女人（1）
曼•雷与没有戴帽子的女人
我结识了一个摄影技术高超的美国人……他对我说：“基基，请你别这样看着我！你的目光使我心慌意乱！”
基基
在保尔•普瓦雷家里拍摄了人体模型的那一天，曼•雷回到旅馆他那间陋室之后，立即关闭小小房间的所有窗帘，打开一盏无光化性红灯，着手冲洗底片。他当时手头的原材料少得可怜，只有必不可少的少许化学药剂、两个盆、一些相纸和小用具。
他将相纸浸泡在显影液中。由于粗心大意，衣角一带，一张未感光的相纸滑进了盆里的药剂中。他把那张相纸从盆中取出，无意识地在上面放了一个玻璃漏斗，接着他开了灯。他惊奇地发现，出现了一种奇迹：
在我的眼前，逐渐地显现出了一个图像。此图像不仅仅是周围物体的一个单纯的轮廓：周围物体通过漏斗上与相纸接触的或不接触的各个玻璃面的折射投射到相纸上形成的图像完全变形了，直接对着光线的部分从黑色背景上凸现出来，酷似一座浮雕。
［摘自1986年出版的曼•雷的作品《自动成像》］
曼•雷当时立即将在普瓦雷家里拍摄的照片丢在一边。随便抓起在他手边的任何一件物品：钥匙、手帕、铅笔和线，把它们摆放在经过显影液浸泡甚至未经过显影液浸泡过的相纸上，然后将这一切放在灯光下。他把经过这样处理的相纸冲洗出来，晾干。
第二天，他将这些实验的成果挂在卧室的墙上。同一天晚上，特里斯坦•查拉（他是一年前来到巴黎的）来敲他的门。曼•雷开门让他进来，给他看前夜的劳动成果。年轻的罗马尼亚人立即兴奋极了。他们两位立即动手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大量的物品摆放在相纸上，用灯光照，冲洗，再照，再冲洗，如此轮番地重复着，一直折腾到大半夜。折线照相术就这样诞生了。这一技术的发现使得无相机摄像成为可能。一年之后，曼•雷发表了他的首部折线摄影影集《美妙的画面》，特里斯坦•查拉为该影集题了词。
曼•雷的父亲是一位犹太人，其职业是裁缝。从事摄影之前，曼•雷曾经是画家。他上过费雷尔课。之所以用教育家的名字命名一种课，是因为这种课是由无政府主义事业的支持者创造的，而毕加索一直十分敬仰的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为这一事业牺牲了生命。曼•雷来巴黎之前，也经常去新纽约州先锋派艺术家们活动的地方。他最早去的是位于五号大街291号的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画廊。他正是在这个画廊结识了弗朗西斯•毕卡比亚和马塞尔•杜尚，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
曼•雷自己拥有一部照相机，用来拍摄自己的作品。天长日久的拍摄实践使得他发现了复制黑白照片的丰富技巧，最后他发展到“毁掉原版，只保留复制品”［摘自国家照相技术中心档案《曼•雷》部分］。不久之后，他就认为“绘画只是一种过时了的表现手段”［摘自曼•雷的《自动成像》］，迟早会有一天不可避免地被照相取代。后来在其他的场合，他多次表达过他的这一观点。
在纽约，他到处寻找模特儿，不仅仅是为了创作绘画作品，同时也为了创作摄影作品。一天，他在一家酒吧结识了女雕塑家贝尼丝•艾博特Berenice Abbott，在巴黎，她为曼•雷当了三年助手。，并且为她拍摄了一张照片。曼•雷的《为雕塑家》这一幅摄影作品获得了摄影奖，那也是曼•雷获得的第一个摄影奖。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曼•雷为不少人拍摄了照片：埃德加•瓦莱兹Edgar Varèse，法国作曲家。、马塞尔•杜尚、作家德朱纳•巴恩斯和米娜•洛伊等人。
马塞尔•杜尚第一个离开纽约返回巴黎。曼•雷在凑够旅途费用之后，将他的油画作品和一些达达派东西装在一个木箱子里，带着它登上横跨大西洋的渡轮，紧随他的朋友杜尚之后，也来到了巴黎。杜尚为他在巴黎帕西区的一家旅馆租了一个房间。后来特里斯坦•查拉也下榻在了那家旅馆。这样一来，曼•雷就与巴黎的达达派和超现实主义者们有了频繁的接触，并且同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苏波、德斯诺斯以及其他一些超现实主义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有一天，苏波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为曼•雷从纽约带来的摄影作品组织一次摄影展。在为这次摄影展印发的宣传材料中，达达派介绍曼•雷是一位煤炭商人兼口香糖大王，而且是非常擅长摄影的大富翁。人们不认同拥有这些头衔的摄影师，那次展览未卖出任何作品。于是曼•雷改变策略，开始拍摄毕卡比亚的油画，接着拍摄科克托等一些名人的绘画作品。于是，他立即就名扬四海了。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24节 没有戴帽子的女人（2）
曼•雷在1921年遇见一位年轻女子。她成为他的第一位摄影模特儿。她甚至在后来的许多年内，给蒙巴那斯的整个艺术界带来了重大的启迪与灵感。当时摄影师曼•雷在俄罗斯人玛丽•瓦西里耶夫的陪同下，正在瓦万街多姆和罗童德酒馆旁边的一家酒馆闲聊。酒馆里人很多，十分拥挤。大战之后该酒馆的常客基本上全都来了：生活不十分拮据的画家、美国作家、瑞典舞蹈家、大批的模特儿、波兰人、日本人、俄罗斯人、科克托、从美国回来的朱勒•帕森、一个印第安人头上插着五颜六色的羽毛装扮成牧童、一位鼻子上挂个窗帘圈的保加利亚哑巴，还有一些人化了装，男人赤脚、女人裸露，都准备着要跳舞。远处的一张桌子旁，两位浓妆艳抹、珠光宝气的女子在大声地喧哗。其中一人就是基基，她正在为酒馆服务生以她没有戴帽子为由拒绝为她服务而气愤得暴跳如雷。那位服务生态度温和，但非常坚决与果断。她争辩说酒馆不是教堂，谁想来就来，无论谁来，都应该服务。她接着说：“给我上一杯草莓葡萄酒，给我的朋友也上一杯。”服务生退让了，去叫来了老板。
老板说：“没有戴帽子，就有可能搞混。”
“跟谁搞混，同美国女人吗？”
美国女人都有权进酒馆，不戴帽子也可以进。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不戴帽子，人们有可能认为你是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婊子！”
基基一听，气愤得蹦了起来。一只脚（赤脚）踩在椅子上，另一只踩在桌子上，用一种他人无法模仿的嘲笑口吻、既尖又高的嗓门大声地辩解说她出生于法国的勃艮第省，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她是私生子，富有魅力，但她从来不拿自己的魅力卖钱花。接着，她发誓无论她还是她的朋友，永远不再来这家酒馆。说完，跳下桌子，边用手甩掉周围布置的布帘，边嘴里气哼哼地嚷嚷着：“没有帽子，没有鞋子，也没有裤子！”边朝酒馆外走去。
此时，曼•雷向服务生方向伸出一只手，玛丽•瓦西里耶夫叫两位女子留步。曼•雷说：“请给两位小姐上两杯酒。”
“请到我们这里来坐吧。”玛丽对那两位女子说。
基基顺从地坐在他们的旁边。
“她们是同你们一起的？”服务生问。
“是的。”曼•雷回答说。
“因为我无权为单独的女人服务。”
“……除非她们戴着帽子。”基基纠正他说。
接下来的就是他们几个时不时地碰碰杯，不紧不慢地喝着，聊着。在这家酒馆喝完，又到另一家酒馆。接着又去了一家餐馆吃饭。在餐桌上，他们接着开怀痛饮。
“你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啊！”醉醺醺的玛丽和基基歇斯底里地大声嚷嚷道。
“咱们的美国朋友是个大富翁！大富翁！”
接下来，他们去了电影院，正在上演的影片是《茶花女》。
两位女子坐在大富翁的两侧。基基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痴迷得像个孩子。而曼•雷却在寻找她的手。他找到了，并且紧紧地抓住它。而她却没有任何反应，但也没有抽走她的手。
离开电影院时，曼•雷对基基说非常希望能够为她画像，但因为由于心情十分慌乱，可能画不好。她回答说：她已经习惯了，所有为她画像的画家，第一次都出于同样的心理状态。
“那么，我向你提个别的建议。让我为你照相吧。”
“这可绝对不行。”基基喊道。
然而，第二天，她自己来到了曼•雷住的旅馆，径直地上了他的房间，并且进门就将衣服脱得精光：她要求他为她拍摄裸体照。
曼•雷拍了几张之后，他们下楼一起去了酒馆。他要求基基再来，再拍一次，顺便可以看看第一次拍照的效果如何。第二天，她又来了。他们一起看了前一天的工作成果。接着，曼•雷准备相机，基基脱衣。他坐在床上不动，而她向他扑去。他抓住她的手，她将双唇向他伸去。从此之后，他们俩在一起厮守了六年，从未分开。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25节 雪中天使——瑶基（1）
他只画妇女和猫，几乎不画其他任何东西：瞧，他自己的情妇即将像一个漂亮的乖孩子似的从舞台上款步走来，动作舒缓而富有节奏感，目光空泛，似看非看。
罗歇•瓦扬
正当基基与曼•雷相爱之后首次沉浸在幸福的熟睡之中，一个20来岁的年轻姑娘推开门，进了她在卡尔迪内街单独居住的公寓套房。她圆圆的脸蛋，胖乎乎的身材，栗色头发，黑色的眼睛。三年前父母双亡，她成了孤儿，但父母留下的遗产足够她生活所需，因此她不工作。她名叫露西•巴杜尔。
露西•巴杜尔把刚刚买来的一大包书放在一张桌子上，进到浴室，仔细地去掉口红和脂粉。卸妆之后，抱起那一堆书，进了卧室。一只浑身红棕色毛的小猫跟着她也进了卧室。姑娘钻进被窝，从那些书中顺手挑选了一本题目令她感兴趣的书《坐着的女人》，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在阅读那本书之前，她既不了解书的作者——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也不知道他在书中描写的那个区——蒙巴那斯。读完之后，她觉得那里的酒吧棒极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那么自由自在，那里的气氛与露西•巴杜尔所熟悉的气氛截然不同。她顿时产生了一种无法克制的激情与渴望。
她跳下床，穿上衣服，重新化了妆，抱着她的小猫，离开卡尔迪内街，方向：地铁站。
她在蒙巴那斯站下了地铁，出了站。沿着一条林阴大道径直地朝阿波利奈尔描写的那个不可思议的酒馆——罗童德走去。酒馆里的人爆满，无论是一层还是二层，同样的座无虚席。她彻底失望了，正打算撤退的时候，一帮西班牙人离去，空出了一个位子。她赶紧坐下，好奇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她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见过如此热闹的场面，那些不断地进进出出的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默契、融洽。看得出来，他们都是这里的常客，相互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露西看呆了，陶醉了，对眼前的一切着迷了。
她一直在那里泡到深夜才回家。第二天，她毫不犹豫地又来到了罗童德。这一次，大厅里的人比前一天稍微少了点儿，不只是能看到人们的影子，也能够看到一个个人的脸面了。
例如，刚刚进门的那个人。一位亚洲人，他是一个人进来的，额头上有一撮刘海儿，戴一副玳瑁眼镜，齐臀部的外衣上系着一条布腰带，红白格子的棉布衬衣的下摆从外衣下方伸出。露西透过面纱，仔细地观察着这个人。她心里十分清楚她被那个不认识的人征服了，因为她刚才一看见他，就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传遍了全身。然而，那个人转身走了。姑娘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她向服务生喊了一声，要求给她上一杯饮料，接着要了第二杯、第三杯……一直喝过第六杯，她才有了足够的勇气向别人打听使得她神魂颠倒、不知所措的那个人是谁。她站起身，站到酒馆大厅的中央，问是否有人认识刚才离开的那个日本人。一位她不认识的人站起来，回答说：“请你跟我来。”
此人是位画家。他带领着姑娘到了他家。只用了一会儿工夫，他就用炭笔描画出了那位亚洲人的一幅肖像。
“是他吗？”
“是的。”露西回答。
画家卷起他的画，递给她后，说：
“他的名字叫藤田。你想认识他吗？”
“那当然！请您把我的地址给他。”露西请求道。
接着她写了张字条交给画家，就回家了。她把藤田的那张画像挂在墙上。寸步不离地在家等待了一个星期，然而，她一直未见到藤田的影子。露西耐不住了，再次去了蒙巴那斯。画过日本人画像的那位画家带领她去了藤田画室的所在地——德朗布街5号。藤田见到露西后，赠送给她一把日本扇子，并且约定当天晚上在罗童德酒馆约会。
露西如时赴约。他们两人在一起吃完晚饭后，他把她带回自己的住处。他们整整三天闭门未出。第四天，他们返回罗童德时，露西已经不叫露西了。藤田给了她一个日本名字“瑶基”，意思是“玫瑰雪”（一直到1931年她投入罗伯特•德斯诺斯的怀抱之后，露西仍然保留着瑶基这个昵称）。
她与藤田一起的生活如何呢？可以称做一场噩梦，这是明摆着的。因为藤田的合法妻子是费尔南德。尽管很久以前就已经跟着他人远走高飞，但她仍然不会轻而易举地放弃阵地，给她让位。当藤田在独立派画展上展出《雪中天使——瑶基》时，费尔南德来到展览会上公开向他丈夫的情人挑衅，肆无忌惮地恶毒攻击露西。
20年代的蒙巴那斯是声光的世界。大批大批的朋友在那里相聚，经常是有二三十人，有时两三倍，甚至更多。大家在一起喝呀、唱呀、跳呀，吟诗作画，谈古论今，热闹非凡。
不同的人请客，来宾的数量不同，阶层也各异。
博蒙伯爵在他迪罗克街的私人公馆请客时，所有的接待室、走廊里和楼梯上都挤满了人，楼上楼下都成了舞厅。来宾大多数都是化装后，戴着面具而来，瑶基经常认不出他们：马尔古希化装成农民、凡•东根成了海王星、基斯林装扮为南方妓女……妇女带着鸭舌帽，胸前系着军官的条形佩带；男人们头戴假发，有的化装成白面小丑或者斗牛士，有的穿海军服化装成军人。乔装打扮大王藤田，常常穿着日本袍子来。一天晚上，人们看见他化装成搬运工，全身裸露，背上背着一个笼子，一个女人坐在笼子里。他时而佩戴许多环形饰物，时而戴些硕大的耳环，头上或者包布，或者戴折叠式的高顶礼帽。大家开怀地大笑呀，大杯大杯地喝呀，时而同这个、时而同那个结伴，潇洒地跳呀，无忧无虑，痛快淋漓。
如果不在迪罗克街，就是在瓦托在朱尔-夏普兰街的家。那里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领地。他们每年起码组织一次规模宏大的舞会。每当有这样的舞会，几乎整个蒙巴那斯都参加。类似的舞会在蒙巴那斯经常有，即使这里没有，其他地方也有。人们选择一些工场作坊布置成为舞厅，画家们负责这些场所的装饰，并且在大街上张贴广告，扩大宣传。俄罗斯艺术家联合会经常将他们在比里耶的会所让给艺术家友好救济会（A.A.A.——Aide Amicale aux Artistes），为贫困艺术家组织晚会。人们也参加一种名叫四“Z”艺术的舞会。参加者从美术馆院子开始，到深夜，甚至凌晨，在协和广场或者卢森堡公园结束，并在那里举行结束仪式。每逢周末，喜欢热闹的人们选择星期六或星期天中的一天，有时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两天，聚集在“黑色舞厅”参加舞会。成群结队的人——许多黑人、混血儿、从殖民地回来的大量士兵和越来越多的诗人和画家，疯狂地跳着“比尼纳”（一种起源于安的列斯群岛的舞蹈），尽情地演奏着大锣鼓和单簧管，开怀痛饮潘趣酒和朗姆酒。他们边唱边跳，边喝边叫。
有时候，他们也去蒙马特尔区的红磨坊或蓬皮埃舞厅跳舞，舞毕，到附近比较安静点儿的地方休息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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