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告诉你，我的一位朋友、目前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布莱斯•桑德拉斯的一只胳臂被截了。”
1915年11月6日，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写给玛德莱娜的信中，告诉了她俄罗斯公民弗雷德里克•索塞（又名布莱斯•桑德拉斯）负伤的消息。正是这位桑德拉斯和意大利人利西奥托•卡努多联名号召在法国的外国人参加法国保卫战。
桑德拉斯，不满30岁。他15岁离家出走，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反复多次地去过许多地方：德国、英国、俄罗斯、印度、中国、美国和加拿大，最后于1907年第一次来到法国，第二次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年，最终在法国定居。
他从事过无数职业，同各种各样的民众与各个社会阶层有过接触，他为极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大声疾呼，同时他也是诗人，是爱好游历的诗人。
1912年，当纽约的人们在欢度圣母升天节的时候，处于饥寒交迫中的桑德拉斯进入长老会教堂，目的是可以坐在那里取暖，边听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创世记》。他重新回到自己的房间，也坐到桌边开始写一首诗。写着写着，他睡着了，几个小时之后醒了，继续写，就这样他写了整整一夜。清晨，头脑清醒，他重读了一遍这首在困境中产生的第一首诗，并且赋予了一个题目：《纽约的圣母升天节》。
三个月之后，桑德拉斯来到巴黎。他勉强但勇敢地生活着，同几个无政府主义者朋友共同创办了一份杂志《新人》。他用在王宫剧院组织演出售票的收入资助了杂志第一期的出版。他与一位诗人合租住在圣艾蒂安迪蒙街的一家旅馆。生活仍然十分贫困。他常常在“蜂箱”区游荡，常到“五街角”酒馆喝白酒，与几家杂志社合作，出售几年前搞到的一些原版书勉强维持生活。一天，在“蜂箱”区偶然碰上莫迪利阿尼、夏加尔和费尔南•莱歇。在一次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报告会上，他偶然遇见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金子》的俄语翻译家维克多•塞尔日。
但是，他最大的愿望是结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为什么一定要结识他呢？因为惟有他奋不顾身地为先锋派人士辩护，他认为被怀疑偷窃了《蒙娜丽莎》的人一定是个冒险家。
从美洲回到巴黎之后，桑德拉斯曾经将他的《纽约的圣母升天节》寄给阿波利奈尔，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1912年9月的一天，桑德拉斯从库存出版书店前经过，发现了《异端分子首领》一书。他开始读这本书，对它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身无分文，将书装进衣服口袋后，离开书店。不巧，恰好被一个从书店经过的警察发现。布莱斯•桑德拉斯被抓起来，关进了拘留所。怎么办呢？他写信给《异端分子首领》的作者，要求他到库存书店为他付书款，并且找些关系把他放了。但是，他的信还未发出，他就被释放了。
几个月之后，桑德拉斯在福乐尔酒馆见到了阿波利奈尔（这是米利姆•桑德拉斯为之辩护的说法，其他人的说法是：阿波利奈尔收到《纽约的圣母升天节》之后，要求桑德拉斯来见他）。
阿波利奈尔比《纽约的圣母升天节》的作者大七岁。布莱斯•桑德拉斯见到他的时候，罗伯特•德劳内和他的夫人索尼娅•德劳内都在阿波利奈尔的身边。如果萨尔蒙的话可信，德劳内是因为他使用蓝颜色画红鱼出名的。他完全没有思想，而且从来不苟言笑。阿波利奈尔将他视为“俄耳甫斯教”的大师，而且常常夸奖他与夫人着装打扮的方式十分特殊别致：索尼娅紫色套装，用玫瑰红、蓝色和鲜红色的塔夫绸及珠网纱布料拼成的紧身胸衣；罗伯特蓝色领口的红色大衣、双色皮鞋、绿色上装、蓝色坎肩配红色领带。这一切是战前的事，1914年8月份，德劳内夫妇溜到西班牙去了……
布莱斯首先同索尼娅搭上了腔，他与她之间讲俄语。索尼娅欢迎桑德拉斯去她位于大奥古斯特街的画室参观。当着在场所有宾客包括阿波利奈尔的面，桑德拉斯朗读了他的《纽约的圣母升天节》：
上帝啊！今天是您的日子，
我在一本古书中读到过您受难的英勇壮举，
书中充满了您为普通人操心、努力
和至真至善的循循善诱的教导……
这真是神奇绝妙的杰作：诗的格律完全自由，语言朴实，文笔简练，直接涉及现代世界、现代生活中的城市、街道和人……是对古典象征主义的彻底革命。
阿波利奈尔在他面前折服了（但是如果朗读诗作的这件事真正发生过的话，阿波利奈尔应该早已读过了，因为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桑德拉斯早已将他的诗作寄给阿波利奈尔了）。当时《法国信使》即将发表他的题为《酒精》又名《烧酒》的诗集。他将1898年以来的所有作品集中起来，并按写作时间顺序分类之后汇集其中。后来他突然决定取消所有的标点符号，他认为只要诗的韵律就足够了，无须使用标点符号（皮埃尔•勒韦迪创造出在诗与白话之间插入空白，后来让•科克托在他的《好望角》中也使用了这一方法）。
在校定诗集的清样时，阿波利奈尔在书的开头增加了一首可能是他夏天创作，10月份在汝拉山区加布里埃尔•比费和毕卡比亚家修改的新诗《区域》。首次发表于《巴黎晚会》12月份的期刊上：
你终于对旧世界厌倦了
牧羊女啊
埃菲尔铁塔桥上的羊群今早在叫喊
你对在古代希腊罗马的生活厌烦了
而这里甚至连汽车都好像是陈旧的东西
惟有宗教依然崭新如初
如同机场的航站楼
桑德拉斯的诗作中也含有同样的现代气息（这对阿波利奈尔并不新鲜），也有城市、街道和宗教……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76节 断臂作家（2）
《酒精》一书上市在书店出售，桑德拉斯向阿波利奈尔表示祝贺。同时他的自尊心也受到了一定的伤害：《区域》与他的《纽约的圣母升天节》太相似了。由于桑德拉斯未写任何评价《酒精》的文章，阿波利奈尔生气了。桑德拉斯也以牙还牙，写信给他的兄长（阿波利奈尔）含蓄地责备他没有在送给他这位小兄弟的《区域》一书上题词。这两部作品的撰写到底谁先谁后的问题，对二人间的关系构成了很大的伤害。正因为如此，桑德拉斯对阿波利奈尔十分冷淡。阿波利奈尔千方百计想听到他的解释，但他枉费心机，俄罗斯诗人始终拒绝对他解释。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这样僵持着，谁也无法证明什么，谁也不想证明什么。据雅克•鲁博讲，甚至特里斯坦•查拉有时也委婉地说《酒精》是按照《跨西伯利亚散文》修改的，而且恶毒地说：“你们大家都相信那全部是阿波利奈尔写的吗？不，那里面有桑德拉斯的功劳！”
但有一点是错误的：《酒精》先于《跨西伯利亚》，另外，作者在他的《跨西伯利亚》中还倍加赞扬阿波利奈尔呢：
如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所说：“请原谅，我已经不懂旧诗的写作手法了。”
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桑德拉斯1916年写的《变性十四行诗》使人想到了阿波利奈尔的《Calligrammes（图案诗）》，或者桑德拉斯没有标点符号的诗作是根据《酒精》创作的……
但是阿波利奈尔不是毕加索，桑德拉斯也不是勃拉克。在他们之间无任何共同之处，尽管两位诗人的启迪源泉之间也许有交叉与相似之处，但它们却各不相同（那个时代的现代意识已经通过绘画领域的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阿波利奈尔在创作中显然不需要桑德拉斯，桑德拉斯也不愿意成为阿波利奈尔的敌人。无论怎么说，布莱斯•桑德拉斯后来承认将题目《烧酒》改为《酒精》的诗作是其作者自己单独的创作。
桑德拉斯十分擅长花言巧语，这也许正是他无穷无尽财富的源泉。据美国小说家海明威讲：“只要他没有喝得太多，人们就有兴趣听他滔滔不绝地散布谎言，而不愿意听别人讲真实故事……”
桑德拉斯确实认为继阿波利奈尔之后，卓别林的《断手》和《士兵夏洛》也是受到他作品中的人物比考夫的启发才创作出来的吗？
他确实在马扎兰图书馆为阿波利奈尔（据说他也是为他人所为）抄袭了帕尧特出版社出版的《圆桌小说》吗？
也许吧。
难道确实如同他讲，他曾经是阿波利奈尔的黑非洲艺术品，他为阿波利奈尔撰写了一些言情书籍或者一些历史小说的篇章吗？而勒内•达利兹、莫里斯•雷纳尔和安德烈•比利的确只写了其中的一些片段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阿波利奈尔在1913年的一期《法国信使》上发表的关于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美国诗人。葬礼的文章确实纯属编造吗？阿波利奈尔为此遭受到这份温和派杂志许多读者的猛烈攻击。
这是肯定无疑的……
沃尔特•惠特曼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惟一的诗集《草叶集》在法国的发行量逐年增加，对散文诗诗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一生肯定使与惠特曼有着共同嗜好——旅游、各种各类动物和自由——的年轻的桑德拉斯着迷。他向阿波利奈尔讲述了二十年前诗人之死及其葬礼。阿波利奈尔以这些显得很真实的材料为基础，放手撰写出一首最放纵的抒情诗。文章在1913年4月1日的《法国信使》杂志上发表，人们认为那纯属开玩笑。也许真的是玩笑，但这是布莱斯•桑德拉斯开的玩笑。
《法国信使》杂志叙述了惠特曼为自己组织了葬礼：他组织的不是下葬仪式，而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山珍海味大吃一顿的大好机会。他还请了铜管乐队，准备了大量美味佳肴、大桶大桶的啤酒和威士忌……参加葬礼的人主要是吃喝玩乐的酒鬼，他们中间也夹杂着记者、政治家、农业工人、牧民、小孩儿和大量的鸡奸客……所有这些人全部边跟着灵柩前进，边用拳头捶打着灵柩。葬礼以异常盛大的狂欢酒席结束，被赶来营救的警察拘捕了50人。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77节 断臂作家（3）
阿波利奈尔写的时候不遗余力，读者读的时候也同样不遗余力。但文章却引发了一片抗议声：像《法国信使》如此严肃的文学杂志，怎么可以容忍将艺术家沃尔特•惠特曼描绘成是一个道德败坏、酗酒成性的同性恋者呢？
八个月之后，阿波利奈尔在1913年12月份出版的《法国信使》杂志上发表文章，出面承担了该文章的全部责任。他提醒大家注意他的文章是根据一个目击者的叙述写成，而坚决拒绝透露这位目击证人的名字，仅仅指出“当时一位年轻的天才诗人布莱斯•桑德拉斯在场”。
桑德拉斯确实从头至尾活灵活现地编造了沃尔特•惠特曼的死及其葬礼的整个故事吗？
是的，的确完全是他臆造出来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在他所说诗人的床边看到过诗人。
阿波利奈尔一直十分敬佩桑德拉斯，他从未对桑德拉斯隐瞒过这一点。尽管在他们的关系中有时存在着一些谁也说不清楚的隔阂，其实是由嫉妒引起的猜疑，桑德拉斯也十分敬佩阿波利奈尔。
桑德拉斯在《吊床》中写道：
阿波利奈尔，
1900年至1911年
十二年中惟一的法国诗人，
为什么仅仅十二年呢？因为桑德拉斯于1912年才来到法国……
战后，曾经笼罩在他们二人间的乌云很快被驱散。1918年，布莱斯•桑德拉斯担任文学室主任的警报器出版社发表了阿波利奈尔的《塞纳河两岸的闲人》。布莱斯在他后来的信件中，重新在签字前对阿波利奈尔恢复使用纪尧姆的朋友们都很熟悉的最至真至诚的用语：用我友好的手……
1914年8月3日，即德国向法国宣战的第二天，布莱斯•桑德拉斯报名参军了。一个月之后，他结了婚。又过了几天，他成为巴黎外国军团一团的正式成员。
他在部队为保卫收留他的祖国战斗了一年。起初，与阿波利奈尔、科克托一样，桑德拉斯发现了一个使诗人着迷的新世界。但这样的时间持续不长，因为他不愿放弃他的无政府主义，在军事生活中仍然一味地坚持他的自由散漫、目中无人、对任何事均持冷嘲热讽的批评态度。在他的笔下，什么事都值得他大惊小怪，大加评论：部队经过尚蒂利时，若弗尔Joffre（1852—1931），法国元帅。正在那里俯身在参谋部的地图上与他的部下研究工作；步兵团的士兵迈着有节奏的步伐从街上走过的脚步声打搅了大元帅，他很不高兴；为了不干扰法国军事首长们的军事战略会议，若弗尔下令在市内的街道上铺上稻草……
他所在的团开始重返北海时，他更加起劲地嘲笑指挥官们的指挥才能，并且口出狂言：当时应该迅速进发截断敌人的通道；为了适应更加艰苦的战斗，最好能够就地休整部队；军官们有他们自己的指挥艺术；军事指挥艺术与非军事艺术从来就不是一回事，这一次，这些火车本来应该运输士兵，可是现在让火车陪送士兵上前线，真是岂有此理！士兵们背着行装筋疲力尽地沿着铁路线蹒跚前进，而得到了很好休息的空火车头黑炭似的目光却窥视着艰难地行进中的士兵，多么伟大的指挥艺术啊！
但布莱斯•桑德拉斯能够忍耐一切：侮辱、苦力活、上前线，与敌人面对面地拼。在任何情形下他都能够顶住，因为他的身边时刻还有一位虚无缥缈的小家伙，他很快就会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大人物：莫拉瓦季纳。这是战时他的一位最好、最忠实的战友，因为其他人一批一批地都牺牲了。
1915年9月28日，在香槟省，一枚炸弹击中了作家的手，布莱斯•桑德拉斯失去了右臂。
5月份，在卡朗西战役中，勃拉克头部负伤，而基斯林挨了一刺刀。他们受的伤使他们二位因祸得福。除了无穷无尽的口头安慰之外，他们都被授予了金棕榈战争奖。特别值得高兴的是，许诺将授予基斯林、桑德拉斯以及所有在战壕中战斗过的外国艺术家们一个特别的奖赏：法国国籍。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78节 轻浮浅薄的王子（1）
……在他之前，蒙巴那斯大街的各家酒馆中有的只是派别与派别之间的激烈交锋；在他之后，人们都失去了理智，个个尔虞我诈，使用各种手腕向他人传授他本人的“蒙骗”艺术。
安德烈•萨尔蒙
阿波利奈尔从部队请假，千里迢迢奔赴阿尔及利亚看望他的未婚妻。在玛德莱娜的怀抱中度过甜蜜温馨的两个星期之后，阿波利奈尔返回部队途中经过巴黎，仅仅停留几个小时。返回巴黎的人对他的行为都感到困惑不解。巴黎市虽然也处于战时，但远不是前线。齐伯林飞艇Zeppelin，20世纪初德国人制造的一种飞艇。的确在夜间经常来轰炸：警报拉过之后，这些灰蒙蒙、椭圆形的家伙从巴黎上空约150米的高空飞过。城市四处的防空高炮齐鸣，发誓将它们都消灭。好奇的巴黎人在探照灯光中，有时能够看到飞艇吊舱上高举手臂、手中拿着杀人炸弹的投弹兵。观战的人数并不多，因为家家户户都躲进了地下室，等待着警报的撤销。
另外，挨饿受冻的人不计其数，在后方工作的军人也十分多。据让•雨果讲，莱昂-保尔•法尔格用同一个士官的关系让他的朋友们都复员了。阿波利奈尔把他那些贪生怕死、躲在工厂的同伴狠狠地讽刺挖苦了一番。桑德拉斯对躲避到西班牙和美国的人们也不客气。1915年，德朗与弗拉芒克之间闹了一阵矛盾，他指责弗拉芒克躲在后方不上前线。
那么，那些退伍的人和没有能够参战的人在做些什么呢？
他们在罗童德的奶油—咖啡酒馆里喝酒，在等待战争结束。远离祖国的难民们选择了蒙巴那斯作为临时栖身地，窥视、等待可能发生的革命。
列宁住在阿雷西亚附近的马丽-洛斯街Marie-Rose，位于巴黎十四区。，马尔托夫、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ourg（1891—1967），苏联作家兼记者。（靠从事翻译和在巴黎给游客当导游维持生计）和托洛茨基也都住在那里。后者接受了基辅一家报社（Kievskaya Mysl）的建议，任该报驻法国特派记者。
托洛茨基于1914年11月底来到蒙巴那斯。他先在奥德萨街的一家旅店租了一个房间，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来以后，搬到蒙苏里公园附近的穆谢海军上将街。除完成报社记者的工作之外，他还参与由俄罗斯移民刚办起来的一份小日报的工作。在法国逗留了两年后，他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
托洛茨基经常去罗童德，也常去位于蒙巴那斯大街和拉斯帕伊大街交叉处的巴蒂酒馆。传说阿波利奈尔大力宣扬该酒馆的酒好，有钱人都来这家酒馆聚会，却留下一堆赊账单。
几年之后，这些俄罗斯革命家在法国的逗留受到了猛烈的抨击，甚至在一些讽刺漫画中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例如，弗拉芒克一天在罗童德遇见托洛茨基，后者对他说：
我很喜欢你的绘画作品……但你应该画矿工、建筑工人和劳动人民！大力赞美劳动，歌颂劳动人民！
［摘自莫里斯•弗拉芒克的《去世前的画像》］
大家都承认：不是因为托洛茨基是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1886—1957)，墨西哥画家。的朋友（很长时间之后，托洛茨基到墨西哥投奔了这位迭戈•里维拉），他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才有时间从事艺术领域的事情……
他们之间的有些聚会简直是难以令人想像的。试想一下，列宁、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这一帮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分子在烟雾缭绕、充满乙醚气味的罗童德酒馆，右边莫迪利阿尼在呼喊着反军国主义的口号，左边赤身裹着件大衣的苏丁不停地哼哼唧唧，再远点，那天正在休假的德朗用硬纸板折叠制作成小小飞机，扔得到处都是，甚至扔进了这些先生的酒杯……那是一种什么景象。
马克斯•雅各布到艺术家们泡时间的此类地方，还有点儿具有实际意义的事。
1916年的一天，诗人（马克斯•雅各布）推开门，进到罗童德。他向在那里的所有人讲述他最近做了些什么：他在巴黎北郊的昂基安当了一个月的救护车司机；在一个漂亮的花园中哭哭啼啼的母亲和妻子们中间待了三十天；由于伤员不多，他利用空闲时间整理了他的诗作和手稿，为今后发表他的著作做准备。
接着，他自然而然地谈到毕加索。他小声地抱怨他。因为爱娃患结核病数月之久，医治无效去世，毕加索正在服丧期间。他们少数几个人送她到墓地，包括胡安•格里斯。这一切都十分令人痛心，于是马克斯•雅各布不断地喝酒，大量地喝酒。喝醉之后，雅各布常讲一些无聊的故事，说他和送葬队伍中的马车夫已经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人们都谴责他不知道自爱。
毕加索对雅各布非常不满。马克斯为他付出那么多，现在他却十分痛恨马克斯•雅各布。
在酒馆大厅的另一端，一位年轻人一直竖着双耳，专心致志地为毕加索窥听着周围人们的谈话。
他坐在吧台、老板利比翁的对面，摇晃着他那系至脚脖子的飞行员皮鞋，笔挺笔挺的红裤子上挂着黄皮小环，配上黑色上装，效果特别好。他的衣袖上装饰着白色花边，手中漫不经心地摇晃着他那顶淡紫色的头盔。
他从战场回来，首先被派往巴黎军需处，后来被调往由艾蒂安•德•博蒙指挥的救护队，他感觉这份工作棒极了。
刚刚推开门进了罗童德酒馆的弗拉芒克，经过厅中央时就认出了科克托活跃而优美的双臂。
他径直地走到萨尔蒙和卡尔科身边，他们正并排坐着，一边端详着那位尊贵的士兵，一边说笑。
弗拉芒克小声地说：“他是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的精神之子，但被寄养在安娜•德•诺瓦耶家里。”
萨尔蒙举起他的酒杯。
“为沙龙中的阿里耶尔干杯！”
卡尔科与他碰杯。
“为老年妇人们的红人干杯！”
接着补充说：“为香喷喷的理论家干杯。”
“为轻浮浅薄的王子干杯！”弗拉芒克最后说。
这是五年前（即1910年）科克托发表的一本书的题目。这本书几乎没有受到塞纳河左岸的画家与诗人们的赏识。因为他们讨厌右岸的花花公子们搞的任何东西，哪怕他们脱离原来的党派。科克托本人强行加入一个不愿意接纳他的圈子，在那里扎了根，而且成为几乎所有人的知己，但前些年的现实没有得到丝毫改变：他仍然被人看做局外人。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79节 轻浮浅薄的王子（2）
弗朗西斯•卡尔科承认科克托的一大功劳：“如果没有让•科克托，谁能相信那些冒充高雅的人竟然能够接受立体主义呢？”据菲利普•苏波说，阿波利奈尔不怎么欣赏他，他说过：“你们不要轻易相信科克托……这是个善于弄虚作假的人，是个变色龙。”勒韦迪认为科克托是一个“反诗人者”，另外他“有暴露心里秘密的嗜好、爱模仿、有成就狂，是个狡猾的骗子”。安德烈•萨尔蒙对科克托的评价比其他人都更加严厉，更加不讲情面，他写道：“从右岸过来之后，他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与速度，哎！出租车！争取从此再也不在右岸出现。在他满口精细地道的方言令整日泡在罗童德奶油—咖啡酒馆里的人们折服之后，诗人……走了。”［摘自安德烈•萨尔蒙的《蒙巴那斯》］
马克斯•雅各布也批评科克托，科克托也鸡蛋里挑骨头，挑雅各布的刺：《摇骰杯》的作者是一位“天主教暴发户，是个事事插手的温柔而肮脏的人”或者“是厕所里的让-雅克•卢梭……”然而，这并不妨碍两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后面还将看到，在马克斯•雅各布被关在德朗西集中营期间，毕加索躲得无影无踪的时候，科克托却千方百计地设法要救他出牢笼，遗憾的是为时已晚。1942年，他也曾经为自己向维希政府求过情。正因为他的这一卑劣行为，使菲利普•苏波对他痛恨之极。苏波讲，他在1983年信件和手稿原件的公开出售会（在这次出售会上，他出让了《磁场》的手稿）上，发现了1942年2月科克托写给贝当的两封信。在让•马雷和科克托本人受到宪兵监视，同时成为与伪政权合作的新闻界的攻击目标之后，科克托请求贝当元帅出面调解，能让本该被禁止演出的剧作《Renaud和Armide》在法国歌剧院继续上演。苏波引述了信件的一些节选：
我已经与法国歌剧院商量，决定为该歌剧院写一部宣扬阁下教导我们的……大型抒情歌剧。我的一生无可指责，我的作品没有污点。我是达尔兰海军上将的表弟。元帅先生，我之所以向您提出上述请求，是因为我尊重您、热爱您。
［摘自菲利普•苏波的《遗忘的回忆》］
在1942年2月之前很久，超现实主义者们就十分鄙视让•科克托。安德烈•布勒东甚至为在其作品《漫步》中提及科克托的名字而请求大家原谅。他谴责科克托是个贪图名利地位、一心向上爬的疯狂野心家，千方百计巴结比波斯科公主、波莉尼亚克公主、欧仁妮皇后、罗马尼亚的乔治•基卡亲王的妻子李阿娜•德•布基，以及同他有着爱金首饰和逛沙龙共同嗜好的法国作曲家雷纳尔多•阿恩和画家雅克-埃米尔•布朗什。其实，蒙马特尔的诗人和画家们早已看透了他的一切。
让•科克托爱出风头，到处炫耀自己。他到达蒙巴那斯的时候，到处炫耀他的一件最漂亮的宝物——俄罗斯芭蕾舞剧团的一枚闪闪发光的饰物。
伊斯库斯特瓦芭蕾舞团于1898年在圣彼得堡成立。在俄罗斯舞蹈设计家福基纳的领导下，这个剧团招募到了一些画家和音乐家。1909年，该剧团在巴黎的夏特莱剧院站稳了脚跟。福基纳和塞尔日•佳吉列夫懂得如果想同古典芭蕾舞决裂，他们的剧团中就必须增加现代艺术家。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现代芭蕾舞的奠基人。他们同当时流行的音乐彻底决裂，由全新的作曲家为他们的作品配乐：奥里克、德法拉、米约、普罗科费耶夫、萨蒂、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i（1882—1971），俄国作曲家，后来加入法国籍，接着又加入了美国籍。。继巴克斯特之后，该剧团也同德朗、勃拉克和毕加索签订了参加布景设计的合同。
尼金斯基和卡萨维娜的演出引起了法国人对芭蕾舞的狂热……或者愤怒。1913年5月，在香榭丽舍剧院演出的克洛德•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特别是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这真是可以与第一个《欧那尼》相媲美的大丑闻1830年2月23日首次在法兰西歌剧院演出维克多•雨果的剧作《欧那尼》或者叫《卡斯蒂里亚暴行》时，发生在剧院正厅里古典派与罗曼派之间的激烈争吵。。全巴黎的艺术界和文学界的名人全部出席了：德彪西、拉威尔、纪德、普鲁斯特、克洛代尔、萨拉•伯恩哈特、利佳纳、伊萨多拉•邓肯……当然还有让•科克托，整个剧院似乎即将被出席的宾客们的华丽首饰与高档皮毛服装压垮。
幕布刚一拉开，争吵立即开始。整个大厅分成了两派：维护斯特拉文斯基和尼金斯基的舞台设计者为一派，其他所有人为另一派。这一边，人们在欢呼和鼓掌；另一边，在咒骂和用手杖敲打地板。观众的争吵声完全掩盖了音乐声。舞台上，镇定自若的舞蹈演员们若无其事地仍然在表演着。头戴大礼帽、手戴崭新的米黄色手套、身穿礼服的阿波利奈尔从一排排的座位间走过，当那些漂亮女人没有注意看他时，他挨个儿地亲吻着她们的手。《春之祭》的丑闻也可以同几个月前在独立派绘画博览会上展出立体主义派绘画作品时引起的轰动相媲美。
让•科克托像只到处采蜜的蜜蜂，正在坐收渔翁之利。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80节 轻浮浅薄的王子（3）
他在几年前就认识了佳吉列夫，并且在1911年与斯特拉文斯基相见。一年之后，他写了一部芭蕾舞剧《蓝色上帝》，由雷纳尔多•阿恩配乐，俄罗斯芭蕾舞剧团于1912年5月演出了这部舞剧。
从那时起，科克托心怀一个伟大理想：团结先锋派人物，给佳吉列夫提供他还缺的东西：让圣彼得堡剧团同画家合作。现在他成功了，这一合作激起了公众的愤怒，该轮到科克托出马了，他要成为新艺术甚至整个艺术界的总指挥。
在经过多次努力之后，科克托开始靠近立体主义。为此他必须会见阿尔贝•格莱兹，格莱兹将他介绍给金派艺术家。但这仅仅是开始，还远远不够。
到了蒙巴那斯一看，科克托立即意识到那里与他同等出色的人都已经到了前线，他出人头地的时刻到了，他写道：“该夺取巴黎了。”
巴黎是什么？巴黎就是毕加索。很早以前，科克托就已经开始揣摩他。让•科克托没有任何理由不浑水摸鱼乘机大捞一把，而这位艺术家是否能够归顺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呢？这支队伍必须是与马克斯•雅各布、皮埃尔•勒韦迪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齐名的艺术界名人。于是，他开始为实现自己的目的努力奋斗了。他这位年轻人（当年他26岁）瞄准选中的对象下手了。每当有机会，他就给毕加索送点儿小礼物，例如香烟，也常常给他写一些至悲至惨的信件，例如：“我亲爱的毕加索，必须尽快地为我画张肖像，因为我快死了。”
在爱娃去世前几个星期，他比较轻易地进了毕加索位于舍尔歇街画室的门。是埃德加•瓦莱兹帮的忙。诗人为此感叹不已：“我认为我是为数不多的有资格即刻进入你的领地，并且有资格用我的语言将它准确翻译的人。我认为咱们二人的方式虽然不同，但需求却是完全一致的。”［摘自让•科克托的《毕加索》］
从第一次拜访起，科克托一直抱有一个梦想：能够再去。因为和马克斯•雅各布一样，他已经知道毕加索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伟大的人物。不幸的是，如果他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去罗童德酒馆与他不十分理解的那一帮立体主义画家交往。尽管他们衣着破旧，谈话枯燥无味，但总是用鄙视的目光看待穿着讲究、漂亮与雅致的人。他的梦想是得到一幅由这位著名的西班牙画家签名的绘画作品。为达到此目的，他在所不惜。
1915年1月，毕加索为马克斯•雅各布画了一幅石墨肖像。此肖像的绘制手法与在同一年为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画的那一幅相似。这两幅画在瓦万街艺术家圈子里引起了犹如一枚重型炮弹爆炸产生的轰动：毕加索要放弃立体主义了吗？他要从事比黑非洲艺术还要古典的现实主义了吗？甚至贝阿特丽斯•哈斯丁在她的《新世界》中也谈到此事。
让•科克托想，既然马克斯•雅各布能做到，我为何就做不到呢？
但是，到底何时才能够获得这样的恩惠呢？好渠道只有一条……然而，说实话。这也不是什么新花样。科克托在看毕加索在爱娃病危期间画的《丑角》(图46)的时候，突然萌生出了这样一个念头。因为买下这幅画的莱昂斯•罗森伯格向他透露过，毕加索对马戏脸谱情有独钟。
科克托在柜台上放了一枚硬币，朝着利比翁微微一笑，以优雅稳重的动作从吧台前的高凳上下来，仔细拉平红裤子上的皱褶，右手捏紧紫色帽盔的系带，十分礼貌地向所有在场的人致意表示再见之后，离开酒馆，去完成在他聪明的脑海中已经形成的一整套计划。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81节 公鸡与小丑（1）
我回到家。暴风雨很大，两天的时间内，我就失去了用两个月时间才获得的黑色。
让•科克托
让•科克托住在安茹街10号。他喜欢在这里接待来访的客人。维克多•雨果的重孙让•雨果正是在这里见到了他：
诗人站在他的男女崇拜者们中间，一手拿着电话听筒，想像着他的声音通过拖在地毯上的电话线蜿蜒曲折地传向对方，他的心情就激动不已。
［摘自1994年发表的让•雨果的《回忆》］
让•科克托正在这里向一批来访者们宣读他的诗作《好望角》。飞行员罗朗•加洛斯（Roland Garros）不仅为他的这首诗题了词，而且还为他创造机会，让他发现了在空中飞行的无限乐趣。
诗人科克托站在一张崭新桌子的后面。桌子上摆放着许多画出的花朵。他身穿黑色套装，系白色领带，在纽扣上别着一枝他人送的栀子花，他向大家保证每天换一枝。但它们不是来自巴黎，那太普通了，是来自伦敦。
他朗读完诗作之后，征求在场听众的意见。波兰雕塑家西普里安•高德斯基的女儿米西亚•塞尔特是佳吉列夫非常要好的朋友。她在戏剧演员罗兰•贝尔坦和画家瓦朗蒂娜•格罗兹的鼓励下，带头鼓起掌来。瓦朗蒂娜•格罗兹是让•雨果未来的妻子，正是她把让•科克托带入了蒙巴那斯艺术家的圈子里。身穿紧绷绷军服的军医安德烈•布勒东一言不发，科克托朗读结束后，他便离开了现场。
这一幕发生在科克托拜会毕加索之前。从那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为实现自己的计划积极创造条件。
科克托打开衣柜门，在他为佳吉列夫的一部芭蕾舞剧准备的服装中，选择着对他此时此地最适当的服装。他最终选中了一套小丑服装：五颜六色带菱形图案的裤子和衬衣。
他将衣裤穿好。正准备出门，突然想到在处于战局下的巴黎，穿着如此华丽的服装到处游荡一定会给他带来麻烦。于是，他在稍微迟疑一下之后，在鲜艳华丽的服装外面套了一件下摆很长的大衣，但在脚腕处仍然露出一节小丑服装。他心想，如果有人问起，他就回答说他穿的化装服装……
科克托跳上一辆出租车，要求将他送往斯苏尔塞街。上楼梯时，他的心嗵嗵地跳个不停。毕加索将如何接待他的这位漂亮的来访者呢？服丧期是否妨碍他画温馨的画像呢？
诗人科克托按响了门铃。画家给他开了门。诗人脱下大衣，露出他的真实面貌：浑身花枝招展。画家一言未发，他既未在面朝蒙巴那斯墓地的窗口明亮处摆放任何画布，也不取任何的画板与画笔。科克托失望了。他在后来写这件事时，自我安慰道：
1916年，他（毕加索）希望为我画身穿小丑服装的画像。结果却是一幅立体主义肖像。
［摘自让•科克托的《毕加索》］
科克托再次来到毕加索家时，后者终于从爱娃逝世带来的悲伤中解脱出来了。继塞尔日•费拉特和伊雷娜•拉桂之后，真正给了毕加索安慰、抚平他心中创伤的是蒙巴那斯的一位年轻姑娘加比。但不久以后，毕加索抛弃了这位姑娘，向普瓦雷的一个时装模特儿帕克莱特敞开了他的心扉，接着他接纳了奥尔加。奥尔加成了他的首位妻子(图47)。
科克托耐心地等待着。由于当时毕加索的创作精力在别处，他只好请莫迪利阿尼和基斯林给他画像。
同桑德拉斯一样，在卡朗西战役之后，穆瓦兹•基斯林也退伍了。他在波兰作家的帮助下勉强维持生计。阿道尔夫•巴斯雷十分崇拜马诺鲁，他在自己家中出售马诺鲁的绘画作品。
基斯林总是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蓝色工作服和给他在人行道上招来无穷无尽麻烦的一双凉鞋。他这些从波兰来法国时穿的衣服很快将进入历史博物馆，成为纪念品。他整天地无忧无虑，只顾吃喝玩乐，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他新同志的习惯，穿他们穿的衣服，性格也十分固执。战前他已经是这样的性格。1914年，他与另外一位波兰画家莱奥波德•戈特莱波决斗。没有人知道这场同胞兄弟互相残杀的原因是什么。决斗在王子公园进行，附近恰好有一条自行车训练的跑道，不少自行车运动员正在进行训练。安德烈•萨尔蒙是基斯林的见证人，戈特莱波的见证人是迭戈•里维拉。他们首先使用手枪，射击距离定为25米，每人打两发子弹。接着，双方使用马刀。基斯林从来没有使用过白刃武器，两把刀你来我往在空中飞舞，自行车运动员们中断了训练为他们鼓掌助威，观众的情绪激昂。双方的见证人要求中间休息包扎伤口。但这两位波兰人一致拒绝，愈战愈猛，持续一个小时，双方都受了伤。最后，戈特莱波的刀削下他同胞鼻子的一部分，战斗才宣告结束。满脸是血的基斯林微笑着朝观众大声喊道：“请大家瞧呀，波兰第四次被瓜分了！”
六个星期之后，奥匈联合向塞尔维亚宣战，这是波兰的第五次被瓜分。
在等待毕加索的心扉向他敞开期间，科克托有一天到了位于约瑟夫-巴拉街的基斯林画室。莫迪利阿尼也正在那里。两位画家应该为诗人画像了。科克托带来了一瓶杜松子酒和两瓶柠檬酒，因为他希望在他面前摆放静物。
“不可能！”莫迪利阿尼果断地说。
他不喜欢静物。
“……但我喜欢发出嘶嘶声响的杜松子酒。”说着，他夺过杜松子酒瓶，将柠檬水挤进酒瓶内，倒上喝了一杯，接着两杯、三杯，最后干脆直接拿起瓶子喝。
基斯林气得发疯。
科克托静静地等候着。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82节 公鸡与小丑（2）
又过了几个星期，他高兴得发狂：毕加索决定要为他画肖像了。被一个聪明活泼的年轻人牵着鼻子走的毕加索，那时候知道他即将改变整个世界吗？当毕加索和科克托肩并肩、手拉手地共同闯入大世界的时候，他知道以前“洗衣船”的一切即将彻底地被埋葬掉吗？
他也许不是不知道。他与别人都不是不知道。这是莫里斯•萨克斯的观点。他解释了为何马克斯•雅各布和毕加索最早陷入科克托的圈套：因为他们当时需要“一位精明的广告宣传员”。他们为科克托提供他所需要的新先锋思想和先锋艺术，而同时也利用科克托擅长斡旋的才能。科克托是一位优秀的“活动家”，他们就利用他的这一长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友谊仅仅是一种伪装，在友谊的言辞下实际上掩盖着深深的相互对立与鄙视”。
这样的说法或许有点儿过于夸张，但有其真实的部分。很快，人们就能看到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对立。科克托和毕加索将一起为俄罗斯芭蕾舞剧团工作。后来，画家就同诗人之间有了隔阂、有了距离。格特鲁德•斯坦讲述了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故事。一天，毕加索在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接受了一家报社的采访。谈话涉及了让•科克托。毕加索郑重其事地讲：这个人在巴黎很有名，所有时髦理发师的工作台上都摆放着他的诗。
法国的报纸发表了这篇采访谈话，科克托看到了。他千方百计要找到毕加索，让他就他的谈话作出解释。毕加索避而不见。为了扑灭这场可能毁坏其名誉的大火，科克托向一家报社宣布使用如此言辞攻击他的人不是毕加索，而是毕卡比亚。不幸的是，毕卡比亚进行了辟谣。科克托转身又向毕加索堡垒发起了进攻。他要求画家出面驳斥毕卡比亚的言论，但毕加索仍然保持沉默。
不久以后，毕加索和他妻子去剧院看戏，恰巧遇到科克托的母亲。这位母亲请求毕加索宣布在西班牙诽谤他的儿子的不是他。毕加索的妻子非常同情这位可怜的母亲，回答说毕加索的确没有使用那样的言辞谈论过让•科克托。
这样一来，诗人放心了，他们之间有关这次采访引起的纠纷总算平息了。
然而，不久以后，新的乌云又开始笼罩在他们的头顶。在20年代毕加索开始接近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下起了毛毛细雨。这些超现实主义者十分厌恶科克托的《屋顶鳏夫》。在西班牙战争期间与战争之后，毕加索明确地从政治上站到了左派一边的时候，他们之间出现了暴风雨般的尖锐对立。随着战争的来临，他们之间的暴风骤雨也爆发了：有点儿神奇般地成功躲避了被清洗的科克托走得更远，他竟然公开向阿尔诺•布里凯表示效忠……
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毕加索虽然也不拒绝他登门，但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所作所为。对科克托持此态度的不仅是毕加索一个人。弗朗索瓦兹•吉洛曾经讲过：他和保尔•艾吕雅在马赛附近的圣特罗佩Saint-Tropez，法国马赛附近圣特罗佩海湾的海滨浴场。时，有一条游艇开来停靠在塞内基耶家门前的港湾，科克托从游艇上下来。从来不喜欢他的艾吕雅对他十分冷淡。在科克托一再坚持下，艾吕雅冷冰冰地同他握了一下手。握了总比不握好嘛。这都值得科克托将它吹嘘为艾吕雅是他的“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毕加索从未对他热情过。1952年艾吕雅去世之后，毕加索的态度有了少许的改变。
有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科克托在蒙巴那斯很红，还有另外一个诗人和他一样红，而且持续的时间或许还更长。他也是既写诗歌，也写小说、戏剧，其天赋多种多样，尽管他也十分擅长讨好沙龙的女士，但没有费多少精力就打入了文学艺术先锋和时代精英的圈子内，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从本质上讲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是何人呢？他就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科克托和阿波利奈尔从1916年起就认识了。起初，他们的关系中始终充满着怀疑与不信任。阿波利奈尔于1917年写给毕加索的信中说，他与科克托之间的关系稍有好转。这是因为年轻的科克托于3月份写的信中，完全拜倒在阿波利奈尔脚下的原因吗？
我向您保证咱们将共同工作，而且我过去就一直确信咱们的交往不会中断。请原谅我冒着别人认为“这位年轻人极力在为自己的前途铺垫”的危险一再坚持。我如此勇敢地、郑重地向您请求恢复咱们的关系，完全是为了咱们共同的事业。哪怕是您对我的不信任我也感到高兴，就像经过乔装打扮的泥瓦工遭遇到另一位高手，并且察觉到对方持保留态度，仍然敬佩他一样。
［摘自1991年发表的让•科克托与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通信录》］
或者可能是毕加索的干预呢？据科克托讲，是毕加索坚持要求他们两位诗人见面，并且互相合作共事。
我为我们如此重要的见面深感欣慰，也对毕加索全心地希望咱们和好非常高兴，他经常讲“但愿您与阿波利奈尔能够相亲相爱”。
［摘自1991年发表的让•科克托与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通信录》，1917年4月13日的信件］
科克托和阿波利奈尔之间的关系有高潮也有低潮。科克托抱怨阿波利奈尔认为他是个“可疑人物”，阿波利奈尔怨恨科克托企图夺取他取代马克斯•雅各布在毕加索身边的地位的可能性。说到底，是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传说中的故事，不断地给他们之间的关系增添阴影。
时间在流逝。科克托宣布要夺取处于战争期间的巴黎的时候，他心目中的目标是在巴黎的一个位置，而不是巴黎城市本身。这就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从前占据，而随着他去世放弃了的那个位置。他们之间多年隔阂与纠纷的深层根源就在于此：如果阿波利奈尔活着的话，科克托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呢？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83节 诗人的伤口（1）
战争是野蛮生活的合法重现。
保尔•莱奥托
1916年3月17日。某部队139排。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正在贝里-奥巴克阵地布特斯森林中的战壕中为自己布置一片安身之地。他在护墙上方支上一块帐篷布，这是预防流弹炮弹片从头而降的临时措施。他戴上头盔，席地坐在土堆上。他请假在阿尔及利亚的拉木尔同玛德莱娜及其母亲度过一段时间之后，于1月份返回部队。接着，他领导其部下参加了两个月的强化训练。3月14日，他们再次开往前线。出发的那一天，他给玛德莱娜写了封信，重申她为他所有财产的继承人。这样的信他已经写过无数，这仅仅为其中之一。
他们几乎天天通信。他向她许诺永远爱她，发誓一旦有时间，就开始为办理结婚手续做必要的准备。每封信都柔情脉脉，但少了些狂热的激情。玛德莱娜好像有点儿为此新现象担忧，他一再地安慰她，让她放心，含蓄地说军队中对来往信件的检查甚严，禁止男女之间柔情蜜意的誓言，以防影响军队的战斗意志。有时，他好像对她的一再追究表现出不耐烦。他劝她要“听话”，并要求她阅读一些文学方面的书籍，以提高思想境界。他还建议她加强学习英语，不要吃鱼，学会休闲娱乐，特别注意为那双病脚多费点儿心：“每天晚上从脚趾到脚背轻轻按摩两分钟……”
所有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他们之间的交往给人的印象，完全是规规矩矩地按照正规程序履行手续的本分人家的做法：向未婚妻母亲求婚、订婚、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这真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所渴望的吗？
他不再给路易丝写信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彻底地终止了。他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于1月份寄出，他在信中要求她将一张尼斯的当票寄给他，他想把以前典当的一块手表赎回。然而，他还时不时地给玛丽•洛朗森写一些充满感情的信件。他同巴黎的朋友们之间也有书信来往，尤其是常给毕加索写信，他还赠送给毕加索一枚自己亲手做的戒指。
他坚持写诗，也给《法国信使》杂志寄去几页关于战争、未来主义、司汤达或圣女贞德的诗作。无论在任何情形下，他的衣服口袋中都有一本书，每当前线的战事有间歇，他就掏出来阅读几页。
他从来没有怨言，但他心情忧郁，“十分伤感”。好像不是因为远离玛德莱娜，而是因为战争本身。他早已习惯了风雨、泥泞、兵营的生活、长途行军、战地作业和令人窒息的气味。但他无论如何无法忍受指挥官们的愚蠢、蛮横与武断。他写过一个报告，讲解为什么临近其他团的士兵都戴军帽，而他所在团的士兵戴头盔。或许他对军中纪律过严的事实了如指掌：许多自残的士兵被处以死刑；凡是手负伤，而伤口周围留有黑色痕迹的士兵都可能被处决，据说因为这些痕迹有可能是炸药，而这伤口证明负伤者距离炸药如此之近，不可能是敌人所为。大量士兵因为手被敌人炮弹的弹片炸伤而被处决。
不服从命令也一律受到十分严厉的处置。1915年，步兵336团二营突然接到袭击敌人战壕的命令。士兵们都不动，拒绝执行。因为一会儿进攻，一会儿反攻，搞得他们筋疲力尽，再加上，他们必须越过一片150米宽、布满铁丝网，并且被德国人炸得稀烂的开阔地。在这样的条件下进攻，等于去自杀。
面对如此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该步兵师师长计划用大炮轰炸自己军队的战壕，在炮兵上校再三恳求干预下，他才改变了决定。他要求在年纪最小的当中选出六个下士和十八个士兵。经过军事委员会批准后，这些人被立即处以死刑。
有时，士兵们因拒绝迎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冲锋、拒绝穿越由自己战友尸体覆盖着的战场前进或者拒绝躺在战友们的尸体上躲避德国人炮弹的袭击，而被处以死刑。被处决的人不是由军官指认，而是由士兵自己抽签，抽中的人就去做替死鬼。副营长阿波利奈尔对这一切自然不会无动于衷，特别是对一个20岁、步兵98团的机枪手军官、名叫夏普朗的少尉的事他没有保持沉默：1914年10月，在洛杰斯树林中，他遭到德国人的袭击。德国人包围了他、四名士兵和两挺机关枪，他受了伤。敌人活捉了他们，他在铁丝网中被关了两天。当担架兵将他抬回后，他被送到上校面前。上校把他移交给军事委员会，为什么？因为他曾经被敌人捉过。夏普朗躺在担架上听了对他的最后判决：死刑。还不是普通的死刑：人们把他捆绑在担架上，然后把担架垂直地竖起来，向他射了十二发子弹。
这些事实给士兵的打击太大，人们十分气馁，整个军队士气低落。与其他人一样，阿波利奈尔对这一切没有无动于衷，一件件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德朗在给弗拉芒克的信中写道：
白白地牺牲数万人的生命，好像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发了那么多的命令，做了那么多的计划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有些人拥有无限的权利，将他人如同永不损坏、永不疲倦的工具一样支配和使用，永无休止地要求他们作最艰苦的努力。发号施令的那些人可真是令人恐惧。
［摘自1917年3月1日安德烈•德朗写给弗拉芒克的信件］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84节 诗人的伤口（2）
进入贝里-奥巴克阵地战之前，阿波利奈尔请了两天假。返回部队时，他十分失望：战时的巴黎是那么温馨得让人恋恋不舍！马克斯•雅各布的风凉话更加令他心里凉了半截：他说据估计，这场战争将要持续三十年。这肯定是过于夸张了，但纪尧姆也不认为它能够在1917年底到1918年初结束。
惟一的好消息——很长时间以来最好的消息，是几天前他收到的一封官方来信。信纸抬头印有司法部民事局大字的这封信，授予了名叫纪尧姆•科斯托维斯基、别名叫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他法国国籍。啊！终于到手了！
阿波利奈尔将这封信珍藏在他的衣袋中，与一期《法国信使》放在一起。他用手摸摸那本杂志，拿出来，把它打开，展放在面前。这份杂志和这封信似乎就是他的护身符。周围的轰炸仍然在继续，但除了防卫之外，别无他法。
1916年3月17日下午4点钟。
他专心致志地读着那本杂志，翻了几页。突然，惊雷般的爆炸声在距离他四十来米处传出的同时，他的右太阳穴部位的头盔被什么东西轻微地撞击了一下。阿波利奈尔用手摸了一下他的头，头盔上有个窟窿，一股热乎乎的东西顺着面颊往下淌：是血。
他喊人来。他被撤往急救站，右太阳穴内进入了炸弹的碎片。246团的医师为他包扎好头。人们拿来他的小行李箱，让他睡觉。第二天凌晨两点，他被塞进一辆急救车送往医院。在那里，医生从他右太阳穴取出几块弹片。3月18日，他在写给玛德莱娜的信中说：我受的伤不严重，只是感到很累。
22日，医生为他拍了张片子。他感觉痛苦难忍。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日记中记录下当时的伤势，也未耽误他给玛德莱娜、伊芙•布朗克和马克斯•雅各布写信。
25日，他必须从医院向后方撤退，但他高烧不退，直到28日仍然无法起床。29日，他到了巴黎的瓦尔德格拉斯医院。他的朋友们都赶来探望他，他的神志完全清醒。表面上看起来他的伤没有恶化，伤口也愈合了。
然而，阿波利奈尔一直抱怨头疼和头晕。医生们说他过度疲劳，需要充分休息。但他的左臂越来越沉重。4月9日，当时在意大利大使馆当护士的塞尔日•费拉特将他转到位于巴黎塞纳河边盖道尔塞的意大利政府医院。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阿波利奈尔身体的瘫痪在日趋严重，而且经常昏迷。5月9日，阿波利奈尔在莫里埃别墅接受了环钻手术，切除了一个脑肿瘤。11日，他给玛德莱娜发了一份电报，告诉她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他经常写一些简短的信件，随时告知她病情的发展情形。8月份，她表示希望能来探望他时，他恳求她不要来。他要求她写信告诉他一些愉快的事情，不过一个星期不超过一封信。他请求她给他寄回他的炮兵手记、一本诗集《炮车》、玛丽•洛朗森的两幅水彩画，以及他过去托付她保管的一枚戒指。他对待玛德莱娜同对待路易丝一样：收回属于他的以及他给出去的一切东西。
不久，玛德莱娜也离开了阿波利奈尔的生活。是因为另外一个女人来莫里埃别墅看过阿波利奈尔，而且不久以后取代了玛德莱娜在他身边的位置呢，还是如同他在最后一封发往阿尔及利亚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承认自己变得“更加容易发脾气”了呢？总而言之，从他恢复平民生活之后，他身穿挂着6月份颁发的战争勋章的漂亮制服，摘掉了头几个星期缠在头上的绷带，换上皮质船形帽，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换了个人，不再是原来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了。他表现出了极端的爱国主义热情，令他的所有朋友大为吃惊。但他并不高兴，整日闷闷不乐，他周围处处可见的个人主义以及与前线的苦难相距甚远的巴黎生活使他深感失望。
然而，他还是将要回到位于圣日耳曼大街他的房子里去，将加入这样的生活，也将去参加五彩缤纷的活动与宴会。但遗憾的是他只能坚持到战争结束：一共还仅仅能在人世间再生存27个月了！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85节 伪装的艺术
隐藏战争是立体主义者们的杰作，或者说也是他们对祖国的回报。
让•波朗
1916年2月，阿波利奈尔写信给玛德莱娜，向她报告一个好消息：他有了一套新军装。但他对新更换的军装不是东方人的土黄色，而是把原来颜色鲜艳的上衣和裤子换成海蓝色很不满意。如果是“迷彩”服就更好了，因为那样可以同大自然混淆，可以达到迷惑敌人的目的。这一思想其实最初产生于毕加索。一年之前，毕加索给他的诗人朋友阿波利奈尔写信，向他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观点：哪怕是被漆成灰色的大炮，敌人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辨认出来。如果想隐藏它们，必须在形状上下工夫，再配上如同戏剧中小丑的服装那样五颜六色的鲜艳色彩。
阿波利奈尔在《被谋杀的诗人》中描写了贝宁鸟（毕加索）如何隐藏重炮。据格特鲁德•斯坦说，一天，一支受检阅的军事方队从巴黎圣日耳曼大街上经过时，这位贝宁鸟高兴地喊道：“这是我们干的！”
我们，即立体主义者们。
隐藏战争的实践始于战争爆发初期法国洛林地区的杜勒附近。一位布景师产生了一个用涂成土色的大幅画布隐藏一门大炮及其操作人员的思想。参谋部派出一架飞机在被隐藏的大炮上方转了一圈，飞行员看见他下方的地面上全部是树，毫无大炮的踪影。
几个月之后，在蓬塔穆松，一位电话接线员接到下达开火的命令。他执行了命令，然而炮弹刚刚上膛，敌人的一发炮弹就将己方的大炮炸毁了。这位接线员考虑：能否发明一种使军队的武器和人员被淹没在大自然中的有效保护措施呢？
这位电话接线员本身恰好是位画家。他认为人可以采用色彩和图形达到此目的。于是，他将这一主意报告了参谋部。1915年2月，战争部长批示组成一个专门小组，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此项工作。于是，吉朗•德•斯沃拉（Guirand de Scevola，战前，阿波利奈尔在艺术专栏中谈到过他）组建了军事历史上的第一个隐藏技术小组。最初时有30个志愿者，三年之后就发展到3000名隐藏技术人员和8000名制作人员。他们的标志是：一个红色的背景中带有一条金黄色的变色龙。
斯沃拉招募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员呢？一些毫无军事专长，也没有任何战斗才能的人：立体主义画家。让•波朗说：
只有那些公众意见坚决认为四不像的版画，在危险时刻，才能够成为说它是什么就像什么的武器与军队的护身符。
［摘自让•波朗的《老板勃拉克》］
立体主义画家比其他任何人都擅长使用背景与图形技术在画布上画物体。他们画出的物体虽然看上去不是原来物体的形状，但却能表现出物体的各个侧面。他们能够全面地恢复出物体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只反映某一个观察者的视角中的物体。反过来，他们也可以用消除物体立体感的方法达到隐藏物体的目的。也可以通过根据一个物体画反映出整个物体的各个侧面，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许多其他的物体：这就是立体主义画能够起到诱惑、设圈套迷惑敌人的原则所在。这样一来，从在平面上画出的逼真的假大炮上空飞过的敌军飞行员，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认为那些是真正的大炮。而与此同时在假树林丛中隐藏着真正的大炮，在敌人飞行员的眼中，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那些都是真正的树丛。从空中拍摄的照片也无法显示出任何我们隐藏在里面的大炮。这项技术不仅能够起到隐藏建筑物、人员及武器的作用，还能够有效地诱骗敌人犯错误。
立体主义画家们在吉朗•德•斯沃拉上尉的领导下着手工作了。其中有些事令人十分吃惊：这些在战前受到人们猛烈攻击、人们都认为是“德国艺术”辩护士的画家，这些由德国人卡恩维莱、于德以及其他塔奥塞豢养下的艺术家，现在都齐心协力地为保卫他们的法兰西祖国而工作着！不仅有画家，也有雕塑家、戏剧布景师、素描画家和建筑师：布夏尔、布森戈、加莫万、迪费雷纳、迪努瓦耶•德•塞贡扎克（他领导设在亚眠的隐藏画制作作坊）、佛兰、罗歇•德•拉弗雷纳伊、马尔古希、安德烈•马尔、吕克-阿尔贝•莫罗（LucAlbert Moreau）、雅克•维龙……1916年，勃拉克也参加了几个月这项工作。然而，尽管斯沃拉一再坚持，德朗和莱歇仍然被拒绝参加此项工作。
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些艺术家在马戏场或美术学校内用水彩画画出假树（使卓别林受到启发的比考夫•桑德拉斯的思想正源于此），然后送到后方去制作。在这些马戏场或美术学校内部，装备有能够让哨兵观察到对手战壕的梯子。艺术家们在大炮上方和士兵们的头盔上，张挂涂染成与大自然相同颜色的叶子画，将大炮或武器的棱角处用五颜六色的色彩或者椰叶纤维布覆盖起来；将炮位、观察哨所伪装成废墟，制作假墙壁，用硬纸板制作风车，用草做成家具，用画笔画出人或动物的尸体……他们在巨大无比的画布上画出假森林，里面隐藏着真机关枪、铁路和道路里程碑；他们能够使用这些技术隐藏整个村庄、战壕和桥梁；他们制作从战壕中露出扛着长枪的士兵，以吸引敌人的火力。1917年，在麦西纳山顶的战斗中，正是突然拉展的一块上面画有正在从战壕中跳出的士兵的巨幅画布，将德国兵吓得狼狈逃窜。
后来，这种隐蔽技术被世界上的所有军队采用。法国的立体派画家们将帮助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制作隐藏画。德国人在1917年也开始使用。战争结束之后，这些画家中的许多人对这种艺术感到十分厌恶，因为他们从那些被打穿的树、房倒屋塌的村庄、被摧毁的古迹、支离破碎和四分五裂的尸体中看到的是世界上最最肮脏的现实。后来有些人自然而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将战争画得如此逼真的立体主义者们，很早以前就预计到这场战争将要发生吗？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86节 逃避战争的人（1）
艺术品。
马塞尔•杜尚
1914年，乔治•勃拉克参加了步兵第224团。起初被任命为中士，后来提升为中尉，并且在前线的第一线战斗。1915年5月，在卡朗西战斗中头部负伤。接受了手术之后，于1916年复员。
莱歇参加过阿尔戈和凡尔登战役，是毒气的受害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几个月退役。
1915年9月，德朗参加了炮兵第82团，参加了凡尔登和舍曼•代•达姆的血腥战役。战后，恢复了他的平民生活。
罗歇•德•拉弗雷纳伊一直在步兵服役，直至1918年患结核病住进医院卧床不起。
基斯林在卡朗西战役的一次肉搏战中负伤。桑德拉斯在香槟省失去一只胳膊。阿波利奈尔在布特斯森林负伤之后回到巴黎……所有这些人一致谴责那些战前是他们的朋友，而当他人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保卫祖国的时候，却仍然悠闲自得地在这里或那里继续作画、继续出售作品的人。他们谴责的不是那些被军队拒绝了的人，例如莫迪利阿尼和奥尔蒂兹•德•扎拉特，而是那些临阵脱逃的人，例如德劳内躲避到了西班牙，毕卡比亚和克拉万去了美国。
去美国的事开始于战前。战争结束之后几个月，他们将都陆续返回巴黎，重新定居在蒙巴那斯。
1913年2月17日，在纽约举办了一个“现代艺术国际博览会”，也被称为军械库展览。这是首次在美国举办的国际艺术博览会。埃莱娜•塞凯尔认为“与其说这一展览是艺术市场的诞生，还不如说它是艺术市场的重新崛起”。这次展览的影响非同小可，因为这次博览会为欧洲艺术家们第一次提供了相聚的良好机会，在博览会之后，艺术作品收藏家们于20世纪20年代大批大批地纷纷涌入巴黎。
军械库展览的作品集中在一个昔日的兵器展厅，位于格林尼治村Greenwich，美国纽约市作家、艺术家聚居的地区。附近。这次展览的发起人是一位美国律师——约翰•奎因。他经过无数次的奋力拼搏之后，终于使一些前卫的优秀艺术作品免除了进口关税，为大量作品参展创造了先决条件。在亨利-皮埃尔•罗歇的帮助下，他得到了大量从法国购买的作品。将埃利•富尔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沃尔特•帕齐也为这次展览收集了几幅作品，多数是立体主义者中金派的作品。
军械库展览上展出了近1600件欧洲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塞尚（正是在这一展览会上大英博物馆获得了塞尚的首件作品）、勃拉克、高更、格莱兹、康定斯基、莱歇、马尔古希、毕加索、杜尚和毕卡比亚。
1913年，惟有毕卡比亚有能力远涉重洋到美国去，因此只有一位法国艺术家出席了这次艺术博览会。美国的新闻界用大量篇幅介绍了这位跃身于前卫人物之列的画家。
他的父亲为古巴人，母亲是法国人。他在青年时代信奉印象派，后来成为点画派、野兽派的边缘人物，泛泛地认同立体主义。据阿波利奈尔讲，毕卡比亚也信奉俄耳甫斯教义。他在美国对机械与技术产生了兴趣。他发现汽车的确速度很快，见到了电动机，也觉察到了现代意识的丰富内涵。于是，他开始了一个爱好机器的阶段。纽约令毕卡比亚着迷，他认为美国的城市就是未来人的城市，是立体主义的未来。
回到法国之后，这位富有的花花公子接到了征兵通知，他的反感情绪溢于言表。经过一番周旋之后，他当了一位常驻巴黎军官的司机。在巴黎总比在凡尔登前线好得多。当需要向波尔多撤退时，毕卡比亚请他的父亲出面帮忙。通过古巴驻巴黎大使馆的干预，他被派往哈瓦那，从事商务工作。
哈瓦那可不是美国，他十分不情愿去。后来在他的妻子加布里埃尔•比费的督促下，勉强去了，但仅仅待了两个月，接着又去了美国。从那里，他去了西班牙的马德里，到瑞士旅游，又回到纽约，第二次到了西班牙。
1914年的夏天，德劳内和他的妻子以及诗人兼拳击运动员阿尔蒂尔•克拉万也都去了西班牙。
桑德拉斯对德劳内、毕卡比亚和克拉万三人十分地不客气。他们是朋友，他们一起参加过无数放荡不羁的活动，也在一起开怀痛饮。人们看见过他们穿着装饰鲜艳或破破烂烂的服装一起在舞厅跳探戈，克拉万穿着沾有绘画颜料的裤子，衬衣上到处的大小窟窿露出文身花纹。这一切也都激起过周围的人们极大的愤怒。
战争的爆发使这些人趋于理智，恢复了常人的生活习惯。昨日的痞子们都到了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重新集结了起来。但很快，葡萄牙也向德国宣战。于是他们到了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但是，那里的边界也不可靠。
克拉万决定赴美国。为了解决横跨大西洋的经费问题，他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组织他与拳击手杰克•约翰逊争夺重量级世界冠军的比赛。以前他们两人曾经在柏林和巴黎的训练馆见过面。据桑德拉斯回忆，当时的约翰逊是脱产的专职拳击运动员。
他们二位商妥后，比赛在马德里的一个竞技场举行（桑德拉斯当时在巴塞罗那）。新闻界对此作了大量的广告宣传，将它吹嘘为一场真正的决斗。比赛的前一天，克拉万在即将起航赴纽约的一艘横跨大西洋的客轮上预定了一个座位。他知道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所以他预先要求对方出手不要太重，至少在将他打翻在地之前让他几个回合。
比赛比人们想像的要结束得快得多。桑德拉斯作为目击证人描述比赛当时的情景：克拉万吓得发呆，缩作一团，在竞技台的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他在群众的喝倒彩中，面对气势汹汹的约翰逊完全不知所措，而约翰逊看到这个局面首先非常高兴，接着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想要他动一动，最后在他脸上狠狠地打了一拳，将这位奥斯卡•王尔德的外甥打翻在地。
“一、二、三……”裁判喊着数。
克拉万已经逃跑了。当群众、赛事的组织者和发誓要他命的约翰逊到处寻找他的时候，这位“勇敢的战士”已经上了赴纽约的船，正在卫生所包扎他的伤口。
在纽约，他也激起了人们的公愤。由于杜尚和毕卡比亚听说上流社会的女士们组织了一次报告会，要请人给她们讲现代艺术。于是，他们决定给这些没有文化但自认为高雅的听众派遣一个他们当中最激进、最狂热的一位。他们选中了克拉万。在他去之前，他们请他吃了午饭，他吃得很少，但喝了许多。他准时到达了报告会大厅。对报告人钦佩得五体投地的那些头戴羽冠、一群一伙的阔太太正在痴迷地等待着他。报告人背对着她们，首先脱去外衣，接着松开裤子背带，脱掉衬衣和裤子，转过身来，开始辱骂第一排的人，接着辱骂其他排的人，直到最后被警察关进警车拉走，这场闹剧才算结束。他的朋友支付了担保金后，他才被放出来。
接着，克拉万去了加拿大，又乔装打扮成一名妇女从加拿大逃跑，接着被一只开往加拿大东部纽芬兰岛的渔船作为技工雇用。后来在墨西哥城开了一家拳击培训学校，最后娶了美国作家米娜•洛伊之后，就消失在墨西哥湾的大海中杳无音信了。
至于杰克•约翰逊嘛，从那次以后，没有人在拳击场上再见到他。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87节 逃避战争的人（2）
桑德拉斯虽然一直承认阿尔蒂尔•克拉万有“巨大”的创作诗的才能，但他永远也不能原谅克拉万在战争爆发前夕离开法国的逃兵行为。桑德拉斯同样不能原谅在纽约的那些朋友，那些“在欧洲吹起的战争风暴面前将他们的本来面目赤裸裸地暴露无遗的形形色色的胆小鬼”。他们是一群“欧洲的逃兵、国际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中立派的大杂烩”。［摘自1949年发表的布莱斯•桑德拉斯的《瓜分天空》］
在他们当中，有一位现代艺术的主要代表：马塞尔•杜尚。他也许是中立的，但绝对是和平主义者，无论从什么角度说，他都是一个逃兵。
他在美国做了些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丑闻。
他于1915年到达纽约，在到达纽约之前，他在纽约已经是臭名远扬。两年之前，他曾经是军械库展览中的欧洲明星。他的《下楼梯的裸女》(图48)曾经激起了一些人的愤怒、一些人的反感、一些人兴奋不已，而另一些人狂热崇拜……新闻界有人恭维他，将他捧上天堂享受所有的恩惠；有人嘲笑他，将他架在地狱的火上烧烤。
对他，这不是第一次。1912年在巴黎举办独立派绘画展的时候，他的立体派朋友们已经要求他摘下那幅画。格莱兹和勒•福柯尼埃催促他们的两位兄长雅克•维龙和雷蒙•杜尚-维龙说服他们的小兄弟，放弃展出他那幅在设计上过于大胆的《下楼梯的裸女》，以避免遭受人们的谴责。马塞尔•杜尚服从了，只一次，第二次他不干了：第二年，他的《下楼梯的裸女》在立体派中金派的画展上展出。然后，他就跨过大西洋去了美国。
马塞尔•杜尚在军械库展览上出售了他的全部参展作品，得到了他离开欧洲奔赴纽约所需的经费。他是因为心脏功能有一些缺陷从部队退役的。他承认自己身上缺乏时代需要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心里丝毫不觉得不安。当美国参战之后，他在法国军队中已经担任了六个月秘书。
到达纽约以后，杜尚承认自己的艺术渊源：一点儿印象派、一点儿野兽派、一点儿立体派，对塞尚并不特别欣赏，但是特别喜欢莫奈，对马蒂斯十分尊重。1910年举办勃拉克绘画作品展览的时候，他的作品受到了来自卡恩维莱的抵制。
然而，对杜尚影响最大的并非画家，而是一位作家：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1877—1933），法国作家、诗人。。杜尚从不否认他是在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陪同下在安托万剧院观看过《非洲印象》之后，才开始创作《被她的独身者们脱光衣服的新娘》。
雷蒙•鲁塞尔作品中主人公的原型是“美好时代”（指1900年之前的几年，被一致认为是全民都无忧无虑的美好时代）上层社会中一位有钱的年轻人。他让菲利普•苏波想起了普鲁斯特•德•卡布尔：他们同样的风度翩翩，在吃穿方面有着同样的嗜好，在文学方面有着同样的需求和愿望。
在他的第一部作品《替身》失败之后，鲁塞尔得了“一种可怕的病”[HTH]［摘自1963年发表的雷蒙•鲁塞尔的《我的有些书是如何写出来的》］，此病折磨了他很长时间。后来，由于其文学创作无法到达最崇高的境界，他在狂怒与失望情绪的折磨下，痛苦到竟然倒在地上打滚的程度。
他乘坐一辆房车到处游逛，车里装配有几个房间、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厨房。车辆行进过程中，他一直在坚持写作。所有的窗帘都放下，以免窗外的一切干扰他的工作。他的家里雇用一个园丁照顾他的花园，园中有着大量的鲜花，而他却整日忙于写作，对它们视而不见。他花钱资助出版自己的书籍，出版的书却没有销路；自己出资排演戏剧，而在社会上的反映平淡，或者如果有反映，也是议论、愤怒和咒骂，例如《非洲印象》出版时，就发生了受到社会抵制的情形。
他曾经产生过将其一本书搬上舞台的主意，以便争取不去书店购买他的书的那部分民众。惟有埃德蒙•罗斯唐欢迎他的这一行动。观众却炸了，他们强烈反对的恰恰是令马塞尔•杜尚着迷的东西：语言的新颖性、剧目的现代性，特别是那些人肉机器，其中一个是击剑手。鲁塞尔创作的源泉与那些先锋人物同出一辙：技术革命、运动、速度和电影技术……
画家杜尚与作家鲁塞尔一样，当他们还年轻的时候，也许就应该放弃他们的艺术。他们都醉心于国际象棋，他们就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棋王。他们不参加任何派别。
杜尚不参加任何派别有一个很重大的理由：金派画家将他的《下楼梯的裸女》摘下这件事，使得他对所有的派别永远地抱有一种莫名的反感。无论在法国还是美国，他永远是单枪匹马，尤其是在当叙尔瓦日、格莱兹和阿尔西邦科将达达派画家和作家们从金派中驱逐出去以后。
在纽约，年轻的杜尚待人温柔宽厚，他常常口叼烟斗或者雪茄，在他众多的崇拜者们中间踱着方步，他从一个沙龙到另一个沙龙地走来走去，在心底里暗笑着自己怎么就成了或者被崇拜或者被愤怒谴责的对象。他是各种各样先锋派的领头羊。他给一些十分美貌的小姐上法语课，他将法语中最粗俗的词语也教给她们。他常常同曼•雷、音乐家埃德加•瓦莱兹、弗朗西斯•毕卡比亚、阿尔蒂尔•克拉万和米娜•洛伊在一起，他初次发现了爵士音乐，他同他们一起下象棋、抽烟、喝酒和跳舞。妇女们来来往往，但他对她们并不留意。
金钱？没问题，他没有多余的，只够平时用。他的父亲全力支持三个从事艺术的孩子，后来美国的资助人接着支持他们。杜尚一直在路易丝和沃尔特•阿伦贝尔家生活，后来他们买了他的全部绘画作品，没有付给他现金，而是抵了他的房租。在他们家的墙上，挂着塞尚、马蒂斯、毕加索和勃拉克等名画家的作品。阿伦贝尔夫妇是十分坚定的现代派，也是先锋派的热诚捍卫者。
杜尚正是同他们夫妇俩以及曼•雷共同创建了独立艺术家协会。该协会的原则与巴黎的独立派协会十分相似：不接受检查，他们愿意展出什么就展出什么。
他给所有独立派艺术家们都寄去一幅画《泉》，画的是一个男用小便器，上面有日期，签名为一个卫生洁具商：R.牟特。这构成了又一起轰动性的丑闻。这幅画虽然未被逐出画展，但是被藏在布帘后面。杜尚因此宣布辞去独立艺术家协会的职务。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88节 逃避战争的人（3）
除了立即采取明显的挑衅性行动之外，他还做了些什么呢？他在寻求创造新的艺术形式。这种形式将绘画从通常的绘画工具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既不需要画布，也不需要画笔与画板。他也开始思考用肉眼看不见的第四维空间。如他的《泉》就完全出于他研究中表现第四维空间的考虑。他的这一研究将为许多人的艺术天赋开辟新的道路：正如皮埃尔•卡巴纳所说：“杜尚的榜样的出现使20世纪后半叶的艺术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促使新达达主义最终发展成为大众艺术。”［摘自1996年发表的皮埃尔•卡巴纳的《杜尚和Cie》］
《泉》并非杜尚建议展出的第一幅完成画作。1913年的一天，在巴黎，他突然产生了绘制这些物品的思想：他在一张方板凳上固定了一个自行车轮子(图49)，买了一个沥水架。后来这些东西一直在他的家中随便地乱扔着，长期以来，他从没有想过它们还有什么价值，也没有想过给它们派任何用场。
在纽约，在画《泉》之前，他买了一把铲雪用的木锨，一直悬挂在画室的天花板上，作品的题目是《预言断臂》。不久之后的作品《隐藏的噪音》画的是夹在两块黄铜片之间的一团线(图50)，《游览宣传品》画的是一个“下木”牌打字机罩，《L.H.O．O.Q.》给蒙娜丽莎加上了山羊胡子和一撮儿八字胡(图51)。
从20年代起，杜尚不满足于只在现有作品上签字，而是将这些作品汇总在一起。于是在1920年《为什么不打喷嚏》面世，这是由装在一个鸟笼中的一些立方体的大理石块、一个温度计和一块墨斗鱼骨组成(图52)；《快乐的寡妇》是一个缩小了的双扇窗户，其签名为一个匿名女性罗斯•塞拉维。杜尚后来经常使用这个签名，人们在罗伯特•德斯诺斯的诗中也能见到这个签名。
杜尚对他选择这个匿名作了解释：他希望改变其身份，起初他想选择一个犹太名字，最终决定改变名字的性别。当毕卡比亚要求他除了他的朋友们（梅景琪、塞贡扎克、让•雨果、米约、奥里克、佩雷、查拉和道格拉斯）之外，增加他的签名时，杜尚产生了使用罗斯•塞拉维的想法，他将毕卡比亚的签名写成：毕卡比亚•梅景琪，雅克•维龙，马塞尔•杜尚，库普卡，毕卡比亚，洛特，塞贡扎克，罗斯•塞拉维，最后缩减为罗斯•塞拉维。他最后下结论说：
所有这些仅仅是一些文字游戏而已。
［摘自马塞尔•杜尚的《同皮埃尔•卡巴纳的谈话录》］
杜尚酷爱文字游戏。在他1915年至1923年间创作作品的题目中经常加上“甚至”一词，《被她的独身者们脱光衣服的新娘，甚至可以是（大玻璃——杯子上的八根垂线）》便是一例(图53)。题目的后一部分与内容毫不相干，其实毫无意义，这是他有意所为。布勒东对杜尚的这一点十分欣赏，他认为杜尚是20世纪最聪明的人。
然而，杜尚也如此评价雷蒙•鲁塞尔，认为他也是20世纪最聪明的人。他们二人在这方面的确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对文字游戏及预料之外的突变等表现手法有着共同的观念。在鲁塞尔的画作《法国的第一皇帝拿破仑》中，也同样使用了罗斯•塞拉维的签名。
在杜尚最要好的朋友弗朗西斯•毕卡比亚身上，有着同样的现代观念。对他来说，美国同样是他为开辟未来前途做准备的实验室。
他们两人一个胖得像一只水桶，另一个瘦得如同一根竹竿，却经常结伴在美国城市的人行道上散步。毕卡比亚身材矮小丰满，但他将鞋跟垫得很高希望能够予以弥补；杜尚是一位大高个子。二人都在急切地盼望着欧洲战事的结束。他们常常在一位祖籍奥地利的美国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在第五大街291号开的画廊见面。欧美大陆的艺术界先锋派人物常常在那里相聚。斯蒂格利茨在其画廊中展出一些画家的作品，并且将卖画的收入全部给画家本人，他自己仅靠其摄影收入维持生活。
该画廊还创办了一份报纸《291》。毕卡比亚受其启发，于1917年1月在巴塞罗那创办了一份杂志《391》。由于战争既不能阻止人们旅游，也不能阻止他们之间的接触，于是该杂志在1924年出现在了巴黎的街头。毕卡比亚在巴塞罗那、纽约和瑞士之间穿梭往来，与他的朋友们克拉万、格莱兹、罗歇、瓦莱兹、杜尚、玛丽•洛朗森和伊莎多拉•邓肯同甘苦共患难。他每天作画、写作，去瑞士的伯尔尼探望他的孩子们，赴洛桑请一位神经病医生为他作治疗。他在苏黎世见到一位戴单片眼镜、个头矮小的男人——特里斯坦•查拉，这位法国古巴混血儿正在为撰写有关他的书而做着准备工作。
在桑德拉斯眼里，特里斯坦•查拉是一位“为艺术而艺术的冒险家”，是流亡在瑞士的各种类型的间谍、所谓的艺术家及和平主义者们的中坚人物。
杜尚几乎是所有断臂伤员中惟一存活下来、没有被处决的人。然而，他与其他人一样，被战场上纷纷落地的炸弹爆炸吓得神经稍有错乱。以特里斯坦•查拉为中心的达达主义者们经常在苏黎世伏尔泰酒馆聚会，克拉万、杜尚和毕卡比亚三位超现实主义者经常来往于纽约的沙龙。他们虽然身在异地，却有着一个共同的主张：反对战争。遗憾的是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的这一主张完全不能被接受，甚至连听也不爱听。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89节 达达文学社（1）
我反对动武。但是我既不反对也不赞成持续不断的矛盾与纠纷，对此我不予解释，因为我生来憎恨讲解道理。
特里斯坦•查拉
在远离纽约的大西洋另一侧——战火纷飞的欧洲，有两个人正在下国际象棋。一位45岁，高颧骨、秃头，蓄着两撇小山羊胡子；另一位，20岁刚出头，脸色蜡黄，近视眼，戴单片眼镜，一绺黑色头发覆盖在他的前额。
年长的是俄罗斯人，年幼的是罗马尼亚人。他们在苏黎世的伏尔泰酒馆。罗曼•罗兰、詹姆斯•乔伊斯和乔治-路易•博尔赫斯也在该市。
正在下棋的两位除了共同爱好国际象棋、对席卷欧洲大陆的战争反感和使用匿名之外，没有其他的共同之处。他们是革命家列宁和诗人查拉。
他们中的一位去了瑞士的一个名为齐美尔瓦尔德的城市。1915年9月，社会党人的代表集中在距离伯尔尼不远的这个村庄，发表了一个宣言。他们在该宣言中众口一词地强烈谴责由大国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远未主张实行和平主义。
另一位却从内心深处反对战争，不仅仅反对发生在眼前的战争，而且反对所有的战争。然而，他没有参加为和平而斗争的团体或政党，他的革命思想还不如身在纽约的杜尚、在巴黎的布勒东和阿拉贡坚决与彻底。因为特里斯坦•查拉最关心的事并非政治。在战争的特殊时期，他还关心点儿政治，而在其他时期，他最关心的绝非政治。他们到伏尔泰酒馆聚会的时期，查拉无疑还只是一个毫无纪律观念，热爱弗朗索瓦•维龙法国抒情诗人。、弗朗索瓦•萨德1740—1814，法国作家。、洛特雷阿蒙和马克斯•雅各布的毛头小伙子，但是他来苏黎世的目的并非是搅乱世界，而是从事学业。
达达（特里斯坦•查拉）出生于1916年2月8日下午6点钟。“达达”一词是人们用一把裁纸刀闭着眼睛随便在字典中点出来的，只是法国儿语中的这个词，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这正是它被选中的原因所在。如此不带任何倾向性地随意选择文学流派名称的做法，反映出该运动创始人思想的荒谬与滑稽。罗马尼亚人特里斯坦•查拉和马塞尔•让科、德国人雨果•巴尔、克里斯蒂安•沙德和理查德•胡森贝克及德国诗人雕塑家让•阿尔普不仅反战，而且反对导致战争的文明。他们极力鼓吹寻求绝对，反对祖传的工作、家庭、祖国和宗教等沉重的精神枷锁。
由雨果•巴尔创建的这个文学帮派经常在伏尔泰酒馆聚会，参加的人中有诗人、作家、画家和大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流亡国外的反军国主义者，其中许多人还是革命者：除列宁之外，卡尔•拉戴克和维利•明策贝格也常去伏尔泰酒馆。
雨果•巴尔常常组织一些音乐、绘画、诗歌、带面具舞蹈、击打乐器混合一起的新型娱乐节目。参加者的一切活动均必须是即席、自发、出自本能。他们创作的作品比波德莱尔、兰波、雅里和洛特雷阿蒙放荡不羁的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当场吟诵的诗歌并非必须写出来，也可以即席口头创作。他们在自己创作的诗词中，加入其他诗篇的片段或者黑非洲歌曲歌词的片段。艺术家们一起边用各种餐具器皿敲打箱子、盒子，边声嘶力竭地喊叫，有的吟诗作画，有的唱歌跳舞，围观的群众也被拉进他们的娱乐队伍中同他们一起玩耍。查拉在达达画廊中组织毕加索、马蒂斯和德朗的绘画作品与阿尔普的粘贴画的展出，对它们进行对比研究。
《伏尔泰酒馆》杂志于1916年6月份诞生，发行了500份。该杂志刊登了马克斯•奥本海默、毕加索、莫迪利阿尼、阿尔普和让科的一些绘画插图以及阿波利奈尔和意大利本来主义诗人马利奈蒂的各一首诗，还有胡森贝克、让科和查拉首次的共同创作，可以同时用德语、法语和英语演唱的歌剧《海军上将租房子》。雨果•巴尔在杂志的社论中，透露了一份国际性杂志《达达》出版发行的消息。
首场达达晚会于7月14日举行。其节目内容包括：黑非洲歌曲、达达音乐和舞蹈、混合语言的舞蹈史诗以及立体舞蹈。
几天之后，特里斯坦•查拉在伏尔泰酒馆宣读了《安替比林先生的首次天堂冒险》中的一部分《安替比林先生的宣言》。1920年，这一作品被收入达达作品汇编，在巴黎再次发表，其中增加了马塞尔•让科的一些木雕插图。查拉邮寄了几套汇编到纽约。达达运动就这样传到了美国。安替比林是作者经常使用的一种治疗神经病的药物，而查拉借天堂冒险的方式发表了达达运动的首部宣言：
达达就是我们的强力所在，正是这一强力将德国婴儿的头颅挑在刺刀尖上；达达就是既无拖鞋也无类似东西的艺术……我们十分清楚我们的头脑将要成为柔软的靠垫，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同样也反对官僚阶层，我们唾弃人道说教。我们没有自由，所以我们坚信没有纪律管束、没有道德教唆的自由是十分必要的。达达主义仍然局限于欧洲弱者的范围之内。虽然它现在还仍然十分弱小，但我们希望从现在起让艺术的动物园被装点得五彩缤纷。咚咚锵！嘿啵哈啵！嘿啵哈啵！
［摘自1979年让-雅克•波韦尔作品中引用的特里斯坦•查拉的《达达宣言》］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90节 达达文学社（2）
1917年7月，达达杂志第一期《文学艺术集》出版发行，接着出版了达达杂志的第二期与第三期。不久之后，由于《伏尔泰酒馆》杂志的创始人先后离去而使该杂志的力量大大削弱，但是特里斯坦•查拉仍然在毕卡比亚的鼎力相助之下，发表了《1918年达达宣言》。他们二人在1919年1月会面之前，书信来往经常不断。
这篇宣言在整个欧洲将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在法国，未来的超现实主义者们将双手赞成实行暴力，提倡敢说敢干，提倡彻底摧毁这个早已过时了的旧世界。
查拉反对人们企图用达达主义寻求一切事物的起因、道理和解释的所有努力。达达主义在一些人眼里是一匹木马，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则是一个奶妈。俄罗斯人和罗马尼亚人对它双重肯定，而非洲人认为它仅仅是一头圣洁奶牛的尾巴……总之，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各人有各人的认识。
查拉声称艺术作品并非就是美，因为“大家在教科书上对它客观的定义”是死的，各人对美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与定义，因此无须对他人对美的理解进行评论。人本身是一个混沌物，任何人、任何物都无法使之条理化，热爱他人是虚伪，自我认识是空想。精神分析法是“一种危险的疾病，它麻痹人们反现实的习性，并且还将资产阶级描绘成为一种体制”。辩证法引导人们赞同他人的意见，而没有辩证法人们自己也能够发现这些意见。各种思想流派都为自己辩护，查拉无意说服他们赞成自己的观点，于是他第一个站出来发表自己的意见：“由于人们对社团总抱有怀疑，而同时又需求独立，这就是达达运动诞生的社会基础。”［摘自特里斯坦•查拉的《达达宣言》］
废除团体，废除理论，打倒立体主义者，打倒未来主义者，原因是这些都是“系统思想的加工厂”。塞尚是从下方观看他将要画的杯子，立体主义者是从上方看这个杯子，而未来主义者们是观看处于运动之中的杯子。“新艺术家抗议了，他们不画了”。社会与人脑相同，都有着一些固定的、古老陈旧的条条框框。必须将它们彻底打破，惟一需要保留的只是各自“怦怦”跳动的心。使事物条理化的思辨学及调和学与一切体系一样通通无用，均为颓废的思想观念，全部属于摧毁之列。“完成摧毁和否定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这一切都属于打扫与清除之列。”
查拉的言论虽然不置人于死地，但它却具有与枪炮子弹同样的巨大威力。1918年的《达达宣言》是向战争或旧世界的宣战书，是宣扬进行大屠杀之后创造人类新世界的一篇力量无穷的宣言书。它像达达运动的一把利剑，他们并不孤立，在纽约有许多人关心的焦点与马塞尔•杜尚本人关心的相同：
达达主义最强烈地反对绘画领域的有形画。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它的内在是真正地与“文学”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一种虚无主义……是企图摆脱思想现状，企图避免受到其周围的一切或者过去的一切的影响：即企图逃避和摆脱旧思想、旧习惯的表现方式。达达主义追求虚无的毅力是十分有益的。达达说：“切勿忘记您并非如同您自己想得那样空空洞洞，一无所有！”
［摘自马塞尔•杜尚的《符号杜尚》］
我们这些持正统观念的人完全不能赞同这一观点，不论它是从文艺的角度还是从其他角度谈问题。1919年9月，在《法国新杂志》重新发行的时候，其编辑部无情地痛斥了来自别处的这样一种新的说法：
巴黎似乎十分欢迎来自柏林的这类如此荒谬无聊的胡言乱语。去年夏天，德国的新闻媒体多次报道达达主义，也报道了该流派的忠实信徒无休止地背诵该运动深奥莫测的几个音节“达达，达达达，达达，达”的情形。
［摘自1919年9月1日的《法国新杂志》］
稍晚些时日，安德烈•纪德纠正了有关达达主义的这一说法，他比较客观地评论道：达达主义反对另一文艺流派——立体主义，是一种“摧毁旧创作方法的运动”。看到到处一片废墟的安德烈•纪德同时也承认：在战后，“思想不应该落后于物质存在，摧毁旧的思想体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达达主义即将担当起这项艰巨的任务”。［摘自1920年4月的《法国新杂志》］
接着，达达主义也传播到了瑞士。《391》杂志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发行（前四期在西班牙出版，接着的三期在美国出版，第八期在苏黎世出版，最后十一期在巴黎出版发行），在巴黎先后出现了《SIC》（为Son，Idées，Couleurs，Formes：“声音，思想，色彩与形式”的缩略语）和《南北》两份杂志。创办发行这些杂志的目的是填补日报发行量不足的空白，因为版面有限的日报几乎全部用于报道前线的战事。新创刊的杂志也补充由于许多停刊报刊和杂志腾出的空白：原有的报刊中还勉强存在的只有《法国信使》一份，但是在主张新艺术的好事之徒们眼中，该报刊过于传统而且古板，完全不适应发展了的新形势。但无论如何，文学界的文豪们对这些热血过于沸腾的年轻诗人总是没有好感。而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再过几年之后，将由他们的一些被人低估了其价值的作品起家，突然成为时代的新星，成为当代的雨果、左拉和福楼拜。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91节 达达文学社（3）
《SIC》接替了奥尚方Ozenfant（1886—1966），法国画家。他于1918年签署了《纯粹主义宣言》。于1915年、1916年发行的杂志《奔放》。它是战前为诗人和雕塑家的皮埃尔•阿尔贝-比罗一个人创办的杂志。后来皮埃尔做起明信片生意。他自己印制明信片，然后卖给士兵与他们的家人，目的是为他们的通信联络提供方便。为了能够出版他自己及其朋友们的诗作，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决定创办一份杂志。他登记失业，用收到的失业救济金资助该杂志的出版与发行。1916年1月，首期《SIC》杂志出版：8版，每份60生丁，共印刷500份。杂志社设在社长兼编辑的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当时在通布-伊苏瓦尔街的家中，第一期上发表的所有文章和诗作的编辑工作全部由他一个人承担。他在第一期的首页上写道：
我们的宗旨是：
采取主动行动，不能等待莱茵河的另一端先于我们采取行动。
为兑现以上的诺言，皮埃尔•阿尔贝-比罗首先采取主动行动。在《SIC》杂志创刊之时，虽然单枪匹马，不认识任何诗人，而且毫无此领域的知识与经验，他却果断地采取了这样的勇敢行动。不久之后，他的果敢行为将得到应有的回报：他偶然地结识了塞韦里尼。经塞韦里尼介绍，他认识了阿波利奈尔，阿波利奈尔又同意向他提供自己的几篇诗作。对于《SIC》的创刊号来说，已经是绰绰有余。
杂志《南北》缺乏它的对手那样不受任何约束的放纵与激情奔放。杂志的名称源于贯穿巴黎南北、从蒙马特尔到蒙巴那斯的地铁线。当其首期于1917年3月出版发行时，它的创办者法国诗人皮埃尔•勒韦迪的名声几乎不超过他所在的那个诗社的范围。作为天主教的职业校对员，他参过军，1914年底退役。他并不比阿尔贝-比罗富有，但他十分善于交际，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关系网：一位有钱的智利诗人给了他必要的帮助，大大推动了他事业的进程；雅克•杜塞也帮助了他；保尔•阿波利奈尔由于健康原因退役之后，经常在他的杂志上作一些广告，每月也给他增加了一些收入；胡安•格里斯为该杂志设计封面。《南北》的色彩迷人，文笔优美，排版印刷的技术高超。
如果说杂志《南北》是艺术先锋的喉舌的话，单从杂志的表面上丝毫也看不出来，这是人们从其内容上发觉出来的。皮埃尔•勒韦迪、马克斯•雅各布、欧丹让男爵夫人（其惯用的两个化名：罗克•格雷与莱昂纳尔•皮厄）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直至1918年5月最后一期出版的漫长岁月中，为《南北》杂志的各期撰写的文章中均体现出了它是艺术先锋们的喉舌。尽管在勒韦迪和阿波利奈尔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前者批评后者过多地从事记者活动）、马克斯•雅各布和勒韦迪之间存在不和（后者无法接受前者自我宣扬为散文诗的发明人的说法），但是，他们在帮助该杂志方面却始终同心协力。
1917年6月，法国作家、诗人与电影工作者让•科克托作为外部的合作者，经常匆忙来往，从外部帮助着达达运动。由于勒韦迪对《阅兵》的这位作者不信任，该杂志后来再未发表过有科克托签名的文章。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们的文章大受《SIC》的欢迎，却同样屡屡遭到《南北》杂志的拒绝，惟有马利奈蒂的作品例外，或许是在第二期发表的文章中，他对他参与发起的这一运动的过激行为有所保留（但这也未能阻止他在几年之后成为意大利1922年至1945年间法西斯政府首脑墨索里尼的朋友）。
然而，为该杂志撰写文章的新人接连不断地出现，而且他们都并非无名之辈：1917年3月，安德烈•布勒东；接着下一个月，特里斯坦•查拉；8月，菲利普•苏波；1918年3月，路易•阿拉贡；5月，让•波朗。
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又同特里斯坦•查拉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勒韦迪加入了达达运动第三支部，阿拉贡、布勒东和苏波加入达达运动的第四、第五支部，后来乔治•里伯蒙-德萨涅Georges Ribemont-Dessaignes（1884—1974），法国作家，达达运动成员，后来成为超现实主义者。也加入该支部。所有这些作家最终都同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合作，为他的杂志《SIC》撰写文章。在该杂志中也出现了雷蒙•拉迪盖Raymond Radiguet（1903—1923），法国作家。以及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1893—1945），法国作家、画家。签名的文章。
这三份杂志中的一份在瑞士的苏黎世出版发行，另外两份在巴黎出版。当时欧洲正处于混乱的战争年代，由他们这些文学艺术先锋签署的文章，是如何偶然地先后出现在这三份杂志中的呢？
维系这一切的只有一个人：《南北》杂志创刊号的社论将此人尊为“开辟了新道路，开创了新天地”的人，并且该杂志对他抱有衷心的敬佩与热烈的感激之情。此人到底是何人呢？他并非别人，又是我们早已熟悉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92节 战友（1）
我们从事的活动开始于1919年3月，我们同苏波与阿拉贡之间最初的几次会面。它最初体现在文学领域，后来在达达运动中出现了爆炸性的大发展，在超现实主义运动时期达到了顶峰。
安德烈•布勒东
医院为阿波利奈尔做了头部的环钻手术。手术后，他仍然住在医院，身穿病号服，头上缠着绷带，头发被剃得精光，但他身体还好，只是情绪不够稳定，容易被激怒，时常感觉疲倦。然而，他完全能够接待朋友，说起话来仍然滔滔不绝，待人照旧慷慨大方、宽宏大量。
皮埃尔•阿尔贝-比罗不久前发现了阿波利奈尔的大量手稿，于是来医院要求手稿的作者与他合作，为他的杂志撰写稿件。其实，阿波利奈尔还在战争前线的时候已经给《SIC》寄去一首诗，题目为《未来》，发表在该杂志的第四期上。他答应阿尔贝-比罗，重新开始经常性地为该杂志撰写稿件。他言而有信，毫不食言：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经常不断地给杂志社寄去作品。不久之后，他们二人共同出版了《蒂雷亚斯的乳房》。阿波利奈尔还为《SIC》出版社后来出版的《三十一首袖珍诗》作了序。阿波利奈尔离开医院之后，他准时出席该社长每个星期六在自己家中举行的会议，并且还拉他的朋友塞尔日•费拉特、皮埃尔•勒韦迪、马克斯•雅各布、布莱斯•桑德拉斯、罗克•格雷及其他人一道去参加。这样一来，大批撰稿人的加盟大大地丰富了该杂志的内容，于是杂志的声誉大为提高，影响也随之扩大。尽管有时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同他耍小孩子脾气，阿波利奈尔也不同他计较，始终忠实地支持该杂志的工作，始终是阿尔贝-比罗的忠实朋友。该杂志的社长先生利用这一优势，长期在其杂志中发展他的“世界主义”理论。这是一种要求在诗歌、绘画和戏剧中优先体现世界主义、普遍主义的艺术，然而这一理论并未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和查拉的关系，却比和其他人要复杂得多。
达达运动的鼻祖特里斯坦•查拉从苏黎世向世界各地邮寄他的杂志。后来他发现了《SIC》，于是就给皮埃尔•阿尔贝-比罗邮寄去他的诗词作品。接着，他又发现诞生了另一份杂志《南北》。查拉将其全部身心投入到了自己从事的事业之中。他千方百计地同处于战争中的欧洲的所有前卫艺术家们建立联系，向他们推荐他的报纸与杂志。桑德拉斯、勒韦迪、马克斯•雅各布和阿波利奈尔自然都成为他的撰稿人。阿波利奈尔由于身体的康复需要时间，答应得比较晚一些。1916年，《伏尔泰酒馆》杂志未经他批准发表了他的一首诗，阿波利奈尔也没有特别生气。但是，他有点儿担心：在受瑞士当局严格查禁的杂志上发表作品合适吗？这个国家所持的中立立场难道不会由于该国半数以上的人讲德语而发生动摇，倾向于维护德国的立场吗？
阿波利奈尔在犹豫，查拉也在犹豫。前者最终决定给查拉回信。在分别写于1916年12月和1917年1月的两封信中，他批评查拉面对德国的疯狂侵略，没有为保卫法国而进行强有力的斗争，他批评《伏尔泰酒馆》编辑部“由各种不同国籍的人员组成”，“其中有几位具有鲜明的亲日耳曼倾向”。他以几个口号结束他的信件：“法国立体主义万岁！法国万岁！罗马尼亚万岁！”［摘自1917年1月14日，阿波利奈尔给特里斯坦•查拉的信，引自马克•达西的《杂技团驯兽师——特里斯坦•查拉》。］
查拉在达达第二支部所在地为阿波利奈尔竖起一座祖国卫士的雕像，阿波利奈尔对此十分感激，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于1918年2月6日给查拉回信如下：
我想在目前错综复杂的战争形势下，无论其精神多么可贵，同一个拥有德国合伙人的杂志合作迟早定会使我受到连累。
［摘自1917年1月14日，阿波利奈尔给特里斯坦•查拉的信，引自马克•达西的《杂技团驯兽师——特里斯坦•查拉》］
抛开他的极端爱国主义情感不谈，阿波利奈尔是害怕瑞士的新闻检查部门拆查来自外国或发往外国的邮件的恶劣行径吗？
无论如何，这位极端敌视德国人的阿波利奈尔仍然同勒韦迪之间产生了矛盾，而且成为矛盾的根源。事实上，勒韦迪很早以前就要求查拉加入《南北》杂志社。然而，社会上流传着有关这位罗马尼亚人的一些流言蜚语：人们怀疑他被列入了德国间谍的“黑名单”。当人们听说瑞士警方就同日耳曼—布尔什维克捣乱分子来往的事审问过查拉时，自然产生了浓厚兴趣……
阿波利奈尔尽管并不相信达达运动，但他还是再一次——尽管是间接地——充当了《伏尔泰酒馆》杂志那个圈子与未来的超现实主义者们之间的牵线人。安德烈•布勒东在圣日耳曼大街202号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住所发现了《伏尔泰酒馆》杂志的第一、二期，证实了这种看法。
布勒东与阿波利奈尔的首次见面是在1916年5月10日。地点在阿波利奈尔刚刚做过环钻手术的巴黎瓦尔德格拉斯部队医院。阿波利奈尔年长，36岁；布勒东比他小，刚满20岁。布勒东是个相当英俊的小伙子：绿眼睛，圆圆的脸盘、五官端正……一年前，他给自己从心底里敬佩的这位“十分伟大的人物”写过一封信，并且幸运地被允许去拜访他。
布勒东于1915年2月参军。在炮兵17团度过三年之后，终因他手中的医学毕业证书而被调到南特的部队当护士。他选择医学并非因为他具有在此领域工作的天赋，而是应用了“排除法”。因为他觉得“惟有医生职业能够允许他从事一些其他的智力活动，例如从事他的写作工作”。［摘自安德烈•布勒东1962年7月的《同玛德琳娜•沙普萨尔的谈话》，以及1973年发表在《UGE》上的《作家》］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93节 战友（2）
安德烈•布勒东是在南特的部队医院偶然遇见雅克•瓦谢Jacques Vaché(1896—1919)，法国作家，达达主义者。的，并且受到这位昙花一现人物的巨大影响。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瓦谢。他英年早逝，于1919年仅22岁时死于吸毒过量。布勒东为瓦谢在当时那么严酷的时代中追求绝对自由的行为、坦荡的言行以及绝不附和他人的反抗精神所倾倒。他从不同任何人握手。他常常身穿可以随时变换——时而为轻骑兵，时而为航空兵——的军服在南特大街上溜达。每当遇见一个熟人，他便用手指着布勒东，说道：“请让我向您介绍安德烈•布勒东。”因为布勒东当时没有萨尔蒙那样高的名望。
瓦谢只有一点与阿波利奈尔相同：他十分敬佩雅里。而在其他方面，他们二人之间毫无共同点。布勒东本人同他南特的同志——瓦谢的关系密切，只是瓦谢经常火药味十足的言辞使诗人兼炮兵的布勒东无法忍受。在默兹大屠杀的前线度过三个星期之后，瓦谢认为这场战争就是迄今为止所有战争中最残酷的。同未来超现实主义精明灵巧的击剑手路易•阿拉贡、保尔•艾吕雅、邦雅曼•佩雷以及菲利普•苏波一样，他过去也憎恨他在战争的旗帜下度过自己的青春年华，并且出于与其他四个人同样的考虑，毅然决然地脱离了军队。他们一致认为：只有在所有领域进行一场全面彻底的革命方能洗涤这一野蛮行径，真正实现纯洁的人类文明。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他们觉得达达主义是少数几种可能拯救人类文明的途径之一。这一途径更加接近瓦谢的思想，而与阿波利奈尔的思想稍有距离。此外，后来布勒东承认他将原来对南特朋友——雅克•瓦谢寄托的希望，全部转移到了特里斯坦•查拉的身上。
但当他见到阿波利奈尔之后，面对这位伟大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他同所有人的所有分歧便一扫而光。
阿波利奈尔是当时伟大的诗人，而崇拜狂布勒东，时而崇拜兰波和洛特雷阿蒙，时而又崇拜梅里美，最后由于阿波利奈尔的魅力、影响、丰富的文化知识以及目光中体现出来的新思想而拜倒在了他的脚下，声称：认识阿波利奈尔是上帝给予他布勒东“罕见的恩赐”。
阿波利奈尔之所以能够征服我，是因为他总是在大街上的百姓当中寻找自己的创作源泉，并且能够迅速地将素材，甚至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休闲聊天的片段，经过整理，写成诗词。
［摘自安德烈•布勒东1962年7月的《同玛德琳娜•沙普萨尔的谈话》］
只是到了1917年6月，当《蒂雷亚斯的乳房》上演时，这些分歧又重新大白于天下：当时在剧场内的瓦谢让布勒东终于擦亮了眼睛，最终看清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这两个人之间深刻的分歧所在，他作出了自己最后的选择——瓦谢，而远远地离开了阿波利奈尔。
是阿波利奈尔将他的崇拜者之一菲利普•苏波介绍给布勒东，阿波利奈尔曾经帮助他在《SIC》上发表过一首诗。很快，两个人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共同点。苏波是医生的儿子，他是一位穿着讲究的花花公子。虽然也参过军，但他从未见过战壕。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被充当实验品使用，但其中许多人都送了命，而他却安然无恙，原因是他在上前线之前注射了抗伤寒疫苗。由于充当实验品中毒，他在医院住了数月。
同其他许多人一样，苏波对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也怀着无限的痛恨。该如何表达他内心强烈的愤慨呢？只有拿起手中的笔做刀枪。他疯狂地写着写着。一天，他在一家酒馆饮酒时，突发灵感，他当即向服务生要了一枝笔，排除周围的一切干扰，专心致志地写出了一首诗。他是即席创作法的提倡者，并且与布勒东合著了《磁场》。
超现实主义三剑客中的第三位也是一位学医的，当时他还是大学生，在瓦尔德格拉斯医院上课。他比布勒东大一岁，蓄着小胡子，看上去倒好像是布勒东的哥哥。他的父亲名叫路易•安德里厄，曾经当过国民议会议员、警察局长、大使和参议院议员，当时是职业律师。他的儿子没有姓他的姓。此外，没有任何东西，起码在户籍登记等民事手续方面，可以证明他是安德里厄的儿子。因为当安德里厄的情妇、比他小33岁的玛格丽特•图卡-马西永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市长先生自作主张在出生登记处给他起名为路易•阿拉贡，未登记父母的姓名，使得他成为无名氏。为什么取了阿拉贡呢？人们传说是因为其父亲的一个西班牙情妇的家姓是阿拉贡。
如此严重的错误，不仅对户籍登记处，而且对左邻右舍都必须严格保密。于是，他们教小阿拉贡叫他的外婆妈妈，而且说她仅仅是养母，因为他们认为三重保护总比两重更加慎重、更加保险。他的生身父亲时而被介绍为他的教父，时而被介绍为监护人，而他自己的生母成了他的姐姐。采取如此谨慎的措施，玩弄如此多的手腕，挖空心思地变换身份，表面上看起来很可靠、很保险。但也正是这些保险措施才使得小路易•阿拉贡得以安心地在讷伊从事他的学业，并且考入大学的物理化学专业。1917年，市长要求路易的母亲向儿子讲明她并非他的姐姐，他的生父也并非他的教父，因为如果这位青年去参军，在战争中有可能牺牲。他有权在牺牲前知道自己的真正父母亲到底是谁……
阿拉贡参加了战争，他为了获得战争勋章，表现得十分勇敢。他安然无恙，幸运地保住了性命。当他遇见安德烈•布勒东的时候，二人的处境十分相似：他们当时都是正在参战一段时间，再去从事一段时间医学学业，然后又去参战，再回学校从事学业，如此轮番地交替进行。
在瓦尔德格拉斯医院，他们是同住一间宿舍的战友，并且相互发现了对方细腻的感情以及他们共同的爱好。他们常常一起谈论毕加索、德朗、马蒂斯、马克斯•雅各布、阿尔弗雷德•雅里、马拉美、兰波以及洛特雷阿蒙。阿拉贡最早是在位于奥德翁街7号的一个小书店（现在已经成为一家特大书店）的借书目录卡中，发现了这些人中间的第一位。
这位学医的大学生给布勒东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其广博的文化知识。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在当时的青年人中像颗璀璨的明珠，十分出色。从他的言谈话语与穿着打扮的考究，可以看出他怀有希望得到人们瞩目的愿望。他的穿着入时，举止文雅，同讨好他的人或者对他非常崇拜的人谈话时，措辞丰富而且风趣，时而热情洋溢，时而讽刺挖苦。
他们离开瓦尔德格拉斯医院，离开那些被战争折磨出神经病的士兵们后，阿拉贡和布勒东经常在奥德翁街7号的小书店见面。在那里他们可以买书，可以借书，可以听一些作者朗读他们的作品，也可以翻阅一些先锋派杂志，例如《SIC》、《南北》和《达达》。处于上升中的一代作家与诗人们从那时起都与这些杂志合作，为它们撰写文稿。在《南北》杂志的封底上，人们可以看到两个订阅地址：皮埃尔•勒韦迪的住处(科尔托街12号)和奥德翁街7号的书店。这个朋友书屋于1915年开办，对传播20年代的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书店的主人是一位长着银丝般的秀发、面色红润、身体微微发胖的小个子女人，名字叫做阿德里安娜•莫尼耶。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94节 朋友书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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