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大厅里掌声雷动。
然而，毕加索与往常一样，这一次仍然未出面。无论何时，他从不出现在混乱的人群之中。安德烈•勒韦尔的朋友们买走的作品均比毕加索最新的立体作品古老得多，但这又有何妨呢？蓝色时期、红色时期的作品与画家本人相比，人们更看重画家本身，更看重他的创新精神以及在此精神指导下创作出的作品。在长期隐姓埋名创作之后，“洗衣船”今天也出现在拍卖大厅。博督安先生向在场的人推荐毕加索在硬纸板上绘制的《妇女与儿童》的草图。他正在无意识地以他自己的方式，了结着一直等待着荣誉降临的蒙马特尔时代。
尽管这仅仅是一幅硬纸板草图，但荣誉摆在那里，其售价仍然高达1100法郎。《宽袖长衫男人》卖了1350法郎。
大厅里人们议论纷纷：比马蒂斯的作品还高呢。正在此时，拍卖大会工作人员将一幅特大油画摆上主席台：《家庭街头卖艺》（1905年）(图44)，起价8000法郎（安德烈•勒韦尔起初买进此画时仅付了1000法郎）。拍卖开始了。价格不断攀升，有人兴奋，有人发怒骂街，评论家们已经动笔，准备撰写新闻报道。立体主义的辩护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当估价师的铜锤落下时，竞价为1．1万法郎。这是那天售价最高的作品。
全场起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开始疏散。数量不小的闲话大王们边往外走，边纷纷议论，说买走《宽袖长衫男人》和《家庭街头卖艺》的是一位德国商人，名叫朱斯坦•唐奥塞。整整五个月之后，人们也许能看出点征兆，但眼下，好奇的人们最好先松弛一下各自的神经。
在拍卖现场，另一位德国人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为了走出拍卖大厅，施展着全身的本领，双臂用力地推搡着周围的人们。他心急火燎地要冲出拍卖大厅，去向毕加索报告消息。卡恩维莱从这一次拍卖中获利15万法郎。毕加索自己应得到这一营业额的四分之一。
终于挤出拍卖厅的卡恩维莱急匆匆地向一辆马车走去。因为毕加索不在现场，他与往常一样没有来，他在别处。
在如此荣耀的一天，他不在拍卖现场，到哪里去了呢？
他不在克里西大街，也不在蒙马特尔。恺撒有他自己的方式，他已跨越了鲁比孔河Rubicon是分隔高卢与意大利的一条河流。：而毕加索已经跨过塞纳河。从此以后，他将加入到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内。那里的电灯光将永远地将他与蒙马特尔的蜡烛彻底分隔开来。
毕加索永久性地离开了诞生其艺术的土壤，他再也不回“洗衣船”了。他从此定居在塞纳河左岸的蒙巴那斯。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59节 “蜂箱”屋
蒙巴那斯成为画家和诗人们十五年前的蒙马特尔：一处美丽、自由而且简朴的栖息场所。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塞纳河的左岸没有圣心大教堂。在世纪之交的时期，蒙巴那斯是马厩与农庄的王国，时而在街角有一些集市，羊群常常在街头到处游荡。
在那里生活着的文人比艺人多：有许多身穿黑色服装的诗人，少数身穿蓝色工作服的画家。他们在绘画专门学校与带有大车通行门的大块石建成的房屋之间理智相处。哪怕是资产阶级人士也照样在牛羊粪便当中行走，他们还找不到任何可以允许沉思冥想的安静场所。
蒙马特尔的惟一特色就是到处都能见到人写诗、吟诗。从前，大学生们常离开位于拉丁区的校园，到采石场附近堆满废弃料的山上朗诵他们学过的诗词。后来农庄与马厩的长工、菜农以及开凿拉斯帕伊大街工地的工人常来此地歇脚。
蒙巴那斯也有几位雕塑家，那里的公园、庭院和货栈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工作场所。他们也利用在住宅院内开辟出的临时空地从事创作。建筑师们为资产阶级修建住宅时，在那些院子里也为艺术家们建一些艺术作坊：安装玻璃墙或屋顶天窗，以便人们能够审视作品或对作品作出应有的评价。渐渐地，那里的一些农庄被拆除，改建成用大型玻璃墙隔开的艺术作坊。
这样一来，牛羊成群的蒙巴那斯逐渐地向美术敞开了它的大门。于是，在该区内出现了著名的雕塑和绘画艺术培训学校，例如布戴尔培训学校。这里的教学比官方的自由度大。画商店铺、镶框店铺、绘画模特儿市场在大茅草屋培训学校门口、大茅草屋街的街角处和蒙巴那斯大道上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建立起来。拳击运动员、打字员和大量的工人（大多数是意大利人，远没有其他人腼腆害羞）也在这里出现。
蒙巴那斯也有一些自己的“洗衣船”——艺术家的家园。那里的房客根据其经济能力有来的、有走的，也有回来的。它们是：梅纳街，从事雕塑培训的布戴尔学校位于这里；根据其墙壁的颜色而被叫做玫瑰别墅的法贵耶住宅区。藤田Foujita，法国画家，祖籍日本。住在这里，莫迪利阿尼由于长期拖欠房租不交被房东杜尔索太太驱逐出去。
特别值得指出的另一处住宅区是“蜂箱”——一座德国风格的圆形建筑。它是蒙巴那斯的最重要建筑物之一。所有的艺术家都去过那里，至少也去转过一趟，有许多留了下来。“蜂箱”是来自东方国家的犹太画家们的“洗衣船”。
此建筑是一位文学艺术资助人、装饰雕塑家阿尔弗雷德•布歇的杰作。参加过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归来之后，他购买了原属于居斯塔夫•埃菲尔先生的别墅遗址，并将它与预先已经购买的、距离沃热拉尔屠宰场不远的一块地皮连成一片。他在主楼周围建起了大量的作坊。该主楼原来是一个酒店，其屋顶酷似一个“蜂箱”，住宅的名称由此而来。庭院入口的两侧各立着一尊从印度尼西亚运来的女像柱。主楼周围有许多小型建筑，其中一座是拥有三百个座位的小型剧场（法国导演、演员、1934—1951年间阿德内剧团团长路易•儒韦正是在这里上的课），在草坪中间和鲜花小道、爱情小道及三剑客小道间，有许多展厅……
布歇先生以低价将这些作坊出租给贫穷的画家。他们各自有权支配一个他们叫做“棺材”的小小单间：一个三角形房间，门的上方有一个配备有薄床垫的平台，这就是房客的床。没有水，没有电，更没有气。但到处都是昏暗的走廊、肮脏的垃圾和挖掘敞开的壕沟。然而，从圆形的平台上、标有号码的门洞里传出意大利人优美的歌曲、犹太人热烈的讨论，以及俄罗斯人房间里模特儿们的喊叫声。
夏加尔自己承认，在战前他单独工作，并且经常工作到很晚，只接待几个来访者——桑德拉斯和阿波利奈尔，显得像个流亡者。当他们喝醉酒后喧哗吵闹地回住处时，住在“蜂箱”区的艺术家们往他们住房的窗户上扔石块，要他们去找他们。但是，夏加尔这个白俄罗斯贫穷家庭出生、受到俄罗斯杜马议员律师帮助的孩子比其他人持重得多。他根据自己的思想意识与精神状态的好坏，单独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他常常赤膊绘画，周初吃一个鲱鱼头，次日吃鱼尾，剩余几天每天只啃面包，而且毫无怨言。他的绘画作坊设在凉台上。
除少数人，例如诺曼底人阿尔西邦科的密友费尔南•莱歇之外，“蜂箱”的大多数房客来自中欧。每到星期日，他们聚在一起组织家乡的模仿集市，演奏家乡的音乐，跳家乡的舞蹈……一个黑胡子犹太商人从圣保罗区上山来，将他的手推车停放在铁栅栏前，开始出售散发着他在孩童时期早已习惯了味道的鲱鱼、肝片、黑面包。
他们都是大战前几年来到此地的移民。那时他们还算不上巴黎派成员，而这个流派后来在全世界都名声大振。阿尔西邦科是1908年来到巴黎的俄罗斯雕塑家。立陶宛雕塑家利普西茨比前者晚一年来。基科因同样是立陶宛人，他是社会党人，犹太博士的孙子，与克里迈尼和苏丁在维尔诺美术学校读过书。克里迈尼于1912年偷越国境，由于在行动与动作方面严重笨手笨脚，一直十分沮丧。克里迈尼自认为与苏丁势均力敌，所以有点儿嫉妒他。马奈卡兹于1913年离开基辅来到“蜂箱”住宅区。萨纳奥尔洛夫同年到达。波兰克拉科夫美术学校的优秀学生基斯林比其他许多人乐观、爱玩耍、喜欢热闹、喜欢喝酒与绘画。画家、装饰家莱昂•巴克斯特Léon Bakst（1866—1924），俄罗斯画家，布景师。1909年完成了在巴黎夏特莱演出的首部俄罗斯芭蕾舞剧《克里奥佩特拉》的布景设计与装饰。苏丁是所有人中最贫穷的，但他总是边作画边唱歌。
刚到达法国时，这些移民都不超过20岁。他们抛弃家庭、朋友及传统，除了手中的铅笔与画笔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武器。出发前，他们已经做了一定的准备，包括学业上与思想方面的准备。东欧的禁欲主义法律禁止个人崇拜，因此也禁止画像，他们在家乡无任何创作的自由：
不得创作塑像和上至天空，下到地面、地下以及水中的任何东西。
［摘自《圣经》］
在东方，犹太艺术都是宗教艺术，不存在宗教以外的其他任何传统艺术。整天封闭在犹太人区内的犹太人完全无法融入外部世界。艺术家们绘画如同儿童读书：白天，展示可以让他人看的东西；夜间，展示不可以让他人看的东西。谁如果希望自我解放，惟一的办法就是出走。
他们离开故乡出走也是为了逃避官方的反犹太主义。在那里的许多国家，大学的大门不对犹太人开放，特别是圣彼得堡的皇家学院禁止招收犹太人学生。
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来到法国时，只知道一个法语单词——巴黎。他们选择这个城市，只是因为早来巴黎的人们向他们传递了有关这里的信息：在巴黎，人们可以自由地生活和创作；可以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表达想表达的思想。他们的生活的确十分艰难，但多数已经可以勉强NFDA4口。不懂语言，他们可以学习。最重要的是他们终于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作画，搞创作了。他们远离学校，但作为自由人，他们发现了印象主义和最新出现的立体主义。正如不久以后德•契里柯Giorgio de Chirico（1888—1978），意大利画家。——译注所写：巴黎是一个怀有各种思想、心态和创作愿望的人都向往的地方。所以，巴黎是所有人的巴黎，巴黎是全世界艺术家的首都。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60节 于布王（1）
于布（Ubu）是阿尔弗雷德•雅里创作的一个人物，他的表现总是既粗鲁庸俗，又荒谬愚蠢，而且还整天地扬扬得意。
上帝是从零通往无限捷径。人们或许会问：从何种意义上讲呢？
阿尔弗雷德•雅里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蒙巴那斯“蜂箱”的画家们同蒙马特尔“洗衣船”的艺术家们在艺术创作方面还没有发生任何交流。一条河流——塞纳河将它们完全地分隔成为两个世界。毕加索帮越过塞纳河来到左岸，主要是会见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为代表的文学界朋友们，因为从蒙巴那斯时不时地传出诗人们的声音。那些拙劣的诗人在当地称王，一些胡涂乱抹的所谓画家也追随着他们鹦鹉学舌。蒙巴那斯的那些艺术家无力追随多姆和罗童德两个高档酒馆的富裕顾客花天酒地的奢华，只能跟随丁香园百姓的节拍终日过着贫寒的生活。
丁香园是蒙巴那斯区口碑极佳的酒馆之一，过去它仅仅是通往枫丹白露道路上的一个客栈。它的荣誉与名声来自它与布里埃舞场的人涌如潮，整日熙熙攘攘。战前，人们常常去位于卢森堡公园对面的天文台大街布里埃舞场的丁香树丛中跳舞，舞毕大家都去丁香园小酒馆喝些清凉饮料。来自圣米歇尔大街的大学生们与来自蒙巴那斯的诗人交融相会。人们在内伊元帅塑像的阴凉下交杯换盏，谈天论地。
丁香园曾经是德雷福斯派的一个阵地，也曾经作为花月派的后方基地，夏尔•莫拉斯经常在此召集为他出售保皇党人报刊的报贩子聚会。莫奈、雷诺阿、魏尔伦、纪德和居斯塔夫•拉鲁热也来这里。最后值得我们重点提及的是，为促进蒙马特尔与蒙巴那斯艺术界的交融起了主要作用的人物：保尔•福尔Paul Fort（1872—1960），法国诗人，1912年逝世，被誉为“法国的诗人王子”。。
他的《法国叙事诗》中除少数几首之外，大多数作品已经不再被传唱。仍然被经常传唱的著名诗句是：
小小马匹在恶劣天气中挣扎，但它勇气十足！
但他仍然是一位王子，诗人中的王子。继魏尔伦、马拉美和莱昂•迪尔克斯（Léon Dierx）之后，经过《法郎吉》、《Gil Blas》、《Comoedia》、《新闻》和《狼》五家报社组织的公民投票，他被任命为刚刚去世的迪尔克斯的继承人，成为诗人王子。350位文人投了赞成票，保尔•福尔被视为法国文学传统的最佳继承人。
保尔•福尔身无分文。当人们问他靠什么生活时，他面带微笑，果断地回答道：“靠我手中的笔！”
他反复抄写自己的作品，然后将抄写件出售给手稿与真迹的收藏家。
每个星期二，他召集其伙伴们到丁香园酒馆聚会，当时酒馆的老板是孔布老爹。出席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喝酒、唱歌跳舞、朗诵诗词。
身为活动组织人的保尔•福尔讲话口若悬河，行事如同火枪手一样豪爽。他身材单薄、头发很长、胡须松散，系黑色领带，外衣扣至领口，他边笑着同大家碰杯边讲故事，然后带领大家跳舞。半夜12点，他常常用他那刺耳的细嗓门即席吟诵几首才华横溢的诗词；有时，他站到桌子上，在钢琴伴奏和其他人的伴唱下，一直唱到拂晓。
他的朋友让•巴拉蒂芒托布罗斯（笔名让•莫雷亚斯，此人文化知识极其丰富，常带领他的读者们到大文豪夏多布里昂、沃热拉斯、巴莱斯或者拉法耶特夫人家做客）在烟雾和酒气中听着、笑着，同他一起吟诗作词。他醉醺醺地坐在桌边，大礼帽压低至单片眼镜，单片眼镜耷拉至染过的胡须上，说话时，那些胡须随着嘴巴的动作上下抖动，那张歪向右边的嘴巴信口开河，竭尽全力地吹捧奉承着巴莱斯和莫拉斯。他这样做的出发点并非惹《法国信使》杂志编辑部秘书保尔•莱奥托生气。这是莱奥托首次来罗童德酒馆，但他发誓以后再不会来了。原因有二：让•莫雷亚斯的肮脏（这是家喻户晓并且得到证实的事实）令他难以忍受；加上那天晚上，莱奥托心情沮丧，因为他刚刚得知他的作品《小朋友》在五年半之内仅仅售出500册……
保尔•福尔正是与莫雷亚斯和萨尔蒙于1905年共同创办了一份著名的杂志《诗歌和散文》。三位朋友举债200法郎，买了一批邮票，给预先估计的首批订户发出2000封信件。
《诗歌和散文》在战前一直是法国文学界的不朽杰作。其首批读者是：梅特林克、斯图亚特•梅里勒、巴莱斯、纪德、莫拉斯、朱尔•勒纳尔、阿波利奈尔……杂志社设在其创办人在布瓦索纳德街的家中。杂志的名字是皮埃尔•路易出的主意。杂志的宗旨是“主张对法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革，并主张将长期以来启发人们对高尚文学和抒情诗词兴趣的诗人和散文作家们团结起来”。
象征主义的行吟诗人求助于形象的力量，然而那是一种无法进行分析的神秘力量。
《诗歌和散文》杂志把“年轻文学”的各种流派团结在一起。尽管在数年前象征主义就已经达到了其发展顶峰，但保尔•福尔仍然是这一艺术流派的先驱。
这个流派的大辩护士有亨利•德•雷尼耶、圣-保尔•鲁和一日三变其立场的让•莫雷亚斯。他们奋起反击现实主义的左拉，浪漫主义的夏多布里昂、雨果、拉马丁以及巴那斯派的邦维尔、勒贡特•德•李斯勒、波德莱尔和高贝。象征主义谴责他们在诗词中只注重追求分析性和批判性，而没有吸引青年人。他们不仅抨击上述几位，也抨击福楼拜和卡蒂尔•孟戴斯，后者将魏尔伦视为十分蹩脚的诗人。
象征主义在文学史上只有短短十年的时间，只能算做一个过渡阶段。
象征主义以及后象征主义的战斗任务只是诗歌的节律问题。
当时必须摆脱传统的条条框框，将亚历山大体诗从其十二节拍中解放出来，努力向自由体诗迅速前进。《诗歌和散文》杂志对此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甚至马拉美在回答此问题说：他为在亚历山大诗体中“过度滥用民族韵律感到遗憾，而这一韵律和国旗一样，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才能使用”。
杂志的第一期就有400家订户。不久以后，订户来自全世界的四面八方。杂志社向认购者赠送书作为礼物，并且在出版社、书店、书柜生产厂家、银行以及金融机构都散发了广告。
《诗歌和散文》出版社于1910年创建，并且为人民大众喜爱的近500名诗人组织了规模庞大的多次招待宴会。星期二，在丁香园参加庆祝活动的人数少一些，但场面同样热烈。庆贺的人群不仅仅来自蒙巴那斯，许多人从蒙马特尔步行穿越塞纳河来到庆祝现场。当他们为了参加保尔•福尔星期二的活动而推开丁香园酒馆的门时，“洗衣船”的画家们见到的并非他们不熟悉的场面：除了他们十分熟悉的兴奋与狂热之外，加上丁香园诗人们的吟诗与字谜活动以及热烈喧闹的气氛，真令人羡慕不已。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61节 于布王（2）
蒙马特尔拉维尼昂广场的艺术家们早在1905年就已经开始来丁香园，与阿波利奈尔的朋友阿尔弗雷德•雅里交往。他们酷爱滥用枪支的恶习正是雅里传授给他们的。安德烈•布勒东在谈到他时说：“雅里是谁？就是喜欢摆弄手枪的那一位吗？”超现实主义者们尊重他，并且与他有着两个相同的爱好：作诗与实弹射击。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是第一位举枪瞄准雅里的人，他介绍雅里说：
在我看来，阿尔弗雷德•雅里好像是一条河流，一条（没有胡须、穿落汤鸡似的湿漉漉衣服的）年轻河流的化身。两撮八字胡下垂着，燕尾服的下摆左右摆动着，软绵绵的衬衣，自行车运动员的鞋，所有这一切使人感觉他温柔和顺：这位半人半神的人物浑身仍然潮呼呼，似乎他刚刚汗流浃背地离开令他情怀激荡的床铺不久。
［摘自1975年出版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现代文学家》］
雅里是那个时代pataphysique（虚构解法）的发明者。于布和福斯特罗是此理论的吹鼓手。什么是虚构解法呢？
是我们发明的一种技能，何时需要应用，一般能够感觉得到。
这种技能是：不根据习俗与惯例，而从事物的特殊现象、反常现象观察世界（勒内•多马尔、波里斯•维昂和雷蒙•凯诺后来发展了雅里在“虚构解法”方面的研究工作）。
当阿波利奈尔遇见雅里时，后者已经在《文学艺术》和《法国信使》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出版社也出版发行了他的数部著作，例如《基督的敌人——恺撒》、《日日夜夜》和《超雄性》。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长期被视为一部戏剧的作者，而该戏剧却在巴黎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公愤。1896年12月9日，观念正统的巴黎人规规矩矩地坐在“著名作品”剧院在耐心地等待观看这出戏剧。但刚刚看完第一段独白：“他妈的儿！”整个剧场爆炸了，全体观众哗然了，他们骤然站立起来，用各种可能的方式纷纷表示抗议。
阿尔弗雷德•雅里住在卡塞特街Cassette，位于巴黎六区，卢森堡公园附近。7号院内的一套房子里。这房子也许与他的形象不符，但对他十分合适。房间处在四层半的位置，小小的房门被楼梯遮挡去一半。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和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经常去他家。他们轻轻地在那小小的门上敲几下，门扇向外推开，恰好贴在来访者的胸前。室内传来一个声音，要求来人弯下腰，让房客看清楚来人是谁。
如果是朋友，雅里请他进屋。进到屋里，来人发现房间非常小，屋顶很低，在室内行走必须弯腰。房东将一套房子从中间一分为二，上下隔为两间，租给矮个子房客。这样，房东就可以得到双倍的租金。人高马大的沃拉尔德叙述说：雅里在室内刚刚可以站直身子，他和一只可爱的猫头鹰生活在一起。那只大鸟的头顶由于经常碰到石灰顶棚而发白，而作家雅里的头时而也碰到房顶，在头顶上留下几缕白发。如今，人们不知道那只猫头鹰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到底是个有血有肉的活物呢，还是一只陶瓷大鸟。因为安德烈•布勒东经常抱怨雅里房间内散发着猫头鹰的恶臭味道。
雅里睡觉的床很矮，他写作时总是趴在床上。墙壁上挂着一幅作家的肖像，是他的朋友卢梭海关给他画的。人们看见在这屋里陪伴雅里的，好像只有一只鹦鹉或者一只变色龙。据安德烈•萨尔蒙讲，人们特别注意到模特儿本人对画的修改：雅里在肖像的身上掏了一个与墙上的通风洞一样大小的孔。雅里从这幅肖像画上完全认不出那是他自己。
他想活动一下双腿的时候，就骑自行车到塞纳河边的公园转转。雅里在《法国信使》杂志社社长瓦莱特和他妻子——小说家拉希尔德（她的真实名字为埃伊梅利夫人）的房产附近买了一块16平方米的地皮。他用全部地皮搭建了一间小小的木屋：三角坛。夏天天热，他就住在那里，吃自己钓来的鱼。
雅里平时的胃口很小，为了开玩笑而大吃大喝的情形除外。一天，他和萨尔蒙到了塞纳河街的一家小酒馆，在一张桌子前坐下，叫老板过来：
“请上一瓶科尼亚克酒。”
“还要别的么？”
“不用了。我还想要一杯咖啡。”
“可是……”
“一杯咖啡，一份瑞士格律耶尔奶酪，一份糖煮水果。”
“您点的这是饭后甜点！”
“是的，然后，上半只鸡。”
“然后呢？”
“然后，来一碗意大利面。”
“您想要牛排吗？”
“带血的。”
“所有这些同时上吗？”
“按照刚才点的顺序上。”酒馆老板狡黠地微微一笑，点头表示同意。
“肉食之后，我要一些小萝卜……和一个汤。”阿尔弗雷德补充说。
“还要别的吗？”
“是的，一瓶佩尔诺德酒……要度数最高的。”
此时，酒馆老板把他的手搭在顾客的肩头，叹了口气，说：
“请到此为止吧！你要吃坏身体了！”
“拿开您的爪子！给我拿一杯红墨水来。”
“马上到。”
墨水到了。雅里在墨水杯中放了一个糖块，一口喝下全部的墨水。
那一天，是他的特定食谱日。通常大多数时间，他只吃冷肉和酸黄瓜。
但他每天喝很多酒，最喜欢喝的是苦艾酒——他给起名为“圣草酒”。据他最要好的朋友拉希尔德回忆：从起床到吃午饭之间，雅里通常要喝两升白酒和三瓶佩尔诺德酒；然后是葡萄酒、带渣咖啡作为助消化酒，晚饭之前还喝数杯开胃酒；上床睡觉之前，喝一份佩尔诺德、一份醋和一滴墨水垫胃。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62节 于布王（3）
从未有人见过他喝醉。只有一次，瓦莱特的女儿搞了一次恶作剧：用过纯的水换掉他杯中的酒，于是他病倒了……
雅里不爱女人，从未有人见过他和女人有任何联系。雅里为此深感自豪。
阿尔弗雷德•雅里不分时间，不分场合，随心所欲，什么时候高兴，拔出手枪就射击：有人挡了他的路他开枪，有孩子使他不高兴他开枪，电车里人过多无法上车他开枪。即使偶尔身上未带手枪，他也会带有别的武器。
雅里首次遇见阿波利奈尔时，他们二人在巴黎市内溜达了整整一夜。在圣日耳曼大街溜达的时候，一个人来到他们身边问何处有方便的地方。雅里从衣袋中拔出手枪，对准那位陌生人，命令他后退五米。来人退到五米之外后，他才告诉他该走什么路。
连发六枪，是雅里的戏剧作品中主人公于布的拿手好戏，而有关雅里玩弄枪支的故事也同样数不胜数。
一天晚上，雅里在莫里斯•雷纳尔家吃饭，毕加索的朋友雕塑家马诺鲁走到他的身边，只想同他认识一下，交个朋友。这一下惹雅里生气了，他命令雕塑家尽快离开那里，让他安静会儿。那位西班牙人仍然待在原地未动，雅里拔出手枪，朝窗帘开了枪。
另外一次，他在一家酒馆，坐在一位女士身边。不知出于何种神秘的理由，他对身边的一位消费者产生了反感，他站起身来，拔出手枪，朝一面镜子开了枪。突然间变得粉碎的镜子哗啦啦散落一地，在场的人们惊慌失措，乱作一团，而雅里却平静得如同未发生任何事一样。他重新坐下，转身对身边的那位女士讲：“好了，现在镜子碎了，咱们继续聊。”一天，他试图用手枪开启酒瓶盖，在他租赁房子的院子里开枪，惊慌失措的房东女主人喊道：“先生，快住手！您这样会打死我的孩子的！”
“那有什么关系，我们给您再生一个好了！”他强词夺理地辩解道。
一天晚上，他去观看一场音乐会。他身穿用纸做的衬衣，上面用中国墨画了一条黑色领带。在收票口，他的装扮引起了工作人员的不满，将他打发到音乐厅顶层楼座。当时他一声不响，未做任何反应。然而，当全场安静下来，乐队指挥已经准备好开始演出时，他突然站起来，大声喊道：“这真太令人愤慨了！怎么可以让前三排那些带着乐器打扰观众的人入场呢？”
1906年5月28日，在接受过临终圣事、起草完遗嘱之后，雅里给他最要好的朋友拉希尔德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应该得到休息的于布老头将努力入睡。他深信在人解体腐烂之后，脑子仍然在发生作用，而且他的梦想就是天堂。于布老头也许即将永远地安息了，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十分渴望重返三角坛。
第二天，他在原信上增加了以下附言：
我重新打开了昨天写毕的信件。大夫刚才来过，他坚信我得救了。
［摘自1987年发表的雅克-亨利•勒维斯克的《阿尔弗雷德•雅里》］
他的确得救了，雅里又活了近一年半。他每天去医生家就诊时，随身总带着两把手枪和一根包铅棍棒。他的境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悲惨：身上穿着他的朋友们抛弃的衣服，负债累累，遭受结核病的折磨。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但又对所有人隐瞒。他在默默地等待着生命的结束。
1907年10月29日，当人们上去敲位于四层半的那扇门时，雅里不开门了。瓦莱特找人撬开门锁，看见作家躺在床上，已经动弹不得了。人们送他到了教会医院。在两天内，他不停地低声重复着：“我在寻找，我在寻找，我在寻找……”
大夫为他作了检查，病人出奇的平静。雅里面无血色，肝脏破裂，脉搏微弱，但不抱怨，也不呻吟。
1907年11月1日，他因患结核性脑膜炎，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他同时还有慢性酒精中毒，但这并非导致他死亡的原因。
雅里把他修建的三角坛作为遗产遗赠给他的妹妹。有人说（首先是马克斯•雅各布说）他将其手枪留给了毕加索。无人知道他的自行车——一辆用86法郎向他人购买的克勒芒96赛车的下落，直至去世时，他仍然未能付清这笔钱。
雅里英年早逝。年仅36岁的阿尔弗雷德•雅里没来得及在文坛上扮演应属于他的角色。他的放荡与他做的一系列荒唐事，构成了与他同时代的青年人能够读懂的语言。第一位理解阿尔弗雷德•雅里并懂得他的语言的人，便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阿尔弗雷德•雅里是一位文坛上少有的奇才。他的任何行动，甚至他的全部恶作剧中都蕴藏着无限的文学内涵。
［摘自1975年出版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现代文学家》］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63节 于布王（4）
第二位是安德烈•布勒东：
……长期以来，人们比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走得更远，认为十分有必要严格地将生活与艺术区分开来。但从雅里开始，这一观点受到了质疑，最后终于从原则上彻底消失了。
［摘自1966年出版的安德烈•布勒东的《黑色幽默选集》］
阿尔弗雷德•雅里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模仿被他自己定义为“完美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戏剧人物于布，而且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于布那样的人，那么如何做才是对雅里的最好的纪念呢？
雅里的悲剧在于，其实他的坏名声来自一个冒名顶替：他并不是于布老头，而且从来都不是于布老头。
这部将他神圣化了的戏剧作品其实并非出自他的手。《于布王》实际上是一部集体创作的作品，而且可以说他根本没有参加该剧的创作。于布老头是法国布列塔尼地区雷恩中学的一些学生集体所为。他们创作这部戏的目的是嘲弄他们的物理老师——埃贝尔（Hébert）老头。这位老师毫无权威，学生们常常以在他的课堂上起哄为乐。雅里16岁来到该校时，此戏剧已经存在。当时的剧名为《波兰人》，署名作者是莫兰兄弟。雅里仅仅是修改了戏剧的名称与其中主人公的名字。主人公的名字于布（Ubu）无疑来自埃贝尔（Hébert），学生们常叫他Hébée或者Eb，因而Ubu显然是从Hébée演变而来。
剧中反军国主义的一场戏也许是雅里在原作的基础上增加的。但是“绿蜡烛”和“Cornegidouille”两部戏不是出自他的手。那段臭名昭著的头场开场白“他妈的儿！”更不是他所写。有夏尔•莫兰的证词如下：
我们当时都还是孩子。我们的父母绝对不同意我们使用剧中的言辞；那么我们别出心裁地想出在台词中插入许多的字母“r”。事情就仅仅如此而已。
［摘自1947年的《新评论》杂志中夏尔•莫兰的文章《从于布到海关职员卢梭》］
然而，多亏有雅里，于布才得以周游世界。正是雅里将《于布王》搬上舞台，最初将它搬上了雷恩中学的舞台，演员均为那里的学生。接着，其他地方也逐渐开始上演此戏，有的地方还把该剧改编为木偶戏演出。
《于布王》在巴黎上演之后，热烈的评论开始了。人们将它与莎士比亚、拉伯雷的作品相提并论。《诗歌和散文》向“这部滑稽可笑的不朽悲剧，一部天才的法国名著致意”。雅里去世很长时间之后，《法国行动》还对这部莎士比亚、列宁和前进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式的讽刺赞口不绝。莫兰兄弟保持着沉默，他们不说话，也不发表意见，但在他们的心底深处，一定认为眼前发生的一切简直荒唐可笑。确实，他们一直为雅里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自封自己为该集体创作戏剧的惟一作者，有点儿愤愤不平，但他们没有揭露他。他们对所持态度的解释是：该剧的创作只不过是开个玩笑，是为了讽刺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文学界的那些精华。这样的玩笑令他们开心。由于他们与同窗学友雅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知道于布这个戏剧人物对他的职业生涯初始帮了大忙，他们也为这一滑稽剧给他带来如此大的声望而高兴。最后，他们也同意雅里修改戏剧的名称，并将主人公与埃贝尔和雷恩中学联系起来。在该剧的两位作者看来，于布仍然是一个玩笑、滑稽剧，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骗局。
即使他是《受奴役的于布》或《戴绿帽子的于布》的作者，即使于布这个人物确实在雅里的作品中出现过，也不等于《于布王》就属于雅里。他的朋友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十分清楚在大战期间，他写过一部北欧传奇续集：《于布老头复生》，由鲁奥绘制插图。
这一窃取他人著作权的行为，对雅里的命运以及他本人的心理构成沉重的压力。有一次他在谈论作品《波兰人》时倾吐出自己的心声，但是鲜为人知：
人们用《于布王》将我压得无法翻身。这本来是中学生的一场恶作剧，并且不是出自我的手……我做过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大家都用于布堵死了我的前进道路。我必须谈论他，模仿他，过与他一样的生活。人们想要的只是这些！
［摘自1947年的《新评论》杂志中夏尔•莫兰的文章《从于布到海关职员卢梭》］
瓦莱特与拉希尔德的女儿证实，人们从来都以“于布”称呼雅里，而从未听到人们以别的名字叫过他：
那似乎是一个面具，在我们家，作为家里人，有时他可以摘掉它。有时，我们大家也如同于布老头一样说话、行事。
［摘自1947年的《新评论》杂志中夏尔•莫兰的文章《从于布到海关职员卢梭》］
于布这个角色侵犯了雅里的生活与心灵。但他还是一直那样扮演着，无论他人如何叫他，他一概接受。他在生活的舞台上如同这个人物的模子，既像麦克白Macbeth，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悲剧人物——1040—1057年期间的爱尔兰国王。——译注，又像福斯塔夫Falstaff，莎士比亚戏剧人物——1379—1459年，英国上尉，英法交战期间，任法国诺曼底、麦那和安汝地区总督。、高康大Gargantua，拉伯雷剧作中的人物，胃口十分大。及波里西内勒Polichinelle，滑稽剧或木偶剧中鸡胸驼背、尖着嗓门说话的小丑人物。。在生活的重负下，他强打精神，挺直腰杆高喊“Merdre”，在上流社会的沙龙，他用寻衅闹事、蛮横无礼制造轰动。此类行为更多的是出于极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好斗者软弱的表现。他的一生都如同在上演一出独幕悲喜剧。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64节 立体主义的瓦解（1）
这一天，在所有人心中都响起了一声晴天霹雳。
约瑟夫•戴尔泰Joseph Delteil(1894—1978），法国作家。
于布缺乏理智。
20世纪也一样。它刚刚进入理性年龄，便把世界带入了战争。
1914年6月28日，弗朗索瓦-斐迪南大公倒在了塞尔维亚狂热分子的子弹之下。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7月31日，德国向法国与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同日，让•若雷斯Jean Jaurès（1859—1914），法国政治家、作家，反对政府的殖民政策，反对战争。遭暗杀。8月1日，法国全国总动员。8月2日，法国军队在灿烂的阳光下走出了巴黎的军校和军营，一个个身挂头盔、枪系红花的士兵，在战刀、宝剑、刺刀发出丁丁当当清脆的撞击声中，在战旗的军乐队的带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沿着巴黎的条条大道，向各火车站进发。重骑兵、龙骑兵、炮兵、狙击兵和步兵异口同声地呼喊着同一个口号：打到柏林去！他们计划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到达那里，并且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凯泽Kaiser,1871—1918年期间的德国皇帝。以同样快的速度返回巴黎。
在巴黎，人们聚集在蒙巴那斯的各家酒馆里举杯痛饮，为获得胜利祝福。开战前夕，蒙马特尔的艺术家们，为躲避战火而到蒙马特尔落脚的人们，纷纷跟随毕加索跨越塞纳河到达左岸蒙巴那斯。于是，蒙巴那斯的瓦万大街取代了蒙马特尔的“机灵兔”，成为来自蒙马特尔的艺术家们最集中的区域。他们在塞纳河的右岸蒙马特尔山撒种，却将在蒙巴那斯收获。
丁香园酒馆不再组织舞会了，因为那里资产阶级化了。茴香酒从六个苏涨到八个苏。为避免遭受镇压，画家和艺术家们从山上下来以观形势的发展。他们推开门，进入位于瓦万大街两侧的两个较大的酒馆：多姆和罗童德。前一个酒馆比第二个早开张十五年。多姆酒馆有三个厅，供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和美国人玩台球。罗童德占两大优势：一台老虎赌博机，一个朝阳的大平台。不久之后，他扩大规模，把隔壁的两家酒馆巴那斯和小拿波利丹吞并。艺术家们经常在这里相聚，为德国皇帝凯泽喝倒彩。
8月2日，瓦万大街同其他路口没有两样。只是在它的南侧，人们在组织欢送军队开赴战场的庆祝活动，罗童德内人群熙熙攘攘，而位于北侧的多姆却空无一人，德国人放弃台球桌溜了。从此以后，他们只能在国界线的另一侧耀武扬威了。直至那时，一直认为艺术没有国界的拙劣画家们，也悲伤地陪同他们的日耳曼朋友到纪尧姆皇帝召见他们的火车站去了。他们在群众的一片嘘声中走了，去了柏林或慕尼黑。
当时，社会各界都酝酿着狂热的反日耳曼情绪。艺术也无法逃脱这一法则。举办“熊皮”拍卖会的次日，《巴黎午时》发表了一篇反映人们共同思想的文章：
一些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怪诞、滑稽而且丑陋的作品卖出了天价……这样一来，我们民族艺术中讲分寸、守秩序的优点将逐渐消失，塔奥塞Tannhauser，德国诗人和作曲家。以及他的同胞们将会十分高兴，因为他们不需要再购买毕加索的作品，而是免费从卢浮宫博物馆搬走他们想要窃取的一切艺术品，而那些冒充高雅的意志薄弱者或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却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毫无疑问，这些人有意无意地成了敌人的帮凶和同谋。
［摘自1914年3月3日《巴黎午时》］
阿波利奈尔此时表现出了他全部的能力。他猛烈攻击罗曼•罗兰以及所有只讲和平、不参与任何斗争的和平主义作家。他为倡导和激励人们“反德”的民族情感大声疾呼。《酒精》一书出版时，他敢肯定德国人已经在连一个马克的著作权都未付的情形下，将《酒精》中的第一首诗《地区》翻译成德文。他说：
他们时刻到处掠夺，不焚烧法国教堂的时候，就盗窃法国诗人的作品。
如果没有安德烈•纪德极力鼓吹法德和解，欧洲就不会有和平。是因为从未上过战场，安德烈•纪德才成为少数和解的鼓吹者之一吗？在很长时间内，无人听他的，那个时代的法国文学直至30年代一直深深地打着雷米•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1858—1915），法国作家，象征主义批评家，评论作家。在19世纪末提出的狭隘爱国主义的烙印。
1917年，甚至发展到将科隆（德国城市）香水改名为卢万（比利时城市）香水、德国牧羊犬改为阿尔萨斯牧羊犬、柏林街改为列日（比利时省名）街、理查德•瓦格纳（德国作曲家）街改为阿尔贝里克-马尼亚尔（法国作曲家）。保尔•莱奥托愤愤不平地下结论说：“我希望在实现和平的时候，将它更改为胜利街。”
罗童德酒馆稍微有点儿出格：在这里，民族主义情绪没有其他酒馆强烈。部队在街头行进时，该酒馆的老板利比翁老头从早上起就在酒馆最里面给顾客们斟茶倒酒。他将长年存放在地窖里的陈酒也取出供客人享用。他穿一身很平常的灰色服装，一手掐腰，一手捋着他那八字胡须，看着部队沿着林阴大道向北走去。一些妇女在沿途的路边向年轻士兵们抛撒着鲜花。穿着黑色制服、红色裤子的军官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大家行礼致意。各部队都唱着《马赛曲》。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65节 立体主义的瓦解（2）
路过罗童德酒馆时，士兵们的歌声更加高亢，更加响亮，歌词也变了。军队与路边看热闹的人们都向一些年轻人喝起了倒彩。其实他们也同样在为进军顺利干杯，但身穿的不是军装而是五颜六色的衬衣，肤色也与我们不同。莫拉斯用更加刺耳的嗓门喊道：“外国佬滚出法国去！”
一眼就看得出来，那些年轻人的确不是本土人：他们的口音、服装、行为举止、所做所想全部证明他们不是我们本土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十分遥远的国家，而其他人与他们的习俗相似，大多数人不清楚他们到底从哪里来。他们都避开跟随部队的大量群众，有的站在人行道上，有的站在路边。
那一天，也有误会。外国佬们一个个躲进酒馆，藏在利比翁老头的幔帐后面，不是因为他们软弱无能，而是为了免受辱骂。他们不讲话，是因为他们得到他们中间的两位——意大利人利西奥托•卡努多和瑞士人布莱斯•桑德拉斯发出的命令：
法国的外国朋友们在法国逗留期间学会了热爱法国、眷恋法国，将法国看成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并且深深地感到十分有必要向它伸出帮助之手。
无论在何处出生，凡在这里居住的无论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工人以及一切健康的人，我们在法国找到了生存的手段，让我们联合起来，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自觉自愿地为伟大的法兰西做出我们的贡献吧。
他们之所以不讲话，是因为这一年的8月1日恰巧是星期六，他们在等待星期一到来时，去征兵站应征参军。
星期一到了。首先到达征兵站的是波兰人。他们近一千人浩浩荡荡地开赴圣多明我街报名参军。报名之后，他们手持登记证，涌向骑士广场购买上战场需要配备的军大衣、裤子、上衣和军帽。
仅仅几个星期时间，“洗衣船”的那帮伙伴们就永远地分手了，他们在蒙巴那斯的弟兄们也离开了培育他们的土地。他们都出发奔赴北方战场，为保卫将他们养育成人的祖国——法兰西去战斗了。当时在尼斯的阿波利奈尔在那里参了军。巴勃罗•毕加索在阿维尼翁火车站送勃拉克和德朗上战场。穆瓦兹•基斯林专门从荷兰返回法国来参军。布莱斯•桑德拉斯陪同他去，还有路易•马尔古希，奥西普•扎德基恩……
8月2日，秋季艺术博览会主席、开明人士弗朗兹•儒尔丹惊呼道：“立体主义终于彻底瓦解了。”这也许既不是参了军的莱歇、洛特、迪努瓦耶•德•塞贡扎克以及他们的同龄人卡尔科和马克•奥尔朗的思想，更不是拒绝参军的莫迪利阿尼和意大利—智利画家奥尔蒂兹•扎拉特的思想。迭戈•德•里维拉陪同布朗库西Brancusi（1876—1957），罗马尼亚的巴黎派雕塑家。、格里斯和毕加索留了下来。
藤田去了伦敦，后来又去了西班牙，最终返回了巴黎。帕森去美国之前，在英国逗留了一段时间。毕卡比亚与马塞尔•杜尚在他之前已经到达了美国。德劳内呢？他需要找个托词。有些人说他退伍是因为神经有问题。桑德拉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与他断绝了关系，于是他干脆和妻子索尼娅躲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接下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内，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大街小巷空空如也；由于宵禁，天一黑酒馆被迫关门；布里埃舞场被改造为军需仓库；到处一片凄凉景象，没有热烈的欢庆活动，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巴黎十六区区长、索邦大学的教授和语法专家费尔南德•布鲁诺从大学辞职，专心从事区里的工作，他组织向贫困的穷人舍粥。但留下来的画家们仍遭受着贫穷与饥渴的折磨。
“蜂箱”住宅被征用，供从香槟省流落来巴黎的难民使用。原来绿油油的草坪如今成了菜园，树都被砍伐当柴烧了。冬天的一个上午，夏天经常用水喷洒房客的那位看门人上楼进了夏加尔（夏加尔于大战前夕去了白俄罗斯的维特布斯克度假，没有能够回来，1923年才回到法国）的画室，将里边所有东西一搬而空。在确认全部绘画作品都进行过防水处理之后，他满意地下到一楼。手拿画家的作品，向他那间天花板已经严重破损的小屋走去。在手脚麻利地将那些破天花板拆除之后，用那些从天上掉下来的保护物——夏加尔的绘画作品，代替了刚刚被拆除的天花板。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66节 战时的艺术家食堂
在蒙巴那斯我们有一些艺术家食堂，是它们使人们暂时地忘记民族的痛苦及其他。
马克斯•雅各布
巴黎处于战争时期，食品定量配给，巴黎正在遭受着贫困与饥寒的折磨。人们缺衣少食。大街上的路灯和汽车车灯黯淡。家家户户的玻璃窗户上贴着胶布，预防被敌机轰炸震碎。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灰暗、平淡、乏味、毫无生机的气氛之中。人们必须适应新形势，接受新现实，养成新习惯。民众也开始缺少粮食，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深深地体会到了向来属于穷人的命运：生活仅仅是消化道，整天为吃饭奔波，但口袋中的钱也仅够NFDA4口：一份蔬菜牛肉汤15个苏一个苏相当于现在的五个生丁。，一份菠菜13个苏，一斤梨两个苏，一块巧克力一个苏……
战争中断了生活在巴黎的外国艺术家们的粮食供应。商人们离开了城市，画廊全部关门，从国外给某些艺术家的汇款无法进入法国，必须耐心等待许久方可获得一些冬天取暖用的煤球。罗丹本人不得不在病榻上挨冻，因为无人想到为他供应燃料让他早日康复。
然而，艺术家们之间互相帮助，这是老传统。从前已经有凯博特用为他们购买画布、组织展览会和送钱给莫奈、毕沙罗及雷诺阿的方式支持印象派。20世纪初，巴黎的俄罗斯人组织义演舞会帮助他们当中的穷人。1913年，萨尔蒙、比利和瓦尔诺在《诗歌和散文》杂志上宣布创建文学互助社，为无生活来源的作家们募集基金。从1914年起，马克斯•雅各布在他位于蒙马特尔的加布里埃尔街的住处经常写信给上了前线的朋友，向他们通报消息。他也经常收到前线的消息，然后他将这些消息转告在后方的所有朋友。1915年，诗人（马克斯•雅各布）也为在法国南方饥寒交迫，并且患结核病的意大利画家吉诺•塞韦里尼组织了捐款活动，并将捐到的款项汇给他。马克斯•雅各布的亲密朋友西班牙人奥尔蒂兹•扎拉特（同马克斯一样，扎拉特也曾经看见耶稣出现在他住处的墙壁上）也一样：当他发现莫迪利阿尼在画室失去知觉时，他毫不犹豫地打鼓集合朋友们将画家送往意大利的家中治疗。
在蒙巴那斯为艺术家们准备了一些食堂，由市政府给予补贴。玛丽•瓦西里耶夫在她居住的梅纳街也为艺术家们办了一家食堂。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经常能够见到长期居住在蒙巴那斯的艺术家、“洗衣船”的艺术家、接受捐助的人、战争期间乃至战后的许多显赫人物。
玛丽•瓦西里耶夫是俄罗斯人。在莫斯科结束绘画专业学习之后，到意大利逗留了一段时间，最后于1912年来到法国。她曾经短期跟马蒂斯学艺，后来在梅纳街开办一所绘画专门学校。尤吉•德斯诺斯曾经说：玛丽•瓦西里耶夫刚来到法国几个星期后的一天，她正在一条长凳上休息，不远处有一位穿着整齐、彬彬有礼、不引人注目的老先生时而拉小提琴，时而作画，而且手艺不凡，这引起了玛丽的注意。接着，老先生就向玛丽提出要娶她。他叫亨利•卢梭，比姑娘大40岁，是巴黎市商品入市征税处公务员。
玛丽•瓦西里耶夫没有拒绝他的求婚。她在他的帮助下从事绘画和雕塑，为朋友们提供慷慨的帮助，例如开办艺术家食堂，使处于困境的艺术家们能够在这战争年代起码保持免于过凄惨的生活。
有传言说1914年之前，俄国皇后经常给玛丽•瓦西里耶夫汇寄卢布，反对上述说法的人又说有人见到过她在慕尼黑散发共产党的传单。于是在战争结束时，她被怀疑在为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工作。
由于玛丽•瓦西里耶夫的食堂占地为私人地产，可以不执行夜宵命令，整个蒙巴那斯都知道她的食堂。艺术家们频频推门进入这个食堂，晚上的欢乐聚会可以大大冲淡白天盛传她有变节行为给她造成的强大的思想与精神压力。
玛丽•瓦西里耶夫食堂的墙壁上挂满绘画作品：夏加尔、莱歇、莫迪利阿尼；地上铺着略显破损的地毯；搁物架上放着许多玛丽•瓦西里耶夫制作，将要卖给服装师保尔•普瓦雷或者塞纳河右岸资产阶级的毡绒娃娃头；到处是不配套的椅子、开口裂缝的靠垫以及从跳蚤市场捡来的几百件旧物品。
吧台后，玛丽同一个女厨正在忙着为客人们准备饭菜。共有两个灶台，一个用煤气，一个用酒精。她们为每人准备一碗菜粥，价值十来个生丁，有时供一份甜点。最富有的人可以另加一杯酒、三枝普通香烟。
人们吃着喝着，弹着吉他唱着，有的人时而也背诵几首诗。他们使用的语言五花八门：用俄语聊天、用匈牙利语欢呼、用所有的语言讲笑话。当警报响起时，他们的歌声更加响亮，希望能够以此掩盖他们的恐惧心理和即将降临的危险。
次日白天，画家们到多姆或罗童德酒馆相聚。因为那里暖和，他们可以一整天都泡在那里。在这两家酒馆，他们可以设法偷窃到一天内还需要吃的东西。老板利比翁对他们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但从不做声。在战前，他的顾客常把碟子、餐具装进背包或口袋带走。艺术家们在绘画创作中可以把它们派上用场，所以利比翁从不干预，只有在两点上他十分严厉：在他的酒馆内禁止女士摘去帽子，禁止男子打开乙醚瓶或可卡因袋吸毒。其余方面，利比翁老头是个老好人的典范。他下令服务员不得要求顾客增加消费，因为在食品短缺时期，哪怕一小块奶油也许就是一个人一顿饭的价钱。为什么那里供应奶油咖啡呢？因为这是穷人家的日常饮料：一口气喝完不好，只能放在杯中慢慢品尝，不贵，还热乎。人人都可以在暖暖和和的酒馆里愿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老板利比翁甚至还到烟草店排队，为艺术家们购买他们自己无法搞到的香烟。他喜欢他们，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他在蒙巴那斯的所作所为，正是弗雷德在蒙马特尔所为。
“洗衣船”的大部分画家和诗人都上了前线，留在巴黎的也都到利比翁酒馆去。原来在蒙马特尔一带居住和活动的艺术家们在利比翁酒馆发现蒙巴那斯艺术家的面孔，有些他们还认识。勃拉克、德朗、阿波利奈尔赴前方作战离开了巴黎，于是马克斯•雅各布、弗拉芒克、萨尔蒙和毕加索就成为大大缩小了的蒙马特尔拉维尼昂街阵线的代表。他们接触的以下艺术家即将控制瓦万大街，并且将它武装得与昨日的蒙马特尔山同样艳丽与同样富有：波兰人穆瓦兹•基斯林、日本人藤田、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瑞士人桑德拉斯和立陶宛人苏丁……对仍然在巴黎的人、休假军人、退役军人、正在休康复假的军人来说，跨进罗童德酒馆的门，感到心情特别的舒畅，就好像将马恩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东北部的马恩省境内进行的两个重大战役。战场上的敌人追击到了世界的边缘那样令他们痛快淋漓。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67节 苏丁和莫迪利阿尼（1）
我忍受着撕心裂肺的痛苦。
塞姆•苏丁
塞姆•苏丁来罗童德学习识字。当他的女教师要求他喝奶油咖啡振作精神，而他却无力支付时，总是利比翁掏钱。他以此方式参与推广普及法语的善举，同时也帮助了苏丁，后者恰好需要此类帮助。
塞姆•苏丁是所有人中间最可怜的一个：腹内饥肠辘辘，心情焦虑不安，各方面的苛求与挤压消耗着他脆弱的心灵。他周围以夏加尔为首的许多人十分憎恶他，他们谴责他性格阴郁乏味、行为举止野蛮粗俗。
苏丁在罗童德酒馆，就像《巴黎圣母院》中发着高烧的卡西莫多：在酒馆的尽头，一字一句地重复着女教师教他的词句。女教师很丑，他从不看她一眼。他身上紧紧地裹着一件破烂不堪的大衣，宽宽的肩膀托着一张普通的脸，低着头，下巴贴在脖子上，脖子缩在羊毛围巾内，闪闪发光的黑发上扣着一顶破旧的帽子，躲藏在耷拉着的帽檐儿下的目光灼灼逼人。苏丁东张西望，什么都看，到处看：那是为了看谁喜欢他，谁不喜欢他，谁坑害他，谁送给他奶油和香烟。他冻得要死，饿得要命。他说：“我整天忍受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他经常翻蒙巴那斯区里的垃圾桶，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破旧衣服或鞋子换鱼或鸡蛋吃。
送饭给苏丁是给他最好的礼物。在餐桌上，他简直不是吃饭，他狼吞虎咽，嚼骨头、舔菜汤。整个脸，从前额到下巴都在吃，到处都粘满饭菜，用手擦抹之后，接着又用舌头舔吸手指，完全不顾生活中的起码规矩。
他喜爱漂亮房子，他也绝对不愿意将它搞脏。一天，他应邀到一个富有人家的私人官邸。在表示歉意之后，他离开餐桌，下到花园里找了一棵树，解开裤子对着树干就解小手。
有人问他：“为什么？”
他以令人恐惧的语气回答道：“您家太漂亮了，我不想把它搞脏……”
另外一次，他的一位画商请他到马赛的一家豪华饭店住宿。而苏丁消失了，躲进港口附近的一家为海员开的妓院过了一夜。
他喜欢拳击。一个强壮结实的运动员鼻青脸肿地被摔倒在地，引起人们的大声叫喊与咒骂时，苏丁经常不合时宜地狂笑不止。他的绘画作品过分雕琢、形象粗野狂暴、畸形过度，作品与他本人一样，十分粗俗野蛮。
他绘画不用新画布，而总是使用从克利尼昂库尔Clignancourt，位于巴黎北郊。跳蚤市场买来用面包渣制作的糨糊把旧画布上的画覆盖住，然后再用。画出的结果不好（这几乎是常事）时，他用刀把刚刚画完的作品撕碎。当他给别人看作品，而来人不大加赞赏时，他同样也把它撕掉。蒙巴那斯的画家们中间流传说：任何人不得批评苏丁的作品，否则，他就当场把它们撕得粉碎。
缺少原材料时，他重新捡回撕碎的画布，用针线重新缝好再用。无疑，画出的无论是脸面还是肢体全部是畸形。不知情的人正是从他的此类作品中发现了他这个天才画家，这是多么好的讽刺啊！
他从不去现代绘画作品展览会，而是整天整天地在卢浮宫他崇拜的佛兰德斯绘画大师以及库尔贝、夏尔丹、伦勃朗的作品前度过。他在伦勃朗的作品前停留的时间最长，因为他认为这位画家是所有画家中最伟大的。他学习给作品增加亮度，以此寻求他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的光明与心灵开放。他时常低着头，目光总朝下看，双手插在衣服口袋中，不停地搜索散落在周围的烟头，目光在周围寻觅着还能啃的骨头、能喝的剩酒水、可供他创作画的细节或能够引他发笑的笑料。
如果罗童德酒馆的门一开，站在门口的是莫迪利阿尼，他会突然心花怒放，脸上绽放出鲜花般的笑容。他对学习法语心不在焉，眼睛时刻盯着意大利人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酒馆的餐桌间。阿姆多与塞姆的性格脾气恰恰相反：他总是面带微笑，向这个那个不停地打招呼问好。他身穿紧身外衣、平绒坎肩，棉布衬衣束在里边，肩上长长的围巾在身后轻轻飘起。他相貌标致英俊，性格和蔼可亲，爱好消遣玩耍。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坐下，用长长的手指将面前的杯碟轻轻地推开，从衣袋中取出画板和铅笔，不征求对方的意见，就动手为他画像。仅用三分钟，他就画出一张肖像，签上他的大名，从画板上撕下那张纸，郑重其事地将它递给主人。
“送给您，请我喝一杯苦艾酒作为交换。”
他每天就是使用这种手段解决吃喝问题。
而苏丁可没有这么容易。他靠在火车站用车运送大木箱子维持生计。他完全同意莫迪利阿尼的意见：艺术家只应该从事艺术创作，只应该靠手中的笔生活。不过，莫迪利阿尼在大庭广众中宣传自己的观点，而他呢，只整天地嘀咕着这一观点，听众只有一个，就是他自己。
当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从衣袋中取出《神奇的喜剧》（他时刻将此书带在身边)，向所有在场的消费者朗读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诗人，《神曲》的作者。的作品时，立陶宛人苏丁正在心急火燎地匆匆忙忙赶回家读波德莱尔的作品，然后独自一人去科洛纳音乐会，那里的古典音乐使他心醉神迷，沉浸在无限美妙的心境之中。
苏丁从不给他人任何东西，因为他一无所有。莫迪利阿尼也只有他的绘画作品，但蒙巴那斯的一半人都拥有他的作品。因为他不是以画换他人的酒喝，就是慷慨地将他的作品免费送人。有时，他也卖，但每幅画只卖几个苏。他的慷慨大方是传奇式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安德烈•萨尔蒙讲述说他第一次在戈多德莫鲁瓦街的一家咖啡馆拜会毕加索时，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就把身上仅有的一点儿钱给了他。
莫迪利阿尼的衣服破旧，但看上去仍然像个王子：他每天刮胡须，每天洗澡，哪怕没有热水，用凉水他也必须洗。苏丁呢？时常浑身脏兮兮的。一天，一位医生竟然在他的右耳朵中发现了一个虱子窝。
没有女人喜欢他，他很腼腆，丝毫不懂得如何讨好她们。在维尔诺时，一位犹太资产阶级年轻姑娘爱上了他。她邀请他会见她的父母。同平时一样，苏丁仍然表现得高傲自大，目中无人。席间，西红柿汁、鸡蛋黄甩得墙壁上、地毯上到处都是。姑娘的亲人们原谅了他，认为艺术家不懂得礼仪规矩，但他有其他人没有的才能。
全家人在等待他向姑娘提出求婚，而他做何反应呢?他挖空心思寻找该使用的词汇与该做的动作，但无能为力，始终找不到任何感觉。人家暗示他，为了他能够更快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意思，姑娘的父母为未来的夫妇买了一套房子，并且领他去看。苏丁只说了句：这不错，很漂亮。不过此时他终于明白了他们的用意，但求婚的话始终说不出口。回家之后，姑娘终于决心放弃苏丁，另选他人。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68节 苏丁和莫迪利阿尼（2）
后来，苏丁战胜了他的腼腆。一次，他单独与一位女服务员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他竟然敢于上前拉她的手，用拇指轻轻地抚摩她的手掌。他感觉不错，两眼露出快乐的神情，终于说了句恭维的话：“您的手软绵绵，光滑得像碟子！”
在巴黎，他也逛妓院。他每次都是局促不安地坐在等候室的红丝绒凳子上等着，女老板拍了拍巴掌，进来六个女人，苏丁看也不看她们中最漂亮、最迷人的女人，随便抱走的偏偏总是与他的绘画作品中的人物最相似的一个：她们个个披头散发，面部畸形，由于饮酒过量而皮肤潮红、委靡不振。
莫迪利阿尼却非常受女人青睐。她们被他的美貌与热情吸引，他身上的资产阶级风度得到大家的公认。他有一个儿子（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是他与一位加拿大女大学生西蒙娜•迪鲁幽会的结果。她仍然爱着他，她给他写过一些十分令人感动的信件：
值此新年之际，我将自己心底深处的温情寄给您，愿新的一年成为我们之间从思想上和解的一年……您的儿子就是我的一切，我经常抚摩着儿子的头发誓，在我的思想上从未有过任何坏念头，从来没有。我太爱您了，我太痛苦了，这是我最后的恳求……我求您正面看我一眼。我痛苦之极，求您给我一点点安慰吧！您的哪怕是少许爱情，就能够把我从痛苦中拯救出来！
［摘自1961年出版的让娜•莫迪利阿尼的《平凡的莫迪利阿尼》］
然而，莫迪利阿尼真正爱着的是一位英国女诗人、英国一家报社驻巴黎特派记者。她有一双绿眼睛，十分漂亮、标致，时常穿黑色连衣裙，头上的那顶帽子非常引人注目，从上至下装饰着她情夫送的礼物；喝威士忌；热情洋溢、富有、文化知识丰富；会弹钢琴；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英国女作家。的朋友。在那个时代，她是一位不太称职的煽风点火派人物：她为堕胎辩护。
她带着其情夫居住在蒙马特尔。他们公开相互打骂，公开疯狂做爱。莫迪利阿尼心中十分嫉妒。他们在多姆和罗童德酒馆、在巴迪家和罗萨利家，都动辄打架、殴斗。莫迪利阿尼吵架时嗓门很大，特别是有人在起哄时，他变得更加疯狂。在大街上有时也扯着破嗓子唱歌，在人行道上拉着过路人跳舞。有时他还睡在垃圾桶内，清晨被清洁工赶走。
苏丁恰恰相反，必须给他灌10杯酒他才能够有点儿失控，才能同意站起来，迈上几个笨拙的舞步。他用犹太人的意第绪语唱两首歌曲后，接着坐下就号啕大哭起来。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逐渐地消气了，他笑，像个孩子似的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直不起腰来，接着变得既悲伤又痛苦。接着回家去抱头大睡，慢慢地回味刚才发生的一切。
如果过一会儿，阿姆多要求苏丁再唱，他一定回答说不会。
“那么，讲意第绪语的歌词吧！”
“我不会。”
“可是，昨天你……”
“你听错了。”
“你叫什么名字？塞姆，这不是生活的意思吗？”
“我忘记了。”
他完全忘记了。他发誓说他根本不会讲意第绪语，并且发誓说他对以前的生活毫无兴趣。他看不起他的家庭。
莫迪利阿尼是南方人。意大利的太阳比俄罗斯的月亮更加具有约束力，而且祖籍地中海边的犹太人受到了各种世界美的熏陶。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是犹太人，他想让人们了解这一点。有时他会挥舞拳头同反犹太分子打起来。他永远忘不了自己是意大利人。在巴黎，他时刻惦念自己的国家意大利，在意大利的里窝纳意大利的一个港口城市，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的故乡。时，反过来时刻想着返回法国。他常说在意大利他可以得到恢复，重新获得力量。然而，只要他在意大利拿起画笔，心里就十分难过。令他难过的不是别的，是惦念着法国巴黎的蒙马特尔。
当他决定放弃学业，全身心地投入绘画时，无任何人阻止他。1902年，他注册到佛罗伦萨自由裸体画学校及他后来注册威尼斯美术学院时，全家都支持他。1906年，得到父母的同意后，他带着母亲积蓄下来的一小笔钱来到巴黎。他多次回到里窝纳。莫迪利阿尼从来没有违背家里人的意志从事绘画或雕塑。
苏丁小的时候生活在明斯克附近的一个犹太人区。父亲很穷，靠为他人缝补旧衣服度日。苏丁是他的第十个孩子。父亲发现他学习绘画时，动手打了儿子。他的哥哥们也持与父亲相同的意见，一致反对他绘画。父亲的心愿是希望塞姆当鞋匠。16岁时，他竟然违反“法律”为村里的犹太人教士画了一幅肖像。惩罚立即降临到他的头上：被狠狠地打了一顿之后，关进村里肉店的冷库。为了避免出现悲剧，肉店老板给了苏丁25卢布。苏丁正是用这笔钱去了明斯克。在那里，他边在照相馆当底片修理工，边上绘画学校听课。年轻的塞姆正是在维尔诺美术学校遇见了基科因和克里迈尼。多亏了维尔诺市一位医生的慷慨资助，他才得以来到巴黎。当时，他基本还未读任何东西，而莫迪利阿尼已经读过著名作家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1846—1870），法国作家，被视为超现实主义的先驱。的作品，并且已经在他家的书柜里发现了德国哲学家尼采，意大利作家丹农齐奥，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和俄罗斯革命家、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以及其他作家的著作。他的哥哥是一位社会党斗士，在当选为议员之前曾经被捕入狱。而苏丁家却无人从事政治。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69节 苏丁和莫迪利阿尼（3）
直至1922年巴恩斯到之前，苏丁一直处于生活的贫困、思想的苦恼之中。而莫迪利阿尼在家庭的大力支持下，思想已经受到了多方面的启发。
莫迪利阿尼1906年首次来到巴黎时，直接下榻在玛德莱娜大教堂附近的高档宾馆，接着开始在科拉罗西学校学习绘画。一天，他从住处出来快速经过“洗衣船”走廊去另外一个房间时，在勒比克街口发现一个简陋的仓库，于是将它租下做了画室。1909年，母亲给他的钱花光了，而他在蒙马特尔未能取得成功，他失败了。然而，他并不后悔。最重要的是他在此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能够全身心地投身于自己喜爱的艺术。
莫迪利阿尼很勇敢。大战爆发时，他曾经想过要参军，是军事当局拒绝了他的要求。在一段时间内，他极度灰心与失望。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表达强烈的反军国主义思想，他还为在蒙马特尔街头辱骂塞尔维亚士兵而挨了一顿打。
苏丁呢，他什么都怕，甚至害怕管理部门雇员同他讲立陶宛公务员的反军国主义情绪。他的胆小竟然到了在去官方柜台办事时也必须有一个人陪同的地步，理由是预防临时发生一些事，而他无力应付。
他的朋友很少。他和基科因在同一座城市出生，二人均在明斯克学过绘画，他们一起从维尔诺来到巴黎，他们住在同一个外国艺术家居住的居民区，但他们却相互不说话，老死不相往来。塞姆生他的同胞基科因和克里迈尼的气，后者自称与他是死对头。
大家都认识莫迪利阿尼。1907年，即他定居巴黎一年之后，他认识了大夫保尔•亚历山大。此人是他的首位资助人，也是首批供应他印度大麻的人之一。亚历山大大夫在德尔塔街购买了一座房子，贫困的艺术家们常去他那里，其中有：格莱兹、勒•福柯尼埃、雕塑家德鲁阿德和布朗库西。莫迪利阿尼的绘画作品都放在他那里。保尔•亚历山大为他当模特儿，购买他的大量作品，并且说服他参加1908年的独立派画展。
阿波利奈尔曾经帮助他出售作品。他的另外一个朋友马克斯•雅各布同保尔•纪尧姆认识。于是马克斯把纪尧姆介绍给了莫迪利阿尼。纪尧姆后来成为他的第一位画商。莫迪利阿尼同马克斯谈论宗教信仰和犹太教，并且将他亲笔题词“赠给我亲爱的兄弟”的肖像送给马克斯。
他与弗朗克•哈维朗也有联系，后者还将自己的房子供给他绘画用。
正是莫迪利阿尼帮助安娜•阿赫玛托娃了解了巴黎。他也常常与她一起背诵诗词。
他处处保护蒙马特尔山的朋友郁特里罗，他觉得同郁特里罗的关系比同毕加索的关系更加密切。
苏丁也是他的朋友。莫迪利阿尼时常将这位朋友置于他的羽翼下，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正是他教会苏丁：闭上嘴巴咀嚼食物、不吃他人碟子里的东西、在餐馆睡觉不要打呼噜。对于苏丁来说，莫迪利阿尼是他的兄弟。苏丁对他感激不尽。
这两个人是如此的不同，但是又有一些坚实的、不可动摇的因素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莫迪利阿尼与苏丁一样经常毁坏自己的作品，无论是绘画作品还是雕塑作品。在里窝纳时，莫迪利阿尼动辄把许多块卡拉纳大理石扔进市内的运河。
他们二人一直有着获得独立的共同意愿。他们不参加任何派别，既不抱“洗衣船”的粗腿，也不投靠意大利未来主义者（莫迪利阿尼拒绝为他们提供担保）；他们既不属于野兽派，也不属于立体派；他们既未上马蒂斯的绘画学校，也很少去位于弗莱律斯街的斯坦兄妹家。他们要自由，于是他们远离所有的派别。
他们二人同毁坏其身体的共同敌人作斗争。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童年就患上了肺病，由于后来不停地饮酒与吸毒，天长日久，肺病转为结核。而塞姆•苏丁有绦虫和胃疼，由于营养不良，最后转为胃溃疡。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常常一阵一阵地剧烈咳嗽，喘不过气来；而俄罗斯人（苏丁）不断地服用大剂量的铋剂，也只能稍微缓解一点儿疼痛。最后，二人都各自遭受着自己悲惨命运的折磨。大家都知道苏丁的悲剧源于他童年时的悲剧。只须看着他在街上走路的样子：弯腰驼背，双手插在破旧的大衣口袋里，就足以知道他的历史给他造成的负担有多么沉重。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时刻用他的富有和精神抖擞的外表掩盖着他的悲剧。其实他是靠酒精与毒品来麻醉自己。然而，无论金鸡纳酒、葡萄烧酒、度数最高的黑啤酒，还是柠檬橘子酒，无论印度大麻还是可卡因都不能欺骗苏丁。他清楚阿姆多•莫迪利阿尼要战胜的是什么痛苦，他清楚阿姆多无论在女人的怀抱还是在吧台，他往肚子里咽的是什么样的泪水。他之所以对此十分清楚，是因为在世纪初，他们二人同住在法尔吉埃街居民区。那时的莫迪利阿尼在同病魔作斗争的同时，也同自己作斗争，只是为了实现心中挥之不去的惟一梦想：不从事绘画，而从事雕塑，只从事雕塑。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70节 玫瑰别墅（1）
叙尔瓦日：“你为什么给我的肖像只画一只眼睛？”
莫迪利阿尼：“因为你总是用一只眼看世界，用另外一只看自己。”
在法尔吉埃街居民区的院子里，藤田、布朗库西、苏丁及立陶宛雕塑家利普西茨正在看莫迪利阿尼雕刻他的石头。意大利人手拿锤子和雕刻刀在长长的石块上敲敲打打，他正在雕刻的是一些头和女像柱。这些是将用于装饰“美神庙”的“温情柱”。他的周围，既无酒瓶，也无酒杯，因为来到巴黎三年之后，阿姆多很少喝酒了。当时他还未发现印度大麻的“好处”，不幸的是他后来发现了。吸了大麻后，他就能够设计出色彩特别的成套作品。因为雕塑才是他的真正喜好，绘画并非他的最终目的。
意大利人看看太阳，接着又敲打起来。石头散发出的灰尘钻进他的喉咙，下到他的肺部，他咳嗽起来。他敲打一会儿，就咳嗽一阵，如此周而复始，他只好停下，灌满喷壶，喷湿正在雕凿的石料。接着又敲打，又咳嗽。只好扔掉工具，蹲下身子，用手捂住嘴巴，最后被迫放弃工作。
由于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需要的石料，他去正在修建新蒙巴那斯大厦的意大利石匠工棚寻找石灰岩料。如果他们不给他，他就叫几个哥儿们等到夜幕降临时，推着手推车到空无一人的工地偷。有时，工地正在施工，他们无法下手，这帮人就下到地铁内偷窃地铁轨枕，并且迅速运回玫瑰别墅院子里。晚上，莫迪利阿尼和布朗库西一起批评罗丹，谴责他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制作模型，而且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泥土。他们认为选择人体模特儿更加自然，说罗丹学究气过重，而他们更喜欢自由，更喜欢黑非洲艺术的创造性。莫迪利阿尼的作品中长长的畸形脸盘反映出了黑非洲艺术对他创作的影响。(图45)人们从他的作品中看出他受到了托卡德罗人种博物馆展品的启发。在马蒂斯、毕加索、弗拉芒克和德朗的作品中，早已出现了这种艺术的痕迹。1914年成为莫迪利阿尼画商的保尔•纪尧姆在他位于米罗梅斯尼尔街的画廊中展出了一些作品，这是法尔吉埃街居民区的房客十分熟悉的一些原始作品。乔治•夏朗索尔介绍说：有一天，他在弗朗西斯•卡尔科的陪同下去他的店铺里，他看见保尔•纪尧姆拿起一个刚果的雕像，蹲在尘土里用力摩擦。卡尔科要求保尔•纪尧姆解释是何用意。
“这很简单，这样一来，看上去它的年代更加久远。”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在1909年至1914年期间，莫迪利阿尼从事石雕创作，罗马尼亚人布朗库西做他的助手。布朗库西于1904年从布加勒斯特徒步来到巴黎。他的父母是贫苦农民，他九岁离开家乡，离开父母，自己学会了念书识字，然后自己购买了工具，开了创作作坊。与藤田、扎德基恩或利普西茨一样，在乔治•夏朗索尔看来，阿姆多只是一个雕塑家。他们见过他用蓝铅笔画的许多素描画，但任何人未看见他拿过画笔。尽管贝阿特丽斯•哈斯丁1914年在《新世界》(The New Age)上发表了有关她的情夫莫迪利阿尼的数篇文章，她在每篇文章中都暗示到他的绘画，但他们仍然认为他不是画家，是雕塑家。他的女儿让娜也确认了这一点：
爸爸的首要天赋是雕塑，他从孩童起就喜爱雕塑，可以说他天生就是搞艺术的。
［摘自让娜•莫迪利阿尼的《平凡的莫迪利阿尼》］
莫迪利阿尼的悲剧正来自这里：战前不久，他放弃了这一天赋，因为石料过贵，但作品售价不变。他如果不吃饭，或许能够允许他继续其创作。尤其是雕刻产生的灰尘直入肺部，他经常是边敲打，边咳嗽。有一次，一位朋友发现他躺在雕塑作品旁边失去了知觉。意大利的里窝纳或别处的充足阳光，对他也无济于事。正是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继续连做梦都想着的雕塑创作。
于是，他被迫放弃雕塑而从事绘画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战后的作品中都带有他这一未了心愿的痕迹，它们似乎是画布上的雕塑作品：形态纯粹、面庞和身段修长、手臂与脖子细长，这一切都十分奇怪地令人回忆起他在1906年至1913年间雕刻出的头像。
那一年，莫迪利阿尼离开了法尔吉埃街，迁到拉斯帕伊大街。他在一个院子里觅到一处作画室：一座玻璃建筑，风雨与寒气都可以从四面八方的缝隙中穿堂而过。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那里生活，在那里作画和朗读但丁的诗词作品。在屋子里被冻僵时，他就到那些他曾经为其画过像的富有艺术家们的家中避避风寒。这样他可以一举两得：既有一个栖身之地，又可以用这些艺术家的材料为他们画像。他为弗朗克•哈维朗、莱昂•安当博姆和雅克•利普西茨及他妻子画的那幅画，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同往常一样，他只用了一次就完成了这最后一幅画。但利普西茨坚持说此画没有结束。阿姆多反驳说如果继续画下去，会将一切都毁掉。利普西茨毫不让步，然而他的目的并非强迫画家继续画，而是为了要多付给他钱。莫迪利阿尼在其匿名资助人的意志面前屈服了，让步了。利普西茨和他妻子的画像，是莫迪利阿尼少数几幅不是一次性画完的作品之一。
每次在工作期间休息时，他不停地喝酒，并且不停地吸毒，从吸印度大麻过渡到吸可卡因。有一天，他的朋友交给他点儿钱，让他去为大家买一些可卡因，而他回来时，“精神特别愉快，因为他独自把为大家买的全部吸光了”。他花起钱来毫无顾忌，但他人非常好。批评人丝毫不顾情面的弗拉芒克可以证实，他说：
我非常了解莫迪利阿尼。我认识饿肚子的他，认识喝醉酒的他，也认识仅有几个钱的富有的他。但无论在任何境遇中，他都不乏慷慨大度与崇高伟大。我从未在他身上发现任何卑劣的思想与行为，但我见过他发怒，当他发现自己十分鄙视的金钱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他本来具有的坚强意志与傲慢态度有时也不得不在金钱面前投降时，他发火了。
［摘自莫里斯•弗拉芒克的《去世前的画像》］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71节 玫瑰别墅（2）
罗萨丽是第一位承担艺术家（莫迪利阿尼）挥霍无度费用的人。这位意大利女人过去在蒙马特尔做过艺术家们的模特儿。后来她在第一战役街的一家旧乳品店开了一间小小酒吧，满满当当也只能容纳25个客人。战前，罗萨丽常常为酒吧的常客们做意大利的博洛尼亚面。这些常客有：修建新蒙巴那斯区的砌石工人，身无分文的画家和从附近旧马厩钻过来的耗子。顾客源基本稳定，如果来了动物消费，价格不变，如果嫌不合适，就请到别处去。罗萨丽很有头脑，她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她手疾眼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时刻操心炉灶上的饭菜，同时还用母性的目光照顾着四张桌子，如今被她称为餐馆；凡有人敲门，她去开；来人打搅了她，便立即关上；她接待所有穷人，而拒绝那些因为价格不贵来占便宜的吝啬人和装扮成美国人的赶时髦的人。
在常客中，她对从巴黎南阿格耶来的一只狗特别有感情。她认识这只狗，也认识了其主人。它的主人是个修理桌椅的工人。一天，狗拉着一辆小破车，其主人在后面推着，来到了她的酒吧。这位修椅子工花了四天时间，修好了酒吧里的所有椅子。他的狗也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走的时候，它的肚子吃得圆圆的。从那以后，它只要饿了，就一路嗅着走着，独自返回巴黎。吃饱后回去，饿了再来。如此重复往返，持续了十二年。它无疑最忠实于同莫迪利阿尼一起生活的罗萨丽。
罗萨丽和艺术家莫迪利阿尼之间有着一种特别的友谊：他们相亲相爱，也不断相互争吵。她谴责他喝酒过量，而他还要喝。他们俩大声对骂，是酒吧客人们最大的乐趣。大吵大闹之后，一切如故，但盘子碟子全部报废了。在气得发疯的时候，画家摘下挂在墙上的画撕得粉碎。次日他万分懊悔，再拿来一幅新的挂上。也许他接着又将它撕毁。在他们之间，这似乎只是一种玩笑、一种游戏。郁特里罗来时，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这两个酒鬼一起散步被警察带走的情形并不少见。在此类极端时刻，警察局扎马龙警长必须出面干预。
扎马龙警长是艺术家们的朋友。他在巴黎警察局负责和外国人有关的事务。他办公室的墙壁上挂满艺术作品：苏珊•瓦拉东、莫迪利阿尼、苏丁、基科因和他特别喜欢的郁特里罗的作品。
一旦有画家陷入贫困，扎马龙警长就出面帮他。他不上班时，人们去多姆或罗童德酒馆找他的朋友。他经常为他们辩护，而反对巴黎的一个警察德卡夫。德卡夫也是艺术业余爱好者，但他只会给瓦万街的画家们制造麻烦。他用自己的服务换画家的作品。有时他也买，但只付订金，要画家们到警察局要剩余的部分，自然任何人都不会去要。
莫迪利阿尼离开警察局，去这些家、那些家、多姆、罗童德或罗萨丽家。有时，他沿着蒙巴那斯公墓的墙根一直走到一座小房子，沿着楼梯上楼。他在一扇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一位年轻妇女开了门。这是爱娃•古埃尔。
她脸上抹着厚厚的脂粉，极力掩饰她苍白的脸色，她患有结核病。她想对其情人——毕加索掩盖她的痛苦。长期以来，她一直害怕他抛弃她。但毕加索却一直忠实于她。他陪同爱娃看医生，陪同她去医院。世界大战刚开始的头几个月，他们俩是在法国南方度过的。他们很少离开他们居住的那条街。在酒馆里，毕加索经常遭受休假士兵的辱骂，他们不明白这位身强力壮的男人为何不上前线去，他一定是贪生怕死的懦夫。
毕加索画室的窗户正对着蒙巴那斯公墓。相当大的房间内摆满画板、颜料和画笔。为避免在战时原材料缺乏，画家的储存充足，沿着墙根一字摆放着四五百块画布。毕加索从事贴纸画需要用的各种各样的纸张，将地面覆盖得严严实实。
他不停地画，不仅因为那时他的作品更加接近黑非洲艺术而非立体艺术，而且那些物品、椅子、墙壁都还是光秃秃的……他无法忍受任何原始的空间。
他身穿运动短裤，背靠窗户，脸拉得老长，显得十分忧愁。不是因为战争，除向朋友探听新闻消息之外，他从来不谈论战争，而是因为爱娃，他为爱娃的身体状况苦恼。
莫迪利阿尼到达时，他正在仔细地看着邮递员刚刚送来的一封信的信封。他用吃惊的目光瞅了一眼来人。意大利人毫无表情，毫不激动。他平静地叙述了他到这里之前，在夜里做了些什么。毕加索心不在焉地听着。爱娃冲到房间最里面躲藏起来。
两位画家交流着各自听到的新闻：卡恩维莱在瑞士；罗森伯格兄弟购买立体画；格特鲁德•斯坦和阿丽丝•道格拉斯回了英国，接着又去了帕尔马群岛；弗拉芒克白天在一家兵工厂制造炸弹，晚上写中篇小说。
毕加索特别指出：“马克斯•雅各布始终搞不明白为军国主义流血流汗、为他们卖命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反军国主义者。”
“他是被征兵征去的。”莫迪利阿尼辩解道。
谈话到此中断。阿姆多•莫迪利阿尼不知道他的激情恰好勾起了西班牙人毕加索的心思。正在准备飞黄腾达的毕加索，已经忘记了“洗衣船”时代他自己的放荡生活。阿姆多同样也不知道几个月之后，在一次轰炸中，由于缺少画布，但又十分渴望作画，毕加索竟然将意大利画家的一幅作品覆盖，在上面绘制一幅静物画。
莫迪利阿尼来了十分钟之后，这两位男人之间已经完全无话可说。莫迪利阿尼转身离开毕加索的画室，下了楼梯，消失在院墙围栏之外。
毕加索接着看那个在意大利人来之前他收到的信的信封。那是一个已经使用过的信封，这是写信的朋友勤俭节约的一贯做法。这是他的一位最忠实的朋友。诗人的形象出现在毕加索的脑海中，他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这位朋友是那么文雅讲究，那么会打扮，那么与众不同，那么难以捉摸；他热情得如同一位神甫，他的表演才能如同一位教皇，幼稚得如同一个孩子，而如今却脚踩冰雪，手捧泥浆，在制造炮弹！
他拆开信封，将全部身心都沉浸在阅读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信件之中。那封热情洋溢的信件，充满了作者对军事生活赤诚的爱。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72节 女人和炮兵（1）
啊！我亲爱的心肝宝贝，如果我在前线牺牲，你终将有一天为我哭泣。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阿波利奈尔参军了，诗人要去打仗了。他枪尖上的光荣花比其他人的更加挺直。为保留住在无国籍士兵光荣榜内的位置，他必须抹掉人们记忆中的一张照片，即发表在1911年秋天的报纸上，他戴着手铐被带往监狱路上的照片。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被接待他的国家承认他为它的永久性公民，于是那张照片就成为他莫大的耻辱，他必须彻底洗刷掉这一耻辱。
他并没有如他期望的那样很快上前线。虽然他有着良好的愿望，但碰上文牍主义的烦琐手续使他寸步难行：他在罗马出生，母亲祖籍波兰，父亲不明。此类家庭状况值得认真考察。报名参军者大有人在，被拒绝率很高。
在领导当局研究做决定期间，阿波利奈尔去尼斯会见他的朋友们。
到达尼斯三个星期后的一天，他在尼斯老城的一家餐馆用餐。他被邀请到临餐桌就座，恰好那里有一位30岁的年轻妇女十分引人注目。没用一会儿工夫，诗人便忘记掉阿妮•布莱登和玛丽•洛朗森。她背叛他之后，与同她结婚仅仅六个星期的丈夫奥托•翁•维特热去了西班牙。
重新点燃了他心中烈火的这位女郎活泼、漂亮，有着褐色头发，她善于见机行事、口齿伶俐，在宾客与水晶酒杯之间应付自如，“既胆大心细又轻浮放纵”。她的目光热情奔放、精力充沛，但无用武之地。卑躬屈膝的童年使她窒息，23岁结婚，又迅速离婚，有点儿特殊的姓名明显地带有女冒险家的味道——路易丝•科里涅-夏迪翁。她一方面当义务护士，另一方面在高度解放的放纵女性的道路上放任自流。阿波利奈尔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们初次会面的第二天，阿波利奈尔迫不及待地向她宣布了他热烈的爱慕之情。五天之后，他让人把他所有的作品寄给她，并且向她允诺专门为她一个人写一本书。接着俗气地邀请她同他一起单独散步。从这一刻起，他成为她的“终身奴仆”。
很快，他们就开始在大烟馆幽会。后来逐渐发展到去餐馆、海边、荒无人烟的海滨以及除饭店之外的任何地方会面。每当阿波利奈尔想推开一扇门，路易丝总低声嘀咕说他们是朋友，他们应该待在外面。当她长长地躺在烟榻上，口中叼着大烟枪的时候，她让他拉着她的手，并给她一些许诺。后来当了炮兵的阿波利奈尔常常回忆起那些美妙的情景：
我多么渴望咱们俩能够单独躺在我小小的办公室里的烟榻上，让我好好地抚爱你啊！……
［摘自1956年出版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写给路易丝的诗》］
吸毒结束后，他们手挽着手，或许还有进一步的行为，但无论如何，这远远不够。尤其是当这位年轻女子承认她的爱和她的心已经有一半交给了一个外号叫“嘟嘟”的炮兵的时候，阿波利奈尔的渴望愈加强烈，他问：
“那又有何妨？”
“没有什么，我也给其他人。”
“那么好吧，来吧。”
“不，不行。”
他们就这样过了两个月之后，阿波利奈尔精疲力竭，再也无法继续坚持了。他加紧办理参军的手续，为出发做着一切准备工作。此时，路易丝让步了。他们爱得十分疯狂，以至于几天之后，阿波利奈尔恋恋不舍，甚至曾经产生过后悔参军的思想。战争爆发时，有朋友曾经建议他逃到瑞士去，但他拒绝了。他被调到尼姆，他同意去，然而是违心的。
第二天，路易丝来到军营门口。她要求见炮兵38团78连的第二炮兵驾驶员纪尧姆•科斯托维斯基Kostrowitzky，阿波利奈尔原来的姓氏。。
他出来见到她。
他们去了旅馆。
他们在那里度过九个夜晚。
然后，阿波利奈尔开始上课了。
他发现了训练、烧饭和集合点名的乐趣。他开始学习骑马，屁股骑疼了。他也有烦恼事：缺钱。他蓄起了胡须，这是要求。在他给心上人的信件中，在向她表达热烈爱情的同时，也丝毫不掩盖他士兵生活中的任何细节。他请她不要担心，战争进行最长一年，如果毕卡比亚的话可信的话，或许还可能更短。因为在全民总动员之前五个月，他已经预测到战争的爆发，并且说战争将在2月份结束。阿波利奈尔是个非常信赖法国的爱国主义者，他说：“法国的价值与法国的力量一定取胜。我们都是男子汉，而其他人，即使算数，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些黄油。”
当路（路易丝的昵称）不很快（最多三天）给他回信时，炮手很失望，唉声叹气，写信给她回忆他们深深相爱的那些晚上。当然，也不是时刻相爱，有时他也用皮带和马鞭威胁她……
她在给他的回信中说，她把他的信件捆绑起来，给它们“戴上手铐”。
他呢，他也不反驳她。他将毕加索为他画的肖像寄给她。
1915年1月1日，他获得两天的许可到尼斯看他的路易丝，他们度过了两天最幸福的床上生活。在从尼斯返回部队到马赛的火车上，阿波利奈尔结识了一位女士。他是奥朗女子中学的文学教师，名字叫玛德莱娜•巴热斯。他们以后还会见面的。
回到尼姆五天之后，阿波利奈尔光荣地加入了军官预备队。他更加经常地练习骑马，也上炮兵技术课程。他为什么能够成为炮兵呢？他的回答是因为他是艺术家。这里指炮兵一词artilleur与艺术家一词artiste中的前四个字母相同，于是形成一种特殊形式的字谜。——译注
军事培训课对他来说不难，不是什么负担。他收到索尼娅•德劳内寄来的包裹、阿尔西邦科送的毛衣、保尔•莱奥托的100个苏和布莱斯•桑德拉斯的一封信。桑德拉斯的信中写道：“我无法对你讲我们在何处。”阿波利奈尔十分高兴：查禁管制如此之严格，他还想方设法同我联系。他为自己至今没有行动感到羞愧，为仍然没有上前线有种犯罪感。但至少这一拖延无意中给了他同情妇充裕的享受生活的良机。在见不到她的时候，他回想他们之间的美妙时光。她是他的终身女人。阿妮•布莱登、玛丽•洛朗森以及所有他曾经交往过的女人，尽管都非常好，床上的功夫也无穷无尽，但与她相比，都一钱不值。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73节 女人和炮兵（2）
当她向他详细描述她与其他人的放荡行为时，他极力掩盖自己的嫉妒心理。两个，还行；三个，勉强；再多就成罪孽了。有一天，她在信中大谈特谈意大利，他委婉地向她提了个问题：“此时，在你小小的花瓶里是不是有一个意大利人呢？”他有时做比较：他，一个过着禁欲生活的纯洁的炮兵战士，而她呢，她的心灵和床向所有人开放，他们的家似乎成了妓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恶治恶。他提醒她当心点儿，因为其放荡的生活已经开始使他脸面无光了。
当他生气的时候，就再也不理他的亲爱的、可爱的、小心肝儿、“亲爱的朋友”或“老同人”路易丝；他写信的签字也不再签“纪”，而是签“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他也假装表现得十分忠厚老实，假装纯洁友谊；为激起她的嫉妒心使他能够更安心点儿，他向她描绘一些从他眼前路过、他完全可以拉进旅店的年轻姑娘……当他觉得他们之间的爱情无法挽回时，他挺直腰杆站在她的面前，不是以临时情人的身份，而是拿出有身份、有地位的男子汉的气派同她理论；他也寄钱给她；她去巴黎时，他把自己在圣日耳曼大街的房子借给她住。因为他是诗人，他要求她把他的信件和诗歌都保留下来，因为他计划战后发表。他表现出自己很有远见：从此以后，无论写什么，他在纸上只写一面，一方面方便未来的出版印刷，也便于以后把有关个人隐私的内容加进去。他已经准备好书的题目：《我爱情的影子》。
圣母升天节那天，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上了前线。那是他一生中能够想到自己不是法国人而是波兰人的很少时刻之一。他十分同情自己的祖国受到了战争如此残酷的蹂躏，他觉得自己祖国的人民是最崇高而又最不幸的人民。他上前线，同样也是为了保卫她。
4月9日，他写了一份遗嘱给路易丝。他建议她同《法国信使》出版社签署一份有关他那部题目为《酒精》的作品的合同。他认为这能够让她得到一些钱。他详细地列出其文学著作出版社的清单与地址，与他签过合同的出版社。万一有一天他无法亲自去时，她可以以他的名义去索要预付款以及他应得的部分。在此之前，她必须规规矩矩地在圣日耳曼的家中待着。一方面因为在同一座楼内住着一位参议院议员，另一方面在战争期间他不付房租，他希望她保证坚持做到这一点。最后，他表示当其他人在凡尔登炮火连天的战场流血牺牲的时候，巴黎仍然在组织各种庆祝活动，有欠妥当。
当路易丝向他述说她患有贫血病时，他时而以丈夫（他渴望能够成为）的口吻说：打疫苗嘛；时而以过路情人（已经不是）的口吻讲：洗澡时的水应该是温和的；时而以嫉妒生气的口吻说：你要不同伤寒病人接吻，你也就不会患病了……
除最后一项外，他对她讲话时总带着他母亲科斯托维斯卡给他写信时的口吻。他的母亲总是要求他告诉她在哪里睡觉，要求告诉她那位科里涅“伯爵夫人”是何许人也，是一个年轻人、老妇，还是寡妇？她长篇大论地告诫他该干什么，其实她对儿子各方面的情形并不了解。只能让人认为她其实并不关心儿子，只是一味地专横跋扈、自私自利，最关心的首先是而且只是她自己。十年前，她就是以同样的口气要求他的儿子（34岁）骑马穿过森林时要当心不要碰上炸弹，据说炸弹能炸出特别大的坑。“你如果连人带马掉进这样的坑里，那还了得！哪怕没有马，也不成！”在科斯托维斯卡大妈心中，惟有炸弹在森林里爆炸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炸弹能够炸倒树，于是她另加两条：“当心别让树砸伤！”“一定要每天祈祷圣母保佑你！”
4月11日，诗人正式成为一名战士。令他甚感荣幸的是，被任命为联络官。他可以骑马在野外奔波，他成为同行们中的佼佼者，他还可以在牛油灯微弱的灯光下写作。看来战争并不可怕。
他与“嘟嘟”——路易丝的另一个炮兵情夫——相互成了对方的“帮凶”。路易丝见到其中一位时，请他向另一位问好。通过她的关系，阿波利奈尔与其对手交往时如同与其同志交往一样：他对嘟嘟讲述在射击方面取得的进步。在没有路易丝的消息时，他毫不犹豫地给嘟嘟寄张明信片，请他告诉一些有关他们共同心上人的最新消息……对她呢，他只淡淡地说参军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他的祖国。
遗憾的是美人路易丝好像热情骤减，并且在有意识地回避他。诗人仍然热恋如初，但对方完全不予回应，或者几乎不予回应。他们之间仍然用“我的纪”或“我亲爱的路”相称，表面上显得十分亲热。阿波利奈尔继续给她汇款，不表现出他心中的猜忌。在士兵们用炮弹壳制作的戒指上，阿波利奈尔刻上一些表示爱情的字眼儿，他提醒路易丝小姐别忘记她完全属于他。
阿波利奈尔建议她翻翻他的书柜，从中找出《11000苔鞭》，并只许她自己读着享受，不得对他人讲。路易丝住在阿波利奈尔家期间，她同样可以读一套阿波利奈尔同他人合著的《女人的新情人》。
她偶尔也给他回信，他来信责怪她对他们关系的冷漠。她给他寄砖茶时（因为他知道砖茶只能用开水泡着喝，而在战场上绝对无处寻觅开水），他耐着性子，不急不躁，默默地强咽下心中的怒火。诗人时而暴怒，时而发誓对她怀有永久性的炙热爱情，反映出诗人心灵深处的痛苦，他再次受到他人的嘲弄。他十分清楚，与阿妮•布莱登和玛丽•洛朗森一样，如今路易丝也离他而去了。她同意他们保持朋友关系，可以通信，或许也可以是情人关系，但这个“或许”令炮兵十分失望，他想要的是一切。男人是主人，女人应该服从，人们在一起是为了生活，爱是相互的，绝非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
同路易丝的关系无法挽回了，他必须到别处去寻找愿意接受他的爱的对象。
别处？哪里呢？一个朋友的姐姐的一位女朋友从1915年4月份以来经常给他写信，也许在她那里可以找回失去的爱情。她名叫让娜•布格布朗，曾经以伊芙•布朗克的笔名发表过一本小说和几首诗。阿波利奈尔刚上前线之初和在前线的最后时期，她都担任他的战时代母Marraine，在后方负责给战争前线作战的士兵写慰问信、寄包裹的妇女。。炮兵阿波利奈尔曾经试图将她拉进自己的心，但这位年轻的夫人坚决地拒绝了，她果断地说：咱们之间没有缘分。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给他。尽管他再三要求，但她从未给过他她的照片。他们之间始终只限于文学方面的来往。只是等到战后在卢森堡公园组织的庆祝会上，他们才见了一面。
那么，他只好放弃这一个。
反正，他还有另外一个。
这是他于1915年在火车上认识的一位睫毛很长的年轻姑娘。她十分年轻，几乎不满20岁。当时他刚在尼斯的哥哥家度过圣诞节回奥朗去。阿波利奈尔在火车过道里拥抱过路易丝。火车启动时，他在这位不相识的女士对面坐了下来。他们交谈过几句，谈到尼斯、维龙，也谈到他两年前刚出版的《酒精》一书。在马赛下车时，他帮她把行李箱拿下车。然后，他要了她的地址。从那以后，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联系。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4月份，路易丝三天未给他写信，他想激怒路易丝，于是给这位陌生人寄了一张明信片，向她表示敬意，并吻她的手。两个星期之后，他投出的问路石子有了回应：从奥朗寄来了一包雪茄。比他期待得到的多许多，他必须给她回信。他写得十分认真，花了不少心思：谈了一点儿战事、说了一般的问候、写了一小段诗吹捧她一番，那次火车旅行是多么美好！致以崇高的敬意。签字：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74节 女人和炮兵（3）
过了六天，他收到一张明信片。对于一位“小姐”来说，主动迈出如此温馨的第一步，是十分难得的。阿波利奈尔希望他们之间的关系进展得快一些。他想探探底，他去信向她在谈了德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许多作家，包括言情小说作家之后，话锋一转，向姑娘建议为她打一枚戒指，问她是否可以将其手指的尺码告诉他？不是食指！不是中指！当然是无名指！如果可能，再送他她的一张小小的照片，他将把它放在自己的战刀与手枪的旁边，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它。
也许是因为他过于性急，姑娘的回信没有前几封自然，仍然诚恳，但热情锐减。幸运的是，冷淡并未持续多久。姑娘又寄来了巧克力。阿波利奈尔用玫瑰花瓣和另一枚镶嵌铜质“M”Madelaine，玛德莱娜中的第一个字母。的戒指予以回答。
他责备她用冷冰冰的“MP”签字，而他在五个星期之后的回信中称呼她为“我可爱的小天仙”。几天之后，又改为“我心爱的小天仙”。1915年7月5日，阿波利奈尔欣喜若狂。他终于获得了去看望他的“小天仙”的机会。一下火车，他迫不及待地扑上去说：“我从看见你的那一刻起，就深深地爱上了你。”
第二天，他还是以“我亲爱的路”开头给仍然住在圣日耳曼他家中的姑娘写了信。但是，如果说他的心还在路易丝身上的话，写信的口气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在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礼物像前线的炸弹一样来往频繁：炮兵收到科隆香水，他寄出亲手用“两个弹壳”制造的笔杆；玛德莱娜回赠他手帕、丝鞋带、香烟、果仁糖和嚼碎的蜜糖块象征着亲吻。他又赠送她铅笔、弹壳做成的墨水瓶、锻打而成的开信刀、用敌人的腰带剪成的心、弹夹、法国军帽、蝴蝶翅膀、书和诗。同往常一样，他仍然谨慎地要求她保存好，以便以后发表。
这当中的许多诗，路易丝和他的代母让娜•布格布朗均收到过，但这也无关紧要，目的才是最重要的。然而，他将它们送给不同人时都怀着不同的目的：给路易丝这些诗是出于激情，肉体上强烈的欲望；而对腼腆的、还不了解男人的玛德莱娜不能过于心急，阿波利奈尔极力控制着肉体上的渴望，用他诗人的作品慢慢地感化她。除后来曾经吻过一次小姐的乳房之外，正如阿波利奈尔自己承认的那样，他对她一直保持着温情、理性、威严、礼貌与真诚。
他与路易丝相处期间爱吹牛说大话，因为他需要炫耀自己。在1915年7月的一封信件中，他道出了真心话：他过去欣赏，并且一直欣赏着玛丽•洛朗森的才华，《米拉波桥》和《区域》正是在她的鼓动、启发下创作成功的。他承认的确爱过路易丝，但她仅仅是在玛丽•洛朗森离他而去的紧要关头他所急切期待得到的女人。正是路易丝，陪伴他顺利地度过了那个令他痛不欲生的时期。他也十分同情路易丝，因为她只是男人们手中的一个玩物。在肉体上他曾经十分依恋她，而在思想上却始终同她隔着一条鸿沟。
玛德莱娜？他可以坦诚地同她谈论果戈理Gogol（1809—1852），俄罗斯作家。他的作品对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作品的优点以及亨利•波尔多Henry Bordeaux（1870—1963），法国作家，法国文学界传统主义派的一位代表。作品的缺点。他们来往信件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文学，另外他们也谈论战争和爱情。他建议她生许多孩子。接着她成为他的未婚妻。1915年8月10日，他写信对玛德莱娜的母亲提出向她的女儿求婚，请求她同意将女儿嫁给他。接下来他的表现完全像一个典型的模范丈夫：声称他非常热爱妻子的母亲，尽管他们还从未见过面；他许诺一定经常去看她，最后深情地亲吻了她……
这对热恋中的青年从此以你相称。玛德莱娜给他邮寄照片，而他呢，他要求她大方点，不要总那么腼腆，例如他要求她以后能够满足他嗅觉的需求，在信纸上喷洒一些她使用的香水。为了表示谢意，他给她寄一本诗集《炮车》（人们给75毫米口径大炮运输车起名为“炮车”），封面上写着：“献给共和国军队”。他给路易丝也寄过同一部作品以及认购人名单，附言为：“你应该设法将它们保存好。收回的钱将来归你支配。如果你能够存20法郎的话，去看牙科医生的钱就解决了……”
8月25日，阿波利奈尔刚刚被提升为中尉，他十分自豪地向他未来的岳父母家报告了他被提升的好消息。一个月之后，他戴上了新蓝色军盔（这种军盔在太阳下闪闪发光，敌人从很远处看时闪烁着的是红光），穿上崭新的天蓝色军服，他自然是昂首挺胸、趾高气扬，心中无比自豪。新军服不仅能够更好地保障阿波利奈尔的安全，而且丝一般的质地更加满足了他爱打扮的虚荣心。
过了不久，11月份，他自愿参加了步兵，被任命为前线第96连的副连长。从此他过上了战壕生活，也真切地体会到了法国士兵生活的苦难。
诗人成为战士。
直至那时，他仍然保持着同这些或那些女人十分有效的通信联系，同时也没有忘记巴黎的朋友。他给法国文学杂志《法国信使》或其他报纸杂志寄过一些文章，并且关心着是否被发表以及反映如何。在文章中，他这样描写前线的生活：如同小猫喵喵叫喊的炮弹声令他高兴；炮兵部队的炮弹爆炸时如同城市里节日的烟火；他睡的是顶上盖着帐篷布的茅草房；他经常看见：游蛇盘卧在他的脚边，耗子从腿之间逃走，苍蝇的鼻子大得如同叭儿狗的鼻子，蜘蛛网悬挂在头顶……他只抱怨他心烦，感觉闲得无聊。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的朋友们都担心他这样一位生活讲究干净舒适的作家如何能够适应如此艰苦的生活条件的时候，他自己却并不觉得艰苦。
他觉得大炮的发射声响“十分精彩”，1915年他在牙膏盒上刻下“战争是多么美丽啊！”的诗句。然而，很快就显示出那只是他初到前线时的心情。
其实，真正的前线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科斯托维斯基副连长突然面临的是信号弹和机关枪，无情的炮弹倾盆大雨般地从天而降，一切诗情画意在眨眼之间统统化为乌有，战壕生活的现实活生生地摆在了面前。德国兵就在面前，距离不足两米；土地被炸弹炸翻，被掀起；他身处第一线，面对着炮口；长时间地躺在被血染红了的土中、泥中；有时不能入睡，一直在发抖；下雨被视做为他们洗澡；时刻面临刺刀的进攻与毒气的攻击；铁丝网扎，加上蚊叮虫咬；他以沙袋和堆积如山的尸体做掩护匍匐前进；他学习在夜间像影子洞穴人一样挖筑战壕。仅仅几个月之内，他所在的团就损失了好几千人。他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战友们一批接一批地倒下。阿波利奈尔从前线给玛德莱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恳求说，即使他被俘虏，希望她也一定要等他回来。他决定让她代替路易丝，做他所有财产的继承人。
他自然也想到过死，然而他并不害怕。他从不后悔，从不抱怨。他惟一不满意的是军事当局不论大小事情都要召开军事会议。需要战斗时，他总是第一个从战壕中冲出，表现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男人的勇气。他的部下都爱他，因为他勇于保护他们，并千方百计保证他们的食物供应。他能与部下同甘苦共患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火一起烤，收到包裹大家分，如果他的被子比他人的干燥些，就让给他人盖。“科斯托维斯基”，太复杂了，他们都叫他“科斯托”或者“罐头—威士忌”。
在战争的硝烟中，“罐头—威士忌”也在同自己作斗争。一旦有几分钟空闲时间，就给玛德莱娜写信。尽管他爱的冲动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但他仍然极力地保持着他通常的理智。12月份，他给她写了一封爱得发疯的信。她从思想深处，打开了他多少个月来一直要求她打开的门。
她答应圣诞节前来见他，这是送给他的最好的节日礼物。副连长离开前线，巴黎有他那么多的朋友，他没有停留，径直到了马赛。在经过几个月艰苦的书信来往之后，他惟一要做的就是要尽快到达阿尔及利亚的拉木尔，见到这位年仅22岁的姑娘，这位他已经向她求婚、但在一年前还未当骑兵时，仅仅在火车上见过几个小时面的姑娘……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75节 断臂作家（1）
小说家首要的资格：必须是个骗子。
布莱斯•桑德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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