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并非导致他们之间重大对立的原因所在，惟一的原因是艺术家。
哪位艺术家呢？
毕加索。
毕加索的嫉妒情绪本身。他嫉妒男人、女人、围着女人转的男人、不追求他本人的女人、不甘心做他的驯服羔羊和不仰慕他的男人。他与日俱增的嫉妒心和蛮横霸道的行为，激起周围人们对他的人格同样的嫉恨是完全自然的。
这种嫉妒情绪完全出自个人情感。阿波利奈尔、马克斯•雅各布和安德烈•萨尔蒙不以作品的多寡来衡量人，他们不满毕加索根据个人的喜好授予这个人或那个人某种地位或头衔。最可怜的无疑应该算是马克斯•雅各布。他在诗歌领域的冠军宝座被阿波利奈尔代替；他在毕加索感情领域的地位被费尔南德•奥利维尔代替；他在艺术创作方面的最高地位，在不久的将来也被勃拉克代替。
人们可以相信，如此精心策划串通的这一切行为对人心的伤害是难以磨灭的。在贫穷困难时期和艺术革命时期，这一切一直存在。毕加索爱过马克斯•雅各布，后来抛弃了他。他爱过安德烈•萨尔蒙，也抛弃了他。他爱过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后来阿波利奈尔坐了第一把交椅，在他去世后，让•科克托接过了这把交椅……所有这些人一致承认画家毕加索是现代艺术的旗手。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在感情方面的失宠而万分痛苦，有的人经过较短的时间折磨，就逐渐淡忘了这一切，但他们在心灵上却受到了深深的伤害。而毕加索自己呢？他对周围可怜小人物的悲伤和人们对他的看法无动于衷、不屑一顾，时刻昂首挺胸、盛气凌人地在他们中间晃来晃去，尽情享受着他已经占有的“帮主”地位。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第29节 决斗时期（1）
我之所以写，是为了惹同行发怒，为了让他人谈论我，使我有点儿名气。只要出了名，无论在女人圈内或事业中，都有可能获得成功。
阿尔蒂尔•克拉万
为向在丁香园决斗过的阿尔弗雷德•雅里表示敬意，他们在拉维尼昂街的各个角落拿刀拿枪打斗了起来。然而，往往以打着玩开始，最后真打收场。
毕加索的白朗宁手枪从不离身。一旦遇到纠缠不清的人或事，他就朝天鸣枪。作为浑身酒气熏天的散兵游勇帮派的首领人物，他回“洗衣船”的时候，要开枪；为叫醒周围的左邻右舍，也开枪。
一天晚上，他邀请三位德国人来“洗衣船”看他的作品。然后，他带领他们去“机灵兔”。在路途中，三位客人向他提出一系列有关艺术与美学理论方面的问题。他受不了了，于是他拔出枪来，朝天连开了数枪。结果呢？三位德国人被吓跑了。
有关塞尚的话题令他不快，谁向他提起这一话题，他就拔出枪来，威胁道：“闭嘴！……”
贝尔特•韦伊向他讨要就餐费，他拒绝付款，她如果表示出丝毫的保留意见，他绝不抱怨，而是拔出手枪放在餐桌上。有一次，在一家酒馆，他有烦心事，朝着天花板开了几枪，幸好没有伤到人。
多热莱斯呢，在酒馆的一个角落里窥视着夺走他心上人的男人，准备随时扑上去将他撕成碎片。阿波利奈尔为一篇文学评论对他的恶毒攻击向批评家提出了决斗，他正坐在一家酒馆的桌边等待被选为见证人的马克斯•雅各布，来同这位批评家解决使用何种武器的问题。决斗没有进行，他们只围绕两位斗士应该向酒馆赔偿损失的问题进行了交锋，剩余问题由双方选出的见证人解决。
20世纪初，通常情况下，矛盾的双方和他们的见证人一样都主张握手言和。所有报纸都有专门的专栏作家，负责掩盖社会上的恶毒中伤、暴露出的诽谤之词以及从正在进行训练的击剑教练馆传出的流言蜚语。天刚刚亮，这类报纸就被送到了挑战者和应战者双方驱车要去的地点：甲特岛或王子公园跑马场。
“洗衣船”的两位朋友十分幸运：玩弄手枪的冠军毕加索参加决斗时，总没有结果；决斗之王阿波利奈尔参加时，决斗总是流产。
第一次决斗发生在1907年，第二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第三次的对手是阿尔蒂尔•克拉万。此人自称为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英国作家。的外甥，两米高的个子，体重一百公斤。
克拉万成功的办法很多，而且都具有挑衅性，既粗暴，又无纪律和规则可言……总之，他是个蛮横不讲理的人。他还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十分出名。一位老师想要教训他，扒去裤子用教鞭打他的屁股，最后老师累得精疲力竭，他仍然不屈服。
这才仅仅是开始。
克拉万被学校开除了。他去了柏林。在那里他养成了一个坏习惯：肩膀上吊着四个妓女在大街上晃荡。警察将他轰出边界，永远不许他再进去，理由是柏林不是马戏场。
巴黎比柏林更自由，更开放。于是克拉万来到巴黎，并且天天打着他的如意算盘：每天夜间找一个妓女比住旅馆便宜，既合算又快乐，何乐而不为呢。后来，他临时当起喜剧诗人。在舞台上，他使用木棍与喇叭，要求剧场内的观众保持安静。
他在布朗达诺书店当雇员，不到读完一本书的时间，就被解聘了。原因是一位女顾客要求他动作快一点，他便将一本书摔到顾客的脸上。
为了加强自我保护，以防止雇主的打击，他加强训练，以完善他的拳击技术。他终于成了业余拳击冠军，而且经常在丁香园里练习：他用拳头推门，辱骂消费者，并且同他们打斗，直至把他们驱赶出去为止。
他从事过的工作比阿波利奈尔还多还杂，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全部罗列出来。他曾经单独或同时干过下列行当：冒险家、太平洋上的水手，赶过骡子，在加利福尼亚摘过橘子，玩过蛇，当过旅馆小偷、澳大利亚伐木工人、法国的前拳击冠军、女王骑士勋章获得者的外孙、柏林的汽车司机以及入室抢劫的盗贼。
他也是诗人和记者，而且还曾经担任一家杂志《现在》的负责人。该杂志只发行过五期，并且是他自己推着手推车走街串巷发行的。他写文章，大力宣传他舅舅奥斯卡•王尔德的优秀品质与伟大功绩，同时也刻薄地批评其他人的缺点。
他批评最多、最刻薄辛辣的人当中有：
纪德：他的骨骼与他人比没有特别之处，他的双手是一双懒汉的手……除了这些以外，该艺术家一副病态，比头皮屑大的小块皮从双鬓角处脱落下来到处乱飞，百姓对这一有失雅观的现象俗气地描绘为“他在削皮呢”。
［摘自1995年发表的阿尔蒂尔•克拉万的《现在》］
苏珊•瓦拉东：她的收入微薄，但她不那么简单，这个下流的老家伙！
［摘自1995年发表的阿尔蒂尔•克拉万的《现在》］
玛丽•洛朗森：这就正是一个需要人掀起她的裙子，给她两下子才能舒坦了的贱货。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第30节 决斗时期（2）
在同一篇文章中，阿波利奈尔被描写成“严肃的犹太人”（克拉万很细心，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他对犹太人并无任何成见，甚至同新教徒相比，他更喜欢犹太人）。
这就叫做不择手段，使尽一切办法攻击和诬蔑他人。
纪尧姆派证人去见《现在》杂志的社长。其实他主要不是为自己受到攻击而生气，主要是为同他一起生活了几年的玛丽•洛朗森打抱不平。
经过几次微妙的谈判之后，克拉万同意写两篇更正文章。更正文章对前两篇稍作改动，最根本的内容无任何变化：
阿波利奈尔：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先生完全不是犹太人，他是罗马天主教徒。为了避免未来对他可能的鄙视，在此我补充以下几点：阿波利奈尔先生的大肚子，与其说他像个长颈鹿，还不如说他更像一头犀牛；他的头不太像貘，而更像狮子，从整体上看他不大像秃鹫，倒更像长颈鹤。
玛丽•洛朗森：这就正是一个需要人掀起她的裙子，狠狠地给她的杂耍剧团两下子才能舒坦了的贱货。
事情暂时算了结了，但人们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谈论阿尔蒂尔•克拉万。他主要是出售了马蒂斯的一幅真画和毕加索的一幅假画，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经济收入，足够他在大战初期回西班牙使用。
阿波利奈尔从此收起刀枪，重新开始阅读他为怀念玛丽•洛朗森而写作的诗词与文章。
毕加索于1907年将这位姑娘介绍给了他。他在画商克洛维•萨高特家发现了她。那时的玛丽•洛朗森20岁，正在克里西大街的亨伯尔特研究院学习绘画。乔治•勃拉克是她的邻居。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对玛丽•洛朗森的描写如下：山羊脸、近视眼、鹰钩鼻子、大黄板牙，一双手又长又红，一副淫荡女人像，画家模特儿，讲话时自鸣得意、慢慢腾腾，爱玩弄假天真。
费尔南德之所以非难她，很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妇女众多的圈子里，玛丽•洛朗森有同她争夺第一夫人地位的可能。残忍的诗人安德烈•萨尔蒙用两个词综合了以上的评论：玛丽•洛朗森？一个丑陋的美女。
阿波利奈尔在他的《被谋杀的诗人》中详细地讲述了贝宁鸟（毕加索）在特里杜丝（玛丽•洛朗森）与克罗尼亚芒塔尔（阿波利奈尔本人）的相识中所起的作用：
他（贝宁鸟）向克罗尼亚芒塔尔转过身去，对他说：
“昨天我见到你的妻子了。”
“是谁？”克罗尼亚芒塔尔问道。
“我不知道。我看见她了，但我并不认识她。是一个真正的小女孩儿，正是你喜欢的那种女孩子。她的面部忧郁寡欢，带着受气的一股孩子气。从她抬起醉人的一双秀美的手看出来，她没有诗人们讨厌的那种贵族气，因为这样的人吃不得苦。我对你说，我见到的确实正是你的妻子，她既丑又美。”
说明：以上引述的部分是在阿波利奈尔和玛丽•洛朗森分手三年之后写的。
玛丽•洛朗森的情夫十分肥胖，而她却非常苗条，这并未阻止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见面。现在，让我们从头讲述他们的故事：
她出生于一个克里奥尔（安的列斯群岛的白种人后裔）家庭，从小没有父亲。当阿波利奈尔刚刚离开他的母亲家的时候，她还生活在母亲位于巴黎奥特伊的家中。而他住在巴黎的莱奥尼街，每个星期天，礼节性地拜访他的妈妈一次。
她来他家的时候，玛丽•洛朗森总是跳着绳上楼。下楼时，也同样是跳着绳下去。他跟在她的身后，领她去“洗衣船”。那里的人们对她十分反感。无论她如何巧妙地掩盖，人们还是轻而易举地就发现她对资产阶级生活习俗的浓厚兴趣，对她那副假惺惺的样子十分看不惯，只是忍着不表现出来而已。但是，她令其他人反感的地方偏偏令阿波利奈尔着迷：他们两个情投意合，有着共同的兴趣与爱好。杜瓦尼埃•卢梭却非常理解他们，并且于1909年为他们二人作画《诗人与他的缪斯，1909年》，尽了最大努力使他们的表情有所区别，结果却画得像肖像漫画。(图16)
纪尧姆和他的缪斯在诗人的新居请客，但禁止人们搞乱搞脏屋子里的任何东西，不许在床上坐，没有许可不得吃饭。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到他家吃过数次晚餐。一天晚上，主人大发雷霆，因为利用纪尧姆背过身去的时间，他们竟敢偷窃桌子上的两片香肠。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第31节 决斗时期（3）
阿波利奈尔做厨师，而他的女神玛丽却当他的助手。菜烧过头了，纪尧姆火冒三丈；没有熟透，他同样要大发雷霆。他对别人的要求十分严格、威严，有时很专制，同毕加索一样嫉妒心很重。女人恰好爱这样的男人。当桌子上菜肴丰盛、做工精细、酒水可口时，他就会心花怒放、满脸堆笑，玛丽•洛朗森也会满脸堆笑得像个小太阳。尤其是当来客为了改善一下阿波利奈尔家极普通的饭菜，带来各自的拿手好菜，例如正宗的意大利沙锅炖牛肉时，气氛就会更加热烈。还有什么能比一天晚上马克斯做的美味佳肴中的生苹果浇科尼亚克酒更好吃呢？
看着诗人狼吞虎咽地吃掉冷盘（通常是黄瓜或者蜗牛）、主食（有时还多吃一些他最喜爱吃的菜）、甜点（冰激凌），享用完客人给他带来的惊喜，然后，摘掉假领子，卷起衣袖，帮忙收拾餐具。此时，在场的人知道这个晚上可以宁静安详地度过了，都开始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享受一下美妙的生活。
在夫妻生活和谐美好的日子里，阿波利奈尔的心情特别愉快，殷勤好客毫无挑剔之处。他绝对不允许他人嘲弄他亲爱的玛丽。当马克斯•雅各布讽刺玛丽时，他用当年保护他妈妈的急切心情保护他的玛丽。马克斯于是开玩笑地作了一首小诗，赞扬他的缪斯：
啊！玛丽•洛朗森，
玛丽•洛朗森，
多么渴望，
多么渴望，
抚摩着你的乳房
使你变成一个天使，
使你变成一个天使！
与费尔南德是画家（毕加索）的爱捷丽仙女一样，玛丽•洛朗森也确实是诗人（阿波利奈尔）的缪斯女神。一个用绘画，另一个用诗句（《酒精》和《Calligrammes（图案诗）》中的一段）表达他们对心上人的爱慕之情。蒙马特尔山的妇女们中像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的女人们那样进入艺术家们艺术生活的极少，能够进入他们的绘画或诗歌作品的更加罕见。
弗朗西斯•卡尔科对此十分欣慰：
我们那一帮人的女人没有起什么作用。我们收留了她们两三个月，她们自己就走了。我们仍然照常写诗、作画，心想她们不来也许更好。
卡尔科的话经常是基本符合事实，但略有夸张，上述一段也不例外。当然，在“洗衣船”还是有一些女人：凡•东根的妻子，胡安•格里斯的妻子。但是，这些男人作画时，女人们除了管家，没有其他任何事可做。
幸运的是，妇女的思想大解放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逐渐成为事实。几年之后，大批蒙巴那斯的妇女们将同蒙马特尔的妇女们联合起来。如果苏珊•瓦拉东、费尔南德•奥利维尔以及后来的玛丽•洛朗森不同塞纳河左岸的姐妹朋友们基基夫人、贝阿特丽斯•哈斯丁夫人、玛丽•瓦西里耶夫夫人、尤吉夫人、格特鲁德•斯坦夫人、西尔维娅•比奇夫人、让娜•埃布戴尔纳夫人、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夫人及其他许多人联合起来的话，世界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历史的发展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这些妇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艺术发展中，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诗歌和散文》杂志的一位专栏作家对妇女的诬蔑之词是绝无仅有、不可饶恕的。他在1907年以羡慕的口吻写道：一天晚上，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诗人。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在卢浮宫散步。他之所以喜悦，并不是因为他可以独自一人散步，而是因为他终于“躲避开了整天围绕在身边的现代女性”。［摘自1907年《诗歌和散文》12期］。该专栏作家在此向读者们讲，当他每个星期五在阿维尼翁时，与缪塞有同感，体会到缪塞当年的愉快心情。为什么惟独星期五呢？因为这一天是耶稣受难日，女人们都不出门。“那才是真正的天堂呢！我们终于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美妙了！”
这位伟大的男性主义的代表到底是谁呢？
他就是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1868—1952），法国作家、记者、政治理论家、民族主义者、君主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支持维希政权，1945年被判处终身监禁，1952年获特赦。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第32节 大红裸体（1）
理清一团乱麻，就是创造。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1906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个马车夫赶着一辆敞篷马车停在拉维尼昂街的台阶前。马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个男人。他笨重地下了车，吩咐车夫去酒吧里等着，然后大步流星地独自朝“洗衣船”的大门走去。将这一切尽收眼底的看门人估计，一个气派如此大的人准是来向她的房客讨债的。她一个箭步蹿进过道，直冲毕加索的住房而去。她轻轻地敲了敲门，报告说：
“一个有钱人，可能是找您的。”
“什么样子？”门扇的另一侧问道。
“拉菲特街的，一个很有钱的画商。”
商人的确来自拉菲特街，是沃拉尔德。在从阿波利奈尔处得知毕加索放弃了“蓝色时期”，将要创作更加生动活泼的绘画作品之后，他来探一下虚实。
他全部看了。一个小时后，安德烈•萨尔蒙和马克斯•雅各布也来到拉维尼昂街，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一切简直难以令人置信：画商沃拉尔德从“猎人馆”搬出两幅画。两位诗人认得，那全是毕加索的作品啊。画商把画放在马车后座上，并用木楔垫稳，然后，以同样沉重的步伐向他刚刚出来的那道门走去。几分钟之后，沃拉尔德重新出现。这一次，他拿出三幅画放在马车内；接着，四幅！五幅！到马车被装满时，后座上起码有二十幅毕加索的绘画作品。
沃拉尔德上了车，在马车夫旁边坐定。马车调转头，不紧不慢地向着林阴大道方向走去。马克斯•雅各布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贴在安德烈•萨尔蒙的身上，感谢天上众神如此慷慨地帮助他尊贵的朋友。
1906年是一个吉祥年。“洗衣船”已经接待过一个看上去十分古怪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买了毕加索的一些作品。他是通过贝尔特•韦伊找到毕加索的。此人名叫安德烈•勒韦尔。他讲了一个十分离奇、令人难以相信，但又内容丰富的故事。“洗衣船”的人因此对这位业余艺术爱好者产生了好感。由于缺乏单独购买现代派全部绘画作品的能力，勒韦尔同一些朋友组织起来创建一个“熊皮”协会。十一位成员每年缴纳一定的年金，交给被晋升为总代理的勒韦尔，由他支配，用于为协会集体购买绘画作品。为挖掘出他可以向其会员们推荐的青年画家，勒韦尔以协会总代理的身份走访了所有的画廊与画室。他们将购买来的画作以抽签的方式分发给各个会员。他们一致同意在“熊皮”协会成立十年之后，将全部作品出售，部分利润将返还给画家。
这么好的主意怎么能不让人动心呢？遵照安德烈•勒韦尔的提议，协会的会员朋友们决定1906年只购买毕加索的作品。在这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发生后不久，沃拉尔德也跟着出现了。
他付了两千法郎的金币。两千法郎的金币啊！这一天晚上，“洗衣船”的人们开怀痛饮香槟酒。第二天，毕加索将一个钱包装进外衣内的口袋里，用安全别针别好。
几天之后，他带着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出发赴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度假去了。不久之后，他们去了加泰罗尼亚山区的一个村庄：戈索勒。
马克斯•雅各布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同他们一起去奥塞Orsay，位于巴黎市中心，王宫对面的一座老火车站。现在被改建为现代艺术博物馆。火车站为他们送行。每人手中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筐，里面放满了画家绘画用的画笔和颜料。他们下了拉维尼昂街的台阶，一辆马车已经等在那里。它把心情无限愉悦的这帮人拉至火车站的站台。他们到达时，许多其他的朋友已经在站台上等待着他们的到来。人们相互拥抱，祝福声、道别声响成一片，热闹非凡。
毕加索和费尔南德在戈索勒一直住到夏天到来。毕加索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他于前一年冬天开始，但总也画不完的一幅画。这幅油画在其艺术的发展进程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几个月前，他接待过两位来访者。这一来访再次为他填满了已经捉襟见肘的钱袋。两位古怪的人——格特鲁德•斯坦和莱昂•斯坦在亨利-皮埃尔•罗歇的带领下，来到毕加索的画室。在来戈索勒见毕加索之前，他们在沃拉尔德处买了一些塞尚的作品，也在独立派画展的“兽笼”中得到了马蒂斯的《戴帽子的女人》。后来，莱昂碰巧遇到在萨高特画廊中展览的毕加索的一幅版画。他回家带着他妹妹返回萨高特画廊让她看，他妹妹不喜欢那幅画。
萨高特问道：
“你是不喜欢这两条腿吗？”
“不。我不喜欢这双脚。”
“那好吧，咱们把它们锯掉！”
他们并没有动那幅画。莱昂•斯坦毫不犹豫地用50法郎买下了作于1905年的《挎花篮的小姑娘》(图17)。接着，莱昂说服了妹妹一起亲自登门拜访这位他们从未听说过的西班牙画家。同“洗衣船”那帮人经常来往的罗歇，自告奋勇充当中间人。第一次来访结束，斯坦兄妹俩买走了好几幅画。多亏他们来，毕加索才得以有钱购买足够他使用几个星期的原材料。斯坦兄妹的到来，使他避免了为画新作而被迫覆盖旧画的窘境。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第33节 大红裸体（2）
毕加索与格特鲁德很快就成了朋友。西班牙画家十分喜欢这位美国女人的体形，建议为她画张肖像。她同意了。他希望她像安格尔Ingres（1780—1867），法国画家。古典主义画派最后的代表人物。他代表保守的学院派，与当时新兴的浪漫主义画派相对立，形成尖锐的学术斗争。画《伯坦先生像》(图18)一样，取实实在在、稳稳当当地坐姿。
画像的第一天开始了。画家将其模特儿安置在一把散了架的扶手椅里，他自己坐在画架前的一把椅子上。脸贴在画布上，先画出一张草图：格特鲁德双手抱着膝盖，背稍微向前倾斜，缩作一团，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整个画像透着一股男子汉的力量。第一天，一切十分顺利。斯坦家里人在下班之后，都来接他们的女英雄。人人都表现得十分兴奋，甚至觉得当时的那张画可以被看做已经画完、付钱、拿走，并可以立即展出的画像。
“那么，以后呢？”毕加索问。
“您想让我再回来吗？”格特鲁德以深沉的声音小声地探询道，其神情与画家在画中体现出的完全一样。
她不仅第二天来了，而且一连来了数月。每天下午，她离开弗莱律斯街来蒙马特尔，推开“洗衣船”的大门，坐进画家对面那把散了架的椅子里。
莱昂有时来看看，费尔南德有时也前来瞅瞅。她感到斯坦兄妹有点儿滑稽可笑，特别是格特鲁德，上身穿着灯心绒外衣，脚上却穿系带的凉鞋。但她看得出此人身上有股坚忍不拔、顽强不屈的精神，因为一连数小时保持一个姿势一动不动地坐在巴勃罗•毕加索面前，绝对是需要有一种顽强精神的。然而，不知何故，画家却始终不画她的嘴巴。
费尔南德想对她表现得热情一点，建议模特儿读拉封丹的寓言。格特鲁德接受了她的建议。日子就如此在读书和聊天中，一天天地流逝着。
这样过了九十天之后，毕加索突然停下画笔。面对着沮丧的格特鲁德，他供认说：“我看您脸的时候，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刚刚画了模特儿的脸，又把它擦掉。
别无他法，他只好动身再次去戈索勒。
早在他第一次去戈索勒之前，一位雕塑家朋友向他大谈位于比利牛斯山、距离安道尔不远的这个加泰罗尼亚山村的贫困与物质匮乏。没有公路交通，人们只能骑骡子进去。周围是一片片、一团团的褐色、黄色山间景色。远离现代生活，一切都是天然的，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与破坏。热情好客的山村居民中，许多人从事走私活动。这一切恰好是毕加索需要的。于是，他去了那里。
毕加索正是在戈索勒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方式。而这一新的创作方式，促使他在一年之内完善了他的艺术革命。这一艺术革命的成果就是《阿维尼翁的少女》(图19)。在当地光秃秃的风景和居民们俭朴的生活中，毕加索经过对自己绘画风格去粗取精的精心提炼，使它最后达到了精细、高雅、完美的程度。他一直在寻找高更在太平洋塔希提岛发现的东西：一种纯洁、原始的形式，以及其他，例如风格的新颖。目的是在重新恢复他在画那些蒙马特尔被社会遗弃的人或圣拉扎尔监狱的女囚犯时的价值观念，同时确定他与传统艺术之间的区别；建立一种考证：对绘画的考证，对社会的考证，对已有文化的考证……推翻现存的习俗，寻找原始的自我——同情他人的思想自由、无政府主义的青年。
起初，他用安格尔的风格作画，因为他对1905年秋季艺术博览会上展出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图20)十分着迷。他的《费尔南德在梳妆》属于极端古典主义。后来的作品受到大量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卢浮宫展出的罗马征服之前的古伊比利亚雕像、12世纪未开垦的戈索勒以及马蒂斯和德朗的作品。
毕加索在孜孜不倦地观察、寻求、发现。1906年，他画了《大红裸体》。画中画的是全裸的费尔南德，背景是一朵大红玫瑰。人物头发直立、双手合拢、脸部的光线比身体暗、没有目光，眼睛无眼眶、又细又长、像一条缝，面部无任何表情、不带任何主观意识。
一副面具的模型。
当毕加索为躲避在戈索勒爆发的伤寒传染病回到巴黎时，他站在格特鲁德•斯坦的画像前，甚至没有再见模特儿，只用一笔就把原来擦掉的头画了出来。
一幅面具的模型《大红裸体》，作为《阿维尼翁的少女》的姊妹作，是对一种新兴艺术——立体主义的初步探索。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第34节 毕加索与马蒂斯（1）
马蒂斯：色彩；毕加索：形式。两个伟大的流派，一个伟大的目的。
瓦西里•康定斯基
弗莱律斯街27号。一座带两层楼的房子，隔壁是一家画廊。住房部分包括：几间卧室，一间浴室，一间厨房，人们也在那里用晚餐；画廊是一个大厅。大厅里陈设着打过蜡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具，一个火炉、两三张桌子，上面摆满花和瓷器，一个壁炉，两扇窗户中间的墙上挂着一个硕大的十字架，石灰刷过的墙上没有任何一寸见方的空隙，到处挂满画：高更、德拉克洛瓦、格列柯、莫奈、勃拉克、瓦拉东、塞尚、雷诺阿、马蒂斯、毕加索以及其他画家的绘画作品。
这儿并非博物馆。由于当时大多数的绘画作品值不了很多钱，画廊的门上只有一把钥匙。这是一种很普通的美国扁平钥匙，巴黎人的大衣上挂着的丁当作响的钥匙链上，都少不了这种钥匙。
斯坦兄妹就住在这里。星期六是他们的接待日。他们对客人十分慷慨大方，几乎人人都可以去。当女主人提出一个礼节性的问题“是谁派您来的？”时，你只要用在这里展出作品的任何一位画家的名字回答就足够了。
我们进入画廊。那里已经有大批的画家、作家与诗人……在那个饥荒年代，每星期到斯坦家免费吃喝一顿自然十分受人欢迎。当然也不排除来宾中有少数人的确对现代艺术感兴趣。大多数来宾都让人心情愉悦。
在大厅最里面，有个人手插在坎肩口袋中、正在和围在他身边的仰慕者说话，那就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试图同他比比口才是徒劳的，他是个万事通，在任何辩论中，他总赢。从来对自己十分自信的斯坦小姐坦率地承认在与他的辩论中，她只赢过一次，那还是因为他喝醉了。
板着面孔站在壁炉旁边的那位身强体壮的大高个儿是勃拉克。他之所以满脸的不高兴，是因为挂在壁炉上方的他的一幅画被壁炉的烟熏黑了。旁边两幅塞尚的水彩画的色彩同样变得昏暗。勃拉克嘀嘀咕咕地抱怨着，他在想下一次再来承担挂画的苦役（当女门房往墙上钉钉子时，他这位最伟大的画家在辛苦地托着他那沉甸甸的画板往墙上挂）时，一定将要求把这一幅换个位置。他十分后悔上次共进晚餐时，什么话也没有说。但他有个借口：在餐桌上，每个画家都面对着自己的作品，身边都是自己的同事，在此情形下，很难提出批评意见……
这一天晚上，毕加索也出席了。在这种场合不发牢骚、不说怪话是他一贯的态度。对社交活动的厌恶与憎恨是难以用法语表达的。他用嘲讽的神情端详着口若悬河地发表着种种评论的马蒂斯博士。这一天，毕加索的状态与他奥塞尔街的朋友相同：怒不可遏。他刚刚从挂在墙上的画中寻找到他的那两幅。它们的样子变了，光线比原画亮多了。是格特鲁德•斯坦让人将这两幅画送到这里展出的，这个女人喜欢所有发亮的东西……
马克斯•雅各布千方百计地劝说他，让他的朋友理智点儿。他只做到了让毕加索不立即离开现场，但毕加索一连好几个星期都不登弗莱律斯街斯坦家的门。
在他用目光寻找费尔南德的时候，一位陌生人走到他身边，指着画家从戈索勒回来后刚刚完成的那幅画，问道：
“这是格特鲁德•斯坦吗？”
“是的。”
“此肖像不像她本人呀。”
毕加索耸了耸肩膀，说道：
“这不要紧，以后她自己慢慢地会像它的。”
费尔南德正在同一位穿黑灰衣服的女士谈话。这位女士还年轻，一对宝石耳环闪闪发光，她那很低的话音及其严肃的态度，使人觉得她少年老成。人们常以为她是用人，其实她并不是。然而，当她与费尔南德谈话时，反让人感觉她真像是用人。她总是心不在焉，身子在这里，耳朵却听着别处，尽管什么也听不见，她还听。由于过分地依附斯坦小姐，通常她并不太重视毕加索夫人同她的谈话，因为女主人通常对这位夫人十分冷淡，说：“她总谈三样东西，只谈三样东西：帽子、香水和毛皮服装。”
而这天晚上特殊，她们谈的是费尔南德是否可以给阿丽丝•道格拉斯上法语课的事。在回答她未来的老师向她提出的问题的同时，这位美国小姐还在照看着她通常应负责的事：谁在喝，谁没有喝；谁在吃，谁没有吃；小炉子在哪里，还缺少什么；斯坦小姐为何仍然没有到，人们能认真听她讲话吗?一些赞助的作家必须同艺术家兼博士的马蒂斯交换意见，如果有些讨厌的人打搅他们的谈话，她是否应该出面干预呢？朝这里走来的布朗库西是否会打乱她们的谈话呢？……
阿丽丝•道格拉斯敬重并崇拜格特鲁德•斯坦小姐，因为她既是她的老板，也是她的朋友，并且是从多方面帮助她成长、促使她的人格中具备了他人身上罕见的优点的恩人。格特鲁德•斯坦渴望成为文学界的一颗明珠，自认为是世界文学革新的天才、文学界的女毕加索。是阿丽丝帮助她确立了这一信念。这正是阿丽丝的主要角色，她同时也是格特鲁德•斯坦作品的打字员。
斯坦小姐刚刚出现在画廊门口。她身穿一件咖啡色紧身连衣裙，双肩被紧紧卡在一个金属圈内，被挤出的肌肉覆盖在金属圈边上。为防冷，她穿了双羊毛袜子，袜子被紧紧地塞进镂空皮凉鞋里，在蜡地板上走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斯坦小姐一眼就注意到大家都看见她到了，她为此感到十分欣慰。她将一叠手稿递给道格拉斯小姐，要求她打出来。接着，她长嘘一口气，说写作真是一件苦差事。但是，她的运气不错，年初以来，纽约的一家杂志社已经有幸发表过她的三篇文章，她又刚给这家杂志寄去另外一篇。
她迈着大步朝毕加索画的那幅大型画像走去，并在她自己的肖像前坐定。紧接着，亨利•马蒂斯、罗伯特•德劳内、莫里斯•德•弗拉芒克以及三个经常来吃白食的家伙围拢到她的身边。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第35节 毕加索与马蒂斯（2）
格特鲁德•斯坦是组织艺术家们此类聚会的总指挥。她喜欢扮演这一角色。她坐在自己的肖像下感觉如同圣路易坐在他的树下，威风凛凛地发号施令，谁胆敢插话，她就向他投去一道愤怒的目光。有些作家对她在美国报纸上发表的几条消息有异议，有些画家竟敢不忠实于她这位他们在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大恩人。她决不能容忍这些人。她送给拒绝参加官方画展的人举办展览的场地，这些艺术家既得以扬名又获利。马蒂斯是如何吃上饱饭的？多亏了她。
格特鲁德•斯坦热爱马蒂斯一家。每当她去他们的家时，总为那里笼罩的气氛感到吃惊，自然也觉得十分欣慰。毕加索是个放荡公子。马蒂斯虽然贫穷但不失风度。无论在谁家，人们都吃不多，但如果在塞纳河左岸，人们去掉一切假象，个个赤裸裸地表现出各自的本来面目。马蒂斯夫人的拿手菜洋葱回锅牛肉一出锅，霎时间就被一扫而光。她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有一天，马蒂斯让她化装成吉卜赛流浪女人，手拿吉他为他绘画做模特儿。她坐在那里睡着了，吉他落在地上摔坏了。当时家里的钱仅够吃饭，而她却坚持自己饿着，省下钱来修理吉他。这样，马蒂斯才得以完成他的那幅画。
另外一次，格特鲁德•斯坦看见在桌子上放着一只十分漂亮的水果筐。这只筐是禁止任何人碰的，因为它专门留给画家工作用。在冬天，为了水果不会腐烂，他们宁可关掉屋里的暖气。马蒂斯身围大衣、手戴羊毛手套，画出冬天室外已经不存在了的自然景象。
格特鲁德•斯坦喜欢同时邀请马蒂斯和毕加索。因为他俩互相敬佩，从不自我吹嘘，而且对人对己都有分寸。同他们在一起时，气氛十分和谐。
马蒂斯和毕加索的情况相差甚远，类似南极与北极。法国人（马蒂斯）有点儿呆板，生硬，不够灵活，十分严肃，不爱笑。家庭成员不是朋友，而是妻子和女儿。他不常请客。他一旦开口说话，总保持天底下最严肃的态度，那是为了说服别人。安德烈•萨尔蒙回忆道：
“这位漂亮的画家生活得很快乐，但他不会笑。”
［摘自1945年发表的安德烈•萨尔蒙的《布特山的空气》］
多热莱斯在一篇稍带排外倾向的文章中描写道：他那“忧虑不安的胡须”和他那“庄严朴素的眼镜”酷似“一个德国武官”。
阿波利奈尔的描写更加出色，而且更加简明扼要：“这只禽兽是位雅士。”他描写马蒂斯作画时的神情十分庄严，同时画好几幅，每一幅画一刻钟。
西班牙人（毕加索）呢，沉默寡言。他更多的是用眼睛表达思想，用眼睛嘲讽他人。法国人很客气时，他很野蛮。躲避沙龙和团伙聚会，激情爆发时，便用画笔表达。
然而，两位画家仍然有他们的共同点：对原始主义的兴趣，以及弗莱律斯街的女主人对他们的友谊，各自对对方的密切关注。
在弗莱律斯街画廊的墙上，同时挂着他们二人的绘画作品。他们已经十分清楚，斯坦兄妹俩从发现他们的那一刻起便已经懂得：他们是现代艺术的两位巨人。
他们将有各自新的崇拜者：马蒂斯有莱昂和他的弟弟木夏埃尔，毕加索有格特鲁德。眼下，鉴于兄妹之间复杂的连带关系，他们之间的裂痕还未完全暴露到不可弥合的程度。但是，马蒂斯已经对这位美国女人（格特鲁德）常同比她小十二岁的西班牙人单独在一起表现出嫉妒；勃拉克和德朗也开始嫉妒他们，他们逐渐脱离原来的帮派，目的是想弄明白发生在“洗衣船”楼上的秘密。
他们刨根问底地问道：楼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第36节 阿维尼翁的少女（1）
瞧，这就是真实的塔希提岛，即同想像的完全一致的塔希提岛。
保罗•高更和夏尔•莫里斯
在蒙马特尔与在塞纳河上圣米歇尔大街段的沿岸一样，有一只锅在沸腾着，任何人未真正品尝过其中所有，但看上去十分烫手。锅里煮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原始主义，非洲艺术。
毕加索去了戈索勒，而马蒂斯刚从科利乌尔回来。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边界，将山中的戈索勒村与这个渔港分隔开来。然而，艺术是没有边界的。在山上，毕加索不断发现新的单纯与朴素；在山下，马蒂斯在充分地开发利用着身边广阔的创作天地。
格特鲁德•斯坦对两位艺术家之间的矛盾在何处、是如何发生与发展的了如指掌。
有一天，不是星期六。那天马蒂斯应该来她家。但走到雷恩街的雷伊马那（绰号“野老爹”）的橱窗前时，他果断地停下脚步。雷伊马那先生是一位外国珍稀物品收藏家，在他的橱窗里摆放着一个黑木的非洲小雕像。那是刚果雕塑家维利的一件雕塑作品：一个坐着的人，高昂着脑袋，但没有眼珠。那个雕像的样子与各部分的比例，完全是出于想像。与西方传统的雕塑相反，这个雕像并不太重视肌肉组织的刻画，这两点十分奇特、新颖。
马蒂斯来到弗莱律斯街，毕加索刚刚离开。毕加索也看见过那个雕像，是在从戈索勒回来之后。他久久地端详过那件作品，接着他回到蒙马特尔的住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第二天，马克斯•雅各布看见他在画室内忙着作画。画的却是一些奇怪的脑袋，总是一笔就画出眼睛、鼻子与嘴巴，中间没有任何中断与停顿；并且纠正弗莱律斯街女主人的说法，他肯定地说是有一次，毕加索、马蒂斯、阿波利奈尔和萨尔蒙在他家共进晚餐时，马蒂斯向毕加索介绍了维利雕像。阿波利奈尔从未提起过此事，萨尔蒙也不记得。
马蒂斯之所以懂得非洲艺术，是因为他经常去托卡德罗Trocadéro也叫Palais de Chaillot，夏尔宫，一座十分宏大的地下剧院。的人种博物馆。那里保存有法国殖民主义者从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带回来的大量珍贵物品。这些物品不是仍然堆积在运输箱内，就是被胡乱地堆放在积满灰尘的柜子里。阿波利奈尔似乎还对如此肆意对待这么珍贵的财宝而提出过抗议。他曾经建议将这些珍品移交卢浮宫。那时毕加索还未涉足托卡德罗博物馆，为研究古伊比利亚雕像，他常去的是卢浮宫。
在这场两个人（马蒂斯与毕加索）的游戏中，又插入了第三个人：安德烈•德朗，而且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德朗对黑非洲艺术的浓厚兴趣开始的比其他人早。他不仅熟悉托卡德罗，而且熟悉大英博物馆，他正是在那里发现了新西兰原始主义绘画作品。他在同马蒂斯一起研究野兽主义的时候，已经对马蒂斯谈到过黑非洲艺术，后来也对弗拉芒克谈过他所了解的黑非洲艺术：
当我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和黑非洲博物馆参观时，万分激动，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那些表现手法令人神魂颠倒。
［摘自1906年发表的安德烈•德朗的《写给弗拉芒克的信函》］
在德朗的一再鼓动下，毕加索才跨进人种学博物馆的门槛。后来也是德朗，或者说主要是德朗拿一些坊格Fang，加蓬、几内亚、喀麦隆地区的民族。坊格艺术的主要代表物是一些圆隆雕像。面具给毕加索看的。这种面具对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思想产生了与他首次见到维利雕像时同样大的冲击。
这种面具有一个故事。该故事发生在马蒂斯从雷伊马那先生家出来，又去了弗莱律斯街的那个晚上之前。确实，如果没有格特鲁德•斯坦，就不会有马蒂斯与毕加索的相识，然而，向他们介绍黑非洲艺术的人并不是她。卡尔科、多热莱斯和桑德拉斯均可以为此作证。
那么，把黑非洲艺术介绍给他们二位的人是谁呢？是莫里斯•德•弗拉芒克。
一天下午，弗拉芒克在巴黎北郊阿尔让特伊区的塞纳河边一连作画数小时之后，离开岸边，进到一家酒馆。他要了一杯白酒，刚刚喝下一口，他发现在一个书架上的两个瓶子之间夹着三个奇怪的东西。他站起身，走过去，发现是三个黑非洲雕塑品，其中两个是赭红色、赭黄色与白色相间，来自达荷美；另一个是黑色，来自象牙海岸。弗拉芒克特别激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内心深处被撼动了。”正是这些雕塑品，向他揭示了黑非洲艺术。
他当即买下那三件雕塑品，酒馆老板不要钱，他请大家喝了杯酒，然后将它们拿回家。
几天之后，他接待了他父亲的一位朋友。他看到了这三件黑非洲物品，而且又送给他另外三件：两个象牙海岸雕像，一个坊格面具。他妻子觉得它们十分难看，放在室内有碍观瞻，而弗拉芒克却为他拥有这些艺术珍品高兴之极。他把那个坊格面具挂在自己床头的墙上。当德朗看到时，激动得当即瘫倒在地。他想买下，但弗拉芒克一口拒绝。
“甚至20法郎也不卖？”
“对，20法郎也不卖。”
一个星期之后，德朗又来了。他提议用50法郎买下，弗拉芒克只好让步。德朗把面具放在他图拉克街的画室内。毕加索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黑非洲艺术品。德朗的画室才真正是毕加索黑非洲艺术的发源地。
到底是马蒂斯还是毕加索首先接触到黑非洲艺术并不重要。他们二人中，一个受戈索勒启迪，而另一个受科利乌尔影响，德朗受他们二人影响，而高更得益于他们所有人，因为高更对他在世界博览会上见到的那个时代的非洲和大洋洲展品也如醉如痴。1906年在秋季艺术博览会上，专门为塔希提雕像组织的展览使得马蒂斯、毕加索和德朗同时都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从那时起，他们都开始收集来自其他国家、其他时代、其他文化，摒弃传统艺术、将创作者的主观能动性提到前所未有高度的艺术瑰宝。被当时还仍然保留俄罗斯—日耳曼国籍的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俄罗斯画家，后来加入德国籍，又加入法国籍。承认为“纯艺术家”的原始主义者们，也“只喜爱他们作品的内涵，而摒弃一切相对次要的东西”。［摘自1969年出版的康定斯基的《艺术中的精神》］
马蒂斯和毕加索是逐渐地在他们的创作中加入了黑非洲艺术成分的。前者在他的绘画作品中体现黑非洲艺术，而后者将其创作的中心转向了创作黑非洲雕塑。马蒂斯与毕加索之间的决斗从此展开了。不仅表现在绘画的笔墨之中，而且表现在大型著名画作中。这一点，尽人皆知，大家一目了然。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第37节 阿维尼翁的少女（2）
马蒂斯首先拔刀出鞘，摆出决斗的架势。在1906年独立派画展上，他展出的惟一作品《生之喜悦》很快就成为家喻户晓的佳作(图21)。这幅作品无论从规格（175cm×241cm）或其新颖性方面，都堪称绘画作品之最。它是画家在科利乌尔发现的原始主义、文明野兽主义及梦幻诗的巧妙结合。《生之喜悦》彻底摆脱了新印象主义的影响。
显然，这给评论界提供了一个可以尽其所能、尽情发挥的机会。评论界与其他人的嘲笑与讽刺密切配合，说这属于“超越先人的随意创作”，是“空空如也的画作”，是音乐艺术、文学艺术在作祟，而惟独没有任何造型艺术。他们责难色彩的并列使用，时而说外围轮廓过细，时而又说过重，指责它从解剖学角度看的人体变形、放弃点画法、使用调色法等等。甚至曾经买过一件“丢脸作品”《奢华、平静与享乐》(图22)的西涅克也认为马蒂斯是误入歧途。（西涅克与他的朋友修拉一起遭受过浪漫派印象主义者的排斥，毕沙罗也曾经强迫他反对过莫奈和雷诺阿）。
1906年，马蒂斯成为立体主义先锋队的头羊。后来当需要保护立体主义时，才暴露出他是一位严重的保守派人物。前一年，在独立派画展中，高更的朋友夏尔•莫里斯在有关《奢华、平静与享乐》的问题上责备他的朋友追随了“点画法派”小集团。几个月之后，画展重新开始，展出《戴帽子的女人》。马蒂斯是改革派中引起争议最多的人物。
甚至连他最忠实的朋友们也开始动摇了。面对《生之喜悦》，莱昂•斯坦走过来又走过去。他犹豫不定，局促不安，不知所措。经过反复思考，他最后断定那是绘画界的一大事件，是新世界开始的代表作，正是这幅画作使得马蒂斯成为现代绘画的大师。于是，他决定买下那幅绘画作品。
下一年，马蒂斯故技重演。这一次的画作是《蓝色裸体：纪念比斯克拉1907年》(图23)，根据1906年他在阿尔及利亚的一次旅游经历创作。评论界再次对他作品奇怪的外围轮廓，人体的变形、脸部如同面具、肤色透蓝等等方面进行责难与抨击，说“难以理解”。路易•沃克塞尔坦率地承认他丝毫搞不懂他叫做“摇摇欲坠的简单化”的绘画艺术。是马蒂斯和德朗带头把这种过分简单的手法运用到他们的创作中。其他人把画家马蒂斯描写为“滑头”，把他的绘画作品叫做“丑陋的世界”。
这一次同往常一样，莱昂•斯坦兄妹又买下了那幅画。
在此期间，毕加索在“洗衣船”的嘈杂声中，继续坚持着自己的研究探索。在马克斯•雅各布惊恐不安的目光下，他不停地画着类似史前人类洞穴中的人。《格特鲁德•斯坦肖像》(图24)之后，他于1906年画了《自画像》和《拿着调色板的自画像》(图25)。接着他开始创作妇女半身像，于1907年画出《大耳朵妇女半身像》(图26)。
他磨刀霍霍，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着给马蒂斯以严厉的回击。毕加索在斯坦家见过对手马蒂斯的作品。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被震撼了，惊呆了。但是，他认为宣扬马蒂斯的绘画作品是“一场革命”的人都错了。马蒂斯的作品的确是艺术的一个顶峰，然而是古典艺术的顶峰。他在用现代语言表达传统的内容。康定斯基在同一时期也抱有相似的看法，他说：从马蒂斯身上，他看出他是现代绘画的一位伟大画家，是使用色彩的天才，但是他同德彪西Debussy（1862—1918），法国作曲家。11岁入巴黎音乐学院，1884年获得罗马奖，被送往罗马学习，早期作品受印象派影响。在万国博览会上听到爪哇等东方乐队的演奏，深受启发，随后力图突破陈规。后在印象画派和象征派诗歌的影响下，开创了音乐领域的印象派。作品多以诗、画、自然景物为题材，而突出表现其感觉世界中的主观印象。发挥声音的“色彩”表现力，运用五声音阶、全音音阶、色彩性与音的配合，以营造出朦胧、飘忽、空泛、幽静的意境。一样，是一个没有与“传统美”决裂的印象派画家。
人们不是说艺术家走得太远了吗？毕加索的内心深处却认为马蒂斯倒是过早地停止了前进的脚步，而他一定要与传统艺术彻底决裂。
在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并设计出作为准备阶段的草图之后，毕加索将其笔尖对准了他确定为他超越目标者的喉咙。他开始画他的《阿维尼翁的少女》。在他的思想中，这幅画是他给予马蒂斯的《生之喜悦》的一个强有力的反击。
从草图中看得出他起初想画的是一个海员在妓院，一个医学院的大学生进入一个房间，房间内站着一个海员和五个女人。为何选择在阿维尼翁呢？因为在作画的时候，毕加索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距离他在巴塞罗那住处不远的阿维尼翁街，他常常去那里买纸和颜料。至于海员嘛，他脑海中想的是马克斯•雅各布。因为马克斯也对他说过他的祖籍是阿维尼翁，此外这个城市里有大量的妓院。在准备阶段，毕加索给他的诗人朋友穿的是一件海员内衣，其中一个女人是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另一个是玛丽•洛朗森，第三位是马克斯在阿维尼翁的奶奶。1933年，毕加索向卡恩维莱确认了这一点。［摘自1988年出版的卡恩维莱所作《与毕加索的八次谈话》］
随着工作的进展，海员消失了，那位医学院的大学生被改成女人。画结束时，画面上有五个女人，其中四个站立、裸体。她们的面部都带有古伊比利亚雕像及黑人面具的印迹。马蒂斯的作品《生之喜悦》全部用曲线与鲜明的色彩表现，起码在现在看来，显得十分和谐；而毕加索的作品恰恰相反，色彩阴暗，显得十分粗暴激烈。那些妇女的身体各部分是散的，直棱直角，手脚既粗又大，有的带面具，有的鼻子或者塌陷或者扭曲，胸脯或者被切断或者不存在，一条腿上有蓝色，有些动作十分粗俗，睁大的眼睛盯着看她们的人，眼眶既深又黑、左右不对称，右侧用的是古伊比利亚雕像风格，左侧用的是黑非洲雕像艺术，整个作品中到处运用了几何立体，表现出画家应用的是立体主义艺术。皮埃尔•戴克斯十分明确地指出，《阿维尼翁的少女》中表现出的粗俗和暴烈与《地狱一季》中的暴烈同出一辙，在绘制该画期间，毕加索一直在苦读法国诗人兰波的作品。［摘自1995年出版的皮埃尔•戴克斯的《创作者毕加索》］
画中体现的自然不是马拉美诗作中的诗情画意、无精打采及梦幻故事，而是妓院，是最底层的社会现实。毕加索用这幅规格更大的画与马蒂斯的《生之喜悦》相抗衡。虽然不能说是最优秀，但起码是最现代的，是一个新世界的开端。
毕加索让“洗衣船”居住的几个知己看他的画时，人们都很难为情，没有人能够看懂。勃拉克开了个玩笑，回避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他说：“感觉就像你想请我们吃麻绳和汽油一样！”马诺鲁与通常一样，甩出一句：“如果你去火车站接你的父母，而你看到他们是这样一副嘴脸，你有什么感想？你一定也不会高兴！”莱昂•斯坦兄妹被眼前的画吓坏了。剩余的人都认为这幅画未完成。而德朗担心毕加索会在他的画作上上吊自杀。
最糟糕的是阿波利奈尔。通常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为现代艺术歌功颂德，表现出常人没有的大胆和勇敢，尤其是当毕加索带头进行大胆创作时，他向来都全力辩护。而今面对《阿维尼翁的少女》，他无言以对，沉默了。他对此画未讲一句话，甚至在他的评论文章中只字未提这幅画。
惟有格特鲁德为画家毕加索辩护。但是这一次，她没有买那幅画……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第38节 阿维尼翁的少女（3）
这幅画在画家接连不断更换的画室中悬挂了很长时间。在1916年由安德烈•萨尔蒙组织的昂坦画展（Salon d’Antin）上，此画第一次得以展出。开展之前，出于避免查禁和便于人们接受的考虑，萨尔蒙建议将画作的原名《阿维尼翁妓院》（毕加索给起的）改为《阿维尼翁的少女》。毕加索违心地接受了，但他说：我不喜欢这个名字。
昂坦画展之后，这幅画被卷放起来，从那时起很少露面。1923年，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1896—1966），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说服了服装师兼文学艺术资助人雅克•杜塞Jacques Doucet（1853—1929），法国时装大师。买下它。1937年，纽约的一家画廊买了这幅画，接着卖给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迄今为止，人们对《阿维尼翁的少女》的争论仍然此起彼伏。艺术历史学家们仍然为画作刚刚诞生时就已经提出的下列两个问题而争论不休：该作品中何处体现了黑非洲艺术？人们是否可以将此作品视做立体主义的鼻祖？
第一个问题最早的答案是：伊比利亚艺术的影响存在于作品右半部分，即最“革命”的部分，在影线和一个站着、一个躺着的两个小姐的耳朵和眼睛处明显可见其印迹；躺着的小姐是依据毕加索在戈索勒画的一个农民的肖像画出来的，草图集可以毫无争议地证明这一点。相反，左边那位小姐凹陷的眼睛是受了黑非洲艺术的影响。根据这种说法，历史学家们提出几个日期，以证明当毕加索开始创作《阿维尼翁的少女》时，已经在弗拉芒克处见过马蒂斯的维利雕像和德朗得到的坊格面具，而对托卡德罗的人种学博物馆完全不了解，或几乎不了解。因此，他的《阿维尼翁的少女》没有受后者影响的可能。
的确，毕加索是在稍晚些时候才开始得到黑非洲艺术品的。但此类艺术品很快就摆满了他在“洗衣船”的画室。（阿波利奈尔在他的作品《被谋杀的诗人》中用“贝宁鸟”指毕加索，此绰号正是来自画家收集的一件黑非洲艺术品。）他拥有的此类艺术品没有马蒂斯多确实也是真的。马蒂斯的确是此领域的冠军。有人说：从1938年至1939年起，毕加索常说：如果在“洗衣船”时代，大家都已经看出了《阿维尼翁的少女》中黑非洲艺术影响的话，那就证明人人都发现了这些文化新事物，那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此作品中只存在伊比利亚艺术的影响。这种说法也同样是真的。
皮埃尔•戴克斯和皮埃尔•勒韦迪对毕加索的这部作品受到了黑非洲艺术影响的观点同样持有异议。与前者相反，后者否认塞尚对立体主义有影响，否认安格尔对1905年作品有影响，也否认黑非洲雕像艺术对立体主义之前时期的绘画作品有影响。但他错了。他表示了歉意，在20年代他又写评论时，就比较接近历史了。
约翰•理查森曾经试图在这些专家的辩论中引进一些新意。按照一些人类学家和艺术史学家的说法，理查森肯定地认为《阿维尼翁的少女》中少女们的面部毫无争议的是非洲面具的复制品，而且毕加索在参观了托卡德罗的人种学博物馆之后，重画了她们的脸部。此外，理查森提醒大家注意：毕加索否认他的作品受到黑非洲艺术影响的时代，恰好是西班牙战争结束、佛朗哥获胜的时代。承认伊比利亚艺术对他《阿维尼翁的少女》的影响，便是承认他的西班牙根。在《阿维尼翁的少女》的创作与40年代之前画家的言辞之间，还发生过格尔尼卡Guernica，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一座圣城。大屠杀(图27)、共和党人把普拉多博物馆的领导权交给毕加索的事，以及加入佛朗哥荣誉军团中的非洲军队犯下的大屠杀罪行等重大事件。由于当时的西班牙大地在受凌辱、在战争中失利，更加需要人们去保卫，为它而战斗。在毕加索的眼里，这些才是重大的实质性问题。而安德烈•萨尔蒙却在战争中站在君主政权一边，掩盖战争的实质。从那一天起，毕加索就拒绝再同萨尔蒙握手，断绝同他的交往。
第二个问题，立体主义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安德烈•萨尔蒙与马克斯•雅各布始终认为，而且写文章论述过，《阿维尼翁的少女》是立体主义的开端。不久以后将成为毕加索画商的卡恩维莱也持相同观点。当人们仔细观察作品的右半部分时，可以明显地发现立体主义派新的表现形式。但皮埃尔•戴克斯明确指出：
从1989—1990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会以来，人们认为立体主义的诞生既是对天然外形的重组，也是对塞尚在绘画中表现立体的手法的深化，而表现立体的这种手法首先是出现在勃拉克1908年的作品中以及毕加索定稿后的《三个女人》中。
［摘自1995年出版的皮埃尔•戴克斯的《毕加索词典》］
在戴克斯看来，《三个女人》是开始于《阿维尼翁的少女》的艺术进化的终结。如果有立体主义的话，它就在这里而不是别处。瞧，如何解释，人们又展开争论了。
那么，在所有这些争论中，马蒂斯持何态度呢？
他在斯坦兄妹的带领下来到“洗衣船”毕加索的画室，见到了《阿维尼翁的少女》，并且一眼就看懂了他这位小弟弟画中的粗暴激烈的情绪针对什么、针对谁：针对的是被人们称为“现代”的艺术，即针对马蒂斯本人。他不就是被人们公认为法国绘画界最新潮流的代表人物吗？他当然非常气愤，他扬言一定要把毕加索的这股嚣张气焰“打下去”。
他们二位之间的敌对情绪十分严重。据萨尔蒙说，在毕加索的拥护者们中，这种敌对情绪表现为非常可笑的孩子气：马蒂斯曾经把他女儿马格丽特的一张肖像作为礼物送给毕加索。一天，毕加索的拥护者去修道院街的一家商店，买了一些飞镖。回到“洗衣船”之后，他们轮番把飞镖瞄准小姑娘的脸刺去。好在飞镖上都包有橡胶头。
马蒂斯一直在琢磨到底是哪些地痞流氓在蒙马特尔区的墙上到处涂抹一些攻击他的标语：马蒂斯是疯子！［摘自1995年出版的安德烈•萨尔蒙的《无限的怀念》］
马蒂斯所走的道路很快就赢得了另外一个艺术流派——官方评审团和绘画协会的肯定。
由于1908年秋季艺术博览会评审委员会拒绝勃拉克的作品参加展出，勃拉克和马蒂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三年前大闹秋季艺术博览会的马蒂斯，如今成了1908年秋季艺术博览会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人们武断地认为是马蒂斯在评审委员会上批评了新生的立体主义艺术，他是踩着野兽派的肩膀爬上去的。
庆幸的是，纠纷未持续很长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马蒂斯和毕加索开始双双到巴黎西郊的布洛涅森林去骑马散步，相互在各自的画室接待对方，并且交换作品。1937年，与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们二人也被德国纳粹宣判为“堕落艺术”的代表。德国人进入巴黎时，他们的作品都存放在银行保险室内。马蒂斯的保险室恰好在毕加索的附近。马蒂斯当时不在巴黎，毕加索奋力替他保住了作品。对马蒂斯来说，毕加索“既是他的同志，也是对手；是战友，也是他最厌恶的人”。［摘自布拉塞：《毕加索谈话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毕加索前去探望在尼斯避难的马蒂斯。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已经完全消除，他们一起谈论他们自己的作品和他人的作品。马蒂斯表现出更多的父爱，他给予他能给的，他传授一生积累的经验，毕加索聆听着。不久以后，马蒂斯便与世长辞了（1954）。弗莱律斯街距离他们都不近，马蒂斯和毕加索都没有要求格特鲁德•斯坦为他们二人裁决谁是谁非。他们十分清楚，他们二人都是现代艺术最伟大的鼻祖。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第39节 天真的老画家（1）
一只小鸟落在天使的肩头，它在为热情的卢梭歌唱。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人们根本无法想像到那样一个古怪的画家也经常同“洗衣船”帮派来往。他65岁，看上去是一位忠厚长者。他手拄拐杖，头戴呢帽，弯腰驼背，从他居住的波莱让斯Plaisance，位于巴黎南城十四区。出发，迈着小碎步急匆匆地向蒙马特尔山上走来。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看得出他为人厚道，能够承受住任何情感的冲击，但遇到任何一点不顺心的事，脸就涨得通红。亨利•卢梭已经进入了第三年龄段（即已经成为老人），但又像刚刚脱离童年时代。他的绘画作品中也反映出他的幼稚，埃利•富尔认为他的绘画作品同郁特里罗一样幼稚可笑，这两位画家是同样的单纯和无知。
人们称他为卢梭海关，因为他曾经在巴黎税务征收处负责对进入首都的食品进行检查。50岁退休，开始学习绘画，但从未进过任何专业艺术学校，完全属于自学成才。他对绘画的前景以及绘画规则一无所知，也从不关心，完全靠本能，但作起画来十分认真。他的经历非常简单。阿波利奈尔写诗随心所欲地胡编乱造他的历史如下：
你从未忘记，卢梭，阿兹特克古国，位于现墨西哥。的风光，
长满芒果与菠萝树的森林，
猴子将西瓜掏空，满地是血红色的瓜瓤，
那里人们枪杀的金黄色大王。
你画的画，都是你在墨西哥看到的，
一望无际的香蕉林顶上一轮火辣辣的太阳，
你，一名英勇的士兵，
敢于用自己的衣服
从海关人员手中换取蓝色的古代骑兵上装。
……
诗人在写作时随意地想像亨利•卢梭以一个法国军队中士长的身份参加了墨西哥战争，他的绘画作品中画的正是在那里的所见所闻。而实际上，亨利•卢梭没有去过墨西哥，更没有去过美国。在他服兵役期间，仅仅去过距离法国南特不远的昂热。他对热带自然风光的了解，只限于在1889年万国博览会上看到的有关绘画作品。他画中的热带风光完全是受了画展上的那些绘画作品的启迪而作(图28、图29)。阿波利奈尔还说卢梭的绘画作品“是美洲异国情调提供给造型艺术的惟一东西”，他又错了。布莱斯•桑德拉斯撰写以下诗作时，也同样错了：
请你到墨西哥来吧！
高原上到处开放的郁金香散发着悠悠清香，
太阳的光芒像瓜藤朝四面八方伸展，
好像是一位画家的画板与画笔，
那些五颜六色的颜料如同闷雷般的锣声令人头晕目眩，
卢梭曾经去过那里，
在那里他使生命放出耀眼的光芒……
卢梭只属于他自己，不属于任何派别，也不属于任何时代。他既不倾向于印象主义，也不支持黑非洲艺术，他是现代派。或许可以把他当做野兽派，因为在1905年的秋季艺术博览会上，他的作品《饿狮》(图30)被挂在马蒂斯、弗拉芒克和德朗作品的旁边。路易•沃克塞尔对卢梭十分敬佩，他认为卢梭的情形证明了“最无学识、最没有文化的人是最有天赋的艺术家”。人们曾经说过他是绘画界的一位聋哑人，独自一人只凭直觉闯自己的路子。连他本人也对他遵循的规则——如果这些规则存在的话——一无所知。
他完全是独树一帜的绘画类型，他表现出某些古典主义，但十分难以将其归类，同“洗衣船”的艺术家们的勇敢与大胆无法相比，然而，他获得的光荣却离不开他们。
是阿尔弗雷德•雅里把他介绍给法国文学杂志《法国信使》的两位谋士阿尔弗雷德•瓦莱特和他的妻子拉希尔德，后来又把他介绍给阿波利奈尔。雅里也出生于拉瓦尔，是海关职员卢梭的知心朋友。迄今为止，人们还不知道更多的，雅里到底是喜欢画家本人呢，还是喜欢他的轻率冒失。不管怎么说，是他这位在作家中最不保守的人把大好人卢梭介绍给了《法国信使》杂志，而恰恰又是该报使他出了名。接踵而来的是一些前卫画家，他们对卢梭观察自然的目光非常敬佩。
第一位就是毕加索。1908年，毕加索在苏里埃老爹处用五法郎买了卢梭在1895年完成的一幅画《M夫人肖像》(图31)，画中人物是他的第一位夫人。接着，毕加索又买了他的其他一些作品。很显然，毕加索对这位前海关职员的作品中流露出的原始主义十分感兴趣。他本人长期寻求脱离学院派的道路，苦于徒劳无功。而在卢梭的画作中，他发现了不同于自己的创作方法，他认为这正是摆脱学院派的道路之一。
卢梭单身一人住在距离蒙马特尔不远的贝莱尔街。他曾经两次失去妻子，成为鳏夫。他的子女们，除一个以外，一个个离他而去。
在他家门上，张贴着用硬纸板制作的这样一张小布告：
家教：素描画，油画，音乐，收费低廉。
他的生活十分贫寒。每星期他做两次荤杂烩，吃一次后，连锅放到床下，这是一个星期的全部口粮。可怜的是，当他刚刚做好杂烩，本区的所有穷人都蜂拥而至。这样一来，他一个星期的食品不够他两天吃。
他经常在家里接待他的一些学生，并且把他们的画像卖给本区的画商（当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着手寻找他的绘画作品的时候，人们在一个管道工人家找到一幅，在一个农民的家中也找到了另外一幅……）。在沃拉尔德、于德和保尔对他的作品感兴趣之前，只有少数几位朋友买他的画。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第40节 天真的老画家（2）
生活的清贫并不妨碍他在家中请客。在经常性地勒紧腰带饿一个星期之后，他向人们发出请柬，上面附上吹嘘为“艺术家晚会”的节目单。1909年4月1日的节目单如下：
节目单
塞西利埃那（波尔卡舞）
钟铃花（玛祖卡舞）
蔷薇花（华尔兹舞）
婴儿波尔卡舞
天使的梦（玛祖卡舞）
克雷芒斯（华尔兹舞）
［摘自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914年1月15日的文章《巴黎的晚会》］
通常到亨利•卢梭家参加晚会的人员，有面包店老板、杂货店老板以及“洗衣船”的全体居民。主人让客人排成一排坐在椅子上，而他自己坐在门口，准备迎接新来的客人。每个人背诵一段诗词或者一首儿歌。接着，卢梭取出他的小提琴，为大家演奏一首抒情歌曲。如果累了，他和衣躺在画室的长沙发上，早上醒来，心情愉快，开始作画。
当感觉十分孤独的时候，他决定重新结婚，再建立一个家庭。他爱上一个人，苦苦地追求她，他恳求朋友帮他一把。一天，他来到沃拉尔德家，使出浑身解数将一幅画作得比他以往的任何一幅都好。他把画递给画商看，后者认为非常好。画家急不可耐地对画商说：
“太好了。那么，您是否可以为我出个证明，证明我有什么样的进步呢？”
“您的未婚妻多大年龄了？她还没有成年吗？还需要得到她父母的同意方能结婚吗？”沃拉尔德问。
“不。她54岁。”卢梭带着迷人的微笑回答说。
就这样，他得到了沃拉尔德的证明，也得到了阿波利奈尔给出的一份同样的证明材料。尽管这样，他还是没能结婚。好人卢梭仍然是单身汉。
他花了数月的时间，才完成了为玛丽•洛朗森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画的肖像画。其原因并非缺乏启迪或创作灵感，只因为他一定要在版画的下方画一些康乃馨，所以必须得等到此种植物开花的季节。
据阿波利奈尔讲，卢梭画一幅虚构的神怪幻想画时，他的神情十分紧张，心常常提到嗓子眼上，有时突然惊慌失措，向窗户冲去……
《费加罗报》记者乔治•克拉尔蒂讲述了他另外的一些逸事：有一次，卢梭受到诈骗，但却被判入狱，当审判长向他宣布缓期执行时，他高兴地惊呼道：“谢谢您，审判长先生！为向您表示感谢，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为您画张肖像吧！”
他的律师吉耶尔梅先生刚刚结束为他的辩护，卢梭向他转过身来，大声问道：“现在，你说完了吗？我可以走了吗？”
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很长时间以来，吉耶尔梅律师一直在琢磨卢梭小丑似的滑稽动作是源于他十足的愚蠢呢，还是因为他富有戏剧天赋。他第一次向自己提出这一问题，是当他的顾客（卢梭——译者注）从拉瓦尔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时。他在电话里大声地吼叫，律师建议他小点儿声。
“我能听清楚你说的话！”
“你，你能听见我！可是别人听不见！”
“当然能听见……电话……”
“愚蠢！”卢梭气狠狠地打断了律师的话。
他把听筒放入手心，补充道：
“我在同拉瓦尔的人说话呢！拉瓦尔，远得很呢！我不大声喊，你怎么能让他们听见我说话呢？”
他的朋友们，无论是不是画家，都为他的人品和他的绘画作品一样天真幼稚、朴实无华而高兴。毕加索喜欢他，他也喜欢毕加索。他对毕加索说：“咱们俩是当代最伟大的两位画家。你是‘埃及’型的（原始型），而我是现代型的。”西班牙人不搭腔，他也许也那么认为。
1908年，在离开“洗衣船”之前的几个月，毕加索决定专为卢梭组织一个宴会，主题是庆祝他向苏里埃老爹买回卢梭创作的画《M夫人肖像》，并向创作了这幅画的画家表示祝贺。
他们为准备这个晚会花了很多时间。费尔南德和毕加索在会场内屋梁上系了一些树枝和树叶；天花板也用树叶装饰一新；墙壁上挂满了黑非洲艺术面具；在玻璃壁前的一把椅子上又加一把椅子，做成一个宝座。在宝座后面墙上的旗帜与灯笼之间，横拉着一条标语“光荣属于卢梭！”。室内中央的一个三角架上安放着卢梭的作品《M夫人肖像》，画像的周围装饰着彩绸与花环。
餐桌已经布置就绪：许多支架支撑着一块长长的木板，从餐馆借来的餐具摆在木板上，食品全部从费利克斯•波丹餐馆订购，参加者各自付款。
人们在等待着。晚上八点了，送饭的人仍然未到。客人陆续地开始到了：勃拉克、雅克•瓦扬、达利兹、格特鲁德•斯坦、阿丽丝•道格拉斯，她戴着一顶崭新的帽子。
八点半，订购的饭仍然未到，人们相互打听，最后才搞清楚是费利克斯•波丹把日期搞错了。人群开始骚动了，转眼之间，人散屋空。人们向不同的街道散去，最后又集中到附近一些有糕点和米饭的酒馆。“洗衣船”的那帮人匆匆赶回“猎人馆”。玛丽•洛朗森乐不可支，笑得前仰后合，是人们把她搀扶到家的。她仰面朝天地往长沙发上一躺，恰好躺在一个奶油水果馅饼上。接着又坐起来，手舞足蹈，乱叫乱嚷，浑身沾满奶油糖汁，又扑回到宾客们的怀里。没用几分钟的时间，大家身上变得黏糊糊的，靠哪里粘哪里。费尔南德开始咒骂起来：“丑陋的美妞。”接着，两人扭打在一起，身边的人一起上手才把她们分开。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第41节 天真的老画家（3）
恢复平静之后，大家派阿波利奈尔用马车去接卢梭来同他们一起进晚餐。画家既惊讶又激动，小帽子戴在头上，左手拿着手杖，右手拿着小提琴，停在门厅里一动不动。人们又推又拉才把他安顿在餐桌边，一起举杯向他表示祝贺。阿波利奈尔背诵一首诗，萨尔蒙也背诵一首。大家都喝了许多。玛丽•洛朗森仍然兴高采烈，唱起了诺曼底小曲。纪尧姆小声地劝她收敛点，毫不见效，他将她拉到室外。他们返回屋里的时候，她冷静多了。卢梭坐到人们为他准备的宝座上。萨尔蒙蹦上桌子就手舞足蹈地跳起舞来，毕加索将他推到外面。莱昂•斯坦站在卢梭面前，保护他免受在场人员的冲撞。但是，画家卢梭先生却迷迷糊糊地昏昏入睡了。他头顶的一盏灯笼里的蜡一滴一滴地落在他的头顶上。他醒过来时，还为在头顶形成的这顶蜡帽而乐呢。灯笼被烧着了，人们手忙脚乱，有的爬上椅子，有的登上桌子灭火。秩序恢复之后，卢梭拿出小提琴，边拉边唱起了他小时的儿歌：
哎！哎哎，我牙疼！
见大家一起鼓掌，他接着唱另外一首：
我呀，我不喜欢大报纸，
谈论政治的大报纸。
爱斯基摩人为我做了些什么
是他们将非洲洗劫一空……
唱累了，他又睡着了。
深夜，晚会仍然在继续，还有来访者推门进来：是弗雷德及他家的驴洛洛。洛洛蹭蹭这一位的衣服，拱拱那一位的帽子；一对美国夫妇，男的穿深色礼服，女的穿连衣裙，被这些下流放荡的法国人的艺术表演吓坏了，扭转身迅速地离去了。
天亮了，人们筹钱为卢梭雇了一辆马车。大家陪送他到马车旁边，把他的手杖和帽子放在他的手中，人人都紧紧地同他拥抱告别。
人们对这次活动的评价各异：有人认为这是伟大的拉维尼昂时代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费尔南德•奥利维尔认为，这一活动意味着他们这一帮都“上了海关职员卢梭的船”。莫里斯•黑纳尔在19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巴黎的晚会》中说，这样的活动其实是取笑卢梭。格特鲁德•斯坦持中立态度。萨尔蒙奋起反击那些不怀好意的评论，他为画家卢梭辩护道：
我们热爱亨利•卢梭并非因为他笨头笨脑和对绘画的无知，我们喜欢他也并非因为他天真与单纯……我们喜欢的是他的纯洁无瑕，他面对艰苦生活的坚忍不拔、超凡脱俗的精神。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我们佩服他的这种伟大的精神、在艺术界广泛创作的雄心壮志。除毕加索和马蒂斯之外，在这个时代，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勤奋地创作。
［摘自安德烈•萨尔蒙的《无限的怀念》］
毕加索之所以在他的家中组织这一招待晚会，将“猎人馆”整理得井井有条，将他的《阿维尼翁的少女》覆盖起来，并将他的行李卷起，不是为了嘲笑与讽刺他人，而的确是为了接待一位他热爱并十分欣赏的艺术家——亨利•卢梭。
当然，亨利•卢梭常常令他发笑。他也为他的幼稚与老顽童的梦想而好笑，但是，大家共同笑、共同乐。任何人都不认为他愚蠢。毕加索笑了，玩了，但他从不嘲笑他的朋友。阿波利奈尔也一样。马克斯•雅各布说过：毕加索不允许这样做。莫迪利阿尼的未婚妻贝阿特丽斯•哈斯丁说过，由于她说了艺术家卢梭的坏话，毕加索拒绝她再登他家的门。
卢梭无论处于任何处境，永远保持他好人的言行，从不抱怨。人们与他开玩笑，恰恰证明人们对他有兴趣。在绘画方面，他无须向他人索取什么，因为他十分清楚自己有天赋。
如果换个时代、换个地方，他有资格组织一系列盛大的宴会招待毕加索、勃拉克、阿波利奈尔……他同样有资格被授予追求艺术创作的特殊荣誉。他有资格与这些持续不断地追求艺术创新的艺术家们在不久的将来，跨过塞纳河，在蒙巴那斯点燃艺术革命的熊熊火焰。
在他同这个世界诀别之前的一个月，他爱上了欧仁尼-莱奥尼，但非常遗憾，她拒绝了他。亨利•卢梭试图说服她：
……因此，咱们应该生孩子，在咱们这个年龄，没有必要为此而担心。是的，你真令我痛苦。幸运的是，我还能够感觉到。咱们结合吧，你可以试试看我是否已经没有能力为你效劳了。
［见1910年8月9日写给欧仁尼-莱奥尼夫人的信］
他没有时间当丈夫了。1910年9月的一天，他的朋友们都收到一份讣告：亨利•卢梭因患溃疡，医治无效，在内克尔医院逝世。大家都被邀请前往参加在都托特街的圣-让-巴蒂斯特教堂的宗教仪式。
但无一人前往：讣告发得太晚了。葬礼已经举行完毕。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第42节 《蒙娜丽莎》被盗（1）
……一个共和国看守跟着他，阿波利奈尔带着手铐。我们为监狱如此严酷的管制制度深感遗憾。
《巴黎报》1911年9月3日，星期三
毕加索夫妇搬家了。
搬家公司把他们的最后一批家具从“洗衣船”运往他们位于克里西大街的新居，再不回来了。对他们夫妇二人来说，这是命运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奇迹使得他们能够离开一个肮脏龌龊、离奇古怪的小木屋，住进资产阶级才有可能住的房子呢？房子一侧是面向圣心大教堂的工作间，另一侧是居住区：包括一个客厅、一间卧室、一个餐厅。视野开阔、安静，十分舒适。
这简直是在做梦。
一切都变了，原来的家具东拼西凑，现在购买了一整套崭新的、古典风格的红桃木材料，意大利加工技术；橡木碗橱，路易•菲利普时代的长沙发，钢琴……卧室是真正的卧室，床是带有铜质床头的真正的床。到处是水晶和陶瓷用品。还有更好的呢：毕加索夫人进了卧室，开始给格特鲁德•斯坦写信，请她让她的女厨师为他们寻觅一个“女仆”：包吃，包住，每月酬金40法郎。
当找到这只稀罕鸟后，毕加索夫人给了她一间卧室，里面安置了一张圆桌、一个褐色衣橱和“洗衣船”里最好的日用家具……
年轻人喜欢这样的生活，然而这不是艺术家的生活。女主人要求女仆为餐桌服务时，必须穿上漂亮的围裙，每天打扫一遍所有房间，先生的工作间例外。在先生的画室里，到处摆放着画布、画笔、颜料和画架，到处都是黑非洲艺术面具、雕像、乐器和东拼西凑的家具，还不算各种收藏品：蓝色小摆设、杯子、瓶子、再生地毯头、盒子、旧画框……为什么还有猴子、狗和三只猫呢？
先生严格禁止动他屋里的任何东西，特别不得动那里的灰尘，因为当灰尘落在那里时，它就不动了；但你用掸子掸它时，被掸起的灰尘都落在他的油画上，那可就危险了。为了避免产生争执，人们干脆不进去。这一条禁令是必须绝对执行的，这个房间的卫生，一个季度只打扫一次。房子里其他部分的卫生，也只能等到先生太太醒来之后方可进行，即在大多数时候，必须到上午很晚的时候方可开始。女仆只好利用这些空余时间为他们熨烫衣服。让女主人不满意的是，女仆为主人服务不太上心。
据费尔南德说，搬到新居之后，毕加索变得情绪暴躁，很容易发脾气。他整天躲在完全恢复成在“洗衣船”时原样的画室内，很少出门。他的饮食也变得十分讲究，建立了固定的饮食制度，只吃对身体有益的食品，如鱼、蔬菜和水果，多喝水，少喝酒。他的情绪一天天地消沉，郁郁寡欢，并且说起话来吞吞吐吐、闪烁其词。为什么？是因为他只同以往的熟人接触吗？弗朗克•哈维朗是专门销售里莫日陶瓷的陶瓷商，他既是黑非洲艺术的业余爱好者，也画画。一天，他邀请伟大的画家毕加索到他位于奥尔良街的画室。名气不小的服装师保尔•普瓦雷也邀请过他，其场面与气派十分阔绰。保尔虽然当时还没有登上时装界的顶峰，但他总会有这一天的。因为有了他与他制作的漂亮连衣裙，巴黎的妇女们已经不再穿紧身胸衣了。保尔•普瓦雷爱艺术和艺术家。有一天，他来到克里西大街毕加索的画室，对那里的一切都十分欣赏。他觉得那里摆放着的所有画作件件独一无二、如花似锦，光彩夺目、美不胜收。
对于更喜欢肥小牛而不喜欢瘦老牛的毕加索来说，这些邀请与交往也许令他满意。但是一切过头的东西都会惹他发火、动怒。惟独星期日，重新与他的朋友们萨尔蒙、阿波利奈尔和马克斯•雅各布相聚的日子，他才能有好心情。或者当重见到迁移到塞莱特的老朋友马诺鲁时，他也心情愉悦。
塞莱特是位于东比利牛斯山的一个加泰罗尼亚小村庄。与他在几年前到戈索勒一样，毕加索于1911年夏天也第一次到了塞莱特。毕加索在那里的果园、农村和古老房屋中，又重新找回了自我。
刚去时，他住进了旅店，后来在山里租了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勃拉克从巴黎南下来到这里，接着费尔南德也来了。每天晚上，毕加索与他们待在一起，少了些冷清。在一段时间内，毕加索和费尔南德重新找回了一点儿原有夫妻间的和谐气氛。毕加索如同他在戈索勒时一样，每天搞绘画创作。如果如此坚持下去，再返回巴黎时，他的绘画技巧一定会有新的发展。然而，他们在这里的安逸生活被一件突如其来、完全出乎预料的事件打断了。
1906年毕加索匆忙离开戈索勒是因为伤寒传染病，而1911年他匆忙离开塞莱特却是因为《巴黎报》头版上发表的一篇标题醒目的文章：《蒙娜丽莎》在卢浮宫被盗。8月29日，一位名叫热利-皮埃利特的人在同一报纸上承认是他盗窃了卢浮宫博物馆的三个小雕像。毕加索和费尔南德匆忙打点行装，火速赶回巴黎。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
毕加索同这位热利-皮埃利特熟悉，甚至是太熟悉了。这是一位比利时冒险家，阿波利奈尔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秘书。诗人阿波利奈尔是在担任《食利者指南》记者期间同他相识的，并且把他介绍给毕加索。1907年3月，毕加索用50法郎从他手中买下来自卢浮宫的两个用石头雕刻的古伊比利亚头像。当时的卢浮宫博物馆像个漏勺，你拿，他也拿，无人管理。那里的艺术珍品流失了许多。弗朗西斯•卡尔科说过：罗朗•多热莱斯把他的一位雕塑家朋友雕塑的一件半身像在该博物馆的古代艺术馆摆放了数个星期，无任何人发现。有一天，毕加索本人心血来潮地对玛丽•洛朗森说：“我要去卢浮宫，你想要我给你带什么回来吗？”
事情或许不会像布莱斯•桑德拉斯描绘得那么简单，因为他向来有夸大其词、无中生有和肆意编造的毛病。他说：比利时冒险家热利-皮埃利特是一位乐天派，说话干事从来都是随心所欲。有一天，他同人打赌：如果他从卢浮宫博物馆盗出一件珍品，就赢一瓶香槟酒。他的办法是将珍品藏在大衣里，在出口处同警卫握一下手，就能顺利地通过。于是，热利-皮埃利特经常到博物馆去。
但不管怎么说，诡计多端的热利-皮埃利特让给毕加索两个头像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蒙娜丽莎》丢失之后，他又以150法郎的价格向《巴黎报》出售了一尊头像（这与提议出资50 000法郎回收《蒙娜丽莎》的代价自然不能相提并论）。该报在将头像交回博物馆之前曾将其大张旗鼓地展示，为该报作了一次免费而收效甚佳的广告宣传。看起来很显然，诗人阿波利奈尔的前秘书也承认是他盗窃了《蒙娜丽莎》。《巴黎报》发表了一篇煽风点火的评论文章，猛烈抨击博物馆出入口管理的巨大漏洞。8月24日，阿波利奈尔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开头说：“《蒙娜丽莎》如此之美，使得追求更加完美的表现手法已经成为艺术界的不休话题。”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他批评卢浮宫的保卫工作说：“卢浮宫的门卫工作比西班牙的一家博物馆还要糟糕。”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第43节 《蒙娜丽莎》被盗（2）
他的这一评论再次证明了阿波利奈尔是多么幼稚，因为司法部门完全有可能认为他也参与了这一起盗窃事件，而现在他却自己跳了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是比利时冒险家热利-皮埃利特和他的画家朋友毕加索认识的中间人。1907年，阿波利奈尔也确实曾经试图说服毕加索将雕像还回去。毕加索拒绝了，他的理由是：为了寻求古代艺术和野蛮艺术的奥秘，他已经使两座头像都受到了某些损害。这两个古伊比利亚头像无疑是毕加索从事原始主义研究的基础之一，而且在创作《阿维尼翁的少女》的过程中，他的确也部分地采纳了这两尊头像的创作手法（右边女人圆圆的嘴巴，其中三个女人的大耳朵，整个画面的不对称……）。
毕加索和费尔南德急匆匆从塞莱特赶回巴黎，是因为既然《巴黎报》已经将热利-皮埃利特藏匿的第三个头像交出，卢浮宫的警察们就一定会在巴黎警察局的协助下，开始调查另外两个头像的下落。而这两尊头像正是在他的手中。
阿波利奈尔也十分清楚自己面临危险，因此，他亲自到火车站接他的朋友。三人一起去了克里西大街毕加索的家。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偷窃来的物品脱手？
诗人阿波利奈尔陷入了绝望境地，他责怪自己的粗心大意，诅咒朋友的不地道行为，他做好了名声扫地、从此再无出头之日的心理准备。毕加索的心境也不比他的同伴好多少。费尔南德•奥利维尔比垂头丧气的他们要冷静，此时此刻的她表现得比两位男子汉更加冷酷，觉得他们俩好像是“被吓傻了的孩子，满脸的懊悔与窘迫”。
在如此严重的危险关头，两位艺术家几乎忘记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利因素：他们是外国人。想到此，他们又突然担心被驱逐出境。
晚上，他们一步也没有离开克里西大街，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设想了一千条、一万条办法，没有一条行得通。最后还是费尔南德想到一个危险性最小的办法：把头像扔进塞纳河。
说干就干。毕加索夫人找出一个大手提箱，把两个雕像放在里面，接着把提着手提箱的两位艺术家推出门外。想像力极其丰富的布莱斯•桑德拉斯后来绘声绘色地描述道：他们紧贴墙根，眼睛窥视着周围的动静，被沉甸甸的箱子压得弯着腰，急匆匆地向前奔去。不知何处发出一个寻常的响声，吓得两位艺术家心嗵嗵跳，猛地躲进一个桥洞底下。听了一会儿，没有任何动静，他们又一前一后，继续向塞纳河走去。前面的一位注意观察前边的动静，后边的一位密切注视着后面的情况。前面突然出现一个黑影，吓得他们俩转身就沿着来路往回跑。凌晨两点半钟，费尔南德为他们打开门时，见二人面色苍白、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箱子仍然提在手上。
“空的吗？”
“不。”毕加索小声说道。
他们进了门，再次落入束手无策的境地。最后，他们决定采取热利-皮埃利特已经使用过的办法：把古伊比利亚头像送到《巴黎报》报社，并要求只许少数人：报社社长希塞特和同样在该报社工作的安德烈•萨尔蒙知道此事。
阿波利奈尔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躺到天亮。天刚刚亮，他提起手提箱，去执行已经确定的计划。据阿尔贝•格莱兹说，毕加索陪同他一起去了报社。二人绕路从外侧的林阴大道到了巴黎东站，将箱子存进行李保管处，耐心地等候着《巴黎报》办公室的上班时间。第三天，卢浮宫通过中间人《巴黎报》报社收到了那两个头像。
啊，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然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9月7日早上，送牛奶的时间，有人敲响阿波利奈尔的家门。
是几个警察。
接着是对他的住处进行翻箱倒柜的搜查。
阿波利奈尔被捕了。
诗人阿波利奈尔被押至凯德索尔费佛Quai des Offèvres，法国司法警察总署所在地。，被控告为窝藏坏人罪和协从盗窃罪，并被直接带至巴黎十八区的监狱（Prison de la Santé)。“我好像觉得从此以后我将完全与世隔绝，最终死在这里。”他得不到任何人格尊重。狱卒发给他一件衬衣、一条毛巾、床单和被子。带他经过蓝色通道，到达11区的15号牢房。门关上了，门闩插上了。
进号子之前，
我被强迫脱光衣服。
什么凄惨的声音在叫喊？
阿波利奈尔，你成什么了？
他糊里糊涂，脑子里一片空白。在一条床腿上，他发现在他来之前住过这张倒霉床的那个人的身份：迪迪•德•梅尼尔蒙当，杀人犯。
他等着，等着。
时间过得多慢啊！
我好像已经被埋葬！
克里西大街毕加索家里静悄悄的，他丝毫不敢张扬。一天过去了，没有事。他觉得有了点儿希望。但是，第二天清晨，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响起。一位穿便服的司法警察亮出他的证件。他请巴勃罗•毕加索跟他到巴黎警察署走一趟。
画家回到卧室脱去睡衣。“毕加索浑身瑟瑟发抖，快速地穿着衣服，但他害怕得晕头转向，最后是我帮他穿好了衣服。”［摘自1952年出版的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的《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
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是西班牙人，法国警察怀疑他同情无政府主义。等待着他的危险：最坏是被捕，最好也要被驱逐出境……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第44节 《蒙娜丽莎》被盗（3）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眼睁睁地看着他在塞伯拉斯Cerbère，神话故事中看守地狱之门的三头犬。的陪同下，在眼前的林阴大道上离她而去。他们在皮卡尔-阿勒-奥-万斯车站上了公共汽车。毕加索向押解他的宪兵发誓与这件事无关，他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宪兵说他对此无能为力，这不是他的职权范围。
在预审法官的办公室，法官将他作为证人听取他的意见。他一再重复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这毫无用处。法官手中有情报。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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