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那时的毛泽东与彭德怀的矛盾其实是难以调和的。
接受彭德怀的批评意见，就意味着路线上根本性质的改变。毛泽东将反对彭德怀的斗争说成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时，大概是有某种牵强的。然而，把这说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则是完全不错的。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这不仅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确实是两条带有根本性意义的路线斗争。
二、两条路线斗争最初的表现
在阶级斗争“纲举目张”的年代里，两条路线的斗争常常与两条道路斗争的说法联系在一起。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样一个解释其实特别有助于我们透视其实质。
两条路线的斗争表面看来是党内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究其实，是一个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是对待生产关系采取什么样的社会政策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允许不允许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存在的问题；是可不可以将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因素纳入社会主义范围的问题；是承不承认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及价值规律的问题。
这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是党内斗争的根本问题。
一条路线，自然是毛泽东代表的路线。
正像毛泽东在1958年8月4日－13日视察山东等地时所讲的那样：“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句话不仅表明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称道，也表现出了他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路线的本质。
共产党在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将社会的各种经济成分尽快地国有化、社会主义化，并高度控制在国家手中，以尽可能集中的“便于领导”的结构方式，从政治出发动员经济，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摆脱商品经济的困扰，一步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
这是一条看来很彻底的社会主义路线，是一条本能地就要无限运用国家政权力量发展经济的路线；是一条要不断借助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的路线；是一条在本质上就会产生各种冒进、浮夸的路线；这也是一切想超越商品经济本身发展历史阶段的社会行为必将受到教训的路线。
还有一条路线，就是与此相对立的路线。
它表现为对商品经济及价值规律的更多的感应和自觉与不自觉的接受，表现为对超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盲目自信的某种保留，表现为对农民、小资产阶级、工人、民族资本及各种阶级力量的利益的更多一点的承认，表现为对主观能动性的无限作用的某种质疑，表现为对用经济的方法搞经济的思路的探究。
这条路线从本质上讲，是对与社会主义并存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合理性的客观估价。它表现为一种求实的思想方法。而在共产党内，它被具体演化为时起时伏、连绵不断的“右倾”倾向。
稍稍回顾一下近五十年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早在1953年3月－4月中共中央举行的财经会议上，就批判了薄一波在税收工作中保护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特别是在此之后，类似的对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在不同时期曾落到不同人的头上：刘少奇、邓子恢、王稼祥、薄一波、陈云等等，以及后来庐山会议的彭德怀。
在这些人中，刘少奇无疑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这不仅因为他在这些人中最高的党内地位，也在于他在这方面有最完备的理论和纲领。
在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政治斗争中，将刘少奇定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刘邓（邓小平）定为黑司令部，应该说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党内一直存在着一条正视商品经济规律的务实路线。刘少奇用他的含冤而死祭奠了这条路线。邓小平用他东山再起的改革证明了这条路线。这条路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已经表现得相当充分。
1955年4月底－5月前后，也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发展起来的时候，主持农村工作部的邓子恢就对刘少奇做过紧急汇报。在这次汇报中，刘少奇讲道：“斯大林有篇文章《胜利冲昏头脑》，你看过吗？”“好好写篇文章反一下冒进！”
正是在刘少奇的这个精神下，邓子恢提出了“三超”的论断。认为当时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经验水平”，提出需要“赶快下马”否则“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无疑是针对合作化过程中的很多偏激做法而言的。
5月初，在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情况下，刘少奇曾主持召开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他与邓小平共同制定了“停”、“缩”、“整”的方针，对于全国范围内在条件不成熟时急于一下子合作化的情况做出了收缩的方针。
然而，同年7月，毛泽东一回北京就召开了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的会议，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重要报告，严厉批判了刘少奇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毛泽东指出：农业合作化高潮“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像一个小脚女人”，“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用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拉它向后退。”
毛泽东还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他批判那些反冒进、实行坚决收缩的人，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在同年10月中共中央举行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进一步批判了刘少奇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出：“‘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资产阶级的纲领，是反二中全会决议的。提出这样的口号，是纲领性的错误。”
他再一次着重指出实现对所有制的三大改造以及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灭资兴无的斗争具有伟大的意义，这一切是为了“使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
正是在毛泽东路线对刘少奇路线的反击中，社会主义合作化以更快的速度形成高潮并完成。在这一回合中，刘少奇作为另一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已经在历史的舞台上平和地出现。
我们还可以看一看他在城市经济领域又有什么表现。
1956年12月，刘少奇在人大常委第五十二次会议上，颇有些思想解放地谈到资本家可否开私人工厂的问题：“如果他们要盖工厂，是否准他们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是一个补充嘛！”
这样一个对待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是何等现实，何等合理，何等有政策上的先见之明。然而，历史的悲剧恰恰在于这是一个先见之明，而不是一个迟到的理性。
又是同一个刘少奇，在1957年5月整风运动期间，还做了更令人注意的讲话，这是5月7日他在听取杨献珍等人关于党校整风的汇报后的一段讲话：“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灵活多样，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我们要允许有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地下工厂，要允许他们钻空子，当他们一钻空子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就立即跟上去，你钻空子搞这一样，我们跟上去抢一部分，也搞这一样。他钻几十万样，我们也搞几十万样。”
这段讲话如果移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何其恰当！今天的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几十年前刘少奇经济纲领的再版。
我们不禁为历史而悲哀。
所有关注这个东方大国文明发展的有识之士，都不免要思索一下历史发展的这个蒙太奇。中国有一句古话：“天机不可泄漏”，是刘少奇过早地泄漏了天机，还是与他同时代的人更晚地意识到了历史的某些现实性呢？
在对共和国近四十年发展历史的回顾中，刘少奇这样的人物以及他的路线和纲领以非常清晰的面貌浮现在我们眼前。稍加浏览便会发现，正像毛泽东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方方面面有一个完整的路线和纲领一样，刘少奇也有一个从经济到政治、到思想文化方方面面完整的纲领。
刘少奇在1956年3月8日给文化部党组的指示中指出，关于改革旧文艺的方针，“不能勉强”，“不要硬生孩子”，“京戏艺术水平很高，不能轻视，不能乱改”。“戏改不要大改，有害则改，无害不改”。这无疑是与江青后来所做的京剧改革完全相异的。
特别重要的是刘少奇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与文明的宽容态度，他指出：“世界各国的电影，只要无害的，能介绍情况，帮助了解情况的都可进口；有些改良主义的，也可进口”。并赞扬《天鹅湖》以及《巴黎圣母院》这样的艺术作品。他甚至还非常具体地讲道：“好演员工资要高些，吃得要好些”。还讲，可以大搞民间的私人剧团。
刘少奇在文化领域的现实主义精神颇让我们思前想后。它在几十年前听来有可能是个不和谐音，在几十年后却显得实际而生动。
当我们将刘少奇的路线和纲领做出大概的勾勒之后，不难看到党内这条与毛泽东路线相对立的路线的存在，不难看到这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含义。
人是要吃饭的，吃饭才可生存。一切伟大的社会进程，说到底要站在经济的基础之上。一切变革的实质，都是经济范畴的事情。当共产党担负起一个民族的工业化任务时，这个政党所具有的适合经济发展的纲领和路线，也该是一个民族的问题。
历史原本可以给刘少奇这样有先见之明的人士以更宽大的政治空问。然而，1957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反右斗争像一部强有力的推土机，将党内这种有异于新阶级斗争纲领的思想一时间都推平了。阶级斗争纲举目张的声音笼罩了全党、全国，并响亮地发动了“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
直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数以百万计的小高炉熄烟灭火之后，烟雾缭绕的庐山会议才又展示了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清晰面貌。
三、毛泽东路线在一定时期内的必然胜利
在1957年以前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刘少奇这样的党内领导人物虽然也有自己大致完整的经济、政治路线与纲领，但是明显地处在弱小的地位，处在一个不可能旗帜张扬的地位。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与毛泽东代表的党内主流相抗拒，势必面临失败的结局。
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过的，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着巨大的政治资本，有着巨大的政治、军事、组织的力量，有着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形成的巨大思想力量。它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国家的全部资源。
剥夺官僚资本使它有了最初的工业，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使它争得了苏联的经济援助。这已经是一个控制了全国政治、军事、外交、全部资源、主要工业又具有最庞大组织系统的巨型“托拉斯”。它本能的趋势就是要进一步将所有的经济都逐步掌握在自己日益集中的领导之下。
在所有制领域内进行新一轮革命与占有的运动，在一定时期内无疑是符合全党意愿的。这既与他们头脑中或深或浅的共产主义理想相一致，也与他们整体的切身利益相一致。谁反对这个锐不可挡的社会主义革命潮流，必将粉身碎骨。谁在这个潮流面前迟疑、保守或怠慢，也将被冲垮，失去立足之地。谁反对这个潮流，必然成为阶级异己分子。
而不断地将已经打倒的敌人（帝国主义、反动派、地富反坏）当做靶子再攻击一番，就足以威慑党内一切动摇分子。将党内各种与主潮流对抗的反对派与已经打倒的阶级敌人联系在一起，始终是一个威力无比的斗争手段。
刘少奇在那个时期的被批判与被压制，是必然的。他在经济领域表现出的理性必然有所收敛，当然，他又会因势利导、把握时机做出某些克制不住的顽强言行。
在整风运动、反右斗争时期，以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乃至庐山会议时期，他与毛泽东路线的矛盾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地公开化。他是在庐山会议之后的那些年中，才得到了表现自己的机会，接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总清算。
在庐山会议这个承上启下的历史关口，是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虽然有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这几个志同道合者，实际上却更有些独自行为的色彩。他在庐山会议上拿出的万言意见书无疑在整个会议中显得十分突兀，在“万言书”中，他对毛泽东所领导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做了措辞尖锐的批判。
因为他是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跳出来的，因为他是在反右斗争中解决了知识分子这个反对派之后跳出来的，所以他不仅被打倒了，而且成为阶级斗争重点移向党内的第一个对象。
因为几乎全党都卷入了“大跃进”、公社化，所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彭德怀理所当然地被全党当成了敌人。这个斗争结果，既是政治力量对比的必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老练、敏锐和坚定。
如果他稍微犹豫一些，迟钝一些，软弱一些，故作宽容谦虚，听取彭德怀的意见，并欢迎类似的批评广泛展开，推波助澜，很可能会发生迥然不同的结果。然而，毛泽东坚定不移地、不失时机地组织了反击，反而轻而易举地将彭德怀打了下去。
政治斗争的分寸感常常就是这样，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可以毫无疑义地说，毛泽东在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潮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代表了全党。即使有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经济上的挫折，也没有能够伤害他个人在全党的权威，甚至似乎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权威。
在随后的一些年中，虽然又有自然灾害、苏联停止援助等一系列严峻的事实，中国经济陷入了极为困难的时期，不但仍然没有伤害毛泽东的权威，他的权威甚至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是那一时期的潮流所致。
这一切，大概都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部分基础。
四、经济现实赋予经济现实主义路线以表现的空间
历史毕竟给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资本主义”路线以新的机会与空间。
庐山会议在反右倾的政治高压下，掩盖了对共产党内左倾倾向的检查。虽然在此之后对农村的共产浮夸风等“左”的倾向做了这样和那样的调整，反右倾的政治声音却是弥漫全国的。然而，在各种类似共产浮夸的“左”的倾向造成了对经济的巨大人为性破坏之后，一个巨大的“历史偶然性”发生了。
1959年、1960年、1961年，中国连续三年发生了特大自然灾害。这对于农业人口众多、农业经济占国民经济重要比例的经济落后国家，无疑是极为严峻的事实。也正是在此期间，由于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又扩大表现为两国国家关系的恶化。
1960年7月16日，苏联单方面通知中国，决定在一个月内撒走全部在华专家，中止和废除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各种重要设备和物资。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极大地加重了中国当时的经济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依然在表面上保持着“大跃进”的高旋律，将1958年、1959年、1960年看成是持续三年的“大跃进”。从表面数字上展示的是，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达到40%以上。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1961年1月14日－18日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依然指出：“我国在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
然而，这一勉为其难的政治行为并没有能够支撑住残酷的经济困难造成的压力。三年自然灾害与苏联停止援助，将“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经济秩序与经济实力遭受到的巨大破坏进一步放大了。
人祸天灾，将一个饥馑遍布大江南北的严酷现实摆在了人民面前，因为饥饿而死亡的人数也在各地增加。这时，一切强硬的政治高调都有所萎缩，注重经济的务实声音却此起彼伏地升起来。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历经十几年时间之后，经济问题以最裸露的、强有力的现实性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经济规律对党内的感应也便以越来越显著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时，刘少奇为代表的经济、政治路线有了一次远比“大跃进”人民公社前更为完备的表现。
1961年春，邓小平便在广州会议上冷静地评价人民公社化运动：“合作化从互助组到高级社都是有规律、有步骤的”，“但是搞公社，步子就迈得太快了，与前不同了，没有把高级社的优点发挥起来。”
同年4月，彭真在北京怀柔县的一次讲话中说：“北京这几年农业减产的原因，天灾是次要的，搞得几年挨饿，必须追究责任。”“过去晋察冀，三年就上了轨道，现在十几年也没有上轨道，政策来回变，怎么行？”他在怀柔还直接讲到农民单干性质的劳动：“现在农民种自留地、小片开荒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民懂得等价交换。我们总是一平二调，迟早要推翻政府。”
应该说，这些讲话已经相当尖锐地表明了对党内左倾路线的批判。
同年4月2日－5月16日，刘少奇在湖南视察时做了更为尖锐的讲话：“毛主席所提倡的开调查会的调查研究方法已不够、已不适用了。”“刮‘五风’中央不知道，”“中央只知道多征粮，搞得下面没饭吃，家破人亡。”
同年5月23日，刘少奇在湖南湘阴县的一次讲话中对于“大跃进”更加警醒地发出这样的声音：“水利有成绩，公路也修了不少，不过比起损失来说，还是损失比较大些。”“要知道秦始皇、隋炀帝是修长城、修运河垮台的，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死的人还多些。”
刘少奇在同年10月22日更进一步讲到有关农村的经济政策：“社会上有点资产阶级也很好，这些人积极得很，很会钻空子。他们可以补我们的缺陷，甚至有的开地下工厂也好。”“这些人有商业技术，你们要向他们学习。”“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去的，农村自由市场会产生一些资本主义，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即使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也不可怕。”“社会上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可怕，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
刘少奇等人就农业经济问题所讲的这些话，明显地已经在提倡一条与毛泽东不同的路线。
在工业领域，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于同年9月颁发试行。这后来被批判为与毛泽东《鞍钢宪法》相对抗的修正主义纲领性文件，是那个时期刘少奇路线在工业经济领域的反映。
与此同时，这条路线在科技领域也发出了声音。
同年7月6日，刘少奇在政治局开会讨论《科研十四条》时，批评“大跃进”以来的某些思想文化革命做法是“戴帽子，乱斗争”，是“乱指挥”“不懂装懂”。“继续这样下去，要下台。”正是在同一个会上，邓小平做了精神相似的讲话：“党怎样做工作，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出科学成果。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要老老实实当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
与这样的声音相一致，在文艺界有周扬、林默涵等人主持制定的《文艺十条》颁发，被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率先攻击为大毒草的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开始在《前线》杂志出台。
经济上的现实性，无疑给了现实主义路线以表现的空间。
然而，路线斗争是双方相对立的运动。在此期间，作为新阶级斗争纲领的继续贯彻者，依然透过中国人要吃饭的世俗气氛发出了神圣的声音。
林彪作为在庐山会议上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野心家，于1959年9月30日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的庆祝国庆十周年的文章，他以高昂的调子说道：“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党的总路线很快为群众掌握，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
正是这篇文章，对右倾机会主义发出了彻底的批判，论证了思想领域内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是通过教育和斗争一步步地占领与扩大的，每一个革命者必须在思想领域里进行不断革命。”
林彪在1960年9月30日又发表了一篇极大影响中国当时政治思想格局的文章《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篇文章针对当时的政治思想状况，明确指出，“用毛泽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反对形形色色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是我们当前重要的战斗任务。”这无疑显示出了与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经济务实路线的针锋相对的性质。
同年10月2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林彪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再一次发出了强硬的声音，指出在一部分人员中存在“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持怀疑和抵触态度”，提出“必须坚决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
林彪的政治行动不仅表明一个与刘少奇、邓小平经济政治路线相对立的路线的存在，他还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以毛泽东路线坚定捍卫者的面貌出现。他既为毛泽东支撑了来自刘少奇所代表的经济务实路线的压力，平衡了当时的政治格局，而且，作为一个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掌握着军权的人物，林彪开始在中国的大政治格局中形成了依傍毛泽东又相对独立的力量。
没有庐山会议，便没有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一事。没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严峻的经济现实与经济现实主义路线的压力，便没有林彪在政治上的进一步崛起。作为新阶级斗争纲领的坚决附庸者，林彪恰恰是在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经济现实主义路线的斗争中逐步取得了巨大的权力。
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在后来得以开始的政治准备之一。如果没有林彪的政治崛起以及他在中国政治格局中逐渐取得的位置，那样的十年动乱也还是不可思议的。
在同一时期，我们还看到一些政治人物的确切表现。
1959年11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一文，他在文章中论述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的反抗。”他们“在实际上要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要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与林彪一样，陈伯达这样的人物同样在为进入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政治格局中固定的位置而表演着。
在往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严峻的经济现实及其教训一方面给了刘少奇这样的“资产阶级”路线以更充分的表现空间；另一方面，作为对立而相互依存的是，林彪式的人物和力量也得到了政治的上升，他们以捍卫毛泽东路线为旗帜，集结了自己的力量。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正在一步步逼近一场巨大的“政治思想革命”前夕。
五、1962年的两条路线斗争
1958－1960三年持续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1959－1961三年连续的特大自然灾害，把一个日益严峻的经济困难的现实摆在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人面前。当历史揭开1962年这一页时，严寒笼罩的中国正处于经济困顿、食物匮乏、生产萧条的低谷。
毛泽东不愧为毛泽东。在这样一个看来举步维艰的困难局面下，他以足够的胆略与气魄领导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局、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重要的厂矿企业以及人民解放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共七千余人，故又称为七千人大会。这个于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举行的长达二十七天的大型会议，可以称之为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解决当时面临的全国范围内的局势之大行为。
这个会议就其内容而言，是为了总结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1958年以来的这四年，统一全党的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
大会体现了毛泽东与共产党纯熟的政治领导艺术。
作为大会的第一阶段，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了书面报告，并组织全体与会者讨论这个书面报告。
这是一份着重总结四年来经验教训的报告。这是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来总结目前困难局面的报告。这是指出“大跃进”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现象”，结果使人民“饿了两年饭”的报告。这是一份将造成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归为“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违反了党的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报告。
在大会的第二阶段，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
他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以令人有些惊喜的姿态做了自我批评，强调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代表们无疑是极为热烈地讨论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并严肃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统一认识，提高思想，加强团结。
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政治家的毛泽东的重大行为。在这个行为中，毛泽东针对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针对党的领袖与党的集体的关系问题，针对几年来他所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一系列重大社会行为的问题，使自己的理论、方针、政策及态度都做出了适度的位移。
这是一个有著相当好的政治感觉的位移。毛泽东不愧为炉火纯青的政治家。
当他领导的全党进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经济上遭到了如此大的挫折之后，他依然当之无愧地以全党领袖的身份承担起领导全党在方针、政策、路线上适度位移的任务。他将个人的位移与全党的位移合为一体。
在任何时刻毛泽东都要使中国共产党处在全社会潮流的重心，同时也使自己处在全党的重心。
作为政治家，他十分敏感社会的合力，总能够找到代表社会主流方向合力的潮流位置。在民主革命时期，他领导的共产党所制定的国内阶级斗争路线以及在中日战争开始之后举起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大旗，都充分表明了他把握社会主流的政治智慧。
只不过，这一次毛泽东将智慧用在了他所领导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之后的困难局面中。
四年来的“天灾人祸”，把中国的国民经济带入了崩溃的边缘，这时，任何顽强不屈的政治高调，都无法消除全党全民的疑惑。再简单化地重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正确性，无论如何是无法掌握全党全国局势的。这里已经潜伏着领导权的危机。也是一定程度的信用危机。既是共产党的信用危机，也是毛泽东作为领袖个人的信用危机。
然而，毛泽东并不困难地就解决了这个危机。他以从容不迫的大度带头做了检讨。以他一贯形成的英明领袖的权威而做出这样的检讨，无疑极大地感动和感召了全党上下，把绝大多数潜伏的对他个人领导决策的不满予以平息。
同时，他又理所当然地以领袖的身份要求全党都做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这无疑更在一个适当的立场、方向和潮流上加强了他作为领袖的权威地位，也加强了中共中央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当这个行动在党的各级领导中贯彻之后，又势必巩固和加强了共产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通过这个行动，毛泽东使自己处在更加名正言顺、光明正大的领袖位置，同时也就必然加强了全党的团结，加强了全党的纪律，不但没有削弱而且进一步加强了集中的领导。这个大会把四年来政策错误造成的经济困难中所潜伏的各种危机都大致消化了，把一切可能动摇共产党及毛泽东本人实施集中领导的危机消化了。当对四年来的方针政策做出自上而下的检查、总结之后，全党上下有了统一的认识，统一的说法，统一的舆论。一切都在党的正常生活中合法化。一切有可能演化为权力斗争的反对意见，都失去了政治行动的合法性。
当毛泽东用自己带头的方法带动全党做出检查与总结之后，领袖及领导集团当然地处在了全党的主流位置，而全党当然地处在了整个社会的主流位置。这可以看成毛泽东解决四年来政策失误造成危机的重大战略部署。
正是在毛泽东带头进行自我批评的民主宽松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不失时机地再次鸣响了阶级斗争这个警钟。他在1月30日的会议上再一次论述了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强调指出：“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在这个时刻的这个讲话，无疑使毛泽东的形象更加完整了。他在对四年的总结中做出自我批评，对方针政策做了适度位移之后，又不忘记拧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确实显示出政治家的坚定性、全面性和远见性。从维护集中领导的权力而言，有了这个重鸣阶即斗争警钟的举动，毛泽东作为领袖的行为大概才是天衣无缝的。
1962年初举行的七千人大会，使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格局又发生了比较重大和微妙的变化。
大会召开之后，对于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经济务实主义路线的推行者，一方面给予了他们某种理论上、方针上、政策上的合法性，在一定范围内他们的行为符合全党的统一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恰恰又加给他们某种限制。他们似乎更难超越毛泽东在大会上所做的政策位移的界限，去各行其事地做更多的自由发挥。
然而，全国几亿人要吃饭，这个巨大的经济现实本身在造成各种行为。
就在1962年2月，广西、福建、湖南等省的很多地方就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单干风，这是农民和基层领导干部为解决生产、生活困难而自发采取的行为。
同时，安徽省很多地区出现了一定规模的“责任田”，这依然是农民与基层干部为自己找饭吃的经济行为。这些农村生产关系领域出现的变化，随着1962年特有的政治气氛，开始了各种形式的传播。
到了这一年夏天，河南省出现了所谓“借地”的农业生产形式，这实际上带有分田到户的性质，这一生产关系性质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在河南省一些党的领导干部的支持下开展的。
几乎同时，谭启龙担任省委书记的山东省也出现了各种类似的农村生产关系的新形式。谭启龙本人也在一些讲话中说：“包产到户”“有利于党，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甚至还这样说：“包产到户”可以“一包十年、二十年不变。”
这颇像二三十年后中国实行农村改革的语言。
而在林铁担任省委书记的河北省，则出现了所谓“十项小自由”，这是从“自留地”发展出来的更多种多样的自由，无非是给农民以更多个人经营的权利。
在这些全国不同地区出现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农业生产变革中，最经典的纲领性总结，便是“三自一包”，所谓“三自”，就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所谓“一包”，就是“包产到户”。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刘少奇本人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他在当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
作为党内务实主义路线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邓小平，也在当年7月份的一次讲话中，发表了他在其他场台不止一次重复发表过的有名的“白猫黑猫论”。
他在讲到“三自一包”等农业生产关系领域的变化时说：“看来生产关系什么形式为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那种形式在那个地方容易比较好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那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那种形式，就应采取那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在这个时期，对于农业经营政策有类似突出表演的，还有邓子恢等人。
在经济政策上的纲领性表现，也同步发生在政治领域。
邓小平在1962年3月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讲到甄别工作：“这几年，批判、处分的人很多，拔白旗、反右倾、整风、补课等，百分之八九十是错了，甄别工作进展很慢，不能调动积极性。”“县以上的要赶快平反，可能发生错了的（指平反——作者注），但这是少数，将来在工作上看，不要怕出偏差。”
这一讲话充分显示出他的雷厉风行、明确干练和敢于承担责任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二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东山再起时所领导推动的各项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得到了再版。
正是在1962年，刘少奇的代表性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了修订版，并广泛发行。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显然不无关系。同一年，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进入低谷。
与这一年政治空气相吻合的，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广州举行了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这是一个在周扬领导、陶铸支持下的文艺领域的活动。陶铸在这个会上讲道，反右倾斗争使作家受了“精神的虐待”，讲到要给作家以“创作自由”。这都可以看作刘少奇为代表的务实主义路线在上层建筑诸领域的反映。
三年自然灾害后的1962年，给了刘少奇路线以一个更深化表现自己纲领和作用的时机。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因此进一步深化。
早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就曾不失时机地做出了重要表演。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在任何工作中永远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灵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一通百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在毛泽东做出自我批评之后，林彪的讲话无疑是对毛泽东自我批评的另样的注释。这是林彪这个政治人物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分外乖巧的表现。正像在庐山会议上一样，在这里，他又一次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自己的政治机会。
同一时期，陈伯达这些所谓“思想理论家”也都做出了相关的行动，形成了与刘少奇路线针锋相对的格局。
这一年，天遂人愿，随着各级领导在经济政策上的现实主义调整，老天爷也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给了一个风调雨顺的和善面孔。当这年夏天的农业生产形势表明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开始过去时，毛泽东又不失时机地拧紧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弦。
他在8月9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而且特别批判了单干能增产的理论，指出“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他还尖锐地指出，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他特别含蓄而又严峻地针对刘少奇、邓小平这样一批党内领导干部发出批评，指出他们“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大概刘少奇、邓小平并没有足够重视这个严峻的警告，他们或许还心存侥幸，认为毛泽东是在指其他一些并不像他们这样举足轻重的领导干部。但实际上，在毛泽东的声音中，我们已看到了他四年之后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内心的全部愤怒。
就在这一年秋天，9月24日－27日，毛泽东又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再一次论证了他的新阶级斗争纲领：“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他严厉批驳了党内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向全党乃至全国发出了著名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号召，鲜明地强调要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他声色俱厉地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这句话可以看做毛泽东对1962年党内存在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概括，也可以看成他四年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声明。他同样要为他的政治革命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第四章 刘邓路线正是代表生产力发展的路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汇成的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中，经济务实主义者率先探索到潮流底层掩盖着的商品经济的历史趋势，并扎根于其中，开出了几朵带刺的玫瑰。
一、价值规律通过党内斗争显现出来
在本书第二章中，讲到商品经济规律的顽强显现，主要讲的是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内的显现过程。现在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阐述这一命题。这涉及到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当代的生活，包括深入认识文化大革命。
价值规律的一般含义，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就是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其中凝固的社会必要劳动。说得详细一点，就是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物化于其中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而所谓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就是指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下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价值规律也有其实现过程。因为供求的矛盾经常会造成某些商品的销售价格一时高于其价值，而另一些商品的销售价格一时低于其价值。然而，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资本总是向着利润高的部门流动。在这种流动中，既会消灭那些高利润率，也会消灭那些低利润率，从而最终形成整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
正像俗话所说的那样，都做挣钱多的买卖，那个买卖就挣钱少了；都不做挣钱少的买卖，那个买卖就挣钱多了。在资本的流东中，挣钱都差不多，利润率也都差不多。商品的价格总是围绕其价值上下浮动。用通俗的话说，一个商品的贵贱，最终取决于生产时花费劳动的多少。
当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会有各种形式的垄断价格出现。垄断价格在一定范围内、以一定的手段并凭藉一定的条件，使某种物品的销售价格在较长时间内、在比较稳定的意义上偏离（高于或低于）其价值。
这种情况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当然，都要付出代价，都要以其他方面的支出作为维持条件，都要有各种各样的凭藉，都不可能维持永远。最终，价值规律会以其顽强的方式透过垄断的屏蔽曲折地表现出它的力量。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系无疑是一个更为绝对的垄断价格体系，国家掌握了几乎全部工商业，并在相当程度上间接掌握着农业及手工业，国家还掌握着全部外贸，掌握着国民经济以外的政治等诸种结构与力量。对国有企业的绝对的计划领导以及对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相对的计划领导，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计划经济不仅表现在遍布一切的计划价格上，还表现在计划生产指标上，当然，还表现在其它方方面面。
仅从计划价格而言，在国有企业内，就涉及到资金的调配，涉及到轻重工业之间以及工业各部门之间的资金调配，涉及到积累与消费之间的调配。而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国家通过计划价格也就是对农民实行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销售工业产品的方式积累资金。这就是所谓的“剪刀差”，这就是计划价格偏离价值。说得通俗了，就是在国家与农民的交换中，农产品价格偏低，工业产品价格偏高。
作为一个迫切需要完成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这样做似乎无可厚非。国家凭藉着巨大的垄断优势以计划的形式（也就是以某种强制的形式）对商品交换的价格做出规定，虽然这种规定确实要付出方方面面的代价，包括政治方面的代价。
然而，这时价值规律是不是就不起作用了呢？价格是否就可以在国家的强大力量、政治的强大力量以及计划经济体系的强大力量下长时间地、较大幅度地偏离价值呢？
历史表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同样起著作用，而且以极为顽强的方式曲折地表现出来。仅就工农业产品的交换而言，我们就看到了它的表现形式：
第一，它表现在国家与农民之间或缓和或尖锐的矛盾斗争中。
单就国家对粮食作物的计划领导而言，就有了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中看到的那个矛盾斗争过程：因为粮价低（低于其价值），农民就将自己的投入转向其他种植和经营领域；因为国家实施了对粮食统购统销的高度管理，粮食作为商品并无第二个买家，而国家又以下达计划种植亩数的方式规定种粮面积，农民就有了在种植面积上作文章的对策。
而国家又有种种方式来保证计划价格下的计划种植亩数，包括在农村种粮问题上开展各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农业学大寨”运动以极端的方式突出了粮食的种植。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同偏离“以粮为纲”的种植经营方向的斗争。这种斗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表现出来，说到底是国家的政治力量、行政力量、计划力量、组织力量、意识形态力量与价值规律之间的斗争。
当国家保证了农村的粮食种植面积，维持了对粮食的计划价格下的统购统销，国家付出的是与农民矛盾斗争中消耗的各种政治资本。
第二，价值规律的力量还表现在党和国家在决策中的种种考虑。
虽然有强大的国家垄断，有史无前例的庞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然而，当共产党及国家的领导人在考虑与农民进行产品交换的价格时，也并不是随心所欲的。
公正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对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价格也是经常考虑其价值的，所定之计划价格也绝非悖离产品价值十万八千里的。决策者经常在价格上费思索，在剥夺农民与与休养生息农民这两方面关系的尺度上是经常犹豫和迟疑的。
毛泽东本人也经常讲到这一点：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又不可过大。他不止一次讲到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以“农、轻、重”这个顺序来兼顾，表明他也看到了与农民的经济关系问题。只不过最终的决策结果还是更多地考虑了国家的积累与经济上的集中。
看到这个统帅全国的计划经济体系在涉及到计划价格的时候表现出的种种前瞻后顾，本身就表明价值规律的影响何其伟大。计划价格似乎可以偏离价值，但是计划价格在偏离时却胆战心惊。
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始终驱之不走的一个危险幽灵。
第三，更要补充说明的是，价值规律的力量还通过党内的斗争表现出来。
如果说“农业学大寨”运动那种强化的阶级斗争以及无穷无尽的大批判所贯彻的不计成本的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是党内在农业问题上的一条路线的具体表现，那么，自然就有与此相对立的另一条路线的表现，那是一条几十年中一直遭受批判的路线。
当我们看清楚政治路线的经济实质时，就可以说，商品价值规律的力量，在党内表现为一个倾向、一个派别、一条路线、一条道路，那是一条与“农业学大寨”、阶级斗争路线相对立的路线。这条路线表现为在政策上对农民利益的尊重，究其实质，是对价值规律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尊重。
价值规律决定着农民的利益，驱动着农民的趋向，而且最终感染到党内，在党内政治路线的斗争中表现了出来。
第四，价值规律的力量最终表现为迫使僵化的计划价格体系乃至整个计划经济体系破解。
仅就价格体系而言，它最初表现为对计划价格的调整，譬如国家对粮、棉等农作物的收购价格做出调整，使之更接近其价值。接着又表现为国家对很多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予以放开，这在实质上缩小了计划价格的范围，扩大了市场价格的范围。
再往下，就表现为党和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广泛承认与接受。先是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继而理直气壮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下来，市场经济在中国目前的改革中不断扩大范围，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生活的主流。
我们看到，价值规律透过计划经济体系的巨大强制性力量，以顽强而曲折的方式，经过一个不算很长的历史时期，终于显示出其全部合理性。
今天的中国已形成的一定规模的市场经济，是价值规律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有其特殊的曲折历程，它经历了党内两条路线的反复斗争，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后改革过程中的斗争。
纵观中国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历史，我们特别能够看清楚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相互关系，看清楚那些基本的经济规律如何在看来壮阔且纷繁的政治斗争中体现出来，并透过壮阔纷繁的政治政治斗争最终表现出虽然简单却不可抗拒的逻辑。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价值规律及其驱动的社会利益和感染的政治人物遭受打击的一段历史，是价值规律在政治高压下暂时被扭曲的一段历史。在一片“全面专政”的政治强音中，价值规律及其决定的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可有可无的。
然而，历史才是真正的长远派和秋后算帐派。在往下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解析中，我们会在一个非常深刻和广阔的意义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在政治路线上的失败，本质上是由于其在经济上的失败。
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国民经济的崩溃，最终崩溃了文化大革命自身。一个政治纲领是被其经济纲领的底盘托起来的。当经济纲领的底盘瓦解了，高耸入云的政治纲领宝塔必然顷刻坍塌。
在往下的论述中我们还会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同时就是商品经济的胜利，是价值规律的胜利。那已被近三十年的改革注释得明明白白。
二、价值规律力量的更充分展示
我们在前面仅就价值规律顽强表现的有限范围做了描述。所谓有限，第一，它仅就国家与农民的经济关系做了描述；第二，在讲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时，主要限于计划价格、计划种植这样的范围进行描述。现在，让我们把这种描述进一步展开。
首先，就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而言，要揭示这里更全面的生产关系内容。
应该说，就生产、交换、分配而言，国家与农民的经济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国家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对农民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指导与干预，它们通过计划的价格以及计划的生产指标（例如种植面积的规定）来保证。
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产党人也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商品经济关系。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在这方面有过阐述。他们知道，所谓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是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关系，他们之间的产品交换，从理论上讲无疑属于商品交换。
只不过他们这种承认是非常有限的，是非常不响亮的。而这种有限的、理论上的承认，在经济实践范围内又常常更多地予以忽略。最终体现出来的，是计划至上。
这使我们更深刻地想到所有制的原因。
如果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所有制，那么，它们之间的商品交换应该是充分展开的。然而我们看到，不仅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国家的完全管辖下，集体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国家的管辖下。这正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的一个本质特征。不存在国家控制之外的一个合作社或者人民公社。所谓的集体所有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国有化的性质。
合作社或者人民公社作为一种农民的经济集体没有绝对的经营权，只不过是反映了它没有绝对的所有权而已。而国家对这种集体所有制有着经营上的指令权，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对它拥有所有权。无论是合作社，还是人民公社，这种集体所有制的诞生本身是在国家行为的参与下、以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方式实现的。
而当前中国农村进行的改革，不仅在计划价格、计划种植上表现出一定的放开，从而体现出价值规律的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表现为对农村所有制关系的改革。
当农村由最初的“责任田”性质的改革到“分田到户、三十年不变”的改革，我们看到，不仅国家与集体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劳动关系的变化，而且是很深刻的所有制性质的变化。当把土地分给农民三十年不变地长期使用，这种使用权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带有所有权的性质。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权和使用权或者说所有权和经营权似乎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其实又是两个相互渗透的概念。因为对立的事物并非是绝缘的，常常又是相互转化的。所有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根本的使用权和经营权，而使用权和经营权则常常是某种程度的所有权。
一辆国有企业的汽车，它的司机自然对它只有使用权，然而，当他独自一天天驾驶着汽车行驶在公路上时，他在某种程度上随意支配着这辆汽车，就表现出了所有权的性质。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讲，车到了司机手里，就是司机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