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小看这个生动的事例，只要我们具有辩证法的逻辑，在生活中就经常可以看到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的相互转化。这种转化有时显得很细微、很隐蔽，似乎可以忽略，却常常含着深刻的意义和重要的动向。
关于这一点，共产党人也有所觉察。斯大林就觉察到过。毛泽东也曾觉察到过斯大林的这种觉察。
他在一份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曾经这样写道：“斯大林在那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要有商品生产。他说：“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个别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也如种子一样，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集体农庄事实上是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只愿以商品的形式把自己的产品转让出来，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关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
在这里，斯大林无疑看出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集体农庄实际上是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永久的使用权已经很大程度上带有所有权的性质。
同样，“分田到户，三十年不变”的使用权也已经带有很大的所有权的性质。中国农村目前进行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包括所有制领域的变革，保证了农业生产在更大程度上接受价值规律的支配，这一切看来是政策的改变造成的，实际上却是价值规律本身显示了力量。
价值规律的伟大力量不仅表现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还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中，历经几十年，表现出其不可抗拒的力量。
两种所有制之间存在着商品交换，价值规律起作用，似乎今日还便于理解一些。那么在“全民所有制”的国有化经济中，情况又怎么样呢？
从理论上讲，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在所有国有化的经济内，任何产品的交换都不改变所有权，所以它们都不是商品。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曾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价值规律，有的只是计划经济。
然而，实际的经济管理又使他们感到，不能完全忽略商品的价值规律，否则一切计划都失去参考的依据。于是乎，他们就有了“价值规律是计划的工具”的说法。
这种说法是非常模糊的，实用的，权宜的，不透彻的。这种说法包含着理论上深刻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实际上反映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中。
他们试图抹杀价值规律；他们又不能够完全抹杀价值规律。当他们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经济的工具时，又常常感到这个工具十分扎手。价值规律始终是共产党人敬畏而又厌恶的东西。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曾经这样讲道：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国家的经济计划。教科书提出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是斯大林的论点。虽然教科书说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是第一，不能不说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生产资料的‘买卖’并不改变所有权。第二，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和流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论点同斯大林的论点，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斯大林和他们现在做法的一个真正的区别是，前者反对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而后者则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农庄。”
毛泽东还在同一份笔记中继续这样写道：“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们扩大生产的需要。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来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亏了，但是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是很值得的。”
在毛泽东的这两段论述中，我们深刻看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与价值规律的矛盾，看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想消化价值规律、又常常难以消化它的尴尬两难的境况。应该说，这个矛盾始终是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在经济上遇到的最根本的矛盾。
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表明它的社会主义体制没有能够消化这个矛盾。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顺利进行，表明它在逐渐有效地消化这个矛盾。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更为强大，作为一个东方大国，中国有着民族以及传统文化上的更强有力的统一性。
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的展开，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计划经济已经把越来越多的地盘让给市场经济。市场作为调节生产与流通的杠杆，正在撬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僵硬环节，打通各种滞涩堵塞的渠道。
一系列相关经济政策的出台，起码表明了社会主义改革运动对“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生产与流通也都赋予了更多的商品经济认识，也都在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承认了价值规律的崇高权威。目前，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不仅表现在国家和农民之间，而且在整个“全民所有制”经济范围内扩展开来，颇有些波澜壮阔之相。
与此同时，价值规律的力量又在所有制的改革中表现出来。
我们不仅看到各种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及合资企业出现，而且大批赫赫然标榜着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也纷纷出现了承包、租让及股份制等改革形式。即使完全保持国有化性质的企业，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其独立的经营权。
市场经济要求所有的国有化企业有充分的独立经营权，而充分的独立经营权又造成了市场经济的扩展。正像我们前面分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绝对绝缘的。相当规模的独立经营权自然隐含着某种所有权性质。
中国的改革在目前是一个一切都在流动状态中的运动。合法性总是被合理性突破，合理性又常常为自己取得合法性。形式为内容所突破，内容常常又为自己取得必要的形式。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做出规定、又要不断改变规定的时代；是一个特别需要规定、又不可太生硬规定的时代。
正是各种经济活动、各种架构与政策都在相互拱动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个人的关系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还在继续发生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在继续推进这一变化。
这是整个生产关系领域内也包括所有制关系领域内发生的变化。它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变化。
生产关系总是体现为一定的方针、政策及法规，因此，这也是一个方针、政策及法规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意识形态要为方针、政策及法规的变化提供社会舆论与思想基础，因此，这也是意识形态在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是整个上层建筑在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
当然，今天中国的改革所造成的这个变化，并不是突兀出现的。
三、刘邓路线是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改革路线
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推行的改革政策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刘少奇、邓小平在某种程度上推行的政策联系起来，我们就会显而易见地发现，今天的改革其实就是当年刘邓路线的再版。
当然，这是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的、发挥了的、充分展开的再版。今天所推行的改革政策，在那个时代就有了这样或那样的萌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乃至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改革的胜利表现出结果，不过说明这整个过程都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力量的显示，都是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适应自己、继而要求上层建筑适应自己的历史过程。这是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实质。
现在，当我们为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判的刘邓路线翻案时，该是更为彻底的翻案了。应该做出的结论是，党内确实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刘少奇、邓小平确实推行了一条与当时所谓的无产阶级路线、社会主义路线相对立的“资本主义路线”；而实际上，那才是一条真正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路线，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路线，是可以接收和消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部合理性的路线，是代表中国社会进步的路线，是真正代表历史潮流的路线。
当今天的改革证明了这条路线在历史上的合理性之后，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这是一条代表历史进步的改革路线，革命路线。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已经萌芽、在庐山会议之后逐步成型的刘少奇的路线，以及由此展开的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已是今日改革的先驱，或者说已是今日改革的开始。
刘邓路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经表明了一场改革最初的并不自觉的开始。这个改革的锋芒，正是指向那一味趋向权力集中、大搞阶级斗争乃至最后大搞全面专政、逆生产力发展而动的保守力量。
那个保守力量保守的是苏联模式的影响，保守的是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一味夺取所有制、占领并扩大它的社会主义旧框架，保守的是面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闭关自守。刘少奇、邓小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推行的某些政策，表明他们是改革的先驱。
如果说我们今天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都是革命的，那么，刘邓路线实际上就是为生产力在当代中国开辟前进道路的革命先驱。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他们代表了生产力的方向，代表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提出的要求以及最终对上层建筑提出的要求。这带有真正的革命性质。
我们甚至可以生出一些幼稚的联想，倘若当时没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倘若那时就逐渐推广现在已经在改革中推广的农业政策、工业政策以及整个改革政策，中国现在会何等强大？
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对这一点做出推想。但是，我们也立刻会做出更深思熟虑的结论。
历史不可能那样发展。就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及国际背景，社会主义在中国还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熟理性。
国际范围内两大阵营的对峙，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乃至军事、经济的对抗，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效仿以及对其援助的接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形成的巨大政治资本以及高度熟练领导农民战争、群众运动的思维惯性与行为惯性，决定了在一个时期内，那样的“一化三改”乃至那样的新阶级斗争纲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成为支配那个不长不短的历史时期的主流。
刘少奇路线从其一开始就处在非主流地位，他所敏感到的在今天看来具有完全改革性质的政策，在那时只能作为一个不断与主流现状作斗争的改革运动的先驱表现。它的伟大意义表现为将来时。
历史并没有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超越苏联模式影响下的最初阶断，那是毛泽东阶段。历史使刘少奇、邓小平扮演了对毛泽东阶断实行改革并取而代之的新阶段的导演。
现在，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至少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来，党内就存在着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条，为生产关系上包括所有制形式上要求继续“进步”，要求集中化，要求共产主义化，要求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而实际上这恰恰是一条违背生产力发展的保守路线；另一条，似乎在要求退步，它反对在所有制问题上集中化的倾向，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用政治号令经济，这条看来保守的路线恰恰是代表着生产力前进方向的先进路线。
两条路线前后重叠又相互交替，写出了历史的两个阶段。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为第一阶段，刘少奇、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为第二阶段。
四、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之后，不断地重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个主要矛盾。现在看来，这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就客观实际而言，这个矛盾确实以其最主要的力量支配了当时以及随后相当一些年的中国社会生活。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在统领中国社会的运动。只不过对这个矛盾两方面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我们要做出如前所说的新的注释。
为了进一步深刻揭示文化大革命这极端十年的全部历史原因，我们特别有必要对两条斗争了几十年的路线做出更全面的、寻根探源的剖析。
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领导并推行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中国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主流路线，它的统治地位随著文化大革命的崩溃才告结束。它何以能在中国当代史上统治二十多年，是有着深刻原因的。
这绝非毛泽东个人的力量，而是一个历史潮流的力量。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毛泽东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革命的、不断“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社会主义路线来源于哪些历史条件：
一，正像我们前面论述到的，毛泽东的这条社会主义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力量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隔着巨大的时间差，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之后，面对急需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及规范下，必然出现的一条路线。
对于最初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几乎没有第二种选择。特别是当社会主义最初时期接受了苏联的大量经济援助后，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更是有着巨大的必然性。对于这一点，任何纸上谈兵的非议都与历史无关。
二，当夺取了政权、掌握了国家全部重要资源和仅有的一些工业的共产党人，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必然表现为在所有制领域内的不断革命、不断进取和不断占领。
这种将整个社会经济成分越来越集中地掌握在自己领导下的趋势，对于一个生气勃勃的政治力量，无疑成为本能的冲动。而它巨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动员群众的能力，使它尤其趋向于运用政治号令经济的手法，运用国家行为、集中领导的手段来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它并不以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为自己的最高目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指导思想无疑更加强化了它在生产关系中的革命。
三，在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是毛泽东社会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因为处在和西方资本主义始终不息的尖锐对抗中，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不会有从西方资本主义吸取资金的奢望，而且永远要保持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威胁相对抗的紧张军事、政治状态。这种准战时状态和半战时状态尤其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显示出政治上的紧张度，权力上的高强集中性。
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面临的特别巨大的外部情势。这个情势始终证明着毛泽东路线的必要性，也加强着毛泽东路线的政治优势。
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苏联率先感染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都发生了巨大的位移。这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矛盾。
主要是由于苏联方面的原因，这种意识形态的矛盾发展为国家之间关系的矛盾状态。这时，苏联对中国形成的压力及威胁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尤其高扬起反帝、反修、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的一些年中，与苏联的对抗，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所依据的外部条件之一。
在我们随后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也是毛泽东不得不发动和得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根源之一。
五，涉及到对毛泽东社会主义路线的更深刻的思想根源的剖析。首先让我们联想到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情有独钟。他的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的人民公社化，确实是他与中国农民联手创造的一个理想国。
这里，我们不妨引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1966年5月7日）发出的重要的《五·七指示》。这个指示实际上是对林彪给他送去的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一封回信。
这封回信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纲领性体现，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蓝图。信的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这个文本不仅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党，而且于同年8月1日在《人民日报》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中摘要公布。这篇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还进一步发挥了《五·七指示》的思想。
社论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在这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纲领轮廓非常鲜明：
第一，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进行政治思想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第二，限制和取消商品生产。
第三，缩小工农、城乡、体脑差别，乃至消灭各种差别。
第四，在分配上实行大体上的平均主义。
第五，一个自给自足的或半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小而全的桃花源式的社会。
这是一个毛泽东特色的社会主义蓝图。从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言，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这种企图超越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历史阶段而达到的桃花源式的理想国，与中国著名的文化人陶渊明的理想一脉相承。
这是一种农民的社会主义，是古来自然经济中农民的理想国，也是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实施的军事共产主义。这种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特色的空想共产主义，既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民众文化中产生，反过来又极容易感召民众。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也对这一点做出了有力的注释。
这样我们就更能够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就其本质上讲，是一条限制、抵制和压制商品经济必然发展阶段的路线。这个貌似革命的乌托邦，其实在经济上是一个十足的保守主义纲领。
六，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思想，依据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大量能量。
关于这一点，在《五·七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患贫、患不均”的观念。这种平均主义观念既是自然经济下农民的观念，也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输入给统治者的统治策略观念。毛泽东将马克思学说中的共产主义远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患不均”的观念超越巨大的时间差来了个合二为一。
毛泽东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不断地将全社会的经济、政治归于国家，而将国家归於越来越集中的领导，造成最为集中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在社会上倡导平等，恐惧任何贫富差别造成的社会不安。他对两极分化的高度敏感与警觉，以极为典型的方式注释了“不患贫、患不均”的传统法则。
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中，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口号，以天才的方式嫁接在一起，形成了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奇观。
商品经济是制造差别的，竞争以及竞争所争得的差别是商品经济的生命力。毛泽东对任何贫富差别的恐惧，是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核之一。仅就这一传统文化而言，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反对商品经济的倾向。
我们在随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剖析中还可以看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改革路线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所昭示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既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说到底，是执行商品经济对现状的批判。
七，这样，我们已经看清楚了，毛泽东的路线其实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是反经济的，反生产力发展的。毛泽东这一路线的来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中国的传统文化密布在中国广大民众中。对于中国这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度，汪洋大海般的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众中存在着与《五·七指示》广泛共呜的思潮。这也正是毛泽东路线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总能够在党内、在全国占上风的社会原因。
当他把城乡出现的任何一点贫富差别都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提出来并予以进攻时，绝大多数民众一呼而应，顿时形成对少数稍稍露富者进行斗争的狂潮。毛泽东利用当下社会的任何贫富差别造成的阶级斗争形势，总是无往而不胜，威慑全党，威慑全国。这也是毛泽东得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凭藉之一。
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党内形成了像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样一批专事政治思想斗争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是新阶级斗争纲领的政治基础、阶级基础。
他们是运用民众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平均主义思潮在党内维护和扩大自己特有官僚权力的意识形态斗争集团。这个集团在理论上是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鼓噪者，实际上，他们不过是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幌子，企图在一个经济贫困、民众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的国家里建造自己别样专制的官僚统治。
如果说毛泽东本人还有很多农民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及艺术家的浪漫，那么，这个专事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政治集团，却以他们残忍的行为方式及心理本能，注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断革命的路线，其实是一条专制的路线。
五、真正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路线
毫不夸张地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实行的改革，走出了属于中国的现实的社会主义路线。这是真正将商品经济的必然发展阶段容纳在自己体系之内的社会主义。这是尊重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
当邓小平揭开这个改革阶段时，不仅使人们看清了中国的现在，也使人们看清了中国的过去。应该说，这条改革路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少在庐山会议之后，是被刘少奇、邓小平越来越清楚地表述出来的。
剖析这条路线的历史根源及社会基础，显得单纯得多。
作为共产党人，刘少奇、邓小平原本和毛泽东一样，都参加了民族、民主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处于当时的国际格局中，受着苏联模式的指导和影响，对于最初的“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大概在态度上和毛泽东是基本上一致的。
然而，出发时似乎一致，行进过程中却出现了分歧。分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感受到了商品经济本身发展的规律。之所以他们能率先感受到这一点，原因是很简单的：
第一，由于个人思想渊源、人生经历和家庭背景造成的对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敏感性及务实性。
刘少奇在民族、民主革命中长期从事党的工作，特别是曾主管过城市的地下党工作，本人的家庭又和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以及其他社会阶层有较多的直接联系。邓小平年轻时曾赴欧留学。他们这些个人性的历史及文化知识结构，是有别于毛泽东这样从农村土生土长又从农民战争、武装斗争中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领导人的。
第二，一个更重要的也是更单纯的原因，就在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这批经济务实主义者大多是在第一线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他们更多地直接面对国计民生，面对生产各部门的管理者和劳动者，包括更多地面对知识分子群体，也包括更多地面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民主党派。他们更直接感受到价值规律潜在的力量。
在理论上，他们或许并没有自觉到认清商品经济有其不可超
越的历史阶段，价值规律总会透过各种垄断乃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表现出顽强的力量，然而，他们却在具体的政策中、操作中感受着一切，又接收着一切。
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共产党，而在于要一个执行什么路线的共产党。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歧也不在于要不要社会主义，而在于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还是现实的？
他们同样以极高的职业政治家的忠诚力图设计和维护共产党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以及国家的利益，然而，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商品经济本身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他们就像商品经济一样，顽强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他们作为政治家的大胆表现不过注释了商品经济的必然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汇成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中，他们率先探索到潮流底层掩盖着的商品经济的历史趋势，并扎根于其中，开出了几朵带刺的玫瑰。
这几朵带刺的玫瑰花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巨大潮流中，曾被冲刷得七零八落，但仍不时探出潮流，露出警醒的一笑。那时也许他们未必知道，旧的潮流落尽，新的潮流属于他们。
第五章 完整的政治斗争格局（1962年－1965年）
一场社会政治斗争中的诸多力量、诸多矛盾以及诸多因素，是在互动中合成的，是一个生动的运动过程。一切静态的分析只能提供述中的相对方便。而任何对这种相对方便的过分迷恋都可能使我们失去对历史本来面貌的掌握。
一、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当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成因的分析逐渐逼近文化大革命的大幕时，特别有必要使我们政治斗争的眼光越来越开阔与深刻。
社会政治斗争是非常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便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政治斗争。当历史学家描绘他们视野中的任何重大社会政治斗争时，无论怎样穷尽有关历史素材，都可能在概括中将历史本身简单化。特别是当他们抓住了所描述历史的主要线索和主要思路时，常常有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那就是，将丰富的千方百面的历史事实都归为已经抓住的思路，各种现象不过成为他们论证自己思路的事实而已。
任何深刻的思想都有可能简化生活。任何有力的逻辑都有可能使丰富的历史变得干燥。结果，我们读到的历史描绘，可能在某一条思路上是深刻的，然而，相对于丰富的历史却是简单化的。
就好像我们原本要阅读一条滔滔千里的长河，然而，读到的只是河流主航道上的一条航标连线。当这条航标连线位居航道中流时，还能为我们标出一个正确的逻辑。倘若它偏离主航道，逶迤在长河岸边或者无关紧要的支流湖泊中，我们得到的或许只是一个有关长河的错误印象。
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得以形成的历史分析，或许已经使我们抓住了位于长河主航道上的航标线，然而，对于历史的概括还应该更丰富、更全面。
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分析，已经使我们抓住了这段历史的根本线索，那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不过反映着经济本身发展的规律，反映着商品经济的力量，反映着价值规律的力量，反映着生产关系必然适应生产力并同时要求上层建筑适应自己的趋势。在这一点上，我们越来越清楚了。
在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剖析中，我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历史怎样实现这个基本的逻辑。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究其实是商品经济的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不过典型地表明了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上层建筑适应其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基本的逻辑是我们标出的历史发展长河的主航线。
然而，作为对一场重大社会政治斗争的描述，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对这个基本逻辑的描述中，更确切地说，当我们描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历史进程时，本身就表现为丰富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的方方面面。
首先，我们将看到，作为一场重大的社会政治斗争，文化大革命有着国际和国内多方面的背景。
就国际而言，涉及到非常具体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
就国内而言，这场政治斗争是各种力量的汇集，各种矛盾的交叉。
各种力量、各种矛盾又各自依据于它们深厚的利益基础；它们与国际上的不同力量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它们也与广泛的社会思潮与传统文化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它们各自表现出相应的意识形态结构。对方方面面的力量、矛盾和因素，我们都应该一览无余。
当把与历史进程相关的任何重大因素排斥在视野之外时，我们的判断必然是偏颇的。
就好像身历其境的各派政治力量，其代表人物的行为是各种因素汇集的结果。任何一个因素的消失或增加，都可能改变他们当时的行动，也会由此改写当时的历史。因此，武断地略去历史中的某些重大因素，必然离开真实的历史。
其次，我们还应该明确，一场社会政治斗争的诸多力量、诸多矛盾以及诸多因素，是在互动中合成的，是一个生动的运动过程，一切静态的分析只能提供叙述中的相对方便。任何对这种相对方便的过分迷恋都可能使我们失去对历史本来面貌的把握。
不同的政治力量与不同的矛盾在斗争的演化中此起彼伏，有着无比生动的力量对比的变化，有着瞬息万变的格局的变化，我们的概括必须紧随这种变化。深刻的结论应该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地形成着、修正着、深化着，绝不要轻易停留在一时一刻的发现上。
如果我们把握的历史素材还未达到绝对丰富时，尤其要透过素材看到它们所依据的丰富历史。要把已经被烘干燥了的素材放到历史的长河中还原水分，使其在今天的研究中再现鲜活的意义。因为一切历史的素材对于今天，几乎都只是文字的记录。文字似乎代表了一切，又远不能代表一切。这是要特别清醒的。只有重新面对那段曾经鲜活的历史，才能对之做出生动而深刻的描述。
这样，再其次，我们就势必又会提到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这对范畴。
一个严肃的思想文本，总在对历史的描述中艰辛地寻找必然性，把一条条铁链似的逻辑发现出来，条理清楚地挂在世人面前。而那些文学性的历史记载，总在捕捉各种生动的偶然性，他们不关心那些令人敬畏的必然性，只希望在生动的偶然性中找到别致的趣味。
然而今天，我们严肃的思想却试图把必然性与偶然性对立统一地掌握在我们的视野中。
我们确实看到了由大及小的层层必然性，包括生产力将冲破各种各样的束缚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根本必然性。同时，我们也将不放过历史进程中任何重大的偶然性因素。
例如，像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角色江青。可以说，这一类人物的产生是必然的，但这一类人物的代表以毛泽东夫人的面貌出现，或许有某种偶然性。江青这一类人有必然性，江青这一个人却有偶然性。
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带有偶然性质的江青的存在，对于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无足轻重的。
所谓时机经常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很多时机都带有偶然性的色彩。从历史哲学而言，一切现象都是偶然性的。历史规律这个必然性存在于历史现象这个偶然性之中。
每一个政治家都绝不错过对他们有利的偶然性。至于这里包含着什么必然性，那是三思而后得的东西。我们描绘这场重大的政治思想斗争，要尽可能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
再其次，还要指出的是，在研究这场重大的社会政治斗争时，作为对各派政治力量相互矛盾和斗争的描述与剖析，一定不要忘记透视他们各自的代表人物。
在文化大革命中，前前后后的政治较量是惊心动魄、残酷激烈的。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都在历史给他们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处心积虑地行为着。当我们将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行为及其依据的背景、环境掌握之后，对他们的行为、意识形态特征及策略、动机，也都能入木三分地掌握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对这段历史有比较深刻、中肯的把握。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对任何历史描述做出我们的结论；当我们准确道出了一段历史中各种代表人物的行为逻辑及其背景基础时，我们就近乎把握了这段历史的最大真实。
这样做绝非容易。
在这个世界上了解他人从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要了解一段重大历史中的诸多重要历史人物，更是不容易的。可以这样说，对一段历史中那些特别重要的人物，如果缺乏正确的把握，哪怕对其中一两个人物把握有偏差，对那段历史的概括就将是片面的，有缺陷的。
用一个我们刚才用过的方式就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人物倘若有一两个偏离了原有的背景环境与思想行为逻辑，历史就不会是原来的样子。所以，偏离了人物，就是篡改了历史。
在这方面，我们不可有任何主观主义的偏见，不可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无论我们有多么丰富的历史知识，多么独到的思想，都要放下执着，做一个面对历史万分虚心的人。
我们在描述这段历史的过程中，绝不是在陈述已有的发现，而是要做出新的发现。叙述的过程就应该是再发现的过程。永远使我们的思维和语言追随历史本身的事实，按照历史的逻辑去探究历史的逻辑。
我们进入历史的思维，而不是让历史来注释我们的思维。这样，我们就可以面对一个完整的社会政治斗争。
这场斗争在一个完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及文化背景中产生和进行。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这是一个巨大的过程。这是一个多方面的格局。这是一个始终在变化中的格局。
千万不可纸上谈兵，将其简单化。
二、焦点聚向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这个给中国生产力发展造成巨大损失的社会大动乱，毛泽东自然有他的责任。然而，将此说成是由于他晚年昏聩所致，又绝对是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非常清醒的政治大行为。从他的角度和思想出发，可以看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理由。只不过这个理由就历史而言，还要重新审定。
在这里，有必要把我们的描述在历史的时间表上停顿一下，对1962年发生的事情再做一点回顾。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到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是两个性质上有较大差别的会议。可以说，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的变化中，包含了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重要线索。
七千人大会总体上是一个宽松的大会，民主集中制的大会，这次会议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了比较主要的位置；而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会。那么，在两个大会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有必要在第三章所做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一方面，在1962年的上半年，中国的农业形势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开始明显好转，显示出了从经济困难中摆脱出来的趋势。这无疑为毛泽东开展新一轮政治思想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当人民要吃饭的问题不那么紧迫了，政治上的考虑才能从经济困顿中脱颖而出。这是1962年夏季来临时，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的一个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确实面临着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毛泽东也并非是人民一有饭吃了，就想搞阶级斗争运动，他的全部政治部署都有其必要的情势。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在1962年整个上半年中，一直有着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种种舆论与动向。这足以引起全党和毛泽东的警觉。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被打倒了的地主、富农以及其他敌对势力这时确实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蠢蠢欲动”。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政策失误以及三年特大自然灾害，为共产党旧有的敌人提供了一线希望。而他们的全部活动，势必成为毛泽东在全党拧紧阶级斗争之弦的依据之一。
八届十中全会前夕，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开门见山讲出这样的话：“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廿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
在这里，国内的阶级斗争无疑带有了国共两党斗争继续的性质。只要蒋介石有反攻大陆的嚣张，毛泽东拧紧阶级斗争之弦，就有了全党都必然认可的合理性。
毛泽东历来看重中国大陆以外的事情，但又不是最看重中国大陆以外的事情，他最看重的还是中国大陆上正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大陆，他对已经被打倒的地主、富农虽然在其阶级斗争理论中常常率先提到，然而，他常常又并不把他们放在主要的位置。
毛泽东在这时看到的最主要的威胁，恰恰是七千人大会前后在中国围绕着经济务实主义路线形成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的动向。他认为，这才是最主要的危险。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特别考察一下上面提到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于1962年8月9日召开的会议，是同年9月份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政治思想准备。正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了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路线的全部依据。
他讲道：“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一边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
这段讲话充分表现出毛泽东对于农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倾向的头等警觉。对任何贫富差别与两极分化的产生，都会触动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都是毛泽东视野中带有最严重性质的阶级斗争动向。根据对客观情况的梳理，他已经把这种动向和党内的斗争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联系在了一起。
他在会议上这样讲，“党员的成份，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好的坏人，实际不是共产党。”“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注意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做分析。”
在这段讲话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置疑和警觉。
当毛泽东将社会上贫富差别、两极分化以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倾向作为阶级斗争的重大事实与党内矛盾联系起来时，他日益警惕和抓住的是，这一切在党内上层的反映。
他在会上严厉指出：“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的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毛泽东还用更加提纲挈领的严重口气讲道，“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要花几年工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所勾勒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与党内的“阶级斗争”、特别与上层的“阶级斗争”连成一体的图画。这实际上已是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依据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
再联系我们曾经引用并分析过的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联系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展露的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我们就更能看清楚毛泽东在这里所论述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什么样的性质。这确实是他要批判和反对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
正是在这些讲话中我们看到，1962年在中国社会以及党内发生的许多经济政策的变动，从根本上是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相对立的。这确实是毛泽东从其思想基础上要加以反对的。
毛泽东总是将那些经济务实主义的政策与社会上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联系在一起，并把它定义为“资本主义”；他也总是扮演一个考虑大多数贫苦民众利益并维持社会平均主义状态的政治领袖。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还显露出他与整个经济管理部门之间别样性质的矛盾。他讲道：“二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影响，商业部应当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利于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里他要批评的恰恰是某些部门只考虑国家利益而不考虑农民利益的倾向。当然，这依然和他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这反映出毛泽东对立统一的两方面倾向。
一方面，他的革命路线本身是追求集中领导的，是要把全社会的经济都纳入政治统治之中的；另一方面，他又总是不忘记工人和农民的大多数，这里反映出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特有的政治社会框架。对于任何经济职能部门的集中性权力，他都有一种本能的厌恶；而对这些职能部门的权力偏离以他为核心的政治权力中心的任何分散倾向，他又予以极力的反对。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他理想的社会政治结构模式是：每个民众成员都是又能做工、又能务农、又能做文化、又能批判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个共产主义战士在一种平均的生活水平状态中，超越各种压迫他们的集中领导，直接接受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指挥。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是体现了这种社会政治蓝图：一方面，相对于现代经济生活所需要的秩序与权力，它是无政府主义的；另一方面，表现在政治、思想及领导上又绝对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的。
我们看到，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其实与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这里不仅有农民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陶渊明式的理想国倾向，还有封建主义专制政治文化的表现。
正是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讲道：“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在这里，毛泽东对中央各部门特别是主管经济的部门表现出了极大的不信任与抨击。这种不信任与抨击表明，毛泽东正在一步步形成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所感受到的一切。
而这一切又与国际上重要的因素结合在一起。这里不仅是帝国主义问题，更重要的是修正主义问题。中国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之间的矛盾，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两国关系方面，日益尖锐。
1959年9月，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赫鲁晓夫支持了印度的尼赫鲁，对中国进行了攻击，塔斯社发表了相关的声明。后来，在中国的国庆十周年宴会上，赫鲁晓夫的讲话又对中国有所批评。随后，在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领导了一场对中国共产党的围剿。以后，中苏两党的会议，八十一国共产党的莫斯科会议，还有华沙会议，都发生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中的尖锐冲突。
这种国际上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必然与毛泽东反对党内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联系在了一起。正是这种联系，使得毛泽东在随后的历史中逐渐把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和锋芒也指向了党内。这是我们在随后的历史剖析中理解文化大革命逐步酝酿和诞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过程。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这无疑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口号越来越接近了。
三、国际反修的大情势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反对赫鲁晓夫为首的所谓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逐渐成为中国面对的最重要的国际形势。两党之间由意识形态的分歧，逐渐延伸为两国之间关系的矛盾。到1960年前后，已经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在此过程中，两党在一系列苏联主持的国际性共产党会议中发生了日益明显的矛盾与斗争。这种斗争在两党的双边会谈中同样愈演愈烈，越来越失去调和的余地。1960年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对中国的援助合同，以及在中印边界矛盾冲突中对印度的偏袒，只不过是两党关系的矛盾扩展到国家关系的典型表现。
应该说，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上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有着越来越根本的分歧，两人所代表的两种潮流也越来越没有调和的可能。他们都不可能改变自己，迎合对方。赫鲁晓夫以极端地批判斯大林作为自己政治路线的奠基，毛泽东对此尤其警觉。
毛泽东与斯大林一样，同是自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创者。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自然会使毛泽东产生更多的政治联想。他在这方面的警觉与其他中国共产党人更有不同。
在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越来越感到这个对立面的危险性，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个危险性与中国共产党内斗争的联系。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在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将中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时定名为党内的修正主义。这样，他就把国际、国内的斗争完全联系在了一起。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就表面而言，毛泽东还将此保持在一个不露锋芒的自然而然的讲话中，并在其他问题上谈到与刘少奇的共识，似乎这一切与刘少奇无关，并没有任何具体的指向，只是一般性的、理论上的警示，现在看来，毛泽东的这一提法在当时已经多少隐含着具体指向了。
当历史揭开1963年这一页时，与国际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进入了更大规模的阶段。
1963年3月，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大意是：国际形势和国际舞台上阶级力量的变化，要求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并提出了与此相关的若干原则性问题。
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对此做出了纲领性的回答。这就是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长篇回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是一个试图以理服人同时又针锋相对的纲领性文件。
同年7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苏联就两党关系进行会谈。在会议期间的7月14日，苏联在报刊电台上公开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言辞激烈地抨击了中国共产党，把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公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