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的前景不仅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直接吸取了逻辑的力量，给予中国的知识界以思想上的影响，它在实际中无疑借助了苏联在当时已取得并显示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影响。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种辉煌的憧憬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在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度里，形成了一种天堂就在眼前的光明前景。
从城市到农村，广大民众无不通过共产党层层组织的宣传，受到这个蓝图的吸引。百里聚会围看一辆拖拉机的农民，无不憧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
第九，凭藉着共产党自身所具有的巨大政治和军事的组织力量。这个组织力量是令人惊叹的。特别是它携带着当时特有的种种锐气，表现出史无前例的进取精神与组织效率。这在涣散了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一个结构，它的有效的系统与神经网络触及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
正是凭藉着上述优势，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总路线中改变所有制这样一个实质性的社会变革。它支出的是曾经具有的巨大政治资本，当这个进程发展到随后的公社化乃至更极端的阶段时，我们难免会说，共产党在这样的经济变革中，还“透支”了它的政治资本。
六，客观地说，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化三改”过程，特别是它所领导的农业的合作化过程，并没有表现出过分勉强和生硬的政治强制性，而这种过分勉强和生硬的政治强制性在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曾经比较惨烈地出现过。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民战争中起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政治家们无疑比斯大林更了解农民，他们对广大农村的政治领导也远比苏联当时的共产党更有效得多。在整个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地方的农民以比较热烈甚至十分热烈的方式加入了合作社。
然而，如果深究农民行动的全部心理背景就会发现，这里一方面确实存在着生产合作的实际需要，无论从耕作、从水利、从使用机械，到后来的推广农药、化肥等等，另一方面，也深刻表现出了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急于一天富起来的盲目冲动。
在中国这个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落后国家中，全民上下（包括广大农民在内）都缺乏经济上的现实主义。这一点我们将在随后对公社化等历史阶段的分析中着重剖析。
七，“一化三改”的基本路线，就其“三改”而言，也就是对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在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但是，这种经济领域的社会变革以及社会主义的征服其实还有继续推进之意。
正像毛泽东在1957年2月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374页）
可以说，社会主义改造是共产党在经济领域内、所有制领域内进行的一场革命，是一种征服，是一种占领，它本身是一种趋势，是一种潮流。
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社会力量及社会利益所汇成的社会潮流，都有着无限推进的本能。这种无限推进的本能之所以常常又表现为有限的限度，是因为这种潮流有它的外部环境，有它与其他力量的力量对比。判断这个力量的对比和界限，常常是这个社会潮流的思想家及战略家自觉或不自觉的事情。
如果广大农民一天之内就纷纷拍手，都要求加入合作社，那么共产党所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可能远比当时更快地完成。如果广大农民表现出比当时更多的消极、动摇与怀疑，那么，共产党所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可能要大大地放慢步骤。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与广大农民之间经过反复商讨签定的一项契约。双方的利益、意志和力量都体现在这个契约之中，也体现在这个契约的形成过程中。
八，在随后中国农村所推行的公社化运动中，上面所说的那个含有推进之意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时，界限偏离合理性的距离更加明显了，广大农民最终表现出的生产劳动的消极性表明了他们潜在的不满。
而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农村的政策更进一步向极端发展。
当“农业学大寨”运动不仅剥夺了“自留地”等一切带有农民个体形式的经济成分，还几乎剥夺了农民在个体生存上的一切自由空间时，所谓“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文化大革命口号既注释了当时政治上的极端纲领，也注释了当时在经济上的极端纲领。
今天，回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历史，使得我们在瞻前顾后的全过程考察之中，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的性质及其规律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当农民放下锄头，袖手蹲在大寨田旁，聆听各种政治口号训导时，那一片麻木不仁的劳苦面孔，注释了一个经济及政治纲领中所含有的不合理性。不合理的社会契约常常有一方不愿遵守。而只要有一方不愿遵守，这个契约必将流产。
九，社会主义改造对于中国大概是必要的，然而其进程在不同阶段有其自身合理性的度。将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变成一个极端的纲领时，先是公社化，后是文化大革命的经济政策以及政治政策，最终导致的是破解。
极端化的破解孕育出的就是今天的改革。
无论是工商业中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还是农业中的分田到户，这一切改革中推出的新经济纲领作为几十年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让我们对比着回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起始。历史深刻地说明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变革中集中与反集中的力量对比及其合理的界限。
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关系、一切格局都通过有形的或无形的七月结构在一起。一个适宜的经济纲领或政治纲领表现为与社会上各行层、各利益集团之间合理的契约。永远没有一厢情愿的事情。
十，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最简单化的一些反思。
有人说，如果中国当时不搞公社化，大概会好得多。更有人说，如果当时合作化只停留在初级社的阶段，而不盲目求大、求高，搞高级社，是否我们的农业发展会好得多？
这是纸上谈兵的反思。依然是一派善良的意愿而已。
历史并不这样思维。历史的所有格局是由不同的社会力量相互界定与平衡出来的。
倘若共产党当时没有那样高的信用与号召力；倘若当时没有“抗美援朝”形成的国家战时经济的行政权威及其后效益；倘若没有当时苏联给予的经济援助；倘若中国共产党没有其共产主义远景的蓝图；倘若共产党没有那样巨大的政治组织力量；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大概不可能那么搞，也不可能那样样顺利，更不可能给了共产党继续搞人民公社的自信。
正因为那一切“倘若没有”的因素都有、都存在，当时“总路线”的出现与贯彻就是必然的，作为历史来讲是无可非议的。对任何力量、任何利益所汇成的任何社会趋势，我们都只有在与其他力量的相互界定中确定它的边界。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今天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在这几十年中，就生产关系而言，我们看到了不同经济成分的相互矛盾与斗争，看到了不同所有制成分的相互矛盾与斗争，也看到了计划经济绝对扩张的趋势与市场经济绝对扩张的趋势的相互矛盾与斗争。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种矛盾斗争有其自然的、合理的界限，有其合理的相互关系。
十一，在共产党内，特别是领导集团内，对于这种矛盾斗争一直有着感应。
合作化时期，就有激进与保守的差异与分歧。后来公社化时期，又有冒进和求稳的差异与分歧。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又有主张“三自一包”和反对“三自一包”的差异与分歧。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有坚决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宽容“资本主义尾巴”的差异与分歧。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主张责任到户、包产到户与反对这些改革的差异与分歧，还有主张外资进入和反对外资进入的差异与分歧，有允许民营企业出现和反对民营企业出现的差异与分歧。
这实际上是党内的根本分歧，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说得概括一点，就是接受商品经济与反对商品经济的斗争。
就本质上而言，是整个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本质矛盾与斗争。
十二，总之，文化大革命是反对商品经济的政治纲领的极端表现，而改革是接受商品经济的最完备的纲领表现。
中国共产党作为对中国工业化充满热诚的政治力量，透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完成了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随后又进行了公社化，再随后，于文化大革命中将其推向极端。正是在这个极端的表现中，原来经济纲领中所隐藏的某种程度的不合理性充分暴露了。
这个不合理性就是对商品经济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排斥，就是用政治的手段来抑制商品经济的顽强力量。超强的政治力量在强制经济的进程中，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及范围内奏效，表现出种种干预与调整；然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在根本的性质上，经济将以其自身的力量摆脱任何过分的政治强制，走出自己的道路。
第二章 新阶级斗争纲领（1956年－1959年）
当近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定为右派，从而使整个知识分子的政治发言权被剥夺之后，真正能够对社会发表经济上、政治上现实主义声音的派别，就只能出现在党内了。
1957年还未被人预料到的这个“阶级斗争”重点向党内的必然转移，两年后在庐山的政治硝烟中露出了最初的清晰轮廓。
一、商品经济规律的顽强显现
熟悉思想史的读者大概已经看到，我们在上一章的某些叙述中借助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现在，我们将更为广阔地拓开眼界，磨锐目光，对历史的发展做出更透彻的剖析，揭示出是什么样的历史过程孕育出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怪胎。
正像了解近代史的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的政党，其革命纲领显然同时就是阶级斗争纲领。在民族与民主革命时期，这一纲领就是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领导和团结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而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自然表现为发展已有的国有经济，改造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一化三改”的阶级性质依然是十分显然的。改造三种经济，也就是改造农民、手工业者及民族资产阶级这三种人。
按照共产主义者通常的思路，是有一天而且是尽快地有一天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全地变为国有，从根本上消灭商品经济，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
毛泽东本人曾经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共存，还存在着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不过，在他的视野中，这一定是个比较短暂的过渡时期。即使在这个过渡时期，对商品经济也将做出极大的限制。
将商品经济限制在极为有限的范围之内，这大概是当时幼稚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可以理解的思路。而急于超越商品生产在历史上的必然阶段，迅速达到共产主义，已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通有的基本症结。
他们面对的是商品经济自身的历史发展趋势，他们始终要和商品生产的各种规律（譬如价值规律）作顽强的斗争。他们过高估计了国家行为的强制性力量，而忽略了商品经济不可忽略的伟大潜力。
在一个领导了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从而掌握了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力量的视野中，商品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东西。比起战争，比起国家，比起政权，比起群众运动，它似乎渺小得多，微弱得多。显然，他们并不了解它那包罗万象、无孔不入并顽强不息的伟大力量。
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那里得知，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不过是指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物化于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价值规律的实现是有着普遍性法则的。通过供求矛盾的调节，资本总是流向利润高的生产领域，因此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这造成的最终结果是，一切商品的价格总在其价值的上下浮动。
当社会主义将主要的生产国有化，将经过改造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也纳入国家计划之下时，价值规律似乎被掩埋了，似乎可以忽略，可以从轻发落了，但其实只是以更为曲折的方式显示它的力量。
计划价格下的统购统销，可以保证国家对所需农产品的掌握，并且可以保证国家以适当的比例取利于农业，累积自己发展工业所需要的资金。然而，农民却可能不种赔钱的或挣钱少的粮食，而去种挣钱多的经济作物。无论是个体农民，还是集体化了的农民，都可能采取这样的对策。这是价值规律最初露出的力量。
于是国家就会下达计划种植面积指标，规定各地区必须保证的种粮亩数。而个体的农民或者集体化的农民（后来就全然是集体化的农民）又可能与数字作斗争。他们可以对种粮亩数少种多报，阳奉阴违。
这样，我们便看到了各种带有国家行为性质的管理与监督，看到了下乡的领导干部拔掉农民种植的西瓜苗，看到了就地召开的田头批判会。在那里，有正气凛然的干部讲演，有讷讷无言蹲在田头的农民群体。接下来，我们看到了种粮面积在亩数上有了这样或那样的保证。
然而，农民仍有可能做出其他方式的消极抵制。在粮食田中较少投入，而将更多的投入转向各种合算的经营缝隙，还有种种数不清的对策。于是，就出现了更多的“资本主义”的帽子，就有了更多的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甚至将这种斗争极端残酷化。
当斗争的残酷仍不能奏效时，国家就不得不调整价格，使之合理（使农作物价格接近其价值），或者采用一系列变通政策，更或者，就有了今日这样的全方位改革。
通过长久的、有声有色甚至有血有泪的历史阶段，价值规律终于以顽强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急于超越商品生产特定阶段的共产党人，始终自觉不自觉地与看来微不足道的价值规律做着不懈的斗争。
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我们看到，党内总有一些务实的人士构成了务实的派别，他们就是我们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至今几十年中看到的各种所谓党内的右倾倾向、右倾派别。无论是农业合作化时的右倾，还是三年困难时期提倡“三自一包”的右倾，或者其他形式的右倾，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商品经济的规律在党内内的感应。
今天，当我们的目光直指几十年前的历史时，我们看到这一规律还未被当时的人们所充分认识。那时候也不可能完成这个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正在庆祝它的“一化三改”的伟大胜利。
二“匈牙利事件”与反右斗争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在相当正式的意义上宣告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个政治报告当然是经过毛泽东本人审阅的。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作的重心也发生了重大的转移。经济上的剥削阶级已被基本消灭，私有制也基本上不存在了。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以及建设经济、发展生产力的课题被提上主要日程，这对于走向共产主义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事情开始发生变化。1956年10月23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二十万人大游行，最后造成了纳吉上台、苏联出兵等一系列政治变动。这一政治变动又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次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共高潮。“匈牙利事件”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是有触动的。
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时期不无清醒地着重思考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问题。他在1957年2月的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演讲。这个演讲当时成为一个颇获热烈反响的政治文本。
那时的毛泽东显得从容、镇静和有条不紊。他充分估计到了
“匈牙利事件”的严重性质，同时更充分估计到了中国共产党与匈牙利共产党相比之下更大的优越处。无论从哪方面讲，中国共产党都处在远比匈牙利共产党更有力的地位上：历史的原因，现实的原因，幅员的广阔，政治、军事的强大，“一化三改”的伟大胜利，毛泽东个人的威望。这一切都使毛泽东自信而从容地走出顺理成章的新步骤。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后来由《人民日报》于同年5月1日公开发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便正式开始了。
毛泽东以极为自觉的意识发动的这次整风运动，既体现了他对“匈牙利事件”教训的汲取，也体现了他“天下在握”的自信，还体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完成之后，他所领导的这架巨大的政治机器寻找新的运动与进取的必然趋势。一个政治力量只有在政治行动中，才能表现和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然而，“整风运动”随后的发展和变化却出乎毛泽东的预料。
他在1957年5月15日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已表明共产党正面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意料之外的情况。那些主要来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评与抨击，似乎已经开始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特别是在新闻界、文艺界、科技界、教育界、工商界和某些民主党派中，这种情况甚为严重。
然而，全局在胸的毛泽东显然看透了这里悬殊的力量对比。在“敌寡我众”的优势下，他不仅没有显出任何慌急，而且有意放慢反击的步伐。因为他看到了这里潜伏的一篇好文章。看到了这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声有色地做一下的题目。
把潜在的反对派诱发出来，这不仅能够“引蛇出洞”从而消灭毒蛇，而且让毒草生长出来。在与毒草斗争的过程中，震慑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在消除隐患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全国的领导权。这在毛泽东眼里无疑是一件好事情。因此，他从容地做出部署，给了右派分子们一个“大鸣大放”、充分表演的时间，而又不失时机地组织了反击。
他在1957年6月8日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做了分外妥当的安排。这是一个“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的斗争部署。这是一个发动全党全民对右派分子群起而攻之的斗争部署。
正是在这一指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432页－433页）
同年7月1日，毛泽东还专门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表明反右斗争将更大规模地展开。
反右斗争并不很吃力地取得了胜利。作为这个政治斗争的结果，是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政治纲领有了新的变化，这是与“八大”政治报告中的纲领有明显差异的变化。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做出了结论性论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他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456页－465页）
这里提出的是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大不同的结论。这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阶级斗争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性结论。
随后，在1957年9月－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更为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段论述更加经典地道出了新的阶级斗争纲领。相对于“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既顺理成章（因为有了“匈牙利事件”和反右斗争）又显得突兀的结论（因为与“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完全不同）。
毛泽东对此做了极为明确的解释。他说：“八大”文件中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是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敲锣打鼓，服服帖帖，问题没有充分暴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富裕中农的思想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以及上层建筑中的问题，当时都看得很不清楚。经过这次大鸣大放，资产阶级要造反，问题就看清了。因此应该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这样，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经过“整风运动”，反右斗争，一个新的政治纲领诞生了。
三、新阶级斗争纲领
1957年“整风运动”引发出的反右斗争，虽然时间不长，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影响却是重大的。
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一个新的政治纲领，或者说一个新的阶级斗争纲领，在这场斗争中诞生了。这是中国当代生活中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也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之源。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意识形态的，它的阶级斗争纲领又必然在理论上自洽。就一般的意义上讲，阶级的划分本是经济范畴的事情，是所有制关系的一种体现。现在，经济上对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既然已经基本结束，要维持阶级斗争的纲领，就必然要提出阶级、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理论依据。
这时，在政治上、思想上划分阶级的理论学说似乎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过各种形态的说法被越来越明确地提了出来，并终于在一定时候成了不容置疑的理论。
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被剥夺了，在政治思想上却不但存在而且还可能在比较长久的时间内存在，因此，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将是长久而重大的事情。这个理论一旦形成，就成了“武装”全党、同时也“武装”全国人民的理论武器；也成了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个巨大的政治存在、政治势能。
如果说孔孟学说曾经成为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一个巨大传统文化，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政治思想领域内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纲领便成为1957年之后的二十年中贯穿全党、全国的一个“传统文化”。
这个“传统文化”发动和支持了十年文化大革命。
二，这个新阶级斗争纲领还在某种程度上特别具体地规定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曾经明确指出：与工人和农民两大劳动阶级对立的两大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则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这一阶级定义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它在相当明确的意义上将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都划入了阶级斗争对象的范畴之中。
三，与此理论相应的阶级斗争事实是，反右斗争以近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定为右派而告结束。
五十五万右派中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落实政策的结果是，99%以上的右派被改正、平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右派集团的划定，实际上是把任何有不同政见可能性的知识分子都打入地狱，剥夺了他们的全部政治权力。
这成为中国长达几十年之久的历史事实。“地、富、反、坏、右”成为阶级斗争固定的靶子。它对中国政治格局的影响十分重大。
近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实际上剥夺了知识分子整体在政治思想上发表言论的权利。这是新阶级斗争纲领得以诞生的祭奠与牺牲。
四，正是整风与反右运动表明，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在相当意义上有独立影响的政治力量。
中国农业人口众多，但整体文化水平低下而且涣散。工人阶级在落后的旧中国人数原本就很少，新中国工业的发展也还没有给他们更成熟的发展时间。当近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划入右派、归为“阶级异己分子”之后，其在政治上的力量已经微乎其微。
五，接下来能够代表所谓资本主义倾向发言的，就只有党内的领导干部了。反右斗争似乎解决了与知识分子的矛盾，其结果必然导致将未来斗争的重点移向党内。
这一点在当时没有多少人能够预见到。那些曾经高扬阶级斗争旗帜进行反右斗争的领导干部也绝未想到，他们中的某些人最终将会沦为更重要的阶级斗争对象。这是社会政治发展的辩证法。
在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并彻底进行阶级斗争的政治纲领，哺育和发展了像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一些专事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杀手。新阶级斗争纲领弥漫的二十年间，在党内造就了这样一批人，包括文化大革命中风光一时的戚本禹之流，都属此类。
江青是其中的精英。
总之，在政权内部，在共产党内部，已经潜伏着一批充满厮杀冲动的、野心勃勃的、随时准备进行政治思想领域内阶级斗争的狼犬。
六，旧的知识分子已被划入政治另册。而新一代知识分子从小在新阶级斗争纲领的哺育下正在成长起来。
整整一代中小学生接受的是反右斗争的教育，“大跃进”的教育，公社化的教育。十年后，他们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冲锋陷阵者。
七，反右斗争震慑了全国，党的权力更为强化和集中了；震慑了全党，毛泽东作为领袖的个人权力和威望更加集中了。伴随着新阶级斗争纲领的推行，这一切成了新一轮革命的必要条件。
八，“反右”的胜利造成了中国政治生活大幅度向“左”的方向倾斜：“知识分子向党交心”，“干部下放”，“插红旗，拔白旗”，批判“秋后算账派”和“观潮派”。
林林总总的“左”倾意味十分明显的政治行为，是反右斗争在政治上的必然延续，是新阶级斗争纲领的必然产物。从而导致1958年席卷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四、“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农业共产主义
新的阶级斗争纲领是在整风和反右斗争之后真正形成的。
今天我们回头去看毛泽东在1957年2月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从那个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当时还显得朦胧的理论状态。
一方面，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373页）
这表明他对国内阶级斗争状况的一种温和估计。这种估计是在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经济建设的喜洋洋情绪浮上共产党人心头的一幅图画。
当然，毛泽东从来对阶级斗争是敏感的，因此，另一方面他也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375页）
在这里，他仍然把阶级斗争保留在自己的视野之中，但是对它的注释无疑又是十分温和的。
有着超越一般共产党人政治敏感的毛泽东，在这个和风细雨、谆谆教导般的讲话中同时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389页）
可以看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看来充满和风细雨的经济建设气氛的讲话中，已经包含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新阶级斗争纲领的萌芽。而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新阶级斗争纲领终于成形了。
它的直接后果，就是1958年、1959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和广泛开展。这是借着1957年反右斗争势如破竹的政治优势，经过一系列逐节推动的政治发动得以形成的。
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农村展开了大鸣大放，进行了两条道路的群众性大辩论，将反右斗争的政治成果在农村普及化，将阶级斗争新纲领的威慑力普照到六亿农民头上。
同年10月26日，《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公开发表。《纲要》指出“农业合作化给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提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地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并明确指出今后每年要“在全体农村人口中集中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
正是这个《纲要》，对农业生产提出了跃进的指标。
同年冬天，全国广大农村涌现了大兴水利、大抓积肥的群众运动。这时的农业行为无疑还在经济合理性的范围之内，但是已经为1958年震惊世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做了心理铺垫。
1957年12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十五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号召。全国的工业生产迅速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的潮头。
到1957年底，整个中国的工业和农业都张满了“大跃进”之强弓。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判了1957年党内右倾分子搞的“反冒进”，指出这是“方针性的错误”。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可以视为对“大跃进”的进一步推动。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进一步推动“大跃进”运动：“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的‘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毛泽东还特别明确指出：“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该永远使用下去。”
1958年5月5日－23日，在中共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做了推动“大跃进”的重要讲话：“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到，”“要敢想、敢说、敢做。”“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是全面号召开展“大跃进”的纲领性口号。
“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城乡，农村空前热烈。在这个“大跃进”浪潮中，农村自发诞生了最初的人民公社。
毛泽东在同年8月4日－13日视察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时，不失时机地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个讲话很快便作为一个号召传达全国，广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同年8月17日－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将近一年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化为了一系列明确的决定，最主要的有：一，号召全党全民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二，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三，今冬明春在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
北戴河会议之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极为壮阔的规模开展了。全国农村都在1958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农村田野和城市的机关大院里，矗立起一座座熊熊燃烧的炼钢、炼铁的土高炉。
中小学生则挥舞着系在竹竿上的红领巾，敲锣打鼓地与城市居民及乡村农民一起展开了轰麻雀运动，用这种全民动员的方法使麻雀在空中惊恐飞行不已，直至疲劳坠地而死。这种群众性的灭“四害”运动在当时不过注释了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同时兴起的，还有教育革命、文化革命。小学校的土高炉同样炉火熊熊。
当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最终以经济上的惨重代价结束。它对经济上合理秩序的破坏，对工农业生产资源的破坏，对并不富足的物质储备的破坏都是空前的。
横刮过来的“共产风”造成的经济损失，加上接踵而至的三年自然灾害，还造成了中国农村人口相当幅度的减少，饥饿所造成的恐怖与死亡，至今以极为惨烈的教训深深留在几亿农民的记忆中。
当我们今天以历史的审视来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出现的根源时，可以清晰地得到如下结论：
一，这首先是反右斗争及在这个斗争中形成的新阶级斗争纲领的产物。
正是这个斗争与这个纲领造成了政治上空前的威慑力，造成了政治上向左倾、向左移的巨大势力。这种巨大的政治势能最终施加到经济领域，便以左倾的经济纲领与运动表现了出来。
二，这是以政治方式动员经济，以群众运动方式搞经济的典型思路。
正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政治动员经济，群众运动搞经济的习惯模式在新阶级斗争纲领的照耀下进行了一次极致的表演。
一切模式都渴望再版。
一切模式都会因势利导地寻找机会再版。
一切长期的或短期的传统与习惯都会显示它的作用。
当机缘凑巧时，就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夸张表现。
三，之所以产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无疑还受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急于在经济上超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冒进趋势的影响。
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都有着企图运用政治的力量、行政的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以及计划的力量来使本国经济有一个超常发展速度的冲动。
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样有这个冲动。而且，它在政治上的高度自信和优势，它在思想上和群众动员上所具有的高度效率、能力和自信，使得它在这方面有了更为极端的表现。
四，党内并非没有务实的思想倾向，那些对经济发展规律有更多一点感应的领导成员，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运动有所保留。然而，又有哪个人能够阻挡这个大势所趋的潮流呢？
在那个潮流中，有反右斗争之后的新阶级斗争纲领的威严，有全党上下的政治热情，有号令了全国又在全国得到反应并形成的“超英赶美”的高涨情绪，有共产主义的蓝图高悬蓝天，没有多少人可以在那个潮头上发出更明确的反对声音。
考察这段历史我们发现，即使是在此前后都表现出某种务实精神的领导成员，在“大跃进”方兴未艾的时期同样发表过许多助长冒进、浮夸的讲话。
五，还不懂得尊重商品经济规律的年轻的社会主义，在这时表现出了典型的指标经济：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粮食产量，层层追求指标。
向上汇报指标，向下要求指标，层层加码，层层增加指标。
高指标意味着政治上的坚定，高指标也意味着政治上的成绩。高指标还意味着一个干部在政治上的升迁。
在追逐高指标的运作中，我们看到当时广大城乡特别是乡村，有相当一些基层干部“革命”得可爱，积极得可爱，冒进得可爱，夸张得可爱。
六，当我们把考察的目光普及到广大农民时，我们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中国传统文化生成的
“农业共产主义”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亩产万斤粮，田野筑高炉，吃饭食堂化，这确实是毛泽东与整个民众合作讲述的一个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民众特别是农民欢呼般地大炼钢铁的狂热，家家户户熄火灭灶、吃食堂、开大锅饭的狂热，可以说是对农民几千年勤俭自耕的小私有观念和个体劳动的一次大反动。
那是一种彻底的解放。
类似许多民族中放弃一切禁忌的狂欢节。在狂欢中，不仅可以践踏一切秩序，还可以恣肆消费日常勤俭累积起来的物资。
在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相信这种方式能把生产搞上去，当人们放弃一切生产的、劳动的、财产的及家庭的禁忌，撒欢地在田野中、土高炉旁、公共食堂中“大跃进”时，这不过是另一种狂欢。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整个民众的思维模式造成的故事。
其中还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企图一天就富裕起来的激进。
就毛泽东本身而言，他内心深处同样深藏着一种空想的共产主义模式。这是中国这样的农民国家以及在农民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很容易产生的乌托邦。
五、庐山会议揭开了阶级斗争新阶段的序幕
1959年7月2日－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连续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初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十九个问题进行座谈讨论，试图继续纠正当时已有所觉察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冒进、浮夸等“左”的倾向。
正是在这个会议期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下长达万言的意见书。在这个意见书中，彭德怀明确指出：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也指出了在“大跃进”及人民公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且对党内缺乏充分民主的情况提出了批评。
毛泽东当然地把这一行为看成争夺领导权的进攻。在他的领导下，7月23日开始展开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并于7月26日做出重要的书面解释，指出“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而且明确指出这种进攻“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庐山会议期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在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苏联代总顾问对彭德怀表现了明显的赞誉，这大概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
在随后一些年的历史发展中我们看到，苏联的政治影响，中国与苏联的矛盾与斗争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外部原因。
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正式召开。毛泽东在当天的会上便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猖狂进攻的问题”
8月10日，毛泽东又在书面指示中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省级也有”。“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这个党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证明之一。”在此期间，八届八中全会不仅对彭德怀，还对与其持相同观点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进行了批判。
8月16日，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由来及其他》一文中做了纲领性的论断：“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正是这样的结论，完全化入了8月16日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之中。八届八中全会公报，作为庐山会议的总结，发出了在全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号召与部署。
虽然这次会议也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所刮起的共产浮夸风做了某些具体的调整，然而，由于面对彭德怀这样的党内反对派而开始的反击，却主要地把一个反右倾的政治运动推向了全国。
正像前面讲到的，当近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定为右派，从而使整个知识分子的政治发言权被剥夺之后，真正能够在社会上发表经济和政治的现实主义声音的派别，只能出现在党内了。
在两年前还未被人预料到的这个“阶级斗争”重点向党内的必然转移，两年后在庐山的政治硝烟中露出了最初的清晰轮廓。
第三章 两条路线斗争的真正含义（1953年－1962年）
人是要吃饭的，吃饭才可生存。一切伟大的社会进程，说到底要站在经济的基础之上。一切变革的实质，都是经济范畴的事情。当共产赏担负起一个民族的工业化任务时，这个政党所具有的适合经济发展的纲领和路线，也该是一个民族的问题。
一、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
权力斗争是世界的普遍现象。
不同国家之间会在政治上、军事上及经济上争夺某一种权力，形成国际间的权力之争。一个国家内不同阶级、不同政党相互之间的斗争也常常会集中表现为对政治、经济与军事权力的争夺，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现代社会，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任何一个政党内都难以杜绝这样或那样的权力斗争。如果正视社会的辩证法，便不必讳言，共产党内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权力斗争。
一般说来，党内的权力斗争有如下几种情况：
一，是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从通俗的角度讲，就是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争夺权力。
二，不同的思潮背景、不同的主义引起的权力之争。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从不同的观点出发进行的权力之争。
不同思潮、不同主义引起的权力之争，常常也和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利益的权力之争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三，不同认识引起的权力斗争。说得通俗一点，是因看问题方法不同而表现出的权力斗争。这种情况有时与上述两种情况有联系，有时没有联系。
四，由于方针、政策的分歧引起的权力斗争。
这种斗争一般可能与上述三种情况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因为代表不同的利益，必然表现为不同的方针、政策取向；不同的思潮、背景也常常反映在方针、政策上面；不同的认识也常常在方针政策上反映出来。
五，历史的宗派主义形成的集团派别利益，也可能导致权力斗争，这种权力斗争可能与上述四种情况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也可能没有多少联系。
六、个人的权力野心也会导致党内的权力斗争。这种权力斗争和上述五种情况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也可能没有多少联系，甚至完全没有联系“
透彻地承认权力斗争，不避讳权力斗争的说法，不过希望说明，无论是利益代表上的差异，思潮背景的差异，认识分歧的差异，方针、政策取向上的差异，最终都涉及到一个发言权的问题，都可能形成某种带有权力性质的斗争。
至于宗派主义及个人权力野心所导致的权力斗争，倒是所有人都不讳言的。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不仅把这看成反击个人野心性质的权力斗争，而且上纲为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这在共产党内该是最严重的定性了。
当历史翻过这一页后，今天的某些善良人士会做出善良的评价，认为毛泽东缺乏民主精神，听不进反对意见，对同志无情打击、无限上纲，给共产党造成了莫大损失。这些善良人士还会善良地评议道：如果毛泽东当时能够虚心接受来自党内诸如彭德怀这样的批评意见，他只会有更高的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