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十年
——中国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分析
作者：柯云路
目录
序
第一章 近代的缘起（1900年－1956年）
一、适当的历史距离
二、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时间差零度化
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第二章 新阶级斗争纲领（1956年－1959年）
一、商品经济规律的顽强显现
二、“匈牙利事件”与反右斗争
三、新阶级斗争纲领
四、“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农业共产主义
五、庐山会议揭闲了阶级斗争新阶段的序幕
第三章 两条路线斗争的真正含义（1953年－1962年）
一、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
二、两条路线斗争最初的表现
三、毛泽东路线在一定时期内的必然胜利
四、经济现实赋予经济现实主义以表现的空间
五、1962年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四章 刘邓路线正是代表生产力发展路线
一、价值规律通过党内斗争显现出来
二、价值规律力量的更充分展示
三、刘邓路线是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改革路线
四、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
五、真正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路线
第五章 完整的政治斗争格局（1962年－1965年）
一、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二、焦点聚向毛泽东
三、国际反修的大情势
四、农村阶级斗争的全面展开
五、上层建筑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展开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发动过程的政治分析（1965年－1966年6月）
一、抓住《海瑞罢官》这个突破口
二、撕开突破口
三、一线与二线分歧的实质意义
四、对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分析
五、自上而下的发动方式
第七章 文革学生运动中最初显露的社会结构（1966年6月－1966年8月）
一、文革最初一个多月的运动进程
二、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三、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政治扫描
四、对红卫兵运动的初步分析
五、文革中个人崇拜的社会学、文化学分析
第八章 现实的利益分化与重组一切（1966年8月－1966年12月）
一、对运动主要矛盾的描述
二、大串连瓦解了学生运动与毛泽东的结盟
三、关于“全红总”典型事件的阶级分析
四、“血统论”与“联动”的社会、文化背景
五、遇罗克的《出身论》与当代中国“出身等级制”的灭亡
第九章 1967年中国全面的阶级斗争（1967年1月－1967年12月）
一、“一月风暴”掀开了全面夺权的序慕
二、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阶级分析
三、全面内战的天下大乱
四、对刘少奇极端批斗的动力分析
五、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来龙去脉
第十章 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与政权（1968年1月－1969年4月）
一、“杨、余、傅”成了反右倾的新对象
二、清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
三、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新社会
四、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
第十一章 历史制造的野心（1969年4月－1971年9月）
一、全面禁锢的两年之社会政策概述
二、林彪军事官僚集团的覆灭
三、历史制造的野心
第十二章 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1971年9月－1974年12月）
一、“右倾回潮”的1972年
二、毛泽东的反潮流
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第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崩溃过程的政治分析（1975年1月－1976年10月）
一、1975年“全面整顿”的历史意义
二、1975年“全面专政”的理论分析
三、“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形成过程
四、天安门“四五运动”的历史启示
五、历史的剧变
第十四章 历史的余音
一、历史的极端暴露
二、留给中国与世界的思考
后记
写在出版之前
部分参考文献
序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极为重要的一段历史，对它的剖析是我蓄之已久的一个愿望。现在，在完成了《极端十年》这部书后，这个愿望总算实现了。
在这部书中，作者的第一个工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发展及结束做出尽可能言简意赅又全面无漏的概括。
对文化大革命的概括，如同对任何一段历史一样，要容纳足够全面丰富的历史素材，又要有足够的简洁。使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全面印象的概括，是一切研究历史的著作首先应该做到的。
对这段历史，几十年来作者收集了相当多的资料。本书所附的参考文献目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资料的丰富一方面为历史描述的真实可靠与全面完整提供了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梳理资料的工作量。当最终完成了这项概括历史的工作之后，作者心中无疑是高兴的。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所有比较重大的历史素材，本书都尽可能依据多方资料予以确切的叙述。倘若众多资料之问有矛盾，那么，就要做出比较和取舍。一般性的资料服从权威的资料，个别的资料服从多数的资料，非原始的资料服从原始的资料，以确立历史描述本身的可靠性。
在对历史做出概括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历史素材之间逻辑的表达与把握。可以说，当一段历史以文字的方式描述出来时，它就不仅是历史事实的堆积，同时还是这些事实的逻辑关系的表现。即使那些似乎完全是大事记式的纯事实的叙述著作，里面同样有着重要的逻辑存在。一个又一个历史素材之间，一个又一个历史行为之间，语言的表达往往就包含了叙述者对历史事实的判断。
本书在对文化大革命历史过程的叙述中，特别慎重地运用了叙述者的逻辑权力。对于那些重大的或不重大的、人所共知的或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作者的叙述都力求尽可能准确地表现历史。希望这些叙述中存在的逻辑体系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
本书在概括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基础上，所做的又一项更重要的工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剖析。这种剖析既伴随着对历史的叙述不断进行着，也经常“暂停”历史，做出一次又一次比较集中的分析。
剖析的总的题目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性质及其历史地位。本书把文化大革命当做了近、现代史的一部分，也当做了几千年文明史的一部分，从而在一个比较大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文化大革命的生灭。
一切重大的社会行为都是由传统模式与现实经济共铸的。所谓传统模式，就是一个民族在童年刻下的记忆，它通常体现为一个民族潜意识中深藏的传统观念。而所谓现实的经济，则是指现实经济以及由此发生出的政治、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
就像一个人的行为一方面决定于他在现实中所处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决定于他深刻的心理特征，而这心理特征大多是由童年的经历印记而成的。一个民族自然也是这样。
本书在对文化大革命剖析的过程中，论证了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保守主义力量的一次全面大反动。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在革商品经济的命。而这样一个“大革命”，又是通过极为复杂的经济、政治斗争格局表现出来的，同时还凭借和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多巨大的能量。
作者希望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本质的剖析不是简单化的。
在剖析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性质及历史地位这个大母题下，本书还对一系列有着比较重大意义的子题目做出了尽可能深入一些的分析，其中包括：
对红卫兵运动的分析；
对个人崇拜的分析；
对“血统论”的分析；
对文化大革命中各种社会利益与潮流的分析；
对这个当代社会中“出身等级制”的形成、发展与灭亡的分析。
对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阶级分析；
对文革中对刘少奇极端批斗的动力的分析；
对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来龙去脉的分析；
对“清理阶级队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五七干校”及“上山下乡”这些社会政策的分析；
对1975年中国全面整顿的分析；
对文化大革命中“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理论的分析；
对天安门“四五运动”的分析；
对文化大革命为何具有罕见的极端性的分析；
这些分析都是全面、深入剖析文化大革命所必须同时完成的任务。读者看了，自会做出评价。
文化大革命这一页虽然已经翻过去三十年，然而，我们对它的认识未必已经足够深刻。如果这部书能够引发朋友们更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兴趣与要求，则是作者十分高兴的。
对待历史的深刻理性，是一个民族更好地走向明天的凭借。
第一章 近代的缘起（1900年－1956年）
任何一种社会力量及社会利益所汇成的社会潮流，都有着无限推进的本能。这种无限推进的本能之所以常常又表现为有限的限度，是因为这种潮流有它的外部环境，有它与其他力量的力量对比。判断这个力量的对比和界限，常常是这个社会潮流的思想家及战略家自觉或不自觉的事情。
一、适当的历史距离
为了将中国1966－1976十年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放在一个适当的距离考察，我们特别有必要先在百年来的历史范围中考察一下中国的演变。
我们不妨引用著名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著作《极端的年代》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概述。西方人的观察与叙述，想必便于西方人理解。又因为这段概述对中国不无善意和中肯，所以也便于中国人理解。这段文字多少能把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考察放在一个不远不近的适度距离上。
霍布斯鲍姆在该书的第十六章第一节中这样论述道：
70年代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忧心其在经济上相当不如人的落后状态。不论别的原因，单看紧邻它的日本，竟然是一个最为辉煌灿斓的资本主义成功范例，就令它着急不已。中国的共产主义，事实上绝不只能看作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分支，而它作为苏联卫星集团一员的色彩更浅。即以一点来论，中国的人口便远比苏联为多，事实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为多。中国的实际人数也许不能肯定，但是一般估计，地球上每五个人里，便有一人是住在中国（束亚及束南亚一带，也有大量的华裔人口移居）。更有甚者，中国民族的同一性不但远超过其他许多国家——94%的人口为汉族——并且作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虽然其间或有分裂中断），至少可能已有两千年历史之久。更重要的是，在两千年中华帝国岁月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并在绝大多数关心天下事的中国人心目当中，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与典范。反之，在所有其他由共产党政权获胜执政的国家中，除了极其少的例外，由苏联开始，都是自认为文化边区，相比于先进文明中心显然落后的不毛之地。斯大林年代的苏联为什么极声尖叫，一再强调自己不必依赖西方的知识科技，大力坚持自力研制从电话到飞机所有先进的创新发明，就是它自认不如的心态的明显流露。
但是中国可不这样想。它认为——相当正确的看法——自己的古典文明、艺术和文字，以及社会价值系统，是其他国家公认的精神鼓舞及模仿对象，对日本尤其恩深泽重。像这样一个文化大国，不论由集体角度看，或从个人地位与其他任何民族相比，自然毫无半点知识文化不如人的自卑感觉。而中国周围的邻近国家，也没有一国能对它造成丝毫的威胁；再加上中国发明了火药，更可高枕无忧，轻而易举将犯境的野蛮人拒之边外。于是中国人的优越感，更获得进一步的肯定，虽然这种心态，曾使得它在面对西方帝国的扩张时，一时措手不及。19世纪时，中国在科技上的落后，变得再也明显不过——因为科技不如人，直接便表现为军事上的不如人。但是这种落后现象，事实上并非由于中国人在技术或教育方面无能，寻根究底，正出在传统中国文明的自足感与自信心。因此中国人迟疑不愿动手，不肯像当年日本在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一样，一下子跳入全面欧化的“现代化”大海之中。因为这一切，只有在那古文明的捍卫者——古老的中华帝国——成为废墟之上才能实现：只有经由社会革命，在同时也是打倒孔老夫子系统的文化革命中，才能真正展开。
中国共产党，因此既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又兼有民族主义气质——希望这个字眼不致有反答为问的嫌疑。点燃共产主义火把的爆炸物，是中国人民极端的贫困受压。首先是中南部沿海大城市帝国主义租界（有时并有不失现代的工业）里的劳工群（上海、广州、香港），其后则有占中国90%人口的小农加入。中国农民的状况，甚至比都市人口更惨，后者的平均消费是前者的两倍半还有余。中国之贫穷，西方读者难以想像。在共产党取得政权时（根据1952年的数据），中国平均每人每天只有半公斤的粮食得以糊口，每年也仅有不到一公斤的茶叶可享用。至于他或她的足下，则每约五年才有一双新鞋上脚（China Statistics，1989，Tables3l，15.2，15.5）
中国共产主义的国家性格，是通过上层与中层知识分子的血脉流送，他们为20世纪的中国政治运动，提供了大多数的领导人才。而它的国家性格，同样也透过中国民众普遍感受的心情传播。中国人民认为，那一批批野蛮的洋鬼子，不论对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中国人个人而言，或对中国作为国家整体来说，都没有半点好处。自从19世纪中期以来，每一个力所能及的外国势力，中国都受过它们攻击，曾被它们击败，惨遭它们爪分，受到它们剥削利用；因此中国人这种深恶痛绝的感受，自然绝不是无的放矢。早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前，中国便已经掀起过数次带有传统意识色彩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如1900年的义和团。而共产党的抗日，无疑是共产党翻身的关键时刻，使它由一个被看作是业已溃败的社会乱源（即这个党30年代所处的地位），摇身一变，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和代表。共产党同时呼吁对中国的贫苦百姓进行社会解放，自然使得它对国家民族进行解放复兴的政治目标，在以农村为主的大众眼里更为可信。
因此在这一点上，共产党比它的对手占有优势。1911年帝国覆灭后的中国，到处是军阀割据。（早期的）国民党打算在这满地残破上重建一个强大单一的共和新中国，一时之间，两党的短期目标似无不同之处。双方的政治基础，都在南方中国较先进的几处大城市；双方的领导阶层，也都由颇为类似的知识精英组成
不过一方较亲企业，另一方则贴近农工大——比方说，两边都拥有同样比例的传统地主与士绅阶级出身的男子，即帝国中华的精英分子，不过共产党内，西式教育程度较高者似乎较多（North Pool，1966，p378－382）。双方发起运动之始，也都出于本世纪初年的反帝国主义思潮，并经过“五四运动”（1919年北京学生教师发起的一场民族思想浪潮）愈发强化。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是一位爱国者、民主人士，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他接受苏维埃俄罗斯的教导及支持——当时惟一的革命及反帝国主义力量——同时发现布尔什维克式的一党模式，比西方模式更适合他完成任务。事实上，共产党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主要大党，多半是通过这个与苏联联手的路线之故。中共不但由此加入正式的国家运动，到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后，更加入共和国，将其势力延展至北方中国的北伐大军。孙中山的继承人蒋介石（1887－1975）始终不曾在全中国完成全面控制，虽然他在1927年与俄国闹翻，并且进行清党，镇压共产党人。而后者当时拥有的群众基础，主要仅是一小群都市工人阶级而已。
于是共产党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乡间，在那里，掀起了一场对抗国民党的游击战，但是整体而言，成效甚微——共产党内部的斗争混乱，以及莫斯科对中国现状的不了解，自然有损害作用。1934年，在那场英雄式的“万里长征”之后，中共军队被迫退居西北部边区的遥远角落。种种形势，使得长久以来即赞成采取农村战术的毛泽东，在中共困守延安年间，跃居而成它无可置疑的当然领袖。但是就共产党本身的跃进而言，新形势却没有提供任何前景。相反地，到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止，国民党却逐步确立了它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
但是国民党毕竟缺乏吸引中国人民大众的真正目标，再加上它放弃了当时同时也具有现代化及复兴民族意义的革命路线，因此当然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始终不会成为另一个凯末尔——凯末尔同样也带领了一场现代化、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一方面与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为友，一方面又利用本地的共产党为己用，然后再一脚踢开；只是凯末尔的手段没有蒋那么咄咄逼人罢了——蒋介石跟凯末尔一般，同样拥有一支军队，可是这却不是一支向国家效忠的部队，更无共产党部队具有的革命气节。这支部队的成员，是那些知道大可凭一杆枪、一身制服，在动乱中打出天下的一帮人。而带队的军官，则是一群深谙“枪杆子可以出政权”——正如毛泽东本人也深谙此道——同时也可以“出财富”的家伙。蒋在都市中产阶级中，拥有相当的拥护基础，海外华侨对他的支持恐怕更大。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却有九成住在城市之外，中国土地亦有九成属于乡间。这些广大的地面——如果有半点控制的话——都在当地有势力的人手中，从拥军自重的军阀，到前朝遗留的士绅，不一而足，而国民党则与他们达成妥协。
日本人大规模发动侵略，国民党部队无法抵御日军对其精华力量所在沿海各城的猛烈攻击。而在中国其余各地，国民党则终于成为它一向有可能变成的又一个地方加军阀的腐化政权，就算它从事抗日，效果也极其有限。在此同时，共产党却动员了群众，在敌后进行抗日，卓有成效。待到一场几乎毫不留情大败国民党的短暂内战之后，共产党于1949年全面接收中国，帝制王朝结束之后40年的统一中断的局面，总算告一段落。对于所有中国人民来说——除了逃到他处的国民党残余是例外——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是中国政权正统的真正继承人。在众人眼里，它也被如此看待。因为凭着多年实践马列党纲的经验，共产党的统治足以通令全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严格体系，从中央开始，一直到庞大国土最偏远的乡野——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里，一个像样的帝国就该如此。组织纪律，而非教条学说，是列宁布尔什维克主义对这个变化中的世界的最大赠礼。
然而，共产党中国绝非只是旧有帝国的复兴。当然，中国历史的千年不坠，共产党受惠良多。因为在这绵延不断的悠久时光当中，中国老百姓学会了如何面对应“天命”而生的政权统治；而那些当政主事之人，也娴熟了治理之道。请看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共产党国家，竟会在其政治辩论中，引用16世纪某官员对嘉靖皇帝的忠耿进言。50年代有位老牌中国观察家——《泰晤士报》特派记者——当时即语出惊人（包括本书作者在内）作此预言：到21世纪时，除了中国以外，世界将再无共产党国家；而共产主义，也将在中国成为民族性的意识思维。他的意思即在于此。因为对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场革命，主要也是一场“复旧”；回归和平秩序与福利安康，重返袭自唐代的政府制度，恢复伟大帝国与文明的旧观。
刚开始的头几年里，这似乎也是中国老百姓得到的赏赐。农民的粮食生产，在1949－1956年间，增产了七成之多（China Statistics，1989，p.165），大概是因为他们尚未受到太多干扰之故吧。到中国开始介入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虽然难免引起一阵相当恐慌，但是面对强大的美军，中共军队竟然能先挫其势，后又能拒其于雷池之外，这份力量实在不容小觎。而工业与教育的发展计划，从50年代中期也已开始。从1956年起，中共与苏联的交情迅速恶化，1960年两大共产党政权终告分裂，于是莫斯科尽撒其重要的科技与各项援助，但是中国人民的磨难并不由此而起，援助的撤退只使其加深罢了。他们受难的十字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1955－1957年间农村的高速集体化；二是1958年的工业“大跃进”运动，接着有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恐怕也是20世纪史上人类最大的一场饥荒；三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随着毛在1976年去世才告结束。
几场浩劫性的冒进，一般以为，在一定程度上归因毛本人。他的政策，在中共党中央内部往往只得到勉强的接受，有时甚至面对公开坦白的反对——大跃进中便可见最显著的例子。他对付这些反对意见的手段，就是掀起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本质，才能对这些事做进一步的认识；而毛自己，就是其中最佳的代言人。中国共产党与俄共不同，它们与马克思及马克思的思想，等于没有任何直接关联。它是一场“后十月革命”的运动，是通过列宁才接触了马克思，或者更精确一点地说，它是经过斯大林的“马列主义”才知道了马克思。毛本人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看来几乎全部袭自斯大林所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9年）（History of the CPSU（b）：ShortCourse of 1939）。直到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毛始终未曾出过国门，其理念知识的形成，全是中国本土制造。但是即使是这种理念，也有与马克思思想接近之处，因为所有的社会革命梦想，都有其共通之处，而毛呢——毫无疑问具有十分诚意——正好抓住了马列思想中几点符合他见解的地方，用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然而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一个众人异口同声，意见完全一致的社会，“个人全面自我牺牲，全面投入社会集体，最终将止于至善……一种集体主义的神秘思想”，事实上正好与古典马克思思想完全相反，至少在理论及终极目标上，后者的主张，乃是个人全面的解放与自我的完成（Schwartz，1966）。中共以为，一个人可以经由改造，产生精神的变革力量。这种强调心灵变化能力的看法，虽然是先后得自列宁和斯大林两人对意识知觉与自由意志力量的信仰，可是未免发挥得过火了，尽管列宁对政治行动□心的角色深信不疑，可是他却从不曾忘却现实——他怎么能？——他知道行动的效力，受到现实状况的局限；甚至连斯大林，也清楚其权力的行使有其限制，然而，若非深信“主观意志”的力量无限，若不是以为只要愿意，人定可以移山胜天，“大跃进”这种过火行为，根本难以想像，又怎么可能发生？专家可以告诉你，千么事办得到，什么事办不到；可是只要有了革命狂热，却可以克服一切物质障碍，意志力能够转变外物。因此“红”的意义，并不在其比“专”重要，而是它指出了另一条路。1958年间，中国各地同声掀起一阵热情高潮，这股热情，将使中国“立即”工业化，一跳跃过好几个年代，进入未来。而在未来，共产主义必将“立即”全面实行。于是无数劣等的自家后院高炉，纷纷投入了生产洪流；靠着土法炼钢，中国的钢铁产量在一年之内加倍——到1960年时，甚至还真的增加3倍以上。可是1962年，却又跌回必大跃进之前还要低的程度。这些土高炉，只是转型中的一面。□有24000个“人民公社”，于1958年中短短不到两个月内成立；公社内的农民，代表着另一面的转型。这些公社，是道道地地十足的“共产”，不但将农民生活所有的内容都全部集体化了，包括家庭生活在内——如公社一手包办的幼儿园和食堂，解脱了妇女家务和育儿的操劳，反之，却将她们编成队伍送下田去——并以六项基本供应，全面取代农家的劳动所得与金钱收入。显然，这一套并不灵。不出数月，在众人的消极抵制之下，公社制度中最极端的例子终于被放弃，不过一直要到1960－1961年间，天灾人祸一起造成了大饥荒（正如斯大林推动的集体化行动一般）方才结束。ZZZ
就一面来说，这种对意志力量的信仰，其实主要来自毛对“人民”的信仰：人民随时愿意接受转变，因此也愿意——带着他们的创造力，以及所有固有的智慧与发明能力——参与这项伟大的大跃进工程。基本上，这是艺术家浪漫的观点，就是这股浪漫心态，引导他不顾党内其他领导人士提出的疑虑与务实忠告，径自于1956－1957年间，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呜”运动，呼吁旧精英分子出来响应，自由发表他们的看法。毛发起这个运动，是基于一项假定，他以为这些老知识分子，或许已经在革命中（甚或由于他本人的感召）完全改造了。结果，正如其他“感召力量比较欠佳”的同志所担心的一般，这股自由思想的突然奔流，反证明众人对新秩序毫无一致认同的热情。毛心中对知识分子天生具有的那股不信任心理，于是获得证实；他对知识分子的怀疑与不信任，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最高表现程度。十年之间，中国的高等教育等于完全停摆，原有的知识分子纷纷被送到乡间劳动。然而毛对农民群众的信任却始终不变，大跃进期间，在同样的“百家争呜”（即发挥各地的本土经验）原则之下，他力促后者找出种种办法解决生产问题。毛泽东在根本上深信，斗争冲突、紧张压力，不但是生命中不可或缺之事，而且惟有如此，方能避免中国重蹈旧社会的覆辙。因为旧社会坚持的和谐不移，正是中国的弱点所在——这一点，其实是毛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出论点支持自己想法的又一章。革命，以及共产主义本身，必须靠不断的一再斗争，方能保持血脉畅通而不阻塞。革命，永远不能停止。
毛泽东路线的奇特之处，即在其“既是极端的西化，却同时又局部地回归传统”。传统模式，事实上正是毛政权甚为倚重的基础。至于以苏联为模式，具有高度重工业倾向的工业化发展，更是绝对的第一优先。大跃进的荒谬，主要来自一种盲目的看法——这一点中苏相同——认为不但要以农业养工业，在此同时，农业还得想法子自力更生，因为所有的资源都必须投入到工业中。这种重工轻农的做法，意味着以“精神”回馈，取代“物质”诱因。转为现实，在中国就变成以无止境的“人力”替代不可得的“科技”。中国乡间，始终作为毛式体系的基石，正如同当年游击年代以来，一直未曾改变。大跃进运动排山倒海而来，中国乡间又成为工业化的最佳场所，这一点则与苏联不同。在毛的统治之下，中国不曾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都市化发展——又与苏联不同——一直要到80年代，农村人口才降到80%以下。
毛泽东统治的20年间，搀杂着超现实的幻想。对这种混乱，世人自然感到震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若以饱受贫穷折磨的第三世界标准而言，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其实不算坏。毛时期结束时，中国人平均粮食消耗额（以卡路里计）刚好居世界各国的中等以上，并高与美洲14国、非洲38国，在亚洲也属居中——远超过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以外的南亚及东南亚全部地区（Taylor／Jodice，Table 4.4）。中国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也由1949年的35岁，增加为1982年的68岁——死亡率则持续下降（Liu，1986，p.323－324）。而即使将大饥荒考虑在内，从1949年到毛泽东去世，中国人口还是由5亿左右增长为9。5亿多，可见得中国经济毕竟有法子喂饱大家——比起50年代的水平略见增长——衣类的供应也比以前稍有进步（China Statistics，Table T 15.1）。至于中国教育，却同时遭到饥荒与文化大革命的波及，甚至连初级教育也不例外。天灾人祸之下，分别使入学人数锐减2500万左右。但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毛死去的那一年里，全中国进入初小的学童人数，比起当年他取得政权时多出6倍——即高达96%的注册率，比起即使在1952年还不及50%的比例，当然更见成就。诚然，纵使到了1987年，20岁以上的全部人口当中，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目不识丁或属半文盲——女性中不识字的比例，更高达38%——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读书识字，在中国是一件极为困难之事；1949年以前出生的34%的人口当中，有幸完全就学者可谓少之又少（China Statistics，p.69，70－72，695）。简单地说，在持怀疑心理的西方观察家眼里—其实有很多人根本缺乏怀疑的精神——毛泽东时期的成就也许不堪一提；可是换作印度人或印尼人来看，他的成就却相当不几。对于80%属于农民阶级、与外界隔绝的中国老百姓而言，自然也比较满意了。他们的期望，最多也就同其祖先一般。
不过在国际舞台之上，中国自革命以来显然大为落后，尤其与非共产党的邻国相比，表现更见不如。它的国民平均经济增长率，虽然在毛泽东统治期间颇为出色（1960－1975年），可是比起日本、香港、新加坡、韩国，以及台湾这几个中共当局必然密切注意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显然相形失色。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固然庞大，却只与加拿大的总值相当，比意大利要少，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Taylor／Jordice，Table 3.5，3.6）。总之，50年代中期以来，在伟大舵手带领下的这趟迂回之旅，险象环生，之所以尚能持续进行，是因为毛于1966年在军队撑腰之下，发动了一场刚一开始是由学生领头的无政府“红卫兵”运动，藉以对抗已经在默默跟他唱反调的党中央领导人士，并用以对付所有知识分子。这就是陷中国于多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到了最后，毛必须征召军队入场，方能收拾残局，重新恢复秩序。同时发现他自己也不得不稍做屈服，将党的控制力做某种程度的恢复。毛本人显然已到了生命的晚期，没有了毛的毛泽东主义，便缺乏实质支持。于是1976年即伟大的领袖去世之后，由其遗孀江青领头的“四人帮”便几乎即刻被捕。紧接着邓小平率领的实用主义路线，便马上上场了。
二、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时间差零度化
上面引述的文字使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生出一大片联想，而在这片联想中产生的重要结论，便有如花岗岩石碑一样赫赫然立在我们面前：
（注：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时间差零度化：按马克思（而非列宁的）经典理论，共产主义应该发生在成熟过度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说来，这种国家不可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因此，一个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革命之后的。中间是有时间差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这时间差似乎零度化了。）
一，中国这个幅员广阔的大陆国家，其高度发展的封建主义文化使得封建主义本身成为一个巨大的、难以改变的存在，它在世界封建主义国家中独具的完善性，使它自身保持了长久的寿命；而封建主义寿命的长久更造成了资本主义登台的姗姗来迟。
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原因，中国没有与西方大多数国家同步进入资本主义，甚至也没有与日本同步进入明治维新那样的社会变革，这一切就造成了中国在近代惨不忍睹的民族生存危困境况。正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生存的危困境况，才以坚实有力的方式打破了中国封建大帝国的闭关自守与停步不前。
在民族觉醒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在此基础上，有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这个“天下为公”的近代伟大革命家，在象征的意义上敲响了中国封建帝国的丧钟，将皇帝赶下了金銮殿。
二，与孙中山几乎同时，诞生了更激进、更尖锐与更先锋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它在其初期与孙中山镌手并进，随后便作为一个刚刚发端的政治力量踏着仅仅是皇帝被推翻的变革成果继续前进了。
它的革命行动一方面发生于中国封建主义社会末期，发生于一个资本主义远未充分发展的贫穷国度，另一方面，就国际背景而言，它却发生在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都进入了帝国主义的阶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已经在西方哺育了几代相继的工人阶级运动，而且造成了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这个国内、国际的巨大历史发展的时间差，以极为奇特的方式在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政治力量上零度化。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既是共产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它的意识形态及政治组织方式表现出来的是共产主义，而它在当下历史阶段要完成的经济和政治使命，却首先是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的。
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一革命，综合了当时国内及国际背景的诸多因素，是中国当时诸多社会力量的合力的产物：
第一，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思潮及其国际势力的影响。
第二，我们看到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历史潮流，这里本质上是民族资本在中国发展的要求。
第三，与此相关，我们特别看到了中国广大的农民与封建势力的矛盾。
第四，我们看到了民族资本及其知识分子与外国资本、官僚买办资本之间的矛盾。
第五，我们看到了整个民族与帝国主义侵略的矛盾，这特别集中体现在中日战争上。
第六，作为这些矛盾的一个特别表现，就是国共两党的斗争，这是当时中国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四，这里，一个特别重大的矛盾，是整个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间的斗争，这是近代史特别是共产党的革命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共产党在中日战争中，以其坚决性和彻底性赢得了它后来赢得的一切。ZZZ
正像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所讲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正是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力量在全民族的范围内以充分的合法性成长起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一个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虽然它似乎更是共产主义的）政治力量推上了历史舞台。
当一个民族面临异族侵略压迫时，除了投降，就是作战。而只要作战，就一定会使得坚决的主战派占据主导地位。没有那场抗日战争，便没有共产党的天下。民族危难之时，民族便把权力交给了民族英雄。共产党以其无产者的一无所有的气概挺身而出，它赢得了一切。
在那场维护民族生存的战争中，它无疑是勇敢和无畏的。它失无可失、奋不顾身的奋斗最终注释了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独立的中国。
五，共产党领导了民族、民主革命，它的领导集团实质上是一群接受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具有民族、民主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
或许他们中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充分领会国际范围内共产主义思潮与国内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历史进程的时间差的实质，然而，从整体上讲，他们却在实践中无比自然地合成了这两个潮流。这是实践的合成，是在一系列战略、策略的调整过程中的合成，是在整个形势迫使下的合成，是通过其领袖人物的天才选择而完成的合成。
他们领导了工人阶级，却并非从工人阶级中产生。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重大矛盾：这里有农民与封建地主的矛盾，有工人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有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官僚买办资本之问的矛盾，有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矛盾，有整个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他们有着大大小小的不同层次的统一战线。
就民族独立而言，他们有反帝的最大的统一战线。他们首先成了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的利益的代言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民族资本及其知识分子利益的代言人。还在反帝斗争的过程中，在有限的程度上与官僚资本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战线。他们力量的源泉是因为其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
这是一场以农民为主力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战争。而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胜利后，他们领导的又是一场以农民为主力的反对国民党政权的人民战争。
六，当我们将观察的目光投向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力量的领导集团时，我们不仅看到他们是由那些具有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倾向又接受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组成，同时我们还可以大致地（并不十分显然地）看到这里有三种不同的倾向，或者说三个有区别的层次：
第一个倾向，是最激进地照搬布尔什维克的王明路线的倾向。
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中曾经占据过主流地位。在对敌斗争中采取了类似城市暴动这样的左倾激进策略。在对内的思想组织原则上，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大规模清洗的路线。这个倾向或者说这个派别理所当然地被淘汰了。
然而，我们在随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中，特别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看到的康生、张春桥之类人物的活动，可以说颇具某种色彩。这或许是为文化大革命这极端的十年埋下的伏笔。
第二个倾向，或者说第二个潮流，则是毛泽东所代表的稳健派。
他表现为知识分子与中国广大农民的高度统一，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国情的高度统一，是共产主义与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实践需要的高度统一。他们是领导人民战争的天才人物。
第三个倾向，或者说第三个潮流，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隐蔽的，朦胧的，那就是，不仅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且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整个西方文明有过较多的接触，有过一定的理解，因此，他们有可能在共产党未来的历史中率先表现出对商品经济及价值规律的理解与接受。
他们一方面同毛泽东一样，是领导农民战争的好手，另一方面，他们的思维与农民的思维更有先天的距离。这种潜在的素质为未来的历史，特别是为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改革历史埋下了伏笔。
邓小平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内这一潜在倾向的典型人物。
七，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彻底、最坚决、最激进的民族主义力量，它胜利了。而就其自身而言，则是一个打磨掉了偏激左倾倾向的毛刺、坚持稳健务实的农民战争路线的胜利。
八，中国共产党终于掌握了国家机器，他们成为一个组织严密并广有威望的政治力量。从经济上讲，他们以革命胜利的名义直接剥夺了官僚资本，并将此归为国有。他们现有的是由剥夺而来的极其微弱的一点工业。
他们兑现诺言，将土地分给农民，同时也便面对了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农民，这在眼下只是可以获取税收的一个社会底盘。他们还将面对的是私有的民族资本和私有的个体手工业者以及知识分子。他们还领导着工人阶级，而工人在有限的国有化工业及民族资本的工业中为数不多地存在着。
共产党人面对这样一个经济现状，面对一穷二白的国家，工业化必然成为他们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
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对于经济落后的中国，工业化无疑是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历史潮流。在中国，自然是共产党承担起了工业化的任务。
因为这是一个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纲领的政治力量，它必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而在实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由于它所处的国际、国内背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工业化过程必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显著特征：
一，由于世界已经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形成了两极世界，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工业化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开始的。这是一个对其有着重大影响和制约的大背景。
二，正是在两极世界中，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工业化进程自然而然地依靠了苏联的经济援助。这对于既缺乏资金又缺乏技术且急于工业化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从历史的角度讲，苏联在当时做出的援助对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无疑是响亮的一笔。
三，也正因为处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工业化过程始终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广大的国土上都洋溢着高涨的反帝气氛。
“抗美援朝”这样的历史事件虽然就现在看来与很多偶然因素相联系，与当时的金日成及斯大林的秘密策划相联系，但究其实，是东西方世界对峙的产物。中国介入了朝鲜战争，实行了“抗美援朝”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无疑使中国处在了对外战争的状态。
中国共产党当时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实行的是战时的经济政策，这对于随后的工业化过程中强化在经济领域的国家行为无疑给予了足够的诱导和鼓励。想一想当时全国上下节衣缩食、奋发劳动、无保留地支援“抗美援朝”前线的广泛社会激情，就能够想像共产党人在这里汲取了多大的“以政治号召经济”的自信心。
四，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是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的，它的工业化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由此，我们就会非常清醒地看到它当时在国内面临的现状。
因为它取得了政权，掌握了国家，土地、矿藏、河流及森林为共产党所掌握的国家所有，这是经济上的最大资源。而对官僚买办资本的直接剥夺，使它有了最初的一点国有化工业。这都是共产党当时可以直接掌握的经济力量。
当它作为国家的管理者面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时，面前还有着三大部分经济版块。一个，就是已经得到或者将在土改中继续得到土地的数以亿计的个体农民。一个，是有一定数量又为数不多的手工业个体劳动者。还有一个，就是在整个民族、民主革命中被共产党人视为同盟军的民族资本。
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化进程主角人物是共产党，它此刻所做的事，是将战争状态转化为建设状态，将夺取国家变为建设国家，将政治上、军事上的征服转化为经济上的征服。而经济上的征服，在如此的经济现状中展开，自然而然就表现为“一化三改”的总路线。
正像毛泽东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一重要批示中指出的那样：“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89页）
这条总路线就近代社会一般民族主义潮流而言，可以注释为工业化纲领。而就中国社会主义而言，其实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经济领域或者说在所有制领域的一个征服。
毛泽东曾在1953年10月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119页）
紧接着，在同年11月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又一次谈话中，他又继续指出：“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123页）
看清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业化过程的社会主义性质，看清楚这个工业化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扩大国营企业，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民族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而社会主义改造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使农业、手工业和民族资本的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国有化。
这样说或许太绝对，那么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将这三个方面在越来越深的程度上纳入国有化经济的领导、支配、干预和计划之中。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方面是在苏联的援助下扩大已有国有经济的规模，另一方面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民族资本实行改造。
这一经济上的征服，当时自然而然成为中国历史上这个无与伦比的巨大政治力量的不可遏制的行为。
五，当我们站在今天回顾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改革时期已有的经济格局中回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就会非常清楚地看明白共产党人何以能够完成那个并非容易的经济领域的社会变革。这是一个不无风险的社会变革，共产党人当时凭藉了它在方方面面的巨大优势：
第一，凭藉了它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巨大威望与信用资本。
第二，凭藉了与共产党在全民族中建立威望的同时形成的毛泽东个人的领袖威望，这种威望从某种程度上讲，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个人崇拜深刻联系，有着广大的潜能。
第三，凭藉着它领导并发动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民族英雄主义行为的号召力。
第四，凭藉着土改过程中将土地分给农民所形成的信用和感召力。
第五，凭藉着使中国为数不多的产业工人走出失业的困境、提高了就业率、提高了社会地位所形成的阶级感召力。
第六，凭藉着对大量知识分子的团结、安置、发挥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用所形成的对知识分子的感召力。
第七，凭藉着争取来的苏联经济援助，这在当时无疑也是团结、号令全国不同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资本。
第八，凭藉着将在明天的中国实现的共产主义蓝图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