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得真快，但对此我也不感到吃惊。可我不知道是谁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些闲话，律师，也可能是他们的秘书，也很可能是那些帮办们。
　　“你为什么把那份材料放在我的桌子上？”我又问道。
　　他又从书架上换了一本书，他的右手有些发抖。“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他又翻了几页，然后走到那排书架的另一头。我也跟了过去，确认当时身边没有旁人。他停下来又找到另一木书，他还想要继续谈话。
　　“我需要那份档案。”我说。
　　“可我没有。”
　　“那我怎么才能拿到它呢？”
　　“那就只有偷了。”
　　“好，我到哪儿去找到一把钥匙呢？”
　　他端详了我好一会儿，好像是看我是否是认真的。“我没有钥匙。”他说道。
　　“那你是怎么知道那些被驱逐者的名单的呢？”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当然明白，是你把它放在我桌子上的。”
　　“你这个人真不可思议。”他说，然后就走开了，我等着他再次停下来，但是这一次他没再停下来，走过一排排书架，走过前台的办公桌，一直走出图书馆。
　　在公司还有三天时间，这几天里我也无意再如何表现自己，也不在乎鲁道夫会怎么想。相反，我却故意把办公桌搞得混乱不堪，上面堆满了废纸，门也关着，两眼发直地盯着墙壁，微笑地看着这即将离开的一切。这样我就一阵一阵地感到越来越轻松。再也没有争分夺秒似的那种紧张工作，再也不会因为其他同事每周干八十五小时工作而也必须每周工作八十小时，再也不必给上司拍马屁，看他们的眼色，再也不会做当不成股东而惊醒的噩梦。
　　我给莫迪凯打了个电话正式通知他我接受那份工作。他听了大笑起来并开玩笑说一定想办法付我工资，我星期一就上班。但他要我早一点过去一下，简单地介绍一下情况，我回忆着十四街那个事务所的内部结构，琢磨着我会在哪间办公室办公，好像这件事还挺重要似的。
　　下午晚些时候，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与朋友和同仁告别上了，他们要证实我是否真发疯了。
　　不过我还好，我已向圣人又迈进了一步。
　　就在这同一时间，我的妻子在拜访一位负责离婚的律师，她是个很有名气的律师，尤其在钻空子方面很有一手，又是个很少同情心的家伙。
　　我六点钟回到家里时，克莱尔正在等着我，我平时六点钟根本回不了家的。厨房的桌子上放满了条子和计算机空白表格程序纸，一个计算器已放在一边随时备用，她表情如冰，已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一次，我走进了埋伏。
　　“鉴于我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建议我们还是离婚吧。”她很愉快地先开口说了话，“我们无需吵架，无需相互指责，实际上我们心里都明白，只是没说出来而已，那就是，我们的婚姻该结束了。”
　　她住了嘴，等着我说些什么，我可不能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既然她决心已下，反对又有什么用呢？我也必须做出像她那样冷漠的样子。“那当然。”我说，尽量装作无所谓。最终能如此坦诚，我心里也算是轻松多了，但心里感到不舒服的是她要求离婚的愿望比我还强烈。
　　为了占据上风，她接着就提到她已找过杰奎琳·休姆，就是她新找的负责离婚案子的律师。我知道她将要提出的那些为她自己利益的条件，实际上是她的这位律师出的主意。
　　“你为什么要雇律师呢？”我打断她的话。
　　“我只是想我要受到保护。”
　　“你认为我会占你什么便宜吗？”
　　“你是律师，我也要请个律师，问题很简单。”
　　“你要是不请她，你可以省一大笔钱。”我说道，我也故作争辩状，毕竟这是离婚呀。
　　“不过，请了律师我心里踏实多了。”
　　她把证据甲递给我，这是一份我们财产和债务清单，证据乙是财产分割和债务分担的建议，毫不奇怪，她企图得到财产的大部分。我们有一万二千元的现金，她想用一半去偿还买汽车时的银行欠款，其余的钱我能得到二千五百元。至于我买车时所欠的一万六千元她连提也没提。我们共同积蓄的五万一千美元中，她要去四万元。我自己的四十万零一千当然归我。
　　“这并不怎么公平。”我说。
　　“我们并不是二一添作五那样的平均分配。”她说，那神气就好像有必胜的把握，因为有那位雇来的律师作后盾。
　　“为什么不呢？”
　　“因为我不是经历中年危机的人①。”
　　①中年危机：人步入中年之后对自我价值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焦虑。
　　“这么说是我的错了？”
　　“我们不是分担错误而是分割财产，原因你最清楚，你已决定每年要减少九万美元的收入，我为什么要一同跟你承担这种后果？我的律师有把握说服法官说你的行为已把我们的经济收入给毁了。你要发疯，行啊，可别指望我跟你去挨饿。”
　　“这不太可能吧！”
　　“我不想争吵。”
　　“我要是心满意足了，我也不想吵。”我感到我不得不设置点麻烦。但我们不会大吵大叫，摔东西，更不会大哭大闹；我们也不会互相攻击，无中生有，更不会酗酒撒泼。我们的离婚就是这个样子。
　　一种不温不火的离婚。她根本不搭理我，继续摆弄她那些单子。其中一份肯定是给她那位律师准备的。“这个公寓的租期到六月三十号，我得住到那个期限，那是要花一万美元租金的。”
　　“你要我什么时候走？”
　　“你随时都可以走。”
　　“好吧。”如果她让我走，我是不会求她让我留下的。这是一种不甘示弱的做法，谁比谁差呀？
　　我差点说出点蠢话，比如，“是不是等不急了要招个什么人进来？”我想激怒她，看看她的反应。
　　可是我还是克制了自己。“我周末搬出去。”我说道。她没有回答什么，但也没有皱眉头。
　　“你为什么得我们共同资金的百分之八十呢？”我问道。
　　“我并没有得百分之八十，我要付一万美元的房租，三百美元的公共设施费，要两千美元来付清我们俩共同的信用卡，我们的租钱一共还要交六千美元，这总共就是二万一千了。”
　　证据丙是个人财产清单，从客厅的东西列起，以空空的卧室的物品结束，这些坛坛罐罐的谁也不会为它去争吵，所以这次分家是平静的。“你愿意拿啥就拿啥。”我说过好几遍这句话，特别是提到毛巾、床罩之类的东西时。我们之间也交换了一些东西，但手法巧妙，有几件东西与其说是不愿意放弃，倒不如说是由于拥有它更有一种自豪感。
　　我要了电视机和几只盘子。单身生活似乎一下子就来临了，要考虑安置一个新家我还有些麻烦，而她却不然，她已经生活在未来好几个小时了。
　　不过，她还是公平的。在我们把这十分枯燥的证据丙完成之后，我们都认为这样做算是平均分割了，我们都将各自签字表示同意，再等六个月，到法庭履行一下法律手续就算正式离婚了。
　　我们俩谁也不想再互相谈一谈，我找到我的大衣，到乔治顿大街散了很长时间的步，想着生活变化是如此之大。
　　我们婚姻的破裂是缓慢的，但也是势不可免的，而这次事业上的变化不过是个导火线而已。情况是变化得快一些，但我是无力阻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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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关于年假的想法被执行委员会否决了，谁也不会知道这些人在私下开会时会是怎么说的，他们只是让鲁道夫通知我，说这样会开一个坏的先例。因为公司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给一个非股东成员放一年的年假，可能会引发别的人提出各种无理要求。
　　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保险可言了，我一旦迈出公司的大门，它就会把我关在门外。
　　“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吗？”他问道，他就站在我的桌子前面。他身边有两个大箱子。波利已为我收拾好，把我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装在了里面。
　　“我当然知道，”我微笑着回答，“别为我担心。”
　　“我已尽力了。”
　　“谢谢你，鲁道夫。”他摇着头，走开了。
　　在克莱尔昨天晚上给我一个突然袭击之后，我就不再想年假的问题了，我脑子里考虑的是许多更为紧迫的问题。我离婚后也成了一个单身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
　　突然，我感到更应关心的是一个新的公寓的问题，而不是新的工作，更不是新的办公室和新的事业问题，于是我关上门，开始翻报纸，找到租房、招聘之类的那一栏，浏览起来。
　　我要把车卖了而不再每月付四百八十美元的分期付款，然后我再买一辆旧车，花重金给它保险，然后等候它在我新的住宅区某天夜里被人偷走，如果我仍然住在这个区域，就等于把我今后每月的收入全部拿去付房租。
　　我很早就出去吃午饭，我用两个小时在华盛顿中心区开车转了转，发现这个地区的公寓最低租金价格也在每月一千一百元，这对于一个贫民律师来说是太高太高了。
　　当我吃过午饭回到办公室时，桌子上又放着一份档案袋，一个空白的马尼拉法律用纸的袋子，外面什么也没有写，在我桌子上放着，里面有两把系在一起的钥匙，上面有一个条子，上面写道：
　　上边的钥匙是钱斯办公室门的钥匙，下边的是窗子下面档案柜的。复印后把档案返还，千万当心，钱斯是个多疑的人，用后把钥匙丢掉。
　　波利突然进来了，她常这么干，也不敲门，也不出声，总是鬼魂似的突然出现在屋里。这时她满脸的不悦，也没有理我。我们在一起工作已有四年了，她说我这一走把她搞得心里空落落的，其实我们之间关系没有那么近。过几天她也得重新分派工作。她为人很不错，也是我十分放心的一个人。
　　我立刻把档案合上，不知她是否看见。她在整理我那两个箱子，我等了一会儿，直到确信她没有注意到什么，但是由于她看见了在我办公室周围楼道里发生的一切，我不能想象赫克托或别的什么人如何能进来而又不被发现地离开。
　　巴利·纳佐，也是我们同做过人质中的一员，又是我的朋友，来到我的办公室，很严肃地和我谈了一会儿，他关上门，从箱子旁绕了过来。我不想讨论离开公司的事，所以我只和他谈了谈关于克莱尔的情况，他的妻子和克莱尔都是从普罗斯登来的，这在华盛顿这个大城市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我们和她们在过去几年中曾有过多次交往，后来这种社会交往就逐渐形成了婚姻。
　　他听了之后有些惊讶，接着又很难过，过了一会就好了。“你这一个月可真不怎么顺，”他说道，“我很替你难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说道。
　　我们谈起过去的日子，那些来来去去的伙计。我们一起喝啤酒时也不必再重新提起那位先生的那件事，现在那件事对我来说都已有些陌生。我们这两个朋友都曾面对死亡，又走出这个阴影，而事后又都各自忙各自的事情而无暇互相帮助。
　　但是我终于还是谈起了那件事，两只大箱子摆在屋子中间，是很难躲开这个话题的。我意识到这一事件是我们谈话的原因。
　　“很抱歉，我让你失望了。”
　　“说哪里话，巴利。”
　　“不，真的，我应该早点来看你。”
　　“为什么？”
　　“因为很明显，你精神上出了毛病。”他边说边笑着。
　　我很想欣赏他的幽默：“是的，我是有点发疯，我想，不过我很快会过去的。”
　　“不，说真的，我听说你有了麻烦，上星期我去找你，可你出去了。我挺为你担心的，但我在审理案子，你知道，这是常有的。”
　　“我知道。”
　　“我没能来的确感到不应该，迈克，很抱歉。”
　　“得啦，别提它了。”
　　“我们大家都吓坏了，而你差一点给子弹射中。”
　　“他本可以把我们都杀死的，巴利。炸药要是真的，如果一枪打不着，他轰的一声我们就全完了。好啦，别提它了。”
　　“当我们向外爬时，我最后看到的就是你，满脸是血，尖叫着。我以为你被子弹打中了。我们跑到外面，挤在一块儿，人们也抓住我们，一边喊叫着，我当时还以为一会儿就得有爆炸声，我想迈克还在里面，他一定受伤了，我们停在电梯旁，有人把我们手上的绳子割断了。我回过头去看，正看见警察把你给架出来。我还记得你身上的血，浑身都是血。”
　　我一言未发。他也不希望我说什么，这样能让他感到更好受些。因为他可以向鲁道夫或别人报告说他已劝过我了。
　　“一路上我不停地问：‘迈克受伤了没有？迈克伤着没有？’当时谁也说不清楚，直到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才说你没事。我回家后想给你打电话，可是孩子们围着我不放，我本该打个电话的。”
　　“别提这件事啦。”
　　“很抱歉，迈克。”
　　“请别说了，事已经过去了，也没事了。我们就是谈上几天，也什么都改变不了。”
　　“你是什么时候想到要离开公司的？”
　　这我倒是要想一想的。真实的答案是就在星期天的这个时候，当比尔把盖尸体的布单拉下来的时候，我看到小奥塔里欧平静地躺在那里，就在那一时间，那一地点，就在那个停尸间里，我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
　　“就在周末前后。”我说，我没做进一步的解释，他也不需要听什么解释。
　　他摇了摇头，好像我收拾东西要离开公司是因为他的缘故。我必须让他明白这一点。“巴利，你阴止不了我，谁也阻止不了。”
　　这时他开始不住地点头，就好像他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
　　一支枪指向你的脸，钟也停止了走动，这时立刻涌现出一些最需要考虑的东西：上帝，家庭，朋友。钱降到最低的位置，公司和事业随着每秒钟嘀嘀嗒嗒地过去，你会意识到这可能是你生命的末日。
　　“你怎么样？”我问他道。
　　公司和事业，在这几个小时之内也已降至到最低层的位置。
　　“我们在星期二正开始一个审判，实际上，当那位先生来打扰时，我们正在做准备工作，我们无法要求法官延期审理，因为我们那位客户已为审判这一天等候整整四年了。而且我们也没有受伤，你知道，起码身体上没受到什么伤害。所以我们一鼓作气开始了审理，就一直没有停下来。那次审理救了我们。”
　　当然如此。工作是最好的药方，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甚至连灵魂都可以得到救助。我真想朝他歇斯底里似的叫起来，因为两周以前我也会这么说的。
　　“好，”我说，真是太好了，“这么说来你一定挺好吧？”
　　“那当然。”他是诉讼律师，很有男子汉气质，特氟隆色的皮肤，还有三个孩子，所以作为他这样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来说，要过太奢华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这时时钟提醒了他，他该回去了，我们握手、拥抱，和通常一样说一定保持联系之类的话。
　　我关上门以便好好看看那份档案，然后决定下一步行动。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做出几种推测。一、钥匙好使。二、这不会是个圈套，我没有树过什么敌人，反正我要走了。三、档案的确在办公室，就在窗子下面的抽屉里。四、能取到它而又不被发现。五、在最短的时间内复印完。六、安全返回材料，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七、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它的确有我所需要的证据。
　　我把这些内容写在一个记事本上。如果偷档案材料被人发现，那就会立即遭到除名的处理，但我已不在乎除不除名的问题了。如果用不合法的钥匙开钱斯办公室的门被人知道，也是立即除名。
　　复印可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公司里的档案材料都有一英寸厚，就是说要复印一百多页才能全部印完。也就是说我得在复印机旁站上好几分钟才能印完，这时是无处躲，无处藏的，那太危险了。一般情况都是秘书和一些职员来搞复印，而律师是不干这类事的。复印机都是高科技的，很复杂，只要我一按电钮，就毫无疑问地会面临困境，而且它们也都编好了密码，要先按几个按钮，这样机器就会把它复印的每一张纸的费用记到某一客户的账上。而且这些机器都放在十分明显的地方，没有一台机器是放在角落里的。我想或许我可以在公司的其他部门找一台复印机，不过我要是各处走动又太惹眼了。
　　我可能只有把档案材料带出公司了，那可就和犯罪没什么差别了。不过我算是借的，不是偷的。
　　四点钟时，我拿着一大沓档案材料走过不动产部，好像我去干什么正经事儿。赫克托没在他办公桌那儿，钱斯在办公室里，他的门虽然关着，但他打电话的尖尖的声音可以听得出来。我从门前走过时，一位秘书冲我笑了笑。我注意到这里没有保安摄像机，有些楼层有，有些楼层没有。有谁会在不动产部安装什么保安设施呢？
　　我五点钟时离开公司，在一个熟食店买了一个三明治，然后就开车去了我的新办公室。
　　我那几个同伴还没走，仍在办公室里等着我。索菲亚同我握手时笑了，但那笑容如昙花一现。
　　“欢迎你与我们同舟共济。”亚伯拉罕说，他态度严肃，就好像我爬上了一条正在沉没的船一样。莫迪凯在旁边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向我挥舞着手臂。
　　“这间屋怎么样？”他说，“E号房。”
　　“漂亮。”我说，迈进我的新办公室。这个屋刚好有我原来那个办公室的一半大小。我原来使用的办公桌在这个屋都放不下，一面墙边是四个档案柜，颜色不一，照明的只是从天棚垂下来的没灯罩的电灯泡，我也没看见电话在哪儿。
　　“我很喜欢。”我说，而且我说的是心里话。
　　“明天我们给你装一台电话，”他说，同时把AC单元窗子的遮阳屏放了下来，“在你之前这屋子是一个叫巴纳布里奇年轻律师用的。”
　　“他怎么了？”
　　“不会处理钱财问题。”
　　天渐渐黑了下来，索菲亚有些急于回家，亚伯拉罕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我和莫迪凯在他的办公桌上用餐，就是吃我买的三明治，喝一些低质量的咖啡。
　　这里的复印机是八十年代的产品，体积挺大，看起来很笨重，没有密码板翼，以及铃、哨之类装备，这和我们公司那些是不一样的。它就在大屋的一个角落上放着。室内有四张桌子，它就在一张办公桌旁边，上面放着不少陈旧的材料。
　　“今晚你什么时候走？”我一边吃一边问莫迪凯。
　　“我也说不准，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吧，怎么？”
　　“只是随便问问，我要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去几个小时。他们还有最后一些事要我完成。然后我办公室里还有一些东西今晚上就运到这儿来。不知道行不行。”
　　他还在嚼着东西，走到一个抽屉处，从里面拿出一串钥匙，递给了我，上面有三把钥匙。“你随便什么时候去或回来都行。”他说道。
　　“这儿安全吗？”
　　“不安全，你可得小心点。把车就停在外面那个地方，靠门尽量近一点。走路要快些，然后把自己锁在屋里。”
　　他一定是看出我有点害怕，因为他对我说：“你会习惯的。精明着点。”
　　我走得很快，也十分警觉地在六点半钟时走到我的汽车停车处。这时人行道上空无一人，没有那些流氓团伙，没有枪声，我的车上也没有划痕。当我打开车门，开始启动时心里有些高兴。大概我能够在这里生存下去。
　　开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仅用十一分钟。如果复印钱斯的那份档案用三十分钟，那么这份档案就要离开他的办公室一个小时左右。那当然是假定一切都十分顺利才行。这样钱斯就根本无法知道。我等到八点钟，然后小心翼翼地走进不动产部，我的衣袖上卷，好像我在干着什么活。
　　楼厅走廊中空空如也，我敲了敲钱斯的门，没有回答。门已锁上了，然后又看了看其他各个办公室，先轻轻敲一敲，然后再重一点敲，最后再扭动一下门钮。大半都是锁着的。在每一个拐角处我都检查一下是否有监视器。我同样也检查了一下会议室和打字间，一个人影都没有。
　　他那房间的钥匙和我房间的很相像，大小颜色都一样。钥匙很好使，一转眼我就已进入他那黑洞洞的办公室，我琢磨着是否开灯的问题。我想从外面驱车而过的人是无法判断是哪个屋子突然亮了灯的，而且在楼里的人也很难从门底下发现屋子里有光透出来。再者是我没有带电筒，屋里实在太黑。于是，我锁好门，打开了灯，直奔窗子下面那个文件柜，用第二把钥匙打开柜。我跪在地上把抽屉拉了出来。
　　里面有几十份档案材料都与河橡公司有关，都按某种方法十分整齐地排列着。钱斯和他的秘书做事有板有服，我们公司十分推崇这种作风。其中有一个很厚的档案上面写着河橡公司和TAG公司的字样。我轻轻地把它拿出来，开始迅速地翻阅、想确定一下是不是就是这一份。
　　这时走廊中一个男人的声音“嗨”了一声，我当时吓得真魂出窍。
　　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几个门以外的地方回答了一声，然后这两个人就在离钱斯办公室不远的地方谈了起来，他们谈的是篮球比赛的事，是子弹队对尼克队的比赛。
　　我轻轻地走到门边，关了灯，倾听他们谈话。后来我又坐在布雷登先生的皮沙发上，坐了十来分钟。如果有人看见我空手走出这间办公室，他们对我无可奈何，反正我明天就已离开公司了，但是我还是拿不到档案。
　　如果要是有人看到我拿走档案呢？那我可就没救了。
　　我拼命地考虑着这个问题，估量当时的形势，分析各种可能性。要沉住气，我不断地告诫自己。他们会走开的。他们谈完篮球又谈姑娘，似乎这两个人都是未婚的。估计这两个人都是乔治顿法学院毕业的职员，在这里做夜班。他们的声音渐渐听不到了。
　　我锁好了抽屉，取走了档案。五分钟，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我轻轻地打开门，把头从门缝探出来，左右看了看，没有人。这时我走了出来，经过赫克托的办公室，直奔接待厅，尽量装作没事的样子轻快地走着。
　　“嗨。”身后有人在喊。我转过拐角，回过头看到一个家伙跟随而来。这时离我最近的门是个小图书馆。我躲到了里边，很幸运，里边很黑，我在两排书架中间穿过去，我找到另一侧的另一个门。我打开门，在不长的一段走廊的尽头我看到一个出口标志。我从那里跑了出去，我想我下楼总比上楼要快的，尽管我的办公室就在这层楼的上面两层，我还是直奔下面而去。如果万一他认出我来，他可能到那里去找我。
　　我来到一楼，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没有穿大衣，不想让任何人看见，特别是电梯处，那里有保安人员以防止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进来。我到了侧门出口，就是那天打死那位先生后我和波利为了躲避记者时曾用过的那个门。当我回到我车里时，外面很冷，还下着小雨。
　　一想到第一次做贼那个笨手笨脚的情况，真是有点蠢，非常的蠢。如果我被捉到呢？没有人看到我离开钱斯的办公室，也没有人看到我手中拿的档案不是我自己的。
　　我本不应该跑。当他喊时，我应该停下来并和他聊两句，就好像没事儿的一样。如果他要看档案，我可以训斥他并让他走开。他很可能就是我以前听说过的一个下层职员。
　　可是他为什么要那么朝我吼呢？如果他不认识我，他为什么从楼道的另一端要拦住我呢？我驶进马萨诸塞街，很快就把复印搞好，再设法把档案送回原处。我以前也通宵干过活，如果我不得不等到凌晨三点钟再偷偷溜回钱斯办公室的话，我也可以那么做。
　　这时我感到轻松多了。车上的热风一个劲儿地吹着。
　　谁也不会料到一次打击毒品交易的活动失利，一名警察被打伤，一辆毒品贩子的豹牌汽车正全速由十八大街上驰来，我在新汉普郡大街时正是绿灯，可是那帮打死警察的家伙根本没有什么交通规则的概念，那辆豹牌车在我左边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的汽车保护气袋一下子冲着我的脸炸开。
　　当我醒来时，驾驶座旁的门夹住了我的左肩，几张黑脸正透过汽车破碎的窗子盯着我看。我听见警笛在叫着，又昏了过去。
　　一个见习医生把我的安全带解开，把我从座位仓里拖了出来，“我没有看到出血。”其中一个人说。
　　“你能走吗？”一个见习医生问道。我的肩和肋骨痛疼，我试着站起来，但腿不听使唤。
　　“我没有事。”我坐在担架的边上说。我身后一阵喧闹声，但我转不过身去。他们用安全带把我固定在担架上，当我被推进救护车时，我看到身旁有一辆豹牌汽车，已翻倒在路边，周围有警察和医护人员。
　　我不断地告诉他们“我没事儿，我没事儿”，但他们还是要量血压。这时车开动了，笛声也住了。
　　他们把我送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医疗中心的急救室，X光透视显示我没有伤着骨头，只是一些擦伤，但很痛。他们叫我吃一些止痛片，然后把我推进一个单人病房。
　　我夜里醒来时，克莱尔正睡在我床边的一张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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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天亮之前她就离开了，在桌子上给我留了一个措辞温馨的条子，告诉我她要去查病房，在大约十多点钟回来看我。她还说她已和医生谈过了，好像我不会有事的。
　　我们看上去是挺正常、挺幸福的一对儿，是互相关心彼此相爱的一对好夫妻。我有时也纳闷，我们怎么就要分手了呢？
　　是七点钟左右一个护士把我唤醒把那个条子递给我的。当她向我说天气情况和量血压的时候，我又读了一遍那张纸条。天气是雨夹雪转雪。我向她要报纸看看，她在三十分钟后送麦片粥时一块儿带来了。昨天夜里那个事件在报纸都市版的头版报道了。那位缉毒警察在枪战中身中数枪，现在生命垂危。他打死了一名贩毒分子，另一个就是开豹牌汽车的那个人，他在撞车时当场死亡，其情况尚需调查。我的名字没有被提到，这是再好不过的了。
　　如果这一报道不涉及我，我才不去关心呢，因为警察和毒品集团之间几乎每天都有枪战，其中的原因我不会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欢迎来到贫民中间，我努力说服自己这类事对任何在特区工作的人来说都可能会发生，但并不是很容易就碰上的。在这个城里的这一地区如果夜间出去就等于自找麻烦。
　　我的左臂上半部分有些肿，一碰就有些痛。我的肋骨有些痛使我不敢转身。当我呼吸时也有些疼痛。我挣扎着走到卫生间，到那里解手顺便照照镜子看一看我的脸部。一个气袋就如一颗小型炸弹，当时把我的脸和胸震麻木了。但没有更大的伤害：只是鼻子和眼睛有些肿，上嘴唇有点变形，到周末这一切都会消失的。
　　护士又拿了一些药进来，我让她把每种药都向我说一下名称，然后我说不必服这些药，它们只是治疗痛疼和身体不能活动的，而我所要的却是一个清醒的头脑。七点半钟时，医生们来了，很快做了个检查，由于我没有什么严重损伤，我很快就会出院，也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但他们还要做X光透视，我想说不，但他们说我妻子已和他们说好了。
　　我在屋里走来走去，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看看我身体上受伤的部位到底怎么样。然后又看报纸上乱七八糟的新闻，希望这时不要有什么我所认识的人进来看见我穿着这一身黄色的佩斯利长衫。
　　在特区要想找回一辆撞坏的汽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事故刚发生后不久就去寻找。我开始找电话簿，这是唯一可以得到信息的地方，但是打了一些电话寻问负责交通的部门，一些部门没有回音，而有一些部门的回答也是漠不关心的。现在还太早，天气不好，又是周末，谁愿意没事找事儿呢？
　　大部分撞坏的汽车都拖到拉斯科路的一个废车停放场，在城的东北边。这个消息是中央管辖区的一个秘书告诉我的，她曾在动物控制中心工作过。我给各个警察分局打电话，但他们说有些车也可能拖到市里其他几个停放场去。那位秘书告诉我，我的车很可能在废旧汽车拆卸场。这个拆卸场是一个私营企业，她解释说，所以这很可能会引出麻烦。她曾在交通部门工作过，但很不喜欢那儿的工作。
　　这时我想起了莫迪凯，这是一个与平民百姓接触最多的一个新的信息源。我一直等到九点才给他打电话，我把事情向他讲述一遍，并让他放心说我虽然住进医院，但没什么大事。我问他如何找到被撞坏的汽车，他倒有些主意。
　　我把这些情况也打电话告诉了波利。
　　“你不回来一下吗？”她问道，说话有些结巴。
　　“我在医院里，波利，你在听我说吗？”
　　她那头又有些迟疑，证实了我所担心的事。我可以想象到一块蛋糕，旁边放着一杯潘趣酒，大概是在会议室中，五十个人站在桌子周围，每个人都向你敬一杯酒，并说一些你如何如何好的简短发言，这类聚会我参加过好几次。真挺可怕的。所以我决心躲避公司为我举行的欢送会。
　　“你什么时候出院？”她问道。
　　“我也说不准，可能明天吧。”我在说谎，我在中午前就会出去，不管医生让不让我出去，我都要走。
　　又是一阵犹豫不决。蛋糕，潘趣酒，那些忙人的重要讲话，或许还有一两件礼物什么的。她怎么能处理得了。
　　“太遗憾了。”她说。
　　“我也是一样。有人找我吗？”
　　“没有，到目前还没有。”
　　“好，请你告诉鲁道夫一下我出了点事故，我待一会再给他打电话，就这样吧。他们又要给我做检查了。”
　　就这样，我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很有前途的事业宣布结束了。我连最后的告别或欢送聚会也没有参加。在年仅三十二岁时，我就摆脱了公司的束缚和金钱的枷锁。我剩下的就是跟着我的意识去走。如果我每动一步都不是有人在用刀逼着我，那对我来说就是再好不过的了。
　　克莱尔在十一点以后来到医院，她同我的医生在大厅里匆匆地说着些什么，我在屋里可以听到一些内容，说的都是他们的医学语言。他们说完之后一起进入病房向我宣布，我可以出院了，我换上了她从家里给我带来的干净衣服。她又用车把我送回家，一路之上我们几乎没有说话，也没有可以和解的机会。一次小小的车祸怎么可能会把一切改变呢？她到医院去看我是作为朋友、医生，而不是作为妻子。
　　她让我坐在沙发上。给我做了碗蕃茄汤，她把我的药一并排地摆在厨房的桌子上，告诉我该怎么吃，吃多少，然后就走了。
　　我静静地坐在那儿坐了十分钟时间，这段时间足可以把汤吃掉一半还能吃几块椒盐饼干。后来我去接了个电话，莫迪凯也没有发现我的汽车的线索。
　　看完报上的分类广告之后，我又开始给房地产经营人和地方公寓服务部门打电话，然后我又向汽车服务公司叫了一辆轿车，又洗了一个热水淋浴，让身上的青肿之处得到热敷。
　　给我开车的人叫利昂，我也坐在前排和他并排坐着，每遇坑坑洼洼车子颠簸时，我尽量不叫也不显出痛苦的样子。
　　太好的公寓我是住不起的，但至少要安全一点儿的。利昂倒是有些主意。我们在一个书报出售亭，从那拿了两个免费的特区不动产部门的小册子。
　　按利昂的说法，现在就能住而且半年又可以换的最好的地方是亚当斯-摩根大街，就在杜邦广场北面。那个地区很有名气。那个地方我曾多次经过，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停下来观察一番。
　　这里的街道两旁的房子还是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时曾流行过的那种联立式排房。里面还都住着人，这种人被特区人们称作“充满生气的邻里”。这个时刻正是这儿咖啡厅和餐馆忙的时候，那些有色情表演的地方就在拐角处，不过到那类地方还是小心为妙。如果像议员那样的重要人物在国会山里让人家从背后搞一下子，那就没救了。
　　在驶向亚当斯-摩根大街的途中，利昂碰上一个和车一般大小的坑，我们都给弹了起来，在空中停了足有十秒钟，然后重重地摔了下来，我忍不住地尖叫起来，因为我整个左半个身子都像跌散了一样，疼痛难忍。
　　利昂也吓坏了。我不得不告诉他实情，告诉他我昨夜是在哪儿过夜的。他把车速降了下来。而且他成了我的房产代理人，我们到了一处，他先是扶我上了楼梯，上面是一个很破旧的一套公寓房，地毯散发着一股味，很明显是猫尿的气味，利昂责备女房东说把这样的房子向外出租真有些不像话，她真应为此而感到脸红。当然他说话时还是比较委婉的。
　　下一站我们去的是同一条街再往北一些的一幢五层楼，我们要租的房在顶楼，这里没有电梯，我简直没法上去，也没有什么暖气设备。利昂又很客气地向房东告了别。
　　接下来的是一个四楼的顶楼，但有个挺不错的电梯，里面也很干净。这幢联立式楼正在怀俄明路上，离康涅狄格街不远，是条很漂亮的林阴路。租金是每月五百五十美元，实际上没等到看见这个地方我就决心租下了，因为我已经实在不行了，想的更多的是我丢在厨房柜台上的止痛药，没有心思再想别的了，只要租个房子住就行了。
　　在这个阁楼里有三间小屋子，天棚是倾斜状的，有一个卫生间，水暖设备看样子还是好使的，地板挺干净，还可以看到街上的景物。
　　“就租它了。”利昂对女房东说。我这时倚在门框上，快要倒下了。在底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我读了一下租约，很快就签好了字，并填写了一张支票，付了押金和第一个月的房租。
　　我告诉过克莱尔我周末搬出去，那么说话就该算话。
　　如果利昂要是问我为什么从乔治顿大街那样漂亮时髦的地方搬到亚当斯-摩根大街这个三间小鸽子笼，我该怎么说呢？但是他没有问，他是很懂得干他这一行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的。他把我送回我的公寓，就在车里等候着，我进去先吃了几片药，又打了一会盹儿。
　　正当我服了药，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有人打来电话。我跌跌撞撞走过去，抓起电话有气无力地说声“喂”。
　　鲁道夫在说话：“我以为你还在医院呢。”
　　我听出是他的声音，但我那迷糊劲儿还没完全过去。“是的，我那时在医院，”我说道，口齿有些不太利落，“现在我出院了，有事吗？”
　　“我们今天下午都很想念你。”
　　噢，对了，那蛋糕和潘趣酒的聚会。“不过我真没想到汽车给人家撞坏了，请原谅我。”
　　“不少的人都想和你告个别。”
　　“他们可以写封短信，告诉他们给我电传过来。”
　　“你是不是感到很不舒服？”
　　“是的，鲁道夫，我感到就像刚让汽车撞了那样。”
　　“你是不是还在治疗？”
　　“怎么，你问这干啥？”
　　“很抱歉，你看，布雷登·钱斯要找你，他一小时前在我办公室，他挺急于要见到你，是不是挺奇怪？”
　　这时我头脑一下子就清醒了：“他找我干什么？”
　　“他不说呀，就是说找你。”
　　“你告诉他我已经离开公司了。”
　　“我说过了。很抱歉打扰了你。如果有空就过来一会儿吧，这儿还有你的朋友呢。”
　　“谢谢你，鲁道夫。”
　　我把药片装进衣袋里。利昂也在车里打盹呢。当我们开车离开时，我打了个电话给莫迪凯。他已找到了事故的报道。是亨德利清障公司把它作为被撞毁的汽车给拖走的。亨德利公司对大多数电话都是记下电话录音，不能立即回答。现在路面很滑，事故很多，这对于有拖车的人来说是非常忙的。大约三点钟时电话才打过来，但也丝毫没有任何帮助。
　　利昂找到了亨德利公司，就在离第七街不远的罗德岛街。它平时是个加油站，现在又成了修车厂，兼营拖拉出事故的汽车为道路清障的业务，也出售二手车以及出租自己动手的搬家汽车。每个窗子上都装了铁条，利昂想个花招尽量靠近前门。“掩护我。”当我从车里出来冲进去时说道。结果那反弹回来的门还是撞到我的左臂，我痛得弯下腰，一个穿着工作服大衣，满身油污的机械工正转过墙角，他盯着我看。
　　我向他解释为什么来这儿，他拿起一个记事板，上面贴满了记事的条子。在我后面，我听到有人在谈话，还骂骂咧咧的，他们一定是刚刚赌博回来，又喝了酒，大概还卖毒品。
　　“是警察拖来的吗？”他说，但仍在看那个记事板。
　　“我怎么知道的呢？”
　　“我也不知道。是犯罪事件还是什么？”
　　“是犯罪事件，不过我的车和犯罪事件无关。”
　　他毫无表情地看了看我。他脑袋里想的是他自己的事儿。
　　“知道我的车可能在哪儿吗？”我尽量和颜悦色地同他说话。
　　“如果他们把车扣押的话，一般都放在佐治亚街，就在哈佛的北边。”
　　“这个城市一共有多少这样的停车场？”
　　他耸耸肩要走开。“不止一个。”他说着就走开了。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然后奔向利昂的汽车。
　　当我们找到那个停车场时，天已快黑了，这里一半用铁链连着，用铁蒺藜拦着，里面堆有数百辆废旧汽车，排放混乱，有些车堆到了别的车上面。
　　我和利昂站在通道上一排一排地看。“在那边。”我一边指着一边说道。我的车就停在一个小棚子旁边，正面对着我们。当时撞车时是左前方，所以左前方已损坏，护板已没有了，发动机已露在外面，也撞坏了。
　　“你真是挺幸运的。”利昂说。
　　在我的车旁边就是那辆豹牌车，顶篷已成扁平状，所有的车窗玻璃全都碎了。
　　小棚子是个办公室之类的屋子，但门关着，没有开灯。大门都已用粗铁链拦起来了，铁蒺藜在雨中闪着寒光。有几个彪形大汉在拐角处转来转去，离我们不远，我能感到他们在看着我们。
　　“我们从这儿出去吧。”我说。
　　利昂开车送我去国家机场，那是我唯一知道可以租到车的地方。
　　餐桌已摆好了，中国餐馆买来的外卖放在炉子上。克莱尔在等着我，有此为我担心，尽管我说不准她担心的程度，但总还看得出来。我告诉她我租了一辆车，是根据我的保险公司的意见办的。她就像一个耐心的医生那样给我检查了一番，又叫我服了药。
　　“我想你该休息一下。”她建议道。
　　“我试了，可是不行。我现在饿了。”
　　这可能是作为夫妻关系的最后一餐，我们开始是一起吃饭，结束时也是一起吃饭，只是地点不同而已，但都是快餐。
　　“你认识一个叫赫克托·帕尔马的人吗？”
　　我使劲将食物咽了下去，回答说：“认识。”
　　“一小时前他打电话给你，说有重要的事要和你说。他是干什么的？”
　　“公司的一个帮办，我原定上午要和他一起商量一个案子的，他一定有困难。”
　　“想必是，他说今天晚上几点钟在M大街的纳森酒吧见面。”
　　“怎么在酒吧？”我沉思着。
　　“他没说为什么，但听起来挺神秘的。”
　　我的食欲一下子就全没有了，但我还是装着若无其事地吃着。并不是真想吃，而是不让她太注意此事。
　　我步行走到M大街，原来下着小雨，现在已变成了雨夹雪了。而且我还忍着疼。我想周末停车太困难，我又想趁此机会活动一下肌肉，清醒一下头脑。
　　我估计这次约会准没好事，我一边走，一边想该怎么办。我想出一个谎言来掩盖我的行径，然后再编出一些谎言来掩盖前面的谎言。既然东西已经偷到手，撒个谎那就是小事一桩了。赫克托还可能为公司工作，他很可能被装有窃听器，所以我只听不说。或多听少说。
　　纳森酒吧还没坐满，我提前了十分钟到达，但他已经坐在那儿了，在一个小包间里等着我。当我走进时，他突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把手伸向我：“你一定是迈克尔，我是赫克托·帕尔马，在不动产部工作。很高兴见到你。”
　　简直是突然袭击，这种人常使你感到窘迫。我同他握握手，几乎有些站不稳，也说些“很高兴见到你”之类的话。
　　他指着一个包厢说：“这里，到里面坐。”他满脸堆笑，一片热情。我小心地弯下腰，侧着身子进了包问。
　　“你的脸怎么了？”他问道。
　　“和我汽车里的安全气袋接了个吻。”
　　“对了，我听说过这次事故，”他说得很快，非常快，“你还好吗？没有伤着骨头吧？”
　　“没有。”我说得很慢，想弄清他的来意。
　　“听说其余的几个人都死了。”他紧接着说，他在主宰着这次谈话，我只好跟着走。
　　“是的，那是几个毒品贩子。”
　　“这个城市，”他说，这时酒吧招待走了进来，“你要吃点什么？”赫克托问我。
　　“咖啡，不加奶。”我说道。正当他挑选喝的东西时，他的一只脚在我的腿上轻轻地碰了几下。
　　“你们都有什么啤酒？”他问招待，这是他们最不爱听的问题。这位招待双目直视，一口气报上一连串的品牌。
　　他的动作把我们的目光带到了一起，他的双手都放在桌子上，利用招待当做掩护，他把右手的食指弯曲着指着自己的胸部。
　　“莫尔森牌。”他突然说出一种品牌，这时招待走开了。
　　他被装有窃听器，他们在监视着。但不管他们在哪儿，他们绝不能透过招待看见我们的。我本能地想要转过身来看看周围的人，但我抑制住这种诱惑，这还真得有点感谢我那板一样僵直的脖子。
　　这就让我明白了我们刚见面时赫克托为什么那么热情的问候，就好像我们从未见过面似的。赫克托今天一天都在受盘问，但他否认了一切。
　　“我是不动产部的帮办，”他解释道，“你曾见过布雷登·钱斯吧，他是我们的一名股东。”
　　“是的。”由于我的话会被录下音来，所以我尽量十分简短地回答。
　　“我就是帮他做事的，上星期有一天你来到他的办公室，你和我说过几句话。”
　　“如果你这样说，那可能吧，我已记不得见过你了。”
　　我淡淡一笑，目光显得有些轻松，监视器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在桌子下面，我用脚碰了碰他的腿，希望我们说话更合拍。
　　“你知道，我之所以请你来这儿是因为市雷登办公室的一份档案丢失了。”
　　“怎么，认为是我偷的吗？”
　　“噢，不，但你也是有一定嫌疑的。上周你闯进他的办公室时，你要的就是那份档案。”
　　“这么说我已受到指控了？”我有些火了。
　　“还没有，别紧张。公司正在全面调查这件事，我们会找每个有关人员谈话的。因为我曾听说你向布雷登要过这份档案，所以公司就叫我找你谈谈，如此而已。”
　　“我不知道你都说些什么。还如此而已！”
　　“你对那份档案一无所知吗？”
　　“当然是一无所知。我怎么能从一位股东的办公室里拿走一份档案？”
　　“那你愿意接受测谎仪的测试吗？”
　　“当然愿意。”我十分坚定地说，甚至是十分气愤地说。看来我除此以外也别无选择了。
　　“好吧，他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接受测试，不论远近，只要和那份档案有关的人概莫能外。”
　　这时咖啡和啤酒都上来了，这给我一个喘息机会来考虑刚才的话有无失当之处，或可做何调整。赫克托曾说他已深陷麻烦之中，那测谎仪很可能会毁了他。你在迈克尔·布罗克离开公司之前见过他吗？你们谈起过丢失档案的事吗？你是否帮他得到了那份档案？是还是不是，尖锐的问题，简短的回答。他无法说谎，他无法渡过这一测试关。
　　“他们还取指纹。”他说。他说这话时声音很低，这倒不是为了害怕装在身上的窃听装置，而是为了气氛放松一下。
　　那倒不一定有效，我不会留下指纹的，在这事之前不会留下，在以后也不会。“他们真可以。”我说。
　　“实际上今天一上午他们都在取指纹。从门上，从灯的开关上，还有档案柜上，取了不少。”
　　“希望他们能找到他们要找的人。”
　　“说来也巧，你知道，布雷登办公室里有上百件正在使用的档案，他丢失的那份正是你想要看的那一份。”
　　“你想说什么？”
　　“随便说说，巧合，真正的巧合。”他说这话实际上是说给听我们谈话的那些人的。
　　我想我也该表演一下：“我不喜欢你这种谈话方式，”我简直在冲他吼，“如果你们要指控我什么，就去找警察，要个逮捕证来，把我抓起来。要不然就收起你那馊主意。”
　　“已经惊动警方了。”他说，语气冷冷的，而我故作发脾气的气势也缓和下来，“报的是失窃。”
　　“当然是失窃，去抓偷你们东西的喊吧，别跟我浪费时问。”
　　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有人给你过一串布雷登办公室的钥匙吗？”
　　“当然没有。”
　　“怎么有人看见这个空档案袋在你桌子上，里面装有一个纸条和两把钥匙，一个是门的，另一个是档案柜的。”
　　“我根本不知道这码事。”我一边故作气愤地回答，一边努力回忆我把空档案袋放到了什么地方。
　　我的思路变得开阔了，我受过的训练应是以律师的方式进行思维，而不是以罪犯的方式进行思维。
　　赫克托又喝了一大口啤酒。我也喝一口咖啡。
　　该说的已经都说了，信息也都得到了。一方面是公司的信息，另一方面是赫克托本人的信息。公司想找回档案，而且其内容又不泄露出去。赫克托的信息则是他很可能因此而丢掉这份差事。
　　只有我能救他，我可以返回那份档案，承认是我干的，并答应保守档案的秘密，公司很可能会原谅我，这样就不会引起对他的伤害，对公司也好。保住赫克托的工作可能只能以返回档案作为条件了。
　　“还有别的事吗？”我问道，突然想立刻离开。
　　“没有了，你什么时候可以做测谎检查？”
　　“我给你打电话。”
　　我拿起大衣，起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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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我很快就明白了莫迪凯为什么对特区的警察没有什么好感，尽管其中大多数都是黑人，按他的看法来说是他们对待无家可归的人太粗暴。对待无家可归的人的态度如何成了他衡量一个人好坏的标准。
　　但是他所认识的警察为数并不多，其中之一是皮勒巡长。莫迪凯把他形容为“大街上长大的”。皮勒在法律事务所附近的一个社区的少年管教中心工作，他和莫迪凯同在一个教堂做礼拜。皮勒社会联系很广，他能有办法使我接近我的汽车。
　　星期六早上九点刚过他就来到律师事务所，我和莫迪凯正在喝咖啡，在屋里暖和暖和。皮勒星期六是不工作的，给我的印象是他爱睡懒觉。
　　莫迪凯驾着车，一边不停地说话，我坐在后排座上。我们一起穿过路面很滑的街道进入了城市的东北地区，天气预报说是有雪，结果现在下起了冻雨。街上车辆很少，这是阴冷的二月的一个早晨，只有那些精力十分充沛的人在人行道上行走着。
　　我们下了佐治亚大街不久就来到市废旧汽车停放场的围栏外面，我们把车停靠在路边。皮勒说：“在这儿等我。”我这时已看见我那辆车的遗骸。
　　他走到围栏的大门，按了一下一根柱子上的门铃，这时那个小木房的门开了，一个又瘦又小的身着警服的人来开门，他手里打着一把伞，皮勒和他说了几句话。
　　皮勒回到车上，把车门使劲地关上，抖了抖肩上的雨水。“他在等着你。”他说道。
　　我出了汽车，走到雨中，立刻打开雨伞，快步走到在门口等候我的那位名叫温克尔的警官那里，他可一点儿也不像欧文笔下的温克尔那样幽默和善。他掏出一大串钥匙，足有几十把，总算找到三把可以开那几个大挂锁的钥匙，打开锁后对我说：“就在那边。”我跟随他走在石子路上，尽量绕开坑坑洼洼的地方，那里都积满了泥水。我的整个身子每走一步都痛，更不敢蹦跳。我们径直奔向我那辆汽车。
　　我直奔前座仓，没有那份档案。一阵惊恐之后，我在驾驶座后面找到了它，在车底板上，完好无损。我一把把它抓到手里，打算离开。我没有心思再去查看都坏了什么地方，坏到什么程度，反正我不打算要这辆车了。我只看了最关键的一个地方。这样，下个星期我就可以同保险公司去打交道了。
　　“是不是这辆车？”温克尔问道。
　　“是的。”说着我就要走开。
　　“跟我来。”
　　我们走进他的小木屋，丁烷取暖器在一个屋角正起劲地叫着，向我们吹过一阵热风。他从墙上十多个弹簧夹写字板中挑出一个来，开始注视我手中的档案。“棕色马尼拉纸档案一份，”他边说边写，“大约两英寸厚。”飞站在那里，紧紧抓住这份档案，好像它是块金子一样，“上面有名字吗？”
　　这已是无法掩饰的了，但又自作聪明地想，他们不会发现的。“你们要这些情况干啥？”我问道。
　　“把它放在桌子上。”他说。
　　我只好把它放在桌子上了。“河橡公司/TAG公司，”他边叨念边写，“档案号码TBC-96-3381。”我的马脚露得更大了。
　　“这是你的吗？”他指着档案问道，但一点也不是怀疑的口吻。
　　“是的。”
　　“好了，你可以走了。”
　　我谢了谢他，可他声也没吭一下。我要一步步走出这个停放场，每一步都是一个挑战一样。他在我身后把门锁上了。
　　莫迪凯和皮勒在我进了汽车之后都回过头来要看一看这份档案。但他们两个人对它的来龙去脉一点儿也摸不着边。我只是告诉他们这份档案很重要，所以我必须把它找回来再毁掉它。
　　所有这一切努力只是为了这一份档案？在我们往回开的路上，我真想打开看一遍。但我还是没有这样做。
　　我谢过皮勒和莫迪凯并道了别，我小心翼翼地把车开到我的新住处。
　　资金的来源是来自联邦政府，这在特区来说是不足为怪的。邮电部门要投资二千万美元在城里建两个大宗邮件的服务中心，而河橡公司是几个有实力的房地产公司中的一个，很有可能中标，签约和施工搞这一项工程。有几个地点已作考虑，但地段都不好，都是比较乱，经常出事的地区。去年十二月份中已公布了三个地点。河橡公司已开始把它可能需要的一些廉价的地皮全抢先买下了。
　　TAG公司是正式注册的公司，其股份是独资性质，主人是蒂尔曼·甘特利。在这份档案的备忘录上被描绘为有过窥淫的癖好，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曾数次被定为有罪，他是城中有名的恶棍。除此之外，他还从事二手汽车和房地产业的非法交易。他买进那些被人废弃的楼房，稍加修缮再转手卖出或出租。在这份档案中甘特利名下列着十四处这类产业。当美国邮政总局需要地皮时，甘特利就和河橡公司挂上了钩。
　　一月六日，邮政总局用挂号信通知河橡公司说这项设施的建设者、拥有者、土地所有者的公司已经选定。一个协议的备忘录规定每年的租金付款为一百五十万美元，保证期限为二十年。这封信上还说，由于时间紧迫，邮政总局和河橡公司的最终协议的签定不应迟于三月一日，否则这桩交易就将终止。经过七年的计划和打算，联邦政府恨不得一夜之间把它建成。
　　河橡公司和它的律师们以及房地产经纪人开始投入工作。在一月份，这个公司就买下了佛罗里达大街那个旧仓库的地皮。那次驱赶住户的活动就是在那儿发生的。档案中有两张那一地区的地图。图上把已买下的地方和正在谈判的地方涂上了深颜色。
　　现在距三月一日仅有七天了，钱斯把档案丢了也不足为怪，因为他几乎每天都把它带在身边。
　　佛罗里达大街的那个旧仓库在去年七月已被TAG公司购买去了，花了多少钱，档案上没有记载。河橡公司花了二十万美元在一月三十一日把它从TAG公司手中买下来，正是在这四天之前德文·哈迪以及伯顿一家人等都被赶到了大街上。
　　我在我现在称为起居室的那间屋子的光秃秃的地板上认真地翻阅着档案的每一页纸，认真研究，把我所需要的内容在我的记事本上详细做了记录，以便我可以完好无损地将它送还。我想这可能是每一份十分常见的房地产档案：有前几年的税款记录，一连串的名头，以往的交易，买卖的合同契约，同经纪人的通信，交割会的文件等等。因为这是一笔现金交易，所以不涉及银行。
　　在档案里面左侧有一页附页，上面是记事录，把档案中每一项内容的日期和主要内容都作了简要记载，从每一份档案中的记事录的水平你可以判断一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秘书的工作能力如何。每一张纸，每张地图，每帧照片，总之，任何一件东西，不管是什么，凡是进入档案的，都被记到记事录中去。这项工作在我们刚参加工作时都经过严格训练，都已深深地印入脑海之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没有任何事情比翻遍厚厚的档案去寻找没有在记事录中列入的一些细节更令人沮丧的了。如果你不能在三十秒钟之内找到所需要的内容，按我们的行话来说，那份材料就没有用了。
　　钱斯的这份档案做得相当精细。他的秘书是一个十分细致的人。但其中也有篡改的地方。
　　在一月二十二日，赫克托·帕尔马单独一个人去过那个旧仓库，只是例行公事，做购前的勘察。当他进了一个指定的门时，他遭到了两个小流氓的袭击，被打中了头部和其他一些地方。是用棍子打的，并且用刀逼着他交出钱包和现金。一月二十三日，他在家休息，并打算把这次攻击行为写成一个备忘录，然后放在档案里。其中最后一句话是：“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打算再去勘察，但要带个护卫。”备忘录也进入了那份档案。
　　但是，他第二次去那里的情况却没有备忘录的记载。一月二十七日的一项记事内各是这样写的：备忘录——去现场做经营场址勘察。
　　赫克托在二十七日去了旧仓库，带了一名护卫人员，勘察了那个地方，毫无疑问，当时擅自强占这里房屋的情况正愈演愈烈，从他另外一个笔记本的内容判断，这个情况也是写成了一份备忘录，而且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详尽的记录。
　　这份备忘录已从档案中取走了。这当然不是犯罪的行为，我也从档案中取下过一些材料而不在记事录中留下说明，但这些材料我用完后是一定要再放回档案中去的。如果在记事录中列入的一项内容，那就应该在档案中找到它才行。
　　交割活动是在一月三十一日进行的，那天是星期五。在接下来的星期二，赫克托又返回旧仓库去驱赶那些擅住者。同他一起去的是来自一家私人保安公司的护卫人员，他是特区的一名警察，还有四个膀大腰圆的大汉，他们是一家专门负责驱赶活动的公司派来的。根据他的备忘录，这次驱赶活动共用了三个小时，其详细经过他记了整整两页纸。尽管他尽量掩饰自己的情感，但字里行间还是看得出来赫克托对这类驱赶活动是不喜欢的。
　　当我读到下面一段文字时我的心为之一震：“这位母亲有四个孩子，其中还有一个是婴儿。她住在一个两室的公寓里，连暖气也没有。他们就睡在地板上的两个床垫上。她当时和警察厮打到一起，孩子就在旁边看着，但最终他们还是被赶出去了。”
　　看来奥塔里欧是目睹了他母亲和警察的抗争的。
　　有一个被驱除的人员的名单，一共是十七名，不包括儿童。这份名单与星期一早晨有人放在我办公桌上的那份是一样的，那次放在桌上的还有一份《邮报》报道此事的复印件。
　　在这份档案的后面，还有一些对这十七户进行驱赶的通知、告示等，放得比较散乱，也没有登人前面的记事录。这些通知没有张贴出去，因为这些擅住者没有任何权利，甚至连得到通知的权利都没有。这些通知是准备为了掩人耳目，在驱赴行动之后才贴出去的。很可能是出现了那位先生的那个插曲之后，钱斯自己把它们放在档案后面的，是为防止不时之需的。
　　这种做法是很明显的，也是很愚蠢的。但钱斯是股东。还没听说哪一个股东交出他的档案的呢。
　　当然我手中这份档案不是他交出来的，而是偷出来的，这是盗窃罪，其证据已被掌握，盗窃者是一个白痴。
　　七年前我被雇用之前曾经过这样一道程序，私家调查者曾取过我的指纹样。所以便把那些指纹与钱斯档案柜上的指纹进行核对是极其容易的，只需几分钟即可。我可以肯定这件工作他们已经做过了。他们能否据此而逮捕我呢？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把全部档案看完，这时我的地板上已摆满了一页一页的档案纸。我小心翼翼地把它重新整理好。恢复原样，然后开车去律师事务所复印。
　　她去商店买东西去了，这是她留下的字条上说的。我们还有一些很好的行李袋，我们分家时都没有提到。在最近一个时期内，她出差的机会要比我多，所以我只拣了几件便宜的东西，如野营袋或做健身运动时用的袋子。我不想让她看见我。我把一些最常用的东西如袜子，内衣，T恤衫，化妆品，鞋子等我这些年来穿过用过的东西都堆在床上。反正这些东西她也会扔掉的。我又匆匆忙忙清理一下我的抽屉，以及我那一侧医药柜。拖着伤痛的身体带着精神上的伤痛，我下了楼，把东西放到了我租来的汽车里，又返回来取了我的衣箱。我看见我曾用过的睡袋，我起码有五年没有用过它了，我把它也一块儿拿下去了，又拿了一床被子和一个枕头。我当然有权利把我的闹钟、收音机、便携式的CD机、几张CD盘、厨房里那个十三英寸的彩电以及咖啡壶、电吹风和毛巾拿走。
　　当我把车塞满，我留个字条给她说我走了。我把我的字条就放在她给我留的字条旁边，连看也没看一下。我当时情感很复杂，似乎就要迸发出来，我天生不会处理这些情感问题。我以前也没有搬出去过，我真不知该如何去做。
　　我锁好门，走下楼梯。我知道过不了多少天我还会回来取我其余的物品，但我仍感到这像是一次永别。
　　她会读到那张字条的，也会查看抽屉、柜橱，看我都拿走了什么，当她意识到我的确搬出去时，会坐在厅里掉一阵眼泪的。也可能会痛哭一场，但很快就会好的，她是很容易度过这一阶段而走向新的生活的。
　　当我开车离开的时候，我并没有一种自由感。再一次成为单身汉也不可怕。克莱尔和我都失去了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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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我把我一个人锁在办公室里。这个事务所星期天比星期六还冷。我穿了一件厚厚的羊毛衫，灯芯绒的裤子，暖袜。我坐在办公桌后看报，桌上摆了两杯咖啡。屋内有取暖器，可是我不会摆弄它。
　　我很怀念我原来那把椅子，它是一张皮转椅，可以前后摇动，左右转动，也可以仰卧着坐，任你活动。而现在这把小椅子比参加婚礼时租用的小折叠椅强不了多少。即使身体好时坐上去也不舒服，何况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坐上去就如同上刑一样。
　　我那办公桌是个伤痕累累的旧桌子，很可能是从哪个关了门的学校搬来的，外形和木箱子差不多，每边有三张抽屉，几乎没有一个能拉得开的。当然，如果拼命地拉也还是能拉得开的。客户用的椅子分放在桌子两旁，都是折叠椅，一只是黑色的，另一只是绿色的，我还从未见过这样颜色的椅子。
　　墙是灰浆涂成的，但还是几十年前涂的灰浆，现在颜色已成了淡柠檬色。墙皮也已龟裂了，天棚的角落里蜘蛛早已安了家。这里唯一的装饰物就是一块宣传一九八八年七月在草地广场举行的向正义进军活动的铜牌。
　　地板是老橡木的，边缘地方已经磨圆，是用得太久的证据。地是最近才扫过的，墙角处还放着扫帚和垃圾筒。看来这也是一种温和的提示，如果我想扫地随时可以自己动手。
　　真是天壤之别！要是我那亲爱的兄弟沃纳看到我星期天还坐在办公室里，在可怜的小桌子旁冷得发抖，面对满是龟裂的石灰墙，把自己锁在屋子里担心可能有客户来打扰，他真说不定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骂我呢，说不定我都得把这些话记下来才行。
　　我也不知道父母会如何反应，我总得尽快打个电话通知他们一下，并把我的地址变更告诉他们。这会让他们十分震惊的。
　　这时门砰的一声响，我吓了一大跳。我站起身来，但不知如何是好。难道是街道上的小无赖尾随我而来？当我向前移动时，门又敲了一下，这时我看见外面有一个人正贴在门的铁护栏上透过厚厚的玻璃向里看。
　　是巴利·纳佐，他冻得发抖急于找个安全的地方，我把门打开，放他进来。
　　“这个鬼地方。”他说道，但情绪很好，我锁门时他把前屋打量了一番。
　　“这房子挺有意思，是吗？”我问道，我边说边琢磨他的来意，不知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还可以。”他对这个地方还挺感兴趣。他走到索菲亚的办公桌旁，慢慢地摘下手套，什么也不敢碰，生怕把那一堆堆的档案碰倒。
　　“我们把间接费用一直压得很低，所以我能把所有的钱都挣到手。”我说道，这是我们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一句口头禅。公司的股东们也时常抱怨那些间接费用，而另一方面大多数的间接费用又都主要用于他们办公室的不断装潢和修缮。
　　“所以你到这儿来，是为了这笔钱？”他仍然开玩笑地说。
　　“那当然。”
　　“你真是疯了。”
　　“我听到一种呼唤。”
　　“是的，你在听各种声音。”
　　“这就是你到这儿来的原因吗？就是来告诉我说我疯了。”
　　“我打电话给克莱尔了。”
　　“她说了些什么？”
　　“说你已经搬出去了。”
　　“不错。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的脸怎么啦？”
　　“汽车的安全气囊搞的。”
　　“噢，我忘了，我听说是个撞车事故。”
　　“是的，汽车的防护板撞弯了。”
　　他把大衣扔到椅子上，可马上又把它拿了起来穿在身上。
　　“难道降低间接费用就意味着连取暖费都不用交了吗？”
　　“我们偶尔也有个把月不交取暖费。”
　　他又在屋里转了几圈，往旁边的小屋里也窥视几眼。“这儿是由谁来负责开销？”他问道。
　　“一家信托基金机构。”
　　“也是一家每况愈下的机构吧？”
　　“一家快倒闭的机构。”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那位先生以前常来这儿，这儿有他的律师。”
　　“好一位先生，”他说道，四下巡视的目光突然停了下来，眼睛盯着墙，“你认为他会把我们杀了吗？”
　　“不，不会的。没有人去倾听他的声音，他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只是想要人们听听他的心声。”
　　“你曾想过突然袭击他吗？”
　　“没有，不过我倒是想过把他的枪夺过来，打拉夫特。”
　　“我也希望你能这么做。”
　　“可能下一回吧！”
　　“有咖啡吗？”
　　“当然有，先坐下。”
　　我不想让巴利随我进厨房里去，因为里面实在不堪入目。我找到一个杯子，很快地冲洗了一下，然后倒上一杯咖啡，我请他来到我的办公室。
　　“不错。”他四下看了看说道。
　　“这儿的律师事务常常是全垒打。”我骄傲地说。我们在桌子旁面对面地坐下，两只椅子都咯吱咯吱地响起来，好像就要散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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