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你在读法学院时所想的吗？”他问道。
“我都不记得法学院时的事儿了，自从那以后我按小时付钱的数目已不少了。”
他终于抬起头来看着我，脸色十分严肃，开玩笑的阶段已经结束。我最坏的想法是，是否巴利身上也带了窃听装置？他们派赫克托来时是在他衬衫里装了窃听器，结果就把赫克托搞得神经十分紧张。他们这次让巴利来也可能会故伎重演。他当然不会愿意这么做的，但他们会向他施加压力的。我是他们要对付的。
“这么说你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找那位先生的材料来了？”他说。
“我想可能是的。”
“你找到了些什么呢？”
“你在表演哑剧吗？公司出了什么事了？是不是想报复人？你们是不是在跟踪我？”
他仔细掂量一下这句话的分量，这时他很快地喝了一口咖啡。“这咖啡可真难喝。”他说道，差点儿把那口咖啡吐掉。
“至少它还是热的。”
“关于克莱尔我很抱歉。”
“谢谢，不过我现在不想谈这件事。”
“有份档案丢了，迈克尔。大家都认为与你有关。”
“有谁知道你到这儿来了？”
“我妻子。”
“是公司派你来的？”
“绝对不是。”
我相信他。他同我成为朋友已有七年了，有些时候我们还相当密切。尽管我们总是很忙，几乎没有时间叙友谊。
“他们为什么都会认为与我有关呢？”
“这份档案与那位先生有关。你曾去过钱斯那里，并要看这份档案。有人在夜里看见你，去了他的办公室，后来那份档案就不见了。而且有证据表明有人给了你几把你不应该有的钥匙。”
“就这些吗？”
“此外还有指纹。”
“指纹？”我问道，显出十分惊讶的样子。
“到处都有，门上，开关上，档案柜上。都与你的指纹相符。说明你到过那里，迈克尔，是你拿了档案。现在你该怎么办？”
“关于档案你了解多少？”
“那位先生是被我们一个房地产客户赶出去的。他是擅自强占住房的。他发了疯，把我们都吓坏了，你还差一点给打死，结果你的精神也出了毛病。”
“还有什么？”
“他们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些。”
“你说的他们是指谁？”
“他们就是那些头头儿们。我们上星期五每人都拿到一张备忘录，无论是律师、秘书、帮办，还是任何人，整个公司的所有的人都人手一份，告诉我们说丢失了一份档案，你是嫌疑犯，公司中的任何人都不得与你接触，我是不可以到这儿来的。”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谢谢你。”
如果布雷登·钱斯要是把那次驱赶行动和朗蒂·伯顿联系到一起，他就不会把这件事向所有的人都公开了。就是其余的股东也不会，巴利是可靠的。他大概想到我对档案感兴趣只是因为德文·哈迪。
“那你为什么还到这儿来？”
“我是你的朋友。现在事情都让人不可思议了，星期五办公室里都去警察了，你还能相信么？上一周来的是警察特种部队，我们是人质。现在你已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又和克莱尔离了婚。我们为什么不休息一下呢？让我们一起去什么地方度个假，把我的妻子也带上。”
“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那无关紧要。去岛上罢。”
“那有什么用呢？”
“起码可以放松一下。打打网球，睡睡觉，恢复一下精力。”
“由公司来付钱吗？”
“由我来付钱。”
“不要再提克莱尔了，我们之间已经完了，巴利。时间拖得是不短，但已经结束了。”
“好吧，那就咱们俩一起去。”
“但你不应该再同我有什么接触才好。”
“我有个主意，我们可以去找阿瑟好好地来个长谈，把这件事解决掉。你把档案送回来，不管里面写的是什么，都不要去管它。公司也会原谅你，并把这件事忘掉，然后你和我一块去毛伊岛去打两个星期网球，然后你仍然回到你本该去的那个豪华的办公室。”
“是他们派你来的，对不对？”
“不是，我可以发誓。”
“那没有用，巴利。”
“你给我说说理由。”
“做一名律师并不仅仅是指按小时来付报酬，或挣大钱。我们为什么要成为一伙出卖灵魂的人呢？我厌倦了，巴利。我要试一试另一条路。”
“你的话就像一个法学院一年级学生所说的。”
“一点不错。我们之所以从事这一行是因为法律是一种神圣的召唤，我们可以同非正义以及社会不良现象作斗争，我们可以伸张正义，因为我们是律师。我们曾经是理想主义者，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再做一次理想主义者呢？”
“做献身主义者。”
“我并不想招兵买马。你有三个孩子，我和克莱尔幸好没有一个孩子，我倒是吃得起这些苦头。”
在屋的一个角落有一组暖气片，我从没有注意过，现在它开始响了起来，并有来暖气的迹象。我们俩都看着它，等候它能带来一些热量。这样我们默默地等了一分钟，两分钟。
“他们会跟踪你，迈克尔。”他说道，仍然看着那暖气，但实际上并没有在看。
“他们？你说是我们？”
“是的，就是公司。你不能偷档案。你想一想客户。客户是有权要求对他们的档案保密的。如果档案丢失，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千方百计追回它。”
“提出刑事控告？”
“完全有可能，他们都急疯了，迈克尔。你不应谴责他们。他们还谈到律师协会的纪律处罚问题，很可能颁发禁制令。拉夫特已经着手搞这件事了。”
“那位先生的那一枪怎么不打低一点。”
“他们要采用强硬手段。”
“公司的损失要比我惨重。”
他琢磨着这话，他不知道档案的内容是什么。“除了那位先生还有别的什么？”他问道。
“还有很多内容，这下子公司将要来个大曝光。如果公司要跟踪我，我也会跟踪公司。”
“你不能使用偷来的档案，我们国家任何法庭都不接受这类东西作为证据的。你不懂诉讼法。”
“我正在学习诉讼法。告诉他们向后退一步，记住，档案在我手里，而里面有黑幕。”
“那些人不过是些擅自强占住房的人，迈克尔。”
“远不止于此。有人想同钱斯一起坐下来探讨一下真相。回去告诉拉夫特一声，在他玩那种蠢把戏之前先把家庭作业做好。相信我，巴利，这不过是开场戏，你们这些人都是怕离开家的。”
“这么说你是打算要休战？你留着档案，我们也不追查你。”
“现在可以先休战，我也不知道下个星期或再下个星期会怎么样。”
“你为什么不去和阿瑟谈一谈呢？我可以做证明人。我们三个人到一间屋去把门一锁，把这件事情了结掉，你看怎么样。”
“太晚了，人都死了。”
“那位先生是自己找死。”
“还有其他人呢。”说到这里我已说得太多了。尽管他是我的朋友，他会把我们大部分的谈话内容回去讲给他的老板听的。
“你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吗？”他要求说。
“不行，这是秘密。”
“关于这份档案有不可信的传言，是封这份档案的律师说的。”
这时那个暖气片咕咕地响得挺厉害，看着这个暖气比继续谈话更令人感到舒服些。我们谁都不想说一些以后让我们会后悔的话。
他询问我们这个事务所还有几个雇员，我带他在办公室里走了一圈指给他看。他喃喃不停地说：“真是难以置信。”
“我们以后可以保持联系吗？”他走到门口时说。
“那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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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对于我新接手的工作情况介绍共用了半个小时，这是我和莫迪凯一起驱车去城东北边的派特沃斯街的撒马利亚救济院的路上，他一面开车一面向我讲述的。我只是一声不响地在旁边听，我手里紧紧地抱着我的手提包，紧张得就像在严师面前的小学新生一样。我穿了牛仔裤，白衬衫，系了领带，上衣是海军穿的便装，耐克网球鞋，白线袜。我也不再刮胡须。我现在是贫民律师，我可以随意穿戴，不受任何限制了。
莫迪凯当然在我刚走进办公室时就注意到了我衣着的变化，并向大家宣布我即将投入工作。他没有说什么，但眼睛看着我的耐克鞋，他以前就常看到这种情况，从大公司下来同穷人呆上几个小时的那些律师们就常穿这种鞋子，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也穿工装裤，留上胡须。
“你的委托人是由几个三分之一组成的。”他说，一只手还开着车，车开得很不稳。另一只手拿着咖啡杯，根本不在乎我们旁边还有许多车子。“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有工作的，有三分之一是有家庭和孩子的，有三分之一是有精神病的，有三分之一是老兵。这其中又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是有资格住政府补贴住房的。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一共有二百五十万个低造价住房单元被取消，联邦政府把政府补贴住房的投资又减少了百分之七十，这样一来有些人不得不露宿街头，这也就不奇怪了。各级政府就是靠牺牲穷人的利益来平衡预算的。”
这一系列的统计数字莫迪凯脱口而出，这就是他的生活，这就是他的职业。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我几次都想打开手提包拿出笔和本把一些情况作下记录，但我还是控制了自己，只是静静地听着。
“这些人有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对私人住房他们连想都不敢想。他们的全部收入都不够付房租的。所以他们就每况愈下，而同时，政府的资助费用又屡屡降低。你要知道，仅有百分之十四的无家可归的残疾人能拿到政府的补贴，仅仅百分之十四！你会看到许多这类情况的。”
这时我们遇上了红灯，车吱地一声停下了，但是他的车已把路口挡住了一些。我们周围顿时一片汽车笛声，我赶紧把身子放低，生怕再来一次撞车事件。莫迪凯似乎毫没在意他妨碍了高峰期的交通，他两眼茫然直视，似乎在看另外一个世界。
“无家可归最让人害怕的情况在街上你是看不到的。几乎一半穷人都把他们百分之七十的收入用在保住他们现有的住房上，而政府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门说他们只应用三分之一就可以了。这座城市就有几万人处在边缘状态，只要有一点闪失就会丢掉住房，比如丢失了张支票，偶尔生次病，或有个预料不到的紧急情况什么的。”
“那他们去哪儿呢？”
“他们很少直接去避难所，他们开始可能去投亲靠友。这一下就会更糟糕，因为他们的亲友也是住房十分紧张的，条件很差。何况他们签的房约也不允许那么多人住在一个单元里。他们就不得不违约，这就会引起驱赶住户的情况。然后他们就到处搬来搬去，把一个孩子留给姐妹，或把另一个留在朋友那里。这样一天不如一天。可是他们都不愿去避难所，就像避瘟疫一样。”
他停了好一会儿，接着喝了口咖啡。“那是为什么呢？”我问道。
“并不是所有的避难所都很好，常受到袭击，发生抢劫、强奸事件。”
而这些正是我后半生的律师生涯的主要工作内容。“我忘记带枪了。”我说道。
“不会有事的，我们这座城市有数以百计为穷人的利益志愿工作的人，我没有听说过有谁受到了伤害。”
“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放心了。”我们又开始行驶，但比刚才稳当多了。
“大约半数的人都有一些财力使用不当的问题，就像你那位伙计，德文·哈迪。这种情况是很普通的。”
“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恐怕帮不了多大忙。还有几项计划没有落实，但很难找到他们的安身之地。我们曾把哈迪安排在一个老年人康复中心去住，但是他离开了那里。一个上瘾的人当想清醒的时候会这样决定的。”
“他用什么来麻醉自己呢？”
“酒，这是他们最能买得起的。另外还有不少强效纯可卡因也不很贵。这些情况你都会看到的，但是配制好的毒品是相当贵的。”
“我头五个案子会是什么呢？”
“等不及了吧，是不是？”
“是的，我现在一点头绪也没有。”
“别着急，先放松一点。工作并不很复杂，但要有耐心。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得不到政府福利的人，例如，没有得到食品券，或是离婚案子，或投诉他的房东，或就业问题。但肯定是个刑事案子。”
“什么类型的刑事案子？”
“都是一些小事。现在美国城市有一种趋势，就是认为无家可归就是犯罪。大城市都已通过了各种法规，就是要驱走那些住在街头的人。不许乞讨，不许睡在公共场所的长椅上，不许在桥下栖身，不许在公园里存放个人物品，不许坐在人行道上，不许在公共场所吃东西。这些法律的大部分已在法院被否定，在这方面亚伯拉罕干得相当出色，他说服了联邦法官指出这些法律是违反第一次修正案所规定的权利的。所以各个城市有选择地实行了一些普通法律，例如，在街上闲逛，流浪，在公共场合酗酒。其矛头所指仍是无家可归的人。如果衣着讲究的人在酒吧喝醉了，或在胡同里小便，都不算什么，可是要是无家可归的人如果在小巷子里撒泡尿，那就要以在公共场所小便而遭逮捕。大规模的清除活动是常有的。”
“清除活动？”
“是的，他们有时集中城市的某一区域，清除所有的无家可归者，把他们撵到其他什么地方去。在亚特兰大召开奥运会之前就这么干过，他们不能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美国有这么多人乞讨，这么多人就睡在公园的长椅上。所以，他们动用了保安部队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感到这个城市一切都那么美好。”
“那把他们赶到哪儿去呢？”
“他们肯定不是把他们送进避难所，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穷人的避难所。而是像清除垃圾一样把他们圈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他一面调整一下汽车的散热器，一面又喝了口咖啡，起码有五秒钟时间双手都离开了方向盘。“记住，迈克尔，人人都得到那里去，因为这些人别无选择。如果你饿了，你可以要饭吃，如果你累了，你可以找个地方睡觉。如果你无家可归，你只能去那样的地方。”
“他们逮捕他们吗？”
“天天如此。这真是个愚蠢的政策。把一个露宿街头的人，送进避难所或其他什么地方，让他们干活挣最低的工资，让他尽量向上，走自食其力的路，然后又逮捕他，就是因为他在桥下栖身。他并不想在桥下睡觉，但人总得有个睡觉的地方啊。他们的过错就在于市政会那帮人自作聪明地把无家可归定为是犯罪行为。他首先得付三十美元才能从监狱中出来，然后再付三十美元作为罚金，这些人衣袋里本来就没有几个钱。这又让这些人遭一劫。他遭逮捕，受屈辱，被罚钱，再受惩罚，这只能让他看到他想找个去处的方式是个错误。我们许多城市都不许他们呆在大街上。”
“在监狱里是不是会好些呢？”
“最近你去过监狱吗？”
“没有。”
“千万别去，警察对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简直不像话，尤其是对待那些有精神病和吸毒的人。监狱里也是人满为患。刑事司法系统本来就够吓人的，再加上对无家可归者的虐待就更让人受不了。最蠢的问题在于，他们如果把一个人关在监狱里，每天所花的钱要比给他们盖个收容所，提供食品、交通，设立咨询机构花钱还要多，至少多花百分之二十五的费用。这些才是长远效益，而且当然也更有意义。这百分之二十五还不包括逮捕和审讯等程序所花的费用。大多数的城市都亏了大本，特别是特区，所以他们就关闭了避难所。记住，他们是在把无家可归者变成罪犯，然后再浪费他们的金钱。”
“看来该提起诉讼了。”我说道，尽管我根本不需要给他打气。
“我们都疯了似的控诉，全国的律师们都强烈反对这些法律，该死的市政会在法律上花的费用比给无家可归的人建造避难所的钱多得多。你还得爱这个国家。纽约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可是居然让人们都住不上房子。所以人们就得睡在大街上或在第五大街上行乞。而这又让那些敏感的纽约人感到不安，于是他们就选举了某些人，这些人就承诺把街道变得干净一些，而且让他的市政会通过使无家可归成为非法的法令，例如，不许乞讨，不许坐在人行道上，不许无家可归，等等。而另一方面又不断拼命砍掉这方面的拨款，关闭避难所，减少资助，而同时又在纽约律师身上花大笔资金来为他们辩护，保护他们消灭穷人的法律。”
“华盛顿的情况怎么样？”
“比纽约好不了多少，我敢说。”
这时我们行驶在一个两周前我大白天开车都不敢过的区域。这里的商店外面都装了铁栏，这里的公寓大楼都很高，结构呆板，栏杆上挂着晒洗的衣物。它们都是一些灰砖建筑，从建筑的粗糙性来看，不难看出是政府拨款建的。
“华盛顿是座黑色的城市，”他继续说道，“有一个庞大的福利阶级，它吸引许多想要有所改变的人，也吸引了许多像你这样的活动家和激进分子。”
“我算不上活动家，也不是激进分子。”
“今天是周一上午，在以往的七年之中你在周一的上午在什么地方呢？”
“坐在我办公桌前。”
“一张十分漂亮的办公桌。”
“是的。”
“在你专用的讲究的办公室里。”
“是的。”
他冲我一笑，说道：“现在你就是激进分子。”
说到这里，我的工作情况就算介绍完了。
右前方有一群穿着笨拙的人，他们挤在一个街角，围在一盏手提式丁烷炉前。我们从他们旁边绕过去，停在路边，这座建筑曾是一座公寓，不过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上面有个手写的标牌，“撒马利亚救济院”。
“这是个私人开的避难所，”莫迪凯说，“有九十张床，伙食不错，是阿灵顿几所教堂联合资助的。六年来我们常到这儿来。”
一辆食品库的面包车停在了门口，一些志愿服务者在卸蔬菜和水果。莫迪凯同在门口干活的一个上了年纪的绅士模样的人说了几句话，我们就得到允许进入这所救济院。
“我带你在这里转一圈。”莫迪凯说道，我们走过大厅时我和他靠得很紧。这里的廊道十分特别，每条廊道都排列着一个个的小方屋，屋子是用石膏灰胶纸夹板隔成，纸板上也没有刷上漆。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门，门都上了锁。只有一个房间没上锁，门是开着的，莫迪凯向里面看了看，说声“早晨好”。
一个个子十分矮小而眼睛却很大的人坐在折叠床的边上，看着我们，但一声不吭。“这个屋子不错，”莫迪凯对我说道，“它与别人隔离开，又有一张不错的床，有个放东西的地方，而且还有电。”他说着拨了一下门旁的开关，屋里的小电灯泡一下子灭了，屋里变得很黑，他又拨一下开关，灯又亮了起来。可是那对大眼睛却动也不动一下。
屋里没有天花板，那种老商店的护墙板已有年头了，在三十英尺的高处。
“卧室怎么样？”我问道。
“卧室在后面。卫生间是用几块板隔起来的。过得怎么样？”他向一个住户问候道，那个人点了点头。
有几户的收音机开着，有的是音乐，有的是新闻访谈。人们在四处走动。这是星期一上午，他们有工作或要去的地方。
“在这儿得到一间屋子很难吗？”我问道，其实答案我是十分清楚的。
“比登天还难，登记要这里房子的名单有一英里那么长，而且避难所要审查每一个进来的人。”
“他们可以在这儿住多久？”
“情况各不一样，平均要有三个月左右。这个避难所是比较好的一个，所以他们在这儿比较安全，一旦他们有稳定的收入，避难所就要把他们安置到他们能付得起租金的房子里去。”
他让我认识一个负责这个地方的年轻妇女，她在一个小黑杂役屋里。“这是我们新来的律师。”他的介绍十分简单。她说欢迎我来到这儿。他们在谈论一个失踪的客户，我就四下转一转，我看到一个单元的住屋，里面有婴儿的哭声，而且听到有人正向敞开的门走近。这间屋子比别的稍微大一些，被隔成两个小房间，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一张椅子上，很壮实，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上身几乎从胸部往上全都裸露着，正在给孩子吃奶，我就在离她十几步远的地方，而她却毫不以为意。还有两个稍大一些的孩子正在床上翻筋斗玩。这时收音机的节目正是闲谈的节目。
那个女人用右手托起那只孩子没有吃的硕大乳房让我看，我转身走开了去找莫迪凯。一些客户在等着我们。我们办公的地点就在餐厅的一个角落里，和厨房离得很近。我们的办公桌就是一个可折叠的餐桌。这个桌子是从厨师那儿借来用的。莫迪凯打开墙角处的一个文件柜，我们就开始了工作。有六个人坐在靠墙的一排椅子上等着。
“谁先来？”他问那几个人。这时一个女人搬着她的椅子走了过来，坐在我们俩对面，我们俩都把笔和记录本准备好了，但是我们中一个是搞这方面法律的老手，而另一个则是一点头绪也摸不着的人。
她的名字叫韦琳，二十七岁，有两个孩子，但没有丈夫。
“他们有一半人是来自避难所，”莫迪凯一面记录一面说，“另一半来自大街上。”
“我们要接个案子吗？”
“只要是无家可归的，我们就接。”
韦琳的问题并不复杂。她曾在一个快餐店干活，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而被辞退，这些原因莫迪凯认为是不相干的。因为她没有固定地址，她没有收到最后两个月的工资支票，老板把支票寄错了地方，结果寄丢了。其实，老板是没有责任的。
“下星期你会住在哪儿？”莫迪凯问道。
她也说不准。也许这儿，也许什么别的地方。她正在找工作，如果找到一份工作，还会有别的什么变化，她可能会寄住某一家，帮他们干些家务而不必付房租，也可能自己找个地方住。
“我会给你要回钱，我让他们把支票寄到我的办公室。”他递给她一张名片，“下周按这个号码给我打电话。”
她接过名片，谢了谢我们就匆匆走了。
“先给那个快餐店打个电话，告诉他你是她的律师，开始时要和气一些，如果他要是不合作，你就别客气，有必要你可以亲自去一趟把支票拿来。”
我忙把这些话记了下来，好像这还挺复杂似的。韦琳被拖欠的工资才不过二百一十美元，我在公司处理的最后一个反托拉斯的一个案子涉及金额达九亿美元。
第二个客户的问题很难说是什么法律问题。他只是想找个人谈一谈。他可能醉了，也许是有精神病，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莫迪凯把他带进厨房，给他冲了一杯咖啡。
“这些穷人有时不知道有什么事该来找你。”他说道。
第三号是住在这里的一个住户，已在这儿住两个月了。所以她的住址问题就简单多了。她五十八岁了，干净利落，丈夫已去世，她丈夫是个退伍老兵。当我的伙伴和她交谈时，我迅速地翻一下有关文件，她的情况是可以享受退伍兵的一些待遇的。但是这些支票都寄到了马里兰的银行户头上，而她又去不了那里。她解释说她的档案材料可以证实这一点。莫迪凯说，“退伍军人管理局是很好的一个部门，我可以让他们把支票直接寄到这儿来。”
就在我们一个个解决问题时，排队等候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情况都是莫迪凯十分熟悉的，如由于没有固定地址而得不到食品券啦，房主拒不返还住房押金啦，离婚父亲不付孩子抚养费啦，或因开空头支票而遭逮捕，或因未得到残疾福利金而投诉社会保险部门啦，等等，等等。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共接待了十名客户，这时我把座位移到桌子的一端开始自己独立工作。作为贫民律师的第一天工作，我已能独立处理业务，一面听着客户的陈述，一面作着记录，所起到的作用已和莫迪凯没什么两样了。
梅维斯是我独立接待的第一个客户。他的情况是要离婚，这情况倒和我一样。听了他的伤心故事，我真想冲回家去吻克莱尔的脚。梅维斯的妻子是个妓女，她在吸毒之前曾是很好的人，很体面。但是一染上毒瘾之后，她就变了，先是结识了一个妓女，后来又认识了一个男妓，然后自己也成了妓女。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她偷窃，并把家里的东西变卖一空，还欠了不少债务，让她丈夫陷入困境，最后使他终于宣告破产，而她却带着两个孩子与那个男妓同居去了。
他只就离婚的例行手续提出几个一般性的问题，而且我也只知道一些最基本的情况，所以，我尽力作了回答。我在记录的那一时刻，头脑中出现一个幻象，是克莱尔坐在她的律师漂亮的办公室里在拟定我们离婚的文件。
“这需要多长时间？”他这么一问才把我从暂短的梦幻之中呼唤回来。
“六个月，”我答道，“你认为她会不会持有异议？”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她会不会不同意离婚？”
“我们还没有谈过离婚的事。”
那个女人在一年前就已搬出去了，这在我看来倒像遗弃的案子，只是发生在成年人身上，我想这个案子是十分容易解决的。
梅维斯在避难所已住了一个星期。他衣着整洁，头脑清醒，正在找工作。和他谈话的半个小时我感到很愉快，我向他担保接下他这案子。
一个上午过得很快，我再也没有紧张感了。我是在帮助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解决一个个活生生的问题。他们人微言轻又没有地方去寻找法律上的代言人。他们不仅是对我望而生畏，更为法律条文的浩繁以及法庭的官气望而却步。我学会了微笑，让他们感到他们是受欢迎的。有的人还向我表示道歉，说没有钱付给我。钱是不重要的，我告诉他们。钱是不重要的。
十二点时我们把桌子让了出来，因为这是张餐桌。这个就餐的地方十分拥挤，这时汤已上来了。
由于佛罗里达大街离得不远，我们就到那条街上的一家烧烤店吃了一些黑人喜爱吃的食物，店里人很多，我是其中唯一的白面孔，但我对这一点也渐渐习惯了，不冉觉得不自然。还没有人想要杀害我，也没有人在乎我这唯一的白人。
索菲亚发现有一部电话机还好使，它在紧靠门口的桌子上，上面堆满了一大堆档案袋。我向她表示了感谢，然后我就回到我那间办公室去了。我数了数，一共八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索菲亚的接待，她并不是律师，但却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忠告和建议。莫迪凯建议我用下午时间去研究一下上午在撒马利亚救济院接下来的材料。一共是十九份。他还让我抓紧点工作，这样可以帮索菲亚处理一下她手中的活儿。
我原以为这里的工作效率一定不是很快的，其实我的想法是错了。很快我就感到这儿的任务是相当重的，可以说应接不暇，好在我也是训练有素的律师，又是一个工作起来就玩命的工作狂，所以，我还是可以胜任这儿的工作的。
我第一个向外打的电话还是打给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我要找房地产部的赫克托·帕尔马，但是人不在，过了五分钟之后，我又一次拨通，一个秘书接了电话，又让我等。突然布雷登·钱斯的沙哑的声音吼道：“有什么事？”
我强压下火，说道：“我要找赫克托·帕尔马。”我尽量提高一下嗓门，说得也尽量简洁。
“你是谁？”他逼问道。
“里克·汉密尔顿，他的一个学校时的朋友。”
“他不在这儿工作了，对不起。”他挂上了电话，我看着电话机在发呆。我想打电话给波利，通过她了解一下赫克托究竟怎么样了，这用不了她多长时问。或许还可以知道一些关于鲁道夫，或巴利·纳佐，或者我那幸运的助手的情况。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他们已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我已经离开了，我已出了那个圈子，我已成了他们的敌人，我成了他们眼中的麻烦，他们的上司不让他们和我谈话。
电话簿上有三个赫克托·帕尔马，我打算一个个打电话问一问，但是三个电话全部占线。这个事务所有两部电话，但有四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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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第一天快下班时，我并不急于离开事务所。家不过是一间空空的小阁楼，面积充其量有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三个小单间中任何一个那么大。卧室中没有床，客厅中只有一台电视机，厨房中没有冰箱，只有一张牌桌。买点家具，再装修一下自己的住处，这对我来说只是遥远而模糊的计划。
像往常一样，索菲亚一到五点就准时下班了。她住的小区不太安全，所以宁愿早点回家，锁紧家门。莫迪凯与我谈了半个小时当天的工作，六点左右才离开。他警告我说，不要呆得太晚，回家时尽量结伴同行。他知道亚伯拉罕·莱博要工作到九点，就建议我们一起走。他一再叮嘱说，把车停在离家近的地方，走快一点儿，凡事小心。
“那么，你感觉如何？”他走到门边时突然止步问道。
“我想这是一件非常引人入胜的工作，与人打交道真令我振奋。”
“它有时会使你感到伤心。”
“我尝到那种滋味了。”
“很好。什么时候你变得心如止水，不为所动时就可以洗手不干啦。”
“我刚开始。”
“我知道，有你加人真是太好啦。我们一直想要一名白人律师。”
“我很高兴能够加入。”
他走了，我重新关上门。我已体会到一种心照不宣、开诚布公的气氛。索菲亚负责对外。整个一下午她在电话上一个接一个地训斥着那些官僚们，当她这么做的时候，全事务所的人都听得到。我感到很开心。莫迪凯打电话时就像一头野兽，他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发出各种各样的命令和恶狠狠的威胁。亚伯拉罕显得安静些，他的门一直敞开着。
我手头的事还没一点眉目，我宁愿关着门。我想他们会暂时容忍我这么做的。
我按照电话号码簿，依次给三个赫克托·帕尔马打电话。第一个不是我要找的；第二个电话号码是空号；第三个没人接，但有电话留言：“我们不在家，请留言。我们会回电话。”语气很不耐烦。
确实是他的声音。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神通广大。他们有许多方法和地方隐藏赫克托·帕尔马。它拥有八百名律师，一百七十名律师帮办，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波特兰、棕榈滩、伦敦、香港均设有分部。他们都是明白人，不会因为他知道得太多而解雇他。相反地，他们会给他加薪提职，提供更大的住房，让他去另一个城市工作。
我从电话号码簿上抄下他的地址。如果这个电话留言仍然有效的话，他很有可能还没搬家。凭着我最近在街头的一番经历，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他。
门上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随即门打开了。门上的锁簧和球形把手都已破旧而且松动了，门虽然能关上但锁不住。进来的是亚伯拉罕。“有空吗？”他边说边坐了下来。
这就是他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他是一个寡言的令人难以接近的人，浑身透着一股机灵气。要不是我曾在一个大公司里与四百名形形色色的律师共事过七年，还真会被他镇住呢。我曾经与各种各样的鲁莽的亚伯拉罕们打过交道，他们有的冷淡，有的热切。
“欢迎你加入我们事务所。”他说，随即发表了一通激情洋溢的长篇大论，为公众利益法辩护。他出身于布鲁克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华尔街一家公司里有过三年痛苦的工作经历，在亚特兰大为一个反对死刑的组织工作过四年，在国会山上的两年从政生涯依然是郁郁不得志。直到有一天，他在一份律师杂志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他才成为十四街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
“法律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说，“而不仅仅是赚钱。”接着他又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长篇演说，指责那些搜刮了巨额钱财的大公司和律师们。他的一位来自布鲁克林的律师朋友通过起诉各地的乳房整形公司挣得一千万美元的年薪。“一年挣一千万！这笔钱能给整个华盛顿的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
不管怎么说，他很高兴看到我弃暗投明，并对我与那位持枪的“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
“那么你究竟做些什么呢？”我问道。我很喜欢与他谈话的感觉。他言辞犀利，机智聪敏，那一长串一长串的词句使我应接不暇。
“两件事。第一件是制订法律。我和其他律师一起参与立法。第二件是指导诉讼，通常是集团诉讼。我们起诉了商务部，因为在九十年代的这次人口普查中，无家可归者的数目被大大压低了；我们起诉了特区的教育当局，因为当地学校将无家可归的儿童拒之门外；我们进行了集团诉讼，因为特区当局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就终止了几千项建房资金计划；我们抨击了使无家可归非法化的法案。只要无家可归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
“这些案子真够棘手。”
“是的。可幸运的是，在华盛顿有很多好律师愿意奉献他们的时问。我是他们的教练，负责制订比赛计划，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开始比赛。”
“你不见你的客户吗？”
“偶尔也见。但当我独自一人在那间小房间里工作时，效率最高。这就是我对你能来感到高兴的原因。我们需要有人帮着联络。”
他忽地一下站起来，谈话结束了。我们约好准九点离开，然后他走了。在他滔滔不绝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手指上没戴婚戒。
法律就是他的生命。法律是一位善妒的女主人，这条古老的箴言现如今已被像我和亚伯拉罕这样的人赋予了新的含义。
法律是我们的一切。
市警察局的警察们直等到将近凌晨一点，才像突击队员那样开始猛击起门来。他们先是拉响了门铃，随即又用双拳擂打门板。还没等克莱尔回过神来，下床找件衣服披在睡衣上，他们就开始踢门了，准备破门而入。当克莱尔用颤抖的声音询问他们是什么人时，他们大声吼道：“警察！”她慢慢地打开门，又吃惊地直往后退。闯进来四个男人——两个穿制服，两个着西装——看他们那架势，好像情势万分危急。
“退后！”其中的一个命令道。克莱尔口不能言。
“退后！”他歇斯底里地吼道。
他们砰的一声关上门。为首的是少尉加斯科，穿一身廉价紧身西服。他向前走了几步，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文件。“你是克莱尔·布罗克？”他用冷冰冰的声音问道。
她点点头，张着嘴。
“我是加斯科少尉。迈克尔·布罗克哪儿去了？”
“他不再住这儿了。”她努力挤出几个字来。另三名警察在房间里四处逡巡着，仿佛要扑向任何可能出现的目标。
加斯科怎么会相信她的话，可惜他没有逮捕令，只有搜查令。“我有一张基斯勒法官今天下午五点签发的搜查令，搜查这座公寓。”他展开文件在她眼前晃了一下，似乎要让她欣赏一下那上面漂亮的字体。
“闪开。”他说。克莱尔又向后退了几步。
“你们在找什么？”她问道。
“搜查令上写着呢。”加斯科边说边把搜查令扔到厨房的长条桌上。四名警察成扇状对整个房间进行搜查。
手机就放在我睡袋开口处的枕头旁，当时我正睡在地板上。这是我第三个晚上睡地板了，我这样做部分也是为了体验一下我的新当事人的生活。我现在吃得少，睡得更少，试图获得一种露宿街头的体验。我的左半个身子从膝盖往上又红又肿，又酸又疼，所以我只好采取右侧卧的姿势。
这是必须付出的一点小小的代价。我有遮风挡雨之处，有取暖设备，有可以锁上的门，有一份工作，不必为明天的生计发愁，不必为自己的未来担忧。
我抓起手机：“喂。”
“迈克尔！”是克莱尔低低的急促的声音，“警察正在搜查我们的房子。”
“什么？”
“他们在这儿，总共四个人，带着搜查令。”
“他们要搜什么？”
“他们在找一份档案。”
“我十分钟内赶到。”
“快来。”
我如疯了一般冲上楼去，迎面恰好撞上加斯科：“我就是迈克尔·布罗克，你究竟是谁？”
“少尉加斯科。”他答道，语气中略带讥讽。
“让我看看你的证件。”我转身看见克莱尔正倚着冰箱，手中端着一杯咖啡，“拿张纸给我。”
加斯科从他的外套口袋中摸出他的警徽，在我的眼前高高举起。
“拉里·加斯科，”我念了一下他的名字，“我会第一个起诉你，明天上午九点。还有谁？”
“还有另外三个，”克莱尔道，同时递给我一张纸，“我想他们在卧室里。”
我向房间里面走去，加斯科随后，克莱尔跟在加斯科身后。我看见一名便衣警察正四肢着地，趴在卧室的地板上朝床底下张望。“让我看看你的证件。”我向他咆哮道。他慌忙站起身来，做好了打仗的准备。我向前逼近，咬牙切齿道：“身份证，混蛋！”
“你是谁？”他问道，边向后退了一步，边向加斯科望去。
“迈克尔·布罗克。你是谁？”
他飞快地出示了他的警徽。“达雷尔·克拉克，”我大声念道，一边迅速地记下，“第二被告。”
“你告不了我。”他说。
“听着，小子，八个小时后，我们联邦法庭见。我要告你们非法搜查，索赔一百万。我肯定赢。拿到法庭裁决后，我会穷追不舍，直到你倾家荡产。”
另两名警察从我的卧室中现身出来。我被他们团团围住。
“克莱尔，”我叫道，“拿摄像机来，我要把这录下来。”她一闪身进了客厅。
“我们有法官签署的搜查令。”加斯科用略带辩解的口吻道。他的三位同伴向前逼近一步，收缩了包围圈。
“你们的搜查是非法的，”我忿忿不平道，“批准这次搜查的人也要吃官司，你们每个人都要吃官司。你们很可能要受停薪离职检查的处分，你们要被民事起诉。”
“我们有豁免权。”加斯科说，眼光掠过他的同伙。
“要是那样才真叫见鬼呢。”
克莱尔拿着摄像机回来了。“你告诉过他们我不住这儿吗？”我问。
“是的。”她说着举起了摄像机。
“有种就接着搜，小子们。这下该明白了吧，这是非法的。你们早该住手，当然你们不愿意。顺手牵羊、小偷小摸更对你们的胃口。本来你们还有救，这下就等着瞧吧。”
“胡说八道。”加斯科反驳道。他们极力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但一想到我是律师，心中不免惴惴不安。他们并未发现我住在公寓，也许我说的会歪打正着，但我心中没底。在当时的情形下也只好那样说了。
从法律的角度讲，我的理由未必站得住脚。
我不理加斯科。“你们的姓名？”我问那两个着制服的，他们出示了警徽，分别叫做拉尔夫·利利、罗伯特·布洛尔。“谢谢，”我故作胸有成竹状，“你们是第三、第四被告。还不快滚？”
“那份档案在哪儿？”加斯科问。
“我不住这里，档案怎会在这里？这正是你将被起诉的理由，加斯科警官。”
“起诉不起诉没什么大不了的。”
“很好。谁是你的律师？”
他一时答不上。我向书房走去，他们不情愿地跟着。
“出去，”我命令道，“档案不在这里。”
克莱尔用摄像机把他们一一摄下来，使他们收敛了许多。他们窸窸窣窣地向门边退去，布洛尔的嘴里嘟哝着律师什么的。
他们走后我看了看搜查令。克莱尔靠着厨房的长桌啜饮着咖啡，打量着我。搜查引起的恐慌过去了；她又变得安静，甚至有点冷若冰霜。她不愿承认心中的恐惧，极力掩盖她的柔弱无助的感觉；很显然，她不想让我看出她需要我。
“文件里写些什么？”她问。
她其实并不想知道，她所要的是保证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说来话长。”换句话说，最好别问。她懂我的意思。
“你真要起诉他们吗？”
“不，起诉理由不充分。我只是想赶走他们。”
“你做到了。他们会回来吗？”
“不会。”
“太好了。”
我将搜查令折起来塞进口袋。那上面只提到了河橡公司和TAG公司的卷宗，而此时它和它的副本正安静地躺在我新公寓的墙壁里。
“你告诉过他们我现在的住处吗？”我问。
“我不知道你现在的住处。”她答道。接下来我俩都没说话，我满以为她会问我的新住处，可她没有。
“我为今晚发生的事感到抱歉，克莱尔。”
“没什么，只是要保证它不再发生。”
“我保证。”
道别时没有拥抱，没有吻，没有身体间的任何接触。我只是道了一声晚安，就走出了她公寓的大门。这正是她所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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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星期二是“创建非暴力社区”招募新会员的日子。这个社区是华盛顿特区迄今为止最大的避难所。与往常一样，还是莫迪凯驾车，他计划第一周带带我，再放手让我单干。
我对巴利·纳佐的威胁和警告置若罔闻。对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针锋相对我丝毫不感到讶异。凌晨前对我的前住处的粗暴的突击搜查正预示了随后将会发生什么。我必须告诉莫迪凯我以前的所作所为。
汽车一发动我就对他说：“我和我妻子已经分居，我已搬出去另住。”
莫迪凯这可怜的家伙显然没料到大清早就会有这样糟糕的消息。“我很难过。”他说。他转头看我时车差点撞到穿越马路的行人。
“别难过。今天凌晨，警察突击搜查了我以前住的公寓。不仅仅是冲我而去，更具体地说，是冲着我离开公司时带走的那份文件。”
“什么样的文件？”
“是关于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的那份文件。”
“说下去。”
“我们现在知道，德文·哈迪挟持人质招致身亡的原因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将他逐出家门收回房屋的缘故。一起被驱赶的还有另外十六个人，以及一些儿童，朗蒂和她的孩子就在其中。”
他沉吟片刻，道：“这真是一座非常小的城市。”
“那个废弃仓库的地权恰好为河橡公司所有，他们打算在那儿造一座大宗邮件服务中心，工程造价两千万。”
“我知道那个仓库，一直有人擅自强住。”
“但他们不是占住者，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你是光凭猜测呢，还是有真凭实据？”
“眼下只是猜测。文件已经窜改，有人做了手脚。一位名叫赫克托·帕尔马的律师帮办负责这项龌龊的工作，他多次实地勘查，最后将那些人扫地出门。他现在成了我的内线。他写了一张匿名便条，告诉我将那些人驱逐是违法的，他给了我档案柜的钥匙。昨天起，他再没去上班。”
“他哪里去了？”
“我也想知道。”
“他给了你钥匙？”
“他没有亲手交给我，他把钥匙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注明了使用方法。”
“然后你就那么做了？”
“是的。”
“去偷文件？”
“我本来没有打算去偷。我想去事务所把文件复印下来，在路上与某个闯红灯的笨蛋撞在一起，结果我就住进了医院。”
“就是那份我们从你车里找到的文件吗？”
“正是，我本想去复印它，然后送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这样就没人会发觉。”
“我并不认为那样做很明智。”他想骂我蠢驴，但碍于我们关系尚浅，没能出口。
“文件里少些什么？”
我把情况做了一番简单介绍，包括河橡公司的历史，以及它急于拿到这个项目所做的努力。“压力就在于要把这块地牢牢控制在手中，帕尔马第一次去仓库时，就遭到了痛击，他写了一份备忘录放进档案。第二次去时，他带了一个保镖，回来时却发现备忘录不翼而飞。当初他确实将它归档了，很可能是布雷登·钱斯取走了。”
“那么备忘录上写些什么？”
“不清楚。但我有一种预感，赫克托检查了那座仓库，发现了住在临时公寓的人。他与他们交谈后得知他们实际上付房租给蒂尔曼·甘特利。这样他们就不属于擅自占住空屋者，而是房客，受房屋租赁法的保护，可是为时已晚，拆屋的吊车隆隆地开过来了，关闭那座仓库是不可避免的了。甘特利想在这笔交易中大捞一笔，所以他无视那份备忘录。住户们最终被赶了出来。”
“总共有十七个人。”
“是的，另外还有些儿童。”
“你知道另外十六人的姓名吗？”
“知道。有人给了我一份名单，我怀疑那个人就是帕尔马，他把名单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如果我们能找到那些人，我们就有证人了。”
“兴许吧。不过更有可能的是甘特利已经恐吓过他们，他惯于恫吓，自以为是教父之类的角色。他要让什么人闭嘴的话，别人只得照做，否则就得遭殃。”
“但是你不怕他，对不对，莫迪凯？我们去找他，折腾折腾他，他一招架不住就会招出来。”
“在大街上浪费时间？我雇了一个笨蛋。”
“他看见我们保准会吓得躲开。”
这时的俏皮话听起来一点都不幽默。汽车内的取暖装置好像也失灵了，虽然热气扇一直在呼呼地吹着，还是让人感到刺骨的寒冷。
“甘特利从中牟利多少？”他问。
“二十万，他半年之前就买下了，档案中没有购价记录。”
“卖主是谁？”
“市当局，仓库本来是报废的。”
“他很可能只花了五千，至多不超过一万。”
“回报不错。”
“确实如此。这对甘特利的境况来说也是一次大大的改善。他本来是个经营小本生意的人，做过联式公寓业务、洗车服务，开过冷冻食品店，进行过规模不大的商业投机活动。”
“他为什么买下这座仓库，把它当做廉价公寓出租？”
“现金交易，比方说，他花五千买下它，再花一千砌上围墙、装修几个厕所，再装上电灯，就开始营业了。先是放风出去；接着要求租房的人来了；每月一百块，只收现金。他的租户并不关心什么书面证明。他让这个地方看起来始终像一个垃圾场，这样如果市当局来人检查，他就说他们只不过是一小撮擅自占住者，他答应赶他们出去，但那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这种事情多啦，属于不规范的房屋出租业务。”
我几乎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市当局对此视若无睹，但幸好我及时打住了。答案是明摆着的。数不清的无盖窨井，三分之一的警车破旧不堪，屋顶坍塌的学校，窄小拥挤的医院，五百名无家可归的母亲和找不到一片栖身之地的儿童，只要看看这些就明白了，这座城市出了毛病。
而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这么一位行事与众不同的房东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正是他给流落街头的人提供了住处。
“你打算通过什么方式找到赫克托·帕尔马呢？”他问。
“我想公司不会解雇他，他们还不至于蠢到那种地步。他们另有七个分部，所以会把他藏到其中的一个。我会找到他的。”
我们到达了闹市区。他忽然指给我看：“看那些重重叠叠的拖车式活动房屋。那就是蒙特·弗农广场。”
它有半个街区那么大，围墙很高，阻断了外面人的视线。活动房屋形状大小不一，有些已破败不堪，全都脏兮兮的。
“这是城里最糟糕的居住区，那些是政府给华盛顿市的旧邮政车，市政府的官员们真够聪明，让无家可归者居住。他们一个个像沙丁鱼似的挤住在里面。”
在第二大街与D街的交界处，他指给我看一幢长长的三层楼建筑物——一千三百人的栖身之处。
“创建非暴力社区”由一群反战分子建于七十年代初期，那时他们聚集在华盛顿抗议示威，给美国政府添了不少麻烦。他们住在华盛顿西北部的一幢房子里。他们在国会山周围抗议期间结识了许多无家可归的越战老兵，于是合在一处。后来他们多次搬迁，住处越来越大，队伍也不断壮大。越战结束后，他们转而关注华盛顿无家可归者的困境，八十年代初，他们中涌现出一位名叫米切·斯奈德的积极分子，他很快变成了流落街头者的充满激情的有力的代言人。
“创建非暴力社区”找到了一所废弃的二年制专科学校。它由联邦政府出资兴建，因此产权仍归政府所有。他们开进六百人，那所学校就变成了他们的总部和家。政府想方设法驱赶他们，但终难奏效，一九八四年，斯奈德进行了五十一天的绝食斗争，抗议政府对无家可归者的漠不关心。里根总统竞选连任前的一个月果断地宣布了要把这所学校建成一个模范避难所的计划，斯奈德这才停止了绝食。人人皆大欢喜。里根再次当选后食言，种种肮脏的官司纷至沓来。
市当局于一九八九年在东南部远离闹市区的地方建了一座避难所，计划迁徙社区内的住户，但他们拒不搬出，且根本无意离开。斯奈德宣称他们正用木板把窗户钉死，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围攻。一时谣言很盛，有人说社区内聚集了八百名无家可归者，贮存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即将有一场流血冲突。
市当局只得让步，并设法安抚他们，社区内的人数增长到一千三百人。米切·斯奈德于一九九○年自杀身亡，市当局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
我们到达那里时快八点半了，正是许多人出门的时刻。他们中许多人有工作，绝大多数人白天在外。百十名男人在前门口闲荡，抽着雪茄。在温暖的房间里休息了一夜之后，他们在冷冽的清晨里兴致勃勃地谈论着。
走进底楼，莫迪凯与躲在防弹玻璃后的门卫打声招呼，再签个名，我们走过大厅，在匆匆外出的人流中穿来穿去，我极力想忘掉我的肤色，但根本不可能，我身着夹克，打着领带，着装相当得体。以前的日子我一直与富裕为伴，而现在我就像漂浮在黑色的大海里——他们年轻，桀骜不驯，绝大多数有前科，囊中空空，他们会扭断我的脖子，抢走我的钱包。我避免与他们目光相接，皱着眉头，眼光向下。我们在人会登记处停下。
“凡加入者终生不得接触武器和毒品。”莫迪凯开口道，一边注视着匆匆下楼的人流。我心中略感一丝安慰。
“你在这里从未感觉害怕过？”我问。
“习惯了。”说得轻松，他只是说说而已。
门边的记事板上写着前来咨询者的名单，莫迪凯取下记事板，我们仔细推敲着客户的名单，只有十三人。“比平均数略低。”他说。我们等人开门时，他告诉我详细情况，“那边是邮局。这件工作的麻烦之一是与客户保持联络，他们的地址经常变动。好的避难所应提供通信服务。”他指向另一扇邻近的门，“那是服装供应室，每周接待三十到四十人，第一步是检查身体，这个季节要提防的是结核病，第二步是供应三套衣服，包括内衣、袜子等。每人每月可回来更新一套，所以一年下来，衣服就不愁了。这些衣服不是破烂货。每年捐赠的衣服他们穿都穿不完。”
“只供应一年？”
“对，一年期满就得走人。起初看起来这种做法好像不讲情面，但实际并非如此。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自立。每个进来的人都必须在一年内戒毒戒酒，学得一技之长，找个工作。绝大多数人不到一年就离开这里了，只有少数人愿意永远留下来。”
一个名叫厄列的人拿着一长串钥匙走过来给我们开门，随即就离开了，我们就地办公，准备提供咨询，莫迫凯手持记事板走向门边，按照名单顺序开始叫人：“路德·威廉姆斯。”
路德身躯肥胖，差点撑破门框。他在我们对面坐下，椅子吱吱嘎嘎作响。他穿一件绿色工作服，一双白色短袜，脚穿一双橘红色的橡胶雨鞋。他在五角大楼的地下锅炉房上夜班，他的女友离他而去，走时将他的财物席卷一空，于是他债台高筑，无处栖身，只得求助于避难所，对此他颇感惭愧。“我只是想休息一下。”他说。我替他难过。
他欠下了一大堆债，银行正向他索债，眼下他寄身于避难所是为了躲债。
“我们来设计一个破产吧。”莫迪凯对我说。我不清楚如何设计破产，虽然点头了心中却将信将疑，路德看上去很满意，我们花了二十分钟填好表格，他开开心心地离去。
下一个咨询者名叫托米。他姿态优雅地飘然而入，伸出一只十指涂得鲜红的手，我握了握，莫迪凯没有。托米正全力戒毒，以前吸食过廉价可卡因和海洛因，而且拖欠税款。三年来他一直未交税，国家税务部某一天忽然发现了这个漏洞。另外他还拖欠几千块子女抚养费，得知他已当了父亲，不管是什么样的父亲，我心中略感宽慰。戒毒过程异常艰巨，每天都不能中断，这使他无法工作。
“你不能不付子女抚养费，也不能拖欠税款。”莫迪凯说。
“我正在戒毒，无法工作。如果我停止戒毒，就会重蹈覆辙。我无法工作又不能宣布破产，我能做些什么？”
“什么都不做。在你戒断毒瘾，找到工作之前，什么都别操心。到时与我们事务所的迈克尔·布罗克联系。”
托米笑了，向我眨眨眼睛，又飘然而出。
“我想他欣赏你。”莫迪凯说。
厄列又拿来了另十一个人的名单，门外排起了队。我们分头办公，我到房间的另一头，莫迪凯呆在原来的地方，这样我们一次就可以接待两个人。
我接待的第一位是面临着贩毒指控的年轻人。我做了详细笔录，以便随后与莫迪凯商量。
第二位的情形使我感到震惊：白人，四十岁左右，没有纹身，脸上无疤痕，牙齿整齐，没戴耳环，眼睛没充血，也没酒糟鼻子。他的胡子一周末刮，头发有一个月未理。我与他握手时注意到他的手柔软而潮湿，他叫保罗·佩勒姆，三个月前进入避难所，曾当过医生。
吸毒，离异，经济上入不敷出，以及行医执照被吊销，所有这些都是无法更改的事实，一切都在不久前发生，又好像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他只想找个人倾诉一番，这个人最好长着一副白面孔。偶尔他会瞥一眼坐在桌子另一端的莫迪凯。
佩勒姆过去是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的一名杰出的妇科医生，那时他拥有宽敞的住房、奔驰车、漂亮的妻子、可爱的儿女。他先是服用轻度毒品，随后愈陷愈深，开始尝试可卡因，并与在他诊所工作的多名女护士有染，他兼营房地产和金融业。一次，他为一位妇女做正常的分娩时，婴儿死了。婴儿的父亲，一位受人尊敬的部长，亲眼目睹了这个事件。随即是官司缠身，名誉扫地。他服用更多的毒品，私生活愈加放纵，一切全毁了。他从病人身上染上性病，再传给妻子，他的妻子分得全部家产，迁往佛罗里达州。
他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在我短暂的贫民律师生涯里，对于我迄今为止所遇到的每一个咨询者，我都想知道他们沦落街头的每一个细节。我不想让这样悲惨的境遇落到我的头上，像我这样阶层的人不应担心会落到如此下场。
佩勒姆很令人着迷，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看着我的当事人，而且可以说，对了，大概他讲的情况和我很相近。生活会随时毁了任何一个人，他很愿意谈论这种事。
他暗示说可能有人在跟踪他。听他说了一大通后我正要问他究竟为什么要找律师，这时他说：“我的破产背后有隐情。”
我俩谈话时莫迪凯正一个个地打发着他的客户，我重新拿起笔准备记录：“什么样的隐情？”
他说他的破产律师被骗了，接着又絮絮叨叨地诉说银行的过早关门导致了他的破产，说话时他声调柔和，语音低沉。每当莫迪凯向这边投过一瞥时他便打住不说。
“还有。”他接着说道。
“什么？”我问。
“你能替我保密吗？我的意思是我曾雇过许多律师，我付报酬，上帝可以作证。”
“我一定替你保密。”我认真地说。也许我不会有报酬，但有无报酬并不影响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你不能透露给任何一个人。”
“一个字也不会。”我忽然明白隐身于一千三百人之中，住在华盛顿闹市区的一家无家可归者避难所，是躲避追踪的最好方法。
看上去他对我的保证很满意。“当我四处漂泊的时候，”他说，声音更低了，“我发现我妻子与另一个男人会面，我的一个病人告诉我的。当一个女人脱光了衣服接受检查时，她什么都会跟你说。我大为惊恐，于是雇了一名私人侦探，果然不出所料，确有其事。那个人有一天忽然消失了。”他停下来，等我问话。
“消失了？”
“是呀，再没见过他。”
“他死了？”我问，心中有些惊愕。
他微微点点头。
“你知道他尸体在哪儿吗？”
他又点了点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四年以前。”
我记录时手忍不住发抖。
他凑近我，小声道：“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我妻子在宾州州立大学读书时的男友。”
“说下去。”我要求道。他说的是不是真话我心中一点没有把握。
“他们尾随我。”
“谁？”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们四年来一直在跟踪我。”
“你想让我为你做点什么？”
“不知道。也许你能为我了结此事，我已厌倦了这种被跟踪的生活。”
我略作沉吟，这时莫迪凯刚与一个人谈完，正叫下一个，佩勒姆仔细观察着他的每个动作。
“我需要一些有关资料，”我对他说，“你知道那个特工的名字吗？”
“是的。我知道他生于何时何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