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在星期二与那位先生遭遇以来，我没有为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干过一小时的工作。五年来，我平均每月都干二百个小时，这就意味着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八个小时，这样还余几个小时。没有一天是白白浪费掉的，没有几个珍贵的小时是白干的。如果我落了后，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那么在周六甚至周日都加班十二个小时，如果我没有落后，周六也一般要工作七八个小时，有时还可能搭上个把星期天。难怪克莱尔要去医学院学习呢。
　　当星期六的一大清早我在卧室呆望着天花板时，我几乎瘫痪了一样，一动也不能动。我不想去办公室了。我联想都不愿去想，我怕见到波利留在我办公桌上干干净净的一沓粉红色的纸笺上的电话留言，上层开会的备忘录，以及对我健康情况的问候，那些碎嘴子们的闲谈，当然也有来自朋友的真诚的问候与关心。而我最害怕的还是工作。反托拉斯的案子是又费时又艰巨的，档案材料非常厚，都得用盒子来装，而又全不得要领。一个亿万财产的公司同另一个亿万财产的公司争斗，有上百名律师卷入，而且都要机械地形成文件。
　　我承认，我从未热爱过这项工作，这是通向死亡的途径。如果我没命地干，成为一名专家，有一定专长，那么我很快就会成为抢手货，那可能会是税法、劳动或诉讼方面律师，谁还会爱做反托拉斯律师呢？
　　我全凭意志力从床上爬起来，又冲了淋浴。
　　早餐是一边开车一边吃的，羊角面包是从M大街面包店买来的，还有一杯浓浓的咖啡。这时我告诫自己不要为这些问题来苦恼自己，我有吃饭而不感到负罪的权利，不过这时食物对我已不很重要了。
　　广播说今天最高温度将是华氏二十度，低温是零度，一周之内不会再下雪。
　　我走过大楼的大厅，没有碰到一个人同我打招呼。当我迈进电梯时，信息部门的一个叫布鲁斯的人也进了电梯，他郑重其事地向我问好：“你好吗，伙计？”
　　“好，你呢？”我也问候他。
　　“好，你看，我们都给你鼓劲，别泄气！”
　　我点点头，好像他的支持十分关键，谢天谢地，他在二楼就下去了。但临走出电梯前还是亲昵地在我肩上拍了拍。让他们见鬼去吧，布鲁斯。
　　我就像一件被损坏的物品，在我走过戴维尔太太的桌前和会议室时，我的脚步放慢了，我走过大理石地面的走廊，来到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皮转椅上，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
　　波利留电话信息条有几种方式，如果是我愿意回电话的，而且碰巧也是她希望我回电话的信息，她就在我电话机旁留下一两张字条。如果是我不愿意回电话的，而且也是她不高兴让我回话的信息，则把这些字条并排地摆放在我桌子的一角上，一片粉红色的纸条，按时间顺序排列着。
　　我一查共有三十九张字条，其中有几个是紧急的，有几个是上司来的，鲁道夫显得特别生气，这从波利的笔迹上可以看得出来。我一边拣起这一个个字条，一边慢慢地读着，然后再放到旁边。我决定静静地把咖啡喝完，然后再处理这些电话，所以我双手捧着咖啡杯，坐在办公桌旁慢慢地享用，目光茫然，正在这时鲁道夫走了进来。
　　一定有人给他打电话通风报了信，也许是负责监视的帮办，也许是在电梯里遇到的那个叫布鲁斯的。也许是整个公司的人都十分警觉，不，他们都忙得很。
　　“嗨，你好，迈克。”他的声音十分清脆，他坐下来，跷起二郎腿，开始一本正经的谈话。
　　“嗨，鲁迪。”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当面叫他鲁迪，平时总是叫鲁道夫。除了他的现任妻子和他父母叫他鲁迪，再也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了。
　　“你这两天到哪儿去了？”他问道，但语气里丝毫没有同情的意味。
　　“孟菲斯。”
　　“孟菲斯？”
　　“是的，我需要看看父母。另外，家庭的精神病医生也在那里。”
　　“精神病医生？”
　　“是的，他观察了我两天。”
　　“观察你？”
　　“是的，就在铺着波斯地毯的漂亮的屋子里，每天都有鲑鱼吃，一天要付一千美元。”
　　“两天？你在那里呆了两天？”
　　“是的。”这个谎言没有让我感到不安，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好。公司是十分严格的，有时甚至是很无情的。我做好了受鲁道夫一顿训斥的思想准备。他手中会有从执行委员会拿到的解雇通知单，他也可能会在离开我办公室几分钟后向上写一份报告。如果我要和他缓和下来，那份报告的措辞就不会很严厉，上司的态度也会缓和下来。这样生活就会轻松些，起码在一定时期内是这样的。
　　“你该给公司打个电话告诉一声。”他说，但语气已不那么严厉。
　　“你看，鲁道夫，我被关到小屋里，连电话都没有。”我的语气里带着点气恼，这样会得到他的同情和理解。
　　过了一会他又问：“你没事吧？”
　　“我没事。”
　　“真的没事吗？”
　　“精神病医生说我没事。”
　　“百分之百？”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没事，鲁道夫，我只是需要休息一下，仅此而已。现在没事了，又可以开足马力地工作了。”
　　这正是鲁道夫所希望听到的。他笑了也放心多了，说道：“我们的任务太多了。”
　　“我知道，我马上就去工作。”
　　他实际上是跑着离开我的办公室的，他会径直去打电话，告诉上司公司的一名干将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了。
　　我锁上门，关上灯，然后花了一个小时痛苦地把桌子上的文件和便条纸看了一遍。一件事也没有做成，但至少我算是挨到了钟点。
　　当我实在忍不下去时，我把那些便条塞进衣袋里，走出办公室。我溜出去时，没有人看见我。
　　我在马萨诸塞大街的一个减价商店停了下来，在那里痛痛快快地狂买一番，什么糖果啦，儿童玩具啦，什么香皂、男士化妆品啦，各种型号的童袜、运动裤啦，还有一大包棉纸尿布，等等。一下子花了二百多美元，但我心里却无比愉快。
　　我要让他们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地方，为此我不惜任何花费，即使是先住在汽车旅馆，住一个月也没问题，他们很快就可以成为我服务的对象，我即将为他们大声疾呼，为他们打官司，直到他们有一个适当的住处，为了帮他们呼吁我简直是急不可待了。
　　我把汽车停在教堂的对面，这一次到这儿来我的恐惧心理已经轻得多了，但仍心怀不安。我很明智地把我从商店里买来的东西放在了汽车里。如果我就像圣诞老人那样突然出现，会引起混乱。我的意图是把那一家人带出来，把他们送到一家汽车旅馆，为他们办好住宿的手续，确保让他们洗了澡，换上干净衣服，经过消毒，然后带他们去吃饭，直到吃饱为止，再看他们是否要进行一下医疗检查。还有可能让他们都穿上鞋子、暖和的衣服，然后再吃点什么。我不在乎这将会花多少钱，用多长时问。
　　我也不在乎人们是否在想又有一个白人在为自己赎罪。
　　多利小姐看到我很高兴，她向我问候了一声就指着需要去皮的一堆蔬菜。不过，我还是巡视一下看奥塔里欧和他的家人是否还在，但我没有看见他们，他们已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我把地下室都找遍了，里面还有几十个流浪汉。他们不在高坛，也不在楼厅。
　　我一边削土豆皮一边和多利聊天。她也记得这一家人，但当她九点钟来到这里时，他们就已离开了。
　　“他们能到哪儿去呢？”我很纳闷地问。
　　“亲爱的，这些人到处走。他们从一个供饭处又到另一处，也可能听说布莱伍德还有奶酪，或者又听说什么地方还发毯子。她甚至有可能在哪个快餐店打工而把孩子交给她姐姐照看，你根本没法知道。他们就是不会只呆在一个地方。”
　　我真怀疑奥塔里欧的妈妈是否会有工作，但我不会与多利小姐在厨房里争论这些事。
　　当吃午饭的队伍又排起来时，莫迪凯来了，他还没看见我，我就看见了他，当我们目光相遇时，他整个脸都绽出了笑容。
　　一个新来的志愿服务者担负起做三明治的任务，我和莫迪凯负责照顾这些人吃饭，从锅里舀汤然后倒进他们的碗里。这里也有艺术。汤多菜少，会让他们瞪你，菜多汤少，后面的人就只有汤没有菜了。莫迪凯多年前就学会了这门艺术，每一舀都是有菜有汤。我让人瞪了好几次之后才学乖了。莫迪凯每发一份饭都伴以热情的问候：哈啰，你好，你怎么样，很高兴又见到你，等等。他们有些人还以一笑，但也有些人连头也不抬一下。
　　快到正午时，门口就更挤了，徘起的队伍也更长了，也不知又从哪儿来了一些志愿服务者。厨房里一片愉快人们的嘈杂声和干活发出的各种声音。我还是在不断寻找奥塔里欧，圣诞老人在等候着，而这个小家伙却不见踪影。
　　我们一直等到排饭的队伍全部完了才每人吃了一碗饭，由于桌子是满的，所以我们就在厨房倚着水池把饭吃完。
　　“你还记得你昨天夜里换尿布的事吗？”我一边嚼着饭一边问道。
　　“你以为我能忘得了吗？”
　　“我今天没有见到他们。”
　　他一边吃一边想，想了一会儿，说：“今天早晨我离开时他们还在这儿。”
　　“那时是几点钟？”
　　“六点钟，他们在那个角落睡得很香。”
　　“他们能去哪儿呢？”
　　“那可没准。”
　　“那个小男孩告诉我他们睡在车里。”
　　“你同他谈话啦？”
　　“是的。”
　　“那么你是想找到他，对不？”
　　“是的。”
　　“那可没指望。”
　　午饭过后，太阳露出云层，屋里开始活动起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餐桌旁拿一只苹果或是个橘子，然后就离开了地下室。
　　“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也是呆不住的。”他们看着这种情景，莫迪凯解释说。他们也有他们的规矩，有他们的习惯，有他们爱去的地方，有他们流浪汉的朋友，有他们的事要做。他们将回到他们的公园、小巷，去从雪中挖出被埋在里面的东西。
　　“现在外面有二十度，今夜得接近零度。”我说。
　　“他们还会回来，等到天黑这个地方就会拥挤起来。我们出去兜兜风吧。”
　　我们向多利小姐请了假，她答应让我们出去一会儿。
　　我的车和莫迪凯那辆用了很久的福特牌车停放在一起，他说，“你这样的车在这样的地方是长久不了的，你要想在这个区待上一段时间，你最好把它卖了，再换辆旧车。”
　　我可舍不得把这辆心爱的车卖掉，听了他的话我有些不高兴。
　　我们进了莫迪凯的福特车开出了停车场。刚进车不一会儿，我就意识到莫迪凯·格林是个开起车来叫人害怕的主儿，所以我赶紧系安全带。可是安全带竟是断了的，而他似乎不太在意。
　　我们在华盛顿西北平整的街道上行驶，经过一个个街区，一排排用木板围起来的联立房屋区，还有那些连救护车司机都不肯进入的住宅区，那里的路面情况十分差，也经过一些学校，学校也用网状金属护栏围起，还有一些因骚乱而留下累累伤痕的区域。他可真是个令人惊讶的导游。这里每一英寸土地都是他的势力范围，每一个角落他都能讲一段故事，每一条街他都可以说出它的历史。我们也路过一些其他的供饭处和避难所。他对那些地方的厨师以及教士都很熟悉。教堂的好与坏，是有清晰的分野的，那就是它们对无家可归的人是开放还是关闭。他提到哈佛大学的法学院，那是令他无限骄傲的地方，在那里他学习五年法律，而夜里他除了一份专职以外还干一份兼职的工作。他指着一个被烧毁的联立房屋说，那是个进行可卡因交易的地方，他的第三个儿子卡修斯就是在这房前的人行道上丧生的。
　　当我们接近他的办公室时，他问是否愿意在他的办公室停一会儿。他想要看看他的信件。我当然没有意见，我只是出来逛一逛，去哪儿都无所谓。
　　办公室里又冷又暗，空无一人，他打开灯开始谈话：“这屋里一共三个人，我，索菲亚·门多萨，还有亚伯拉罕·莱博。索菲亚是个社会工作者，但她对街头犯罪活动的法律知识比我和亚伯拉罕加起来都多。”我跟着他围着一张张上面堆满东西的桌子转来转去。“这个屋子曾有七个律师工作，拥挤不堪，你能相信吗？那时候我们能从联邦政府拿到钱来支付这些法律费用。现在从政府那里我们一个子儿也拿不到，这真得谢谢共和党们。那边还有三个办公室，我这边也有三个。”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还有不少空地方。”
　　他说的空地方是指人员缺少而言，实际上，你要是在屋里走动，不是碰翻了旧档案篮子，就是踢到一堆旧法律书上。
　　“这所房子是谁的？”我问道。
　　“是科恩基金会的。伦纳德·科恩是纽约一家大法律公司的创办人，他八十六岁时去世，如果活到现在他该有一百岁了，他的财产不计其数，他晚年时决定死后一分也不带走。所以他乐善好施，四处散财，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建立基金会资助那些为无家可归的人工作的律师，这个地方也是这样来的。基金会还办了三个律师事务所，这儿一个，纽约一个，纽瓦克一个。我是一九八三年受雇的，一九八四年做了这里的负责人。”
　　“你们所有的资金来源都是来自一处吗？”
　　“是的，实际上所有资金都来自一处。去年基金会给了我们十一万美元，而前年是十五万。所以我们减少了一名律师，而且现在是逐年减少，基金会经营不善，现在是在蚕食母金，我怀疑我五年后是否还能在这儿，也许用不了五年，也就是三年。”
　　“你们可不可以搞募捐呢？”
　　“噢，那当然，去年我们募捐了九千美元，但太费时问。我们可以当律师，也可以募捐，索菲亚人缘不好，亚伯拉罕是从纽约来的，他性情粗暴一些，就剩下我和我的人格魅力。”
　　“那么间接收入怎么样呢？”我问道，我是刺探性地问，并不是很担心的，几乎每一个非营利组织都每年有一份年度报告公布这些数字。
　　“每月二千。除了开销和留有少量积蓄之外，我们三个人就分这八万九千美元，我们是三一三十一，平均分配。索菲亚认为她是专职人员，说实在的，我们害怕和她争论。我实际上每年拿回家三万美元，这个数目据我所知是一个贫穷律师的平均数。欢迎你到贫民中来工作。”
　　我们终于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面对面坐下。
　　“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付取暖费了？”我一边打着冷战，一边问道。
　　“很有可能，我们周末一般不到这来工作。省钱。这个地方要暖气和冷气都不可能。”
　　这种想法对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来说想都不会想。周末不开门，省钱，而且是二者兼而有之。
　　“如果我们把这儿搞得舒舒服服，我们的客户就不愿离开了，所以这儿是冬冷夏热，也减少了交通压力，你要咖啡吗？”
　　“不，谢谢。”
　　“我是开玩笑，你知道。我们绝不会阻止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到这儿来。天气根本对我们无所谓，我们想我们的客户是在饥寒交迫之中，我们又怎么能对冷一点热一点的事操心呢？你今天早晨吃早餐时有一种负罪感吗？”
　　“有的。”
　　他朝我笑了笑，这是一种智慧长者所能够有的微笑。
　　“这很正常，我们以前常常同一些来自大公司的年轻律师一起工作，我管他们叫做公益新手，他们总是告诉我一开始他们对食物失去了兴趣。”他拍了拍他的肚子，“不过，这很快就会过去的。”
　　“那些公益新手干些什么呢？”我问道，我知道我正一步步走向诱饵，而莫迪凯也意识到我是知道这一点的。
　　“我们把他们派到各个避难所，他们接待这些客户，我们指导他们如何处理这些案子，大多数的情况是比较容易的，只要律师给那些无动于衷的官僚们打电话。给他们发食品券，老兵的抚恤金，住房补贴，医疗补助，儿童补助等等。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作都涉及福利问题的。”
　　我十分关注地听着，他能知道我在想什么，莫迪凯开始让我咬上了钩，“你看，迈克尔，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代言人，没有人听他们倾诉，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疾苦，他们谁也指望不上。他们要得到他们应得到的福利，但是电话都不知打给谁，他们真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永远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的电话听不到回音，他们连通讯的地址都没有。那些官僚们才不管这些呢，他们只盯住他们想要帮助的人。季节性的社会工作人员的情况他们至少要听一听吧，或者看看这些人的档案，或回个电话。但你也得请个律师来给他打电话，又吵又叫，吵翻了天事情才能得到解决。那些官僚们做事是有动机的，文件也是要有程序的，没有通讯地址？没问题，把记录寄给我，我把它转交给客户。”
　　他越说声音越大，两只手在空中挥来挥去。可以看得出来莫迪凯是个十分有讲演天才的人。我相信在法庭上他一定是个出色的律师，在陪审团面前他是有说服力的。
　　“有件很有趣的事儿，”他说，“大约一个月前，我的一个客户去社会保障办公室申请福利保障，这本是件常规性工作。他已六十多岁了，腰部疼痛难忍，谁要是在石头上或公园的长椅上睡上十年，谁都得腰痛。他在办公室外面排队站了两个小时，终于进到了办公室，在办公室里又等了一个小时，他终于来到了第一张办公桌前，刚想要说明他的来意，却遭到这位驴脾气的秘书一顿训斥（那天她可能气不顺），她甚至还说他身上有味。他当然是受到了侮辱，所以他什么也没有说就回来了，他打电话给我，上星期三我们一起去社会保障办公室做了番小小的交涉，就是我和我的客户两人，那位秘书也在那儿，她的上司，她上司的上司，特区社会保障办公室主任，一个来自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的大人物也在场，这位秘书站在我的客户面前宣读了一页书面致歉书，言辞恳切、情感动人，然后她把一份福利申请表交给了我的客户，在场的这些人也都向我保证这件事一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正义。迈克尔，这就是贫民法律的主旨：尊严。”
　　他又讲了一个又一个类似的故事，都说明贫民律师是很好的人。无家可归的人都是胜诉者。我知道，在他的全部故事中还有许多令人心碎甚至更令人伤心的故事，但他都没有讲，他现在只是在打基础。
　　我已忘记了时间，他也从没有再提起信件的事，我们终于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回到避难所。
　　这时距天黑还有一个小时，我想这正是躲在舒适的小地下室的好时候，再过一会儿，一些歹徒就会在街上出现。有莫迪凯在我身边，我可以慢悠悠地、充满自信地走着，否则我就会弓着腰，脚几乎不沾地地飞快从街上走过。
　　多利小姐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堆整鸡，她在等着让我来干活，她已把鸡煮好了，我来给冒着热气的鸡去毛。
　　莫迪凯的妻子乔安娜也来了，因为这时正是忙的时候，她和她丈夫一样都是令人愉快的人，而且几乎和她丈大一样高。两个儿子也有六英尺多高。卡修斯达大约六英尺九英寸，他要是能活到十七岁，准会是个篮球名星。
　　我离开时已是半夜了，还是不见奥塔里欧和他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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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星期天早晨我起得很晚，是克莱尔打来的电话把我叫醒的，又是一番冷冰冰的谈话，她只是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回来。我提议说晚饭去我们俩都喜欢的一家餐馆一起用餐，可她说没有兴致。我也没有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对这类事我们谈话时从不谈起。
　　由于我们的公寓在三楼，所以《星期日邮报》从来不能直接投到家里，虽然我们想了几个办法，但半数情况仍不如意。
　　我洗了个淋浴，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天气预报说最高温度是华氏二十五度，正当我要离开公寓时新闻广播员匆匆地报道了一下头条新闻，这条消息把我惊呆了！我听到了报道，但开始时没有引起注意，我走近靠厨房墙角处的电视机，我的脚步沉重，血液似乎已凝结，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夜里十一点左右，特区警察在城东北部的一个公园附近发现一辆小汽车，那个地方是经常有枪战的。车就停在路边，都已磨平了的车轮陷进了一堆外壳已结冰的雪堆里。车里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都已窒息而死。警察猜测这个家庭就住在车里，而且为了让车里暖一些，就打开了发动机，由于汽车的排气管被路面清雪车所堆起的雪掩埋起来了，废气无法顺利排出，细节情况所知不多，也没有报道死者的姓名。
　　我冲到人行道，在雪地上滑了一下，但没有跌倒，然后沿着P街跑向威斯康星大街，穿过大街后又跑到三十四街的售报亭，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抓到一张报纸，心中充满恐惧。报纸头版的下面一角就是这个报道，很显然，这条报道是在报纸排版的最后时刻才插进去的，也没有报道死者的名字。
　　我把报纸打开，翻到A栏，把其余几页报纸就扔在潮湿的人行道上，这则报道在十四页上有继续报道，主要是警方的一些评论性的文字，还有一些警告性的话，告诉人们如果汽车排气管被堵塞可能会发生的危险，接下来的就是令人心碎的细节：母亲是二十二岁，她的名字叫朗蒂·伯顿，婴儿叫特米科，两个已学会走路的孩子叫阿朗佐和丹特，是双胞胎，都是两岁，最大的孩子叫奥塔里欧，年龄四岁。
　　我当时一定是发出一声怪叫，因为一个路过的人朝我看了一眼，眼光很怪，好像我是个危险人物。我走开了，双手仍拿着那份打开的报纸，我迅速地浏览了其余的二十个栏目。
　　“对不起，”一个难听的声音在我身后说道，“你还没付报钱。”我仍继续走着。
　　他从后面走近我身边，喊道：“喂，伙计！”我站下来，从衣袋里掏出五美元的一张票子，扔在他的脚下，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在P街上，离我的公寓不远的地方，我靠在一幢漂亮的联立式楼房前的挡土墙边。人行道上的雪已被清除了，清除得十分彻底。我又一次读了一遍这篇报道，我读得很仔细，希望并不是这样的结局。各种想法，各种问题一古脑儿涌上来，我简直应接不暇，来不及细考虑，唯有两个问题不断在我心里反复出现：他们为什么不回避难所？那个婴儿死时是否包着我那件夹克衫？
　　越想越感到心情沉重，几乎连脚步都迈不动了。在震惊之余，一种负罪感又袭上心头。星期五夜里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时为什么不为他们做点什么？我本可以把他们带到一个温暖的汽车旅馆里让他们吃顿饱饭的。
　　我走进公寓时，电话铃正响着。是莫迪凯打来的。他问我看没看这则报道，我问他是不是还记得那个湿尿布。就是这家人，我说。他从未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我告诉他更多的是我和奥塔里欧的交往。
　　“听了这件事我很难过，迈克尔。”他这时声音充满了悲痛。
　　“我也很难过。”
　　我欲说无言，真不知说什么才好，我们说以后见面再谈。我回到沙发上，一动不动地一直坐了一个小时。
　　后来我回到车上，把我为他们买的一袋袋食品、玩具和衣物都搬了下来。
　　仅仅是出于好奇，莫迪凯中午时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一生中在不少大公司工作过，这次来主要是想看看那位先生死的地方。我带他走了几个主要的地方，并简单地叙述了一下当时做人质的情况。
　　我们坐他的车一起离开。星期天交通并不繁忙，莫迪凯对别的车在干些什么也毫无兴趣。“朗蒂·伯顿的母亲今年三十八岁，因倒卖可卡因而服刑十年，”他告诉我，他曾打过电话，“两个兄弟也都在监狱里。朗蒂本人有过卖淫和吸毒的历史，不知道谁是她的父亲，也许不止一个父亲。”
　　“谁向你提供的这些信息？”
　　“我在一个居民村见到了她的外祖母。上次她看到朗蒂时她才有三个小孩，当时她正在和她妈妈一起卖毒品。根据这位老奶奶的说法，她已同她女儿和孙女脱离了关系，就是因为毒品的问题。”
　　“那么谁会来埋葬他们呢？”
　　“就是埋葬德文·哈迪的那些人。”
　　“一个比较像样的葬礼需要多少花费呢？”
　　“那要讨价还价的，怎么，你有兴趣吗？”
　　“我只是不想让他们被草草地安葬。”
　　我们正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路过议会大厦庞大的办公大楼，背后是国会大厦，不禁心里暗骂两声，这些大楼里的混蛋们每月浪费数十亿美元而仍让那么多人无家可归，那四个无辜的孩子死在大街上，可以说就死在国会大厦的阴影之下，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栖身之处！
　　我们那个住宅区的有些人会说他们根本就不该出生！
　　这些尸体被送到总医院检验官的办公室，那里也有停尸房。那是特区总医院的二层棕色楼群。这些尸体将停在那里等候有人来认领，如果在四十八小时内无人来认领，这些尸体就可以使用一些防腐剂，然后放在很像样的木棺之中，并很快在公墓中安葬。
　　莫迪凯把车停在一个仅供残疾人停车的车位上，过了一会儿，他问道：“你真的想进去？”
　　“我想是的。”
　　他曾来到过这里，而且事先打了电话。这时一个穿着很不合身的制服的保安人员上前企图阻止我们，莫迪凯气冲冲地向他说话，声音之大部令我害怕，我的胃都有些痉挛。
　　那个保安人员让步了，巴不得尽快离开我们。有几扇玻璃门上都用黑字写着停尸房的字样，莫迪凯走了进去，就好像他就是这儿的主人一样。
　　“我是莫迪凯·格林，伯顿一家的律师。”他冲着办公室后面的一位年轻人大声说道，那声调不像是在告诉他什么，倒像是在下战表。
　　那位年轻人看了看写字夹板，又翻了几页。
　　“你在干些什么？”莫迪凯又怒气冲冲地问了一句。
　　那位年轻人抬起头，装腔作势地看了看，这时发现他的对手不是个好惹的。“请稍等。”他说，然后向计算机走去。
　　莫迪凯转过身对我大声说道，“你能想象吗，这里有过停放一千具死尸的情况。”
　　我意识到他对那些官僚机构，政府工作人员是从没有耐心的，而且我又想起了他让社会保障部门的那位秘书当面道歉的故事。对莫迪凯来说，半数的案子都是靠强硬的态度和吼叫来办的。
　　这时一个面色苍白的先生走了进来，他的黑发是染出来的，但染得很糟，冷冷地握了握手之后，自我介绍说他叫比尔。他穿了一件蓝色工作服，一双有很厚胶底的鞋子。他们到哪儿去找人来到停尸房工作呢？
　　我们跟着他穿过一道门，沿着一条已消过毒的通道走着，这里的温度越来越低，然后来到停尸问。
　　“今天有几具？”莫迪凯问道，好像他是为检查尸体数量来的。
　　比尔一边扭动门钮，一边答道：“十二具。”
　　“你还好吧？”莫迪凯问我说。
　　“我也不知道。”
　　比尔打开了那扇金属门，我们迈进房问。屋里阴冷，有一股防腐剂的气味。地上铺的是白色地砖，灯是蓝色的荧光灯。我跟随着莫迪凯，低着头，尽量不向四面看，但这很难做到。尸体都用白布单从头到脚地盖着，就和电视上看到的一样。我们看到几双白人的脚，他们的脚趾上挂着一个标签，接着就是几双棕色的脚。
　　我们拐了一个弯，停在一个角落里，左边是个轮床，右边是张桌子。
　　比尔说：“朗蒂·伯顿。”他十分熟练地把白布单拉到胸部。正是奥塔里欧的母亲，她穿着一件白色长袍。从她的脸上看去不像死去了，好像她正在睡觉，我忍不住盯着她的脸看着。
　　“就是她。”莫迪凯说，似乎他们已是多年的老相识了。他看了看我让我再确认一下，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比尔把床推转过去，我几乎屏住了呼吸。几个孩子只用一个白布单盖着。
　　他们整整齐齐地躺成一排，一个紧挨着一个，双手都在胸口交叉着，像小天使般地睡着，这些终日在街头的小战士终于安息了。
　　我想摸一摸奥塔里欧，拍一拍他的胳臂，向他说声对不起。我想唤醒他，带他回家，让他吃饱饭，给他一切他所喜爱的东西。
　　我又向前凑近一些要更看得仔细一些。“别摸他。”比尔说。
　　我点了点头。莫迪凯说：“就是他们几个。”
　　比尔又用白布单把他们盖了起来，我闭上眼睛，给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祈祷，是仁慈和请求宽恕的祈祷。再也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对我说。
　　在大厅的一个房间里，比尔拉出来两个网兜子，里面装的是这一家人的个人物品。他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张桌子上，我们帮助他清点这些物品。他们穿的衣服又脏又破，我那件劳动布的夹克是那里边最好的一件。有三条毯子，一个钱包，一些不值钱的玩具，婴儿营养粉，一条毛巾，又是一堆旧衣服，一盒香子兰饼干，还有一听没有打开的啤酒，一些香烟，二只避孕套，以及二十美元零零碎碎的钱。
　　“她的汽车在市停车场，”比尔补充说，“人们说那辆车已是破烂不堪了。”
　　“我们会处理的。”莫迪凯说。
　　我们在物品清单上签了字，带着朗蒂·伯顿一家的全部资产离开了。“我们把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呢？”我问道。
　　“把它们送到她外祖母那儿去，你的那件夹克衫还要吗？”
　　“不，不要了。”
　　举行葬礼使用的屋子是莫迪凯所认识的一位牧师的。莫迪凯并不喜欢这个牧师，因为他所在的教堂对无家可归的人不够友善，但他却能左右这个人。
　　我们在教堂前停下了车，教堂在哈佛大学附近的佐治亚大街。这个地方比较清洁整齐，附近房子的窗子上没有钉那么多木板。
　　“你最好待在车里，”他说，“如果我单独和他谈话，话能说得更坦率一些。”
　　我真是不喜欢一个人坐在车里，但这时我已把生命都托付给他了，只能说，“没问题。”于是我坐得更低一些，这样可以向四周张望。
　　“你会没事儿的。”
　　他走了，走时把车门锁了起来。几分钟以后，我放松了一些，并且开始思考问题。莫迪凯要单独会见那位牧师自有道理。如果我要露面很可能会把事情弄得复杂了。他会问我是谁？我为什么对这一家人感兴趣？这样一来，花费就会大大增加。
　　人行道上行人不断。我看着行人匆匆而过，寒风吹袭着他们。我看到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穿着很好，他们手挽着手。当昨夜奥塔里欧一家人挤在狭小的汽车里受冻，呼吸着没有气味的一氧化碳直至死去时，这些人在哪里？我们这些人又在哪里？
　　这个世界已经完了，一切都没有意义。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已看到六个无家可归的人死去。对这样的令人震惊的事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我是个白人律师，我受过良好的教育，锦衣玉食，收入颇丰，而且很快就可以成为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富人。不错，婚姻是要吹了，但我可以从头来过，世上不乏漂亮的女人，我从未为此而担心过。
　　我诅咒那位先生，是他让我的生活脱了轨，我诅咒莫迪凯，是他让我有一种罪恶感，我也诅咒奥塔里欧，是他叫我心碎。
　　这时有人敲车窗把我吓了一跳，几乎魂都没了，原来是莫迪凯，他站在路边的雪地上。我摇开车窗。
　　“他说他要二千美元，把五个人都埋葬了。”
　　“不用管他要多少！”我说，他又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坐回驾驶座位，把车开了起来。“葬礼定于星期二，就在这个教堂。木棺材，但都是不错的。他还准备些花儿，你知道，这样看起来才像样。他开始要三千，但是我告诉他新闻界还要来人，你还可以上电视，结果他就同意给二千了。二千块还算不错。”
　　“谢谢你，莫迪凯。”
　　“你还好吗？”
　　“不怎么样。”
　　他没有再说什么，我们开车回到我的办公室。
　　克莱尔的弟弟詹姆斯已确诊为何杰金病，所以全家都祈祷上苍。这倒与我无关，我只是听她讲述她一家人是如何度过这个周末的。先是听到这个吓人的消息，接着就是抱头痛哭，祷告，安慰詹姆斯和他的妻子。这一家子就好抱头痛哭。看来她没叫我去她家真是谢天谢地。医治立即着手进行，据说预后还不错。
　　她回家来还是让人高兴的，家里总算有人可以述说一下心中的烦闷。我们在公寓的舒适的小屋中喝酒，烤火，脚上盖着毯子，那情调真有点浪漫，尽管我内心受到伤害太多，几乎想不到那些充满柔情的事。我尽力去听她的讲述，对可怜的詹姆斯说些同情的话，不时地用些适当的词儿。
　　这种情况是我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否是我所需要的。我想我们可能会闪烁其辞互不说破，也许还会发生小的摩擦。很快就会变得撕破脸皮，后来还可能变得平缓，就像真正成年人那样分手。但是，自从奥塔里欧那件事之后，我再也不想涉足情感，我的情感已经枯竭。她不断地提醒我说我看上去很疲惫，我真得感谢她。
　　我一直注意地听她的讲述，一直到完，后来话题又转到了我及我的周末过得如何。我和盘托出，向她讲了我所经历的一切，我在避难所做志愿服务者，后来又讲了奥塔里欧和他的一家，把报纸的有关报道也给她看了。
　　她真的有些感动，但也有些困惑，好像我和上周相比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她不知道她是喜欢这后一种形象呢还是原来的形象，就连我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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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我和克莱尔都是工作狂，又年富力强，所以根本不用闹钟，特别是周一的早晨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周工作挑战的时候。我们五点钟就已起床，五点三十分吃点麦片粥，然后就各奔东西了，甚至比赛似的看谁先离开家。
　　可能是喝了些酒的缘故，我一夜没有做梦，没有梦到周末所发生的事情。在我开车上班的路上，我决心从此以后要让自己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保持一定距离。但我仍要参加葬礼，不时地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做些公益性的工作，并且保持同莫迪凯的友谊，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去。也偶尔会到多利小姐那儿帮忙，去为无家可归的人做饭。我会捐一些钱让他们改善一下伙食。我想我如果出钱肯定比那些穷律师出得更多。
　　我来到办公室时，天色尚未亮，我决心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一连工作几天，这样可以调整我自己。我近来的所为已和我的事业脱了轨，这样疯狂地工作一阵子会把事情正过来。只有傻瓜才会离开我现在的轨道而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我乘电梯时特意不再进那位先生曾经乘过的那一部。他已成为了历史，我决心不再想他。我也不再去看那间会议室，当时他就死在那里。我把公文包和大衣扔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去冲咖啡。还不到六点钟，我就已走在办公大楼的厅廊里，与这位同事打个招呼，与那位职员问个早，脱去上衣，卷起袖子，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的架势。
　　我先浏览了一下《华尔街日报》，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报纸是从不报道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接着我又读了一下《邮报》，在“大都市”栏中对朗蒂·伯顿一家有一段简单的报道，还有一幅照片，是她的奶奶在一所房子外面哭泣的情景。我看过之后，把报纸放到一旁。我比报道的内容知道得更多，我已决心不再为之所动。
　　在《邮报》下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法律文件大小的马尼拉纸文件夹，这类文件夹我们公司每天不知用上多少。上面没有任何标记，所以格外让人疑惑，它就放在那里，没有封口，在我的桌子角上，一定是有人偷偷地放的，我慢慢地打开它。
　　里面只有两页纸，第一张上就是《邮报》上昨天登载过的那报道的复印件，也就是我昨晚给克莱尔读过好几遍的那个报道。在这张纸的下面是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官方文件中提出来的一份档案，标题上写着：被驱逐者的名单——河橡公司。
　　在左栏中有从一到十七的编号，其中第四号就是德文·哈迪。第十五号上写的是朗蒂·伯顿以及三四个孩子。
　　我慢慢地把这份档案放在桌子上，先是站在那里，然后又走到门边，把门锁好，又靠门站了一会。开头的几分钟里一切都是那么平静，我注视着桌子中间的那份档案，我不得不相信这份档案是真实可靠的，可是是谁把它放到我这儿来的呢？于是，我又一次拿起这份材料，仔细看，在第二页纸下面，就在档案里，这位不肯通报姓名的人用铅笔写下这样的字：这次驱逐住户的行动是不合法的，也是不人道的。
　　这些字都是用印刷体字母写成，很显然是怕我分析字迹而认出写字的人。笔迹也十分不清楚，就好像用铅笔十分轻地在档案上写上去的。
　　我的办公室门一直锁了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我一会儿站在窗前看日出，一会儿坐在桌子那儿看看这份档案。楼厅，走廊中的人渐渐多起来，我可以听到波利说话的声音。我打开了门，向她问好，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并要继续装下去。
　　整个一个上午除了开会还是开会，其中有两个会是鲁道夫和他的客户的。我表现得很得体，尽管我已根本不记得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鲁道夫看到他的一员干将又精力充沛地回到工作岗位，他感到十分骄傲。
　　我对那些仍想谈起人质事件或问起我事后感觉的人都不很客气。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所以，人们渐渐就不再关心这些事了。后来，父亲给我打来电话。他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打电话到我办公室的我也记不清了。他说孟菲斯在下雨。他每天就在房子周围坐一坐，感到很无聊，还说他和我妈妈对我都有点担心。我对他们说克莱尔挺好，为了怕他们进一步问起她，我找了个话题，把她弟弟詹姆斯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在我婚礼上曾见过他一面。我表现出对克莱尔一家人的关心，这能让他高兴。
　　爸爸往我办公室里通了电话，他很高兴。我仍在这里工作，挣着大钱，而且会越挣越多。他要我常给他打电话。
　　半小时后，我的哥哥沃纳也从他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区的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他比我大六岁，也是一家资金雄厚的大公司股东，是一位不受任何限制的律师。沃纳和我小时候并不总在一起，但我们在一起时又是彼此感到很愉快。在三年前他离婚期间，他几乎每周都打电话给我，把他的心里话和我说一说。
　　他也和我一样是个守时的人，所以，我知道我们的电话不会很长的。“多和爸爸谈一谈。”他说，“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我想他是会告诉你的。”
　　“我知道你现在的感觉，我们都经历过。你工作努力，收入可观，从来不停止地帮助小人物。后来发生了点事，你就回想起法学院，想到我们在一年级时的事情，那时我们充满理想，想将来用我们的法学知识来拯救人类，你还记得吗？”
　　“记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一点不错，我们一年级时，学校做过一次调查，我们班有一半的同学都想学公共利益法。可三年后当我们毕业时，大家又都想去挣大钱去了。我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法学院让你变得贪婪。”
　　“大概是吧，我们公司有一项计划，你可以有一年的假期，就像学术年假之类的假期，在这一年之中你可以从事公益法。十二个月后你再回来，就像从来没离开一样。你们公司怎么样？”
　　文塔吉·沃纳有过同一个问题，他已然解决了这个问题，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十二个月，我就可以脱胎换骨了。真是一条捷径，而且我的前途也不受任何影响。
　　“可非股东成员不行，”我说，“我也听说有一两个股东曾离开这里为别的什么机构干一两年，然后又回到这里。但从来没有一个非股东成员这样做过。”
　　“但你的情况不同，因为你是这一公司的成员，精神受到极大伤害，甚至几乎丧了命。我会用我的力量去说服一些人，告诉他们你需要一段时间休息。就休一年吧，然后再回来干。”
　　“这可能会奏效。”我说，尽量不打击他的情绪。他是A型行为者①，有时会一意孤行，常常一句话不当就会争论起来，特别是在家庭成员中问。“我得忙去了。”我说，他也有事要做，我们约定以后再详谈。
　　①A型行为是一种行为类型，常表现为高度进取心和紧迫感，性情急躁，凡事认真求全。这类人易引发心脏病。与之相对的B型行为则是轻松悠闲，无紧迫感。这些用语是美国心脏病专家Meyer Friedman等人首先使用。
　　午饭是与鲁道夫以及一个客户在一家豪华的饭店吃的。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工作午餐，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喝酒，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客户对这段时间也要付费。为鲁道夫一小时要付四百美元，而我则是三百。我们连工作，谈话，再加吃饭共是两个小时，那位客户就要为这顿午餐付出一千四百美元。我们公司在这家饭店有账户，所以饭钱可以记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账上，如果教堂地下室的伙食管理员也把账记在这位客户的账上就好了。
　　整个一个下午又是不停的电话，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仅凭我的意志力就能使我看上去是精神抖擞、干劲十足的，所以这些事我是应付裕如的。我这样每天的收入都是十分可观的。但反垄断法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显得繁忙和无聊。
　　直到五点钟时我才得空一个人坐一会儿。我和波利说了声再见，又锁上了门。开始打开那份神秘的档案，并在记事本上胡乱地记一些什么。划了许多带箭头的线条，从各个方向指向河橡公司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其中大部分箭头都指向了布雷登·钱斯，这个我曾在档案中看到的房地产股东。我想送这档案来的是他的律师帮办，那个曾听到过我们尖刻的话，并在几秒钟之后当我们离开他们房间时把钱斯比作蠢驴的那个年轻人。他对这次驱逐行动的底细一定十分清楚，他会有机会接触这份档案的。
　　为了避免公司录音，我使用我的手机向反垄断部门的一位帮办打电话。他的办公室从我这个办公室转个弯才到。他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什么人了，而我没费多大劲就知道我所要找的人是赫克托·帕尔马。他在公司已工作三年了，一直搞房地产方面的工作。我想找到他，但是不能在公司里找他。
　　莫迪凯打来电话，他问我晚饭打算在哪儿吃，他说：“我请客。”
　　“请我喝汤？”
　　他笑了：“当然不是，我知道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我们约好七点钟碰面。克莱尔又回到那种外科医生的精神状态中去了，把时间、吃饭、丈夫早就忘到了脑后。她下午三四点钟才上班，简简单单说上两句话，然后就不知何时才能回家，总之是不会早的，至于晚饭男人只有自己照顾自己了。这一点我并不反对。她已从我这里学会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了。
　　我们在杜邦广场附近的一家餐馆碰头。餐馆里酒吧柜台前站满了一些收入可观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在进城上班之前在这里喝点什么。我们是在后面一个小包厢里喝着啤酒。
　　“伯顿的事越来越引人瞩目。”他呷了一口干啤，说道。
　　“对不起，在过去的十二小时里我就像在山洞里一样，外面什么事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许多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四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都住在汽车里，一起死在了大街上。他们死的地方就离国会山不到一英里，而国会山上还正在开会要改革福利政策，这会使更多的母亲和孩子流落街头。你看吧，有好瞧的了。”
　　“这样一来，他们的葬礼就会更让人注意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已经和十几个这方面的积极分子谈过话了，他们打算把他们的人都带上，这样葬礼的会场就会挤满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报纸、电台又会报道一番。四口小棺材再加上他们母亲的棺材排成一排，摄影，照像，六点钟的新闻你就看吧。我们先集会，后游行。”
　　“这样一来，他们的死很可能带来好的结果。”
　　“很有可能。”
　　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大城市的律师，我当然知道每次午餐或晚餐的邀请背后总是有些目的的。莫迪凯准是找我有事，从他的眼神我就看得出来。
　　“知道他们为什么成为无家可归的吗？”我问道，试探一下他是否知道什么。
　　“不知道，大概和其他无家可归的人情况差不多吧。我还没来得及打听这些事。”
　　我转念一想，决定还是先不能告诉他那份神秘档案和里面的内容。这还是保密的。我能知道这件事只是因为我在公司中的位置。要把我所知道的一位客户的活动情况曝光，是有违职业道德的，更何况我还没有得到任何证实。
　　侍者上了色拉，我们开始吃起来。“我们今天下午开了个会。”莫迪凯边吃边说，“我一个，亚伯拉罕一个，还有索菲亚，我们需要有人帮助。”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什么样的帮助？”
　　“还需要一名律师。”
　　“我想你已破产了。”
　　“我们还有一点储备，我们打算采取一种新的营销策略。”
　　十四街的律师事务所还在考虑什么营销策略让人听起来感到滑稽，但他却是认真的。我们俩都笑了。
　　“如果我们要是再有一个律师每周花十小时的时间来搞募捐，那他就能自给自足。”
　　我们又是相视一笑。
　　他继续说道：“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也不得不说，我们的存在将依靠我们募捐的能力，科恩信托公司每况愈下，幸好我们还没去行乞，不过，现在情况变了。”
　　“其他的工作呢？”
　　“搞贫民法，你对这个不外行，我们那个地方你也看见了，就那么个地方，索菲亚是个泼妇，亚伯拉罕是个蠢货，客户身上尽是味儿，钱吗，就是叫人笑掉牙的几个子儿。”
　　“工资是多少呢？”
　　“我们一年可以给你三万，但我们只能先付你头六个月的。”
　　“为什么呢？”
　　“信托公司六月三十日结账。到那时他们会告诉我们下一个财政年度会有多少钱，新的财政年度是从七月一日开始。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储备来支付你后六个月的工资了。最后我们四个人再把支出之余的钱分了。”
　　“亚伯拉罕和索菲亚会同意吗？”
　　“他们同意，我没费多少口舌，我们想你和律师界很熟，又受过良好的教育，人长得也帅，这些加到一块，你要是搞募捐真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要是我不愿意搞募捐呢？”
　　“那我们四个人的收入就更低了，每人每年能拿到二万就不错了。甚至会是一万五，如果公司再一垮，我们也得流落街头，和我们的客户没什么两样了，成了无家可归的律师了。”
　　“这么说我成了十四街律师事务所的前途和希望了？”
　　“这正是我们的意思。我们把你作为正式股东，让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着急去吧。”
　　“我有点动心。”我说，但我也有点害怕。这份工作报酬并不是没有预料到的，只是这件事实际是向我敞开了一扇门，而我实在是犹豫不决：是进还是退。
　　黑豆汤上来了，我们又要了一些啤酒。
　　“亚伯拉罕是怎么个人？”我问道。
　　“他是布鲁克林人，犹太小伙子，他来到华盛顿是做莫伊纳汉参议员的工作人员，在国会山上待了几年，后来失业流落街头。这个人绝顶精明，他经常和那些大公司的公益律师合作办案，他现在正在催促统计局把无家可归的人数量搞准，也在要求特区的教育系统要保证无家可归者的孩子能有书读，他不会为人处事，但他在幕后策划方面十分擅长。”
　　“那索菲亚呢？”
　　“她是个职业社会工作者，在法学院夜校听课长达十一年，无论言行都与律师无异，特别是在和政府工作人员打交道时更是这样。你一天不止十次地听她在接电话时说：‘我是索菲亚·门多萨，法律代理人。’”
　　“她也是秘书吗？”
　　“不，我们没有什么秘书。我们自己打字，整理档案，冲咖啡。”他向前探了探身子，压低嗓门，“我们三个人已在一起工作多年了。迈克尔，我们都是老面孔，老一套了，说实在的，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面孔，新的思路。”
　　“工资倒是挺吸引人的。”我说，勉强做出幽默的样子。
　　他也笑了：“我们不是为钱而工作，而是为了我们的灵魂。”
　　我的灵魂让我几乎一夜未能入睡。我有退出的勇气吗？我是否认真考虑过选择一个收入如此之低的工作呢？这就等于是向数百万美元说再见。
　　我所梦寐以求的东西将成为泡影。
　　但是时机是很不错的，婚姻一结束，如果一切都来个戏剧性变化也是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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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星期二我请了病假。“我可能是患了流感。”我这样告诉波利。但波利要知道详细情况，这可能是做秘书的一种职业习惯。发烧，嗓子痛，头痛？还是兼而有之？不管怎样，我已不在乎了。一个人在公司工作如果要请假的话最好是病入膏肓才好。她必须填个表送给鲁道夫。在他没打来电话之前我就离开了公寓，一大早晨就在乔治顿到处闲逛。雪融化得很快，最高温度已达五十华氏度。在华盛顿港我逗留了一个小时，在几家商店里品尝了一些卡普契诺浓咖啡，看着波托马克河上的桨手在划船。
　　十点左右我去参加葬礼。
　　教堂前面的人行道已经拦起来了。周围站着警察，他们的摩托车就停在街上。前面还停着几辆电视台的面包车。
　　我开过去时看到一大群人正在听一个发言人用麦克风讲话，不少人还举着匆忙制作的标语牌，这对电视台的人来说是方便了不少。我把车停在离这里三个街区的一条小街上，然后匆忙赶到教堂。为了避免从正面进去，我奔向一个侧门，那儿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教堂领座员，我问他这个教堂是否有楼厅，他问我是否是记者。
　　他把我带进去，然后指给我一个门。我谢了谢他就从那个门进去了，爬上一段微微颤动的楼梯，终于来到了楼厅，从那里可以俯视下面美丽的圣所。地毯是紫红色的，长椅都是深色木椅，窗子玻璃是彩色的，也很干净。这个教堂的确不错，这时我也明白了这里的教士为什么不愿意把教堂向无家可归的人开放。
　　这里就我一个人，所以我愿意坐在哪儿都可以。我悄悄地走到后门上面的一处地方，从那里可以看到下面直通布道坛的中央通道。外面唱诗班开始唱歌，他们站在前面的台阶上。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教堂里，音乐声能传进这空空的教堂。
　　音乐停止了，门开了，人群一下子拥了进来。当众人冲进圣所时，楼厅的地板都有些颤动。唱诗班在布道坛后面就位。教士把电视台的人安排在教堂一角，把死者的亲属安排在第一排，把那些积极分子和他们带来的无家可归的人安排在中间一排长椅上。莫迪凯缓缓地走了进来，陪他一起进来还有两个人，但我不认识。这时一个侧门打开了，几个服刑的犯人走了进来，朗蒂的母亲和两个弟弟，手脚都铐着，而且还把他们都连在了一起，由四个武装警察押解着。他们被安排在中间的第二排，就在朗蒂的外祖母和其他几位亲属的后面。
　　当人们都安定下来之后，风琴声就响起来了，声音低沉、哀婉。这时我的下面有一阵骚动，人们都转过头来，这时教士就位，叫大家起立。
　　几个戴白手套的领座员推着棺材走了进来，沿着中央通道，一个接着一个，中间的棺材是朗蒂的。婴儿的棺材很小，不足三英尺长，奥塔里欧、阿朗佐和丹特的棺材是中等大小的。这景象真是催人泪下，人们开始呜咽，唱诗班这时也用鼻音哼着曲子。
　　领座员把花排放在棺材周围，我当时还以为他们要把棺材打开呢，所以有点恐惧。我以前从未参加过黑人的葬礼，我也不知道下一步他们会怎么做，但我却从报上的剪辑材料中读到过，有时他们把棺材打开让亲人去亲吻死者。那些贪婪的记者早已把摄像机准备好了。
　　但是棺材并没有打开，所以别人都不知道我所知道的那个情景：奥塔里欧一家人面容都十分平静。
　　我们坐下了，教士读了一个长长的祷词。又有一位修女唱了一曲独唱，然后又是一片沉默。教士开始读《圣经》，又是一个简短的祈祷，接下来便是一个为无家可归的人争取权利的积极分子，她的发言措词尖刻，矛头直指社会和当权者，指责他们竟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她斥责国会，特别是共和党的议员们，也斥责市政府，说它领导不力，还斥责了法庭和官僚机构。但是她把最尖刻的语言还是留给了对上层阶级的谴责上，那些人有权有势，但对穷人的死活根本不关心。她语锋犀利，思路清晰，情绪激昂，但是，我想作为在葬礼上的发言似乎还缺了点什么。
　　当她发言完毕时，人们报以掌声。教士接着也把那些有钱的白人一顿斥责。
　　接着又是一首独唱歌曲，又是一段《圣经》，以后是唱诗班一首哀歌，唱得我几乎哭出来，这时一个队伍形成了，围着棺材走动着，每个人都把手放在棺材上表示对死者的抚摸，人们开始只是啜泣，后来竟失声痛哭起来。“把棺材打开！”不知是谁尖声喊道，但是莫迪凯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
　　他们挤拥到布道坛，围在棺材旁边。当唱诗班再度唱起时，人们的哭喊声与歌声交织在一起，朗蒂的祖母声音最大，后来她背过气去，有人去帮她顺气。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人在朗蒂生前最后的几个月中都在哪儿？棺材里的那些小家伙们从来也没有体验过这么多的爱。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号啕大哭，摄像机离人们也越来越近了。这一切与其说是别的什么，不如说是做给别人看的。
　　教士终于又回到位置上，恢复了秩序，在风琴声中再次祈祷。祈祷完毕人们开始在棺材前绕场一周，然后游行。
　　这个葬礼共持续一个半小时，只花了两千美元，效果不错，我也为此而感到自豪。
　　他们又在教堂外集合，然后才开始向国会山的方向进发。莫迪凯在人流中间，当他们转过弯去消失之后，我曾想他曾参加过多少次游行和示威活动呢？他可能会回答：这还远远不够。
　　鲁道夫·迈耶斯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成为股东时才三十岁，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比他更年轻的股东，如果他没灾没病恐怕迟早有一天会成为最老的执行股东，法律就是他的生命，这一点他的三位前任妻子都可以证明。他搞别的什么都不行，唯有在经营大公司方面绝对是个行家里手。
　　他下午六点钟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他的面前堆了一大堆活儿。波利和其他的秘书都已走了，帮办和职员也已下班，在五点半以后，走廊里的人明显地少了下来。
　　我关上门，坐了下来。“我以为你病了。”他说。
　　“我要走，鲁道夫。”我壮着胆子说，但我的心里仍有些紧张。
　　他把桌子上的书往旁边一推，又把笔帽套在那支昂贵的金笔上，说道：“我听着呢。”
　　“我打算离开公司，有人让我去一个公共利益公司去工作。”
　　“别干傻事，迈克尔。”
　　“我不是干傻事，我决心已下，我只想尽快离开。”
　　“用不了三年你就成股东了。”
　　“我已找到更适合我的工作了。”
　　他一时也不知如何答复我，所以有点无奈地转了转眼珠。“听着，迈克，你不能因为一件小事就给毁了。”
　　“我并不是被毁了，而只是换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已。”
　　“其余八名人质可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做的。”
　　“这很好，只要他们高兴，我也为他们高兴。此外，他们是搞诉讼法的，一个新的法种。”
　　“那你去哪儿呢？”
　　“一个律师事务所，就在洛根广场附近。它主要是搞流浪民法。”
　　“流浪民法？”
　　“是的。”
　　“他们付你多少工资？”
　　“少得可怜，怎么，想捐赠给事务所一些钱吗？”
　　“你真是疯了。”
　　“只是有点小问题，鲁道夫，我才三十二岁，中年人的那种疯狂对我来说还为时过早。但我想我早点把这样的阶段度过去。”
　　“给你一个月的假，去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服务，然后调整一下你的思路再回来工作。这时候真不该让你走，迈克，你知道，我们现在落后得有多远。”
　　“恐怕不行，鲁道夫。如果还有你这儿给我保底，那可就没有意思了。”
　　“有意思？难道你这么干就是为了有意思吗？”
　　“一点不错，你想想那种不需看钟点的工作是多有意思。”
　　“克莱尔的意见呢？”他问道，这可以看出他对我已是没有办法了，他几乎不认识克莱尔，而且在公司里要说给人担任婚姻问题的顾问的话，他是最不够格的。
　　“她没有问题。”我说，“我打算星期五离职。”
　　他无能为力地咕哝句什么，然后闭上眼睛，摇了摇头：“我真不敢相信。”
　　“很抱歉，鲁道夫。”
　　我们互相握了握手，并约定吃早饭时讨论一下我还没做完的工作安排问题。
　　我不想让别人去告诉波利这件事，所以，我回到办公室时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她在阿灵顿的家里，正在烧晚饭。这个消息让她一个星期都没有心思去工作。
　　我在半路上买了一些泰国食品带回家。我斟了一些酒，加了点冰块，安排好餐桌，开始整理自己的思路。
　　如果克莱尔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呢？这不太可能。多年来我们已经养成互不关心的习惯，我们也不互相争斗，所以，我们的战术都不怎么高明。
　　但是我还是喜欢来个突然袭击，充分想象她当时吃惊的样子，然后再准备听她说一些风凉话。
　　已经快十点了，她已在交通高峰期前吃过晚饭了，所以我们拿着酒杯径直走到客厅里，我又加了些柴把壁炉拨旺，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我开口说：“我们需要谈一谈。”
　　“什么事？”她毫无担心地问道。
　　“我想离开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噢，是真的吗？”她喝了一口酒。我很佩服她的冷静。她既希望如此，又想显得不关心此事。
　　“是的，我不能回到那里了。”
　　“为什么？”
　　“我想换一下环境，公司工作既无聊又无足轻重，我想做点能帮助别人的工作。”
　　“那很好。”她已经想到收入的问题了，但我想看看她要挺多久才能问到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是令人羡慕的。”
　　“我和你提起过莫迪凯·格林。他的事务所给我一份工作，我周一就去上班。”
　　“周一？”
　　“是的。”
　　“这么说你已决定了？”
　　“是的。”
　　“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是说在这件事上我根本没有发言权，是不是？”
　　“我没法再回公司了，克莱尔，我今天已经和鲁道夫说过了。”
　　她又喝了一口酒，轻轻地咬了咬牙，一股怒气冲了上来，可她又压下去了，她的自我控制能力真是令人惊讶。
　　我们都看着火，被它那橘红色的火焰所吸引着。她又开口道：“我可以问一下这将对我们的经济收入有何影响吗？”
　　“情况不一样了。”
　　“新的工资收入是多少？”
　　“年薪三万。”
　　“年薪三万，”她重复着这个数字，接着又说，但声音很低，“这还不如我挣得多呢。”
　　她的年收入是三万一千美元，但再过几年，她的工资会增加很大幅度，也就是说挣大钱的日子为时不远了。为了达到我这次和她商量的目的，我不想算这笔经济账。
　　“我去搞公益法并不是为了钱的问题，”我说道，尽量不显得太清高的样子，“就我所知，你当年上医学院也不是为了钱吧。”
　　正像这个国家的那些学医的学生一样，都信誓旦旦地说学医并不是为金钱所吸引，她也说是为了救死扶伤，发扬人道。那些学法律的人亦是如此，其实他们都是言不由衷的。
　　她一边看着火，一边盘算着。我猜她一定是在考虑房租问题，这套公寓的确不错，每月二千四百美元能租这样的房子就相当不错了，设施装备一应俱全。对于地点我们也十分满意，无论是位置，还是周围漂亮的住房、一流的邻居，都无可挑剔，只是每天我们在这个环境待的时间太短了，我们也很少注意到这里的优越条件。如果搬离这个地方那可就得有个思想调整过程，但是我们能够承受。
　　关于收入的事我们都是彼此公开的，谁也不瞒着谁。她知道我们俩每月共同收入是五万一千美元，外加活期存款账户上一万二千，可是我很吃惊怎么我们结婚六年来竟没有多少积蓄。可能是一旦进入大公司的快行道，财源滚滚，用不着去想这件事的缘故。
　　“我想我们得调整一下了，是不是？”她说，说话时两眼冷冷地盯着我。我知道，“调整”一词是有着深刻内涵的。
　　“我想是的。”
　　“我累了。”她说道，说着喝完最后一口酒就回卧室去了。
　　说来可怜，我想，我们就是想象个样似的吵一架把各自心中的仇恨与不满都干干脆脆说出来的可能性都没有。
　　当然，我十分明白我现在的处境，我的故事也够得上有传奇色彩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律师变成了为穷人伸张正义的人，从一个赚大钱的公司转到了根本不赚钱的公司，尽管她也认为我是发了疯，但她感到要批评一位圣人也实在不易。
　　我又加了一块木头到炉里，又调了一杯酒，最后就在沙发上睡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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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在公司的八楼，股东们有一个私人餐厅，作为非股东的职员如能在那里就餐是一份荣幸。鲁道夫以为七点钟在这间特殊的屋子里请我吃碗燕麦片就可以让我回心转意，他也真是够傻的了。他以为我怎么也不会置这影响未来充满权力的早餐于不顾。
　　他告诉我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昨天夜里他同阿瑟商量过了。说给我十二个月的年假。另外再按莫迪凯那个事务所所付工资的数量给我增加工资。并且说那是件值得去做的事，他们尽力去保护穷人的利益，我可以作为一位特定的公益人员为他们干一年活儿，这样他们会满意，我也可以充满精力地回到公司来，我的兴趣也就得到了满足，就可以把我的才华全部奉献给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了。
　　我也对这个想法有些动心，不禁盘算起来。我告诉他说我会考虑这个建议的，而且尽快给他答复。他又提醒我说这件事必须要交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因为我不是股东。公司对非股东还从来没有过这种特殊待遇呢。
　　鲁道夫非常希望我能留下来，这与我们之间的友谊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公司的反垄断部门事情多得不得了，我们至少还需要两个像我这样有经验的律师。所以我要离开，势必会造成公司工作的一定困难，但我不在乎这个，因为公司有八百名律师，总会有合适人选来填充这一空白的。
　　去年我的收入将近七十五万美元，这也是我之所以能在他们这个舒适的小屋用早餐和听他们迫切挽留我的建议的原因。如果我拿一年的收入把它捐给无家可归的人或慈善事业，然后在一年之后再回来工作也不失为好主意。
　　在讨论完年假的事情之后，我们又转而商量迫在眉睫的问题，即我的工作交接事宜。正当我们一项一项地讨论要做的事时，布雷登·钱斯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张餐桌上，他一开始没有注意到我。屋里大约有十来个股东在用早餐，大多数人都是单独的，边吃边读早报，我也尽量不去看他。但后来我还是看见他在注视着我。
　　“早晨好，布雷登。”我大声打着招呼，结果他吓了一跳，也使鲁道夫扭过头去看那人是谁。
　　钱斯点了点头，但没有说什么，又去吃他的烤面包了。
　　“你认识他？”鲁道夫小声问道。
　　“我们见过面。”我回答说，在我去他办公室找他时，他曾问过我负责我这一部门的股东是谁，我告诉过他鲁道夫这个名字。看来他倒是没去找过鲁道夫说我的坏话。
　　“一个蠢货。”鲁道夫不禁说道，这声音钱斯几乎都能听得到。我的看法和鲁道夫完全一致。他又翻过一页，早把钱斯忘到一边，又继续我们的事了。我办公室的未完成的工作的确不少。
　　我不知不觉地想到钱斯和那份驱逐住户的档案。他看起来很和善，白净的皮肤，五官清秀，举止文雅。我很难想象像他这样的人会到街上去检查里面往满擅住者的废旧仓库，为了把他的工作任务完成而不惜脏了自己的手，当然，他并没有去做这样的事，他有一些帮办。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翻阅那些文件而已，当他每小时有几百美元收入的同时，公司里的赫克托·帕尔马们在干着这种令人恶心的事。钱斯在同河橡公司的执行者们共同进着午餐，打着高尔夫球，这才是作为一个股东的事情。
　　他很可能并不知道从河橡公司旧仓库中驱逐出去的住户的名字，他何必要知道呢？他们只是一些擅自强住的人。他们是无名之辈，无家可归，没有社会地位。他不必亲自带着警察去把他们一个个拖出来，赶到街上去，而是赫克托·帕尔马他们干的。
　　如果钱斯不知道朗蒂·伯顿一家人的名字，那么他就不会把这次驱逐行动与他们的死联系在一起。或许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可能已有人告诉了他。
　　这些问题赫克托·帕尔马将不得不回答，而且很快就得回答。现在是星期三，我星期五就将离开公司。
　　鲁道夫吃完早饭已是八点钟了，他八点钟在办公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参加的都是一些要人。我回到办公室，读《邮报》，报上登了看了令人心碎的五口棺材停放在教堂中的照片，有关葬礼的报道，以及对后来进行的游行的评论。
　　还有一篇社论文章，文笔很好，主要是质问那些有饭吃有屋住的人为什么不去想一想这城里像朗蒂·伯顿一家那样的无家可归者。
　　他们并没有走掉，他们不可能从街上一扫而空，他们躲在一些角落里，所以我们看不见他们。他们住在汽车里，他们蹲在棚户里，他们在活动帐篷中瑟瑟发抖，或就睡在公园的长椅上，在那里等候着能挤进本已十分拥挤而且可能很危险的避难所里。他们还会冻死饿死在街头。
　　我把这篇社论剪了下来，折起来装进我的钱包里。
　　通过律师帮办网络，我与赫克托·帕尔马接触上了。如果直接与他联系恐怕并非明智，因为钱斯会在旁边偷偷监视。
　　我们在三楼的大图书馆的书架之间、不受别人注意也不会受保安摄像机监视的地方碰头，他很紧张。
　　“是你把档案放到我办公桌上的吗？”我单刀直入地问道，因为我们的时间并不多。
　　“什么档案？”他问道，说话时不时地四下打量，就好像有人拿着枪在跟踪我们。
　　“河橡公司的那起驱逐住户案。那件事是你经办的，是吧？”
　　他也摸不清我究竟知道多少底细，所以支支吾吾地答了声，“是的。”
　　“档案呢？”
　　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装作在认真看的样子。“所有的档案都在钱斯那儿保管。”
　　“在他的办公室里？”
　　“是的，都锁在档案柜里。”我们说话的声音极低，简直就是耳语。我原来对这次会面不很紧张，但四下看了看之后，我发现人们都在看着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在商量着什么。
　　“档案里都是什么内容？”我问道。
　　“没有什么好内容。”
　　“告诉我。”
　　“我有妻子和四个孩子，我可不想丢了饭碗。”
　　“请相信我。”
　　“你反正要走了，你当然什么也不在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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