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情况是要检查的，不过德文的死不一样。”
“那你能查一查吗？”
他耸了耸肩，情绪缓和多了。“没问题”，他说，但不那么情愿。他从衣袋里掏出钢笔：“你就是为这而来吗？担心染上艾滋病？”
“这是一个原因，难道你不担心吗？”
“当然也担心。”
亚伯拉罕走了进来，他身材矮小，是个外勤，年龄四十岁左右，这种人是受尽公共利益法律师欺侮的人。他长着一副犹太人似的黑胡子，戴着牛角镜框的眼镜，衣服皱皱巴巴，帆布胶底鞋脏兮兮的，可是那副神情却像可以拯救全人类似的。
他没有向我打招呼，格林也不是那种讲社交礼仪的人。“他们预报说要下大雪，”格林对他说，“我们得把所有能开放的避难所都开放。”
“我就在忙这件事呢！”亚伯拉罕答道，说完就匆匆地离开了。
“我知道你很忙。”我对格林说。
“你就是这个要求？验一验血？”
“我想就这些，另外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他取下红框眼镜，用一块软纸擦着镜片，然后又揉了揉眼睛。“他有精神病，他们中这样情况很多。你要是整年呆在大街上，泡在烈性酒里，靠可卡因来提精神，在寒冷的露天睡觉，还要让警察和社会上那些人踢来踢去，你也会发疯的。另外，他这么做也还有个原因。”
“被人从住处赶出去？”
“不错，几个月前，他搬进纽约街和佛罗里达街交界处的一个废弃的仓库。那里有人用一些胶合板隔成一个个的小屋，就像公寓似的，这对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来说就算不错了，有个屋顶，有个厕所，还有水。可这也得要每月一百美元的房租，他们得向那个搭建房子的地头蛇交钱，他说这个房子是他的。”
“这个房子是属于他的吗？”
“我想可能是吧。”他说着，从桌子上的一堆材料中抽出一份薄薄的档案，说来也巧，他一翻就翻到他要找的那一页。他仔细地看了看上面的内容。“这一下子就复杂了。这份房产在上个月被一家叫河橡的公司收购了，这个房地产公司很有实力。”
“那么河橡公司就把这些住户都赶出去了？”
“不错。”
“巧的是河橡公司将由我们公司担任代理人。”
“真是够巧的了，可不是吗！”
“为什么复杂了呢？”
“我间接听说他们在驱赶住户之前并没有出告示，这些住户说他们已经付了房租给那个地头蛇，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再是擅自强住的人，他们是房客，这就需要有适当的法律程序才行。”
“那么擅自强住的人就不需要有通知吗？”
“不需要。这类事是常有的。那些街头的流浪汉常住进一些废屋中去，大多数情况都什么事也没有，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房子就属于他们了。一旦房主出现，就可以把他们赶走，根本不要什么告示。这些流浪汉什么权利也没有。”
“那么德文·哈迪是怎么跟踪到我们公司的呢？”
“那谁知道。他可一点也不笨。尽管他疯可一点也不傻。”
“你认识那个地头蛇吗？”
“认识，他可完全靠不任。”
“你说那个仓库在哪儿？”
“现在已经没有了，上星期就拆了。”
我已占用了他不少的时间了，他看了看表，我也看看我的表。我们互记了电话号码，并说要保持联系。
莫迪凯·格林是个热情而且热心的人，他在街道上工作，负责保护那些成群的靠社会救济的无名的主顾。他的法律工作比我需要更多的热情和一种精神。
我出去时没有同索菲亚打招呼，她当然也没有搭理我。我的车仍在路边停着，已经盖满一英寸厚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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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雪花在飘落着，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着车。我已不记得我上一次是何时驱车驶过特区的街道而没有耽误开会的时间。坐在车里，我感到又热又有些口渴，我只是随着车流在向前行驶着，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这时最好不去办公室，要是阿瑟对我发火怎么办？我得接待一百个来访的不速之客，几乎都以同样的声调虚情假意地问：“你怎么样啊？”
我车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是波利打来的，听声音有点惊慌，“你在哪儿？”她问道。
“是谁要知道我在哪儿？”
“很多人都想知道，阿瑟就是其中之一，还有鲁道夫，一位记者也打来电话。还有几位客户想向你咨询。克莱尔也从医院打来电话。”
“她要干什么？”
“她担心你，就像我们大家一样。”
“我没事，波利，告诉大家我在医生这儿。”
“你现在就在医生那儿吗？”
“不，我很可能去那儿，阿瑟说了些什么？”
“他倒没打电话来，是鲁道夫打的电话，他们在等你。”
“让他们等一会儿吧！”
她停了一会儿，又接着慢慢地说：“好吧，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我也不知道，我想医生让我走时我就会回来的；你怎么不回家？我们现在正在风暴的中心区，我明天打电话给你。”我说完把电话挂了。
这座公寓我在白天是很少看到的，一想到一边烤着火一边赏雪更是情不自禁。如果我去了一个酒吧，我可能就不会离开了。我驾着车驶上大街，这时家住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郊区而在城里上班的人们正匆匆向家赶去。我轻松地沿着几乎没有什么车辆的街道又回到城里，在体育场附近我找到了那块墓地，他们就是在这里把那些没人认领的死者埋葬的。在十七大街我经过了循道宗使命大街，我们昨天还没来得及吃的晚餐就是从这儿运来的。我驶过城里的几个地段，这些地段我几乎从没见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见到了。天气越来越黑了，雪下得很大，路上积雪已足有好几英寸了，但预报说雪还要下得更大。
当然，就是暴风雪也不会让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关门。我知道那儿的律师喜欢半夜和星期天，因为只有那些时候电话铃是不会响的。大雪也是令人欢喜的，因为它可以推迟那些单调乏味的没完没了的各种会议的电话。
在大厅里一个保安告诉我所有的秘书和大部分职员已在三点钟时回家了。我又进入了电梯，还是昨天那位先生用过的那一部。
我桌子上整齐地摆了一排粉红色的电话留言条，足有十多个，没有一个让我感兴趣的，我走到我的计算机桌旁开始寻找我那些客户的索引。
河橡公司是德拉维尔总公司的成员，一九七七年成立的，其总部设在马里兰的黑格斯顿。它是一家私人公司，因此资金情况不易了解。他们的法律代理人是N.布雷登·钱斯。我对这个名字不熟悉。
我在大的数据库查找到了他。钱斯是我们房地产部的一个股东，就在四楼。他年龄四十四岁，已婚，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本科阶段在葛底斯堡大学学习。这是一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且十分富于预见性的简历。
由于公司一共有八百名律师每天接受各种诉讼案件，我们有三万六千份使用中的档案。为了确保我们纽约办公室不起诉我们在芝加哥的客户，每一份新的档案都立即输入到我们的数据系统中去。我们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秘书和律师帮办们人手一个特殊用卡，用它就可以进入总信息库查询所有档案。如果我们棕榈海滩的任何一个遗嘱验证代理人处理一件有钱的客户的房地产的话，只要我想要了解，都可以按几个键去了解我们事实陈述的基本情况。
关于河橡公司，这儿共有四十二份档案，几乎都是这个公司购买下来的不动产转让。钱斯是每份档案记录的代理人，其中四份有驱赶住户的行为，有三起是在去年发生的，调查的第一个阶段是容易的。
一月三十一日，河橡公司买下了佛罗里达路的那份房产，卖方是TAG三股份有限公司。二月四日，我们的客户从这份房产的一个废旧仓库中驱赶出一批擅住者，其中之一就是我所认识的哈迪先生。他个人曾要通过法律程序追回这份财产，因而就来找到律师。
我把这份档案的名称和号码抄了下来，就向四楼走去。
来到这个大公司的律师几乎没有人是愿意做不动产律师的，因为有不少更有吸引力的领域，可以施展才华，建立名气，诉讼无论何时都是更有利的，而且在公司里诉讼律师也最受尊敬。一些法人领域吸引了极富才华的律师，吸收和获得仍然是热门，保证和抵押一直受人青睐。我的领域是反垄断，是深受尊敬的行业。税法是相当复杂的，但这方面的开业律师却很让人羡慕的。政府关系（即在议会外为影响议员投票而进行的疏通或游说话动）方面的律师是人们所讨厌的，但收入却十分可观，所以在特区的每家律师公司都染指其中。
但谁也不是主动想当不动产律师的。其原因我也说不清楚。他们不与人交往，他们也无疑要阅读那些抵押文件中印刷精美的文字，但总被公司的其他律师认为低人一等。
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每个律师都在他的办公室内保存一些现时的档案材料，公司的其他部门能得到的都是已过时的档案材料，每个律师都没有义务把自己的档案材料出示给其他律师看。除非公司高级股东或委员会的执行人员要求他这样做。
这次驱赶擅住者的档案材料仍然属于现时性的，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经过哈迪事件之后，这份档案材料一定会作为特殊保护对象的。
我看见一位帮办在秘书处旁边的一张桌子那儿看一张蓝图，我就问他布雷登·钱斯的办公室在哪儿，他用头向我示意就在大厅对面的一个开着门的办公室。
令我吃惊的是钱斯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那里显出很忙的样子，我的突然闯入让他有些不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礼貌的做法是我应先打个电话预约时间，然后才能来访。对这些繁文缛节，我也不太在乎。
他没有给我让座，不过我也照样坐了下来，这倒也没影响他的情绪。
“你就是其中一位人质？”当他把我的来访与人质事件联系起来之后，说话时显得有些焦躁。
“是的，我就是。”
“当时一定挺吓人的吧。”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那个家伙，就是那位哈迪先生，在二月四日被人从一所旧仓库中驱赶了出去，是不是由我们公司驱赶的？”
“是的。”他冷冰冰地说，由于他的防范态度，我猜想那份档案在白天就已挑出来了。他一定和阿瑟以及高层人物都仔细研究过了。“有什么事儿？”
“他是擅自强住的吗？”
“他当然他妈的是了。他们那些人都是擅自强占的住户。我们的客户打算清除这帮家伙。”
“你可以担保他是擅自强住的人吗？”
他把头低下，眼睛有些红，然后又喘了口气：“你想要知道什么呢？”
“我可以看一看档案吗？”
“不行，这件事与你无关。”
“很可能有关。”
“谁是你的监督股东？”他猛地把笔从衣袋里掏出来，好像要记下这个人的名字，好让这个人来责备我。
“鲁道夫·梅斯。”
他狠狠地把这个名字写了下来。“我很忙，”他说，“请你离开好吗？”
“我为什么不可以看一看档案？”
“因为它是我的，我说不行就不行。怎么样？”
“恐怕这样不太好吧？”
“这样对你有好处。你怎么还不走？”他站起身来，当他指着门时，他的手直颤抖。我冲他笑了笑，离开了。
那位帮办把一切都听在耳里，当我走过他的办公桌时，我们交换了一下眼光，都感到有些困惑。“真不是东西。”他说这话时几乎是只做个口形而没有真正说出声来。
我冲他也笑了笑，点了点头表示同感。不是个东西但是是个傻瓜。如果钱斯刚才态度和蔼，向我解释说是阿瑟或其他的什么头儿叮嘱过这份档案已经封存起来，我就不会产生疑心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能否得到这份档案将是个关键问题。
我和克莱尔有各种电话机，无论是衣袋里或提包中的手机，还是汽车里的电话机，更不用说两只寻呼机，所以我们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容易的，但我们的婚姻状况使得什么都变得不那么容易了。我们要在晚上九点钟才能凑到一起。她每天工作都很忙，一天下来已是精疲力竭，她的每一天当然比我所做的任何事都更累，而我的工作则更为重要，因为我是博士，又是律师。我们的生活就像一种不顾规则的比赛。
我已厌倦这种比赛，我看得出来，她很高兴看到我这次死里逃生所产生的余悸，看到我离开办公室满街闲逛。她的一天要比我更富成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她的目标是要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女神经外科医生、脑科医生，甚至是男医生在无计可施时都要向她求教的名人。她学习时成绩优异，意志异常坚定，有女中豪杰的男子气概。她要超过所有的男性，就像她现在正在超过我这个老练的有耐力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一样。这种比赛已经不新鲜了。
她开的是一辆米亚塔牌跑车，不是四轮驱动的，所以，天气不好时我很担心。她再过一小时就该下班了，我要开车去乔治顿医院也得一个小时左右。我到那里把她接来，然后再找一家餐馆，不然就去中国餐馆买些外卖，这是我们常有的事。
我开始整理桌子上的文件和物品，认真地驳回了最近的十份档案材料，在桌子上我只有十份材料，这是我从鲁道夫那里学来的，我每天处理一份，按小时付酬是个很主要因素。我最重要的十份材料中当然包括那些最有钱的客户，不管他们的问题是多么紧迫。这也是从鲁道夫那儿学来的伎俩。
我预计每年要有二千五百小时是按小时付酬的，即每周五十小时，每年五十周。而付酬的数目是每小时三百美元，这样每年我可以从公司拿到七十五万美元。其中他们付给我十二万，外加三万保险金和二十万间接费用，股东把其余的留下，每年年终时按一个复杂得吓人的公式计算再分配给个人，结果每一次都争个你死我活。
我们公司的股东们很少有人收入不足一百万，有人甚至达到二百万美元，一旦我也成为股东，我就会成为终身的。所以，如果我在三十五岁就顺利地当上股东的话，以后的三十年收入就相当可观，财产也是巨大的了。
正是这个梦想让我们没日没夜地守在办公桌旁。
我正在桌子上计算着这些数字，这是我经常干的，我想也是公司其他人经常干的。这时电话响了，是莫迪凯·格林打来的。
“布罗克先生吗。”他很礼貌地称呼，他的声音十分清晰，但也可以听到电话里的背景声音在叮叮地响着。
“是的，请叫我迈克尔。”
“很好，你看，我已打过几次电话了，你不必担心，血检的结果是阴性。”
“谢谢。”
“不客气。”
“我想你可能急于知道这个结果。”
“谢谢，”我又一次道谢，这时他身后一阵吵闹声，“你现在在哪儿？”
“在一个流浪汉的避难所里，雪太大了，他们一下子都跑到这里，结果饭不够吃了，我们都忙着这件事，好把他们安顿下来。”
办公桌是桃花心木制作，样式古朴，地毯是波斯地毯，椅子包的是红色真皮，显得十分富丽，技术制造很具艺术性。我端详着这精美的办公室，多年来第一次考虑这样的问题：这些东西得花多少钱？我们难道不是在追逐金钱吗？我们为什么这么卖力地工作？就是为了买更高级的地毯，或更古老的办公桌吗？
在我温馨漂亮的房间里，我想到了莫迪凯·格林，他这时正在义务地为避雪的无家可归的人忙活，为饥寒交迫的人布施食物，可想而知，他这时是满脸微笑，语言亲切。
我们两人都有法律学位，我们都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我们都具有律师的雄辩的口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同宗同源的。但我是在帮助我的客户吞掉他们的竞争对手，让他们的进账金额上再加几位数，我也从中获了利发了财，而他却在帮助他的客户吃上顿饱饭有张温暖的床。
我看着我在记事本上写的数字——每年一共收入多少，一共多少年，这样一步一步走上发财之路——一种愧疚攫获了我的心，多么露骨，多么无耻的贪婪。
这时电话铃把我惊醒了。
“你怎么还在办公室？”克莱尔问道，每个字都说得那么慢，因为每个字上都蒙着一层冰。
我看了看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呃，噢，西海岸的一个客户打来电话，那边没下雪。”
我知道这是常撒的谎，这没什么关系。
“我在等你，迈克尔，是不是我得走回去？”
“不，我尽快赶到你那儿。”
我以前也让她等过。这也是竞赛的一部分，我们都太忙了，很难准时的。
我匆匆走出大楼，走进风雪之中，不太在乎又一夜被白白浪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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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雪终于停了。和克莱尔一起凭窗品着咖啡，我一边在朝南的灿烂阳光下浏览着报纸，报上说国家机场已开放。
“那我们去佛罗里达州吧，”我说，“现在就走。”
“好呀，就去巴哈马斯。中午过不了多久就到了。”
“不行。”
“当然行啦，这几天我不上班，而且——”
“怎么不行呢？”
“因为我现在正有空，在我们公司如果你要是没有案子接就可以休息几天。”
“你现在正闲着呢。”
“我知道，那挺有意思的，真的。人们尊重你的地位，表面上十分热情，拍你的马屁。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说着说着就严肃起来，说道：“我可不会那一套。”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不过是心血来潮而已，我知道她要做的事太多，这么做是够残酷的，我想。我又读我的报去了，但我也没有感到遗憾，我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她都是不会和我一起出去的。
她突然忙了起来，预约看病，上课，查病房，十足一个雄心勃勃的高级专科医院的实习医师的生活。她冲了个淋浴，换了衣服，准备去上班。我开车把她送到医院。
当我们缓慢地在铺满积雪的街上行驶时，我们俩谁也没有开口。
“我要到盂菲斯去几天。”我在驶进水库街的医院门口时很诚恳地和她说。
“噢，是嘛。”她不动声色地说。
“我得去看望一下父母，快一年没见面了，我想这正是时候。我在下雪天总是没有情绪工作，你知道，我这几天也没有事。”
“好吧，打电话给我。”她说。她打开车门，又把门关上了，没有亲吻，没有说“再见”，没有关切。我看着她走上人行道，消失在大楼里。
就这样分手了，我不愿意把这些事告诉妈妈。
我的父母刚刚六十出头。他们身体健康，但都不得不退休了。不过他们倒是自得其乐。爸爸做过三十年的航班飞行员，妈妈当过银行的经理。他们工作都很努力，也有丰厚的积蓄，为我提供了一个上层的中产阶级的舒适的家庭环境，我和两个兄弟都能在最好的私人学校里就读。
他们都是很实在的人，思想传统，富于爱国热情，没有一点坏习惯，两人情感甚笃。他们每个礼拜天都去教堂做礼拜。参加六月四日的游行，每周去一次扶轮国际分社，他们还各处旅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他们现在还为三年前我哥哥沃纳的离婚伤心。沃纳是亚特兰大州的律师，他的妻子是他大学时的女友，她是孟菲斯人，她的父母我们也都认识。在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婚姻破裂，他的妻子得到了孩子的监护权，并搬到了波特兰，如果没有什么事，我的父母每年去那里看一次孙子。这个话题我是从来不提起的。
我在孟菲斯机场租了一辆汽车，向东开往东郊，那里住的都是白人，这个城市的特点是黑人住在城里，白人住在郊区，有时黑人也搬到这里的住宅小区，这时白人则再向外迁移到更远的郊区，孟菲斯城就这样一点点竞赛似的向东延展。
我的父母经营了一个高尔夫球场，他们建了一座新的玻璃房子，每个窗子都可以看得到球场的平坦球道。我不喜欢这个房子，因为球道上总是有人打球，不过，我从没有向他们说过我的这种看法。
我从机场给母亲打了电话，所以她做好了一切准备等候我的到来。父亲在后九球道的什么地方。
“你看上去累了。”在拥抱和亲吻之后她说。她总是这样表示问候。
“谢谢。妈妈，你看上去很好。”而且她的确看上去很不错。身材还是那么苗条，由于每天都在乡间俱乐部和网球场运动和进行严格饮食制度的训练，皮肤都是古铜色的。
她调好了冰茶，我们坐在平台上打算喝茶，从那儿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退休的人坐着高尔夫球车在球道上很快地驶过。
“怎么了？”还没有等我喝上第一口，她便开口问道。
“没什么，我很好。”
“克莱尔怎么没来？你们这些人从来不给我们打电话，你看，我都快有两个月没听见她的声音了。你们俩常在一起吗？”
“不经常。”
“有时在一起吗？”
“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她皱了皱眉头，眼珠转了转，带着母亲特有的关心：“你们之间有麻烦吗？”她有些单刀直入地问道。
“是的。”
“我猜得出来，从你电话里的声音我就感到有问题。你们不是也打算离婚吧？是不是？你们俩是不是要沟通一下？”
“不，我们还没谈过，这要慢慢来。”
“为什么不互相沟通一下呢？迈克尔，她这个人可不错。要为这个婚姻不惜一切才行。”
“我们正在努力这么做，妈妈，不过这也并不容易。”
“是有风流韵事，吸毒，酗酒，还是赌博？有这些不良行为吗？”
“没有，只是我们两人不合拍儿，我每周工作八十小时，而她工作另外八十个小时。”
“那就悠着点嘛，金钱不是一切。”她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看到她的眼睛已湿润了。
“对不起。妈妈，现在我们连孩子都没有。”
她咬了一下嘴唇，想要坚强一些，但她内心已经凉了。我知道她现在在想什么：三个儿子中已有一个离了婚，而另外两个的婚姻也岌岌可危。她会把我的离婚看做是做人的失败，她在我哥哥的婚姻破裂时受到很大的打击，她会自责的。
我并不需要同情，还是说点有意思的事情吧。于是我就把我前天发生的事情，那位先生的故事讲给她听，为了不让她担心，我故意把我当时的险境淡化处理了一下。即使盂菲斯的报纸报道了这则消息，我的父母也一定没有看到。
“你没事吧？”她听着，有些担心。
“当然没事，子弹没打中我，不然我还能在这儿和你谈话吗？”
“噢，真是要感谢上帝。我的意思是说你没受到惊吓吧？”
“没有，妈妈，我很好，没有吓得魂不附体。只是公司让我休息两天，所以我就到你这儿来了。”
“可怜的孩子。克莱尔对这件事怎么样？”
“我很好，我们那儿昨夜下了大雪，离开那儿真不错。”
“克莱尔没事吧？”
“她比谁都安全，她住在医院里，可能那是整个华盛顿最好的地方。”
“我真为你担心，我看了犯罪的统计数字，你知道，华盛顿是个十分危险的城市。”
“几乎和孟菲斯一样危险。”
我们看见一个球落在了平台上，我们等候着有人来捡球，一个身体壮实的女士从高尔夫球车上下来，在球上面比试比试，就用球捧的末端把球击出去了，但球艺不怎么样。
妈妈回去添茶，也用手擦了擦眼睛。
我不知道是父亲还是母亲能猜到我此行的最坏的打算。我的母亲希望家庭和睦，子孙满堂，而父亲却要我飞黄腾达，以艰苦的奋斗换取成功的回报。
傍晚的时候我和父亲一起打高尔夫球，我们打迸了九个洞，实际上是父亲在打球，我一边喝啤酒，一边为他开车。我对高尔夫球没有多大兴趣。我们两个人都是不很健谈的人，我已做好了谈话的准备，在吃午饭时把那位先生的故事重复了一遍。所以，我只是放松一两天，然后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全力以赴地去工作。
“我有点讨厌在大公司里工作了，爸爸。”当我们在第三发球区坐着等候前边一个四人组双打打完时我向他说出了我的想法，我感到紧张，而且这种紧张感让我有时难以忍受。这是我的生活，而不是父亲的。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已厌倦我现在的工作了。”
“欢迎你进入一个现实世界中来，你以为天天工作在工厂钻床上的工人就不厌倦他所做的一切吗？起码你钱挣得比他多得多。”
就这样他打完了第一回合，几乎被淘汰出局。又打了两个洞，我们在深草区找球时，他说：“你想换个工作吗？”
“有这个打算。”
“那么你去哪儿呢？”
“还说不定，目前为时尚早，我还没有找地方呢。”
“那么，你怎么知道新的位置就一定比这个更好呢？”他捡起球，走开了。
我一个人在狭窄的沥青小路上开着车，他昂首阔步地在球道上跟踪着他的球，我也纳闷，为什么我那么害怕这位灰白胡子的老人。他让所有的儿子都有奋斗的目标，并努力工作，成为了不起的人，一切都为挣大钱并为实现美国梦而奋斗。他当然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我和我的两个兄弟一样，并不是天生就有社会意识的。我们捐赠物品和钱给教堂，是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向政府纳税，是法律要求我们这么做的。当然，在这些付出之中，如果成就了某种善事，我们也是有份的。政治是那些愿意玩这种游戏的人的事儿，诚实的人是在这里无利可图的。我们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要有所成就，我们取得的成就越大，社会受益也就越大。树立远大目标，勤奋工作，公平处事待人，发财致富。
第五个洞他是打了双倍的杆数才打进的。他上车时抱怨说他击得太轻了。
“也许我并不是在找一个比目前更好的位置。”我说。
“为什么你不能有话直说呢？”他说。我和往常一样，由于不能正视这一问题，所以总是显得理不直气不壮。
“我在考虑公共利益法。”
“那又是哪门子法？”
“那就是为社会公益服务而不为挣很多的钱。”
“那算是什么？你现在成了民主党了吗？我看你是在华盛顿待的时间太久了。”
“华盛顿有许多共和党人，实际上他们才是大多数。”
我们把车开到下一个发球区，一路上谁也没说话。他原来是个高尔夫球的高手，但今天他的球越打越糟，可能是我破坏了他的情绪，使他精神难以集中。
我们又走过深草区，他说：“一个醉鬼脑袋开了花，你的想法也变了样，不是吗？”
“他不是个醉鬼，他在越南打过仗。”
爸爸在越战的初期驾驶过B-52型轰炸机，这使他一下子缄默了，但仅仅是一会儿，他却一点也不肯退让。“他也去过，嗯？”
我没有回答。球打飞了，他根本连看也没看就打了一杆。他又把一只球轻轻击到球道上，然后又击出去，仍然打得不很好，我们又走开了。
“孩子，不高兴看到你扔掉一个有前途的事业，”他说，“你工作这么努力，几年后你就成了股东。”
“很有可能。”
“你需要休息一下，如此而已。”
这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药方。
我把父母带到一个很讲究的餐馆。我们都尽量不提克莱尔的事，也不谈我的工作问题，对于他们所不常见到的孙子的话题也尽量避开。我们只谈老朋友、老邻居，有时我也插上几嘴，尽管对这些话题我一点兴趣也没有。
周五的中午，我离开了他们，这时距飞机起飞还有四个小时，我又准备回到了特区的那种昏头昏脑的生活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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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我星期五夜里到家时，公寓的房间当然是空无一人的，但却有些新的转变。在厨房的角落有一张纸条。她学着我的样子，也回普罗维登斯她父母的家去了。她没有说明原因，只是叫我回来后打电话给她。
我打电话给她父母时，他们正在吃饭。我们艰难地谈了五分钟，这段谈话只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我们两人都很好，还有就是她大约在星期天下午回来。
我挂上电话，去煮咖啡。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凝视着卧室的窗外，看着行驶在P街上的车辆。路上还覆盖着雪，看不出有融化的迹象。
我猜想她一定也会把困扰我的那个令人不快的故事讲给她的父母听，在我们自己都没有面对现实之前双方都对自己的父亲十分坦诚了。这对我们来说是既令人伤心又很奇怪，但又不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我已厌倦了这种做法，我想很快，或许就是这个礼拜天，我们就会坐下来，很可能就在餐桌上，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把我们的想法、担心都讲出来，我可以肯定地说，并开始计划我们的分居生活，我知道她想要出去，我只是不曾想过会是怎样地离开。
我练习着我将说给她听的每一句话，直到我感到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为止，然后我就出去散步，出去很长时问。外面的温度是华氏十度，冷风刺面，打透了我的风衣。我经过一幢幢房屋，一排排联立屋，我看到那些真正的家庭正在吃饭，谈笑，享受着家庭的温馨。我转到M街时，看到不少人站在人行道上，他们是因为久居室内而有些烦闷，所以出来透透风。M大街是充满生气的，就是在寒冷的周末夜晚也不例外，酒吧里坐满了人，餐馆里都排上了队，咖啡厅里也是座无虚席。
我伫立在一个音乐俱乐部窗外，站在齐踝深的雪里，听着里面演奏的勃鲁斯音乐，看着青年男女一起饮酒跳舞。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我已不再是青年人了。我已三十二岁，在过去的七年里，我工作的时间比别人二十年工作的时间还多，我已累了，当然不是老年人那种累，而是中年人所承受的重压。我承认我已不像大学刚毕业时的那个样子了，姑娘们很少再回过头多看我两眼。
我感到很冷，这时又下起雪来。我买了个三明治，把它塞在衣袋里，又向我的公寓走去，我喝了些烈性酒，笼起火，在昏暗之中我感到格外孤独。
从前，克莱尔周末不在家时，我就待在办公室里，一点愧疚感也没有。现在我坐在壁炉旁边，对这种念头产生了反感，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我走以后也会长久存在而且还会兴旺，而那些客户和问题，那些看起来是如此重要的问题将由一些年轻的律师去应付，我的离职会在公司引起小小的震动，但不会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的位置用不了几分钟就会有人接替。
在九点钟过后不久，电话铃响了，让我从这段清醒的白日梦中醒来。是莫迪凯·格林打来的，他的嗓门很大，“你忙吗？”他问道。
“唔，不怎么忙，有什么事？”
“天太冷了，又下了雪，我们现在很缺人手，你能不能过来帮几个小时的忙？”
“干什么？”
“干活，我们这儿的确缺少几个能干的人。避难所和施粥所都人满为患了，我们没有那么多志愿者来帮忙。”
“可我不知我是否能干得来。”
“你会不会在面包上涂花生酱？”
“那没问题。”
“那你就能干得来。”
“好吧，我到哪儿去？”
“从办公室走十个街区左右，就在第十三大街和欧几里德大街交汇的地方，你会在右侧看见一个黄色的教堂，就是以便尼派基督教会。我们就在地下室里。”
我把这些话用笔写了下来，我越听就越有些发抖，因为格林先生让我去的地方是常发生械斗的地区。我想问问我是否需要带上枪，我也不知道他是否随身带着枪的。但他是黑人，而我却不是。还有我那辆车怎么办？我那辆昂贵的车。
“明白了吗？”他停了一会儿，问道。
“是的，明白了。二十分钟以后我就会到的。”我仗着胆子说，可心里却不停地在打鼓。
我换上牛仔裤，穿上汗衫和标名远足鞋。我也把信用卡和钱包里的大部分现金随身带上。在衣柜的顶端，我发现一件旧细帆布的上衣，还是个有皮里的，上面有咖啡渍和油漆渍，这还是上法学院时穿的，现在可以算做文物了，我穿戴好之后照照镜子，使自己尽量看上去不是个很富裕的人，但还是不行。如果在某个杂志的封面上，一个年轻的演员穿上这身衣服，说不定马上会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
我特别需要一件防弹背心，我有些害怕。但是当我锁好门，走到风雪中时，我又有一种异样的兴奋。
飞车开枪射击邻近车辆和聚众攻击行人的事情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出现。由于天气的缘故，路上几乎不见什么车辆，十分安全，起码那时是这样的。我找到了那个教堂，把车停在街对面的一个停车场上，这个教堂虽是个主教堂，但并不大，看样子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很明显，原来的教会组织早已把它废弃了。
在拐角处，我看见一群人龟缩在一起，等在门外。我迅速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就像我十分清楚要去哪儿那样。就这样我走进了一个流浪汉的世界。
正当我假装很熟悉的样子向前慢慢走时，突然我走不动了，我被惊呆了，地下室里挤满了无家可归的人，数量之多难以置信：有的人躺在地板上，打算睡觉；有的三五成群坐在一起，低声谈话；有的坐在长条桌旁吃东西；有的则坐在他们的折叠椅上，靠墙的每一英寸都坐满了人，他们背靠着空心煤渣砖墙。小孩子有的在哭，有的在玩，母亲总是尽量把自己的孩子拉到身边。醉汉僵直地躺着，打着鼾，志愿者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给他们发放毯子和苹果。
厨房在地下室的一端，里面忙作一团，有的人在准备食品，有的在发放。我看见了莫迪凯，他在一群人的后面正往纸杯里挤果酱，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在厨房的门口摆放食品的长桌前站着长长的一队人，他们在耐心地等候领到一份食物。
屋里很暖和，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再加上煤气一熏，闻起来很不舒服，这时一个流浪汉撞到我的身上，他穿戴得和那位先生十分相像，是该动一动的时候了。
我直奔莫迪凯走去，他看到我十分高兴。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握了握手，他把我介绍给另外两个志愿服务者，他们的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
“真有意思，”他说，“天下大雪，气温骤降，我们却在这儿整夜地干活，你拿着那盘面包。”他指着那边一盘切片面包。我拿起那个盘子跟他走到长桌前。
“这可不简单，你从这儿拿一片大红肠，再从那儿拿点芥末和蛋黄酱。一半三明治上抹些芥末，一半抹蛋黄酱，再把大红肠夹在两片面包中问。每十来个再加些花生酱。懂了吧？”
“懂了。”
“你学得很快。”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就又不知道忙什么去了。
我很快就做好了十来个三明治，自认为已十分熟练了。接着我就慢下来，看着排在队里的人们，他们低着头，但总是不时瞥一眼桌上的食物。他们每人发给一个纸盘，一只塑料碗和一只勺子，以及一块餐巾纸，随着队伍不断地向前移动，他们的碗里添上了汤，盘子里先是半个三明治，然后又是一只苹果和几块饼干，最后是一杯苹果汁。
大多数人部对发放果汁的人轻声说声“谢谢”，然后就走开，小心翼翼地端着食物，甚至孩子们都静静地等候着，对食品也十分仔细小心。
大多数人都吃得很慢，享受这里的温暖，品味着嘴里的食物，而有些人则吃得很快。
我的旁边是一个煤气灶，有四个炉盘，每个上面都煮的是汤。煤气灶的另一端是一张桌子，上面是各种蔬菜，有芹菜、胡萝卜、洋葱、蕃茄，以及整只的鸡。一个志愿服务者用一把很大的刀飞快地又切又剁，另外两个志愿者照顾着炉火，还有几个人负责往桌子上送食物，而我的任务暂时就是制作三明治。
“我们还需要一些花生酱三明治。”莫迪凯回到厨房里时大声地说。他来到长条桌旁，手中拿着一个两加仑的花生酱瓶子。
“你能行吗？”
“我是个行家里手。”
他看着我干活，这时排队的人渐渐少了，他开始想要同我聊一聊。
“我想你做过律师吧。”我一边往三明治上涂花生酱一边说。
“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律师，两者可以兼得，但不太容易，我们要使更多的人受益。”
“这些食品是从哪儿来的？”
“食品贮存库，都是捐赠的，今天我们挺幸运，因为还有鸡。这算是美餐了。通常只有些蔬菜。”
“面包不是太新鲜的了。”
“是不太新鲜了，可它是免费的。是一个大面包厂捐赠的，是隔夜的食品，你要饿也吃个三明治。”
“谢谢，我已吃过一个了。你也在这儿吃吗？”
“很少在这儿吃。”从莫迪凯的这个避难所的样子看上去，他平时是不供应汤和苹果的。他坐在桌子的另一端，看着这群人，说道：“这是你第一次到这样的地方来吧？”
“是的。”
“你最明显的感觉是什么？”
“一种绝望感。”
“可想而知，但很快就可以过去的。”
“这里住多少人？”
“一个也不住。这只是一个紧急避难所。但这里的厨房每天都开伙，只准备午餐和晚餐。这不是专门的避难所，只是在天气不好时教堂才出于善心让人们来避难。”
我想要了解这方面的事情。“那这些人平时住在哪儿呢？”
“他们有些人哪儿都住，有的住进废弃的建筑物里，这算是幸运的；有的就睡在大街上；有的睡在公园里；有的蹲汽车站；有的在大桥下面栖身，只要天气可以他们就能对付。今天夜里是太冷了。”
“那些避难所在哪儿呢？”
“到处都有，大约有二十个左右，一半是私人开的，一半是市政府开的。由于新的预算，可能有两个要关闭。”
“有多少张床位？”
“有五千个吧，有时多点，有时少点。”
“有多少无家可归的人呢？”
“这一直是个问题，因为要准确统计可不容易。总不会少于一万人吧。”
“一万人？”
“是的，这只是在街上发现的，现在可能还有二万人目前与家人或朋友同住，但一两个月后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这说明在街上就足有五千个人？”我问道，声调里充满了怀疑。
“只多不少。”
这时一个志愿服务者要几个三明治，莫迪凯帮我又做了十二只，做完后我们又停下来看着那群人。这时门开了，一个年轻的母亲走了进来，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后面还跟着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穿着短裤，袜子也不是成对的，没有穿鞋，颈上围了一条毛巾。其他两个至少还穿着鞋子，但衣服十分单薄。那个婴儿似乎是睡着了。
这位母亲显得有些茫然，进门之后不知往哪儿去，桌子已占满了，她领着全家是为食物而来，这时两个志愿者满脸微笑地走上去帮助她，其中一个人把他们带到靠厨房的一个角落安置下来，并给他们送来吃的东西，另外一个人用几条毯子给他们披在身上。
这一系列情景我和莫迪凯都看在眼里。我尽量不去盯着看，可是这种情况他们谁会在意是否有人在盯着他们看呢？
“风雪之后她们还将去哪儿呢？”我问道。
“谁知道呢？你为什么不去问问她本人？”
这下子可将了我一军，我还没打算马上就卷进去。
“你在特区律师协会里很活跃吗？”他问道。
“还可以，怎么？”
“只是好奇而已，随便问问。律师协会可为无家可归的人做了不少无偿的服务。”
他在引我上钩，我可不打算上当。“我是处理重大案件的。”我骄傲地说，我也不是在撒谎。四年前，我曾帮助我们的一位股东为在德克萨斯州监狱的一个犯人写辩护状。我的公司就主张对其所有的同案犯提供无偿性的服务，但是免费的工作最好别影响了营业额。
我们还在注视着那位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那两个两三岁的孩子先吃饼干等候汤凉下来，那位母亲有时很冷漠，一动不动，有时好像很惊恐。
“她现在有地方去或有地方住吗？”我问道。
“很可能没有。”莫迪凯冷淡地说，他的两只大脚在桌子底下晃来晃去，“就拿昨天来说吧，等在紧急避难所避难的人就不下五百号。”
“寻找紧急避难？”
“是的。市政府有一个避寒所，温度降到冰点以下时就开放。那个地方对她来说可能是个去处，不过到今天晚上那里也一定早就满员了。天气如果暖起来，那个避寒所就会关闭的。”
那位助厨的志愿者得回去了。由于我住得最近，又没有什么事情，我就接过他的工作。莫迪凯制作三明治，我就切芹菜、胡萝卜、洋葱，切了整整一个小时，我的工作是在多利小姐密切监视之下做的，多利小姐是这个教堂的创办人之一，十一年来她一直负责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品，厨房是她搞起来的。我能在这里干活是我的荣耀。她说我的芹菜切得太长了，我立刻改正了这一缺点。她的围裙又白又干净，连一个污渍都没有，她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豪感。
“你常常见到这些人吗？”我问她。我们站在灶前，一阵争吵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这时莫迪凯和牧师走过去平息了这场争吵，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从未见过，亲爱的，”她一边用毛巾擦着手，一边回答道，“这真令人不忍目睹，但一句谚语说得好，‘能让穷人吃上饭的人是幸福的人，’正是这句话支持我这样做的。”
她转过身去，轻轻地搅搅汤。“鸡煮好了。”她冲我说道。
“鸡好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把鸡从炉子上端下来，再把汤倒进锅里。等鸡凉一会之后再去骨。”
看来给鸡去骨还真有点技术性，特别是用多利小姐的方法。我给鸡去完骨之后手被烫得厉害，实际上都烫出了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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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莫迪凯领着我爬上一段漆黑的楼梯去休息室。“当心脚下。”他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们穿过几道门才来到教堂的高坛。室内很暗，因为到处都是睡觉的人，他们蜷缩在长椅上，打着鼾，长椅的底下也躺着人，母亲尽量使孩子安静下来。他们挤在坐席间的通道上，所以我们在向布道坛走去时真是举步维艰，唱诗班的厢席也都让这些人占满了。
“能这样做的教堂为数并不多。”当我们站在祭坛桌子旁边望着一排排的坐席长椅时他小声对我说。
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这么做。“如果赶上礼拜天怎么办？”我也小声问他。
“那要看天气情况，教士是我们的人。他有时会取消礼拜，也不会把这些人赶走。”
我不太明白“我们的人”是什么意思，但我感到这不会是什么俱乐部成员的意思。我听到天棚在咯吱咯吱地响，我意识到我们上面还有一个U型的楼厅。我眯起眼睛又凝视着一群人在长椅的上上下下躺着。莫迪凯也在看着。
“有多少人……”我喃喃地自语道，没办法不去想这些事。
“我们从不去查数，只是让他们吃上饭，有个地方避难。”
一阵风吹来，把窗子吹得直响，这里要比地下室冷多了。我们踮起脚从人的身体上一点一点迈过去，从风琴边上的一扇门穿过，离开了。
已经接近十一点了，地下室里还是拥挤不堪，但是排队领汤的人已没有了。“跟我来。”莫迪凯说。
他拿起一个塑料碗，端着让一个志愿服务者给他盛些汤。“让我看看你的汤做得怎么样。”他笑着说。
他坐在一群人围坐的折叠桌旁，臂肘和那些流浪汉都碰到一起，一边吃着，一边谈笑着，好像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可不行。我也喝着汤，多利小姐的手艺可真不错，汤的味道很好。但是我总也不能忘记这样的事实：我，迈克尔·布罗克，一个盂菲斯和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又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师大厦任职的富裕的白人，现在竟坐在特区西北中部的一个教堂的地下室里，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一起，我也曾见过一个白人面孔，是个中年人，一个醉鬼，他吃完后就不见了。
我可以肯定，我的汽车准早已不见了。这样的天我在外面待上五分钟都受不了，不过我向莫迪凯保证过，我要同他在一起坚持到底。什么时候离开，怎么离开，都由他说了算。
“这汤真不错。”他说，“汤的味道，”他解释说，“各有不同，就看你放什么材料，而且做法各地也不一样。”
“我前几天在玛撒餐桌那儿吃的是面条。”坐在我右边的一个人说道，他的臂肘几乎碰到了我的碗。
“面条？”莫迪凯问道，他装作不信的样子，“你的汤里还有面条？”
“是的，一般一个月左右吃一次面条，当然现在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所以，挤上餐桌并不容易。”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我可以看到他的眼睛闪现出一丝喜悦。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为没能得到一顿可口的施舍而感到悲哀让我感到有点滑稽。挤上餐桌可不容易，从乔治顿的朋友那里我听到过多少次这样的话？
莫迪凯笑了。“你叫什么名字？”他问这个人。我知道莫迪凯总是把名字和容貌一起记住，他所爱护的这些无家可归者并不仅仅是难民，他们是他的人。
我自然还有一种好奇心，那就是这些人是如何成为无家可归的。我们庞大的社会救助系统中出现了什么问题，竟使这么多的人夜宿大桥下面？
“德拉诺。”他回答说，一边大声地嚼着嘴里的芹菜。
“德拉诺？”莫迪凯说。
“德拉诺。”那个人又重复一遍。
“那么你姓什么呢？”
“没有姓，太穷了。”
“你的名是谁给你取的？”
“我妈取的。”
“你多大的时候她给你取的名？”
“大概是五岁吧。”
“为什么取德拉诺这个名字呢？”
“她生了个孩子总是哭个没完，吵得别人睡不了觉，我就给她喂了些德拉诺牌管道疏通剂。”他一边讲着这个故事，一边搅动着汤。他的这个故事编得挺好，表演得也不错，可是我根本就不信。但别的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德拉诺本人也很得意。
“后来这个孩子怎么样了？”莫迪凯问，挺乐意逗这个直爽的家伙。
“死了。”
“那他就该是你的兄弟了。”莫迪凯说。
“不，是妹妹。”
“我听出来了，是你害死了你的妹妹。”
“是的，不过从那以后我们可以安稳地睡觉了。”
莫迪凯朝我脐挤眼，似乎他也曾听过类似的故事。
“你住在哪儿，德拉诺？”我问道。
“就住在这儿，特区。”
“你在哪儿过夜？”莫迪凯问道，纠正了我的问法。
“哪儿都可以过夜，这儿啦，那儿啦都行，我认识不少阔太太，她们常常付给我钱让我同她们做伴。”
在德拉诺旁边的两个人听了感到很好笑，其中一个在窃笑，而另一个则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你从哪儿拿到你的邮件？”莫迪凯问道。
“邮局。”他回答说。德拉诺对任何问题都是反应敏捷，回答迅速，所以我们就不再问了。
多利小姐回到厨房后就为我们这些志愿服务者准备咖啡。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都找地方安睡下来。
我和莫迪凯在已经熄了灯的厨房里，坐在餐桌边上，一边喝咖啡，一边透过付饭窗口看着那些人。“你什么时候睡觉？”我问道。
他耸耸肩：“那要看情况。屋里一下子住了二百多人，常常会有事的，如果我在这儿，教士会放心一些。”
“在这儿待一夜？”
“这样的情况我经历得多了。”
我不想睡在这些人中间，没有莫迪凯保护我，我也不想离开这所建筑。
“你愿意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他说，离开可能是我有限的选择之中最糟的。半夜时分，又是周五的夜里，在特区的街上，一个白人青年，一辆漂亮的汽车，不管下雪与否，我不希望我的优势在这儿得到显示。
“你有家庭吧？”我问道。
“有，我的妻子在劳动部门当秘书，有三个儿子。一个在上大学，一个在军队。”他还没说出第三个儿子声音就有些变了，我没想问下去。
“还有一个在十年前死在了街头，是一伙歹徒干的。”
“我很抱歉。”
“你呢？”
“结婚了，但没有孩子。”
这几个小时里我才第一次想起克莱尔，如果她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她会如何反应？我们两人谁都没有时间参与这些慈善事业，即使是很间接性的。
她会自言自语地说：“他可真是有空了。”或者是类似意思的话。
我也不在乎。
“你的妻子是做什么的？”他问道，话音很轻松。
“她在乔治顿做高级专科住院实习医师。”
“你们两个人挺不错嘛，你将成为一个大公司的股东，她又成为一个外科医生，一个典型的美国梦。”
“差不多吧。”
教士不知从什么地方走出来，把莫迪凯拉进厨房的大里边，匆匆谈了些话。我从碗里拿了四块饼干，走到那个年轻的母亲呆的那个角落，她坐在那里睡着，她的头倚在枕头上，把婴儿搂在怀里。那两个两三岁的孩子盖着毯子一动不动地睡着，那个最大的孩子没有睡。
我蹲在他旁边，拿给他一块饼干，他的眼光一闪，伸手拿了过去。我看着他吃每一口，吃完他又伸手向我要一块，他长得很小，瘦骨嶙峋的，不过四岁而已。
那位母亲头向前猛的一倾，身子震动了一下。她看着我，满面愁容，眼神倦怠，她意识到我是在给她的孩子饼干吃，她露出一丝惨淡的笑容，又重新摆放了一下枕头。
“你叫什么名字？”我轻声地问那个小男孩，在给过他两块饼干之后，他已成了我的朋友。
“奥塔里欧。”他说，声音清晰，但说得很慢。
“多大了？”
他伸出四个手指，又缩回一个，一会儿又伸了出来。
“四岁？”我问道。
他点了点头，然后又伸出手来要饼干，我是十分乐意给他的，我本该给他一切。
“你们在哪儿过夜？”我小声问道。
“在汽车里。”他也小声地回答。
我沉思了一会儿，我不知下面还要问他什么。他忙着吃饼干，不太在乎谈话。我问了他三个问题，他给了我三个诚实的回答。他们就住在汽车里。
我想跑去问莫迪凯，如果他们发现有人只能睡在汽车里他们该怎么办？但我还是留下来看着奥塔里欧微笑着。他终于开口了：“你再给我一点苹果汁好吗？”
“当然。”我说，我到厨房里又倒了两杯果汁来。
他一口气喝了一杯，又向我要第二杯。
“说谢谢。”我告诉他。
“谢谢。”他说，又伸出手来要饼干。
我找到一只折叠椅，在奥塔里欧旁边坐下，头靠着墙，地下室里有时虽无人说话也总有动静，那些没有床睡觉的人总睡不安稳。莫迪凯有时要在这么多人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去平息一些争吵。他身材高大，说话又和蔼可亲，所以没有人会向他的权威地位挑战。
吃饱了肚子，奥塔里欧有点困了，他把小脑袋枕在妈妈的脚上。我又踏进厨房，倒了一杯咖啡，然后回到椅子上。
这时那个婴儿又突然哭了起来，那声音听起来让人感到心酸，整个屋子都蠕动起来，妈妈又困又累，很不情愿让孩子吵醒，她让孩子闭嘴，把她放在肩上，前后摇晃着让她继续睡觉，可是她哭的声音越来越大，屋里的人开始嘟嘟囔囔抱怨起来。
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我走过去接过孩子，一面冲着那位母亲微笑着，主要是让她对我有信心。她不太在乎这件事，她把孩子交付出去，反而感到轻松多了。
这个孩子没有一点分量。原来是孩子尿湿了，我意识到这件事之后，便轻轻地把她的头枕在我的肩上，开始拍她的屁股。我走进厨房，想找莫迪凯或什么别的志愿者来救救我，多利小姐一小时前已经回家去了。
令我吃惊也令我放心的是，当我抱着这个婴儿围着炉子转，一边轻声地哄着她一边拍着她的屁股时，她安静了下来。我得找一条毛巾或类似毛巾的东西，我的手已经湿了。
我在哪儿？我在做些什么？如果我的朋友们看到我在黑暗的厨房里抱着一个无家可归的婴儿哄着她睡觉，一边祈祷，只是因为尿布湿了，他们会怎么想？
我没有闻到什么令人恶心的味，只是感到她头上的虱子肯定已爬到了我的头上，我的好朋友莫迪凯回来了，他打开一盏灯。“多么可爱。”他说。
“有尿布吗？”我轻声地问他。
“大便还是小便？”他十分高兴地问道，说着走向一个柜橱。
“我也不知道，赶快点儿吧！”
他取出一包棉纸尿布，我把孩子交给他，我发现我夹克衫的左肩处已有一片湿迹。他十分熟练地把孩子放在切菜板上，拿出尿湿的尿布，把她擦干净，又换上新的尿布，然后又交还给我，“好啦，”他骄傲地说，“又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娃娃啦。”
“你念法学院时老师没教过你这些事吧？”我接过孩子，问他道。
我抱着她在地上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小时，直到她又睡着为止。我用我的夹克衫包着她，轻轻地把她放到她母亲和奥塔里欧中问。
已经凌晨三点钟了。这是周六，我得回去了。我建立起这种意识才刚刚不到一天，我也只能做到这样。莫迪凯陪我走到街上，感谢我来帮忙，他连外衣也没穿一直送我出来。我的汽车仍然停在我停车的地方，只是上面又覆盖上了一层雪。
他一直站在教堂的门口，目送我开车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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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