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从南红的手袋里翻出一个电话号码本，南红自己找到史红星的呼机号。诊所女人进进出出，她说你咬咬牙躺到那边的一张床上去，不然一会儿有人来了不好办。
史红星一直没有复机。呼了三四次还是没有复机。
诊所女人重新坐到了正对着门口的那张椅子上。
天阴了下来，街上行人稀少多了。没有女孩停留在诊所门口。
女人懒懒地走到里屋，怜悯地看南红，说：天快下雨了。她又踱到厨房，指挥小工煲鱼头汤。南红明白，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
她挣扎着穿好衣服，又在床沿侧躺了一会儿，再挣扎着挪到大门口。她弯着腰蹲在路旁，等着了一辆车。
到家的时候才下起了雨。
酱色生活
现在当我想到婚后几年的忙乱生活时，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幅高密度的物象无限重叠的图景，我看到无限多的锅碗盆瓢、案板水龙头、面条鸡蛋西红柿、衣服床单洗衣机以及更多的别的什么重叠在一起，它们毫无规则密不透风地堆积，就像一件刻意反艺术过于前卫的装置作品，又像一幅以这片堆积为素材的前卫油画，它的构图跟装置作品完全一样，只不过后者是实物，每种物品呈现它们本来的颜色，锅是铝质的碗是瓷的水龙头是铁的，面条就是面条的颜色，西红柿在这堆颜色中呈现一种怪异的红（如果在阳光充沛的菜园里，番茄红在绿叶的照射下健康明媚闪耀着光泽），而在那幅我臆想的油画中，所有的物品全都是同一种单一的颜色，一种介于土黄和酱黄之间的棕色，我不能准确地描述这种颜色，但我不用抬头就看到了它们，无论我从哪个角度看过去，它们重叠的程度都是一样的，这是一幅无法审美的图案，它浓缩了我五年的生活，当我置身其外，我还感到头晕和窒息，但我从前在它们之中却过了整整五年。我在它们的空隙中（置身其中就会有空隙，就像水面并没有一道缝，当我们跳进去，我们自身就成了缝隙）睡觉、吃饭、做菜、洗衣服，我的头顶是锅盖、鼻子尖顶着锅铲，左边的耳垂挂着去污粉，右边的耳垂挂着洗洁净，左边的脸颊是土豆，右边的脸颊是鸡蛋，我的肩膀一碰就碰到了大白菜，它富有弹性凉丝丝的帮子在我的皮肤上留下的触感一直延续至今。
在这样一幅布满了陈旧的酱黄色的超现实图画之外是一些生活的噪音，当我心烦意乱、对生活充满敌意的时候，那些锅碗盆瓢的声音像垃圾一样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让人分辨不出具体的声音，噪音就是这样形成的。在有的时候，当我心情比较平和，当我观望这幅耳垂挂着去污粉的奇怪图案时，它们的色彩会渐渐复原，由酱黄的颜色变成米黄、变成米白，在米白这种朴素轻盈的颜色上每种物品的颜色迅速复原了，它们不是复原到我过去生活中的样子（生活灰扑扑的，所有东西一进入生活就会变得陈旧，只有电视广告或者画册上的东西新鲜光洁，给人一种虚假的美感），而是往前走得更远，恢复到它们在商店或者在菜园里本来的颜色。这时我看到的就像是多媒体电脑中图像清晰色彩鲜艳伴有音乐的一个画面，它在教孩子们认识水果和英语，ｆｒｕｉｔ，一大盆水果，音乐响一下，其中的一种应声而起，在空中跳一跳，回到果盆里，变成了一种新的颜色，苹果跳一跳，变成红的，再跳一跳，变成了绿的。
我知道扯到多媒体实在有点扯远了，这是因为昨天我百般无聊，在大街上乱走，站在一个电脑商店透明的大玻璃前看到了那些鲜艳的画面。当我继续回想我的生活时就免不了受到它们的影响，那幅物品密集的生活图案在某些时候会变得像多媒体的画面一样虚假和可爱。钢精锅跳一跳，变回商店橱窗时代那样亮闪闪的，甚至亮得有些晃眼；西红柿从陈旧的颜色中跳一跳，马上变得像它的菜园时光一样鲜红，闪耀着太阳的光泽；黄瓜也还原为绿色，甚至还有顶上的小黄花和清晰可见的茸毛。我知道，这意味着再枯燥乏味的生活也有美妙的瞬间。
皮影或动画
与那一片酱黄色相对的是一个灰色的院子，我在工作日里像一个皮影戏的人物那样没有重量地动来动去。
皮影化的过程从早晨挤公共汽车开始，一挤公共汽车，吱的一下，立马就变成了皮影。我们常常在车上听到有人抱怨：挤什么，都快挤成照片了！皮影就是公共汽车上无数照片中的一种，只不过比照片更薄更不独立，唯一的优点是还能够动作。
皮影林多米从公共汽车里挤出来，走进办公室，桌上一堆乱七八糟的稿子从她的头顶进入她的身体，曲曲折折地充满了她身体中那些原本是肌肉和骨骼的地方，她的身体开始鼓胀起来，透过她薄而透明的皮肤可以看到不少平淡无奇的词组和句子在她的身体里冲来撞去。在某些清闲的日子里，这些平庸乏味的句子无聊地在她的身体里飘浮，像一些古怪的被虫子咬过的羽毛，无聊地飘来飘去，红色的墨水从她的指尖流进去，有些字被改成红色的字。而在另一些繁忙的日子里，稿子从头顶直灌而入，它们像垃圾袋里的废纸一样被挤得紧紧的，一点空隙都没有，这时候看上去的林多米就像一只透明的垃圾桶，里面是各种质地的废纸，它们的词句、对与错、好与坏统统挤压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然后，阅读加工过的稿件从四肢末梢排泄出来，送到主任大弯的手里。
然后送给主管主编。然后在编前会上宣读，然后送到照排车间，然后画版，然后是一样二样贴样清样。在三四天的时间中，如果我们要集中再现林多米在职业中的忙乱情形，有必要把皮影变成动画，从形式上看，皮影毕竟比较平面，空间有限，无非是从这头到那头，再从那头到这头，在加快的速度中变得无趣。而把林多米所在的环境变成动画的环境，把皮影林多米变成动画林多米，事情就会变得有趣得多，也不失其概括性。
我们将会看到在那个迷宫的巨大院子里，部机关的１２层高楼灰而巍峨，此外还有气派非凡的院中院，低矮而紧密的灰色矮墙、飞檐的屋顶、朱红色的门，如果屋顶是黄色琉璃瓦简直就跟故宫的偏殿相去不远，这样的小院不用说就是部长办公所在地。环境时报在高楼旁边的一排简易平房里，墙壁和屋顶都是用简易材料（瓦楞板什么的）做成，它又瘦又矮，就像是高楼吐出的好几口唾沫。
在这幅一目了然的全景图中，动画林多米像一只虫子一样跳来跳去，从一间平房跳到另一间平房，穿梭不停。她的路线互相交叉，像一团乱麻，在我们看来实在没什么意思，不知目的何在。我们还看到，在这座迷宫般的院子里，在高大的树木和房屋之间，林多米更像一只忙碌的蚂蚁。
她的头发因为忙碌而缺乏料理，因为睡眠不足而有些干涩发黄，她用橡皮筋随便扎在脑后，这是一种最普通最没有味道的发式，是所有有年幼的孩子又有繁忙工作的女人共同的发式，它比５０年代的齐耳短发还要方便，短发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剪短，这种马尾巴就没有这样的麻烦。
这个自从生了孩子后就没有时间收拾自己的女人，嘴唇干涩、脸色灰黄，身体干瘦，由此我想到，这个迷宫般的院子一定存在着某种场，专门吸收人特别是女人身上的水分，它缓慢地却从不中断地干这件事。
这个女人总是穿着灰色的衣服。浅灰的Ｔ恤、铁灰的灯芯绒、黑灰的羽绒衣，各种不同的灰色跟随这个女人穿越一年四季，它们像深深浅浅的灰尘堆积在她的身上，这使她看起来常年灰扑扑的。
这种对灰色的钟爱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吗？是因为灰色禁脏？还是心情灰暗没有亮色的体现？抑或是她天生就不爱张扬？
没有人会想这些。人总是对时装感兴趣，对那些引人注目的东西，对新鲜的质地和款式又摸又捏，远观近赏，回味不停。灰衣女人在迷宫般的院子和人群中走来走去，沉默不语。
我们觉得她有点怪，常年穿不起好衣服我们又有点可怜她，特别是她离婚后我们更是可怜她，我们担心她找不到一个可以再婚的男人，也找不到一个不结婚但可以帮帮忙的人。我们在办公室里看到她在窗外走来走去送稿子，总是止不住要议论几句，但我们之中从来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离婚，她从来不跟我们诉苦，从来不说。她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保护她。
我们听见这个灰衣女人在编前会上念稿子的声音像老鼠一样，这样的情景在我们看来就像时快时慢的录像，她的声音在快进时变得吱吱嘎嘎，如果我们把她的声音和她灰色的衣服结合起来，如果我们有着正常的联想能力，我们就会十分恰当地把这个女人看成是一只老鼠，她本来就又矮又小，走路又只看地上，而且受惊似的匆匆忙忙，谁要是想不往老鼠上想都不可能。
我们很想把这点联想传达给她，面对一只老鼠，人总是有优越感的，如果她知道我们这种无聊的联想，我们的优越感就会更确定一点，这是多么的好！这时我们发现我们中间缺少一名小说家，好把我们的发现写出来公之于众，我们有的时候盲目地崇拜铅字，就像我们崇拜物质，变成了铅字就更加可靠更加牢不可破了。
这个女人的莫名其妙之处还在于开会从不发言，在每周一次的例会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发言表示如何做好一个人，只有这个灰衣女人目光恍惚，神不守舍，她从不表明自己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做一个人，如果大弯点到她的名，她就会像被马蜂蜇了一口，然后含含糊糊，支吾几句。这是她自甘在老鼠的路上越走越远，不过，在例会上由于这个女人的静止不动使她看起来更像一只蜘蛛，灰色的蜘蛛，一动不动，阴沉，沉默，令人讨厌。我们甚至觉得她会结网，结得密密麻麻。一层又一层，搞得我们一看就头晕，一想就头疼。蛛丝紧紧地缠绕着她，阻挡着我们的视线，我们知道，只要一走近这个女人，无形的蛛丝就会粘着我们。
灰衣女人在画版的时候就是蜘蛛吐丝的时候，她低着头，弓着背，在桌面大版式纸上，将线从一头画到另一头，再也没有比这个人更像蜘蛛织网的了，她一次画版下来比我们所有人画的线都要多得多，她画错了擦掉，擦掉了再画，各种隐形和显形的线交叉重叠在一起，粗细不一。
我们总是预先就知道了结局，这个灰衣女人简直是太不聪明了，不管她画多少种线都不会顺利过关的，只要她交到大弯手里审查，大弯就会在一分钟内向她咆哮，如果她把线画细了，大弯就说太小气了，如果她画粗了，大弯就说太粗笨了。
大弯在这个时候身上就会微微发出一种塑料的声音，从他骨骼的缝隙间发出来，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散发到空气中，在声音发出的同时，还会伴随气味，也不是正常的气味，而是塑料烧焦的气味。
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沙哧沙哧的，有时一整天回响在屋子里，有时好几天听不见。这种奇怪的声音从大弯的肋骨间发出，沙哧沙哧地响，越靠近大弯听得越清楚。
有一次灰衣女人在这种声音响起的时候说：塑料。
灰衣女人精确的判断力并没有改变她的地位，相反，这只能使她更糟。身体里发出塑料的声音是大弯的隐私，谁发现了这一点还明确指出来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不过这只是她厄运的源头之一。
我们旁观者最清楚，除了塑料的原因，还因为大弯本人对版式失去了判断力，他失去判断力是因为每次开会他都会当众受到领导的粗暴批评，越批评他就越失去判断力，越失去判断力就越受批评。大弯陷入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圈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大弯实在太想当正处长了，他在副处长的位置上干了二十年还没有扶正，实在是天不长眼，大弯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不吸烟不喝酒，不好女色，不开玩笑，不随地吐痰，勤洗澡勤换衣，不脏不臭，不胖不瘦，还出过一本书，到底领导为什么不喜欢他，我们谁也弄不明白。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折磨了大弯有整整二十年了，它是大弯的命根子，关系到大弯的住房和儿子的就业。这个念头（或者叫追求）的根系遍布了大弯身上所有血液流动的地方，它们越长越长，越长越多，从他的心脏出发，一直长到了他手上的末梢。如果谁的眼睛有透视的功能，就会看到大弯的身体是一株庞大的根系，根系多得惊人，每一根细须在他的体液中杂乱地漂浮，活像大海里的水母。这遍布身体各个部位的庞大根须本该相应地长出一棵大树才合适，但它既没有枝条和树叶，连一个芽瓣都没有。这种没有成果的状况使他体内庞大的根须更加触目惊心、徒然、盲目。
陷入在怪圈中的大弯还能怎么样呢，他只能无端地冲灰衣女人咆哮，对这样一个在部门中地位不高又没有后台的人咆哮，以向领导证明他的管理魄力，这是大弯走的一条死胡同，他明知走不通也要拼命往前撞。有时候我们觉得这其实也是壮怀激烈、可歌可泣的业绩。
灰衣女人的厄运就此降临了，不管她怎样画大弯都不能一次通过，总要改了又改，她的铅笔尖落在涂改过的纸上，发出刺耳的嘎嘎声，有时候她画着画着头发就落了一层，头发和铅笔线混合在一起，比蜘蛛网还要难以辨认。这个女人是另一个陷入怪圈的人，她在一次次的涂改中早就失去了判断力，大弯的咆哮更是使她分不清好坏和对错，她越是分不清就越是想要分清，所以在她画版的时候总是要请教张三或李四，不管是李四还是张三的建议，只要经过她的手画在版式纸上，就仍会不可避免地招来大弯的一阵号叫。我们甚至怀疑这个女人是某种类型的女巫，碰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会死，她碰到什么什么就变糟糕，或者说她的巫术就是故意把什么东西都弄糟，把大弯激怒，使他像木偶一样蹦起来，我们的依据是面对大弯的呵斥，灰衣女人居然无动于衷，她连眼皮都不眨一下，我们很愿意看到她掉下眼泪来，但我们总是愿望落空。
灰衣女人的眼泪、老鼠的眼泪、蜘蛛的眼泪从来就没有掉下来过，这是我们的旁观生涯的一个巨大缺陷，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也没有愤怒，生活中就会没有高潮，没有高潮的生活是多么乏味令人难以忍受。
关于单位的事，我常常会搞不清楚到底哪些是噩梦，哪些是回忆。那些在我视野里出现的皮影、动画和蜘蛛是谁？那个灰衣女人是谁？“我们”又是谁呢？
眼泪
南红说她到四十岁再说，到时候想结婚就结，不想结婚就算了，反正怎么都是活着。她摇摆不定，情绪不稳。有时候极端消沉，说还不如死了算了，有时候又说怎么都是活着，活一天算一天，还有一些时候，往往是她精神好的时候，这时候她刚刚睡醒一个好觉，脸上有了一些光泽，还有一点若隐若现的红晕，她梳洗整齐，照了镜子，就仍会生出无数幻想，对她来说，幻想就像浓厚乌云之下的落日，使乌云变成晚霞，但同时更像回光返照，在瞬息之间失去最后的光芒。
后来，当我在北京听到南红的死讯，在骤然而至的寂静中，我一次又一次听到南红嘶哑而不顾一切的号哭，她的哭声像一道长而深的伤口，鲜红的液体从那里涌流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幻象，我从小害怕鲜血，我对害怕的东西耿耿于怀。同时无论在Ｎ城还是在深圳，我很少看到南红的号哭，她更多的是小声的哭，抽泣，躺在床上流泪。
现在她的眼泪同时就在我的脸上，它们在黑暗中闪着微光，它们的来源是心，心疼的时候，心因为收缩就小了一点，那少掉的一点就化成了液体，那是十分古怪的液体，因为疼而增殖，它不停地生出泪水，从我们的眼睛流出来，这时我们的心就会暂时舒服一点。它与冷汗不一样，冷汗来自骨头，它来自心，心柔软而灼热，所以眼泪总是热的，人们称它为“热泪”。它们遍布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像青草，总是要长出来，一切都是它的养料，爱情、职业、孩子。
一个女人在黑暗中孤独无依，她怎么才能不哭泣呢？我希望有人能够告诉我，一个人近中年、离了婚、被解聘的女人，怎么在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同时变得强大起来？
南红的死混杂在我求职的失败中，她因失血而苍白的脸悬挂浮在我独居的房间里。
就是这样我们的眼泪落到了脸上，它迅速变得冰冷，空气中有一点微弱的颤动，泪水马上就感觉到了，它比皮肤还要敏感，就像擦破了皮的肌肉，有一丝风吹过都会疼，它把这种疼传到皮肤上，传到心里。我明白南红哭的并不是她的生日，她早就不为这些而哭了，这是她的一个巨大的秘密，她从来不说，一丝一毫我都无从知道。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无从证实，也不便询问，但它像一个黑洞，悬挂在南红的头顶上，把她往日的明快不动声色地全部吸光了。
我看不见那个黑洞。它是黑暗之中的一些黑暗的火苗，每个人的头顶都有，当一个人的头顶越聚越多，当它最终吞噬这个人的时候，我们才能感知它的存在。南红每一次哭都是为了她自己的毁灭，她在自毁的路途中痛哭，在她的哭泣中我看到了那个晚上。那个晚上她开始出血，她独自躺在黑暗中，后来她给自己煮粥，她晕头涨脑，神情恍惚。把洗衣粉当作食盐，吃下去之后肚子剧痛，晕了过去，第二天早上才明白是放了洗衣粉。她说她就是这一次感染上了盆腔炎，疼得走不了路，史红星抱她上医院住了十几天。她的工作就这样没有了，史红星不知去向。后来她辗转听说史红星嫖妓出事，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
如此密集的事几乎同时出现，让人觉得不像是真的（我们总是相信戏剧但不容易相信生活，生活中的戏剧性事件一经转述，立刻就变得虚假），但它们全都是真的。它们像无形的刀子落在南红的身上，但是南红说：我无所谓。
她哭过之后就在床上坐着，她对着空屋子说：我无所谓。
牙蕾与奶渍
我没法跟南红谈论扣扣。我一直认为，有孩子的女人跟没有孩子的女人是两类女人，这二者的区别有时候不亚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区别。
去年冬天她到我家来，在十分钟内问了我扣扣三次，我刚告诉她她又忘了，过了一会儿又问：你女儿呢？到最后一次连她自己都发现了这种心不在焉。我三十岁前也是这样，对已婚妇女一见面就谈孩子感到十分没意思，她们从孩子的第一颗牙蕾谈到第三颗门牙的生成，三颗牙齿就横穿了她们整个上午（下午）的时间，在这样的时间里她们有时是在上班，站在没有什么人的柜台里、或者没有什么事的办公室，或者是电梯里，等等；有时是没在上班，她们手里打着毛线活，或者择菜淘米洗一大盆衣服，或者是排长队买东西，这时候她们就要说东说西，但不管扯到多远，说来说去总要说到孩子，只要是真心当母亲的人，孩子就满满地盛在她们的心上，满到从嘴里溢出来，它们不断地出来，一个孩子变成了无数个孩子，这无数个孩子又都是一个孩子，孩子和孩子连成一片，他们的眼睛变成一只眼睛，又黑又亮，又像黑葡萄又像星星又像钻石，无比清澈地悬挂在她们平凡的日子中，把她们菜上的泥和老叶，把淘米水上的一层浮糠、无穷无尽的毛线一一照亮。
牙蕾也是这样，它横穿在母亲的时间中，从肉里一点点长出，它坚硬、锐利、闪着一点点的光，它是牙齿中的牙齿、白色中的白色，星星中的星星，它在孩子小小的柔软的嘴里，伴随着一阵香气明亮地生出。我意识到这正是我扣扣的第一粒新出的牙蕾，它一声不响地在几千里之外和三年前的时间里，我的手指触碰着它，在触碰中有倒退着的时间吱吱作响掠过我的头发，而扣扣的气味从这粒牙蕾上徐徐散发。扣扣的气味是一种最新鲜、最纯正、最娇嫩的香，它同时是水果、甘泉、面包，和雨后的青草，靠近它就像靠近天堂。我看见她光滑的牙床在上下用劲，这与她往常以吸吮为主的动作相比，实在是一场革命，我迅速想起她那几天不爱吃煮烂的面条，而对有点硬度的饼干感兴趣，这使我想起一个词：磨牙。
这个词本来跟我毫无关系，但现在它跟我的扣扣连在一起，顷刻就变得可爱极了，它从一大堆沉睡的词中跳出来，带上了一种童稚的趣味，让我禁不住微笑。在任何时候，当我碰到磨牙这个词的时候，我的眼前就总是出现一幅老鼠娶亲图、小松鼠搬家、熟睡的刚长牙的婴儿这样一些祥和亲切的景象，而“磨牙”就像一顶小红帽，分别戴在老鼠、松鼠和婴儿的头上，在这些可爱的小脑袋上来回跳荡。
扣扣的牙床光滑柔嫩，口腔里空无一物，我说：扣扣，让妈妈看看你长牙了没有。她小嘴里的奶香一阵阵地扑到我的脸上，我不断地深呼吸，一边掰开她的嘴。我说扣扣真香。扣扣只有半岁大，她不会说话，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听懂我的话，她的眼睛很懂事地看着我，一动不动让我捏她的腮帮子，我用一只手托着她的后脑勺，她坐在我的膝盖上，双脚顶着我的肚子。
我没有看到那颗我想象中的牙蕾，这本来不用看，喂奶时自然就会感觉到，但我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给她喂奶了，生下扣扣两个月我就去上班，本来现在每人都有六个月的产假，但我那时还属于借调人员，户口也没有从Ｎ城迁入，所以只能按另册处理，只休息五十六天，上班三天后奶水就变少了，越来越少，到两周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了。我给扣扣吃米糊，放一点糖，我把勺子举到她的嘴边，她张开小嘴露出粉红而饥饿的舌头。她大口大口吃米糊，到最后我就给她吃一口奶，但那天她没吃着奶，她使劲吸，这一徒劳的动作使她很快就累了，她吐出奶头哇哇大哭。
我感到胸前的乳汁在早上挤公共汽车上班的时候就消失了，本来它们的方向是从里到外，它们来自我身体的最深处，从血液和肌肉中滋生出来，而且跟扣扣的气味有关，不管我是抱着扣扣还是把她放在小床上，她的气味从我全身的毛孔和末梢、从头发和指甲盖进入我的身体，像一些小小的手，又像一些光亮和声音，如同一种召唤，就这样我体内的一些血液聚集到我的胸前，变成洁白的乳汁。我在睡眠中常常感到这种凝聚，它们行走的声音是一种悦耳的“咕咕”声，它们一滴一滴，形状美好，从殷红到乳白，一滴一滴聚集在我的乳房里，睡觉之前我给扣扣喂奶，喂完之后乳房变得柔软轻盈，睡着之后它们就来了，它们沿着隐秘的线路穿过肌肉的缝隙到达我的乳房并停留在那里，我在睡梦中看见它们乳白的闪光同时感到自己胸前的坚硬和沉实。
上班的日子一开始这种情况就改变了，对于上班和不上班，乳房的反应最敏锐，它处在身体最凸出的地方，最先感到空气比往常更为快速的流动。上班就意味着从早上六点半开始所有的动作都要比平常快一倍，甚至从睡眠开始，神经就要绷紧，等待电子闹钟的嘀嘀声。我担心它声音太小自己醒不来，但声音太大又会吓着扣扣，我在梦中竭力看表，梦中的力气总是不够，达不到心里所想的（当然有时候又会特别超常，一下能飞起来，这是另一种情况），梦中的力气被禁锢在身体之外，或者分散在身体的各个点，缺乏有效意志的聚集，它们之间互相没有联系。这使我梦中的力量构不成指向，我的意志命令自己起床，我使劲使自己的身体向上，但我发现这个身体无动于衷，半点动静都没有，我成了一个只有念头没有身体的人，我的念头在将醒未醒之际撞来撞去，然后我就有点醒了，这个时候分散在身体的各个点的力气也开始苏醒过来，但我还是不能聚集它们，它们各自朝着地心引力的方向下落，这使我的整个身躯也跟着下沉。
六点半！不管我的四肢多么沉重，只要意识到这个数字，我就会奋起挣扎，在挣扎中把疲惫的力气积聚起来。在半清醒的状态下挣扎起床跟晕车的感觉相似，所不同的是，晕车必须紧闭着嘴，一张开嘴就会呕吐，而起床的时候总是要大打呵欠，仿佛呵欠可以为我增加力气。我晕着头摇摇晃晃地穿衣服，半闭着眼睛，动作常常不能一下落到实处，但是我知道六点半了，六点半是一根绳子，垂在我的上方，而我的头顶早就长出了一只坚固的钩子，这个钩子的名字也叫六点半，这两个相同的六点半迅速而准确地勾连在一起，它们齐心合力地把我往上拉。
我摇摇晃晃地趿着鞋上厕所，闭着眼睛坐在马桶上，然后我一阵风地刷牙洗脸，用隔夜的开水冲一杯红星牌奶粉，我把扣扣的饼干胡乱塞到嘴里，同时对着镜子梳头，好在我的头发是最简单的马尾巴，只需胡乱在脑后扎成一把就行，没有孩子就不会明白为什么有孩子的女人不是把头发剪得很短就是随便扎成一把。临走的时候我忽然想起要往乳罩里垫上一点卫生纸，根据我两个月的经验，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根本存不住奶水，有一两个小时不喂奶就会自动流出来，晚上这种情况尤其明显，睡前我总要往胸前捂两条毛巾，一边一条，即使这样，我还是常常被胸前的一片冰凉弄醒，那时候我还没有听说过柔软剂这回事，这两条毛巾很快变得浆硬发黄，它们硬邦邦地摩擦着我的乳房，就是这时候我发现乳房的敏感度大大增强了，我把这两块硬毛巾放在腿上和手臂上，都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的不适，这使我进一步确认了这个发现。
乳房什么时候变得像鼻子一样灵敏，又像舌头一样怕疼的呢？当然这新的一页完全是扣扣揭开的。关于乳房在女人一生中三个阶段的定位，在民间早就有了广为流传的说法：结婚之前是金奶，结婚之后是银奶，生了孩子是狗奶。不用说这是男人们的看法，是男人眼中的乳房。也许还有一些没有头脑的、男人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的女人也是这样看的，但某些女人决不这样看。她感到女人的乳房越到后来越神奇，经过孩子的吸吮，一下变得锐利无比，平添一份对外界的感受力，综合着眼睛的明亮和鼻子的灵敏，同时具有视觉、听觉、味觉和触觉，是女性神秘直觉的来源之一（这使我联想到某个神话，想到世代相传，像大海一样苍茫的神话流传中一定有一个隐秘的神话，从女性的体内诞生，在几千年的无知无觉中流传，在某些神秘的时刻，像珍珠一样照亮大海）。我往乳罩里塞卫生纸，有点像经期往下身垫卫生纸，这是一个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动作，事到眼前就无师自通了。在月子里听母亲说过，我身体太弱所以存不住奶，有一点奶水就会自己流掉。但她没有告诉我上班的时候怎么办，扣扣满月的第二天她匆匆忙忙回老家了。
垫纸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我以前看到过的哺乳期的妇女，她们胸前鼓鼓囊囊像袋鼠一样难看，而且邋遢鼓起的地方总是湿一块，这种形象从农村到小城，在有女人的地方司空见惯，我年轻的时候常常视而不见，或者是在看见的同时马上就忘掉了，觉得这是一件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发现时间是有连续性的，一步一步就会走进去，总好像起码是隔着一辈子，是人与袋鼠的区别，要等到下辈子才可能变成胸前鼓鼓的袋鼠。我想我只要不结婚不要孩子怎么会变成袋鼠呢，而我年轻时决心不要孩子的隐秘理由之一就是担心自己变成一只难看的袋鼠，但是她们说，现在你还年轻，等你三十多岁你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诗人余君平
形同袋鼠的女人在我眼前晃了二十多年，有一天我忽然看见了她们中的一个，她胸前的奶渍清晰无比，近在眼前。而我不仅仅是看见，更是被冲击，那块奶渍不知为什么在那个时刻变成了一种奇怪的东西，变成一块石头，携带着能量，冷不防迎面打了我一下，我一时觉得它跟我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跟我和那个女人的共同命运有关。
那是一位女诗人，当时三十九岁，她曾是Ｇ省最优秀的诗人，她那些未能发表的通过半公开的途径流传的诗作，即使拿来跟国内同时期的其他诗人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她没有这种机会，她年龄偏大，长得也不够好看，这一点据说相当重要，在这个遍布着男人目光的世界上，一个不好看的女人要取得成功真是连门都没有，文坛更是一个好色的文坛。她不光人不漂亮，名字也没有供人遐想的余地，叫余君平，完全中性，她也不取笔名，我想她若取一个带点女性色彩的漂亮名字，很有可能就会引人注目。这使我想到了Ｇ省的另一个女诗人雅妮，本来我已经完全把她忘记了，雅妮的诗比余君平差一到两个等级，但诗运硬是比余君平好两倍。雅妮是桂林人，我曾经见过她一次，我想她那么楚楚动人地坐在那里，谁又忍心说她的诗写得不如余君平呢？我总是听人说，某某很欣赏雅妮，某某这样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远在京城，我们连够都够不着。
这样的事实使我黯然神伤。
多年来，余君平连同她胸前的渍痕就像我身体里一道隐藏至深的伤口，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干什么，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估计她可能已经完全不写诗了。生活最初的形状就是那块奶渍的形状，它隐藏在那里，并从那里出发，一点点吞噬诗人余君平，或者并不是一点点的缓慢进程，而是一大口，像一只吃掉太阳的天狗。我当时极为恐怖地想到，这只天狗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孩子。这个孩子在她三十九岁的路途上等着她，等着诗人余君平，等着把她变成一个母亲。孩子又瘦又小，早产，生出来只有二斤八两，放在暖箱里养了一个月，吃什么都吐，有众多的禁忌，不能吃苹果泥，不能吃鸡蛋黄，能吃的东西也只能吃一小口，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只能靠母乳。后来又过了几年，余君平告诉我，在孩子三岁前，她几乎没有一天正经梳过头，每天都蓬头垢面。我想象一个憔悴苍老头发蓬乱的余君平，觉得那个使劲吃大拇指的孩子是一个巫孩，使了一种巫法，把余君平变成这样一个比真正的袋鼠好不了多少的丑妇。
我看到余君平胸前的奶渍的时候是８０年代中期，她的孩子刚刚五个月，Ｇ省在一条著名的江边开一个笔会，诗人余君平挣扎着从母亲余君平身上分离出来，她说我好久没有写过诗了，连诗都读得少了。她看见谁都新鲜，听到任何一个话题都新鲜，好像生一个孩子就退化了，退回到刚刚进入文坛的光景，她听见有人说“深度意象”，她马上就盯着问，有人说“深度抒情”她又盯着问。她总是想弄清楚这些她错过了的新名词，就好像一名停止训练的运动员，想要恢复心肺水平和肌肉能力而拼命加大运动量。她在这次会上读到了翟永明的一组新诗，她马上兴奋起来，眼睛里涌出了一滴泪水，我看到她身上的母亲瞬间就退到了远处，而诗人从她的身体深处一下站了出来，她本来不太说话，即使说也迟迟疑疑，缺乏自信，并且她常常在不同的场合重复同一句话：我已经有一年多没跟任何人谈文学了。但她读了翟永明的诗马上就找到了感觉，话越说越多，越说越快。
她说她要到四川去，她哥哥在重庆，她喜欢四川是因为四川有许多一流的诗人。她说她本来几年前就要去四川，曾经联系过一个文化馆，差一点没有成。她向我虚构四川，在虚构中我看到了另一个余君平，她站在重庆山城的某一盏灯下，长发飘飘（像那位现在还十分著名的女诗人），才情荡漾，而她的身后，在某一间窄小的小屋里，粗糙的稿纸上满是新鲜的诗句，而那个两斤多重的孩子是没有的，正如眼前剪着短发的余君平没有出现在那里。这种虚构一点也没使我感到虚假，我坚信，余君平绝对是有可能站在四川肥沃的土壤上成为一名第一流的诗人。
但她衣服的前襟渗出了奶汁。
虚构顷刻之间就消失了。那个早产的孩子的哭声从君平远在Ｎ城的家中发出，笔直地奔向这个开会的城市，孩子的哭声饥饿而嘶哑，不顾一切地从余君平的胸部进入她的身体，又从她的身体深处向外突围，这样我听见的婴儿的哭声就是已经被余君平的身体过滤之后变得古怪的哭声，有关天狗的联想在这片微弱而怪诞的哭声中油然而生。
诗人余君平的前襟出现了一块奶渍，她那在我的想象中飘扬的长发嗖嗖地缩了回去，变成了母亲余君平那剪得极短又很不讲究的短发。天狗就这样把诗人吃掉了。她从卫生间出来，一个晚上都没有说话。第二天一早余君平就提前离开了，她没有跟任何人告别。
你们已经看到
你们已经看到，我的思路总是不能长久地集中在南红身上，我想我纵然找回了我的语言感觉，我生命的力量也已经被极大地分散了。我极力地想完整地、有头有尾地叙述南红的故事，我幻想着这能够给我提供一条生存的道路。但我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事情中，南红的许多事情都会使我想起自己，哪怕是跟我根本联系不上的事情，我在写到纸上的同时那种触感顷刻就会传导到我的皮肤上，我常常分不清楚某一滴泪水或冷汗从我的笔尖流出之后落到谁的脸颊或额头上，但不管它们落到什么地方，我总是感到自己皮肤上的冰凉和湿润，所有的感觉就会从“她”过渡到“我们”。
更多的时候是我自己的事情像雾一样从四面八方弥漫而来，如同涨潮的海水，将南红覆盖。在我的小说中，南红的故事到底是海中的礁石，还是鲸鱼，抑或是一条摇晃不定的船呢？这是一件我无从把握的事情。
（我真希望有一台什么新式机器，专门用来调节记忆与情绪的，我将立马把自己装进去，让它在分把钟之内就将我陈年积压下来的东西抽空，而我则像一个崭新的空瓶子，干净剔透，闪耀出前途不可限量的灿烂光芒。）
乳房的感觉
我胸前垫着纸去赶公共汽车，走路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空气总是不够透，而且一股纸的气味老是冲上来，胸部堵着的东西好像不是在身体的外面而是在身体的里面。快到公共汽车站的时候我才明白，这一切不适的感觉原来都是来自乳房。
我使尽全身的力气挤上公共汽车，一开始我紧贴着车门，下一站下车的人不断挤到门边，这使我在挤压和冲撞中站到了车厢的中间，我双手放在胸前，如果不这样我就会贴到人家的身上去。尽管隔着双手，乳房的敏感还是超出了我的意料，汽油的气味、人的气味（汗味、莫名其妙的口水味以及各种混杂的体味）以及铁的气味越过我的双手、乳罩和卫生纸的层层保护从乳房紧张张开的毛孔进入我的身体，紧接它们就在我的身体里打起架来了，这些外来的、异己的、铁的、汽油的、他人的分子与我胸前的乳汁短兵相接，乳汁拼命抵挡，在抵挡中它们改变了自己，它们本来沿着从里到外的正确而自然的路途，从我的五脏六腑聚集到胸前，但是现在它们不得不向后退却了，它们落荒而逃，纷纷缩回我的内脏的深处，在那里它们变成了另一种东西，随着我在公共汽车上的站立（这种站立跟在房间里的站立绝对不是一回事，需要多几倍的体力和耐力），和对付来自各个方向的冲击，我身体里的液汁从我的额头冒出来，变成了汗珠。
我腾不出手来擦它们，我的乳房酸痛而疲惫，我知道这跟那里面的乳汁冒到了我的额头有极大关系，汗水是什么？就是消耗掉的力气，如果你觉得“消耗”这个词太文雅，就直接用“死”这个词，这是我对汗水的最新认识，它既然是死掉的力气，同时也是力气的尸体，这个认识跟我怀有强烈的哀悼心情有关，我身体里的汁液只有那么多（一个常数），如果它们变成了汗就变不成奶水了，有谁见过额头上的汗能缩回去变成乳汁的（农村的广大哺乳期妇女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她们年轻、强壮、不失眠，不用挤公共汽车）？我预感到，用不着到单位上班，只需每天挤两趟公共汽车，我天然的造乳功能就会退化。
但我不能不想到单位，想到单位就想到没完没了的追查谣言，每个月的月总结，每季节的计划，每周的选题会和会后的选题落实，脾气暴躁的领导和精神紧张的同事，我眼前顷刻就会出现那个在灰色的院子里以动画的机械和速度忙乱着的女人，这个女人穿着灰色单调的衣服，头发随便扎在脑后，她容颜憔悴，情感淡漠，实在不是一个正常而健康的女人。但我知道这个女人就是我自己。
我那个时候不明白这样日复一日上了发条似的忙碌到底为了什么，被解聘之后我才知道，可以选择的养活自己和孩子的路其实没有几条，即使把嫁人也看成一条路的话，也找不到一个既情投意合又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同时又没有结婚还要能容纳扣扣的男人。现在我才知道，那份吸光了我的血和肉的工作是如此珍贵。
我在路上、公共汽车、单位的办公室、照排车间、审读室、财务室、会议厅之间行走，听见乳汁流动的细微的簌簌声，它们沿着相反的方向往回走，然后变成汗珠悬挂在额头上。大弯说：林多米我希望你不要这样神不守舍，留心看仔细校样，今天我们又挨骂了。我觉得他的声音在另一个地方对另外一个也叫林多米的人说（现在想起来，这是否就是我被解聘的理由之一呢？这是完全可能的），他人就站在我的跟前，眼睛也看着我，我也正对着他的脸，他说什么我全听见了，但我觉得自己站在一个透明的长形容器里，他们所有的人全都在这个容器的外面，我的目光越过他们看到另一个透明的容器，那里有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她的眉毛和肤色跟我有点像，我心里知道，这就是我的扣扣。
她正张开粉红色的小嘴，里面一颗牙齿也没有，本来对于孩子长牙这样的大事，一个正常的哺乳期的母亲自然而然就能感觉到，我小时候曾经多次看女人给孩子喂奶，她们本来很安详地坐在床上或矮凳上，抱着孩子，摸摸孩子的头，用一条干净柔软散发着奶香的小毛巾擦孩子头上的汗，孩子的小身子连同她的衣服和头发连同母亲统统都散发出一片清甜的奶香，这是一种安静之极的气息，闻着这股气息就会自觉敛声屏息。但是有时候，喂奶的母亲身上一抖，像被马蜂蜇了一口地“哎哟”一声，这就是那个伟大事件的开端：孩子长牙了！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它实在是一件跟氢弹爆炸有着同等意义的事情，怪不得我们总是要在公用的水龙头、公用厨房、柜台前与它相遇，它璀璨的光芒就是这样照亮了各种不同的母亲。单位有两名年轻的女大学毕业生，我亲眼目睹了她们成为母亲前后的两个不同时期，她们在办公室里谈论孩子乳牙时脸上浮现的激动光彩完全覆盖了她们以前的整洁、修饰、上进的形象。
孩子的乳牙怎么能不是一颗钻石呢？
她们对我说：你以后也会这样。
果然我洗干净手，掰开扣扣的小嘴，用指尖的正面碰她的牙床，我想如果我还有奶喂给扣扣吃，我就会用乳房来发现她的第一颗牙蕾，在疼痛中感到惊喜。这种乳房与牙印、疼痛与惊喜是一种健康而自然的关系，从动物到人，存在了不知多少万年，而我用手指来摸扣扣的牙床，连自己都觉得有病。
这是一个给扣扣洗澡的时间，我已经把洗澡水倒在澡盆里了，水汽正在房间里散发，衣柜上的穿衣镜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雾层，使整个房间笼罩着某种模糊不清超出常态的气氛，犹如一个含有深意、让人很想看清楚、但又总看不清楚的电影镜头，当我回忆这一幕时就是获得了这样的印象。蒸汽从红色的塑料澡盆从三年前的北京弥漫而来，一直到达深圳，这个前后断裂，上不着天下不抵地的地方，那个女人在水汽里，她衣衫不整，穿着一条肥大的棉毛裤，质地稀松，点缀着平庸的粉色碎花，这是在街边摊上买的７元钱一条的棉毛裤，她坐在藤椅上，鼻子凑到了孩子的嘴上，这有点像我保存下来的一张照片，丑陋不堪但十分生活化。（在我恍惚而失控的记忆中，我很想丢开真实发生过的生活，把它们像扔石头似的扔到大海里去，让自己永远看不到它们，然后我重新虚构自己的生活，但那些一再出现的场面总是像冰雹一样落下来，发出的响声。）
在我的记忆中，澡盆、水汽、棉毛裤渐次清晰的过程，就像有一条窄窄的光线一一掠过这些物品，使它们得以在水汽中浮现，这时扣扣的小衣服、大毛巾、小床、小椅凳也都相继出现在房间里，并聚集在我的周围，这时我房间更零乱也更真实了，而那团使我看见自己的光线也恰如其时地照射在我和扣扣的头顶，这光线柔和而浓密，像月光一样阴凉。我看见自己的鼻子几乎就碰到了扣扣的脸，这时我闻到一股夹杂在奶香中的汗味，这是从扣扣的脖子发出的气味，她那时候很胖，下巴把脖子全挡住了，脖子里又有褶皱，是一个不透风的地方。汗味的记忆把扣扣更真实地送到了我的手指上，我把手指伸进扣扣的嘴里，滑软湿暖的感觉一下包围了我的手指，把我吓了一大跳，那是一种完全偏离常规的感觉，在我的经验中我找不到一样能作为比喻的东西。
从一根手指到袋鼠
陌生的触感带给我一阵恐惧，恐惧使我的触感更加敏锐，瞬间放大数倍，又滑又软又湿又暖，那种滑，会一下滑到无底深渊；软，软得像豆腐却又有弹性。总之那一瞬间十分的奇怪，有一种还原为动物的感觉，从一根手指开始，逐渐扩展到手掌、手臂、肩膀及全身，这些被扩展的部位依次长出浓密的体毛或角质，那些我能想到的雌性动物在我的皮肤上一一复活和变化，而扣扣也与之对应地成为某一种幼小的动物，最后停留在我身上的正是我最害怕变成的袋鼠，我的脑袋小小的，耳朵竖起来，随时倾听草原深处的动静，我的牙齿尖利而突出，能咬断最最坚韧的树皮和草根，而我胸前的袋子又结实又软和，我的孩子待在里面既安全又舒适。袋鼠的力量也通过手指到达了我的整个的身体，我的后腿强壮而有力，一蹬地就能跳跃起来。这时候我完全跟袋鼠认同了，我完全不记得袋鼠有多难看了，我从来就不认为袋鼠难看，我现在坚信袋鼠的体型是世界上最合理最自然同时也是最优美的体型，我将以这样的体型向整个草原炫耀！
牙蕾
我以母袋鼠的心情抚弄扣扣的牙床，就像我曾经以母猴的心情用舌头舔扣扣的小脸，现在我也弄不清楚，这是一种病态还是一种还原（进化成文明人的大多数女人大概不会有这种动物性的冲动，总之我从未见过别的女人舔自己的孩子），我以剖腹的方式生出了扣扣，我躺在手术台上，护士把扣扣托到我跟前，让我看扣扣的屁股，她说：看一眼啊，是个女孩。我第一次看见扣扣的脸是一周之后，在这之前我躺在病房打吊针，扣扣在婴儿室待着。我把她抱回家后就像母狗一样使劲嗅她身上的气味，然后我就像母牛或者母鹿那样伸出舌头舔她，她闭着眼睛让我舔，一副很舒服的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本能地伸出舌头，她的小脸没有多少肉，我估计她在婴儿室没有被喂饱，她的脸上味道有些甘（没有一个准确的词，这种味道也是十分主观的）、有些微咸。这种情形后来还有过多次，直到她一岁，那时她已经会走路了，在我们东城的家里，摇摇晃晃地扶着墙，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后来她摇晃着走到厨房，看见了我养在脸盆里的一条活鱼，她第一次看见这种动物在水里动，她被这种怪物吓住了一会儿，但她很快就想出了办法，她把我牵到脸盆边蹲下，然后抓着我的手去捅那条鱼，她不敢直接用自己的手碰活鱼，想出了一个替代物，把我的手当成了棍子。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发现扣扣渐渐从动物过渡到人了，而她作为一个小动物所诱发我原始母性的东西也慢慢减弱，我再也不好意思舔她了，而改用手抚摸她的小身体，后来我才想到，这才是一种人类的方法，有什么动物的爪子比得过人类的手呢？（想一想在钢琴的琴键上像闪电一样掠过的手指吧），我用手抚摸扣扣后背的肩胛骨，她前胸的肋骨一道一道又一道，摸她柔软的小肚子，每天睡前她就让我摸摸她，然后她说：再来一遍。这时候她已经长到三岁了。
在洗澡水的蒸汽中浮现出来的是八个月大的扣扣，那时她的脸上长了不少肉，我的手指在她的牙床上两头滑动，但我没有找着一点坚硬的东西。我把她抱到澡盆边，准备先洗她的头。我一只手探到了水里，这时我又看到了扣扣扁着嘴上下啮合的动作，我重新掰开她的嘴，我用手指的背面触碰她的牙床，一下就撞到一点又硬又尖的东西，我稍用力一压，我的手背马上感到一阵尖利的疼痛，不太疼，但很明确，我再翻过手，用手肚子在同样的地方按了几次，还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再用手背，马上又碰着了那又小又硬的东西，这第一颗牙蕾隐藏在那么深的肉里，天生就是让母亲去发现的，它藏身在肉里，发出微弱的气息，这点气息只有母亲才会注意，她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它，这个念头就像澡盆里蒸发的水汽，飘满了整个房间，沾在她的头发、衣服上，跳到她的后背她的眼睛，最后集中在她的一根手指上。
我对扣扣说：扣扣你长牙了！我抱着扣扣飞快地奔到另一个房间，闵文起正在看报纸，我冲他大声嚷嚷说：扣扣长牙了！惊喜使我有点气喘，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用手肚摸不着手背才摸得着。闵文起从报纸上探出头看看，他像是没有听清我的话，他说：神经病！
这是他喜欢说的一句话，也是婚后他对我的基本认识，我已经听惯了，就跟他说天下雨了一样，对我基本上构不成刺激。我抱着扣扣又冲回那个弥漫着水汽的房间，我往澡盆里添了点开水，开始给扣扣洗澡。这时我再次从蒙了一层水汽的穿衣镜里看到了自己，从我自己的叫嚷声中，从给孩子洗澡的动作中，从我的手对她皮肤的触碰中，从整个房间为我和扣扣所独拥的水汽中，我看到了自己与所有那些站在公用水龙头、锅台、街边谈论孩子的女人们的重叠，她们所谈论的那颗牙齿从我婚前的岁月来到我的生活中，这是所有的母亲共同的牙蕾，它集中了母亲们赋予的光芒，照亮着平庸、单调、乏味的日子。母亲们像蜡烛一样伫立在这个世界上，被孩子们一根一根地点燃。
８０年代的回忆
在南红的影集里我看到了一张照片，我穿着一条红裙子在照片的正中间，我剪着齐眉的刘海，那是Ｎ城时代独有的发式，我一直没有再剪这种发型，那条红裙子也已留在了Ｎ城。那是一个被八年的时光遮盖的面容，她年轻、瘦削、充满力度，意气风发，我现在看到她，犹如站在寒冬凋零的花园中看到它往日的春光明媚，恍惚如梦。我从未见过这张照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在公众场合的样子，这使我觉得十分新鲜，这是一个八年之后的邂逅，犹如不经意的故人相逢，六分感慨四分温暖。南红坐在我的斜对面，她只露出了四分之一的脸，照片上看到的是她的半截背部，她长发披肩，一只蓝色的大发卡醒目地别在头上，身上穿着一件无领无袖后背开口的白色上衣，腰上还扎着一条极宽的黑皮带，那是当年流行的时款。
我们坐成一圈，照片上还有两位瘦削的年轻人，我已经想不起来他们是谁了，大概是南红的同校同学或者是不同校的熟人，大学文学社团的活跃分子。我想起来那是一个Ｎ城各个大学的文学社团与本地青年作家的对话活动，在我的印象中，那是Ｎ城的最后一次文学狂欢，在那以后不久，由于突发的政治事件和随后的经济大潮，所有的人都烟消云散，后来当我再回Ｎ城的时候，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早已不搞文学，那个大厅里那么多的人，居然消失得干干净净，一个不剩，这是又一个奇迹。
照片上的南红正是诗歌时代的南红，她以照片中的那种发式在８０年代的Ｎ城一日千里地倾泻着混乱的诗歌，它们像无数塑料玩具飞碟在Ｎ城炎热的空气中飞来飞去，一直飞到别人和我的眼前，它迎面而来，撞到你的脸上，你不得不伸出手来接住，你不接也得接。那个年头爱好文学是一种时髦，爱好诗歌更是时髦中的时髦，征婚启事中十条有八条写着自己爱好文学。韦南红是个时髦的女孩，她怎么能不爱好诗歌呢！诗歌是一种光，是一种神灵之光，它能以十种明亮赋予一个平凡的女孩，少女加诗歌，真是比美酒加咖啡更具有组合的价值啊！在８０年代。
诗神的衣角拂在南红的头顶上，使她越发穿着由自己设计改造的奇装异服在各种场合飘来飘去，诗歌就是个性，南红最充分地理解这一点，而表现个性并不需要太多的个性，只要有勇气就足够了。谁有胆量不怕张扬谁就最有个性！在Ｎ城炎热的上空，如果你听见一声像瓷的裂开一样的声音，那一定是南红发出的，发出之处，正聚集着一群人，或者是学院的草地上诗社的男女学生，或者是某个松散的会议（充满热闹气氛的元旦、春节、中秋茶话会，正需要某些女孩的尖叫声烘托气氛，它们像茶话会的瓜子一样重要）、或者是演戏尚未开始的台下。那张被南红保存下来的８０年代的照片正是她发出过惊呼声的场所。
那天我比通知上的时间晚到了十分钟，我知道这种会一般要晚半小时才能开，而所谓开跟不开也差不多。那是Ｎ城某处的一个大礼堂，一进门就看到里面像雾一样布满了人，８０年代留给我的印象之一就是文学青年像沙子一样多，几乎所有有点文化的青年都是文学青年，大学里的一张布告就能把他们吸引到城里有文学的地方，他们一拨一拨的，围住了文学的脸，我一时竟看不到熟人。正茫然间忽然听到与我遥遥相对的人堆里发出了一声不同凡响的高亢呼叫声，南红叫着我的名字像鸟一样扑了过来，她张开双臂，分开人群，人群稠密如同乌云，她的蝙蝠袖和裙子以及长发有一种飞起的感觉，就像一只白身黑尾的鸟，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隔着那么远就张开双臂，别的人也许与我有着同样的想法，大家全都停了下来扭头看她。这十足像一个电影中的场面，一个年轻的长发女子分开人群奔跑而来，她呼叫着我的名字一把将我抱住。她的声调和疾走、张开的双臂和拥抱的姿势是一连串的夸张，大声呼叫是夸张的开始，是一个信号，一种提示，类似于戏剧中的叫板，张开双臂是一种发展、升级，疾走则显示着某种递进，最后高潮来了，并戛然停止，拥抱就是这高潮，是夸张之中的最夸张。这个动作在Ｎ城基本上算得是绝无仅有，由这一连串有声有色有头有尾的夸张细节构成的整体夸张就更是绝无仅有，它一下子就深入人心，扣人心弦，人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又从心里涌到了嘴里和脸上。
我与南红的关系就是这样奇怪，既没有久经考验，也不曾相见恨晚，既不够莫逆，也不够至交，从来就没有心有灵犀一点通，没有什么感情和精神的高度融洽，但却彼此都参与了对方的一切秘密，无意中占据了对方比较重要的一些岁月。这就叫缘分。有些人，你以为跟人家是天生的一对，但无论如何总是碰不见；有些人你左看右看都不合适，但你总是一转身就撞个满怀。我跟南红的关系真是奇怪得很，我们从来没有过一次属于真正意义的交谈，倾心更说不上，我向来不善于交谈，口头能力甚差，而南红则总是停留在惊呼的层次上，她往往裹挟着一阵街上的热风冲进我的房间，大惊小怪地告诉我某件事、某个人，她的叙述从来不完整，在中途就要挤进许多惊叹，说了半句就要自己打断自己插进“哎呀，简直是”之类的咏叹，她无法完整深入地表达自己对事物的感受，但她的心里充满了惊叹的情感，这些惊叹互相挤着撞着，具有同样的质量和力度，使你根本弄不清事物的真相。冬天的时候南红在我家住了两天，两天中除了出门会男朋友就反复告诉我两句话，一句是：真的是非常坎坷。另一句是：很沧桑。然后问我：你看我变多了吧？但在８０年代的Ｎ城，南红总是不经意就进入了我生活中的事件，虽然我们不曾彼此交心，但我们的缘分无处不在，她在我的隐秘事件中出现，成为唯一的见证人、目击者。当我回想８０年代的Ｎ城岁月，回想我那中断于Ｎ城的写作生涯，南红是唯一一个贯穿其中的人，她的夸张的拥抱与惊呼，她变幻莫测的奇装异服像干花一样被镶嵌在我的Ｎ城岁月中，只要我回望Ｎ城，就会看见她，Ｎ城的气息无论从哪个方向走来，它的第一阵拂动中一定会有南红那尖细而跳跃的呼叫声。
想象还是记忆
我不记得自己是否亲眼看见闵文起和那个女人在床上，那些镜头到底出自我的想象还是记忆，或者是电视上看到的录像和这些都混在了一起。
闵文起每隔一段时间就不知从哪弄来一盘录像带，他管这叫毛片，等十点多扣扣完全睡着了，闵文起就神情诡秘地摸出一盘带子，上面往往写着香港功夫片的片名，这跟他诡秘的表情有些不谐调。他问我：你洗过澡了吗？有时候他还闻闻我的脖子，摸摸我的头发或脸，现在回想起这些细节，我忽然有些怀念闵文起温情的一面，不过我可能放大了这种温情。我最近常常怀想在太阳晒热的河水里浸泡全身的情景，它出现在我小时候的河里，河水从很远的地方流来，携带着太阳的气味，这种融到水里的光从我皮肤上的毛孔温和地进入，温暖而柔软，它们缓慢地进到我身体的深处并在那里久久停留。
然后他就打开大抽屉找他的衣服，我正对着电视，那上面是一些广告，黑而亮的头发从一边到另一边渐次撒下，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盯着这种洗发水的广告看（我为什么不看书呢？），我有些累，有些懒，目光有些涣散，我眼睛的余光看到闵文起弯着腰，把头埋进大抽屉里，然后掏出一些白色和灰色的衣物。他的拖鞋啪嗒啪嗒地到卫生间，我扭头看一下，有一些稀薄的水汽在过道里，他把一壶烧开的水提到卫生间，这是他跟我的习惯不同的地方。
我几乎没有听见水的响声他就洗完出来了，他穿着内衣开始摆弄电视机，电流沙沙的噪音和视屏上跳动的麻点使我头晕，我说我要睡觉了你要干什么？他说你等一会儿，有个好看的东西。
那些裸露的身体是突然出现的。
（也许转录者不耐烦看前面的那些情节性的、非实质的部分）
我一下恶心极了。我觉得自己的喉咙正在被这种又腥又黏、既是肉质又奇怪地发硬的东西所顶着，这根本不是我要的东西，但它从录像上直逼我的喉咙并且强硬地停留在那里，我一时无法摆脱这种感觉。
胃里的东西迅速翻上来，我知道我真的忍不住要吐了。我冲到卫生间，把那种难受和恶心统统吐了出来。这种感觉跟晕车差不多，除了恶心之外身上还会出冷汗。
录像中有些场面不会导致生理反感，于是我在好奇和厌恶的夹缝中目睹了那些器官，放大的、变形的、丑陋不堪却又气势汹汹的生殖器，这些平日被深藏着的器官令人震惊地出现在眼前。震惊是一种横扫一切的经验，犹如响雷，把一切声音都抹杀掉，又如强光，它一出现就消灭了其余的光。我被震惊所笼罩，别的感受是一片空白。在这片空白中那些浅褐和深褐色的褶皱、卷曲而杂乱的发毛、腿、腹肌在动荡，它们互相撞击、纠缠、紧挤、翻滚、往返，局部的动作晃来晃去，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即使扣扣突然醒来也不会吓着她，她根本不会明白这是在干什么），那些放大的器官本来就毫无美感，无论它们是静态（我曾经有一个机会看到过一本国外的色情杂志，那些裸露而敞开的器官逼真地出现在铜版纸上，）还是动态都不适合我的观赏趣味。更多的是光身的人体在纠缠，这是另一种丑陋，器官的力量延伸到躯干和肢体，得到了鲜明的强调。搂抱、翻滚、摇晃、搏斗、厮杀，咬牙切齿，你死我活，一个双头八肢的怪物，只在躯体中部连接的怪物，伴随着奇怪的叫声和高难的动作，我同样不觉得这有什么美感。
也许我期待看到的是人体摄影集里那些优美、匀称、动人的女性人体，以悠长的慢镜头和梦游（或失重）般的韵律在眼前飘浮，事实上我不可能看到。这里的女人体态壮硕凶猛，乳房奇大。我最不能适应的就是她们的乳房，这种美好的事物到这里完全变味了，本来我在沙滩上、游泳池、澡堂、舞台、大街上、电影里都喜欢看到它们，它们的确是人身体上最能激起美感的东西，但在这里它们大得有些奇怪，有些变形，好像根本不是女人身上长出来的器官，而是另一种充了气的或者是别的什么皮肉做的东西被人恶作剧地安在了女人的胸前，而安了这种奇怪东西的女人就不再是女人，而是另一种有点像女人的兽类，这种兽类的眼睛里凶光和媚态共存，饥饿而贪婪，随时都要吞食别人和被别人所吞食。她们奇怪而大的乳房由于别人的吞食而发亮、肿胀、颗粒坚挺，从而显得更加奇怪。
闵文起很容易被这些场面所激发，有时候他摸我一下，但结果总是一样。他说：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他说：你这人有病。他说：你到底是不是人？他说得最多的就是性冷淡这个词，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在单位受不受批评、能不能评上职称，最重要的是不被解聘，这些是大问题，扣扣能否上一个好的幼儿园也是一个大问题。但我隐隐觉得有些对不起闵文起，现在想起来，我在潜意识里对闵文起与别人的性关系好像是容忍的，我只是理智上觉得不对，觉得他伤害了我。这都是正统的教育潜移默化的结果，书籍、电影、报刊、舆论、街谈巷议把观念变成了天上落下的雨水，甚至阳光和灰尘，无所不在，一钻就钻到了鼻子里，我现在觉得它们也许是一种异己之物，并不是从我自己身上生长出来的东西，不是我的皮肤的触感所感到的，也不是我的眼睛看到之后我的喉咙里不由自主发出的尖叫。
我是否看到闵文起跟那个女人在床上的情景？当我回顾我与闵文起的婚姻生活，另一种我臆想的录像就像石头出现在房间里，或者像一只猫出现在马路上，奇怪、突兀，但并不是没有可能。那个赤裸的男体在我的眼前出现，他的四肢和躯干使我感到眼熟，但当我再看它们时又觉得眼生，我已经记不太清楚闵文起的身体了，他属于那种中等身材，不算太胖也不算太瘦，我极力回想他身体上的标志，一块疤痕、一颗痣、一抹胎记或一粒牛痘，但我一点都想不起来（如果碰到飞机失事，需要家属前去辨认，我确实不可能从一堆失去搭配的肉体零件中认出闵文起来），这使我无端有些恐慌，四年的夫妻生活竟没有使我对闵文起的身体留下明确的记忆，我一直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仔细看他的身体，不，准确地说是没有热情和精力，每天疲惫不堪，恨不得倒头就睡，多一点事都觉得是负担。还有扣扣，一团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像天使和花朵散发着香气，我当然首先要亲吻和抚摸的是她，而不是任何别人。
假设现在是黑夜，我手握电筒，这电筒早已消失，随着这个家庭的解体不知去向，此刻我手握着它，它的铁壳在我的手心微微发凉，底部有些生锈，开关比较紧。我和闵文起在购物上有共同的趣味，不喜欢新式时髦花哨，而喜欢老式的、几十年一贯制的东西，它们伴随着我们的成长经历，散发出安全可靠的气息，而闵文起已经睡着，他赤身裸体（事实上他从未有过这种时候）地躺在大床的一侧，是黑暗中更黑的一块，黑暗是空心的黑，他的身体是实心的黑，他加深了黑暗又把黑暗对比得有些浅，他黑黢黢地卧在那里像一匹睡着的动物。
我光着脚，像猫一样轻盈地跳到地上，我打开抽屉，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很奇怪为什么会没有声音。家里的电筒在抽屉里发出银色的亮光。它迎上来，弹跳到我的手上。我用劲一揿，但我发现根本用不着那么大的力，一道像月光那样纯净的光束就从电筒里出来了，这光的质地十分浓密、细腻、均匀，像最好的丝绸一样光滑，这使我又吃惊又感动。我拿着它走到床前，像一个偷拍军事地图的间谍一样仔细察看闵文起，既全神贯注，又偷偷摸摸，这个场景使我想到列夫·托尔斯泰的妻子在深夜偷看丈夫日记的事情，这事跟我的举动是病态，一个女人光着脚穿着睡衣裤在深夜举着手电筒伫立在丈夫熟睡的床前到底想干什么？这的确是一件超出了常态的事情。我看不清楚自己的表情，电筒的光线照射在闵文起的身体上，他的脖子（头部避免光照，以免他突然从熟睡中醒来）、肩膀、胸、手臂、腹部、腿间的毛发、大腿、小腿直至脚指头在黑暗中被我一截截照亮。
我没有抚摸它们。
在我重新虚构的岁月中，这片深夜的黑暗也会一下消失，就像拉灯一样，一拽灯绳，光线马上充满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或者是在白天，某一个星期日的中午，日光最饱满的时候，我们赤身裸体，完全能看清楚对方。或者在卫生间里共浴，水在我们中间跳荡，从他身上飞溅到我的身上。但我仍站在暗处。我站在暗处看着这些浪漫而虚构的场景，心情复杂。
那一切都没有出现，不管是在黑暗里还是在光亮中，是电筒还是灯，抑或是太阳。它们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就这样，闵文起的身体我并不怎么熟悉，当我看着眼熟的时候他随即又变得陌生了，在那部我臆想的录像中我常常要做的就是要确定其中的男人是不是闵文起，这像梦境一样使我感到困惑，每次我都想看清楚他的脸，但我奇怪总是没有一个正面的机会，准确地说，他的脸部总是光线不够，即使正对着也模糊不清。我想我心里十分清楚他就是闵文起，这个念头没有使我狂怒或嫉妒，我坐在赤尾村南红的房间里，看闵文起赤裸的肢体从黑暗中浮现出来，而另一个女性的身体也在对他的纠缠中被带了出来，这时他们像一些表皮光滑根部裸露的植物缠绕在热带森林里，我从那些堆积的落叶上认出了自家的床单，那些黄的和蓝的叶子就是我们大床床单上的花纹，在这些花纹之上，闵文起和那个陌生的女人搂抱、翻滚、缠绕，而在他们重叠隆起的中部，我认出了女人身下的那个枕头，那是我的枕头，由乳白色的棉布做成，镶着老式的荷叶边，有一个地方有点脱线，这是我大学毕业不久买的，我一直用它，结婚的时候也没换成新的，这源于我的恋旧癖，只要是我用过多年的东西，我就会对它产生依赖感。但它还垫着别人的腰，这使我感到了突如其来的心疼。有时他们并不固定在大床的中间，而像被大风刮着跑的树枝，从床头滚到床尾，于是我又看到了紧靠着床尾的落地窗帘，这是这个家里我最早选定的东西。
看到这里我应该尖叫，这声尖叫在辨认出闵文起的时候就应该隐藏在我的喉咙里，它开始时像一小团气体，就像想要打嗝儿而没有打出来一样堵在喉咙里。每一点新的发现都有可能使把早已守候在喉咙里的惊叫放出，人体、床单、枕头、窗帘，每一样东西都是一颗火星，都能窜到喉咙里把那团气点着。但我没有听见自己的尖叫，我不知道它是被我一次次堵回去了，还是根本就没有。
我想象这声尖叫像闪电一样从我的身体劈出，它尖尖的尾部触到电视的屏幕，闵文起和那个女人的身体顷刻燃遍了大火，我的枕头和床单也开始燃烧并发出劈啪的响声，然后一切都变得干干净净。
但这一切并没有出现。
（为什么这些也许从未存在过的事情会变成幻影来到深圳？）
我始终想不清楚，我既然对性没有了兴趣（我认为性冷淡是工作和家务双重销蚀的结果），我是否就应该放弃对它的权利，而为了女儿保持住家庭。人不能把放弃自己没有的东西称为牺牲。当初我要是知道我会落到没有生活来源的地步，会养不了扣扣，扣扣要上幼儿园也会成问题，我一定重新考虑是否离婚。
从头开始
南红越来越多地出去约会，她的故事已经讲得差不多了，而且她已经逐渐恢复正常，她不再像刚开始的时候控制不住地向我倾诉了。天气虽然还很热，但也开始干爽起来了，我独自一人在房间的时候越来越多，我不再上图书馆，也不打算在深圳找工作了，而且我写了好几万字的长篇草稿也已搁浅，书商说今年上面卡得特别严，外松内紧，还提出了“守土有责”的口号，坚决不允许买卖书号，出现一个处理一个，这样他就不能出我的书了，他还实事求是地说，出我的书赢利不大，冒风险不值得，做书他还是要钻空子做，不过他只打算做能热销的。我的小说只好等以后再写了。
在秋天到来的时候一大片空白出现在我的面前，屋子和我本人都空下来了，有一种大扫除之后干干净净的感觉，于是扣扣就从我的心里滚了出来，像一只鸡蛋一样，不用使劲，心一动就骨碌碌地滚了出来。
一个瘦骨嶙峋的孩子，有着美丽的大眼睛。我小时候也是非常瘦，母亲牵着我上街，熟人说，你女儿真好看，母亲就说，就是太瘦了。瘦瘦小小的扣扣，她身上的肋骨在皮肤下若隐若现，这些美丽的骨头（包括锁骨和脚踝上的骨头，以及一切深藏不露的骨头）使我辨认出自己的孩子，我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叫她的名字：扣扣。我叫唤的声音就像扣扣正在隔壁的房间，她完全能听见我的声音，我知道她不在那里，而是在Ｎ城外婆家。如果一个女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对着墙壁说话，不管这个女人是别人还是自己，我都会立马认定这人精神有毛病。但现在是这种情况，扣扣身上的亮光把一切病态的阴影都清扫干净了，我的声音健康而明朗，一点都不迟疑，在秋气渐爽的房间里像糖炒栗子那样又甜又脆，带着几分热气，热气缓慢散发，搂抱着我的身体，就像扣扣柔软而纤细的手。
一个沉默的女儿，她的气味和影子在房间里，她发黄的头发在阳光里，她的小手在空气里，但她从不出声，出声的是我的喉咙和眼睛。我的女儿比老鼠还安静，安静得就像阴天和夜晚，月色下我看见一只小玉羊，步履轻盈地走到我的脚下。小玉羊，我女儿的吉祥物，它一直在扣扣的枕头旁边，它什么时候下了床，脖子上还多了一只玉铃铛？自己会走的小玉羊，新鲜而神秘，带着它的玉铃铛，蹒跚而走，它的身前和身后，是我和闵文起及扣扣的三口之家，我的家就像光线一样笼罩着小玉羊，它在我家的家具中穿梭，穿过饭桌和衣柜，穿过沙发和木椅子，就像穿过它熟悉的大街和小巷，它把这一切带回给我，然后它跳上了扣扣的小床，躺在了原来的小枕头边。
我的扣扣早早就睁开了眼睛，像露水一样新鲜，像晨曦一样明亮，我抱着我的女儿，只要女儿还在我的怀里，我就愿意回到这个世界。我喜欢想念在冬天的扣扣，冬天的扣扣站在透过窗户的方形的阳光里，她红绸子做成的小棉袄，被背后的阳光镶成一道金色的镶边。想到冬天我就想到这道镶边，想到家就想到它，想到扣扣还是想到它，我爱这道金色的镶边，它是过去的日子留给我的最有亮光的曲线，它弯曲流畅，顺着阳光下来，一笔就画出了一个女儿。我抱着女儿走进阳光里，金色的镶边顷刻消失，而金色的波涛在她的小红棉袄上汹涌，在她的前胸和后背安静地燃烧。
我对着空房子说（我到底在心里说呢还是真的说？）扣扣你马上就四岁了，小嘴长成四岁的小嘴，小屁股长成了四岁的小屁股，小手小腿小脚丫统统都长成四岁那么大了，抱在妈妈怀里比大狗还要大，比小梅花鹿还要高，你会跑得飞快，比小老鼠还跑得快，而且你的力气也长了，妈妈一不留神你就会像小皮球一样蹦出去。妈妈最担心你被车撞倒，怕你掉到河里去，怕你触电，怕你从阳台上掉下来，妈妈最怕的就是你被人拐走卖掉，卖到一个大人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好扣扣，你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千万不要吃陌生人的东西，千万不要让陌生人带你去玩，想想妈妈跟你讲过的故事：有一个老女巫，给一个小女孩吃一只红苹果。扣扣好女儿，愿老天保佑你，让所有的女巫和坏人的眼睛瞎掉，看不见你；让他们的手烂掉，摸不着你；让他们的腿断掉，一步都跑不动，当然最好就是让他们统统死掉。让老天保佑你，不摔跤，不得病，连感冒都不得，连喷嚏都不打，好端端地待在四岁里。我的小肉肉、小老鼠、小扣子，比谁都乖的好女儿。
我里嗦地念叨着女儿，有时念叨上两句就会安静下来看书，或者出去买菜干家务，有时我会唠叨上半天，对南红唠叨，或自己唠叨，或嘴上唠叨，或心里唠叨。现在我完全知道有一个孩子是怎么回事了，他就是你身上的一团肉，有一天落到了这个世界上，他自己会吃会走，但他还是你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他有一点疼，你就会更疼，他有一点冷，你就更冷。他不见了，你就会发疯。
我对扣扣越来越不放心，我觉得任何一个危险都是随时存在的，街上的汽车是一个大嘴，陌生的人（潜在的人贩子）是—个大嘴，我家附近的建筑工地是一个大嘴，水池是一个大嘴，阳台是一个大嘴，电线是—个大嘴，所有这些大嘴汇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巨大的嘴，像天那么大，像夜晚那么黑，而我扣扣的小身子正在掉下去，她像所有空中运动（跳水跳伞跳悬崖）的人儿，又黄又软的头发被逆向的气流完全扬起，在小头顶成为尖尖的一小撮，就像戴了一顶奇怪而可笑的小帽子，她的小蓝裙子被气流翻到腰部并紧贴在那里，两条小瘦腿失去了保护，孤零零地从空中下落。巨大的嘴，巨大的发着凶光的牙齿，巨大而鲜红如血的舌头，就在我扣扣的下方等着。我大声叫唤我的扣扣，我声嘶力竭，披头散发，歇斯底里，我以自己喉咙里尖叫的力量飞奔过去，想要接住我的孩子，但我在抱住她的同时一脚踩空，两人一起掉进无底深渊。
这到底来自我的噩梦还是想象？
电视新闻也成了我心情紧张的根源，它们像嗖嗖而出的冷箭，直射我的心脏，是谁躲在暗处，发射这些箭镞？电视这张弓，白亮而刺眼，闪动不已，它发出的东西无形无色，但能到达你的皮肤，穿透你的身体，这跟那个叫作社会的东西有点像，跟那个叫作单位的东西也有点像。我听见耳边嗖嗖掠过的声音，躲也躲不掉，挡也挡不住，我来到深圳这么远的地方它还是在那里。电视里说，刚刚破获一起拐卖儿童案，一名妇女拐卖了十三名儿童，画面上出现许多孩子，圆圆的头和脸，闪亮的大眼睛，一个孩子就足以让我想到扣扣，十三个孩子就让我看到十三个扣扣，所有的扣扣和所有的孩子统统挤在屏幕上，形成一个悲情与恐怖的大网，把我一头网住。又有孩子掉进洞里由武警救出的，又有被火烧的，被卡式炉炸伤的。
我除了冲到外面找一个公用电话外没有别的办法。能打长途电话的地方只隔两栋楼，在这种夜生活繁忙的地方，晚上一两点我都敢出来，问题是Ｎ城我母亲家没有电话，每次都要打到对门的邻居家，求他们替我把母亲和扣扣叫来。扣扣在半夜里当然睡着了，嘴角正在流口水，小牙齿磨得嘎嘎响。邻居更睡着了，我再发神经病也不至于半夜往别人家里打电话。好在我的时间概念是从小在家乡形成的，十点就觉得很晚了，不至于像南红，十二点她还认为很早，就像八九点那么早，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她已经变得越来越像深圳人，内心离Ｎ城越来越远，从而越来越回不去了。她说她春节回去了几天，闷都闷死了，一点都不习惯，刚过初三就跑了回来。
光凭夜生活习惯这点我就不能在深圳待下去，一个到了十一点就想睡觉的人怎么可能交到有用的朋友呢？看来即使找一份毫不称心的工作也非得有熬夜的功夫不可。而我十点的概念根深蒂固，像一道铁做的栅栏，从我生活的城市一直入我的大脑，牢不可破，跟肉长在一起，隐藏在身体的某个部位，这种东西就叫作生物钟，它铜质的声音当当敲响，穿透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我们跟随它的钟声开始我们的动作，就像被安装了某种程序的机器人。
隔着十点钟这道铁做的栅栏遥望Ｎ城，Ｎ城南边的宿舍区已经灯火稀疏，铁条紧贴在我的脸上，有一种囚徒的无奈，到底是谁被囚禁？是我，还是扣扣呢？碰到十点这道铁栅栏我总是往回走，一直走到白天这块开阔的空地。在白天，公用电话是我最心爱的宝物，在山洞里闪闪发光，散发着诱人的光芒，在神话故事里我们就知道，任何宝物（仙草、神灯什么的）的旁边都会有人守候，或者是一条或几条毒蛇，或者是一只或数只恶狗，谁要越过去都得付出代价。电话旁边的老太婆就是一只护宝兽，你必须往它嘴里喂２０元钱押金她才让你碰她的宝物，２０块钱在我是一笔大数字，但它能换来扣扣的声音，这是这个时代普遍的奇迹，如果有许多的钱，就能在一天之内换来扣扣，或者干脆把扣扣留在身边。
扣扣的声音说：妈妈，她整个小身子就顷刻变成一枚圆圆的坚硬的被我牢牢握在手心的东西，我冲这圆东西叫扣扣，它就会答应我，我叫一声，它就答应一声，叫两声，它就答应两声，而且它完全是扣扣的声音。一开始的时候声音有些变形，像是一个假扣扣，但是扣扣说到第二第三句话的时候我就确认是一个真扣扣了。不管它被多长的电线所过滤，不管有多少电流杂音的冲击，扣扣就是扣扣，就像我闭着眼睛也能认出扣扣，我的耳朵被这么长的距离捂着照样能听出扣扣。听到扣扣的声音我知道她没有掉到什么可怕的洞穴里，但是扣扣总是紧接着就要问：妈妈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妈妈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这样一句揪心的话从它发出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没有消失，它停留在我的身体里，弥漫在我周围的空气里，墙壁、桌子、门上，我目光所能到达之处统统都沾上了这句话，这句话在我看到它的时候就变成一只眼睛，眼巴巴地望着我，这眼睛又加强了这句话，使它变得更加揪心，更加难以消失。等到我下次给扣扣打电话的时候这声奶声奶气的问话又一次从电线里到来，像一柄被挥动的铁锤再次砸到了原来的铁砧上，一次又一次，它成为了一种深深的凹痕，一种难以改变的东西，或一种已被外力改变了的东西，犹如一颗心，被一次次击打。
那使你揪心使你疼痛的事物就是上帝。它隐藏在揪心和疼痛中，成为一种力，不可抗拒。
我知道，一切又要从头开始了。
梦境
临回北京的那个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在Ｎ城的宿舍里，和三五个旧日的朋友围在一起。其中一个是菜皮，一个是老圆，菜皮又黑又瘦，年龄不算大但满脸皱纹，沉默寡言老谋深算的样子，这样的人一旦说出一句什么话，总让你感到震慑，不由得不信。菜皮是我在Ｎ城的诗友，在一家机械厂当电工，平日喜欢和几个写诗的互相传看各自的诗，但很少有发表的。老圆矮胖，共青团杂志的编辑，在任何场合都跟菜皮在一起，让人匪夷所思。这两个人的面容在我的梦中十分清晰，而且跟五年前我离开Ｎ城时一模一样，丝毫未变。另外两个人的脸我始终看不清楚，我心里明白他们是我在Ｎ城交往不多的朋友中的两个，但我想不起来他们是谁。其中有一个是女的，我觉得她应该就是南红，因为这次聚会是她张罗的。
大家围在我的茶几上，菜皮正对着我，他冲我举着一张扑克牌，梦中光线很暗，我看不清那是什么。菜皮的鼻子顶在扑克牌的后面，因此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重感冒发出的鼻音，他说：
多米，你看这是什么？
我再看时，扑克牌不知什么时候变大了，像菜皮的脸那么大，正好挡住了他的脸而没有挡住他的头发，看起来就像扑克牌变成了菜皮，或者是菜皮变成了扑克牌，菜皮的头发天衣无缝地长在了扑克牌的上方。
但我还是看不清扑克牌上的图案和数字。
菜皮说：这是Ｊ，你看清了吗？
他的话音刚落，扑克牌的Ｊ立即明亮起来，它原本是在扑克牌的右上角，我不明白它怎么一下就在中间了，相对应的左下角的Ｊ却没有，空得出奇，有一种诡秘的气氛，令人怀疑那个不在场的Ｊ是被人谋杀了。我疑心这是一副特制的、有着秘密和阴谋的扑克牌，它大有深意，不同寻常。
果然菜皮说，这个钩是铁的。
我看到铁的冷光布满了这个Ｊ字，这使它看起来已经完全不像扑克牌上的Ｊ，而像一个不折不扣的铁钩。我满怀疑虑地用手指碰了它一下，我发现自己触到的不是纸，而是坚硬冰冷的铁！与此同时，铁钩四周的纸牌纷纷剥落，就像一个泥做的模具被人打碎，那镶嵌其中的东西完全凸现出来，又像某种铁质的动物，在泥胎里完成了它的生长，它靠着自身的力量奋力一挣就脱落出来。它周围纸牌的碎片像刚烧过的纸的灰烬，一片一片无声地散落，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奇怪的是菜皮、老圆等人也同时消失不见了，好像他们也是碎裂的纸牌，轻飘飘的被什么东西一吹就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坚定的铁钩，在四周的黑暗和空虚中发出铁质的光芒，它真相不明地悬浮在我的眼前，布满了不可知的玄机。
南红
天亮醒来的时候这个梦的残片还留在我的脑子里，但我很快就想起了我的行程。我迅速清醒过来，赶快穿衣起床，刷牙洗脸，并冲了一杯奶粉。南红睡眼惺忪地起床，这几天她每天很晚才回来，她又找到了新的男朋友和新的工作（这件事的本质是有了新的男朋友就会有新的工作），她说她下个星期就要去上班了，马上就会有收入，而且她可能用不了一年的时间就实现去南非的梦想，这些她已经跟我说过了，现在因为我要走所以她将说过的话又摘其要点跳跃式地重说一遍，她说了五分钟就兴奋起来，穿着睡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点也想不到换上衣服送我一下。当她再一次说到南非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停当，她大梦初醒披上一件外衣赶到门口替我打的，并且替我付了出租车的车钱，这样她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送我了。
南红身穿睡衣送别的情景让我有一种仓促、不正常、不稳定的感觉，她关上车门朝我招手。这最后的印象不知怎么使我感到一丝风尘味，我一时觉得有些眼熟，后来我想起来，是她冬天到北京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她也有类似的感觉，那时我有三四年没看到她，一眼看过去觉得她跟以前是有些不同，但我没来得及辨别这种变化就淹没在久别重逢之中了。这次我到深圳，首先看到的是病倒在床的南红，她无数惨痛的经验在我看来是沧桑远大于风尘，而且两人白天黑夜在一起，也觉不出什么。风尘味是要隔着距离看的。
一个身穿睡衣头发蓬乱眼皮微肿的南红就这样停留在我最后的印象中，某种不祥的感觉曾在瞬间掠过，但很快就消失了。三四个月后，南红的死讯传来，我眼前首先出现的就是这个身穿睡衣的形象，在我的感觉中她就是以这副模样离开这个世界的。当时那种瞬间而逝的不祥之感就是死亡的影子，它停留在南红微肿的眼皮、散乱的头发上，不动声色地隐藏在睡衣的皱褶里。在告别时我看到了它稀薄的影子，但我不知道这就是死亡的身影。而且在我离开深圳的最后几天，南红迅速恢复的信心和好心情使我没能准确判断这些影子的实质，我以为它们不过是她兴奋之后的疲惫，只要睡上一觉就可以全部消散。
穿着睡衣的南红还从路边的出租车旁站到了一个顾客稀少的商场中间，她身后是一些模棱两可的机器，我知道这跟“商场自动化”这个词有关。这肯定是一幅事实上不存在的场景，它只存在于我的头脑中，因为有几次南红都是穿着睡衣跟我谈论商场自动化的事，这是她新结识的男朋友的专业。最后她穿着睡衣站在房间中间向我描述大屏幕电脑试衣的过程，她说那是一间很大的房子，大房子马上就使她的眼睛变得明亮起来，大房子和她的眼睛互相辉映，好像大房子就是从她的眼睛里诞生出来的。这时那间不知从何而来的大房子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里，它把我们的房间拉长拉宽，我们对面的墙变成了有整整一面墙大的镜子，我们的身后，是呈弧形排列的无数的衣服，容纳着所有的季节、一切的国度、全部的民族各种面料、各式款式、各个不同时期的无数衣服，它们黑压压地排列在我们的身后，我们转过身就像面对一个大的梯形教室里一排又一排老实而规矩的学生，或者，像一个部落的首领面对一大群服饰不一、高矮不齐、参差错落却又紧紧挤在一起的部属，任何人一旦站到了这样一个位置，一股气就会从脚底心一直冲上脑门儿，搞得印堂发亮目光炯炯，甚至可以气冲霄汉或气吞山河。
就这样我们在这间商场自动化的大房子里，在这样的房子我们情不自禁地要钻进那片服装的海洋中，摸摸这件，摸摸那件，本来自动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坐着不动，电视屏幕会将所有的衣服一件件自动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就像有无数仆人，双手举着衣服从我们的面前一一走过，当然比仆人更好更奇妙，而且不会使我们内心深处感到不安。屏幕上的衣服悬在空中，它们像一件隐身人穿在身上的衣服，看不见人，却看见衣服正面、反面、前后左右地自己转动。你看中哪一件，一按电钮，停，你再细看，看准了就按确认钮，吱的一声，屏幕上的你就穿上了这衣服，你本人在这边端坐不动，另一个你在那边左转身右转身，如果你意犹未尽再按走动键，你就会看到自己像模特那样优雅地走动起来，在这里什么样的衣服才会是不好看的呢？想不好看都难。就这样，我们舒舒服服坐着就买到了衣服。在我们掏出钱的那一刻屏幕上我们身穿新衣的形象就消失了，就好像是屏幕把我们吃掉一样。但我们还是愿意钻进衣服堆里东摸西摸，触觉比视觉更能使我们心满意足，只看不动使我们有一种距离感，使我们觉得自己低了衣服一头，而衣服这样一种本来只是穿在身上的东西由于不准我们碰就显得高高在上，凭空给我们以压抑。因此在南红描述的自动化商场中，服装是可以随便摸的（我们都不希望自动化之后的商场只是让我们坐着），我们在触摸中产生一种占有的错觉，触摸就是局部的占有，而占有这无数衣服的假想使我们心情愉快。
南红在对商场自动化的描述中激情渐起，越来越焕发了她的神采，我越过商场、镜子、屏幕以及众多的衣服看到了她往昔的影子，那是一张Ｎ城文艺青年的脸庞，它在她的身上消逝已久，深圳生活的迷乱和慵懒、焦虑和松弛一层又一层地覆盖了它，我几乎也把它忘记了。那最后的几个夜晚，她身着睡衣，脸上激情涌动，我为什么会把死亡跟她联系在一起？这的确有点莫名其妙，想到《日出》里的陈白露（把陈白露跟南红比是很不公平的，这我知道）在深夜里的徘徊和独白，以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从饭店后门抬出的一具孤零零的棺材，这些不祥的形象隐藏在身穿睡衣的南红身上，当我知道她的死讯的时候它们就从我的记忆中，从南红当时的身体里浮现出来，成为某种奇怪可怖的图景：南红身体的质地又轻又淡，犹如水墨画中的人物，而从她身体横出来的棺材却像超级写实的油画或摄影，能看清楚木纹或油漆，逼真到能即时招来铁钉钉棺材的声音。我知道现在的棺材都是外形美观贴着大方雅致的暗花布纹纸，就像一个可爱的长匣子，上述那种木棺材只有在边远的农村或者有关久远年代的电影中才能看到，但那幅怪诞的图景就是这样。
南红，这又该怎么办呢？
纸上的命运（1）
在广州火车站等车的时候我再次想起了那个梦，在乱糟糟的候车厅嘈杂的噪音和难闻的气味中，那个闪着冷光的铁钩不时地从古怪的扑克牌中脱落下来，但它并不掉到地上，而是隐隐地悬在空中。这个梦使我不安，我觉得它是有意味的，大有深意。我隐隐觉得它是跟我以前经历过的什么事情有关，同时它也跟我的将来有关。但在乱糟糟的车站我没法想清这件事。
在火车的上铺睡了一觉之后忽然有一种灵感告诉我，那个梦中的钩（Ｊ）跟现实中“上吊”这个词有某种关系。我闭着眼睛，脑子由于这个灵感一下由恍惚变得异常清醒，就像被什么东西击打了一下，含糊不清的火车行进声一下变得清晰有力和富有节奏，在这种声音中我脑子越来越清醒，它就像一种时间推进器，轰隆隆地将你往前推，或者，往后推。
那件事情我已经完全想起来了，来北京五年，我竟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梦，我可能会彻底把它忘掉。但它现在冒了出来，它潜伏在五年前的那个夜晚，现在它觉得时机已到，它要出来了。它不知道从哪里可以出来，我既然已经成功地把它忘记了，现在平白无故就不可能想起它来。而它却像一只机灵的老鼠，从我的梦里咬破了一个小口，它想凭我这样敏感的人，一定会意识到这只铁钩子意味着什么。这样它欣然看到我意识中的洞口越来越大，于是它就从这个开口游出来，像鱼一样滑溜。
它最早显现的形状是两支蜡烛，一支红，一支白。这不是两根相称的蜡烛，红的那支粗而短，已经用掉了一半，白的那根新鲜而完整，它纤细、干净、一尘不染，它顶端的烛芯刚刚被点燃，我想起它刚刚从一包新买的蜡烛中被我取出，一包十支，我买蜡烛是因为经常停电，但那天晚上并没有停电，一般是星期五停电，那天是周末，周末不停电是所有人的心愿。在摇摆不定的烛光中我看见了他们的脸，南红、菜皮、老圆、某某某、某某，不算我一共是十三个人，这个数字是如此清晰，让我感到奇怪，谁能记住一次聚会的人数呢？何况是在五年之后。
烛光飘摇，大家围坐在我的房间里，有人数了数人头，说：一共十三个。这个数字使大家沉默了一下，沉默的时候大家心里想这可不是一个吉利的数字。但是大家嘴里没说什么，不说也就过去了，只有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我在Ｎ城的最后一次聚会，之后我就要到北京去了，我想这的确不是一个吉兆。
聚会是南红张罗的，她是一个喜欢热闹。充满激情的人，同时她热爱朋友，她说多米，什么都不用你管，我来通知人，我来买东西。我跟南红相反，对聚会的事从来不热心，人一多，第一觉得不自在，第二觉得累。在大学毕业后的许多年，我几乎很少去参加别人的聚会，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搞这类事更是一次都没有过，那次不祥的聚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南红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聚一聚，一点都不费事。于是她就从我的书架上拿出了玻璃酒杯，我不喜欢喝酒，却喜欢玻璃酒杯，我喜欢它们美丽的形状、透明的质地，它们在夜晚的灯光下对光的吸附和表达，它们易碎的事实使我心疼，这种美丽而易碎的花朵常常使我想起某类美丽而易损的女人。
有四个玻璃酒杯是南红从南京带回来送给我的，她在暑假里自费去庐山，四只玻璃杯送到我手上的时候一只已经断了脚，我用胶粘起来，摆在书架上，有几乎大半年没动它们，其中一对是那种郁金香形状的高脚酒杯，一对是漏斗形的，十足像医院药房里的量杯，但它身上斜斜的装饰纹路把它与量杯区分开了，那种斜纹看起来像风吹过水面的效果，我常常想象若斟上各种颜色的酒会是什么情形，桑葚紫、夕阳红、醇黄、奶白，它们在灯光或烛光下全都晶莹无比，不说饮到肚子里，看上一眼就能把人看醉，玉液琼浆，有什么比这更诱人的呢！为了使酒杯带上美色我特意买了一瓶薄荷酒，我记得酒瓶的形状像葫芦，一点都不优雅，这种瓶子理应用来装二锅头什么的，不知怎么却装上了翠绿可人的薄荷酒。我还记得它的价格是８８元，当时工资尚未第二、第三次改革，这瓶酒的价格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现在我多么怀念那无须抚养孩子的单身汉日子，可惜它一去不复返了。
我老是说酒杯这样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情，我知道已经离题太远，我完全知道这一点，而且我脑子里想的也是那件事，我之所以这样不停地说酒杯，说完了酒杯还要说别的，潜意识里就是想要推迟那件事的到来，用别的事情来堵住它。
我的茶几是那种被拉长的椭圆形，在烛光下摆满了吃的东西，一大盆西红柿，被南红一只只剥了皮，切成块，使我联想起大块吃肉的江湖聚会，它们的红色使茶几显得热闹而充实，此外有四五只菠萝，我向来认为，菠萝是世界上最难削的水果，若要我削，宁可不吃，南红的态度跟我一样，我们等待第一个到来的男士担此重任。红的西红柿、黄的菠萝、绿的黄瓜，此外还有什么呢？我记得还有牛肉，整整一个下午，南红除了折腾西红柿就是折腾牛肉，我想起来她把这道牛肉称作“加利福尼亚牛肉”，我问她为什么叫这个怪名字，南红没有答上来，但她坦然地说这种做法就叫加利福尼亚牛肉，现在最时髦。我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这种牛肉是怎么做的了，我不记得南红是不是用了我的电饭煲来炖牛肉（这样就应该有弥漫的蒸汽，肉香缭绕整整一个下午，茶几上热气上升，这些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还是买来那种做熟的像石头的颜色和形状、又像石头一样坚硬的熟牛肉，她折腾只是因为太难切开（我没有居家的案板，她大概是在饭盒上用水果刀切的），切开之后她又要调上各种作料，这方面我总是缺东少西的。只有盐和味精，南红总是放下牛肉骑上她那辆紫红色的少女车上街买作料，快天黑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在边远的Ｎ城，这种叫法好像比加州什么的更神秘和时髦，时髦就是复杂和拗口，外省人往往不具备简洁明快的现代审美目光，如少数民族服装，总是搞得很繁复）牛肉诞生了，它被端到我的茶几上，但我对它的做法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火车的声音轰隆隆，我在上铺摇摇晃晃，许多久已忘记的细节都一一重现，只有莫名其妙的加州牛肉沉落了。
现在，我终于走到了那件事的边缘，琐琐碎碎如西红柿和牛肉统统都说过了，我的面前毫无遮拦光秃秃的，事实上我一眼就看到它了，事实上我在说牛肉和酒杯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全是它，我说东道西完全是想让自己放松下来，而它则在沉默中盯着我。
那个游戏是菜皮提议的。菜皮这种喜欢走南闯北走江湖的诗人比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更有见识，他知道在各种各样聚会的时候玩的小游戏，这些游戏是为了活跃气氛用的，就像看手相、说笑话、诽谤他人一样。在那次以我为主人的聚会上，通知到的人全都到齐了，而且没有人晚到，我的房间顷刻就挤满了一屋人，这使我不知所措，除了南红和菜皮，大多数人都不能算特别熟，南红为了热闹把大家都拉来，大家也觉得这是唯一的一次，而且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不知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我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杯子，南红尽责地从家里运来了一批杯子和餐具来，她在我的书桌上将它们排成三排，显得很有阵容，蛮像一回事。
给每个人的杯子倒上酒后我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大家刚吃完晚饭，没有人赶着不停地吃喝，大家端着酒杯看我，等我说点什么出来。
我平时有两种情况容易脑子发木，一是人多，二是着急，这次两样都赶上了，越急越木，越木越急，这时菜皮便建议做游戏，他让我拿出一叠纸，裁成小纸条，给每个人发三张，由每人在第一张纸条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第二张纸条写地点，第三张则写干什么。有人认真并且心善，就拣好的写，有的人怀了一点小恶毒，于是专拣恶毒的写。写完后揉成小团交上来，按类在书桌上摆成三堆，然后每个人抓阄，从每堆纸团里抓出一个，抓出的三个纸团拼起来就是一句有头有尾的话，再然后由每个人念手上的句子，这样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摁到一个滑稽的境地里让大家笑一场。
第一轮抓结果出来，我的那张被小艾抓着，小艾是一名素食主义者，她细声细气地念出：林多米在家里发愁。这比较平淡，我没有介意，只等着听别人的笑话，“南红在人民大会堂下蛋”，“菜皮在鸡窝里上吊”，小艾的那句令人羡慕：“小艾到白宫赴晚宴”。
抓到第二轮的时候我无端紧张起来，我忽然觉得这抓阄在别人都是游戏，唯独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怎么不是呢，这是为我送行的聚会，我这一去前程未卜，这不是大家为我抓阄又是什么？我暗暗盼望有手气好的人给我抓到一句吉祥的话，同时我又预感到这句我盼望的话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且我还开始认为第一轮的那句话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因为它太写实了，一点玩笑的成分都没有，既然它已经开了头，它还会继续冒上来，它决不会中途而返甚至变成一个相反的东西。
果然有人说：多米，你这句怎么像大实话，一点都不好玩。大家听他念：多米在北京独自流泪。众人一愣，又纷纷说：不好玩不好玩，这句太没意思了。下一轮再摸，再摸。大家心不在焉地念完剩下的几个别人的句子，又踊跃地团起手中的纸条归齐，但气氛已经不那么轻松了，大家开始觉得这个游戏跟我好像有点什么关系，甚至是事关重大。
于是在第三轮亦是最后一轮的抓阄时，大家不由严肃起来，气氛一下变得有些庄严。这庄严的气氛揪紧了我的心，就好像我的命运不是由上帝决定，而是取决于这群凡夫俗子，取决于这帮人与我的亲疏，他们心的善恶，而这些混乱的东西就要放在决定我命运的天平上了。我心情既压抑又紧张，脑子里一片空白，一点也不明白事情怎么就演变到了这个地步。我看着大家认真地各个抽取了三粒纸团子，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说什么。书桌上三堆纸团一下子就剩下了光秃秃的三小粒，这也使我感到奇怪，这三粒小纸团在书桌上显得荒凉、弱小和丑陋，它们无助的样子碰到了我的心。
这时我听见旁边有人说：这是你的。我觉得这是一句大有深意的话，而这句话我一听就听明白了，我像一个顿悟了的人一下听到了这句话的深处，听透彻了，我想原来这就是我的，是一种命中注定。我本能地扭头看看是谁告诉我这句启示般的话，但烛光摇晃不定，我没看清楚是谁。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因为我没有抽签，所以剩下的纸团是我的。
房间里很安静。
每个人都仔细地展开手上的纸团，没有人说话，这使每个人看上去都显得高深莫测，连小艾这么单纯的女孩子都在这特定的时刻里变成了巫女，我又发现他们正好围着我坐成了一圈，这使他们看起来更像一些判官，掌握着我的生杀大权。我在半明不暗的烛光中望着这一张张忽然变得有些陌生的脸，看不出来到底是谁抓着了写有我名字的纸团。谁都有点像，同时谁都不太像。
大家也在等着，开始互相看。
这时老圆吞吞吐吐地说，多米，要不你自己看吧。我说：什么？老圆说：我念出来你会误会的。我说：误会，对。老圆把三张纸条放到我手里，有点委屈地说：我不是故意的。
就这样，这句命中注定的、致命的话，经过两次暗示之后在十三个证人面前出现了，我虽然预感到它会在今晚迟早要出现，但没想到它是这样直白，直白到不可能有任何别的解释，还这样密实，无空可钻。
三张纸条一张写着我的名字，一张是“林多米家里”，一张是“上吊”，连起来便成了这样一句话：林多米在林多米家里上吊。
这句大白话以它直白的力量横扫过我的身体，它迅速吸收了前面两句不祥的话（那其实是它的先声或影子）以及现场紧张不安（为什么紧张不安？是否有人暗中希望我此去身败名裂，头破血流，这些潜意识或明确的意念飘浮在空气中，成为一种气，游戏正好把这种气聚集起来，而谁都不是故意的）的气氛，变得更加富有质量威力无穷。
我想起前面的两句话，从发愁到流泪再到上吊，完全是每况愈下到最后无路可走的情景，从一个毫无逻辑可言的游戏、从有着巨大可能性的组合中间竟然出来这样三句天衣无缝的话，我实在难以阻挡心中的惊惧，我又想到别人名下的句子多少有一种超现实的荒诞性，如在人民大会堂下不了蛋在鸡窝里也上不了吊，人家轻而易举就把不祥的气息排除掉了，只有我的一句比一句写实。林多米在林多米家里，不祥的气息在这句话里凝聚，我看到这句预言一点点变得坚硬、锐利，它寒冷的光芒覆盖了那个最后聚会的夜晚。
这种时候我梦见铁钩，又猝不及防地记起了这个不祥的预兆，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呢？
我从东四十条地铁站出来，一眼看到港澳中心那熟悉的玻璃大楼闪烁着天蓝色的光泽，是真正的天的蓝色映照在楼体的钢化玻璃上，与它咫尺相对的保利大厦两只巨型的食指正不容置疑地指向天空，保利大厦的前额还悬挂着几只巨大的漂亮气球，色彩鲜艳，图案各异，这一切都使我注意到明亮的蓝天。我站在地铁站口，对着这片风格各异的建筑物看了一会儿，我已经快半年没看到它们了，保利大厦北面是少年宫，房顶由一些绿色琉璃瓦和一个有着菠萝表皮的球体组成，而港澳中心的南面是崭新的富华大厦，它全身雪白，缀满了圆柱、穹形的窗台，显得细节繁复，曲折有致，因而透着一股古典的巍峨，很像我想象中的歌剧院，可惜它不是，凑巧的是文化部的歌剧院基建工地就在它的旁边，那个火柴盒似的建筑总是完成不了。富华大厦全身雪白地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它们全都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大厦、气球、立交桥环心的地柏和龙爪槐、汽车、自行车和行人，街心公园和报摊，全都在秋天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北方的秋天才是秋天，它令我精神一振，那些预兆的阴影，陈芝麻烂谷子此刻全都走开了，就像是许多梦中的一个，刚醒来还有一点影子和断片，一到大白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一路往西走回家，阳光断断续续地从树叶间的空隙落到我身上，街上的树有的已变得金黄，有的是绿中透黄，大多数还是绿的，看到有金黄色的树我就仰头看它的树叶，并透过树叶看蓝天，这时的蓝天深不可测，它的美无与伦比，而蓝天映衬之下的金黄叶子则更加明亮炫目，它们将阳光吸附到自己身上，又均匀地散布在空气中，使空气布满了树叶与阳光的气味。
我一路走，感到阳光正穿过我的毛孔并在那里停留，使我全身的骨头发出嘎嘎的声音，这跟南方那种又闷又热的感觉完全相反。我全身的毛孔都在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很快就会好起来。
闵文起的小房间还像我走的时候那样锁着门，我失业之前他曾告诉我，因为业务关系他要去惠州，时间比较长，不过估计一两个月就会回来一次。没想到他两三个月都没回来，直到我到深圳去他还没回来。
离婚的时候闵文起说既然我要带扣扣，就把这套房大的一间给我住，等以后单位分给我房再搬走，我虽然知道这样很不方便，但我对自己最终能否在单位分上房子毫无信心，而租房对我来说又难以承受，就这样我们像大多数城市里的离婚者一样，离了婚还住在同一套房子里。总的来说我们的情况还比较好，协商解决比较平静，不像有的离婚夫妻闹得不共戴天也还得住在同一个屋顶下。
我一边烧开水，一边用冷水仔细洗了个脸，北京的自来水比南方的冷多了，拍在脸上的感觉像冰水一样，我最后一丝疲倦完全消失了。
我到菜市买菜。菜市使我感到亲切，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乡，到处都是面熟的人，他们全都在原来的地方待着，一点都没变，鱼摊子周围仍是散发着腥气的脏水，卖肉的、卖馅饼的、卖咸菜、卖豆腐的，全都在原来的摊位上，我依次走过去，秋天的瓜菜在阳光下闪耀着健康、结实的光泽，白的白菜、绿的油菜、黄瓜，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和黄中透红的柿子，它们使我感到充实和平稳。我走到鸡蛋的摊位问价，答说三元七角一斤，我清楚地记得春天我最后一次买鸡蛋的时候是四元两角一斤，价格降下来这么多，我感到了生活的善意，在这个时刻我想起从前买菜，价格每往上涨一点，我立马就感到生活紧逼了一步，我觉得生活就像一个铁盖子，被一只无形的大手高举着逼近你，不定什么时候就彻头彻尾地扣下来了。但是我现在站在菜市中间，生活通过鸡蛋的价格变得松软起来了，隐形的铁盖子也已退远，生活就像菜市本身，使我不由自主地迎上去。
我又买了一种叫蛾眉的扁豆，紫色的、弯弯的，我小时候曾在别人家的豆架上看到过，开白色的小花，然后一只只薄薄的像新月那样的豆角垂下来，紫色在它的表皮一天天堆积，美丽而神秘，令人遐想，没想到在北京的菜市上能看到，一元三角一斤。我还看到了佛手瓜，这又是一种南方菜，看到它我倍感亲切，这种我小时候感到稀奇和神圣的瓜类也来到了这里，它们排列整齐，垒成三层，下方压着—张纸，上面写着：八角一斤。我想北方人一定不知道怎么对付这种佛手瓜，他们像烧冬瓜或南瓜那样烧这道菜，结果就变成了八角一斤，比黄瓜还便宜一半。
美好而亲切的事物在这个下午一样接一样地来到我的眼前，我不知道是因为它们我心情才好起来，还是因为我心情好起来它们才显得美丽。我幻想着能重新找到工作，然后就把扣扣接来上幼儿园，我早就打听过离家不远的那家大机关的幼儿园，赞助１５００元就能进去，我还有一张２０００元的定期存款单，一直没动，我忽然觉得自己有点想见到闵文起，这个想法可能一直潜伏在我的意识里，我在房间里来回走，抹灰尘，收拾东西，闵文起的房间上着锁，但是他点点滴滴的好处开始跑出来，进入到厅里、厨房里，以及我的大房间里，它们凝聚成一个往昔的闵文起（被我过滤过的，把坏的方面去掉，把好的方面留下来，是我的记忆与愿望混合的闵文起），在暮色渐近的时候他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用钥匙打开门，把菜篮放到厨房里，然后洗手，坐到沙发上抽烟，他是一个主动买菜的男人，拿着菜进家门是他经常的姿势，这个姿势在黄昏里出现，是这个男人顾家的证明。在提着菜篮的姿势后面是他扛米的姿势，这是一个需要男人的力气，伴随着汗的气味和微微喘息的声音出现的姿势，然后他站到了那架小型轻便折叠梯子（从前我们没有这把梯子，需要登高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把书桌抬出来，再把椅子放到桌面上，他登上书桌，再登上椅子，我则双手紧扶着椅子腿，仰头看他换灯泡。后来有一天他就去买了这把折叠梯子，他说：这是一个家庭必备的东西）上，然后，温暖的黄色光线从他的手指漏下来，他瘦长有力的手指和微凸的关节被逼近的光照得通红。
天已经变黑了，我打开灯，闵文起重叠的姿势消失在光线中，我看了一下表，五点半，正是平时做晚饭的时间，我到厨房摘蛾眉豆，我想如果闵文起回来，就请他一起吃晚饭，只需加炒一个佛手瓜就行了。
我竖着耳朵听门。一边擦洗灶台、窗台和洗碗池，这时我忽然醒悟过来，闵文起也许半年都没有进过这套房子了，我跑到卫生间，果然没看到他的毛巾、漱口杯和刮须刀。
秋天的风从远方隐隐地潜行，它们开始聚集，穿过广场和街道，树木和电线，从阳台和半开的窗户进入我的家。我心里充满了失落，厨房、卫生间和门厅也变得荒凉、冷寂，就像人流散尽的菜市，或者潮水退去的礁石。而风不停地进入，在我家的桌子、组合柜、床、书架、杯子、窗帘上堆积，然后它们舞动起来，从我的头发、双脚和指尖一直进入我的身体，直到我的双眼。
求职的过程是一个人变成老鼠的过程。
我再次看见自己灰色的身影在北京金黄色的阳光和透明的蓝天下迅速变成一只灰头灰脑的老鼠，我胆小，容易受惊，恨不得能有一处安全而温暖的洞穴让我躲起来，使我跟人的世界变成两个不同的世界，永远也不要接通，让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自然也不需要找工作，也不要吃饭，也不要穿衣服，我的扣扣自然也是一只小老鼠，就像从前无数次游戏一样，她偎在我的怀里说妈妈是老鼠妈妈，我是老鼠孩子。然后我带领我的孩子去觅食，我相信大米和黄豆到处都可以找到，如果实在没有，纸也行，找到食物我就和扣扣当场痛吃，我们的牙齿性能良好，啮合使我们快乐无比，我们躲在角落里，谁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人的脚在我们看来就像一只大怪物，又笨又重，动作缓慢，毫无灵性，比起我们差远了，所以不靠阴谋他们根本伤害不了我们，在这些笨重的脚冬冬地到来之前，我们总能快速逃跑，我们飞奔的时候身轻如燕，有一种飞翔的快感，我们的肚皮紧贴地面摩擦而过，就像鸟类的翅膀与空气的摩擦。然后我们从安全的洞口探出头来看到那些笨重的脚丧失了方向，这就是我们胜利的时刻。
有时候我们需要往洞里运粮食（鼠类的这一习性是我们从童话里看到的，我们亲眼目睹的运粮队伍是蚂蚁，那种蚁类的长征曲折而悲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使我把蚁类的事迹安放到了鼠类的身上），我们知道秋天就要到来了，秋风一起我们的皮肤就知道，我们认识落在地上的树叶，认识发白的泥土和枯萎的草，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置身于野地，我们还没有看见过城市、街道以及下水沟，秋风一起我们知道收获的季节就到了，有许多谷子、黄豆悬挂在它们的树上，我们远远就闻到了香气，但是从稻茎往上爬有些困难，我们最喜欢收割之后的土地，那些散落在地里的谷子、黄豆和花生裸露在地里或者是禾茬之间，我们随地打一个洞就把它们藏起来了。这真是十分的好！我这样想着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皮肤正在变深、变厚，变成鼠类那样的深灰色，坚韧而厚，能顺利穿过臭水沟、荒凉的工地，被推平的废墟，我完全认同这是一种美妙的皮毛，我的眼睛像黄豆那么大，小而亮，是世界上最美的眼睛，我嘴部的形状果断而锐利，有鲜明的指向，不像人类的嘴是横着长，不得要领。还有，我的尾巴同样值得赞美，线条优美修长，而且兼备多种功能。
我对自己的各个部位都已确认，当一名自由自在的老鼠就是我此刻的理想，当然最好像童话里的田螺姑娘，白天是田螺安静地藏在水缸里，夜晚才变为人形，或者有人的时候变作一只老鼠，没有人的时候变回人，成为一名这样的耗子精据说要经历漫长的修炼，我只能望洋兴叹。
事实上，我的恍惚和幻想都不能改变我的现状，即使我躺在水缸里（做一只田螺）或者缩在下水道里，人的脸庞都会像一种流质般的软体到达我的跟前并且以正面对准我，空气会立即将压力传递到我的各个部位，皮肤、头发、眼睛、鼻子、耳朵，面对压力我立即还原为人，我痛切地想道：我为什么不是一只老鼠！然后我看对面的这个人，准确地说是一张人脸，人只有人脸最让人恐惧，只有人脸最具备人的本质，人的其他部分经常隐没在黑暗中，只有他的脸从黑暗（我视觉中的黑暗）里浮现来。他头顶长有头发，面部光滑，横着长着两只眼睛，眼睛里是一种类似石头那样的冷光，鼻子长在正中，有两个孔，并且奇怪地凸起来形成一个尖顶，人的嘴同样莫名其妙，就像被横着砍了一刀，而翻起来的暗红色的肉就称为嘴唇。这样一副面孔我越看越感到陌生和奇怪，就像看到一个外星人，他力大无比，无法驱赶，他要到哪里就能到哪里，无论是水缸还是下水道，你根本躲不开这些人脸，即使变成了老鼠人的脸还会悬浮在周围。
我在这种面对面的压力下难以说出一句完整的话，眼前的每一个人，只要我去找他，就总是预先把他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上，这使我事先就把自己吓得发抖，一次又一次，我无法控制，我明白这么害怕是愚蠢的，但是求职这件事就是一座万仞高山或万丈深渊，它是我永远也跨越不了但是活着就要面对的东西，那个人，那个我去找的人，他坐在办公桌的后面，他的头部就是一座万仞高峰，面对面的压力由于求职这件事被放大了一百倍，而他的脸庞隐藏在这座万仞高山的众峰之中，变得狰狞而巨大，他对我的控制由于我的呼应而更加深入骨髓，我说不出该说的话，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我不得不像话剧演员那样背台词，我同时是蹩脚的编剧和蹩脚的导演，我给自己的台词卑微、游移、缺乏自信，我在心里反复练习，颠三倒四，优柔寡断，有时觉得这一句要在那一句的前面，有时又觉得必须正好反过来，有时认为要靠哀情制胜，有时又觉得要以乐观感染人，我的台词完全像一些缺乏目标的蚂蚁在地上乱窜，忙碌而混乱，飞快地奔跑，碰到一棵草或一粒石子又立即折返，劳而无功，空耗体力。这些台词的蚂蚁就这样日夜在我的心里倒腾，不管我提前多少天在心里念叨无数遍练习，这些蚂蚁永远形不成统一的队列。
然后我就站到了某个单位的某个部门负责人的面前，这时我的全身都被我无数遍练习过的台词蛀了无数个洞，我的身体和内心就像一种蜂窝状的物质，有一种亏空的感觉，我深感那些话根本不是什么台词，而是某种致命的、生死攸关的东西，台词这个词实在是太轻松了、太无所谓了，跟我要说出的求人的话相比，一个是水，另一个是血。我站在这个人的面前，血液在我的身上流动，它们涌到我的脸上，我的脸涨得通红，它们回到我的心里，我就一脸煞白，它们无法正常流动，在令人心惊的寂静中我听见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时断时续，在停顿的间歇中我突然惊觉，这是必须开口说话的时刻，巨大的静场横亘在我的面前，犹如波涛汹涌的大河，我必须横渡过去才能到达彼岸。但我不知道从哪里下脚，从某一块突出的石头或者是从一个低矮的草丛，无论从哪里下水我都害怕，我预先知道我永远到不了对岸，在我碰到水之前它们就已漫过我的头顶，有谁知道一个没有退路的人应该怎样办呢？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奇怪而可笑。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人的声音，抑或是石头的声音，它低沉而嘶哑，从一个被压抑的物体内部曲折地发出，缺乏连贯和底气，如果它是石头的声音也是一些质地不够好在风化之中碎裂的石头，它在这间别人的办公室里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没有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我知道自己的嘴在动，有一些气流从我的胸腔经过我的喉咙发出，但它们一点都不像我的声音。我身体内那些预先准备好的语词像蚂蚁突然被火逼近，呼地一下四处乱窜，一切全乱了套。
我的话就停在了半中央。
没有完，它就停在了半中央，孤零零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句没有说完的话本身就像一个听天由命破罐子破摔的女人，女人站在陌生人办公室里听候发落。
那个男人听懂了这句说了一半的话的意思，她是表示希望能在这里当一名文字编辑，这样的话男人已经听得够多的了，他们本来要在晚报上登一则招聘启事，现在没有登也一样来了不少求职的人，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到有经验的跳槽者，这个年纪不轻的女人根本就没有竞争力。
女人鼓足勇气开始说自己的情况，她先说自己的年龄，她认为在所在的因素中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白天黑夜她想得最多的就是所有的单位都只招三十五岁以下的，她已经超出了一岁，她希望人家能在这一岁上宽限一点。她小声地说她有工作经验，以前还发表过不少作品，她听见自己的声音虽然小，但它这回不像是石头发出的了，它完全是从自己的身体发出来、带着自己的体温、化作自己的样子站在了房子的中间，她从自己的声音中听到了熟悉的东西，就像在这个令人害怕的陌生环境中看到了一个熟人，她感到身上的肌肉松弛了下来。那男人看了她一眼，她觉得这一眼还算和气，于是她进一步说她有北京户口，而且五年内可以不用单位分房子。
但是男人在又看了她一眼之后问：你为什么不在原单位干下去呢？
她好像被问住了。她无法讲清楚这件事，种种委屈铺天盖地而来，全堵在她的胸口，把她的声音全堵住了，她自己永远不愿去想这件事，即使她想说，也不知道怎么说得好一些。
她的眼泪不由得涌了出来。
男人过了一会儿才发现，他说这样吧你先回去，把地址电话留下，等我们研究有结果再通知你。
我知道永远都不会有结果的。
我低着头走出那人的办公室，避开电梯（那里面有人和光线，我现在最怕的就是这两样东西）从一个完全没有亮光的楼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下走，我从来没有走过这么黑的楼梯，别的地方多少都会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光线，能看到一点模糊的轮廓，这里就像一个八面密封的空间，黑暗如同铁一样坚硬和厚实，深不可测，我完全看不见自己的手和脚，我整个人都消失在浓重的黑暗中了，就像突然掉进了一个无底深渊，被一个叫黑暗的怪兽一口吞掉了。我又害怕又委屈，眼泪停留在脸上，脚下机械地往下走，黑暗好像永无尽头（后来我才回想起，我是从１２层往下走），我越来越绝望，这种走不到尽头的绝望跟求职失败的绝望交织在一起，使绝望加倍巨大，无边无际，就像这黑暗本身。
我本能地往下走，奔逃的意志一点点苏醒过来。当我终于逃出那黑暗的洞穴，奔逃的情绪还浓重地停留在身体里，我飞快地骑着自行车，不顾一切地往前冲，我不知道自己是要逃离这个绝望之地还是要逃离绝望的自己，更可能是后者，我飞快地骑车就是要把那个流泪的、卑微的、丧失了信心的女人抛掉。
我一口气骑过了两个十字路口，这才发现我把方向完全搞错了。
直到我多次碰壁之后，我才知道这一次的失败微不足道，根本就不存在蒙受委屈的问题，一切都正常之极，气氛与提问、人的脸色，再也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了，我实在是缺少经历，没见过世面，把正常的事情无限放大。
我又去找过三次工作，有两次人家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们单位不要女的，一家说他们不要女的是因为女编辑太多了，另一家说他们是开了会作过决议的，从此不再进女编辑，并说某某介绍来的一位女士也没进成。
第三家是我满怀希望的一家，是一家出版社下属的一张报纸，听说正好缺一名编辑，出版社各个编辑室的编辑谁都不愿去，我感到这种谁都不愿去的地方天生就是为我准备的，我早就知道并且深信那些好的位置、大家都抢着去的好地方永远都不会属于我，所以当我一听说有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我本能地觉得这跟我有着某种关系，或者叫作缘分，它的召唤隐隐约约，使我在意志消沉的日子里振作起了精神，我重新觉得自己有能力去赢得这个职业。我决定用一段时间调整自己的心态，我打算先弄好自己的睡眠，被解聘以来我的睡眠一直不好，几乎一个星期就有三四天睡不着觉，第二天不管多晚起来都昏头涨脑，精神萎靡，我想假如我是用人单位也不会录用这样的人。
那个我隐约觉得有希望的位置唤起了我的意志力，我发誓要从日常生活做起，控制一切不良情绪和不良生活习惯，重新做一个自强自信自尊自爱的人，我对自己的要求与妇联工作纲领毫无二致，这样的口号遍布在所有大小报刊的妇女专栏、专版、专辑、专刊中，几乎每篇文章都能看到好几个，它们像一些红旗唤醒着我们的记忆，我走在工体路３００米长的阅报长廊上，这些自强自信自尊自爱的字眼不时地从报栏的玻璃里跳出来，像阳光一样照耀在我身上。我走路的时候有意识地提醒自己不要拖泥带水，做饭洗衣也尽可能地快捷简练，我要从行为方式上找回坚定、自信和力量，而我一旦意识到这些字眼，它们立即成为强有力的自我暗示，我感到它们就像一些细小而真实的分子附着在我的肌肉上，它们的力量贯注到我的心灵和大脑，同时它们又如一股气流，从我的心向外弥散，力量直达我的指尖，就这样它们在我的身体与内心互相呼应，它们的声音互相碰撞，像风铃一样。
睡前写三页毛笔字，这种治疗失眠的做法也开始奏效了，很久以前有一位老诗人告诉我这个办法，他曾有严重的失眠症，安眠药越服越多，后来自己找到了这个写大字的办法。这事我本来早就忘记了，现在算来已经有十年，在我离开Ｎ城不久，就听说老诗人去世了。这几天，我忽然想起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偏方，我一下就想起了它，我奇怪刚失业的时候也常常失眠，但为什么就记不起来，我发现人的记忆与人也有一个缘分，它们的相遇正如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相遇，不到一定的时空点，两个人即使走得很近也不会碰到，这同样是充满玄机的神秘之事。当时我正在叠衣服，从阳台收进来的衣服散发出秋天太阳的气味，这使我比往常有更好些的心情把它们叠好，我在叠一件质地比较柔软的棉毛衫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枝毛笔，就像电视里的毛笔广告那样清晰，但它不是那种崭新而完美的毛笔，崭新而完美的东西对我缺乏号召力，过于完美总是虚假的，带有人工性。在我眼前浮现的是一枝用过的毛笔，普通的狼毫，有三分之二渗透了墨汁的痕迹，上端还是本来的棕色，对，这肯定是一枝用过的毛笔，我已经很多年没写大字了，对毛笔早已生疏隔膜，但这个时候它忽然又回到了我的手上，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我觉得它也许像行星围绕太阳一样围绕我旋转，在我看不到的地方转，但它越转离我越近，然后就到了我的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