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性别：与现实的艰难对话
——评林白的长篇小说《说吧，房间》
孟繁华
女性解放，是当代中国历久不衰的话题，也是东方古国走向现代化文明的表征和神话，是当代中国宏伟叙事中最强劲的话语之一。它不仅在话语实践中大获全胜，而且在诉诸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创造出了比话语实践更为鲜活的实际例证，从“铁姑娘”、“三八红旗手”，到“女经理”、“女企业家”，时代的变幻，并没有妨碍将女性解放的叙事纳入到既定秩序中展开，在军营、在工厂、在商场官场情场，有人群活动的地方，必有女性矫健搏击的身影，作为民主、平等的社会表征，女性的成功仿佛是永远书写不完的壮丽画卷，我们除了没有女王、女总统之外，女性在其他所有的领域似乎都占有不可忽略的份额——从话语权到领导权。
但是，这一辉煌的女性解放史或成功史，并非不存有争议，女性究竟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获得了解放，始终是个问题。在她们必须承担传统的家庭角色的同时，还必须在心理、生理上承担现代的社会角色，尽管她们不必像花木兰那样女扮男装。但是，在“铁姑娘”那猎猎飞舞的旗帜下。在绞尽脑汁的商场与官场的角逐中，在男性话语期待的视野里，一方面女性放大了对自身的想象：一方面则遮蔽了她们受到的真实性压抑。而女性这一性别，在现代诠释的昭示下，越发变得语焉不详面目皆非。
女性文学崛起的诸多原因，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但女性文学毕竟已经成为存在的事实。她们的队伍并不庞大，但声名显赫，并成为这个时代最具前卫意识的文学现象之一。林白置身于这一现象当中并占据突出的位置，她的作品曾在多种不同的解读中变幻莫测。她受到过来自不同方面的挤压，对她的评价，在一段时期内曾暧昧而含混。但我一直认为，林白是个很浪漫而富于想像力的作家，一个自信而又多少有些奢望的作家，那些从沙街走出的女性们，一开始就不在传统的“解放者”的序列中，她们既有些古怪又生气勃勃，既自以为是又惊世骇俗。于是，便有了狂妄的《一个人的战争》、华丽的《守望空心岁月》、优雅而哀婉的《回廊之椅》、《瓶中之水》，以及《林白文集》四卷。林白写作这些作品时，内心充盈着激情和冲动，她的人物虽然不合时宜，但她自信揭示了女性在精神范畴被遮蔽的另一世界，她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了流行话语对女性的期待和猜想。然而，林白创造的人物显然也只是一种话语实践，一种文本的存在形式，她们只有在林白式的想象中才卓尔不群触目惊心。面对持久的生活秩序和庞大的、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网络，那些生不逢时的女性只能绝望地完成一次次致命的飞翔，而难以在现实的土壤上驻足。因此，从本质上说，林白的上述作品仍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不同的是，它被注入了东方女性的当代想象。那突兀而细致的感受和语言冲击力，使林白在女性文学中格外引人注目。
但是，林白的这部作品——《说吧，房间》的内在气质和叙事方式，同她以往的作品相比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她的青春式的狂妄和华丽变得平易素朴，以往因对女性想象过高的奢望难以实现的痛苦，变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疲惫，这使林白的这部作品更具现实感，更切近这个时代生活的整体情绪和风貌。如果说过去她更注重表达女性的精神历程和内心世界、更注重揭示女性被遮蔽了的压抑苦痛的话，那么，这部长篇小说则对女性的生存现实有了更多的关怀和热情。那个被命名为林多米的下岗女编辑，再也不是自视甚高的多米或米诺，更不是优雅并充溢着诗性的朱琼。多米虽然贫困但在另一世界可以独来独往随心所欲，她无论乘上轮船还是走在山间小路，都有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浪漫，她的我行我素仿佛已经自我放逐于社会契约之外；而朱琼虽然在红色暴力中惊恐不安，但那朱门廊椅秀扇清茶也总还透着另外一种优越。因此，林白以往的女性形象，在精神层面与世俗生活不怎么沾边，这当然体现了林白在一个时期内的想象和趣味。但是，对现实秩序你可以挑战和蔑视，却难以逃脱它无处不在的制约力，林多米莫名其妙的下岗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而她的下岗与上海十几万纺织女工下岗完全不同，十几万纺织女工的集体下岗成了一个悲壮的事件，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产业调整必须付出的代价，她们昔日的辉煌人们记忆犹新，她们的再就业和生活问题成了社会问题，并被当作焦点性新闻走上国家权威传媒。而林多米的下岗成了一个纯粹的“个人事件”，她没有得到正面通知，既没有听到下岗的原因，也没有机会进行申辩，或者说，她连这个起码的权利都在无声中被剥夺了。因此，当林多米失魂落魄地离开单位时，她反倒不大像一个下岗的女编辑，而更像是一个阴谋的牺牲品；继续聘用的人可以体面地继续开会，只有林多米一个人因未接到通知而逃之夭夭。
于是，寻找工作便成了林多米在小说中的核心事件。而这时的林多米不仅是个失业者，而且是一个离了婚的寡妇，一个名叫“扣扣”的小女孩的母亲。这是林多米最为真实的现实背景，然而在林多米被解聘时没有谁注意过这一事实。无助的林多米无言地承受了这一现实，这与其说是对“改革”的理解，毋宁说是一个弱女子难以改变它的无可奈何。而这一切仅仅是林多米厄运的开始，她与这个既生气勃勃又纷乱动荡时代的不适仿佛与生俱来，在她踏上求职的漫漫长途始，她就不曾交过好运。多次求职的失败缘于多种理由，或因不能回答莫名其妙的提问，或因弱势性别，便永远地将林多米置于门外。不断重临的失败终于让林多米明白了一个道理：“多次失败之后，我才知道这一次的失败微不足道，根本就不存在蒙受委屈的问题，一切都正常之极，气氛与提问、人的脸色，再也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了，我实在是缺少经历，没见过世面，把正常的事情无限放大。”但这种具有自我抚慰性质的认知，于林多米说来又意味着什么呢！
作者将林多米送上求职的漫漫长途并屡试不爽，恰恰隐喻了林多米无法进入这个社会、或者说被社会拒绝的命运。于林多米来说，作为一介书生，她对这个社会是陌生的，或者说她对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并不熟悉。她可能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但这并不是一个人进入社会的先决条件，它并不意味着因此比别人优越。进入任何一个社会，除个人的才能和偶然机遇外，对意识形态的熟悉和认同程度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意识形态也是“一个人进入并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许可证书。一个人只有通过教化与一种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与以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思想的社会认同。所以林多米格外告诉我们，一个人在社会中接受的教化越多，他在该社会中就愈具有现实力量。”
林多米看来没有接受社会足够的教化，她不会推销自己，不会见人就侃侃而谈并从容自若，进一步说，林多米面对着社会时，似乎还多少有些怯懦、有些自卑，甚至在潜意识中盼望着逃之夭夭，面对社会这个庞然大物，她软弱之极。
林白的创作历程确实是个有趣的话题。她笔下过去诞生的女性与社会的不适仿佛与生俱来，她们只好选择远走他乡，沙街的生活像尘封经年的故事，它让一个个有太多憧憬的女性深怀失望。但作者在塑造她们的形象时，似乎更多的是心理履历，而不是现实履历，她们在作者的想象中自命不凡，超然物外，她们内心都充满了抗争或不能认同的情绪，而向往于红尘之外的另一境地。这一想象的境地并不存在。她们只要生存，就无可避免地要同这个社会发生多种联系，那个想象的飞地——“自己的一间屋”，其紧闭的房门终要开放。然而，当林白的人物回到现实的土地上时，她们的不适更是雪上加霜——一种逆向的拒绝不期而至。于林多米说来，她已不能想象“报国无门”这个词，她们的期许已退居到最低限度，即起码的生存保障，然而这对林多米仍有一段遥远的路途。这时的林多米只能退回到自身：“我既爱我的身体，也爱我的大脑，更爱我的心灵，我爱我的意志与激情，我爱我对自己的爱，自爱真是一个无比美好的词。”这种重新焕发的自尊与自爱，无疑加剧了林多米与社会的距离感，它仍属于知识者的书卷气。而这个时代，对书卷气从来是不屑一顾的。
与林多米的境遇形成对比的，是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南红，作为林多米的朋友，她有与林多米截然不同的生存观念和方式。在这个时代，南红虽然不可能进入主流社会，但她可以凭借不断更换男朋友来不断更新工作，她不仅没有知识界流行的女性观念，自主意识，甚至没有起码的贞操观念。也正因为如此，南红似乎又是今日某种时尚的符号。她人在江湖，游刃有余。在道德内涵十分混乱的当下，我们自然不能用传统的道德尺度去评价她，但南红的方式显然也是一种非正常状态，她既付出了女性作为人的尊严的代价，又终于没有逃脱宿命般的厄运。
《说吧，房间》虽然还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反对性别歧视的女性文学文本来阅读，但就它表达的深度而言，已远远超出了这一范畴。林白在表现当下变动的时代生活时，超越了性别关怀，它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作为弱势性别，在与现实艰难的对话中，作者没有将历史道德化，小说中没有我们常见的道德败坏或品行不端的人，但作为一个青年编辑在求职的过程中总是一败涂地，林多米仿佛陷入了一个“无物之阵”，她想要抗争或战斗都无法确定自己的对象，这就使她的失败给人一种无处诉说之感。它既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现代性追求过程所隐含的巨大病灶，同时也为人物平添了无辜与无助，这也正是小说的深刻性和魅力所在。
林白以勇武的姿态面对现实生活并诉诸于表达，显示了她对当下生活的关怀热情和强烈的参与意识，她的这一转变和选择，所引起的普遍关注，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南方文坛》总６２期
内与外的置换：重写女性现实
——评林白的《说吧，房间》
陈晓明
一如既往地写作、倾诉，顽强地表达内心生活，这就是林白。尽管人们一度对这个略显弱小的女性表示了质疑，但面对着她的写作，她那些独特的文字，人们还是难以偏离公正太远。继长篇《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之后，林白最近又发表了长篇小说《说吧，房间》（《花城》１９９７年第３期）。这部小说再一次呈现了女性现实，并且是如此彻底不留余地表达了女性对生活现实的激进的感受。
在当今的小说中，关于女性的生活现实，在大多数情形下，女性依然是按照两种传统类型来塑造的。她们要么是贞女烈妇，要么是荡妇妖女。事实上，这是男性的白日梦和欲望化目光生产的对象。在时下关于城市生活现实的小说叙事中，男性的欲望化目光统治了小说的叙述视点，女性看上去像是这个妖娆绚丽的商业社会和权力事务封地四处开放的罂粟花，它们芳香四溢足以使任何阅读者进入白日梦的温柔之乡。在另一些关于女性自怨自艾的叙事中，女性的生活又限定在一些狭小心理空间，精致、尖利但虚无缥缈（就这点而言，林白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之不无牵连）。但这一次，《说吧，房间》相当全面地呈现了女性生存被挤压的现实，女性的境遇，她们无望的超越幻想，这些都被相当有力地以偏执的女性视点给予重新书写。
这部小说的名字显得非常奇特：《说吧，房间》。“说吧”，谁说？是“房间”吗？“房间”能说吗？又是“谁”在怂恿“房间”诉说呢？“房间”既是拟人化的修辞，又是一种象征。很显然，“房间”看上去像是叙述人的自我比拟，而“说吧”，一种来自外部的怂恿、鼓励，使得“房间”的倾诉像是一次被迫的陈情，“说吧，房间”，你有那么多的压抑，那么多的不平和不幸。“说吧”，是一次吁请，一次暗示和抚慰。“房间”作为叙述主体，一种物质的生活象征，一种把精神性的主体转化为物质（物理）存在的尝试，使得这个叙述主体具有超乎寻常的存在的倔强性。房间又是女性的象征，一种关于女性子宫的隐喻——一种绝对的、女性本源的存在。因而，“房间”的倾诉，又是女性的绝对本我的自言自语。
“房间”可能是林白最乐于选择的自我象喻，“房间”作为一种空间的存在物，它的本质在于与世隔绝，它的内在性就在于它的封闭性。房间本质上是孤独的、沉默的，特别是那些简陋的、狭小或贫困的房间，它们以孤零零的存在选择它们的本质。像林白所有的其他故事一样，这篇小说的故事也是围绕主人公被社会排斥、拒绝以及主人公退回个人的内心生活来展开的，而房间则是这种内心生活展开的理想空间。但林白的小说叙事并不仅仅是单一的内心独白，她的显著特点在于，她总是能把内心生活与变动现实构成一种对话情境。林白在叙事上采用的策略就在于，她把自传式的叙述人与一个任意在外部世界漂流的女性形象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她的小说叙事在自我*9蛐她者之间，构成一种不断转换的双重结构。
在讨论这篇小说的时候，无须去重述它的故事，故事也许非常单纯，一个弱小的女性被单位优化组合下来，四处谋职而心灰意冷。与之相对的故事是另一个关于女性不断到外部世界闯荡的故事。但她们共同的遭遇则是无力面对变动的现实社会，正像隔绝于世的房间，除了怂恿房间：“说吧”，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抚慰呢？
林白的叙述人总是先验地被社会排斥，她们被社会伤害，担心再被伤害，而企图远离社会。她们也念念不忘社会加给她们的伤害，乐于去咀嚼、回味或者夸大这种伤害。这种伤害构成了她们逃避、不满和拒绝社会的借口，这使她们顾影自怜变得名正言顺，顺理成章。被解聘的林多米（“我”）站在单位的院子里，“感到阳光无比炫目，光芒携带着那种我以前没有感到过的重量整个压下来，整个院子都布满了这种异样的阳光……”受到排斥的林多米只有从社会中退却，回到她的“房间”——一个坐落在“赤尾村”的居所。这是林白自传体的叙述人最适合的生存境遇，她的叙述从这里出发，开始了内心生活的不断呈现。当然，我们说退回房间的叙述，不仅仅是小说叙事指涉的物理“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它更主要的是指个人的内心体验。退回“房间”的叙述人给我们呈现了封闭的女性的生活，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生存空间，狭小、混乱不堪，里面住着两个不走运的女人，一个失去了工作，另一个可能从来就没有正经的工作，经历过失恋之后再承受病痛的折磨。解聘、人流、离婚、上环，等等，与炒米粉、猪油和青蒜，以及杂乱的梳子、美容霜、胸罩和三角短裤等等，构成了房间内的基本内容。但事实上，关于房间内的叙事并不多，这里面很生动地写到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这是典型的女权主义者的视点，在遭受男性社会排斥之后，只有女性才能相依为命。但这也不是“房间”倾诉的主导内容。重要的是房间内有两位落魄的女人，现在，叙述人从自我的内心体验，观看到另一个女人，通过对她的观看，去观看女人在外部世界的命运。实际上，叙述人林多米与南红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个背面，她们不断地经历着分离、交叉、重叠与置换的变异。她们从内心体验，从现实与幻想的二极状态，来表现女性无望超越的现实境遇。
被解聘的林多米回顾自己的生活历史，特别是回顾婚后的生活，平庸、嘈杂、机械而呆板，被一大堆粗陋单调的物质生活所填满。林多米有过短暂的一个人生活的自由时光，那时林多米迷恋上写作，这使她逃避社会及其可怕的关系网络。在８０年代那些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岁月，林多米却把那些美好的时光丢到废纸篓里，她热衷于写作。这是她逃避社会躲闪社会关系的最好的方式。写作是什么？就是纯粹的个人幻想，个人白日梦，当这种写作毫无希望被社会承认，或者毫无可能被社会理解时，它就是不折不扣的个人幻想。林多米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示出对书写的迷恋，她的职业当然与之相关，但更重要的这是她的自我体验的根本方式，书写和阅读使她回到自我的精神领地。但林多米的生活迅速被异化。这个迷恋写作的人，自从建立家庭之后，她的生活就立即世俗化了。
“家庭”，这个在传统小说中作为温馨的避风港湾的处所，在林白的叙事中主要是以牢笼的形式出现。而在《说吧，房间》里，对家的厌倦被更加充分地强调：“现在当我想到婚后几年的忙乱生活时，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幅高密度的无限重叠的图景，我看到无限多的锅碗瓢盆、案板水龙头、面条鸡蛋西红柿、衣服床单洗衣机以及更多的别的什么重叠在一起，它们毫无规则密不透风地堆积，就像一件刻意反艺术过于前卫的装置作品，又像一幅以这片堆积为素材的前卫油画，它的构图跟装置作品完全一样……”当然，这是一堆毫无审美价值的灰色图案，直到多年后，林多米回想起来还感到窒息。林多米的生存——按照林多米的自我感觉——就如同皮影一样平扁没有重量，没有真实的生命。在单位那个迷宫一般的建筑物里，林多米像一只忙碌的蚂蚁，又像一只虫子一样跳来跳去。林多米的婚姻生活同样平淡乏味，只有在周末的时候，闵文起神情暧昧地拿出一盒毛片，按照男性欲望进行的性爱活动无疑总是以失败告终。林多米经历着女人的生活的各个阶段，说不上特别不幸，它们虽然有些困苦艰难，但这里面并没有大灾大难，只是平淡无奇的现实，普通的中国女人曾经和正在经历着的了无生气的现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不可忍受的，也许人们还可自得其乐。然而，艺术正是在人们麻木不仁的地方，打开一扇窗户，告诉人们真相。不过林白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恰恰相反，她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存在主义者。萨特式的人选择自我的自由本质那种幻想在这里被击得粉碎。人是被任意选择的，特别是在一个男权强权的社会里，女性被注定了被选择。在另一方面，林白的叙事还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反动，存在没有敞开性，存在被塞满就是被塞满。海德格尔从凡·高画的农夫的破旧的鞋的洞口的开启中，看到存在的开启性，从那里洞悉到生存倔强的永恒。然而，在林白的叙事中，超越不过是彻底失败的华丽的替代品。就像南红对林多米的超越一样，超越性的南红终究走向穷途末路。而她的那些回到内心生活的书写，与其说是存在自身的敞开性，不如说是对紧闭的存在之门的无止境的叩问。
与胆怯、封闭、现实甚至有些墨守成规的林多米截然不同，南红是个别出心裁的女子，沉迷于幻想，不切实际，追赶时髦，喜欢挑战。按照叙述人的理解：“纯洁与放纵、轻信与执拗、冷漠与激情，这些不谐调的因素像她的衣服一样古怪地纠缠在一起……”对于她来说，改变生活现存的形式就是超越的胜利。奇装异服，胡作非为的生日Ｐａｒｔｙ，惊呼，夸张的热情，露骨的个性表达，收集照片，写诗等等，这些都构成了韦南红的生存超越意向。她甚至在大学时代就想入非非要去南非。她在大学毕业后轻易就丢掉铁饭碗，只身闯荡南方沿海开放城市，进入推销伪劣假冒项链、宝石戒指的行业。这个年轻女人在南方突然发达的城市里充满了对超越现实的幻想，在数名男人之间周旋。总之这是一个寻求冒险与刺激的女人。南红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女人幻想的故事，也是关于幻想的女人的故事。结果如何呢？多年之后，她来到北京与林多米重逢，尽管她风格依然，但口头禅却是两句话：“真的是很坎坷”，“好沧桑呵”。在赤尾村那个杂乱的房间里，韦南红头上的虱子已经遮蔽了昔日额头上的光圈，只有弄巧成拙的秃头还可见当年奇装异服的风采。
韦南红与林多米殊途同归，她们最后的遭际表明了女性无可超越的生存困境。在小说叙事上，可以看出林白力图在运用双重结构去表现两个女性不同的性格和选择，以及由此反射出的女性内在生活的复杂性。
如果把自传体式的叙述人林多米理解为“实在的”的角色的话，那么，可以把南红理解为一个幻想的符号。当林多米从单位回到赤尾村，走进这个混乱不堪的房间时，她除了对自己现在的命运——现实的存在加以思索，她观看到另一个女人与她共命运，这个女人出现在这个房间里的另一侧。从总体而言，南红是林多米的反面。那个退回到内心生活深处的女性相对的在外面世界游荡的不安分的女性，二者的拼合，使得林白的小说叙事具有双重视点：回到内心与观看外部世界的双重线索。对林多米的叙述只有退回房间，退回内心，而对后者的叙述则构成外部世界光怪陆离的图景。因此，在内心*9蛐社会，排斥*9蛐退避，自我*9蛐他者，独白*9蛐叙述等等双重关联构成的叙事结构，使得林白的叙事具有一种持续的张力。就某些具体叙事环节而言，南红走向社会遭遇的各种经历与林多米不断地退回内心生活构成一种对比关系。南红可以理解为林多米的另一个自我，一个对现实的林多米超越的幻想的自我。通过南红的生活轨迹，小说叙事引入了现实，引入了女人进入外部社会现实的种种方式。两种类型的女人表现出女人生活根本不同的侧面，但是叙述上，幻想与现实不仅仅是在两个女人之间呈两极形式分化，同时在叙述中互为支撑点相互置换。幻想式的南红走向现实社会，走向实际物质生活实践，推销伪劣产品，寻找成就感，追逐金钱，随时与男人寻欢作乐。而现实的林多米则不断在对自我的体验中走进幻想的天地。在南红热烈地投身社会的同时，林多米却在平静地写作。这使林白的叙述，从外部现实及时转到内心生活，这些自我孤寂生活的体验和表现，构成小说中纯净而有内在性的一面，而林白不时从这里阐发的一些形而上感觉，对那些外部社会现实生活实践是一种有力的补充，关于这种双重结构，内与外的置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小说叙述学的问题，篇幅所限这里难以展开详尽的讨论，简要地说，这种叙事方法构成了这部小说对女性内心生活领悟，同时也从这里可见林白极有个性的叙事特征。
总而言之，不管是林多米被动地接受一切现实，还是竭尽全力寻求超越幻想的韦南红，她们的结果都不过证明女人超越现实的失败。女人承受着太多的社会压力，她们依靠个人的独立性难于在社会找到恰当的立足点，而社会对那些弱小的女性经常是漠然视之。在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女性未必不能抓住机会获得成功，但更多的处于弱势的女性却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保障。林白《说吧，房间》触及到下岗妇女的问题，她显然没有从现实关切这一角度去表现这一中国９０年代末面临的巨大的社会主题，而是在更为普遍的女性生存现实这一问题去表达她的批判态度。她的揭露是有力的，解聘、离异、单身以及经济的困窘和孤立无助，这些处于弱势的妇女的生存经验，在这里得到一次最为彻底的表现。新时期的中国小说表现妇女命运的可谓多矣，从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表现女性的人性愿望为始，女性主题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有了非常强劲的变化发展。但从总体上来说，女性主题依然是依附于男性关切的视点。张辛欣和残雪率先表达了男女对立的主题。这使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话语可能形成。９０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包括林白在内），主要是局限于女性内省意识和内心生活的表达，在处理她们与社会的连接关系方面，还少有小说做出有效探索。《说吧，房间》虽然带着林白一如既往的那种风格和表现倾向，把女性的生活首先限定在女性狭窄的天地里，但她依然通过双重的叙事结构找到女性与社会的冲突关节。从女性的纯粹自我意识，到女性之间姐妹情谊，女性受到社会的挤压，女性的生存感受到女性固有的母爱，以及相当偏激的女性对男性的态度等等，可以看出《说吧，房间》对女性生活进行的彻底改写。女性生存的现实，她们的内心感受和幻想，不再是按照男性的欲望来塑造和评价的，而是女性现实境遇的直接倾诉。尽管林白的叙述带有相当强的主观色彩，她的自传体式的叙述总是融入了相当强烈的个人体验，它们虽然不太注重表现现实的实际过程，但女性主义话语在这里相当有力地给现实重新编目。
也许林白多少有些过于固执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立场，她把女性受压迫的直接压力归咎于她们周边的男性，这些男性没有一个值得依赖的。林白在构造女性被挤压的现实时，同时漫画般地抨击了男性社会。阴险、怯懦、唯利是图、功利实用、不敢承担责任等等……林多米不仅在精神上抵制男性，在肉体上也抗拒男性，丈夫（闵文起）的身体对于她来说不过是一种异己的东西，被厌恶的重量。而南红随意坠入情网，那些短暂的浪漫和快乐与无穷的肉体痛楚相比较，显得微不足道。当然，我们没有理由指责林白过于夸大男性拙劣，但在男女对立这一意义上，林白试图表现的女性主义意识显得比较单薄。应该看到社会历史背后更强大的权力结构，男性无疑是男权社会的同谋，但男权社会本身对男性也构成压迫。小说当然不可能进入理性的阐述和过多的议论，但可以通过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去揭示男权制度化体系的内在症结。从比较直接表面的男女对立，进入更加复杂的历史地形图的表现。当然，这有相当的难度。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３０日于北京望京斋
《南方文坛》总６２期
躯体的声音
——关于《说吧，房间》
南帆
也许，林白的小说即是让人们恢复一个字眼的本来涵义：“体验”——躯体的经验。许多时候，人们感到林白的小说触了什么，甚至让人们感到了锐痛、窒息或者恶心。人们无法利用“历史”或者“文化”这样的宏大概念给予解释；人们毋宁说，个人的躯体经验突然苏醒了。换言之，个人的躯体经验某种程度地成为“历史”与“文化”的注释。这个意义上，林白的长篇小说《说吧，房间》是一个重要的例证。
《说吧，房间》并没有包含一个特别的故事。如同林白的其他小说一样，人们从一系列扑克牌式的片断之中清理出某些故事段落：解聘，失业，南下，写作，困窘，家庭——这即是小说的全部。然而，人们清晰地感到了这部小说的特殊重压，因为人们不得不用躯体承受所有的故事。不难看到，个人的躯体经验大量进入了小说的叙述，种种隐而不彰的生理反应得到了记录。这意味着，叙述者是以感官、皮肤和骨骼承担这个解聘事件。
人们所熟悉的文化传统之中，躯体通常是叙述回避的对象。文化的功能之一即是，分散人们对于躯体存在的过分注意。人们让种种快感与痛感在躯体内部流窜，躯体的秘密颤动不该任意地公之于众。躯体如何进入公共视域。这将涉及一套繁复的文化观念，诸如服饰、礼仪、习惯、表情、举手投足的规范，如此等等。至少在目前，躯体不能直接显示自己的存在，躯体只能转换为某种文化产物进入社会流通。某些方面，躯体仅仅存活于一系列抽象的词汇之中，如果这些词汇被还原为具有体温的血肉之躯，许多人将会感到触目惊心。林白曾经写出了裸足踩入水田而产生的震惊之感——一种冰凉、滑腻、黏稠、彻底封死和全部占有的感觉。人们惊奇地身临其境；林白描写某一个脾气暴躁的小领导能够在骨骼之间发出塑料的声音，他的毛孔散出了塑料烧焦的气味，人们接受了这种有趣的修辞；然而，林白肆无忌惮地公开卧室里面种种成功与不成功的性经验，轩然大波理所当然地呼啸而至。
《说吧，房间》试图向人们所熟悉的文化传统表示某种异议。林白试图证明，躯体不可能蒸发在“历史”与“文化”的重重帷幕背后，躯体的感觉有理由构成“历史”与“文化”的某一个局部，哪怕是极为微小的局部。这样，《说吧，房间》不再是解聘事件的社会学分析，《说吧，房间》可以解读为一个宏大的社会学事件内部躯体感觉的重新书写。于是，失业就是一块锐利无比的大石头砸碎了玻璃制造的胸膛，母爱就是手指背在女儿柔软的牙龈触及尖尖的牙齿，求职的尴尬就是在某个部门的负责人面前将自己的身体和内心变成蜂窝状的物质，产后乘坐公共汽车就是让汽油味、铁的气味从乳房张开的毛孔之中进入身体，命运的现身就是来自地板和天花板的类似于窃窃私语的噪音，人工流产就是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用身体的姿势服从一个粗暴的指令：把两腿叉开……的确，这里没有出现更多的精神涵义，没有出现“生存或者不生存”这种哈姆雷特式的深奥问题，没有遇到加缪那种是否自杀的沉重追问。这里只看到了一种世俗的迫力，逼在人们背后的仅仅是鸡蛋的价格，女儿进入幼儿园的额外收费、房租和以备不时之需的医疗费用。然而，这种世俗的迫力成功地让一个人产生了走投无路的巨大沮丧。所有的躯体器官都在这样的沮丧之中萎缩。在我看来，这不是表明林白拒绝灵魂的主题，这毋宁说是将小说的主题提前到这里：主人公的精神还没有遭受拷打，她的躯体已经被击垮；换一句话也可以说，她的精神焦虑已经提前表述为躯体的不适和紧张。这个意义上，《说吧，房间》不是一个习以为常的通俗故事，它引出了一个新的声音——躯体的声音。
对《说吧，房间》的个人化阅读体验
高伐林
好书有很多种，有的价值在“点”，有的价值在“线”，有的价值在“面”……而这本书，林白在每一页迎迓读者，几句话、几个字，瞬间就让读者“宾至如归”——对，正是这个词：你进入作品营造的世界，你却恍惚回到你自己的人生，唤起你自己的感受和梦境。
我得首先承认，写下这个标题时，只是随手要抄起一个自我辩解的借口：对一本已经出版了三年的书（《说吧，房间》看来出版于１９９７年）再来当众炒冷饭发一番感慨，总要有一点近在眼前的理由，而眼下文坛热门话题的卫慧似乎就是一个挺现成的契机：不是有人将林白那一茬女作家作为卫慧的参照系对比着说事么，干吗不反过来将卫慧作为参照系谈谈林白？但标题写下来我就有点心虚：根本就没有好好读过，更无法细细谈出卫慧，这个标题可不就像狗肉铺为把顾客诓进门来而高高挂起的羊头？
但是我仍然决定就用这个标题——我想强调：尽管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类的现象，有“各领风骚三五年”之类的说法，然而真正具有独创个性的声音，真正发自心灵深处的声音，是能够穿过不同时代自我推销和商家爆炒的嘈杂，值得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倾听的。
林白就是如此。任何时候读她，都不晚。
我错过了林白在文坛上萌发怒放的岁月，错过了林白领受掌声赞扬的高潮。说实话，此刻是我第一次阅读林白，在此之前，我听过很多次这个名字，我知道很多人对她的作品发表过高论，却从来没有读过她的书，更不了解其人。
这却是一次让我喜出望外的阅读经验。《说吧，房间》，是一本几乎无论从哪一页读起，都可以迅速抓住我的书。
世界上好书有很多种类，各有各的妙处。有的书，价值在一个或几个“点”，让你震撼于作者熔铸提炼出的笔力千钧的结论，服膺于作者对人生、对命运的精辟独到的见解；有的书，价值在一条或几条“线”，让你必须从第一页第一行读起，不由自主、屏神敛息，跟随作者匠心独运的导引，走过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有的书价值在一个或几个“面”，让你见识、把握时代、社会和心灵的广袤风貌和恢弘底蕴……而林白的书，说不上是点还是线或面，她也不在乎是点还是线或面。她在每一页迎迓读者，用几行字几个字的瞬间就让读者感到“宾至如归”——对，正是这个词：“宾至如归”，你进入作者营造的世界，你却恍惚回到你自己的人生，唤起的是你自己经历过的真实感受，你自己萌生过的梦境幻觉，真实混合梦境，感受夹杂幻觉，缤纷如雨，正像罗曼·罗兰在谈到音乐的魔力时所说的“能把你心中所有的门都打开”。
这样的书不多，记忆中只有几本——十多年前我读圣埃克絮佩里的小说《人和大地》（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小王子》）时有过这种感觉，读林白的这本书也庶几如此。
这样的书，吸引力来自何方？
不是来自所谓“敏感内容”“敏感题材”。虽然林白“生冷不忌”，并不遵照圣贤古训“发乎情，止乎礼”，并不回避性这个巨大的话题，她写了合乎道德却不合乎人性的性，也写了合乎人性却不合乎道德的性。但是作者并不炫耀阴私，更不张扬病态，读她的这些段落，你会觉得任何器官就长在该长的部位，任何欲望就生在该生的关头。
也不是来自情节。事实上，本书虽然安排了主人公离婚下岗、到深圳与校友兼室友寻求职业并寻找爱情的线索，但这都只是个粗略的框架，形不成任何悬念，而且由于人称的频繁转换，“我”与室友南红的经历，回忆与幻觉，现实与往事等等，交错跳荡，使不熟悉这种叙事方式的读者还会感到难以摸着头脑，很难去为人物的命运揪心扭肠。
这样的书，看来魅力来源于作者喷涌而出的鲜活的生活感受，更来源于作者举重若轻的准确的语言表达。作者别具高透视率高分辨率的慧眼，敏锐地捕捉到人们心中所有、笔下所无，既在人们司空见惯的普通事物中放大出那么多层次，又将色谱上那么多只有细微差别、难以冠以不同名称的色调，分得清清楚楚，娓娓道来。
读一读“我”被丈夫拖着看毛片的印象和思绪吧；读一读“我”怀孕后乘车去集体植树的感觉的浩劫吧；读一读对人工流产氛围和细节的描绘吧；读一读关于结过婚的独身男子与妻子不在家的男子二者居室的“性场”辨析吧……就连次要细节的叙述，作者随手勾勒，也那么恰切传神，哪怕寥寥数笔的叙述交代都隐含着对情与景的描写（这令我联想起一句话：高明的美术家笔下每一根线条都是有几个面的立体）。例如她这样划开北方春天和南方春天：南方城市“冬天不落叶，因此到了春天树叶的绿色就十分陈旧”，“沉重而疲惫”，而北方树木“树叶落尽又抽芽”，“使人感到生命的流动”。她写到那个本来极有才气的女诗人余君平参加一个文学聚会，谈到好诗，“我看到她身上的母亲瞬间就退到了远处，而诗人从她的身体深处一下子站了出来”，但是她“前襟出现了一块奶渍”，“她那在我的想象中在未来的日子里飘扬的长发飕飕地缩了回去，变成了母亲余君平那剪得极短又很不讲究的短发”。她写青春已逝的女人的生日：“生日这个字眼是一把锐利的尖刀，寒光闪闪，它平时躲在暗处，不动声色地向我们逼近，在每年的某一天，它犹如闪电从天而降”……
回到本文的标题。我读过一点卫慧，感觉她确有她的才华和个性——所有有才华和个性的作家都有存在价值，都不会互相取代。不过，要达到林白这样的功力，卫慧还得加把劲呢。
女性：无处逃遁的网中之鱼
——读林白的《说吧，房间》
杨 新
毋庸置疑，在９０年代的女性写作中，林白是最具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的作家之一。她以独白、梦幻、想象、私语的“个人化”写作方式，充分凸现女性独特的生命感悟和成长的心路历程，表达女性生命个体对自我价值的热忱肯定，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大胆反驳，对自由生命及精神家园的恣情歌唱。她的作品《一个人的战争》、《回廊之椅》、《致命的飞翔》、《守望空心岁月》等。用充满诗性和激情的笔调，在丰富、急切、无遮无拦的心灵抒写中，营造了主流历史之外的女性生存空间。把与男权中心社会隔膜疏离的女性现实和心理景观展露在读者眼前。这些小说为了与社会性、政治性或道德性的男性话语模式相区别，更多地强调了女性“身体经验”的表达，接近以埃莱娜·西苏为首的法国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倡导的“女性身体书写”，即“从身体出发，通过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用肉体讲真话”①这种“身体书写”，充分张扬了女性存在的自在价值，在林白等作家的女性写作上，达到了一种空前的境界。
《说吧，房间》是林白的长篇新作。这部作品仍然保持了林白一贯的反抗现实文化和语言的坚决态度，但又力图超越单纯狭隘的“身体书写”，在私人话语与公共空间、女性本位与社会群体、个人体验与都市欲望的关系之间构建一个全新的女性主义文本，把女性生命体验直接纳入男性主宰的当代生活之中，让她们在男权、金钱、性这三条绳索所构筑的无数规则、栅栏和障碍间挣扎、反叛、绝望乃至毁灭，毫不隐晦地勾画出在急剧推进的现代化、商业化进程中，女性所处的生存困境。女主人公作为一个当代都市“既自尊又有独立精神的新女性”，尽管保持了足够的清醒与反叛精神，却无从逃脱女性的社会宿命与陷阱。“在说中沉默，在沉默中说”，林白以强大的语言冲击力，让我们不得不侧耳倾听来自女性灵魂深处的声音。
一、男权压迫：难以冲破的黑暗罗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在政治和政治上注意保障妇女的权益，“妇女能顶半边天”在整整半个世纪中唱响。然而在几千年深入骨髓的男权意识和观念的强劲渗透面前，真正的妇女解放和整个社会意识对妇女解放的觉醒仍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由于没有女权运动作为强大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中国业已觉醒的知识女性显得势单力薄，她们发出的自我之声微弱乏力，她们的努力奋斗在男权强大的攻势面前，往往溃不成军。
林多米是“一个工作努力、做人谨慎、说话小心”的女记者，本来她与其他三十多岁年龄的女人一样，嫁夫生子已经“定型”。如同水被装进瓶子，“永远不能流动，直到在里头发臭变干”，然而瓶子破了，她因与丈夫极不和谐的性生活而导致了婚姻的破裂，不久又莫名其妙被报社解聘，为了生存，她离开幼女扣扣只身闯荡深圳，却一无所获。她三次求职，三次失败，在绝望中又听到扣扣病重的消息。在一个男权中心社会里，一个接近中年缺乏背景的女人，她唯一的安全港湾就是婚姻、家庭。离婚意味着自我放逐和无休无止的精神漂泊。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下岗、失业又成为威胁女性社会角色的噩梦，丧失家庭而又失去工作的林多米，为了抚养年幼的女儿而顽强地生活，但社会这架冷漠的机器，却不会因为女人生存的艰辛而变得温情脉脉，林多米两次求职，都因为对方单位不要“女编辑”而失败。第三次求职，林多米积极调整心态，以温顺妥协的态度，按照男性的眼光和标准，精心装扮自己，同时寻找世俗的“关系”，通过老校友的关照和女性应有的求职技巧，赢得了百分之八十的成功希望。但这一次求职最终还是失败了。她成了男性虚荣以及男人之间隐性嫉妒与争斗的牺牲品。
与林多米的内向、清醒、反叛的形象相比照，林多米的女友南红则是一个被男权文化同化、被物质时代异化的悲剧女性。她原为美术教师，热爱诸多艺术门类，充满浪漫情怀，在深圳“混”了两三年后对诗歌、绘画等一切与文学艺术沾边的事物统统丧失了热情。“在她几年深圳生活中，每一点转折都隐藏着一个男人的影子，一个住处，一份职业，一点机会，几乎全都与一名男朋友有关”，她与他们调情做爱互相利用，看上去她在男性社会中如鱼得水，实际上她却更深地堕入丧失女性自我的陷阱之中，她屡屡被男性欺骗、抛弃，完全失去了摆脱对男性的生存依附和精神独立的可能，成为受男性操纵的木偶，其女性特质受到男权文化的严重扭曲，在一次又一次的沉沦中走向死亡。
两个女人有不同的身份个性，不同的生存遭际，不同的生命追求，但共同的性别命运却把她们联结在一起：在男权压迫面前，她们如同网中之鱼，无处逃遁。
为了充分揭示这种女性的悲剧宿命，林白还在小说情节发展之外，插入一段对女诗人余君平生存状态的描述：才华横溢的余君平一直未能引起文坛应有的重视，占据应有的地位，“只因年纪大不够好看”。“在这个遍布着男人目光的世界上，一个不好看的女人要取得成功真是连路都没有，文坛更是一个好色的文坛。”孩子的降生使余君平变为“一个比真正的袋鼠好不了多少的丑妇”，而她的诗人身份则隐退了，的确，在男性文化构建的价值体系中，一个女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的年轻、美丽、纯洁，这种必备的美好特征是几千年来男性追慕女性的唯一理由，也是现实生活中男性对女性的期望和价值评判标准。这种以年轻貌美为重的女性价值尺度作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长存于历史长河之中，已成为男权中心社会中男人、女人共同遵从的常规文化、心理。在商品社会里，这种以年龄和色相来衡量女性价值的陈规陋习愈演愈烈，一个不再年轻不再美丽的女人，只能在作为“母亲”的角色认同中寻找到价值的支撑点，她的诗人身份或者其他作为社会人的身份，则被轻描淡写地抛置到世俗的价值取向背后。
二、物质时代：都市女性的尴尬处境
林白写作的特征之一，便是对当代生活的极度明敏与准确把握。９０年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潮便是急剧推进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的历史进程。不管你是否愿意，中国人已陷身于物质时代的欲望之海中。物质时代愈加赤裸地暴露了其男权社会的本质，其价值观念体系的重建，也仍然以女性的牺牲为代价。作为都市女性，她们既是欲望之海的主体与推进者，同时也无可回避地成了商业化的对象。《说吧，房间》正是通过艺术化地展示女人真实的历史境遇，对这一不可逆转的时代进程进行了抗议性参与，它以对男权文化声讨的、解构的、颠覆性的女性话语，凸现了女性在当代都市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困窘境况。
对尚未失去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身份的林多米来说，“令人疲惫的婚姻家庭和工作就像沙暴一样来势汹汹”，“不光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感受也是如此。割碎它们的是菜市、厨房、单位、工资、睡眠不足和体质下降”。在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林多米对性生活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兴趣。女性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职业妇女，她必须参与男权社会的角逐，与男人承担同样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男权主义的女性价值观，又要求女人必须成为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操持家政，在极其琐碎的家务劳动中担任主角，这种双重角色使女性陷入在夹缝中挣扎的两难境地。“家”曾是历史为女性指定的社会位置。女性原没有参与创造主流历史的权力。她们的智慧与灵性只能在“家”这个舞台上施展，这无疑是女性的悲哀；而另一方面，“家”又使女性理应得到男人的关照和庇护，避免社会上的各种竞争与厮杀，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又是女性的幸运。特别是当历史走到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受到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的“铁饭碗”不复存在。女性直接面临着生存的困惑时，“家”哪怕再平淡再无聊再琐碎，它又何尝不是女性赖以耕耘收获的最后一片园地呢！然而，置身于商业化都市漩涡中的现代女性，她们的家庭同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任何一种外力都能轻易地击碎婚姻之瓶。为了自尊为了爱为了女性的自主意识而离婚的女性，过去当她们走出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还能用事业成就的理想来标示自己存在的意义，但处在物质时代的离婚女性，却无力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失去公职，把这些女人抛进维持人类最基本需求的艰难处境中：生存、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这生存的困窘艰辛需要女人独自去承当。而令女人颇觉尴尬的是，她们“可以选择的养活自己和孩子的路，其实没有几条”，“即使把嫁人也看作一条路，也找不到一个既情投意合又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同时又没有结婚还要能容纳孩子的男人”。当林多米一次又一次寻找工作被拒绝，当南红身患盆腔炎，孤独地躺在床上，任长发里的虱子恣意纵横时，我们不禁要问：物质时代究竟给女人带来了什么？女性解放进程是前进了抑或是后退了？
《说吧，房间》毫不犹豫地把它的女性人物抛置在深圳这样一片都市热土，让它的主人公面对物质时代对女性的塑造、挤压和扭曲，直接感受来自灵魂和肉体的深切痛苦。在深圳，“拥有女人就像拥有房子和汽车一样，决不是什么虚荣心，而是一种身份，是成功男人的标志”，“女人越年轻、漂亮，气质越好，档次越高，种类越多，更换越频繁就越是成功”。没有金钱没有大哥大和轿车作为必要道具的男人，在女人眼里“根本就不是男人”，“深圳的大多数女人在接受一个男人的开始，总是收拾好自己，坐上一辆由男人开来的车，去赴一次晚餐”。在商业文化结构中，女性特质受到严重污染并发生可怕的畸变，那种貌似新潮潇洒的生活方式，实质是彻底抽空了女人的主体性，让她们自觉自愿沦为物质化、商业化的对象。女人本身具有交换价值，年轻、美貌、气质、品位都可以标上价码，去换取等值或超值的物质享受和所谓的成就感。男人注重女人的品位、气质就像文物鉴赏家注重收藏品的品相、年代一样。这种角色规范何其腐朽，是经过精心包装和翻新的女性耻辱，散发着千年不散的糜烂气息。拥有金钱和地位的“成功男人”，他们占有享用女人的“性”，魅惑驱使女人的灵魂，看上去是新一轮始乱终弃的封建俗套故事，所不同的是，在物质时代，这种男女之间的追逐或遗弃，增添了某种用金钱装点的时髦浪漫，而摆脱了封建时代儒家精神的道德约束。在这场两性征战中，真正的赢家不是男人，而是金钱。让我们来看看南红的悲剧。这个热爱艺术充满热情的女性，在深圳这个特殊染缸里，很快成为到处举着珠宝推销、贪图享乐、好吃好玩的虚荣女性。她与各种各样的男性周旋，落入打情骂俏的圈套。为取得男人的欢心，她“把自己装扮成一只没有头脑的笨鸟”，无聊又轻佻，以此换取工作的位置和经济的“效益”。在她身上，纯洁与放纵、轻信与执拗、冷漠与激情不谐调地混杂在一起，令人想起《日出》中那个在肆意挥霍和发泄中逐渐沉沦的陈白露。这是一出乏味的闹剧。千百年来，女性的社会地位依然没有真正地提高，要获得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她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林白书写着女性的创伤体验，为她们呐喊为她们哀愁，在不期然间，又消解着关于女性在社会“进步”中彻底获救的“叙事”。
三、浮华爱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
急剧变革的９０年代，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都失去了效用，在非人化的大都市，女性除了面对金钱的诱惑和生存的困境，还要经受两性之战带来的无言创痛和辛酸。林多米在婚前曾与一名男子有过一夜“大火一样燃烧”的激情，事后男子迫于某种特殊原因飞往国外，从此音讯全无。林多米独自承担偷吃禁果遭受的惩罚，不仅打掉了腹中暗结的珠胎，也打掉了她对爱情、婚姻的全部希望。与闵文起的结合，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出于功利的考虑，可以通过婚姻这个跳板改变环境。林多米渴望一种水乳交融、灵与肉都得到升华的性生活，这一幻想却被丈夫形同兽类的粗鄙性欲击得粉碎，离婚后的林多米对一位独身男人许森产生了隐秘的性渴望，却囿于传统的道德规范不敢放纵自己，当她求职遭受打击带着自虐的狂想寻找许森时，却被冰冷的墙挡在屋外。林多米的情欲追求又一次失落了。当女人最需要爱和帮助的时候，所爱的男人总是缺席。林多米只能在对孩子的爱里寻找最后的慰藉。当孩子病重的消息传来，林多米再次遭到重击。那个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女人上吊的意象，是否预示着林多米无法承受的结局呢？就南红而言，她“不能停止对男人的爱”，这里也许有几种含义：对男人从物质到精神的依附；对现代爱情的幻觉；对男性与生俱来的隐秘欲望。正是由于这种不能停止的“爱”，老歪用早茶、晚饭以及适当的“效益”的铺垫就赢得了她的身心；老Ｃ，一个懦弱而猥琐的有妇之夫，居然异想天开想让她为他生个儿子。南红从一个男人漂泊到另一个男人，遭受一次又一次被欺骗、被叛卖的命运。男人总是不辞而别，他们带走的是一次艳遇、一次可资炫耀的生命之旅、一点良心的刺激不安或忏悔。而逼近女人的则是那些“隐形的针”，那种刻骨铭心的惨痛体验：未婚先孕、流产、背叛和哭泣。女人“爱”的代价是巨大的道德压力、心理折磨和血的付出。因宫外孕大出血而死去的南红，让我们看清了当代浮华爱情的残忍本质，它对女性的掠夺与戕害。
也许，在物质时代，对爱情的奢求本身就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乌托邦。那种至死不渝让灵魂和肉体都沉醉其中的传奇式爱情，原是女性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时代，以最高频率声嘶力竭叫嚷着爱情，爱情却早已廉价贱卖等同于性。性在这个时代无所不在，成为男性进入世俗享乐生活的最后仪式。而对女性来说，“爱已无法到达灵魂，此岸和彼岸已经中断”，“爱就是不爱，灵就是肉”①。这种对爱情的失望与无奈，再次表明了女性在两性对抗中所处的被动、落寞的尴尬境遇，失去爱情的女人，那种凄凄惶惶无家可归的漂泊感，那种个体生命丧失精神寄托和心灵归宿所呈现的无助心态，也许正是这个时代的特殊景观吧？
不难看出，在《说吧，房间》里，林白自觉地“冲出沉默的罗网”②。对女性当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遇进行了一次直面与开掘。在她的笔下，处处流动着女性主义批评所倡导的“愤怒的欲望”，这种“愤怒的欲望”无所不在，不但表现在浓墨重彩抒写女性的困苦和焦虑上，而且也同样表露在女性作家已不再将其女性人物获救的希望寄托于男人或“进步”。从而使其文本从自身的视角被纳入女性主义批评之中，而不必依靠额外的添加物。
一切都是从那个中午开始的
那中午是一块锐利无比的大石头，它一下击中了我的胸口，而我的胸口在这几年时间里已经从肉变成了玻璃，咣当一声就被砸坏了。
当时我站在单位的院子里，感到阳光无比炫目，光芒携带着那种我以前没有感到过的重量整个压下来，整个院子都布满了这种异样的阳光，柏树、丁香、墙、玻璃、垃圾桶，在这个中午的阳光下全都变得有些奇怪，一种白得有些刺眼的亮光从它们身上各处反射出来，不管我的眼睛看哪个方向，这个院子里所有的光线都聚集到我的眼睛里，刺得我直想流泪。
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大家都打饭去了，或者结伙到外面吃。走廊两边也没有人。自行车满满地靠放在走廊的一边，一辆车就是一个人。全单位开大会，所有的车都堆在一起，我到得早，所以我的车在最里面，被两三层车挡住了，我绝望地搬开一辆又一辆车，我摸着自己的车的时候心里难过极了，我已经知道，别人的车之所以全在这里堆着，是因为别人不需要回家，因为他们接着就要开会，一点半就要开会，开会的就是继续聘用的，没有得到开会通知的人就意味着不被聘用，而没有得到通知的人全单位只有我一个。
他们什么都没有对我说，我站在院子里看到所有的人兴高采烈地去吃饭的背影时自己明白了过来，院子里的树叶发着亮，他们后脑勺的头发也发着亮。然后办公室空了，走廊空了，院子也空了。
从这个中午开始，我整个人变得有些神经兮兮，有时独自发呆，有时碰到不管谁都要唠叨一遍解聘的事，我意识到从此我的生活就要改变了，我再也没有班可上，再也没有人需要我上班了。
我有时在家闷头大睡，有时在街上的阅报栏看看报，主要是看招聘消息，那几乎全是文秘、电脑录入员、服务员，没有合适我的职业。我头脑麻木，一筹莫展。没有人能帮助我，我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
这种情形延续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了《深港建设报》这一码事，我的精神才开始振作起来。
这个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报纸曾经像一只瑰丽的大气球，它悬挂在天空中，天蓝的背景是神秘繁华的香港，气球下方是浮动在明亮的阳光中的玻璃山般的高楼，那就是深圳。气球、蓝天以及闪烁着金属光芒的高楼浑然一体，它是一个鲜明夺目的目标，对我来说意味着冒险、再生直至辉煌，虽然它远在南方的天边，但它的光芒直抵京城。
冬天的时候东北一家报纸的编辑来京组稿，到我们《环境时报》副刊办公室坐了一会儿，那个脸上长着麻点、说话也像麻雀一样的女孩喳喳地说：要不是我脸上有点问题我早就去深圳了，他们来招人，我们东北新闻界挺受冲击的，我有好几个朋友都走了。麻雀兴致甚高，简直就像这家尚在筹办之中的什么“深港建设报”的义务推销员。她说这个报纸下半年筹办，明年创刊，是国家正式办的，可能是为’９７香港回归做准备，月薪最低１５００元，每年有半年轮换到香港工作。麻雀走后不久，我的一个上海的朋友Ａ和Ｎ城的朋友Ｂ分别来了电话和信，原来Ａ已捷足先登去了这家报纸，让我帮忙在北京组点名人的稿，说报纸正在试刊，需要名家撑台面，只要有名就行，不在乎写什么，他们的杀手锏是稿酬优厚，每千字２００～３００元，即大名家千字３００元，中名家千字２５０元，小名家千字２００元，若是特大的名家如冰心什么的，价格还可以提高。这个稿酬标准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们时报是千字３０～５０元，名人们说，给你们稿子是扶贫性质的。Ｂ的来信说他已把简历寄去深港建设报，说像我这样的估计可拿到月薪２０００元。Ｂ当年曾经有过与我结婚的念头，他认为我既然已经离婚，孩子又没放在身边，何不去深圳闯一闯。在我看来，Ｂ有点重续旧情的意思。
在冬天的时候，解聘的遭遇尚未到来，它被时间包裹得严严实实，一点影子都看不到，一点气息都没有逸出。环境时报的院子里，丁香树在安静地过冬，柏树从容地苍翠着，副刊部红色的门框、绿色的窗框、灰色的屋顶全都毫无声息地端伏在冬季里。时间一块一块地流动，在它的上空，哔哔剥剥地爆响的是《深港建设报》。现在回想起冬季，这个报纸的名字的确就像爆竹一样在那段日子炸响。深是深圳，港是香港，深港就是这两个地方的综合，是一加—大于二的相加，深圳已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名字，再加上一个繁华美妙的香港，简直就无以复加。正如深圳是焰火火红的颜色，香港就是这颜色里闪亮的金光，它们互相辉映，蔚为大观，一次、二次、三次地闪烁在灰色阴沉的冬季，在《环境时报》的院子里发出充满蛊惑的声音，那辉煌的亮光在熄灭之后还不停地重新闪烁，像某种制作精良技巧高超的特种焰火，它们的声音一直回荡在冬季。在单位只要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深港建设报几个字就会鱼贯来到我的眼前，它们像风一样连成一片，将我心中的乌云驱除干净，露出蔚蓝明净的天空。
被解聘之前我从未真正想到要去试试。在我的想象中，深圳是一个终日忙碌、没有午睡和闲暇的地方，而且所有的东西都贵得吓人。我既害怕高速度又害怕高消费，更重要的是我清楚自己青春已逝，妙龄不再，在那个看重色相的地方我没有什么优势。因此《深港建设报》在我的意念中一直是一只悬浮在空中的气球，而不是一块可以充饥的蛋糕。但我现在还是来到了这里，而且《深港建设报》都完蛋了我还待在这里，这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我和南红住在这个叫赤尾村的地方，听地名就有一种穷途末路之感。我丢掉了工作，南红不但失去了她的男朋友和珠宝城的位置，还得了盆腔炎躺在床上，头发里长出的虱子像芝麻一样。我们各自中断了自己的生活，时间空荡荡的，窗外菜地的气味无聊地停留在房间里，就像一个讨厌的人蹲在屋子的中间，半天一动不动。
大粪的臭味从关紧的窗口逸进来，那是一畦包心菜，一畦青蒜，一畦小葱联合发出的气味，但在它们中间或在它们之上，我还是常常看到单位院子的那些丁香，那些白色的花朵从青芒峰立的葱蒜间升起。环绕着丁香的垃圾桶，土黄色的陶釉上有一只黑白间杂的大熊猫，年深日久，下部积满了尘土与污迹。我的心情时好时坏。
南红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我们互相懒得说话，我知道她的疲惫比我更甚。她既疲惫又烦躁，躺在床上使劲抓她的头。这种指甲接触头皮发出的声音是世界上最难听的声音之一。房间里的一切全都混乱不堪，桌子上摆着油和酱油、火柴、盐，床上塞着梳子、美容霜，床顶的铁架上挂着两个人的胸罩和三角短裤，它们曾在大雨来临之前的闷热中散发出难闻的微腥气息。南红说如果天再这样反常地热下去，大家就会都死光。她又说如果死光了人，天也许还是这么热。
她对什么都不抱信心。有时她不愿意吃饭，说懒得吃，吃不吃无所谓，死了就拉倒了。有时她又想通了，说怎么活都是活着，这时她就表示想吃炒米粉。我也喜欢吃，于是积极去买菜，到附近的农贸市场买来米粉、青蒜、肥瘦肉、豆芽，它们色味俱全地出现在我们的小屋里，它们的气味就是生活的气味，是生活中诱人的一面。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在犯人被砍头之前要给他们喝酒吃肉，吃了好吃的东西，基本的生活愿望就满足了。在炒米粉的日子里，我们的心情就比较好，屋子里弥漫着猪油和青蒜的香味，我们什么都不想，解聘、人工流产、离婚、上环，等等事情我们一概不知道。我们除了想着享受猪油和青蒜的香味之外什么都不管，所以每次我买了菜回来就放在房间的桌子上，让南红躺在床上就能看到它们，然后我才一样一样地拿到厨房的水池去清洗。清水冲刷着我的双手，光滑而清凉，我在这时容易感到一种久违了的闲情逸致，那是一种只有童年的时光才会有的心情，在那种心情中，任何方向都是无比空阔的草地，往天上也可以打滚，往地底下也可以打滚。
但好心情总是一闪而逝，南红挠头的声音把虱子的概念传给了我，我对虱子本来没有什么印象，从未仔细看到过这种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小动物。在我的想象中，那首先是一种肥硕的虫子，肚子大而圆，里面装满了一肚血，它的四只细腿在人的毛发或肌肤上爬来爬去，有时在衣服的皱褶里。它在谁的头皮上咬一口谁就会感到一阵刺痒。如果谁老不洗头洗澡它就会出现在谁的身上。
有的虱子有翅膀，这样的虱子是狗的虱子。狗虱与人虱是不同的。
南红挠头的声音充满了快感。我说南红你把头发剃掉算了，我来帮你。
她不作声，也不翻身。后来我找房东借了一把剪刀，如果这是一把剃刀就更好了，它银光闪闪，薄而锋利，我轻轻地刮着南红的头皮，她的头发脱落的地方头皮泛着青色，就像电影《诱僧》剧照里陈冲的光头一样，那是满街的报摊上一再出现的著名光头。这样的光头有着一种轻盈的优美，一无牵挂万事俱休的优美，视觉上新鲜而哀绝，使这种离女人最远的发式（如果这也算一种发式的话）反而最具有女性的味道，它怪异而神秘，令人想到一些非同凡响的事件。但我没有找到剃刀，即使找到了也不敢用，弄不好会把南红的头皮刮出血来。
她低头坐在床上，我在她周围铺了一些晚报，用她的枕巾掖住她的脖子。我用剪刀剪，深一刀浅一刀，效果就像狗啃。她的头发结成一缕一缕的，没有美感，握在手上滑腻腻的。一个女孩是否时髦，一个女人是否优雅，头发是最直接的标志，它首先必须干净，然后才谈得上其他。
头发剪到一半的时候我看到了虱子。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真正的虱子，我小时候生活在镇子上，很早就知道有这种动物，并且知道有一种梳头的工具叫作篦子的，就是专门对付虱子的，几乎每家都有。我也听说过某某女生曾经长过虱子，但我们都躲得远远的，虱子像病毒一样会传染，不一定因为讲卫生就不长虱子。女生的长发油汪汪的，善良的老教师用篦子替她从发根梳到发梢，那种油腻腻的感觉通过空气都能感觉到，就像此刻我手上捏着的南红的头发，在我松手后还沾着我的手。
后来我看见了它们，我尽可能地贴近头发根剪掉头发，虱子无处藏身，它们夹在头发中落到报纸上。我一共看到了两只，它们的形状和大小都像芝麻那样，灰色、有细须，捅它们一下就飞快地爬，我估计它们的壳有一定的硬度，所以阿Ｑ咬起来才会响，放到火里烧也会产生“噼噼啪啪”的声音。我比较欣赏小而硬的虫子，最讨厌肉乎乎的蛆。
秃了头的南红坐在床沿上，菜地的风从窗口吹进来，床上来不及收拾的报纸和头发险些被掀起来。如果它们被吹起来就会在屋里弥漫，它们没有了根，轻而细，任何微小的风都会使它们离开原来的地方。
消灭了虱子并不能使我心情好起来，它出现在南红的头发上向我昭示了生活的真相，在我知道被解聘的消息的那一刻起我就听到了虱子的声音，我觉得它们其实早就不动声色地爬进了我的生活中，而我的生活就像纷乱的头发，缺乏护理，缺少光泽，局促不畅，往任何方向梳都是一团死结，要梳通只有牺牲头发。
剃了头的南红变得安静了，她不再搔头，也不像以前那样老躺在床上不动，她有时坐起来，走动走动。后来她开始对我说她自己的事，控制不住地说了又说。她说史红星这个人实在非常小气，简直不像男人，又说老歪虽然是个混蛋，但这个人还是有点好玩，而且比较大方。她还跟我说她的一次怀孕，一次放环，一次晚上给家里打长话被人抢了钱，她母亲在电话里听到她一声尖叫就没有声音了，还有一次她跟人合住的房间被偷得一干二净，好一点的衣服都被人拿走了，现在的衣服都是后来买的。
她跟我说她的一切，诉说使她舒服。
有一天我忽然说：“南红，我想把你的故事写成小说。”
她当时正坐在床角里晃着身子，好像想起了一首当时流行的情歌。她停下来，看看我。我说我也许能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有一个认识的人做了书商，他，劝我写写自己，说现在这类书能卖得动。我还没有想定，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太平淡，每天上班下班的没有什么写头，不像你的生活丰富多彩，还有惊险的成分，我想先拣精彩的写，如果能写成就写我自己，如果真的能写成畅销书，我和扣扣的生活就不成问题了，起码两三年内不用急着找工作。
南红没有说话。她又开始摇晃身子，但她晃得有些慢，看来她是在想。
半天她说你写吧，不要用我的真名就行，就算我作贡献吧。
我买了两本稿纸和圆珠笔，吃完早饭我就把厨房的灶台擦干净，好在这一带农民的房子都装修得不错，每家的灶台都贴了瓷砖。我把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木椅子搬到厨房，把灶台当作我的桌子，崭新而厚实的一本稿纸端正地放在瓷砖上，干净、明亮、目清气爽的，有一种新的开始的感觉。我觉得选中厨房写作的念头真的不赖，房间里虽然有一张三屉桌，但它上面堆满了乱糟糟的东西不说，更要命的是床上躺着南红，我摆脱不了背后有一双眼睛直勾勾看着自己的感觉，即使她毫无好奇心，一天到晚浑然不觉，我也没法在有人的房间里写出东西来，更何况我写的就是这个人。
我暗暗庆幸南红租住的这套一居室五脏俱全，厨房里有瓷砖的灶台，这真是太好了。厨房，这是多么令我感到安全的地方。我跃跃欲试地坐下来，心里充满了兴奋。
但我一时有些写不出来。
我多年不写作，现在才发现自己找不到语感了。我心里拥挤着许多东西，不管我在做什么，到街上买东西、做饭、洗衣服、上厕所，甚至在跟南红说着话，我要写的东西都会在我的脑子里奔腾，它们真像是大海里的水，层层叠叠，一浪又一浪。但它们没有流畅的通道，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们写出来。我脑子里出现的是某件事的开始或结局，某个人无法忘记的面容，某阵心疼的疼，某时生气的气，但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把它们写出来。
我完全没有想到，仅仅五年不写作，我原有的语言能力就几乎完全丧失了。我在一张纸上乱画，咬咬牙写下了一行行字，但我发现它们干巴巴的缺乏弹性、没有生命，离我这个人的内心十分遥远。它们罗列在纸上，真像一些丧失了米粒的谷壳，形容丑陋，使我心情恶劣，根本无法继续我的写作。
我到底是在哪里丢失了我的语言的呢？它们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就被丢失了，就像时间一样无声地流走了。它们像断了线的珠子滴落的时候我正在为吃饭和孩子而忙碌，它们落地的声音我无从察觉。我完全知道自己夸大了它们，我当年的语言也许只是一种石头，我却在时光的流转中把它们看成了晶石。现在我下笔艰涩，回想起几年前的写作，当时心里想写的东西总能很快找到表达，或者说它们像正手和反手，互相迎接和寻找，然后在空中响亮地拍响，它们互相发现，各自的拇指、中指、无名指、小指以及掌心是完全吻合的。我加倍地放大这种逝去的感觉，它们变得如同一片床前的明月之光，散发着无与伦比的气息，那些早已掩埋在箱底的旧作使我产生了一种乡愁般的怀念。
到底是什么从根本上损害了我的语言能力？当我深究这个问题，令人疲惫的婚姻家庭和工作就像沙暴一样来势汹汹，沙子呼啸而起，一切琐碎的记忆令人头疼。五年来我缺乏充足的睡眠，稍有空闲，首先想到的就是好好睡上一觉，对别的一切均无奢望，我根本没有耐心来考虑自己的愿望和内心。现在我暗暗庆幸生活的断裂给我带来的希望，也许一切都来得及。我从事物的反面找到了正面：虽然我的语言表达已经很不理想，但我的感受力还在，语感的好坏我一眼还是能够作出判断，这是早年Ｎ城的写作生涯给我的一份馈赠。大学毕业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曾经写诗，诗歌这种形式对语言纯度的要求使我受到了良好的训练，同时在大学时代大量的阅读也强化了我的语言感受力，由此我想到，我完全有可能恢复我的写作能力。
我开始到图书馆去。从赤尾村到在荔湖公园的图书馆很方便，不用倒车，坐１３路，三站就到了。而且那里环境也不错，有一个荔湖，虽然跟北海不能比，但毕竟是一个湖，还有比别处更多更集中的草地和树木，这比赤尾村的喧闹和混杂要好多了。
图书馆使我感到亲切，我对它的内部结构了如指掌。进了门我就像回到了自己家，无须找任何人打听，轻车熟路径直找到了中文期刊阅览室，那里有许多我曾经十分熟悉的杂志，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经常翻阅它们，婚后生了孩子，差不多有五年没有正经看杂志了。现在我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看到了它们，它们一本一本安静地摆在书架上，我看到它们，就像看到多年不通音讯的老朋友，它们的封面虽然已不同往日，但各自刊名的字体依然如故，鲁迅体、茅盾体、毛泽东体，还有规整的标宋，这真像老朋友虽然换了衣服，但面孔还是那一张，我看到刊名马上就记起了它们各自的风格。我站在书架前，心里有一种感动和无比的舒服。我首先找到那几本曾经发表过我的诗歌的刊物，我看到当年的责任编辑还在，他们的名字印在扉页或者尾页，或者每一篇作品的最后，在括号里。责编中有的见过面，他们因笔会到Ｎ城来，有的一直没有见过。
在那个上午，我几乎不能静下心来读任何一本杂志，我打开一本，心里又惦记着另一本，每本的目录中都有一些吸引我读的篇目，五年前活跃的青年作家的名字有一些如今还在目录上，我喜欢他们那些富有新鲜感的文字。我后来才意识到，我之所以不去借阅那些伟大的经典名著，而是急着看当代最新的作品，是因为我指望这些同代人写下的文字中那新鲜的语感刺激我，使我迅速恢复我的语言能力。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功利的目的，不管我写不写作，阅读都会给我带来极大的快感。那几个我熟悉的名字集中在几本期刊里，它们对我有着某种召唤力。我不否认，我心怀的隐秘愿望与这些人有关。
阅读唤起了我即将遗忘的一切，杂志的名字、作家的名字、责编的名字，以及阅览室里安静的气氛，读者梦幻般的神情，它们整体的气息包裹着我，与写作相关的往事就这样扑面而来。构思、写作、激动、投稿、发表、拿到样刊和稿费，这些亲历的印象一一回到了我的心里。
我一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从南红离开Ｎ城到深圳，还是从去年冬天她来北京，从她一个男友写到另一个男友，或者干脆从８０年代写起，那些夸张的尖叫和做作的拥抱、别出心裁的生日晚会、稀奇古怪的衣服……许多个点都可以切入，这些点像星星一样布满了南方的天空。它们变动着自己的位置，像在冰上行走那些优美地滑动，形成各自的轨迹，它们互相交叉使我眼花缭乱，无从下手。
同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把这些生活中的点连接起来，连接的方式有许多种，到底哪一种是最好的？我想我所能做的有两点，一是将我所想到的不分先后统统写出来，然后按照不同的方法把它们连接起来，这样或许可以判断出哪一种组合更理想。第二是我根本不连接它们，就让它们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撒满整个天空，不同的人不同的连接构成不同的星座。要知道，星座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人类按照人类的原则和需要强加的。
我想我脸上的恍惚神情就是持续的阅读带来的，我把它们带回赤尾村，我推门进房的手势就带上了它们，我去买回的青菜上和我洗的衣服的皱褶里，有时会浮出一些句子和单词，这些携带着能量的词句像一些具有巫性的咒符，跳荡在我与南红合住的屋子里，使我看到某种伤口、破裂、恐惧与期待。
那些在这个时候打中我的内心的词句就像中医里的针灸，它们刺中了我的哑门穴，于是哑巴说话，铁树开花。就这样，我不能不写下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断，我相信，它们等候的就是我。
冬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是南红来北京的时候。
那天是星期天，天黑得特别早，四点不到街上的灯都开了。过了一会儿我再往窗口看的时候，雪花已经在漫天飞舞，它们像雪白的鹅毛在街灯橙黄色的光晕下摇摇晃晃地落下来，之多、之零乱、之热闹繁喧，与它们安静的落下，最后悄无声息地化为水恰成两极。我第一次意识到雪的这两种不同的秉性，加上那是北京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我在窗前看了很久。
这是我婚后五年少有的奢侈时分，要不是离了婚，女儿送回了母亲家，纵有闲暇也没有心情望雪。下雪使我心情不错，我什么都不想，只盯着雪花，心里平静如水。
快十一点的时候电话突然响了，这是很反常的情况，我一下紧张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接这个电话。作为一个独居的女人，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变得小心过头，对每一件事都疑虑重重。疑虑绝对是有重量的，它一重重从我的头脑注满我的全身，成为我疲惫的来源之一。当时我脑子里同时闪出了几种可能：骚扰电话？抢劫者？母亲来长途告诉我扣扣病了？等等。
我手心的汗开始渗出，电话铃停了之后又响起来，我拿起听筒，听见一个沙哑的女声说：是林多米家吗？
我说是。她说哎呀你的电话没变！我一点都听不出来是谁。韦南红的声音完全变了，完全是她自己所说的“好沧桑啊”的那种沧桑而沙哑的声音，有点神秘，有点性感，往日Ｎ城岁月那种尖而细同时高八度的音质几乎荡然无存，只有那一惊一乍的语速没有改变。
她说她在北京机场，飞机晚点了刚到。我马上就答应让她住到我家。然后我又等了半小时，这半个小时中大雪纷飞。
半个小时后我穿好大衣包紧头巾到街上等她，这时候雪花变得更大更轻了，它们在空中飘舞的姿势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凄艳、缠绵而又决绝，而且比白天和黄昏更多了一层灵的成分。我从未独自在下雪的深夜露天待过，这个夜晚由于南红的到来我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很清楚，在雪花飞舞中从出租车里钻出来的南红，她戴着一顶宽檐的黑色呢帽，身上是一件长及脚踝的黑丝长风衣，它迎风飘飞的轻盈质感使我觉得这肯定是一种丝绸。雪花大朵大朵地落在她的帽子和风衣上，雪的白色在她浓黑的全身衬托下显得极其艳丽，那是一种冷到极点、冷入骨的艳，全无人间色彩的艳。那整幅风雪美人图在瑟瑟发抖，南红缩着颈吸着鼻子说：怎么北京这么冷啊！
到家之后她脱去了风衣，露出袒胸的低领毛衣，胸前一大片皮肤是一种太阳晒出来的褐色，散发出南方的气息和性的气息。在北京，我很少看到有人这样穿，除了那些在高档轿车里端坐不动的小姐。南红戴着一条式样十分别致的白金项链，链条纤细，胸前垂着一粒闪闪发光的钻石或水晶。我对宝石毫无常识，无法判断它们到底是什么。她化着妆，脸上的脂粉有些残了，眼角的皱纹隐约可见，只有口红还鲜艳完整，大概在出租车里刚刚补过。
她抬起脸问：我老多了吧？我没说话。她又说：很坎坷的。
我准备给她烧一锅洗澡水，我并没有觉得没有热水器会是一个问题，在Ｎ城生活的女孩都是用桶或者水盆接水洗澡的，南红即使在深圳待了十年她骨子里也仍然是一个Ｎ城女孩。Ｎ城漫长而炎热的夏天把一盆又一盆的温水泼到我们身上，这是一件十分方便的日常事情，那时候绝大多数人家都不搞什么喷淋器。但是南红奇怪地问：你为什么不安一个热水器呢？
接着她又发现了我家地上铺的是早已过时而且已经陈旧不堪的地板革，她环顾四周，桌子、组合柜、书橱、沙发、茶几，看出了这个家庭的寒酸。
她忍不住说：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来北京，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
我说你听没听说过圆明园的流浪画家，他们把户口、职业、家庭什么都扔掉了，还经常要饿肚子。
南红漫不经心地说，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这样有什么意思。
这话使我感到了大大的意外。以我所知的８０年代的韦南红，她那种对诸多艺术门类的狂热以及旁若无人的浪漫情怀，压根儿就应该是圆明园中坚定的一员。有段时间她常在家里或学校穿一件宽大的厚布衣服，上面沾满了油画颜料，她还交了许多画家朋友，其中有当时Ｎ城最有名气的青年画家。我记得曾经有某个下午，她把我拉到一位在美国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的青年画家的家里，热心地让我看人家在国外的风光照片。
南红的油画兴趣起码持续了三年，在我离开Ｎ城之后还收到了她寄来的一张她的油画作品的照片，据信上说是她的毕业创作，而且曾经在学院的元旦画展上展出过。画面的背景是浓黑，两把错落展开的巨大的中国折扇占据了几乎整个画面，一红一蓝，色彩给人以奇峻之感，折扇的竹条架隐隐约约。折扇的浓红和艳蓝前面是一位跪着的白衣少女，她长发披垂，脸部正对着观者。
我想这幅画如果没有学上三年大概是画不出来的。也就是说，南红起码算得上是一位美术青年（她同时也是一名热情的文学青年，Ｎ城所有的青年诗人和小说家全都认识她），如果在她艺术学院师范毕业的时候有人鼓动她放弃一切到北京寻求发展，她太有可能像直奔深圳那样直奔圆明园了。
我想南红已经完全变了。人都会变这我知道，但确实想不到她会变得这么快，这么彻底。
南红第二天出去跑了一天，中饭和晚饭都没有回来吃，晚上快十点才回来。整整一天，深圳的长途来了三次找她，是一个听不出年龄的男人的声音，南方人，讲一口以前我听惯了的半生不熟的普通话。
她回来后耐着心坐了一会儿，只坐了一会儿就又扑到电话上了。我等着她打完电话跟我聊聊天，说说她这几年的事。
她没有说。
她拿出一堆金项链和镶着宝石的戒指给我看，她说明天她将到天津去，然后从天津到济南，现在是销售旺季，她要把这些样品带到她所包干的地区的珠宝店。到济南将坐火车，随身带的珠宝去掉了一半，她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她热心地对我进行宝石启蒙，从蓝宝、红宝、绿宝讲到钻石，从欧泊、石榴石、紫晶石讲到黄玉。她举着一小把金项链让我挑一条买下来，她说在她手里买很便宜，外面买会贵得多，她又帮我选了一条非常细、戴在脖子上几乎看不见、团在手心只有一滴水那么大的２１Ｋ金的一种款式，她说内行的人都不会戴２４Ｋ金的，足金太软，缺乏硬度，加工不出太好的款式。
于是我就花了一百多元钱买了下来。
这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她去天津，我去上班。此后又是一直没通音讯。
我压根儿想不到，几个月后我还是去了深圳，尽管我那么不喜欢这个城市，不喜欢被这个城市加工过的南红，我还是来了。命运有时候就是以恶作剧的面目出现的。
关于南红的回忆：南非
南非是南红最大的理想。
在８０年代的Ｎ城，南红无论热爱诗歌还是热爱绘画，她总是念念不忘非洲，她记得那些稀奇古怪的非洲小国的国名，什么纳米比亚、索马里、莫桑比克等等，她还喜欢隔一段时间就到农学院去，那里有不少来自非洲的留学生，他们从自己炎热的国家来到这个炎热的省份，学习怎样把水稻种得更好。这些黑皮肤青年是Ｎ城街头最常见到的外国人。
Ｎ城并不是一个开放城市，也没有可资观光的旅游资源，它只是边陲省份的省会。虽然是省会，却比别的省会少着许多辉煌，它先天不足，后天也不足，它既小又缺乏统一规划。它唯一可以骄傲的是拥有两三条种着棕榈的街道，宽大而美丽的棕榈叶子构成着这个城市的亚热带风光。Ｎ城的街头很少看得见白种的外国人，如果他们出现在十字路口，就总是会被来自四个方向的回头驻足的人们所困惑。这些为数不多像大熊猫一样稀有的白种老外大多数是游览了著名的桂林山水之后到Ｎ城来的，他们发现Ｎ城毫无特点和魅力，于是赶紧离开了。只有非洲的黑人留学生会长时间地穿行在我们城市的街头。他们熟练地骑着自行车，穿着牛仔裤，上身是带格子的衬衣，他们头发短而卷曲，眼白和牙齿同样洁白，发出闪亮的瓷光。因此我们难以辨认和区别他们到底谁是谁。他们面容一致地走在Ｎ城的大街上，我们对此司空见惯，从来不会回头多看他们一眼。
我不明白南红为什么会对他们发生兴趣，不明白她是因为热爱非洲才热爱非洲青年，抑或是相反。她对非洲的兴趣大概始于８０年代中期，那时台湾三毛的撒哈拉沙漠的童话正在席卷内地，而Ｎ城街头的黑人青年适时而降，他们中的一两个来到了南红的生日晚会上，我觉得这不过是南红喜欢新奇刺激的又一花招，就跟她从一种奇装异服跨越到另一种奇装异服一样。
对于南红一如既往地想念非洲我一直感到奇怪，她写诗的时候声称毕业后要去非洲工作，迷上服装设计也说将来要去非洲，到了学油画她还是说：我将来肯定是要去非洲的。我说你去做什么呢，去画画吗？她说我反正是要去的，去干什么工作都可以，有时间就画画，没时间就不画。这样的对话在Ｎ城有过好几次。南红的一些有点成就的朋友（Ｎ城的青年画家或作家，南红总是风风火火地拜人家为师，交往的次数一多，就成了朋友），有时会当着她的面预言，她这样见异思迁两年之中换三种方向将来会一事无成，他们为她担心，这样飘来飘去，没有事业（８０年代这是一个庄重的词）就如同没有根，将来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能像一般女孩那样嫁人过日子。
现在我想起来，这些话是一个叫颜海天的男人说的。颜海天是艺术学院的教师、青年油画家，曾有作品在全国美展中展出过，画风时变，前途莫测。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我们三人坐在学院操场的草地上乘凉，天光一点点散尽，四周的教室、礼堂、宿舍楼、树木一点点暗下来，抬头望一次它们的色调就变化一点，在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这种变化十分明显，可以从红光漫射的夕照迅速过渡到灰暗的夜色，使人怦然心动，如同黄昏将人一生的浓缩放在了眼前，作了明白的昭示，心里的苍凉和空茫很容易就生长出来。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地从浅灰、深灰、灰黑、浓黑中浮现出来，最后布满了整个天空，这又使人从晚霞消逝的暗淡中振奋起来，心里注满了无端的感动。那个８０年代Ｎ城的天空现在又回到了我的视野中，夜气降临在我的头发上，我垫座的那本文学杂志有点潮润，我和颜海天、韦南红三人各隔着两三米坐着，他们的面容和青草的气息浮动在刚刚降临的夜晚中。
颜海天说南红你现在年轻，可以当文学青年也可以当美术青年，但人不能当一辈子文学青年，不可能几十岁了还像文学青年一样东游西荡。
然后三人都没有说话。大片大片的空白从我们中间穿插而过。那个黄昏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你可以很奢侈地为未来担心和叹息，而未来的压力还远远地躲在暗处。
颜海天又说南红你交际这样广，我为你想到了一种角色，当美术鉴赏家，中介人，像欧洲的贵妇人，向沙龙、画廊、美术批评家推荐优秀作品和画家，这用不着你刻苦画画，也不需要太高的理论水平。
我也觉得这是目前所能想到的南红的最好出路。但是颜海天一挥手就把这个大肥皂泡戳破了。他说不过南红，我觉得你不够品位，这种人眼光得非常准。能从许多人中发现天才，发现某些别人还不承认但又非常独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这你更不行，你一切都得听别人说，混了几年也没形成自己的目光。
这些话使我心怀忧郁。不知道南红将来怎么办，能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南红忽然说：我将来要到非洲去！语气十分坚定。
颜海天说你去非洲干什么？南红说反正是要到非洲去。
冬天的时候南红从深圳来，她从声音到外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以为她的非洲也早就消失干净。结果她还是说：我将来要到南非去。
就像非洲就生长在她的身体里，生长得像那些健康细胞一样正常，只要一息尚存，非洲就不会丢失。唯一的区别是，非洲具体成了南非。
听到南非我有些陌生，反应不过来南非就是当年南红的非洲中的一个国家。她提醒我说，我不是一直就要到非洲去的吗？南非出产黄金和钻石。她说她将来准备移民南非，她的珠宝知识会使她很容易在珠宝业找到工作。她还认识了一个男朋友，是南非一家大公司的代理，她可能跟他一起去。她正在托人办理有关南非的事，快的话明年就可能去成，慢的话等几年也没关系，这样她小时候的愿望就实现了。
我当时对南红有一种重逢后的陌生，对她一进门就扑向电话，对她对我的物质现状的否定态度等等有一种弥漫的不快，加上我不习惯太晚睡觉，而她的南非又出现在半夜，这样我的心智被以上那些因素以及浓重的睡意遮蔽着，基本处于与夜晚同样黑暗的状态。现在在深圳，在赤尾村，空气中是海的气息，当我再次碰到南非这个词，它所携带的海洋般的蓝色忽然被热带的阳光所照耀，隔着它和南红的浩瀚的印度洋明亮地显现了，那些蓝色的波浪一浪又一浪地从南红的身体发出，直抵南非，它们推动时发出的一阵又一阵钟声般的涛鸣向我展示了一条灿烂的航道，某艘童话中才有的白色宫殿般的巨大客轮无声地滑动在波涛之上，大朵大朵的海星结缀在南红的肩膀上发出彩虹的光芒，海风腥咸的气味使她变得像海水一样浑身蔚蓝。
香港，这个繁花似锦的名字；雅加达，这个珍珠般洁白的名字；开普敦，这个黄金般闪烁的名字，它们一一从海洋的深处浮动在波涛之上。从香港到雅加达１８５０海里，从雅加达到开普敦５１８０海里，只要穿越印度洋就能到达南非的开普敦，只要坐海船就能从香港到达雅加达。而深圳与香港只有一街之隔！
我想这很可能是南红毕业后来深圳的潜在原因。
深圳赤尾村的南非在南红的枕头边或抽屉里，我想她的箱子里的旧影集上或许还有几张与非洲黑人留学生的合影。她是一个热衷于照相和保留照片的人。（我在她这里发现我的一张旧照片，那上面是Ｎ城８０年代文学聚会的某一瞬间。）她的全部关于南非的线索仅仅是一本简易的世界地图册和两份有关南非的剪报，一篇题为《南非金矿与华工血泪》，说的是世纪初招工到南非采金矿的华工的血泪史。另一篇叫作《我在美丽的南非》，是两页杂志上的文章，为一名古人类学者所作，因为人类起源的第一个阶段以南方古猿化石为代表，而该类化石最早就是在南非开普敦发现的，只有到南非的博物馆才能实地考察这些意义非凡的化石头骨。这篇有着美丽诱惑标题的文章通篇都说的是枯燥的化石头骨，唯一可取之处是那幅压题照片，有半页的篇幅，五位学者站在一块标示着南非经纬度的横幅木牌前，露出灿烂的笑容。我很少看到如此整齐的每个人都露出白色牙齿的合影照片，他们的笑容单一而夺目，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亮点，这种亮光从内心深处发出，到达牙齿，然后像花一样开放在脸上，笑容的光辉互相辉映，连成一片透明的光幕。他们的身后是刻痕鲜明色调深浅不一的裸露岩石，有一角蓝天将画面破开，尽管这是一幅黑白照片，但在我的感觉中却是色彩十分鲜明丰富的彩照，所以在我第二次看到它的时候还以为并不是同一张照片。它上面那一角蓝而透明的天空以及火红的岩石给了我如此之深的印象，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它们，也许正是照片上人的笑容的灿烂光辉把一切都镀上了光和色，连同他们自己。画面上三位男士一位穿着白西服，一位穿着黑衬衣，一位穿着格子衬衣，两位女士穿着花衬衣和黑色外套，就是这样一些简单的衣服，但我感到了画面的绚烂夺目。在照片的底部，衬着七个美丽的反白立体标宋字：我在美丽的南非。这几个平常的字无端地给了我一种惊奇，仿佛它们不是我们随处可见的汉字，而是一种只有南非才生长的美丽事物，是某种洁白的花朵，衬托在由蔚蓝与火红两种颜色组成的南非的图案上，天长而地久。
南红所知道的南非就是这些。这不是一个真实的南非，在她到达南非之前，无论她拥有多少南非的资料她都无法拥有一个事实中的南非。南非浸泡在海水中，镶嵌在黄金和钻石里，浓缩在南红的身体内。南红体内的南非，有着红色的山和蓝色的海，有大片大片的草地和绵羊，有大片大片的玉米地，玉米宽大的叶子曾经出现在南红蹩脚的诗歌和素描中，它们的沙漠跟三毛的撒哈拉沙漠差不多，它的黑人跟Ｎ城的农学院的黑人差不多。
南红携带着这个南非，躺在赤尾村出租的农民房子里。
南红：闯深圳的简历
韦南红在艺术学院读的是艺术师范系，毕业后她的同班同学大部分分到了市、地、县各级中学当了美术教师。南红不想当中学教师，由于她交际广泛，这一点很容易就做到了。于是她分到Ｎ城一家金属工艺品厂技术科，两个月后跟领导彻底闹翻，于是不要档案空手去了深圳。
先是在Ｇ省驻深圳办事处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睡那种六个人一间的架子床上铺，正好有一个空床位，不用付房钱。住了一周之后，找到了一个月收入三百多元的工作，在国贸中心当文员。结果试用期未满就被炒掉了。只好又回到Ｇ省办事处招待所，住六个人一间的架子床，跟临时打工的服务员挤在一起。
后来她得到一个机会到新丽得珠宝公司干，她在金属工艺品厂学到的见识还派上了用场。新丽得在一家大酒店的其中一层，有职员住房，条件不错，又能学到业务，总算落下脚了，却不料部门经理是个色鬼，一天到晚性骚扰，南红忍无可忍，辞了工作住到一个女友家。
后来又找到了一个工作，后来又辞了。最后才到了珠宝城搞销售。
我知道，这个简历就像一出肥皂剧那样毫无新意，平庸乏味，我连写一遍的耐心都没有。但这就是南红自己告诉我的她闯深圳几年的经历。由于她事先所渲染的坎坷，使我觉得这份经历不够曲折、不够大起大落、奇峰突起、悬念丛生。在她没说完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好奇心在支撑着，当她说完后我回头一想就觉得实在太平淡无奇了。我所记得的只是从一个公司到另一个公司，被人偷光了所有东西，又被抢了钱包，此外还交了几个男朋友（这事她开始的时候总是点到为止，后来她才忍不住说他们，控制不住地说），得了一场妇科病。这些全都是一些概念，它们像砖头一样有着一目了然的外形。我作为一名局外人所看到的不外就是这些概念的连缀，就像砖头连着砖头一样乏味。
我想南红经历过的那些没有被讲出来的时光才是真正的时光，它们深藏在一个又一个概念的内部，那些切肤的疼痛只有南红才能辨认出来，在她把它们变成了话并且说出来的同时，真实的碎片在她的身体中掠过，它们碰痛了她，使她情绪动荡，但我一点都看不见它们，我跟南红处在两个不同的心理时空中，互不相干，我无法碰到她。
后来我发现，在她几年的深圳生活中，每一点转折都隐藏着一个男人的影子，一个住处、一份职业、一点机会，几乎全都与一名男朋友有关。尽管她或者略去他们，或者蜻蜓点水一晃而过，但他们化为了碎片拥塞在她的内心，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逸出。她从来不对我刻意隐瞒他们，只是她在讲述她的异性交往史时支离破碎，时序倒错，混乱不堪，我很难从中理出一个头绪来。但是头绪对她不重要，对我也不那么重要，反正每一个男人就是一个单独的头绪，谁先谁后无足轻重，他们这些头绪交织到一起形成一张网，女人如同网中之鱼，无处逃遁。
写作
现在我想解聘也许对我是一件不坏的事，我突然有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时间，再也不用去上班了，再也不用看领导的眼色，再也不会挨批评了。现在《深港建设报》下马，我一时找不到别的工作，机会就这样来了，写作本来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我始终没有实现这点隐秘的心愿，一次都没有。不光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感受也是如此。割碎它们的是菜市、厨房、单位、工资、睡眠不足和体质下降。这一切对于我的写作愿望就像一些蛀虫，它们在我的生活中乱爬，把我的愿望蛀得所剩无几。
日常生活铺天盖地，一层又一层地挡住了我的梦想。梦中的光亮—碰到现实就被挡住了，它的影子越来越模糊，直至完全消失。我对自己也越来越不自信，我想即使我把一切都扔掉，我是否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呢？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女人到了这个年龄，干什么都晚了，一切未知的事情全都有了答案，嫁一个男人，生一个孩子，一切就定型了。本来是一汪水，流来流去，任何一个点都可能发光，定型就意味着被装进了容器里，各种形状各异的瓶子，不管什么样的瓶子，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永远不能流动了，直到在里头发臭变干。除非瓶子破了或倒了。但是水怎么能撑破瓶子呢？
命运这个词又一次站立在我的面前，它是多么强大和不可抗拒。我不愿意被解聘，但还是被解聘了；我不想到深圳来，但还是来了；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再写作，但我突然间发现，内心的念头一下来到了，时间也奇迹般地出现在眼前。我是一个经常会听到命运的声音的人，那些声音变幻莫测，有时来势汹汹，像铺天盖地的噪音，啸叫着环绕我的头脑飞转，它们运转的速度又变成另一种噪音，这双重的噪音一下就把你打倒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窃窃私语，你不知道它们从哪里发出，它们在说出什么，但它们从空气中源源不绝地涌过来，墙上窗上天花板和地板，桌子、凳子和床，到处都是它们细细的声音，它们平凡得听不见。有一些特殊的时候，命运的声音是一种乐曲，它踮手踮脚，轻盈地逶迤而来，像一阵风，从门口进来，砰的一声，令人精神振作。就像现在这样，那句从久远的Ｎ城岁月里来到的乐句一下驱散了形形色色的噪音，它使空气纯净，并且产生宜人的颤动，它像一个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从已经逝去的Ｎ城岁月中浮出，亲切地站在你的面前。
关于南红
南红经常提到两个男人，一个是江西人，再一个是家在军区的男人。她自始至终也没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她在讲他们的时候总是说江西人，家在军区的那人，后来我告诉南红，我不想在小说中直接写江西人，这样所有江西籍的人看了都会心里不舒服，我必须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南红想了一会儿，说可以把那个江西人叫老歪，因为他的眼睛有点斜，而那个家在军区的男人，我可以随便给他取一个名字。
南红那时身体调养得好些了，心情也跟着好起来，她两三天就洗一次头，每天洗澡换衣服，屋子里弥漫着洗发剂和浴液的清香气味，平添了清洁和积极的新气象，我刚住进来时那种无处不在的晦气也像被这弥漫的清洁气味所驱赶，几乎是荡然无存了。我们同时发现，最好的空气清新器原来就是我们自身，而真正的空气清新剂就是良好的心情。
南红的头发已经长了寸把长，她的头看起来像一只刺猬，这种不长不短的样子总是最难看的，还不如全秃的时候别有一种妩媚和性感，还有一种决绝的悲哀之美。再加上有陈冲《诱僧》正领风骚，秃头也算得上是一种时髦，只有不长不短才最尴尬。
她的气色和心情好起来就开始照镜子，有时她用摩丝把头发贴紧，把难看的刺猬头弄成一个勉强能算得上是一种发型的超短发型，有时为了配合这个发型，南红就会化上妆，她抹上一种明亮的口红，这时立即就会显得年轻些同时也漂亮些。这时南红就会说，我将来要去南非。她把南非的图片贴在床头的墙上，那是开普敦的海滨风光照，蔚蓝的海水和白色的房子，它们那么小地站立在南红的床头，就像一只诱惑的眼睛闪烁不定。
我从来就觉得南非是个没法去的地方，虽然确实有这样一个地方，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要到那里去，也没有看到有熟人或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从那里回来，它在我们的意识中就成了与美、澳、加等国处在不同世界的不同质的事物，它跟南极或北极或者珠峰相似，只是少数人为了特殊的目的才去的地方，对大多数人来说，把它们当作一个象征还是一个童话都无所谓，反正我们永远都不要到那里去。
南红在深圳混了两三年，对诗歌、绘画以及一切跟文学艺术沾上边的东西统统都丧失了热情，唯独对南非的向往没有变，这是她最后的一点浪漫情怀，一点就是全部，就因为她还有这点东西，我觉得她还是以前那个南红。我是一个对远方虽然有幻想但定力不够的人，我十八九岁的时候曾幻想有朝一日能去南极，到了二十多岁又幻想去西藏，到二十八九岁就什么都不想了。一次怀孕和打胎就把任何幻想都打掉了。南红在经历了人流、放环大出血、盆腔炎之后还对南非矢志不渝，确实很不容易。
她没有给我看老歪的照片，我不知道是不愿意给我看还是根本就没有，我觉得可能是后者。深圳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频繁更换男朋友的地方，没有什么需要记住，永世不忘，也没有时间来记取，异性的照片或合影不光没有必要，而且是十二分的多余。对于一个新的朋友，你把两个月前的旧照片往哪里藏呢？而且藏着又用来干什么呢？一边拍照下来一边又不得不尽快处理，实在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南红给我看的照片几乎全是她一个人的，有骑马的、打保龄球的、穿着泳装坐在游泳池边的白色沙滩椅上的、站在欧洲情调的度假村前的，等等。其中骑马那张她曾寄给我，当时她刚到深圳不久，工作还没有找到，就照了这样一张春风得意的照片，穿着一套黑色卡腰的衣服，有点像专门的骑士装，还戴着一顶呢帽，虽然看上去不伦不类，但由于骑在了马上，脱离了庸常的日常生活，看起来也不觉得太怪。马是一匹褐色的高头大马，十分高大漂亮，跟电视赛马场面中的那些世界名驹相比毫不逊色，与此相比，旅游景点那些供游人骑坐拍照的马根本就不能算马，它们的驯服、无精打采、麻木不仁彻底丧失了马的本性，即使没有那些人气太重的旅游背景它们也显得虚假。在我的印象中，南红似乎是从Ｎ城一头冲上广州近郊那匹油光水亮的大马，然后回眸一笑，进入一种当代的浮华和浪漫之中。
老歪的头部就在这片喧嚣的繁华中浮现出来，我觉得他属于那种虽说不能算丑但亦不能算周正的年轻人，既不蠢也不聪明，有些瘦，偏矮，但在深圳的街上还走得出去。南红说他有一个大姐在北京的一家什么杂志社，这家杂志社既有外资，又有上层的后台，在深圳搞了一个办事处，办事处实际上只有老歪姐姐一个人，她一年中只有两个月在深圳，房间总是空着。于是老歪兴致勃勃地从南昌的一家工厂的技术科辞了职，来给办事处看房子，他志得意满地通知他的师范大专班同学，他要去闯深圳了。
在９０年代初，大哥大和轿车日益成为男人是否成功、是否有地位、是否正在干事而不是游手好闲的必要道具，它们的普遍使一切女人感到没有这两样东西的男人根本就不是男人，老歪的道具简直就是从天而降，专门在办事处八成新地等候着他，他在街头气氛的裹挟下，三下两下就把公家的财产在心理上变成了私人的。在我的印象中，深圳的大多数女人在接受一个男人的开始，总是收拾好自己，坐上一辆由男人开来的车，去赴一次晚餐，她们春夏秋冬穿着裙子，像影视里高雅的欧洲女人那样侧身进入车里，坐稳后才把小腿抽进去，但这种小腿往往粗短、肥厚、笨拙，完全不像广告里出现的那样标准美腿的修长、瘦削、优雅和神秘。不过这就是大街上的感觉，她们遍布在深圳的大街上，坐上男人的汽车，吃男人请的晚饭。
有关的两个词：孤寒，衰
南红说在深圳，只要是单身女人，就经常会有男人请吃饭。从早茶到晚饭到消夜，没有人请吃饭的女人是可悲的，说明你特别老或者特别丑。不请女人吃饭的男人则是可耻的，说明你不会开心或者是穷光蛋。深圳这样的地方聚集了无数各种年龄的单身男女，这是一个来“闯”的地方，闯就意味着抛家别舍，只身前往。在这个只身闯荡的城市里，谁都有一份被注定了的孤单，这点孤单像空气一样，可以随时忘掉，又可以随时跑出来，可以随便地压在心里，又可以无限地膨胀和弥漫，搞得昏天黑地地让人难过。
有谁愿意在高速运转的一天之后独自吃饭呢？有谁愿意在输赢未卜的一天开始之前一个人吃早点呢？未免暗淡和低调了啊。一个人开始又一个人结束，这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词就是：孤寒。
孤寒是最要不得的，是人之大忌，谁被人说了孤寒，那就真是惨到底了。这世界除了干力气活的就只有书生这一类人可以理所当然地称其为孤寒，没有人会觉得他们惨到底，因为书生就应该是这样的，清清苦苦地读书做学问，秀才人情半张纸。但这些来闯深圳的人都不是来做书生的，而是要赚大钱得富贵，他们中有不少人本就是能人，有着一身的本事：有些虽本事不太大，但在原来的地方失了意，失了意就是一种刺激，正憋着劲要长本事，有的既没有本事又不曾失意，但有的是求富贵的雄心；最末流的什么都没有，却有混生活的无限好兴致，以及同样求富贵的侥幸心理。这许多来闯深圳的人来了是要炒股、开公司、发大财，他们决不能让人认为自己孤寒，且不说他们抛妻别子孤身在外需要一个女人身体的温暖，他们也还有一种对外表明身份和地位的需要，这情形跟必须拥有轿车和房子一样，你可以不坐这车，但你不可以没有，没有就是孤寒。在深圳，身为男人却要打的出门，是件没什么面子的事情。
拥有女人就像拥有房子和汽车一样，决不是什么虚荣心，而是一种身份，是成功男人的标志。谁能说标志是虚荣呢？拥有的女人，或者说陪你吃饭的女人越年轻漂亮，气质越好（闯深圳的男人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懂得欣赏女人的气质，他们知道身边转着俗不可耐的女人的男人无疑是向世人宣布自己是没文化的暴发户）、档次越高、种类越多、更换越频繁就越是成功。这点不需要谁来指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看的，几千年来就是这样，以后还将是这样。
而女人对成功男人的环绕同样不是虚荣心，不是男人们所指责的势利眼。一个成功的男人和一个失意的男人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身边的女人会把这种不同一下就嗅出来，并且在心里将它们放大，再在与亲密女友的窃窃私语中再一次放大，好的会更好，糟的就更糟。成功男人的从容、镇定、骄傲以及由此带来的气质不凡就像光环一样美化了他们，又像阳光，使他们的周围的空气会比较轻、比较流畅，站在他们身边的女人（那些美丽年轻又没有什么头脑，靠男人的宠爱而获得成功感的女人）会因此容光焕发，自豪之情油然而生。这样一种成功的人被称为有福的人，福分这种东西是天之所赐，并不是人人有份的，只有少数人才有，他们由福星高照直接变成福星，谁跟着他们就会有好运气。
那些失意的男人总是心情不好，他们既尖刻又脆弱，一点也容不下成功的人，他们总是要在女人跟前骂倒别人以变得高人一头，他们总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十倍，有无数的计划但从来干不成任何一件事，他们怨天尤人因而心理阴暗，他们即使身边有女人也总是担心她们走掉，这种担心使他们患得患失、形容猥琐。一个总是失败的人被称为“衰”，在北方有一个相应的词：晦气。若是跟衰人在一起混难免不沾上衰气，难免不处处倒霉。是人都不愿倒霉，对女人当然也不能苛求。那些失意的男人即使在明亮的阳光下也是灰扑扑的，失意就像一种病毒，侵入了失意者的五脏六腑，损害他们的机体，它们在体内繁殖、膨胀，逸出体外像毒雾一样缭绕不散。
失意的人永远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失意，他们总是要把失意藏起来。他们起码要在吃晚饭的时候不要显得那么孤寒，他们虽然没有自己的住宅和轿车，但是请女人吃饭却是必需的，这使他们看起来不至于孤寒，而不孤寒就是得意的开始。两个人吃早茶又两个人吃晚饭，或者消夜，男人有机会在女人的面前高谈阔论，将不着边际的勃勃雄心变成一种虚假的自我感觉，既迷惑女人也迷惑他们自己。
这是多么壮丽的景观！无论是得意的男人还是失了意却不愿意别人知道的男人统统都要请女人吃饭。在深圳，这座充塞着玻璃和钢铁的大峡谷的都市，阳光在玻璃上变换了颜色，装饰灯如瀑布般流泻，满街跳荡着金银铜铁的光芒，尘土的颗粒也在这光芒中熠熠生辉，变换着橙黄、橙红、金色、黄色、白亮、红色等种种色彩，它们从容地从地面上升，升腾到空中，从容而轻盈，女人或者男人从这些光中走过，像风一样拂动这些轻如烟尘的颗粒。光尘弥漫直到深夜。
一切都是从请吃饭开始的
销售部的女孩是离老歪最近的女孩，他走进大酒店的方形旋转门就会看见她们，他走在大堂里也会看见，他走进电梯间也总是看见，他不乘电梯走楼梯也会看见一个那样的女孩地从上面步行下来，她们的高跟鞋碰在铺有地毯的楼梯上没有发出声响，的声音是老歪根据女孩的高跟鞋和下楼梯的步态想象出来的声音。女孩们不管在大学里多么野性不羁，走路蹦，来到深圳不出半个月，就会认同一种白领丽人的步态。老板或整个社会要求坐写字间的女孩穿正规的裙服和高跟鞋，于是她们一穿上这身行头就自然地挺胸收腹，把下巴收到一定的角度，把步幅调到一定的幅度并且走在一条线上，衣服（行头）确实是很重要的，环境（舞台）也是很重要的，女人被男人的目光训练得对衣服有了一种近似于本能的敏感，进入一套时髦裙服里马上就有了白领丽人的感觉，加上又有电视剧和周遭的榜样，她们身着行头出现在酒店的大堂、电梯、写字间里，脚后跟的声音清脆悦耳。
老歪看到那样一个白丽女孩清脆悦耳地走下楼梯，她们的纤足和小腿总是最先撞入往上走的老歪的眼睛里，它们像一片繁花之中两瓣奇妙的肉色花瓣，散发着异香，闪耀着一种半明不暗类似于瓷器那样的光泽，富有弹性地从上方向他飘来，它们靠近、擦身而过、远离，那个女孩目不斜视，傲然走过。
老歪在大酒店的四层，珠宝行的销售部在五层。老歪一头走进销售部的写字间，他看到女孩们没有坐在自己的方格里，她们像首饰盒里的珠宝一样挤在一起议论一支口红的颜色，她们的长相、身高、肤色、三围各个不同，像各种珠宝的成品那样各有千秋。后来有女孩跟老歪打招呼，后来有女孩把各种款式的金项链、戒指、戒面、戒托的样品拿给老歪看。老歪说：我买了还不知给谁戴呢？
老歪要请众女孩吃饭。
众女孩是五个女孩。五个女孩有四个有人请了，剩下的一个就是韦南红。南红不是很年轻，也不是很漂亮，她像所有被Ｎ城的水土造就的女孩一样皮肤有点黑，鼻子有点塌，如果不是她学过两年美术打底，比较会打扮自己，会扬长避短，若是她素衣素脸走在大街上，看起来会同深圳土著女子差不多。深圳是什么？不过是一个小镇，跟乡下基本上算一回事，加上岭南的水土，无论如何也养不出堪与江浙、四川、北方（湖南以北就是北方）相比的嫩皮白肤的水灵女子。但南红化了淡妆又披着长发，遮住了她由于方形而显得有些坚毅（这是一个褒扬的词，其实南红的性格中缺乏的正是毅力什么的，她经常贪图享乐，想要好吃好玩，因此她的脸型体现出来的东西也许称之为“犟”更合适）的半边脸，这是一个春末夏初的日子，在深圳，春天就是夏天，秋天也是夏天，只有冬天不是夏天。在这样一个像夏天的春天的日子里，南红穿了一件低胸紧身黑色长袖Ｔ恤，下身穿了一条暗红大花长裙，这使她看上去苗条而挺拔。下班时分的写字间又像舞台后忙碌的化妆间，女孩们纷纷打开化妆盒，对镜补妆，她们边补妆边向楼下张望，那里有各种车，从桑塔纳一直到真皮外壳的卡迪拉克，她们知道哪辆车是来接她们哪一个人的，哪些车将永远不是。有车接的女孩心里踏实，在一片踏实中她们消失不见了。
女孩们一消失似乎光线也暗了下来，光线暗了一点点就变成了黄昏，在有女孩的房间里这种暗有些暧昧和撩人，这种暗不同一般的暗，它失去了一些光，却加进了一些浓厚的东西，像茶一样，又有点像煽情的背景音乐。总之这黄昏的光线使空气重了一点，使空气不那么空，使黄昏室内将要一起吃饭的两个人，有了一种缘分。缘分这个词就是这么好，它使再突然的事，也变得不那么突然，而是有了一种玄机，它使不自然的事，变得自然，好像原本就应该这样。在这个春天的黄昏，南红的长发半遮着脸，低胸黑色紧身Ｔ恤衬托得她的皮肤有一种釉质的光泽，在越来越暗的光线中显得神秘动人。这个阶段的南红经历过了两三个男人，她的前一个有过一段吃饭的经历（也许不仅仅是吃饭，我们无权知道这一点）的男人是一个档次很高、很有身份的人，遵循着深圳的规矩，每次陪吃饭都要给她钱或礼物，还替她买回家的机票。但南红说他年龄太大，四十多岁了，她接受不了。她见过他的妻子，气质高贵、容貌出众，看起来也很年轻。这样的妻子对丈夫的女朋友难免会产生透不过气的压迫感。我想南红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份压迫感面前落荒而逃的，因为她在说起这个人以及他美貌妻子的时候有一种掩饰不住的羡慕，而不是她自己所说的接受不了。
老歪就出现在这个空当中。
他的单身和年轻以及春天的黄昏以及他的汽车种种，给这两个人带来了一点虚假的浪漫。春天的风从街上的高楼吹到这两个人的身上，他们吃早茶、吃晚饭、吃消夜，他们在这家馆子或那家馆子面对面地坐着，黄色或白色或橙色的灯光潮湿地在他们之间浮动，他们说着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现在的事和从前的事，鸡毛蒜皮的事和重要的事。他们一不留神就陷入了打情骂俏的圈套，一打了情和骂了俏，事情顿时就变得暧昧起来，变得无法挽救、无法还原了。我觉得南红和老歪的打情骂俏就跟她在冬天里一到我家就扑到电话上说出的那些话相仿，她不顾我们五年没见面，也不管刚下飞机旅途劳顿，她冲着电话说：我不，我不，我要掌你的嘴。这样的话不停地跳出来，重重复复，真是既无聊又轻佻。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轻佻的南红，她在我面前虽然也说不上持重，但总不至于把自己装扮成一只没有头脑的笨鸟。或许要全面了解一个女人，就既要看她在女人面前的表现，又要看她在某些男人面前的做派。但后者带有私密性，你很难窥视到。回想我自己，无论是在Ｋ．Ｄ、闵文起还是在许森面前，我好像都没有撒过娇。问题是，撒娇是不是女人的天性呢？不会撒娇的女人是不是就活得很累？）
冬天里电话中的那个人是谁？南红没有告诉我。
关于南红三
有一些款式新颖的金项链悬挂在南红和老歪之间，这些金光闪闪细软滑溜的东西本该戴在女人的颈项上，一旦绑成一把拎在手上就觉得有些别扭和吓人，有一种廉价的样子。这就是南红的业务，南红到各地东跑西颠，就是一小把一小把地举着请别人看样品，希望买家把它们成批地买下来。一旦买了下来，南红在公司里就算有了效益。南红说有了效益才能在公司站住脚，一个没有一点效益的人谁都看不起你。
有一天下午，老歪领来了一个人，这人用６万元做了南红的一单业务，买走了公司的一批金项链，使南红在公司开始有了效益。这是南红做成的第一笔业务，多日来的小心翼翼、看人眼色、受人冷眼、解雇之忧由于有了效益而一扫而光，６万元效益犹如一只巨大的救生圈，南红坐上去，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既有效益，又能提成，既体面，又有利益，说起来还是南红到深圳一年多来最大的一笔收入。
南红欢天喜地请老歪吃饭，脸上发着光，在公司里低价买下的一粒水钻像真正的钻石一样在这个晚上璀璨无比，它紧贴在南红晒得有些发红的胸脯上，它在那里闪闪发亮，夺人眼目地将男人的眼睛牵引到女人的前胸，即使是眼睛很老实的男人在望到女人胸前晶亮的坠饰时也会顺便看到坠饰下方隐约的乳沟。
这个夜晚是一个必然的夜晚，这个夜晚是经历了早茶和晚饭，经历了效益的重要铺垫才来到的，这个夜晚的结局是老歪把南红送回了她的房间，一直到第二天才出来。在这个夜晚开始的时候，老歪第一次用手碰南红就是以坠饰为借口，他说让我看看你戴的这粒钻石，真漂亮！他把手停在南红的胸口上，又问：这是谁给你买的？
南红这时候已经知道了她刚刚得到的效益实际上是老歪送给她的。６万元中有３万是老歪炒股的收入，他借给那个想做点生意的年轻人，等人家把货全部出手才把钱还给他。南红想着６万元的效益，一时有些麻木，没有及时动手把老歪的手打下来，老歪又说：让我摸摸你的心跳不跳。南红这才发现危险就在眼前，她清醒过来刚刚说出：掌你！这边已被老歪一把抱住。
这种搂抱一下就把两个人精神和肌肉的紧张化解了，速度比阳光使冰化为水滴还要快。南红在老歪的怀里瘫软无力，她闭着眼任那只手像搅动河水那样搅动她，在这种搅动中她一滴一滴地变成了水，散发着海底动物的气味，她潮湿的身体被对方所包容，这个女人在发出呻吟的时候在心里说：这种事情真是舒服啊！
室内
在我和闵文起的夫妻生活中，好像从未有过这样的快感，高潮就更谈不上。他身体好，欲望旺盛，每星期如果不来上—次就会脾气暴躁，无缘无故发火骂人，往往是做爱之后他的性情就跟他的生殖器一样变得软和起来，让他帮忙做点家务也比较容易，什么话都能说得通。这使我觉得男人真是一种奇怪的人类，非要发泄才能心里舒服。
我不知道一星期一次对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来说算不算性欲旺盛，也许这种频率只能算得上正常，我明目张胆地归之为“旺盛”，没准会笑掉不少人的大牙。我的依据仅仅是一次同事的聚会，清一色的五个女人，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各有五至十年的婚龄，谈到性的问题，大家纷纷供认，每月一次，无一人例外。稍后大家想起来，座中最漂亮丰满的女同事有一个公开的情人，于是又重新甄别，认定她不止一个月一次，她低头默认，大家也就善意一笑，结束该话题。我从来没有过青春年少水乳交融的婚姻性生活，我不知道如果有，情况是不是好得多。与闵文起越到后来越像一种刑罚而不是什么“做爱”，做爱这个词确实是令人产生美妙的遐想，一些文学书籍和电影使我在很长时间中对性有一种美好的期待，我想象海浪覆盖自己的全身，它们覆盖又退去，像巨大的嘴唇在游动。我看见自己娇小的乳房瞬间丰隆起来，形状姣好，富有弹性，金黄色的光泽在流溢、闪动，顶端的颗粒敏感而坚挺。身体的每一处凸起与凹陷，都像花朵或海浪的律动，它们的韵律是不可遏止的喘息，一直深入到身体深处，从深处再颤动到肢体的末端。有一只小鸟在两乳之间鸣叫，有一只小鸟在腹部的下方鸣叫，它们的鸣叫传遍全身，它们的声音比纯金还要明亮，比阳光还要热烈。
在事实中，有一种东西总是要取代海浪，那就是：沙粒。它们隐藏在一个体重一百多斤的男人的身体里，由于没有丝毫的快感，一百多斤就像是５００斤那么重，这可怕的重量使滞涩的身体更加滞涩，没有任何润滑的液体，那种干硬的摩擦带来的疼就像眼睛里进了沙子，而且比这更难受。眼睛里进了沙子是一件可以自己控制的事情，只要把眼睛闭上不动，马上就不疼了，或者眨几下眼睛，让泪水把沙子冲到眼角。但是房事的疼痛却要对方停止动作才能止住，而且这个对方很可能正是要听到女人喊疼才能更有快感，喊得越厉害就越刺激，在被刺激起来的冲动中变得更加狂暴、更加猛烈，更加不管不顾。
闵文起就是这样一个人。
每次在黑夜中，我睁眼看着自己上方的这个男人，他变形的面容、丑陋的动作、压在我身上的重量，这一切都使我想起兽类。所以我总不愿意开灯，亮光会把这些使我不适的形象变得清晰、逼真，甚至放大和变形。如果黑暗中有一只手突然拉亮灯，恐怖就会在瞬间到来。
有一个春末的夜晚，闵文起的身体在黑暗中模糊地晃动，我睁着眼睛看墙上挂的一个镜框，那里面镶着一幅摄影作品，上面是一只玻璃瓶子和一枝百合花，当然在黑暗中看不清它们，我只看到微弱的光使它浮现的轮廓和阴影，这是结婚的时候别人送的，一直挂在我们的床的上方。我注视它是因为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看，卧室非常小，只放得下一张大床和床头柜，结婚很匆忙，闵文起是二婚，我当时已经过了三十岁，觉得自己很老了，而且对爱情没有什么信心，只急于摆脱旧的环境。Ｎ城使我腻味透了，我当时借调到市里一家文学杂志社帮忙，单位让我赶快调走，并且把我的宿舍分给了一位新来的据说是有些背景的大学生，走投无路之时，一位好心的老师把我介绍给闵文起，他当时还在部队搞宣传，说是通过部队到北京很容易，我看闵文起长得还可以，有点文人气质，聊起来也懂点文学，还写过诗，于是我就认为他是我所能找得到的最合适的丈夫了。回想起来这事的确是过于暗淡，这种暗淡化为许多细节遍布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
我躺在床上，在闵文起的身体下面。有时候不太疼，这往往是工作不太累，家务也不太多的时候。这时候我身体的各种感觉就会分离，肌肉承受着重量的冲撞和挤压，眼睛却在卧室的四处漫游。卧室一览无余，在白天看来枯燥乏味，就像我的婚姻生活本身。但在有些晚上，我会忽然有耐心看墙上镜框的阴影，看拉开的窗帘团在一边的皱褶，那上面浅驼色的底和深色的图案在微弱的光线和皱褶中以一种白天所不同的姿势出现。闵文起同意我不拉灯，但他说必须把窗帘拉开，不然一点都看不见，这也正是我的想法，完全的黑暗是枯燥的，同时也是令人绝望的。拉窗帘的往往是我，我喜欢窗帘这样一种事物，喜欢它的功用和形式，它的质地和图案，我把它看成是生活中剩下的最后一点美的东西。
窗口进来的微光使室内有了层次，出现了浅灰、深灰、浅黑、浓黑的各种色块。在我三十岁前的那些独身岁月，我有许多失眠的夜晚，我的眼睛长期以来习惯了这种充盈着微光的黑暗，我跟房间中这些层次丰富的阴影有着一种从以往的生活中延续下来的和谐，这点和谐在所有的冲突中（单位的和家庭的）使我得到一丝松弛，但它像一滴水一样，实在太微小了。
在很少的一些夜晚，月亮正好就在窗前，只要它出现在这样的位置，通常都是满月或者是大半个圆。这时候室内的一切就会因为月光的直接进入而显得非同寻常。月光在这样的夜晚布满了大半个房间，它的幽深、细腻、冰冷和华美对我有一种震撼，我们的窗台一直放着一盆文竹，闵文起每每用残茶浇灌，每年冬天剪枝，因而长得异常繁茂，它细长曲折的枝条缠满了整个窗子。月光透过文竹进入室内，明亮的月光中便有着无数奇怪而散乱的阴影。在月光直接照射的界面上，一切都很清楚，墙上镜框的百合花呈现—种浅灰的颜色，月光特殊的质地进入花瓣之中，使它看起来像一种名贵的品种。窗帘的质地也在月光下不动声色地改变了，变得厚而轻，细腻而柔软，不像凡俗人家的窗帘，倒像是某部超现实的电影中纯审美的遗世独立的帷幔，脱离了一切背景，只有它自身垂立于月光中。有时候我想，所有的事物都具有多重性，它们被隐藏起来，只有在特定的时候才会泄露一二，正如平板无味的房间里本来一览无余，但是层层阴影和神奇的变化就隐藏在同样的空气中，在月光照临的夜晚瞬间呈现。
这样的夜晚在我五年的婚姻生活中屈指可数，我躺在月光照耀的床上，从窗外的月亮追索到窗帘、墙上镜框里灰色的花朵，一直追索到床上笼罩在月光中的我自己。有时我像那些窗帘和镜框一样，在月光的照彻下消失了日常性，浮想联翩，以为自己一觉睡醒会变得光彩照人、才华非凡，我竭尽虚荣的想象，幻想自己能够以新鲜的面目和成功出现在阳光下。
这些空想的陋习本不该出现在我这样年龄的女人身上，无论在Ｎ城还是在环境时报，周围的同龄人无一不是在脚踏实地地上班、买菜、做饭、带孩子，只有少数具有浪漫气质的例外。但是浪漫在这个年龄的女人身上出现总会让人感到滑稽，年龄越大越滑稽，它没办法变得可爱，内心的感受与外在的形态常常相去甚远，任何羞怯的神情憧憬的微笑都会使人看起来不合时宜，百分之一百像神经病。时间（年龄）确实是一个绝对数，酒酿的时间长了就会变酸，女人过了年龄还浪漫兮兮的就会变为笑柄。这个道理我从别人身上已经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