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的空想比月光照到床上的时间还要少，但由空想而派生的失望却无所不在，像灰尘一样粘在生活中，你得到的一切都不是你所期望的，而这得到的东西还把你搞得精疲力竭，蓬头垢面，面容憔悴，缺乏性欲。
那个晚上空气湿重发闷，身体所有器官都比平时重，皮肤和四肢也有疲惫感。春天总是这样让人心烦。我觉得心里有一团火在左右窜动，很想找到—个出口把它释放出来。现在回想起来，这股无名之火已经积存很久了。我躺在床上，窗帘在两边垂立，天光极其微弱，窗口外面的天是一种跟室内的黑暗没有太大区别的深灰色，两边的窗帘跟室内的墙融为一体，墙上的镜框有一点极其微弱的反光，这点反光使这一小块方形物有了一个模糊的暗影。我躺在床上，闵文起覆盖在我的身上，此外还盖着一床被子，闵文起身上的气味特别浓，有一种雄性的感觉，在各种报纸的百科文摘版上常常可以看到男性身上的气味对女性有很大好处的报道，比如说可以使痛经不痛，心烦不烦，还能美容什么的，我对此半信半疑。但我对闵文起身上的气味并不反感，那是一种烟草和面包的混合气味，有时还会有一点较淡的香皂混合其中，使整个气味变得干净而健康。
但是春天的晚上却不一样，天气闷热，他一运动身体就出汗，贴着我的皮肤湿腻腻的，我从心理到生理都反感极了，我本来就毫无快感，根本进入不了那种忘乎所以的境界。在闵文起富有节奏的动作中，我感到他的身体化为了一种流体，又黏又稠，散发着混合的热气，它们像被大风吹送的浪头，一阵紧似一阵地拍打到我裸露的身体上，而我十分清醒，我觉得闵文起的全身变成流体只有那一小截还停留在坚硬的固体状态，这真是一件怪怪的事情。但是这种由联想产生的新奇感在一分钟内就消失了，因为他的汗滴到了我的身体上，汗这种东西跟任何体液一样，比如口水、尿液，当它们在自己体内的时候总是干净的，一旦脱离了身体立马就变得肮脏了，而别人的体液就更是十倍的肮脏。由汗我重新发现了闵文起的身体是一种异己的东西，无法与我融为一体，在这个时刻我感到了他的重量，这重量在我感到它的时候开始迅速增加，我觉得身上并不是什么流体，而是湿淋淋的生铁（一点点空气的流动就能把汗迅速变得冰凉），湿度加强了它的粗糙度，磨蹭在身上越来越不舒服，我奇怪闵文起才一百四十多斤，怎么像有２００斤。我问他：好了没有？他说：再等一会儿。我只好忍着，但内心充满了厌恶。
我没有听到雷声，但我看到窗口有隐隐的白光在闪动，它们连续闪几下，间歇片刻，又连闪几下，在闪动的时刻窗口呈现一片比黎明的鱼肚白还要亮一些的光，它虽然比那种撕裂天空发出惊雷的闪电柔和无数倍，但还是直接照亮了我们的房间和大床，我在一瞬间看见了在我身体上方的闵文起的脸，这张脸因五官错位而狰狞至极，既陌生又丑恶，跟他平日判若两人，我一下觉得身上这个龇牙咧嘴的人是一个从未认识的陌生人，不，是一头陌生的野兽，而他在这个时候猛烈加重的喘息声恰到好处地加强了我关于兽类的错觉，他那么长时间地压着我，我全身的肌肉和骨头都发酸了还不放开，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我就要死掉了。
我开始推他，但推不动，他反而更加猛烈地撞击我，这时他的身体变成了野兽和铁的混合物，一下一下地砸在我身上。这个顾不上理睬我的人（或兽）开始发出一种难听之极的非人的声音，他头上的汗有一滴滴到我的眼睛里，一滴滴到我的嘴里，我既恶心又难受，我闭着眼睛，用尽全身的力气，一下把这个身体掀下去了。
我立刻舒服多了。
我盖好棉被，柔软的被子和我的肌肤相贴，一阵轻松感从我的内心深处涌上来，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这时我才感到有点异样，我扭头看了看，没有看到闵文起。我连忙探起身子，结果看到他正从地上爬起来。他光着身子站立在床边说：真有你这样做老婆的！我一时十分歉疚，我说：我的确不是故意的。我又说：你快穿上衣服吧。
他不吭声，坐在搁衣服的椅子上点着烟，一口一口地抽。抽完这支烟后就抱起他的被子到客厅去了。
在我们的生活中，那是一个关键的夜晚，在那之后，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淡化了。他不是一个性虐待者，也不是一个打老婆的男人，对家庭还比较有责任感。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我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想这个问题，我累极了，第二天还要上班，我等了一会儿，闵文起没有回到床上来，我上厕所路过客厅时看到他缩在沙发上，看样子不打算过来了。我全身松弛，困倦无比，睡着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一切等明天再说吧。
现在当我回望离婚前的那半年时间，看到的根本不是我们之间的强烈冲突、关系恶化的具体细节，比如说经常砸碎的杯子、恶言相向、歇斯底里、对他人的无尽的诉说、家里的混乱和肮脏、猜疑、仇恨，等等，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看到的是一大片忙碌、琐碎、疲惫的日子，它们千篇一律地覆盖着那段时间，一层又一层，不可阻挡地，像时间本身如期而至，这样的日子结结实实地堵住了一切，在偶尔的空隙中，我才能看到我和闵文起之间越来越淡的关系，我看到的是一出乏味的婚姻戏剧，男女主角像机器人一样干着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活，然后各自坐下来喘气，他们累得不想说话，连互相望一眼的欲望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是女主角体质不好，积劳太甚？还是男主角有了一个第三者。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听到的背景音响是永不停歇的电钻和电锤，它们尖厉的啸叫无所不在。
这样的场面亦是一场乏味冗长的梦，它缺乏新意地降临在这个夜晚，它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从夜晚走到白天，直接变成生活本身。
关于南红四
老歪和老Ｃ，我都没有见过他们本人，但现在通过南红的故事，他们的身影开始在这间屋子里走动，窗外的菜地有时凭空就会变成大酒店的玻璃山，变成大堂里富丽堂皇的枝状大吊灯，铺着地毯的电梯间、寂静中忽然走下某位小姐的楼梯，珠宝行的销售部写字间，以及南红的员工宿舍，那个她搬到赤尾村之前住的小房间。
我麻木的知觉和想像力在南红的故事中逐渐恢复。我看到了他们的调情、做爱、互相利用和抛弃、伤心、创痛，老歪是如何终结的，老Ｃ又是如何出现的，或者老Ｃ在老歪之前出现，老歪在老Ｃ之后终止，这些秩序和来龙去脉我一直弄不大清楚，在南红颠倒、混乱和破碎的叙述中，我缺乏一种把它们一一理清的能力。或许只有南红一个人才能把它们搞清楚，或许连南红本人也不能把它们说清楚。
在南红的哭声中我想起来了，老歪是在一个夜晚消失的，他在一个长途电话线的另一头消失，南红以为电话线的另一头是南昌，但老歪却告诉她是北京，他将从那里出境前往法国，他姐姐已经为他联系好了一家商学院，他将在那里念三年书。
南红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老歪从深圳走的时候告诉她他要回南昌看母亲，半个月就回来。南红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这事像晴天霹雳把她击昏了，她说她当时对着电话又哭又笑，老歪反反复复说着几句话，我对不起你，你把我忘了吧。这两句台词无比乏味，像习以为常的杂草遍布在一切又长又臭的爱情电视连续剧中，但是南红的哭泣使它们惊心动魄。它们以往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犹如一些纸做的花草，南红的哭泣把悲痛灌注进去，乏味的台词顿时变得柔肠寸断。南红说着老歪说的这两句话：我对不起你，你把我忘了吧。她的声音嘶哑碎裂，使这两句话颤抖不已，它们完全变了样子，像刀一样割破了南红的心，鲜血滴在每一个音节中，使这两句乏味的台词模糊而狰狞。
在整整三个小时的长途电话里，南红哭了又哭，老歪的两句乏味的话重复了无数遍。老歪的衣服，就在她的房间里，老歪的领带，正挂在她的衣橱里。还有他的一只形状像枪一样的打火机，还有一双他不常穿的白色的皮鞋。它们全都变得孤零零。一次又一次，老歪从这些东西中脱落出来，他的身体到达她的上方，他的脸也到达她的上方。他的皮肤贴到了她的皮肤上。他的身体进入到她的身体里。但是他的台词只有两句，像两句咒语，它一出现，在她的上方的老歪的脸就消失了，而他的身体还在她的身上。她在这种情形的持续中痛哭。然后台词再次出现，他的身体消失了，他的脸还悬在她的上方，他目无表情地悬挂着，他的一只手，不知从哪里游来，拉黑了房间的灯。只有南红的哭声，在黑暗里飘浮。
只有南红才知道，她为什么会对着电话哭三个小时，我们全都知道，深圳是一个最没长性的地方，人像风中的树叶一样飘来飘去，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到了那里，很少有人会长久地停留在一个地方。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也是这样，今天他们碰到了，明天他们在一起做爱，到后天他们中的一个又到哪里去了呢？
有一个秘密，隐藏在南红的哭声中，她的三个小时的啜泣勾勒出了这个秘密的轮廓，那是一个很小的没有成形的胎儿，像一瓣豆芽的芽瓣，它十分小，隐藏在南红的身体中，谁也看不见它。但它有灵魂，凡是在神圣的子宫里存在过的事物都拥有灵魂。失去了肉体的灵魂有时在云朵里，有时在流水里，从水龙头里就会哗哗地跑出来，在炖汤的时候，一点火，从火里就会出来。在私人诊所的那个铺着普通床单的斜形产床上，如果有谁以为，随着某件陌生的器械伸入两腿之间，随着一阵永生难忘的疼痛，那个东西就会永远消失，那就是大大的错了。
南红自己回家，自己躺在床上，她睡醒一觉就看到了它在那里，在她对着的天花板上，浅灰的颜色，雾一样的脸，只有脸，没有别的。那张脸像她自己小时候的一张相片，她十岁以前跟祖母在一个村子里，三岁的时候由在Ｎ城工作的父亲领到镇子上照了一张相。她一眼就认出了它。
她不知道它从什么时候跟她回来了，并且那么准确地悬挂在她的床铺的上方，看到它她就想起了她小时候住了十年的那个小村子，那些关于鬼魂的传说像瘴气一样缭绕在这个村子里，几乎每个人都见过鬼，祖母讲起她亲眼看见的鬼的故事活灵活现，它们隐藏在祖母的黑色大襟衫里，在夏天的风中隐隐飘动。
我相信南红确实看见了它，在赤尾村的屋子里有时也能看见。在她的头发没有长长的时候她躺在床上，她有时说它在窗口，有时说它在天花板上。
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它。
小人形
我是否看见过那个从我的身体里分离出来的、酷似我小时候样子的小人儿？我知道它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一个小人，它只是一粒胚胎，它的人形只是我的猜想。我以为它早就消失在Ｎ城了。自从扣扣出生，我就再也没有想到过它。
前不久我在街上乱走，阳光很好的大白天，跟鬼没有什么联系。我走到南国影联门口，一到Ｓ城我就听说这是一个妓女的集散地，外地人来看电影，她们就从陪看做起，陪看是附带的生意，上床是正经的生意。我跟所有从内地来的文化人一样对南方的妓女怀有一点好奇心，刚来的时候有人告诉过我，在夜晚的大宾馆或舞厅、迪厅门口走来走去的那些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十有八九都是，如果穿着皮短裙，那就百分之百是了。但我总是觉得没有看到她们。在我缺乏经验的观察中，每一个人都像，同时每一个人又都不像。南国影联门口有一些女人在徜徉，妆也不是那么的浓，裙子也不见得怎么样超短，我看看她们，她们也看看我。
不知道那个泰国老女人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的，当我走进国贸大厦的阴影时，身上的凉爽使我的感觉神经重新敏锐起来。
我意识到有人在背后看我。
我回过头，看到了那个泰国老女人。
其实我并不知道她的国籍，她肤色浅棕，额头高而窄，眼窝深陷，如果她的鼻梁比较高的话我就会认为她是印度女人。听说北京的某些大宾馆曾经请过算命的印度女人坐堂，用来招徕生意。所以看到这个女人我一点都不吃惊。
她的眼神很特别，既冷漠又歹毒，她的身上散发着一种石头一样坚硬而冰冷的气息，这些冷气浓密地笼罩着她，把她与这个繁华的、炎热的城市隔开。她既是石头又是一团冷气，这个城市的繁华与酷热一点都侵入不了她，她穿着厚而结实的裙服，镇定自若，她站在阳光中就像站在树林浓密的阴影下。我知道我碰到了一个真正的女巫，她随时随地将千里之外的阴凉召唤到自己身上，这种召唤不动声色，只有另一个女巫才能看到那些凉气像一些隐形的绿色树叶一片一片地飞落到她的头发里、衣服的皱褶里以及堆积在她的脚下。
我们相距有两三米远。我感到凉气从她身上发散出来，把我们环绕其中，身边不远的车流、行人、大厦迅速变得虚幻起来，我听不到它们喧闹的声音，我跟泰国女人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安静。
你身上有两条阴影。泰国女人说。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我思忖她是不是指光线作用下的阴影。
是两个阴魂。她不动声色地说，你以前曾经堕过两次胎。
这句话就像一道冰冷的闪电劈着了我，一股冷气从后脑勺直灌下来，瞬间抵达我的骨骼和血液。那个Ｎ城公园的夜晚、草地上的湿润、薄荷和栀子花混合的气息以及Ｋ．Ｄ的脸庞全都像乌云一样浓缩在我的头顶，那些我以为早就忘却的瞬间，像雨滴一样猝不及防地滴落下来，携带着使人疼痛的力量，一直打落到我身体的最里面。
街头的阳光明亮而耀眼，那个泰国女人已不见踪影。
我有好一会儿站着没动，我担心我一走动那个附在我身上的小阴魂就会叫唤起来。我用手抚摸自己的腰间，那里很空，什么都没有，我开始明白那自然是什么都摸不着的。我又壮着胆低头看了一圈，我的浅色Ｔ恤和白裤子一览无余。
想起一个人
我开始慢慢走着。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事实上走过了哪些地方。在深圳密集的玻璃山般的高厦间，Ｎ城的青草像乌云一样在阳光下弥漫，它们从高楼之间、马路上、窗口那些密封的窄缝中生长出来，遮住了汽车、人流和大楼。Ｋ．Ｄ的声音从青草的草尖上碰到我的耳垂，青草在我的身体下面，他的脸在我的上方。他的身体瘦高硬，就像多年以后流行的那本美国畅销书里描述的男主人公。当然他比那人要年轻。
他奇迹般地出现在Ｎ城，又在一夜之间消失，混合着８０年代末的激情和浪漫，只来得及像大火一样燃烧。８０年代的最后一年春天的夜晚，他突然从北京来了，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这片楼群中的哪一幢楼，我从住的地方步行来，摸黑走了很久，能找着你真是一个奇迹。他穿着黑色的夹克，寒冷的气息从他的头发冒出来。他站在门外，我吃惊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说：我真的把你找着了。
我吃惊的还有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一个人寂寞无比，他真的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从北京那么远的天掉到Ｎ城。我们互相吃惊着相拥在一起。我确信，那个小小的阴魂就是在这个夜晚产生的，它在诞生之中看到了我们，看到了他，他的影子投射在我的蓝色窗帘上，我打扮成一个远离人间的女人让他给我拍照，那些照片美丽无比，完全不像我本人。它们停留在Ｎ城的那个夜晚，每一张都闪闪发光。Ｋ．Ｄ他赤身裸体的样子也停留在那个夜晚，我当时没有看清他，他脊背光滑的质感停留在我的手指上。一个结实、光滑的男性裸体是我事隔多年之后才分离出来的形象，他瘦削、完美，远离了当时的他自己，像现代舞中穿着肉色紧身衣的舞者，伸展着有力量而又有效地控制着的肢体。在我的回望中，背景总是一片黑暗，黑暗使我无法分清到底是Ｎ城我的房间还是舞台，我的米白色的藤椅有时在黑暗中孤零零地浮现，有一束光，不知从什么方向照下来，紧紧地追随他缓慢的动作。白色的光芒使他的身体有些微微发蓝。
这些场面使我忧郁，心痛，在心痛中又感到一种美。但它跟事实毫无联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深圳的街头看见这些。Ｋ．Ｄ在凌晨五点离开，我们下了楼才发现地上全是湿的，天上下着毛毛小雨，空气潮湿而寒冷。我送他走过了半个Ｎ城，丝一样细的雨在他的头发上蒙上了一层，这就是我最后看见他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的年份，６月初的时候我收到了他从上海虹桥机场发来的信，他信上说他过一会儿就要飞往美国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又过了半年，我收到了从Ｎ城的原单位转来的Ｋ．Ｄ的圣诞卡，说他在夏威夷，他想念我，希望我给他寄一张那个晚上的照片。
我没有寄。他从此音讯全无。
我独自到医院做了人流。南红照顾了我几天。秋天的时候闵文起到Ｎ城出差，那时他已经离婚三年，他一看到我就很喜欢，他说通过部队这条线把户口转到北京很容易。当时我对爱情和婚姻幸福已不抱任何希望，觉得跟谁结婚都一样，而且Ｎ城已经使我十分厌倦了。我不假思考就作出了决定。
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想过这些事情的前因后果，繁忙而混乱的生活和工作把一切记忆全都磨损了。现在生活突然中断，眼前的东西一下全部退去，埋藏在生活里的根部裸露出来，我清楚地看到，在这些奇怪地扭曲着的根部上面生长着的果实就是那个孩子的灵魂。它本来隐匿在我的腰间，泰国女人的话就像一道魔法，把它释放出来，悬挂在我的面前。
有关的词：做掉、人工流产、堕胎
在南红支离破碎的故事中，她经常说到的两句话是：“不能总是去做掉”，“想不到放环也会大出血”，还有一句她说了一次就不说了，她大出血后不到一个月史红星就要与她同床，结果感染上了盆腔炎，疼得连路都走不了。
“做掉”这样一个简单的词的背后是人工流产这个巨大的事实，它听起来没有“堕胎”那么可怕，在我们的意识中，“堕胎”是一个与罪恶、通奸、乱伦等等可怕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词，它总是被宗教和道德这样巨大的嘴所吐出，这两只嘴同时又是两只巨手，它们一个接一个抛出“堕胎”的铁环，嗖嗖地套在步履蹒跚的女人身上，这些女人身上有着尚未成形的胎儿，无论她们的身份高贵还是卑贱，一旦被铁环套住就扑扑倒地，她们再次站起来的时候将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她们的步态和面容将发生根本的改变，这种改变绝大部分人看不见，但她们身体深处的那道伤痕直到她们死去还将留存下来。
“人工流产”却是一个公开化、合法化、带有科学性的中性词，它具有通体的光明和亮度，丝毫不带私密性，与罪恶更是无关。在办公室、公共汽车站、菜市等公共场所，这个词都可能流畅而响亮地划过，而且由于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堆积如山，成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区政府等各级机构衡量一项任务指标的内容。由于它被使用的频率太高，而被简化为“人流”，人流其实是一种阴性的风，它掠过每一个女人的身上，却永远触碰不到任何一个男人。
巫器与刑具
那些器械闪闪发光，寒冷而锐利。它们奇形怪状，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出现过，它们的弯度、刃尖、齿痕所呈现的非日常性使它们具有深不可测的复杂色彩，巫器的神秘、刑具的决绝、祭器的神圣不可抗拒，以及它们作为手术器械的尊严，这些品质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使我们不寒而栗。当它们聚合在一起，那种寒冷绝非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魔法般的质变，变成刀刃之上的刀刃，寒光之上的寒光。我们惊弓之鸟般的身体即使背对它们，也会感到它蓝色的火苗吱吱作响。
我们遭受白眼，白眼也是刀刃，它们在空中掠来掠去，我们尚未到达医院就能感到它们，从大门到门诊挂号处，到妇科的候诊室。妇科这两个字也是某一种形式的白眼，它只能使四十岁以上的女人感到亲切，却使二十多岁的未婚者感到无地自容。这是一个男女之事的后果必须到达的地方，这个地方一逆推就会推到性事，凡是需要遮掩的私密的事物到了这里都被袒露无遗。初潮的年龄、经期的长短和数量，人流史、生育史、婚史，等等，一点都没有办法隐瞒。我们完全丧失了意志，下意识地答出真实的情况，我们说出未婚，这本是首先需要隐瞒的事实，但我们不说她们也会知道，她们一看就会知道，一摸就会知道，而且这事即使从逻辑上也能推出，既然结了婚又从未生育过为什么还要打胎呢？她们既不接受终身不育者又不尊重别人。就这样，未婚这个事实从里到外掠夺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心虚腿软，目光游移，穿着白大褂的女人全都是巫婆一般的明眼人，明眼人一眼就把我们入了另册。
这个人冷冰冰地坐在我们的对面，白色的大褂跟巨大的眼白的确是同一种事物，黑色的瞳孔在眼白之上，从那里透出审判的严威和巫婆的狠毒。如果我们吓得一哆嗦之后如实道出我们尚未结婚就已经做过一次或两次人流，这已经是第二次或第三次，白色的巫婆就会说，你是只图快活不要命了。
然后我们怀着绝望进入人工流产手术室，这是如此孤独的时刻，如果有人陪我们来，她们将留在门外，如果我们独自前往，每接近手术台一步就多一层孤独。与世隔绝，不得援救，耳边只有一种类似于掉进深渊的呼啸声。在四周冷寂的敌意中听到一句像金属一样硬的命令：把裤子脱了！全都脱掉，没有羞怯和迟疑的时间，来到这里就意味着像牲口一样被呵斥和驱赶，把自尊和身体统统交出。“把裤子脱掉”这句话所造成的心理打击跟被强奸的现场感受相去不远，在手术器械之前就先碰疼了我们，或者说这句话正是手术器械的先期延伸，是刑具落下之前一刻的预备命令。
然后我们赤裸下身。这是一个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时才能坦然的姿势，即使是面对丈夫或情人，赤裸下身走动的姿势也会因其不雅、难看而使我们倍感压力。在这间陌生、冰冷、白色，异己的房子里，我们下身赤裸，从脚底板直到腹部，膝盖、大腿、臀部等全都暴露在光线中，十分细微的风从四处拥贴到我们裸露的皮肤上，下体各个部位凉飕飕的感觉使我们再一次惊觉到它们的裸露，这次惊觉是进一步的确证，它摧毁了我们的最后一点幻想。
我们的脑子一片空白，命令的声音像铁一样入我们的意识，我们按照命令躺到了产床上，这是一个完全放弃了想法、听天由命的姿势。我们像祭品一样把自己放到了祭坛上，等待着一种茫然的牺牲。那个指令从天而降，它不像从一个女人的嘴里发出、没有声源，声音隐匿在这间屋子的每一个空气分子里，它们聚集在上方，像天一样压下来。这个声音说：
把两腿叉开！
如同一个打算强暴的男人，举着刀，说出同一句话。这使我们产生了错觉，以为这个女人在这一瞬间变成了男人。“把两腿叉开”，这是一个最后的姿势，这个姿势令我们绝望和恐惧，任何时候这个姿势都会使我们恐惧。那个使我们成为女人的隐秘之处是我们终其一生都要特别保护的地方，贞操和健康的双重需要总是使我们本能地夹住双腿。但现在我们仰面躺着，叉开了腿，下体的开口敞开着，那里的肌肤最敏感，同样的空气和风，一下感到比别处更凉，这种冰凉加倍地提醒我们下体开口处空空荡荡一无遮拦，有一种悬空之感。
但对于那个将要动手的人来说天然的开口还不够大，有一种器械，专门用来撑开子宫颈，是一种像弹弓一样的东西。另有一种细而长的器具，用来伸入子宫弄掉里面的胚胎，这个过程妇科称为“刮宫”，我想那细长闪亮的钢条也许就是叫作“宫刮”。宫颈撑触碰到皮肤的时候我们以为开始刮宫了，肌肉紧张，骤然收缩，在僵硬的同时一层鸡皮疙瘩从私处迅速蔓延到大腿、膝盖和脚背，我们神经的高度紧张使这触碰变形为一种疼痛，也许只是由于宫颈从未被器具碰过而有一点异样的微疼，但我们禁不住呻吟一声，仿佛疼痛难忍。
真正的疼痛马上就到来了。
那根细长坚硬冰冷的钢条（或者叫宫刮）从下部的开口处进入我们的身体，它虽然只进入我们的子宫却像进入了我们的五脏六腑，抑或是子宫在这个时候就变作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它在我们身体的深处运动，用它铁的质地强制我们的肉体，将紧贴在子宫内壁的胚胎剥离开。那是一种比刀割的疼痛还要难受十倍的痛，没有身受的人永远无法知道。虽然它痛在局部却比任何一种痛都要迅速地涨遍全身，在传递的过程中又加强了痛感，每一个细胞的痛都真实而直接，仿佛那个宫刮巨大的刀锋（我从来没有搞清楚它是否有刀刃）直接刮在每一寸皮肤和内脏上，而不只是刮在子宫里。这种痛使我们感到一秒钟就无比漫长，五分钟就如同五十年。我们在此前听到的有关经验全都是不准确的，做过的人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小手术，五分钟就能解决问题，甚至都不需要麻药，因为简直就不疼，最多跟来月经时肚子疼差不多，还说现在有一种新的办法，用电吸一下就出来的。
我们痛得冷汗直冒，全身瘫软，眼前发黑，我们的子宫从未受过损伤，现在有一个铁的东西要把吸在上面的胚胎生剥下来，就像有人要把我们的五脏六腑硬扯出来一样。这跟断指之痛的单纯和明亮完全不同，那是一种闷痛，是痛的噪音，黑暗的痛，是碎裂和放射的同时又是凝聚和胶着的痛，是一种刺眼的泛光，没有方向却又强劲无比的风，它使人无法叫喊只能呻吟。这种痛的难耐使我们怀念另一种痛，那种在皮肤表面割一刀的痛，被开水烫伤被火烧伤的痛，它们火辣辣的痛像晴朗的天空一样透明，像鸽哨的鸣叫那样确定和易于捕捉，像晴天霹雳那样令人震惊却比噪音容易接受，在我们好了伤疤忘了痛的记忆中，它甚至灿烂无比，它的亮光被混浊晦暗的闷痛衬托得无比真实。
我们后悔听信了别人，如果没有相反的心理期待疼痛肯定能减弱一些，我们的心理脆弱而敏感，瞬间就能放大或缩小生理上的感受。那些别人不是道听途说者就是已经生育过的女人，而与我们境遇相同者的经验永远深藏不露，真相连同经验一起被遮盖。
没有人能将真相告诉我们。
过去
在８０年代的Ｎ城，人工流产是韦南红成为我的朋友的一个契机。但做人流的是我，而不是南红。那时候她刚刚跟一个本学院的青年教师好，那人是颜海天的同事，也是画画的，但才气不如颜海天。颜对南红没有感觉，这是很久以后他告诉我的，他跟南红的关系一直平平。与南红好了一年的那个谁，现在我已经记不住名字了，好像叫什么军，建军或小军，但这关系不大。他在南红心里没有留下太深的痕迹，我也只见过他一次，那时候南红跟他已经讲清楚，不存在什么特定的关系了，但他们还像朋友一样来往，没有人呼天抢地，悲伤欲绝。
对比起来，我有时会为自己感情的古典而不解，爱一次就会憔悴，再爱一次就会死。我只比南红大五岁，却像大了整整一个世纪。真是匪夷所思。
还是回到人工流产这个话题上，这是几个重要的话题之一。
当时我的母亲尚未到Ｎ城，所以我在这个城市可以说是举目无亲。举目无亲这个词一点也没给我造成孤苦伶仃的感觉，这事有点奇怪，我好像从小就喜欢举目无亲，中学读书的时候离家只有五分钟的步行路程，我还是执意要住校，每周只回家一次。上大学的时候过春节也不回家，留在学校天天睡懒觉，心里十分舒服。因此在Ｎ城的十年时间里举目无亲正好使我如鱼得水。我一向觉得，在一切社会关系中，亲戚是最无聊的一种，凭着莫名其妙不知有无的血缘或亲缘关系，一些毫不相干的人就跟你有了干系。你跟他们完全缺乏认同的基础，永远不可能有相同的价值观，你认为很珍贵的东西别人觉得一钱不值，你认为好看的颜色别人心里感到晦气十足，你们哪怕到了下辈子也不会有多少共同的地方，但仅仅因为一个亲戚的称呼你就对他们有了责任，他们来办事、看病或者只是来玩，你都必须责无旁贷地帮忙。这真像被强行套了一个笼头，跟野生动物被驯化为家养动物一样痛苦。
亲戚就是这样一些事物，它的本质是网（这点大家都已经指出了），它漫布在水中，像水草一样漂荡，谁碰上它就被网住了，网住了还是在水中，不会马上死去，但前后左右上上下下却被死死圈住，往任何一个方向都游不开。这样的鱼只能在梦中设想那广阔无比像空气一样轻盈的水。
这多么悲惨。
大学毕业分到Ｎ城使我既高兴又人心不足，Ｎ城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它距离我的家乡有５００公里。但距离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它的陌生不是因为远才陌生，而是因为没有任何亲戚熟人朋友的那种陌生，陌生得像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Ｎ城这个名字对我来说跟西宁或贵阳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地图上的一个圆圈，与我从未有过关系。
一张白纸意味着什么？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到Ｎ城的单位报到，唯一的遗憾是这里离家乡还不够远，亲戚们还是有可能到这块白纸上来，涂上一些令人不快的色彩，我想若是弄到西藏拉萨或者黑龙江的齐齐哈尔什么的，一辈子都不会有亲戚光临，这该有多么美妙！
在Ｎ城的自由生活中我度过了七年时光，七年中我在业余时间里埋头写作，８０年代跟９０年代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没有双休日而后者有，所以８０年代的整块时间除了节假日就是每周的星期日，在这些神圣的业余时间里我不需要拜亲访友，连想一想的工夫都不需要，这使我在大量的阅读和练习中慢慢地成长起来，写出了一些还说得过去的诗，使我在虚荣的青春期获得了一些轻佻的自我膨胀的资本。我想我如果在Ｎ城有许多亲戚，她们决不会眼睁睁看着我到了二十七八岁还没有一个可以用来结婚的男朋友，她们会串通起来让我去见一个又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男人。这样做的后果除了使我什么事都做不了外还会彻底败坏我的胃口，从此成为一个什么人都不愿见把自己关闭起来的孤僻的老女人。
这与我的想法相差太远了。幸亏以上遭遇只是出现在我的臆想中，至今也没有成为现实，最终也不会成为现实。我过着没有亲人限制的自由时光，我写信对母亲说我要报考研究生，这样她对我十分放心，在８０年代，研究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名词，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这能使我母亲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她来信说，只要我在三十岁以前解决个人问题，三十二岁以前生下一个孩子就行了。我一直没跟母亲讲实话，我想她肯定会认为写诗没有什么出息。
我怀孕的事情没有人知道。
关于怀孕
怀孕的姿势就是干呕的姿势，控制不住的干呕，在任何场合捂着嘴冲到卫生间。这种姿势十分不雅，我看到过几次自己弯腰疾走的身影，它们重叠在一起，带着我春夏秋冬各种不同的服饰，依次走过。在我怀扣扣的早期，电视里正在播《渴望》，那首主题曲如同一团厚实的气流裹着我的身体，因为浓密而显出了形状，像雾和云，粘附在我的肢体上，并跟随着游走飘动。我看到自己眉目不清，曲线不明，像一团人形的雾状物，或一个雾状球人。厚实的气流渐渐密不透风，它们的封闭具有压力，似乎因为怀孕才招来了它们。这种头晕憋气的感觉使我头脑一片空白，脑子里经常重复着一些毫无意义的怪问题。那些密实地贴紧我皮肤的气团在我的感觉中变成了我膨胀的肉体，身上胀痛的感觉从乳房开始到达全身。
那出电视肥皂剧在我第三次怀孕的时候在中央台的黄金时间播出，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一到时间，所有窗口里飘出的都是同一首歌，任何人都不可能听不见。这是我怀孕时间最长的一次，直到把我的扣扣生下来。所以这首歌不仅仅停留在我那次的怀孕里，它奇怪地使以往几次的怀孕跟上来。特别是现在，当我坐下来，不去想工作的事，我一生中的几次怀孕就很容易从记忆中浮升上来，当我远离它们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它们就像黑暗中的红色莲花那么美丽，一朵大而饱满，其余两朵玲珑含苞，它们在黑暗中飘浮，散发着神圣的光。
也许怀孕就应该是这样的，饱含果实的女人，像苹果一样，脸色红润，线条圆实。但是从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变质了，时间早得以千年为单位。怀孕使女人变得焦虑，她们不知道将要生下来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不知道生下来的孩子会有什么不妥。大家都知道，这是准备生孩子的已婚女人的焦虑。那些未婚怀孕者，被社会规定为不许生孩子的女人，或者自己不愿意要孩子的女人，怀孕的疑虑就像未被确诊的肿瘤的疑虑，无形的肿瘤疯狂地吞噬女人正常的心情，像火一样掠走她的容颜。等到怀孕被证实，肿瘤的细胞更是飞快地裂变占据女人的每一寸神经。在各个不同的时期，这种类型的女人有以下下场：被火烧死、被放进猪笼里沉塘、会服毒自尽、会遭受批判、挂着破鞋游街、会低人一等、会被从事人工流产的医务人员粗暴对待、会遭到男朋友的嫌弃，那个冰冷的男人甚至会说：女人怎么像母猪一样，一搞就怀孕。
（这句话曾经真实地回响在Ｎ城的时光中，如同晴天霹雳。）
焦虑使女人在怀孕的时候面容憔悴脸色蜡黄，焦虑使她们呕吐。我呕吐的声音有两次在Ｎ城的角落里响起，那是一种必须遮蔽和伪装的声音。回想８０年代的Ｎ城，人们对青年男女恋爱中的怀孕已经持宽容态度，但一个与有妇之夫发生性关系的女人却会遭到强烈的谴责。总之怀孕的恐惧使我与人群格格不入，我在人群中工作，在食堂打饭吃，在人群中行走，怀孕的恐惧使我与众不同。春天的时候单位里的共青团员要到郊外参加植树活动，我对自己的怀孕一无所知，我只是觉得这个春天比以往的春天更讨厌，空气中有一股令人不快的气味，在我的感觉中那是一种极其难看的花发出的。我没有找到这种具体的花，但又湿又闷的空气使我看到的一切树木和花朵都变得十分丑陋。Ｎ城的树在冬天不落叶，因此到了春天树叶的绿色就十分陈旧，陈旧的绿色沉重而疲惫，给人以压迫感，缺乏北方树林那种树叶落尽又抽芽的变化，那种变化使人感到生命的流动。
在Ｎ城的３月，疲惫而沉重的绿色铺天盖地，没有出路，３月份的花的颜色也艳得古怪，必须用刻毒这个词才能形容它。
３月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在满城疲惫的树叶和刻毒的花朵中我感到头晕、嗜睡、食欲不振，我把这一切归结于春天的同时隐隐感到大难临头。那个使我怀孕的人不在Ｎ城，我只能独自面对一切后果。３月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后果已经在我的身体里生根，我跟单位的其余几位共青团员一人扛了一把大铁铲爬上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那时候，Ｇ省的经济尚未起飞，沿海地段也没有大炒房地产，豪华轿车通过走私进入Ｎ城是９０年代的事情，８０年代的Ｇ省穷得丁当响，大卡车还是请当地驻军支援的。
走近卡车我就闻到了浓重的汽油味，这是我平生最害怕的事情之一。但我知道我不得不上，我从侧面踩着橡胶车轮往上爬，屁股沉重，样子难看。我挣扎着抓住车厢的木厢板，站稳后我再次闻到了汽油味，我发现卡车的汽油味跟别的车不一样，特别厚，将整个人封死，正常的空气一点都进不来，而它们迅速而密集地聚合在我的每一个毛孔上。对于汽油这样一种我全身都极力排斥的异味，我的每一个裸露或不裸露的毛孔都变成了一只敏锐的鼻子，我竭力想不闻到它们，但我每一次总是比上一次更加确切地闻到了它们。我不明白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闻到了汽油味，别人都像丝毫没有感觉，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高声说笑，兴致勃勃，有一种植树等于春游的气氛。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开不了口，汽油的气味不光从我的鼻子进来，也从我的眼睛和耳朵，以及紧闭的嘴灌进。汽车流畅地开着，汽油味的重量压迫着我的五脏六腑，我明显地头晕恶心，但无论如何都吐不出来。我觉得汽油油腻腻地缠绕着我的内脏，把它们缠成了一团挤送到了我的喉咙里，它们堵着我的咽喉，使我呼吸不畅、头重腿软。
我觉得自己跟别人不是同在一个空间里，我呼吸的空气是另一种空气，卡车给予我的车速也是另一种车速，我即使紧挨着别人，光线在落到我们的分界线时也会有明显的界限。在３月的Ｎ城郊外，潮气浓重，雾气弥漫，但他们轻松的心情造成了另一种明亮，我确切地感受到这种照耀在他们身上的明亮，但我自身却无法进入。我半眯着眼睛，绝望地忍受着自己的头晕和恶心，在神情恍惚中看到他们的动作、姿势和说笑声围成了一溜半圆的屏幕，在这个屏幕上我看到了自己是一个十足的异类。与我处在同一个空间的没有别的人，有人的地方全是另外的空间。
我一下就感到了作为异类的孤独。正常人的唾弃刺眼地停留在我周围的人墙上，那是一种与黑暗同质的闪光，刺眼、尖锐，又像一种噪音，吱吱作响，这种声音常常出现在电影里，当银幕上的人遭受危险或不幸时，这种吱吱的响声就会响起，让人心头收紧。在生活中我们听不见这种声音，电影把它过滤出来，放大给我们听。在Ｎ城３月的汽车上，我听见了这种吱吱作响的噪音，它在我的记忆中放大，跟那个春天的陈旧的绿叶、妖艳古怪的花朵、潮湿闷人的空气以及比任何一次都更严重的晕车连在一起。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晕车这么厉害是因为我怀孕了。在那段时间，晕车的感觉一直没有消失，那是我第一次怀孕。在后来的日子里，只要平白无故出现晕车的感觉，我就会想到自己有可能是怀孕了，因为这二者的感觉实在是太接近了。
由此我想到，通过晕车来发现怀孕，实在是上天的一个昭示。既是昭示，又是隐喻。一个非婚怀孕的女人，一个需要隐瞒实情的人，一个只能独自忍受折磨的人，一个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人，一个只能在别人的冷眼旁观之中的孤立无援的人，一个呼吸不到别人的空气照耀不到别人阳光的人，一个被正常的车速所甩出、被噪光所击中、被噪音所环绕、头重腿软恶心想吐的人，这个人的确就是异类。
某个男人
使我变成异类的那个男人，我永远也不要说出他的真实姓名，但他像一片有病的细胞隐藏在我的身体里，使我疼痛和不适。事情已经过去多年，这个人的面容我还记忆犹新，当时他才四十多岁，却已经满脸皱纹，黑发中夹有不少白发，充满了沧桑的男性之美。我想现在他的头发肯定已经完全白了，这会使他更有风度，而他面容的皱纹仍像原来那样，那是一张新的皱纹无处生长的脸，长着这样的脸的男人四十岁就这样，到了七十岁还会是这样。现在这个男人浮升到我的视野中，他满头白发，长形脸、穿着一件高领毛衣，毛衣的颜色是茶褐色或黑色，他侧着脸，微低着，光线到达他的头部是侧逆光，一道金色的镶边沿着他的头发、前额、鼻梁、嘴唇、下巴蜿蜒游动，这使他的整个头部生动而有神采。如果扩展到他的全身，我会看到他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他的脚下和身后是一片草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那个与我有过关系的男人，或者是别的什么男人的形象，我把他们叠在了一起。我在不久前看到的卡拉扬在维也纳附近的毛尔巴赫的照片就是这样的，还有在《廊桥遗梦》出现的美国电影里的金凯，书中说他身子瘦、高、硬，行动就像草一样自如而有风度。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轻易就美化了他，记忆中的事物为什么会与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以及具有王者风度的卡拉扬混淆在一起，在这个日益实用的时代，或许真的需要一些浪漫来做人们的梦，我在荔湖图书馆的阅读使我想到有可能我日后要从事畅销书的写作，若能成功，我将不再从事那些不适合我的职业，我将作为一名自由写作者，养活自己和扣扣。我隐约感到，在９０年代，作为一名自由写作者是有可能生存下来的。
现在，就让我来为这个男人安排一个名字吧，我是否称他为金凯，既然他有着满头的白发和皱纹，同样的瘦、高、硬，行动像草一样，我为什么不称他为金凯呢？尽管他跟金凯相去十万八千里，现在还被囚禁在家庭之中，但我还是准备称他为金凯。这表明，我关于这个男人的记忆、复述都是不准确，甚至于远远地脱离了事物本身的。等我的扣扣长大后，我将告诉她生活与小说根本不是一码事，而我既没有体力，也没有其他技能，命运也没有为我提供别的机会，我所能做到的就是编写一些虚假而浪漫的爱情故事给一些出版商，以此来换取我们的生活费以及她的教育费，即使这样，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获得别人的承认。我想这就是我所能找到的一条最好的出路了，也许我再找一个人结婚，生活的担子就会轻一点，但我既没有激情，也没有信心了，一切都已耗尽，剩下的只是活着。
所以我并不是那本书中的女人，这个我在此称他为金凯的男人，他是我过去生活中的一个幻影。他的影子有时在阳光和草地之间，有时是灰蒙蒙的天地间一条更为灰色的影子，他的深灰在我的生活中晃来晃去，即使他本人消失了也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我的生活便灌满了阴影累累。
过去二
共青团植树活动过后，我感到卡车上的空气仍一直跟随着我，就像有一个无形的罩子，把卡车上令人头晕的气味完好无损地罩到我头上。我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上厕所、起床漱口等等，都在这个罩子之中，这个感觉又加倍地使我感到空气的滞重。春天植物的气味浓臭袭人，但我看到别人都有一种轻盈快乐之感，任何事情似乎都有些不够真实。在同一个饭堂吃饭，几个单身男女一下就把饭吃完打羽毛球去了，我一点食欲都没有。我一直以为我晕车没有恢复过来，过了四五天还是这样，过了一个星期还是这样。
韦南红就是我到医院化验回来的当天下午来找我的。在这之前我们也比较熟，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朋友，但从来不是密友，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事需要跟这个比我小五六岁头脑简单风风火火的女孩说。化验结果对我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把我整个震昏了，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孤立无援，一个人面对这件事情，种种麻烦就像一道无穷无尽的绳子一遍又一遍地把我缠绕，又像被遍地的栅栏所围困，每走一步都有许多东西堵着，它们无声地布满了我所在的地方，正如那些从卡车上下来使我头晕恶心的气味，它们从无形变为有形，形容丑陋而又固执无比。
我将怎样对待这个孩子，怎样处理有关的一切呢？
南红的到来使头脑混乱精神即将崩溃的我获得了救助，她从此成为了我的朋友。那个黄昏的气氛使我相信，一切都是有契机的，契机这种东西像沧海之一粟隐藏在大海里，人和人为什么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永远也碰不到一起，我们熟人很多为什么从来也走不近一步，就是因为契机太少，一种自然的浑然天成的时机比那些刻意制造友谊的种种聚会、人为的造访都更能产生真正的情感。
黄昏到来我还没有吃饭，我打了饭端回宿舍，这使我那间鸽子笼似的屋子立即充满了难闻的气味，饭菜的气味就跟汽油一样，我一刻都不能忍受，我马上把饭菜全都倒掉了。饭菜倾倒的时候涌出的大股气味差点使我当场呕吐，这会使在场的人很快就会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８０年代的Ｎ城，这种来路不明的怀孕足够判断一个人道德败坏，够她永世不得翻身。我拼尽全力憋住气，然后迅速跑到水池边，我用清水拼命拍自己的脸，凉水的刺激帮我把已到喉咙的呕吐压了下去，清凉纯正的水的气味使我暂时舒服了些。
我回到房间，和衣躺在床上。天很快就有些暗了，空气中充满了雨意，我懒懒地躺着，也不脱衣，也不开灯，肚子虽然有点饿了，但也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甚至连口水也懒得起来倒。南红就是这时候来的，不知她怎么知道我在屋里，她噔噔地停留在我的门口，用她那特有的风风火火的方式拍门，一边高喊我的名字。
看见我她愣了一下，没有像在其他场合她惯常爱做的那样来一个拥抱或者惊呼，她似乎嗅出了某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一下子就安静多了。她懂事地轻手轻脚坐到我的椅子上，也不开灯。这么坐了一会儿，她问我是不是病了，要不要帮我拿点药来。
我一时没有回答她。
天完全黑了，雨好像下了起来。雨的声音若有若无，但它没有使滞闷的空气松动起来，空气中有湿润的凉气在飘，听不见雨声也知道是下雨了。雨使周围更安静，本来这排鸽子笼式的住户就是两个埋头读电大的大龄青年和一个准备考托福的书呆子，在这样的雨天里他们更加足不出户。下雨和黑暗使这间屋子有一种天荒地老的意味，使屋子里的两个人有一种与世隔绝、去尽纷扰的心境。
黑暗中我看不清南红的表情，她的身影在暗中一动不动，严肃而懂事。在黑暗中我说：
我怀孕了。
我的声音近似耳语，我不知道是对自己说，对她说，还是对黑暗说。
有一种女性共有的东西在黑暗中慢慢洇开，南红似乎凭着她的性别记忆一下就感觉到了，黑暗和雨都是一种良好的介质，它们都是一种阴性的东西，能迅速聚合那些难以言说而又确实存在的事物，有某种气氛，或某种被掩埋着的事情的真相经由黑暗的雨夜，得以显形与放大。这时候只要我们把手伸出在空气中，就会触碰到那些在暗中微微震颤的气流，它们在那个天荒地老的小屋里隐隐流动，从我裸露的脸和手到达南红的。我那些内心的恐惧和焦虑通过这片黑暗的不动声色和平淡，传递到了这个头脑简单大大咧咧的女孩的身体上，她就这么不可思议地成熟了。她没有问对方是谁，也不打听前因后果，她懂事地说，一切有她，我不用担心。
南红的故事本来已是支离破碎，缺乏明晰和完整性，要命的是无论我在倾听还是在整理她的故事，我自身的回忆都会在某个点大量涌入，这样的点俯拾皆是，像石头一样堵塞了南红的故事，又像一些流动的或飞翔的事物，来来回回地从某幅图案上掠过，甚至覆盖了图案本身。这些切入的点是如此刺眼，使我不得不注视它们，它们是流产、怀孕、性事、失恋、哭泣、男友不辞而别。这些点同时也是一些隐形的针，它们细长、锐利，在暗中闪耀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光芒，它们不动声色地等候着，在某一个时刻，突然逼近女人，使她们战栗。在女人一生中的黄金时间，这些针会隐藏在空气里，你随时都有可能碰到它们，它们代表冰冷的世界，与我们温热的肉体短兵相接，我们流掉的每一滴热血都会使我们丧失掉一寸温情。
迷宫
我始终想不清楚为什么要解聘我，刚开始的时候见人我就说这件事，我把前前后后跟人说，然后揪着人家问：你知道为什么领导会不喜欢我吗？当然没有人会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先是问大弯，大弯说这是社里的决定，十二个人只有十一个指标，他本来想保住我，但实在没有办法。我又去问社里的主管领导，领导说，你去问大弯吧，是部主任作出的决定，社里无权干涉。我又去问大弯，大弯说你怎么还不明白，这是社里的意思。我再去找报社领导，社领导很不耐烦，说这事不是说过了吗。
我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真正的迷宫里，明明看清楚了是一个出口，眼珠不错地走过去，到了跟前发现不是。又看到了一个出口，又走上去，发现还不是。在迷宫中走来走去，人就变成了祥林嫂，不管见了谁都要说一遍。
我知道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总是想同一个问题总是想不明白脑子就会出问题，我知道有些人就是因为想不清楚某个问题就疯了，比如失恋的人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不爱我？为政治发疯的人的问题是：我为什么成了反革命？我的问题是：我为什么会遭到解聘？我工作努力，做人谨慎，说话小心，单位是国家全民所有制，一不是外企，二不是私企，三不是集体所有制，我既没有出差错，又没有违法乱纪。我真是想了一万遍也没想清楚。
会不会发疯？一
有一天我忽然明白，我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摆脱这件事，而不是搞清楚，只有摆脱它才能搞清楚，不然越想越糊涂，人说不定真的就疯了。
我不再跟任何人讲这件事，说话避免“下岗”、“解聘”、“落聘”（它们的实质都是失业）这样的字眼，我白天逛大街，看一些乱七八糟的报纸和乱七八糟的电视，争取把脑子塞得满满的。但是这件事总是跑出来，像空气一样，抓都抓不住。街上走着的不相干的一个人，一眨眼就会像大弯，任何地方的丁香、榆树、槐树、垃圾桶，都跟那个大院里的丁香榆树槐树垃圾桶有一种密谋的关系，它们散发的气味使人头昏。大院的灰墙和高楼在街上更是随处可见，任何一条胡同和大街都有它们，连空气都是由它们组成的，闻着就心烦意乱。商店、菜市，一切东西都在提醒你，生活将越来越可怕。公园的门票因为有牡丹展涨到了五元一张，这使我马上想到了我的扣扣，以前每个星期日都带扣扣上公园，阳光在她的小白帽上一闪一闪，她穿着红色的灯笼裤，是一朵最美的稀世的花朵。五元钱一张的门票，扣扣怎么能进去呢？
我看到的一切事情都使我想到同一件事，它像另一个巨大无形的迷宫，彻头彻尾地罩住了我，迷宫的两壁罗列着商店、商店、商店，家用电器、日用百货、化妆品、衣服、童装、鞋、围巾、文具；菜场、菜市、菜摊，鱼、肉、白菜、西红柿、土豆、黄瓜，就是这样平常而单调的迷宫。我身在其中，不知所措。
我看到一个卖葵花子的女人声音嘶哑地叫卖，我想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成为这个女人，生活所迫，为了生存人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干的。人本来只吃正经的粮食，但在非常时期却能咽下树皮草根，就像红军长征或饥荒之年。我没有耐心和兴趣学习一门新的技术，又不是那种年轻貌美可以让男人养着的女人，我唯一的特长就是有一点文字能力，但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像春天的草一样拥挤着生长出来，覆盖了所有的报社杂志出版社。我不太喜欢葵花子的气味，有点呛人，但生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把你按在那里。我就会年复一年地站在菜市的某一个摊位上，背后或旁边是一个公共厕所，我将习惯它永远弥漫、永远不会消失的臭气，我的旁边是一个猪肉摊位，在夏天的午后，绿头苍蝇从厕所飞出来，停留在肉案上。对面是卖鱼的，杀鱼的血水浮着鱼鳞，散发着鱼腥的气味。脏水有时差点就会流到我的脚下，我一不经意就会踩着，我的鞋虽然有胶底，但鞋面却是布面，溅上脏水，半湿不干地沤着，臭气从我的脚下、我的身后以及胡同的两头围拢过来，灰尘落到我的头发、皮肤、衣服上。我在臭气和灰尘中从早站到晚，我的头发一天下来就有以前十天那么脏，我灰扑扑脏兮兮地站在摊位上，从这样一个春天开始，我的皮肤每天十小时地暴露在北京特有的风沙和浮尘中，一开始我觉得皮肤发疼发痒，尘土停留在脸上有一种又脏又痒又厚的感觉，但用不了几天我就习惯了。在风和灰尘中，我的皮肤迅速变老，一个季节就老了十岁。又脏又老又臭。扣扣如果看见这样一个妈妈会怎么样呢？
有时候我还会想到钢琴这样一种高贵的事物，我想起扣扣出生的那一年。闵文起说将来要给她买一架钢琴。雪白的牙齿，丁冬地响，辉煌的大厅，演奏晚会，鲜花。这些离生活无比遥远的东西一下变得跟天一样远，本来以为一步一步就能走到跟前，但现在走死也走不到了，有谁能从地上走到天上呢？扣扣的手指修长匀称，像一种细长的花瓣，粉红、肉肉的手掌、散发着珍珠光彩的指甲盖，有着完美弧形的指尖。在赤尾村，在混乱和无聊中我不可遏止地看见扣扣的这双小手，闪烁着柔光，拂动在我的脸上。而琴声，就在黑暗里回荡，从远处到近处，又从近处到远处。水滴在冰上，月光消失在青苔里。琴声是这样一双手的水分。滋润与浇灌。成长与开放。
但是这一切都不会落到我扣扣身上了。
某个中午
现在我终于想起那个中午了。
一切都始于那个中午，这个中午是一块锐利无比的大石头，它一下击中了我的胸口，咣当一下。
那天我到得很早，我的自行车在最里面。我到开会的地方找了个角落坐下来，每次我都这样。那次人到得特别多，会议室全都塞满了，大家紧挨着，毛衣连着毛衣，白的灰的红的黑的连成一片。我坐在毛衣的后面，领导看不见我，我感到安全。总结的声音在人头和毛衣间滑动，这是一种有重量的声音，它把人的脑袋向下压低，使毛衣隐隐晃动，但也有少数专注的脑袋和挺直的毛衣，他们是中层干部、中坚力量、特殊的人。他们需要特殊地听，听到声音之外的声音，并且牢牢记住，要在今后的日子里做出不同的反应，他们体力和精力的消耗要比别人更大。后来我看到毛衣在松动，下沉的脑袋陆续伸直了，我听到领导说某某在过去的一年中成绩突出，发给奖金１０００元，某某部门被评为先进集体，等等，表彰的声音是另一种声音，它像一种无形的线，把人的脑袋上提，使我想到慢镜头的电视广告中，绿色的水珠滴落，皱巴巴的花草立即宽舒。奖金是力量中的力量，光芒之中的光芒，它闪闪发光地从领导的嘴里一滴一滴地滴落，圆润、饱满，丁冬作响地回荡在会议室里。同时这种声音更像炮仗，它一下一下地爆响，准确地唤起兴奋和骚动，切实地增加着室内的热量。
然后我听见宣布调整之后的今年新的各部门主任的名单，主持者提醒大家认真听，因为今年将由各部主任聘用编辑人员，双向选择，但大家务必主动找主任谈，不要坐失良机。我伸长了耳朵，在一系列的名字过去之后，听到副刊主任仍是大弯。
我马上就放心了。大弯虽然有时脾气不好，但他总的来说还算一个厚道的人，我想大弯不会不要我。
散了会，回到办公室，大家纷纷找碗去打饭，我惦记着领导说的话，就去找大弯。我看见大弯在厕所的方向晃了一下，于是就到路上等他。我知道这事应该避开些别人。
我在院子里徘徊，假装晒太阳。那是３月份，天气还有些冷，丁香花没有开，我看看天，看看地，看看各个部门的棉门帘与窗玻璃，看看自家办公室门口的丁香树和垃圾桶。
然后大弯就走过来了。
在院子的正中我拦住了他。我说大弯，聘任的事，我想跟你谈。你什么时候能排出时间来？
我十分认真，弄得大弯也严肃起来，他紧皱眉头认真地想了一下，然后说下午一点钟他还有一个会。
我想这下午一点的会肯定是社领导召集他们这批新聘任的主任开中层干部会。
大弯没说什么时间谈。我只好问：那开完会呢？
大弯没说话。
我自己接上来说：今天是周末了，看来只好等下星期一了。下周一你有时间吗？
大弯立即说：下星期一吧。
我又盯着问：那上午还是下午呢？
大弯说：上午吧。
我立即又放了心。大弯没有回办公室，我轻松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收拾我的信件放进我的包里，我说我先走了，大李正在抽屉里乱翻饭票，咪咪往饭盒里倒洗洁净，他们一时都停住了手上的事，咪咪说一会儿就开会了，你到哪去？我说我回家吃午饭，下午约好了到一个作者家取稿子。大李说：下午一点就开会了，大弯没通知你吗？
我一下就意识到了。
后来我反复想大弯所说的下午还有个会，原来就是这个应聘人员的会，我以这种方式被宣告解聘却自己一点不知道，还巴巴地找人家谈，希望得到聘用。实在是可笑之极。
我僵立在乱糟糟的办公室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像到处都在嗡嗡响，我觉得一下就被推得很远了，只有我一个人，孤立无援，没有同伴，所有的人都被聘用了，没有任何问题，心里踏实有数，身体健康，他们大家都是安全的，他们都在岸上或船上，只有我一个人掉下去了。
大李和咪咪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但我一下子就不抱任何幻想了，一下就完全相信了。我听见咪咪说她是昨天下午得到的通知，大李说大弯昨晚打电话到他家里通知的。
大李说不可能，不会的，肯定是疏忽了。我想这又不是一般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疏忽的。大李拿起电话就拨，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把大弯找着了。我在绝望中神经高度紧张地听着大李的只言片语，看到这个事实很快地被证明。
事实就是千真万确不可更改的铁一样的东西，冰冷、坚硬，任何东西碰上去都会出血（如果这些东西是有血的话），我以前不知道事实是如此重要的一种存在，它劈头盖脑就砸下来，即使你粉身碎骨它也仍然完整，并且落地生根，长得比原来更粗壮，生出密密麻麻的枝干，把天都罩住。这些枝干像刺一样刺过来，这无数的刺中有饭钱、医疗费、女儿的入托费、房租水电费，等等。
一切。
会不会发疯？二
刚开始的时候我担心自己会发疯，第一件事是离婚，我不得不提出来，第二件事是解聘，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甚至觉得不会是真的。
它们间距是那么短，猝不及防。
两次我都以为自己要疯了，在我的家族史上疯子的身影重重叠叠，她们（他们）从年深日久的家族史中走出来，一直到达我的眼前，这种情景有点像某幅关于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的国画，他们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故而穿着各个不同的服饰，色调暗淡，排着参差的直列。我的疯子祖先们也是这样，但她们目光散乱，神情恍惚。她们的眼睛看不见这个世界，她们的身体也就不再为这个世界负责，披头散发，衣衫褴褛，哭或者笑，这一切与任何人无关。
那样一件四面都是洞（它的边缘和形状使我们想起剪刀，快意的破坏，隐秘的愿望，剪刀穿过布的声音，锐利而不可阻挡，一旦剪断就不可能原样接上）的衣服在我的等待中空空荡荡地飘来，贴地而起的小风使它鼓起，它胸前的两个洞越来越触目，祖先的乳房从那里裸露出来，就像两只奇怪的眼睛。我知道，这件四面是洞的衣服空着，它飘到了我的眼前。
扣扣
在最混乱的时候我每次都会看见我的扣扣，她一岁、两岁、三岁、四岁，她圆嘟嘟的小脸像最新鲜的水果，鼻子经常流鼻涕，嘴角有时候流出清澈明亮的口水，她的额头比别的地方要黑些，上面有一个若隐若现的旋，在阳光的照耀下，她安静地睡着的时候，就会看到她额头上细小的金色茸毛旋成的小窝，那是一个隐秘的印记，是我的孩子特殊的痕迹，想到在这个广大渺茫的世界里有一个自己的孩子，马上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我的女儿成为了我那些混乱而绝望的日子里温暖的阳光。她的小身体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气，脸、脖子、胳肢窝、背、肚子、小屁股，到处都香。每当夜晚我长时间地闻着她领窝散发的香气时，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感动。我想我任何时候都不能疯，我怎么能疯呢？扣扣除了我谁都没有，我除了她也谁都没有，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孩子，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她养大。
关于南红五
南红的头发每天都在长。有一天她就出门修了个半秃的时髦发式。然后她回到家里对我说：我不能停止对男人的爱，没有办法。
各式耳环垂饰犹如听到召唤，一下布满了那张油迹斑斑的三屉桌，它们大多数是那类廉价的、装饰性的，骨质、木质、各种不知名的透明半透明的石头，稀奇古怪地组合在一起，这很符合南红的风格，如果长得既不像贵妇人，也不像白领丽人，就只能往艺术家上打扮。
南红说短发必须戴耳环，不然太男性化，她不喜欢自己太男性化。
两只骨做的耳环在她的耳边晃荡，妩媚的光彩重新回到她的脸上，也开始渗透到了这间寡情乏味的屋子里，就像一种隐约的光，分布在房间，我们感觉不到，但天花板上的阴影就在这点微不足道的光中消失了，南红一定不会再从那上面看到那个小小的人儿，在水龙头里、在炖汤的汤里、在衣服的皱褶上，那个小小的灵魂消失了，或者是南红不想看到它，对于不想看到的东西我们都会慢慢看不到。老歪的脸也不再出现在她的上方，甚至老Ｃ，这个南红仇恨的对象，在赤尾村的房子里是一片比老歪更为浓重的乌云，我一直没有提到他。
Ｃ无端地使我想到草绿色的军服和红色的五角星，就是那种传统的几十年一贯制尚未改革之前的解放军的形象，一个六七十年代的军人和化着浓妆半秃着头佩戴着稀奇古怪耳环的南红站在深圳的背景下，让我不能不想到“政治波普”这个词。这个虚拟的画面在我奇怪的凝视中活动起来，但一切又是那样的不和谐、不伦不类，两个人站在一起不和谐，干什么都不会谐调，吃饭、相拥，一个人流泪，另一个人忏悔等等，全都怪模怪样，不合常规，而这种怪诞亦不像哈哈镜里的表面变形，而有着一种更为深入的气质。
事实上Ｃ并不是一名军人，至少不是现役军人，至少在南红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离开军队多年。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种情况，也不知道我脑子里的那幅荒唐的政治波普画面从何而来。
现在我想起来，南红说过Ｃ的父母家在军区，一切关于军服与帽徽的想象大概就来源于军区大院。南红对我叙述的男友关系过于复杂和混乱，当她说到Ｃ的时候我常常神色茫然，她有时就补一句：就是家在军区的那个。所以在我同样混乱的脑子里常常把Ｃ等同于军区。
现在我决定要让Ｃ清楚一点。这个念头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我决意换掉Ｃ这个代码，我忽然觉得以字母代表人物不够真实，犹如一个骨架行走在大街上，空洞而奇怪，反过来如果对一个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人，如果我们不得不叫他Ｃ的话，也会立马有一种真相被掩盖的迟疑。
史红星这个名字就这样出现了，它使Ｃ从南红模糊一片的叙述中凸现出来，成为一个三十多岁，理着小平头的男人，他在军区大院的红砖楼房里对着老婆手中的敌敌畏瓶子面色苍白，在南红的宿舍里神情沮丧。史红星，这个永远不如意的男人，被老婆牢牢地掌握在手心的男人，他与南红的故事像鲜血喷涌而出。
鲜血跟南红去上环有关。南红说史红星做爱不戴安全套，她指责他，他就很沮丧地说：我知道南红的孩子不会姓史。他怕老婆怕得要命，同时又异想天开地想让南红给他生个儿子。南红说她真是又恨他又可怜他，他是一个窝囊废，老婆周六周日不让他出门，平日上班早上出门时口袋是空的，经常绝望赌博（赌博的钱从哪里来呢？南红没有说）。南红说有一次史红星非要送给她２００块钱，她坚决不要。她还说深圳的女孩跟人同居都是有条件的，或是养起来，或是给钱，她跟史红星什么都没有。
关于同居与钱，养不养起来的话实在是俗气得很，俗气而且粗鄙，根本不用搞清楚前因后果，光这几句话就能把好端端一个女孩给毁了。它犹如沼泽，这个女孩一脚就踩了下去，腐烂的草根挤压着她，气泡一串串地一路冒上来，兴奋而且凶猛，有谁知道气泡也是凶猛的呢？一个女孩在下沉，她明白沉下去她就完蛋了，她伸出手来乱抓，气泡密集地呼呼上升，如同被触怒的蜂群，她大口大口吸进身体里的全是这些重浊的气体，它们像一些石头连接不断地打在她挣扎着的身体里，正常的空气近在咫尺，但她没法呼吸，沼气的气泡在她沦陷的周围形成密不透风的包围圈，它们的声音像夏天的蝉声铺天盖地，由于密集而变成一种啸叫，声如电钻，用电的力量穿透坚硬的水泥板，水泥粉屑纷纷扬扬。这个沼泽地的景象与现代都市是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它们重叠的身影是另一种无所不在的气泡，弥漫在都市的上空。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弥天的气泡像喷泉一样被一种不知什么力量冲挤出来，密布在一个女孩的头顶，这是一种肉眼看不见但密度很高的乌云，它像一个盖子，越来越低，使她在真正沉没之前就没了顶。如果有一根点着的火柴碰到这层沼气的乌云，我们顷刻就会看到蓝色的火焰腾空而起，既美丽又狰狞，它像沼泽一样同样致人于死地。
许森
许森不能算是我的情人，但他是我在这座城市里联系最多的一位男性。我在半年的时间里到他家去过几次，我跟许森算是一种工作关系，组稿。跟工作没有关系的地方我就去得很少了，有孩子的女人都这样。
许森没有家人，独住一套一居室，我总觉得称为房间比称为家更合适。许森看起来也是四十上下的人了，我不知道他的老婆孩子在哪里，一开始这就是一个悬念，这个悬念挂在他的单人床上，他的门厅只是一个狭窄的过道，只够放下一台电冰箱和一个书架，这样他唯一的房间就兼着卧室、书房、客厅的功用，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来到这个城市之后就习惯了一进门就看见床，并且常常落座在别人的床上（隔着床罩，使主客两方都觉得没有直接坐在床上，床罩同时是床和心的屏障），但许森的床使我心惊胆战，我本能地感到这上面曾经仰卧过不同的女人，我自己是否在将来也会成为其中的一个？
暧昧的想象使我心跳不已。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象，是不是因为离婚？还是他的房间性场（姑且这样说）特别强？一个结过婚的独身男子的居室，总比在婚姻之中的男人的房间有更浓厚的女性气息，后者房间中的女性物品总是摆在明处，是光明正大的，乳罩晾在阳台上，有一点风它们就会飘来荡去，在房间里一眼就会看到；卫生间里女性的化妆品一应俱全，从洗面奶到睫毛膏，浴液洗发水面霜，不是奶白就是粉红，它们罗列在洗脸架上，还有新打开的卫生巾，但我们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个照片上的女人的东西。这个女人有时悬挂在墙上，她多半和房间中的这个男人依偎着停留在相框里。他们的结婚照，双方总是很甜蜜，那个女人化了淡妆，披着白纱。白纱这样一种非日常生活的事物簇拥着女人，把她从日常生活中抽取出来，使她像仙女一样既美妙又神秘，不同凡响。
有时她在一个台式的小镜框里，这样的小镜框放在书架的某一格，但有时候又放在书桌上，书桌的左侧，它甚至没有灰尘。小镜框里的女人总是和孩子在一起，这也是把它放在书桌上的理由，因为老婆是别人的好，儿子是自己的好，再好看的女人也经不起几年中天天看，男人漫不经心的目光比时间本身更能加速女人的衰老和陈旧。
女人和孩子坐在草地上，阳光很好，孩子的衣服很鲜艳，像草地上盛开的一朵大花，这样的画面常常是幸福的注解，幸福就像阳光打在女人的脸部和全身，这使女人本来就有的美丽加倍放大了，这种美明明白白，它的来处和去处都清清楚楚，不像那种常常被赞美的忧郁的美，弥漫着阴气，令人既压抑又紧张，在电影或者画展上看看还可以，若挂在房间，气氛马上就会不同，若调子再阴暗一些，你永远也别想高兴起来。
就是这样。
言归正传，那个拥有女主人的房间，虽然女性物品无所不在，但它们统统摆在了明处，最大限度地正大光明，它们的气息每到达一处，就被阳光和空气同时稀释。因此在婚姻中的男人的家里我们所嗅到的女性气息总比独居的男人（性取向异常者不在此列）的房间里的少。我们知道这类男人没有妻子，许森的妻子是离婚了，还是出国了，我一直没有问过他，他也从来不说。他的房间里没有什么一眼可见的女性物品，是典型的单身汉的房间，但在这个房间里我总是一再地看见一些女性的身影，她们不是我无中生有的产物，她们的皮肤、头发和字迹隐藏在这个房间的某些地方，它们是一些小小的痕迹，虽然小却十分清楚，它们散发的气息比起一个活人在跟前更有一种点到为止的简约效果。简约、含蓄、朦胧、神秘、引人遐想。
她们的皮肤和头发就是这样出现在卫生间的洗脸架上的，一小瓶面霜，一小瓶洗发水，它们毫不成系列，在剃须刀什么的男性用品中显得孤零零的。它们的不成系列表明了一种非日常性，缺乏那种主妇式的全面渗透，表明了偶一为之的品性。
离了婚的独身女人如果在这间卫生间洗手，在半分钟之内就会发现这些女用面霜洗发液，独身的女人对它们不知为什么这么敏感，是因为它们出现在独身男人的卫生间，还是因为它们是女人用的，抑或是这个女人对这个男人有着潜在的欲望？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她站在洗脸池跟前洗手，那个她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的头发从她眼前的这个乳白色的洗发水的瓶子里柔软地滑出，它们不是满满一头，而是细细的一绺，十分整齐干净，有一点淡淡的清香，像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树叶，它爽滑地一直垂落到这个女人的手臂上。与此同时那些从未见过的女人的脸庞，也经由面霜的瓶子飘浮到这里，它们像瓷砖一样光滑和冰冷。它们紧贴在镜子周围的瓷砖壁上。这些假设的女人影影绰绰，五官不清，有一点模糊的美。我们从镜子里那些模糊的面庞看到了清晰而实在的自己，水龙头的水冲到我们的手上，在手背、手心、手指之间流淌。
从瓶子里逸出的长发和脸庞是女人的肉的部分，那些摆在茶几上的干花，立在书架上的生日贺卡也就是女人的灵的部分（姑且这样说），女人的灵与肉分散在这间房间里，组接的方法有许多种，一个女人的灵与另一个女人的肉，前者的感情与心和后者的乳房和腰。各种不同的组合是那个男人在某些独自一人的夜晚所做的事情，它暂时远离着我们。我们作为客人坐在这间房间里，或者走动，或者不走动，但我们一眼就看到了那些携着女性气息的东西，一束干花、诗意的小卡片、饶有趣味的小陶人、淘气的小布娃娃，等等。它们分散在这个房间的某些角落，分散本是一种隐藏的姿势，但它们的分散却奇怪地没有获得这个效果，不但没有得到稀释，反而被浓缩了。
分散的、零碎的女性物品，不管它们的来源和去路，只要它们出现在一个单身男人的房间里，就不由分说地带上了暧昧的意味，每一样物品的后面都隐藏着某个女人，那种幽暗的隐秘的性质使这些各自分散的气息互相粘连起来，这浓重的气息中有无数女人的身影在飘动，我们分不清这无数女人是从一个女人的身上分离出来的，还是从几个不同的女人身上分离出来的。
隐秘的女性气息就是这样弥漫在许森的房间里，相对于我来取的稿子，它的气味更加浓厚。或者说由于这种气味，这个房间带上了魅力，一种吸引力，潜在的吸引。
他的文章很平淡。他的题目通常是《环境与建筑》《环境与心情》，内容空泛，大而无当。就像那些建于７０年代的千篇一律的火柴盒般的楼房，外观上千篇一律，走进去一律千篇。一样的内部格局，一样的走廊、房间，一样的门口窗户，甚至连室内的家具都基本相同。这样的环境很容易产生喜剧，是巧合法则施展的舞台。这使我想起前苏联的一部轻喜剧电影，说的就是男主人公从莫斯科到外地看望未婚妻，结果坐过了站到了另一个地方，但他在这另一个城市里找到了同样的街道同样的楼号用他手里的钥匙开开了同样的门，他坚信这就是他未婚妻的家，倒头便睡。后来另一个女人进来了，发现了睡在自己床上的陌生男人，他们由戒备到相爱，最后各自打发了自己的未婚妻（夫）。许森的人和他的文章之间的反差使我产生了类似的感觉，就像在平淡的环境中发现戏剧。有时候的确有些奇怪，有的人外貌平庸，但却有着过人的才华，而有的人恰恰相反。许森的外表显得很有深度，不是那种做出来的假深沉，而是一种特别的不同寻常的东西，可以看成是深度、深沉、深厚的混合，这种东西在一个男人身上构成魅力。
关于许森我有时想，如果一个人的文章比他本人精彩，那不是很煞风景吗？反过来说，一个人本人比他的文章精彩正应该有意外的惊喜。不管怎么说，许森是我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把他作为情人来想象一下的男人，在灰色的院子里，在散发着塑料气味的办公室，在垃圾一样堆积的稿件中，我愿意想象一下许森，他的手指停留在我的头发上，有时触碰到我的脸，而他书架上的生日贺卡总是神秘而安静，茶几上的干花，卫生间里的女用面霜，它们在我的思念和想象中像乌云一样掠过。
８０年代的南红喜欢跟男孩疯玩、尖叫，穿着奇装异服在Ｎ城的大街小巷疾步如飞，她那些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质地粗糙、怪模怪样的服装远远地在Ｎ城飘荡，它们用各式廉价的粗布制成，又宽又大，垂感很好，黑的长裙配上紫的或绿的长外套，穿在身上确实就是一个十足的美院女孩。但她弄出来的大部分衣服除了怪点之外一点都不好看，她有时会做一些类似荷叶边、皱褶之类的繁琐细节，搞得衣服不伦不类，穿起来像戏剧里的服装，而且是剧中厨娘一类人物的服装，使人有一种非生活化的滑稽感。
但南红自己并不觉得，这我至今仍感到奇怪，她会认为那些莫名其妙的衣服会加强她的个性，使她特立独行，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她幻想中的现实总是十分强劲，跟真正的现实极不一致。有时她怪怪的样子使我觉得她性格上的那些难以描述的东西可以从她对服装的态度上获得描述，这句话有些拗口，我是说，我跟南红认识十几年，但我无法说出她是怎样一个人，纯洁与放纵、轻信与执拗、冷漠与激情，这些不谐调的因素像她的衣服一样古怪地纠缠在一起，衣服便成了一种描述她的方式。
她那些诞生于８０年代的衣服曾经劈头盖脑地落到过我的身上，一开始她把那件为我设计的连衣裙画在纸上拿给我看，按照她的幻想，她把它画得十分飘逸，看着是不错，但一旦做出来披挂在身上却完全不是一回事，首先她选择了一种厚得不能再厚、人家专门用来做窗帘的叫作什么摩力克的面料，剪裁时她又把下摆剪得像旗袍那样紧窄包身，跟她画在纸上的大幅下摆完全是天壤之别，但南红对如此明显的区别一无所知，她兴冲冲地拿来给我穿，并大声喝彩，我穿在身上照镜子，看哪都不舒服，比例不对，线条凝滞，既古怪又古板，我壮着胆穿了一次上街，回头率甚高，但目光中全是同一种困惑，奇怪这人怎么会穿这么一件衣服上街，好端端的把自己搞得像一个木乃伊。我虽然喜欢怪一点的东西，但总不至于无原则到把自己搞得太难看。
当我把这件硬邦邦毛刺刺穿着很不舒服看着也很不好看的连衣裙送给南红的时候她振振有词地说：我画的设计图你不是说很好吗？噎得我说不出话来。我频频回想她的设计图，那上面的Ｖ字领是两重下垂的皱褶组成，下摆宽阔，有一种柔软而飘逸的视觉效果，而到了这件摩力克的窗帘布连衣裙上这一切全都消失不见了，领口硬邦邦地到胸部，在那里鼓鼓囊囊地结束，而不是恰到好处的过渡，既不伸延也不呼应，而是一种十分尴尬的互相对峙，天知道南红是怎样做成这样效果的。下摆也不知怎么就成了筒裙的样子，加上面料硬度的推波助澜，简直比筒裙还筒裙。
她用在自己身上的幻觉走得更远，一块最廉价的衣料做成晚礼服的样子，并且在胸前做几朵花，这些粗糙而拙劣的花朵簇拥着她走来走去，她脸上就会带上公主的感觉。
南红喜欢纠集一群人去郊游，或者搞别出心裁的生日ｐａｒｔｙ，南红虽然缺乏才华，但她从来不缺激情，她充沛的激情足够使她想出种种新鲜的主意，这些主意中总有一两个或两三个使人眼睛一亮的。我至今记得她二十一岁生日那年的水果晚会，在一套四房两厅的空房子的大客厅里，摆了一个像节日里街头的花坛那样的巨大的水果坛，一层又一层，黄的绿的紫的，一直堆到天花板，把所有在当时季节能搜寻到的水果统统都弄来了，不管生的熟的是否能吃。我记得铺在地板上做底座的是一层绿色的小菠萝，其中有的比大松果大不了多少，一看就知道尚未长成，它们顶部的叶子坚硬饱满，十分茁壮，像剑一样的叶锋锐利地挺立着。上来一圈是黄绿色的杨桃，看一眼就会产生条件反射，比望梅止渴还要有效，这种水果的酸一直酸到人的骨头里，使人永生难忘。这样酸的水果是不能直接入口的，要经过腌制，或做成果脯，才能摇身一变而为“岭南佳果”，如果单看这两层水果，除了新奇之外一定不会引起食欲，同时它们生硬的线条和颜色也没有晚会所需要的喜庆和热闹的装饰烘托效果。
接上来的一层还是绿色，墨绿的那种，是橘子和广柑。每一只都带着新鲜的叶子，还有连着两只的，它们确实是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南红说这些生菠萝和生橘子都是她在园艺场的朋友下午五点才送到的，上午还在地里（菠萝）和树上（橘子），朋友弄了一台拖拉机运进城里，一直开进大院停在楼下。现在回想这一切，比当时置身其中更加感到此事的奇观性，隔了七八年的时光，岁月的青草蔓蔓，成为了一切事情的前景，那辆中型拖拉机停在这片草地上，楼房和大院以及整个Ｎ城都浮动在这片我记忆中的草地上。
有谁能为了自己一个人的生日晚会动用园艺场和拖拉机呢？只有像韦南红这样有能力胡作非为的女孩，在Ｎ城，这样的女孩独一无二，在Ｎ城，一个时髦的女孩加上一辆中型拖拉机就是时髦的极致，这种时髦无法模仿，于是更加成了极致的极致，是极致中的那一颗红樱桃，是红樱桃顶上的那一层反光，是反光中最亮的那个亮点。这颗红樱桃就在南红借来举办生日晚会的那套崭新的从未有人启用过的四房两厅中傲然地闪光，它的底座庞大杂芜，稀奇古怪，和它的娇小艳红毫不沾边。它的下方是葡萄（它的紫色远不及红樱桃抢眼，而且它一串一串，一嘟噜一嘟噜，令人联想起病毒）、香蕉（这种岭南佳果在Ｎ城遍地都是，它们成片地生长在Ｎ城的郊外，以及本省的广大地区、公路沿线和铁路沿线，我们坐在车上就能看到大片大片的香蕉林，它们宽大叶子的绿色，闪耀着江南和岭南，雨中的芭蕉更是响彻了千年之久，它们一望无际，在车窗外快速地闪过，芭蕉的茎蕾在宽大的叶间若隐若现。Ｎ城不可替代地成为了全国的香蕉集散地，在Ｎ城火车站的西侧，有无数堆香蕉的小山，全是最坚硬最青涩全都不能吃但绝对经得起长途贩运的颠簸。香蕉在这个城市实在是太多了，像空气和泥土一样多，使它变得和泥土和空气一样平凡）、比香蕉还要普遍的各个品种的苹果、梨子、西瓜、香瓜、哈密瓜、木瓜等等，它们庞杂地堆成了一个硕大的果坛，它们比圆桌还要大，比人的视线还要高，由于它顶端的红樱桃的对比，我们发现这个硕大的果坛全是黄绿二色，不是绿就是黄，或者是黄绿混杂，在夜晚的灯光下显得暗淡臃肿，没有精神，它虽然聚集了难度不小的操作背景，却不及一只现成的生日蛋糕简洁明确。
南红穿着她自己设计的古怪衣服在果坛边来回穿梭，迎接朋友，接受礼物，夸张地拥抱，大声地说话。她衣服的效果使她像一个挂满了形状各异规格不一的围巾的儿童，她脖子上还缠绕着一条长长的布条，一直拖到地下，她有几次踩着了它，于是在整个漫长的晚会上她不得不腾出一只手专门提着这根长长的围脖（或者应该叫颈饰？）如同西洋的仕女拎着裙沿。她一点也没想到要解除这一麻烦，也没有人提醒她，所有的人都说她今天晚上最漂亮，她的衣服最别具一格。她也总是在这些赞美之后自己得意地补上一句：这是我自己设计的！
烛光在各个房间点着，大概有十几支，使那个夜晚从一开始就有了将要被特殊记忆的质地，它的若明若暗，闪烁不定，从一开始就是恍惚和迷蒙，是一个不清晰的非现实。清晰的事物尚且难以复制，不清晰的事物简直就是一团气，它的出现就是为了消失，消失之后仍是一团气，独立存在于与你平行的时空，在某些夜晚和某些特殊的日子，以同样迷蒙的形体进入你的视野，成为所有生日的参照。
（这一切离虱子是多么遥远，在那个Ｎ城的，由硕大的果坛组成的生日的夜晚，与南红有关的虱子还未滋生出来，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
冷汗的来源（1）
现在，那个远离深圳的闪闪发光的Ｎ城生日浓缩成一个玻璃缸大小的空间，悬浮在南红到深圳以来的各个房间里，它在变化不定的光线中时大时小，它悬浮在眼前的景物也随意变幻，有时是那团烛光迷蒙像梦境一样恍惚的气团，南红的脸在蜡烛之间浮动，有时是那个巨大的水果坛，它们以超现实的颜色发出亮光，犹如童话中的事物，轻盈地摇动，发出悦耳的丁当之声，而那辆停在草坪上的拖拉机恰如其时地变成了一辆天使驾驭的马车，成为水晶般透明的背景。
这一切都是因为它们太遥远了，永远不能再回来，它的明亮与南红房间的黑暗（不眠的夜晚）之间有一道绝对的界线，我们怎样使劲也无法穿过这道线，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悬挂在我们摸不着的地方。躺在黑暗中的人，再一次想起了今天正是她的生日。
生日这个字眼是一把锐利的尖刀，寒光闪闪，它平时躲在暗处，不动声色地向我们逼近，在每年的某一天，它犹如闪电从天而降，直逼我们的心脏。它的寒光照彻了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周围荒凉而丑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幼年曾经背诵过的语录莫名地出现，正如时光远去的背影偶尔朝我们回过脸，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中间隔着万丈深渊。
南红觉得自己一生的生日都在那个堆满水果的Ｎ城房间里过完了，她当时就是那颗红樱桃，站在了全部日子的顶端，她只能沿着果坛的阶梯，一级一级往下走，最后脚底碰到的是坚硬的水泥地。
一个刚刚大出血的女人，她的血还没有止住，她全身虚弱，头重脚轻，她的脚一碰到水泥地就像踩着了无数钢针，这些钢针密集得如同液体，又如饥饿已久的活物，它们紧紧粘附在女人的脚上，她把脚抬起来它们还死死粘着，它们瞬间就脱离了水泥地，从她全部的毛孔直逼而进，毫不犹豫地抵达她的骨头。
坚硬的骨头在出血的日子里变得脆弱而敏感，就像裸露在空气中的舌头，无法承受坚硬和尖利的东西。血液也会从骨头中渗漏出来，它们一点一滴，从骨头的呻吟中由鲜红变得惨白，比冰雪还要白，它们散发着寒气，又被寒气所驱动，它们用力地挤过骨头和肌肉的缝隙，滴落在身体的表层。这时它们已经滤尽了它们本身的颜色，变得透明，它们一无所有地垂挂在额头、脊背、胸口上，去尽了颜色和温度，它们的寒光从骨头、五脏到皮肤。
这就是冷汗复杂的来源。
家庭机器
现在我又听见了家庭这部机器各处的螺丝松动时发出来的嘎嘎声，它们浑然一片，乱糟糟的，我一时分不出哪些是主要环节发出的声音，哪些是柴米油盐鸡零狗碎的声音。它们松动之后有些东西就开始脱落，这些脱落的东西是什么呢？茶杯盖、碗、玻璃杯？这些廉价而易碎的东西在许多牢不可破的家庭的某些时候都会被摔在地上，碎片四溅，发出清脆的响声，我们有时候在深夜就会听见，它们的声音从我们的头顶、左侧或者右侧响起，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我们会看到从这幢楼房走出的某对男女脸上浮动着青黄的颜色。但我和闵文起没有干过这件事。
我一点都想不清楚，一想就头疼，一想就听见嘎嘎响的声音，这种声音听久了我才辨认出来是高跟鞋走路的声音，不是又尖又细的鞋跟发出的那种，这种高跟鞋早就淘汰了，在日常生活中消失，只滞留在舞厅那样的地方，在暗中、在光滑的地面、在灯光闪烁不定的时刻，这些地方脱离着生活的常态，脚并不用来走路，而是使劲踮起来疯转，人的整个身体也不好好待着，而是左转右拧。这种后跟又尖又细的鞋子花里胡哨，一些发亮的碎末掺在鞋面，或者缀上一个更加发亮的蝴蝶结，或者干脆系上两颗差不多有乒乓球那样大又白又圆的物件，这样的高跟鞋在商场里单独摆在一个橱窗或鞋柜里，我们买鞋的时候张望它们，就像张望一个演古装戏的舞台。
（闵文起与那个猫眼女人是不是在舞场上认识的呢？闵属于那种热衷跳舞但永远跳不好的人，他们单位每周有舞会，这种舞场上勾搭上第三者最终导致家庭破裂的故事实在是太破太旧，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不会往自己头上扣。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听见高跟鞋的声音在我的头顶楼层的地板上来回走动，她当然不是住在我家楼上的女人，她的高跟鞋是那种时髦的宽跟方头鞋，显得人很大气，没有细跟尖头鞋透出的脂粉气，但我想这种选择不是出自她的见解和素质，而是出自当前的时尚，有时候，较好的时尚会扭转一个人的趣味，使她变得自然一些。如果我敏感一点，或者说如果我一天到晚不是那么疲于奔命，我应该更早一点知道她，但我对这件事情无动于衷，这件事对我的刺激是离婚以后才慢慢产生的，正如对爱情的幻想、对性本身的幻想，也是离婚以后才逐渐到来的。
现在回头看看我的婚姻，我觉得它就像一只密不透风的大口袋，彻头彻尾把人罩在了里面。这只口袋甚至没有弹性，你想往任何一个方向动一点都立时被挡回来，两个人缩在黑洞的布袋里，互相看得面目狰狞，厌恶之心顿生，谁都想出其不意地剪一个大洞。闵文起剪出的大洞就是那个把嘴唇涂得通红的女人（她把眼圈描得乌黑，看起来使人想到猫），他把脑袋探出去，把嘴接在那只嘟起来的红嘴唇上，他们的上半身使我想到两只红嘴鸥，而撅起的屁股又使我想到鸵鸟。
当然这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图景，因为决不会有人从口袋里探出头来跟女人接吻的，这是一个从平凡的生活中伸出来的一个喜剧场面，我觉得这确实有点可笑，或许我正是为了取悦自己才杜撰出这样的场面。
在９０年代，丈夫有了外遇的女人都不会呼天抢地喝农药抹脖子的，除非那些特别没有自信的女人，像本人这样既自尊又有独立精神的新女性（新女性这个词使我精神一振，就像一道应声而起的亮光，从我脑袋的七个通道长驱直入，瞬间就完成了能量的转换，有点像扣扣看的动画片中菠菜一吃下去身上立马就长力气，新女性的自我暗示正是这样一种特种菠菜，我从这棵菠菜中感到自己一下充满了力量，坚定无畏，容光焕发）不光不会呼天抢地，反而会有把丈夫的情人拿来开玩笑的心情。
这就是我在婚姻这个大口袋上剪的另一个洞，这个洞的实质是把剪刀递给闵文起，让他把自己的洞剪得更大一点，以便把整个身子探出去，舒舒服服地跟别人贴在一起，免得这样半探着身子，半蹲半跪，既不方便又不雅观。干吗当红嘴鸥和鸵鸟呢？还是站直做人比较好。我当时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给闵文起剪洞的，事实上我的心情未必就像自己现在所说的这么轻松，这么无所谓，我掌心和手指紧贴着剪刀把，铁质的坚硬和冰凉切肤地传导到我的心里，我的心也变得跟铁一样冰凉，凉透心，毫无伸缩的余地，只有一个心变冷了的女人才会去毁掉自己的生活，她手握剪刀，双手用劲，坚硬的布袋发出吱吱的声音。
我对闵文起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离婚吧。
闵文起说：最好不要离。
我说正好相反，一定要离。
事情就是在这么简单的两句话中定型的。离婚的手续也大大简化了，简化到根本不需要激情，换了从前，那种旷日持久、你死我活、舆论压力，单位调解，绝对需要激情才能坚持下来。
我对这件事自始至终的感觉就是：厌倦、厌倦、厌倦。
我不知道离开闵文起会带来一连串后果，我现在才清楚地看到，闵文起就是我的命运，我认定我被解聘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依靠，当初我就是因为闵文起的关系去的时报，现在我跟闵文起没有关系了，就像一颗松掉的螺丝，别人毫不费劲就拿掉了它。我本来不明白，单位五六十个业务人员为什么只解聘了我一个，单位又不是私营企业，而是正规的国家单位，我也不是临时招聘人员，而是正规在册的业务干部，也不存在什么效益不好人员过剩的问题，而且据说马上就要扩版，还要从社会上招聘。现在我忽然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单位要改革，但是裁人只能裁没有背景的，不然就会有麻烦，别人都弄不动，于是结果全单位就只裁了一个能弄动的，没有背景、没有势力、手无寸铁，虽然这个不是最出色的但也决不是最次的，而且还老老实实干活。但是不解聘这个人又解聘谁呢？
如果我知道离婚会导致失业，会落到养不了扣扣这一步，我是决不会主动提出的，我需要自尊，但我更需要生存。闵文起不是一个没心肠的人，如果他知道我被解聘，他一定会尽他最大的努力帮我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但他离婚不久就下海到广东惠州去了，一直没有音讯，连扣扣的生活费都没法寄来，如果不是母亲把扣扣接回去，我的一点工资请了保姆就连吃饭都不够了。
有人说性是婚姻生活中至为关键的一环，如果性生活和谐，任何外部因素都不会导致离婚，这是男性独身者许森对我说的。这话使我大吃一惊，我压根儿想不到性在男人的生活中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但我一想世界上每时每地都大量滋生强奸犯，严打都禁不住，我相信这是真的。
私人诊所
私人的妇科诊所遍布在深圳的高楼之间，像沙子掺和在水泥之中，这是像深圳这样一座城市所必需的设施，就像公共厕所一样，比公共厕所还重要。
离深圳不太远的省份，那些小城市或县城里的医院、妇幼保健院的妇科医生或护士，她们中有一些艺高胆大者，以及一些艺虽不高胆却大者，抱负着私人诊所这个唯一的理想以及发财致富的隐秘心愿，辞了职或者提前退了休，倾囊而出奔赴深圳。私人诊所，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词汇，它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几十年，几十年就像上千年那么久，凡是没有在我们周围出现过的事物，它们消失了几十年和上千年没有什么区别，私人诊所只是我们的祖父一辈人目睹的事物，它跟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的口里说出来没有什么两样，全都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悬挂在天边，跟我们毫无关系。现在它忽然从天边掉落下来，抵达它的路途依稀可见。
充满了热情和野心的女人，把单位的种种不如意抛在了身后（私人诊所就是梦中个人的天堂，不必开会、挨批评、罚奖金、与同行明争暗斗），顿时身轻如燕，一路坐着火车或汽车，风尘仆仆、腾云驾雾、精神亢奋地来到深圳，她们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毕生积蓄，打通关节、租下门面、拿到执照，天堂的大门哗啦啦地就打开了，她们只需买一张产床或两张产床就够了，只需买几件手术器械、一点常用的消毒药就够了，床单铺上，消毒锅冒着蒸汽，把一块白色的布帘拉上，各式器械在这块私人的领地里去尽了单位的枯燥与沉重，发出优美的丁丁之声。
一个女人的雄伟理想就这样实现了，她没想到真的就这样实现了，只需从小县城来到深圳，只需跑跑腿（并没有跑断），把钱拿出来（虽然花得精光，但很快就会回来的），真是比她想象的容易得多，这是一个意志坚强并且带有一点狂想激情的女人，她辞职的时候横下了一条心，准备上刀山下火海开创她的事业，她在亢奋之中把石头当作山，只需出一分力的地方她也要出十分力。于是事情办下来的时候她甚至有点纳闷，好像赴汤蹈火的心愿未了，事情的经过反而觉得平淡。
实现了雄伟理想的前助产士在她窄小的门面挂出了一个大大的招牌，白底红字，上面是两行坚定的宋体：无痛人流、放环。然后她坐在一张正对着门口的椅子上，等待那些心怀鬼胎（这是一个天性有点恶毒的女人，二十年妇产科生涯的磨炼，使她将女人的身体看成了机床，而她也变成了某种只有意志没有怜悯的另一种机床，心怀鬼胎是她对那些未婚同居、不慎怀孕的女孩子的最准确最能代表她心情的词汇）的女孩子来到诊所的门口并在那里徘徊。
任何女孩子，只要在这里放慢了脚步，前助产士就会像鬼一样突然出现在女孩子的面前。她一脸年富力强的细小皱纹（跟那种因憔悴和疲惫而生的软弱无力的皱纹绝对两样，我们应该看到过，确实有一种皱纹充满坚毅、信心以及不容抗拒的吸引力）和她浅浅的笑意像一面墙落在女孩的面前。
她对女孩说：不要紧的。
那些心里有事的女孩子一听就听懂了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它就像一张干净柔软的床直接落到女孩的身边，虽然简单却充满了舒服的气息。而这个心里有事的女孩已经疲惫不堪，紧张万分，如同惊弓之鸟，她恶心想吐人很难受，一路忍着难受走过了几条街道，她们毫无经验，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做掉，就像一个从未出过门的人要单独到一个遥远而陌生并且语言不通的地方去，她一点都不知道怎样才能不坐错车，万一坐错了车到了一个她不打算去的陌生地方怎么办。女孩脑子里一片茫然，街道和高楼茫然地连成一片，犹如浓雾之中的悬崖。这时女孩听见有人说：不要紧的。
这句普通的话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轻易就变成了别的东西，它来自一个女人的职业习惯和职业伎俩，它一百遍地从这个女人的嘴里说出，比口水还要普通，它出发的时候只是四个语音，但它中途就变成了四条腿，落到那女孩耳朵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张舒服的椅子，女孩不假思考就坐在了上面。
女人说：一点都不疼，一点都不疼。她说先交钱，放环８０元，人流３００～５００元。女人坐在诊所正对着门口的椅子上，心里默念着这三个数字，目光炯炯。
关于南红八
南红有一天就来到了这里。
那是她生日的前一天，这一天她忽然心血来潮想到去放环，一个金属环放在身体里就能从容、安全、不受制于他人、免受侮辱和疼痛，那些冰冷的器盂、巫器、刑具、祭器的混合体，刀、刮、撑开的工具、酒精的气味、身着白大褂的狠毒的巫婆（它们常常在应该来月经而又没有来的日子里伴随着噩梦来临，它们隔一段时间就要来临，它们在噩梦或幻觉中被夸大和变形，以加倍狰狞的面目和令人头晕的速度在我们头顶盘旋，并发出苍蝇那样的嗡嗡声。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来临，像彗星掠过地球）从此将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是多么的好！
南红听别人说，放环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最多十分钟，一点都不难受。她来到这里，听到了同样的一句话：不要紧的。
诊所女人的这句话开启了无数女孩的人生，她们从这扇平凡的门一骨碌地滑下来，有许多人滚到了安全柔软的草地上，毫发无伤，也有人跌到水沟里或撞到石头上。那个撞到石头上头破血流的人就是南红，她疼痛不止，冷汗直冒，脸色迅速变成了土黄的颜色，她像一只快死的病猫缩在产床上，根本下不来。
前助产士说：环已经放上了，你要是自己回不去，我可以帮你打电话找你男朋友来接你。
助产士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回去躺躺就好了。
电话号码到底在哪里呢？她翻着南红的衣服问，又说：总不至于没有男朋友吧，没有来放什么环！
南红缩在产床上，觉得自己就像被什么人装进了一个叫作“痛”的容器里，彻头彻尾被痛所覆盖，那些跟痛没有关系的东西统统被隔在外头，她身上一层冷汗，从里到外地痛，那个女人的话还远远地在这个容器之外，她听见一些陌生的声音（水声、收拾器械的丁丁声，以及说话的声音），在这片隔着一层东西的声音中有一词跳出来撞到离她近一些的地方，“男朋友”、“电话号码”，她的痛阻隔了这些词，使它们连不起来，她不知道它们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女人再次走到她跟前，分开她的双腿看了一下，她就像一个入容器的不速之物，把空气中那种跟“痛”有关的气体搅得流动起来，刚刚麻木一点的痛觉顷刻聚集起来，它们迅速集合，从两腿之间到下腹，那里有一个铁的圆环，发送着一种类似冰冷的灼热，或者是灼热的冰冷，一种锐利，但并不是单一指向的疼痛，它３６０度地将锐不可当的疼痛发送到发梢与指尖。
女人的脸在她的上方，她的嘴对着南红的腹部说：把你男朋友的电话号码给我。这次女人的话由于伴随着新的痛感而刺破那隔着的一层东西，南红听见了她的话，但她痛得直吸气，说不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