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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传

_19 陈毅传编写组 (当代)
他对科学技术的关心正是为了“装备”中国人民和军队。他对原子能的 研究和开发特别重视,积极着手从和平利用原子能,建造原子反应堆做起,
从科研、选矿到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付出了大量心血,这为后来原子弹、氢 弹的研究制造,为核反应堆、核电站的建设,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1956 年 2 月,陈毅就任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 一波、李四光为副主任。这是党内领导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受到中共中央
的特殊关怀,有事可以直接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请示报告。
科学规划委员会在这个阶段着手抓科研机构、科研队伍的建设和全国 12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编制工作。这部 40 万字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是个大工程。编制过程中,百家争鸣,气氛极为热烈。最后博采各家之长, 集思广益,搞成了一个既具远见又比较切合实际的规划,成为指导科学研究
工作的纲领性文献。由于党和国家对科技的重视,这时的科研机构由解放初 期的 40 多个发展到 380 多个,研究人员已由那时的几百人增加到 9000
多人。
陈毅对科学的重视特别表现在他对科学工作人员的尊重。他多次深入科 学院各部检查工作,登门拜访科学家。张劲夫被任命为科学院党委书记,来
见陈毅,说自己未于过科学工作,不知该怎么办。陈毅告诉他:这很简单, 你若是当部长,司长来看你。你当科学院的领导,就该你去看所长,看科学
家。他自己,就是用这种当小学生、当勤务员的精神来团结改造知识分子, 来为科学研究服务、撑腰,直到 1962 年他在广州会议上为“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行“脱帽礼”。
1956 年 9 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毅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 时,由陈毅来主管外交已进一步明确了。在 10 月 28 日
召开的科学规划会议 上,宣布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科学工作交由聂荣臻主管的决定。
第三节第一部“农民宪法”
1955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在怀仁堂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委和自治区 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掀起了中国农村的社
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一时间,“小脚女人”的形象比喻传遍大江南北、长城 内外。
8 月 1 日,继续在怀仁堂开会,邓子恢对农村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各地 代表踊跃发言后,毛泽东作了结论,鼓励领导好农业合作化运动,要求全面
规划,大胆发展。
1955 年下半年到 1956 年春,农业合作化成为全党全国的主要工作。9 月 7 日政治局开会讨论,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信。9 月 11
日, 陈毅这位并不分工管农业的副总理也应召去毛泽东处开会,农业合作化是主 要议题之一。 10 月 4 日至 11
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主要讨论农业合作化 问题,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毛泽东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
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性发言。陈毅在会上的发言和中共中 央、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完全一致。 11 月 24 日,毛泽东在全国省市委工作
会的闭幕会上的讲话,指出当前的问题是思想落后于实际。陈毅听了这个讲 话很受鼓舞,“觉得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己在掌握中一样”,在他的日记上
表示“要把这股情绪变为实际行动,一步步把工作做好。”
陈毅这种积极热情的政治态度很为毛泽东所看重。所以当“农业十七条” 征求了意见以后,需要大大充实、修改和审定修正稿的时候,毛泽东指定陈 毅参加。
一般人只认为陈毅的“业务”是打仗、部队党政工作、统战工作、外交, 很少把陈毅同农业、同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联系起来。陈毅是“洋”的不是
“土”的。其实,知陈毅者,毛泽东也。毛泽东知道陈毅干过“土改”、在 土地问题上有正确见解,由来已久。
陈毅留过洋,但也种过田。在湘南起义之前就在赣西南山区领导南昌起 义余部帮助农民劳动,做群众工作,打土豪,恢复农会。1928 年 1 月湘南起
义后,他又在郴州一带领导农民插标分田。特别是 1930 年起,陈毅作为红二 十二军军长、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书记,从事土地革命颇有经验。至今保存的 毛泽东
1930 年 11 月 8 日所写《东塘调查》和 1930 年 11 月 15 日所写《分青 和出租问题》中多处说到陈毅。《东塘调查》中有:“7 月
15 日南路扩大会, 陈毅提出 8 个纲领,如马上分田插禾,抽多补少”;“陈毅开了 9 天会,决
定了详细的土地法”。《分青和出租问题》中写道:“1930 年 11 月 15 日, 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在吉安开了一次扩大会,到会的人除省委常委外,有
各县的苏维埃主席及二十二军陈毅同志,我代表总前委参加这次会。这次会 的特点是讨论了‘分青’和‘租田’两个问题。”
可以说,从 1928 年到 1956 年,陈毅在农业问题上的意见和做法历来都 是和毛泽东一致的。陈毅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发言,对毛泽东《关于农业
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给予高度评价:“我认为其中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贡献, 是理论上的贡献。”对陈毅的发言稿,毛泽东仔细阅看过,至今可以看到这
份为毛泽东阅过的稿本上留有他亲笔的圈点竖杠。
毛泽东在 12 月 21 日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征询农业十七条意见的 通知。意见汇集后,毛泽东先期到达杭州,并对附近农村情况进行调查。陈
毅参加完上海市人代大会,于 1955 年的最后一天到达杭州。 陈毅一到杭州就看望毛泽东,谈了一个多小时,并共进除夕晚餐。元旦
上午,陈毅听取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的汇报。下午,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 希圣和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顺元到达,陈毅同他们交谈了两省的情况。晚上,
同去毛泽东住处交谈。
1 月 2 日起开始农业发展纲要的修改工作。 资料很多,这纲要的资料是根据 1200 个乡的调查,又从中选了 120 个乡
深入了解,完全由毛泽东亲自组织,并有几个乡是毛泽东亲自去的,找社长 或劳动模范谈了话,察看了棉田、稻田等等。
修改工作一直进行到 1 月 5 日上午,陈毅还与省委书记们继续研究了条 文,完成了最后的准备。
1956 年 1 月 5 日上午,在毛泽东主持下,全国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 委书记会议开幕。会议对修改的条文进行审议,又提出了许多增删修改的意
见。当夜,陈毅同廖鲁言等改定了这个《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 要》(草案修正稿),当即付印。到 1 月 9
日会议结束时,农业发展纲要已 形成为四十条的大文章,并正式作为草案准备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 过。
在回北京的途中,陈毅陪同毛泽东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地作短暂停留, 在南京参观了陵园星光农业合作社和尧化门农业合作社,在天津参观了王顶
堤高级农业合作社。
1 月 17 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紧接着,毛泽东又邀陈毅到中南海游泳池商谈进一步修订和向党外征求意见
的问题,并面托彭真、陈毅办理。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 5 亿农民和有关战线提出《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正稿)》。
1 月 26 日,陈毅在中央机关于部大会上作了《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 案的报告》。
陈毅非常赞成毛泽东把农业发展纲要称为“农民宪法”,称为 5 万万农 民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他曾多次向科学家和民主人士作报告,充满热情地
介绍这部新中国第一部农民宪法。他的报告结合中国这个农业大国 3000 年的 历史说明根本解决粮食问题和农村改造问题的极大必要性;结合中国革命进
程论述了在广大农村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伟大意义,他还说:我“个人 发表一狂妄的言论: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定胜负的一
仗。我国这样大,温带气候,广大的劳动力,民族的优良传统,这样一个国 家实现了社会主义,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胜利是肯定的。”当然,陈毅不
忘辩证法,他也专门指出:“有人认为愈快愈好。今天是初级合作社,明天 就变为高级社,来个国营农场”。可惜这个警告并未能抑制住“左”的浪潮。
第四节“汉藏一家叙别情”
陈毅从杭州回到北京以后,就忙于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和 向党外征求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意见等工作。可是他既然分工兼管民族
事务,有一件大事又临头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于 4 月份在拉萨成立, 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送来请示报告,建议组织中央代表团前去祝贺和访问。
陈毅在 1956 年 1 月 21 日将这报告转呈中共中央:此事请中央作一原则 上的批示,以便开始筹备工作。
中共中央在 1 月 24 日就作了批复:一、所拟计划原则同意,并应即按此 作好准备。二、拟请陈毅同志任团长,请陈毅同志提出代表团的具体名单。
三、各项具体工作由陈毅同志主持和指导。
在陈毅与汪锋、张经武等的酝酿计划下,这个代表团规格很高,声势浩 大,足以显示伟大祖国对西藏的重视和关怀。2 月 7 日中共中央同意陈毅与
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意见,正式发出《关于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和 去西藏进行访问组织中央代表团的几项问题的通知》。
按照通知的规定,一个考虑周到的中央代表团名单很快提出,并迅速得 到批准,中央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总工会、青年团中央、全国妇
联、教育部、粮食部、佛教协会、总政治部等等都有负责干部参加;各民主 党派的代表更是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如朱蕴山、费孝通、黄琪翔等等。特别有
意义的是代表团成员共由 17 个民族组成。随团工作的有翻译组、新闻记者 组、电影摄制组、卫生组、电影放映队;还带了一个包括歌舞团、京剧团、
杂技团在内的文艺工作队。代表团正式成员 57 人,加上工作人员、文艺队员 和长途跋涉必不可少的司机(汽车 300 辆)、炊事员、警卫人员,总人数达
800 余人。 那时候飞机尚未通航,他们只能乘火车到兰州,然后换乘汽车到青海省
西宁市,再从西宁经新近建成的青藏公路入藏。从兰州到西藏的拉萨、日喀 则,全程 2200 公里,途中将经过日月山、小唐古拉山、唐古拉山,平均高度 在海拔
4500 米以上,荒漠雪山、风砂雪蚕。所以代表团对人选的身体条件要 求很严,心脏病、肺气肿一律淘汰。陈毅是高血压,组织上特地让张茜同行。
自然条件的困难还是次要的,政治上的困难更使代表团,特别是团长, 感到肩头负担的沉重。西藏民族长期处在与外界基本隔绝的状态。广大藏民
群众以至僧俗官员对汉人的看法还是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 时期的印象:官府压迫,汉商剥削。西藏和平解放后全国的大批干部和解放
军虽然留给他们较好的印象,但是也带去物价上涨。共产党不信教,共产党 还要搞民主改革,分田、分地、分牛羊,喇嘛和贵族当然有人不会高兴。民
族的、宗教的、阶级的矛盾都是客观存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一直把 西藏当作他们的殖民地或“附属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是他们很大
的挫折,他们当然还要挑拔离间、造谣生事,以至煽动叛乱。西藏和平解放 以来,中央还没有派代表团到西藏去过,这次派这么大的一个高规格代表团
去,必然会引起西藏的轰动和注视。所以,代表团的一言一行,都事关重大。 当然,此次去西藏也有好条件。达赖、班禅都到过北京,西藏的上层集团大
多数人对中央的政策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运粮入藏、降低物价进一步得到 了群众的拥护;青藏、康藏公路的通车和贸易、生产的开展,给西藏的工作
以相当巩固的物质基础;西藏封建上层有一部分人看到民主改革是大势所
趋,开始考虑改革的问题,群众中要求改革的觉悟也在提高。 代表团团长陈毅连日思考和研究着此行的方针和任务。 这时西藏参观团正在北京,2 月 12
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了西藏参观团,
陈毅等人陪同接见。接见完毕,毛泽东让陈毅等人留下,交代此次赴藏应注 意的事项,说了一番令陈毅深深折服的话。
毛泽东说:并非只有中国重视西藏,西藏的问题会引起全世界的注视。 西藏只有改革才有前途,但可以有别于内地的做法,采用赎买的办法。此次
赴藏应该把中央坚持改革、民族团结的政策带去,处处说通道理,做好事, 不强加于人。在谈到达赖想明年出访印度时,他说:达赖喇嘛是西藏一位宗
教领袖,也是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他的行动是自由的,可以让他明年去印度。 在谈到印度驻中国大使想取道西藏回国时,他说:印度大使离任返国或返任
来京,需要经过西藏,可予批准。这次谈话器度恢宏,对陈毅明确西藏之行 的方针任务启发甚大。
3 月 12 日,陈毅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中央代表团去西藏工作方针、任 务的请示。任务是: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宣传中央的民族政
策扩大党和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影响,进一步密切中央和西藏地方的联 系,增进国内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加强汉、藏民族和藏族内部的团结,帮
助西藏工委解决一些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总的方针是:广泛接触、谦虚谨慎、 加强团结、促进进步。中央批准了这一请示。
3 月 14 日,毛泽东主席召见陈毅、汪锋,张经武交代赴藏任务和应注意 问题。陈毅第二天向代表团全体人员传达时说:毛主席说西藏民族和汉族的
隔阂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消除的,我们在精神上应该准备等它 10 年 20 年。这 次去西藏主要是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而不是去作更多的事。我们
主要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了大汉族主义,才能说服各民族放弃地方民族 主义。这点不能颠倒过来。这次去的任务不要多,希望不要大,对于土地改
革、稳定物价、妇女工作等,要看情形去作,步子不要太快。
3 月 15 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代表团全体人员时,强调的也是反对大汉族 主义。
陈毅对于反对大汉族主义态度十分明朗。中央代表团 3 月 16 日上路,在 郑州、西安小停,到兰州作换车准备。3 月 28 日陈毅在兰州给代表团全体人
员讲话时,引人注目他讲到大汉族主义问题。代表团专门制订了《工作人员 守则》和《宣传大纲》,这个《宣传大纲》却只讲汉族帮助少数民族,没有
讲兄弟民族对祖国的贡献。在小组讨论时兄弟民族代表提出了意见。陈毅在 讲话中说:“我以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工作人员的立场说宣传大纲的提法是
不科学的,不符合事实的,是大汉族主义的。因而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他并且讲述了西藏、新疆、内蒙以及全国各兄弟民族对祖国的具体贡献。陈
毅还讲:大家不要以改造者自居,否则“他们可能把我们当成钦差大臣。”
“毛主席说,我们不要象一股水冲进拉萨使他们害怕。分清主客,去祝贺的, 不作别的。七八百人,汽车 300 多辆,水一样流到,不要把他们冲倒了。大
家要作到‘客听主安排’。”
当然,陈毅决不会因为反对大民族主义就要大家谨小慎微,多握手少开 口。他指出:对问题和困难不回避,有一是一,有二是二,要坦诚相见。“最 近(西)康南有
2000 人的武装冲突。如有人问到可以讲,说农民不纳租,喇 嘛去镇压,杀我们干部,打起来了,我们派兵去解决,但是争取和平解决。”
“讲道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陈毅希望大家积极宣传,“否则,人家会 说中央派了七八百个哑巴和尚到了拉萨。”
4 月 3 日晨,代表团从西宁出发,这真是古今罕见的一个访问团。其罕 见倒不在于规格高:在北京火车站曾有邓小平、贺龙等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和 各界群众
600 余人的欢送。其罕见恰在于行旅的规模庞大。 800 余人的队 伍为何用 300 多辆大小汽车?原来正如周恩来所说:“这次去西藏自己能携
带的尽可能带去,尽量少麻烦他们。”汽车上装的不但有足够的吃、穿、用、 住(帐篷)所需各物,还带了大量的礼物,准备馈赠给从达赖、班禅僧俗官
员起到大小喇嘛、群众代表。再加上文艺队伍五光十色,这队伍的盛况只有 唐文成公主入藏的大队才能媲美。
如此热闹的队伍走的却尽是地广人稀的高原,最大的特色是“雪峰为 伴”。头昏、恶心者甚多,许多人不得不用氧气袋。陈毅一路虽也有高山反
应,但兴致甚好,遇有特别壮丽的山景,常停车摄影。休息时遇有沿途难得 一见的牧民、矿工、农垦人员,也要和他们热情交谈,了解情况。过了温泉
抵达德庆宗,已是一片桃红柳绿、鸟语花香。一路平安无事故,当团长的满 心欣慰,写《乘车过雪峰》七言一首:
昆仑雪峰送我行,唐古雪峰笑相迎。 唐古雪峰再相送,旭角雪峰又来迎。 七日七夜雪峰伴,不苦风砂乐晶莹。 同人举酒喜相贺,轻车已过最高层。
明日拉萨会亲友,汉藏一家叙别情。
4 月 17 日,浩浩荡荡的汽车长龙游进拉萨。陈毅在日记中写道:“12 时进入拉萨,有 6 万余人欢迎,空前盛况也。达赖、班禅率官员至接官亭迎
接,即在亭内会谈井发表欢迎词,旋与余驱车检阅仪仗队,旋即告辞起驾回 宫。另有官员陪余通过欢迎行列,到接待亭小坐,由藏员献哈达。旋出席群
众大会,向数万人发表讲演,旋驱车通过群众行列。”
日记上还写了西藏官员昨日对达赖、班禅是不是出席群众大会“发生激 烈争论”。陈毅让张国华去调停,同意达赖、班禅不出席群众大会,“始妥
协作罢。”陈毅感叹:“按余出访外国时的礼节安排,并无如此紧张程度, 西藏改革宜缓宜有耐心。”整个的欢迎仪式充分体现了尊重西藏民族的诚意。
4 月 22 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开幕。达赖喇嘛致开幕词。 陈毅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向达赖、班禅额尔德尼和西
藏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陈毅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汉、藏 人民互敬互助取得的多方面的进步。陈毅还称赞达赖与班禅恢复了友好关
系,实现了西藏内部的团结。指出今后西藏的主要工作就是进一步实现“团 结、进步和更加发展”的方针。对于今后的改革问题,陈毅指出:改革是肯
定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已有明确规定。但中央一向主张 依据本民族的志愿来做,只有西藏民族的领袖和人民有了一致的要求和决心
的时候,西藏地方的改革才可以进行。今后也应如此。陈毅还强调了培养足 够数量的本民族干部的重要性,井预祝“在祖国各兄弟民族的互相帮助下,
经过必要的改革,在几十年之内,西藏民族将以一个有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 化的民族出现在祖国大家庭内,对社会主义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西藏各地区、各阶层、各教派和各群众团体的代表。
大会上,还有中央代表团 32 位代表分别代表各兄弟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 民团体和党政各部门致贺词。会议期间,西藏各方面的代表踊跃发言,围绕
着西藏解放以来的工作,筹委会组织简则和主要干部人选等问题认真讨论。 陈毅与中央代表团成员也积极参加讨论,随时解答各种疑问。特别是对代表
们最关心的民主改革和康南发生的武装冲突详细他说明了真象,说明了政 策。陈毅与代表团成员进一步强调了中央对于西藏改革“只许改好,不许改
坏”的精神以及与内地的重大区别。西藏改革不采取开斗争会的方式,实行 改革的结果,将使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都能逐渐提高。国家将采取适当的方式,
保障贵族和喇嘛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不致降低,坚决贯彻保护宗教和喇嘛 寺庙的政策。达赖、班禅在各自的报告中对改革问题也作了必要的说明。出
席大会的代表们在最后的大会发言中纷纷表示拥护中央的政策,要为将来实 行改革创造条件。
大会通过民主协商选出自治区筹委会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筹委会组织 简则的决议,还通过了达赖、班禅额尔德尼、张国华、王其梅所作报告的决
议。这次大会是圆满成功的。班禅额尔德尼在闭幕词中高度评价了这一成果。
大会后,中央代表团即分成几个分团在拉萨和到各地访问。陈毅率总团 部行动。陈毅先后拜会了达赖与班禅,并接受他们的回拜,和他们分别进行
诚恳亲切的交谈。陈毅等领导人还在拉萨分别接见了阿沛·阿旺晋美、噶丹 寺的总法台噶丹赤巴和达赖的副经师赤江活佛、西藏地方政府助理噶伦夏苏
和代理噶伦噶章、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伦索康·旺清格勒,以及噶厦、堪厅、 昌都 3 方面三品以上的官员,还分别接见了白教噶玛巴、花教萨加法王、江
孜敏珠林等活佛,昌都解放委员会副主任邦达多吉、委员松松、阿曲以及 洛隆宗寺堪布等人。
中央代表团进藏期间,中央决定调拨大批粮食帮助西藏,4 月份可运到
3000 万斤,5 月份预计可运到 5000 万斤。代表团来时,还特意把许多农作物 的优良品种随车带来。这是赠送给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的寓意很
深的礼物。陈毅以中央代表团团长身份亲自把其中一小部分精品送到达赖与 班禅的手上。布施、礼物、纪念品,演出、慰问、参观,代表团到处受到热 情的欢迎。
5 月 10 日,陈毅率总团部一行离拉萨赴日喀则访问。当晚至旭各拉山附 近宿营。因所处位置在海拔 4800 米以上,高山反应强烈,同行中有两人难以
忍受而折返拉萨。在翻越 5000 多米的旭各拉山时,陈毅也脸色苍白,可是他 却让停车观景。只见远远近近,群峰洁白玉立,唯有 6000
米高的旭各拉山峰, 反倒全无冰雪,露着黑褐色的巨岩,嗟峨雄奇。陈毅艰难地喘着气,流连不
去。医生劝他快下山,他却说:“如此奇景,人生难得第二回啊!”陈毅就 是以“难得第二回”的精神,克服高山反应的痛苦,坚决前往日喀则的。
5 月 12 日中午抵达日喀则,受到先期返回的班禅大师的热情欢迎,并参 加万余人的欢迎大会。一连几天,陈毅一行在达赖、班禅派出的僧俗官员的
陪同下,分别到寺院、医院、学校、居民新村、军营参观和慰问,还看了骑 射表演。几十名日喀则郊区农民闻讯赶来向中央代表团敬献哈达和鸡蛋。
5 月 18 日,陈毅在日喀则接见了堪布会议厅四品以上官员。和在拉萨一 样,陈毅在讲话中强调西藏民族内部团结的重要性,强调噶厦、堪厅、昌都
3 方面要紧密团结,说过去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就是惯用离间的毒辣手段, 以达到他们控制和奴役的目的。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希望西藏民族内部
团结,希望大家帮助两位大师做好工作。 陈毅一行动身来日喀则时,有人在背后说:陈毅要到日喀则说悄悄话去
了。事实却是陈毅与总团部的一切活动都开诚布公,和拉萨一个样。 陈毅一行离日喀则东返,此行印象美好。前路却逢磨难,引日记两则为
证:
“5 月 19 日,班禅大师来寓送别,同车渡年楚河,到雅鲁藏布江与年楚 河会流处。群众万余人已集会欢送久等了。余在帐篷内与班禅建议,要与达 赖、张国华
3 人如何保持团结和统一领导,并引毛主席对此问题所提供的各 项原则与经验。班禅再次表示感谢我们的提示和指教。在送别大会上,班禅
发言,依依不舍。余答词引李白诗:‘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意即东流之雅鲁藏布江不及我们团结为人民服务的情长和义重也。”
“5 月 20 日,上午 8 时半启行。昨夜头痛甚剧,启行后亦然。翻过东拉 后,天大雪,翻旭角,风雪交加,愈来愈甚。下山到羊八井大草原,天开始
晴,雨雪亦止。但头痛,体疲,坐卧不宁,为此行 2 月来最难过的遭遇。” 拉萨各界是在 5 月 30 日举行欢送大会的。此次访问“功德圆满”。至今
西藏人士言谈及此,还很怀念陈毅。有的人还说,从古以来,进入西藏的汉 人,只有两个是家喻户晓、口口相传的,一个是文成公主,一个就是陈毅。
飞机通航了。中央为确保安全,特派空军副参谋长张廷发专程到西宁布
置,要西藏当雄机场现有 4 架飞机中先试飞两架到西宁,严格检查。 飞机小,装载不了许多人。各分团分别经青藏、康藏公路返回。6 月 4
日,陈毅与西藏噶厦官员、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领导人一一告别,在当 雄机场起飞东返。
第五节向知识分子行“脱帽礼”
1958 年 2 月以后,陈毅的主要任务就是外交了。可是在中国人的印象中, 这位陈老总在“广州会议”的讲话是他长期分管或兼管的科学文化的“施政”
演说,是他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万言书”。
问题还得从头说起。 分管科学与文化,就是分管知识分子。国务院分工陈毅管这一门是很对
的。 要管知识分子,自己就得热爱知识、尊重知识。陈毅对知识的追求是如
饥如渴的。战争年代他的行囊或大或小,多半是书。当上海市长,他“微服” 上街逛旧书店;对于善本古籍,只要有文史价值,不论内容“红黄兰白黑”,
都下令图书馆、博物院妥为收藏保存或影印出版。调中央工作后,古籍书画 较多的北京琉璃厂更是常客。有病住院,在他是乐事,可以大量读书。 1955 年 1
月,他牙病住院 11 天,除了每天送来的文件报纸不能不看外,他通读了 杜甫集、《白氏长庆集》、冯至的《杜甫传》,还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
里斯多夫》。他不仅阅读,还在书上评点,在日记上写读后感。象对李白、 杜甫、白居易,有的专家偏爱一个偏恶另一个到偏激的程度。陈毅写道:他
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要求,这便构成中国文学上的优良传统”,“其 价值应放在不同尺度上去估价,不可乐此恶彼。”
由于他知识丰富,而且能作胸襟宽阔、目光精微的分析评价,许多知识 分子就愿意接近他,希望和他交朋友。陈毅在科学、文化界的朋友不仅量多,
而且质高;不但是知友,而且是诤友。著名学者、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张元济, 年龄比陈毅大 34 岁,陈毅与他也成为“忘年交”。 1950 年,张老 83
岁了。 因商务印书馆经济困难,发不出工资了,来向陈毅市长要贷款。陈毅却给他 深谈改善经营管理之道,谈得老先生豁然开朗,钱也不要了,回去就搞整顿。
从此友谊更深,每年逢张老生日,陈毅必送筵席上门祝寿,调任副总理后也 不忘记,直到 1959 年张老 92 岁仙逝。
陈毅副总理既然分管科学、文化,对共产党的科学、文化政策和知识分 子政策的制订,其作用是很切实的,他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意见 或参予修改文件。
陈毅应召于 1955 年 12 月底赴杭州在毛泽东领导下参与农业发展纲要的 修订工作时,他的文件包里还装着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的征求意见
稿。同样也是急件,因为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 1 月中旬就要召开,他也得把 修改意见正式写出来送中央。陈毅就双管齐下,交替进行。到 1 月 4 日,终
于研究确定,陈毅给周恩来写信报告。信上说:“这几天搞十七条条文的修 改补充,故把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指示意见一事办迟了。现各同志已提了一
些意见,特送上供参考,”“我昨夜又把中央指示读了一遍,觉得该指示颇 为全面。各同志的意见均已提到,只是应否对某几点着重多说一些的问题。
陈毅认为需要多说一些的问题主要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改造与资产阶级 分子改造的区别。他写道:“知识分子的改造与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各
有其难易。资产阶级改造在某几点上反较高级知识分子较为容易。即是说思 想体系和作风的改造较之企业的物质改造当然是更困难,更应是长期的。”
“还应说精神与思想改造当然更要讲究方法,”“把知识分子与资产阶 级两种改造略作比较加一小段,我认为有必要。”
陈毅还转达了毛泽东几次与他们谈话中“约略谈到的意见”:“一、认 为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文件不如工商改造指示明确。二、许多问题应提得恰如
其分,免翘尾巴。三、认为曾希圣提的对中层知识分子的关心和处理也应写 到指示中。”
北返途中,毛泽东与修订农业发展纲要的原班人马讨论了关于知识分子 问题的指示。回到北京,陈毅到家就接到周总理的通知,要他参加修改关于
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随即去参加修改。日记中记着,他直到深夜 1 时半 才回家。
因此,周恩来 1956 年 1 月 14 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 议上的报告,也包括陈毅意见在内。
正如陈毅所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 的报告是“颇为全面”的。对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其力量,不断提高其政治觉
悟,大规模扩大其队伍,尽可能迅速地提高其业务水平,都讲到了,报告强 调了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上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党中央认为:对于旧时
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使他们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 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报告特别指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
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但是同时也存在着麻痹迁就的倾向。”还具体规定,
“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其余的时间可 以用在政治学习、必要的会议和社会活动方面。”指示和报告都是符合当时
知识分子队伍基本需要的,对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先进、中间、落后和极少数 敌对的情况也有明确的分析,并没有象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反右的“拔白旗”
以后那样给广大知识分子一律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所以这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和报告,与随后不久毛泽东在《论十 大关系》讲话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了广大的知识
分子,激发起加强自身思想改造、学习马列主义和钻研业务的热情。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陈毅没有参加。因为他在 1956 年秋季因疲劳过度, 在出席印度驻华大使的宴会中突发脑贫血晕倒;经查还有高血压、动脉硬化、
心肌硬化等病,休养长达一年多未能视事。
然而作为副总理的陈毅即使能够“视事”又有何用呢?反右扩大化之风 刮起后,不可抗拒。陈毅的好友不止一个被划为右派。陈毅的成都者同学、
勤工俭学同去法国、同被押回的金满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也被打成 右派。陈毅所能做到的,只是照常和他来往,并汇集大包材料,让他撰写有
关留法勤工俭学的书稿,使他得到些慰藉而已。
当然,既然管科学、管文化,在具体工作上陈毅还是有权照顾各种人才, 促进各种业务的。他对中国围棋(以及象棋)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便是突出事
例之一。他多次召集棋艺界讲话,传达中共中央的关怀和国务院的规定。他 告诉大家:贺老总同意了,钱由他出,编制上划归体委管理,待遇可按大学
教授、讲师的标准,可以自办棋类刊物,出棋谱、出个人专辑,光明、文汇、 新民等报刊可登载棋谱和比赛情况。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新中国第一部《围
棋名谱精选》很快问世。陈毅的题词说明他的见地。
纹枰对坐,从容谈兵。 研究棋艺,推陈出新。 棋虽小道,品类最尊。
中国绝艺,源远根深。 继承发扬,专赖后昆。 敬待能者,夺取冠军。
后来,他又把围棋溶合进中日友谊的暖流中去,确实推动了两国棋艺的 发展和人民的友好。日本棋院先后授予他名誉七段、名誉八段。
对于多种体育、文艺活动,他都很关心,而且积极使他们成为外交工作 的开路先锋,东方歌舞团便是他很重视的“文艺大使”。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又来了。陈毅的头脑一 度发热膨胀,也跟着说了一些冒进的话,但当外交部院子里也筑起了小高炉
冒烟炼铁的时候,他的头脑很快清醒起来。外交部不办外交!化大功夫去炼 报废的铁疙瘩!尤其是全国不讲科学,把真正的科学家耻笑为扯革命后腿的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陈毅感触殊深。
有人认为陈毅敢于作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是因为1962年1月毛泽东已在七 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那是有根据的,因为陈毅广州会议上的讲话鲜明
地引用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话:“你们要相信过去三年有时候我们是 做蠢事呀!我们是很蠢的呀!”陈毅还明白他说:“我参加了中央七千人的
扩大会,我才敢讲。”但是也应看到,在这之前,陈毅对党在思想战线上的
“左”倾早有感受,也早有批评。在 1961 年 3 月 22 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 开的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这会正是他建议召集的),他出语惊人:“我
看到有些文章把古人骂得一塌糊涂,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李清照当然有她 的局限性,她不可能超过那个时代去解决问题。”“有篇文章讲陶渊明,为
什么当时不去和九江、郡阳湖的起义军结合,却坐在那里喝酒,因此认为陶 渊明的诗一无是处。”“不仅历史上的人物都有缺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人,也都有缺点。毛主席从来没讲过他没有缺点。”“我们今天不要把毛主 席神化。凡是把毛主席神化的人是别有用意的。”“不仅过去的时代有局限
性,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局限性。封建阶级有局限性,资产阶级有局限性,无 产阶级也有局限性。我们只能尽量做我们这一代所能够做到的事,不是说一
切事情我们都能做。”“今天,在农业方面,有人想很快就跳到共产主义, 刮共产风,犯了错误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时代去解决问题,否则 就要犯错误。”
1962 年 3 月 2 日,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后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 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周恩来给两会的报告中重申了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
绝大多数已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论断。小组会上科学家、剧作家倾诉了 几年来遭受“左”倾思潮迫害的痛苦:被“拔白旗”点名批判,乃至开除党
籍遣送劳改的人数,竟占了与会代表的大部分!
陈毅又惊又怒,他是共产党员,党教导他既要反右也要反“左”,在“左” 倾思潮依然猖獗的年代他不能不挺身战斗。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 3 个组成部分,他 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 12 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
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你们是人 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
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说到此,陈毅站起,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当然是掌声雷动。 陈毅继续说:
“12 年的改造,12 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 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
“10 年 8 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10 年 8 年 12 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 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今天我们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
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 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味——几
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
陈毅讲话很大的特色是态度明朗,这次他更是毫不含糊地提出一个尖锐 的问题。那便是在“有些党的领导机关”和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矛盾,伤
了感情,伤了和气”。“这里面有个是非,总有一方面对一方面不对。只有 弄明哪一方面主要是对的,哪一方面是错了,才能够团结起来。如果来一个
两边都对,或两边都不对,各打 50 大板,不能解决问题。”显然,“经过了
12 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 上,”是有些党的领导机关不对,“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而且,
“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明确他说“有些党的领导机关”是“错 了”,而“对的”却是知识分子,这是惊人的。
陈毅讲话还更深一层触及矛盾的实质,那就是某些党政领导干部缺乏民 主作风。陈毅认识到问题很严重,很危险。他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
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 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
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弄得科学家们见你吹亩产一万斤,也不敢说 话;见你的大水库不合科学原理将来要造成灾难,也不敢提批评意见。如果
为了人民利益鼓起勇气提了批评,“一批评就是反党,一批评就是反社会主 义,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陈毅说:“我们共产党就是有点民主,自己
能够谦虚,能够团结人,大家愿意加入共产党,舍死忘生的来进行战斗,这 样才打败了反动派。假使有今天这种情况,共产党还能够胜利吗?”
关于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的问题,陈毅在这次讲话中说到了“无为而 治”。这四个字后来成了陈毅的一大罪状。这里特地把他的真正的意思长文 引用:
“在井冈山的时候一个战斗的布置,我们大家参加,军事指挥员: 军长、师长、团长,有时营长、连长都参加,我们(党代表)也参加。战斗
一发生了,毛主席就说:‘我们走,你跟我来。让他们(军事指挥员)去指 挥。我们在那里很麻烦,弄得指挥员很难下决心。你在那里,他要征求你同
意,不征求你同意,独断专行,将来要受批评,打了败仗,说他目无党代表。 要征求你的同意呢,商量来商量去,丧失时机,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当机立
断,马上就进攻,或者是撤退,或者迂回,或者把预备力使用上去。避免多 头指挥。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实际作战的指挥经验,我们只抓作战计划,定下
来就行了,以后就让他们有经验的人去搞。’——唉,我很长知识呵!因为 我这个人,恰恰就是什么都要干涉,也是仿佛有那么个精神:把革命的一切
都要包办完的。很多指挥员最恼火我,经毛主席这么一搞,把我这脑筋就搞 得通了一点,以后我就好办了。所以有很多事情,看来是可以无为而治的。
什么事情都去领导一番,反而会领导坏了,有些不去领导,反而好一些。要 懂得,领导有领导成功的,也有领导失败的。有把握领导成功的就去领导,
没有把握就不去领导,就让有经验的去搞,自己‘坐享其成’。党委领 导业务,也是要通过党的专家来领导,和专家合作,取得他们的帮助来实现
领导。毛主席讲过,共产党员不懂自然科学,怎么办呢?通过专家,委托他 们来领导。或者帮助专家提高政治,吸收他们入了党,通过他们来领导。”
显然,陈毅所主张的完全不是放弃领导。相反,他对怎样实现领导有很 正确的严格要求。他以军队的一个班作比喻:“人民解放军的班长,打仗冲
锋,班长是第一个其余的人跟了来,这个领导,是带头。分东西班长最 后分,吃饭,人家装满了,班长才去装了来,什么领导?你要讲领导,
就是要带头,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所以现在领导这两个字,要加以正 确的解释。讲党领导一切,主要是路线、方针、政策至于专业问题,最
好不要乱干涉。” 陈毅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在改善党对科学文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
如果所有党的领导机关,都能象陈毅所说的这样来领导,那就必然能团结广 大的知识分子以及工农兵群众,心情舒畅、斗志昂扬地跟着党的正确路线走。
文艺工作者听着这样的讲话,怎能不欢欣鼓舞!笑声、掌声当年的 记录稿注明,在陈毅这篇 3 万余言的讲话中,会场里响起 60 多次掌声和笑声。
但是,“党内”有人不满意了。据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下了 指示,不许传达陈毅的讲话。怕什么?怕“翘尾巴”。普通的党员干部也有
的说,要不是看见文件上写明陈毅,还以为是“右派分子”的讲话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陈毅,“二月逆流”中成为“黑司令”是理所当然的。
第十三章外交风云
第一节历史选择了他
1954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城楼红灯高悬,嘉宾满座,共赏节日焰火。 陈毅副总理坐在位子上若有所思,等待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谈话的机
会。后天他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须请示与商谈。更 重要的是以此行作为开端,他的阵地将逐渐转移到外交战线上来了,这是他
一生中又一次重要的转折。
正式获知这一决定是在 5 天前。第一届全国人代大会投票选出了国家最 高领导人。当晚,邓小平在勤政殿告陈毅准备出访东德,他慨然应命,并得
知此后他的工作将转向外交方面。当夜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之工作转到政 府方面和外交方面,已完全解决了。瞻念前途,实有绠短汲深之惧。”
说“绠短汲深”,似乎并不符合实际。陈毅早已表现出外交的才华。早 年勤工俭学时作为留法学生代表与中国驻法公使的谈判、抗争;1927 年底在
韶关教堂大门口与法国神甫的洽谈;1945 年向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和美蒋关系 的重要意见;1946 年停战时期和美军代表的折冲周旋:都表现出他是这方面
的卓越人才。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成就更是全党范例之一。他的“惧”是 对自己严格要求的表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
“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 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
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 但是毛泽东认为“临事而惧” 正是优点。
毛泽东与外宾应酬过后,陈毅便上前请示,问德国之行有何交代。毛泽 东说,望你对整个德国的情形作一番考察研究。
在毛泽东的谈话中,陈毅敏锐地感到毛泽东对“整个德国”的重视含有 战略思想发展的新因素。因为早在 1946 年,毛泽东即提出了“中间地带”的
理论,采取了三分世界的方法,把欧洲国家也列在应该争取的“中间地带”。 这是陈毅所熟知的。后来国际斗争形势的需要,使中国共产党接受了“两大
阵营”的理论,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现在毛泽东对“整个德国”有浓 厚兴趣,陈毅理解了这一交代的重要意义——要了解西欧国家,争取西欧国 家。
10 月 5 日,陈毅率代表团抵柏林,开始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并参 加其国庆 5 周年庆典。在访问期间,陈毅花大量的时间综合了解德国情况特
别是联邦德国情况。工业恢复程度、科学技术水平、产品竞争能力,与美国、 西欧各国的经济联系及矛盾,一直到诸如移民、战俘、外国驻军、知识阶层
的情况,他都一一摘记、分析,有时还邀请来自联邦德国的教授、艺术家、 工人代表谈话,进行了缜密细致的科学的考察。
回到北京的当晚,风尘仆仆的陈毅便向周恩来总理作了访问情况的汇 报。其中特别谈到德国战后经济恢复的经验,认为值得中国重视和借鉴。接
着,陈毅又起草了关于德国情况的报告,对东、西德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作 了分析,受到中央的好评。
当时的国际舞台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 义阵营严重对立,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新中国外交旗帜鲜明
地反对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加强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发展与亚非 拉民族独立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联系,从而在国际斗争中越来越大地发挥自己
的作用。陈毅,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开始他的外事活动,获得宝贵经验的。 真正使陈毅领略外交斗争的复杂性和“艺术性”的,是随周恩来总理出
席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的经历。周恩来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和首席 代表,陈毅是团员、代表,是总理最重要的副手。这次会议是由南亚 5 国总
理发起,在中国积极推动、支持下召开的。与会 29 个亚非国家,代表着 14.4 亿人民,第一次在没有西方大国参与操纵的情况下召开国际会议,显示了空
前的力量,也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及各国反动分子的惊慌和忌恨。
1955 年 4 月 7 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启程离京抵达昆 明。而先期启程的中国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在从香
港飞往万隆途中爆炸坠海,8 名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及新闻记者、3 名外国人 员及部分印度机组人员遇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事后查明是美蒋特务机关收买香港机场一职工,在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所 致。人们愤慨而担心:周恩来是否还能按期到会?
公安部长罗瑞卿再三劝周、陈缓行,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也为代表团的安 全极为焦虑不安,然而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几经商议,仍决定按原计划如期出 发。4 月 16
日,专机经停仰光,次日终于安全飞抵万隆。这一行动不仅表现 了中国领导人个人的无畏,更显示了人民中国对于亚非团结反帝事业的重 视。
大会发言一开始,就有人对中国发出阵阵指责非难,有人端出了“共产 主义就是新殖民主义”的论点言辞偏激刺耳,会场充满火药味。 19 日
上午某国代表在发言中甚至表示怀疑中国在边境成立民族自治州是为了向邻 国搞“渗入”、“颠覆”。会场气氛极度紧张,简直一触即爆。下午紧接着
要发言的周恩来将作何说?中国若不反驳岂不当众示弱,若据理力争又会一 发而不可收拾。面对会议产生分裂走上歧路的危险,周恩来决定将原来准备
的发言稿改用书面散发,在 4 月 19 日中午短暂的休会时间内,和陈毅等深 入研究,决定坚持并更加明确地表述求同存异的方针,并亲自起草了一个补
充发言稿。下午开会时,只见周恩来与旁边的陈毅交谈了几句,站起身来, 走上讲坛,以诚恳、大度的姿态发言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 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
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 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
到解决。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
发言一完,会场沸腾了,各国代表纷纷拥上前向中国总理表示祝贺、
钦佩、感谢,完全扭转了会议的紧张局面。
顾全大局的克制,谋求团结的诚意,求同存异的耐性,再加上恰如其分 的揭露和反击,这一切为会议排除障碍获得成功打开了道路。也使周恩来受
到各国代表的普遍景仰和尊重。陈毅后来向人说:“这是马列主义外交的典 范,是给我们代表团学习得最多的一点。”他易动感情的性格确实受到了一
次磨炼。在代表团中,他以“学生”和“练习生”自喻,处处突出总理的作 用,而实际上他是周恩来不可缺少的副手,尤其在会场内外与各国代表积极
接触,广交朋友这一点上,做了出色的贡献。他和印尼外交部长、国防部长 多次交流经验,向缅甸工业部长介绍中国自力更生建设工业的计划。尽管意
识形态各异,但共同的愿望和目标使彼此了解和接近了。菲律宾代表罗慕洛 称赞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和周恩来的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
神”。巴基斯坦阿里总理说:“我是带着成见来的,但想不到周恩来总理这 样尊重别人的意见。现在成见消除了。只有伟大的中国才能派出这样伟大的 代表团!”
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会议终于达成了团结反帝的决议和闻名于世的“万 隆会议十项原则”——它是在由中国总理首先提出,并与印、缅总理共同倡
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万隆会议第一次表达了亚非 人民争取解放团结的巨大力量,敲响了为自由独立而战的战鼓。
万隆归来之后,陈毅开始参加外交部各次党组会议,为接手外长工作做 准备。他专管、分管的工作又多,终年日夜忙碌。
1956 年 6 月中,陈毅由西藏回京便参加中共“八大”的准备工作,7 月 南下参加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9 月“八大”召开,加上国务院工作,外事
活动,不胜繁忙。 10 月 1 日起,他陪同来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从北京出发, 经沈阳、杭州、广州直送到昆明。回到北京,又赶上波、匈事件发生,中央
彻夜研究,他每日参与研讨并逐件贯彻执行。11 月 1 日,就在他即将随周恩 来总理对印度等国进行重要访问的前两天,突然在印度驻华大使的宴会上晕
倒,他因此不得不休息了一年多,但仍出席许多重要外事活动。 1957 年 5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周恩来总理在宴席上向客人介绍
说:“这是陈毅同志,最近从华东调进中央,今后准备由他主持外交工作。” 陈毅忙接道:“不,我是来辅助周总理工作的。”毛泽东主席又加了一句:
“他是多年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志。”——这决非“外交辞令”,而是毛 泽东、周恩来对陈毅的高度信任和赞赏。
1958 年 2 月 11 日,新华社正式公布了任命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 消息。
第二节独立自主反帝反霸
陈毅就任外长 3 天,便首次以新身份随周恩来总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作友好访问,并安排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年内全部撤回中国。
中国主动提出撤军,意义非同寻常。中国已证明是个有力量应别国政府 请求向该国派出志愿军进行有效援助的国家,而仗一打完,便无条件撤回,
不在别国领土上留驻一兵一卒。不图谋己利,不支配别人。这在当今世界上 能有几个大国做得到呢?外电评论中国政府由于这一行动,“而在亚洲冷战
中大胆地掌握了主动,并使美国陷入难堪的境地。”非但撤军,而且要撤得 漂亮。2 月 17 日,陈毅随周恩来来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作了一番意味深
长的发言:“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要去充恩人,以为我有恩于你, 你就要给我磕头。‘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
公子忘之。’现在我们有的同志以为这样那样的东西是我带来的,要拿 走。不行!要严格执行志愿军首长的命令。回国去国家可以给你们置一点。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值钱?最值钱的是这个鲜血凝成的友谊!”
朝鲜战争结束了,然而美军还留在三八线以南,第 7 舰队还在台湾海峡 游大。刚上任的陈毅外长将以何种姿态来着手处理中美关系?他和他的对 手、70
岁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先生,将如何抗衡?
在独立自主这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从来是坚定的。解放初 上海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做美苏之间的桥梁”,陈毅做了坚决批评,并告之
毛泽东。毛泽东道:“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中国人脑壳着地,背拱起来,让美 国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苏联去,让苏联人
从中国人背上走到美国去。我们难道能这么干吗?”陈毅后来对人说:
“主席挖苦得好,谁愿意干谁可以去干,我这个外交部长是不干的!巴黎和 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杜勒斯先生和他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势力却还怀恋着那个时代。 1950 年 他在联合国安理会曾向出席安理会讨论中国控诉美国侵略案的一位中国特派
代表的助理人员说:“我与中国是有历史关系的。”此话很确切。他外祖父 约翰·沃森·福斯特当过美国国务卿,卸任后来华,甲午海战后以“大清帝
国顾问”身份,与李鸿章一起去日本,签订了割让台湾、向日本赔款 2 万万 两白银的《马关条约》。 1907 年老福斯特又带着小杜勒斯,作为“大清帝
国政府”的代表参加海牙和平会议,杜勒斯从此步入外交界。 1952 年,即 将就任国务卿的杜勒斯还道:“美国应明白申明我们的决心,决不让大陆中
国继续由中国共产党控制。”他上任后策划的 3 次“战争边缘”行动都直接 间接地针对新中国。 1958 年夏末,他又第 4 次将美国带到了战争边缘
8 月 8 日,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扬言,美国海军正密切注视着台湾地区 局势,随时准备进行象 7 月 15 日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与此同时,台湾当局
叫嚷要“反攻大陆”,并加强了从金门、马祖对大陆进行的骚扰和破坏活动。
8 月 23 日晚,陈毅身着白色西服赴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宴会,致词时一反 常例地丢开讲稿,作了一段即兴讲话,揭露美国军队以“保卫供水系统”为
名驻兵古巴,又为“休息和避暑”进驻新加坡的行径:“我们中国也派一支 军队去外国,找一个地方‘避暑’行不行?如果这种道理能成立,那么美国
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它的军队派到任何国家去吗?同样任何国家不也可
以在任何时候把军队派到美国去吗?” 有人为他激烈的措辞担忧。然而他们不知个中原委:就在宴会开始前两
小时,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万炮齐发,对金门国民党军发起了猛烈轰击。 陈毅对有关同志这样说:“帝国主义搞紧张,我们就搞缓和;他再搞紧张,
我再搞缓和;如果他还硬要搞紧张,那我们就比他更紧张!——最经不起紧 张的还是帝国主义。”炮击金门,是为了反击国民党部队的骚扰,为了反对
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也为了配合当时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 争,调动美国兵力。
果然,金门炮声一响,美国手忙脚乱,调集 100 多艘舰只、200 多架飞 机到台湾海峡地区,叫嚣要“轰炸大陆的基地。”9 月 4 日,美国总统艾森
豪威尔授权杜勒斯发表声明,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 门、马祖等中国沿海岛屿。9 月 9 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作出威风凛凛不
惜一战的姿态。 18 日又在联大发言,要求在台湾海峡实行“停火”,甚至 要求中国撤减驻福建前线的部队。
9 月 4 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本国领海的宽度为 12 海里,未经中国政府 许可,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9 月 6 日,
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重申解放台、澎、金、 马是中国的主权,任何外国不得干涉。9 月 8 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
议上发表了著名的“绞索”战略的谈话,指出: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 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毛泽东义正辞严地
谴责了美国侵略中国的行为,同时重申了中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愿 望。
由于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冒险遭到中国的有力反对,它的盟国很感不 安,美国人民也纷纷表示不满,杜勒斯 9 月 9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愿意恢
复同中国的大使级华沙会谈。但是会谈在 9 月 15 日复会后,美方在会上又要 求在台湾海峡立即“停火”,以保护它在台湾的“盟友”。
陈毅组织了对“停火”谬论的反击。9 月 20 日,陈毅外长发表声明:“消 除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关键,不是什么停火问题,而是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地
区的问题。中美之间没有打仗,根本谈不上什么‘停火’。”“中国人民不 论用何种方式解放自己的领土,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华沙中美大使
级会谈的中国代表王炳南大使也按此精神进行了驳斥,并提出和平解决争端 的积极建议。
中国态度强硬,说理充分。美国的盟友们便纷纷表示不愿卷入。美国国 内参众两院、报界舆论,对社勒斯一片抱怨、反对之声,国务院收到 5000 多封来信中,有
80%是批评杜勒斯在台湾海峡冒险行动的。这时,杜勒斯又 有了新的决策:在 9 月 30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突然要求国民党从金、马撤
退,“以换取共产党的停火。”此话引起台湾一片慌乱和怨恨。北京是否因 此高兴呢?
10 月 6 日清晨,毛泽东主席写就《告台、澎、金、马同胞书》,请陈毅 等去研讨。大家认为写得精彩之至,决定当天就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公开
发表。文章宣布从当日起,在国民党船只无美舰护航条件下“停止炮击 7 天” 以便国民党方面向岛上输送供应品。又指出:中国内部战争,同胞之间可以
谈判,和平解决,但不要美国插手,“这是民族大义”。文章一播出,台、 澎、金、马震动,美、蒋矛盾激化,杜勒斯骑虎难下。他本想诱我吞下金、
马两岛的“钓饵”,换取台湾脱离大陆,永久“独立”的前途。但他又一次 低估了中国领导人的战略策略眼光。陈毅后来说:“毛主席的文章做得很妙。
我们在金门打打停停,不是‘送瘟神’,而是要‘留瘟神’,杜勒斯脱身不 得,还得替我们约束蒋介石不要闯祸”(见 1958 年 11 月 26
日向民主党派代 表大会作的报告)。
坚定的立场,灵活的策略融为一体,成为这场斗争的特点。前线军事对 峙的同时,中断了 9 个月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得到恢复。炮击的同时,又
辅以政治心理攻势。杜勒斯愈加被动,因其僵硬滞重而干脆被称为“套在西 方外交政策脖子上的磨盘”(加拿大众议院合作联盟领袖哈曾·阿纠语)。
因此,中、美之间围绕着台湾海峡局势进行的这场斗争,就不能不是这样一 个结局:12 月 10 日,美国终于宣布自台湾地区撤出部分海空军,并且不得
不遵守我不允许美舰为蒋舰护航的规定。
围绕着炮击金门、马祖而进行的这一场军事、外交斗争,中国极其生动 有力地表达了自己坚决反对美国企图在台湾海峡划线、制造“两个中国”的 立场。
陈毅对美国并无偏见仇恨,他认为:“美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建国才
180 多年,科学、工业就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假若美国改变了目前敌视我们 的政策,两国关系是有前途的。”杜勒斯病死于 1959 年 2 月,他病中,陈毅
曾向人们推荐过杜氏 1958 年 11 月在克利夫兰基督教会所做的一篇讲话,其 中已承认:“红色中国正迅速变成一个军事和工业强国。”可见社氏并非死
硬到底的人物。中、美华沙谈判,陈毅又指示大使王炳南可与美大使握手、 问好,星期天请吃顿饭。“不一定老是那么紧张嘛。不卑不亢,有理有节,
此乃泱泱大国之风也。”
对中、美关系总体上的考虑,陈外长有过精彩的表述。 1961 年 4 月陈 毅访印尼时,有位《纽约时报》记者请评论一下中、美关系。陈毅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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