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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报告政府

_4 韩少功 (当代)
  强仔记住了这些话,以为继父只是舍不得钱,以为只要自己少花钱,继父就会对母亲好一些。他从此学会了捡垃圾,学会了卖报纸和糊火柴盒,碰上两个街上的弟兄,后来还学会了偷自行车和摩托车,学会了拍砖头和抡菜刀。但这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拿钱回家也是白搭。不仅继父还是没有好脸色,而且正是在他的威迫之下,母亲把亲儿子举报了,一定要把他扭送去派出所。母亲甚至还去送烟酒,托人情,说好话,说什么也要请政府从重法办,把这个不孝之子绳之以法。
  他被警察带回家取衣物用品的那一天,母亲没有在家,或者是不想回家。只有周家姐姐为他收拾衣物。咯嗒一声,一个小相框从衣柜里滚出来,正是他亲生父亲的照片,正是他一直偷偷保存着的惟一旧物。他把相框拾起来,鼻子一酸,咬紧牙关忍着,忍着,最后还是没忍住,流出了眼泪。他听到身旁也有抽泣,抬头一看,是周家姐姐泪光闪闪地看着他。
  “弟弟,照片交给我吧。我会帮你好好地保存。”
  他扑通一声跪下去,给周家姐姐叩了头,跟着警察走了。
  不用说,他的普通话就是来自周家姐姐。我记得他以前说过,他有个不同父也不同母的姐姐,靓得很,牛得很,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还到省里参加过中学生朗诵比赛,拿回来一个金光闪闪的奖杯。
  十七
  警察不在监区的时候,犯人们常常搭着人梯,爬到窗口“打电话”,就是朝其他窗口远远地喊话。包括与自己的同案犯串串供,或者是找熟人聊聊天,传播一些重要消息,比如女仓里又来了一盘什么菜,叫什么名字,长得如何,如此等等。
  有一次,斜对面的某仓打来电话,说他们那里刚来了两个小毛贼,呜里哇啦只是叫,听不懂本地话也听不懂普通话,看上去可能是越南人或柬埔寨人,是一对苦命的国际朋友。没料到警察有办法。车管教对另一个警察说,不知道他们是哪里来的,审不了,遣送不了,养着吃饭更不是办法,干脆把他们活埋了。车管教拿来两个麻袋,又找来一把铁锹在院子里铲土挖坑,吓得两个小毛贼立刻开口:“警察叔叔饶命!我们交代!我们交代还不行吗?”大家这才知道他们是本地人,刚才只是装聋作哑。
  十八
  天气暴热的那一段,黎头背上生了个大毒疮,体温烧得他一度昏迷不醒,还咬牙切齿口口声声要自杀。“绊脚鬼”天天来帮他换草药,脓呀血的,沾满她一双手。她一个女人,在光膀子男人的肉堆里进进出出,在晾晒着的男人短裤之下来来去去,在明明蹲着人的厕所前打开龙头取水,也从不害怕。即便看见什么人的大裤衩里支帐篷了,或者是大裤衩下走火了,她一般来说视而不见,硬是忍无可忍了,会一只鞋子突然砸过去,来个精确打击,警告对方自我检点。“喂喂喂,文明点!自己的东西自己管好!”有时她会大喊一句,喊得大家心知肚明。
  她领着医生来给黎头打针,没料到这个杀人犯杀过人,但晕过针,最怕打针,又喊又叫的,死死揪住自己的裤头不放。“绊脚鬼”火了,不由分说,哗的一声扯下裤头,在对方露出的半个屁股上猛击一掌,意思是要小斜眼老实点。三下五除二,真把对方治得服服帖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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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政府(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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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小光头一直盯着女警察滚圆的膀子,还有肥厚和跳荡的胸脯,在她的大屁股周围蹭来蹭去,对黎头早已羡慕不已,叫叫嚷嚷称自己也有病,脑壳闷,肚子痛,不打针是不行的。还没等医生诊断,他急急地退了裤子。本来只需要露出屁股的一角,但他一呼噜把裤腰差不多退到了膝盖。“绊脚鬼”摸摸对方的额头,说是有病,病得还不轻啊,说着从医生手里取过注射器,没上药,也没消毒,朝着白屁股上狠狠一扎,扎得对方歪了一张脸,哇啦哇啦鬼叫。“明天再给你打!”绊脚鬼说这一个疗程要打五针,吓得小光头五天之内再也不敢见她,听见她的脚步声,就躲在远远的墙角,紧紧把守住裤腰带。
  她只是有点粗心,不大像个女人。有时开门进来找人,找来找去没找到,大吃一惊,才发现自己看错了门号,把我们仓当作了另一个仓了。有次给黎头换药,她还把一只手机遗落在地没有带走,被我捡到了。我送还她时说:“要是我拿这只手机打119,把全市的消防车都叫来,你怎么办?”
  “我们无仇无冤,你不会这么坏吧?”
  “要是我瞒下它呢?”
  “我消了号,你拿了也没卵用。”她居然有粗口。
  “我刚才已经接了你的一个电话,是你老公打来的。”我骗她。
  “是吗?”
  “他一听是个男的接电话,还以为老婆出问题了,哇!”
  “放什么屁?老娘拍死你!”她瞪大眼。
  “嘿嘿,同你开个玩笑。对不起,对不起。”
  她缓了口气,“你没跟他通报姓名?我同他还说起过你。”
  “……说起过我?”
  “是呵,说起过呵。我说你唱女声还真像,把我都骗了,比宋祖英还唱得好听,哪天到电台去骗骗人。你不知道吧,他是电台的党委书记,有点小威风的。他说我不懂音乐,好像只有他才懂。呸,我以后我还真要带你去给他看看。别以为我们看守所没人才。我看他们那里才臭鱼烂虾哩。”
  我的心里一热。
  她没注意我的眼睛,“你以后总要出去的吧?到时候要是找不到工作,说不定我还真可以搭上一只手。”她接过手机开始打电话,把我晾在一边,没工夫再理我。
  我从此不再叫她“绊脚鬼”,管她叫冯管教,冯大姐,冯姐。黎头自从毒疮收疤以后,只要是冯姐来训话,不论说得如何不中听,也不再拉长一张狗脸,比以前和顺了许多。以前他根本不愿意上诉的,现在也打算见律师了。
  十九
  恐怖之夜就是在这一刻来临。眼下我一遍遍回忆当时的情景,还是很奇怪。那一个夜晚极其普通,极其平静和安详。如果说窗外有一群麻雀突然惊散,那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是高墙外有什么人惊动了它们。
  开始有一个仓又打来电话,没说什么要紧的事。后来,有几个犯人开始打扑克。另有一个犯人用自制的竹针穿纱线,埋头缝补自己的裤裆。还有三个四川佬是刚来的,嘀嘀咕咕凑在一堆,肯定是对老犯人有所不满,但也没有办法,只是间或怯怯地瞥我们一眼。
  就是在这个晚上,我与瘸子一连下了三盘棋,虽然他每次都少用一半车马炮,但还是保持常胜记录。其中有一盘,如果不是走一步瞎眼棋,我差点就要赢了。我要悔棋,但手腕被他紧紧抓住,架在空中无法下落——我这才发现这家伙虽然单薄,但一只手像铁钳,一身功夫不露形迹。
  “落地生根,不能悔!”他平静地坚持。
  “这又不是国际比赛,就悔一次嘛。”
  “好狗不吃回头屎。”
  “不就是玩玩吗?”有人担心我生气。其他弟兄嫉妒他的常胜纪录,也一致拥护我悔棋:是啊,玩玩,莫太认真,法律都可以改的。
  “棋场即战场,岂能儿戏!”
  瘸子仍然固执不让,眼中透出了某种狠劲和杀心,是一刀子定要插到位的那种精确和冷静。我终于恼羞成怒,既然架在空中的手落不下来,便一脚踹了棋盘。这并没有使他生气,也没有使他松动。他默默地把棋子一一捡回来,看了我一眼:
  “三比零。你输了。”
  这一天晚上不欢而散,我迟迟才入睡。第二天,我们起床以后洗脸刷牙上厕所,发现瘸子还在蒙头大睡。又过了一阵,送餐的来了,有人邀他起来一起喝粥,他还是蒙头一动不动,似乎对嘈杂声响充耳不闻,这才让人觉得有点反常。有人喊了两声瘸子,去揭他的棉毯——恐怖的尖叫就在那一瞬间发出,叫得我眼球胀痛,血往头上涌,脑颅里一片空白。几个警察冲进仓门,发现瘸子的头上套着一个紧紧锁口的塑料袋,全身有一种僵硬,裤裆里是湿的。
  冯姐翻了一下他的眼皮,说快快快,抬出去!门外是走道和庭院,空气要清爽许多。冯姐挽起衣袖,蹲在瘸子的腹上,双掌叠压在他的胸口,一声嘿,做起了人工呼吸。有两个小犯人平时最喜欢听瘸子讲故事,眼下见瘸子成了这样,吓得呜呜呜地只是哭,被冯姐一声喝,才撅起屁股俯下去吹气。一个小犯人对着瘸子僵硬的嘴,一口长气吹进去,使瘸子的胸脯鼓起来,再由冯姐一把一把地挤压,把胸腔里的气排出。
  医生也来了,手忙脚乱打针,说这鼻孔里耳朵里都见血,强心针打了也是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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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政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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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姐很不耐烦:“打了再说,能打多少打多少!”
  车管教也来了,探了探瘸子的鼻息,查了查瘸子的瞳孔,说至少三个钟头了,不用白费工夫了。
  冯姐更生气:“就是个石头也要救一把再说吧?你怎么知道就救不活?要是你家的人你不救吗?你还会在这里屎少屁多?”她想起事故的责任就更气,“你们昨晚值班的干什么去了?打牌去了?喝酒去了?看电视去了?早就要你们注意9号仓,你们就是不注意!要你们找人摸摸情况,你们就是不摸!现在好,没盯住,出大事了吧?你们这些饭桶饭桶饭桶臭饭桶——”
  她一气骂了个狗血淋头,骂得姓车的脸上红一块白一块,满头冒汗,张口结舌,当着犯人的面真是栽得厉害。他手足无措,丢了烟头,只得老老实实去给瘸子搓手和搓脚,似乎想把血流搓动起来。
  二十
  我想起前一天晚上的象棋,还有前一天晚上瘸子的“你输了”,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一个大活人就这样没了,在一个小小的塑料袋里窒息而去。一个有体温、有表情、有动作、有脾气的人突然成了一堆任人搬弄的呆肉,不知何时在我们熟睡之际不辞而别,在近在咫尺的地方一步步冷却和僵硬——生命真是脆若悬丝,死神在我们耳边又一次悄悄掠过。我捡到了一只熟悉的鞋,把它偷偷套在瘸子冰凉的脚上,一只混乱场面中谁也没注意的裸脚。
  问题是,严重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会死?是自杀?还是他杀?自杀或他杀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回想这几天来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词语,还是没法嗅出空气中的阴谋和恶毒。直到事隔很久以后,我才有了一个疑点:当时小斜眼低声问过我一句:“要是有人想整死你,你怎么办?”
  “拼个鱼死网破。”当时我随口回了一句。
  他看了我一眼。
  “你什么意思?”我问他。
  “没什么,随便问问。”
  我后来回忆得更清楚了:就在他问话的前后,他不唱歌,不俯卧撑,也不要人按摩,只是独自睡觉,但钻进棉毯的那一瞬,眼角里泄出一道余光。我看清楚了,余光虽然只是投向墙上的纸挂钟,却隐隐藏着凶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警察也不相信瘸子是自杀。仓里的人都被叫去受审,包括才来两天的三个四川佬。几个杀人犯更是重点怀疑对象,受审时间总是很长。尤其是黎头,一去就三天,直到一个深夜才被两个劳动仔架着回仓。他气息奄奄,浑身汗湿,虚弱得话都说不出来。车管教把他的一只手铐住,另一端铐在仓门的门栓上,让他只能站着,顶多只能半蹲,没法坐下来。只有半天,牢头的两腿就统统肿如木桶,加上门口的风大,两手已经冻得铁一样冰凉。大家找来些纸盒和棉毯,塞到他屁股下,让他能够坐一坐。他不从。弟兄们送来吃的喝的,他也一直紧咬着嘴唇,还是不从。他有一种要与手铐拼到底的劲头。最后,大概是发现没有希望了,他突然破口大骂,每骂一句,脑袋就朝墙上猛撞一下,整个人疯了一般。顷刻之间,他满脸盖着血,已经不见脸了,只有红色中两只眼睛眨巴眨巴。
  我们大惊失色冲上前去,七手八脚将他抱住和按住,用一床棉毯包住他的头。但我们不知他哪里那么大的力量,不但甩得我们东偏西倒,不但继续往墙上撞头,而且身上所有没有被我们按住的部位,一团团的肉都突突跳动,都在向外爆炸。
  “要死人啦!”
  “救命啊!”
  我们恐惧万分地大喊,喊来了警察。他们也被一个血淋淋的脑袋吓坏了,商议了一下,给他解了手铐。
  我也是瘸子的交往密切者,因此在提审室呆了很久。我想洗脱自己,帮助警察迅速地破案,但我没法供出我们密谋的过程和动手的情节,更没法供出他们想象中的棍棒、刮刀、毒药一类物证,使警察们很不满足,连冯姐也对着我瞪眼大拍桌子,根本不把我视为什么人才。另一个警察接班,同样对我没有好脸色,口口声声要把我丢出去喂狼狗。又一个警察来接班,虽然没有威胁,但始终不让我闭上沉重的眼皮,一连十几个钟头折腾得我痛苦不堪。这种车轮审讯的最后一站是车麻子。我怕他,一心想让他满意,于是忙不迭挖空心思把早已成为枯渣的回忆再来一次榨挤。我说瘸子做过很多数学题,不知是什么意思。麻子听后并不满意。我又说瘸子给我们讲过《圣经》,讲过洪水滔天毒疫流行之类阴冷可疑的故事,麻子听后更不满意,认为我故意糊弄他。
  他用电棒戳戳我的衣袋,“这里面没有白粉吧?要不要我今天给你搜一下?给你加判个七年八年?”
  我知道他的意思,气愤地大喊:“你,你不能栽赃陷害!”
  “还知道怕啊?那就好,那就好,那就态度老实一点!”
  “你打死我,我也只知道这一些。”
  “想骗谁呢?你同他臭味相投,交往密切,经常合伙加菜。有人还揭发你们走后门!”他是指同性恋。
  “那是血口喷人!无聊!”
  “人家的笔录上有白纸黑字!”
  “是你们搞逼供信!”
  “好,就算没有走后门,你们混在一起也不光是下棋吧?不光是讲故事吧?不光是思考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吧?9号仓里就这几团毒,你不知情还有谁知情?你以为我们公安局是粮食局?都是吃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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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政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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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电棒指定一个台灯架,一按电门,棒头立刻啪叭一响,白中带蓝的光团爆出,震击得台灯架一跳。我知道,下一步我肯定就是这个台灯架了。我看见他的电棒头已经逼近过来,逼近我的鼻尖,知道自己马上要发出一股焦糊味,就要头发竖立和眼球外突,整个身子跳到天花板上去。
  我果真大叫一声,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倒在地下,满面流着冷水,眼中是车麻子朝下俯瞰的一张脸,在水花那边有些模糊和变形。
  我听到他哈哈一笑:“我没有按电门,你小子晕什么晕?你还没学会视死如归啊?”
  二十一
  有一个管教好色,看中了一个女犯,值夜班的时候常把这个女犯叫去谈话,进行思想教育,然后要对方按摩,吃她一点小豆腐。他没料到对方按摩时偷听他打电话,察觉了他的一个圈套。他当时受人之托,正在设法给瘸子减刑,为瘸子制造了一个立功机会。他的这一招很阴:让瘸子去鼓动黎头越狱,假模假式提供锉刀一类工具,但准备在案发之前及时举报,一举制止越狱事件。这不就立功了?
  按摩女郎把这事偷偷告诉了两个囚友,于是另一个女犯把风声透给了黎头。不用说,黎头心一横,先下手为强,就有了后面的故事。
  这是一种说得通的说法。当然,关于瘸子的死还有其他说法。有人说他的哥们统统招了,让他始料未及大为悲愤。他是个心高气盛的人,眼下制毒证据确凿,身为主犯罪大恶极,最好的情况下也会判个无期。听检察官和律师都这么说,他不愿在监狱了此残生,便断然结束自己,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关系。
  这样说也似乎合情合理。不管出于哪种情况,他的死都让我深为可惜。他一个初中毕业生,做出那一堆堆的高等数学题,一直让我惊叹学海无涯。他对生活的看法,虽不被我全部接受,却使我深深震撼久久难忘。有一天夜深,他迟迟没有睡下,嚼着嘴里的一根干草,一口咬定这个世界已经无药可救了:“……贫困和权势都是犯罪的条件,你要是没碰上它们,当然容易做好人。”他冲着我冷冷一笑,“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其实只分成两种,一种是你说的好人,其实是没有碰上犯罪条件的人。另一种是你说的坏人,不过是犯罪以后没有悔改机会的人,比方说没时间了,不能重新开始了。”我怯怯地说:“你的意思是,大多数人不是潜在的罪人,就是后悔的罪人,是吗?”他点头:“对,我们都是迷途的羔羊,罪孽深重。”
  我辩不过他,没有他那么多学问,更没有他动不动就提到的《圣经》。但我已察觉到他白中透青的脸上有一种死亡气息——那一夜他是不是对厄运已有所预感?
  多少年以后,我从老魏那里知道了安妮的行踪,一心想找到安妮,想知道她是不是那个给黎头透风的女犯,或者说她知不知道那个女犯——这关系到黎头在我心中永远的疑点。当时老魏已经离开机关了,公司又破败了,办公室里堆了半个房间的旧货包,一台传真机据说是坏的,冰箱里只有西红柿和几包方便面,桌上和地上还有薄薄的灰尘。看来这里没有安妮那样的小秘书来侍候老总了,也没有多少谈判和会议了。但这并不妨碍老魏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叠叠豪壮的项目书,一个劲向我描绘公司的大好前景。也并不妨碍他看在囚友的面子上,慷慨接纳了我,要我当营销部经理。
  “日本贷款还没到位,因此我暂时不能给你工资,但公司的股份给你10%,或者12%,你看怎么样?”
  我很感动。
  “我是最念旧情的人。与你共过一次患难,对你还是够朋友吧?虽说事后没把你们那些弟兄都捞出来,但看守所面貌的彻底改变,践踏人权现象的基本杜绝,还不是靠我魏总?那两个去考察的著名作家,都是我哥们。他们把内参一写,把政协提案一交,公安局就得来乖乖地整改。我本来还想搞个记者团去好好曝它一下光!”
  这似乎是事实。
  手机响了。从他突然溶化如泥的五官来看,从他立刻扭腰和跷起小手指的青春活泼来看,手机里想必有女人的香风扑面。他乐呵呵地说不行不行,时间这么晚了,他刚见了中央一个领导,还要等两个美国的传真,实在没时间啊。他又哟哟哟几声,被一只蝎子咬着了似的,说好吧好吧,宝贝,我联系一下美国再说。
  他收线了,气恼地摇摇头,“唉,都是我大观园里的一帮妹妹。好厉害!现在没多少客人了,天天把我的手机打爆,要宰我的冤大头!”
  他无可奈何地带我去了一个夜总会,一进门碰上领班就吆喝:“还有哪些没上台的?都来都来,都算我的!”
  七八个花枝招展的女子一涌而出,雀跃欢呼又饿虎扑食,把我们严密地押进了一个KTV包厢。其中有一个还坐到他腿上,攀到他的肩上,差一点就要骑到他的头上。不过,她们今天有点高兴得太早了。老魏确实是来收容她们,不过日本贷款没到位,今天不能给现金,只能开白条。
  花蝴蝶们哪吃这一套?她们柳眉倒竖,翻脸不认人,咸鱼小贩的粗话脱口而出,七手八脚把魏总来了个围抢。不仅搜走了他身上的发票和几张小钞,还搜走了他的手机。放在茶几上的一副太阳镜也被人抢走,大概是便宜货,被那个女子看了看,又给甩了回来。一只手表还没解下手腕,已陷入三个疯婆子的争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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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政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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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欠打不是?”魏总一脚踢翻了茶几,这才吓得花蝴蝶们一轰而散。“你们也不看看你们自己的样子,眼睛画得熊猫一样,衣服穿得咸菜一样,一看就是个卖甘蔗的,没一点品位,也想在这里混钱?”
  看她们低眉顺眼,噘着嘴嘟嘟哝哝,气焰不再嚣张了,他把散乱的头发抹了抹,气平了一些:“叫化子嫌饭馊,还想要现金。哪来那么多现金?现在是文明社会,中国要申请进入WTO,各行各业都要讲道德,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你们首先就要端正服务态度不是?不要唯利是图急功近利不是?不要把一个钱字顶在额头上。钱钱钱,俗气!别说你们这些破冬瓜烂茄子,就是国色天香来了,也不能开口就是钱!你——”他指着一个女子,“要你去矫正牙齿。为什么不去?一嘴桂林山水,还不把客人吓出十万八千里?”他把对方气得哇的一声哭着夺路而去了,又指着另一个胖丫头,“你们也站好!你——讲话最没有礼貌,一点文化都没有,还口臭!只唱得了几首港台歌,连英国在哪里都不知道,美国在哪里也不知道。这样的素质怎么行?你们白天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读读书?像唐诗,宋词,元曲,总要知道一点吧?像国家的基本法律和政策,还有最新发生的国家大事,总要知道一点吧?……”
  他的政治教育和人生指导看来没完没了,我把一个点歌簿翻过好几遍,最后装作上厕所,溜出了空气混浊的包厢,来到了大街上。
  二十二
  眼前的街口靠近华天宾馆,有一个贴满小广告的邮局报亭,居然还是三年前的老样子。三年前我就是在这里被抓的,当时被警察反剪双臂,额头顶住了一个肮脏的垃圾桶,屈辱的牢狱生活由此开始。我曾经在监仓里狠狠掐自己的大腿,想把时间掐回到这个垃圾桶,掐回到我到达垃圾桶之前的一刻。
  现在我回来了,对着垃圾桶忍不住泪流满面。我的两个同案犯后来终于落网,使案子得以审结,我可以获得轻判和出狱。但我不知道自己得到这一消息时,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就像经过旷日持久的排队,总算排到商店柜台前了,却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买什么,不知道柜台里的东西是否物有所值。母亲的床上已经空去并且积有灰尘。未婚妻的床下已经有了另一双男人的皮鞋。朋友们的电话号码大多已经改变——我现在应该往哪里去?我当然还能慢慢地找到朋友,听他们谈GRE,谈技术移民,谈欧二标准,谈真人秀,谈上网灌水,谈党校中青班,还有台阶和助巡……这都是我听不大明白的,就像我当初听不懂犯人的黑话。他们还会拍我的肩膀,给我加上葡萄酒和巴西烤肉,约我下一个周末去打球,看他们如何赢下350杆的耐克或者300杆的登喜路……这又是我不懂的黑话,再一次让我额头冒汗,手心发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了。他们像我当初见到的犯人,对我这个新来的家伙饶有兴趣。
  我不是一直在向往这样的自由吗?不是一直向往这样的明亮和舒适吗?为何一落到自由里反而一身哆嗦?
  是的,我自由了,听不懂上等人的黑话但还是应该高兴自由的降临。我一遍又一遍说服自己,我现在不必担心陌生的男人和女人,不必担心任何保安和警车,就是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队伍开过来,我也可以在这里吹吹口哨。我没犯法,没有案情。你应该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这就是说,我可以在这里自由地看看天色,挠挠头发,挖一挖鼻孔。我既可以上中巴车又可以招的士,既可以看广告又可以看橱窗,既可以摸电杆又可以摸墙壁,既可以踢一个饮料纸盒又可以踢一块小石子,既可以走进一家小酒吧又可以走进一家理发店……我再一次确认头上的天空没有四方形的边框,确认自己可以在这里幸福地打滚,翻斤斗,做广播操——我曾经昼思夜想的一幕。
  我给安妮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这个电话号码是老魏告诉我的。
  “我怎么不认识你呢?”电话里口香糖的咀嚼声,还有歌舞厅嘈杂的喧哗。
  “我是收音机,你不记得了?”
  “什么收音机?”
  “我是9号仓的男高音啊。”
  “有这样的事吗?”
  “我当劳动仔的时候,帮你递过不少条子,还替你到外面补过鞋。”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你不是安妮?”
  “对不起,我不叫这个名字。”
  “你又改名了?”
  “国家机密,不告诉你。”
  “不就是藏在哪首诗里吗?怎么不藏在性病广告里?藏在老鼠药广告里?”
  我有点生气,也生自己的气。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做什么?是要与她分享自由的幸福或者沉重?是要与她分享回忆的辛酸或者快乐?还是要找个女人唱上一支《红河谷》然后蹭她一顿饭再蹭她两支烟?我已经重返生活,正在与人们相忘于江湖。方形天空下的往事一去不返,不再需要我暗暗地坚守。
  “喂喂,”她打断我,“你小子怎么这样嘴臭?不是想来绑票吧?你这个人,想绑票也得先引诱引诱吧。你小子听着,你要是说借钱给我,要是打算送我什么金项链玫瑰花,就再打这个电话。”
  啪,对方挂机了。
  我像挨了一记大耳光,怏怏地走出电话亭,把门上掉色的“中国电信”四个字看了好久,好像我还能镇定自若。我看了看天,那片无限开阔的云天,被城市灯光映照得一块块发红,如同一片片无人扑救的大火。大巴车在疲惫地喘息,出租车在鬼鬼祟祟地逃窜,自行车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像是在跟踪前面的自行车。仨俩成群的街头闲人看上去在观望与等待,等待着一片无人扑救的大火之下某个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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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政府(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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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三个黑影围住了,退到了墙根。这里离路灯较远,我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但脖子下凉凉的刀刃,表明了他们的来意。我有点好笑,因为提包里只有两件臭烘烘的衣裤,我身上也没有手机、手表、钱包以及金戒指,仅有十几块钱还是老魏刚才借给我的,只能让他们白忙活一阵。但他们发现了我手臂上的刺青纹身,都是当初用瓷片扎到皮肉里去的:有一条小龙,是我的属相。数字1994612——是我被捕的日子。
  “唐家河出来的?”一个黑影这样问。看来他也是个蹲过仓的人,知道看守所就在唐家河,知道唐家河这个俗称。
  “当然。”
  “哪个仓的?”
  “9号,12号。”
  “刚出来吧?”
  “三天了。”
  “刚出来的日子不好过啊。这么晚了还轧马路?提了个包跟真的似的!”黑影生气地把什么东西往我衣袋里一塞。
  等他们走远,我掏出衣袋里的东西,发现是一张五十元的钞票,大概是他们一气之下,勒令我打车滚回家去!
  二十三
  很多结了案的犯人没法“投劳”,是因为劳改单位大多人满为患。我的刑期是四年,抵掉看守所里的两年,所剩不多,所以我就当上劳动仔,算是在看守所就地服刑。
  劳动仔住的监仓要好一些,仓门白天也不上锁,这样说吧,这相当于从三等仓搬进了二等舱,乡下户口转成了郊区户口。因为参加劳动,我们这些劳动仔也有较多自由,有时甚至能跟着警察出外买菜或者运垃圾,看一看市井的繁华,嗅一嗅汽车废气或女人头发的美好气味。但一般来说,我们都不会借机逃跑,谁也不会干那种因小失大的傻事。我们有的种菜,有的帮厨,有的喂猪,有的打扫卫生或者修汽车,分成了若干劳动小组。其中修车组经济效益最好,地位也就最高,不但可以吃香喝辣,组员们有时还能请一两天假回家探亲。
  我不会修汽车,但毕竟是大学生,可以帮所里写标语出墙报,还可以给警察的子弟们补课。我后来得到减刑的宽大,就是因为把两个警察的小仔子辅导得好,使他们一举考上了重点高中——可怜这些小伢仔,跟着家长住在这破郊区,实在碰不上什么好学校和好老师。我记得学生中最差的是车小龙,车管教的大公子,读到四年级了,九九表还背不全,“甲”字也总写成“由”字。我有一次问他什么是被除数,他只是傻笑。等我再问,问急了,他才一举揭穿我的伪装:“老师,你其实什么都懂,还来问我做什么?”我当时差一点气得晕过去。
  我对这些警察多了一份惊讶和同情。他们别说管管孩子,就是逢年过节也没法休假,充其量只能轮着回家吃顿饭。就这样在高墙下一呆几十年,岂不等于判了个无期?他们虽说拿着工资,但吸最劣的烟,喝最粗的茶,碰到伙房里杀猪分几斤肉,还高兴得屁颠屁颠地有哼有唱,这份日子恐怕连好多犯人也要笑翻吧?
  眼下,我是他们的希望,是他们下一代人走出刑期的希望,因此大受器重,有头有脸,趾高气扬,一高兴,堂而皇之换上一件新衬衫,到值班室去看看电视,甚至同管教打个招呼,到大门外的小街上吃两个冰激凌,顺便给弟兄们夹带点香烟什么的进来。有一次,一个探监的家属把我当成了便装警察,一把拦住我,求我批准他同儿子见上一面。我耐心地给对方解释政策,制度是不能违反的云云,说了一大通。
  我帮看守所出墙报的时候,还经常出入管理区的房间,参与警察们的一些闲聊,甚至参与他们的学习讨论。有一个死刑犯,以捡垃圾为生,在车祸中断了双腿,活在世上实在受罪,要朋友帮他一把,把他背到桥上再丢到河里去,算是他投水自杀。朋友也是捡垃圾的,想成全这事,没料到一上桥就被路人扭送派出所,最终被法院判刑六年,罪名是杀人未遂。警察对这一判决意见不一。车管教是站在我这一头的,说法院完全是胡闹,人家要自杀,自杀就自杀呗,硬留着做什么?不是留着人家来慢慢地害吗?那受人之托和助人为乐的帮手又算得上什么罪犯?冯姐虽然不赞成我们的看法,但说服不了我们。后来他们在打人的问题上又争议不休。车管教说恶狗服粗棍,新加坡那么发达的国家不也有鞭刑吗?他由此认定,抓到罪犯,特别是那种没有暴力倾向的,最好不要关,打一顿屁股扔出去,再不就割耳朵、剁指头,额头上烫字,既能增强法律的威慑力,又不伤人命,还省了国家的钱财和警力,更重要的一点:免得罪犯们关在一起互相学坏。我在这一点上坚决反对车管教,与冯姐站在一头,强烈抗议车管教的野蛮执法论。
  姓车的说不过我们,一口恶气最后撒在我身上:“哎哎哎,你来瞎搅和什么?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你是哪个裤裆里拱出来的?”
  我气得眼泪都要出来了:“你有话好好说,骂什么人?”
  “骂你怎么了?你以为教了几页书,就上天了?人模狗样骂不得了?呸,要不是我以前修理你,你小子有现在的出息?”
  他不说也罢,一说就勾起新仇旧恨,顿时气炸了我的肺:“姓车的,难怪你那儿子也是个木瓜脑袋。你有什么了不起?干了几十年还是个小警察?你今天可以横,可以凶,但我总要出去的吧?你就不怕你以后老眼昏花的时候在街上碰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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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政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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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说出的话是:你就不怕碰上我的奔驰600?
  “稀奇,稀奇,今天是国民党上台了吗?”
  他跳出椅子,怒气冲冲去寻手铐,但冯姐拍了我的脑袋一下,一把拉住我出了办公室,算是给我及时解围。她还偷偷对我说,车管教的老爹病了,他老婆又在老家的木器厂下岗,闹得他最近脾气很坏,疯狗一样见人就咬。你不要招惹他。
  二十四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有一次,我跟一个管教出外买菜,在菜场里遇到了贵八条那个小脑袋。他见我衣着整洁,戴了手表,惊得半天合不拢嘴,把我上上下下看了好几遍。
  “你现在是干部了?”
  “没有,劳动仔,也就是当个组长。”
  “组长也是干部,差不多的。兄弟,这事全靠你了,你一定帮我去找政府们说个情。”他的“政府”是指警察,他的事就是要回来当劳动仔。
  “出去了还想再进来?”我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你们看在老交情的份上,总得给我一口饭吧?”
  “你没饭吃?”
  “吃什么饭?不瞒你说,我天天在这里捡烂菜叶子,晚上就去翻垃圾桶,一张脸皮早就甩在地上,踩了好几脚,不要了。兄弟,你不知道啊,像我这样的人,年纪大,没文化,又是唐家河出去的,人家一听就怕。谁要呢?现在没有工作的大学生,都一抓一大把的。”
  “你肯定是懒,上班打瞌睡。”
  “天地良心,我做事的时候连尿都不屙。”
  “据我所知,所里现在不缺人手啊。”
  “我就打打杂,不行吗?我洗菜切菜是把好手,扫地拖地也是把好手,就是喂猪掏粪也行。你们不想做的事都归我了!不行吗?”
  我不能支持他的异想天开。我就算衣着整洁像个便装警察,就算在政府那里有点小面子,也没有能耐把他抓到仓里去就业。我摇摇头,不能接受他一个打火机的贿赂,也不知道那打火机是从哪里捡来的。我拉着一车菜走了,听见他在我身后大骂:“你们见死不救?你们一个个都良心喂狗哇?老收——”他只记得我的外号收音机,“你去告诉他们,将来老子去杀人了放火了,莫怪我丑话没有说在先……”
  他其实是个胆小的人,后来并没有杀人和放火。我听人家说,他刑满释放以后,老婆早已经跑了,一个女儿也不认这个劳改犯父亲,过年都不来与他见面。他到乡下养过鱼,喂过猪,但不巧鱼发了瘟,猪也不怎么长肉。他后来借钱买了一部三脚猫,就是那种吐着黑烟的三轮车,在小街上钻来钻去送客。城管队扣下了三脚猫,说这家伙破坏市容,又是无证黑车,不但要没收,还要车主交罚款五百。他百般求告没有用,自扇耳光没有用,下跪喊爹爹也没有用,一气之下,解下车架上挂着的一瓶汽油,把三轮车一把火烧了:“你们没收呀!没收呀!拿去吧!拿去吧!哈哈哈……”这一故事最后的情节,是他把剩余的汽油淋在自己身上,一划火柴,一个众人围观之下的火球就跳跃着,奔跑着,旋转着,从大街上烧到花坛里,又从花坛里烧到人行道上,又从人行道烧到墙根,直到火焰渐渐熄灭,冒出缕缕青烟,一个黑糊糊的活物还在那里抽搐。街上来来往往的男女,对这个火球大感惊慌。
  但没有一个人来灭火。没有一个人来扑打火焰,没有一个人去寻找灭火器或者水桶,最后只有一个老乞丐,用一床烂棉袄捂灭了他身上的余烟。
  幸亏汽油不算多,没把他烧死。人们这样说。
  在他的一个侄儿闻讯赶来之前,只有老乞丐在街上抱着他老泪横流嚎啕大哭。人们还这样说。
  二十五
  每次走过9号仓和12号仓,我都有一股庆幸感和优越感油然而生,也有一点惭愧,好像我正在独享荣华富贵,把幸福建立在弟兄们的痛苦之上。这样,我拖着大木桶给9号和12号仓打菜时,勺子总是往菜汤面上削,好多刮一点油花子,或者勺子尽量往底下沉,好多捞一点有分量的渣子,以表示我的一点心意。如果他们要我递字条,只要不是太出格的,我也尽量通融,包括把一些错别字连篇的字条传到女仓。
  我同各个仓的关系都搞得不错。我悦耳的口哨或哼唱,常常激起这个仓或那个仓里的掌声。
  女仓的人越来越少了。自从上面对肃娼有了新要求,一两个避孕套已经不能成为证据,定案难度大大提高,警察们就不大往这里送女人了。待这里的女仓空空荡荡,由八个减到两个,男犯们的字条也就大大减少。监区也冷清了许多。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点,男犯们更加容易焦躁不安,一个个炸药包碰上火星就炸。一个四川佬,不过是两个月无人探视,就绝望得轻生自杀,吞下了铁钉,痛得自己满地打滚。管教把他抬到伙房,让我们找来一些韭菜,用开水烫软了,再用筷子撬开了他的嘴巴,把一缕缕韭菜塞到他的嘴里去,忙得我们大汗淋淋,后来还一直苦守着他的肛门,看韭菜能不能裹住钉子从那里排出。还有一次,不过是打扑克时输赢几张纸片,一种硬壳纸剪出来的假光洋,几个犯人居然争执不已,继而大打出手,把全仓人拖进了一场恶斗,打得五个人骨折或脱臼,又一次让医生和我们忙得喘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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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政府(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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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号仓的越逃是不是也与此有关,也不得而知。我一直没有察觉到任何先兆,从未在黎头眼里发现过异常。据说有一家伙去预审室受审,偷偷从谈话室的窗台下拧下一支风钩,带回了仓里,小斜眼就用它来挑剔砖缝。几天下来,果真挖掉了一口砖。无奈的是,砖那边是厚厚的混凝土,铁一样硬,实在挖不动,他们只得悻悻地罢手。他们不甘心,后来细细考察监仓的每一个角落,终于发现仓里的三道裂缝中,有一条最有价值:监视窗的窗框有些吱吱的松动,是个最可能利用的破绽。他们把床单撕成布条,再搓成布绳,绳的一头锁紧窗框,另一头由弟兄们轮番上阵,进行冲击式的拉扯,忙活了三四天,终于靠着水滴石穿的精神,拉开了窗座部位的一条长长的裂缝。看来只需要再加一把力,整个窗框就要连根拔起,轰隆一声垮塌下来,自由与清新之风就要从缺口一涌而入。
  他们喜出望外,暂时不再拉了,让窗框悄悄回位,让墙缝重新合拢,看上去不大明显。为了遮人耳目,他们每天还在那里挂一件衣服,好像是晾晒,其实是掩盖现场,让警察看不出什么。
  他们现在需要等到一个合适的行动时机,需要更多的观察和准备。说来也怪,那一段我去过9号,收垃圾和喷药水什么的,从没有注意窗上那件晾晒着的衣服。管教们也去那里检查卫生评比先进,早晚还各有一次人头清点,但也没人注意到窗上那件衣服。
  隔壁8号仓的闹事险些坏了他们的大计。8号仓的犯人馋肉,指责所里的伙食近来油水太少,一个星期两次吃肉也都是吃些肥肉片,一点都不爽。他们在八一建军节那天突然闹事,强烈要求纪念建军节,说七一党的生日那天加过肉的,为何建军节就不能加肉呢?难道看守所要大家爱党不爱军不成?……他们觉得这一吃肉的理由理直气壮,大义凛然,气吞山河,于是表现出对人民军队的无限深情,还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支口红笔,在每个人的额头画出一个大大的红五星。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坚决抗议看守所不准我们庆祝建军节!决不容许任何人贬低和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决不容许任何人对抗我伟大的钢铁长城!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爱!……他们把能想出来的口号都想出来了,吼得慷慨激昂,甚至有点悲愤和悲壮,好像他们的拥军之心受到了可耻的践踏,好像他们突然都成了威武不屈的英雄战士,身上还带着弹片,脚上还缠了绷带,刚刚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或国内战争三大战役,刚刚从英雄的火线上撤下来,一回到后方竟被几个小管教无端欺压。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
  8号仓这么一闹,其他仓的犯人也心领神会,脚踏祖国大地和肩负人民希望的雄壮军歌立即激荡整个监区,只是唱得比较乱。记不住歌词的时候,有些人把“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当成全部歌词,翻来覆去只有这一句,一直唱到“向呀么向太阳”才住嘴。警察们如临大敌,荷枪实弹全面警戒,但他们冲着炸了锅的军歌有点犹豫,大概觉得唱乱了的军歌也是军歌,冲着军歌下手是不是有点不妥?
  结果,伙房里给大家加了肉,算是大事化小。但警察们咽不下这口气,为了修理一下8号仓,车管教带着人对这个仓来了次突然搜查。他们想找点把柄,比如找到香烟一类违禁品,借机严惩闹事者,让他们知道人民军队是不好当的,吃进去的冤枉肉是要吐出来的。
  不料这一搜,竟搜出了半条锯片,吓出警察们一身冷汗。要知道,锯片不是一般的违禁品,足以威胁到镣铐、铁锁以及窗户的铁栏,足以造成重大的越逃事故,进而砸掉好多警察的饭碗!全体警察紧急行动起来,不仅严查锯片的来源,而且对其他各仓也一一大搜查,消灭任何可能存在的隐患。他们简直是挖地三尺,把棉毯草席掀个底朝天,把每一条墙缝和每一个衣角都不放过,连瓦片石块鞋带裤带一类也统统收走。
  照理说,小斜眼他们很难逃过这一劫。奇怪的是,他们似乎有准确的预感,那支风钩不翼而飞,那块脱落的砖头复位如旧,挂在窗口的衣衫摘下来了,但墙缝被饭粒填充和粘合,居然骗过了警察的眼睛。他们只是损失了几块瓷片,损失了一副纸团与饭粒捏成的麻将,还有黎头的两个大歌本——警察对他一直不放心,觉得他的东西无不可疑,无不散发出毒气。
  时间到了农历七月半这一天。七月半,鬼门开,家家户户都接鬼祭祖,尤其是车管教这种农村来的人,午后都请假回家去了。看守所特别安静清冷,只有墙根的蟋蟀叫一声没一声。
  晚上十二点左右,监区里传来沉闷的轰隆一声,但混在附近人家接鬼祭祖的一串鞭炮声里,几乎没有人听到。这天是冯姐值夜班,顺便在管教队办公室里写份材料。她上厕所的时候,路过监区大铁门,眼角的余光里有几个人影晃动,但没怎么引起她的注意。直到她走出了十多步,才觉出有点不对劲:今晚既没有提人问话,也没有劳动仔打扫卫生,院子里怎么会有那些人影?她大惊失色,跑回大门一看,天——果然是一伙犯人出了窝!
  事后有人说,如果冯姐处事冷静一些,就不会吃那么大的亏。她当时明知警力不够,又不知对手的底细,第一件事应该是检查监区大门,确保大门已经上锁;第二件事就是赶紧检查管理区大门,确保这道门也上锁。有了这“回”字形的两道高墙固若金汤,再拉响警报,打出电话,急调警力前来增援,事情就糟不到哪里去。但她偏偏忘了这些,似乎是急昏了头,连电棒都没有操一支,打开监区大门就冲了进去。一个女流竟想弹压住一群暴徒,还能不被人家活活包了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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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政府(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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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人们还说,如果不是另一个值班管教头脑冷静,赶紧把监区大门重新锁住,暴徒们就完全可能从大门一涌而出,可能迅速控制管理区的电话、警报器、各种钥匙、还有武器和管理区那最后一道大门。事情若到那一步,一切就不可收拾了!
  冯姐赤手空拳对付二三十个犯人,完全没有胜利的可能,就算是带了枪,也根本没法阻挡越逃者的滚滚洪流。几个对她怀恨在心的强奸犯,一见到她,冤家路窄,几个回合的格斗下来,靠着人多势众,狠狠掐住了她的脖子,加上砖块重重一击,把她当场拍昏倒地。大门外的同事看见她一头鲜血倒下去,急得跳脚,但顾及到敌众我寡,不可能开门去救她。
  枪声响了,但手枪火力小,射程也不够,不过是放几声闷屁。从大门外射击,又被值班室和医务室挡去了一大片空间,对越逃者不构成什么威胁。
  警报器也响了,响出了监仓的一片骚动。每个窗口都冒出人头,贴在栏杆后面,显得兴奋不已。“找钥匙!找钥匙!要跑兄弟们一起跑啊!”有人这样央求。“快去抱棉被来!没有棉被如何爬得过电网?”有人这样指导。当然也有人表示忧虑,说9号仓的蠢鳖活得不耐烦了,今天硬要鸡蛋碰石头。
  越逃看来是有充分计划的。小斜眼首先带人占领了监区内的值班室,大概是想找钥匙,打开所有的仓门。一旦发现没有钥匙,他们就操起椅子,把电路总闸和配电箱砸得稀烂,监区的电灯全部熄灭,顿时黑寂寂的一片。他们的计划也有漏洞,比如监区的电灯虽然灭了,但监区外有另一个电路系统,依然完好无损,使警报器还在响,岗亭上的探照灯还在扫射,高墙上的电网也还通着电。有一个犯人被电网打出一声惨叫,掉下了人梯。另外的犯人抱来棉被和值班室的化纤窗帘,把它们递上墙,隔开电网。他们眼看就要爬过高墙,但被岗亭射来的一梭子子弹,吓得又缩了回去。小斜眼较有经验,从值班室拆下一个蚊帐架子,撑起一件衣服,不断冒出墙头招摇,吸引着岗亭射来的子弹。岗亭上的武警果然中计。他们没料到今晚上出事,没有准备足够的子弹,加上一紧张,手指一颤,一夹子弹就嘟嘟嘟嘟打光了,甚至都打到天上去了,几个弹夹很快就成了空夹。他们在岗亭里急得团团转,只能眼看着犯人们一个个越过高墙。
  就在犯人们哇哇哇地欢呼的时候,就在第二道高墙也要被人梯突破的时候,谢天谢地,远远的警车呼啸,增援警力终于来到了。指挥官用电喇叭指挥行动,敦促越逃者投降。管理区和监区的两道大门都被打开,黑压压的武警和警察一涌而入,潮水般扑向每一个角落。手电光柱交叉横扫,刺刀寒光闪闪,所到之处都有越逃犯人的鬼哭狼嚎。人梯最下面的一个犯人被电棒击中了,身子一折,上面的两个就呼啦啦栽下墙来。还有两个犯人刚用破布条结成一根新绳,一见阵势不对,立刻高高举起双手。
  “报告政府,我是被迫的……”
  “报告政府,我不跟着跑就会被打死的……”
  “报告政府,我刚才没有跑,一直坐在院子里等你们。我现在告诉你们,他们往哪里跑了……”
  犯人们在刺刀面前都吓得变了声,知道这次祸闯大了,一个个急着开脱自己,做出无辜羔羊的可怜模样,或者里应外合喜迎救兵的激动姿态。
  管教们把他们集中起来,在院子里排成一线,抱着头蹲下。人数已经清点过了:除了三个受重伤,三十八个犯人还差八个。
  管教们再次惊慌失色,去清查9号仓,清查了其他监仓的门锁,清查管理区的每一个房间,查得大家一个个声音发颤:他们难道插翅飞了不成?他们不是没有爬过外墙吗?
  所长突然一拍脑袋:“我知道了!”带着大家往厕所跑,在厕所后面找到一个废水池。池边果然有踩倒的青草,池里果然也有刚刚泛起的一层泡沫,旁边是一个洞开的污水管。
  他们冲出看守所,来到墙外的野地,在离高墙大约一百多米的地方,找到了一堆废石料。大家确定位置以后,把石料搬开,暴露出下面一个沉沙井的水泥盖。水泥盖再打开,手电筒一照,下面果然有两只闪动的眼睛。
  出来!出来!统统出来!警察们大喝。
  不要开枪……里面好像有人声。
  两只眼睛出来了,又有两只眼睛出来了,又有两只眼睛出来了……一共八对眼睛爬出了井口,一对也不少。他们眼睛以外的一切部位都是粪泥,黑糊糊的看不清楚,而且恶臭扑鼻。
  这真是谁也没有想到的结果。事后听人说,几天前有个农民在这里拆房子,拆下了一些石料,临时堆放在路边,刚好压住了看守所的这个沉沙井盖。就凭这个极为偶然的堆放,越逃犯人们顺着污水管爬到这里以后,拿出吃奶的气力也没法顶开井盖,真是喊天不应叫地不灵。污水管太逼仄,他们也没法循原路返回,更没法调头,只好在这里卡成了一节节臭肉灌肠,耐心等待着束手就擒。
  两天后,警察们敲锣打鼓,放一挂鞭炮,给拆房子的农民送来了一箱酒,让农民觉得莫明其妙。
  二十六
  生活,是一张网
  生活,是一堵看不见的墙
  墙上有几行歪歪斜斜的字,不知是谁留下来的。我正在看着这行字,屋檐上掉下来一只大飞虫,有气无力地扑腾,已经是半死。我身旁的一个劳动仔骂道:“娘的,谁要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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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政府(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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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是谁要倒霉了。囚车已经停在大门外,十几个武警士兵已经在那里严阵以待。“严惩暴动越逃首犯”一类标语是我前一天张贴上去的。伙房里照例早早地做饭,特地做了一份红烧肉,一份炒鸡蛋,一份油炸带鱼,还有两盘小菜。当我把这些菜端去办公室时,好几个仓的犯人大概闻到了菜香,大概是听出了我脚步声里的沉重,传出了粗粗哑哑的歌声:
  人们说,你就要走向刑场,
  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
  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
  照耀在我们的心上。
  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
  不要离别的这样匆忙;
  要记住唐家河你的故乡,
  还有那白发苍苍你的爹娘。
  我知道这一首改词的《红河谷》是为谁而唱,知道这一片歌声是为谁而荡漾和涨涌。小斜眼被三个警察押着,已经坐在办公室了。他双手戴了手铐,脚上挂着铁镣——所里最近已经取消了脚枷。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冲着我淡淡一笑。
  “强哥……”
  他看了饭菜一眼,摇摇头。
  “强哥,你多少吃一口。”我差点要哭了。
  “你去帮我找件衣服。”
  我看了车管教一眼,得到他的默许,慌慌地向自己的监仓。我失神地跑了起来,跑得耳边风声嗖嗖,跑得身边的窗口都拉出了扁平和倾斜。其实我不知道要跑到哪里去,甚至忘记了自己眼下要去干什么。我真希望脚下的路有十里长,百里长,千里长,万里长,绕过地球一圈又一圈,永远不要有终点,永远让我像箭一样狂奔不止,让我真正地飞扬起来扑向太空……
  我取回了最好的一件深褐色夹克,还带来了梳子,头油,外加从女警那里借来的魔丝发胶,把他稍加收拾打扮,使他的刺猬头又湿又亮,看上去有香港小歌星的模样。
  “谢谢你。”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分明是在说:还是你了解我。
  门外不时有人走过,但脚步声让他的目光一次次黯然。我知道他在等待一种脚步声,一种我们都熟悉的脚步声。我们这些蹲过仓的人对脚步都有特殊辨别力,能从脚步声中辨出是谁来了,还能辨出此时来人的脸色、心情、脾气、想法乃至携带的东西,一个负重的人,走路决不同于一个空手的人,一个前来找麻烦的人,脚步声决不同于一个前来报喜讯的人。
  小斜眼目光跳了一下,好像听到了什么,但我什么也没听出来。他的目光更明亮了,有一种全身毛发竖立的神态,但我还是什么也没有听到。直到最后,我才不得不佩服他的狗耳朵:一种熟悉的脚步声果然从寂静中潜出,由远而近,由近到更近,风风火火撞开大门。“不是说九点半吗?怎么提早了?”冯姐一进门就冲着车管教直嚷。
  冯姐自从越逃事件以后,因为脑部严重受伤,又因处置失误受到批评,调去交警部门已快一个月了。
  “我怕见不到你了。”小斜眼对她一笑。
  “我说了来,肯定就会来。”
  “你能答应来送我,谢谢你,真的。”
  冯姐叹了口气,“国强,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同我说?”
  “我就是怕没机会同你说了。”
  “你慢慢说,我听着。”她抽了一把椅子,与他面对面坐下,紧紧盯住对方的眼睛。
  “上次越逃……是我挑头,但我不知道……是你值班,也没有要他们打你。我只是没管住……对不起了,冯姐。”
  “事情不是过去了吗?我知道你不会害我。”
  “不,我得让你知道这一点。我不能对不起你。每年中秋节的月饼,是你送给我的,不是我妈送的。我知道。”
  “这些小事还说它做什么?”
  “我知道,今年春节那双鞋,也是你买的,不是我妈买的。”
  “谁买的不都一样?”冯姐有点慌乱。
  “你用我名义给我家里写信……”
  “是这样吗?我写过吗?……”
  “冯姐,你不要哄我。我不是小孩子,心里一直很明白,只是软话说不出口,没说惯。我知道你是怕我伤心,怕我孤单。其实我不怕孤单。我说出来怕你不相信:我不怕别人对我坏,只怕别人对我好。别人一对我好,我就欠了账,就还不起了。”
  “你不要这样想。”
  “你听我说完。我知道,这几年我妈从来没有来过一次,这几年我妈从来没有给我送过任何东西,我妈从来没有我这个儿子。这样好。这样我就少欠她一些。我虽然长得像她,但我是她不该生出来的孽种,我是一个不该有妈的野人,畜牲!”
  “你妈也许是病了,也许是……”
  “你不要安慰我。我不配有妈,只是我以前不明白这一点。那一次,那王八蛋要赶她出门,我怕没了她,从被子里爬出来,跪着求那王八蛋,抱住那个王八蛋的腿,求他不要把我妈赶出去,说外面又下雨又冷,妈妈能到哪里去呢?当时我只有八岁,八岁啊——”小斜眼全身一震,喉头被什么卡住了似的,停顿在一个呕吐状,嘴巴大张,满满咬住了一口气,好一阵没声音。
  冯姐眼圈红了,把僵硬了的他搂在胸前,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国强,你不要说了,不说了。你错误犯得太多了,几件重案在身,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就安心地去吧。俗话说的,早去早投胎,来世重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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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政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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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辈子不想做人了!冯姐,我要做狗,做猪,做老鼠,做臭虫蚂蚁,绝不再做人!”
  “你要相信,你下辈子一定会有个好妈,一定会有……”
  “我不要妈,再也不要妈了!”
  我事后记得,在场的两个警察也红了眼睛,连车管教也捏了捏鼻子,转过身去,两手插在裤袋里,看着墙上一排镜框里的监规公示。
  门外的汽车喇叭一叫再叫,大概是司机等得不耐烦了。一个警察用对讲机与外面低声联系。强哥擦了擦眼睛,把头抬起来,平静了一些,有如释重负之态,脚镣咣当一声,他站起来向明亮的门外走去。
  在出门的那一瞬,他略略回了一下头,看着地上,意思是再见了。
  没有人回话。
  “有个小礼物要送给你。”他是冲着冯姐说的,但对我使了个眼色,要我去看看他的鞋跟。
  我摸到他的鞋跟,摸到了一个隐蔽的夹层,小指头在那里一挑,挑出了两块小铁片。从凹凸不平的齿边来看,是私下磨制的钥匙。
  蹲过仓的人都明白,这是对付手铐和脚镣的暗器。这就是说,他刚才突然改变主意,放弃了途中越逃的可能。
  我把钥匙交给冯姐,发现她的手哆嗦着,差一点没有接住铁片。我看见她捂住嘴,圆圆的娃娃脸上泪水双流。
  二十七
  我听到一个管教的脚步声远去,渐渐消失在夜色里。但只要我竖起双耳,屏息静气,紧紧地咬住它,守住它,跟住它,它就不会完全消失,虽然在耳膜里微小如尘若有若无,但一直波动在那里。它来自水泥地上,沙地上,泥地上,木板上,新木板或旧木板上,音色并不完全一样。我甚至能从它微弱的偏移或稀薄,听出那双旧皮鞋是踩歪了沙粒,还是踩倒了青草,碰到了木楼梯。我有些惊讶和兴奋,甚至相信只要我这样全身贯注地守住,我就如同在两只鞋底上装了窃听器,能远远地听出行走者的一切,听出他到了哪些地方,见了哪些人,做了哪些事,包括放出什么样的哈欠和发出怎样的长叹……我可以把他的一切秘密了如指掌,哪怕他在一百面高墙之外。
  我摸摸额头,估计自己是病了。
  二十八
  就像老魏事后夸耀的那样,他那两个作家朋友来访以后,写了份内参,又写了什么提案,狠狠参了看守所一本。加上不久前的越逃事件引起震动,上面终于决定把这个破旧不堪和管理不善的监所推倒重建。这样一来,在押人员开始分流,我与其他九个劳动仔,还有三十个已结案犯人,将去省拘留所代管半年。我好端端的幸福日子,被两个多事的文人给搅了。
  这一天,两辆警车和三辆囚车开到了所里。十来个警察灰头土脸地下了车,大骂这是什么鬼地方,今天这一路真是倒大霉了,一人少说也吃了半斤土。其实,最近这里修路,路确实难走一点,但不值得他们发这么大的脾气,一来就没有好脸色。他们大多拿出手机打电话,电话里大多是骂骂咧咧,没工夫与前去迎接的管教们握手。他们拍灰,洗脸,抹头,刮鞋泥,到厕所里打了一转,又嘲笑这厕所里还养着猪,连个卫生纸也不准备,差一点逼着他们拿竹片刮屁股,真是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啊!他们喝茶的时候也不顺心,说这里居然还用着搪瓷杯,也没有一次性的纸杯,革命传统好是好,就怕染上什么病。犯人家属来了也是用这些杯子吧?犯人家属里就没有口臭、肝炎、痢疾、肺结核以及艾滋病?
  一个大个子警官,看上去是个领头的,扯了一张钞票给车管教:“兄弟,我们不熟悉附近的情况,烦你去提一箱健力宝,要不矿泉水也行。”
  车麻子把热水瓶和所有的搪瓷杯收走,没有说什么,又大汗淋淋地扛回两箱饮料,一张马脸拉得长长的。
  交接程序其实不复杂。管教叫一个名字,一个犯人就出列向前,经省城来的警察对照表册验收,然后上囚车呆着。
  轮到我上车的时候,大个子警官指着我手上的可口可乐瓶子。“什么东西?”
  我说是茶,路上喝的。
  “扔掉!”
  “这四五个钟头的路程……”
  “就是一天的路程也不准喝!喝多了就要撒尿,一撒尿就搞名堂。想脱逃是吧?”
  “这是车管教同意了的。”
  “车管教?你飞机管教也不行啊!”
  他的同伴笑了。我回头瞥一眼,发现所里的管教都没有笑,车麻子更是黑着一张脸,不过还是没有说什么。
  “婊子养的!”车厢里有人嘀咕。
  大概是顺风,一声模模糊糊的嘀咕竟然被大个子听到了,听得突然一愣。“谁在说话?说什么呢?”他把头探过来,把我们车上几个人的脸色一一看去,一眼就锁定了刚才的嘀咕者。“你——就是你——你下来!”
  嘀咕者当然不愿意下去,只是往人后躲。我们也用腿暗暗拦住他,不让他吃眼前亏。这把那警察气坏了,他叫了几声没有结果,恼羞成怒,挥舞着警棍跳上车来,一巴掌就把嘀咕者抹倒在椅子下。“你给我再说一遍,再说一遍!”皮鞋和警棍一齐下去,车厢角里立刻哇哇乱叫,乱成一团。
  车管教突然大叫一声:“住手!”
  大个子气喘吁吁回头,“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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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政府(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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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屙屎也要看地方,打狗也要看主人。这里是你随便撒野的地方?你耀武扬威称王称霸惯了吧?到这里一点规矩都没有?眼里根本没有我们这些王八蛋是吧?”
  “我打坏人,你心痛什么?奇怪了,你叫什么名字?你同这些人渣什么关系?难怪说你们唐家河黑得很,乱得很,原来我还不相信,今天可算是眼见为实了。警察强盗亲如兄弟啊,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啊,平日里红包什么的没少收吧?……”
  “你小子胡说八道,小心我塞你一嘴猪屎!”
  “你敢!”
  双方都不是省油的灯,双方都有铁哥们,不管有理没理,先向着自家人再说话,决不能胳膊往外拐。他们先是争吵,接着是推推搡搡,最后一个大盖帽打飞了,不知道是谁先出手,手枪一支支全出了套,一支顶着一支,一支咬住一支,成了互为目标和互加钳制之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都落在火力网里。没有带枪的警察操起了警棍,或者顺手拖来一把铲子,举起一把椅子,拾起一块砖头,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连伙房里的一条狗也紧张地发出狂吠,把车上和车下的犯人全都吓得目瞪口呆,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场共军打共军的枪战眼看着一触即发。
  场面僵住了,呼吸都声声可闻,谁都不敢妄动。省城警察清一色的钢盔和武装带,清一色的年轻小伙,面对老少不齐着装杂乱的本地管教,简直是宪兵队碰上了团丁。但宪兵队毕竟人少势单,在枪口的团团包围之中,只能自己下台阶。大个子首先收了枪,说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自家人兵刀相见,像什么话。他一挥手,他的同伴都把枪垂下来了。这头的人见对方退了一步,也只得把五花八门的武器收敛。大个子把车管教拉到一边,又是递烟,又是打火,又是拍肩膀,叽叽咕咕说了好一通,使对方终于和缓地吐出一口烟。
  车管教还是黑着一张脸,走到囚车前,冲着大个子说:“你听清楚了。这四十个人今天交给你,半年之后你们送回来。这是上面的命令,不是我们求着你们扶贫救灾。你们不想接,找上头说去,有气不要冲着我们发。是不是?你们省里的水平高,谱大,好,但不要把唐家河的人不当人,明年把这四十个人送回来,谁缺个胳膊少个腿,缺个牙齿少颗痣,你们损坏照赔,休想赖账,到时候莫说唐家河的门槛不好跨!”
  他又瞪了我们一眼:“你们也听清楚了,一张张臭嘴给我刷干净点!一个个乌龟脑袋给我缩进去点!出去惹是生非,坏了唐家河的牌子——莫说老子不给脸!”
  我们使劲地点头。
  我很想更使劲地点头。
  “拿着!”他把路边那个装着茶水的可口可乐大瓶捡起来,抹一抹上面的灰土,递到我手里。
  囚车咣的一下关了门,上了锁,起动了。我们挤在小小的后窗,争着把手伸向窗口,争着让车管教看见。我看见他抽着那支烟,躬着背脊,吃力地关上大铁门,甚至没有朝我们看一眼,一眨眼就消逝在车后扬起的土黄色尘浪中。不过,即使他朝这边看,他也不可能透过满是尘垢的小窗,看见我们告别的手,看见我们眼里的泪花。我在摇晃的车厢中,很快就想不起他的面目了,似乎往事摇着摇着就破碎了,匀散了,没有了,再也无法聚合出原形。我摇着摇着只记得收拾办公室垃圾时,发现他的烟屁股最惨,每根都烧到了过滤嘴,甚至烧焦了过滤嘴。我摇着摇着摇着还应该记得,他手腕上经常缠着一根红布条——肯定是避邪的迷信把戏,说不定是被监区那盆神秘白玉兰吓出来的。当时我还猜想过他是不是成天穿着一条红短裤。
  2005年5月
  报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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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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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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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毛是一条白色的长毛狗,出身不明,年龄莫辨,自从几年前的一个风雨夜被捡到这个家来以后,已经渐渐有了人的起居习惯,有时还能像人一样高傲或者耍耍小性子。他是个勤奋称职的门卫,一听到桌子下面有动静,就怒不可遏地冲上前去,在一个小黑影跳上桌子的刹那间,差点咬住了那家伙屁股后头的一根肉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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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院残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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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邻家的汉子很会种瓜,扛着锄头这里看一看,那里挖一挖,似乎没有做什么,但他所到之处不久就会冒出肥大的瓜叶,逢沟过沟,逢坡上坡,甚至翻越墙垣,尽情地蔓延和覆盖。不知什么时候,瓜藤已潜游我家门前的路上,过不了多久,两三个南瓜居然憨憨呆呆地拦路把守,要收缴买路钱的样子,使我出入的时候得东躲西闪三步两跳。
  “把瓜摘去吃吧。”他撑着锄头,乐呵呵地冲着我笑。
  “我家也有瓜。你种的,你留着。”
  “我一个人吃饱,全家就不饿,哪吃得完?”
  既然他是一个人居家,那他到处种瓜做什么?是有种瓜癖?是生性闲不住?还是对世界上一切荒土闲地有开发兴趣?
  他家离我家不远。我走出院门,同张家的人点点头,同李家的人搭搭腔,然后就能看见他家斜斜的院门了。我去过他家,看见他家里的算盘和几个账本,知道他是村里的会计,有时还到小学代点课,无论数学还是音乐,都能教。我正巧看见五六个女孩子在他家排演歌舞,大概是准备学校里节日会演的节目。他一双赤脚,腿上带着泥点,头发眉毛皮肤都被阳光烧灼成了浑然统一的土色,却是一个努力投入艺术想象的导演。“我们的祖国似花园,花朵开放真鲜艳……”他边唱边舞,两手像扭着一条无形的毛巾,左耳边扭一下,右耳边扭一下,是一种挖土和挑粪般的舞蹈手势。“下腰,下腰,你们看看我……”他还来了个上身后仰的示范,直到自己仰得两眼翻白,耳根都涨红了。
  这位赤脚导演没顾得上陪客人。我与妻子在一旁观摩和喝茶,其实是喝着热水瓶里的凉水,已经化不开茶叶。两只杯子也破旧零乱,一只搪瓷大杯,一只粗瓷酒盅,是他刚才找了半天才凑齐的。这确实是一个主妇缺席的家。
  听邻居说,刘长子的老婆到南边打工去了。听邻居喝了酒以后说,他老婆实际上也是人家的老婆,帮一个老板管家,还生了个娃,只是把赚来的钱一个不少地寄回来,供这边的儿子读书。我不太理解这种事,尤其不太理解人们说起这事时的随意和淡漠,忍不住想多问几句。“有什么奇怪?闲着也是闲着,就等于出去寻副业嘛。”一个妇人这样回答我。另一个老人笑了笑:“刘长子能怎么样?丈夫丈夫,只管得一丈远的。”他们转而说起了眼下学校收费的昂贵。照他们的计算,供一个孩子读高中,非得有两个人打工进钱不可。因此刘长子福气好,不仅自己可以代课,还有一个既挣钱又顾家的老婆,要不他儿子恐怕早就搓泥巴坨了——这是务农的意思。
  我见过一次他那个似有似无的妻子。大概是知道村里有些说法,她从来没让我看到过正面,即便是在水边的菜园里相遇,她也是去看天上的鸟,或者弯腰去扯除什么杂草,是一个躲避目光的影子。从背影和侧面来看,她身姿绰约,而且有了都市生活的风韵,比方衣摆剪裁得很合身,比方衣履有细心的颜色搭配,比方腰身和脚步有一种用心的收敛,没有乡间重担压出的那种粗放散乱,不会脚步乱刮或者胯骨乱甩什么的。但她没有市井虚荣,回家来探亲,不打牌,不入酒席,日子都浸泡在汗水中,挑着粪桶一闪就没入瓜棚豆架。那一片繁茂绿叶的深处偶尔飘出嘤嘤低语,大概是她与什么邻居说话,但听不清楚。
  她们隔着绿叶的帷帐说说家常,互相也不见人影。
  她丈夫没有来帮忙。其实,她丈夫无法上地了,因为一场大病,撑着拐杖也偏偏欲倒,她才赶回乡下来料理。我不知道刘长子患了什么病,问起来,他只是笑笑,说得含糊。直到我看到他转眼间面容枯槁,头发眉毛渐次脱落,有明显的放疗和化疗迹象,才猜出他的病凶多吉少。
  他扶着拐杖,再一次冲着我笑笑:“把瓜摘去吃吧。”
  “你自己留着吃。”
  “我怕是吃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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