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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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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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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这人嘴臭，嘴毒，哪壶不开提哪壶，不知道你爹有这么回事。你不要哭了。再哭，我也会忍不住蛤蟆尿了。你爹真是个爹，真是个爹啊，真是个爹啊。他去年还同我搓过麻将今年怎么就得了癌症呢？怎么就来这么一手呢？这没有办法。来，不要哭了，你哭得我有点害怕……真的害怕。我们喝杯酒吧，为你爹的在天之灵干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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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六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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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又来做什么？电话里不都说了吗？我没法帮你找工作。你别看我在这里混了这么多年，自己还是盲流一个，还得吃老婆的软饭。走吧走吧，我等一下要出门送货了。
你还是去看报上的分类广告吧。要是你运气好，也许能碰上哪个华人老板要个看仓库的，要个跑外卖的。要是哪个富婆要找个小白脸陪陪，你小子就把耳朵掏干净点，就把牙齿刷干净点，拿出为共产主义英勇献身的劲头冲上去，先去混个吃饱喝足再说。人家女的当金丝鸟，你就当一回金丝熊，男女都一样嘛。男子汉同样可以坐台，同样可以傍大款。阿彬那小子不就是坐了几年婚姻台，才混出个人样？
迈阿密？NO，全美国你哪里都可以去，就是迈阿密不能去。这我一开始就警告过你了。那里工资确实高。你知道是为什么吗？那里是边境，满街都是黑社会，满街都是非法移民，移民局就查得特别厉害，查得打黑工的都不敢去，劳务价格才高起来的。凭你鸦片鬼的样子，几句烂英语，你还想到迈阿密去玩？我话说在前头，出了事，我可没办法到局子里去捞人，也不敢操起卡宾枪去劫狱。你把鬼佬的牢底坐穿也是你自己的事。
你还是想卖画？慢点慢点。还要我给你介绍画廊？你没发烧吧？没病吧？你没病那就是我病了，我要是答应你我不是严重脑膜炎是什么？告诉你，在美国什么都值钱，就是艺术家不值钱，随便到哪里都可以扫得出几大筐。你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看看——纽约，牛皮吧？但那里一个月轮换上百个画展，玩完抽象玩具象，玩完具象玩抽象，什么先锋前卫，什么装置行为，都臭了大街啦，你看了一万个等于看了一个，你看了一个等于看了一万个，谁当回事啊？还不说你现在没有本事到那里去露脸，就算你在那里混了个三进两出，对不起，你该刷盘子还得刷盘子，该饿死还得饿死。你看见我家对面汽车站前那个老头了吧？就是那个拿地铁票叠花呀鸟的，对，一只要卖二十五美分的。你不要以为他是美国贫下中农，说出他的来历，恐怕要吓你一跳。这位老哥，俄国大画家，当年前苏联总统戈什么夫，对了，就是你说的这个戈尔巴乔夫，还给他授过勋。现在怎么样？就差一点要进疯人院了。
你说那几位爷？你怎么能跟他们比？人家抢占先机，人家赶上了好时候，人家祖坟埋的位置好，好得开了裂，那就该人家吹汤喝水，吃香喝辣，甩开胯裆走八字路，轮不上你来眼红。当年人家玩垃圾的时候，玩爆炸的时候，玩人民币的时候，玩人肏猪的时候，你小子到哪里去了？我承认，你说得不错，那些东西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也就是憋一个观念唬人。不怕你笑话，我老贾第一次玩行为的时候，也只是少先队员小小花朵的水平。跑到大楼顶上一亮相，还不敢全脱，咬咬牙还是留了条三角裤；举起来的标语牌也让人笑掉牙，无非是“大干四化振兴中华”！无非是宣传《人民日报》社论精神！活脱脱是个游泳池里蹦上来的共产党员。但那是什么时候？那时候玩行为还是原始股，刚出锅，鲜，一条三角裤就可以吓得派出所全体干警出动，就可以让德国记者和英国记者来做专题采访，请我老贾喝可口可乐和吃比萨饼。我说这事的意思你应该明白。这就是说，这现代艺术就是一趟一趟的车，你没赶上就没赶上，不要怨天尤人。现在连末班车都开过去好远了，都收班了。你没看见人家连死婴都吃起来了，想得绝吧？想得恶心吧？这就对了。现在的艺术，尤其是中国来的艺术，就得让你恶心。恶心了就有效果，恶心了就火。你还不得不服。
不过恶心到这份上，没法玩了。除非下一步你敢脱了裤子拉屎然后自己细嚼慢咽，你敢不敢？
总归一句话，你来迟了。你现在就是装“地下”、装民运、装反革命也不灵。“地下”有什么了不起啊？闯江湖的中国哥们说起来都“地下”，都有一打一打的故事：无非是什么画展被禁，什么被安全局特务一路盯梢。人家老外听得耳朵都要起茧子了，表面上跟你慈祥，心里不知道笑成什么样。
你别打开，告诉你，你别打开。你这些画我不要看，而且我不看也知道是些什么破玩意。架上绘画，也不看现在是什么年头！不是我看不起你，我连自己也看不起。我也不是不帮你，要你去打包，是你自己不愿意去，那就不能怨我。你们都是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吃懒了一身肉。其实我刚到美国来也打包，一干就是八个月，干到最后看见什么都想把它包起来，陪老婆上一趟街，老婆看商品，我就看包装。警察来查我的证件，我还想着如何给他塞泡沫垫，如何给他装箱，如何让他防震防潮防倒立，一个劲估算着他的规格和重量，看着看着，让他脸上变了色，伸手就去摸枪。这家伙还是鲜活物品啊！我正愁着手边没有绳子，脑门就被他的枪顶上了。你说那惨不惨？那是人过的日子？我后来还给人家洗车。对了，我那张福特汽车发动机的拓片就是洗车时得到的灵感。后来拓电脑主板，拓地下水管，拓立交桥，拓自己的小“弟弟”……其实是如法炮制，把现代世界全都拓成黑不溜秋的古迹，一片黑暗夜色，鬼影在浮动，还有点狰狞，再加一点残缺，再加一点漫漶——漫漶你懂不懂？就是模糊不清啊。这都是要让鬼佬知道一下东方拓片的厉害。这里就有东方哲学，他们玩不过我们。不过，我老贾这样伟大的灵感，也只是赚个吆喝，赚不到钱。你一点办法也没有。那张发动机的拓片，扎扎实实的大制作，卖是卖出去了。钱呢，经纪人黑去一半，还得让我交税，落到自己手里也就是几个烟钱，哪比得上我老婆做服装生意，只要接一单，少说也是五位数的进项。跑到中国去转一圈，人家市长说她是外商，把她当姑奶奶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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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六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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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在里面抽烟，我老婆闻到烟气会骂人。走走走，我们到洗衣房去抽吧。
你说我怕老婆，唉，没办法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吃软饭嘛，就得忍气吞声交出好多人权，你是毕加索二世也没有用。
你这云南烟好，味纯。你别客气，我哪里能要这么多烟呢，你自己留着抽吧。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你看你看，你这是……你这是何必？其实，我一直是想帮你的。这么说吧，你想清楚：你到底是要名还是要利？你要是铁了心要名，硬是要火一把，那也不怎么太难。我可以给你一个方案，你照我的方案去做，保证你在全美国一鸣惊人，三天之内成为新闻人物。你说我吹牛皮？笑话，要吹牛皮我找江泽民去吹，轮不上找你。你好好听着，我有些话要说在前面：这个方案不一定能赚钱，而且还有风险，比方说要蹲蹲监狱什么的，你敢不敢？你先不要问能不能成，你先说你敢不敢吧。好，你说了敢，这是你说的，就看在我们多年朋友的面子上，把这个方案六号无偿转让给你。要是对别的人，不预付五千美金一律免谈。
你不要急啊，你坐下，你听我说。我当然不会要你去做你根本做不了的事。既不要你去放火烧国防部五角大楼，也不要你去把克林顿的鸡巴割下来。你那几根肠子几块肺我还不清楚？这个方案是我前几年准备的，很多方案中的一个，后来没时间去做了，就搁在抽屉里了。这个方案首先要求执行者，也就是本案的行为艺术家，拿出三万美金去报纸上打广告……什么？你没有这么多钱？那你拿两万也行。什么？两万也没有？你小子在国内搞装修画广告的那些钱都到哪里去了？那你自己说，你有多少钱？一万二？就一万二？这么一点点？这有点难办。让我想想……好，一万二就一万二吧，你也可以试试，看报社能不能给你打点折。你得找个英语好的人去为你办这件事，说你是个艺术家，不是来做商业广告，只是在报上公布一个行为艺术方案，请他们优惠一些。你得找一些大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什么的，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你的方案主题嘛，叫做《吻》。内容就是这样：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刻，在芝加哥全美国最高建筑物西尔斯罗伯克大楼上，你，戴维斯·王，一个中国现代行为艺术家，将从高楼上坠身而下扑向大地……
你不会跳伞？你哪有什么降落伞？对，就是光着身子跳！对，也不是什么蹦极，就是跳楼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才刺激对不对？这才能引起轰动对不对？你急什么？谁要你真去送死？你听我说。你不是要出名吗？你不死一下如何能出名？你活着谁愿意看你？看你吃饭？看你穿衣？看你走路打喷嚏啊？人家个个都在活，没有什么稀奇。但人家个个都怕死，所以就要看你死！所以你必须死！必须死得彻底！当然当然，你用不着真死。我后面会给你安排。但你在公开的方案中必须这样宣言：这次创作以生命为代价，因此是你最后一次创作。在你从高空坠地的过程中，你将对人生作出独特的艺术诠释，将对自由、美、佛教密宗做出最为完美的表达和建构。你将在坠落过程中感受到加速度，感受万有引力，感受神义的存在。你身体的第一个造型是字母Ｓ，第二个造型是字母Ｃ，第三个造型是字母Ｊ，第四个造型是字母Ｖ……你可以说，这是与神的语言交流，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名的英文缩写。至于这个人是谁，至于你为什么要用身体表达这个名字，你可以在公开的方案中说，也可以故意不说，让人家去猜。这各有各的好处。比方说，你可以说那是你未婚妻的名字，而那个未婚妻就是在三年前的此刻逝世，死在中国的一次悲惨的灾难之中。这不，爱情也有了？批判现实也有了？此时此刻，你，戴维斯·王，刷刷刷扑向大地，就是对你未婚妻最后一次热吻。好，《吻》的主题和来历在这里正式揭宝了。你的落地将是一次血肉飞溅，一次粉身碎骨，相当于一颗肉弹爆炸，也算是吻出一朵灿烂鲜花，作为你对未婚妻的献礼，扑通一声也是你与你未婚妻迟到的婚礼，永恒的结合。
怎么样？精彩吧？这样的方案一公布，那些洋婆子还能不哭得以泪洗面死去活来一个个皮泡眼肿都像大金鱼？她们哪里见到过这样的婚礼？哪里见过这样的圣洁情人？她们早就对丈夫在外面吊膀子养二奶怒火万丈，一个个苦大仇深，水深火热，这时候还不把满腔的委屈和满脑子的幻想都撒到你小子身上来？
到了那一天，你当然得去，敢说就得敢做，不能熊。不过你放心，有了这一个公告，消防队肯定比你去得早，警察肯定也比你去得早，你小子到时候想死还很不容易哩。
大楼顶层等一切可能出事的地方肯定已经清场了，封闭了，说不定楼下还拉开了救生网和救生气垫。警察和警车严阵以待，记者扛着照相机和摄像机到处乱窜，一些好事者肯定也在那里拥挤得密不透风。你想想，这一切都是为你而准备的。你，戴维斯·王，今天是全世界最耀眼的明星！全世界最野心勃勃和最厚颜无耻的大骗子！比美国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还牛皮，正在被亿万革命群众提心吊胆地期待和关注。你最好打扮得像一个要出席婚礼的新郎，要中国式的，中国味才能出彩。你得穿件长袍，戴个礼帽，来一条大红缎带束腰，好让人家一看就想到三十年代的北平或者上海，就想到老式留声机和人力车，就知道是东方情圣戴维斯·王已经光临。这样做的好处，是你不用什么人介绍，一出场就能抢镜头，好好地风光一把。你最好少讲话，你那猫叫一样的英语别让美国人扫兴，一脸深沉一脸苦难也比较酷，看任何人都要像看仇人，要想象那人强暴了你姐姐或者黑了你的吃饭钱，对，就要有这种深仇大恨的感觉。你当然还得用点心计，就是要冲着警察多的地方去，冲着大个头的警察去，这样你才打不过他们，才用不着真的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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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六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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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经明白了吧？你硬冲就是，不用同他们废话，拿出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样子。他们若拦阻，你就开打。掏心拳，扫堂腿，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一打你就安全了，如果你把警察打得鼻青脸肿口里冒血，如果你砸烂什么玻璃或者什么照相机，那就更安全了。暴力袭警，起码判你十天拘役。你想想，你小子怎么可能死？你怎么死得了？
哈哈哈。
方案到了这一步，当然就是内部方案了，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阴谋了。中国人要玩起阴谋来，他们老外傻乎乎的哪懂这一壶呢？你记住，你在监狱里必须绝食，必须抗议，抗议警察干预艺术创作，抗议芝加哥没有艺术自由。你最好一纸诉状把芝加哥警察局告到法院上去，控告他们是中世纪的黑暗专制，迫害艺术家令人发指。你得想想，你现在是新闻人物啦，说任何话都是新闻，放个屁也有录音机录着，打个喷嚏也有摄像机拍着，接见记者的苦差事会让你烦不胜烦，大人物有的苦恼你都会有。你小子就是盼着这一天吧？但你接见记者最好少说话，胡说八道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你最好一看见记者就目中无人，就练气功，就打坐，就背诵点什么狗屁经文，或者带着氧气袋、输液瓶什么的，拿出气息奄奄说不出话的样子来，有话让你的朋友去说，让你的经纪人去说。如果硬要让你说，你就不能同他们照规矩说，要答非所问，语无伦次。你反正现在已经东方神秘主义了，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牢房不是牢房，见记者不是记者。天一句，地一句，你跟那些记者越拧着说越好，越往玄里说越好。那些小记者就是要这种刺激，就是要这种料。
什么？你连什么是料都不懂？料就是新鲜事，就是可以上报纸的材料啊。
你在干什么？你还在听着吗？你回来，回来，我告诉你：你的名气还将越来越大。你得记住，你要戴着手铐继续公布你的行为艺术方案。现在你不用再交什么广告费了，那些媒体巴不得从你这里讨点新闻呢，你的后续方案他们能不争着抢着要？能不往头版位置上搬？你可以这么说，鉴于芝加哥警察局对艺术家的无理迫害，鉴于你天人合一的情怀得不到世俗当局的理解和支持，万般无奈之下，走投无路之下，你，戴维斯·王，只好借助民航客机来完成创作。你得请航空公司和旅客们谅解，到时候得请他们不要惊慌并且系好自己的安全带。你非常抱歉，非常抱歉，这一次不能向他们预告行动的时间了，但那个时刻将会到来的，可能是十天之后，可能是二十天之后，可能是三十天之后，在美利坚阳光灿烂的万里长空上，你会突然拧开某架客机的舱门，迎风屹立，气宇轩昂，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你对大地的崇拜和回归……你想想，你这一说，还不把所有的航空公司老板给吓晕？还不把所有的航班订票量吓得哗哗哗往下掉？还不把全国新闻界乃至联邦调查局都搅个天翻地覆啊？……哎你听没听？你关着门干什么呢？你什么鸡巴要把一泡牛尿撒这么久？想在我家厕所里安营扎寨等着过年怎么的？
你怎么回事？不舒服吗？你慢慢说，慢慢说。我没听明白。
你坐下来说，说得清楚一点。你的意思，是说你老爹已经在医院楼顶上跳……跳……他贪污了吗？贩毒了吗？也玩行为艺术？哦，我明白了，明白了。他……是想给你省钱，想省出钱来让你出国当大艺术家，不让你再为他的癌症花费。对不起，我真不知道这件事，你也从没有对我说过。
对不起。我这人嘴臭，嘴毒，哪壶不开提哪壶，不知道你爹有这么回事。你不要哭了。再哭，我也会忍不住蛤蟆尿了。你爹真是个爹，真是个爹啊，真是个爹啊。他去年还同我搓过麻将今年怎么就得了癌症呢？怎么就来这么一手呢？这没有办法。来，不要哭了，你哭得我有点害怕……真的害怕。我们喝杯酒吧，为你爹的在天之灵干一杯。
你爹是玩真的，我们都是玩假的。我们都是伤天害理的混蛋。
好了好了，也为普天下走投无路的混蛋干一杯吧。我老婆可能快回来了，来来来，把烟灰拂掉，把烟带上，我们还是到洗衣房去喝。
2001年4月
方案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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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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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的叙述人是老D。故事还会涉及到A、B、C以及M。之所以这里都以字母标示他们，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重要，不需要郑重其事地拿姓名来予以区别。而且时过境迁，老D的叙述是否真实无误，是否值得与真实姓名一一对号，并非不成为一个问题。
据老D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故事发生在那一年的冬天，很多史学界同行到北京去，参加八十年代后期一个重要的大会。当时正是老M特别走红的时候，或者这样说吧，不过是很多人觉得他特别走红的时候——这与人们五年、十年、十五年以后的淡漠印象并不一样。作为这个故事的重要人物，老M提早一两个月去了北京，到开会的时候，还没忙完诸多事务，身影少见而且飘忽，基本上不参加小组讨论，偶尔出现在宾馆的走道或餐厅，一个夹着皮包日理万机的样子，冲着这个或那个很努力地笑一下，或者故作惊讶地“嘿”一下，就不知去了哪里，不知何处还有经邦纶国的伟业等着他。不用说，他入住的613号房也经常门庭若市，很多陌生的面孔探进门来，问他在不在，问他何时能够回到房间，如此等等。这些来客，有的是拿着他的新书来请求签名，有的是背着照相机一类设备前来采访，还有一些是编辑、书评家以及史学同行，满脸微笑地前来求见和拜访。寻找他的电话也特别多，从清早响到深夜，使同房的老A和老B都睡不好觉——那时的会风较为简朴，尤其是史学界开会，好像来的都是古董，只有霉味和锈迹，缺少热气与活力，不占地方，搁哪里都行，三五个人合住一房是通行的安排。
老A和老B是清史专家，从暗无天日的清宫史料深处走来，大概不耐现代的搅扰，想避开那些与他们无关的敲门和电话，便常来隔壁的615室来避难。他们遇到老C和老D，四个朋友久别重逢，开始只说些不咸不淡的话。老B说，别看老M一口乡下土话谁都听不太明白，但聪明人啊，聪明人啊，每一步都拿准了政治的脉，我们不得不服。老A说，老M最近的文章文采非凡，只是引的材料都是大路货和二手货，论史居然也没有考古的支持，这种文章嘛，应该到文学界去拿奖。
接下去，四个人越谈越亲，言语中的春秋笔法就少了许多。不知是谁再次说到他们共同的老朋友——至少算得上老熟人：屁，老M那点套路其实也简单。你们知道这一个多月他在北京忙乎什么吗？第一步，给各位老前辈上门送书，多少赚得几句称赞，一一详加笔录，立马传达给各大报刊。第二步，待各大报刊落实老前辈们的称赞，编发了相关书评和报道，老M再把这些材料统统复印，呈送各位老前辈以求进一步指教。老前辈们还能怎么办？一看舆论如此，民意与公论如此，当然赏下更多的称赞，这就有了以后的第三步甚至第四步……什么是古人说的“上下其手”？先生们，这就是，这就是。
这种描述有点损，只是来源和出处不详。事后的老A说，这是老C说的，而老C说，好像是老B说的。作为故事叙述者的老D，号称业内的版本学专家，也含含糊糊闪烁其辞前后不一。但有一点较为确定：他们四个人哈哈大笑，臭味相投，同仇敌忾，对业内的诸多钻营风气和伪士行状不以为然。
四个人谈得兴起，把臂邀饮之类的小活动不可免。既然吃喝，当然还引出了很多有关吃喝的话头。不知是谁说到老M悭吝成癖，有一次号称要大宴省外来的同行好友，结果带着客人们绕了好几条街，如同率领着一帮乞丐大游行，顶着烈日，冒着大汗，来到一个满是泔水味的破招待所。他掏出几张皱巴巴的会议餐券，为就餐券是否过期的问题，与食堂服务员大吵了一架，委实恶相迭出，才让一旁饥肠辘辘的朋友们，最终吃上了冷冷的盒饭。至于酒，只有他拎来的半瓶，也不知是他哪次享受公费招待时暗中截留下来的。如此奇闻，列入《清稗类抄》或者《古今谭概》一类野史，大概也很够格。
老A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老B笑着说，得想办法治他一下。
老C笑着说，是得想办法收拾他一下。
老D笑得更厉害，说这种人乱我党风，乱我学风，乱我酒风。
大会的日程颇长。他们松散而闲适，大多有点无聊，于是修理老朋友或者老熟人的工作，就成了四君子眼下的临时主题。他们想起“薄责于人”的古训，觉得责之不必，不妨将事情付之一戏，拿老M来开开心。老A划拳胜出，第一个替天行道，捡了个便宜，来点低级招数就够用了。他会说粤语，打了个电话到613室，用粤式普通话对接电话的老M说，雷（你）好哇，这里是阿（亚）洲电视台记者，洪孔（香港）的啦，专程来京城采访，戏（是）啦戏（是）啦，想给你M先生做一个专题采访啦……他一放下电话，自己就噗哧笑出声来，说老M乐颠颠地连声答应，绝对没有听出他的声音，真以为喜从天降呢。
大家幸灾乐祸，急切地想知道老M是如何蒙在鼓里，一次次派人到隔壁房间去窥探，借口去寻什么人，或者是去送大会简报。第一次探子来报，说那小子已经在洗澡了。第二次探子来报，说那小子已经在抹头油了。第三次探子来报，说那家伙正在对着镜子试领带，试完了三四条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嫌红色的太俗，嫌灰色的太素，已经把衣箱折腾得底朝天。探子老A明知故问，你如何要这样讲究？是不是准备会见女大学生？他含含糊糊岔开话题，说电视里的舞蹈好看，你快去看吧——把自己的美事一个劲地严加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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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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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过去了。晚餐的时候，他们发现老M一脸怒气，像只好斗的公鸡，见人就揪胸口或瞪眼睛，对这个那个熟人一一质问：是你骗我吧？上午是你打的电话吧？四君子都忍住笑，反问他电话是怎么回事。他把大家的眼睛一一仔细看过，没看出什么可疑的东西，还是颇不甘心。“你们这些小混蛋，从来没安过什么好心！”他拿出江湖上很哥们的样子，指着老D的鼻子横加讹诈：“你不老实交代，老子就不请你吃烤鸭。”
老M没有诈出什么，只得悻悻离去。但他既已生疑，第二轮戏弄若想得逞，当然是难度大增。不过，四君子都是中青年，脑子比较好用。老B想了想，生出一计，还是把电话打进613室，口音里略带一点山东腔，自称中央组织部某局的处长，有点盛气凌人地通知对方：眼下中央正要选拔优秀的知识分子从政，第一批人选已进入考察阶段，局领导对老M印象颇佳，想当面晤谈，希望他下午不要去参加小组讨论，两点整在宾馆大门口候着，一辆车牌号尾数为4801的黑色轿车将来接他。老B还故作神秘，说此事望老M暂保密，以免造成会上不必要的议论。老B说完赶紧放下电话，说言多必有失，言多必失，再说下去，他的山东腔就挺不住了。他还说，电话那一头的老M刚才答应得比较犹疑，似乎是吃一堑长一智，正在判断电话的真伪，正在判断这个山东腔是否接近哪位熟人的声音。也许他还想查问来电者的底细，只是一时没来得及。
还好，他们没有发现隔壁的老M那边有反常的动静。但老B的忧虑不无道理。老A说，你刚才的语气设计不对，“颇佳”、“晤谈”一类文言词也容易漏馅，来点嗯嗯啊啊的停顿，也许更像一个处长。
他们对老M是否就范没有把握，但午睡还未结束，老B喜出望外地冲进门来，说快看快看，王师所向披靡，沙场再传捷报了。
四君子都奔向窗口，只见老M穿着大衣，缠着围巾，果然准时地往大门口，在漫天雪花之下一步一滑，在积雪里留下一道新的足迹。他们想象这行足迹的那一头，老M在大门口傻等上半个小时乃至一个小时，被北风吹得全身哆嗦十指冰凉，对任何一辆黑色小轿车都引颈盼望，一个个都差点快活得孩子般在床上前仰后翻。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刚才的悬虑其实多余。想想吧，中央组织部，就是以前的吏部，握有百官擢贬之权，老M只要没吃豹子胆，没得精神病，即便百分之九十九地疑心这个电话是假，即便认为真实的可能性不足百分之一，也决不敢掉以轻心。只要有中央组织部这五个字，他还能不去大门口乖乖地恭迎？
这叫做宁忍一万，就怕万一。
再次上当，使老M的脸色有些混乱。他肯定知道事态严重，嗅出了身边的阴谋气氛。事情已经很明白：一个可恶的犯罪团伙正隐匿在他的周围，正有组织和有计划有纲领地与他作对，并且每一招都居心不良，让他有苦难言。他像舞台上一个孤独的演员，陷入了险恶剧情却不知这一剧情还要延续多久，更不知道微笑着的导演和观众隐在强烈聚光灯之外的什么地方。他要冲出十面埋伏，于是突击检查周围的房间，特别是突击检查熟人们的表情。据说他已经把623室和614室排除在目标之外，因为那两个房间都住着一些青年学者，都是新派人士，而新派人士醉心西学，心高气盛，压根就瞧不上他，不屑于拿他开心。据说他锁定的最大目标是620，因为那间房里住着几个同省籍的老乡，老乡嘛，互相之间知根知底，不避粗俗，不分上下，开点出格的玩笑也有一份乡谊顶着，谁也不可能过分认真。这就伏下了很大的危险性。当然，老M还检查过四君子经常扎堆的615，眼珠滴溜溜地四下乱转，目光在老D的脸上深入开掘。正巧，A、B、C这一刻都不在，只有老D躺在床上看报纸。是的，他在看报纸。这太正常了，太冷清了，太不阴谋了，肯定打消了对方的一些怀疑。
但事情到了这一步，作为第三个接棒的老D，要把升级游戏玩下去，当然需要更多的心思。首先，他否定了电话这种方式。老M两次吃亏在于电话，眼下就算是他爹娘打来电话，恐怕也会被他当作老骗子。然后，他也否定了女色一类中介。老M不是傻子，知道自己以前的轻薄之名，眼下肯定卧薪尝胆严防死守，在特殊时期对一切女性都高度警觉，哪怕是碰到貂蝉再世西施转生也会小心翼翼。最后，老D只好开始琢磨晚上的电影。
这天晚上给与会者放的影片是美国片，叫《午夜》，据说是很资产阶级的一部，是带荤带色的那种，作为“内部参考片”，以前只在文艺界的会议上放一放，眼下能拿到史学界的会议上放，不知意图何在。有些与会者早就在议论这部片子。用过晚餐以后，老M也兴致勃勃地赶早去了宾馆东楼的礼堂，一心一意等待电影的开始。老D的主意就是这一刻冒出来的。
待电影放到一半，渐入高潮，眼看银幕上的女主人公的春情汹涌，他偷偷溜到放映间，请放映员打出一条幻灯通知：M先生，请速来礼堂大门，有人找。
老D谋事颇为心细，故意向放映员报错了老M名字中的一个字，错成了另一个同音字。要知道，这并不妨碍理解的一错，实为神来之笔，极大增强了通知的真实感、正常感、质朴感、纯洁感，其道理很简单：任何做局下套的人不可能把目标人物的名字搞错，于是出错者必为忠良，与任何预谋与心机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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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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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D弯着腰潜回座位，关注着右前方猎物的动静。他看见幻灯通知在银幕一侧终于出现了，然后看见前面黑压压的背影里，老M熟悉的背影也冒出来了。那家伙果然毫无戒备，前顾后盼了一阵，挽着一件大衣，恋恋不舍地站起来，艰难地从同排一个个背景前挤过，眼睛还不时盯住银幕，直到走近大门了，还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老D差一点笑出声来。邻座的老B和老C也乐不可支，捂住了嘴，让前后排的观众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投来疑惑与不快的目光。
四君子不知老M是什么时候返回座位的。可笑《午夜》，一部低俗的娱乐片，其实没有什么，比中国古代大多数色情小说还要素净，但他们可以断定，大家不把这部片子当回事，但老M有特殊心结，此时一定懊丧不已。他错过的这十来分钟，说不定就是他永远的人生遗憾。如果人家告诉他这十分钟没有什么，他必不相信；如果人家告诉他这十分钟有什么，他必不满足——听说与目睹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他眼下打脱了牙齿往肚里吞：怎么好意思问？在正人君子面前他要问什么？
这一天，走出礼堂的老M变得沉默了，平静了，是暴风雨过后的一片落叶，见了任何一个熟人都没有什么表情，据说回到房间里以后，也只是默默地看报纸，有一种悲壮和孤愤之态。
老C在那里瞟了一眼，回来以后有点心软，说这最后一棒是不是算了？人家已经真生气了，我们的三戏周郎也够了，围师必阙，穷寇勿追，不如就此打住。
其余三人说不行不行，还说你是个军旅学者，如何言而无信？如何临阵脱逃？
老C说，军人就是头脑简单，不会骗人。
但这只是他的谦虚。在他的一再请求免战之后，在旁人一再催逼之下，他最后的出招，其实是一颗高科技原子弹，几乎把大家吓了一跳。事情是这样：他冒充大会秘书处一位人员，给一位大学老校长打了电话，说你们是某省的领队吧？你们省里不是有个与会代表老M吗？老M同志不是前不久从新加坡访问归来吗？正巧，新加坡的一个华裔银行大亨来华访问，有心资助学术研究，在会谈中已几次提及。我方教育部长明天晚上在北京饭店宴请，特邀几位学者前去作陪，老M就是受邀者之一。他可带上自己的著作签名本，提前二十分钟赶到饭店，到时候与服务台的孙女士联系，如此等等。
接电话的老校长，是老M的上级，某省与会代表的领队，虽然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有一些事情遭人诟病，但近年来最喜欢支持新潮学者，比如总是把老M的名字挂在嘴上，以示自己提携后学之功。他有时候甚至提携过了头，曾到处为一位青年副教授的抄袭辩白，说没有抄太多，只是抄了一点点。结果，所有不知情者也都知道了抄袭，气得抄袭者自己也大为恼怒，说屎不臭挑起臭，他娘的这个老家伙是何居心？老C正是看中了老校长的职位和身份，看中了他六十多岁的年纪，还有德高望重关心大局的长者形象，借他一张嘴来传话。老校长不知底细，接电话后立即以领队的身份下达通知，其过程顺理成章，正大光明，气势磅礴，无懈可击。老M眼下即使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满警觉，也不可能疑到老校长的头上，如何防得了这一奇袭？何况一次结识国际巨商的机会，可能早已让他心潮起伏忘乎所以。他岂有幸免于难的可能？
从开会地点到虚拟的教育部宴会，有漫长的道路，需要在客流高峰期间转乘几趟公交车，几乎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对老M来说无异于一次残忍的折磨之旅。四君子根本用不着去等待和核查结果，已经在房间里畅饮庆功，一个个自比小诸葛，对各轮攻略一再回味和评点，像最终合力完成了一件精美的作品。老C的酒量很大，喝了整整一瓶二锅头，然后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无中生有的本事原来十分了得，将来不打算搞宦官史了，要改行当作家，写一部有关太平天国的小说，可能是物尽其用的合适选择。
如果老D没有记错，这一次聚谈时，老A还出口成章，总结出一番人生哲理，说智不在术而在道，老M接连入套无药可救，无非是利令智昏，名令智昏，权令智昏，色令智昏，可见名、利、权、色乃智之大敌。灭六国者，六国也。族秦者，秦也。为人无欲则刚，无欲则智，人骗其实皆为己骗。
大家都觉得这是至理名言。
深夜了，老M还没有回来。
消息到第二天清晨才传来：可怜的老M，不幸的老M，竟然在北京饭店门前的大街上被一辆汽车撞伤，造成较为严重的脑震荡，已送入医院救治。不用说，他当时一定气昏了头，或者是饿昏了头和冻昏了头，眼中根本没有红绿灯，向巨大的黑影一头撞去。医生说，当时如果不是司机及时刹车，老M可能就英年夭折了。
这是一个爆炸式的新闻。会议组织者立即开始追查电话恶作剧。老校长一大早就在宾馆走道里愤愤控诉：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玩笑都开到我的头上来了。都是人民的知识分子嘛，都是党的知识分子嘛，怎么能做这样无聊的事？
有些与会者也在走道上主持正义：肯定是有人嫉妒他！是故意陷害吧？故意打击报复吧？应该让公安局来严查！
四君子再次相聚，关紧房门，面面相觑，吐着舌头，脸上已经没有窃笑，神色多少有些沉重和不安。电话追查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这用不着担心。但事情到了这一步，毕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四人中老A年纪最长，立即以老大哥的身份表示自省：“这事主要怪我，疾恶如恶，疾乱如乱，其实对这样的人何必较真？此事下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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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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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君子临时俱乐部立即宣布解散。事情到此为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再不说了，再不说了。以后也得吸取教训，玩笑适可而止。他们相互叮嘱着，然后分头买了些水果和奶粉，去医院里看望了受伤的老友。当着老M的面，老B谈了一些对老M新作的读后感，说他读到某个精彩段落时，眼泪都快出来了。这种真情吐露让老D吓了一跳。老C说文人无性哪，有些人不好好写作，成天就是算计别人，成天就是窝里斗，实在可恶可恨得很。这种慷慨激昂也让老D吓了一跳。老D当然也说了些假话，比如一直仰慕老M的才情，比如将来要请老M去他的学校讲课什么的，不过刚说完又后悔——他有点担心，这些假话可能让一旁的A、B、C也暗自心惊和暗自琢磨。
走出病房时，他们客气得有点不自然。你先走。你先走。你请。你请。他们在房门前别别扭扭，完全没有了几天来的随意。
回到宾馆里，他们甚至史无前例地握手告别，握出了心神不宁的客套。老D问老A和老B是否需要皮鞋油，说完又觉得这种殷勤即是过分。
事实上，从医院回来以后，他们绝口不再议论老M，连相互见面的次数也大为减少。一想到老M在病房里目光迷离、气若游丝以及手指颤抖的模样，他们大概都心有余悸和心存余愧，于是在大会选举阶段热情推荐老M，一定要把他选为新一届中国历史学会的常务理事，说无论从人品还是文品来看，他进入领导班子都是当之无愧的。如果不让这样优秀的中年学者选入领导班子，我们这个团体的生命力就大可怀疑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决心也大可怀疑了。他们甚至为此与反对者们争议不休，说老M的一点绯闻算什么，说老M做人小气一点算什么，看人一定要看大节，要看政治本质。
从老M事后的满脸微笑来看，这些话已经传到他耳朵里去了。
老M果然当上了常务理事。公布结果的时候，四君子怔了一下，互相看了一眼，似乎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只是鼓掌还算热烈。有意思的是，大约一个月后，老A的一封信，让老D差点要一头往墙上撞过去。什么叫震惊？什么叫崩溃或者空白？老D算是有了平生第一次体会。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或者什么叫强中更有强中手？老D也算是有了平生第一次真正的认识。老A来信的大意是：老M的脑震荡完全子虚乌有，不过是串通一个医生朋友，演出了一出苦肉计，在临近选举的紧要关头，不但赚得了暗算者的恻隐，还赚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情。这真是四只小螳螂扑蝉，岂知大大的黄雀在后！
平时自以为聪明的老D，此时真是要愧死。想起老A以前说过的什么术什么道，还莫明其妙地大笑。
多少年后，天各一方，老D很少看到往日熟悉的面孔，相见时难别亦难，真是让人黯然神伤。就算想起老M，想起老M当年守着几张旧会议餐券的悭吝，现在想来也没有什么，倒有几分朴实与憨直让人觉得有趣。这种忆旧的温暖感，也许是一种心理老态吧。他常常这样想。
他还在治宦官史，有时读到一些闲书，包括一些记叙史学研究进程的史学。他知道，文科院校这些年培养出了太多的研究专家，这么多专家都要写文章，都要写书，包括写史书，于是八十年代的一些事已经过早地匆匆入史，甚至可能在有些人那里争相放大，直到每一件事都被众多论家之嘴咀嚼得索然寡味，直到每一件事都众说纷纭于是各种幻影不再能叠合出共识，也不再能还原出真相。很多书都说到那次北京的大会。有一个版本的史学年鉴是这样说的：那是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大会，是错误观念在特定气候下大量出笼的大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引为深刻的教训。另一个版本的史学年鉴则认为：那是一次思想解放突破禁区拨乱反正的大会，是一次标志着新时期史学研究春天到来的大会，广大学者怀着对改革开放的高度责任感，在会上对一切陈腐的旧观念、旧思路、旧体制、旧方法、旧文风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对于当代中国史学完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说实话，截然不同的说法，可能各有所依，但都让老D有点茫然。这些书都提到了A、B、C等人的有关著述，还有他们在那次大会上的发言，但老D脑子里印象最深和挥之不去的谜团却无一字提及，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亲历和目击的一切，一旦退到时光流逝的远方，就成了微不足道的一颗灰尘，湮没在一张远景巨照之中。
他知道，老M已经移居国外多年了，至今渺无踪迹音讯全无，而老C已患癌症去世了，老B已落了个老年痴呆症。在一个小小悬案未决之际，证人席上已经空空如也，只剩下老A——据说他还活得生龙活虎，每天能坚持长跑三千米。于是，老D拿定主意给老A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近来是不是还在长跑，问他是否还记得那年的冬天，比方说他冒充香港记者拿老M开心的往事。
对方停了停，问有这样的事吗？你是不是记错了？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老D愣住了。
你当初不是还写过一封信给我？
我给你写过那样的信吗？
你不记得老M的脑震荡？
脑震荡？老M？这个名字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
他们通话的二十分钟，最后只能让老D确认：对方记忆里的各种细节已经消融，只有新时期知识界明媚春天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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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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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D有点奇怪：是我记错了？还是他记错了？或者那一年冬天在他们之间确实没有发生过什么？也许，老D需要赶快飞去老A所在的城市，敲开老A的房门，检查一下老A的身份证和户口簿，然后紧紧盯住他的双眼，看那里面是否有可疑的掠影一闪。
2004年6月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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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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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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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进入小学以后不久，我看到过父亲一张身着解放军军装的旧照片，便在同学中间吹嘘老爸当过战斗英雄，当然还少不了一枪干掉两个狗汉奸之类的惊险故事。方强到我家里做课外作业，看了我爸爸一眼也深信不疑地说：“你爸爸看报纸的样子好威武，吃茶的样子也好威武，肯定当过师长！”
我含糊其辞地表示，也就是带一两万兵吧。
方强更激动了：“是坦克师长吧？是138师吧？”他喜欢信口编排出一些想象中的部队番号，“肯定是！肯定！”然后圆鼓着两腮发出嘟嘟的马达轰鸣，横架起双臂做坦克状不停地颤抖，把自己向往成一辆战无不胜和无坚不摧的伟大坦克。
这家伙到三年级还穿开裆裤，帮着我把牛皮越吹越大了。
后来，秦老师宣布免掉我班长职务，声称这与我的个人表现无关，而是在学生中开始贯彻阶级路线的必要举措。我不大清楚阶级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是关系父母名声的大事。因此秦老师的宣布无异于当众给我一耳光，揭穿了我以前那些关于战斗英雄和坦克大战的无耻谎言，让我永远成为大家的笑料。我紧紧盯着地面，不敢看任何人，相信他们都在对我大惊失色交头接耳。而且从这一刻起，我不爱说话了，一放学就夹着书包飞快地跑回家去，情愿绕道也要包抄那些僻静的小巷，不愿面对任何熟人的目光。我觉得那条空无一人的麻石街小巷最为安全也最为亲切。
秦老师对我的笑脸突然消失，后来我才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右派而且正在蹲牢房，阶级也不好，她不得不在脸上表现出更多的革命觉悟。方强和小虎也不到我家里来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家也是比较丢人的阶级，小土地出租、小业主一类，像电影里对地主老财点头哈腰满脸媚笑的那些人，或者是在革命战斗中缩头缩脑贪生怕死的那些人。他们的父母肯定也自惭形秽，肯定也同我的父母一样，瞪着眼睛只允许我们去工农子弟的家，只能交工农子弟为友。这都是一些让人半懂不懂的烦事。
在这一段比较清冷落寞的时节里，只有疤队长还常到我家来玩玩。疤队长叫罗汉军，右眼下一个疤痕使他有了这个小名。个头矮小，学习成绩不大好，画画倒是身手不凡，刚开学不久就把各科作业本都画完了，把课本上所有空白处也画满了，气得老师总是冲着他大拍桌子，拍得他低下头去咬紧牙关翻白眼。他画出美国的、俄国的、德国的、中国的各种英武军官给我看，显示出他对各国的肩章、领章以及军阶具有丰富知识。他还特别喜欢画马，在我看来比墙上徐悲鸿的马还要画得好，因为这些马无论大小肥瘦，无论立着还是跑着，都夹着两条后腿间的一个粗大玩艺儿，让我们看得开心。但他画出这些大家伙时毫无邪意，一点也不笑，完全是严肃认真地追求着艺术的真实。
他常常穿一双大得出奇的套鞋，也经常打架，比较像个工人的儿子，因此把课本画得再乱也被秦老师视为革命后代，把题目错得再多也被秦老师视为革命后代，比我血统高贵一些。但他觉得我的古代武将画得不错，愿意同我交流艺术经验，也愿意与我一起喂喂兔子看看鸟。我们常常不怎么说话，各画各的，画完了互相看一看，直到他一声不吭地回家。我们骑在门槛上各自画画的情景，在蝉鸣声中有清风吹拂的情景，多少年后总是一次次浮上我心头。
他也邀我去他家玩过好几次。他家住在北区三公里那一片棚户区，一条阴暗而潮湿的小巷子里，准确地址是戥子桥五号。他家门号牌有红色框边，上面还有一个大大的红五星，据说是他弟弟画的。他家没有收音机，没有画报，没有脚踏车，其实没有什么好玩儿的。几间房子都矮小，墙上糊着旧报纸，地面有的潮湿得冒水，白天也常常需要开电灯才能有足够的光线，照片是装在镜框里挂在墙上的。而且每次我走进这道门，他家里都有些混乱，不是桌椅左偏右倒，就是床上的帐子垮了或者枕头到了地上。每到这个时候，汉军就要冲着门外大喊一声：“汉民——”
这是他弟弟的名字。
“你皮痒了是不？讨打是不？”
正在门外挎着木枪站岗或者正在武装驱逐邻家小孩的汉民，立即跑来收拾乱局，怯生生地看我们一眼，大眼睛在这个暗淡的房子里闪射亮光。
与弟弟较劲差不多是汉军每日的功课。有一次，我们刚推开房门，一道红光闪过，一只屁股上扎了红缨须的小刀已经飞来扎在门上，算是给我们的一个惊心动魄的见面礼。
“老子拍死你！”疤队长没有平时的沉静，对弟弟总是凶狠无比。
“报告上校，这是神刀，绝对不会扎到人的。”
“滚！”
“是！上校！”
“不准说上校！”
“是！002！”
“不准说002！”
“是！老货！老鳖！”
汉民扬起两根指头在额头一架，算是架出一个军礼，逃窜到另一间房子里去了。在那扇关紧的门后，有片刻的安静，但很快又传来他的高喊：“中！”“中！”每一喊声后都有神刀扎在木器上的声音。直到他的上校哥哥再一次怒喝：“小杂种，你要拆屋吧？”那里面的声音才最终平息下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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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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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大哥叫汉国，很少在家里露面，在我看来是个神秘人物。他的房门总是关着，有一次好容易开了一条缝，让我得以朝里面瞥一眼，发现那里竟是别有风光让人惊异。窗上挂了漂亮的纱帘，桌上有钩花台布，房间里还有棚户区少见的西式床以及床头柜，只是还没有做油漆。床头柜上有一盏旧台灯，虽然用布条包扎着支架，但毕竟是一盏有模有样的台灯。墙角的手风琴也赫然在目，虽然如汉军所揭发的那样已经塌了几个键，但毕竟是一架有模有样的手风琴。屋里还贴了很多大小不等的自励自戒性标语：知识就是力量！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8+6=24？？？罗汉国，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诸如此类。
我后来知道，这间房子在他们家也是个非请莫入的禁区，平时总是锁着门。因为汉国的数学成绩曾经名列全班第一，因为他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全市性的俄文朗诵比赛，因为罗家三兄弟中惟有他能拿出回光彩耀眼的奖状，所以家里容许他独占一室并且使文明和进步自成一体。汉军对门锁似乎不以为然，对数学和俄文似乎也不以为然，见大哥回家也不怎么理睬。那位头发油亮的青年对弟弟的同学看来更没有什么兴趣，冷冷地看我一眼，就钻到他的高雅书斋里去了，砰的一声随手把门关上。
有一次，听到里面有叽叽咕咕的读书声，确认他已经回到了家中，我敲开门请他解释一道算术题。他只把门打开一条缝，三言两语完事以后赶快关门，好像要严防我顺着这条缝得寸进尺。
他家父亲也是汉军嘴里一个若有若无的说法，在我的印象中只是一张空床，还有桌上一个大得出奇的搪瓷茶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据说他是一个老建筑工，不大管家里的事，经常参加义务加班，直到带着满口酒气深夜回家，一进门就倒床呼呼大睡。看到儿子们吵架或者打架，他一般来说是视而不见，要是被闹烦了，根本不论冲突双方的是非曲直，抄起一根扁担劈头盖脑把小崽子们统统打出门去，算是对整个事件的权威性总结。他需要这个家，只是需要劳累以后的安静睡觉。母亲对这一点大概已经习惯了，下班回家后总是捧着一个水烟筒咕噜咕噜抽闷烟。汉军说，她在三个儿子中最宠汉民，一看汉民喊救命就会出面袒护，总是把闯祸的责任赖给两个哥哥，甚至不惜与丈夫动手对打。但她的宠爱也多是恶声恶气，比如摸出一角钱往汉民手里一塞，“哭死哭死，有什么好哭？老子一耳光扇得你贴在墙上当画看啊？还不快去买槟榔，吃你的冤枉！”
或者说：“老子还没死，你哭丧啊？你包子也吃了，油渣子也吃了，你那张鳖嘴巴还塞不住？”
汉民就在母亲这把保护伞下活得更加惊天动地。我亲眼看到过他发动对木器的科学研究，让家里的木器——遭殃，都得被他好好地折磨一番，不是一条桌子腿被锯得高低不齐，永远也摆不平，就是窗户被刨去一块块油漆，永远合不上了。过几天他可能又突然生出养蚕的兴趣，于是家里的桌子和床上到处爬满了蚕虫，被子里也有蚕粪，饭锅和套鞋都会成为囤积桑叶的容具。汉军怒气冲冲，曾经把弟弟追打到巷口，回头气喘吁吁地对我发表预言：这个神经病，将来肯定要祸国殃民，不是判无期就是要吃枪毙！
母亲咧出一颗大金牙开骂：“你打死他吧，拿菜刀剁了他的手，剐了他的皮，打死他你就安心了是吧？妈妈的，他喂几条虫碍了你的哪根肠子哪块肺啊……”
我是遵照父亲的教导来工人阶级家庭学习的，可我除了钦佩汉国那些标语口号，找来找去没有找到更多的优秀事迹，倒是常常在骂声中感到不安和害怕。我在他家里总是没法把关云长或武松画得很好，以后就不大去他家了。
小学毕业后，我与汉军分别进入了不同的中学，后来又各自随着中学同学上山下乡。他很快就被一个县的国营石油公司招工，当然是享受了他家出身好的优势。他所在的县与我所在的县隔山为邻，于是他偶尔会翻过山来，给我送来一些他节余的粮票，与我继续说一些有关画画的事。说实话，他的画没有太多进步，还是那些立着或跑着的马，没有什么新鲜。他也不像我的有些知青朋友那样活跃，既不能用小提琴拉出整本整本五线谱上的舒曼，也不能一跃而起轻松攀住篮球架上的铁框，甚至不会讲鬼故事；寡言少语的习惯，更使他不大容易结交新的朋友，不大容易合群。他只是与我在大树下坐一坐，直到他一声不吭地离去。但我还是感谢他这种沉闷的来访，绝不接受同队知青对这种来访的疑惑不解和信口取笑。我还得感谢他把汉国那个塌了几个键的手风琴偷出来让我玩了几个月，直到在汉国的追查下扛回去。好几次回城探亲，我在街上走着走着就会忍不住拐进戥子桥去碰碰运气，看他是否也碰巧回了家。我当然很少在他家里找到他，只是看到他家在一步步发生着变化：先是砖墙已经经过粉刷，然后是大门刷上了绿色的油漆，最后门边还装了一个稀罕的电铃，想必这一切都是大哥汉国的手笔——他总是在勤奋地改变着戥子桥五号的面貌并且与现代文明人家的风格接轨。他母亲有次含着水烟筒告诉我：还是汉国比较懂事，家里这些事就是他操心多，出力多。
有一次，我在街上一个公共汽车站无意中碰到汉民。这位已经长大了的弟弟，嘴上多了一圈浅浅的茸毛，两手插在裤兜里，有点精力过剩地把某只脚一踮一踮。他掏出一包烟，指头一弹，熟练地弹出一支，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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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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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学会了抽烟？”
“玩嘛。”
“你现在干什么？”
“你问我，我问天。我在干什么？先是在基建队当了两个月土夫子，一个月搞得担把水，”他是指赚得百来元钱，“还有味。去衡山玩了两天，看南天门，可惜没有钱去桂林和阳朔了。只怪我老娘生了三兄弟，国鳖又有什么关节炎，没有办法，我也要下农村。我在农村里吃不消，天天懒得出工，猪油吃完了就去偷，队干部怕了我们，只好请我们回城里来玩。”
他又说：“队上还有两个女知青，她们心还是好。你的衣邋遢了，对她们一丢就是，保证洗得干干净净。不过她们嘴巴厉害，好烈，我怕了她们。我娘还是好，吃饭尽我的量。最讨嫌的是军鳖，成天一个卖煮蚕豆的样子，”他是指二哥的脸色难看，“好像我前世欠了他的，比爷老子还像爷老子，说话好大的口气，对我订了四大纪律，比毛主席还多订一条。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酒，三不准偷东西，四不准同妹子往来。要是我不听，他就动不动抡皮。”他是指用拳头揍人。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旁边有一位瘦小的女子捂着嘴笑，让我察觉到女子与他有什么关系。
公共汽车来了，我得赶上这一班车。他抓住最后的机会突然问我：“对了，你说一个人周游世界至少要带什么东西？”
你是说一个人？一个人周游世界？我对这个问题毫无准备，说这个嘛，我也说不准，大概，可能，至少，要带一个指南针和一把刀吧。
“不要放大镜？”
“放大镜取火？”
“对啊。”
“那就加个放大镜吧。”
“这三样就够了？”
“我也没试过。”
他还想说什么，但我已经被乘客挤得东偏西倒，挤到车门里去了。越过一位乘客的肩膀，我看见他在人行道上追赶汽车，圆睁双眼冲着我大张嘴巴继续他的提问。
我没法听见了，没法回答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不知道小脑袋里又冒出了什么荒唐主意。也许他正在向往着要去周游世界？或者正在一本什么历险游记的书里入迷？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离开了他一直在胡作非为的戥子桥五号，去了一个他根本不愿意呆在那里的地方，一个过于寒冷的地方。
三
汉民这家伙从乡下溜回城来，没人严加管教，什么坏事都做过，包括在剧院里抢人家头上的军帽，包括把肉店里一个比他重百多斤的大汉打得哇哇哭。汉军怕他进一步学坏，本来希望汉国多管管他，但那一段时间里汉国带着一把二胡参加了北区街道工厂的文艺宣传队，成天在外面忙，不大在家里呆。这种情况下，汉军只好把弟弟托付给一位当中学教师的棋友，请这位棋友给他补习初中功课，顺便带他在校办工厂学点木工手艺，让弟弟好歹也做点正经事。
那位中学教师外号肖眼镜，下得一手好象棋，打得一手好乒乓球，家里还有两架子书，又无师自通成了电工和木工，很快就成了汉民的崇拜偶像，在汉民嘴里有了“大师”的专名。汉民有一次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副平光眼镜戴着上街，想必也是为了模仿大师的形象。他母亲好几次提着鸡蛋去面谢大师，说汉民自从跟上这位肖大师以后，不抽烟了，不闯祸了，连臭袜子臭鞋子都是自己动手洗了。他们罗家的祖上不知是积了什么阴德，让汉民这一次碰上了如此消灾解难的大贵人啊！
当然，弟弟的变化中也有了一些汉军不明白的东西，包括他脸上的一种严峻和沉默就让人捉摸不透。有一次他居然用锥子扎自己的胳膊，袖口上的血迹斑斑和胳膊上的纱布直到吃饭时才被汉军发现。他问弟弟这是怎么回事，弟弟说这是磨炼革命意志，试验试验而已。听了这一句疯话，汉军大为惊讶，没想到汉军没有桌腿可以修理了就拿自己的胳膊来搞试验和开发，天知道是中了什么邪。还好，他没有发现弟弟的枕头下藏有什么匕首，什么小妖精的照片，弟弟正在读的那些书，有《共产党宣言》，有《联共（布）党史》，有整套的《列宁选集》，倒也是些货真价实的革命经典，让人找不出什么毛病。另外一些大本的外国书则内容不明，又存心不让人读懂似的，书上一个人名就可以长得占去大半行，放在嘴里死嚼硬咬了好一阵还是咽不下去。一本俄国车什么斯基写的《怎么办》，汉军拿来看了几页就觉得头昏脑涨哈欠滚滚，根本不相信这种书有什么意思，更不相信眼前这个小杂种能够读懂这种天书。他怒气冲冲问起来弟弟这本书是从哪里偷来的，为什么要看这种书。弟弟看了他一眼，不愿意答理。
在他的一再审问之下，弟弟才懒懒地说：“二爷，你做做好事吧，说给你听你也不懂。”
“是不是黄色小说？”
“黄在哪里？你指给我看看。”
汉军没有看过这本书，“这个车，车什么……”
“车尔尼雪夫斯基。”汉民替哥哥念出了作者姓名，念得太顺溜了。
汉军差点红了脸，“这名字一听就不是个好家伙，肯定是个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
“你读了这本书没有？你先读再发言好不好？你懂得什么叫做十月党人？什么叫做召回派？你连这些都不懂，有什么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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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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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杂种，你像个人了是吧？你卵毛长齐了是吗？你脱了裤子自己看看！老子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晓得什么书应该读，什么书不应该读！”
弟弟转过背去继续读书，“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做两道乘法题是正经！你小子走还没学会，就想跑，就想飞啊，《共产党宣言》也轮得上你这号人来读？你再在娘肚子里翻两个跟头，看下一世有没有可能！”
“愚昧！”
“你说什么？”
“我说你愚昧，愚昧！”
哥哥的拳头已经挥过去了，打得汉民一闪身就溜出了门，在门外留下了一句愤怒呼号：“打倒斯托雷平！”多年后汉军才闹明白，那是指旧时俄国一个专制政府的头子。
汉军把车什么斯基一类书统统捆起来要扔出去，引来母亲不由分说地破口大骂：“读书比打架好吧？读书比偷东西好吧……”汉军非但没有把书扔出去，倒是被老娘锄了一个丁公，头上冒出一个包。
后来就发生了那一件事。初夏的一天，大哥罗汉国想给家里修整一下橱柜，到处找他的刨子，最后撬开了汉民那扇紧锁着的房门。他在弟弟的房间里还是没有发现刨子，但心惊肉跳地发现了油印机、纸张和油墨，还有一些署名为“马克思主义劳动社”的传单。他早些天就听说最近冒出了一个反动组织，全市好多公共场所出现过这个组织张贴的反动传单，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提出要为彭德怀和刘少奇翻案……引来全市警察倾巢出动，手忙脚乱到处搜索探访，闹得满城风雨。汉国没想到那些传单的源头竟在自己家里！竟在与自己房间仅有一墙之隔的那一间房子里！他在这间房前走来走去竟然完全不知道！他在这颗巨型定时炸弹前修脚踏车、刷油漆、洗衣服、吹头发而且吹口哨竟然完全不知道！他感到天塌了，吓得根本不敢再进弟弟的房间，脚步踉跄地赶忙找回了父亲和母亲，又气急败坏地去找汉民那个不知死活的畜生畜生畜生啊——那一天汉民刚好去了另一个城市，事后才知道这个畜生在省城反动了一把还不算，正在把反动传单往周边各个城市里分送。
两天后，这个不知死活的汉民回家了，一进街口就被邻居认出并且抓住扭送给警察。此时几十个军警已经密不透风地守候在他家里和整个街区，高层建筑上甚至架起了机枪和无线电发报机，一个遮挡视角和射角的民房烟筒也被头戴钢盔的军人粗暴地砸倒。以前只在电影里见到的荷枪实弹大军压境吓得整个巷子里的老百姓都蛇行鼠窜，也吓坏了汉民的家人。正像邻居们当时知道的，罗家老汉一开始还冲着军警大声说：“你们何必这么辛苦？都回去吧，都回去吧，你看这太阳毒的！三崽子他肯定跑不了，只要一回来，我就会送他来投案！他舅子、他满姑、他大哥都找去了，我罗家都布下天罗地网啦……”他说了好多遍，发现军警仍然面色严肃坚守岗位，才觉出自己的话并未受到完全的信任，不免有些委屈。幸好汉民最终回来了，把破凉鞋挂在肩上光着一双脚走回来了，足以证明他的家人没有说假话，没有暗通消息放跑案犯。汉民在家里的落网也足以证明他父亲确实是一个老工人，是一个革命觉悟很高的老劳动模范，是值得领取以前那些奖状和搪瓷口杯一类奖品的。他父亲两天前想也没想就把汉民的事情告了官，而且保证送汉民来投案自首接受教育。
汉国不同意父亲告官，知道此事时发现父亲已经从派出所回来了，气得连连跺脚，大骂父亲是只猪。他当然被父亲操起一根扁担赶出家门，好几天没有回家。
汉国把汉军召回家，两人分头去摸案情。他们来到公安局，没料到接待他们的警察满面笑容，端茶送水。“我们要给你们送一面大锦旗。”一位公安局副局长热情握住了他的手，“如果没有你们家属的大力支持和大力协助，如果没有你们这样高的政治觉悟，这个震动全国的‘6·13’大案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侦破！这么多案犯不可能在两天之内一个不剩地全部落网！我要代表党和人民政府谢谢你们！”
汉军支支吾吾地说，他弟弟早已同意投案自首，基本上也是投案自首的，请政府在审判量刑时考虑这一点……
“你父亲已经说过了，你母亲也已经说过了，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你就放心吧。”
“他还没有成年，完全是不懂事，是受人蒙骗和利用……”
“当然，他太年轻嘛，不是首犯，也算不上什么主犯，党和政府在这方面是有明确政策界限的。何况他还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怎么可能真正走上反革命的路呢？是不是？”
“我老娘身体很不好，已经卧床一个星期……”
“看了医生没有？吃了药没有……她老人家一定要保重，一定要保重。我们过几天就去看她。我说过了，我们还要给你们送一面大锦旗。我们和你们的心是相通的，目标是一致的嘛。你们的亲人，也就是我们的亲人。我怎样对待我的小孩儿，也会怎样对待你家的小孩儿！你母亲就放心吧。”
汉军眼睛一热，突然跪了下去，脑袋在地上砸出三声巨响。他看见窗边还有一个正在打字的小警察，也冲过去磕了三个头，感谢警方的情深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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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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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长连忙把他扶了起来，“不要这样，你弟弟是你弟弟，你是你。你们虽然是罪犯的家属，但你们没有罪，非但没有罪，你父母亲和你全家还有功嘛！是不是？你喝茶，你不要激动。”
对方再次把汉军的双手紧紧握住。
四
汉军后来多次回味这一次求见时副局长有力的握手，回味他家里那面鲜艳的锦旗——是一群警察和几位街道居委会干部敲锣打鼓送来的，上面有“无私父母高尚情操”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汉军问我这些举动里面有什么样的暗示，问那面锦旗是否有利于他弟弟从轻发落。当时“6·13”大案还没有判决，“马劳社”被老百姓戏称为“马上劳改社”，真真假假的有关传闻已经从城里传到了乡下。汉军利用星期天来看我，买不到汽车票，没能够搭上每天只有一班的长途汽车，便步行三十多公里山路，走到半夜才摸进了我所在的村子。他说只能在这里停一停，因为他还得走回去，明天早上还要上班。不管怎么说，他已经是反革命案犯的亲属了，不得不格外注意遵守劳动纪律。我没法留住他，也没能在柜子里找到点辣椒和面条给他做点吃的，便在衣袋里揣上两个生红薯，陪他上路夜行。我们走在夜色里隐约可见的沙石路面上，脚下嚓嚓嚓的脚步声显得特别响亮，不时惊跑了路边的青蛙，或者招来附近村子里的一片狗吠。黑森森的山峦在我们身边有时慢慢地升起来，有时又慢慢地落下去，像一片黑色的巨浪汹涌澎湃一次次要把我们吞没在浪谷。
走着冒汗，我们索性脱了上衣，光着膀子赶路。途中遇上一阵大雨，算是给我们劈头盖脑洗刷了一通。
“都是那个小杂种害的，”汉军在屋檐下把湿透的上衣拧出一串水滴，“等他出来，老子要他好看。”
“他这次挨了一烙铁，应该会有教训了。你以后还是只能同他好好地讲，打打骂骂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他差点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啊。这个畜生！你想想，要是判他个七年八年，我老娘的一条命不就送到他手上？全家人的反革命家属不就当定了？国鳖也是个王八蛋，当初装关节炎，不想下乡，我也就不跟他争了。传单就在他隔壁印，他天天只会梳头发，照镜子，不闻不问。我老娘也是个猪，当初就不该让他跑回城里来……”
“汉民可能会没事吧？那个副局长既然已经那样说了……”
“难说，传单毕竟都是在我家里印的。”
我们没有再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再说下去不过还是一些重复了多次的分析和预测。每个预测说起来都很有道理，说着说着又破绽百出不堪一击。我看得出太多的分析已经让他有点扛不住了，看得出他害怕黑夜，也害怕即将升起的太阳，于是决定再陪他走一段。
嚓嚓嚓的脚步声在我们身后激起回声，听上去似乎有人在后面跟踪，使人忍不住经常要回头看看——虽然那里什么也没有。
其实，我很想宽宽他的心，比方说一说我哥哥的故事：他原来属于省城最为激进的红卫兵派别，对现实十分不满，上山下乡时去了西南一个遥远的山区小县，在那里与同队知青们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继续他们激进的大事业。他们白天做农活儿，晚上在油灯下读书和讨论，规划着他们心目中的世界革命。有一次，一个领队的知青朋友来借粮食，顺便从一位粗心大意的女知青手里借走了他们的讨论记录本，并且一借就再也没有归还。后来才知道，记录本作为反革命罪证上交到了公社，并且一直惊动了县、地、省的政治高层。据说毛泽东南巡视察到省城时，省委书记华国锋在汇报中还提到这个问题，说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之一，是一些极“左”派的红卫兵到了乡下还在准备重新建党、重新建军、重新建国，企图对抗和颠覆“文化大革命”中新生的红色政权。毛泽东对这一汇报的详细指示不得而知。后来据一位身处官场的朋友私下透露，传达下来的领袖指示纪要上只有一句话：“有些事二十年以后再看吧。”这句话细想起来其实很费解，引而不发若即若离也很像毛泽东的诗歌风格。二十年以后再看，是要放长线钓大鱼等二十年以后再收网打击？还是领袖相信革命形势会越来越好于是二十年以后反革命小子们就会不攻自溃或不战自降？抑或毛泽东在那一口吐出的烟雾里还有什么别的玄机和深意？……反正就是因为有这句见诸纪要的话，就是因为这一个神秘莫测的二十年，山里的那个知青学习小组居然有惊无险，没有任何人被抓捕，没有任何人被批斗，他们试探着到公社里去要求回城探亲，公社干部的脸上甚至没有任何异样的表情。他们拿着公社开出的回城度假证明踏上真真切切的火车，又走下真真切切的火车，来到真真切切的都市广场，竟不敢相信眼前的自由是真的！
我很想告诉汉军，我家遇到了奇迹，他弟弟肯定更会有好运，光是他的红色血统就足以抵掉几年刑期。这还用怀疑吗？但我最终没有这样说。自从哥哥他们那个记录本的一去不返，我也学会了守口如瓶。何况我知道汉军正在怨恨那个棋友肖眼镜，那个把他弟弟引入重案的中学教师。一旦他知道我家也有一个肖眼镜，他会不会再吓出一身冷汗并且不再与我交往？
我把红薯递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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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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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吃。”
“你吃。”
我们总算又找到了话题，总算张开了嘴并且发出了声波，谈了一些关于红薯和乡村的事情。
我们在一座老桥分手。我看着他脚步一歪一歪地走进了曙光，没有再回头。我后来给他去过一封信，他没有回信。队长买回石灰的时候，用报纸垫着多孔的箢箕。我扯了一角报纸去了茅房，在这一角皱巴巴的旧报纸上读到了几则迟到的旧闻：样板戏演出、夏粮丰收、三结合小组科技攻关，还有一个罗汉民：……国庆节前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所谓“马劳社”反革命组织主犯罗汉民，昨日已被押赴刑场伏法。消息的大意就是如此。我惊恐得差一点摔倒在茅房里，一口气把这句话来回看了十几遍，不能相信它是真的，疑心是不是有别的罗汉民。当这种愿望和假设一步步消失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体内已成了一个大空洞，空洞中心的强大吸力正在抽干我的血肉和我的思绪，正在每一个毛孔里发出尖啸。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人们不是说着可能会判有期徒刑、监外执行乃至教育释放吗？我感到不是那个少年而是我在这个茅房里被一枪击毙了。拉动枪栓的声音传来。钢铁的枪口对准我的后脑勺，钢铁的子弹带着嗖嗖的冷风飞驰，轻脆地击破了头盖骨，然后旋起碎骨和脑浆四处飞溅，在前面那一个草坡上播开一片雨状的腥物，把我推入突如其来的无边黑暗。我在黑暗中看不到任何东西，听不到任何东西，也摸不到任何东西，只是像一缕透明的空气在漂游和流散。
我在这一天知道了死的滋味。队长和其他农民最终发现我栽倒在茅坑前，没有注意到我后脑勺上无形的弹孔，没注意到这一角旧报纸正越过门槛随风飘去。
我将永远记得我的家——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
是我在签名后留下了这些笔迹？在判决书的空白处一直写到无处可写才中断？多年以后公安局把有关材料给家属过目时，才让我的家人明白一个普通的地址原来也是一句可以重复千万遍的誓词。
在另一个纸片上，是那位少年还是我写出了以下这些话：
妈妈，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妈妈，宣判的时候，我本想朝您站的那个方向跪拜，感谢您的养育之恩，但当时肖眼镜找我讲话，使我忘记了这一行动，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妈妈，你们没有来看我，不要我了，但我还是你的儿子。
母亲居然没有看到这些话。她在听到宣判时已经昏过去了，在儿子死后的第三天也离开了人世，没有等到儿子遗物送回家里来的那一天。为了表示坚决拥护正义的判决并且与反革命罪犯彻底划清界限，我的父亲和大哥也坚决不让母亲去刑场给儿子送行——既然已经声明脱离了关系，就不能有这些拖泥带水不清不白的勾当。我们全家人和亲戚那一天没有一个人去刑场，倒是在劳模父亲的带领下，关起门来学习了一天的毛主席语录。他们在高声诵读的时候，我挂着“反革命组织主犯”牌子，在五花大绑之下度过着最后的时光，正在从看守所通往刑场的路上东张西望，一直在围观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对亲人抱有最后一丝微不足道的希望。我只是希望把他们再看一眼，一眼也就足够。其实我并不准备说什么话，我知道这不可能。我也不奢望拥抱和亲吻，我知道这些更不可能。我只是想看一眼，让我的目光触摸一下母亲和亲人的面容，让目光在这一片人海里还有最后的接纳和停靠，让自己不至于离开得过于孤单。
我眼中的世界模糊了，可耻的眼泪流了下来，于是我用高喊口号的办法来镇定自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万岁！”“打倒……”不过第二句口号没有喊出来，早已套在我脖子上的一条毛巾已经突然勒紧，肯定是身后的军人勒的，勒得我两眼发黑，发不出任何声音。这些经验丰富的军人肯定用这种办法成功地对付过任何喉管，不让它们恶毒猖狂地搅乱革命气氛。
与我同时被处决的同案犯还有两人，其中包括我们的领袖肖眼镜。他让我太失望了，一被捕就悔过认罪，供出了他的所有同伙和追随者，但仍然没有保住那条小命。这个可怜的家伙完全不像他以前夸耀的那样勇敢和坚定，没有唱《国际歌》更没有微笑，完全不像个男人，在去刑场的路上一直没有站稳过，两条腿成了两根棉花条，是左右两个高大军人架起来拖着走的。我忍不住想帮他一把，但一身绑得无法动弹爱莫能助。我看见他的脚镣在水泥地上拖出了火星乱跳。我当然也看见了他的妻子和父母，看见他们在人群中哭得泪流满面地追赶着囚车。我突然有说不出的委屈：老天，这太不公平！太不公平！为什么那是他的家人而不是我的家人？为什么我形单影只倒是这个吓晕了的可怜虫反而有家人追赶着一路相送？
五
我不想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甚至好些年里不再愿意提到罗汉民这个名字，以免再一次使自己全身发冷和心痛欲吐。我努力让这个名字变成一个空白，就像从来也未发生和从来也不存在的东西，永远退出自己平静的小日子。我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很快被宣布结束了，很多政治上的冤假错案居然都平反了，连我家父亲也获得了平反昭雪。一辆闪闪发亮的黑色小汽车停在我家门口，几个陌生人走过来，笑着向我母亲打招呼并进了房门。他们发现这里没有足够的椅子让他们安坐，也没有足够的开水给他们泡茶，便说不用客气了，坐在床上说说就行。这么多陌生人真是把我的母亲吓坏了，使她一直躲在墙角，屁股一挪再挪拼命地挤着床头架，完全是手足无措而且答非所问。客人说你丈夫是一位优秀的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我母亲就说儿子昨天刚回家探亲。客人说你丈夫的所谓历史问题已经被完全否定，我母亲就说儿女现在工作得都非常好。客人问你们还有什么困难，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向组织上提出来，我母亲就说楼板上哗哗响的是老鼠，怎么打也打不尽，实在太讨厌，你们要注意盖好你们的茶杯……她似乎一直没有明白客人们是来干什么的，更不习惯握手这种礼节，待客人走了还摸着自己刚刚脱险的右手大为生气：“搞什么鬼呢！吃了饭也不干正事，男男女女这里一窜那里一游，吊儿郎当，无事生非，还差点踩死了我的鸡，耽误了我买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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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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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她解释了好一阵，才让她明白了这些客人来访的意义，而且直到半年后我们搬回了宽敞明亮的机关宿舍，她才摸着久违的窗台和阳台，相信了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是的，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亲人和朋友的好消息也陆续传来。小学同学方强甚至为他家的房产百思不解，说他家的铺面明明有一半早卖成了现钱，还有一半也算是他父亲捐给了政府，怎么现在统统都发还给他们家？是房子就可以发还吗？发还了就是他们的了？是不是房管局和档案乱了套大家就重新洗牌随便摸？
我和方强也说起了“马劳社”的案子，兴冲冲地去找汉军。他已经成了家，调回省城在一个工厂食堂里做饭。妻子又高又大，穿着大红色的丝绸袄子正在看押着小儿子画马，见儿子稍一走神就用钩衣针在小脑袋上敲打一下。汉军把母子支到另一间房里去了，让我们把手伸进烘架上的热被子里，给我们一人递上一支烟。
“你弟弟的事现在有什么动静？”
他没有吭声。
“你家里的人也不去跑一跑？”
还是没有吭声。
方强有点不明白了，“上面的阻力是不是很大？要不要我们帮着找找什么人？我有个堂兄最近调到省检察院做事。”
汉军清了一下嗓子，翻了一下白眼，弹了一下烟灰，所有能做的准备动作都做足了，才缓缓地说：“他算不上走资派，算不上右派，平什么反？”
他又冷笑一声，“公安局就是你们办的？法律是你们写的？光是政治案还好说，汉民在银行打劫也算是英雄？”
我吃了一惊，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后来才明白他以前对我们隐瞒了一段：当时“马劳社”缺少经费，汉民曾经胆大包天带着少年在储蓄所门前打劫储户，往对方脸上突然撒一把沙土，然后强行夺包，再一声口哨四下逃散，不过作案未遂而已。
我体会到案情的复杂，但还是很快找到了新理由：“现在天下大赦，不会拘泥于细节。抢钱固然不对，但当时的动机是为了抵制‘文革’，应该说是好心办好事但没有找到好方式是不是？何况并没有造成后果是不是？”
“你这是狡辩。”
“狡辩也先狡辩一把再说嘛。”
“我说了这个案子不同一般。”
“能翻一半也好。”
“屎不臭要挑起臭？”
“是要把你们头上的屎盆子摘下来啊。”
“我戴着什么盆子，关你们什么事。”
他突然生气了。我与方强对视了一眼，不知道他今天吃错了什么药，简直混账无比。直到他吐出一口长气，把我们拉到大街上散步，我们才最终明白了他的混账。“你们真是死卵，你们说的那些道理我没想过？我是汉民的亲哥哥我没想过？这几年来我差不多天天在想，夜夜在想！”他声音有些异样了，“但我问你们一句：平一千次反一万次反，我弟弟还能再活一次？”
这问题不用回答。
“好，既然不能死而复生，一个空名对他有什么用？他平反了，但我老爹还活不活？”
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层，几乎忘记了当初汉民是由他父亲举报到公安局去的。汉军说得对，如果儿子是个罪犯，他父亲可以说是大义灭亲，还可能心安理得聊度晚年；如果说儿子是个英雄，他父亲就成了双手沾满亲子鲜血的凶手，至少也是凶手的同谋，将被押上新的审判台。在这种情况下，平反对于我们家有什么意义呢？冤死者还是死了，只是冤屈被千万倍放大，压在生者的头上，成为生者的罪恶。那只不过是在夺去了弟弟的一条性命以后，再来夺去他父亲的一条性命罢了。那只不过是用声势浩大甚至家喻户晓的平反仪式，用鲜花、哀乐、眼泪、赞词、握手以及死者的遗像，把老父亲的一颗心千刀万剐一遍又一遍而已。
我和方强都不说话。
汉军擦了擦眼睛，“是不是罗汉国要你们来当说客的吧？”
他疑惑地看了我们一眼，似乎不大相信我们否定的回答。“那个臭杂种没安什么好心，讨个婆娘也是个婊子！他们不就是想吃死人饭吗？不就是想买电视机和房子吗？他不是个人，他休想进我这道门！他喊三麻子来也不行，喊莫少爷来也不行……”
这些话我和方强就听不大明白了。
六
汉国拍拍我的肩，递来一张名片，才让我认出眼前这个烫出了波浪形鬈发的美男子，才知道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音像公司的编辑，并且当上了什么协会的理事。我们碰巧在同一桌吃饭，就餐者都是市政协的委员，还有他身边一位身着皮短裙的红唇少女，据说是某局长的千金。汉国说了个什么传闻，我没有听清，只记得他说话中“佛罗伦萨”一词既响亮又有意大利语的神韵，但差点被我误听成“湖南长沙”。他笑出了一串串金属共鸣之声，同时不忘记每一盘菜端上来之际，都抢先给身边的“皮短裙”夹菜，夹得她满碗色彩灿烂都要堆不下了，也不管其他人操着筷子四下寻觅无菜可取。她无精打采地挑了几筷子，说这明珠大厦的菜就是不好吃，拿出化妆包要离席，汉国也就赶忙放下碗筷跟在她屁股后头离去。
下午是小组讨论，汉国身边还是坐着这位身份不明的“皮短裙”，让几位高龄的委员不安地交换着目光。汉国开始发言了，是补充前面几位委员关于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意见。他说到慷慨激昂处领带都滑到背上去了，茶几上的杯子也被他拍得跳了起来，“全国各地都在大力纠正冤假错案，为什么我们这里就是阻力重重？那么多罪恶累累的人为什么还不忏悔？”他目光炯炯环视四周，开始说到当年的“马劳社”和他的弟弟，说他弟弟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烈士，是南方的张志新和遇罗克，是勇敢保卫刘少奇、彭德怀及一切革命老干部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并且为此献出了年仅十六岁的生命！十六岁呀同志们！还是青春少年呀同志们！他说这个案子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虽然已经名义上获得平反，但纯粹是“高空作业”和“文字杂技”，有关政策根本没有落到实处。他的母亲，当年就是因为悲痛而死的，可至今没有一分钱的抚恤费。烈士的父亲和两个哥哥，多少年来就因为这个冤案而丧失了政治前途，不能上大学，不能提拔重用，可有关方面至今没有任何补偿。还有他家的住房和父亲的病……他哽咽得有些说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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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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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出了两张照片，分别是两位老干部与他的合影。一位是刘少奇的夫人，一位是退休老将军，据说是彭德怀的老部下。他们都为他弟弟当年的义举而深深感动，并且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
他又拿出一首诗的手稿，说全国某著名诗人听说他弟弟的事迹以后曾经彻夜难寝，连夜写下了这首长诗以表示对他全家的慰问。
你比我们都要嫩弱
但你用肩头担当了所有的责任
你比我们都要年轻
但你的眼睛里收藏了所有的历史
你在刑场上回过头来原谅我们所有人的缺席
一声枪响，多少人今后长夜难尽
…………
在很多委员好奇的请求之下，汉国开始朗诵这首长诗。我很佩服他圆润明亮的嗓音，佩服他浩荡奔腾的激情，并且渐渐被他感动。在朗诵到“我是地下的煤我要燃烧——”一句时，节奏一路急板冲向了最高潮然后戛然而止，他的嗓音已经沙哑，伸向空中的一只手正在颤抖。他的头突然偏过去，接着低下去，甩下一头黑发的波浪，长时间不再发出声音。我脑子里冒出来他刚刚提到的“佛罗伦萨”，眼下正有一种面对佛罗伦萨的某座古典雕塑的感觉。我只能从他下垂头发的剧烈抖动中，发现他还是个活人，发现他正在设法掩藏着自己的失声痛哭。我忍不住心头一紧，鼻子也跟着发酸。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安慰他。他刚才发言时的某种夸张，还有刚才饭桌边的某些小动作，在这一刻都显得微不足道，倒是我的暗中挑剔想起来令人惭愧，算不得什么义道。我看见皮短裙少女也在眼泪汪汪，看见更多的听众也红了眼圈。有人走上前去，把无法再朗诵下去的汉国扶回座位，给他倒了一杯水，让他控制一下情绪。但听众的情绪有点无法控制了。一位出版界的委员愤怒谴责政府有关部门的落实政策方面的迟缓。一位剧团的委员擦着泪眼，提议大家为“马劳社”冤案的彻底平反签署联合提案。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干部走上前去，握住汉国的手，说罗同志你一定要节哀，一定要节哀，你的兄弟就是我们大家的兄弟，你的苦水就是我们大家的苦水，你哭吧，大声哭出来，心里会好受些。我就是豁出这把老骨头，也一定要把你提出的问题过问到底，一定要让九泉之下的烈士真正得到安息。
我看见他的背脊在老干部的怀里一起一伏。
碰巧的是，这天晚上我到大学一位朋友那里去玩儿，一个大学生组织召开什么会，请几位社会名人去演讲，把罗汉国也请去了。据说到会的学生太多，组织者只好把会场从小教室改成大教室，又从大教室改成灯光球场，一个晚上折腾了好几次。于是，汉国那一头漂亮的波浪鬈发在几只临时聚光灯的照射之下，又不期而遇地撞入了我的视野。面对着黑压压的青年学生，他再一次朗诵全国著名诗人写来的长诗，再一次抑扬顿挫地赢得了灯光球场上一片鸦雀无声。然而我大为惊讶地发现，在朗诵到“我是地下的煤我要燃烧——”一句时，节奏还是一路急板冲向高潮然后戛然而止，他的嗓音照例沙哑，伸向空中的一只手照例颤抖。他的头照例偏过去，接着照例低下去，照例甩下一头黑发的波浪，照例长时间不再发出声音。我只能从他下垂头发的剧烈抖动中，发现这座古典雕塑再一次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然而这一痛哭来得太精确了，太规范了，太雷同了，完全是一连串设计动作的如期实现，使我的鼻子怎么也酸不起来。我在听众的人海里只是久久地惊愕。
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很多人涌上台去找英雄的亲人握手和签名。
也许，正是这一个扫兴的夜晚，使我后来对汉国所做的一切都难以信任。连他的一个惊讶，一个微笑，一句“佛罗伦萨”，我都怀疑出自台后的排练。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玩会了这一套。报上后来公布了罗汉民烈士当年的读书笔记摘要，还有罗汉民烈士当年家书的轰动性发表，都是汉国整理供稿的。我不能不怀疑这里面都有他的排练，更不相信他那些出生入死以求保存这些珍贵资料的离奇故事。我很想感动起来但总是力不从心。有一次他还打来电话，问我的哥哥愿不愿意写一写他们当年的知青学习小组，最好要写得有趣味一点，写的主题鲜明情景交融栩栩如生一点。他使用了这些文学术语以后又冒出一句音调飘滑的“罗曼·罗兰”，作为他心目中写作的最高标准。他说有一个台湾的出版社要出版一套丛书，其中有一本专门介绍“文革”时期的中国地下组织和地下活动，这实在是一个青史留名的好机会。他从来认为朋友高于一切，所以知道这件事以后首先想到了我和我们家。
我想都没想就说这不可能。他不知道我的火气如何这样大，问你跟太太拌嘴了？我说没有。他哎哟一声，说那是为了什么？是不是觉得他没有谈到报酬？他说写这些文章确实……确实是没有报酬，只是尽社会责任感而已。他那里虽然会拿一点编辑费，但他要寻找选题、搜集资料、联络协调、加上审稿，加上国内外数以百计和千计的电话，得让他倒贴好多钱呢，但有什么办法呢？社会责任感啊！
我说这不是什么钱的问题，只是觉得家兄那些陈谷子烂芝麻没有什么好说的，更没有办法做到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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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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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说服我，电话中不时插进一些礼貌的抱歉：“对不起，我要换一个磁带了，请你等我二十五秒钟。”或者是：“对不起，我要给太太递一下袜子，请你等我七秒钟。”或者是：“实在对不起，我要关一下空调了，室温实在太凉了，请你再等我十三秒钟。”诸如此类。每一个小动作的时间预估都精确到秒，而用确实说到做到。
直到他最终放弃了说服，也还是不失佛罗伦萨式的风度：“周末愉快，bye！”
他后来果真去了欧洲，很可能圆了佛罗伦萨之梦。他的照片上了一本朋友寄来的《LondonReview》，是一张沧桑老墙之前的沉思之照，眼里透出无穷的苦难和非凡的忍受，只是新近拉出的一道双眼皮让我陌生，让我看了好一阵才确认是他。这张明星照片的旁边有一篇文章：《地火在中国》，是一名记者对这位中国地下运动杰出人物的采访。
他的自我吹嘘不会使我惊讶，只是他内外有别的说话技巧让我刮目相看。这就是说，他知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在什么分寸上要悄悄带住，在什么情况下又可以大大越位，不经意之中把每句话往对方心窝子里说，都指向获取利益的最大可能。比方他现在已经到欧洲了，是面对着西方的记者，弟弟的故事便在他的嘴里有了微妙的改写：弟弟是一个叫“马劳社”的地下组织的领袖（“马克思主义”的限定语已经隐去）；这个组织是为了反对中国的专制，是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保护老干部”、“忠诚于党的事业”等一类国内版标签已经及时摘除）；这个组织多年来有成员和非正式成员多达millions受到迫害（估计中国人大多不懂英文而且读不到这个杂志，不妨把数字随便加几个零脱口而出，往大里说）；这个组织是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第一个遭到镇压的政治异己人士团体（完全是欺侮一般西方人闹不清中国这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最后，他竟然自称是“马劳社”这一组织当年逃亡脱险的领导人之一，曾经在中国南部大山的原始丛林里过了好些年逃亡生活，这次来欧洲募集国际社会的捐款，为国内众多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援助。下面是他说的一些辛酸故事，是那些可以让西方三流记者摩拳擦掌然后可以让西方家庭妇女大擦眼泪大动悲情的故事。其中包括他说到的《圣经》——他说手中这本《圣经》是弟弟在牺牲前留下的惟一读物，因此他现在不论到哪里都要带着它，不论睡哪里都要枕着它，以表示对弟弟的怀念。这真是让我好笑，我想都不用想就可以断定汉民不会读《圣经》，那本小书肯定是他从哪个旧货摊上花几角钱人民币买来的——他花几角钱就可以赚来欧洲家庭妇女的哗哗眼泪。
记者看来接触过中国的一些资料，居然问到肖寿青（肖眼镜）的妻子和孩子，甚至问到汉民当年在银行前面打劫的事。
“完全是圈套！后来有铁的事实证明，银行在中国公安部门的指令下制造了这一事件，嫁祸于我的弟弟！”
记者很满意：“我们估计的也正是这样。”
这种说法我是第一次听到，不免有些吃惊。我很想找汉国查证他这样说的根据，不过很不容易找到他。电话打到他的音像公司去，对方说他已经调到总公司去了。电话再打到总公司去：第一次，女秘书说他已经去参加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大会；第二次，女秘书说他陪北京来的某位老干部看望战友；第三次，女秘书反复查问我的姓名和事由，见我不说出事由，便说罗总今天不在办公室，她只能替我转告。
他的明亮美声总算在电话里冒了出来，问我有何贵干，待我说完便哈哈大笑：“老弟啊老弟，西方媒体的话你能相信吗？谁能拿出我谈话的录音？跟你这样说吧，我最近还要我的律师起诉《纽约时报》呢，还有台湾的《新新闻报》，他们也造了我的谣，造成了多少不好的影响啊。只是我最近工作实在太忙，才没有顾得上这件事。”
他说他还要接一个国务院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