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班子后来说，这是主家结了仇，他们的石头怨气贯彻，也会结仇。往后冤家们最好小心点，没事的时候莫把自己的东西随处乱放。
自那次以后，本义虽然时不时还是粗门大嗓骂茂公，但再不走茂公家门前过了，也不来茂公丘了。茂公的婆娘和两个儿子最终人了社，但他们家入社的一头牛，本义说什么也不要，拉到街上卖了。还有一张犁和一张耙，本义也不敢留下，派人把它们挑到铁 铺里回炉。
我听了哈哈大笑，不相信真有这样的事情。
“我也不相信，他们神讲。没有文化。”复查笑了笑，翻过身去，“不过，你放心落意睡吧。”
他给我一条背脊，没有任何动静，不知是睡了，还是没有睡着——抑或是睡着了但还在暗暗地耳听八方。我也张着耳朵，听自己的呼吸，听茂公丘有小水泡冒出泥浆的声音。
浆
发音gang，指稀粥。马桥是个缺粮的穷山村，“吃浆”是个经常用到的词。
《诗经。小雅》言：“或以其酒，不以其浆”，浆用来泛指比酒低一等的饮料，比如加水浸泡的粟米。《汉书》载“浆酒霍肉”一语，意思是生活的豪侈，把酒当作浆，把肉当作霍（豆叶）了。可见浆从来就是专属于穷人的食饮之物。
初到马桥的知青。容易把吃gang听成“吃干”，误解成相反的意思。其实，这里凡j 的发音总是用g 代替，比如“江”也是发音为gang。 吃浆有时候听起来也像 “吃江”。青黄不接的时候，家家的锅里都是水多而粮少，附会成“吃江”，其实也未尝不可。
汉奸
茂公的大儿子叫盐早，总是在队里做一些重工夫，挑牛栏粪，打石头，烧炭等等。起屋的时候他就抛土砖，出丧的时候他就抬棺材，累得下巴总是耷拉着，合不上去，腿杆上的青筋暴成球，很是吓人。因了这个缘故，他再热的天也要套上补丁叠补丁的长裤，盖住难看的腿。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他老祖娘还在的时候。他老祖娘是个蛊婆，就是传说中的乡野毒妇，把蛇蝎做成的剧毒药粉，藏在指甲缝中，暗投仇人或陌路人的饮食以谋取他人性命。这些人投蛊，一般是为了复仇，也有折他人性取命以增一己阳寿的说法。人们说，盐早的祖娘是合作化以后才当上蛊婆的，想必是对贫下中农有阶级仇恨，一条老命也不肯与共产党善罢甘休。本义的娘多年前死了，本义一直怀疑是这个老妖婆下的蛊，怀恨 至今。
那一天，盐早家的茅屋被风吹塌了，央求村里人去帮着修整。我也去帮着和泥。我看见那位名声赫赫的老妇慈眉善目， 在灶下烧火，并无人们传说的恶毒气象，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
一上午就把茅屋修整好了。人们带着各自的工具回家。盐早追在后面大声说：
“如何不吃饭呢？如何不吃饭就走呢？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早就闻到了灶房里飘出的肉香，也觉得众人走得没有道理。后来听复查说，人们岂止是不愿在他家吃饭，连他家的茶碗也不敢碰的。谁都记得他家有一个老蛊婆。
我伸伸舌头，快步溜回家。
一会儿，盐早挨门挨户再次来央求大家去吃饭，也推开了我们的房门。他气呼呼地抢先扑通跪下，先砸出咚咚咚三个清脆的叩头：“你们是要我投河么？是要我吊颈么？三皇五帝到如今，没有白做事不吃饭的规矩。你们踩我盐早一屋人的脸，我今天就不活了，就死在这里。”
我们吓得连忙把他拉扯起来，说我们家里做了饭，本就没打算去吃，再说我们也没出多少力，吃起来不好意思。
他急得满头大汗，忙了半天没有拉动一个人，差点要哭了。“我晓得，我晓得，你们是不放心，不放心那个老的…”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你乱猜什么？ ”
“你们信不过那个老的，未必也信不过我？要我拿刀子来剜出脔心肝肺给你们看看？好，你们不放心，就莫吃。我小哥正在涮锅重做！你们哪个不放心，去看着她做。这一次我不让那个老的拢边！…”
“盐早，你这是何苦？”
“你们大人大量，给我留条活路 ！”他说着又扑通跪下去，脑袋往地上捣蒜似的砸。
他把帮了工的人一一求遍，最后砸得额头流血，还是没有把人们请回去。如他所说，他真地把原来准备的三桌饭菜全部撤掉了，倒进水沟里，让他姐姐重新淘米借肉做了三桌——这已是下午出工的时分。他的祖娘早已被他一绳子捆起来，远远地离开了锅灶，缚在村口的一棵大枫树下示众。我好奇地去看过一眼。那个老太婆只穿了一只鞋，似睡非睡，眼睛斜斜地看着右上方的某一个点，没有牙齿的嘴巴张合着，有气无力地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她已经湿了裤子，散发出臭味。一些娃崽不无恐惧地远远看着她。
他家的地坪里重新摆上了几桌饭菜，还是空空的没有什么人影。我看见盐早的姐姐坐在桌边抹眼泪。
最后，我们知青忍不住嘴馋，也不大信邪。有人带头，几个男的去那里各自享用了几块牛肉。其中一位满嘴流油偷偷地说，都差点不记得肉是什么模样了，管他蛊不蛊，做个饱死鬼也好。
大概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赏脸。盐早后来对我们特别感激。我们几乎没有自己打过柴，都是他按时挑来的。他特别能负重。在我的印象中，他肩上差不多没有空着的时候，不是有一担牛栏粪，就是有一担柴，或者整整 一架拖泥带水的打谷机。他的肩冬天不能空着，夏天不能空着；晴天不能空着，雨天不能空着。他的肩上如果没有扛着什么东西，就是一种反常和别扭，是没有壳子的蜗牛，让人 看不顺眼。是一种残疾，让他重心不稳，一开步就会摔跟头——他没有扛东西的时候确实踉踉跄跄，经常踢得脚趾头血翻翻的。
假如他是担棉花，棉花多得遮住了人影。远看就像两堆雪山自动地在路上跳跃前行，十分奇异。
有一次我和他去送粮谷，回来的路上他居然在两只空筐里各放了一大块石头。他说不这样压一压，走起路来没有个势。果然，他一旦肩上的扁担压弯了，担子就与身子紧密融为一体，唰唰唰的全身肌肉都有了舞蹈的书奏，脚步有了弹性，一跃一跃地很快就在前面的路上消失，全然不似他刚才担着空筐时的模样 ；脸色灰白，脚步又碎又乱。
他也是个汉奸。我后来才知道，在马桥人的语言里，他的父亲是汉奸，他也逃不掉汉奸的身分。他自己也是这样看的。知青刚来的时候，见他牛栏粪挑得多，劳动干劲大，曾经理所当然地推举他当劳动模范，他一愣，急急地摇手 ：“醒呵，我是个汉奸，如何当得了那个！”
知青吓了一跳。
马桥人觉得，上面来的政策要求区分敌人与敌人的子弟，实在是多此一举。大概出于同样的逻辑，本义当了党支部书记，他的婆娘去供销社买肉，其他妇人就嫉妒地说：“她是个书记，人家还敢短她的秤？”本义的娃崽在学校里不好好读书，老师居然也这样来训斥：“你是个书记，还在课堂里讲小话！屙尿！”
盐早后来成了“牛哑哑”，也就是哑巴。他以前并不哑，只是不大说话而已。作为一个汉奸，加上家里还有一个蛊婆，他脑门上生出皱纹了，还没有找到婆娘。据说他姐姐曾经瞒着他，给他说了一个瞎眼女子，到圆房的时候，他黑着一张脸，硬是不进房，在外面整整担了一晚的塘泥。第二天、第三天……还是如此。可怜的盲女在空空新房里哭了三个夜晚。最后，姐姐只得把盲女送回家，还赔上一百斤谷，算是退婚。姐姐咒他心狠，他就说，他是个汉奸，莫害了人家。
他姐姐远嫁平江县，每次回娘家看看，看到盐早衣没有一件好的，锅里总是半锅冷浆，没有一丝热气。从队上分来几十斤包谷，还得省下来留给正在读书的小弟盐午（参见词条“怪器”）带到学校去搭餐，姐姐眼睛就红红的没有干过。他们穷得从来没有更多的被子，姐姐每次回娘家总是与弟弟合挤一床。有一个夜晚下着大雨，姐姐半夜醒来，发现脚那头已经空了，盐早弓着身子坐在床头，根本没有睡，黑暗里发出猫一样抽泣的声音。姐姐问他为什么 ，盐早不答话，走到灶房里去搓草绳。姐姐也抽泣了，走到灶房里，哆嗦的手伸出去，总算拉住了弟弟的手。说你要是忍不住，就莫把我当家里人，就当作不认得的人，好歹……也让你会一尝女人的滋味。
她的头发散乱，内衣已经解开了，玉白的乳房朝弟弟惊愕的目光迎上去。“你就在我身上来吧，我不怪你。”
他猛地把手抽回，退了一步。
“我不怪你。”姐姐的手伸向自己的裤带，“我们反正已经不是人。”
他逃命个似地窜出门，脚步声在风雨里消失。
他跑到父母的坟前，大哭了一场。第二天早上回家，姐姐已经走了。留下了煮熟的一碗红薯，还有几件褂子洗好也补好了，放在床上。
她后来再没有回过娘家。
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盐早更加不愿意开口说话了，似乎已经割掉了舌头。人家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人家不叫他干了，他就去一旁蹲着，直到没有人向他发出命令了，默默地回家。日久天长，他几乎真成了一个哑巴。一次，全公杜的分子们都被叫去修路，他也照例参加。他在工地上发现自己的耙头不见了，急得满脸通红地到处寻找。看押他们的民兵警惕地问他，窜来窜去搞什么 鬼？他只是嗷嗷地叫。
民兵以为他支吾其词耍花招，觉得有必要查个清楚，把步枪哗啦一声对准了他的胸口：“说，老实说，搞什么鬼？”
他的额头冒汗，脸一直红到耳根和颈口，僵硬的面部肌肉拉歪了半边，一次次抖动如簧，每抖动一次，眼睛就随着睁大一次，嘴巴——那只被旁人焦心期待着的嘴巴早已大张，空空地扩张许久，竟没有一个字吐出来。
“你讲呵！”旁边有人急得也出了汗。
他气喘吁吁，再一次作出努力，五官互相狠狠地扭杀着折磨着，总算爆出了一个音：“哇——耙！”
“耙什么？”
他两眼发直，没有说出第二个字。
“你哑巴了么？”民兵更加恼火。
他腮旁的肌肉一阵阵地余跳。
“他是个哑巴，”旁边有人为他说情，“他是金口玉牙，前一世都把话讲完了。”
“不说话？”民兵回头跟一瞪，“说毛主席万岁！”
盐早急得更加嗷嗷叫，举起一个大姆指，又做振臂高呼的动作，以示万岁的意思。但民兵不放过，定要他说出来。这一天，他脸上挨了几巴掌，身上挨了几脚，还是没有完整地说出这句话。憋到最后，总算喊出了一个“毛”字。
民兵见他真哑，罚他多担五担土，权且算了。
盐早的哑巴身分就是从这次正式确定的。当哑巴当然没什么不好，话多伤元气，祸从口出，不说话就少了很多是非，至少本义不再怀疑他背地里说坏话，说反动话，就少了些戒心。队上需要一个人打农药的时候，本义甚至还想到他，说这个蛊婆养的兴许不怕毒，变了个牛哑哑也不要找人讲话，不好热闹，让他一个人去单打鼓独行船。
大滂冲的田犯性冷，以前不大生虫子的。照当地人的说法，虫子都是柴油机用出来的，机子一闹，岭上的茅草花就都变成虫子了。有虫子当然得打药，复查开始试新鲜，打了一天，回来后口吐白沫，脸青腿肿躺了三大，说是中了毒 ，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去动喷雾器。派地主富农去当这种苦差吧，又怕他们拿农药毒集体的牛或者猪，毒干部。想来想去，本义想到只有盐早还算个比较老实守法的汉奸，合适。
盐早开始的时候也中毒，脑袋肿如一个南瓜，天气再热，也成天用一块布包着，只露出两只眼睛在外面不时眨一眨，像个蒙面贼。日子长了，大概是对毒性慢慢适应了，头上的布巾撤掉了，知青给他的口鼻罩也不戴了，甚至回家吃饭也不用先到水边洗一洗手。最毒的药，1059，1605什么的，他全然不当回事，刚打过药的手，转眼就可以抹嘴巴，搔耳朵，抓着红薯往嘴里塞，捧着凉水往嘴里吸，让旁人大为惊奇。他有一个瓦钵子，糊满药垢，专门用来调配药水的。有一次他在田里抓了几只泥鳅，丢进钵子里，片刻之间泥鳅就在里面直挺挺地翻了白眼。他在地边烧一把火，把泥鳅烧了一条条吃下肚去，竟然一点事也没有。
村里人对此事议论纷纷，认定他已经成了一个毒人，浑身的血管里流的肯定不是人血。
人们还说，他从此睡觉再也不用放蚊帐，所有的蚊子都远远躲开他，只要被他的手指触及，便立即毙命。他朝面前飞过的蚊子吹一口气，也可让那小杂种立即晕头晕脑栽下地来。他的嘴巴比喷雾器还灵。
冤头
有些词一旦进人实际运用，就会出现奇异的变化：它们的反义在自身内部生长和繁殖，浮现和泛滥，最后把自己消灭，完成对自己的否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词从一开始就是自己潜在的反义词，只是人们不大容易察觉。
它们有自己很难看到的背影。
比如“揭示”的隐义其实是遮蔽。一部春宫片对性的揭示，最开始还可能使观众心惊肉跳，目瞪口呆。这一类片子被观众司空见惯以后，揭示成了车载斗量和汹涌而来的重复以后，事情就不再会有别的结果，只可能使观众一步步麻木，熟视无睹，无动于衷，面对无限春色也会连连哈欠。性的过分刺激最终导致性感觉的衰竭乃至完全消失。
“赞扬”的隐义则是诋毁。对某一个人的低毁，很可能使那个人获得更多同情。对一部影片的诋毁，很可能使观众在观看前降低期待值，观看时反而获得意外的好感。于是，一个有足够生活经验的人，不会不明白毁誉相成的道理，不会不体会到鲁迅先生所言“捧杀”的可怕。赞扬可以给敌手加上过分的荣耀和褒奖，引起旁人的嫉妒，引来公众本来不一定有的故意挑剔，大大增加普遍招怨的可能。赞扬也可能使敌手脑子发热，骄纵懈怠，在往后的日子自己铸成大错，不待他人指责就落人名声扫地的下场。对敌人最好的办法，更多时候其实是赞扬而不是诋毁。
那么“爱”呢？那么盐早对他祖娘的爱呢？是不是也有一种词义的背影隐藏其后？爱的情感流过去以后，是不是有令人惊讶的东西沉淀下来？
盐早的祖娘是个性子很古怪的人。白天要睡觉，到晚上倒要爬下床又是劈柴又是烧茶，有时候还哼哼地唱歌。盐早把她扶上了茅房，她偏不解手，盐早刚把她扶上床，她就屎尿交加臭气冲天。她呼天喊地地要吃酸蒜头，盐早好容易借来了，她又呼天喊地地要吃锅巴，把酸蒜头拔出碗外，满地都是。等到她把锅巴吃完了，她宣称自己什么也没吃，肚子饿得贴了背，诅咒盐早一心要把她饿死，诅咒盐早是个不忠不孝的家伙。好几年了，盐早就这样手足无措地照看着这位老人，一个把他们兄弟俩抚养大的老人。
盐早嗷嗷嗷地叫着，对祖娘有一种特别的心疼。一看见她赌气绝食什么的，就会急得团团转，额上青筋暴突。张开一排暴牙，叫得上村的人家都听得见。他家里一张小饭桌已经整修过几次了，据说每次都是他心急如焚时一掌拍垮的。我当然明白，这样嚎叫和拍桌出自他的心疼。可惜的是，我同样明白。这种心疼正在使祖娘对他的心疼越来越习以为常，习以为贱，最后到了既不珍惜也无察觉的地步。她常常翻着白眼咕咕哝哝，念着盐早的弟弟盐午。明明是盐早给她做的棉鞋，她硬说是盐午给她做的。明明是盐早背着她去卫生院看郎中，事后她硬说是盐午背着她去的。没有人可以纠正她这些奇怪的记忆。
盐午在远处读书，在外面学油漆匠或者学中医，从来没有在家里照看过她，甚至在她病重住院的时候也没有去过卫生院。但他偶尔回家一转，老人就要拉着他数落盐早的不是，有时候还满脸是笑，摸出一个在口袋里温了好些天的糍粑，或者两瓣已经于瘪瘪的柚子，偷偷塞给他。
盐午最擅长的是指导和指责，比方说对哥哥的嗷嗷叫大为不满，“她是个老，老小老小，你只能把她当娃崽，跟她生什么气呢？”
盐早理亏的样子，不吭声。
“她要闹的时候，你就让她闹。她精神足，阳气旺，闹一闹可以释放能量，恢复生理平衡，晚上倒可能会睡得安。”
他是个有知识的人，说起后来文绉绉的不大容易懂。
盐早还是不吭声。
“我晓得她磨人。没有办法。再吵事，再磨人，也没有办法，她总是个人吧？就算是条狗，也不能随便把她杀了吧？你怎么打得下手？”
他是指盐早前不久狠狠抽打了祖娘的手——当时那只手捡起鸡屎往她自己的嘴里塞。盐早事后也不明白他当时为什么那样暴躁，手为什么那么重，居然两下就把老人的手打肿了 ，几天后还白翻翻地脱了一层皮。人们说，盐早与农药交道太多，一身是毒，打在什么人的身上，都要烧脱对方一层皮的。
“她的被子要洗了，有股尿躁气。听见没有？”读书人说完就走了。他每次回来都是这样，吃一顿饭，抹抹嘴，作出一些安排就走了。当然，他尽可能留下一点钱。他有钱。
我不能说，盐午的训斥和钱不是一种仁厚，即便是一种局外和事后的反应，仁厚还是仁厚。但这种仁厚的前提恰恰是因为他以前很少住在家里，很少受到祖娘的折磨。我也不能说，盐早的动武不是一种冷漠，即使是面对一种不可理喻的自虐者，冷漠还是冷漠。这种冷漠来自他任何办法统统失效以后的绝望，来自他失败的爱。在这里，爱和恨换了个位置，就像底片在成像过程中黑滤下了白，而白滤下了黑。在马桥的这个老蛊婆面前，人的仁厚滤下了冷漠，而人的冷漠滤下了仁厚。
马桥人有一个特殊的词：“冤头”，有点像“怨”，包含了爱与恨两种含义。冤头常常处在这样一种处境。对方已经毫无可爱之处，因此惯性的爱不再是情感，只是一种理智的坚守和苦熬。人们可以想象，一种爱耗尽之后，烧光之后，榨干之后，被对方挥霍和践踏得一千二净之后，只剩下爱的残骸和渣滓，充满着苦涩，充满着日复一日的折磨。这就是“冤”。爱者可以有回报，在付出爱以后，至少可以给自己留下某种动人的回忆。而冤者没有任何回报，什么也留不下，一直付出到自己一无所有和全部输光的地步，包括一步步输掉了爱的全部含义和全部特征。到了这个时候，在道德舆论面前，冤者也就输掉了问心无愧的权利。
盐早就是他祖娘的冤头。
祖娘后来终于死了。下葬的时候，盐午赶回来哭得最为伤心，跪在棺木前，别人拉也拉不起来。从他晶莹的泪光里，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悲痛的真实。盐早却木木的，人家要他做什么，他才会做什么，目光很空洞。也许他这些天来给老人洗身子，换寿衣，买棺木，已经忙得没有工夫流眼泪了，也没有眼泪了。
因为盐早家的阶级成分，来给老蛊婆吊丧的人不多，也没有请人唱孝歌。丧事办得极为冷清。祖娘的娘家来了几个后人，免不了把怨气一古脑朝盐早发过去，说盐午还有点孝心，眼睛都哭红了，也舍得跪，只有盐早那个家伙不成体统，据说以前对老人就不怎么样，三天两头吵架，到现在也没个交代，眼眶都没怎么湿。死了条狗也要难过的么。这个没良心的货，以后不遭雷达？
对于这些七嘴八舌，盐早还是不吭声。
红娘子
山里多蛇。尤其是天热的夜晚，蛇钻出草丛来乘凉，一条条横躺在路上，蠕动着浑身绚丽的图案，向路人投来绿莹莹的目光，信子的弹射和抖动闪烁如花。它们在这个时候倒不一定有攻击性。有一次我夜晚回家实在有些困倦，恍恍惚惚东偏西倒，一不小心，赤脚踩了清凉柔软并且突然活动起来了的东西，来不及想清楚这是什么，我已经本能地魂飞魄散连连大跳，恨不得把双脚跳到脑袋上去。我一口气跑出几丈远，脑子里好容易才冒出一个字 ：蛇！我鼓足勇气看了一双脚，倒没有什么伤口。回头看，也没有蛇尾随而来。
山里人说这里有“棋盘蛇”。盘起来的全身刚好是一盘棋的形象。有“扇头风”，也就是眼镜蛇，扑过来比风还快，发出叫声的时候，连山猪都会吓得变成石头。
山里人还相信，蛇好色。因此捕蛇者总是在木头上描出妇人形象，抹上胭脂，最好还让妇人在上面吐一口唾沫，然后将其插在路边或岭上，过了一夜去看，很可能有蛇缠在木头上一动不动，醉死了一般 ，捕蛇者就可以从容地把猎物捕人蛇篓。
也是出于同一逻辑，他们说，怕蛇的人夜行时最好带一根竹棍或竹片。据说竹子是蛇的情姐，有竹在手，蛇一般来说不敢造次。
如果在路上遇到毒蛇来袭，山里人还有一十办法，就是大呼“红娘子”三个字。
据说这样一喊，蛇就发呆，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夺路逃跑。至于为什么要城这三个字而不是别的字，三有何来历？他们语焉不详。
一次，盐早打药打到北坡，被一条蛇咬了一口，哇哇叫着往回跑。他以为自己死到临头，跑了一段路，发现自己的脚不肿也不痛，身上既不抽筋也不发凉。他坐了一阵，自己还好好地活着，还能喝水还能看天还能揪鼻涕 ，他疑疑惑惑地回头去找喷雾器，走到原地反而惊呆了：足有三尺多长的土皮蛇，就是刚才咬他的那一条，在棉花地里死得硬邦邦的。
他已经活得比蛇还毒。
他好奇地跑到茶园里，往茶树丛里翻找，那里总是藏着很多土皮蛇。他伸出手让蛇咬，看那些蛇在他脚下一条条扭动着，抽搐着，最后奇迹般地不再动弹。
黄昏时分，他用一条死蛇捆住其它的一大把，提着回家，远远的人看了，还以为他顺手割了一把草回家。
渠
直到现在，我说到盐早或其他人的时候，都是用“他”。在马桥，与“他”近义的词还有“渠”。区别仅仅在于，“他”是远处的人，相当于那个他;“渠”是眼前的人，近处的人，相当于这个他。马桥人对于外来人说普通话“渠”与“他”不分,觉得不可思议委实可笑。
他们还有些笑话：比如“他的爷渠的崽”，是描述人前卑下人后狂妄的可笑表现——在这个时候，“他”和“渠”虽是同指，但性质绝然二致，切切不能混同。
古人也曾用“渠”指代人。《三国志》中有“女婿昨来，必是渠所窃”语。古人写诗也常用到这个词：“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蚊子咬铁牛，渠无下嘴处”……但从这些诗文里，基本上看不出“渠”的近指现义。我一直暗暗觉得，在语言中着意而顽固地区分他人的空间位置，可能纯属马桥人的多事，没有什么必要。
至今为止，人们觉得完全够用的中文普通话，还有英文、法文、俄文等等，都不作这种区分。
多少年后，我再到马桥，又听到了满耳的“渠”字，又见到了一个个面容熟悉或陌生的——渠。我没有见到作为“渠”的盐早。我想起当年他经常帮我挑柴，也曾屡屡被我们逗耍，比如常常乘他不备，偷了他的农药，拌了谷子去毒地老鼠，毒鸡鸭，或者干脆拿到供销社退钱换面粉吃，让他背了不少黑锅，挨村干部的骂。
我特别记得他着急的样子，一脸涨红，额上青筋极为茂盛地暴出，见到谁都怒气冲冲，对我们更是恶狠狠地嗷嗷直叫，表示对我们涉嫌作案的怀疑。但这种恼怒，并不妨碍他后来还是为我们挑柴或担别的什么。只要我们见到他的肩空着，笑一笑，打个手势，他还是咕咕哝哝朝重物而去。
我没有找到他。村里人说，龙家滩的什么人喊他去帮工了。至于他的家里，是不必去的，也是万万不能去的。他的婆娘醒得很，连饭都不会做，在田里薅禾，薅着薅着就一大屁股坐在泥巴里去了，就是这么个人。
我还是去了，在人们嘻嘻窃笑之下走向了那张黑洞洞的门。我看见墙上挂着几个装种籽的葫芦，还有很多狰狞的干蛇皮，像五颜六色的壁毯。我看见主妇果然蓬头垢面，脑袋大，吃下去的饭都长了这只头似的，额头上亮着一处显眼花的疤花，不知是如何留下来的。她该笑的时候不笑，不该笑的时候突然哈哈大笑，老熟人似的亲热让我有点怪异。她端来一碗茶，莫说喝，就是看一眼，碗边上腻腻的一圈黑污也让我好恶心半天。有这样的主妇，家里的地肯定平不了，比外面的地还坎坷崎岖，行走时一不小心就可能扭伤脚踝。各种颜色的衣物，其实都成了一种颜色，一种糊糊涂涂的灰暗，乱糟糟地堆在床上。主妇突然从那里面拖出一件东西，吓了我一跳。那件东西居然有鼻子眼睛，是个娃崽。居然一直不哼一声，在刚才哈哈大笑下也不曾惊醒，任凭三两只苍蝇爬在他紧闭双眼的脸上。
我差一点疑心他是个死婴——主妇只是拿来做做样子而已？
我匆匆给了她二十块钱。
这当然有些吝啬，也有些虚伪。我本来可以拿出三十块、四十块、五十块或者更多的钱，但我没有。打发二十块就够，是我没有明言的权衡和算计。二十块做什么呢？与其说是对盐早的同情，不如说是支付我的某种思念，赎回我的某种歉疚，买来心里的平静和满足，也买回自己的高尚感。我想到二十块钱就可以使自己迅速地哼起歌来，就可以使自己迅速地摆弄起照相机，就可以马上离开这个恶心的破房子然后逃入阳光和鸟语，实在很便宜。我想二十块钱就可以使自己今后的回忆充满诗情充满玫瑰色的光辉，实在很便宜。
我原封不动地放下茶碗，走了。
晚上，我住在乡政府的客房里。有人敲我的门，打开来，黑洞洞的外面没有人影，只有一根圆木直愣愣捅进房来。我终于看清了，随后进来了盐早，比以前更加瘦了，身上每一块骨节都很尖锐，整个身子是很多锐角的奇怪组合。尤其是一轮喉骨尖尖地挺出来，似乎眼看就要把颈脖割破。他笑的时候，嘴里红多白少，一张嘴就暴露出全部肥厚的牙龈。
他的肩还没有闲着，竟把一筒圆木又背了这十多里路。
他显然是追着来看我的。从他手势来看，他要把这筒木头送给我，回报我对他的同情和惦记。他家里也许找不出比这更值钱的东西。
他还是不习惯说话，偶尔说出几个短短的音节，也有点含混不清。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对我的问话报以点头或摇头，使谈话得以进行。我后来知道，这还不是我们谈话的障碍，即便他不是一个牛哑哑，我们也找不到什么话题。除了敷衍一下天气和今年的收成，除了谢绝这一筒我根本没法带走的木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点燃他的目光，才能使他比点头或摇头有更多的表示。他沉默着，使我越来越感到话的多余。我没话找话，说你今天到龙家滩去了，说我今天已经到过你家，说我今天还看见了复查和仲琪，如此等等。我用这些毫无意义的废话，把一块块沉默勉强连成谈话的样子。
幸好客房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正在播一部老掉牙的武打片。我拿出兴致勃勃的样子，一次次把目光投向武士、小姐、老僧们的花拳绣腿，以示我的沉默情有可原。
幸亏还有个挂着鼻涕的陌生娃崽几次推门进来，使我有些事情可做，问问他的名字，给他搬凳子，同他身后的一位妇人谈谈小孩的年龄，还有乡下计划生育。
差不多半个钟头到了。也就是说，一次重逢和叙旧起码应该有的时间指标已经达到了，可以分手了。半个钟头不是十分钟，不是五分钟。半个钟头不算太仓促，不算太敷衍，有了它，我们的回忆中就有了朋友，不会显得太空洞和太冷漠。我总算忍住了盐早身上莫名的草腥味——某种新竹破开时冒出来的那种气味，到过了这艰难而漫长的时光，眼看就要成功。
他起身告辞，在我的强烈要求下重新背上了那沉沉的木头，一个劲地冲我发出 “呵呵”的声音，像要呕吐。我相信他有很多话要说，但所有的话都有这种呕吐的味道。
他出门了，眼角里突然闪耀出一滴泪。
黑夜里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看见了那一颗泪珠。不管当时光线多么暗，那颗泪珠深深钉入了我的记忆，使我没法一次闭眼把它抹掉。那是一颗金色的亮点。我偷偷松下一口气的时候，我卸下了脸上僵硬笑容的时候，没法把它忘记。我毫无解脱之感。我没法在看着电视里的武打片时把它忘记。我没法在打来一盆热水洗脚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挤上长途汽车并且对前面一个大胖子大叫大喊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买报纸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打着雨伞去菜市场呼吸鱼腥气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两位知识界精英软磨硬缠压着我一道参与编写交通法规教材并且到公安局买通局长取得强制发行权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起床的时候忘记。
黑夜里已经没有脚步声。
我知道这颗泪珠只属于远方。远方的人，被时间与空间相隔，常常在记忆的滤洗下变得亲切、动人、美丽，成为我们梦魂牵绕的五彩幻影。一旦他们逼近，一旦他们成为眼前的“渠”，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他们很可能成为一种暗淡而乏味的陌生，被完全不同的经历，完全不同的兴趣和话语，密不透风坚不可破地层层包藏，与我无话可说——正像我可能也在他们目光里面目全非，与他们的记忆绝缘。
我想找到的是他，但只能找到渠。我不能逃离渠，又没有办法忘记他。
马桥语言明智地区分“他”与“渠”，指示了远在与近在的巨大区别，指示了事实与描述的巨大差别，局外事实与现场事实的巨大差别。我在那一个夜晚看得很清楚，在这两个词之间，在那位多个锐角的奇怪组合扛着木头一步 从“渠”跨入“他”的时候，亮着一颗无言的泪珠。
道学
我给了盐早的婆娘二十块钱。他乐滋滋地收下了，嘴里当然有很多客气话：
“盐早经常说起你们的。”
“你如何这样道学呢？”
等等。
道学，在马桥词汇中是讲礼貌、讲德性、讲大道理，一本正经而且有些罗罗嗦嗦的意思。一般来说，这个词没有什么贬义。
如果考虑到儒家道统多少年来包装了多少伪善，那么这个词在外人听来，又不能说是一个令人舒服的词。似乎人的善举——比方说这二十块钱吧，不是出于内心的诚恳，不是出于性情的自然，而只是一种文化训练文化约束的结果，这不能不让人有些沮丧。“道学”之外，人际之间还可能有真心实意地同情和亲近，吗？马桥人用“道学”一次取代善良、好心、热心肠等等相近的词，是不是无法摆脱对人性的深深怀疑？这种怀疑能够使多少施舍者惊惧与汗颜?
黄皮
“黄皮”是一条狗，极普通的黄狗，没有更多的特征成为我们取名的依据，它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似乎没有主人。因为知青的粮食多一些，父母还多少给些贴补，知青户的锅里就多一些好闻的气味。这些人还没有完全改掉大手大脚的习气，脏了的饭。馊了的菜，随手就泼到了地上或倒进沟里。日子一久，黄皮在这里吃油了嘴，几乎就在这里生了根，满怀希望的目光，总是盯着我们的碗。
它也熟悉了知青的语音。要把它从远远的地方叫来，要它对什么目标发动攻击，非用城里的长沙话不可。若是用马桥话，它就东张西望地看一看再说。马桥人发现这一点以后，十分生气。
它甚至熟悉了我们的呼吸和脚步声。我们有时候晚上外出，到邻近的村寨串人家，到公社里打电话，回村时已是深夜。我们爬上天子岭，马桥在我们的脚下，沉没在缓缓流动的淡蓝色月光里，离我们至少还有五六里路。在这个时候，无须说话，更无须打口哨，远远的马桥就有了动静，一线急促的碎践声从月光深处游游而出，沿着曲折小道越来越近，越来越快，最后化作一个无声的黑影，扑向我们的袖口或衣襟以示欢迎。
每次都是这样。它对五六里开外任何声响的捕捉和识别，它不惜辛劳的狂奔式接应，总是成为我们夜归者的温暖，成为提前拥抱上来的家。
我不知道我们离开马桥以后，它是如何活下来的。我只记得，在罗伯遭疯狗咬了以后，公社发动了一次广泛的打狗运动。本义说黄皮最没良心，最应该打，操着步枪亲自动手，连发了三枪没打到要害。黄皮勾着一条流血的后腿，哀呼着窜上岭去了。
夜里，我们听到了房子附近的坡上有狗吠，是它熟悉的叫声，叫了整整几个晚上。也许它十分奇怪；它可以听到我们远在天边的脚步，了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它如此近切的呼救？我们当时忙着要招工离开马桥，顾不上它了。甚至没有注意它的叫声是什么时候停止的。
我多少年后重访马桥时总算认出了它，认出了它只有三条腿的一跛一跛。它看了我一眼，没有任何表情，重新靠着墙脚闭上双眼睡觉。它又老又瘦了，多半的时候只能卧着，也听不懂长沙后了。我伸出手摸一摸它的头，它抽搐了一下猛醒过来，毫不客气地反过头来大咬一日，当然并没有真咬，只是用牙齿把我的手重重地夹了一下，表示威胁和厌恶。
这条没什么说头的狗再次看我一眼，掉头而去。
晕街
普通话里有“晕船”、“晕车”、“晕机”之类的词，但没有马桥人的“晕街”。晕街是一种与晕船症状相仿的病，只在街市里发生，伴有面色发青，耳目昏花，食欲不振，失眠多梦，乏力、气虚、胸闷、发烧，脉乱，呕泻等等，妇女患此病，更有月经不调和产后缺奶的情况。马桥一带的郎中都有专门治疗晕街的汤头，包括枸杞、天麻、核桃什么的。
因此，马桥人即使到最近的长乐街，也很少在那里过夜，更不会长住。上村的光复当年到县城里读书，去了一个多月就严重晕街，整整瘦了一圈，要死要活地回山里来了。他说苦哎苦哎，城里哪是人去的地方！他后来好歹读了个文凭，好歹在城里谋了个教书的饭碗，在马桥人看来已经是奇迹。他对付晕街的经验是：多吃腌菜。他就是靠两大坛子好腌菜，外加多打赤脚，才在街上坚持了十多年。
晕街是一个我与马桥人经常争论的问题。我怀疑这不是一种真正的病，至少是一种被大大误解的病。城市没有车船飞机的动荡，充其量只比乡下多一点煤烟味、汽油味、自来水里的漂白粉以及嘈杂声响，不大可能致病。事实上千万城市人也没有得过这种病。我离开马桥之后，读了些杂书，更加怀疑晕街不过是某种特殊的心理暗示，就像催眠术。只要你有了接受的心理趋势，听到说睡觉，就可能真睡了；听到说鬼魅，就可能真见鬼了。同样的道理，一个长期接受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教育的人，确实可能在生活中处处发现敌人——一旦他预设的敌意招致他人的反感、厌恶甚至反弹性报复，那么，事实上的敌对状态，反过来会更加应证他的预想，使他的敌意更加理由充分。
这一类例了揭示了另一类事实，不，严格地说不是事实，只是语言新造出来的第二级事实，或者说再生性事实。
狗没有语言，因此狗从不晕街。人类一旦成为语言生类，就有了其它动物完全不具备的可能，就可以用语言的魔力，一语成箴，众口烁金，无中生有，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奇迹。想到这一点以后，我在女儿身上作过试验。我带她坐汽车，事先断定她不会晕车，一路上她果然活蹦乱跳没有任何不适。待下一次坐汽车，我预告她会晕车，结果，她情绪十分紧张，坐立不安，终于脸色发白紧锁眉头倒在我的怀里，车还没动就先晕了一半。这一类试验，我不能说我屡试不爽，但这已经足够证明语言是一种不可小视的东西，是必须小心提防和恭敬以待的危险品。语言差不多就是神咒，一本词典差不多就是可能放出十万神魔的盒子。就像一晕街一词的发明者，一个我不知道的人，竟造就了马桥一代代人特殊的生理，造就了他们对城市长久的远避。
那么“革命”呢，“知识”呢，“故乡”呢，“局长”呢，“劳改犯”呢，“上帝”呢，“代沟”呢……在相关的条件下，这些词已经造就过什么？还会造就什么？
我没法说服马桥人。
我后来知道，本义若不是因为晕街，也差一点吃上国家粮。他从朝鲜战场回来，在专署政府当马夫，以后很可能当干部，前途一片阳光。他像其他马桥人一样。总觉得街上的日子问。那里少见姜盐豆子茶，没有夏夜星空之下的水流声，没有火塘边烤得热乎乎的膝盖和膀裆……他的马桥后不大容易让人听懂。他也没法像街上人起床那么早。他总是忘记扣好裤子的前档总是遭同事的嘲笑。他不习惯把茅房叫作什么厕所，也不习惯茅房分男女。
他也学习一些同事的习惯，比方说用牙刷，用水笔，甚至跟着耍耍篮球。第一次上场他忙得满头大汗到下场时还没有摸到球。第二次上场。对方抢了球则要攻篮，他突然大叫一声“停——”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目光一齐投来。他不慌不忙走出场，揪了一把鼻涕，又回到场内，对球员们若无其事地挥挥手，“太急火了，太急火了，慢点来。”
他不知道场上的人们为什么发笑。他听出了笑声一有恶意。他揪鼻涕有什么不妥么？
伏天，街上比乡下要燥热得多，热得好没良心。他晚上在街上游荡，看见一些女学生从面前跑过，穿得真是下，短裤下露出了大腿和脚。他还看见树荫下一排排竹床，上面有陌生的女人正在摇扇睡觉。一种类似熟肉的气味来自她们的下巴、赤足、腋下的须毛或者领口偶然泄露出来的一轮雪白。他觉得全身燥热，呼吸急促，脑袋周围一圈痛得难受——肯定是晕街了。他抹了半盘万金油也没有用，请人在他背上刮出几道红红的瘀，还是脑袋炸，嘴巴也烧出了一圈泡。他挽着袖口恶狠狠地在街上转了几个来回，一脚把草料筐踢出丈多远 ：“老子走！”
几天之后，他从乡下回来了，火气尽泄，笑眯眯地拿出山里的粑粑，分给同事们尝新。
那时他的一个哩咯嘟在张家坊，一个比他大十二岁的寡妇，身肥如桶，消除他的火气绰绰有余。
专署离马桥足有两天多的旱路，他不可能经常回去泄火。他向首长报告，他有晕街的病，马桥人都有这种病，享不得富贵。他希望能够回山里去作他的两亩滂田。首长还以为他不安心养马，给他换了个工作，到公安处当保管员。在同事们看来，他有点不识抬举，就在到任的第二大，居然对处长老婆非礼——当时那婆娘正在研究床上的一件毛衣，两手撑着床沿，屁股翘得老高。本义有点高兴，朝触目抢眼的屁股拍了一巴掌，“看什么看什么？”
婆娘大吃一惊，红着脸开骂：“你这个臭王八蛋，你是哪里拱出来的货？你想做什么？”
“你怎么开口就骂人？”他对旁边一位秘书说，“她如何嘴巴这么臭？我只是拍了一下，……”
“不要脸的你还敢说！”
“我说什么了？”
本义一急，就说起了马桥话，说得嘴巴要抽筋也没有什么人能听懂。但他看见那个臭婆娘远远地躲到了墙角，听懂了她嘴里真真切切三个字：“乡巴佬！”
领导后来找本义谈话。本义一点也不明白领导有什么可谈的。好笑，他这也算犯错误？这也算调戏？他不过是拍了一巴掌，拍在哪里也是拍，他在村子里的时候谁的屁股拍不得？他忍着性子。没同领导斗嘴。
领导定要他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没什么根源，我就是晕街。一到这街上，火就重，脑壳就痛，每天早上起来都像是被别个打了一顿。”
“你说什么？”
“我说我晕街。”
“晕什么街？”
领导不是马桥人，不懂得什么叫晕街，也不相信本义的解释，一口咬定本义是拿胡言乱语来搪塞。本义感到高兴的是，因祸得福，一巴掌倒是把他的处分拍下来了，他的差事丢了，可以回家了！以后又可以天天吃姜盐豆子 茶还可以每天早上睡懒觉了！他拿到回乡通知的时候，高高兴兴地骂了一通娘，一个人进馆子狠狠地吃了一碗肉丝面，喝了三两酒。
多少年后，他有一次到县里开一个于部会，碰到自己在专署的老同事胡某，以前的一个小通讯员。胡现在当官了，在会上说的“三个关键”“四个环节”“五个落实”，本义完全听不懂了。胡轻轻顿着纸烟的动作，向右上方理一理头发的动作，吃饭以后还要漱漱口而且用把小刀削苹果的动作，本义也感到十分陌生，十分惊讶和羡慕。他在老同事下榻的招待所客房里手足无措，对着明亮的电灯也 睁不开眼。
“你呀你，当初是亏了一点，也就是一件小事么，不该处分得那么重。” 胡抚今追昔，给了他一个已经削皮的苹果。
“不碍事的，不碍事的。”
老同事叹了口气，“你现在是不行了，文化太低，归队也不合适了。你有娃崽没有？”
“有，一男一女。”
“好呵，好呵，年成还好？”
“搭伴你，锅里还有煮的。”
“好呵，好呵，家里还有老的？”
“都调到黄土公社阎家大队去了。”
“你还很会开玩笑。你婆娘是哪里的？”
“就是长乐街的，人还好，就是脾气大一点。”
“好呵，好呵，有脾气好呵……”
本义不知道对方的“好呵好呵”是什么意思，以为对方这样详细了解他的情况，会为他作出什么安排，给他什么好处，但终究没有听到。不过，这个晚上还是很令人愉快。他感激老胡事还没有忘记他，对他仍然客气，还接济他十斤粮票。他还回想到多年前处长婆娘的那一个圆圆臀部，有片刻幸福的神往。散会的那一天，老同事还要留他多住一晚。本义说什么也不同意。
他说年纪大了，现在更晕街了，还是回去好，老同事要用他的吉普车送本义一程，本义也连连摇手。他说他怕汽油味，平时路过加油站都要远远地绕道，根本不能坐车的。他旁边的一位干部证明，这不是客气话，马桥一带的很多人都怕汽 油，情愿走路也不坐车。县汽车运输公司不久前把长途线路延伸到龙家湾，意在方便群众，没料到一个月下来没有几个人来坐车，只好又取消那一趟班车。
老胡这才相信了，挥挥手，目送本义的身影上了路。
颜茶
本义在专署养马的时候，最不习惯城里的茶。
一般来说，马桥人喝姜茶，也叫擂茶。用小小的齿面擂钵，擂刮下一些姜末，加盐，与吊壶里的沸水反复冲兑几手而成。家境较好的人家，不用瓦壶而用铜壶，铜壶总是擦得铮亮照人，气势非凡。主妇们把豆子、芝麻之类的香料，放入铁罐子里塞进柴火中爆炒。她们都不怕烫，一边在灶下梢着柴，不时用指头捉住铁罐子摇几下，免得里面的香料烧焦。哗啦啦的摇滚之声和叭叭叭的豆子芝麻爆炸声，不一会就开放出热烘烘的香气，引得客人们眉开眼笑。
更隆重的一些茶式，便是茶中再加红枣鸡蛋了。
本义完全不能理解，城里人有的是钱，为什么偏偏要喝颜茶，也就是没有香料的茶，是茶类中最低级的一种。颜茶不是临时烧得，一般都用大锅烧好，大罐囤积，一放就是两三天，仅有解渴的作用。颜茶也常常不用茶叶，用一些茶树杆子烧成，颜色深如酱。“颜”茶之名可能是由此而来。
城里人只喝这样的茶而不喝擂茶，岂不可笑？岂不可怜？
夷边
十里有三音。对远处任何地方，长乐人一律称为“夷边”，双龙人一律称“口边”，铜锣峒人一律称“西（发上声）边”，马桥人则称“夷（发去声）边”——无论是指平江县，长沙，武汉还是美国，没有什么区别。弹棉花的，收皮子的，下放崽和下放干部，都是“夷边”来的人。文化大革命，印度支那打仗，还有本义在专署养了两年马，都是“夷边”的事。我怀疑他们从来有一种位居中心的镇觉，有一种深藏内心的自大和自信。他们凭什么把这些穷村寨以外的地方看作夷？
夷是中原古人对周边弱小民族的描述。从字面上看，弓人为“夷”。马桥人凭什么还以为地平线以外那些繁华而发达的都市还在靠打猎为生？还是一些没有学会农业生产的部落？
一位人类文化学教授告诉我，在中国古代，百家争鸣，只有一个小小的学派否认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即春秋时期的名家。以至后来有些人对名家不大看得顺眼，对他们的国籍问题都产生了疑问：“公孙龙子”一类的名字，古里古怪的，莫不是一些外国留学生或访问学者的雅号？郭沫若先生破译甲骨，认为中国的天干地 支说受到过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凌纯声先生也猜测中国古史记载中的“西王母”部族，不过是巴比伦文Siwan （月神）的译音，推论早在丝绸之路出现以前，就有外来文化流入，华夏古文化的来源可能十分多杂。这些都加强了人们对名家来历的狐疑。当然，对于一国文化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来说，即便公孙龙子们真是一批外国学人，他们的声音还是十分微弱，至少从没有撬动华夏族关于自居“中央之国”的观念，也很难削弱中国人的文化自大感。马桥人的一个“夷”字，流露出明显的华夏血统，暗藏着他们对任何远方事物的轻蔑和不以为然。马桥人的先辈从来没有考虑过公孙龙子们的忠告，这种固执竟然在语言中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话份
本义说过，省城里的人不喝擂茶，也不懂得纺纱织布，可怜他们家家都没有布做裤子，一条短裤只有一巴掌大，像婆娘们的骑马带子，勒得胯裆憋死人。马桥人由此十分同情省城里的人，每次看见我们知青要回城，总是要我们多买点乡下的土布带回去，给爹妈多做两条裤子。
我们觉得十分好笑，说城里并不缺布，短裤做得小一点，是为了贴身，好看，或者为了运动的方便。
马桥人眨眨眼，不大相信。
日子长了，我们发现无论我们如何解释，也没法消除本义的讹传——因我们没有话份。
“话份”在普通语中几乎找不到近义词，却是马桥词汇中特别紧要的词之一，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一定份额的权利。有话份的人，没有特殊的标志和身分，但作为语言的主导者，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感觉得到来自他们隐隐威权的压力。他们一开口，或者咳一声，或者甩一个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听，即使反对也不敢随便打断话头。这种安静，是话份最通常的显示，也是人们对语言集权最为默契最为协同的甘心屈从。相反，一个没有话份的人，所谓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是白说，人们不会在乎他说什么，甚至不会在乎他是否有机会把话说出来。他的言语总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永远得不到回应。这种难堪的事多了，一个人要保持开口的信心，甚至要保持自己正常的发声功能，是不无困难的。盐早最后几乎成了一个真正的牛哑哑，就是话份丧失的极端一例。
握有话份的人，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他们的词语、句式、语气等等被众人习用，权利正是在这种语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在这种语言的扩张和辐射过程中得以确证和实现。“话份”一词，道破了权利的语言品格。一个成熟的政权，一个强大的集团，总是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会议、礼仪、演说、典籍、纪念碑、新概念、宣传口号、艺术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会的话份。不能取得话份的强权，不过是一些徒有财力或武力的乌合之众，像一支又一支杀退过官军甚至占领过京城的草寇，即便一时得手，也必然短命。
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执政者总是重视文件和会议的。文件和会议是保证权利运行的一个个枢纽，也是强化话份的最佳方式。文山会海几乎是官僚们不可或缺并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即便是空话连篇的会议，即便是没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会议，也往往会得到他们本能的欢喜。道理很简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设置主席台和听众 席，明确区分等级，使人们清醒意识到自己话份的多寡有无。权势者的话语才可以通过众多耳朵、记录本、扩音器等等，得到强制性的传播扩散。也只有在这种氛围里，权势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里，感受到权利正在得到这种语言的滋润、哺育、充实和安全保护。
这一切，往往比会议的具体目的更为重要。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权势者对自己不习惯和不熟悉的语言，充满着天然的警觉和敌意。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和鲁迅在中国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崇，是空荡荡书店里最终得以保留的几位伟人中的两位。即便在这个时候，读马克思和鲁迅仍然是十分危险的，我在乡下的一本马克思的书，就差一点成为了我“反动”的罪证——公社干部说：那个下放崽，不读毛主席的书读马克思的书！什么思想？什么感情？
我体会，公社干部是无意反对马克思的，也并不知道那一本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说了些什么，是否有害于他们的禁山育林或计划生育或者打平伙分狗肉。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大在乎。他们瞪大眼睛，只是对马克思著作里一切听不太懂的语言恼怒，感到他们的话份正在受到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主义艺术声势浩大，抽象画、荒诞剧、意识流小说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惊世骇俗，嬉皮运动、女权运动，还有摇滚乐等等异生的文化现象也随之而来。有意思的是，这些新现象出现时差不多—一都被视之为邪恶的政治阴谋。资产阶级的报纸攻击毕加索的抽象画是“苏联企图颠覆西方民主社会的罪恶伎俩”，“布尔什维克的 意识形态宣传”，而摇滚歌手“猫王”爱尔维斯和“披头士”代表人物列农，被教会和国会议员们疑为“共产党的地下特工”，目的是“要败坏青年一代，使他们在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未战先败”——他们的音乐在美军驻欧基地一直是禁品。在另一方面，任何红色政权也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情，现代艺术无论雅俗，几十年来也一律遭到官方的批判，官方文件和大学教科书将其定性为——“和平演变的先锋”，“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等等。
这些反应显然是一种防卫过度。无论哪一方后来都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也或多或少地放宽了管制尺度，甚至愿意利用各种新异的文化语汇来为我所用，比如用摇滚乐来各颂延安或南泥湾，用抽象画来促进服装出口业。
当然，如果把这些反应完全看成防卫过度。是大大的天真。事实上，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就是一种不可控的语言，它差不多也就是一种不可控的权利。不论它表面上的政治标志如何，它都具有实际上的离心力，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断，形成对执政者话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
马桥人似乎具有一切执政者的洞明，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因此把权利归结为话份，归结为说。
我们可以着一看，在马桥，哪一些人有话份？
（1 ）一般来说，女人没有话份。男人说话的时候，她们习惯于不插嘴，只是在一旁奶娃崽或者衲鞋底。因此，干部从不要求她们参加村民大会。
（2 ）年轻人没有话份。他们从小就听熟了“大人说话娃崽听”一类古训，总是优先让老人们说。对老人们的说法，即便反感也多是背地里咕咕哝哝，不可大逆不道地当面顶嘴。
（3 ）贫困户没有话份。财大才者气粗，家贫自然气短，穷人一般都觉得自己不够体面，不愿去人多的地方露脸，自然失去了很多向别人说话的机会。马桥还有习俗：凡欠了债的人，哪怕只欠了半升包谷，也不得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中担任司仪、主祭、伴娘之类的重要角色，免得给主家带来晦气。各家火塘边最靠近茶柜的位置，是最显服的位置，叫主位，债主之外的任何客人不得随便就坐，否则就有辱主之意。这些规矩都保证了人们的话语权向手握债权的富人们那里集中。
……
这样看来，话份被性别、年龄、财富等因素综合决定。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本义作为党支部书记，作为马桥的最高执政者，无论何时说话，都落地有声，一言九鼎，说一不二，令行禁止。日子久了，他习惯了粗门大嗓，一条嗓子经常伤痕累累地气多声音少，还是哇哇哇地到处送气。哪怕一个人背着手走路，也关不住一张嘴，有时候禁不住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这个地上种得豆子么？”“扯龙谈，种命 ！水浸浸的沤烂根。”“掺些黄泥巴来恐怕要得。”“你到哪里担？你到哪里担？有工夫担泥巴，还不如多到坡上种几只包谷。”“醒娘养的……”
其实都是他一个人说的话。有时候跟在他背后走一路，可以发现他嘴巴从不消停，不惜找自己抬杠，一张嘴可以开一台辩论会。
人们叫他“义大锣”，知道他走到哪里都热闹。公社于部也对这位“义大锣”让三分。有一次公社开会，本义熟门熟道地到了那里，照例先去伙房里耸耸鼻子，检查一下伙房的气味。他从灶口里找个火点烟，看见脚盆里只切了一大盆萝卜，灶角下肉骨头都没见到一根，立即沉下睑，“岂有此理！对贫下中农这样没有感情！恩？”他怒冲冲拂袖而去，会也不开了，一直冲到供销社的屠房，问还有肉没有？屠夫说，肉刚卖完了。他操起一把板刀，说赶快捉猪来，捉猪来！屠夫说，公社规定每天只准杀一头猪。本义说，公社里说以后可以吃饭不要钱，你也信？万玉刚好也坐在这里，笑嘻嘻地说：“好，好，今天我也搞碗肉汤喝一下。”本义眼睛一瞪，“你如何坐在这里？”
万玉眨眨眼，“也是，我如何坐在这里？”
本义本来就有无名火，把板刀一拍，“你看你这个懒样子，不过年不过节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还不快点跟老子回去！你今天不锄完北坡上那几亩地上的油菜，我发动群众斗死你！”
万玉被板刀声骇得屁滚尿流，赶快溜出门，只是隔了一阵，怯怯地把油光光的脑袋探进来，“你你……你刚才要我做什么？”
“你聋了呵？要你锄油菜！”
“晓得了晓得了。你莫发气罗。”
油光光的脑袋缩回去了。本义总算吐匀气，卷上一撮烟丝，发现身后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居然还是万玉脸上的苦笑，“对不起，我刚才又听急了，你是要我锄……锄……”
想必他已经骇得跑了魂，什么话也听不清了。
本义把油菜两个字狠狠灌进他的耳朵，这才把他打发走。
屋后有了一串猪叫，本义的气色才算活了几分。他最喜欢杀猪，杀得也内行。又一阵猪叫之后，他脸上尽是泥点，手上血污污的回到灶边吃烟。刚才只一刀，干净利落把猪放倒。他搭嘴搭舌一直守在屠房里，最后邀几个供销社的伙计凑在热气腾腾的锅灶边，吃了猪肉，喝了猪血汤，才满意地抹了 抹油嘴，打了个饱嗝。
他没有开会，公社干部也不敢批评他。待他满面通红地重返会场，干部还要请他上台发言，足见他的话份十分了得。
他说：“我今天不讲多了，只讲两点。”
这是他每次发言前例行的公告。他无论实际上讲的是两点，还是三点、四点、五点乃至更多，也无论是讲三言两语还是长篇大论，都要事先申明，他只讲两点。
他讲着讲着，一股肉汤味涌上来，便讲到他以前在朝鲜的经历，用当年他打美国兵的武功，来证明现在修水利、种禾谷、养猪、计划生育之类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完成的，也是一定要完成的！他总是把美国的坦克说成是拖拉机。他说在三八线，美国的拖拉机来了，地都发抖，把人的尿都骇得出来。但志愿军英雄好汉，一百丈，不打，五十丈，还不打，三十丈，还不打，最后，等美国拖拉机到了面前，一炮就把它娘的打掉了！
他得意地踌躇四顾。
公社何部长曾经纠正他的说法：“不是拖拉机，那叫坦克。”
他眨眨眼：“不叫拖拉机？我没读多少书，是个流氓。”
他的意思是，他是个文盲，分不清坦克和拖拉机没有什么奇怪，他也认真地学习过坦克这个词，但是到了下次开会，他照例一百丈五十丈二十丈地紧张了一通后，还是一溜嘴说成拖拉机。
他的这一类用语错误，丝毫不影响他的话一句顶一句。“人只有病死的，没有做死的”，“大灾大丰收，小灾小丰收”，“人人都要搞思想搞进步搞世界”，等等这些话没有多少道理，但因为出自他本义，就慢慢通用了，流传下来了。他耳朵有些背，有一次从公社干部那里，把毛主席语录“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听成了“路线是个桩，桩上钉桩”，有明显的错误，但因为“桩”字出于他的口，马桥人后来一直深信不疑，反而嘲笑我们知青把路线说成是“纲”，纲是什么？ ！
满天红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盛产“满天红”的年代。满天红是一种大灯壶，两只长长的壶嘴伸出去，吐出小指头粗细的灯芯，燃着棉油或柴油，冒出滚滚的黑烟。用一根长长的竹杆挑一盏这样的灯，调破沉重的黑暗，上岭开民下田收禾，聚众开会，列队游行，是这个年代常有的事情。这是一个白天不够用的年代，夜晚也必须充满着激动。白铁匠们做出了一批批的满天红，销路特别好。干部们介绍哪个公社或哪个队的革命形势，常常用这样的话：“你们去看看人家，人家满天红一上阵就是十几盏！”
我落户到马桥的，赶上了当地“表忠心”的热潮。向领袖表忠心，每天不可少的活动就是晚上到复查的堂屋里去。只有他家的堂屋大一些，容得下全生产队的劳动力。一盏昏昏的满天红挂得太高，灯下的人还是模模糊糊的黑影子，看不清楚。撞了一个人，不知是男是女。
大家对着领袖的像站好了，干部一声令下，劳动力们突然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一口气背了毛主席五六条语录，把我们这些下放崽骇了一跳。我们没有想到马桥人记得这么多，在他们革命的理论里晕头转向。
过了 一段，发现他们每次背诵的都一样，就是那么几条，才放了心。
下放崽读过书，很快记熟了更多的领袖语录，也可以滚瓜烂熟地一口气吼出来，狠狠打击了他们的猖狂气焰。他们败下阵去，以后就老实一些了，掏出烟丝来首先问下放崽要不要，背语录的声音也有些疲软不振。
吼过之后，由一个干部，一般来说是本义或者是罗伯，向墙上的毛主席简要汇报当天的农事，然后怯怯地说：“你老人家好生睡觉呵。”
或者说：“今天下雪了，你老人家多烧盆炭火呵”
毛主席似乎是默许了。大家这才笼着袖子散去，一个个撞入门外的飕飕寒风。
有一次兆青躲在人后打瞌睡，其他人都走光了，他还蹲在角落里。复查一家人也没有注意，关了门就睡觉。到了半夜才听到有人大喊大叫，说你们好毒辣！想冻死我呵？
复查哭笑不得，只好说，怪只怪满天红没油了，晚上看不清。
可以想见，经过每天这样的学习，大家嘴里都有很多革命理论。不大相同的是，马桥人有时候说出一些比较特别的毛主席语录，比如：“毛主席说，今年的油茶长得很好”；“毛主席说，要节约粮食但也不能天天吃浆”；“毛主席说，地主分子不老实，就把他们的吊起来”；“毛主席说，兆矮子不搞计划生育，生娃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毛主席说，哪个往猪粪里掺水，查出来就扣他的口粮谷！”诸如此类。我打听了很久，没有人知道这些最高指示的出处，也没有人知道是谁是这些话的最初传播者。但人们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些话，一次次在言谈中引用。
当然也没有什么奇怪。我后来读中国文学史，发现马桥人没有比历史上一些儒学大师们干得更坏。那些人动不动就“征圣”，其实也经常假托孔子，假托老子，假托苟子或孟子，编造圣言以唬人。汉朝的杨雄引用过大量的孔子语录，经后人查实，没有几条是真的。
格
“格”是一个常用词，跟“品格”。“资格”一类概念近义，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有没有格，失（音She ）不失格，是马桥人对他人的基本评价尺度。一个人的资历、学历、出身、地位、信誉、威望、胆识、才干、财产、善行或者劣迹，甚至生殖能力等等，都会使他的格发生变化 ，格又跟话份有互为表里和因果，有格的人自然有话份，有话份的人肯定有格。
复查的同锅叔叔明启，人称明启叔，曾经在长乐街学会了做白案。公社开大会，常常要他去做馒头，这就给了他很大的格。每当有了这类机会，明启叔的称呼就变成了明启爹，不止明启自己脸上有了光，全马桥的村民都觉得睑上有了，碰到有外乡人路过村里，也不管人家认不认得他，马桥人总要有意无意地隆重推出此人。要是听的人一脸茫然，或者不表示特别的兴趣，马桥人的脸就会立时拉下来，满眼透出鄙夷地说，你连明启爹都不晓得？如果他正打算烧茶款待你，你的待遇就可能因为你的茫然或不屑变成了一碗冷冷的颜茶。胡启做完馒头回村，喜欢背着手在村里走一圈，对看不顺眼的事情指指点点。再调皮的后生子对他一身的馒头味也敬畏三分，老老实实耷拉着脑壳不吭声。有一次，明启轻轻几句话就 镇得一个叫“三耳朵”的后生不敢捉泥鳅，提了桶子往回溜，让我们知青颇为吃惊。三耳朵平时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我凑到他耳边问：“今天你何事这样老实 呵”。他一副自认倒霉的样子，心服口不服地嘟哝：“算他有格吧，老子今天不吃眼前亏。”我这才开始注意起，同是马桥人，有没有格活得很不一样。
罗伯有个干崽从夷边给他寄钱，等于寄了格给他。不然，光靠他的一把年纪，格大不到连本义也让他三分的地步。
兆青不会做馒头也没有干崽寄钱，但一口气生了六个儿子，也使他的格略略高升。村里分红薯或豆子，到了他这一份，干部手中的秤杆子总要挑高些，以示对他的尊重。
当然，有些临时性的格就不无滑稽的效果。比如外号黑相公的一个知青从城里回来，带来一瓶龙杯酱油，同仲琪换了一只山鸡。这种酱油是名牌，据说还是贡酱油，年年都要送到北京为毛主席烧红烧肉的，地方上起码要县级干部才沾得到边。消息传开，仲琪就享受了半个月的格，半个月内咳嗽的底气都足了许多。尽管他一滴半滴地用着酱油，终也架不住左右邻舍三天两头来求，架不住公社干部和本义一次次的来访，眼看瓶子一天天空了，他的格也水落船低，恢复了原先的水准。他央求照相公再给他换一瓶龙牌酱油，他情愿付出两只山鸡。黑相公满口答应 ，只是一直交不出货，大约城里的贡酱油也开始紧俏了。
仲琪还想找明启爹帮忙，另辟途径寻找龙牌酱油，寻找他的格。但明启爹的格大，仲琪吞吞吐吐，几次都没有找到靠近他的机会，没有找到说上话的机会。明启这一段忙着到公社做馒头，还忙着指导村里的各种事务。队于部开会，见他一进来，就要不明不白地给他让出一个座。他一点不觉得自己多余，听着本义布置工作，一边听一边点头或者摇头，表示赞同或者反对，有时还前言不搭后语地插上一段，大部分同马桥的公务毫无关系，只关系到现在的天气太凉而不好发，以及碱厂偷工减料，碱粉不起作用等等与馒头相干的事。队干部们也老老实实听着，偶尔也参与一下关于一案技术的讨论。假使他这一天说得兴起，耽误干部们一两个小时也无所谓，从来没人对他下逐客令，因为他有格。
很有点可惜的是，人一有了格，就容易昏头，尤其是像明启这种因为某种机遇而不是因为实力就得了格的人，更容易得志猖狂。他的馒头名气远播，县里开大会，有时也喊他去做 白案。不知道是第几次进城的时候，他认识了县政府招待所扫地的李寡妇，一来二去两个人勾搭上了。寡妇毕竟是城里生长的，见识不少，懂得床上如何温存，而明启从伙房揣去的白馒头，也颇让寡妇母子消机解馋，如此天长日久，竟也情深义厚海誓山盟起来。最后，胡启于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一整 袋特批给县委首长的富强粉偷偷扛到了李家，顺手捎去了一个猪脑壳。
东窗事发，李寡妇被革去了扫地的差，后来只能靠捡垃圾维持生计。明启（爹的称呼己经取消）则灰溜溜回了马桥，从此再没有去县城或公社做白案的机会。这还不说，他在村里地位一落千丈，人变得日渐委琐，不管天冷天热，总是缩着脖子耸着肩，一副要把脸面埋起来的样子。他的话份自然剥夺殆尽，休说是干部们开会，就算开全体社员大会，也轮不到他说什么话。如果有什么事非要人人都表个态，他惊慌地伸出个脑袋，说话声若蚊蝇， 惹得本义一次次喝斥：“大点讲！大点讲！又不是没吃饭！”
他常常被派去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工分也比别人低。
马桥人恨铁不成钢，恨明启贪财恋色，把全村好端端的一份光荣轻易断送了，好像全村人都偷过面粉和猪脑壳。于是他们用一种不成文的办法对待这个人，三言两语之间就要把“失格”二字劈面摔给他一次，摔得他终日郁郁寡欢，不等我们离开马桥回城，竟然积郁成疾，命归黄泉。在这个不无残忍的过程中，我明白格也可以集体化的 。正因为明启是马桥不可多得的人物，他的格已经成了马桥全村人共同的资本，才变得如此重要，他随便放弃了这个格，就是对全村人的犯罪。
好多年以后，我回到马桥，走在田埂上。听见一群娃崽在树下唱一首歌谣：胡启偷野鸡，当场被抓起，抓到裤裆县，脱裤又剐衣，警察打屁股，看你吹牛皮，牛皮一声叭，屁股彤红的……
我的心头一震、没想到事隔多年，明启还活在马桥，活在马桥下一辈人的驱逐里，以他的一袋面粉，以他的失格和破落立下了一块不朽的口碑。这块碑说不定将在马桥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直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本义，没有了复查或其他人，也没有了我，甚至没有了树下唱歌的娃崽。
只要还有语言，他就可能一直活下去，活入深深的未来。
煞
马桥女人的格一般来自男人。对于已婚女子来说，夫家有格即自己有格，夫家失格即自己失格；对于未婚女子来说，格主要取决于父亲，没有父亲以后，格就随其兄长。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那一次在修公路的工地上，各村来的民工赶任务，抢工具、抢土方、抢饭抢菜，兵慌马乱的。呼呼的寒风卷起一浪滚尘土，天上地下浊黄一片。担上的夯地的拉车的，全被风刮得绰绰约约，活像光照不足的皮影子戏，不辨老少。
工地上没有女人，民工都是随地大小便。我刚刚抖完最后两滴尿，看见干部模样的人来丈量土方打线了，其中一个穿着一身旧军装，棉帽子包住了头，围巾蒙住了大半个脸，正在操着一根竹竿指挥另外两个人跑来跑去拉线。那人在风声和高音喇叭干扰下，用力地喊了些什么，见对方没听见，就放下竹竿自己跑过去，把横在灰线上的一块大石头掀下坡去。我当时对这位干部的力气颇为佩服：要是换上我，起码也得再喊一个人来帮帮手吧。
复查一见那人，就有点紧张，搓着手说：“你看我们的质量还……可以吧？”
那人拿竹竿朝填土的地方用力地插了几下，抽出竹竿，量一量入土的深度。
“还要夯一轮。”
复查吐了吐舌头。
“何部长要你派的人呢？”那人又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