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的体位来说，头脑在上，人的思维和精神从来就具有上的指向，享有“高尚”、“崇高”、“形而上”之类方位标志。而性器官在下，因此性行为从来属于“下流”。
由此看来，寺庙建在高山，罪犯囚于地狱，贵族居于殿堂。贱民伏拜阶下，胜者的旗帜升向高空，败者的旗帜践踏足底……这一切很难说是偶然的择位，一定是某种信念的外化和物化。我怀疑，这一切源于古代穴居人对自己身体的困惑和最初的认识，从那时候开始，寺庙、贵族、胜利的旗帜，成了穴居人脑袋的延伸，获得了上的方向。而相反的一切，则只能同处感的下体一样永远屈居于下。
据说马桥以前特别的下，公社干部狠狠整过一下，才正经多了。公社何部长下到村里收缴超额的自留地、自留粪、自留鸡鸭等等，还在大会上出示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是两个长长的镜筒：“这是什么? 穿山镜！有了这个东西，你们不管做什么下事，我都看得见！抓住一个，处分一个！抓住十个，处分十个！决不手软！ ”
其实是望远镜，是公社林业站的，用来观察山火的。
连本义听这话也面色紧张，对望远镜不安地看了一眼，又看一眼。人们以后果然不敢乱说乱动，万玉一连几个月一都要闭臭了，打死他也不唱觉觉歌。一到夜晚，大家早早睡了，村里安安静静，没有灯火。好多人还说，那一段他们连老婆都不敢碰。
万玉对穿山镜很不满意，曾经对我抱怨：“不公平，太不公平。你们城里人有电影戏看，有动物园看，有汽车火车着，我们乡里人有什么？就是这一点文化生活，”
他是指觉觉歌和男女之事，“也要用穿山镜照，什么世道！再说，共产党不准大家下，以后小共产党哪里来呢？”
万玉对何部长的抱怨是否合理，暂且不论。把望远镜所代表的性保守观念当作共产党的特产，却不是事实。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时候，在广州、武汉等地都出现过军政府禁止交谊舞的事件，交谊舞被视为“有伤社会风化”的淫乱。更早一点，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时候，《西厢记》被列为禁演戏曲名录的榜首，爱情小说和诗词都是官方眼中的“秽恶之作”，一批批被搜缴和焚烧。一个“下”字，不仅仅是马桥人现在的用词，几乎贯串了漫长历史，透出了汉语思维几千年来对性爱行为一脉相传的道德偏见。只要这个“下”的命名没有取消或改变，人们要真正、全面、彻底走出偏见的阴影都是相当困难的。何部长即便是一个十分开明的人。也不一定能够摆脱已经内化于他骨血中的心理定势。他只不过是一个传统词典的运用者，操着望远镜在词义的轨道上向前滑行，就像一只驴戴上了笼套，只能往前走。在这个意义上，到底是人说话，还是话说人？到底是何部长应该对他的刻板和僵硬负责，还是一个“下”字早已成了何部长的笼——因此。包括马桥人在内的一切这样运用汉语的人应该对何部长负责？当然就成了一个问题 。
公地（以及母田）
马桥人在地上除了说吃，最爱说下流话。各种下流话可以大胆得让你目瞪口呆魂飞魄散天旋地转日月无光。哪怕最普通的什么东西，萝卜、犁头、扁担、山洞、水井、山头、飞鸟、舂臼、草地、火炉……一切都可以引起他们下的联想，成为他们下的借口或比拟，启动大同小异过于重复的玩笑和故事引爆炽热的笑闹。尤其是在地上下种的时候，他们七嘴八舌的口头流氓犯罪更为猖狂。
姐姐撵我快步走，撵得我像滑泥鳅，泥鳅最喜米汤水，钻进人汤滑溜溜。
……
这样的歌在下种时节就算是相当文雅的了，在平时不能唱，政府禁止，但在下种时节则受到人们的鼓励，干部们也装着没听见。万玉说过，这叫“臊地”，因此越下作越好。没有臊过的地是死地，冷地，是不肯长苗和结籽的。
按照马桥人的看法，地与田不同，地是“公地”，田是“母田”。在地上下种，必须由女人动手；在田里下种，当然必须由男人动手。这都是保证丰收的重要措施。禾种是准备下田的，所以浸泡禾种的活一定由男人干，妇人靠近一下，看一下，都是大忌。
出于同一个道理，女人在地上的临时性租痞是允许的，正当的，得到某种不成文的赞扬，与其说这是娱乐活动，倒不如说这是生产斗争，是必须尽职尽责完成的神圣使命。一些女知青不习惯，碰到这种情况免不了躲躲闪闪别别扭扭，皱眉头塞耳朵，搞得本地的妇人们扫了兴，也 下不起来，男人们就会很着急，让队干部把女知青调到其它地方去做工夫。
我亲眼看见过妇人们在地上的猖狂，比如把一个后生拉到地边，七手八脚扒了他的裤子，往他的裆下体甩两团牛屎以示教训，然后哄笑着散开去。她们当然不会这样来对待知青，但也时常有些小骚扰，比方拿你的草帽垫坐，然后发出一浪哄笑或者把你叫过去，让你猜一个谜语，又发出一浪哄笑。你心神不定没有听清谜语是什么，但从她们疯野的大笑里，你已经知道这个谜语不必猜，也万万不可猜。
月口
田是母的，是雌性，于是田埂的流水缺口就叫作“月口”。人有月水，即普通话里的月经，那么田也就有月口，没有什么奇怪。
根据田里禾苗的需要，随时调节水流，把各个月口及时堵上或挖开，是看水人的任务。一般是老人充当这个角色。肩着一把锄头，独自在引渠里游转，有时在深夜也会播下断断续续的脚步声，每一声都特别的清晰和光洁精密，像一只一只闪亮的石块，留在不眠人的夜里。
月口处总有水流冲出的小水坑，沙底，有时还有小鱼花子逆着水乱窜，提供了收工时人们洗刷什么的方便。女人们如果不愿去远远的江里，路过这里时总要洗净锄头或镰刀，顺便洗净手脚，洗去脸上的泥点和汗渍，洗出了一张张鲜润的脸以及明亮的眼睛，朝有炊烟的傍晚走去。她们走过 月口后就像变了个人。她们的容光在一整天的劳累中锈蚀了，只有在归家的途中，流水淙淙的月日才能把容光突然镀亮。
九袋
在我的印象里，乞丐只可能衣衫褴褛面容枯槁的形象。把乞丐与豪华的生活联系起来，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荒谬。我到了马桥以后才知道我错了，世界上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乞丐。
本义的岳父就是个吃香喝辣的乞丐，比好多地主的日子都还过得好。但他没有一寸田土，不能划为地主。也没有铺子，算不得资本家。当初的土改工作组勉强把他定为“乞丐富农”，是不得已的变通。历次复查阶级成分的工作组觉得这个名称不伦不类，但确实不能从政策条文中找到合适的帽子，不知如何结论，只得马虎带过。
这人叫戴世清，原住长乐街。那里地处水陆要冲，历来是谷米、茶油、桐油、药材的集散地。当然也就人气旺盛，青楼烟馆当铺酒肆之类错综勾结，连阴沟里流出来的水都油气重，吃惯了苞谷粥的乡下人，远远地只要吸一口过街的风，就要腻心。长乐街从此又有了小南京的别号，成为附近乡民向外地人夸耀所在。人们提两皮烟叶，或者破几圈细篾，也跑上几十里上一趟街，说是做生意，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商业意义，只是为了看个热闹，或者听人家发歌、说书。不知从何时起，街上有了日渐增多的乞丐，人瘦毛长，脸小眼大，穿着各色不合脚的鞋子，给街面上增添了一道道对锅灶有强大吞吸力的目光。
戴世清是从平江来的，成了这些叫花子的头。叫花子分等级，有一袋、三袋、五袋、七代、九袋。他是九袋，属最高级别，就有了“九袋爷”的尊称，镇上无人不晓。他的讨米棍上总是挂着个鸟笼，里面一只八哥总是在叫：九袋爷到，九袋爷到。八哥叫到哪家门口，绝不用敲门，也不用说话，没有哪一家不笑脸相迎的。对付一般的叫花子，人们给一勺米就够了。对九袋爷，必须给足一筒，有时甚至贿以重礼，往他衣袋里塞钱，或者腊鸡爪——他最爱吃的东西。
有一次，一个新来的盐商不懂此地的规矩，只打发他一个铜板。他气得把铜板叮当一声甩在地上。
盐商没碰到过这种场面，差点跌了眼镜。
“岂有此理！”九袋爷怒目。
“你你你还嫌少？”
“我九袋爷也走过九洲四十八县，没见过你这种无皮无血的主！”
“怪了，是你讨饭还是我讨饭？你要就要，不要就赶快走，莫耽误了我的生意。”
“你以为是我要讨饭么？是我要讨饭么？”九袋爷睁大眼 ，觉得应该好好教育这个醒崽一番才对，“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流年不利，国难当前，北旱南涝，朝野同忧。我戴世清一介匹夫，也懂得忠孝为立身之本，先国而后家先家而后己。我戴某向政府伸手行不行？不行。向父母兄弟三亲六戚伸手行不行？也不行！我一双赤脚走四方，天性健君子 自强不息，不抢不偷、不骗不诈，自尊自重，自救自助，岂容你这势利小人来狗眼看人低 ！有了几个臭钱就为富不仁的家伙我见多了……”
盐商没听说过这么多道理，被他横飞的唾沫刷得一退一退的，只好举手告饶：“好好好，说不过你，我还要做生意，你走吧走吧。走呵。”
“走？今天非同你理论个明白不可！你给我说清楚，是我要讨饭么？我今天是找你来讨饭么?”
盐商苦着一张脸，多掏出了几枚铜板，往他怀里塞，有一种败局已定的绝望。“是的是的，今天不是你要讨饭，你也没找我讨饭。 ”
九袋爷不接钱，气呼呼地一屁股在门槛上坐下来。“臭钱，臭钱，今天我只要讨个公道!你要是说在理上，我的钱都给你！”
他掏出一大把铜钱，比盐商的铜板多得多。闪闪发亮，引得很多小把戏围上前来看。
后来，要不是他突然产生了要上茅房的需要，盐商完全没有办法让他离开门槛。他返回时，盐铺已经紧紧关门了。他操着棍子使劲打门，打不开，里面有男声女声骂起来，嘴臭得很。
几天之后，盐铺正式开张，做了几桌酒肉宴请镇上的要人和街坊。鞭炮刚响过，突然来了一群破破烂烂的叫花子，黑压压的发出莫名的酸臭味，围着盐铺喊喊叫叫。给了他们馒头，他们说是馊的，一个个甩回来。给了他们一桶饭，他们又说饭里面有沙子，把饭吐得满地满街。路人没法下脚，来吃酒席的客人也连连招架溅上鼻子或额头的饭粒。最后，四个叫花子敲一面破鼓，窜到席间要唱花鼓贺喜，但身上全抹着猪粪狗粪，吓得客人一个个捂着鼻子四散而逃。他们便趁机朝桌上的佳肴一一吐口水。客人跑了一半，盐商这才知道九袋爷的厉害，才知道自己嬲了大祸。他托街坊去向九袋爷求情。九袋爷在河码头边一棵大树下睡觉，根本不理睬。盐商无奈，只好预备了两个腊猪头两坛老酒，亲自去谢罪，还通过街坊买通了一个七袋，也就是级别仅次于九袋爷的丐头，从旁撮合。戴世清这才微微睁开眼皮，狠狠地说天气好热。
盐商赶紧上前给他打扇。
戴世清一个哈欠喷出来，挥挥手，说我晓得了。
他意思很含糊。但盐商讨得这句话已经很不易，回家，竟然发现叫花子已经散去，只留下四个自称是五袋的小丐头，围一桌酒肉海吃，也算是留有余地，不过分。
盐商笑着说吃吧吃吧，亲自为他们斟酒。
流丐进退有序令行禁止，戴世清做到这点当然也是不容易的事。据说原来的九袋是个江西跛子，勇武过人，一根铁拐棍在丐帮里无人能敌。但此人 心黑，收取的袋金太重，划定丐田的时候，好田尽归他侄儿，也就是说油水足的地段从不公平分派。当时位居七袋的戴世清忍无可忍，终于在一个黑夜，率领两个弟子将其乱砖砸死。他当了九袋以后，办事比前朝公道，重划丐田，肥瘦搭配，定期轮换，让每个人都不吃亏，都有机会到大户家“刷碗”。他还规定帮内人凡有病痛不能下田的时候，可以吃公田，到他那里支取一定袋金，这更使帮内无人不感激。
九袋爷不仅有丐德，还有丐才。河边有一个五莲禅寺，有一颗从普陀山请来的舍利子，香火很旺，即个和尚眼看越长越肥了。但从来没有人从那里讨回过一碗米，怕得罪菩萨，也不敢去那里强取。戴九袋爷不信邪，偏要刷刷这只“碗”。他独身前往，求见住持法师，说是疑心寺里所藏舍利子的真假，想亲眼看一看。和尚没有提防，小心翼翼的从玻璃瓶里取出舍利，放到他手中。他二话不说，一口就将那颗舍利吞下了肚去，气得对方浑身发抖，揪住他的衣襟就打。
“一到你们这儿就特别饿，不吃不行的。”他说。
“打死你这个泼皮！”和尚们急着操棍棒 。
“你们打，你们打，闹得满街的人都来看，看你们几个秃卵丢了舍利子是不是?”他及时威胁。
和尚们果然不敢真下手，只是团团围住他，欲哭无泪。
“这样吧，你们给我三十块光洋，我就还舍利子。”
“你怎么还？”
“那你们就不要管了。”
对方不大相信他的话，但也没有别的办法，急急忙忙取来光洋给他。戴世清一一清点，笑纳于怀，然后取出随身带着的巴豆——一种大泻药。
他吃下巴豆，片刻之后鼓着眼睛佛堂后面泻了一大摊，臭气冲天。法师和几个手下人总算从泻物里找到舍利，用清水洗干净，谢天谢地重新置于玻璃瓶。
这以后，他乞无不胜讨无不克，名气越来越大，势力也扩展到罗水那边的平江县一带。连武汉大码头上九袋一类的同行也远道而来拜访他，口口声声尊他为师。他烧一块龟片就能卜出什么时候行丐最好，去什么方向行丐最有利，别的人照他说的去做，没有不发的。街上人办红白喜事，席上总要给他留出上宾的位置。不见他来就担心一餐饭吃不安稳，担心叫花子前来吵棚。一位当过道台的朱先生，还曾经赠给他楹联匾额，黑底金字，花梨木的质地，重得要好几个人来抬。
两联是：“万户各炎凉流云眼底；一钵齐贵贱浩宇胸中。”
横匾是：“明心清世”——暗坎了九袋爷的名字在其中。
九袋爷有了道台送的匾，还在长乐街买了一处四厢三进的青砖豪宅，放贷收息 ，收了四房老婆。他当然不用天天去讨饭了，只每月的初一十五才亲躬，在街上走一轮算是身体力行与手下打成一片。他这样做似乎有点多余，但知情人知道，他不讨还不行。据说，十天半月不讨一讨饭，就脚肿，而且只要三五天不打赤脚，脚上就发出一种红斑，痒得他日夜抓搔，皮破血流。
他最重视大年三十讨饭。在每年的那一天，他拒绝一切宴请，也不准家里生火，强令四个老婆都脱下绫罗丝棉，一律穿上破破烂烂的衣服，每人一个袋子或者一只碗，分头出去讨。讨回来什么就吃什么。铁香还只有三岁的时候，也在他的打骂之下，哭哭泣泣地随他出门，在刺骨的风雪里学讨饭，敲开一家 一家的门，见了人先磕头 。
他说，娃崽不懂得苦中苦，以后还想成人？
他又说，世人只知道山珍海味，不晓得讨来的东西最有味，可惜，实在可惜。
他后来被共产党定位乞丐富农，使因为他既有雇工剥削（剥削七袋以下的叫花子），又是货真价实的乞丐（哪怕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只好这样不伦不类算了。他一方面拥有烟砖豪宅四个老婆，另一方面还是经常穿破衫打赤脚，人们得承认这个事实。
他对此很不服气。他说共产党过河拆桥，刚来的时候把它当依靠力量。那时候清匪反霸，一些散匪四处逃躲。戴世清配合工作队，派出叫花子当眼线，留意街上来往的可疑分子，还去一家家“数碗”，也就是借讨饭为名暗中注意各家洗碗之多少，从而判断这一家是否增加了食客，是否暗藏着可疑人员。不过，这当然只是个短暂的时期。戴世清完全没有料到，革命最终也革叫花子的命，竟把他当作长乐街的一霸，一索子捆起来，押往四乡游斗。
他最终病死在牢中。据他的牢友们回忆，他临死前说：“大丈夫就是这样，行时的时候，千人推我也推不到；背时的时候，万人抬我也抬不起来。”
说这话的时候，他早已站不起来了。
他的病从两脚开始——先是肿大，鞋子袜子都穿不进去了，剪开了边还是套不住，脚踝的曲线都没有了，两脚粗圆得如同两袋米。然后红斑出现，个把月后红斑又变成紫斑。再过一个月，又成了黑斑。他抓绕得脚上不见一块好皮，前前后后都是血痂。监房里彻夜都听到他的喊叫。他也被送到医院里去诊过，但医生打得盘尼西林，于他一点也不起作用。他跪在牢门前将铁门摇得咣当响，哀求看守的人：
“你们杀了我！快拿刀来杀了我！”
“我们不杀你，要改造你”
“不杀就让我去讨饭。”
“到了街上好跑是不是？”
“我喊你做菩萨，喊你做爷老子，快点让我去讨饭，你看这双脚要烂完了哇 ……”
看守冷笑：“你不要到我面前来耍诡计。”
“不是耍诡计，你们要不放心我拿枪在后面押着也行。”
“去去去，下午搬窑砖。”看守不想再啰嗦。
“不行不行，我搬不得砖。”
“不搬也得搬，这叫劳动改造。你还想讨饭？还想不劳而获好逸恶劳？新社会了，就要整直你这号人的骨头！”
看守人员最终没有同意他去讨饭。几天之后的一个早上，犯人们吃早饭的时候，发现戴世清还缩在被子里。有人去拍醒他，发现他已经硬了。他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枕边的窝草里飞出四五只吸血的蚊子 。
my285注：舍利故事，出《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六十三·无赖一·士子吞舍利》。原文云：唐洛中，顷年有僧，以数粒所谓舍利者，贮于琉璃器中，昼夜香火。檀越之礼，日无虚焉。有士子迫于寒馁，因请僧，愿得舍利，掌而观之。僧遂出瓶授与，即吞之。僧惶骇如狂，复虑闻之于外。士子曰：“与吾几钱，当服药出之。”僧喜闻，遂赠二百缗。乃服巴豆。僧下泻取濯而收之。（出《尚书故事》）
当然，此文中故事要生动些。“疑心寺里所藏舍利子的真假，想亲眼看一看。” 那就不得不让看了。
散发
人们向我说戴世清的故事时，用了一个词：“散发”。他们说，铁香的老子不讨饭，就散发了。
显然，散发是死的意思。
这是马桥词典中我比较喜欢的几个词之一。比较起来，死、死亡、完蛋、老了、去了、见阎王、翘辫子、蹬了腿、闭了眼、没气儿、万事皆休等等，作为“散发”的同义词，都显得简单而浮浅，远不如“散发”那样准确、生动、细腻地透示出一个过程。生命结束了，也就是聚合成这个生命的各种元素分解和溃散了。比如血肉癌变成泥土和流水，蒸腾为空气和云雾。或者被虫着噬咬，成为它们的秋鸣；被根系吸收，成为阳光下的绿草地和五彩的花瓣，直至为巨大辽阔的无形。我们凝视万物纷坛生生不息的野地时，我们触摸到各种细微的声音和各种稀薄的气味，在黄昏时略略有些清凉和潮湿的金色气 流里浮游，在某棵老枫树下徘徊。我们知道这里孕含着生命，无数前人的生命——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从他们停止脉跳的一刻起，他们的名字及其故事也顿时溃散为人们回忆和传说中的碎片，经历不算太久的若干年，就会最终完全湮灭于人海，再也不可能复原。
四季可以循环，钟表的指针一直在循环，只有一切物体的散发是不可逆返的直线，显示出时间的绝对。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是一个增递的过程，即一个有序的组织，缓缓耗散为无序、匀散、互同、冷寂的状态——在那个状态里尸骨与坟泥已无从区别，戴世清的脚与牙齿已无从区别。与散发相反的当然是敛结与聚合。聚合是存在的本质，生命的本质。精血聚合为人，云雾聚合为雨，泥沙聚合为石，语词聚合为思想，日子聚合为历史，人与人聚合为家族、政党或者帝国。聚合力一旦减弱，就是死亡的开始。有时候事物越是扩张和旺盛，越过生命力的支持限度，内在的聚合也就越困难。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可以理解马桥人的“散发”不仅仅指示人的死亡，到了后来，也用来指示任何一种糟糕的情况，尤其是指隐藏着的盛中之衰。
多少年后我听他们评价电视，就听见有老人惊惧地说：“天天看电视，看大一颗心，不散发了？”这样说无非是担心，人从电视里获取的越来越广泛的知识，人被电视激发出来越来越多的欲望，何以聚合？不能聚合，岂不完蛋？
我不能评价他们对电视的恐惧是否合理。我只是体会到他们说的“散发”，已经比二十多年前有了大为延展的内涵。我还体会到他们对任何散发式的状态，比如人在缤纷电视面前心神奔放的状态，与更大世界融合的状态，持有一种马桥人的顽固警觉。
流逝
很多词典里都收录了这个同。
《中国民间方言词典》（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年是这样解释的：流势，也作“流斯”。屈原《九歌·河伯》：“与女游兮河之渲，流激纷兮将来下。”原用于形容水流迅速。今作马上、立刻、飞快。如“他饭也不呷，撂下筷子流势就走了。”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是这样解释的：流些，流时，副词。连忙：“听到咯个消息，他流些跑来了”
有些南方小说家也各行其是地使用过这个词，如周立波，在《山乡巨变》等作品中，经常用到“流水”，比如：“天下雨了，他流水喊人到场上去收谷。”
除了“流澌”已被古人注解为解冻冰块，应暂时排除不论以外“流势”、 “流些”、“流时”、“流水”、“流逝”它们稍有差异，但都是表达同一个意思，即“马上”。这些词也应该产生于多水的南国，正如“马上”又坏能产生于多马的北国，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流逝，表现了南国人对时间最早的感觉。“子在江上曰：逝者如斯夫。”他们发现无论是潺潺小溪，还是浩荡大河，都一去不复返，流逝之际青年变成了老翁而绿草转眼就枯黄，很自然有错阴的紧迫感。流逝也许是缓慢的，但无论如何缓慢，对流逝的恐惧使人们必须用“流逝”这个词来时时警戒后人，必须急匆匆地行动，给这个词灌注一种紧张感。
马疤子（以及1948年）
光复在县里当体育老师，是马桥少有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马桥唯—一个在城里定居吃上国家粮的人。
他的父亲是马桥历史上唯一的大人物。但很长一段时间，马桥人不愿意提起这个大人物，对有关他的往事吞吞吐吐。我后来才知道，大人物叫马文杰，一九八二年才获得政府的甄别平反，去掉了“大土匪”。“反动官僚”的帽子，获得了起义功臣的身分。光复当上县政协常委，后来又当上政协副主席，同他爹的平反当然不无关系。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访问光复，多少了解了一些马文杰一九四八年出任国民党县长的内情。
我已经说过，这是在一九八二年。这是一个阴沉多雨的傍晚，在一个河街上的小豆腐店里——光复连体育老师的饭碗都不牢靠的时候，开下了这个小店。我在小本子上录下他的话，满园子酸酸的豆渣味。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对于我来说，对于我所知道的马文杰来说，一九四八年并不是一九四八年。它向后延迟了，甚至发酵成酸味了。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延迟到一九八二年这多雨的傍晚才出现。就像炸死马桥雄狮的那颗炸弹，那颗中日战争的炸弹，在泥土中悄悄把时间凝固了三十多年，推迟到一个明媚的春天才在孩子的胸前发出一声古老的爆炸。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不能说它是存在的，至少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断定它存在。因此在一九八二年以前，马文杰的一九四八年对于我是空无。
同样的道理，马文杰的一九四八年，马桥人的一九四八年，也并不是很多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九四八年。构成这一年的事件，这一年得以被人们感受、确认、追忆的诸多人世运演和变化，包括国共北平和谈，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毛泽东愤怒拒绝苏共关于国 共两党划江而治的建议，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与李宗仁桂系集团的激烈角逐等等，马文杰与手下人当时都一无所知。由于九连山脉的重重阻隔，加上战乱、大旱以及其它一些原因，马桥弓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少。马桥人当时对外界的了解，完全停留于一些回乡老兵零零星星的传说。
这些老兵，原来大多数跟着团长马文杰在四十二军吃粮，到过山东和安徽，后来又参加滨湖战役，接四十四军的防。他们看不起四十四军，那是川军，纪律最差，差不多人人抽大烟，日军化装成便衣打进去，一下就把他们的军部端了。马团长当然也吃过苦头，在沅江县有一次打伏击，埋的一百多颗地雷全不管用。那些从邵阳赶运来的土地雷，一炼成了两个瓢，爆得很响就是不死人，硝烟中的日本兵一个不少，照样哇哇哇地往上冲，很快把四十二军分割成几块。马见势不妙，只得命令手下人赶快把山炮什么的全丢到河里，分散打游击。日本人是来运粮食的，只要把他们拖到冬天，洞庭湖区的水干了，日本人的船就出不去，他们的牵制任务也就完成了。
他们回忆马文杰带着他们捉俘虏的情形。捉一个日本兵奖一万块钱。每个连每月要捉四个俘虏，没完成任务连长就要记大过，而且下个月的任务就要加倍。再完不成，连长就撤职，打屁股，军法从事。三扁担下去，屁股肯定见 血。有一个倒霉的连长，屁股上总是烂一个洞，没当过几天好人。
他们找地方维持会要便衣，要良民证，然后化妆去敌占区偷袭。胆子大一点的人，还咬住日本人的队伍抓“尾巴”。有一个连全是湘西的苗人，都会化水，也最勇敢，捉的俘虏最多，但不幸在华容县的一次遭遇战中竟然全连殉职。马团长手下的几个同乡运气似乎还好，脑袋都留下来了，只是每次捉俘虏，捉回来的不是蒙古人就是朝鲜人，不是真正的日本货，虽然可以勉强交差，但没有赏金。这几个马桥人后来回到家里之后还经常为此愤愤不平。他们说。马疤子不讲道理，蒙古拨子的块头最大，塞在麻袋里三四个人使了吃奶的劲还抬不动。吃了这么大的亏，凭什么人家拿赏金我们就喝凉水？
马疤子是马文杰的外号。
他们的听众震惊之余也表示同情，是的，是的，马疤子就是个小气，当了那么大的官，也没见给他婆娘打个金镯子。有一次回老家请乡亲吃一顿饭，总共只砍了五斤肉，锅里净是萝卜！
他们的一九四八年就是充满着这样的一些话题。也就是说，他们此时心目中的外界，只有抽大烟的川军，炸不死人的邵阳地雷，还有日本军队中的蒙古摊子等等 ——充其量，他们还模模糊糊听说过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传闻，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1948”，从来不用公元纪年。直到我与他们交往的时候，“1948”还是一个生疏的词。他们表示那个年头的用同有以下一些：
（1 ）长沙大会战那年。
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命名。他们的长沙会战是一段迟到了将近六年的新闻，被他们误以为是一九四八年的事。如果一个外来人并不了解第三次长沙会战，只是靠马桥人的嘴来把握时间，肯定要把历史的秩序打乱得一塌糊涂。
（2 ）茂公当维持会长那年。
这可以说没错，也可以说错了。茂公是马桥上村人，那一年确实接了张家坊某人的差，轮到他来当了维持会长，管辖远近十八个弓。拿这一件事来标志一九四八年，没有什么不可以。问题在于，马桥人不知道日本人早已投降了，日本人强制成立的维持会在绝大多数地方已经不存 在了，良民证也不用了。只是他们消息闭塞，还是老规矩办事，还用着“维持会”的名称，可能让后人听了以后还是一头雾水
（ 3）张家坊竹子开花那年。
张家坊有一片好竹子，一九四八年碰上大旱，田里颗粒无收，倒是竹子全部开出一种白色的花，结出了籽。人们采下籽来，舂去籽壳，发现竹米粗，微红，煮成饭以后清香扑鼻，味道同红粳米差不多。竹子开花以后就死掉了，附近的人们靠着这一片竹子度了荒，感其恩德，就把这片竹子叫作“义竹”。这个事情给马桥人印象很深，用来记录年份。一般来说，这种办法倒不会错，只是外人一般不知道这一段，查户籍的时候，征兵的时候，报考学校的时候，“张家坊竹子开花的那年”出生的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得花很大的功夫，比比划划，才能向外来人 士说清楚当事人的真正年龄。
（ 4 ）光复在龙家滩发蒙的那年。
发蒙就是开始读书识字。马文杰家的光复天资不算高，小时候也贪玩，光是一个初小就读了七年，一再留级，留得他很不好意思，长大以后也不愿承认这一段劣迹，便在履历表上把发蒙的时间向后推了三年，改为一九五一年。如果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仅仅根据光复的履历表或者光复的说法来推算时间，会使整个马桥的历史向后错位三个春秋。因此，这也是一个极有危险性的时间概念。
（5 ）马文杰招安那年。
马文杰招安是一件远近闻名的大事，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用这件事来定位时间，在马桥人来说当然很方便，最容易让外人明白。
当然，说到招安，在这里可以多说几句。
那一年本来气氛非常紧张。腊月里好多乡下人都在编草席往县城里送，准备裹死尸。据说平江那边来的杆子，归顺了省军，以“彭叫驴子”为大帅，号称有一万人，有三门大炮要同马文杰以及罗江两岸的所有杆子决一死活。马文杰是不打算活了，把自己的家产分给了众人，准备了自己的棺材。他只向彭叫驴子提了一个要求：仗 ，不要在城里打，免得老百姓吃亏，最好到罗水下游的白泥塘那边去打。彭叫驴子根本不听，把马文杰派去的信使割了头，挂在白沙镇东门外的桥头。那里的乡 下人上街不敢过桥，只好从桥下淌水过。
消息传来，县城里的老百姓呼啦一声都跑光。过了一段，没听见炮响，也没见彭叫驴子省军压境，倒是马文杰发了布告，说不打了。而且他还有了新头衔：县长兼暂编十四师师长。他带着人在长乐街吃狗肉的时候，人们还看见他手下的人都穿了国军服，还有几枝油亮亮的洋式连珠枪。
在后人看来，马文杰在国民党大失败的年头，居然靠上了国民党，是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对此，光复向我反复解释，他一本来是要投靠共产党的，阴差阳错才投错了门。他爹当兵吃粮在外面混过几年，模模糊糊知道一点共产党的事，听说共产党杀富济贫，能征善战，没有什么恶感。他被省军 逼急了的时候，派他的结拜兄弟王老么去找共产党。王有一个姐夫在浏阳当木匠，跟共产党走得很熟。但事情偏偏不巧，王老幺刚刚上路就碰了鬼，背上发了个大疖 子，贴上草药，痛得在客栈里多睡了两天。等他赶到浏阳时，姐夫刚刚去了江西。
“两天，就是两天！王老么当时要是没生疖子，接了令箭流逝就去，我爹不也成了共产党？”
光复喝下一口酒，瞪大眼睛对我这样说。
光复当然有理由痛惜。正是那短短的两天，改变了马文杰以及手下一百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他光复的命运。王老么没找到共产党，后来在岳阳经一戏班老板介绍，见了国民党B系军阀的一个副官 。B系军阀招安马文杰，一切安排就是从那次见面开始。
这已经到了一九四八年的年底，正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开始全面溃败的时候 ———只是乡下人在冷寂的冬季里，不知道这一点。我猜想，也许B 系军阀当时心知大势已去，四处招安四处发枪，只是想给即将南下的共军增加一点骚扰和破坏。或者，就像后来一些历史资料上披露的那样，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军属国民党H 系，与B 系有隙，双方明争暗斗摩擦不断。B 系企图在H 系的地盘上网罗散匪，扩充自己的势力，牵制H 系。不管怎么样，B 系的招安和慷慨支援使马疤子这个乡下人喜出望外，欣然接受了对方给他的一纸委任状，还有八十条枪，以及罗水两岸一时的平安。他完全不知道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不知道B 系长官的真实用心（我们现在也不一定完全知道），还以为只要穿制服的就是官军，都被他打怕了，不得不向他求和。
他和手下人喝酒庆祝的时候，不知道他走出的这一步，正在把自己引人地狱。
一九四八年在罗江干枯而暴露的沙洲上流逝而去，把一场历史上巨大的变化悄悄推移南方。但对于马疤子及其手下人来说，他们山窝子里的一九四八年与国民党B 系或H 系军阀们公文包里的一九四八年不是一回事。这正像几年之后，红色的县武装大队用机关枪对马疤子手下数十名“暴动未遂犯”进行突然袭击的时候，他们记忆中革命胜利排山倒海的一九四八年，与马疤子山窝子里的一九四八年同样不是一回事。
这是一种时间的错接。
打蘸
罗江两岸的散匪各自为政。比较来说，马疤子在各路杆子子中威望高一些，这不光是因为他的兵强马壮，也因为他有神功。他信青教，天天要打蘸，设上香案敬观音菩萨，带着手下人盘腿坐在蒲团上， 口中念念有辞。据说久坐者心静、神清、道深、术高。他十多年咳痰的老毛病就是这样坐好的。他手下的队伍后来无论到何处坐有坐规，站有站相，渴上两天饿上两天，照样可以疾捷如飞上阵打仗。有些人说得更玄乎，说曾经亲眼看见他们打仗，刀砍在他们身上硬是不出血，枪打在他们的旗子上硬是打不穿，不用说，这都是蒲团上坐出来的结果。
马疤子的队伍还有个特点，行军打仗经常不穿鞋，爬山跳沟却十分灵活，无论厉石还是铁钉，都伤不了他们的脚。老百姓把他们叫作“赤脚军”，说他们天天晚上要念十三太保的神行秘咒，才练出了这等的功法。光复后来告诉我，这当然是夸大。打赤脚只是为了跑动快捷，用叫作楮汁和婴子桐的两种植物捣成膏，涂敷脚掌，等膏汁干了以后再涂敷，重复数遍，脚下就有了一层壳，比什么鞋底都坚硬——这是他父亲在外从军的时候，从湘西苗人那里学来的办法。
人们对这支赤脚军十分惊奇。他们走到哪里，一些娃崽、老太婆也要跟着他们打蘸，坐蒲团当然也有没坐好的，一旦走火入魔，就癫了。马疤子劝一般人不要跟着他学，不要随便 打醮。
他说打蘸最要紧的是清心寡欲，要从善。当时粮食紧缺，杆子们到处打劫。马文杰一进城就常常被一些男女老少拦着哭诉喊冤，有的钱被抢了，有的媳妇被抢了，盼着马老板行个公道。
马文杰在长乐街邀集各路杆子的头目，开过一次会，说浮财就算了，但人一定要放，禾种和牛一定要还。各路杆了看他独身一人踏着草鞋来开会，不带卫兵甚至不带一枪一弹，只觉得一股正气压人，还未开腔就先怯了三分。有人看着看着花了眼，看出他头上一圈白光，白光上面还有紫色云彩，于是更加诺诺。大家喝完一桌酒，抽刀劈下一个桌子均表示立了誓，分头回去照办。
马疤子也就有了马大青天的名声。人们说，马疤子的队伍要粮不要钱，吃饱不带走。也就是说，手下人走到哪里，肚子饿了可以向老百姓要吃的，但只管一顿，除此以外的夺取都视为扰民，一经发现必须治罪。有一次，他手下的两个兵在脸上抹了把烟灰，让人家认不出，晚上冲进县中学校长的家，抢了校长老婆手上的两个金镯子子。校长家的一个保姆，情急之下在门槛外泼了一盆柴灰，留下了他们出门时的脚印，第二天再请马疤子来看现场。马疤子回去查鞋底，很快就查出了两个劫匪，当下把他们站笼子。两个都用铁丝穿锁骨，关亡木笼子里示众三天，穿铁丝的肉洞腐烂出一股臭味。然后一个烧死，烧得身上冒黄油，皮子炼炸地响。另一个不算首犯，从轻发落，就用刺刀捅死，留下一具尸——当时刺刀几进几出，都别弯了。血从刀眼里喷出来，翻几尺高，把旁边一堵粉墙染红大片。
两个死囚一直不求饶，不喊叫，哼也没有哼一声。
值价！在场的汉子无不感慨佩服。
马疤子手下的兵，连贪财都贪得硬气，这一点没法不让其它杆子另眼相着。
从那以后，马痞子的兵不管到哪里借路，其它杆子都不会为难。他们若是给货商保镖，完全不用武装，空手随行足矣。这叫作“仁义镖”。碰到了其他的杆子，抱一个拳，报上马文杰的大名，对上两句江湖暗语，就可以逢凶化吉，一路畅通。有时对方还会好意留饭，送上一条牛从或者两瓶好酒，攀个交情。
打起发
《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已经收录了这个词，解释如下：
（1 ）小偷小摸；逃兵荒时，城里好多人跑光了，他乘机进城去打起发。
（2 ）占便宜：他蛮厉害，你莫想打他的起发（你休想占他的便宜）。又：打秋风是明的，打起发是暗的。
马桥人也使用这个词，用出一种津津有味乐不可支的味道。
这个词特指那一年马疤子的队伍赶走国民党军队H 系的彭叫驴子，打进了平江县城，罗地十几个乡足有上万的农民跟着涌了进去，狠狠地发了一次财。有的抢了盐，有的抢了米，有的一身鼓胀胀地套上十层妇人的裙子，热得满头大汗 ，还有的运气不大好，什么也没捞着，就提一个桶或者背一张门板回家。最不可思议的是本义他爹，叫马祥元，担着上百皮瓦出城，累得大口喘气，走着走着就落在后面。同村的人笑他醒 ：何不担一担泥巴回去？你在家里连泥巴都没有见过么？他满意地说，他家不缺盐米，也不缺衣，就是砌猪栏屋时少了几十皮瓦。他看中了这些长茅洲的好瓦，正合适；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吃了什么亏。
他更不明白什么电灯不电灯。当时有几个后生用砍刀割下了城里的灯泡，准备带回去挂在自家的屋梁上，说那家伙到了晚上就亮，风都吹不黑。马祥元觉得那完全是诳人，世上不可能有那样的宝贝。
打起发后来成了马文杰的“罪行”之一。他没料到有这么多人跟着他进了城，为了治理乱局，他曾经命令手下人弹压劫匪，其中受伤的就有本义他爹——他因为肩上的瓦太重，出城时落在最后面，被士兵追上了。
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头，只觉一阵凉风嗖嗖而过，半边脑袋包括一只眼和一只耳朵，已经随着雪亮的刀刃而去，飞向了空中。剩下的另一半架在肩上。随着肩膀还冲冲地走了十多步。整个身子甩手撩脚的，担子一跃一跃，好一阵才颓然仆地。身后的杀手惊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马桥的老人们说，清点尸体的时候，幸好有人发现本义他爹的脚还能动弹，摸一摸，手还是温的，口里还有一丝活气。马文杰从这里过，认出了是本村的熟人，连忙找来郎中疗救，搅一盆止血的药泥糊住伤口，像严严实实封住了一个坛子 口。郎中又往他口里灌了些米汤，等一等，见米汤居然咽下去了，就说：“还不该死。”
本义他爹被人们送回马桥以后还活了五年多，虽然只剩了半个头，做不了田里的工夫，也说不了话，但打个草鞋，铡点猪食，还是可以的。
半头人从不到人多的地方去，免得骇了大家，尤其是骇了娃崽。他成天躲在屋里，有点耐不住闲，只好做事。这样下来，他比一般正常人做的事还要多。
我觉得这种说法难以让人相信，更无法想象一个只有半个脑袋的人忙里忙外的情景，但老人们都这样说，硬说他们都穿过本义那个半头老爹编织出来的草鞋。我只好让他们说去。
马疤子（续）
一个雨夜，解放军的先遣人员凑在油灯前与马文杰县长接头，向他介绍了全国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动员他投诚起义。马表示同意，并且同意出任“规劝会”的副主任，开展对敌伪军政人员和各路杆子的劝降工作。
马疤子当了几个月县长，没坐过衙门，也不知衙门在哪里。没拿过薪水，也不知应该到哪里去拿薪水。他还是喜欢穿草鞋，粗通文墨但不大乐意写信，派人去给各路杆子传话，都是让他们持一块竹令箭，上面按有他的三个血红指印作为证明。他的指印杆子们一般都认得，都服。指印到了哪里，一般来说都能缴下枪来。白泥弓的白马团一次就交出大刀三十多把，叮叮当当挑到县城。
马文杰只是没有料到，被他劝降的白马团的龙头大哥，两个月后还是进了班房，而且上了大镣。
他大为吃惊，找到县武装大队结结巴巴地查问。在对方出示的一桩桩审案铁证面前，才无话可说。他发现白马团居然是假投诚，暗藏枪枝弹药并且准备逃窜。被他劝降的另一个许某，则有重大血债，称霸乡里 ，奸污民女无数……最后，他自己的参谋长，也被新政权查出来是个国民党打进来的军统特务，有暗中控制马的任务，还有什么密杀计划。这样的人还能任其逍遥法外随便放过？
马一脑门子冷汗，只能连连表示抓得好。街上贴出了很多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标语。据说四乡农民在往县城送草绳，是准备用来捆人的。据说县狱里天天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有的大号子关几十个人，竟然一夜之间就空了，不知是转到了别处还是杀了。真真假假的传闻最后指向了马文杰本人，说他那个“规劝会”是个假投诚的窝子，他是“规劝犯”的总头子。他等着上面派人来抓，等了几天没有动静，相反，上面还是照常请他去开这个那个会，派人给他送来了解放军的草黄色制服。他穿着这套衣走到街上，认识他的人见到他都神色紧张，老远就往路边躲闪。
这是一个不大说得清楚的结局，因为当事人太少，因为当事人不太愿意说，更因为当事人好不容易说出来的话也疑点颇多，说法各各不一。有人说，马疤子的老对头彭叫驴子也投诚了，当的官比马疤子的官大。姓彭的要在新政权面前表忠，多多揭发人家是假投诚。就是最好的办法。还有人说，国民党的B 系和H 系从来互不相容，以前日本鬼子在的时候，他们借日 本鬼子的力量削弱对方；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们又借共产党的力量排挤对方。既然B系可以利用马疤子牵制H 系，那么好吧，H 系现在当然也可以利用共产党来收拾马疤子。谁都使着暗劲，用阴招，马疤子一个乡下佬，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当然，也有人说事情不完全是这样。他们认为很多杆子投诚本来就是半心半意，马疤子本人也匪性难改，几次暗中准备反水，准备暴动，罪大恶极。只是他后来既然已经死了，政府也就既往不咎。
我没法辨别这些解释的真假，只得绕开它们，仅仅交代一下结局本身。我甚至不一定能把结局本身说清楚，只能尽力而为地把零散材料作一些拼接。大约是两个月后的一天，马文杰从专署开会回来，还没有走进屋，就听见里面哭闹成一团。推开门，看见七八双女人泪光晶莹的眼睛齐刷刷投向他，嘴巴张得老大，哭声嘎然而止。但只停了片刻，嚎啕又猛烈爆发。旁边几个娃崽，也跟着哇哇地哭烂了脸。
他大为惊讶。
马主任！马县长！师长！三爷！他二叔！……女人叫出各种称呼，纷纷抢上前来叩头，砸出蹦蹦蹦的巨响。
“不能活了呀！”
“你给我们指条活路呀！”
“你还我的天宝呀！”
“我们都是听了你的嘴湾才投降的呀！你要作主呀！”
“他爹说走就走，甩下这一家七八个都要吃要喝我怎么办哇！”有一个婆娘冲上来抓住他的胸襟，劈面一耳光，疯了似的大喊：“吃了你的呵。你还人来！还人来呵——”待马文杰的婆娘上前来劝开疯婆，马的衣襟已经撕破，手上已经被对方抓出了两道血痕。
马慢慢才听明白。在他去上面开会的这一阵，县里发生了“规劝犯”的暴动，先是杀了抱落乡的三个工作队员，又计划更大的暴动，不料密信被政府劫获，政府只得先下手为强，把暴动头子从快处决——其中就有这些女人们的丈夫。她们见丈夫被叫去开会，好几天没有回来。最后，政府通知她们去一个叫荆街的地方领取遗物，事情就这么简单。
马文杰听着听着，出了一身冷汗，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抬头望天，眼泪还是一涌而下。他朝满屋的女人—一抱拳，“兄弟对不起你们，兄弟对不起你们。”他一边哭一边急急地打开箱笼，把所有的光洋找出来，总共才五十多块，往来人的手里塞去。他的婆娘也擦着眼睛，把私房钱拿出来，也就是马文杰平时随处丢在床 上、枕边、桌上、抽屉中、马房或茅房里的散钱。他习惯了把钱随手乱丢，幸亏婆娘跟在他屁股后头一一收捡。两口子好容易才把哭哭泣泣的来客送回去。
马文杰一夜未合眼，第二天起床，看见门口的公鸡拉长了颈根，却没有声音，不觉有点奇怪。自己无意中拍了一下桌子，发现还是没有声音，就更奇怪了。他借住在一个旧道观里，堂前有一口古钟。他走到钟前，试着敲了敲钟，发现还是没有声音，不免有些着急。抡着钟锤使劲地敲，一直敲到附近的人都跑来了，齐刷刷向他瞪大惊恐的眼睛。他这才明白，不是钟没有声音，而是自己聋了。他放下钟锤，没有说什么。
喝了一碗婆娘煮好的粥，他叹了口气，准备去着郎中，刚走出巷口，碰到正街上人流拥挤，又是进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示威游行，为抱落乡的三位革命烈土举行追悼会。武装的民兵和小学生高呼口号往县狱那边而去。他不知道人们张开大嘴，在喊着些什么。他停步了，扶着墙慢慢折回家里来。
从他家走到巷子口，是五十一步，从巷子口走回来，不多不少还是五十一步，刚好是他的岁数。“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他有点吃惊。婆娘给他一把伞，催他去看郎中。“你说，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婆娘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听见。“你说什么？”婆娘的嘴还是无声地有开有合。他再一次记起了自己聋子的身分，不再问话，只是摇摇头，“奇怪。奇怪。”
下午，一个做郎中的朋友来，来看看他的耳疾。他向来客讨点烟土。朋友比划着问他，你天天打蘸练功，不是不沾烟的么？他拍拍自己的额头，意思是自己受了点凉，寒重，要点烟来驱寒解表。朋友便给了他一包。
这一天夜里有雨。他打完最后一次蘸，吞烟土自杀。他换上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 ，刮了胡子，连指甲都细细地剪过。
照一般人说来，他没有必要死。他没有什么不安全。尽管有些罪行也牵连到他——比如决定投靠国民党，比如他的手下杀了几个打起发的老百姓，但他毕竟是一个头面人物，他的规劝令箭毕竟为新政权立下过大功。何况他与某位共产党大首长是学木匠时的师兄弟，他保护过那位大首长的家人，接济过米粮。就在他自杀后的第二天 ，一位科长专程从省里赶来，送来了那位大首长的亲笔信。信的最后，大首长约请他方便的时候到京城作客叙旧。
他已经睡在裹尸的草席里，来不及看这封信了。县政府向专署和省里作了请示以后，给他买了一口棺木，一对白烛和一挂鞭炮。
荆界瓜
说起荆街，很多马桥人不知道，马桥附近的很多人也不知道——尤其是年轻的后生们。
荆街已经消失多年了。从县城出东门三华里路再渡罗水，见一片平畴，种棉花或红薯，靠北的一面地势略略升高，上面有一些乱石荒草，还搭了一两个守夜人的草棚子。再靠近看，很可能看到深草里的牛粪或者野鸡窝，或者一只破草鞋。这就是荆街，现在人们写成荆界、井界，或者荆界围子。后生们很难知道这里原来居然也是“街”，居然有百多户人家的热热闹闹，有远近闻名的一大赫然孔庙。
荆街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名字，已经荒芜。
荆街只是在关于马文杰的故事里才得以沿用，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地名。即使如此，它也不过是在一部分人那里，将不可避免的荒芜向后推延几十年而已。当年的“规劝犯”暴动一案，就是发生在这里。五十多个“规劝会”的投诚杆匪头目 ，在集中学习的最后阶段，奉命参加劳动，挖一口水塘。他们挖的挖，担的担，大汗淋漓忙了三天，刚刚把水塘挖出个样子，隐在屋顶上的机枪突然哒哒哒地响了——一种乍听起来十分陌生的声音，十分遥远的声音。弹雨卷起一道旋风，呼啸而来。没有感觉到子弹穿过肉体，但身后的泥坡尘雾飞扬，沙粒四溅，明明是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肉体的那一边爆响同时又在他们肉体的这一边绽开一连串尘雾的花朵。他们也许开始明白，金属是怎么回事，速度是怎么回事，金属的子弹穿过肉体是一个多么顺畅多么迅速以及多么难以察觉的瞬间。最后，他们陆续倒在自己刚刚挖好的土坑里。
直到一九八二年以后，直到“规劝会暴乱”被政府宣布为多种复杂原因造成的错案，人们才闪闪烁烁说起这一幕情形，才重新提到荆街这个陌生的名字。有些老人说，从那一阵枪声以后，荆街就闹鬼，一家一家的房 子总是莫名其妙地着火，不到两年的工夫竟然烧了七家。那里的娃崽生下来也多呆了，不到两年的工夫竟然呆了三个。风水先生说，那里有官鬼发动，塘里的活鱼都无法挡煞了，当然不得不烧掉一些房子。至于“官”鬼是指官祸，还是谐音棺，指亡人阴魂不散，风水先生含糊了一句，在场人没听个确切。有人立即在屋里屋外到处开挖，掘地数 尺，把地下一切可疑为腐烂棺木的木质残物全部清除干净。他们还挖出一口新塘，下了几千尾鱼苗，一心增强水势，以水克火。奇怪的是，鱼在这个塘里就是养不活，不到一个月全部翻了白。最后，街东头的一家伞匠还是发了火灾，人们便渐渐失去了对消防工作的信心，只好陆续他迁别处，尤其是迁往黄湾一带。
到五十年代末，荆街完全散发了，成了一片荒地，连水井也塌了，蚊虫孑孑丛生。
那里倒成了一片好地，据说很正，特别肯长棉花和红薯，出产的一种香瓜也十分甜美，很快就有名气。县城里的小贩有时为了招揽顾客，就特别强调地吆喝：“买呵买呵，荆界围子的荆界瓜呵——”有人把这种瓜写成“金界瓜”，写在瓜果摊的招牌上。
一九四八年（续）
我曾经以为时间任何地方都是一种均量的匀速的东西，就像平均分派而且方正整齐的一块块透明液体。不，其实是我们肉体感觉到的时间，比方说我们按部就班地诞生、发育、衰老直至死亡。但人不是树，更不是石头。也许，在某种物质的时间之外，对于人更有意义的是心智的时间。一个人的幼童期总是漫长的，一个人在动荡时期、危险时期、痛苦时期所感受的时间也总是漫长的。毫无疑问，漫长是一种感受，出于人们特别敏感的神经，特别明晰的记忆，特别丰富的新知。在一些日子过得舒适而单调的人那里，在一天被一百天而一年被十年重复的生活里，我们则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时间不是被拉长了，不是放大和增容了，而是越来越匆促，越来越缩短，最后几乎成了一个零，眨眼之间就无影无踪。某一天，人们突然发现镜中的老人就是自己，免不了瞪大恐惧的双眼。
同样的道理，我们知之甚少的时间，比方古人的时间，比方遥远国度的时间，总是模糊不清几近消失足以忽略，就像远方的一切，都在我们的视野的进头微缩如尘，与空无没有什么差别。我以前读美国的小说，就发现我对那个国度的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就常常混同莫辨。而美国的十一世纪和十五世纪似乎更是同一回事。我暗自吃惊，一本小说背后一代人或好几代人决不可混同也决不可忽略的生生死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漫长，为什么可以在我这里悄悄消失，为什么短促得只能供我翻翻书页甚至打一个呵欠？
原因很简单：我太远，不能看清那里的一切。
时间只是感知力的猎物。
人的时间只存在于感知之中，感知力比较弱或者干脆完全丧失的人比如病床上的植物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时间。时间这种透明的液体从来就不是均量地和匀速地流淌着,它随着不同的感知力悄悄变形，发生着人们难以觉察的延长或缩短，浓聚或流散，隆凸或坍塌。
问题在于，人的感知各各不同，就是一个人的感知，也会随着情景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在一大堆感知的破碎片中，我们还有时间可靠的恒定守一的形象吗？还有时间的统一性吗？我们谈论一九四八年，我们是在谈论哪一种感知力的一九四八年？在这个阴雨的傍晚，在河街山歌的一个小豆腐店里，光复为他老爹哭了一场后，还说道了藕。他说当年的藕好甜，煮起来特别粉，现在再也吃不到啰。他说现在的藕是化肥藕，哪有当年的好吃呢？
我对这些说法暗暗起疑。我知道现在确实有些地方的化肥使用太多，对作物的品质确有影响。但毕竟还有大多数的藕是天然的，与光复老头以前的藕没有什么不同。我怀疑不是着藕的味道变了而是光复对他的味觉变了——她年龄越来越大以后，在他越来越离饥饿的当年或者肝脏有了点毛病之后。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我们常常美化以前的一些事物，比如藕，比如一本书，比如某位邻居，因为我们忘记了当时产生好感的特定情景。我们甚至觉得以前的某次痛苦经历美妙无比，因为我们称了原因的回顾者，不再深陷其中。我们不再痛苦而是欣赏痛苦。
这样说来被感知猎取的时间，反过来也会饰变我们的感知。
光复给我谈的一九四八，在多大程度上是未经蚀变、真实可信的呢？在多大程度上有别于他对藕的可疑回忆和可疑信念？
光复谈到政府近来对“规劝会”的平反甄别，说共产党到头来还是不简单，自己的错自己纠，自己吐出的痰自己舔，做到这点真的不简单。说到这里，他发现烟盒空了，叫儿子去买烟，顺便带两瓶汽水来待客。他的儿子大约十二三岁，听说汽水便眼睛发亮，光着脚板就跑出门去。不但买来了香烟和汽水还急急忙忙地用筷子撬开汽水瓶盖。嘣——他愣了一下，前后左右找了一阵，爬到黑黑的床下搜寻，尖削的屁股翘得老高。大概是一只铁皮瓶盖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他顶着一头蛛网出来，说没看见没看见，拍拍手拿着一瓶汽水到门外去喝，哼着不成调的流行歌。
光复恼怒地问：“就这样算了？嗯？”
“找遍了，没看见么。”
“它长了翅膀？还能跑上天去？”
我不知道光复为什么要重视这样一个铁皮瓶盖。也许，那个小瓶盖还能换回钱？或者他只是恼怒娃崽这种马虎处事的态度？
他逼着少年再找，停下了与我的谈话，自己也帮着搬开了墙角的一堆木炭，搬开木桶和锄头之类的工具，发出哗啦啦的声音，对可疑的暗处一一清查，他一次次对瓶盖恫吓：“你娘的躲！你躲！老子看你往哪里跑？”
他当然少不了对少年的训斥：“你这个畜牲寻啊！寻啊！你当少爷了不是？告诉你，要不是共产党给你祖爷平反，你还想喝汽水？还想穿凉皮鞋？还想插起自来水笔上高中？你老子劳改的时候，差点连命都送了，饿得连牛粪里的稗子都捡出来吃的……”
少年噘着嘴，把一块木炭狠狠地踢了一脚。
“猪嬲的，你踢！”体育老师在他的头上敲了一丁公。
少年举臂招架，可能用力大了一点，把父亲推得倒退了两步，差点跌到。“你还敢回手？你这个畜牲还敢回手？”他一把夺走少年手里的汽水瓶，“老子挖死你！”
少年气咻咻地跑到门外疯骂：“老杂种！老土匪！你这个老反革命！动不动就打人，算什么教师？”他破口大骂，“你以为这还是旧社会？还想作威作福涂炭生灵丧权辱国吧？”他用了两个很书面化的词。“你活该！你捡牛屎吃活该！你去坐牢我还好些。我将来要当总统，也要搞运动！老子根本不给你这号假货平反我告诉你！……”
“老子老子老子——”
光复一句话憋在喉头每骂出来，尽管是体育老师，还是没有追上儿子，气得浑身发抖，幸亏有我扶着，才回到家里稳稳坐下。我很惊讶少年对他的态度。少年的话当然是一时气头上的话，不必过于认真对待。但他这样来戳父亲的痛处，至少说明他对于往事没有切肤之痛，错案不错案，不会比它的一瓶汽水更重要。在这个时候，我再一次感到时间的歧义性。光复像很多人一样，以为他的苦难经历能够被任何人同情。时间所定型的一切，可以像博物馆里的文物一样原貌长存，举世公认。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像我的父亲霍很多前辈，教导后人的时候，总是回溯往事，谈坐牢、饥饿、牛粪或一九四八。
他没料到时间不是文物，他与儿子也没有共存和共享的统一时间。政府还他父亲清白的一九四八年，并内有同时配给他的儿子。这位少年刚才狠狠地踢了木炭一脚，显示出它对一九四八年在内的往事毫无兴趣甚至反感。
这似乎没有道理。他没有经历过去，但他至少可以对离奇的往事好奇，如同孩子们一般都能津津有味与古代传说，而没有必要狠狠地踢。在这里，合理的解释只可能是：它并非仇视过去，只是仇视现在的过去，即仇视这个阴暗的臂弯中父亲嘴里充满着训斥、苛责、自以为是气味的过去，那个夺走他半瓶汽水的过去。
光复气得流出了泪水。这使我想起了一条曾经使他全家蒙冤的政策，那条政策规定：一九四七年以后的旧政府里科级和少校级以上的人员，均属历史反革命。这个使用于任何人的时间界限，隐含着的意义是：人们都生活在同一的时间里，不容例外。多少年后，人们终于认识到这一条过于简单，光复本人就因为这条政策的取消而苦尽甘来。但是在另一方面，光复力图使自己与儿子仍然生活在同一的时间里，同样不容例外。他无非是要制造一个新的时间表，他痛恨过去，儿子也必须痛恨；他珍惜今天，儿子也必须珍惜。他内心浩大而深重的一九四八，在儿子的内心中也必须具有同样的规格与分量，不可微缩不可流散，更不可虚无。他没有料到，儿子的完全生活在父亲的时间之外——小小的一个铁皮瓶盖，就可以令儿子得出另外的结论：
“你坐牢活该！”
“你坐在牢里我还好些！”
也许，从这个傍晚开始，在这个小小的豆腐店里，他们包括一九四八年在内的过去断然分裂，再也难以弥合。
军头蚊
一种很小的蚊子，特别黑，细看的话黑头上还有一个小白点，咬得出来的红斑不算大，却奇痒无比，可以持续三天左右。马桥人把它叫作“军头蚊”。人们说，马桥以前没有这种蚊子，只有菜蚊子，就是那种体积肥大的灰色家伙，咬出来的红斑虽然大，但片刻工夫就消散了， 不是特别痒。马桥人还说，军头蚊是省军带来的，那年彭叫驴子的省军打到了长乐街，驻了十来天，留下了一堆堆猪毛和鸡毛，还留下了这些好生毒辣的蚊种。
军头蚊的名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在乡下领教过蚊子的厉害。尤其是夏天收工很晚的时候，蚊子发出嗡嗡嗡的宏大音响，密密扑在人面和赤脚上，几乎可以把人抬起来。归家人太饿，双手只能照顾吃喝，管不了别的。因此我们一边端着碗狼吞虎咽一边必须跳动双脚，跳出惯有的餐时舞蹈，稍有停歇，就可能惨遭蚊群的围食。偶尔腾出手来，往脚杆子上随意摸一摸，就能摸下几条纹尸。人们已经习惯了摸蚊子而不是打蚊子，因为手脚毕竟是自己的皮肉，不堪重复无数的拍击。
夜深，蚊子似乎也累了，休息了，嗡嗡声会变得稀薄一些。
公家
马桥的水田形状各别，犬牙交错，躺在两岭之间的一条谷地，一梯一梯缓缓地落向张家坊那边，落向那边浮游的炊烟或夜间的月光。这里叫大滂冲，外人一听就知道滂田多。所谓滂田，是山区一种水田，浸水多于流水，因此泥性冷，又有很多暗藏着的深深滂眼，人一跌进去几可没见傍眼在表面上不大看得出来，只有经常下田的人，才会熟悉它们 一一的位置。
马桥的牛也知道滂眼在哪里，走到什么地方突然不动了，掌犁的人就得十分注意。
这些日都有各自的名字，或是以形状命名：团鱼丘，蛇丘，丝瓜丘，鲢鱼丘，板凳丘，斗笠丘等等。或是以所需禾种的重量命名：三斗丘，八斗丘等等。还有的以政治口号命名：团结丘，跃进丘，四清红旗丘等等 。这样一下来，名字还是不够用，不足应付那些太零碎的也就数目太多的田块，于是只好借用某些人名，或者在某些田名前面再加人名以示区分，比如“本义家的三斗丘”和“志煌家的三斗丘”，就是分指两块田。
不难知道，这些田以前都是属于私人的，或是在土改时分给了私人，它们与田主的名字相联系是很自然的事情。
算起来，集体化已经十多年了，我奇怪他们对曾经是自家的田还是记得很牢。连稍微大一点的娃崽，也都知道原先自家的田在什么地方，那里背不肯长禾。下肥料的时候，要是到了那里就愿意多下。憋了一泡尿，也愿意到那里在解裤头。一次，一个娃崽在田里踩到一块瓷片，差一点划破脚，恼怒地把它抠出来向另外一块田从去。旁边的一位女子立即怒目：“往哪里甩往哪里甩？讨打 哦？我两筷子插死你！”
那丘田原来是她家的——在很久很久以前。
这位女子惦记着她家的私田，证明土地公有化在马桥直到七十年代初还只是一种体制的存在，尚未浸润成一种情感，至少还不是人们全部的情感。体制与情感当然不是一回事，与体制之下涌动着的全部事实更不是一回事。婚姻的体制下，可能有夫妻双方的同床异梦移情别恋（还能不能叫“婚姻”？）。皇权的体制下，可能有大权旁落后党垂帘（还能不能叫“皇权”？）。同样的道理，当很多马桥人憋上一泡尿也要拉到自己以前的私田里的时候，他们的公有化，他们的“公家”概念，也许不能不打上一些折扣。
当然也不能说他们一心向往私有。事实上，马桥从来没有过够格的私有制。村里人告诉我，即使是在民国以前，他们的私权只能管住田里表面上的三寸“淖泥”，也就是三寸浮泥。三寸以下，从来都是皇帝的、国家的。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官家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田主没有权利阻拦。了解了这一点，外人也许可以明白，马桥后来实现推行合作社，虽然难免一些人私下抱怨，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众人倒也顺顺当当地入了公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不通。
在另一方面，他们谈“公”谈“私”，后面都带一个“家”字，这一点与西方语言不一样。西方的私，是指私人。夫妻之间 ，父子之间，一说到财产也有明确的私权界限。马桥人的私家，则是私中有公。一家之内，从来不分彼此和你我。西方的公，是指公共社会，所谓英语中的public，平等私有体的横向组合，通常只具有政治和经济的意义，与隐私之类的私事无涉。马桥人的公家，则是公中有私，夫妻吵架，青年恋爱，老人人土，娃崽读书，女人穿衣，男人吹牛，母鸡下蛋，老鼠钻墙，所有的私事都由公家管着，也由公家承担着全部责任。公家成了一个大私。
正因为这种集体的家族感，人们一般都把干部叫作“父母官”。马桥的马本义，还只有三十来岁的时候，还刚刚娶回婆娘，凭着他当书记的身分，很多人就尊称他为“本义爹爹”或者“本义公”。
这倒接近了汉语“公”字的原义。中国最初的“公”字并不是指public，而是指部落首领或国家帝王，是“君”的同义词。用“公”字来翻译西方人的public，严格地说来，并不会适。把“私有制”、“公有制”一类西方名词简单地搬用于马桥，似乎也伏下一种名实相离的危险。
本义是马桥的“公（在古汉语的意义上）”，同时代表着马桥的“公（在英语以及西方一些语言的意义上）”。
台湾
大滂冲有一块田叫台湾丘，我以前不大注意。车水抗旱的时节，我与复查合为一班，走进月光深处，哈欠喧天地爬上龙骨水车，吱吱呀呀踩起来。缓缓旋转的木头踏锤，已经被无数赤脚踏得油光发亮，极为光滑，我稍不留神，就一脚踩溜，两手紧急扣住手架，哇哇大叫，狗一样地被吊起来。在这个时候，脚下复杂翻转着的水车令人胆寒，一个个路锤旋上来防不胜防，砸得腿上不是见青就是皮破血流。复查嘱我不要看脚，说这样反而容易踏空，但我不相信他的话，也没法照他的话去做。他一次次引诱我说话，说闲话，意在使我放松。
他尤其愿意听我讲一点城里的事情，讲一点科学如火星或天王星的事情。他是初中毕业生，有科学头脑，比方说明白嬲（磁）铁石的原理，说以后要是又有敌人的飞机来丢炸弹，我们也许可以做一块大嬲铁石，把敌人的飞机嬲下来，那样不比高射炮和导弹什么更管用么？
他对我的异议总是冷静地思索，对我吹嘘的各种科学见闻也很少表示惊讶，正像他平日里大悲不悲，大喜不喜，一张娃娃脸上永远是老成持重。他的各种感情在这张脸上滤成了单一的温和，单一的腼腆，还有永远清澈的目光，从人们不大注意的某个角落潜游出来。一碰到这种目光，你就感到它无所不在，自己任何举动都被它网输和渗透。他的限时后面有眼睛，目光后面有目光，你不可能在他面前掩藏什么。
他不见了，不知何时又冒出来，手里抱着一个莱瓜，要我吃，大概是从附近哪一家的园子里偷来的。待我们吃完，他手挖一个土坑细心地把瓜皮瓜籽埋起来，“三更了，我们睡一觉吧。”
蚊子多，我叭叭地拍打着双脚。
他不知从何处找来一些叶子，在我腿上、手上和额上搽了搽，居然很见效，蚊虫的嗡嗡声明显减少。
我看着刚刚冒出山岭的月亮，听着冲里此起彼伏的蛙鸣，有点担心，“我们就这样……睡？”
“做要做的，歇也是要歇的。”
“本义公说今天晚上要车满这一丘水。”
“管他哩。”
“他会来看么？”
“他不会来。”
“你怎么晓得？”
“用不着晓得，他肯定不会来！”
我有些奇怪。
他知道我接下去会问为什么。“迷信，乡下人的迷信，你们莫听。”然后在我身边倒下，背对着我，夹紧双腿准备睡觉了。
我不能像他那样，想睡就睡，想不睡就不睡，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按部就地。真要我睡，反而眼睛光光地来了精神，便要他再讲点白话，讲迷信也好。他拗不过我，只好说，他也是听来的——他每次说及重大的事情，都先交待说法的来源，把自己开脱。他说，他听某某说，这一丘田的主人叫茂公，与本义结过冤家对头。还是办初级社的那年，茂公犟着不入社，周围的田都入社了，只有这 丘田还是单干田。本义是社长，不准茂公从上面的几丘田过水。茂公还是犟，宁可自己到江里去挑水，硬着头皮不来讨水。到最后，本义带着一伙人，趁着茂公发了哮喘的时机，抬着扮桶一个吆喝到这块田打禾，说是“解放台湾”。
茂公以前当过维持会长，又有很多田地，是个地主汉奸。他的田当然就是“台湾”。说起来，他的汉奸帽子戴得有点冤枉。以前这里是日伪政权下的十四区，有一个维持会，管辖马桥以及周围十八弓，由各弓的有钱人或者体面的人轮流当会长，三个月一轮，轮到谁了，一面锣就送到谁家。当这种会长的没有什么薪金，但凭着一面锣吆喝点公事，无论走到哪里可以收“草鞋钱”，也就是借公差的机会刮点油水。茂公排在十八弓的最后面，轮到他的时候，日伪军早投降了，他本来可以不当差了，只是这里的人还不知道外面的形势，一面锣还在轮着。
茂公是个好出风头的人，锣一到手，立刻穿上白绸的长衫，摇着文明棍，无论走到谁家的地一里，咳嗽咳得特别响。他的草鞋钱收得太狠，至少比前几任要多收一倍，处处吃个夹份。他的办法无奇不有。有一次到万玉家吃饭，把万玉他爹丢在灶下的一个鸡食袋子偷偷捡起来，藏人袖口，上桌时乘主人没注意，放入鸡肉碗里。他举起筷子“发现”鸡食袋子，硬说主人戏弄他，要罚五块光洋。闹得主人苦苦求他，借了两块光洋给他才算完事。另一次，他在张家坊一户人家小坐，先去外面屙了一泡屎在自己的斗笠上，逗得狗来。他坐好了，估计狗已经把斗笠啃烂，再出门来大惊小怪，硬说主人故意与他这个会长和皇军作对，连他的斗笠也不放过，背着他放狗来咬。主人说尽了好话也没有用，最后只得忍气吞声地赔了他一口铁锅。
其实谁都知道，他那顶斗笠早就破了。他种下了这么多苦瓜籽，不难想象，到本义大喊“解放台湾”的时候，村民一呼百应，纷纷上阵，尤其是万玉他爹，不但跑到茂公的田里打禾，还顺便把茂公家种在田边的几根瓜藤扯个稀巴烂。还有些后生故意齐声喊出“嗬嗬嗬——”的尖声，闹得村里鸡犬不宁，生怕茂公听不见。
茂公果然听见了，气喘吁吁赶来了。跺着一根棍子在坡上大骂：“本义你这个畜生，你光天化日抢老子的禾，不得好死咧”
本义举臂高呼：“一定要解放台湾！”
入社积极分子们跟着喊：“一定要解放台湾！”
本义高声问：“有人对抗合作化，如何办？”
应答声同样震耳欲聋：“打他的禾，吃他的谷！哪个打了哪个要！打他的禾，吃他的谷，哪个打了哪个要！”
茂公气得眼睛冒血，“好，好，你们打，你们放势打，老子饿死了，变个饿死鬼也要掐死你们！”
他回头喊他的儿子盐早和盐午，要他们回去拖刀来。两兄弟还只是娃崽，早被这场景骇呆了，站在坡上不敢动。茂公唾沫横飞把娃崽骂了一道，自己扶着拐棍回去，不一会，拿来一束柴，在田边放火。他的田早已断水，禾枯得很，一股风鼓过去，火就喳喳喳地燃成了大势。他看着人哈哈大笑，跺着脚又骂：“杂种哎，老子吃不成，你们去吃，你们去吃呵，哈哈哈……
眼看到手的粮顷刻之间化为烟灰。
几天之后，茂公一口气没接上来，就死了。
人们说，茂公的阴魂不散。腊月的一天，本义家打了一副磨子，从石场里抬回家时路过茂公家的门口。本义放下担子去岭上找野鸡窝，刚走出几步，忽听身后有咣当咣当的巨响，不觉吓了一跳。下村的人也差不多都听到了这种异样的声音，先是一些娃崽，然后有汉子们，也赶来看个究竟 。他们一到现场无不惊得呆若木鸡，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本义的两扇新磨子，正在同茂公家门口的一个石臼大战——
说到这里，复查问我知不知道石臼。我说我看见过，是舂米或者舂粑粑的一种器具，样子有点像盆。我还知道，舂分为手舂和脚舂两种。手舂是人持舂林上下捣击。脚舂则稍稍省力一些，有点像翘翘板，人站上翘板这一头，跌得那一头的舂持高扬，一旦松脚，舂头就重重砸到石臼里。
复查说，他也不相信石臼怎么可以打架，但老班子硬说亲眼所见，说得有鼻子有眼。一个石臼敌两扇磨子，上下跳跃，左冲右突，碰撞得一把把金星四泻声震如雷，很快把地上砸出一个又一个深坑，密密麻麻像夯地。在那一刻，似乎远近所有的乌鸦也全飞到这里来了。黑压压地挂满了一棵棵树，哇哇哇地叫。
有两三个力气大一点的汉子上前去制止，找来杠棒隔开恶战的双方，累得满头大汗，还是隔不开。咔哒一声，压着石臼的一条杠棒居然拗断了，石臼愤愤地再次跳起来，疯了一般朝石磨滚去，碾得闲人往两边闪。它们你退我进，我扑你挡，白花花地斗成一团，最后离开了地坪，打到沟边，打过了桥，扭到岭上去了，闹腾得一片茅草哗哗响。人们更为惊讶的是，这几个石头居然都流出一种黄黄的血，留在地上和草叶上。它们在岭上都尸分数块的时候，只有一两块碎石有气无力偶尔勃动挣扎一下，所有石块的断面血涌如泉，汇集成流，从岭上汩汩往下曲折延绵足有半里路，最后黄了整整一个藕塘。
人们把石臼和石磨的碎尸收捡起来，远远地分开，用来填了水田里的滂眼。石磨填了本义家的三斗丘，石臼填了茂公丘，这才了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