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在马桥的发音qo，阳平声，意指聪明，与“醒”对义，比如“觉悟”。其实，“觉”的另一含恰恰是不聪明，指一种昏聩、糊涂、迷乱的状态，比如“睡觉”。
“醒”和“觉”是一对反义词。与普通话思维的一般理解刚好相反，这对反义词在意义延伸时换了个位置：在马桥人看来，苏醒是愚蠢，睡觉倒聪明。外人初来乍到的时候，对这种位置总感到有些不顺耳。
我们得承认，对聪明与愚蠢的判断，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不同的角底和尺度。我们似乎也得容许，马桥人完全有权利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在语言中独出一格地运用苏醒和睡觉的隐喻。就拿马鸣来说吧，人们可以叹息他的潦倒和低贱，嘲笑他又臭又硬又痴又蠢最后简直活得像条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从马鸣的角度来看呢？他也许活得并不缺乏快活，并不缺乏自由和潇洒，甚至可以常常自比神仙。尤其是人间一幕幕辛辛苦苦的闹剧终结之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人们太多太多的才智成了荒唐，太多太多的勤奋成了过错，太多太多的热情成了罪孽，马鸣这个远远的旁观者，至少还有一身的清白，至少两手上没有血迹。他餐风宿露，甚至比绝大多数的人都活得更加身体健康。
那么他是愚蠢还是聪明呢？
他到底是“醒”着还是“觉”着？
其实，每一个对义的词，都是不同理解的聚合，是不同人生实践路线的交叉点，通向悖论的两极。这样的交叉点隐藏在密密语言里，不时给远行的人们增添一些犹疑。
发歌
如果看见马桥的男人三两相聚，蹲在地头墙角，或者坐在火塘边，习惯性地一手托腮或者掩嘴，就可以知道他们正在唱歌。他们唱歌有一种密谋的模样，不仅声音小，而且大多避开外人的耳目，在僻静的地方进行。对于他们来说，唱歌与其说是一种当众表演，不如说更像小圈子里的博奕。我原来以为这是害怕来自政府的禁止和政治批判，后来才知道，他们即使在“文革”以前很多年，就有了这种鬼鬼祟祟的歌风。不知是什么原因。
马桥人唱歌，也叫盘歌，也叫发歌，与开会的“发言”、牌桌上的“发牌”，大概有类似的性质。汉代的枚乘作过很有名的《七发》，发是指诗赋的一种，多为问答体。马桥发歌也多是一问一答的对抗，是否就是汉代的“发”，不得而知。
年轻后生喜欢听发歌，对每一句歌词给予及时的评点或喝彩。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位较为大方，可能掏出钱去买一碗酒，或者凭着面子去赊一碗酒，犒赏歌手。缓手发完一轮就呷一口酒，借着酒力当然能发出更加杀劲更加刁钻难答的歌词，把对手往死角里逼，直斗得难解难分天昏地暗，决不轻易把托腮或掩嘴的手撤下来。
他们的歌总是从国家大事发起。比方盘问对方国家总理是谁？国家主席是谁？国家军委主席是谁？国家军委副主席是谁？国家军委某副主席的哥哥是谁？国家军委某副主席的哥哥最近得的是什么病而且吃的是什么药？如此等等。这些难题真是让我大吃一惊。我就是天天看报纸，恐怕也无法像他们那样对远方大人物如数家珍，对他们的肺癌或糖尿病记得如此精确。我猜想这些浑身牛粪臭的汉子，奇特的记忆力，一定出自他们的某种特别训练。处江湖之野不忘其君，他们的先人也一定习惯于关注朝中的动静。
接下来是发孝歌。歌手们往往要互相揭短，指责对方没有给高堂大人弹棉絮，或者没有给逢生干爹买寿木，或者没有在正月十五给伯伯或小伯送腊肉，或者那腊肉的膘不够两寸，肉里面也有蛆虫拱，如此等等。他们总是义正辞严，质问对方是不是嫌贫爱富？是不是忘恩负义？是不是天天吃的猪狗食长的猪狗心？当然，对方要急中生智，要及时用天气或脚痛之类原由来开脱自己的劣迹，并且迅速发起反攻，找出对方新的不孝之举——即便夸大事实也在所不惜。他们一定要经受得起这场歌声的相互审汛，这种民间道德严格验收。
以上是必要的开局之争，体现着歌手的立场。
发完了这些，就可以放心了，就可以放心发一点觉觉歌了。“觉”的引伸义是玩笑，比如“觉觉话”就是指俏皮话。进一步的引伸义是不正经，比如“觉觉歌”多指调情的歌。觉觉歌活跃肉身的感官，是年轻后生最为兴奋的节目，仍可采取对抗的方式进行，只是一方要作男角，另一方作女角；一方要爱，一方要拒爱。
我曾经留心录下过一些：
想姐呆来想姐呆，行路不晓脚踩岩，吃饭不晓扶筷子，蹲了不晓站起来。
另一首更有呆气：
想姐想得气不服，天天吃饭未着肉，不信脱开衣服看，皮是皮来骨是骨。
也有歌颂女呆子杀夫图谋的，能让人吓一跳：
人家丈夫乖又乖，我的丈夫像黄柴，三斧两斧劈死了，各位朋友烤人来。
也有的唱得凄楚：
一难舍来二难离，回个影子贴上墙，十天半月未见面，抱着影子哭一场。
也有的对爱情表示绝望：
你我相爱空费力。好比借磨（米？）养人鸡，姐的儿女长大了，不喊老子喊伙计！
这些只算情歌。情歌发到一定的时候，歌手们就会引出“下歌”：
我看你女子二十零，不要关起门装正经，我看你脸上挑花色，裤裆早已经湿津津。你家的狗急叫不停，门前的流水白沉沉。你家的床户千斤力，一天钻出个土坑坑。
……
每到这个时候，听众中如有女人，必会红着脸诅咒着快步离去，后生们则目送她们不同寻常的背影，像一只只欲斗的叫鸡，伸长颈根，眼睛发红，摩拳擦掌，躁动不安地一会儿站起，一会儿蹲下，脸上烂出一片火烧烧的痴笑。他们故意把笑声夸张得很响亮，让远处的女人们听到。
也有唱女人苦处的歌，比如下村的万玉发过一首，内容是一个妇人目送私生子躺在木盆里顺罗江漂下去时的情景：
你慢慢行来慢慢走，莫让岩石碰破头，不是为娘不要你，你没有爹姥娘恼羞。
你慢慢走来慢慢行，莫让风浪打湿身，不是为娘舍得你，夜半醒来喊三声，……
木盆在万玉的嘴里遇到了一个漩涡，转了一圈又往回漂，似乎依依不舍，还想回到娘的怀抱呵呵呵。唱到这里，旁边的女人莫不眼圈发红，开始用衣角擦眼睛，鼻涕的声音此起彼伏。本仁的婆娘嘴角一落，丢了手里的一箕猪菜，扑到另一个妇人的肩上哇哇哇地哭了起来。
撞红
据说马桥人以前收亲忌处女，洞房之夜谓之“撞红”，是很不吉利的事情。相反，女方未婚先孕，挺着大肚子，倒是能使大家感到满意。湖南省文联侗族民俗学家李鸣高告诉我，这没有什么奇怪，在生产水平落后的地方和时代，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生育是妇女最重要的职责，比贞洁的道德操守重要得多。男人们择偶时喜欢大肚子，是南方很多地方较为普遍的现象。
似乎是一种说得通的解释，权且录下备考。
与这一习俗有关，马桥男人对第一胎心怀敌意，视之为来历不明的野种，不是自己的骨血，或是塞进尿桶，或是将其闷死褥中，总是除之而后快。这种风俗叫作 “宜弟”，也就是弑长子，是马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心照不宣的做法。做母亲的于心不忍，常常在丈夫动手之前，把婴孩用棉袄裹束，放在大路边，或者放到盆里顺水下漂，把亲子的命运托付于天，也就成了常有的故事。
共产党来了以后，禁止这种野蛮行为，有关说法也就很少听到了。有些人是否还在偷偷地做，不得而知。当万玉唱起《江边十送子》一类歌谣的时候，歌声牵动女人们一些往日的辛酸，泣声四起，当然是不难理解的。
觉觉佬
马桥最会发歌的是万玉，但我到马桥很久以后才认识他。村里奉命组织过一个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把上面来的一些文件或社论编成快板演唱，敲锣打鼓送到其它村寨，其它村寨也照此办理。演出结束总要喊一些口号。七嘴八舌喊口号，很难喊得整齐，于是常常把长的口号分成几句来喊，不免喊出些问题。毛主席有条语录，一分开就变成了三句；（1 ）打击贫农！（2 ）就是！（3 ）打击革命！一前一后都成了反动口号。但大家都依旧逐一振臂高呼，没觉出有什么不顾耳。
还要奉命演出革命样板戏。乡下条件有限，只能因陋就简，在道具服装等方面是不能太讲究的。白毛女上台，头顶一挂长麻，吓得小把戏一脸僵硬。英雄杨子荣没有斗篷，只好让他穿蓑衣打虎上山。有一次深秋的风大，把台上木制的景片刮倒了，也就是把贴满棉花的一块门板刮倒了，可怜子荣同志刚刚壮志豪情地打完虎，就被倒下来的这座雪山咚地一砸，两眼翻白，东偏西窜，最后栽倒在台上。好在台上的几盏油灯昏昏的，观众没怎么看清，还以为英雄卧倒是设计中的战斗动作，给了一些掌声。
农民说，还是老戏好看，不过新戏也还热闹，也出味。
杨子荣虽然负伤，但还是演得比较成功。他脑子昏昏然，忘了台词，情急生智，见到锣鼓唱锣鼓，见到桌椅唱桌椅，最后一气把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修水利种油菜全唱了，唱得全场喝彩。公社干部也没听清，连声说好，决定让马桥的宣传队代表全公社到县里参加汇演。
进县城是一件很稀罕的事，而且排练节目总比挑塘泥要松活得多。有些男女还可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自由交际，互相化化妆，互相收拾收抬衣物什么的。大家都很高兴。村党支部书记马本义，也觉得脸上有光，兴冲冲地交代我，要编一出四个女崽的戏，编什么他不管，就是要四个女崽。
我问为什么。
“你们旧年不是连了四件红褂子么？那些褂子费了大队上两担谷，锁在箱子里可惜了。”
原来他是不想埋没了那两担谷。
大家也觉得这个建议是对的。
为了改进节目，县里来了两个文化馆的人，建议还要加一个山歌，体现马桥的民间文化特点。本义想了想，说这有何难，万玉的喉咙尖，发丧歌发喜歌都是好角色，要他来发！
村里的人都笑，尤其妇女们笑得前翻后仰，让我有点奇怪。我打听这个人是谁，她们略加描述，我才隐约想到一个似乎见过的人，没有胡子，弯垂的眉毛也极淡，加上他总是刨出一个光头，看上去颇似一颗光溜溜的油萝卜。我记得他总是挑着一个担子出村，不知是去干什么。也记得他旁观别人唱歌，有人劝他出场，他就拖着一种尖细的娘娘腔讲官话：“莫唱的，莫唱的，同志们莫要拿小弟调 笑。”说着还红了脸。
他住了村两间茅屋，离了婚，带着一个小伢。据说他有点下流，尖尖的嗓门总是出现在女人多的地方，总是激发出女人的大笑，或者被女人们用石头追打。他原是一个推匠，就是上门推砻碾谷的人，多与主妇们交道。日子久了，“推”字由于他又有下流的意味。常有人问他，到底推过多少女人？他不好意思地笑，“莫耍我，新社会要讲文明你晓不晓？”
复查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万玉到龙家湾推米，一个小孩问他叫什么号？他说他叫野老倌。小孩问你来做什么？他说打你妈妈的粑粑呵。小孩兴冲冲跑回屋，如实传达。这家聚着一伙女人在喝姜茶，一听皆笑骂。娃崽的姐姐气不过，放出狗来咬，骇他抱头鼠窜，最后失足掉在粪凼里。
他一身粪水爬上田埂，留下凼里一个大坑，像一头牛睡过的。路上有人惊间，
“万推匠，你如何今天往粪凼里跳？”
“我看……看这粪凼到底有好深么。”
“你也来检查生产么？”
他支支吾吾急步走了。
一些娃崽在他身后拍手大笑，他捡一块石头威胁，腰子扭了好几下，憋出吃奶的劲也不过投了一竹竿远。娃崽便笑得更加放心。
从此，“检查生产”就成了马桥的一个典故，指万玉式的狼狈，以及对狼狈的掩饰。比方有人摔了一跤，马桥人就会笑问：你又检查生产么？
万玉是本义书记的同锅堂弟，有一段，本义家来了一个模样子漂亮的女客，他就三天两头笼着袖子到本义家闲坐，娘娘腔尖锐到深夜。一天晚上，火塘边已经围了一圈人，他大咧咧抽一张椅子挤 入。本义没好气地问他：“你来做么事？”
“嫂子的姜茶好香，好香。”他理直气壮。
“这里在开会。”
“开会？好呵，我也来开一个。”
“这是开党员会。你晓不晓？”
“党员会就党员会，我个把月没有开会了，今天硬是有瘾，不开它一家伙还不行。”
罗伯问：“哎哎哎，你什么时候入了党？”
万玉看看旁人，又看看罗伯，“我没有入党么？”
“你入了裤裆吧？”
罗伯这一说，众人大笑。
万玉这才有羞愧之色。“罢罢罢，奴妾误入金銮殿，去也去也。”
他刚跨出房门就怒火冲天，对一个正要进门的党员威胁：“好吧，老子想开会的时候，偏不让我开。以后开会再莫喊老子！”
他后来果然不再参加任何会，每次都拒绝得振振有辞。“我想开会的时候如何不让我开？好，你们把好会都开完了，剩几个烂会就想起我来了，就挂牵起我来了。告诉你，休想！”出于对干部们将他逐出党员会的怨恨，他牢骚渐多，有一次帮几个妇人染布，忙得满头大汗，也忙得愉快。说着说着得意起来，就说走了嘴。他说毛主席也没有胡子，你们看像不像张家坊的王三婆婆？他又说，他有两张领袖的宝像，一张贴在米桶前，一张贴在尿桶前。他要是米桶里没有米舀了，就要给宝像甩一个耳光。要是尿桶里没有尿担了，也要朝宝像甩一个耳光。
他看见妇人们笑得合不拢嘴，更加得意，说他来年要到京城去一趟，要找毛主席说个理，为什么叉子湾里的冷浸田也要插双季稻？
话传到干部们的耳朵里，干部当即就要民兵操起步枪，把万玉一索子捆了送往公社。几天之后他回来了，哼哼哟哟，脸上青了几块。
“怎么样呵？公社请你去检查生产？”有人问。
他摸着脸苦笑：“搭伴干部们看得起，罚得不重，不重。”
他的意思是指公社念他是贫农，只罚了他一百斤谷。
从此，“看得起”或者“干部看得起”也成了马桥的典故，是自我解嘲的意思，或者是罚谷的意思。
他初到宣传队来的时候，显得十分破落潦倒，一根草绳捆着破棉袄，歪戴一顶呢子帽，悬掉得过高的裤脚下没有袜子，露出一截冻得红红的脚杆。还提着一杆牛鞭，是刚从地上回来。他说搞什么鬼！一下子不准他发歌，一下子又要他发歌，还要发到县里去，好像他是床脚下的夜壶，要用就拖出来，不用就塞进去。何部长从不做好事！
其实这根本与公社的何部长无关。
他神秘地问：“如今可以发觉觉歌了么？共产党……？”他做了个表示翻边的手势。
“你胡说些什么！”我塞给他一页纸，是关于大抓春耕生产的歌词。“今天记熟，明天就连排，后天公社里要检查。”
他看了好半天，一把抓住我的手，“就发这个？锄头钯头扁担积凼粪浸禾种？”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同志，下了田天天都是做这号鬼事，还拿上台当歌发？我一想起锄头扁担就出汗，心里翻。还发什么发？”
“你以为请你来唱什么？要你唱你就唱，你不唱就出工去！”
“呵哟哟同志，如何这么大的脾气！”
他没将歌词还给我。
他的歌声未必像人们说的那样好听，虽然还算点亮，但显得过于爆，过于干，也过于直，一板唱上去，完全是女人的尖啸，是刀刃刮在瓷片上的那种刺激。我觉得听者的鼻窦都在哆哆嗦嗦地紧缩，大家不是用耳朵听歌，是用鼻窦、用额头、用后脑勺接受一次次刀割。
马桥不能没有这种刀割。除了知青，本地人对他的歌声一致好评。
知青不同意他自我得意的化妆，不让他穿他的那双旧皮鞋。他还要穿出他的灯芯绒裤子，甚至还要戴上一副眼镜。县文化馆的也说，大闹春耕怎么可以是个相公样？不行不行。他们想了想，要他打赤脚，卷裤腿，头上戴一个斗笠，肩上还要扛一把锄头。
他大为不解，“肩锄头？那不像个看水老倌？丑绝了！丑绝了！”
文化馆的说：“你懂什么？这是艺术。”
“那我挑担粪桶来，就更加艺术么？”
如果不是本义在场管练，争论不可能结束。其实本义也觉得锄头不大悦目，但既然县里来的同志说锄头好，他只能拥护。
“要你肩你就肩着，”他对万玉大骂，“你这个家伙怎么醒得猪一样？总要肩个东西把？不然在台上呆呆的像个什么？发起歌来如何有个势？”
万玉眨眨眼，还是呆着。
本义急起来，上去给万玉做了几个示范的动作，撑着锄头，或者是扛着锄头，一会儿扛在左边，一会儿扛在右边，让他看清楚。
以后的几天的排练，万玉打不起精神，支着他那把锄头站在一旁，形单影只。他比其他演员都年长一截，似乎也搭不上话。有些过路的妇女来看热闹，万玉到这个时候总是有羞惭万分的表情，五官纠聚出一团苦笑，“大妹子莫看，丑绝了。”
他最终没有跟我们到县里去。在公社上拖拉机的那天，左等右等，就是没看见他的影子。好容易看见他来了，又发现他没有带锄头。问他的锄头到哪里去了，他支支吾吾，说不碍事的，不碍事的，到县生再借。领队的说，街上不像乡下，家家都有锄头，万一没有借到合适的如何办？快回去拿！万玉还是笼着袖子支支吾吾没有动。我们看出来了，他硬是同那把锄头过不去，不想把它肩上台。
领队的只好自己就近去借。等他借来时，发现万玉不见了，溜了。
其实他从来没有去过县里，一直是很想去的。他早就在洗鞋子洗衣服，做进城的准备。他还偷偷地请求我。到时候一定要领着他过城里的马路——他最怕汽车。要是街痞子打他，他是肯定打不赢的。城里的女子好看，他东看西看也可能走失。他希望我随时挽救他。但他终于没有跟着我们去县城，决心与那把锄头对抗到底。他后来还解释，他对那些积凼、铲草皮、散牛粪、浸禾种的歌词无论如何记不住，心里慌慌的，愤愤的，唱着唱着就想骂人，真到县城去唱肯定要出大事。他不是没有努力，甚至吃了猪脑子、狗脑子，牛脑子，还是记不上几句，一走神就滑到男女事上去了。他只得狠狠心临阵开溜。
因为他的不辞而别，本义后来罚了他五十斤谷。
这样看来，万玉在很多事情上不认真，在唱歌的问题上却相当认真。他在很多时候不坚定，对觉觉歌的倾心却无比坚定。他简直有艺术殉道者的劲头，情愿放弃逛县城的美差，情愿放弃工分并遭受干部臭骂和处罚，也不愿接受关于锄头的艺术，没有女人的艺什么术。
哩咯啷
有一天，万玉看见岩匠志煌打老婆，打得女人喊救命，便上去劝解，说看在他的面上，手莫下狠了。岩匠一看见他无毛无须的脑袋，鼻子眼里都是火，说你是哪个裤裆里拱出的货，我打死这个贼婆子与你何干？万玉说新社会讲文明，妇女都是女同志，不能随便打的你晓不晓？
争了一阵，最后岩匠冷笑着说，那好，你心疼女同志，老子成全你。你受得住我三拳，我就给你这个面子。
万玉平时是相公身子，最怕痛，在田里被蚂蝗叮一口也喊爹喊娘，一听这话就脸色发白。他结结巴巴，大概想当着旁人的面把好事做到底，紧紧闭上眼，硬着头皮大喊一声好。
他太自不量力了，眼睛闭得再紧也没用。志煌还只给他第一巴掌，他就大叫大喊栽倒在水沟里，半天没有爬起来。
岩匠冷笑一声，弃他而去。
万玉好容易站稳脚跟，冲着面前一个黑影说：“你再打呵，你再打！”没看见黑影动，倒听到了周围有人笑。他揉揉眼睛定神一看，总算看清了，黑影不是岩匠，是一架车谷的风车。
他恼怒冲着志煌家的大门吼叫：“煌宝我儿你跑什么？你有种的来打呵！你狼心狗肺，你说话不上算，你欠我两拳你你你不是个人！”他晕头转向，豪气还是发错了地方：岩匠没有在那里，到岭上去了。
他踉踉跄跄地回家。路上很多人笑他一身的泥水：“推匠，又检查生产来呵？”
他只是苦笑。“我要告状！告状！人民政府当家，还怕他煌宝伢子翻天不成？”
他又说：“我舍得一身剐，不怕他何部长偏听偏信！”
他凡事都往何部长那里想，认定是何部长的阴谋，旁人对这种莫名的仇恨总是不明不白，真要问他，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对于他来说，替女人挨打是寻常事。他一次次不由自主卷入到人家夫妻打架的事件中，无一例外地为女人打抱不平，于是陆续付出皮肉之苦的代价，甚至付出头发和牙齿。有些受到他偏袒的女人，嫌他多事，一气之下也配合丈夫朝他脑袋上抡抡拳头，使他颇为委屈。一般来说，他不会与这些女人计较。人们说他是这些女人的哩咯啷，他也很乐意听人们说他是这些女人的哩咯啷。哩咯啷是像声词，描述五音阶小调时常用，在马桥词汇里也代指情人以及谈情说爱的活动、更准确地说，它表示不那么正规、认真、专心的情爱，较多游戏色彩，一股胡琴小调的味，是介乎情爱和友善之间的一种状态，不大说得清楚。正因为如此，它也只能用哩咯啷这种含混不清若定若移的符号来给以敷衍，引导一种边界模糊的想象。草丛里的野合是哩咯啷，男女之间随意打闹调笑一下，也可以被称之为哩咯啷。可以断定，如果马桥人看见了城里的交谊舞或男女同行，一定也会将其纳人哩咯啷的范围——一个婚姻之外缺乏明确分析和表述的广阔范围。
马桥人有很多语焉不详的混饨意识区，哩咯啷是其中之一。
龙
“龙”是粗痞之词，指男人的阳具。在马桥，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咒骂：你这条死龙！
你看他那简岩（呆）龙！
龙哎，你踩了我的脚都不晓得么？
……
万玉口里也不干不净，但容不得别人把他骂作龙。一旦蒙受这种侮辱，他一脸涨红，摸到石头就是石头，摸到锄头就是锄头，要跟对方拼命，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最后一次看见万玉，是从县城里回马桥去，带去了他托我买的肥皂和女式袜子。我在他的茅屋前看见他的儿子，被他警觉地挡在门外，朝我吐口水。我说我是来看他爹爹的。
我的话肯定被床上的万玉听到了。他等我走到床前，突然撩起着黑色的破蚊帐，一张脸闯上来。“看什么看什么，就这个样！”
这一点也不好笑。他的脸蜡黄，瘦若干柴，让我暗暗吃惊。
“好想念你，都要得相思病了。”
这同样没什么好笑。
问过病情，我可惜他没有到城里去唱歌、他连连摇手，“做好事，你做好事。搞农业的歌？那锄头尿桶戳里戳气的东西也叫歌？”
他叹了口气，说最有意思的是从前，从正月到三月八，什么事也不做，天天都是耍，都是发歌。这村发到那村，这山发到那山，好耍得很。他说伢崽女崽发堂歌，对面坐着发，发出意思来了，发完一首就把凳子往前挪一寸，挪到最后、两张凳子合成排，两人相搂相偎，面颊厮摩，你在我耳边发，我在你耳边发，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只有对方一人听得清楚。这叫“耳边歌”。他眉飞色舞两眼发亮，“啧啧啧，那些妹崽都是豆腐肉，一掐就掐得出水来的！”
这一天我也无聊，对下流歌有些好奇，央求他唱一点给我听听。他扭捏一阵，半推半就地约定，“这是你要我犯错误的？”
“我给你买肥皂袜子，你就不感谢一下？”
他精神大振，跳下床来，在屋里走了一圈又一圈，才算是润好了嗓子，运好了气。我突然发现，他如此矫健，如此雄武，病色一扫而光，眼里射出两柱电光。
他唱了几句，我还没来得及理解，他连连摇手，猛烈地咳嗽，说不出话来，手慢慢地伸向床沿。
“我怕是发不得歌了。”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手很凉。
“不，你唱得蛮好听。”
“真地好听？”
“当然，当然。”
“你莫哄我。”
“不哄你。”
“你说我往后还唱得？”
“当然。当然。”
“你凭什么晓得我还唱得？”
我喝水。
他目光暗了，长叹一声，头向床里面偏过去，“我唱不得了，唱不得了，这只怪何部长太毒辣了呵。”
他又开始了对何部长莫名其妙的仇恨。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把一碗冷水喝得足够的长久。
几个月后的一天，远处来者不善地鞭炮炸响。我出门一打听，是万玉散发了，也就是死了（参见词条“散发”）。据说他死的时候床边根本没有人，硬了一天多才被隔壁的兆青发现。据说他落气时口袋里只剩下三颗蚕豆，家无隔夜粮。他留下一个十来岁的伢崽，早被他一个远方舅舅领走。他家徒四壁我是看到了的，到处是蛛网和鸭粪，空荡荡的屋里连一个柜子都没有，衣物永远堆放在一个破摇篮里，邻家的小鸡在上面跳来跳去。人们说，他一辈子就是吃了女人的亏，如果不是这样，他婆娘恐怕也不会同他打离婚的，总还要搞一口热饭给他吃吧。
他连下葬的棺木也没有，最后还是本义出了一箩谷，队上另外补助了一箩谷，为他换来两根杉树，做了个阴宅。
按照当地风俗，人们在他的棺木里枕了一小袋米，在他嘴里塞了一枚铜钱。给他换衣的时候，兆青突然发现：“他没有龙呵！”
众人一愣。
“真的！”
“真真是没有龙！”
一个又一个去尸体边看了一眼，发现这个男人真是没有龙，也就是没有男人的阳物，无不惊讶万分。
到了傍晚，消息传遍整个村子，女人们也在乍惊乍疑地交头接耳。只有罗伯有点不以为然，显得胸有成竹地说，不用猜也应该看得出来，万玉若不是个阉官子，为什么连胡子眉毛都没有？他还说，他早就听人说了，万玉十多年前在长乐街调戏一个大户人家的婆娘，被当场捉拿。东家是长乐街上的一霸，又是伪政府的团防头目，不管万玉如何求饶，一刀割了他的龙根。
人们听完这些话，唏嘘不已。联想到万玉一直忠心耿耿地在女人面前讨好，给她们干活，替她们挨打，这是何苦来着？打了几十年的雷，没有下一滴雨；喂了几十年猪，没吃到一团肉，疯了么？到头来，这唯一的娃崽都不是自己的骨肉——人们想起来了，那个娃崽确实长得完全不像万玉。
没有了万玉，村子里安静多了，少了很多歌声。有时候好像听到了隐隐的尖啸，仔细一听，不是万玉，是风声。
万玉就埋在天子岭下。我后来上山砍柴，几次从他身边走过。清明节的时候，我看见那一片坟地里，他的坟最为热闹，坟头的杂草都被拔去了，有很多纸灰，有残烛残香，还有一碗碗的饭充作祭品。我还看见一些面熟和面生的妇人，村里的和远处来的，去那里哭哭泣泣，有的还红了眼睛。她们哭得一点也不躲闪，一点也不扭怩，张家坊一位胖妇人甚至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把万玉嚎践成她的肝她的肺，痛惜她的肝和肺穷了一辈子，死的时候自己只有三颗蚕豆。这几乎是一次女界的自发集会。我奇怪她们的丈夫都不来干涉这种眼泪。
复查说，他们都欠了万推匠的工钱，不会说什么的。我想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们觉得万玉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同自己的女人不会有什么可疑的关系，不再值得提防，不必同他计较。
龙（续）
马桥人把龙都画成黑色的，有鹿角，鹰爪，蛇身，牛头，虾须，虎牙，马脸，鱼鳞，等等，一样都不能少。这些龙画在墙上，镜上，或者雕花床上，还得配上波涛和云彩，海陆空一应俱全。这样看来，龙根本不是一个什么动物，与远古时代的恐龙也完全没有关系。龙是一种中国式的所有动物集大成，是世上所有生命的概括的抽象。
龙只是一种观念。一个面面俱到无所不能的观念。
把船做成龙形，就成了龙舟。我在马桥当知青的时候，因为“文革”，五月端午赛龙舟作为旧风俗也受到批判的禁止。我只听村里的人说，以前赛龙舟十分热闹，罗江两岸的人总要争个高下，输了的一方上岸以后，每个人都要以裤子包住脑袋，受尽人们的百般嘲笑和羞辱。我还听说，当时的龙舟都是用桐油刷上七七四十九遍 ，动手造船之前烧香拜神种种繁文缛节不说，造好之后不能雨淋，不可日晒，也不得轻易下水，到了比赛的日子，鼓乐大作，由年轻后生抬往比赛的起点。即便就是沿着江边走，也是船坐人，不能人坐船的。
我问为什么要这样颠倒。
他们说，要让龙舟歇气，不能累着了。
在这个时候，龙就成了一种动物，而且是个气力有限的家伙。
枫鬼
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图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闲笔，也只不过是对主线的零星点缀，是专制下的一点点君恩。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成为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万端纷坛的因果网络里，小说的主线霸权（人物的、情节的、情绪的）有什么合法性呢？
不能进入传统小说的东西，通常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在神权独大的时候，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类独大的时候，自然是没有意义的；在政治独大的时候，爱情是没有意义的；在金钱独大的时候，唯美也是没有意义的。我怀疑世上的万物其实在意义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时候一部分事物显得“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被作者的意义观所筛弃，也被读者的意义观所抵制，不能进入人们趣味的兴奋区。 显然，意义观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本能，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时的时尚、习惯以及文化倾向——常常体现为小说本身对我们的定型塑造。也就是说，隐藏在小说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正在通过我们才不断完成着它的自我复制。
我的记忆和想象，不是专门为传统准备的。
于是，我经常希望从主线因果中跳出来，旁顾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事物，比方说关注一块石头，强调一颗星星，研究一个乏善可陈的雨大，端详一个微不足道而且我似乎从不认识也永远不会认识的背影。起码，我应该写一棵树。在我的想象里，马桥不应该没有一棵大树，我必须让一棵树，不，两棵树吧——让两棵大枫树在我的稿纸上生长，并立在马桥下村罗怕家的后坡上。我想象这两棵树大的高过七八丈 ，小的也有五六丈，凡是到马桥来的人，都远远看见它们的树冠，被它们的树尖撑开了视野。
我觉得这样很好：为两棵树立传。
没有大树的村寨就像一一个家没有家长，或者一个脑袋没有眼睛，让人怎么也看不顺眼，总觉得少了一种中心。马桥的中心就是两棵枫树。没有哪个娃息不曾呼吸过它们的树荫，吸吮过它们的蝉呜，被它们古怪的树瘤激发出离奇恐怖的各种想象。它们是不需要特别照看的，人们有好事的时候尽可以离它们而去，尽可以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但它们随时愿意接纳和陪伴孤独的人，用沙沙沙的树叶声轻洗孤独人的苦闷，用树叶筛下的一地碎银，圈圈点点，溶溶叠叠，时敛时泼，泻出空明的梦境。
种下这两棵树的人已不可考，老班子都语焉不详。称之为枫鬼，据说是很多年前一场山火，坡上的树都烧死了，唯这两棵树安然无恙，连枝叶都不损分毫，让人越看越有目光虚虚的敬畏。关于它们的传说从此就多起来了。有人说，那些树瘤多是人形，一遇狂风大雨，便暗长数尺，见人来了才收缩如旧。马鸣说得更神，说有一次他不经意睡在树下，把斗笠挂在小枫鬼的一枝断杠上，半夜被雷声惊醒，借着电光一看，斗笠已经挂在树头上，咄咄怪事。
马鸣吹嘘他年少时习过丹青。他说他画过这两棵树，但是画过之后，右臂剧痛三日红肿发烧，再也不敢造次。
画都画不得，自然更不敢砍伐。两棵树于是越长越高，成了远近几十里内注目之物。曾经有人锯取树枝，挂一块红布插于门上辟邪，或者取树木雕成木鱼，用来祈神法灾，据说都十分灵验。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水利建设设计，到公社里描制规划图。中学范老师也派来参与此事。我们一起到县水利局，复制这个公社的地图。在那个积尘呛鼻的资料室里，我才知道1949年以后政府还没有测绘过任何完整的地图，一切设计还是根据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的军用图，一种诸葛亮用过似的黑白线图，１：５０００的大比例，一个公社就可占上一大张。此图不以海平面为标高基点，而是以长沙市小吴门城墙的基石为参照，据说是日军人侵前，买通汉好偷偷绘制的，不能不让人惊叹他们当年的准备周密和高效。
就在这张图上，我看见了马桥的两棵枫树也赫然人目。被日本人用红笔特意圈上。范老师有经验他说，这是日本人的导航标志。
我于是想起，马桥人确实见过日本飞机。本义说，第一次看见这种怪物的时候，本义的大房怕伯还以为是来了一只大鸟，叫喊着要后生往地坪里撒谷，诱它下来，又要大家赶快拿索子来准备捉拿。
飞机不下来，大房伯伯很有信心地对着天骂：我看你不下来！我看你不下来！
当时只有希大杆子猜出这是日本人的飞机，是来丢炸弹的。可惜这个外来人讲话打乡气不好懂，大家没听明白、本义的大房伯伯说，都说日本人矮小，怎么日本鸟长得这么大呢？
村里人白白等了一天，没见飞机下来吃谷。到它们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屙下炸弹了，炸得地动山摇。大房伯伯当场毙命，一张嘴飞到了树上，像要把树上的鸟窝啃一口。本义直到现在还有点耳朵背，不知是那次爆炸声震的，还是被飞向树杆的那张嘴吓的。
村里炸死三人，如果加上一颗炸弹在二十多年以后延时爆炸，炸死了雄狮（参见词条“贵生”），那么亡命者应该是四人。
事情可以这样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两棵树，日本飞机会临空吗？会丢下炸弹吗？ ——日本人毕竟对一个小山村不必太感兴趣。如果他们不以枫鬼为导航标志，是不必飞经这里的，也不大可能看见下面的人群吆吆喝喝，就可能把炸弹丢到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地方去。
有了这两棵树，一切就发生了，包括四个人的死亡以及其他后来发生的故事。
从那以后，马桥的这两棵树上就总是停栖鸦群，在人们的目光中不时炸开呼啦啦一把破碎的黑色。曾经有人想赶走它们，用火烧，还捣了鸦窝，但这些不祥之物还是乘人不备又飞回来，顽强地驻守树梢。
乌鸦声一年年叫着。据说先后还有三个女人在这棵树下吊死。我不知道她们的生世，只知道其中一个是同丈夫大吵了一架，毒死了丈夫以后再自己上吊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路经这两棵树的时候，就像路经其他的某一棵树，某一根草，某一块石子，不会太在意它们。我不会想到，正是它们，潜藏在日子深处的它们，隐含着无可占测的可能，叶子和枝杆都在蓄聚着危险，将在预定的时刻轰隆爆发，判决了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命运。
我有时候想，树与树是很不一样的，就像人与人很不一样。希特勒也是一个人。如果一个外星人来读解他，根据他的五官、四肢、直立行走以及经常对同类发出一些有规律的声音，外星人翻翻他们可能有的辞典，会把他定义为人。这没有错。出自的汉简《楚辞》是一本书。如果一个不懂中文的希伯来学者来读解它，根据它的字形、书写工具以及出土现场，希伯来人可能以足够的聪明和博识，断定这是中文。这同样没有错。但这些“没有错”有多大的意义？就像我们说枫鬼是一棵树，一棵枫树，这种正确有多大意义？
一棵树没有人的意志和自由，但在生活复杂的因果网络里，它常常悄然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的差别，有时候就像希特勒与甘地的差别，就像《楚辞》和电动剃须刀说明书的区别，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即便熟读了车载斗量的植物学，面对任何一棵不显眼的树，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刚刚开始。
两棵枫树最终消失于１９７２年初夏，当时我不在村里。我回来的时候，远远没有看见树冠，顿时觉得前景的轮廓有点不对，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路。进村后发现房屋敞露多了，明亮多了，白花花的一片有些刺眼。原来是树荫没有了。我见到遍地脂汁味浓烈的木渣木屑，成堆的枝叶夹着鸟巢和蛛网也无人搬回家去当柴禾，泥土翻浮成浪，暗示出前不久一场倒树的恶战。我嗅到一种类似辣椒的气味，但不知道来自哪里。
双脚踩出枝叶嚓嚓嚓，是催人苍老的声音。
树是公社下令砍的，据说是给新建的公社礼堂打排椅，也是为了破除枫鬼的迷信。当时谁都不愿意下锄，不愿意掌锯，没有办法，公社干部最后只得勒令一个受管制的地主来干，又加上两个困难户，许诺给他们兔除十块钱的债，才迫使他们犹犹豫豫地动手。我后来在公社看见了那一排排新崭崭的枫木排椅，承受过党员会，计划生育会，管水或养猎的会等等，留下一些污污的脚印，还有聚餐留下的油汤。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附近的几十个村寨都开始流行一种瘴痒症，男男女女的患者见面时也总是欲哭欲笑地浑身乱抓，搅动过的衣祆糟糟不整，有的人忍不住背靠着墙角做上下或左右的运动，或者一边谈着县里来的指示一边把手伸到裤子里去。他们吃过郎中的药，都不见效。据说县里来的医疗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很觉得奇怪。
有一种流言，说这是发“枫癣”，就是马桥的枫鬼闹的——它们要乱掉人们一本正经的样子，报复砍伐它的凶手。
my285注：枫鬼见于《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七·草木二·枫鬼》原文如下：
《临川记》云，抚州麻姑山，或有登者，望之，庐岳彭蠡，皆在其下。有黄连厚朴，恒山枫树。数千年者，有人形，眼鼻口臂而无脚。入山者见之，或有砟之者，皆出血。人皆以蓝冠于其头，明日看失蓝，为枫子鬼。（出《十道记》）
肯
“肯”是情愿动词，表示意愿，许可、比方“首肯”、“肯干”，“肯动脑筋”等等，用来描述人的心理趋向。
马桥的人把“肯”字用得广泛得多，不但可用来描述人，描述动物，也可以用来描述其它的天下万物。
有这样一些例句。这块田肯、长禾。真是怪，我屋里的柴不肯起火。这条船肯走些。这天一个多月来不肯下雨。本义的锄头变不肯人士。等等。
听到这些话，我不能不体会出一种感觉。一切都是有意志的，是有生命的、田，柴，船，天，锄头，等等所有这些都和人一样，甚至应该有它们各自的姓名和故事。事实上，马桥的人特别习惯对它们讲话，哄劝或者咒骂，夸奖或者许诺，比如把犁头狠狠地骂一骂，它在地里就走得快多了。比如把柴刀放在酒坛口上用酒气熏一尊 ，它砍柴时烈劲就足多了。也许，如果不是屈从于一种外来的强加，不是科学的宣传，马桥的人不会承认这些东西是没有情感和思维的死物。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一棵树死了，我们才有理由感到悲戚，甚至长久地怀念。在那些林木一片片倒下而没有悲戚的地方，树从来没有活过，从来都不过是冷冰冰的成本和资源。那里的人，不会这样来运用“肯”字。
小的时候，我也有过很多拟人化或者泛灵论的奇想。比如，我会把满树的鲜花看作树根的梦，把崎岖山路看作森林的阴谋，这当然是幼稚。在我变得强大以后，我会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或者说，因为我能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我开始变得强大。问题在于，强者的思想就是正确的思想么？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男人比女人强大，男人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列强帝国比殖民地强大，帝国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如果在外星空间存在着一个比人类高级得多也强大得多的生类，它们的思想是否就应该用来消灭和替代人类的思想？
这是一个问题。
一个我不能回答的问题，犹疑两难的问题。因为我既希望自己强大，也希望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弱小的童年，回到树根的梦和森林的阴谋。
贵生
冬日的一天，志煌的儿子雄狮挂着鼻涕，同几个放牛娃崽玩到北坡上，挖一个蛇洞，想挖出一条冬眠的蛇烧了吃。他们挖出一个沉甸甸的锈铁疙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雄狮拿一把镰刀把它使劲地敲，说要把铁疙瘩后面的两片尾巴打出几把菜刀，给他该拿到街上去卖钱。
他敲出轰然一声巨响，把远处几个正在寻找蛇洞的娃崽震得离地尺多高，手脚在空中无所抓拿。他们摔痛了，回过头来，奇怪雄狮不知为什么不见了，只有纷纷扬扬的一叶和泥土，还有一些冰凉的雨点，从空中飘落下来。娃崽们发现那些雨点居然是红色，怎么有点像血？
他们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还以为雄狮藏起来了，使劲地喊了一阵，没听见回答。其中有一个捡到了一根血糊糊的肉指头，有点害怕，回去交给大人。
后来，公社里来了人，忙了一阵。县里也来人了，忙了一阵，才得出结论：那是日本飞机在一九四二年丢下的一颗炸弹，推迟了三十年的爆炸。也就是说，中日战争在马桥一直延续到了这一年，要了雄狮的命。
志煌家两夫妇痛不欲生。尤其是志煌，以前总以为老婆与万玉有一手，雄狮很可能是个野种，对这个儿子不大亲得起来。万玉死了以后，他发现万玉其实不是个什么男人，才疑结渐解，对雄狮多了些父亲的笑民目。从岭上的岩场里回来，常常给儿子掏出一把野板栗什么的。他没有想到，从这一天起，没有一双小手来接过这些板栗了。雄狮不在家里，不在田里，不在溪边，不在岭上，不在岭那边的什么地方，不在世界上的一切地方。儿子变成了轰隆一声巨响，然后消散在永远的寂静之中。
雄狮脑袋特别大也特别圆，长出一身憨肉，眨巴眨巴的眼睛同他娘的一样明亮和漂亮，一瞟就瞟出女子的妩媚，让人联想到他母亲水水从前在戏台上的经历。人们见到都忍不住要把 他屁股或脸蛋抓捏一把，把妩媚争相握揉。他讨厌这种干扰，除非给他好吃的，总是有点六亲不认，把外人敌意地打量。他眼珠一转，就能判断出你口袋里是否真有食物，你的笑脸是否值得他信任，或者是否需要暂时不动声色地等等看。他最痛恶长辈们的口头慈爱，把他烦急了，便一骂二踢三吐痰，最后一招就是冷不防的口咬。他一张狮口从咬奶头开始，咬遍天下。他在小学里的同桌，无论男女没有一个逃脱了他的牙齿。最后，连老师也不能幸免。
他用刀子割坏了桌沿，不愿向校长作检讨。“动不动就要检讨，真是惯死你们了！”
校长揪着他的耳朵去老师的住房，他反咬了校长一口，搂着裤子跳出老远，破口大写。
“你这个畜生，老子打死你！”校长大怒。
“你现在打得赢我。等你老了撑着棍子走我屋门前过，我就要把你推到坎下去！“
他预告到很多年以后的胜利。
校长舞着肩担追出老远。
校长当然追不上，不一刻，雄狮这个肉球已经滚到对门岭上，在那里插着腰继续骂：“李孝堂你这个死猪，你的毛鸟鸟出来了—…。”
他指名道姓骂校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摸清了这个名字。
当然，他不可能再读书了。旁人都说，志煌从来不管教他，养出来这样一个祸害。哪是个学生？一条狗也要比他听话得多！
他后来经常到学校去看一看，远远地看同学们齐声朗读、做操或者扔球。要是原来的同学看见他，他就做骑马的样子，“冲可——咯咯滴——”一跃一跃地跑远，好像自己正玩得高兴。对学校里的一切若无其事。
一天，他在岭上与另外几个娃崽玩沙子，因为霸占了一个装沙子的烂套鞋，被其他伙伴忌恨。几个娃崽决心报复，便在村子的水井里拉了一堆屎，然后一齐栽赃，说是雄狮拉的，叫叫喊喊地到大人们出工的地方报告。大人们一听都很生气，水水的脸上也挂不住，红一块白一块，冲着雄狮大骂：“你一天不间几个祸就皮发烧是不是？”
“我……没有”
“你还犟嘴！人家这么多人都看见了，人家不是瞎子，眼睛夹的不是豆鼓！”
“我没有。”
“没有水吃了，你去挑！各家各户的水桶由你去挑，到江里去挑！”
“我没有！”
“你还不老实？”水水甩出响亮的一耳光。雄狮晃了晃，脸上顿时出现红红的几个手指印。
眼看着水水还要动手，周围的几个妇人出来劝说，算啦算啦，娃崽们不懂事，总是这样的，打是要打几下，也真打太狠了—。这些劝说反而激发了水水的恼怒，反而成了一种压力水水不更加义愤不更加凶狠些就没法与大家区别了，就不值得大规劝了，事情就没有个像样的结局了。她必须挽起袖子才能对得起这种压力。啪，啪，又是两记耳光声爆出来，不像是从人脸发出来的声音，倒像是从破木桶上发出的声音。
雄狮咬紧嘴唇，盯住母亲。眼里有泪光浮动，终于没有流出来，停了停，反而渐渐地消退。
这一天，他晚上没有回家，接下去的第二天，第三天…。还是没有回家、志煌和水水两口子到岭上满处找，村里的人都帮着找，直到大家都差不多绝望了，张家坊一个采药的老人才在岭上一个洞里找到雄狮。他睡在一个茅草窝卜已经形同野人，脸上除了两只间或一闪的眼睛，全是泥污，身上的衣服破碎成一条条的烂布。
整整十一天，他就是靠野果子、草叶以及树皮为生，以至后来他被人们接回家里，水水给他煮了两个鸡蛋，他只吃了一口就做出毗牙咧嘴的奇怪模样，不再吃了，跑到外面坐在树下，直愣愣地看着大家，顺手揪下旁边的草叶往嘴里塞。周围的人大惊，放着煮鸡蛋不吃反而吃草，这不变了畜生么？
大概是因为有过这一段经历，雄狮在轰隆一声巨响中消失之后，水水神思恍惚，好一段时间里不能相信儿子已经没有了。她还是往山上跑，在岭上声嘶力竭喊儿子的名字——以为他还藏在哪一个山洞里。直到人们实在没有办法了，把一直没有给她看的一个指头，小半只脚，还有两碗碎骨肉屑向她展示，她才眼球可怕地暴突，晕了过去。
等地醒过来，有妇人对她说：“你要往宽处想，到了这个地步，只能往宽处想了。你雄狮走得早一点也好，不是活了个贵生么？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天天都是耍，刚刚耍得差不多了就走了，一无病二不痛，是他的福气咧。你还想以后他遭孽呵？
“贵生”是指男子十八岁以前的生活，或者女子十六岁以前的生活。与此相关的概念是“满生”，指男子三十六岁和女子三十二岁以前的生活。活过了这一段就是活满了，再往后就是“残生”了，不值价了。从这个道理来看，当然是死得早一点好，死得早一点才贵。
雄狮的父母没有理由悲痛。
村里的妇人们围在水水的床头，一个比一个更声情并茂。水水河，你雄狮活一世也没俄过饭，几多好哩，你雄狮活一世也没有受过冻，几多好哩。你雄狮没看见爹死，没看见娘死，没走在兄弟姊妹的后面。不伤心不伤意，几多好哩。老天要是让他再活，也就要收婆娘了，要单门独户过日子了，今天同兄弟争个坛子，明天同姊妹争个碗，有时候还要同爹娘红起颈根吵一场，有什么意思？伏天里打禾，你不是没有着见过，上面日头烤，下面热水蒸，一天两头都是走黑路， 一早上下到田里，是禾是草还要靠手摸。腊月里修水利，你也不是没有看见过，肩上磨得皮肉翻，打起赤脚往冰渣子上跌，冻得尿都属得裤裆里有什么好呢？你雄狮这一走，一点苦都没轮上，甘蔗咬了一头甜的，骨头啃了一头有肉的，一声喊去了，面前还有多疼，有娘疼，有这么多叔子伯子热热闹闹送，真真是值得——你要往宽处想呵。
她们又说起上村的一个老馆子，五保户，儿女都在前头走了，现在一个人活得同狗一样，跛着个腿，连口水都不得进屋，造尽了孽。水姑娘你想想看，要是你雄狮命长，活个贱生，你不是害了他？
她们一致认为，人都应该早死，她们现在死不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只有雄狮死了个好时候，只有他有这份福气。
水水总算不再哭了。
贱
老人家互相见了，总要问候一句：“你老人家还贱不贱？”意思是你的身体还好不好。打听老人的情况也常用这个词，比如：盐早的娘还贱得很，一餐吃得两碗饭。
在马桥的语言里，老年是残生，越长寿就是越贱。尽管这样，有些人还是希望活得长久一点，活得眼瞎了，耳聋了，牙光了，神没了，下不了床了，认不出人了，活着总还是活着。
大概是出于一些好心人的意愿，“贱”的这种用法很少见诸文字。记录方言的时候，“贱”多是转换成了谐音的“健”。健不健，倒也文通字顺，成了一句平常问语，淡去了人生的严厉色彩。
照这种说法，马桥最贱的是一个五保户，跛子，叫梓生爹。到底活过多少岁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活得儿了死了，孙子死了，曾孙子都夭折了，他还一跛一跛的活着。他活得有些着急，下定决心去上吊，绳子断了；下定决心去投塘，跳下去才发现塘里的水不够深。有一天晚上，他去志煌家借个碗，水水举着油灯开门，首先看见老人一张脸，细一看，还发现老人身后有两只发亮的圆球，像两盏灯。她有些奇怪，把油灯举得更高一些，这才一身发软：哪里是两盏灯!原来是一个毛茸茸的大脑袋在梓生爹身后呼呼吁地喘气，耸起的背脊在黑暗中隐隐游动。
是一只老虫！——两盏灯呵呵呵是老虫的眼睛！
水水不记得自己叫喊了没有，只记得一把将老人拉进门，然后紧紧地把门堵住，插上木栓，加上两把锄头顶住。
她吐匀气之后，从窗子里偷偷朝外看时，地坪里已经空空的了，只有淡淡的月光在悬浮，两盏灯己经走了。
后来的日子里，老虫再也没有出现过，大概只是在马桥偶尔过一下路而已。梓生爹对此事没有丝毫庆幸，倒有满心的悲哀。他说：“你们看我活得贱不贱？连老虫都嫌我没有肉，跟了一路都懒得下嘴。你说说这号人还活着做什么呢？"
梦婆
水水是平江县人，远嫁到罗江这边的马桥。她的妹妹据说是平江有名的花旦，戏唱得好，一脚莲花步走得人们喷喷喷。据说水水当年比妹妹还要貌艺双全，只是一生了雄狮，就落下了腰疾，嗓子也破了塌了，一开口就有气流割着喉管的嘶嘶声，任何话都是散散泼泼从喉管里撒出来。她从此衣衫不整，大襟扣没有什么时候是扣好过，总是塌下半边、蓬头垢面，五官以外的部位常留下黑黑的一圈。她常常与一些年纪比她大得多的老婆子织布，找猪菜，筛糠米，听她们咳浓痰揪鼻涕，大概也不必怎么注意扮相，不必在暗淡的日子玉来一点特别。
女人一落了夫家，尤其是生了娃崽，就成了妇人，成了婆娘，不怎么爱惜自己了。不过，水水烂烂垮垮的样子有点过分，似乎有一种存心要虐待自己的劲头，一种要扣住自己作为人质，刻意报复什么人的劲头。好几次，她出门捞猪食，胯骨两边甩。踏一双男人的破套鞋，沙哑着嗓子“呵嗬呵嗬”地赶菜园里的鸡，裤裆里红红的月水印渍都被路人看见。这很难说是一般的大意。
雄狮死后，水水成了梦婆，也就是普通话里的精神病人，脸上常有飘忽不定的笑，而且见不得薯藤，一见就要把它连根拔，似乎她相信儿子就躲在地下，只要她揪住薯藤一拔，就可以把儿子从地里拔出来一般来说，她上午比下午好一些，晴天比雨天好一些。在这些时候，她目光清澈，接人待物，忙里忙外，与常人差不多没什么两样。充其量也就是比较沉默寡言。她最紧张是在雨天的黄昏。越来越阴暗的云雾，越来越滞重的呼吸，檐水滴滴嘻嘻的声音，飞入窗子的一片枯叶，潮湿得透水的墙壁和床脚，邻人渐渐模糊了的面影，还有屋里不知何处突然传来鸡鸭们的闷闷声响，这一切都可能让她进人梦态。她更不能承受月光，一看到窗外的月光，就浑身发抖，把一条花头巾戴上，撤下来，再戴上，如此反复无数次。
如果不是志煌用绳子捆住她的双手，她可以如此反复整整一个通宵。她总说这条头巾不是她的，把头一扯下来。她又说她的头冷，不戴头巾是不行的，再把头巾戴上去。
水水与志煌终于离婚，娘家人把她接回平江去了。很多年以后我重访马桥的时候，问起了水水。人们很惊讶我不知道水水的情况，几乎就像惊讶我不知道毛主席一样。你没听说过她？你真地没有听说过她？他们不能容忍我的孤陋寡闻，也很为我可惜。他们说，水水现在的名气可大啦，她娘家常常被小汽车。摩托车、脚踏车包围，小摊小贩都借她的人气做生意。老远老远的人都来找她，请她猜彩票的中奖号码。那一段，乡下买福利彩票，买运动会彩票，买疯了，镇街一片萧条，百货无人问津，茶楼酒馆也顾客寥落，人们的钱全都拿去变成了彩票。乡干部们一个个急得大骂，说再这样下去连农药化肥都没人买了生产还如何搞？生意还做不做？
预测中奖号码成了人们最揪心的话题。在这个时候，最受公众注目的人眼下不是官员，不是巨商，更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精神病人。人们突然四处打听和寻找这些疯子，向他们讨好逢迎，不惜 贿以包上红纸的金钱，乞求他们指示彩票中奖号码，以便自己买彩票时下笔千金，一举获胜。人们纷纷传说，从事这种预测，小孩比大人灵，女人比男人灵，文盲比读书人灵，而更重要的是：精神病比正常人灵。
水水当然在精神病人中更为出类拔章，据说几乎屡测屡中，无算不灵，已经让很多买彩票的人一夜暴富。她的名气当然也就广为传播。
我在县城里见到一个广播站的编辑，他惊讶我曾经认识水水，说他也去找过水水。他用读过四年大学本科的嘴巴滔滔不绝，说他坐长途汽车跑到平江，等了将近五个小时，才得以见到水水一面。他根本不会得到具体的指示，梦婆从来不会这样轻易将天机示人的。水水看了他一眼，只是指了指墙上一幅太阳出山的图画 。编辑当然是机灵人，心领神会，回来之后立即想到了东方红，立即按《东方红》歌曲的第一句简谱5562，填写了自己的彩票号码。他没有料到，几天之后，结果公布，他差点晕了过去 ：中奖号码是1162！
财运与他擦肩而过他一点也不委屈，振振有辞地说，这不能怪那个水水，只能怪他理解有误。他太愚蠢了，太愚蠢了！他居然忘了《东方红》第一句只是“东方红”，第二句才是“太阳升”么——其简谱刚好是1162么！
他给我这样说的时候，黑着脸一个劲长嘘短叹。
面对着这个对水水深信不疑的编辑，我看出来了，“梦婆”一词意味着：凡是远离知识和理智的人（小孩、女人、精神病人等），在很多人心目中虽是可怜的弱者，但在一些命运关头，他们突然又成了最接近真理的人，最可信赖和依靠的人。
我得承认，知识和理智确实不能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我只是惊讶，拒绝知识和理智的力量，常常比我们估计的要强大得多。奥地利学者S.弗洛伊德，早就用他的精神分析学对此作出了精密而系统的理论表述。他怀疑理智，甚至 于轻信意识，更强调潜意识的作用，认为潜意识的混乱、琐碎、隐秘,不是无意义的。恰恰相反，作为意识的源泉和动力，潜意识隐藏着更重要的真实，需要人们小心地去探察。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更容易呈现于小孩、女人、精神病人，更容易呈现于人们的梦里——即理智薄弱或崩溃的一切地方。这位精神病医生著《梦的释义》，成了一位释梦大师。在他看来，梦是潜意识的隐晦浮现，是研究精神病最重要的人口。他一定会惊喜马桥人称呼疯女人的用词：梦婆。他也一定能够理解马桥人对梦婆既可怜（在常理行之有效的时候）又崇拜（在天命秘不可测的时候）的矛盾态度。
“梦婆”一词精练而准确地概括了弗洛伊德式的发现 ：梦是正常人深藏的疯癫，而精神病是白日里清醒的梦。
“梦婆”在马桥的特别地位，似乎也支持了一切反智主义的重要观点：在最不科学的地方，常常潜藏着更为深远的科学。
我不知道其它地方的语言，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英语中的“疯子”一词为lunatic， 源于同根luna，即“月亮”。这么说疯人也就是月人。月亮只能出现在夜间，当然已经接近了梦。读者一定还记得。水水的精神病态，确实是每每发生 在黄昏到夜晚，这一段时间，常常有油灯或者月光的背景。也讲知识和理智需要清晰，不大容易存活于朦胧夜色；也许月光是精神病（梦婆的第一义）和神明（梦婆的第二义）天然的诱因。一个特别喜欢月光的人，一个特别愿意凝视月光或者在月光下独行的人，行止如诗如梦，已经徘徊在几间俗世的边缘，具有了心智超常的趋向。
这样说来，一切精神病院，应以月光为最大的病毒。
同理，一切神学院，一切超越科学的绝对信仰和洞悟，都应以月光为最高启示。
嬲
我找遍了手头的词典，包括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也没有找到我要说的字。我只找到这个“嬲”来勉强代用。“嬲 ”在词典里的意义是“戏弄、纠缠”，与我要说的意思比较接近。发音niao，与我要说的nia ，只是稍有些区别，希望读者能够记住。
嬲在很多时候，用作脏词。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正人君子的字典，要进人校园、图书馆和大人物们会客室的精装词典，基于一种高尚的语言伦理，必须忽略它，至少也是轻轻带过，或者含糊笼统一下了事。但在实际生活中，在马桥人那里，嬲是一个使用频度极高的词。一个人一天下来，说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嬲字司空见惯——他们不是按照常用词典来生活的。
嬲字在马桥有多种用法：（1 ）嬲，声发阳平，表示粘连的意思。比如把信封口粘好，他们就会说：“把信封嬲好。”对浆糊、胶水的调粘性质，他们就会说，这些东西“巴嬲的”或者“嬲巴的”。磁铁石，即“嬲铁石”。鼻涕虫，即“嬲泥婆”。
（2 ）嬲，声发阴平，表示亲近、亲热、纠缠、肌肤粘贴鬓发厮磨的状态。
“放嬲”，意思是同别人亲近和亲热，是主动型的。“发嬲”，是以某种神态诱导别人来与自己亲近和亲热，多少有被动的意味。这些同多用于小孩与父母、女人与男人的关系中——一个少女在热恋中，对她的情人总是“嬲得很”。她的语气、目光、动作等等，可以使人联想到浆糊和胶水的性能。
（3 ）嬲，发上声，意指戏弄、逗耍、理睬、干予等等，与普通话中的“惹”字意义相近。比如“不要嬲祸”，“不要嬲是非”等等。马桥人还说“三莫嬲”，一是小的，二是老的，三是叫化子。意思是这三种人很难缠，最好不要与他们发生交往，更不要与之冲突，即使有理也要让三分，远远躲开才对。
这也是人们对待浆糊和胶水的态度，害怕一粘土就不易解脱，落个狼狈不堪。可见“嬲 ”字虽然用法多变，但内在的义蕴还是一脉贯通，有引伸传接的轨迹。
（4 ）嬲，发去声，意指两性行为。北方话中也有类似的词，比如“肏”，发音cao ，后来在很多文字作品里多误人为“操”。一些在北方当过兵或混过生活的人，把这个词带到了南方，带到了马桥。
其实，北方来的“肏”，与“嬲”似乎有些不同。首先，“肏”的字形表示出这是男性的动作，辅以干脆、急促、暴烈的发音自然十分合适。“嬲”的发音则是柔软的、缠绵的、舒缓的，暗示一种温存的过程。从“嬲”的原义来看，或者至少说，从这个字上述各种所指的意义联系来看，“嬲”的状态，当然是指一种粘连、贴近、缠绕、亲热、戏弄的状态，即多少有点像浆糊和胶水的状态，没有暴力的进攻性。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生理学调查，证实女性的性亢奋比男性要来得慢，往往需要有已够的温存才能将其激发。这是一个嬲（阴平产）的过程，是一个嬲（阳平声）的过程，也是一嬲（上声）的过程，需要男人们注意和配合。一个大胆的推测可以由此而产生：“嬲”比“肏”更合乎女性的生理特点，更能得到女性的注重 ，如果世界上有一种女性语言的话，运用最多的性事用词肯定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湖南省江永县曾经发现过一种女书，是一种只在妇女中流传和使用的文字，受到女权主义者们的极大关注。即使如此，女人能否有一种独立的语言，我仍然十分怀疑。但考虑到南方现在还残留着好些母系社会遗迹，考虑到南方在历史上比北方进入男权社会要晚一步，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在南方语言里得到相对多一些的体现，倒是有可能的。我愿意把“嬲”字看作这个大胆揣测的证据之一。
下（以及穿山镜）
下流、下贱、下作的简称，词义源于不正当的性行为，甚至一般的性行为。湘方言在八十年代以后有“稀下的”一词，指流氓无赖的习气，显然也是“下”的延伸和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