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西慢吞吞的说∶“中国人日本人有什么好赖的，要是换了我在做什么不太好的事情，我一定跟旁观的人说━━嘘，注意！你看到的可不是我，你看到的是那个住在我左边公寓的那个叫做菲力的讨厌鬼。”
这一回轮到莫里和我笑得东倒西歪。
总不能老做日本人
政府明令开放观光的新闻传来时，我正安安静静的在给《皇冠》写一篇叫做《小路》的文章，一打开报纸，发现这条大新闻，只差没喜得昏了过去，那一个星期里我给父母亲涂去了近五封邮简，语无伦次。又给兰小春去了两次信叫她快存钱好背了小豆豆出来旅行，又写给很多朋友明信片，总而言之一句话━━快来欧洲看看吧，人生几何！
因为父母来信首肯明年参加旅行团来欧，将在西班牙离团留下来跟荷西及我相聚一月，这个承诺又使我过度兴奋而严重失眠，整天不停的对荷西唠叨∶“要是爸爸妈妈来了你表现不佳，当心我事后跟你拚命！”
这种心情维持了好多天，那篇正在写的《小路》也给丢掉了，觉得它实在无关紧要。
这一阵中文报上提的总是出国旅游这件事，看到许多篇有关国人出国之后种种怪异行为的报导，我细细的看，慢慢的在脑子里印证，觉得报上写的事情囤句属实，这勾起了我本身的新愁旧恨，再看某大报一位导游先生口述的《洋相大观》，使我惊出汗来，以为是自己在梦中说的，怎么跟那人讲的一色一样呢？
想到明年开始有那么多的同胞要顶著中国人的名字在世界各地参观游览，我在喜过之后反倒心乱如麻起来，镇日思潮起伏，极度的忧念和爱国情操混成一条浊流在我的心里冲激著，人却变得沉默不堪。每当与荷西对看时，我总是故作轻松的笑笑，一开口话题又绕著我过去对出国同胞的所闻所见讲个不完。
荷西见我如此忧心忡忡，很不以为然的说∶“人，是独立的，一个中国人不代表整体的中国人，你这么担心同胞在外的言行，就是变相的侮辱他们。”
“可是我是有根据的，我看过太多次像报上《洋相大观》里说的事情，天平一样公正的心，难道自己的同胞还会冤枉他们吗？”
“少数几个不算的。”荷西又说。
“整团的中国人，整团，听清楚了！”我叫了起来。
我在西班牙看过的国人考察团共有三次，单独来的朋友反而多，水准也好极了，可是让我永生难忘的同胞就是那些“团”，相处一次就够结结实实，荷西不在场，才会说匣相反的话来，“总不能老说佾己是日本人吧！”我叹了口气。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佾己的同胞？”荷西暴跳起来。
其实我是过分重视国家的荣辱才会有如此的忧念，在外旅行的团体不太可能跟当地人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别人对我们的印象也是浮面的。吃饭，行路，谈话，甚而脸上的表情，都可能是别人衡量我们的标准。我过去所见到的许许多多有辱国体的同胞行为如果不写出来觉得违青了自己的良知，这篇文字可能绝不讨好，连荷西这个看不懂中文的人都不高兴我写，我的同胞们看了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们不是聋子
两年半以前我回国去探望父母，家人带我去饮早茶，走进那一幢挤得水泄不通的大餐厅，一阵乱哄哄的吵闹喧哗扑面而来，几乎将人袭倒。邻桌又坐了一群谈生意谈得拍桌对骂几乎大打出手的客人，在那样令人神经衰弱的噪音里我们全家默默的吃了一顿，彼此没法交谈一句。出来时在街上我生起气来了，脸色僵僵的，父亲长叹一声对我说∶“不要气，如果这种事也要气，身体还可能健康吗？”
“这是消极的说法。”我大不以为然的说。
“咦，你要怎么样？在公共场所说话太大声的人难道抓去坐牢吗？”大弟说了。
“不安静不给他上菜。”我说。
全家笑得一塌糊涂，我的小侄女突然说∶“我们在幼稚园就是这样，谁吵就不给点心吃。”
这些事回想起来心里还是遗憾，进过幼稚园的人怎么都不上餐馆呢？
在国外，我一共跟三个旅行团体有过接触（那时候叫考察团），有的是间接的友人跟团来，有次是给拉去做零碎翻译，还有一次是国内工商界组团来，当时我尚在给一家商业杂志写稿，总编嘱我去旅馆看看写一篇访问。
旅馆的大厅本来是一个公共场所，偶尔大声说话并不犯法，可是同胞们一团总是二十多个人，大家目中无人的“喊话”，声量惊人，四星高级旅馆宁静的气氛因为同胞的入侵完全破坏，一些原先在看书或阅报的其他旅客在忍无可忍之下大半向我们轻藐又愤怒的瞪了一眼无可奈何的离去。
有一回我实在是窘迫不下去了，非常小心的微笑著向几位中年同胞说∶“我们小声一点说话好吧？”这句话说匣来我脸就先红了，觉得对人太不礼貌，可是听的人根本没有什么反应，他们的声量压过了我太多，虽然我的性情良不太温柔，可是总不能出手打人叫他们闭嘴吧！
大声谈话不是人格上的污点，绝对不是，可是在公共场所我们会变成不受欢迎的一群，所到之处人人侧目皱眉，这总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吧！
为什么不有备而来
俗语说冽万里路，读万卷书，旅行本是增长见闻最直接的吸收方法。现在的世界跟古代不同，有关各国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的资料多不胜数。我个人的旅行方法是先看书，看地图，大略了解了要去的国家是怎么个情形，然后再亲身去印证一番，我发觉用这种方法去行路比毫无概念的进入一个陌生国度乱闯的收获要多得多。碰见过很多游遍欧洲再来到西班牙的同胞，交谈之下，他们所游所看的各国印象都很混淆，说不出什么有见地的感想，更有些人连地理位置都弄不清楚，这当然是因为奔波太烈，过分走马看花必然的结果。可是如果在家中稍稍念念书本再来，那么游览时间的不够消化是可以因为事先的充实预备而补足的。
亲耳听过国内带团来的先生将西班牙最著名的古城多雷托叫做“乡下”，在旅馆宣布∶“明天要去乡下旅行，参加的人请缴十五块美金。”
“乡下”是什么地方，离马德里有多少公里来回，有些什么古迹文化和背景，带队的人自己都说不清楚。
去了“乡下”回来的同胞在看过了大画家格里哥的故居名画，古城无以伦比美丽的建筑、彩陶、嵌金手工艺种种令人感动不已的景象之后，居然没有什么感想和反应。这情形令我讶异非常，我觉得这是导游的失职，他带领了他的羊群去了一片青草地，却不跟这群羊解释━━这草丰美，应该多吃，可是羊也极可能回答牧羊人∶我们要吃百货公司，不要吃草。
这只是我看见少数同胞对文化的无感，并不代表我所认识的其他知识份子，这是一定要声明的。很可惜知识和财富往往并不能两得，有家产的暴发户并不一定有家教，而出得起庞大旅费跟团来旅游的往往是这批人占大多数。
请你一定要给小帐
我的两个间接又间接的朋友跟团来到马德里，这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两人都在台做外销生意。他们一抵达旅馆便马上打电话给我，我一分钟都没有耽搁就坐车去了他们下榻的旅馆。
当我跟他们见面时，旅馆正在分配房间给这群同胞，头发已花白了的茶房将这对夫妇的两个大皮箱提进房间，有礼的平放在搁箱架上。这两个朋友就管跟我说话，无视于已经稍露窘迫垂手立在一旁等小帐的人。
当时我想他们可能没有当地钱，所以很快的掏出钱来给了茶房并且谢了他一声。
“什么？还要给小帐的，这种习惯不好。”那位太太马上说了。
“住进来提箱子给一次，搬出去提箱子再给一次，就好了。”我说。
“我们跟团来的，说盯一切全包，这种额外的开销不能加的。”她不但没有谢我，反而有些怨怪我的口气。
我突然很讨厌这个说话的太太，入境随俗是天经地义的事，她如此固执，损失的何止是那几块钱小帐。
我也是个节俭的人，婚后每年回马德里去一次，住同样的旅馆，里面工作的人总还记得我，原因很简单，我离开的时候总是给小帐，连接线生都不忘记她，因为经常麻烦的人往往是这位小姐。小帐一共加起来也不过几十块钱，换来的态度却是完全不同的。
坚持不付小帐的同胞太多了，我们何苦在这件小事上被人轻慢呢。
大家来捏水果
我赴旅馆接两位太太去逛百货公司，在大厅里碰到其他几位同胞都要去，所以我们大群人就上街了。途中经过一间小小的店铺，里面陈列了成箱成排鲜艳如画，彩色缤纷的各色水果。同胞们看了热烈的反应起来。
那位留著小胡子的胖老板好端端的在店里坐著，突然间闯进一群吱吱喳喳的客人，连彼此照个面的时间都没有，他的水果已经被十几双手拚命的又掐又捏又拎起来，无论是水蜜桃、杏子、梨还是西瓜都逃不过那一只只有经验的指甲。
这个老板好一会才回过神智，气得个发昏，大喊大叫的骂起山门来，我赶快跟他说∶“这些捏过的我们买，对不起，对不起！”
这位老板还是狂怒著，啪一下把同胞手里抱的一个甜瓜夺了过去，瞪眼大喊了一声∶“野蛮人！”
我听了这话也动了气，死命拉了同胞们离开，临走时对这老板说∶“您太过分了，对顾客是这样称呼的吗？”
他将玻璃门对我脸上重重的关过来，那一次真是灰头灰脸，大家都扫了兴。两位太太问我那个混蛋西班牙人骂我们什么丑话，我照实说了，她们也很硬，要再回去对骂，我做翻译的自然是不肯了━━那位水果店的老板其实是在自卫，不能算太错，再说杆发动攻击的是我们。
吃饭还是吵架
我替一个考察团做了一点点口头的翻译工作，有一次全团吃晚饭的时候便硬要拉我同去，我因见同胞实在是诚心诚意，盛情难却之下，便欣然答应了。
二楼餐厅并不是我们中国人包下来的，四周还有其他的客人在吃饭。那一夜不知为什么全体团员相处得非常和谐亲密，有人建议唱歌，大家附议，于是大合唱━━《望春风》，一面拍手一面唱。
一个人，心里觉得愉快时喜欢唱一唱歌是自然的流露，即使在一个餐厅里拍手高唱都不是什么太失礼的事，虽然这是很天真的行为。
望过春风之后，坐在我很远的两个不认识的同胞大概是兴致太好了，他们哇一声同时跳叫起来，彼此甩著手臂暴喊著划起拳来。
这一番突然而来的声势就像爆炸似的骇惨了全餐厅的人，两位同胞胀红著脸叫来叫去，别人初初以为他们是在吵架，又见手臂不停的挥著，茶房们都紧张的聚了过来，等到他们发觉并不是什么争吵时，那份藐视又好笑的表情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
猜拳是非常有趣的游戏，可是要看场合，闹酒更是在私人场合才可做的事。过了一会四周的客人纷纷结帐而去，临去时厌恶的看著我们，有一个外籍客人的眼光跟我无意间碰到了，我石像似的跟他对著，四周猜拳的叫喊仍像放大龙炮似的起落著，这个人居然悄悄的对我做了一个很顽皮的鬼脸，我没有幽默感去反应他。在当时，因为过分窘迫，只觉得一切都像在梦境中似的不真实，几几乎要流下泪来，后来这顿饭怎么结束的都不太清楚，只记得临走时有一个同胞把桌上的烟灰缸摸到口袋里去。
在国外看同胞划拳也只有那一次，这实在是一次例外又例外的事情，所以记了下来。
我不是好欺负的
又碰过一种同胞，在外步步为营，总觉得外国人要欺生，觉得所有的人都有骗他的可能，一天到晚担心的事情便是怕吃亏，这种同胞因为心虚的缘故，所以住往露出架子十足，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铜墙铁壁似的表情，望之令人生厌，他好似在对天下人宣告━━本人不是好欺负的。好厉害的中国人啊！
有一个朋友单独来马德里，过分猜忌他人的心理已使这人成了一个不能快乐的怪物，任何一次付帐，少到相当于台币一两百元的数目他都要一再的不放心的追问∶“是不是弄错了？会不会骗我们？你确定了吗？刚刚计程车有没有绕路？”
我因为那几日一再的被这朋友无止无休的盘算金钱所困，烦得顶了他一场，两人不欢而散。我呢，吃力不讨好，出钱出力出时间，落得是一场不愉快，这真叫伤感情。
在有些古老的高楼建筑里，电梯是只限三个人一起进去的，有一次我的同胞们因为言语不通，挤了四个人，门房看了赶上来阻止，起了一场争执，其中一位同胞气著对门房挥拳，指著人家的鼻子说∶“怎么，你看不起我，我揍你！”
我死命的解释，那个同胞不听，硬说门房看不起我们。我又解释，他冲著我来了，说我不爱国，我倒抽一口气硬是闭上了嘴。这四个人一涌都挤上了电梯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愉快的时光
大伯父汉清先生及大伯母来西班牙时都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的人了。那时我在沙漠，千里迢迢的飞回马德里去陪伴。这一对亲人在西班牙相聚的时光可说是一段极愉快的回忆。
我们共游了许多名胜古迹，最使我感动的还是他们对艺术的欣赏和好奇，伯父伯母不抢购洋货，不考究饮食，站在马德里西比留斯广场边，一句一句的谦虚的要我解释塑像、建筑、历史、渊源……在柏拉图美术馆里面，大伯父因为已是高龄，我讨了一把轮椅请他坐著，由伯母及我推著他一间一间慢慢的去欣赏。这一对中国人，竟然在西班牙大画家戈耶的一幅幅油画下面徘徊不忍离去。他们甚至并不冬烘，在国内还在为了裸体画是不是艺术的争论的今天，大伯父母特别欣赏的竟是“公爵夫人的裸像”。遇见那么多的同胞，数伯父的问题最多，他不停的发问，我不断的回答，西班牙死死板板的历史地理政治和民情一下子活了出来，这便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秘密。当时我们下榻在一家普普通通的三星旅馆，不豪华不气派，可是我相信他们所得的见闻比国内许许多多来抢购西班牙皮货的同胞多得多。
有一位计程车司机对我说∶“你们东方人的谦和气度真使人感到舒适，请你翻译给两位老人家听。”
我伯父客气的回了他一句∶“四海一家，天涯比邻，只要人类还有一丝爱心存在，那一国的人都是相同的。”
这样的对话我乐于传译，真是有著春风拂面似的感动和平。
这样的同胞国内很多的，怎么不多来一点呢！
第三类接触
我看过同胞在飞机上把光脚跷得老高，也看过大批渔船船员在飞机上硬要两人挤一个位子，更看过飞机正在起飞，同胞一等空中小姐查看完安全带马上站了起来跑到后排同伴扶手上去斜著。还有一次是一大群同胞看别人叫酒，他们也乱叫，喝完了，空中小姐来收钱他们不付，说不知道原来是要付钱的，那一次惊动了全机的乘客，一场好戏。
两年前我与十六个同胞一起搭机由瑞士经香港回台，这些同胞是合约满了的远洋渔船的渔民，一路上大家表现都很好，不吵不闹，一行人中我是唯一的女性，他们也很客气，不爱吃的瑞士乳酪一律传来给我保存，这一路到了香港，当我们快要登上中华班机回台北时，一个外国中年旅客一不小心从下降的电动楼梯上绊了一交，重重的一路滚下来，当时我就在靠楼梯下面的椅子上坐著，本能的一声惊呼，冲上去要接住这位绊交的人，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同胞们看见别人绊倒，竟然不约而同的哄笑怪叫，甚而大力鼓掌，如同看马戏一般的兴奋起来。
我弯下腰去替那位旅客拾起了旅行袋，又拉了他的手肘问他∶“摔伤没有？你自己动动看？你还好吧？”这位旅客面红耳赤低声道谢而去，他后来也上了同班飞机去台北，请问他对我们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如何？
我一定要说
我认识的一位西班牙朋友洛丽是一位极美丽而聪慧的西班牙女郎，她嫁的是中国丈夫，说的是一口许多中国人都及不上的京片子，去过台湾三次，师大国语中心的高材生。当她与我谈起台湾时眉飞色舞喜形于色，显见她对中国的深情。
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她突然说∶“台湾只有一样事情我不能忍受。”我问她是什么，她说沆完饭才能讲，吃完饭我又问她，她说∶“你猜。”
我很自然的回答她∶“餐馆内的厕所。”
后来我们都不再讲了，因为彼此意见相同，不愿再呕心一次。
隐地先生写过一本《欧游随笔》，三年前隐地随团游欧数十天，在他的书里也曾提到一件类似的事情，同团的同胞在飞机上用了厕所不冲水，隐地接著进去看见黄金万两几乎将他骇昏，赶快替前一位同胞做善后工作，又庆幸跟著进去的人恰好是他而不是一个外国人，总算保住一点中国人的颜面。
我个人在大加纳利岛上一共看过四次同胞随地小便的情形，三次是站在渔船甲板上对著车水马龙的热闹码头洒水。另一次是在大街上，喝醉了，当街出丑。
我其实并未看清楚，每次都是荷西将我的脖子用力一扭，轻轻说∶“别看，你的同胞在方便。”
“你怎么知道是中国渔船？”我也悄悄的问。
“国旗在那里飘呢！”荷西笑了。
他总是笑，我一对自己的同胞生气荷西就要笑∶“三毛，你真是荣辱共存呀！好严重呀！中国人真团结关心呀！”
这种地方我没有幽默感，一点也没有。
有一次我们家来了七八个同胞，其中我只认识一位，这些同胞坐了一小时左右，非常有礼的告别了，当我们送客上车再进屋来时，发觉地上许多脏木鞋印，一路由洗手间汪到客厅的地毯上，我心思比荷西快了一步，抢先开了洗手间的门，低头一看━━我老天爷！！液体横流。原来他们没有用抽水马桶，错把欧洲洗脚用的白瓷缸当做了代用品。
荷西不让我擦地，自己闷声不响的去提了一桶水和拖把进来，一面发怒一面骂∶“为什么？为什么？”
我听他怪我自己人，又反气了起来，无理的跟他对骂∶“在台湾，没有这种怪瓷缸，这就是为什么了。”
“他们刚刚上厕所不关门，我好怕你经过受窘，台湾厕所没有门的吗？”他又说。
“荷西，他们是渔船的船员，船上生活那么苦，举止当然不会太斯文，你━━”荷西见我傻起来了，便是笑让下去。
“好啦！荣辱共存又来啦！”总是如此结束争论。
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写到这里荷西走了过来，又问我到底写了些什么，我说我写了一些心里不吐不快的真情，写了些我亲身见到的同胞在外的言行。
荷西又是不快，说∶“你难道就不能写别的？”
“可是政府明令开放观光了。”
“你所见的只是极小部材的中国人呀！怎么这么写出来呢？”
“小部材也是我的同胞。”
“你不能回过去写那篇诗意盎然的《小路》吗？”
“不能，《小路》可以等，这篇不能等。”
爱之深，忧之切，我以上所写的事情灸每一个民族里都可能发生，并不止是中国人，可是我流的不是其他民族的血液，我所最关心的仍是自己的同胞和国家。恳请我的故乡人在外旅行时自重自爱，入境随俗，基本的行仪礼貌千万不要太忽略。至于你会不会流利的外语，能不能正确的使用刀叉，是不是衣著时髦流行，反而是一些极次要的问题了━━你看郎静山先生一袭布衣，一双布鞋环游世界，那份飘逸的美多么替中国人风光。
在国内也许你是你，我是我，在路上擦臂而过彼此一点感觉也没有，可是当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时，请不要忘了，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
浪迹天涯话买卖
自小以来最大的想望就是做个拾破烂的人，一直到现在都认为那是一份非常有趣而生动的职业。
小时候常常看见巷子里叫卖竹竿的推车，那个车子岂只是卖几根竹竿而已，它简直是把全套家家酒的美梦放在一个小孩子的面前。木屐、刷子、小板凳，卖到筛子、锅碗、洗衣板，什么样的宝贝都挤在那一台小车里，羡慕得我又迷上了这种行业。
后来早晚两次来的酱菜车又一度迷惑了我，吃是并不想吃，那一层层的变化对一个小人来说又是一番梦境，大人买，我便站在一边专心的一盘一碗的颜色去看它个够，那真叫缤纷。
念小学的时候常常拿用过的练习簿去路边的小铺子换橄榄，挤在一大群吱吱喳喳的同学里研究著那些玻璃瓶里红红绿绿的零食，又曾想过，就算不拾破烂，不卖竹竿，不贩酱菜，开这么一家杂食铺也算是不错的事情。
再后来迷上了中药房的气氛，看著那一墙的小抽屉一开又一开，变出来的全是不同的草根树皮，连带加上一个个又美又诗意的名字，我又换了念头，觉得在中药房深深的店堂里守著静静的岁月，磨著药材过一生也是一种不坏的生涯。
后来我懂得一个人离家去逛台北了，看见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更使我迷失了方向，一下想卖干货，一会想贩花布，还有一阵认真的想去庙里管那一格一格的签条━━在我看来，它们都是极有趣的谜语。夏天来了，也曾想开个冰果店，红豆、绿豆、八宝、仙草、爱玉、杏仁、布丁、凤梨、木瓜、酸梅汤……给它来个大混卖。总而言之，我喜欢的行业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个“杂”。杂代表变化，变化代表一种美，美代表我追求的东西，至于它们哪一种比较赚钱我倒是没有想过。
小孩子的人生观是十分单纯的，无形的职业如医生、律师、作家、科学家这些事对我都太遥远，我看得见的就是眼前街上形形色色的店铺和生计，真是太好看了。
父亲常常说我是杂七杂八的人，看手相的人一看我的掌纹总是大吃一惊，兴奋得很，因为这么乱的掌纹他可以多盖好几小时。
童年到现在我从来不是个纯净而有定向的小孩，脑子里十分混乱古怪。父亲预言我到头来必然一事无成，这点他倒是讲中了。
离开台湾之前最爱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冷冷的冬天大街小巷的漫游，有店看店，没店看街，没街便去翻垃圾，再有趣的娱乐也不过如此了。
那时候是十一年前的台北，记忆中没有几家百货公司，“南洋”是记得的，别家都没有印象了。就算是去过，也可能里面货色不多，不如小街小巷里的商店好看，所以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初次离家时，傻瓜似的带了大批衣服━━大概是预备一辈子“爱用国货”下去。虽然穿的也是所谓洋装的东西，可是挤在西班牙同学里面总觉得自己异国风味得相当厉害，这份不同的情调使我心理上极度的没有归属感，是虚荣或者不是自己也说不清楚。
当时父亲管我每月一百美金的生活费，缴六十美金给书院吃住，还有四十美金可以零花，那时西班牙生活程度低，四十美金跑跑百货公司足足有余，那时候一件真毛皮大衣也只需六十美金就可以买下一件了。
马德里有好几家极大极大的百货公司，衣食住行只差棺材没有卖，其他应有尽有，本该是个大开眼界的好地方，可惜当时的我青春过份，什么都不关心，下了课书本一丢，坐了地下车就往百货公司跑，进了电梯，走出来那一层必然是女装部，傻气得可以，却不知道青春少年本身便是光华，哪里需要衣服来衬托。
那一阵情歌队夜间供是到宿舍窗口下来唱歌，其中必有一支唱给那个名叫ＥＣＨＯ的中国女孩，我自是被宠昏了头，浸在阳台的月色里沉醉。回忆起来我的浪漫和堕落便是如此开的头，少年清明的理想逐渐淡去，在迷迷糊糊的幸福里我成了一颗大千世界的浮尘。
青春的甜美和迷人而今回想起来仍然不能全然的否定，虽然我的确是个百货公司里的常客和俗人。跟百货公司结了缘也是那一年开始的。
其实小店仍有小店的气氛和美，可是为了贪图方便总是喜欢在百货公司里流连，在外离家的人一切都不踏实，对生命其他的追求也觉得很可笑，倒是单纯物质的欲望来得实实在在，这种事百货公司最能满足我的渴求和空虚。
以后我去了西柏林念语文，德国人凡事认真实在，生活的情调相对的失去了很多，我的课业重到好似天天被人用鞭子在背后追著打似的紧张，这使我非常的不快乐。时间岔远不够用，睡觉吃饭乘车都觉得一个个生字在我后面咻咻的赶。
那时学校在闹区最繁华的ＫＵＲＦＵＲＳＴＥＤＡＭＭ大道的转角处，这条美丽的大道长三公里半，不但是商业的中心，也是艺术家们工作游乐的街头，在这条街上西柏林最大的数家百货公司差不多都是排著来的。
总是在上学的途中早一站下车，一面快步的赶路，一面往经过的百货公司里去绕路打转，每天上学进去逛一圈便是我唯一的娱乐了。
换了国家，换了生活程度，父亲涨了我五十美金的生活费，日子还是过得东倒西歪。每吃一次新鲜牛排总不知不觉的会写信回家去报告，母亲看得心酸，我却不太自觉，只等她航空寄来了牛肉干才骇了我一跳。
那时候我很需要钱，可是从来不去超支银行的存款，父亲说一百五十美金，我便照他的嘱咐去生活，百货公司天天去，都是眼睛吃吃冰淇淋，也就是说，纯吃茶式的。
有一日在报纸上看见一个很醒目的广告，征求一个美丽的东方女孩替法国珂蒂公司做香水广告，要拍照，也要现场去推销香水。当时我要钱心切，虽然知道自己并不合报上要求的标准，可是还是横著心寄了好多张彩色照片去，没想到那家公司竟然选中了我，给我相当四十美金一天的马克，在当时那是很高的薪水了，工作时间是十天，我一算可以赚四百美金，这一大笔金钱使我下定了去工作的决心，学校的课业先去向老师问了来，教师好意的说一天五小时的课，十天是缺课五十小时，这将来怎么可能赶上同学？我向她力争夜间告以拚命自修，我非要去赚这一笔大钱。
学校一弄好，我便去跑了好几家租戏装的仓库，租到一件墨绿色缎子，大水袖，镶淡紫色大宽襟，身前绣了大朵淡金色菊花的“东方衣服”，穿上以后倒有几分神秘的气氛，第一日拍了些照片，第二日叫我去上工，当我知道我要会抛头露面的地方竟是西柏林最大的“西方百货公司”时，我望著身上那件戏袍哭笑不得。我一定要去！四百美金是两个半月的生活费，父亲可以不再为我伏案这么久，光是这件事就一定不能退下来。
虽然我不必做店员的工作，而只需要站在香水部门向每一个顾客微笑，喷他们一些叫做什么米的象征东方神秘的新出品香水，可是第一天进百货公司，那个部门的负责人还是给我结结实实的上了一课，强悍的老太婆要我在一天之内记住所有百货公司货品的名称和柜台，每一层都不能弄错，加上当时是圣诞节之前，又加了大批圣诞货，这真使我急得要流下泪来，我说我只是来喷香水的，她说你在这儿就是公司的一份子，顾客问到你，你要什么都答得出来，天晓得当时我不过才学了不到三个月的德文，尤其是工具方面的东西那是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记得住的，她交给我电话簿似的一本货单便走了。
几小时的工作可以每四小时休息二十分钟，那时候我总是躲到洗手间吩，脱下丝袜，把发肿的脚浸在冷水里。
照理说进入一个大如迷城似的百货公司去工作应是正合我意，可是那些五花八门美不胜收的一切东西就像一个陷阱，天天张著幽暗的大口等我落下去，我虽然虚荣，可是也知道我是失足不起的。
当我看见成千上万的顾客抱著彩色纸包装的大批货品出门，我的心竟然因为这份欠缺而疼痛起来。那么多穿著皮裘的高贵妇人来买昂贵的香水，我却为著一笔在她们看来微不足道的金钱在这儿做一场并不合我心意的好戏。那缺著的五十堂课像一块巨石般重重的压在胸口，白天站得腿已不是自己的了，夜间沂去还得一面啃著黑面包一面读书至深夜，下工的时候哪怕骨头累得都快散了，那几块马克的计程车费总也舍不得掏出来，再渴再冷，公车的站牌下总是靠著捧著一本书的我。
生命有时候实在是一个玩笑。一个金钱和时间那么拮据的穷学生，竟在圣诞节之前被安置进一幢百货公司里去。
在那次累死人的经验之后，我了解了店员罚站的苦痛，也恨透了百货公司。当那一千六百块马克的支票拿到手时，我珍惜得连一双丝袜都舍不得买。赚钱的不易多少是懂得了一些，内心对父母的感激和歉疚却是更深更痛。那一阵我渴望快快念完学校出来做事，父亲夜深伏案的影像又清清楚楚的浮现出来━━不能再拖累他了！
那次百货公司的工作，并不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赚钱，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那么珍惜的花钱。经过德国生活的磨炼之后，我的本性被改掉了许多。至今父亲还说德国人有本事，他亲生的女儿在家里，想修改她一丝一毫都不可能，德国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将她改成了另一副形象。
几年前我去撒哈拉沙漠，那一番渺茫的天地又给了我无边的启示，物质的欲望越来越淡，心境的清明却是一日亮似一日。以后虽然离了沙漠又回到繁华的社会里来，可是百货公司竟跟我失了缘份，就连普通的店铺都不再吸引我。
唯一没有使我改变的是童年的梦想，人是返老还童的，去年荷西远赴奈及利亚工作，一个人在海边住了快七八个月，那时候的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在高高的天空下，在空旷的沙滩旁，拾我的飘流物和垃圾。
现在要是女友们邀我去逛百货公司，大半是拒绝的。理由是∶“那么多的东西，看得眼睛也塞住了。”别人总是奇怪∶“那不是很好吗？没有东西看叫什么百货公司呢？”我再对她们说∶“那么多货品的名字，你去背背看。”别人一头雾水，喃喃自语∶“奇怪，为什么要背呢？为什么……。”
这几日因为荷西的家人来度假，我们开车上了高山，进入国家公园的松林里去，那日烟雾镑镑，四周白茫茫一片，大家惋惜得很，觉得白来了一场。我脱口而出∶“这样才好。”他们大为不解，扫兴嘛！“怎么还好呢？”“这叫空无一物啊！”我很满意的叹了口气。
加纳利群岛是西班牙政府开放的自由港，重税进口的东西在这儿便宜得多了，家人们自然而然的涌进百货公司里去购物，我甘愿坐在外面街上的露天咖啡座等候。荷西的姐姐奇怪的说∶“这个人连百货公司都舍不得逛，怪女人一个呢。”
我照例答了一句∶“眼睛会堵住，太杂了。”
“你难道什么都不要？”又问。
我笑了笑摇摇头。真的太杂了，眼花撩乱好没意思。
百货公司虽然包括了人生种种不可或缺的生活形品，可是那儿的东西我真的不要了不是“难道什么都不要”，我还是要的。可是我要的东西不在那儿，我现在经营的东西太大也太小了，大过百货公司，又小得一颗跳动的心就可装满。它们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来，就让它成为一个我自己也不去猜测的谜吧！
背 影
那片墓园曾经是荷西与我常常经过的地方。
过去，每当我们散步在这个新来离岛上的高岗时，总喜欢俯视著那方方的纯白的厚墙，看看墓园中特有的丝杉，还有那一扇古老的镶花大铁门。
不知为什么，总也不厌的怅望著那一片被围起来的寂寂的土地，好似乡愁般的依恋著它，而我们，是根本没有进去过的。
当时并不明白，不久以后，这竟是荷西要归去的地方了。
是的，荷西是永远睡了下去。
清晨的墓园，鸟声如洗，有风吹过，带来了树叶的清香。
不远的山坡下，看得见荷西最后工作的地方，看得见古老的小镇，自然也看得见那蓝色的海。
总是痴痴的一直坐到黄昏，坐到幽暗的夜慢慢的给四周带来了死亡的阴影。
也总是那个同样的守墓人，拿著一个大铜环，环上吊著一把古老的大钥匙向我走来，低低的劝慰著∶“太太，回去吧！天暗了。”
我向他道谢，默默的跟著他穿过一排又一排十字架，最后，看他锁上了那扇分隔生死的铁门，这才往万家灯火的小镇走去。
回到那个租来的公寓，只要母亲听见了上楼的脚步声，门便很快的打开了，面对的，是憔悴不堪等待了我一整天的父亲和母亲。
照例喊一声∶“爹爹，姆妈，我回来了！”然后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躺下来，望著天花板，等著黎明的再来，清晨六时，墓园开了，又可以往荷西奔去。
父母亲马上跟进了卧室，母亲总是捧著一碗汤，察言观色，又近乎哀求的轻声说∶“喝一口也好，也不勉强你不再去坟地，只求你喝一口，这么多天来什么也不吃怎么撑得住。”
也不是想顶撞母亲，可是我实在吃不下任何东西，摇摇头不肯再看父母一眼，将自己侧埋在枕头里不动。母亲站了好一会，那碗汤又捧了出去。
客厅里，一片死寂，父亲母亲好似也没有在交谈。
不知是荷西葬下去的第几日了，堆著的大批花环已经枯萎了，我跪在地上，用力将花环里缠著的铁丝拉开，一趟又一趟的将拆散的残梗抱到远远的垃圾桶里去丢掉。
花没有了，阳光下露出来的是一片黄黄干干的尘土，在这片刺目的，被我看了一千遍一万遍的土地下，长眠著我生命中最最心爱的丈夫。
鲜花又被买了来，放在注满了清水的大花瓶里，那片没有名字的黄土，一样固执的沉默著，微风里，红色的、白色的玫瑰在轻轻的摆动，却总也带不来生命的信息。
那日的正午，我从墓园里下来，停好了车，望著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发呆。不时有认识与不认识的路人经过我，停下来，照著岛上古老的习俗，握住我的双手，亲吻我的额头，喃喃的说几句致哀的语言然后低头走开。我只是麻木的在道谢，根本没有在听他们，手里捏了一张已经皱得不成样子的白纸，上面写著一些必须去面对的事情━━∶要去葬仪社结帐，去找法医看解剖结果，去警察局交回荷西的身份证和驾驶执照，去海防司令部填写出事经过，去法院申请死亡证明，去市政府请求墓地式样许可，去社会福利局申报死亡，去打长途电话给马德里总公司要荷西工作合同证明，去打听寄车回大加纳利岛的船期和费用，去做一件又一件刺心而又无奈的琐事。
我默默的盘算著要先开始去做哪一件事，又想起来一些要影印的文件被忘在家里了。
天好似非常的闷热，黑色的丧服更使人汗出如雨，从得知荷西出事时那一刻便升上来的狂渴又一次一次的袭了上来。
这时候，在邮局的门口，我看见了父亲和母亲，那是在荷西葬下去之后第一次在镇上看见他们，好似从来没有将他们带出来一起办过事情。他们就该当是成天在家苦盼我回去的人。
我还是靠在车门边，也没有招呼他们，父亲却很快的指著我，拉著母亲过街了。
那天，母亲穿著一件藏青色的材衫，一条白色的裙子，父亲穿著他在仓促中赶回这个离岛时唯一带来的一套灰色的西装，居然还打了领带。
母亲的手里握著一把黄色的康乃馨。
他们是从镇的那头走路来的，父亲那么不怕热的人都在揩汗。
“你们去哪里？”我淡然的说。
“看荷西。”
“不用了。”我仍然没有什么反应。
“我们要去看荷西。”母亲又说。
“找了好久好久，才在一条小巷子里买到了花，店里的人也不肯收钱，话又讲不通，争了半天，就是不肯收，我们丢下几百块跑出店，也不知够不够。”父亲急急的告诉我这件事，我仍是漠漠然的。
现在回想起来，父母亲不只是从家里走了长长的路出来，在买花的时候又不知道绕了多少冤枉路，而他们那几日其实也是不眠不食的在受著苦难，那样的年纪，怎么吃得消在烈日下走那么长的路。
“开车一起去墓地好了，你们累了。”我说。
“不用了，我们还可以走，你去办事。”母亲马上拒绝了。
“路远，又是上坡，还是坐车去的好，再说，还有回程。”
“不要，不要，你去忙，我们认得路。”父亲也说了。
“不行，天太热了。”我也坚持著。
“我们要走走，我们想慢慢的走走。”
母亲重复著这一句话，好似我再逼她上车便要哭了出来，这几日的苦，在她的声调里是再也控制不住了。
父亲母亲默默的穿过街道，弯到上山的那条公路去。
我站在他们背后，并没有马上离开。
花被母亲紧紧的握在手里，父亲弯著身好似又在掏手帕揩汗，耀眼的阳光下，哀伤，那么明显的压垮了他们的两肩，那么沉重的拖住了他们的步伐，四周不断的有人在我面前经过，可是我的眼睛只看见父母渐渐远去的背影，那份肉体上实实在在的焦渴的感觉又使人昏眩起来。
一直站在那里想了又想，不知为什么自己在这种情境里，不明白为什么荷西突然不见了，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父母竟在那儿拿著一束花去上一座谁的坟，千山万水的来与我们相聚，而这个梦是在一条通向死亡的路上遽然结束。
我眼睛干干的，没有一滴泪水，只是在那儿想痴了过去。
对街书报店的老板向我走过来，说∶“来，不要站在大太阳下面。”
我跟他说∶“带我去你店里喝水，我口渴。”
他扶著我的手肘过街，我又回头去找父亲和母亲，他们还在那儿爬山路，两个悲愁的身影和一束黄花。
当我黄昏又回荷西的身畔去时，看见父母亲的那束康乃馨插灸别人的地方了，那是荷西逝后旁边的一座新坟，听说是一位老太太睡了。两片没有名牌的黄土自然是会弄错的，更何况在下葬的那一刻因为我狂叫的缘故，父母几乎也被弄得疯狂，他们是不可能在那种时刻认仔细墓园的路的。
“老婆婆，花给了你是好的，请你好好照顾荷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