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心与思考很早就开始了。这与我们家的经历有关。父亲1959年被打成“彭（彭德怀）黄（黄克诚）张（张闻天）周（周小舟）”右倾分子余孽和1962年的甄别平反给小凯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曾多次和我谈起1962年他随平反回城的父亲住在省委招待所等待重新分配时的人和事。那一年，他在复旧风很浓的气氛下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长沙市一中，父亲很为他高兴，他也是省委干部子弟中少数几个凭成绩考上的人之一。逐渐长大的小凯很愿意接触社会，1964年，他曾随在省总工会工作的母亲到湘潭锰矿参加社教，体验那种与工人同吃同住的生活。那时中国的形势已很左，我们都受到很多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教育，1965年小凯初中毕业时，曾闹着要到基层参加“四清”工作队，又提出要响应党的号召报考师范学校，把父母急得要命，使劲做他的工作，他才又考了一中高中。进入高中时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我记得小凯对当时在学生中流传的毛泽东与毛远新、王海蓉的谈话很感兴趣，认认真真地抄录下来，还让我帮着抄录，对其中那些批判5分制以及中国高干与高干子女的特权等说法很有同感。我一直觉得，小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思想都源于他的经历和教育，他是个很能独立思考的人，并且勇于实践与表达，并不像后来很多人说的，是因为父母亲被批斗而参加造反派。可惜，对于这一段历史的回顾，对于我和小凯来说只是一段永久的伤痛。
不堪回首的那个年代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小凯参与长沙一中谢若冰、黄杏英反工作组行动，就完全是出于他的独立思考。这是长沙中学生最早的造反行动，我的父母当时还没有遭到批判，虽然后来工作组的人把父亲的历史问题拿出来压制了他。随着谢若冰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身旁，他是何等的高兴。我曾亲眼看到他在省委院子里拦住一中工作组干部的自行车，那种执拗地要干部向他说清问题的神态令我印象深刻。这时的我一如既往地是小凯的追随者，哥哥的反工作组行动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我也成为班上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血统论，鼓动同学们自由出去串联的学生。第一次串联我们就是三姊妹一起走的，我们从长沙经武汉到北京，一起参加了1966年11月25日天安门广场的最后一次红卫兵接见，之后小凯就忙于到各大专院校看大字报，而我则随表姐去了大庆油田。从北方回来后，我知道小凯正组织同学步行串联到瑞金，并且还准备沿途进行农村调查。那时的那股劲头很有点像我们终于赶上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这种气氛一直维持到1967 年上半年。小凯1967年2月的第一次被捕，我的触动并不大，因为那时被抓的造反派太多了。妈妈却吓坏了，在妈妈的催促下，我用自行车驮着她到小凯被关押的湖南绸厂，可是看守拒绝我们看望小凯。往回走时夜黑风寒，妈妈坐在我的身后一声不吭，看着妈妈那种焦虑的神情，我这才感到事情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天真。
1967年年中，长沙的“文革”形势比较混乱，武斗和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这时虽然也参加了和哥哥一样的红卫兵造反组织“长沙红中会”，但态度比较消沉，一般就跟同学们出去看一看，没有什么行动。记得1967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妈妈找到我们学校寝室，把正在睡午觉的我叫起。那时我和哥哥都住校，很少回家，父亲被隔离在单位，妈妈虽不被允许回家但在单位还比较自由，我的学校离妈妈的单位很近，妈妈是听到外面武斗的消息寻来的，为我特别是哥哥的处境而担忧。她一再叮嘱我，叫我一定劝劝哥哥，不要那么“冲”，说我们还年轻，不懂得事情的轻重。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妈妈，可母亲那种对于孩子们的担忧和痛惜令我年轻的心第一次颤动。我知道，那时哥哥基本是红卫兵造反派默认的思想家，我不断听到他的言论和文章的消息，对他是又敬佩又担忧。敬佩他敢思敢想敢说，担忧他那些激进想法总是那么鹤立鸡群、不合时宜。1967年下半年，有一次我专门跑到一中找到哥哥，和他讨论当时的形势和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在他面前我从来都不是雄辩家，他批评我散布灰色论调。
1967年下半年，随着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成立和长沙“工联”的“正统”化，与之相对立的“省无联”（红中会是省无联的学生组织之一）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和舆论压力，到哥哥的《关于组织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相继抛出来时，对当时长沙“省无联”类的“极左”造反派的批判舆论已如黑云压城。我听说哥哥这时离开了长沙，想避避风头，我则在“一·二四”批示的前夕—1968年1月23日早晨听到母亲自杀的消息。我第一个跑到母亲的单位，闹着要见母亲。记得23日下午母亲单位的人叫我去时，我首先见到的是满院的“揪出省无联‘黑手’—陈素” 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我先被叫去谈话，单位造反派头头是看着我们兄妹长大的人，在一通革命道理之后，他突然感叹道：小凯我看着长大，年年都是三好学生，成绩又好，怎么会走上这条路？我突然激愤起来，争辩道：哥哥不是反革命，妈妈也不是黑手，你们都是乱说！之后我边哭边历数当时的大字报及报纸上对于哥哥和我们家的编造和诬陷，直至声嘶力竭。晚上，他们叫来了父亲，我们一同去看了妈妈的尸体，默视着母亲被收殓。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就着月光和眼泪写日记，可惜后来那几页日记怕被工作组当“罪行”而被撕掉了，但我肯定是指责了哥哥，我不知道那时他在哪，但我知道妈妈的死与他有很大关系。我能体会到体弱多病的妈妈在当时的气氛下，对心爱的儿子可能是黑暗的前途感到绝望的心情，对当时的形势也没了任何指望，用后来爸爸的话说，妈妈是被逼死的。在单位，他们给我看了据说是妈妈遗言的一个笔记本，那应该是在1967年年底左右写的，很短的一段话，除了对我已成婚的大哥大嫂有几句交代外，对我们三个小的就是让我们当个好农民和好工人，在那时她希望的是我们能过上平静的生活。妈妈的这段遗言我传递给了哥哥，在哥哥逃离长沙前他曾给我带过一个字条，写到了妈妈，但他却没有妈妈悲观，他仍然坚信他的观点与理论。
1月24日晚，那个著名的“批示”就在长沙大街小巷广为广播。大约是批示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红中会一个与我哥哥走得很近的同学在我们学校门前的路上堵住了我，递给我一个条子，是哥哥的笔迹，说他现在很好，想到外地去，问我能不能给他搞到一点钱，同时，请我找一张妈妈的照片带给他。父母的工资当时都冻结了，机关给我们每月18元的生活费，我手上并没有余钱，所幸我在家里的书柜内找到了父母遗留在书籍里的几百元钱。我给红中会的同学带去了200 元，还带去了妈妈的照片和我的同学陈玲琅以及从武汉来找曦光未果而留在我这的哥哥一中初中同学曹某①的地址。我的意思是哥哥如果没地方去可去找他们，一个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一个是曹某，他也曾对我这么许诺。没想到哥哥后来真到了陈玲琅家，一直住到离开长沙，并托陈给我带来了那个字条。离开长沙后他也直接去了武汉，却被曹出卖在长江大桥上。曹曾在哥哥的同学们中备受指责，我也很懊恼怎么给了哥哥这么个地址。今年春节，我在澳陪伴小凯时他说到了曹，他告诉我 2003年他回长沙时与同学们有一次聚会，在大家都指责曹时，他却表示了对曹的理解，认为自己曾是中学政治老师的“爪牙”，批判过曹的日记，也使曹受到伤害。
哥哥被抓回长沙的第一次批斗会在长沙一中，我去参加了，虽然在会场的角落，但对哥哥的无穷批判和凌辱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特别是在校园内游斗时，哥哥鞋也掉了，衣衫凌乱地被人呼喝推搡，使我再也看不下去而悄然离去。以后他的批斗会我再也没去过，只是开始奔波于河西父亲的“学习班”和关押哥哥的城南左家塘看守所给他们递送东西。这时的我再没有“文革”初期的激情与理想，也不再关注那些观点的是非争辩，我想起的是母亲的嘱托和母亲走后我应承担起的对亲人的担忧和关爱。给左家塘送东西被审查得很严，一些书籍哪怕是英文的《毛泽东语录》和马列单行本也不让送，所以每次只是送一些衣衫和日常用品。很多年后，当我看到哥哥的那本《牛鬼蛇神录》时，我曾深深地自责，当时的我太年轻太不懂事，正值20岁青春年华的哥哥曾经那么饥饿，我却没想到给他送点吃的，或者想办法给他悄悄地送进去一点营养品。1968年12月我下乡后，送东西的任务留给了妹妹小成，但小成在1969年也离开长沙去了山西。1969年哥哥被正式判决后，一段时间内我们与他失去了联系。
1970年冬天，我在插队的湘西南村落接到一封写到我的中学再转来的信，我惊讶地发现这是哥哥的来信。信的大概内容是，他已到了劳改农场，很长时间没有接到家人的信息，其中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就是他不希望家人与他断绝联系。我至今仍深记读那封信时的心情，我很感谢我的学校能把这封信转给我，立即决定这年春节一定回长沙，并去农场看望哥哥。自从1968年12月到达农村后，我还没返过一次城，正处在情绪十分低落、埋头只干农活的状态中。那年春节我回到长沙，并根据信上的地址奔到岳阳，再渡过洞庭湖，来到建新农场。第一次农场之行在我的记忆中难以磨灭，那天我找到哥哥所在的三大队时天已很晚，随便在大队的食堂吃了点剩饭菜，就等着与哥哥的“接见”。在队部的一间办公室，哥哥被带来与我相见，见到我他十分高兴，一口气问了家里的很多事情。两年多没见，我觉得哥哥变了很多也瘦了很多，劳改队没左家塘管理那么严，我们可以比较随便地说一些话，直到管教干部说“号子”里已到就寝时间催促哥哥回去。那一夜，劳改队安排我住在他们大队部晒谷坪中的一排茅草房内，一排草屋仅住我一个人，冷彻的湖风从满是缝隙的芦苇墙灌入，昏暗的灯泡随着风声在屋子上空晃来晃去，床上的被子又黑又硬，我和着衣根本不敢入睡，几次走到坪上遥看不远处哥哥他们居住的那个有着高墙铁丝网，还有炮楼和荷枪实弹的士兵巡逻的犯人驻地。我无法想象哥哥他们在那里面的生活，以我当时所处的境况，他们应该更加糟糕，所以，那一夜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与难受。第二天早上我要求与哥哥再见一面，可没被允许，他们说他要出工。我跑出去，正看到他们从高墙的小门洞中鱼贯而出，走向远处的田野。
之后每年我都在春节回长沙时去到农场看望哥哥，逐渐适应了建新农场那种阴冷的空气，认识了哥哥的小师弟—卢国安。哥哥总是事先给我写信，告知需要些什么东西，要的最多的是书籍，我每次都用旅行包给他拎来《资本论》、英文辞典和数学书等，1974年父亲回长沙恢复工作后，更带去了父亲的关心与爱护。记得有一年我离开三大队准备搭车回岳阳时，田间小径上跑来两个人，一个是我认识的卢国安，一个并不认识，他们交回我给哥哥带东西的旅行包，并示意里面有东西，看着他们神色慌慌地躲避着干部和武警，我心里很紧张和害怕，拎着包赶紧向汽车站跑去。回来后一清点，是一大沓哥哥写的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对 1972年邓小平初次复出后出现的很重的复旧风潮的评论。我心中嘀咕，哥哥怎么本性不改，仍在这大放厥词。我不知将这些东西收藏在哪好，记得是放在床板底下，很遗憾，后来这些东西就没了踪影。
随着“文化大革命”走向结束，建新之旅越来越轻松。这主要是在心情上，哪怕我曾因为没赶上回岳阳的班车而徒步70华里走到洞庭湖边。我再也没住过茅草房，最好时住的是场部干部招待所。特别是哥哥到农场子弟学校教书后，行动便自由多了，我曾看过哥哥在学校上课，还结识了与哥哥处得很好的农场干部子弟出身的李老师，1989年我再回建新为哥哥英文版《牛鬼蛇神录》拍照时就和她同眠同聊于她在子弟学校的宿舍。1977年哥哥刑期将满在出监队时，为争取能按时释放，我也在思绪不安的哥哥的示意下，积极地对出监队长周某行贿，那是我第一次给这样的干部送礼。后来周某执法犯法出了事，省公安厅曾找我去询问，把我也紧张了一把。其实，我是在很多年后才看到香港版的《牛鬼蛇神录》，我很感慨哥哥能将那一段经历记下来，他还是那么勤于思敏于行。文章中几处提到了我，看过书又认识我的人都感叹我们的不易，我却十分惭愧。那几年，我并没给哥哥更多的支持和安慰，我就像他在书中所批评的那种“一半像家畜，一半像魔鬼” 的人，在与他的相见和给他的信中常常讲“大道理”，俨然第二管教。我知道他很不喜欢这一点，可是出监后他对很多人说起过对我的感激，小娟也多次与我说起小凯很珍惜我们的这段经历与情谊，就连临终时的小凯也还记着我，在他的“最后的愿望”中留下了对我的关爱，接到小娟给我寄过来的文书，我真是热泪涕泣。
你的精灵永远与我们同在
出狱后的小凯还是那么满怀抱负与追求，父亲这时对他的支持最大。因为杨曦光的名声太大，哥哥在出狱后找工作和想参加高考的努力总是因政治问题而受阻，父亲就带着他和后母等出去旅游，说是让哥哥放松心情，见识大好河山。小凯曾多次与我说起那一段庐山、苏州、杭州之行确实使他心境开阔，重拾勇往直前的信心。这时的小凯很想继续在牢狱中并不系统的知识学习，高考不让考，他就到在湖大任教的父亲的老同学彭教授手下旁听了一年的大学课程，后在父亲的老朋友时任湖南省出版局长胡真的帮助下，在邵阳新华印刷二厂当了一名校对工，结识了后来的太太吴小娟。在新印二厂时，哥哥仍没放弃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他在监狱中所钻研的经济学理论，曾准备参加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考试，结果不给准考证。这时在父亲老朋友李锐的帮助下，请于光远过问了小凯的处境。1980年，于光远筹建技术经济研究会时，把小凯借调到了北京，并参加了计量经济研究所①的研究实习员考试，成为该所的研究实习员。后来小凯与我说起他出狱后到北京的那几年时很是兴奋，认为那真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春天。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复出而弹冠相庆，思想开放并开始向西方经济学习使他有机会参加了很多交流会，更重要的是，小凯自己在这两年中也异常活跃。在整理小凯的遗稿时，我发现在计量所时，他一年就发表了23篇经济学方面的论文，还参与了对国民经济线性规划模型的设计。正是由于他的这些成绩，1982年，武汉大学聘请他到新成立的经济管理系任教，而小凯决定去武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能与太太小娟和刚出生的女儿小溪共同生活，因为他的政治问题，他根本进不了北京户口。在父亲的支持和帮助下，他也一直在为他的反革命罪进行申诉，甚至把状告到中共中央，直到胡耀邦出面干预，几经周折，到1983年出国前夕才获完全改判。
历经劫难的小凯对父母倾注了深重的感情，而父亲对“尚能争气的小凯”更备加关爱和引以为豪。1982年《光明日报》在头版第一次公开报道杨小凯时，父亲高兴得遍打电话广告亲友；1983年小凯出国前，父亲作下了在家族内广为传颂的“甜甜苦苦一家尝”的七律；1990年父亲得知小凯在世界经济学界崭露头角，被收入《世界名人录》后，更写下《沁园春》一首，以“喜获佳儿，八载相约，此愿得酬”（父亲与母亲曾相约，为投入抗日战争，暂不要孩子，直至到东北后才有了小凯）来告慰仙去的母亲。小凯对父母的牵念也一直萦绕在心。小娟曾对我说，小凯拿到博士学位后，有一美国大学相聘，但因身份问题而拿不到工作签证，有人提议小凯以他在国内的经历申请政治避难，但小凯反对这么做，他说他还要回国看望父亲。1995年，小凯接八旬老父到澳洲小住，让父亲尽享天伦之乐。2002年9月至10月，父亲病危，小凯不顾重病在身和旅途劳顿，一月内两次赶赴长沙看望和送别父亲。他鼓励父亲与疾病作斗争，父亲则笑着说要等到看小凯拿诺贝尔奖。父亲不知从哪里听到了这种说法，这个希望最后真成为父亲临终的期盼。在我陪伴父亲的最后一夜，父亲曾悄悄告诉我，他不会走，他要等到那一天！
早逝并以那样一种方式结束生命的母亲一直是小凯心中的痛。出狱后、出国前和每次回国时，在望江陵园与母亲相见时，小凯总是沉默不语。他悄悄地在家中找到父母在延安时期的一张珍贵合影带回了澳洲，下次回国时，一张修整一新、加工放大的父母历史照被他放到了父亲书柜中最显眼的位置。如果说小凯自信而坚强的个性来自父亲，那么善良仁爱之心和厚道谦和之性则出自母亲。母亲在湖南省总工会工作十余年，一直是亲和力很强、受人爱戴的干部。1998年，小凯的中文著作《经济学原理》一书在国内出版时，他在扉页上赫然题上：“献给已逝的母亲和饱经风霜的年迈的父亲”，对父母的敬重和对母亲的追思饱含其中。
雨过天晴之后，我与小凯的关系反倒没有过去那么紧密，可能是大家都忙于生活，抑或是我逐渐地现实与平庸。1979年小凯赋闲在家时曾燃起过创作的热情，当时我正在师范大学读文科，他把他写的第一篇小说拿给我看，是一个以红卫兵造反及武斗为背景的爱情故事，我以内容太政治化而给他泼了冷水，我想他肯定大受打击。不过，我听说他写《牛鬼蛇神录》时对他很支持，我以为他会写成自传体，却惊讶于他的这种“无主题”的新颖结构。我问他为什么写成这样。他说他最希望记下的就是牢里认识的这些朋友，那是一个特殊的“浮世绘”。他说牢里的故事太多、太有意思，也耐人寻味，还有好多故事他没能写出来，如老地主、国民党军官等。他到北京后还常常给我写信，谈他的理想抱负和针砭时弊，我却对这些没什么兴趣，我想他肯定对我有些失望，但我们的亲情关爱仍在。1983年，我出差路过武汉去看望小凯，火车在凌晨两三点到达武昌，小凯骑着自行车来接我，我们在寂静的东湖边边骑边聊。小凯告诉我，他一定要在35岁前出国，邹至庄教授愿意推荐他是个很好的机会，他一定要抓住。还好在他出国的问题上，除了他自身的努力外，邹至庄教授、时任总理、刘道玉校长，都给了他帮助。我这时才感觉到，除了我们的亲情、友情外，他已进入更高的层次与境界。
小凯出国后，大约有十来年的时间，我们的联系很少，包括他写给父亲的信也又少又短。我们只知道由于英语基础不好，上完课后他常常要借别人的笔记抄，每天两三点钟睡觉是经常的事。他在信中跟我们说，美国是“中年人的战场，老人和孩子的天堂”，他现在正要拼命在战场上奋斗。在小娟和小溪去了美国后，为恶补英语，他规定在家不能说中文。他后来告诉我，有一段时间他几乎不看中文，不写中文，不讲中文，难怪在他写回家的信中总有空着字的句子，那是他忘记写的中文字。我们曾对小凯的这种全盘西化不甚理解，在他早年有限的几次回国中，他几乎对中国的变化与事情一无所知。直到他生病后与我聊起那一段，才知道他那有名的“先爬进去，再走出来”的定则，我这才理解了他全盘西化的良苦用心。他告诉我，他一直坚持不吃“中国饭”，而是要用自己的学术努力在西方主流学术界搭建中国人自己的平台和道路。十年后，他终于有所成就，并以他的学术理论回报祖国。
小凯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后，开始在世界各地讲学和任职，到哪他那种关注国情、热心政治的思维都时有表露。1999年，他到西欧几个国家讲学，曾给我寄回一篇《欧洲印象》，其中对法国的中央政府制度、德国的联邦制度、英国皇室的复辟、自由城邦制和公民自决等多有感观。1998年后，小凯开始频繁回国讲学，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他以经济学家的眼光分析中国的制度缺陷和发展问题，他所写的《宪政与改革》、《后发劣势》等文章都引发了国内学术界甚至高层极大的关注与争论。他也关心家族的历史，时刻不忘做社会调查，他曾与父亲长谈家族的事情，并做下笔记，后来，他把这些都写进了我们为父亲编辑的《周年祭》一书中《我的父亲》一文。2000年春节，我与小凯、大哥一同去湘潭老家祭祖，在农户家休息时，他向农民问长问短，他说他很想看看湖南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
2001年9月，小凯因久咳不愈作了检查，结果是四期肺癌，告知结果的电话是小凯跟我说的，电话那头的小凯声调十分缓慢与平静，他说肺癌在癌症中是比较好治的，但医生不给他开刀，他要我给他找中国的医生给他开刀。看得出癌症的诊断虽然对他是个打击，但对命运的劫难，他并不善罢甘休。他不甘心澳洲医生对他的悲观估计，像研究学问一样开始钻研对疾病的治疗，并以极大的毅力与耐心开始了长达近两年的步行锻炼。在小凯去世前，我到过澳洲三次，除第一次在小凯的陪伴下从南到北在澳洲游玩了一回外，后两次的作业主要都是陪着小凯走路，哪怕在长沙给父亲开追悼会时陪他在长沙烈士公园走，到深圳后陪他在梅林水库走。他说毕竟是湖南的山水养育了他，他喜欢北半球的植被，他的身体也适应中国南方温暖、潮湿和季季都绿意盎然的气候，他甚至希望能在老家修一座房子，能在退休后回来住一住。只可惜他的病发现得太晚，虽然经过他自己与大家的努力，有一段时间病情得到了控制，但终因癌细胞扩散至骨髓而无药可治。
小凯得病后开始信奉基督教，并以学者的态度写下了颇有篇幅的“见证”。我看到小凯去世后网上对小凯的评论，在这一点上是最受疑惑甚至批评的。我不信教，最开始我对小凯的这一重大转变也很不理解。小凯对我说，基督教存在有两千年，在西方社会有这么多人信仰是有缘由的，你应该去了解它。我说，从我与你们的教友们的交往中，我感觉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交圈子，是一个互相帮助的团体。小凯说，他最初对基督教的理解也与我一样，但是后来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有人说小凯的信教表现了他的软弱，以我的体会，基督教给了他战胜疾病的希望，并为他营造了一个支持、鼓励、安慰的氛围。在我有限的陪伴小凯的日子里，我参加过他们的《圣经》学习班，听他们讨论过如何面对死亡，最使我有感触的是集体为小凯进行的祷告，那种通过手与手相握的传递以及每个人的祝福，使任何一个弱小的人都能获得极大的支持与安慰。“他赦免我一切的错过，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他从地狱中救赎了我的性命，并且以慈爱的怜悯环绕我……”《圣经》的这些篇章无疑给时时刻刻在与病魔搏斗的小凯以信念的依靠。小凯告诉我，基督教的许多教义是永恒的，如对人的爱、兄弟姐妹的平等等。我发现，病中的小凯，在教义的感召下对自己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包括他对功名追求得太过强烈，包括他太玩命于事业而疏忽了家人和孩子。他对我说，得病信教的三年，是他最平静的三年，如果 “自然疗法”（指练深呼吸的气功和行走锻炼）真能医治好他的病，他可能放弃他的经济学，去做一个普通的人，或者干回他在狱中干过的泥瓦匠。
在最初与小凯讨论基督教时，小凯就曾劝我也信教。小凯笑着说，信了教我们就可以在天国相见了。今年春节，我和小成先后去澳洲陪伴小凯，小凯又提起这个话题，希望我和小成都能信教，将来都能在天国相见，这似乎成了小凯最后的心愿。事后我跟小凯说，你相信天堂，我们就相信有天堂，只要我们都信它的存在，我们就一定能在天国相见。其实我要说的是，不管有没有天堂，虽然你的身体将不复存在，但你的智慧和思想将永远照耀着我们，你的精灵不论是在人间抑或天堂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2004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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