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碰见小凯，是1982年暑期访问武汉大学的时候。当时，小凯是武汉大学的一位讲师。我在武大作了一个报告以后，他走过来进行了自我介绍，还给了我一本他翻译的关于线性规划的书。那一年，我在中国访问了五所大学，对培养中国学生念经济学非常感兴趣。可是，在中国读经济学的学生，很少有人在数学方面的基本训练可以适应美国的经济院系。而到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读经济学，小凯是第一个。因为他给我的书是关于线性规划的，我知道他至少在数学方面有基本准备。所以第二年，就是1983年，我安排小凯到普林斯顿读研究生。于大海也同年到普林斯顿做研究，大海的背景不一样，他是念物理学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非常出色的物理学研究生。
我可以跟诸位报告一下他们到普林斯顿后的情况。小凯没来以前，我跟他武大的一些朋友、老师谈过。我说小凯的训练不一定很够，到时候有没有可能在普林斯顿念成博士还说不定。他们说，小凯是很有耐力、很坚持的，一定可以念好。小凯来普林斯顿以后，其实开始也不太适应。在普林斯顿，第一年要考试，第二年也要考试，然后才能写论文。第一年和第二年，小凯念得非常用功，也念得非常辛苦。但是，他都念过来了。写论文的时候，也是经过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小凯和大海两位还创办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这个学会现在有好几百名会员，在美国、中国都非常活跃。而且，每年都邀请中国一些人到美国访问，并派一些人到中国去讲学，讨论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他们这个学会对中国现在的经济学教育，对中国的经济改革，都有非常大的贡献。
另外，在个人方面，他们到的那一年，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经济》，是用英文写的。我请他们两位翻译成了中文，后来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当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有点影响，因为这本书是第一次用中国的背景介绍现代经济学，所以，我要谢谢小凯和大海替我翻译了这本书。
小凯毕业离开学校以后，我们还不断保持联系。他常把论文寄给我，他回美国时，我们也常见面。最近10年，我去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访问、讲学，每到一个地方，都听到了小凯的影响。比如，我到香港科技大学作报告的时候，他们就说，杨小凯最近来过。在中国内地也是一样，在中国台湾也是。在中国的内地、香港和台湾，小凯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大家对小凯的学问非常尊重，而且都非常欢迎他去作报告，这是很难得的。
小凯过世的第二天，小凯的导师、我们现在的系主任格罗斯曼发了一个电子邮件给大家。他在邮件里说：“没有几个人能像小凯那样坚持不懈和在追踪想法时专心致志。”
对此我深有同感。
最近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也很成功。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有非常多的人才，他们都非常关心中国的前途。其中，小凯是一个难得的好榜样。很可惜，他这么早就走了！
但是，还有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们会继续对中国作出贡献，也会对世界作出贡献。
耸入云霄的榜样
悼小凯
张五常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
杨小凯谢世了。2001年春夏之交最后一次见到他，共进午餐，他还是容光焕发。殊不知几个月后就听到他患上了肺癌，情况不好，近于不治。本来只有几个月生命，但小凯的生存意识高人几级，挣扎求活，传来的消息时好时坏。几个月前听到澳洲的医师束手无策，要他到美国去尝试新疗方。到美不久就返回澳洲，使我意识到美国的医生也没有好主意，应该来日无多。
顽强的生命意识使小凯多活了两年，而在这期间他的经济研究工作不断。他得的是非常严重的病，什么大手术、重化疗等令我听到也心酸，但他还坚持在学术上继续。能人所不能，这是杨小凯。
能人所不能。是的，杨小凯就是文革初期的那个杨曦光，当时17岁①，因为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而被困牢狱10年。该文曾经被翻译为19种文字。他在狱中自修数学，出狱后在武汉大学念经济。1984年②，杨小凯35岁，被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为研究生，只3年就拿得经济学博士学位③。小凯谢世时55岁，可以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20年：充满火花的20年。小凯不枉此生。
我重视小凯。10多年前请他到香港大学访问一年，跟着聘请他到港大任教。他接受了，但其后因为一些我不大理解的原因没有到港大任职。有些朋友听到小凯的文革背景与不幸，认为他是个有政治倾向的激进人物。错！错！错！小凯是个为经济研究而从清早工作至深夜的人，天天如此。他是个纯真的学者，对学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认识小凯时，觉得在学术上他有两项不足之处：其一是英语水平不足，其二是经济的基础理念掌握不够。那时他到美国仅3年，这些缺点不难明白。他的长处也有二：其一，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其二，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不少人说小凯聪明，这是当然，但我可不是因为他的聪明而要港大聘请他：聪明易找，有预感而又知道何为重要者难求也。当时希望他能长驻港大，好让我替他补修一下他从来没有真正学过的初级经济理念。懂深不懂浅是当时小凯面临的一点困难，后来他在这方面有了改进，而几月前读到他的一封英文信，其英语水平更是判若两人。
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10年牢，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上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于今盖棺论定，我认为在学术上小凯做错了一件事：他算错了自己的天赋。他的学术文章多用数学，自己高举数学。在出道初期，英语文字功底不足，赶着发表文章，多用数学是自然的。问题是：有本领用数学的经济学者多如海底沙，但有预感又知道何为重要思想的学者则绝无仅有。多用数学，频频在方程式那方面打转，以天生预感而走重要思想的路就变得缚手缚脚了。
是的，杨小凯是难得一见的有足够条件走奈特、科斯、艾智仁等人的思想路线的学子，我在心底里喜欢他那样。
怀念与遗憾
茅于轼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和杨小凯相识有20多年。和他见面之前就早已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是我们两人都是不喜欢交际的人，虽然彼此都知道，从来也没有特别安排过见面。他写的一篇关于介绍效用理论的文章，在当时是很新鲜的，这篇文章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也把我的《择优分配原理》的油印稿寄了给他，所以在头一次见面时已经相当知己了。
我们头一次见面，记得是在一个不太重要的会上。那时他已经被录用于数量技术经济研究所，但是显然他因缺乏知音而感到苦闷，所以我们一见如故。他告诉我，他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读了我的《择优分配原理》的油印稿。他介绍了他对分工理论的想法。他说，分工对社会的进步非常重要，但是自从斯密以后，很少有人研究分工，经济学家都去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了，这是经济学的严重缺陷。他谈到分工也不是越细越好，因为交易费用会增加，所以分工止于分工所得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上交易费用的增加。他的这番理论，使我豁然开朗。我马上感觉到他可能会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后来他去了美国，曾经和我讨论过博士论文做什么题目，我坚决主张他做分工理论的研究。他采纳了我的意见（当然可能还有别人的），并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他的这个理论也写进了我的《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
择优分配原理是边际分析，杨小凯后来发展出超边际分析。从数学上讲，一个用的是拉格郎日乘数法（Lagrange Multiplier Method），一个用的是库恩—塔克法（Kuhn–Tucker Method）。后者是前者的扩充，它不但把内点边际上的最优解考虑进去，而且把零点解也考虑进去，所以叫超边际分析。边际分析是解出各种资源的用量，但是没有回答哪种资源应不应该用（是不是等于零），只有超边际分析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杨小凯不但考虑生产，还考虑消费，再把二者等同起来。这个意义非常重要，因为它解决了分工问题，解决了消费多样化问题和社会生产的专业化问题。他在天则所作过一个十分精彩的学术报告，讲了如何将杨小凯的专业化理论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用于国际贸易理论，用于经济周期研究和发展经济学。所以说他的理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是经济学发展的划时代进步。我认为杨小凯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经济学家，可惜他英年早逝。
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由于能够内生专业分工，所以突破了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当企业的规模扩大，边际收益递减之后，会生长出专业化分工的新企业，边际收益递减就被突破了。这经济学而言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古典经济学只承认收益递减，然而其结果将会是一个静态的稳定结构。这不符合现实，所以经济学家都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杨小凯做到了，他不但保留了内点解的收益递减，又引进了角点解的收益递增。正如爱因斯坦在微观层面保留着牛顿力学理论，同时又引进了宏观层面上的相对论。他们的特点都是新的理论涵盖旧理论，而不是放弃旧理论。
好像是在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系召开了全国第一届数量经济学会议。在这次会上我担当小组长，那个小组上有许多20年后成为大经济学家的人物，比如张维迎、田国强、王国乡等。虽然那时大家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这几个人是不同寻常的。那次会也是传统马列主义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较量。当时主张马列主义经济学的人还占着绝大多数，主张计划经济和劳动价值论的占了大多数。但是，他们已经感觉自己的道理讲不太清了，因而吸引了不少青年学子从传统经济学转向现代经济学。
杨小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缺少知音，因为他有“历史问题”，所以连个研究实习员也不给他评。而武汉大学却不管这一套，聘请杨小凯去为研究生讲课。杨小凯去武汉之后，每次来北京都到我家做客。他来我家首先是翻看我的书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新书。他很羡慕我能够在北京买到很多新书。他要求我帮他买书，说我买什么书，也帮他买同样的书。其中英文的有：Elements of Discrete Mathematics，Introduction to Control Theory，Elements on Economic Optimization，Catastrophe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Linear Programming and Economic Analysis，Games and Decision，Matrix Calculus，Calculus of Variations，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Games，Elements of System Analysis，Handbook of Operations Research，Topology。中文的还有：《数学分析原理》、《分析与拓扑》、《实函数论》、《工程中的数学方法》等。那时数理经济学的书基本还没有，能够买到的书都是数学方面讲规划和最优化的书，我们两人的兴趣非常相似。
他后来离开中国去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学位。临行前交给我一本书稿，就是《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已经和国防出版社谈好了出版条件，他要求我对全书仔细地校对一遍。我足足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全书的每一个公式都进行了推导，对所有的计算都进行了校对，并为此书写了序言。这本书是我国第一本完整的数理经济学的标准读物。出版社有一位叫赵清祥的编辑非常负责，可惜这本书出版不久赵先生因癌症去世。书的内容大部分是已经成熟的理论，但是也有杨小凯自己的研究成果。比如他对分工协作的数学描述，对基尼系数的计算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简化方法。顺便说一下，我对基尼系数的了解还是杨小凯首先介绍给我的。后来小凯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也是我帮他审的稿。在杨小凯学术生涯的早期，他很热衷于经济控制论，但是后来从控制论转移到了制度经济学。控制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谁有控制权，怎么能保证控制是正确的。强调控制最后容易走向计划经济和专制独裁。
1985年，我参加社科院的组团第一次去美国，借机参加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立大会，并再次见到了杨小凯。老朋友在国外见面，高兴非常。会后，汤敏夫妇、小凯夫妇和小溪，一起坐着小凯的破汽车，从纽约到普林斯顿。我们畅谈了来到美国后的种种感想，谈了他的论文的设想。小凯用的虽然是一辆旧汽车，但他挺喜欢它，那是一辆瑞典造的汽车，很皮实耐用，好像还是柴油发动机。
1986年，我第二次去美国，到波士顿的哈佛大学访问。飞机到达的头一站就是纽约，我住在亲戚家里，首先做的就是打电话给小凯。他特地从普林斯顿坐长途汽车赶来纽约看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得到老朋友的热情关心，感到非常温暖。我在哈佛大学访问的一年中有多次见到小凯的机会。我离开美国之前去了小凯那里，再温我们的友谊。我和他们一家三口（那时他们只有一个女儿）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吃完晚饭我们一起去超市。对小凯来讲，这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机会。小娟说，小凯好长时间没有这么放松过。从他们孩子的欢喜雀跃可以看出，他们很少去逛超级市场。
杨小凯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工作，按照《移民法》，他有好几年不允许离开澳洲。幸亏我在1990年受昆士兰大学的聘请去那儿教授微观经济学，终于又有机会与小凯见面了。我到澳大利亚后立刻和他通了电话。在我离开澳洲之前，小凯为我安排了一次去莫纳什大学的访问。在那儿再次见到阔别多年的小凯一家，那时他有了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他非常喜欢那个孩子，喜欢得近乎溺爱。小娟则一面忙带孩子，一面还忙工作。我特别喜欢他们的大女孩，她非常懂事，懂事得几乎不像一个孩子，她非常照顾那个宝贝弟弟。后来听说她患了脑瘤，我悲伤至极。幸亏后来动了手术，没有大碍。那次访问莫纳什大学，我还见到了大名鼎鼎的黄有光教授。他请我吃饭，吃的鹿肉，这是我生平头一次吃鹿肉，味道确实鲜美。从此，我和黄有光也因为杨小凯而交上了朋友，后来他太太博士学位的论文就是请我做评阅人的。黄有光几次来中国访问，还来过我家，他爽朗的笑声一直留在我们的客厅里。
两年多前，忽然听说小凯得了肺癌，而且已经是晚期。这个消息真像晴天霹雳。我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怎么会得这样的病？从那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但是通信还保持着。我知道他皈依了基督教，而且信教彻底改变了他。他写过好几篇关于基督教的文章，我觉得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锋芒毕露，目光犀利，而是温和平静，宽容同情。病魔没有征服他，他变得更加乐观，有信心，而且施爱于一切人。他从完美走向了伟大。现在，他走完了人生的道路，无憾地去了。但是留给我们的却是无尽的遗憾，因为他还有更大的学术抱负没有来得及实现。
怀念小凯
张永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7月7日一早，我在北京给小凯家里打电话。小娟告诉我，小凯在墨尔本时间7点49分病逝。虽然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但我仍然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忍不住悲从中来，失声恸哭。从20岁陷入10年牢狱到去世，小凯一生历经坎坷，在短短2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体系，成为蜚声世界的经济学大家。但是，他的生命也因此而耗尽。正值55岁的壮年，小凯的生命音符戛然而止。作为一代学术宗师和思想家，小凯是我的精神导师。现在斯人已逝，无尽的伤痛顿然袭来。当天晚上，我们在家里点燃蜡烛，用烛光和泪水，悼念小凯在天之灵。
一
我和小凯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们合作完成《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一书之后。而在此之前，我们两人未曾谋面，一直都只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往来。我对小凯最初的了解是通过读他的书，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体系大气磅礴，我一接触便为之着迷。于是，我给他发邮件谈我对他的经济学思想的理解。当时他正在哈佛大学专心撰写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版《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两本教科书。他给我推荐阅读书目，还给我传来他自己的英文读书笔记。此后，我们开始通过电子邮件频繁交流。我对经济学理解的加深，主要是在读了他的书并得到他的指点后的事情。他站在经济学的高处，告诉我什么是最快的路。后来，我们开始合作完成《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一书》，其实主要是将他精深的思想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我在这本书中并无创造性的贡献。1999年底，小凯从哈佛大学到北京大学进行短期教学时，我们在北大校园第一次相见，此时该书的书稿已经完成。2001年，小凯、有光和鹤凌一起帮助我申请了莫纳什大学一个为期两年的博士后职位，我得以和小凯朝夕相处。
2001年9月24日，小凯被确诊为肺癌。而在此之前，小凯身体看不出半点异常。当时小凯下班后常同我打网球，然后我们在旁边的绿茵场上散步，同时一起讨论问题。我们的几篇论文，包括那篇后来在国内引起广泛争议的讨论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理论的论文，主要是球场讨论的结果。从小凯打球的情况来看，他的体力非常充沛。只是有一天，小凯回家后突感背部有一些疼痛，周末和家人游泳时疼痛加剧。在小娟的催促下，小凯到校医院去看医生。大夫拍片发现肺部有阴影，但不能确定是何种原因，建议找专家进一步检查，我们都开始担心。小凯安慰我们说，可能是肺结核，因为他小时候得过肺结核。但是，专家进一步检查的结果排除了肺结核，小凯的肺部有肿瘤，需要进行手术。小凯一开始对自己突患重症无法接受。有一天，小娟陪着小凯做检查，回家时从学校取了小凯的信件。我和小娟一起走向停车场，远远看见小凯一个人坐在车里，怔怔地望着天空，眼神中充满了悲怆和无奈，看见我们后马上又恢复了常态。这一幕让我感到悲戚，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9月24日，小凯做了手术。肺部的肿瘤最终没有切除，因为医生看过后说切除会有危险，脖子上感染的一个淋巴结则被割掉。这样，手术后小凯的喉管里插着一根导管，发不出声音。当时，除了小娟，我和祉宁、定胜、邓欣等人亦轮流看护小凯。最开始我们不能确知小凯真正得了癌症。第一个晚上，我在小凯的病房通宵守护，小凯只能通过写字表达意思。晚上9点钟，小娟回家照顾孩子。小凯拿起笔给我写纸条：“永生，我的确有肺癌，即使喉头不是癌，医生也说要切除我的右肺。小娟不愿讲太多坏消息。”我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在此之前，我一直对小凯的病心存侥幸，希望不会是恶性肿瘤。由于是手术后的第一天，小凯痛得整夜不能入睡，而且还要不时让护士用吸管抽走喉管里的积痰。护士每抽一次积痰，就会触动小凯喉管的伤口，他就会痛苦地抽搐。我不忍心，每次都抓住小凯的手，希望能帮助他减轻痛苦。尽管他整夜都很难受，却仍不忘记写字关心我，“你可以到房间外面看看书，抽屉里有很多杂志”（英文）。那一个晚上，我坐在椅子上整夜没有合眼，看着小凯的样子，我很难受。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小凯一生经历坎坷无数，10年牢狱之灾亦未能摧毁他的意志。正是靠着这种矢志不移的信念，小凯才终于成为一代学术宗师。这一次面对死亡，小凯仍然选择勇敢面对。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小凯的第一反应是要战胜它。在自己遭此厄运之际，小凯心里却还想着我的研究，令我嗟叹。27日，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小凯写纸条告诉我：“癌（细胞）已扩散到右肺以外胸中的淋巴结。鹤凌和有光会帮你安排第二年的研究，出中文书的事我就都交给你了。”他通过写纸条问护士：“我不能吃东西，怎么存活？”（英文）。又写道：“请告祉宁，想办法找美国对这类癌症有试验性药物或疗法的医生或网址。”还让我们问“中国是否有医院愿意治疗，因为澳洲医生认为动手术危险”。他通过这种特殊形式同我“交谈”的一大叠纸条，一直被我珍藏。小凯一生多灾多难，但每遇逆境则不屈，现在事业正如日中天，却不想染此重症。
小凯得病后，大家都说他是由于劳累过度。从1984年赴美国求学，到1993年标志着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完整体系形成的著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出版，小凯只用了短短9年的时间。小凯在这9年时间里取得的成就，对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毕其一生也求而不得。小凯就一直这样拼命。这种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也过早地耗尽了他的生命。小娟告诉我，小凯从来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工作。从哈佛回来以后，家人和周围的朋友都劝说小凯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拼命。小凯在哈佛完成的英文版《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给经济学界带来的影响可以用震惊来形容。因为在此之前，很多经济学家还只是零星地看过小凯的文章，对小凯的学术贡献还没有全面的了解，而当他建立的学术体系完整地以教科书的面目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任何人都不敢再漠视小凯的贡献。也许是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小凯觉得可以稍事喘息，于是开始注意做一些体育锻炼，比如打球、游泳和玩帆船之类。除了劳累过度以外，小凯此番得病，想必同他早期的牢狱生涯大有关系。十八九岁的年纪应该正是身体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但小凯在监狱里连吃饱饭都成问题，更不用说还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
二
小凯从一生病就坚定要战胜癌症，奇迹后来的确在他身上发生了。在刚开始确诊为晚期癌症时，医生断定小凯只剩3个月左右的时间，但小凯的身体在出院后却不断地康复，以至于小凯后来见到手术医生时，医生看到他仍然活着感到非常惊奇。而我们则一直对小凯的完全康复抱有希望，尽管我们不懂医学，但知道很多事情医学还不能解释，知道很多人得了癌症又继续活很多年的例子。小凯是一个具有超凡意志的人，一生都在不断地创造奇迹，我们相信这次也不例外。
在得了癌症以后，小凯希望大家将他当作正常人而不是病人看待。所以，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一般不谈他的病。只是在他每次到医院检查后，我们才问一下结果。而如果有好消息，小凯和小娟就会主动打电话告诉我们。小凯得病后还坚持每周给学生上8节课的《数理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只是在第二年，学校给他特别安排了一年的休假，小凯才得以摆脱繁重的教学任务。除了上课外，就我所知，他在得病期间干的工作不亚于一个正常人：筹建“莫纳什大学递增报酬与经济组织研究中心”；组织编辑和撰写英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系列丛书；赴美国参加诺贝尔奖获得者布坎南为他举办的超边际分析研讨会，并作主题讲座；分别到复旦大学和湖南大学参加超边际分析的学术会议并作主题讲座；在莫纳什组织一次国际会议，并作主题演讲；父亲病危和病逝时在一个月之内两次回中国（小凯父亲至死都不知道小凯已身患绝症，小凯比他父亲仅晚1年离世，他父亲寿高近90岁）；接待哈佛大学马斯金教授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本纳教授访问莫纳什；接待朱学勤教授、王则珂教授、张军教授等人访问莫纳什；每天处理大量电子邮件；按原计划辅导几位博士生。此外，小凯这两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在系里也位居前列。这些工作，对于一个健康人尚且不易。2003年下半年，小凯还坚持应邀到台湾大学访问数月，因身体不适终于被小娟阻止。他给我解释过他坚持到台湾大学去的原因之一，是可以给他在台湾的弟子刘孟奇等人创造在台湾大学讲授超边际分析的机会，而这对孟奇的事业有好处。
小凯手术出院后，战胜癌症的信念非常坚定。他开始改变生活方式，每天早晚自己开车到附近的森林公园里散步，中午也休息一小时。墨尔本环境优美，到处是森林和海岸，这种环境对于小凯的康复很有好处。他在森林和海岸边散步，其实是快步行走。他凭借顽强的毅力每次快步走一个多小时，一早一晚要花两三个小时。这样，在森林和海岸边走路的时间，就成了小凯工作和讨论问题的时间。我们只要有时间，或者有问题要同他讨论，就陪他去走路。在他生病期间，朱学勤、王则柯、张军等人访问莫纳什时，我们都是这样在森林里边走边谈。从他走路的样子和发表见解时的滔滔不绝看，小凯完全不像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小凯、学勤先生和我们在公园一边走路一边讨论，谈大西洋贸易为何对西班牙和英国产生不同的影响，谈新教与天主教对宪政制度的影响，谈光荣革命与英国的宪政制度，以及欧洲的多样化与文明的发展。学勤先生还给小凯拍了一些录像，说是太太也惦记着小凯的病，在录像里看到小凯就会放心。
除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外，小凯还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医生一直给他用最好的化疗药物，他同时还相信从中国带去的中药。这样，他的身体一直恢复得不错。特别是他2002年在上海做了一个手术，医生通过注射零下100多度液态亚氦的方法来将他右肺的大肿瘤冻死。这是一种物理疗法，不像常规手术那样有危险。手术的效果非常好，右肺的肿瘤基本上被成功地抑制，并且逐渐变小，胸腔的积水也逐渐消失，化验的各项指标也趋于正常。我们都相信奇迹已经发生。这对小凯是莫大的鼓舞，他对自己完全康复越来越有信心。小凯在得癌症的第二年过54岁生日，我们按照广振的提议，给他送了一张1岁的生日贺卡，表示他身患绝症又重获新生。小凯那天很高兴，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由于病灶不断缩小，胸腔的积水也全被吸收，小凯对自己完全康复充满了信心。有一次，他召集鹤凌、广振和我在他的办公室讨论。他计划我们今后要做的很多事情，而在谈到这些很远的计划时，他都无一例外地对自己要在其中做什么作了安排，完全不担心他的生命是否还能坚持走到那一天。在谈到他个人事业的发展时，他说现在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他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都有意向他发出邀请，待自己完全康复后，他很可能会认真考虑接受美国的职位，因为美国毕竟是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阵地，他的经济学理论需要在那里传播和推广。我们看到他对自己的身体完全康复如此自信，都很欣慰。现在小凯走了，我想起当天的情形和他说过的话，心里十分难受，他最终还是没有如愿地完全康复。
小凯最开始不能接受他得病的事实，觉得命运对他非常不公。慢慢地，尤其是在他皈依基督教后，他不再这么认为。对于浩瀚的宇宙来说，人的力量和智慧实在太渺小。人还无法理解死亡。上帝安排他离开这个世界，一定有他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我们人类的智慧还无法理解。小凯说，只要信上帝，就将自己完全交给上帝。所以，后来小凯对死亡的问题变得非常超脱。他对我说，人总是不能逃脱死亡。50年、70年抑或100年，对人的生命来说长短悬殊，但在历史的长河里或上帝的眼中都只是一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虽然也许明天就会死去，但他很欣慰他生命中的情节非常精彩。是的，人类社会生生不息，被人记住的人，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活在地球上的时间的长短。永远不灭的，是人的灵魂和思想。
三
小凯有半生在海外漂泊，在国内20岁时就因一篇热血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而陷入10年牢狱，之后又历经坎坷，然而，他对中国这片生养他的土地的赤子之情，却片刻不曾懈怠。我们每次谈话，他差不多总要谈到中国，流露出对祖国人民和祖国一草一木的眷恋之情。他对中国问题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则来自他对中国体制弊端的切肤之痛。小凯生于“高干”家庭，是中国革命早期的受益者，曾经对中国要建立的理想制度充满礼赞，憧憬着中国能因此走向民主与富强。但后来的“文革”风暴和政治运动，让他从天堂跌落到地狱。这种命运的大起大落，为他创造了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难得机遇和独特视角。他对中国问题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正是来源于他在这种切肤之痛后的深省。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则难以理解他思想的深邃。小凯说，自“五四”以来，中国人更多地倡导科学和民主，却忽略了自由与共和，而建立起宪政规则和政府可信的承诺机制，限制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给予人民最大的自由，才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
在经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巨变，人们对21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充满了期待。但是，中国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由于深层体制弊端而引发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尽管市场力量已渗透到中国经济的各个角落，但传统计划体制的力量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很多方面仍然顽固地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因权力缺乏制衡而导致的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毒瘤。对此，小凯充满了焦虑。他认为很多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宪政规则，在于人们失去信仰后心中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他引用诺斯的话说，决定经济绩效的是制度，制度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和宗教。东亚国家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在简单地模仿西方的技术和经济制度，而忽略了经济制度背后的宪政规则。这种忽略会带来短期的成功，但却带来长期的失败，因为简单复制的技术和经济制度不具有创新能力。他提醒中国要警惕步南美“坏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在堪称传世佳作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他仔细地梳理了中国宪政发展的历史脉络。他希望他的宪政思想能帮助中国走向富强，给中国人民带来永久的福祉。
小凯病危之际仍在关注中国的宪政问题。2003年9月，他告诉我他的身体开始恶化，已经无力修改我们合作的一篇英文论文，并交代我处理他的中文著作的出版事宜。我从中国给他打电话，那时他已经很难下床行走，讲话十分吃力。他用虚弱的声音告诉我，说他现在讲话很困难，但是想听我给他讲国内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宪政问题。他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了渴望。他此前曾专门向我要过吴敬琏先生的电话，要同他讨论宪政问题。我告诉他一周前我陪吴先生见几位日本经济学家时，曾同吴先生谈起他的宪政思想。小凯听后忍不住要说话，但又发不出声音。我心里难受，叮嘱他不要讲话，也不要再多谈这些问题，身体的恢复最为要紧。他用力挤出一些笑，告诉我不要担心，他已将自己的身心完全托付给了上帝，所以他现在心里很平静。小凯对中国宪政问题至死不渝的关注，完全出于爱中国的心。
由于小凯讲话很困难，我之后没有与他直接通过电话，只是间或给小娟去电，或向鹤凌了解小凯的病情。得到的消息是，小凯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但是，他仍然坚持每天工作一段时间。2004年1月13日，小凯给我发邮件，说他在网上看了何新关于重商主义的文章，很不同意，但已无力提笔，嘱我参考他在《发展经济学》和《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的有关内容写一篇文章，澄清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专制主义对于政府无限制的经济权力问题上的区别，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或我个人的名义发表。我立即给他回信，说要做这件事情。更为高兴的是，看到他写信和我谈工作，我判断他的身体略有好转。但是，他对他的身体状况却未置可否。实际上，他的情况一直在持续变坏。但在他身体最糟糕的时候，他还在想着中国未来的出路，足见他对中国的爱发自内心。他将他的一本演讲录冠以《中国情与自由梦》之名，正是他对中国一片赤子之情的真实写照。今天的中国，需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问题，需要用大智慧来寻找光明。中国，你要为你的土地养育了小凯这样的优秀儿女而自豪。
四
小凯的心中有大爱。他有一次很认真地对我说，他要重写反映他10年牢狱生涯的《牛鬼蛇神录》（英文名为The Captive Spirits）。因为他在那部书里，不自觉地充满了恨。他认为这不好。上帝让他宽恕、谅解并爱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曾善待他的人。耶稣说：“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说：“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只有当爱像细雨一样滋润人的心田时，一切的仇恨才能化解。所以，当他面对不公时，首先是忍受；面对不同观点的人时，首先是爱他们。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正需要这种宽容和大爱。
他经常和我讲起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新约》强调平等，每个人都能与上帝对话；而《旧约》则不同，人只有通过牧师才能与上帝交流。中国人喜欢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上层社会的人看不起底层的百姓，这同中国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关系，从后者中可以找到《旧约》的影子。有一次他在国内作报告，主持人出于奉迎介绍他的高干家庭背景，这让他心生反感。在小凯的心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尤其是在国外待得越久，就越发对此感触良多。在澳洲，一个保安很少会在面对一个教授或官员时感到低人一等。这种人格的平等，中国还差得太远。
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强调爱。他对中国底层的百姓，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充满了深深的同情。他说，城里人要爱那些在城里打工的民工，不要因为他们蓬头垢面和没有文化就鄙视他们。他写文章呼吁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来加快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三农”问题。他出于爱中国农民的心，并用一个经济学家的知识告诉人们，很多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观点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并且恰好是导致农民和农村贫困的根源。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才能真正得到自由，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有大发展。他有一次从国内回到澳洲后，几次对我提起周其仁关于土地制度与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关系的观点很深刻。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物质上正快速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人们逐渐摆脱贫困、超越小康。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了全球淘金者的目光。世界主流媒体谈起中国，也开始更多地将中国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伴随着经济的进步，中国越来越变成一个巨大的名利场，人们自主或不自主地被卷入名利的旋涡，对金钱和权力的狂热与向往超越了信仰与爱。于是，一些人开始呼唤人文关怀，呼吁经济学家要讲道德。小凯的心中，正有中国需要的这种大爱。
五
也许是命中注定，小凯一生难得有顺境，包括他开创的学派也是如此。小凯很多具有原创性的论文最初都寄给《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这类最顶尖的刊物，但他那些对编辑而言新颖又陌生的论文的命运，就像他个人的命运一样多舛。有时候，编辑不知将他的论文归于哪一类文献；有时候则将其交给他批评的理论的创立者和支持者进行评审；还有时候，匿名审稿人对他的论文有高度的评价，但编辑却毫无理由地干脆不予发表。主流经济学的势力过于强大，即使在看似公平的西方匿名审稿制度下，真正有原创性并对主流理论形成挑战的论文也难有出头之日。对此，小凯深感无奈，但要在西方学术界立足，除了遵守既有的学术规则以外，别无捷径可循。所以，他对我谈起他尊重的张五常时，说他非常幸运，因为科斯等人了解他的思想，张五常的几篇最具原创性的重要论文都是科斯直接向他约稿，并没有经过现在这样严格的匿名审稿程序，而小凯自己则没有这种幸运。
很多时候，小凯的论文只得转投其他一流刊物。他跟我们说，他保留了他所有论文的匿名审稿报告，将来要将这些审稿报告结集出版。这些审稿报告，将是反映一个新学派如何艰难崛起的最好的历史文献。有一次小凯对我感叹，说超边际分析如果是由一位白皮肤的美国人或犹太人开创的体系的话，其在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一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由于目前华人在主流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社会的地位总体来看还比较低下，华人开创的经济学体系也就难以被那些有自我优越感的西方人完全接受。小凯是一个埋头研究的人，并不擅长推销自己的学术成果。2003年2月，莫纳什大学举办超边际分析研讨会，哈佛大学著名的马斯金教授前来参加。在会议的结束晚宴上，莫纳什大学校长为马斯金教授颁发杰出客座教授聘书。黄有光教授宣布研究中心成立和丛书出版事宜，在致辞时对小凯的学术成就大加赞扬。他用手指向天花板诙谐地说，小凯的智商在天上，但情商却在地上。作为晚宴主角的小凯，只是安静地坐在席位上不多说话。小凯的确不擅长推销自己，尽管他谈起他的学术可以口若悬河。他曾对我说，克鲁格曼在经济学上真正原创的东西并不突出，但他推销自己或包装别人学术成果的本领却绝对一流。小凯如果有这种推销自己的本领，则他的超边际分析理论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一定要远远高于今天。
更为不幸的是，在美国主流经济学界几位有影响力且本来能够助小凯一臂之力的人，都像小凯一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舍温·罗森自称是小凯忠实的拥护者，对小凯开创的经济学体系推崇有加，他为推广小凯的经济学理论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幸的是，罗森于2001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位置上不幸离世，也属于英年早逝。而在更早之前，金融界奇才布莱克也是独具慧眼，对小凯以超边际分析发展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高度评价，称小凯与有光合著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才华横溢”。但是，布莱克却在1995年英年早逝，也像小凯一样，享年仅55岁。如果他再晚两年去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就非他莫属，因为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哈佛大学的默顿（Robert C. Merton）和斯坦福大学的肖尔斯（Myron S. Scholes），而他们的成就可以用一个精炼的公式来概括，那就是有名的布莱克—肖尔斯模型（Black-Scholes）。这个Black，正是布莱克。布莱克是著名的高盛公司的合伙人，被人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学家。小凯曾给我们讲过他和布莱克的一段逸事。1995年，布莱克专门给小凯来过一封信，说要赠一笔巨款来支持小凯从事的具有“远大前途”的专业化与分工理论的研究。小凯觉得不能凭空接受布莱克的捐赠，于是去信婉拒。不久，传来布莱克教授去世的消息。小凯这才知道，布莱克教授临死之前希望用他的财富资助他认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研究。
作为一个全新经济学体系的创始人，小凯自然成了很多人尤其是中国人心中最有可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的华人经济学家。梁晶昨天跟我说起，有一次她邀请小凯来讲座，给学生写好了讲座告示内容让他们去张贴，但学生却自行将小凯的头衔改成了“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确，小凯杰出的经济学贡献得到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等人的大力推崇。布坎南称小凯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匿名审稿人称其著作为“盖世杰作”。不论是否赞成小凯的学术观点，只要真正了解小凯学术贡献的人，都不会对小凯吝啬这些称誉。这些著名经济学家也正在极力向世界推荐小凯，布坎南有一次来信告诉小凯，又一位诺奖得主贝克尔也“上了我们的船”。尽管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件非常困难和不可预期的事情，但如果真有一天小凯获得诺贝尔奖，也绝不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但是现在，小凯走了，带走了大家对于中国人获诺奖的希望。如果能用诺奖换回小凯的生命，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舍弃诺奖。我们只要小凯，因为小凯是唯一的。
六
小凯的离去，让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孤独。小凯在的时候，我只要遇到问题，就会去向他请教。他不在身边，我就给他发邮件。小凯总是无一例外地能够给我满意的答案。小凯外表朴实，但思想深邃。思想深邃而又为人谦和，则乃真正大师风范。他身边所有的人，都亲切地叫他小凯。我回中国后，不能再像在澳洲那样可以随时向他请教。在他身体恶化后，通过邮件也很难再有交流。现在，小凯则彻底地走了。小凯曾将他大量的英文读书笔记给我阅读，我每每见到他在笔记上注上 “nonsense”（胡说八道）时，就会觉得大快人心。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巨变，各种声音都交织在一起，其中一些声音则是会让中国误入歧途的 “nonsense”。小凯人已经走了，但一代思想巨擘的强音，仍然会回荡在我们的上空，带领我们寻找真理和光明。
小凯对于学生，不论是否认识，从来都是爱护有加。他将他的电子邮件地址公开，学生只要有疑问，都可以随时向他请教。对于学生来信求教的邮件，他尽量自己亲自回复。如果没有精力，有时候也转给我。今年3月的时候，小凯转给我一个学生的信件，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脱。我回复时没有告诉这位学生，小凯是在生命垂危之际惦记着解答他的问题。在中国，有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得到过小凯的指导。小凯不一定记得这些学生，但这些学生都会永远将小凯当作他们的导师。
小凯生病后，我们一方面期待奇迹发生，一方面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小凯是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一面旗帜，如果小凯发生万一，我们作为学生，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当是让他设法给学术界留下更多的思想遗产。所以，我对他讲，我们平时的谈话都很随意，现在我列下一些具体的题目，想同你作一些认真的谈话。这些谈话的内容要录音，将来可以出版，以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思想。他欣然应允。这样，他生病后不久，我每周都同他进行一次比较正式的录音谈话。谈话有时候是在他的寓所，有时候则是在森林或海边进行。他每次只能谈大约半小时，讲话太多，他的身体就有些承受不起。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几个月。这些题目谈完后，他的身体已恢复得相当不错，我们就觉得他真的会完全康复。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读小凯的著作。迄今为止，他在中国出版了《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经济学原理》、《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杨小凯经济文集》下周将会付梓，其他相关文集和演讲录则在重新编订之中。除了这些中文作品外，小凯还同美国一家出版社签订了一个英文书籍的出版合同，在美国出版各种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支理论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这些英文著作的中文版本将会在中国同期出版。这些著作，将会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喜爱他作品的人受益。在我回国前，小凯还同我定下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写作大纲，而由于我回国后又前往欧洲访问数月，这本书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进行。
七
小凯病逝之前的半年时间，是病魔对他身体摧残最大的时候。我由于去年5月离开澳洲而没有再见到小凯。鹤凌对我说，小凯最后已消瘦得不成样子。我给小娟去电，说我在中国，因为签证的原因，想去看小凯又不能。小娟说小凯这个样子也不太愿意见学生，他希望你们记住他以前的样子。这些话听起来让人心酸。
小凯走了，留下太太小娟和3个未成年的孩子。小凯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娟和这3个孩子。小娟是一个坚强而乐观的人，一直与小凯患难与共。她在小凯出狱后到处受冷落的时候毅然地跟着小凯，几年后命运将她和1岁的孩子带到美国。在美国，为了生存和读书，他们过着非常动荡而艰难的日子。我和太太刚到澳洲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小娟和小凯就一点一点地给我们讲他们当初到美国的遭遇，讲他们如何克服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小凯给我们讲他当初如何揣着仅有的20 美元跌跌撞撞地来到美国，如何深夜给素不相识的华人学生打电话求救。小娟讲她如何带着1岁的孩子为了生存而费尽周折。他们这一家人生活的稳定和压力的减缓，也只不过是在小凯于1989年获得莫纳什大学的正式教职以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全家人不断地随着小凯奔波于美国、澳洲、欧洲、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这种奔波，有时候是小凯事业的需要，有时候则是为了生计。小娟是一个非常独立而令人钦佩的女性，小凯在几年前升任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的前后，小娟才在小凯的劝说下放弃工作，全职在家照顾孩子。他们一家人，本来可以从此尽享天伦，小凯却突然撒手人寰。妻子失去丈夫，少年失去父亲。这对他们家庭，无疑是巨大的悲伤。但是，生活总要继续。
今年3月，在小凯病情恶化后，小凯和小娟抱着一线希望到美国参加加州大学医学院的一种新的试验治疗。但是，小凯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险，虽然试验治疗是免费的，但所有并发症的治疗和在美国的开支都要自己负担。于是，祉宁背着小凯向大家发起了一场募捐活动，大家都纷纷表示要捐款，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对小凯的帮助。但是，小凯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让我们立即停止这些活动，说他已经筹措了到美国治疗的费用，说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他更需要帮助的人。为了不违背他的意志，我们只得停止了捐款活动。后来我私下问小凯的妹妹杨晖，到美国的医疗费究竟是如何解决的。杨晖告诉我，小凯向银行借了钱，计划用稿费一点点地还。而我知道，学术著作的稿费是很有限的。小凯的作为，见证了他的品质，让我们对他更生敬意。为了以防万一，黄有光教授等人还是在澳洲成立了一个基金，以备不时之需。我们计划，这个基金将来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小凯家人的生活和孩子的教育；二是将由小凯开创的他毕生钟爱的事业发扬光大。这个基金将支持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这一领域，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后继有人。
7月14日下午2点，小凯的葬礼将在墨尔本韦弗利路的安立甘（Anglican）教堂举行。安立甘教堂是我熟悉的教堂，高高的十字架矗立在天空。在那里，小凯和小娟曾一同受洗，皈依主耶稣。现在，小凯的灵魂就要从那里升起，扑向主耶稣的怀抱。我无法前往万里之隔的安立甘教堂去为小凯送别。我知道，上帝的荣耀，会充满他的国度！
2004月7月13日匆忙于北京
行动者杨小凯
汪丁丁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如同早晨勒佛港的太阳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一样，我心中的杨小凯，被定格在1986年雨季哈佛大学校园附近假日饭店的门厅里，他站在那儿，衣着朴素，态度谦和，替我们这些远道而来参加留美经济学会首次聚会的同学提行李。
张五常教授多年前私下评论，小凯是一位“行动者”（man of action）。行动者的特征之一是精力过人，似乎永不疲倦。这样，对我这名“旁观者”来说，由小凯永无休止的行动所产生的各色各样的故事，便纷至沓来，居然从未中断过。
小凯之于我，是整整一代中国人在数亿颗头脑的沉默中锤炼出来的少数“有头脑”的人之一。他们的头脑的特征，受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洗礼，几乎无一例外地同时具有如下两种倾向：（1）批判性思考的倾向；（2）关注本土社会根本问题的倾向。
当这两种倾向分属于不同头脑的特征时，不难推测，它们塑造的头脑可分别被称为“学问家”—如果是倾向（1）在起作用，“改革者”—如果是倾向（2）在起作用。
我从鲁迅那里获得这样的看法：当他经历了“社会断层的纵切面”的各个层次的社会生活时，他便具备了最犀利的洞察力和最深切的问题意识。换句话说，他便同时具备了上述两种倾向。小凯所在的知识分子代群，按照李泽厚在《现代中国思想史论》里的划分方式，应当是“第五代”知识分子—其心理结构的塑形期，恰与共和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重合。他们是1976~1989年这一阶段，或许也延续到其后阶段的中国社会变革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习惯于“反潮流” 思考，他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情深意切。
但是，除了具有“第五代”知识分子的代群特征，小凯的性情更显著地受到他的个人历史的影响。他性情里的朴素与谦和，竟从未妨碍他率直地表达他的那些反潮流的见解。
这样一种难得的性情，把小凯从具有上述代群特征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凸显出来。与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风云人物相比，他更注意保持边缘身份，更愿意采取对主流思想的批判姿态，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他呕心沥血创建的“超边际分析学派”，究其思想渊源，乃发端于他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多年来，让我难以赞同的是，小凯宁愿把他那些迸发着活力的思想装进数学形式的分析框架里，而未能彻底地与主流经济学的形式主义决裂，未能记得凯恩斯在给哈罗德的信里的看法—一旦他的概念被转化为数学，概念里的思想就将死去。
但是，小凯有信仰。记得那是2001年，我再一次被他的信仰的力量打动了。那一次，我在他的主页上读到了几个对于他的理论至关重要的存在性定理的证明—是在数学家们的帮助下得出的。尽管我认为这必定表明存在性定理本身与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但它毕竟是小凯从博士论文时期便开始不懈努力的一项令人肃然起敬的成果。
信仰是内在的，当它外化出来的时候，表现为宗教行为。宗教行为未必意味着内在信仰，而且，它还以外在规则压抑内在信仰。可是，当信仰纯然是内在的时候，它就经常变得晦暗不明，它的超越此岸的意向就经常表现为强烈的“超越意向”—心灵向上升华却看不清彼岸在何方。这样，心灵便无法获得宁静。无处安置的心灵，把身体和头脑鼓动起来，发挥出超越常人的精力，并把这种精力散发到人世的一切方面，不论是学术的还是政治的，不论是伟大的还是琐碎的。
克尔凯郭尔说：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小凯在人生旅途几近终点时，才获得了信仰的外在形式，他那颗贯注着从社会断层里爆发出来的整个时代的精神冲动的头脑，才真正可能被他的心灵的宁静所笼罩，归于沉寂。
归于沉寂吧！思想原本不能传播给不思之人。
漫步在上帝的花园里
厉放
（LNG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2003年复活节，我们全家预订好了从香港去坦斯马尼亚度假，并打算先在墨尔本停留几天，使我们有机会见见老同学、老朋友。我和小娟说好届时先去她家看望小凯，然后我请朋友们一起吃饭。对这次会面，我们一家三口各怀目的，但都充满了期待和盼望。
我儿子想跟Eddy玩，他们俩相差10个月，从小就享用过不少Eddy的衣服和玩具。我和丈夫当然很想看看小凯，他已是癌症晚期病人，但凭着无比的意志力战胜了几次劫数。据说当时正处于体力的恢复期。而此时我们全家远道而来，能够亲自向我的导师送上关怀和问候，我内心感到欣慰和难掩的激动。我还想跟以往一样与小娟闲话家常，这个不平凡的女人既要带三个孩子还要照顾一个重症病人，令我钦佩不已。
从进入莫纳什大学读书开始到博士毕业，我一直做小凯的学生，但有几件对我影响至深的“小事”，恐怕连小凯本人也不知道，却令我受用终身。
二十多年前的一天，那时中国的天空开始变得晴朗，一些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纷纷从大牢里出来，知识分子们开始摘下“臭老九”的帽子，我父亲—厉以宁开始被人称为“尊敬的厉老师”，并收到群众来信。这天中午，父亲带回了一封信，一边进屋一边说：“这个青年人真了不起，在牢里十年，自学了英文和计量经济学，现在刚放出来，想来北京学习，要拜我为师。”因为生活环境的关系，我对“右派”和“反革命”的故事很感兴趣，他们生死离别的遭遇最能触动我心灵深处。父亲带回的这封信当然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我迫不及待地接过信仔细地读了起来。这封信很重，塞在一个普通的航空信封里，很费力才把它抽出来。写信人的字迹并不很“美”，甚至有些歪歪扭扭，比较瘦长，但不潦草。这笔手书十几年后我再次看到，那是在墨尔本的冬天，我借阅他的《牛鬼蛇神录》手稿，一个晚上通读了一遍，看得我心里一阵一阵从里往外冒寒气。
在我读信的时候断断续续传来父亲的话外音：“他是湖南人……可怜，在牢里时，母亲自杀，这么有天分的年轻人……可惜我不搞计量经济……”我是多么希望能够见到这个“年轻人”，多么希望他能来到北京，更希望他能如愿以偿成为我父亲的学生。可惜我父亲不是计量经济学的专家，他决定把这封信转给北京的计量经济学教授，并郑重推荐这个学生。我由遗憾转为担心，由担心变为关切。他能找到合适的导师吗？在教授们收到的众多“群众来信”中，这封信该不会石沉大海吧?在当时老大学生开始考研究生、研究员，老三届开始考大学，一批批被压抑的人才破石而出的大环境下，这个“自学成才的年轻人”不会被人忽略吧？！是的，他不仅没有被忽略，被埋没，在往后的岁月里，他的声音在经济学界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分量，他—杨小凯—冲出了国界，成了国际经济学界一位令人瞩目的人物。
那封信的内容我已无法复述，但是字里行间流泻出的真诚和强烈的求知欲深深地打动了我。当时我一心想学世界历史或文学，对哲学和法律也喜欢，唯独没有想过学经济学，我觉得枯燥，没有意思。这封信使我开始思考“这个年轻人”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愿望、这么大的动力要学经济学？每天有这么多人给我父亲写信探讨经济学知识，他们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如愿以偿？我有这么便利的好条件，怎么从来没有珍惜呢？我决定放弃一直以来对经济学的抵触，不带主观偏见地去学习这门科学。直到现在，经济学成了我赖以为生的专业，原始动力起因于二十多年前的那封信。小凯，你这样匆匆而去，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
到了莫纳什以后，我给小凯做了一年的研究助理（Research Assistant），其中一段时间是整理编辑他的《牛鬼蛇神录》英文版“Captive Sprits”。当时这本书英文初稿刚完成，小凯要我一章一章打印出来，由他审阅修改，我在电脑上按照他的手写体再修改一遍，并统一格式，加章节标题、页码、注释等，一切编辑工作由我来完成。那时我们系的博士生没有专用电脑，大家都聚在系里的公共电脑房里（大概有五六台电脑），小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改，过一会送下来一章一节，或是我跑上去拿。当时我对Word不熟悉，每次转换一个功能或是删删改改时，都心慌手软，生怕哪个键按错了，把小凯的东西“按”丢了。只要电脑房里有中国学生，大家就是在看他的“故事”，我也觉得心里踏实，这样就可以随时“抓”一个顾问，帮我解决问题。
小凯对我的工作进度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说：“你现在权当做博士论文的练习，把Word练熟了，到时就方便了。”真的，到我写论文时，Word对我来说已是驾轻就熟。当然，使我受益至深的还不是学会了用Word，而是他在经济学思想以外的深邃、精辟、尖锐的政治见解。
一次我去送编辑好的书稿，顺口对他说：“大家都说你的故事适合电视连续剧，一集接一集，很有看头。”“这不是故事！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显然，他被我刚才的话激怒了。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深深的沉痛感，像他这种经历了生死磨难的人，还有什么“故事”能够比他的生活更真实更感人呢！
又一天，小凯兴奋地告诉我，书被牛津大学出版社接受了，他们认为对“文革”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在替他高兴之余，亦不禁泛起缕缕难以名状的伤感，这本书他曾付出了十年生命的代价！“你要送我一本啊。”“当然！”斗转星移，岁月悠悠，匆忙之间，我离开了澳洲，但总觉得小凯就在那里。可是，小凯你怎么可以匆匆而去，我还没有来得及向你要书呢！
我在写论文初期，感到很困难，无论怎么写，主任导师就是不满意，我极苦恼地去找小凯。他说：“你应当高兴啊，现在你知道了问题在哪里，他不明白的地方，就是你应当去研究的地方。你要首先学会做Document（文献工作），这是很多人忽略的地方。这是基本功，以后学问才做的扎实、严谨。”他的点拨使我豁然开朗，我开始认真地做Document，这个研究方法亦使我受益终身。对小凯的指教，我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深深谢意，每次他总是谦逊地笑笑。小凯你不要匆匆而去，我真希望这一次你还能够听到。
在我们心旌摇荡即将飞往澳洲的前夕，香港遭遇了史无前例的SARS（非典型肺炎），虽然没有被封锁为疫区，但似乎我们个个都是带菌者，令人避之不及。我开始犹豫是否应当去看望小凯一家。我忐忑不安地等待小娟的回复，我已有心理准备，这个时候就是小娟拒绝了我们，也在情理之中。没想到当天就收到小娟的电邮，计划不变，他们全家为我们祈祷，几天以后澳洲见。我禁不住“喜出望外”，感到格外温暖。
去看望小凯的那天约定下午到他家，然后一起去吃晚饭。一早我们就离开了住处，不过想到他是病人，恐怕要睡午觉，我们就在克莱顿的小马路上闲逛，等到3点一过，直奔小凯家。
这里我们算是熟门熟路。做学生时不知道多少次在这吃过小娟做的饭，听过小凯的高谈阔论。而这一次当我去按门铃时，内心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伤感，我不忍见到这座曾经温暖快乐的大宅被忧虑和凄冷笼罩。可是随着应门声，小娟兴奋、快活的声音飘然而至：“你们可算来了！Eddy急死了，小凯一早就在问你们怎么还不来？”生活的焦虑没有改变小娟的开朗、热情，她的坚强和豁达是一服镇静剂，支撑着这个家。小凯慢慢地从楼上走了下来，神情含蓄，带着不多见的微笑，他的整个精神状态、神色比我一年多前见到时反而好了许多，真令人欣慰。还没来得及多谈，孩子们吵着要到院里去找“鸡蛋”。我们随着雀跃的孩子们，提了两个篮子一同来到院子里。
院子按照澳洲标准不算很大，被小娟打理的像个花园。虽是冬天，还是有不少草木，一缕冬日的阳光照得我们暖暖的。孩子们在草木丛中搜索，伴随着一阵一阵地激动，小凯背着手，饶有兴趣地跟在两个男孩后面，虽然一言未发，可以看出有一种兴味在里头。这时他对孩子久久注视的目光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和爱怜。
孩子们满载而回，找到了二十几个复活节蛋，开心地跑开了。我们四个大人坐在院里的小圆桌旁，享受着冬日的阳光。小娟泡了一壶茶。茶香弥漫，客心安然。小凯坐在靠背椅上，身体稍稍后仰，手里拿着茶杯，我第一次看到小凯这样悠然的神态。
“你还在外面挣钱，还不赶快回来enjoy life（享受生活）。”如果在过去，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话会出自小凯之口。但是从他生病后的所见所闻，小凯的人生态度改变了很多，他不仅自己，而且号召我们大家都要enjoy life。接着，小凯充满憧憬地与我丈夫谈起了Sailing（帆船，我丈夫是Sailing发烧友），说我们两家可以租一条船，扬帆出海。小凯说起他最近的Sailing，神采飞扬，听得我丈夫蠢蠢欲动，我却心里一怵一怵地隐隐发痛。我真愿意相信这世界真有“奇迹”，小凯可以转危为安。真希望小凯的生命力可以战胜病魔，能等到我们下次回澳洲，我们一定去Sailing。小凯，不可以这样匆匆而去，我们已经备好了船，挂好了帆，等待你与我们一道航行在碧海蓝天。
下午茶后，我陪小凯去散步（丈夫去机场接人）。小凯戴了一顶草编的遮阳帽，开车直奔一个小山包。这是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坪，一条小径蜿蜒而下，沿着小径走下去，是片丛林。小凯停好车说：“这是我的后花园，这里多好，空气真新鲜。”他开始大口呼吸，径直朝前走去。我虽然是陪“病人”散步，但必须加紧步伐才能跟得上他。
“后花园”很大，人也不多，几个跑步的、遛狗的，澳洲人匆匆而去，互相打个招呼。如果他们每天都来，一定已经认识了小凯，但他们恐怕不知道，这个快步行走在丛林中毫无病态的中年人，是以怎样的意志力和对生命的热爱来到这里，汲取养分和力量，与病魔搏斗的。
跟在小凯的后面，我们时而交谈，时而只能听到刷刷的走步声。这是我离开学校以后第一次这样长时间地与小凯交谈，他谈到他的事业、生活和未来，使我看到了一个过去我并不完全了解的小凯。我愿意相信像他这样热爱生活的人是应当拥有生活的。
走出了丛林，我们来到绿草地上，我自然跳到小石头子路上走，小凯却对我说，“走到草上来，这样你才能感受草的气息”。这在过去我也不能相信，这个经济学家杨小凯原来对生命、对自然的感受这样真切。
从小山包远望过去，就是高楼林立的墨尔本，夕阳给远处的城市罩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我们在落日余晖下离开了小凯的“后花园”，晚风带着凉意掠过山头，我依依不舍地回头望了一眼绿茵茵的草地，体味到一般从未有过的伤感和美丽。
今天小凯真的走了，我知道他正漫步在上帝的花园里……
2004年7月12日深夜于香港
小凯和我在一起的日子
吴小娟
（杨小凯夫人）
小凯走了！
夜阑人静时，与小凯在一起的日子如涓涓流水淌过心田，勾起我对往事的无尽回忆……
1979~1983年 我们在中国
1979年上半年，在湖南省邵阳新华印刷二厂，我第一次见到小凯。那时我们在同一个车间工作，我排字，他校对。一天上班的时候，小凯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我的工作有很多错误。他问我一天到晚想什么东西，质量这么不好。我看着他一副认真的模样，满脸通红，感到又好笑又生气。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笑了笑，但心里很佩服他做事的认真负责。
我每天下班后，练两小时小提琴，然后读小说，过得满自在的。那时我与同事周列娜同住一间宿舍，她下班后没什么事做，觉得无聊。有一天，我问她中学时代有什么爱好，她告诉我喜欢英语。我说，那我可以给你找一个英语老师，听说小凯的英语很好，可以请他教。周列娜说，她一个人不敢去找他。我答应先陪她几次，她再自己去。下班后，我们去小凯的宿舍学英文，我那时还没想学。小凯劝我学，我说我不喜欢英语，喜欢读小说。陪了几次周列娜后，我就不再去了。
以后，我和小凯常常交换小说，关系慢慢密切起来。我发现小凯非常爱读书，而且读了很多。他将他写的一篇小说《她》给我看，我不太明白文章的含意，但开始敬佩他。我想，他高中只读一年，没有毕业，可他自己学了不少东西，我也没有读完高中，可我自己无法像他一样。往后听到很多关于他坐牢的故事，更是敬佩他。
我们很快明确了关系，小凯将他和他们一家的遭遇告诉了我，我也将我和我们一家的遭遇告诉了他。他说周列娜已将我们家的一些事告诉过他了，小凯说他感觉我们同命相连。
很快，小凯将我带到他家见他爸爸。我到他家后，吓倒了，发现他们家原来是高干。他爸爸当天单独与我谈话，问了许多关于小凯的问题，我不知自己回答了什么。好不容易见到小凯，小凯就问他爸爸和我说了些什么。那次与他家人见面，我心理压力很大。他爸爸的秘书又去我们家调查，发现我妈妈有精神病。他爸爸担忧我妈妈的精神病会遗传到下一代。
得知我和小凯的关系后，我妈妈去小凯工作的地方，将他大骂了一通。妈妈伤心地和我说，她好不容易离开了一个劳改犯（我爸爸是地主的儿子），我又和一个劳改犯要好。我认为，小凯是一个很好的人，政府一定是搞错案子了。我又不想当什么干部，劳改犯也不影响我当一个工人。
不久，小凯被借调去北京工作，很多人说小凯会将我抛弃，要我作好思想准备，我当时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很快，小凯写信给我，告诉我北京的情况。我从小就没有觉得自己漂亮，认为自己长得非常一般。可是自认识小凯后，他却把我当作他心中的“西施”打扮。小凯每次从北京回湖南，都帮我买很多北京最时髦的衣服。那时，我自己从来不给自己买衣服，也不知道穿什么尺寸的衣服；可是小凯买的所有衣服我都能穿，而且是我最喜欢的。
小凯从北京来信劝我去寻找我从未见过面的亲生父亲，那时候我才20岁。小凯告诉我，很多牢里的朋友因为是国民党的后代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他认为我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不久，我去长沙寻找我的亲生父亲。见面后，父亲非常激动，悲喜交加。我长得十分像我的父亲，可能是从小不在一起的缘故，我对他没有太多感情。但从那以后，我们倒是常常探访父亲。父亲告诉我很多我们家族的故事。他说爷爷奶奶一家还在香港，叔叔在台湾的嘉义。1990年，小凯去香港探访了爷爷；1996年，我们一家去台湾的嘉义探访了叔叔。
1980年，我自己积攒了一些钱，去北京看望小凯。这一次，我们像度蜜月一样幸福，在北京的公园里尽情地游览，花前月下倾诉心声，还去了很多博物馆，看了很多艺术品，照了很多相片。但是，在回湖南的途中，我大病了一场，只得在河南的一个火车站下车，去医院急诊。医院与小凯联系，叫他马上来领人。小凯不顾当时很快要考研究生，马上到了医院。过了一夜，我的病有好转，第二天他带我回长沙，又马上赶回北京考试。我非常感动，认为小凯是一个非常重感情、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小凯很快考进社科院计量经济所，并发表了很多文章。他告诉我，他工作量很大，可他每周还给我写一到两次信，为我录下许多录音带，可惜搬家几次，这些录音带也遗失掉了。后来有好朋友告诉我，有人为小凯介绍北京的女孩子，这样可以让小凯留在北京，都被他婉拒了。
1980年下半年，小凯写信给我和他的爸爸说，我们决定明年（1981年）春节结婚。我一个人在邵阳办了我们的结婚登记，领了结婚证，准备了日常用的一些必需用品，到长沙与小凯团聚。早上5点钟，我带着笨重的行李，从火车站步行来到小凯家的后门，拼命叫小凯开门。小凯好像从梦里听到我的叫声，惊喜地起来给我开门。这件事成为小凯美好的记忆，每当他想到这件事时，都觉得心里甜蜜蜜的。我们的结婚，小凯爸爸不想声张，我们一起买了一些必需的家具，就在小凯家结了婚。尽管只有几个好朋友为我们庆祝，可是我们俩彼此都感到非常幸福。
结婚后，小凯赶回北京，我回到邵阳。不到一年，为了夫妻能够在一起生活，小凯于1982年放弃北京的工作，在朋友的介绍下，和我一起调到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小凯当讲师，我在系里的资料室。那时小凯所教的课程没有教材，他就自编了两本教科书。除了教课以外，小凯还每天在家写书和文章，工作非常努力。
1982年中，我怀孕了，小凯怕武汉太炎热，将我送到北京姑妈家，之后又到沈阳的叔叔家避暑。这是我第一次见姑妈和叔叔一家，大家很喜爱小凯和我。我们在东北住了两个月，小凯在沈阳给基层的管理干部讲课，我们还见到了辽宁省委书记。离开沈阳后，我们经过大连，在那里看到很多日本人建造的日式房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后，我们乘船到上海，探访在上海的武汉大学的老朋友陈志龙。住在他家时，有天半夜，小凯突然大叫，把我们都惊吓起来。我赶忙到他的床前去看，才知道他又做了坐牢的噩梦，浑身冒冷汗。在我们以后二十多年的生活中，这种牢里的噩梦伴随着他的一生。
1983年，我怀孕七个月后，小凯将我从武汉送到长沙他爸爸家，准备将这个孩子生在自己的家里，小凯告诉我，这是杨家的传统。2月23日，小溪在长沙出生，小溪的名字是曦光的谐音，意思就是小曦光。我刚生产完，小凯说，他爸爸说男孩女孩都一样，我当时不太明白为什么说这些话，后来我生了老二以后，才明白生男孩女孩在杨家还是很不一样的。
由于小凯写了两本教材，在武汉见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邹至庄教授。邹教授惊喜地看到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青年，能够写出这样高水平的教材，很快就帮小凯联系到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去普林斯顿读博士。由于小凯的政治背景，出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邹至庄教授亲自给总理写信，希望能够给予帮助，总理办公室将此信转到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办公室。在刘道玉校长的协助下，小凯于1983年9月带着仅有的30美元，一个人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他梦寐以求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3~1988年 在美国普林斯顿和耶鲁
小凯离开中国不久，便想尽办法将我们母女俩接到美国陪读。他每星期给我写两封信，劝我们到美国与他相聚。他非常思念女儿小溪，盼望我们能到美国一起生活。一年后，我和小溪也来到普林斯顿大学，陪小凯读书。
到美国后，我发现小凯读书很不容易，他即将面临博士资格考试。我记得邹至庄教授常常打电话告诉小凯考试成绩，给了小凯很大的鼓励。在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资格考试对科班学生来说都不容易，对小凯来说就更不容易了。小凯告诉我，这两年读书，比坐十年牢还难。可是不管有多难，小凯都认真对待。很快，他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
1985年中，通过资格考试后，小凯便开始写《牛鬼蛇神录》，白天到学校做论文，晚上在家写《牛鬼蛇神录》。他发现在普林斯顿的图书馆内有他在文革时写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他对能够在国外看到自己的文章感到非常激动。这激励了他把牢里的事情写出来，所以《牛鬼蛇神录》是他在国外的第一本中文书。大概是1986年下半年，中文版写出来后，他很快找到苏珊·麦克法登（Susan Mcfaddc）合作翻译成英文。由于苏珊非常忙碌，英文版的书等我们到澳洲之后才出版。
小凯在1986年结识了索罗斯基金会，他们派小凯回中国与体改所谈有关中国改革的问题，希望他做基金会的代表。由于小凯的学业很忙，从中国回来后便谢绝了，全力以赴地做他的论文。做论文的过程中，除了吃饭、睡觉，白天晚上都在学校里。1987年初，我怀了第二个孩子，当时我正在附近的大学全日读书，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每周做25小时工，维持家庭生活的经济需要。刚怀老二时，反应很大，病得厉害，日夜想睡觉。小凯根本顾不上我，一心一意做他的博士论文。
1987年中，普林斯顿的奖学金已经用完了，得另寻出路。小凯在耶鲁做博士后，由索罗斯基金会提供经济支援。7月，小凯的同学帮我们搬家到耶鲁。当时租了一个教授家改良的车库。小凯的主要任务还是修改论文，每周开车从耶鲁到普林斯顿交给教授改好的部分。
当时我们在耶鲁没有朋友，又都不懂医疗保险制度，我怀孕七八个月了，从来没有去看过医生。胎儿到8个月大时，在耶鲁的医学院碰到了一个湖南老乡，她正在学做超声波，帮我免费做了检查。一切都正常，而且是个儿子。小凯十分开心，我们马上写信告诉小凯的爸爸。爸爸更是高兴，这时我才意识到杨家一直在盼望小凯有个儿子。很快健思就出生了，医药费花了5 000美元，当时我们的存款都没有这么多，一半由保险公司付了，另一半由我们自己付了500美元以后，其他部分因低收入而减免了。孩子用的所有东西，全是邻居给我们的。我生完孩子后，小凯接我回家。第二天，他就又去上班了。
小溪、健思和我每天在家。日子过得很辛苦，但我们一家非常幸福。圣诞节时，普林斯顿的老朋友宦国仓来耶鲁与我们一同过节，我们非常高兴。
1988年1月，小凯为了找工作，去参加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希望在会上能找到一些面试机会。会后不久，半夜三更他突然从飞机场打电话回来，说已经没有计程车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在冰天雪地里将小凯从机场接回家。漫天大雪，小孩在车里冻得大哭。现在回忆起来，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开车去，又怎么开车回来的。这次会议对小凯找工作帮助不大，全家便帮他贴邮票寄求职信。好不容易在纽约大学获得一份教职，却因没有绿卡无法成行。很多朋友劝他申请政治避难，他不愿意，因为他想回去见他的老父亲。
这时，小凯开始申请其他国家的工作，包括澳大利亚，并获得了阿德莱德的一份研究工作。可能是因为过度劳累，小凯大病了一场，高烧到41~42 度，两天不退。我打电话叫救护车，让他去看急诊，他不去。我只好到附近中国来的学医的学生那里，请他们到家里来给小凯看病，并给我们一些抗生素。看后，说是有炎症，但吃药后烧也不退，我只好自己带他去耶鲁医院住急诊室。一天一夜，我带着孩子一起守着。医生也找不到原因。烧没退，我们只好回家。第二天，烧才稍微退了。这时，黄有光教授从墨尔本打电话到我们家，说小凯可以到莫纳什大学工作，给他一年的教职。黄有光在电话里还说，墨尔本有很好的华人社交圈，劝我们来。于是，我们便放弃了阿德莱德的工作，选择了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
1988年7月?到墨尔本
1988年6月，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到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乐园痛快地玩了一场，还去夏威夷玩了几天。7月2日，我们到了墨尔本机场，带着两个孩子、 4个箱子，坐计程车到了莫纳什大学，住进莫纳什大学招待所。
第二天，小凯就开始上班了。他当时只申请到一年的教职，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担心，一年完了，我们该怎么办？很快，小凯的研究就上了轨道，在美国投出去的文章也开始在顶尖学术杂志上发表。小凯很快就升了高级讲师，教职变成了永久教职。
我们在丹德农北部买了第一个房子，小凯非常高兴。他白天到学校上班，晚上在家里写他的第一本英文经济学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每写完一部分，他便自费请杰夫·博兰修改英文，大概花了苦苦两年时间才完成初稿。所有的手稿，我们一直珍藏着。
1990年，张五常请小凯到香港大学讲学三个月。小凯在香港所挣的钱买期货全部输光，打电话回来说怎么办。我掉着泪跟他说，回家吧。那时我一边带着两个孩子，一边在墨尔本的日本餐馆打工还贷款。当时贷款利息是17％，听了小凯输钱的消息，我非常伤心，却也没有办法。等他从香港回家后，我带着两个孩子到机场接他，全家高高兴兴，我对他说，只要人回来就好了。
1993年，我们全家都拿到澳洲的护照，小凯带着我们一家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我们便借这个机会，十年来全家第一次回到中国，看望小凯的父亲。爷爷第一次看到孙子，高兴得都合不拢嘴。我们在香港只待了半年，很快又回到墨尔本。小凯在香港所挣的钱买了股票，因公司倒闭全部亏光。从那以后，我们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不能去香港，因为香港的钱留不下来；第二，以后必须由太太掌管钱。
1994年初，我们又去了美国中部，小凯到那里任教。他每月都到美国各地大学演讲，到各个地方宣扬他的经济学思想。这时我又怀了老三。小凯去演讲，孩子们去上学，我在家昏睡。当时我们很矛盾，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小凯说，你做决定，我都支持。最后，我们决定还是生下孩子。半年后，我们从美国回到墨尔本。1994年11月5日，泽华出生，全家都非常高兴。生完孩子回家后，我带着三个孩子在家坐月子，小凯便去台大经济系讲学三个月。
1995年2月，小凯回来，在伯伍德买了一块地，准备建房子。由于经济上的压力，泽华刚满四个月，我就在一家公司找到工作，把泽华送到鹤凌妈妈的家里。那时，送孩子来回需三四个小时，我白天又要上八个小时的班，晚上还要准备晚饭，生活实在是很辛苦。1995年10月，小凯的爸爸和哥哥来澳大利亚，住上我们的新房，共享天伦之乐。圣诞节时，他的妹妹带着一家人从加拿大来探望父亲，这是我们一家相聚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小凯和他父亲最为高兴的时候。
1997年底，小凯决定去哈佛两年，顺便去德国波恩大学。由于我不愿放弃自己的工作，所以决定带着三个孩子留在墨尔本。1998年7月，小凯回来将全家接到哈佛，我也把工作辞了。到哈佛后，小凯拼命写他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是他第二本英文著作，很快又写了《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两年时间里他完成了两部著作。
1999年夏天，我们全家从美国去欧洲。小凯带着一家人住在荷兰蒂尔堡的一个郊外，租了一辆小汽车，在欧洲国家玩了一大圈子。我们去了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玩了一个月。每当小凯带我们外出，他总是非常高兴，特别是看到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他比任何人都高兴。由于小孩要上学，我带孩子回墨尔本，小凯仍旧留在哈佛，完成他最后半年的研究。
就在我刚回到墨尔本不久，从中国得到消息，我妈妈过世了。我每天在家哭泣，可是又没法回去，准备年底先到北大与小凯会合，再回家处理妈妈的后事。正在伤心时，1999年11月，我们的女儿小溪被发现长有脑瘤，当时小凯正在从美国到中国的路上。我们安排了小溪做手术的时间，小凯于12月18日从北京赶回，小溪12月20日做手术，我们便在医院里过了圣诞节。这时，莫纳什大学打电话告知，小凯被升为讲座教授。小凯放下电话后，长叹一声说，这个教授的位置也救不了我的女儿。
小溪手术过程中，我在医院陪她，小凯在家照顾两个男孩。为了小溪，小凯到处寻找牧师为小溪祈祷。小溪出院不久，便碰到远志明来澳洲传教。通过朋友将远志明请到我们家里，替小溪祷告。当时祷告得非常好，远志明跟我们说，三个月后小溪的脑瘤就会完全没有了。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医生说手术的时候留了靠近脑细胞的瘤子的一部分，要做放疗才能去掉。三个月以后，医院已经给小溪安排了放疗的医生，小溪做了核磁共振，发现脑瘤已经消失了，所以不用再做放疗，我们这才相信神已经把她的瘤子拿走了。我们全家非常感谢上帝。尽管小溪没有做放疗，手术后，小溪不能走路。我们每天在医院里训练她走路，再接她到学校上学，准备大学入学考试。这样持续了六个月。
小凯生病了
2000年4月，我带着两个小孩回中国处理我妈妈的后事。刚埋了妈妈的骨灰，我爸爸又得了肺癌。由于这些压力，我在中国发高烧，大病了一场。
处理完我家的事后，我住在小凯父亲家。父亲说，听很多人说小凯很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我当时对他说，诺贝尔奖现在不重要，小凯的身体健康是第一重要的。我说小凯已有50岁了，不必再辛苦了。他爸爸听了以后，认为有道理。有一天，小凯打电话给爸爸。爸爸对小凯说，不要太辛苦了，身体健康第一重要。后来小凯说，爸爸讲这话的语气和以前不太一样。听了爸爸讲这种话后，小凯心里蛮高兴的。自此以后，我才知道小凯对他父亲的每一句话都是很认真听的，他真是个孝子。
2000年11月，我和泽华陪小凯去北大、复旦等大学讲课，也去了香港。那时，我发现小凯的身体不太好，一讲话就咳嗽，什么样的药物都无法止住咳嗽。回来做X光检查，发现右肺的上角有阴影，以为是以前肺结核钙化留下来的，大意了。
2001年上半年，小凯又去台湾、深圳、湖南、南京、上海等地讲课，再加上料理我父亲的后事，他回家后，身体更不好了。可是，接着莫纳什大学开网络经济研讨会，所有重担都压在他一人身上，他要处理所有的事情。当时他的身体明显已经不行了。7月，会议好不容易完成了，可他几乎讲不出话了。那时以为是没有锻炼，他每天跟张永生打网球，回来后便大睡。我跟永生打了电话，说不要再打网球了。
8月底，小凯抽时间去看医生。做完X光后，医生马上打电话说要做CT。做完检查，医生立即安排他住院，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情况不好。9月25日，他到医院做开胸手术，发现整个右肺全部是瘤子，已经是晚期肺癌，医生缝上他的右肺。脖子上也有个瘤子，使他无法呼吸，只好在喉管开了个洞，放了个管子出气。等小凯手术后醒来，发现他自己要通过喉管的管道才能呼吸，吓得再也不让我走。从那天起，我就日夜守在医院里，三个孩子便在家自己照顾自己，整整两个星期。我们经历了最为痛苦的日子，医生告诉我们这是肺癌晚期，既不能开刀，做化疗也只是暂时的。这是小凯一生中第一次发现谁都救不了他了，科学也救不了他。
小凯决定信主了。他向上帝忏悔，也跟我忏悔，希望神饶恕他。他开始每天读《圣经》，2002年2月，我们两个同时受洗。在小凯三年重病的过程中，神一直都派送基督徒为小凯祷告，讲《圣经》。小凯在2002年做了第一次见证，很多人大概都读过了。2003年，他又做了第二次见证。
2002年6月，小凯去美国开会，然后又去中国。我和泽华也一起去看小凯的父亲，后来又去了杭州、上海。小凯在上海治病，当时效果显著。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次我将小溪和健思都带去湖南，看望小凯的父亲，这也是我们一家人最后一次见到小凯的父亲。
2002年9月，小凯的父亲病重，小凯一人回湖南看望父亲，希望能让父亲信主，以便将来在天堂再相会，可是父亲却不信。2002年10月，小凯再次回湖南，办理爸爸的后事。爸爸离开人间时，不知道小凯的病，要不然，他老人家一定会伤心的。小凯生病的三年中，两个妹妹杨晖、小成和许多好朋友都花了不少心血，各方面关爱有加，到处寻找药物和最新的医疗方法，盼望小凯的病会有好转。2003年10月，小凯又去湖南大学讲课，然后去台北。这时候，小凯的病状开始恶化，我们在台北看医生，发现癌症已转移到脊椎骨。我们马上赶回澳洲安排放疗，可是放疗却将小凯的抵抗力降低。今年1月份，他开始低烧不退。医生认为他可能只能活一到两个月。可是小凯又熬了半年，这半年是小凯一生中最痛苦的半年。
小凯在信主的三年中，他的生命真正在改变。小凯信主以后，对信仰益加虔诚，凡事先谦虚自省，尽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替别人想。遇到重大的困难，在自己无法作出决定或判断的时候，总会认真地祈祷，求主宽恕并赐予智慧和力量。他对学生的态度越来越像父亲对待儿子，他常常在家亲自将学生的论文全部算一遍，告诉学生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他常常带学生去海边谈话，告诉他们要读什么书，朝什么方向做论文。他有时为了学生跟系里管事的人吵架，为学生争取权利。举例来说，去年他带了庞春，花了一年时间，甚至亲自去他的宿舍接他到海边去谈他论文的模型。在这一年中，庞春模型做得非常漂亮，进步很快，小凯替他感到非常高兴。
今年年初，在小凯病得很严重时，我问小凯，庞春的论文做得怎么样？小凯说，他的论文基本上做完了。今年4月，我们从美国回来，小凯马上进了医院，等他出院后，庞春拿他论文的最后一稿给小凯看，小凯带着重病将他的稿子全部改完，在上边写了副导师史鹤凌的名字，希望鹤凌指导庞春将论文顺利完成。在小凯临走的最后两天，当时小凯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了。当庞春说，老师我来了，小凯将他的手伸出来，与庞春握手。庞春哭着跟小凯说，老师你不能走，你要帮我把论文做完。小凯却摇着头，表示他得走了。第三天早上，他就走了。
小凯去天堂了！
小凯重病时，很多学生和朋友都在陪伴小凯，还有外甥元元，他们帮助我日夜照顾小凯。同时，教会的朋友为小凯祈祷、唱圣歌，让小凯有一颗平静的心去见他的天父。Eddy学校的祷告会为我们一家做了三周的饭菜，送到家中，还有我的教母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全家非常感激。最后几天，我们按照小凯的意愿，把小凯留在家里而不是医院，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小凯离开我们一个多月了。对我们全家来说，这段日子就像漫长的十年。家里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小凯的影子，无时不在我面前出现。最难过的是在傍晚，我就像丢了魂一样，无法安定，到处寻找小凯，希望能够再看他一眼。小凯不在，我们不知该怎么办。这种痛苦，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小凯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可是上帝将他带到了天国，我却还留在这世界。这好像将我的生命切成两半，叫我的整个生命都处在痛苦之中，无法生活下去。我每日在上帝的面前哭泣，带着眼泪祈求上帝给我平安，叫我不思念小凯。平时，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从来不想死的事情，可是小凯走了以后，死对我来说不是一件惧怕的事了，而是我所盼望的事。
感谢上帝，小凯给我留下了三个可爱的孩子。每当我看到我们的女儿小溪，就好像看到了小凯，看到她继承了小凯感人的演讲能力、写作的天分、生活的自信和聪明才智，还有巨大的同情心。当我看到大儿子健思眼睛的时候，就想到小凯的执著、诚实，对家庭的巨大的责任感。当我亲我可爱的小儿子泽华时，他的活泼、聪明、伶俐就让我想起小凯。这时，我知道，小凯并没有离开我。他的生命在我们三个孩子的身上。为了小凯和我的孩子们，我应当坚强地生活下去，把他们抚养成人，到那时我再到天堂与小凯相见，就如他临走时我对他说的那样。
小凯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经济、宪政和文学思想由他所喜爱的学生们继承并发扬光大，他曾经对我说，他的学生就像美丽的桃李花，会开遍天下！
足?印
一个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与天父一起行走在沙滩上。天空上突然闪现出了有关他一生的片断，在每一个片断中，他均注意到沙滩上留下两组足印。一组是他自己的，另一组是天父的。当最后的一个片段闪现的时候，他发现，每当他处于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沙滩上的足印总是只有一对。他困惑地向神问道： “父啊！你说只要我决心跟随，你便会永远与我在一起。但为何每当我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沙滩上就只留下一对足印?我很不明白。为何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便会离开我！”“儿啊！”神回答说：“我珍贵的儿子啊！我爱你，我亦永远不会离开你。在你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沙上之所以只留下一对足印，是因为在那时候，我正拥抱着你。”
这个故事，小凯病重时我每天读给他听。现在每当重温这段话，我便从中得到无比的安慰。
小凯走了，他的心与灵会永远和我在一起……
2004年8月于墨尔本
你的精灵永远与我们同在
忆小凯
杨晖
（杨小凯妹妹）
告别你恍若在昨天。
我在7月5日中午接到小娟的电话，说小凯不行了，我马上订了7月6日晚飞澳洲的机票。飞机在7月7日墨尔本时间6点55分着陆，行李等了很长时间，大概20分钟吧，更不幸的是，我被抽查了，出大厅时已是7点36分。在我们驶完了近50分钟的车程，于8点26分走进家门时，小凯已耗尽最后一点气息，离我们而去，那是在澳洲时间7月7日7点49分，北京时间还只是5点49分。
抚着小凯不闭的眼睛，握着小凯仍然温热的手，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百感交集的我什么也说不出，只是一个劲地、含混不清地重复：小凯！小凯！小凯……
墨尔本冬日的阳光撒满整个房间，有一段时间房间里只剩下悲伤的我和安静的小凯。我就那么坐在床前，坐在那张今年春节我来澳洲陪伴小凯，坐着给他朗读《圣经》篇章，好让他能静静地休息一会的椅子上。看着如今被病魔折腾得骨瘦如柴和迅速苍老的小凯，我怎么也想不通，那么坚强、从不向任何势力低头的小凯怎么就没抵挡住癌细胞的攻击而盍然离去！要知道，你曾是老父最后的希望，母亲心中的痛惜，兄妹眼中的骄傲，你也是整个家庭的支柱，更是你所开创事业的舵手。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你付出得最多，却没等到收获！你的壮志未酬，你的妻儿还那么弱小，你实在走得太早!
在接下来的日子中，为准备对小凯的悼念活动，我与唐人电视的蒋勤女士一道匆忙编辑了一组小凯的生平照片。看着影像中幼稚的小凯、成长的小凯、瘦削而沉思的小凯、壮实而颇有学者风范的小凯，我的思绪才开始忘掉这两年见得太多的病痛中的小凯，而回到与小凯共同度过的无忧无虑、随心所欲的童年和敢想、敢说、敢干的充满理想的青少年时期。
跟随你走过和煦的春天
在兄妹中，由于我与小凯的年龄最相近，我小他两岁，读书时他只比我高一届，所以我与他跟得最“紧”。小凯从小就是机关大院里家长们口中的孩子们的榜样，是学校及机关少年之家孩子群中的佼佼者。对我来说，小凯的优异成绩和当学生干部并不是我羡慕的，我佩服的是他总能干出些别人想不到、干不出的事情来，就我这个“跟屁虫”来说，这是最大的骄傲、信赖与依靠。
记得我们同在省委机关新湘幼儿园时，我们每个星期只能回一次家。小孩子肯定是喜欢回家的，有一次，不是星期六的晚上，他居然带着我从幼儿园翻窗 “逃”回家。我们，当然主要是小凯的行动让父母大吃一惊，在幼儿园也是件大事。小凯总是想做就做，而不像我羞羞涩涩从不敢随思而行。1958年我们住在省政协时，正是“大跃进”时代，小凯居然能带着我们在院子里试着自炼废铁。三年困难时期，为改善伙食，家里喂养了一些鸡鸭家禽，小凯是最积极的饲养员，我们都笑称他为“鸭司令”。一次，阁楼上的兔子死了，他居然能像课堂上老师说的那样把它来个全身解剖，看得我又惊又喜。1962年，我小学五年级、他小学六年级时，父亲作出一个决定，让小凯带着我到北京亲戚家过寒假。父母给我们俩买了个软卧，我们两个没有大人带领的半大孩子很快就成为乘客们注目的对象。小凯沉着、镇定、睿智的态度得到大人们的一致赞扬。同车厢的是一群回北京的海军，一路上照顾我们俩竟成了他们的义务，在他们的讲述和介绍下，我们甚至吵着下车后一定先跟他们去看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和雄伟的天安门城楼。
成长中的小凯在我们同龄人的眼中是能干大事的人，起码也是准备干大事的人。他勤于思考，敢于实践。从小学三四年级起他就开始写日记，他多次向我及他的同龄伙伴们介绍写日记的好处，既练习写作，又记下所思所想，回过头来翻看日记是一种很好的回味与享受。可惜我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小凯从小学到初中的日记就记了一大摞。“文革”抄家时我曾想方设法将小凯的一摞用活页本记下的日记辗转保存，只可惜在我回城后在父亲家多次的动迁中散失了。身处长沙，毛泽东的母校长沙第一师范旧址是肯定要去的。印象中，小凯对毛泽东青少年时的雄才大志很是敬仰，特别对于那句毛泽东也推崇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儒学警句牢记于心。寒冬季节，他在家中和在学校都多次像毛泽东那样洗冷水浴，中学时每天上学都坚持跑步。我那时上学与他同路，他经常从那个湖南省委后门通向一中的长坡开始，绕着之字形向上跑，一直跑到学校。他告诉我，中学运动会上他参加的是5 000米长跑，我说，那太难跑了，他说，那最能锻炼耐力。而鼓动几个同学到橘子洲头去畅泳和横渡湘江，那是他最喜欢做的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