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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五常
ISBN: 9787508615363
页数: 267
定价: 38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9-7-1
简介:杨小凯为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做出过突出的贡献，曾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杨小凯著述等身，以其传奇的经历和学术成就享誉海内外。2004年杨小凯不幸英年早逝，去世后，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师友亲朋纷纷撰文追思，对其学术思想、治学态度和成长经历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本稿汇集追忆文章约五十篇，从各个方面回忆评价杨小凯，全面展现了一位优秀华人经济学家的一生。
目录
独树一帜学术卓荦
致杨小凯：一个经济学者的敬礼
缅怀杨小凯的贡献
致黄有光的信
杨小凯的学术活动与贡献
在杨小凯教授追悼会上的致辞
我所认识的杨小凯及其贡献
两个主题、一个刺猬及其他
杨小凯与新兴古典经济学之美
杨小凯的工作有多重要
杨小凯的“学道”境界
以小凯先生的思路理解产权保护
永别了，小凯！
天不假年学人缅怀
痛失良师益友
小凯：难得的好榜样
耸入云霄的榜样
导师的记忆
悼小凯
怀念与遗憾
艰辛求索百折不悔
怀念小凯
曾经沧海难为水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天上的智慧，非凡的人格，世间的温情
行动者杨小凯
和小凯相交二三
敬悼杨小凯先生
巨星陨落扼腕痛惜
我眼中的杨小凯
沉重悼念我院讲座教授杨小凯
一个中国学生心目中的杨小凯
悲哉壮哉杨小凯
纪念小凯舅舅
杨小凯的两张面孔
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
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天国笑
雏声立问 学海苦僧
哭杨生曦光君
少年之家的那段日子
温暖的记忆
20世纪的孩子
杨曦光撰写《中国向何处去？》前后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追忆杨曦光服刑求学的日子
第一个学生
漫步在上帝的花园里
一件小事
巨星早陨落
我与小凯
杨小凯二三事
小凯和我在一起的日子
你的精灵永远与我们同在
与哥哥一起度过的最后时光
最后的陪伴
附录
杨小凯年谱
杨小凯重要中文书目
杨小凯英文主要著作及重要论文
正文:
致杨小凯：一个经济学者的敬礼
詹姆斯·布坎南
（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杨小凯于2004年7月7日不幸逝世，经济学界丧失了当代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本人对杨教授极为推崇，连续两年（2002年与2003年）的 11月份，我都提名杨小凯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作为一名前诺奖得主，我每年都有提名的资格。
幸运的是，杨小凯留给我们一本涵盖面十分广泛的专著—《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可由此了解他的基本思想。一点也不夸张地讲，杨小凯 “跳过”二又四分之一个世纪带有误导性的经济学分析，把我们带回亚当·斯密那里，领略斯密的基本洞见，并且富有想象力地运用现代分析技术，重新对斯密的思想进行阐释。杨小凯的贡献由此深入到经济学的核心领域。
从广义来说，经济学是研究不同制度形式下的所有交换活动的一门学科，尽管有些交换活动是以某种隐蔽的形式进行的。经济学里最核心的命题是交换给交易双方带来的好处。
交换互惠互利的根源来自何处？亚当·斯密（及杨小凯）的答案是，专业化激发生产效率。如果一个人工作半天可以生产一个单位的经济价值，则工作全天可以生产超过两个单位的价值。可以推证，市场规模或交换关系网络的密集程度决定专业化水平及总产值。因此，有效市场的扩展可以带来更多价值。自由贸易的主张正是基于此认识。
不幸的是，在这个最基本的分析层面上，多数经济学者偏离了亚当·斯密的思路，而转向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对交换的解释。在李嘉图的理论框架内，贸易源自交易者之间在禀赋、能力或偏好上的差异。当然，如果人们之间存在差异，根据相互间的比较优势来配置资源会带来好处。根据这个理论（它本身并没有错误），贸易源自交易者之间或包括整个国家在内的交易群之间的差异（比较优势），而不是专业化本身，这已成为分析与解释的关键。这两个迥然不同的思路对贸易的解释存在根本性差异。
杨小凯的贡献在于，他发展出一个严密的分析框架，并解释了纵然在所有相关方面完全相同的人们之间，基于专业化选择的交易仍有可能发生。杨小凯深入分析并扩展了这个理论框架，发展了比正统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内涵更加丰富的均衡概念。
上述分析着重点的转变意味深远。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公共与政治态度、企业间的产品采购、职业间以及地区间的自由流动、技术变迁的利弊归属、市场干预等，尤其是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机制上的相通性，均有全新的认识。运用杨小凯提供给我们的亚当·斯密透视镜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存在很大差异。
杨小凯性情温和，但勇气非凡。他成功地把在中国的10年牢狱之灾变成难得的教育机会，为日后的事业腾飞打下了基础。晚年与癌症长期抗争，奋斗不息，生命线已远远超出基于常规医学的预期。
纪念杨小凯的最佳方式，乃是由散布世界各地的学术同行进一步扩展、深化及应用他的基本洞见，使这些洞见还为学界广泛吸纳与赏识。
2004年8月23日
（黄有光、孙广振译）
缅怀杨小凯的贡献
杰弗里·萨克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
我很高兴也很荣幸为我的朋友和同事杨小凯写这篇追悼文章。杨小凯是世界上最有洞察力和最严谨的经济理论家之一，也是经济学家中最富创造力的思索者之一。他是经济发展的现代理论，尤其是发展理论的微观基础的一个主要贡献者。毫无疑问，他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在近20年的工作中，杨小凯寻求重构基于亚当·斯密基本洞见的一般均衡经济分析。这个基本洞见是，在本质上，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杨小凯很早就认识到这个大胆的研究项目将需要一个全新的数学框架，事实上，这个数学框架的缺失已经使经济理论的早期开拓者，诸如马歇尔、杨格（曾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席）和施蒂格勒（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著名劳动分工分析家的研究工作受挫。于是，杨小凯起用了基于非线性模型的内部边际分析的严谨方法。这个研究项目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杨小凯与黄有光合作的开创性研究《专业化与经济组织》。杨小凯认为，一个关于劳动分工的严密的一般均衡模型将用于两个基本目标：为新的科学发现提供一个研究工具，也为教学提供一个典型的框架，以便全世界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教师和学生通过一个共同的模型与工具聚集到一起，来讨论并研究劳动分工。
杨小凯在他的著作中始终强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传统的发展与增长理论在概念和数学上的简化，在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方面严重误导了理论工作者和实际从业者。最简单的模型只涉及单一的“代表商品”和“代表人”，经常是用沉船之后孤身一人的鲁滨孙作为经济发展的相关模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模型主要关注代表人和代表企业的储蓄及投资模式，而不是去研究经济的社会背景—不同的个人和企业怎么通过市场、组织、社会和政治相互关联。按照这样的模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提高资本积累的比率，而鲁滨孙在他的孤岛上的收入增加则是生产资本积累的结果。
因此，发展经济学把注意力转向储蓄率、资本—产出比率、预算平衡以及资本积累的其他指标，把它们作为几十年来的主要分析工具。为了加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苏联将对资本积累的强调推向极端，通过使用各种强制手段来提高国民储蓄率，包括牺牲农民的收入，从而积累资本和加速工业化。发展经济学家的储蓄引导模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被证明是不完备的。积累资本是一回事，可持续地提高生活水平则常常是另外一回事。正因如此，经济需要享受提高生产率的好处；也因如此，正如亚当·斯密在两个多世纪前强调的，这需要日益复杂的劳动分工。对提高生活水平来说，法制和市场力量要比强制更为有效。
斯密、杨格以及其他追随者的伟大洞见之一是：劳动分工依赖市场规模，同时劳动分工帮助决定市场规模。杨小凯的模型生动阐明了这种相互关系，并且以前所未有的严谨的数学模型阐述了这种关系。杨小凯还阐明了劳动分工的基本决定因素—市场规模怎样被经济代理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所影响，那些交易成本怎样反映自然和技术约束（例如运输成本）的结合，以及法律环境决定的缔约成本。斯密强调了决定市场规模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政府政策环境两个因素，杨小凯遵循了这个传统。
杨小凯的模型还把贸易收益放在一个比“比较优势”的标准概念更加广泛而深刻的地位上，他的模型有重要且现实的特征：国际贸易是生产率增长的一个源泉，甚至当贸易各方在它们的基本禀赋和能力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是与“新贸易理论”相似的一个结论，虽然两者内涵有所不同但形成互补。贸易，如斯密最先解释的，允许从日益复杂的劳动分工中获益。杨小凯的模型，适当注意了由于日益细化的劳动分工而增长的生产率，从而凸显了困扰一些贫穷国家并使其陷入自我毁灭和毫无希望的闭关主义的劣势。保护主义必然摧毁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益处，这可以回溯到斯密启蒙思想的论点。
现代经济理论的许多分支，包括斯蒂格利茨、迪克西特、克鲁格曼等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具有杨小凯的劳动分工模型的一些特征。不完全竞争模型也帮助我们理解，在具有相似禀赋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流动、集聚效应和城市化的好处，以及经济中企业和产业数量的决定因素（包括产业的数量是怎样影响经济效率的）。这两种模型看起来确实很相似，但杨小凯把焦点集中在交易成本和劳动分工上，把他的理论作为上述研究方向的补充，使我们收获更多。杨小凯的方法给我们提供了最深刻的工具，来理解在专业化条件下经济相互作用的网络。
杨小凯是一个勇敢、专注而坚定的人，了解他的个人经历有助于我们理解他探索经济分析的基础。杨小凯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当时，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正如杨小凯极富洞见的描述，在中国，工业部门非常有限的劳动分工大部分是通过复制更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化模式来获得的。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即使是这种初始的工业化也仅仅影响了人口和经济的一小部分。当时，中国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仅能维持生计的状态下，杨小凯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长大的。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他还是一个中学生，却已经开始深刻思索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他写了一篇提倡改革的勇敢宣言，致使自己陷入政治危险之中。这个宣言激起了波浪，虽然令他即刻声名远扬，但也使他很快遭到逮捕，他的“高等教育”便开始于十年残酷的古拉格（特指监狱，由前苏联劳改局得名）生活。杨小凯在其令人屏息和感动的《牛鬼蛇神录》中讲述了那段痛苦的经历。
正像杨小凯自己描述的，他正是在中国的监狱里开始学习经济学的。他用那些在监狱里私下流传的书籍和杂志学习，同时向因思想而获罪的知识分子难友学习。很多他的“教授们”再也未能返回大学，而是死于非命。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杨小凯被引导着开始探索社会的深层次问题，最终探索更普遍的经济生活。没有任何最新学术前沿的光辉，也没有可以在学术背景下浮现并成倍放大的小问题，杨小凯一如既往地探索着中国的贫困、城乡关系、专业化和专业知识的作用。我相信，正是在这种探索中，杨小凯开始形成他将来的勇敢而又富有洞见的研究计划。十年监狱生活之后，杨小凯在中国和美国的研究生就读期间以及毕业之后的研究，为他提供了正式的理论研究工具。不过，在那以前，他已经开始探索经济学中最基础和最尖锐的问题了。
我是在20世纪90年代认识杨小凯的，当时我把自己的部分研究转向中国出色的经济改革及其对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路径的影响。杨小凯和我长时间讨论中国经济转型的性质，以及中国与前东欧和苏联改革路径的比较。我们在许多核心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中国正处于转向整合到全球市场中的完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对中国和东欧的比较分析需要考虑两者基本条件的差异性（比如市场化和工业化程度的差异，甚至自然条件的差异）。我们也一致认为，中国和其他转轨经济体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是转轨的一个基本方面。
我们富有成效的讨论促成了杨小凯在1998~2000年对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访问，并使我们在许多项目和论文上得以合作。在那段时间，我们决定共同写作一本关于经济发展和劳动分工的著作。杨小凯尽职地承担了研究和写作的重任，而我日益忙于从事许多顾问工作、在哈佛大学启动一个新的研究机构，以及开始关于全球化和发展方面的新研究。杨小凯回到莫纳什大学后，把我们俩人共同署名的一份手稿交到了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虽然手稿体现了许多我和他共同的想法和共用的研究方法，但它更主要是反映了杨小凯自己的重大研究成果和他自己的思想。
我答应在第二年对手稿进行修改，但是最后未能如愿。不仅仅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日程日益令人生畏，还因为联合国总部以及其他组织的新的职务任命；而且我也发现修订手稿只会稀释杨小凯自己的思想而不能给它增色更多。从根本上说，这本书确实是杨小凯的，是他持续多年的研究项目恰当的、极好的反映，尽管这本书反映了许多我的看法和先见，但是远不足以证明它是我们合著的。与往常一样，杨小凯并不理会这一套，他用一贯的风度、魅力、慷慨，近乎顽固地坚持要求署名为合著。
最后，双方的顽固产生了正确的结果—使我最后有幸为小凯生前最后的著作作序，也让我有幸成为他的同事和朋友。我们将非常怀念他。
2004年8月25日
杨小凯的学术活动与贡献
台湾大学杨小凯教授逝世周年纪念研讨会
2002年3月4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教授在莫纳什大学进行访问，他在演讲中大力赞扬了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经济学）对经济学的积极贡献：“我认为现下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贵校，就是以杨小凯为主的对分工的分析……”
2002年6月2日至9日，布坎南教授牵头在美国布莱克斯堡组织了一次超边际经济学的讲习班，以杨小凯为首的超边际经济学派的学人黄有光、周林、姚顺天、史鹤凌、李克等人向美国一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讲授超边际经济学，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埃里克·马斯金也出席了这次讲习班，并且进行了评论。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了超边际经济学这一新兴学派对于经济学的贡献。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已有很多当年游学北美的华人学者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他们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在这些人当中，杨小凯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这并不是说他在顶尖的经济学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最多，而是因为他对经济学的贡献是原创性的。大多数学人往往都是沿着导师或者某一领域的开创者的研究方向去做一些推进工作，很难成为某一领域的开创者，而杨小凯则是公认的研究劳动分工—超边际经济学的开创者。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已经被一些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出版物的匿名审稿人、评论界及其出版物和研究计划的评估报告所承认。
早在1984年出版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杨小凯就已经提出了研究分工的基本想法，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用超边际分析来解释劳动分工问题的框架已经形成。超边际分析是对自马歇尔以来的传统边际分析方法的一个重大挑战，而超边际经济学则是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大挑战。
被遗忘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
古典经济学的重心在于专业化与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福利的意义。早在公元前380年，柏拉图就论述了专业化和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并认为市场和货币的基础是分工。色诺芬也考察了城市与分工的关系。威廉·配第也认识到专业化对生产力发展的意义，并指出荷兰人之所以有较高的商业效率，就是因为他们使用专用的商船来运输不同的货物。此外，配第还举了一个表厂的例子来说明分工的好处。在另一部著作中，配第认为城市由于交易成本低，所以能够促进分工。在斯密之前，法国《大百科全书》指出了分工的三大好处—改进人力资本和提升技能，节省转换活动的时间，促进机器的发明—以及市场和人口在促进专业化方面的作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强调专业化和分工的核心作用，并认为应将它们作为全面考察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基础。斯密提出了一些假设：市场规模由运输效率决定，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资本是迂回生产活动中提高分工水平的工具。他还提出了相当于现代理论中内生比较优势的观点，并认为相同条件的个人之间的生产率差别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他认为，工业与农业在生产率上的差别，是由于这两个部门在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与专业化所引起的季节性调整费用之间的相对差别。这个理论不是透过偏好、收入和外生技术条件，而是透过分工收益与分工的协调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经济架构的。这意味着，农业部门收入份额的下滑不是由于偏好、收入和外生技术条件的变化，而是由于在农业部门内分工的协调成本高于分工所带来的收益，所以农业必须靠不断加大工业品进口来提高生产率，而这些工业品都是由分工收益大于交易成本、分工程度高的制造部门生产的。大卫·李嘉图（1817）采用了不同方法来研究专业化与分工，强调外生比较优势与分工的关系，这正是罗森（1978）所指的“一加一大于二”效应。
有趣的是，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使用“规模经济”这一概念。他们使用的概念是专业化、分工和相关收益与成本。
马歇尔试图用一个数学框架来组织古典经济学思想。他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学原理》（1890）分为两个部分。第8~12章是没有数学模型的对专业化和分工问题的分析，而另一部分是用边际方法分析供给和需求，这部分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相对不太重要的资源配置问题数学化。这里，资源配置问题就是指在给定资源稀缺度、给定分工模式和分工水平的条件下，确定不同产品的最优相对数量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最优相对要素数量。相反，组织问题则是给定相对生产和消费量，分工规模和生产力是怎样由分工的收益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所决定的。马歇尔之所以不能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组织问题，是因为分工问题涉及角点解，而处理角点问题的数学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数学家发现。这里，角点问题意味着，某些决策变量取0值。超边际分析除了对每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外，还要对角点解进行总效益—成本分析。
为了避免角点问题，马歇尔教科书的第二部分不现实地假定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绝对分离。然而，这种假设使得马歇尔的边际分析不能解释为什么厂商会从分工中出现，不能解释商业周期、城市化、货币的出现、交易中介和交易的分层架构，也不能解释市场规模、生产率、比较优势、贸易依存度以及诸多有趣而重要的经济现象。
但是，马歇尔数学化的资源配置模型成为之后的经济学主流。马歇尔的边际理论为经济学教学建立了很好的框架，一代代经济学家和学生不仅能分享同一个框架，而且老师也易于教学。一代代经济学家以及不同分支的经济学家也在这一共同的框架内分工。但是，这个主流并没有解决古典经济学关于专业化和分工的核心问题。正如布坎南（1994）指出的，为了教学上的方便，马歇尔的新古典模型不得不放弃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尽管马歇尔成功地将资源配置问题数学化了，但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专业化和分工却被遗忘了。
在马歇尔之后，关注分工问题的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杨格，他在1928年就任皇家经济学会主席时的那篇著名演讲“递增报酬和经济进步”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ess），是有关专业化与经济发展引用率最高的文章，它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杨格强调专业化、生产迂回程度、分工等概念，批评规模经济概念是误导，尽管规模经济概念已经被写进马歇尔的教科书，并在经济学教育界流传甚广。杨格说：“工业组织中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之间的区分，看似澄清了工业组织演进中的某些问题，但这实际使其他问题变得更模糊。”杨格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是对专业化和分工这两个古典经济问题的错误解释。在杨格和马歇尔之后，对专业化的研究路径有两条：一是跟随马歇尔的规模经济和边际分析方法，二是沿袭杨格的专业化和分工路径。
杨格多次提到，他关注的递增规模并不是由一个企业或部门的规模所致。在他看来，正是专业化和分工，而不是规模经济引起了报酬递增。他使用三个概念描述了分工：第一个是个人专业化，当个人缩小他的活动范围，他的个人专业化水平就提高了；第二个是迂回生产链的长度，或称为迂回生产程度；第三个是每条迂回生产链中的中间产品种类数。这三个概念相互依存，并且不同于规模经济概念。杨格建立在专业化和分工基础上的社会递增报酬概念等同于现代的分工网络正效应概念，他（1928）提出的三个猜想反映了网络效应观念：“获取递增报酬依赖于分工的不断演进”；“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规模，而且市场规模也依赖于分工”；“供需是分工的两个方面”。
杨格认为，市场规模不仅由人口数量决定，也由购买力决定，购买力由生产率决定，而生产率反过来又依赖于分工程度。杨格的思想反映了网络效应概念，为以后解释市场分工网络大小是如何在一个分权的市场中决定的奠定了基础。数学化对杨格的个人专业化经济、迂回生产效应和中间产品种类数的分工理论，也很有研究价值。在这个数学模型基础上，建立一个动态均衡模型就能同时解释分工的三层含义。
不幸的是，杨格英年早逝，并没有像马歇尔那样数学化自己的思想，尽管他的研究成果很有价值。显然，杨格的专业化思想与马歇尔的供需理论截然不同，并且两者的分析方法格格不入。马歇尔供需理论的实质，就是增加效用时不同产品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替代关系，以及在一定产出水平上也存在着要素配置的两难选择。市场权衡这种两难冲突达到一种均衡。偏好、技术、要素禀赋的数量以及在个人之间的初始分配，决定了均衡相对价格以及产品和要素的相对数量。可是，马歇尔的思想并没有解释需求是怎样与分工水平相关的。
马歇尔假定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之间的绝对分离，因此，他的新古典模型忽略了内生个人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的两难冲突。换言之，在马歇尔的模型中，每个纯消费者的所有消费都要购自市场，并且如果没有外生给定的企业和市场就无法生存。因此，这个模型不能解释，为什么经济体系可以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也不能解释当分工演进时，为何企业会产生和发展。杨格的分工供需分析框架揭示了马歇尔的需求边际分析方法的缺陷，他说：“新古典的分析工具在诸多报酬递增的问题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杨格考察发现，分工模式和分工水平能够降低资源稀缺度或提高生产率，以及决定供需。相反，马歇尔的边际分析方法只是回答了：在给定稀缺度、给定企业的组织模式以及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的条件下，市场如何决定产品消费和生产的相对数量。
萨缪尔森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这部书包括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就是马歇尔的供求边际分析；而宏观经济学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它试图解释马歇尔不能预见到的许多经济现象。自20世纪50年代后，萨缪尔森的著作成为教科书的样板，不再强调专业化和分工的问题。事实上，之后的教科书都是象征性地仅用一段文字描述专业化和分工的古典思想。在一般教科书中，斯密的内生比较优势概念没有被发展成个人专业化水平内生模型，可是李嘉图的外生比较优势模型却能见到。马歇尔的新古典分析框架假定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之间的绝对分离，并用规模经济和供求边际分析取代了专业化经济概念。
在杨格之后关注分工与专业化的经济学家有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豪塔克（1956）、芝加哥大学的乔治·施蒂格勒教授（1951）、舍温·罗森（1978）、加里·贝克尔（1981）。其中，舍温·罗森和加里·贝克尔把杨格关于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高深思想用决策模型数学化。
自施蒂格勒和豪塔克以来，有关专业化的研究文献分为三类。第一类模型建立在李嘉图的外生比较优势以及马歇尔的纯消费者、纯生产者及其供需边际分析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国家之间而不是个人之间的内生专业化的分工问题。所谓的国际贸易理论代表这条研究路线，迪克西特和诺曼的教科书（1980）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第二类模型使用规模经济概念和马歇尔的框架，研究杨格分工概念中的一部分，即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种类数。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包括：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1977）、埃塞尔（1982）、保罗·克鲁格曼（1979）、贾德（1985）、保罗·罗默（1986）、格罗斯曼（1989）以及赫尔普曼（1990）。第三类模型沿袭亚当·斯密、杨格和豪塔克的思想，全面研究了个人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它对分工进行超边际分析，解释了分工水平和分工模式改变所引起的其他经济现象，这就是以舍温·罗森、凯文·墨菲、加里·贝克尔和杨小凯为代表的超边际经济学分析所做的工作。
在《经济控制论初步》（1984）和《数理经济学基础》（1985）中，杨小凯放弃了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二分的假定，将个人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分工水平纳入其模型中。在他的模型中，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存在多样化消费，还存在由专业化经济所导致的专业化生产。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与消费者—生产者的假设相结合，形成了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决策者可以平衡这两者间的关系，通过使分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交易成本，来确定最优分工水平。由于这是一个中央计划决策模型，边际分析方法可用于决策，而且分散化市场造成的角点解可以被避开。杨小凯的博士论文将他 1984年的模型发展成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存在专业化和交易成本。
杨小凯的先驱工作是把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正式分析带回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沿着专业化与劳动分工这一理论主线，十多年来杨小凯在诸多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撰写专著以及工作论文，对经济学的许多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领域涉及企业理论、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增长理论、国际经济学、工业化理论、分层组织理论、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资本理论、货币理论、网络理论、商业周期和失业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文献以及转轨经济和中国经济研究。
对增长理论的贡献
一举奠定杨小凯在国际经济学界地位的，是他1991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es）上的一篇文章《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这篇文章对于经济增长理论具有突出贡献。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是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自从罗伯特·索洛于1956年发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一文以后，成百上千名经济学家投入了对增长理论的研究，但是，70年代初期以来，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章突然从各主要经济学杂志上消失了，原来相当有建树的增长经济学家逐渐转向其他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理论被称为传统增长理论。经过将近20年的沉寂以后，1986年，保罗·罗默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随后罗伯特·卢卡斯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这两篇论文再次引起经济学界对增长理论的兴趣，短短几年内，该领域的经济学者在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关于增长理论的论文。这个时期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增长理论。
索洛模型是外生增长模型，因为没有外生技术进步，便无法产生长期经济增长；罗默的论文把技术进步内生化了，但是它不能预测贸易依存度、生产力和专业化水平的同时演进；卢卡斯的论文则把人力资本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这是第一个能够预测生产部门与教育部门相对大小变化的内生增长模型，但是这只是一个宏观经济模型，不能预测相对价格和非加总变量相对大小的变化，也无法预测经济组织的变化。
杨小凯和博兰1991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被同行匿名审稿人视为第一篇用劳动分工的内生演进解释经济增长的论文，真正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微观基础。这篇论文中的模型是第一个能够预测劳动分工、生产力、贸易依存度和经济组织架构同时内生演进的动态均衡模型，由此，第一次把杨格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模型化了。《政治经济学杂志》的匿名审稿人说：“这篇文章发展了一个经济增长和劳动专业化的模型，这个模型能够得出一个从自给自足到劳动专业化演进的模式。我发现这篇论文的许多方面是原创性的。”“理解劳动分工经济是相当重要的，这篇论文展示了这种分工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一种机制。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特征，因为我们能够探索什么变量加速或者阻碍经济发展的速率。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征是，在这个模型中，人口是固定不变的，劳动分工是被人口变化以外的力量推动的。在大多数劳动分工的静态模型中，人口是一个关键变量。”一位《经济学季刊》的匿名审稿人指出：“这篇论文试图透过描述劳动分工可以获得的动态递增报酬和专业化的个人必定发生的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来模型化经济组织的变化。我发现这篇论文的中心主题是值得关注的，并且是原创的。”
这篇论文发表以后，杨小凯一举成名。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美国经济学年会连续四次组织了重新思考贸易和增长理论的专题研讨，这四次专题研讨的召集者分别是保罗·克鲁格曼、吉恩·格罗斯曼、罗伯特·卢卡斯和杨小凯，1992年的专题研讨的主题就是讨论杨小凯及其合作者的工作。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
1993年，杨小凯和黄有光合著的经济学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通过严格的匿名审稿程式，被列入了“对经济分析的贡献”丛书，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著作出版公司—北荷兰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专著初步建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专业化经济、劳动分工和经济组织架构被引入了经济学的核心部位。他们引入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并且沿用个人最优化和市场均衡的方法，证明劳动分工内生演进的基础是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选择。这可以解释企业、区域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产生；解释生产力、贸易依存度、专业化水平、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种类数、交易层级系统和城市层级系统的层级数、生产集中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以及生产迂回程度的提升；解释专业中间商、城市、货币、失业和经济周期的产生。同时，他们还证明了市场的功能要比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的复杂得多。市场不仅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还能够寻求有效率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发现有效率的市场架构和制度安排，找到有效率的交易层级系统，并且确定有效率的货币制度和经济周期模式。
这本专著出版以后，受到了众多顶尖经济学家的好评。原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舍温·罗森教授称此书为“第一流的著作”。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者费希尔·布莱克教授是著名的布莱克—肖尔斯期权定价模型的创立者，在他写给杨小凯和黄有光的信中称此书为“才华横溢之作”。他在《探索一般均衡》（Exploring General Equilibrium， l995）一书中评论：“杨小凯和黄有光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建立的模型，将经济增长视为因学习有效率的组织生产途径和具体的生产过程而使专业化递增的过程。专业化和迂回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但增加运输和议价费用。比较优势是具备的，而且在国际和国内它都以同样的模式起作用。企业因降低交易费用而提高了交易效率。缔约费用隐含着产权的最优模糊程度，甚至许多‘外部效应’都是内生的和最优的。当专业化达到某一程度之后，货币和信贷便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们并不影响现实经济的演进。连经济周期和失业都是内生的和最优的。实际上，他们证明了，尽管他们将运输费用、交易费用、议价费用以及执行合约的费用都包括在内，他们的均衡仍是最优的。他们坦言，他们的模型难于‘检验’而且通常以一系列事例来介绍这些模型。这些都与研究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的一般均衡方法相一致……”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系教授唐纳德·斯迈思（Donald Smythe）在发表于《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4）的书评中写道：“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尽管作者宣称他们的目标仅仅是增加微观经济学框架的多样性，但它涉及贸易和增长、城市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产业组织，甚至宏观经济学。他们开辟了使微观经济学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的新方向。这是一部有吸引力的原创性著作，立论中肯，主要见解令人信服。杨小凯、黄有光两位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微观经济学研究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讨论许多一直无法进行形式化处理的课题。”
阿夫纳·本纳（Avner Ben–Ner）教授在他发表于《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1995）的书评中陈述：“此书确实是技巧与才智的杰作。作者从几个有限假定出发，试图对许多经济现象：从企业的内生出现到城市化、国际贸易模式、货币的出现、产权的演进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等，提供理论解释。此外，作者还力图实证地检验其理论的某些方面。此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宏大目标。读者将因阅读此书而受益，因为它论述完整，而且用新颖的方法处理了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作者巧妙地对其他经济学家认为无法处理的问题建立了模型，从而展示了经济理论的若干最佳应用。”
《美国经济评论》的一个匿名审稿报告陈述道：“作者阐释了一个并非与市场架构内的资源配置相关，而是与市场架构的发展相关的竞争性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概念。这篇文章包含了一系列好的想法，分析推导出的命题是引人深思的，并显示出相当可观的原创性。”
与一些审稿人所持的交易效率对劳动分工的影响是同义反复的观点相反，《政治经济学杂志》的一位审稿人陈述：“作者观察到递增的交易效率实际上能够导致更高的总交易费用，因为生产变得更加专业化。当然，更高的交易费用被递增的生产效率所平衡，这是很值得强调的，因为它与强调用于交易的资源减少和引进货币相关联的文献观点相反。事实上，以根据特定的生产函数参数和不同的交易效率推导得出的人均效用水平和总交易费用为例，就能够强调这一中心主题：铸造货币产生的主要收益，不是因为用于交易的资源减少，而是因为由此引起的更有效的生产组织架构。”
超边际经济学文献的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早期，很多审稿人批评分工的网络效果和递增报酬同竞争性的市场不相容。这种批评是此类文献不能成为主流的一个主要障碍。为超边际经济学文献建立严格的理论基础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从亚当·斯密1776年在《国富论》中提出“看不见的手”到1954年阿罗和德布鲁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差不多用了200年的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末新兴古典经济学文献开始出现以来，杨小凯就在试图证明几个定理，能够用来确定基于一个新兴古典均衡模型的非一般形式，以及一般均衡劳动分工网络存在的条件。近年来，这项工作终于由杨小凯和几位合作者完成。
三篇论文（孙广振、杨小凯和姚顺天，2001；孙广振、杨小凯和周林，2002，以及孙广振，2003）建立起了有非人格网络决策和内生分工架构的非常抽象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存在性定理、第一福利定理以及核和均衡集等价定理。孙广振、杨小凯和姚顺天的论文《建立非人格网络和内生分工架构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Impersonal Networking Decisions and Endogenous Structure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是第一篇针对一个非常抽象的、有内生分工架构和事前相同消费者—生产者的一般均衡模型建立起存在性定理和第一福利定理的论文。孙广振、杨小凯和周林的论文《大型经济体中内生分工架构的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a in Large Economies with Endogenous Structure of Division of Labor），则针对一个有事前不同的最终产品—生产者的非常抽象的模型，建立了存在性定理和第一、第二福利定理。这篇论文同时允许不变报酬和递增报酬存在，并且运用测度理论。孙广振、杨小凯和姚顺天的存在性定理则不需要测度理论来证明。但是，在这两篇论文的模型中，不存在中间商品。孙广振的论文《证明内生专业化的均衡机制》（Identification of Equilibrium Structure of Endogenous Specialisation）则用一类有事前不同消费者—生产者以及有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一般均衡模型，建立起了第一个这类模型的存在性定理。这些论文用加权有向图描述分工网络和资源配置。他们证明，一般递增报酬就是分工网络效应，它在没有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也会存在。网络效应由非人格的网络决策产生，它同竞争性市场是相容的。市场最重要的功能是协调个体的非人格网络决策，并利用分工的网络效应。这几篇论文将希尔登布兰德（Hildenbrand，1974）有局部递增报酬的大规模经济的方法用来综合阿罗—德布鲁模型以及近期的策略性网络决策文献（Katz 和 Shapiro，1986；Jackson和Wolinsky，1996；以及Duttan Mutuswami，1997）。前者集中关注商品数量和价格之间的交互作用，后者则集中关注网络决策，不关心数量、价格和网络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
上述三篇论文揭示了数量（组织的非拓扑性质）、价格和组织的拓扑性质（诸如连通性、市场一体化以及核心和外围间的不对称性的程度）这些相互依赖的变量是如何同时决定一般均衡机制的。它们证明，当人们能够进行超边际分析时，市场中的均衡分工模式就是帕累托最优，即使存在分工的网络效应生产中的局部递增报酬以及交易费用也是如此。这些结果就建立起了这样一个命题，即价格机制不仅能传递所有关于经济组织的非拓扑性质的信息（消费和生产的数量或资源配置），而且能传递所有关于经组织的拓扑性质的信息。这几篇论文令人满意地回答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来自审稿人的批评，即分工的网络效应和递增报酬同竞争性的市场不相容。20世纪90年代末，在主流纯理论研究界就不再有此类批评声音了。如果这些定理被经济学家同行接受，那么这些定理对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贡献，将与阿罗和德布鲁的存在性定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相媲美。
同时，杨小凯和姚顺天的论文瓦尔拉斯（Walrasian Sequential Equilibrium，Bounded Rationality，and Social Experiments，2001）发展了瓦尔拉斯序贯均衡的概念，将社会的和内生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企业家发现等基本概念形式化。它预见，通过对有效的和无效的分工网络模式的社会序贯试验，社会能够逐渐获得对全社会有用的组织信息。这个试验过程是分散的，且基于个体的有限理性。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所有参与者都通过价格逐渐获得抽象的组织信息，但每个人都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这篇论文证明了对一类很一般的严格定义的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的均衡存在性定理，并且避免了在个体有限理性出现时的递归矛盾。这种基础理论研究证明，在一个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中，其信息不对称要远远大于任何不完全信息的对策论模型。正如罗伯特·奥曼（1997）指出的，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对策论模型以超级理性为基础，而不是有限理性。杨小凯和姚顺天的论文，提供了一个研究个体有限理性可能产生出社会理性的新方法。
《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
1998年，杨小凯的《经济学原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教科书中，杨小凯系统地介绍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进展和主要贡献，在国内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到了2001年，杨小凯吸收了一些人士对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批评以及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用英文写成新兴古典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Economics：New Cla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由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出版（中文版2003年底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本教科书涵盖了杨小凯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对于经济学各个领域作出的贡献，是十多年来新兴古典经济学文献的一个系统总结，它的出现，标志着新兴古典经济学开始走向成熟和完善。
这本教科书的四个匿名审稿人的评价报告，也高度重视了杨小凯对经济学文献的贡献。“它确实给人深刻印象，没有能与其比较的书。他正在建立一个全新的领域。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这是一本极具可读性的著作，我很喜欢读。它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新兴古典经济学是比新古典经济学对我们所处环境的一个更好描述。这个论述被清晰地、娓娓动人地、以一种有趣的模式提出。我愿意将此书推荐给任何一流的经济学图书馆，毫无疑问，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师将阅读此书。简言之，这本书是相当革命性的，具有很高的才智。但是，即使对新兴古典经济学有日益增长的兴趣，我并不能预测它将在近期起飞。”“这本书在某些方面堪称杰作，它几乎百科全书式地覆盖了主流经济学的问题。杨小凯博士带给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主题的激情清晰地表现出来，虽然我不能分享杨小凯博士对新兴古典学派的激情，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气馁。”
《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来，世界银行和发展中国家运用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等人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但收效甚微。主流的发展经济学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人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理论来解释发展的问题。由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出版的杨小凯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Development Economics：Inframarginal Versus Marginal Analysis），是杨小凯将超边际分析用于发展经济学的成果。
有八位匿名审稿人对《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的评价报告，与对《经济学：新兴古典和新古典框架》的评价报告非常一致。主要有以下评价：
这本教科书将会成为一个令人激动的贡献，它将对增长与发展提出新颖和创新的观点。在读了三章之后，我愿意对这个计划给予我的热心支持，并鼓励你们出版这本书。附上我支持的几个理由。这本书填补了研究生教科书的一个空白，在这方面没有教科书全面覆盖内生专业化、递增报酬、一般均衡模型、交易费用与产权等理论。这本书使用上述框架解释工业化、城市化和组织架构变化的议程，既有创新性又有重大的政策重要性，它将提供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一个解释。这本书将是第一流的学人合作成果，将博得研究经济发展的所有经济学家的尊重，基于我已经读过的章节，我预计这本书会写得非常好。最后，这本书将有一个巨大的、大体上未开发的供研究生使用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的市场。
书中这些特定的章节有许多特征，它们将受到欢迎。贸易和相关政策的决定因素的问题在一个相当复杂和现代的模式中被分析，清晰处理的交易费用和策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均衡模型是这个分析的强项。从教学方法上，这本书也很突出。这本书适用于我们学院的研究生水平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本教材的质量足以用作博士课程的辅助教材。从整体上说，基于我有机会看到的几个选择性章节，这本书在合适的市场定位上将会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
对于作者们通过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斯密原理的一个创造性的形式化，来推动发展经济学在走向主流的大胆而巨大的努力应当给予祝贺，其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在许多方面这本书堪称一项绝技，它的确代表了对于发展经济学文献的一个重大贡献。它所利用的方法论和隐藏在书的结构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我相信在发展经济学的课程中它将成为一个重要角色。当前手稿的理论工具巧妙而优美地把经济增长与主流的古典的斯密分工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同时内生化地描述了当前正在出现的经济学的许多概念性问题和发展决定因素。我想让我的学生了解作者对一般均衡和超边际分析的使用，包括诸如交易效率变量的创新，来论证通过由生产者— 消费者单个决策驱动的市场专业化而递增的劳动分工对有效增长的贡献。这样，我一定会将这本书的一些章节纳入一门课程的提纲。
看来这本书对这一主题的同类教科书提供了一个原创性的贡献。首先，它提供了一个贯穿始终的关于贸易和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同类教科书未曾就这两个主题作深入研究。其次，章节沿着相似的线索（超边际分析对边际分析）被组织，这保证了与一个一般框架相一致。
我所认识的杨小凯及其贡献
黄有光
（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授）
杨小凯患上肺癌数载，终医治无效，不幸于2004年7月7日早7时49分离开了人世。 2001年9月他被诊断患了肺癌时，医生说预期寿命只剩下3~6个月。但小凯有很强的生存欲望，坚持顽强抗争，每天上午、下午各步行两小时。我去年与他步行时，还比不上他的速度与耐力。但他去世前约一星期，我到他家看他时，他三次对我说，最大愿望是尽早上天堂，因为很痛苦。
结识杨小凯
我于1987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时，杨小凯打电话跟我说，有意到莫纳什大学任职。我读了他寄给我的好文章，又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杨曦光（文革时因撰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入狱10年），马上安排他到莫纳什大学任讲师（1988），以后又支持他于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0年获终身教职、1993年升任教授（Reader）、2000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另外，在艾伦·鲍威尔（Alan Powell）教授与我的联合提名下，杨小凯于1993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其他几次晋升与提名都比较顺利，但提名小凯任讲座教授，却让我颇费周章。1998年提名不成功，虽然我请到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与布坎南为小凯写了强有力的推荐信，不过有关委员会说，尽管推荐信强力支持，但理由不够详细。1999年我再次提名时，请求这两名诺奖得主把推荐信写得长了许多，结果才成功。
小凯来莫纳什后，我经常向人们介绍他入狱10年的光荣史。后来小凯曾两次向我说，这事最好不要提起，他可能认为入狱不是光荣的事。因贪污抢杀等而入狱当然不是光荣的事，但为了改善社会而成为政治犯，我认为是很令人钦佩的事。这可能与我自己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在马来西亚（当时还是马来亚与新加坡）大搞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的秘密学生运动有关。
小凯在狱中努力学习，出狱不久便开始陆续发表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并出版了他最初的经济学专著—《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约两年后，于1982年被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聘为讲师，1983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赏识，被录取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并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全额奖学金。邹至庄本要小凯研究计量经济学，但小凯高瞻远瞩，坚持写他自己创立的框架，用现代数理经济学方法，分析大体上被现代经济学所忽视的古典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分工与专业化。
结果石破天惊，他不但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并且后来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等世界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还于1993 年发表了新框架的最主要著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此专著虽然是与我合著，但主要贡献肯定是小凯的。小凯曾多次坚持此书的作者排名，应该根据英文姓氏，将我放在前面。我说，我的贡献不到四分之一，不足以根据姓氏排名。小凯说，某某X某某Y等都是将长辈放在前面，是与姓氏排名相反的，而且那些长辈的贡献，比你的还小。最后，我比小凯更坚持，此书以小凯排前的正确方式排名，并且我在序言中强调了小凯的主要贡献。但小凯把“压倒式的主要贡献”中的“压倒式的”删掉，我也没有再坚持放回。不但在此专著上，在和我及别人合写的其他论文上，小凯都是很乐意给合著者更大名分的。例如，我们1997年的一篇论文结果是把我放在前面，实际上我的贡献也是次要的，但那次小凯向我说了好多次，“我们有好几次合著都是Yang & Ng，这次一定要放Ng & Yang”。我经不起他多次纠缠，就没有再坚持，但后来我一直非常后悔。
小凯是个工作狂。我们的秘书曾经说，小凯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为了他的健康和家庭，我曾多次劝他减少工作。但他说，有时候（其实是常常）很难停。我说，有什么难停，你就停嘛！小凯写过一本六七百页的书，7个月就写完。我写一本两三百页的书，却要用好几年。
不过，我并不完全同意小凯的观点。我认为他或因受文革10年冤狱的折磨，思想变得过分右倾，只看到市场经济的长处，对市场失灵没有足够认识。尤其是在环保与过度物质主义等方面，市场失灵严重。关于我们新框架中的一些问题，我和小凯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是健康的现象，因为如果不是盲从，能达到大同小异已属不易。
杨小凯对中国改革问题的贡献
身为炎黄子孙的杨小凯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改革，在香港、台湾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被收入《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论文集，该书在1997~1998年名列中国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你可以不同意小凯的观点，但不能不承认小凯有他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深入的分析。我也从小凯的评论文章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例如小凯所强调的“共和”，我体会不深，还不时向他当面请教。
大家强调后发优势，他强调后发劣势；大家强调民主，他强调共和；多数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他却认为如果没有在基本制度上进行深入的改革，则经济发展难以长期持续。他对英国怎样通过议会与国王斗争，从大宪章、大革命、克伦威尔专政、复辟、光荣革命等过程而实现民主宪政的历史，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发生的各种论点，以及英国对中国改革的启示，都有很深入的研究与很有创见的观点。直到临终时，他已经不能自己写文章，还叫曲祉宁根据他的看法，写了一篇名为《经济发展和政治垄断的关系及十六大》的文章在网上发表。该文谈到他对一篇关于欧洲兴起的文章的读后心得及这篇文章对中国改革的启示，包括制度（尤其是关于限制政府干预、保护私有财产、企业自由等）的重要性，非常值得一读。
小凯的观点，不见得完全正确，但他能提出其他人不能或不能像他这么早就提出的许多深入而又有很大启发性的、有关中国改革的重大问题，让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他早年的许多建议，实际上已经被中国政府陆续采用。其他比较基础性的观点，也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将会产生长远与重大的影响。
杨小凯的新框架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没有区别总量、平均量与边际量，因而不能解释价值悖论—为何钻石用处不大却价值很高，而水非常重要却价值很低？新古典经济学引入边际分析，可以解释价值悖论，但由于着重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却忽略了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研究的是劳动时间与其他生产要素、产品与中间产品等的数量在边际上增减的收益与成本。但专业化的选择是，要专业下海捕鱼还是要专业上山打猎，而不只是在边际上增减捕鱼或打猎的时间。因此，对分工与专业化的分析，不能只用边际分析，而必须比较不同角点解（如专业捕鱼或专业打猎），小凯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符合个人效用最大化、市场均衡等），设计出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简单模型。
分工与专业化的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分工与专业化的好处是能通过专业化的经济效应（由于报酬递增）而提高生产力。由于学习的机会成本、其他固定成本以及熟能生巧等原因，用两倍的时间捕鱼能够捕到超过两倍的鱼。但一个人不能单单吃鱼，必须用来交换其他产品，而这必须付出交易成本（包括把产品带到市场与带回、讨价还价等）。最优的分工水平是在提高专业化经济效应与降低交易成本之间作最优取舍。
在我们的简单模型中，每个人天生一样，生产要素只考虑劳动时间（后来文玫引入自然资源），没有政府（后来李克与廖伟文分析政府），也不考虑不确定性（后来为刘孟奇所分析）。一个人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假定对产品的价格没有影响（张定胜和我正在做厂商对其产品价格有影响力的模型）。他可以选择把他的时间用于不同产品的生产。当交易成本很高时，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每个人生产所有自己需要消费的产品。当交易成本足够低或专业化经济效应足够高时，人们的最优选择是部分分工，减少自给自足产品的种类数，出售自己较专业生产的产品，购买自己没有生产的产品。当交易成本继续降低或者说交易效率继续提高时，自给自足产品的种类数继续减少，专业生产继续增加，生产力也随之提高。这就是经济增长。而且，在这过程中，专业商人出现，雇佣工人的厂商出现，商业周期、工业化、城市化、货币的使用等出现，这就是经济发展。
新框架的分析方法，除了让生产者—消费者选择职业、生产各种产品的劳动时间、出售与购买量，来使效用最大化外，还要求产品之间的买卖配搭，市场出清。此外，由于假定人人天生没有区别，选择自由，所以也要求在长期均衡下，人人获得相同的效用水平。这个假定看起来很不现实，其实除了简化分析，这假定还使我们明确地看到，我们的分析所得出的一些结论，例如人际交易或国际贸易，可以是由于分工与专业化的作用，而不是或不只是由于，外生比较优势（资源禀赋的差异等）的作用。刘正山认为这假定“存在自反逻辑错误”，是对新框架的误解，另外他对阿罗不可能定理的理解也有待商榷。如果有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不可能定理并不适用。详见拙作《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孙广振、文玫、姚顺天、周林、迪亚曼特拉斯（D. Diamantaras） 与吉勒斯（R. P. Gilles）等为新框架提供理论基础，包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与一些基本定理的证明的一般化。成文利、李国强、黄刘淑香（Siang Ng）、杨德新、张定胜、杰弗瑞·萨克斯与克里斯·图姆巴索（Christis Tombazos）等把新框架应用到国际贸易与跨国公司的分析。博兰（Jeff Borland）、史鹤凌、文玫、张俊喜等将新框架应用到经济发展的分析。此外，朱敬一、杜巨澜、廖柏伟、刘孟俊、曲祉宁、王建国、张华嘉、张永生、赵益民、史蒂夫·米勒（Steph Miller）、乔治·里弗斯（George Rivers）、罗伯特·赖斯（Robert Rice）、伊恩·威利斯（Ian Wills）等都对新框架作出了贡献。
评价杨小凯对经济学的贡献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得到好几篇正面的书评，唐纳德·斯迈思在《经济学文献杂志》（1994年，第691~692页）上说：“这是一部有吸引力的原创性著作，立论中肯，主要见解令人信服。杨小凯、黄有光两位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微观经济学研究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讨论许多一直无法进行形式化处理的课题。他们开辟了使微观经济学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的新方向。”
新框架有下述优点：首先，比起传统的微观分析框架，新框架有一般均衡分析；比起传统的一般均衡分析，新框架有报酬递增的分析。其次，传统分析采用生产者与消费者二分法，相当于给定了经济组织；新框架从最基本的单位—同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个人开始分析，任他们选择要打工还是要雇工，要生产什么产品，出售与购买什么产品，分析了生产与交换等经济网络与经济组织的内生决定与演化。第三，新框架对许多经济问题，包括交换、成长、厂商的出现、城市化、工业化、市场的功能等，得出许多与传统分析不同，或传统分析未涉及的又很有启发性的结论。
新框架的重要性得到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肯定，例如阿罗与萨克斯。另一位诺奖得主布坎南教授于2002年3月4日访问莫纳什大学，主讲研讨会，谈 “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对全球化问题的启示”。新分析框架强调由专业化的经济效应所造成的一般化报酬递增。布坎南多次强调，这方面的分析以杨小凯为主要创建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或超边际经济学为最佳，并说“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同年6月，布坎南申请到美国科学基金的资助，请杨小凯、史鹤凌与笔者到美国，向从美国各大学邀请来的经济学者与研究生讲述我们的新框架，并一起讨论。布坎南对小凯的贡献的重视，有目共睹。
2001年，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出版了杨小凯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这是两本论述新框架的英文教科书。两书受到多名匿名审稿人的一致好评，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贡献，它将对增长和发展提出新颖的观点”。两书于2004年在国内出版中文版。小凯所提出和建立的经济理论，随着他与他的合著者和学生们的不断深入研究，日益全面与完善，已越来越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同仁的重视。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古典经济学所重视的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此书的副标题取为《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是名正言顺的。后来，因为认为用这个框架来分析许多宏观问题（包括货币、商业周期、资本、增长等），说是“微观”有误导性，又为了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据小凯说台湾有人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小凯认为很合适，这一称法就被相当广泛地采用了。不过，近几年来，小凯更喜欢用“超边际经济学” （Inframarginal Economics）。我喜欢“新兴古典经济学”，不喜欢“超边际经济学”，因为我认为前者注重我们的框架所分析的内容或对象，而后者注重其技术。不过，小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突破主要是靠其边际分析，而我们的框架用了超越边际分析的Inframarginal Analysis（小凯译为“超边际分析”），是重要的革命，必须强调。超边际分析本身虽然不是小凯的发明，但用来分析分工与专业化问题，从人们效用最大化的微观行为开始分析，并进行一般均衡分析的超边际分析，却是小凯的重要贡献，小凯称为超边际经济学，有别于超边际分析。
好几个人对新期刊的命名争论许久，都达不成共识。最后小凯建议由投票决定。我认为小凯对学派与期刊的建立，都作出了绝大部分的贡献，一人一票不见得公平，就建议让小凯参照大家的意见后，由小凯决定。结果小凯用了应该可以提名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学术期刊名）的“Division of Labour and Transaction Costs—A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Inframarginal Economics”（《分工与交易成本》）。显然，新成立的学会是依小凯的意见取名为“超边际经济学学会”。在莫纳什大学新成立的研究中心，则因为主要由我和史鹤凌推动（因为小凯已经得肺癌），取名为涵盖面较广的“报酬递增与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与布坎南合编的丛书，则折中为《报酬递增与超边际经济学》。
有人对小凯把Inframarginal译为“超边际”有意见，认为Inframarginal应该是“内边际”而不是“超边际”。这种说法当然也有道理。不过，我曾经替小凯辩护说，如果Infrared可以译为红外光而不是红内光，则Inframarginal译为超边际而不是内边际，好像也说得过去。当然，小凯的意思是要强调对边际分析的超越。新框架内也用了很多边际分析，又用了比较角点解（例如专业捕鱼或专业打猎）的分析，说是超边际也不是没有道理。
新框架虽然对诸如贸易、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等重要问题都有所分析与启示，但不能说传统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就完全应该由新框架来取代。新框架的分析与启示有超越传统的地方，也有低于传统的地方。例如关于商业周期与失业，新框架的解释是，某些产品有耐久与不可分的性质，例如一辆拖拉机或汽车，不能只生产四分之三。当专业生产拖拉机的人把拖拉机卖给专业生产粮食的人之后，如果第二辆拖拉机没有人买，他就可能失业。在我们人数很小的简单模型内，这产品的耐久与不可分性可以造成很长的商业周期与很高的失业率，因为不可分性在整个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不过，在绝大多数经济体中，产品的不可分性占整个经济的百分比不大，不可分性也不是百分之百（拖拉机、汽车、飞机等都有不同的大小），而且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如跨国公司生产飞机卖给各国）、产品组合、生产流程的适当安排以及库存等来避免专业人员的失业。张三今天买汽车，李四明天买，天天有人买。因此，我认为由于产品的不可分性所造成的商业周期与失业，大概不到实际商业周期与失业的百分之一，肯定不到百分之五。造成实际经济中的商业周期与失业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有竞争的不完全性、工会的作用、总需求的变化、信心的变化以及由于制度与政策等原因使储蓄不能完全转化为投资等。另外，失业本身还有其他种类，如结构性、摩擦性与自愿性的失业等。所有这些因素，新框架都没有考虑到。
我认为承认与指出新框架的优缺点，不但是学术真理原则所要求的，而且对新框架的发展也有好处。新框架的重要贡献已经是无可置疑的，指出其缺点与不足之处，更可以吸引更多学者来补充与改进。例如，新框架假定所有生产者对价格没有影响力，没有考虑到竞争的不完全性，这和实际经济大相径庭。张定胜和我正在改进这方面的分析，把新框架与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结合起来。
新框架的一个还没有解决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交换者之间的协调。考虑一个最简单的情形，假定只有两个同样的人与两种对称的产品（生产衣服与粮食的劳动时间或成本一样，人们对衣服与粮食的偏好也对称）。当交易效率很低（交易成本很高）时，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当交易效率提高到足够高时，最优选择是一个人专业生产衣服，另一个人专业生产粮食，然后每人把一半的产量交换对方一半的产量（如果不假定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未必是刚好一半，但这与本问题无关）。如果张三生产衣服，则李四必须生产粮食。如果两人都生产同一种产品，则两人或者饿死，或者冻死，这就是所谓协调的问题。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协调可以很容易地完成。两人只要事先讲好谁生产什么产品，然后以什么条件（例如一对一）交换即可。但重要的是，这种通过对话的协调，已经超越了价格机制的功能。即使假定有一个瓦尔拉斯拍卖者，定了正确的一对一的价格（若非一对一，则只有高价品才有人生产），每人看了这价格，认为生产衣服或粮食是无差异的。如果只根据价格的调节，每人有一半的或然率生产衣服，一半的或然率生产粮食。结果，有四分之一的或然率是两人冻死，有四分之一的或然率是两人饿死，只有二分之一的或然率是两人生存。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必须有超越价格的协调。新框架假定协调完满完成，但没有研究如何协调。超越价格的协调未必是中央计划，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与合约，也可以是通过企业家生产与出售新产品。如果说中央计划在调节原有产品的生产上已经被证明大大输给市场调节，则在引进新产品上，中央计划明显是更加不可行的。因此，我提出这协调的问题，肯定不是要支持中央计划。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将会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企业家、大企业、金融中介的重要性，因为新产品多数需要经历一段亏本期之后，才能开始盈利。
近几年，小凯和我及其他同事在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成立了“报酬递增与经济组织研究中心”，筹办了学术期刊《分工与交易成本》，并与布坎南、孙广振 （小凯前博士生）合编《报酬递增与超边际经济学》丛书。近一两年，我替《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编了一期“报酬递增与经济组织”的特刊（2004年底出版），主要是弘扬小凯的新框架。现在，我同孙广振替《太平洋经济评论》（Pacific Economic Review）合编一期“内生专业化的经济学”的特刊，也是为鼓励这方面的研究。随着小凯的去世，我们的研究中心也决定在《分工与交易成本》出版一期纪念小凯的特刊。两个特刊，都欢迎有关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学术论文。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学生将小凯生前的重要研究继续发扬光大。
为此，研究中心决定在莫纳什大学成立杨小凯教授纪念基金。募捐得来的义款（捐款已确定可以抵税），将用来颁发奖学金、研究基金、杨小凯最佳论文奖，以继续发展小凯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或超边际经济学）的研究。
2004年8月2日重新修订于莫纳什大学
（本文综合了《我所认识的杨小凯》与《杨小凯的贡献》二文）
痛失良师益友
追悼小凯
林毅夫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
小凯以55年的岁月走过充满传奇的一生，就时间来讲，他的人生不长，就成就来说，他的人生非常丰富。
小凯一生以真挚的心，执著追求他的学术和理想。道路坎坷，他去从来不妥协，不放弃。他在经济学上取得的成就已经在国际经济学界闪闪发光，是我们华人经济学家的骄傲。55岁正当英年，我们期盼他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然而巨星骤然消逝，经济学界痛失了一位开拓者，我们痛失了一位真挚的朋友。
和小凯相识是在创办留美经济学会之时，前后算来将近20年。这些年来他的精神、他对学术的追求一直是我效法和学习的榜样。最近这几年，我们在学术观点上时有冲突。“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学术上，只有不同观点的不断砥砺和切磋，我们各自的理论才能不断完善，不断前进。
公开的学术争论，言辞有时难免相当尖刻，但是我们的友情并没有因为这些争论而受影响。前年暑假，我的学生张鹏飞到莫纳什参加小凯举办的超边际分析夏令营之时，托他带了一封信，小凯看了很高兴。过去他多次邀请我到莫纳什访问，这几年我也几次邀请他再度到中心来讲学，我因事他因病总未能成行，如今病魔竟然已经夺他而去。
昨天小凯弥留之际，文贯中兄给小凯的夫人小娟打了电话，带去了朋友们的关怀。再次打电话时小凯已经离我们而去。小凯，安心地走吧，你的精神永远在我的心中，激励着我前进。
（文为2004年7月8日主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杨小凯教授悼念会所作的悼词）
小凯：难得的好榜样
邹至庄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