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的三十五度乃是你能想象的最热的那种，在晚上我没法入睡，但即便是那么炎热的夜晚，这个夏天的一切也都很好。我的妹妹安吉拉在斯坦福当一名地理学的研究生，被派去新疆做一个暑期的项目。她来西安和我共渡了一个星期，我们一起看了城市的历史古迹。我总是告诉人们她是来帮中国人找石油的，而我去四川志愿做教师；这个说法让每个人都很高兴，让我们受到特殊待遇。那个在兵马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收我们的票价跟中国人一样，把对外国人多收的部分给挥去了，因为我们在中国做着好事。
安吉拉飞去了她的项目工程处，一个星期后，我完成了课程，乘火车去了新疆。这趟沿着丝绸之路的行程，有四十八个小时，穿过甘肃和新疆的沙漠，而我总是喜欢长途火车的旅行，以及广阔的风景。
我乘的乃是硬卧，在中国的火车上，我最喜欢这个档次。硬座乃是噩梦，拥挤的农民和民工；软卧又走了另一个极端，干部与吃得太多的生意人，以及外国游客。硬卧车并不是不舒服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床位——但票价又不会太贵，能让自我认同为老百姓的乘客也坐得起。跟老百姓们聊天总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在火车上，他们轻声交谈，喝茶，吃着方便面。
在头一天，一个来自河北省的年轻人过来坐到我对面，看着甘肃的山丘掠过窗外。他二十五岁，在新疆工作了两年，而且他不喜欢那地方。新疆太走极端了，他说——在夏天太热，在冬天太冷。他刚刚结束了四个月的休假，而坐一趟四十八个小时的火车旅程回去并不愉快，想到在其结束时要在新疆这种地方继续工作。他的工作内容有替石油公司做安全管理。
“每年都有两三个工人死掉，”他说。“尤其是在沙漠的公路上。新疆的交通很糟糕，所以每年都有工人死。我们没什么办法。”
我告诉他我的妹妹在吐鲁番附近寻找油田。他耸耸肩膀，好像说：她可以那么做。在窗外，是一片尘土堆积的低矮山丘，大地越来越干，车往西行。
他很聪颖，跟他的谈话不是我在中国时常能碰见的。他的眼中有一种锐度——他的目光有所掩盖，然而我能看出他对周遭一切都有仔细的观察。他看到我在写笔记，但和大多数人不同，他并不问我在写什么，也许他已经猜到。通常我会告诉人们那是我的日记，或者只是说，“我在写我的外语。”那就足够满足几乎所有人了——如果你懂一种外语，很显然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写它。没人意识到我其实在写他们，以及所有我周遭的事物。但这个来自河北的男人看着我的笔在纸上划动，我察觉到他知道我在描绘他。但他还是很自如地说着话；我们略微谈了些政治，以及共产党，然后我问他是不是党员。
“不，”他说。“我不想入党。”
“为什么?”
“太多麻烦了。我的朋友——以及多数的年轻人——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我们对那个不感兴趣。这和你们美国不同。我们中国只有一个党。”
两国的这个差异让他很感兴趣。“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美国，”他说，过了一阵后。“但很多美国人觉得我们这里有些人权问题。事实上，老百姓不关心这个。老百姓关心的是吃穿。看看那里。”
他指向窗外——一个破落的村庄，铁轨边的垃圾，一头瘦骨嶙峋的驴子，被一个蓝衣的农民牵着。老百姓。
“你想那样的人会担心民主么？”他说。“他们需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准，然后他们才会开始考虑别的。那就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了——无法做简单的比较。”
我们的话题从政治滑开了；他谈到了婚姻，以及他将如何在三年后找到个老婆。在我认识的年轻中国人中，常有这样的计划表；他们对爱情，跟对政治，以及所有事情一样，都是那么务实。这年轻男人解释了他的理由——在三年后，他将二十八岁了，那既不太老也不太年轻，而到那时，他将有足够的钱来结婚。结婚要花很多的钱，他说，而且你也不会想在新疆那样的地方结婚。在三年后，他希望可以住在河北，也许在青岛，一个东海岸的城市，前德国殖民地。他谈论青岛的语气中带着爱意，说到它那美丽的红色屋顶，清洁的街道，友善的人群，祥和安静的海；而我们的火车稳健地摇晃着进入了沙漠地带。
这是一个长而空白的日子——在窗外无物可看，在火车上无事可做。我坐着跟人聊了几个钟头，然后爬上了我的床位。我们经过了兰州，甘肃的省会，在那里烟雾笼罩着阴沉不洁的黄河，我睡着了。当我醒来时，一切都变了——我们在一片明亮的风景中，有绿色的草场，黄色的油菜，以及山丘形状的山岭，一直卷向地平线。
一个肥料销售员出现了，开始向我问关于钱的问题。美国一辆新车多少钱？一部旧车呢？牌照费多少？税呢？保险？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我的回答——其实都是我的猜测，所有的猜测——而我则高兴火车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写东西。但他们在这片荒地上种些什么需要肥料的东西呢？
“大麦和玉米，”他说。“当然，那里也有葡萄，以及其他水果，在乌鲁木齐附近有谷物种植。但我们生产的肥料是运往内地的。”他回到了关于钱的问题：美国一栋房子要多少钱？失业金呢？政府给你们什么样的保险？
谈完了那个后，我们沉默了，望着窗外。我觉得我应当继续这次谈话，但关于肥料问不出多少话来。我问他何时去的新疆。
“我生在那里，”他说。
“那你父母何时去的？”
“我父母在1950年代去的新疆，在解放后。他们去那里建设国家。就和美国一样。”
我们盯着窗外的风景看：一个牧羊人在绿野中赶着牧群，一个蓝衣的男人沿着土路骑着自行车，一排泥房子，一系列粗旷的白色山崖伸向南方；往西，则是一片广阔空寂的地平线，我在中国几乎没见过这样的。好几英里都不见一棵树。
“往西部去吧，年轻人，”肥料销售员说，他想起了很久以前历史书上的一段。
在第二夜的某个时分，我们经过了嘉峪关，那是长城最西段的城堡。我没有看见那边界，但到了早晨，很明显我们已经越过了一条线。那里不再有村落与墙，只有岩石，尘土，低矮嶙峋的山丘，在沙漠阳光中投下明锐的影子。
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国的边缘地带——或者不如说，比喻意义上的边缘，因为你可以往西再走一千英里，却仍然在中国的国境内。但这是汉族传统居住地的终点了，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丝绸之路上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地区。中国人称其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族人是原居民，而他们叫这片土地为土其斯坦，或者维吾尔斯坦，而且他们想要自己这块地方。
新疆的意思乃是新的边疆，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它从中国的手中溜进溜出，直到共产党在1949年牢牢控制了这个地区。但这地方很难管治——它和许多地方接壤，西藏，印度，巴基斯坦，塔吉斯坦，卡扎克斯坦，蒙古；它的面积有中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蕴藏有油田与矿藏；而其主要的居民，维族，乃是穆斯林，说着土耳其的语言，与汉族人没有什么共通处。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新疆成为一个复杂的地方，在那年的二月，在新疆的北部，出现过暴力事件。对他们来说，最急迫的问题是要把汉人挡在外面——四十年前，这个地区的人口中汉族只占到15%，而现在，那数目膨胀到了接近50%。汉人来这里做许多种工作——来当兵，来当政府的干部，来当肥料销售员——而他们是不停地来，坐这样的火车来。在我的车厢里没有一个维族人，而满满的都是往西部去工作的汉人。
这种紧张关系，火车上无人愿意谈及——有几次我问到了春季时的事情，但所有人都回避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告诉我她不了解那问题，因为她只是个老百姓。这就是作为老百姓最好的地方——他们永远不需要负责任。这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称呼自己为普通人的情形一样，但在中国，老百姓的比例要比大多数地方高得多。几乎你碰到的所有人都那么形容自己，几乎没有人声称自己与社会事件发生的方式有任何关系。
在声称自己为老百姓后，那女人开始问起我关于大山的问题来了。大山是一个加拿大人，说着流利的中文，经常在电视上亮相，而他无疑是中国最出名的外国人。他是所谓的中国通——一个“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在聊得好的日子里，人们把我称作中国通，但我知道那只是恭维。我还有很长的路去走，直到我被接纳为一个中国通，而从我所见到的大山来说，那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目标。也许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在他的相声喜剧路线与京剧唱腔中，他不止一次表现出一只训练有素的猴子的感觉。
走到哪儿，人们都向我问起大山，而他的盛名则验证了外国人学中文学得多糟糕。那情形就等同于美国人对一个中国人着了迷，只是因为他说着白痴式的英语。
“你知道大山么？”那女人问。“你说我们的汉语说得不错，但没有大山那么好。”
“是的，他说得比我好。”这也是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人讨厌他的理由：你的中文进步越多，和老百姓聊得越多，就越多听说到大山，以及他怎么比你好。
“你认识他么？”那女人问。这是另一个想当然——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彼此认识，通过一个秘密的全国系统保持联系，就好象共济会。
“不，”我说。“我从没见过大山。”
“他的相声说的很好——他很好玩。”
“对。我看到过他说相声。他的确很棒。”
“大山的普通话比多数中国人都说得好。”那女人说。
“是的。有许多人告诉我这个。”
“而且他会唱我们的传统歌曲。他是从你们美国来的吗？”
“不。他从加拿大来。”
“你们美国人对他怎么想？”
“我们美国的电视上没有大山。在美国没有人认识他。”
“他只是在加拿大的电视上？”
“他也不在他们加拿大的电视上。他只是在中国上电视。”
这个，对那女人，以及许多我碰到过的中国人，乃是一个巨大的失望。真是悲剧，一个国家产生了像大山那么有才华的人物，却让一个外国垄断了他。但事实上，就像我对那女人解释的，这乃是加拿大的一个普遍模式，所有具备才华的人总是尽快离开了那里，就好似NHL。她想了想，继续聊大山。
“他有一个中国老婆，”她说。“你听说了吗？”
“是的，”我说。我听说了关于大山的所有的事儿。偶尔人们说他的祖母乃是中国人，这看似完全不可能，因为他的金发。他的中文老师也变得很有名，有时人们建议我搬去东边，去找那位教育家，那种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周游列国的学者所做的那样。我的汉语已有了不错的基础，呆在四川这儿只是浪费，因为连本地人都说不好这语言。
“你知道大山的工资是多少吗？”我问。我想谈谈别的东西，而谈钱总是不会错的。
“他一个月赚好几万，”那女人很肯定地说。“他的工资很不错。你能赚多少？”
“一千块。”
“不像大山那么多。”
“不，”我说。“没有大山那么多。”
“但够了，”她说。“对一个年轻男人来说，一千块够了。”
“是的。这工资比涪陵多数人都高了。我住在涪陵。你听说过吗？在四川。”
她想了想，摇头。
“我肯定你听说过涪陵榨菜，”我说。“它在中国很有名。你见过电视上的广告么？”我唱起来
乌江牌
涪陵榨菜！
用中文唱起来比英文好得多，那女人马上都认出来了。所有的中国人都非常熟悉涪陵榨菜，通过它来解释我从哪儿来是最容易的了。那女人和我又聊了一阵，然后她说了几句我们中国对外国越来越开放的话。我谢过了，她转身回了自己的座位。
接着我们进入了吐鲁番——哈密盆地，火车上越来越热，而铁轨边的土地因为阳光而干裂了。远处的山逐渐下沉，而地平线越来越低，直到最后土地完全是平平一片，清澈的天空仿佛巨大的蓝色穹顶，挂在黑土之上。
我们在绿洲小镇哈密停了一个小时，那儿的站台指示牌用了汉语，以及阿拉伯文字。这是我在旅途中首次见到维吾尔族人；他们站在月台上，卖着葡萄与西瓜。维吾尔人有着长长的鼻子，被太阳晒成棕色，而他们的脸部特征好似沙特阿拉伯，或者土耳其，甚至意大利。几个世纪前，他们中的许多曾是沙漠商人，在丝绸之路沿途买卖，而即便今天，那种精神的火花依然会驱动他们跑遍中国寻找商机。维族人经常在大城市里做黑市的外汇生意，他们也会在那儿卖葡萄干和水果饼。即便在涪陵，也常见到几个维族人在下城区的街道上摆摊。他们带着篮子，沿长江而下，在某个城市停留一两周，然后继续前行。在我所见过的所有中国小商人中，维族人乃是最特别的——你能在他们家乡两千英里外见到他们，而他们所拿的依然是一篮子葡萄干与一盆水果饼。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挣钱的。
在哈密，那个安全管理员和我站在一起，看着卖水果的人，我问他汉人与维族人的关系怎样。
“我们中间有些问题，”他说。“有时那关系不好。现在，我们的政府在教育，农业，经济方面给予他们帮助，但那里还是有问题。这是因为历史的缘故，不是因为政策。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麻烦——你们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跟黑人之间。”
他提出的这个观点不错，我告诉他说，我不认为新疆的问题是美国的事务。但我说如果它乃是中国事务的话，春季时的暴力事件没有出现在重庆与涪陵的报纸上，看起来很奇怪。
“四川太偏远了。大城市里听说了发生的事情。”
“发生了什么？”
“有爆炸，”他说，耸肩。“就像以色列那样。”
“你们公司有维族的员工吗？”
“没有。他们的教育水平不够，而如果教育不够的话，就不安全。如果他们的水平合适的话，我们会雇他们的。”
“你会说维语吗？”
“不。不需要那个。上班，购物，都是用汉语。”
“你懂一些词吗？”
“我知道一些。你好，谢谢，谢谢该怎么说……”
他停顿了，努力想着。他在维族自治区住了两年。“我忘了，”他最后说。“但我知道‘再见’”
他说了，轻声的，那声音失落了在横扫站台的沙漠热风当中。
那些绿洲小镇每隔一两个小时出现一次，从铁轨旁突然升起，然后又迅速消失于岩石沙土之中。它们不是那种浪漫情境中的绿洲：没有棕榈树与闪亮的水池；只有水泥，尘土，与玻璃。好像沙漠与绿洲的关系被颠倒了；当我们的车开出小镇时，我会长出口气，难以想象这种地方曾经对游客有什么吸引力。沙漠的土地是贫瘠的，却迷人，而那些小镇毫无魅力。
我愿意旅程如此继续下去，从一个绿洲到下一个，看着铁轨旁无垠的荒芜。火车很舒服，人们也友善；我是这节车厢中唯一的外国人，其他乘客经常给我吃的喝的——番茄，黄瓜，冰棍，鱼干，啤酒。偶尔有人会停下来给我聊聊某某东西的价钱，或者中美关系，但最终，似乎那荒芜之地吞没了所有的交谈。几乎所有人都坐着，无言，看着窗外。
火焰山从南边升起，有着无尽的红色石梁，然后天山进入了视野。雪在山顶的高处一道一道。天色变黑了；一轮满月沉沉挂在东边的天空上。火车轰隆轰隆往西去。我们好像永远到不了乌鲁木齐，而我也毫不在乎。
在新疆的高速公路上有检查站，带着机枪的警察检查每一辆机车。佩戴武器的警察在中国不常见，而在新疆，他们很以此重任为得意，时常拨弄着扳机与把手。他们不会仅仅把枪挂在带子上——带了武器就要把它抓在手里，瞄准什么东西。这就好像把自动步枪交给一个小孩。我搭了巴士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而检查站的警察把枪管正对着乘客，在他检查我们证件的时候。
在较大的城市里，紧张气氛不难察觉；跟维族人聊不几句，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抱怨汉族移民的数量，抱怨好的政府工作都给了汉人，抱怨计划生育政策，即便对维族人的限制放宽到了两个小孩，而且也仅限于城市地区。我并不奇怪春天里的麻烦并未被吹走；我所听到的关于中国人的一切暗示说他们是特别糟糕的殖民者。他们往往有很强的种族观念，他们很少尊重宗教，而且他们很难理解一个非中国人的视点。在我所认识的涪陵人中，一大优点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我从没住在过一个这样的地方，人们对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尽管有文化革命的破坏以及随后的改革开放，那儿仍然有一个相当肯定的意识——何为中国人，而我相信这会帮助他们熬过现代化。但这观念里也有一种狭隘之处，似乎中国人不可能去新疆这种地方学习当地的语言，和当地人做朋友。在他们的五千年历史中，中国人对探索外界的兴趣之低，叫人惊讶，而今天，同样的这个特点也局限了他们，即便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境之内。他们看似对于做一个中国人非常满足，而且他们想当然所有其他人也都共享这种感受。
当汉人来到如新疆或西藏的那些西部地区时，他们最初的反应乃是这些人得变得更像内陆的人，尤其是在现代化这一点上，即便现代化将带来文化上的代价。我很难理解这种观念；对我来说，已经有太多美丽的地方太快地现代化了，而我觉得那些相对未被触及到的角落应该不去碰它。但我从来没有过上过穷苦日子，这也许是我看新疆的不同之处。
对一般的中国人来说，所有事情的看法都和我不同，而我从我的写作课上获得了一些这样的观点，在我们学习美国西部的时候。我们谈论了西部扩张，而我给了同学们一个十九世纪后期的难题：印第安的原住民受到白人居民压迫，他们的文化在遭到破坏。我让同学们假想自己是美国居民，给出解决方案，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如同下面这两个：
印第安人应该成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虽然他们很穷，很野蛮，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走向文明世界，给他们提供先进的技术，知识，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发展他们的经济水平。通过这个，我们能帮他们致富，适应现代生活。最后，印第安人能跟我们和睦相处，共同发展。
世界在不断发展变化。我们应当帮助印第安人适应现代生活。印第安人习惯住在平原上，到处迁徙，没有固定住所，但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这是不实际的……我们想要我们的国家强大；我们必须使得印第安人适应我们的现代生活，跟着社会的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壮大我们的国家。
这是我首次发现我们对于进步与现代化的观点如此不同。我曾经给他们展现过一个理想化的平原印第安人的生活，然而那生活方式与文化对我的学生们毫无吸引力。但就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距离严重的贫穷只有一代人的距离。当我看见自由与文化时，他们只见到苦难，与无知。
而新疆，以及西藏，看起来也差不多。我在新疆碰到的汉族人不能理解为什么维族人不欣赏中国人的努力；他们指出，这地方在解放前多么落后，强调指出政府所做的工作。毫无问题这是真的——政府修建了公路，铁路，学校。但中国人忘了走出那逻辑的第一步；他们从来没有认真去了解，去尊重维族人的文化，而来这里定居的人很少去学习当地的语言。其结果，就是巨大的金钱与劳动沉入了沙漠当中，而至于谈到改善关系，那些努力多数乃是浪费了。
我发现自己被奇怪地卡在了这紧张关系中间。维族人不喜欢说汉族的语言，在一些旅游区，他们说的日语或英语还好过汉语。对于说汉语的外国人，他们有一种不信任感；如果说英语他们态度会好些。这对我来说很难做——整个夏天我都在享受用中文交流的好处，但现在，我对汉语的使用将我定义为了一个外来者，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外来者。
除了语言外，这里还有一些新的文化规则，让我与维族人的互动交流变得复杂。他们与我在涪陵认识的中国人很不同——维族人很容易流露情感，容易发怒，而我发现砍价的过程不太愉快，因为有时候，那例行的流程里包含一些愤怒与厌恶的表演秀。我怀念起中国人来；我习惯了他们的社会规则，而且我知道他们会对我的言行如何反应。那些内容僵硬的对话——关于我的收入，中美关系，大山的对话，此时却有慰藉之感。在新疆，我发觉中国餐馆和商店对我产生了万有引力，我尤其喜欢与四川人聊天，他们移民到新疆的数量很大。在一整个夏天的旅途后，再次听到他们的四川腔感觉不错——比维族人的土耳其腔调要舒畅得多。我发现我也捡起了一些中国人式的狭隘：我也为自己身上的中国味而自得，即便是在新疆。
但倘若我不开口的话，情形便不同了。我有些意大利的血统，模样看上去和维族人没有太大区别，是以我能走在大街上，却不会引人注意。偶尔我会被误认为是本地人——中国人有时问我是不是维族人，而维族人问我是不是卡扎克人。在涪陵我总是对自己的样貌极其敏感，因为每天我都遇到因为与本地人样貌不同而带来的种种问题，但现在，在这个沙漠小镇中，我见到的人们，有着与我一样的鼻子，头发，和眼睛。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种族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将人们区别开，也因为我对那些和自己模样相似的人产生了一种感情的连系。有整整一年里，我感觉不到这种连系，但现在，在新疆，虽然那连系很是微弱，也胜于无。
我的假期将告结束，但我毫不急着离开。我享受旅行中那种慵懒的自由，而且我喜欢我在新疆这里的不确定位置，在这里，我没有工作，甚至种族也成了问题。这是个相当暧昧的地方——甚至时间也不确定。整个中国只有一个时区，这就意味着新疆的太阳直到八九点才升起，在晚上十点钟后才落下。大多数人会采用一个较为实际的时间表，建立于一个当地的时区上，大约比北京迟两个小时，但所有的政府部门，以及国有的运输部门跟随官方的标准时间。这是一个完美的象征，显示出了政府与被其管治的人民之间的分裂，双方都活在同一个地区，然而他们的日程却有两个小时的差别。
我最喜欢新疆的地方，在它的地理风貌够猛。有几天的时间，我在天山海拔超过一万英尺处宿营，而一天之后，我就到了吐鲁番，在那儿，沙漠盆地的海拔掉到了海平线500英尺之下，而火焰山立于小城的北面。吐鲁番太热了，连政府也控制不了它的温度。我在那儿的每一天，温度都达到了42度，107华氏度，是报导中说的。在中午时候，商店关了门，每个人都可以在屋里休息，直到最炎热的时候过去。
哈密也是一样的热，而我妹妹安吉拉在那里找石油。 和另外一个来自斯坦福的地质专家一起，她被一家中国国有的石油公司雇来，那公司在哈密城外建起了一座城市。那真的是城市——有学校，医院，商店，公寓楼；所有一切都被整齐得排列着，在规划良好的马路上，直到四年前，这类还是沙漠的荒地。这里有五万个工人，全都是从甘肃迁徙过来的汉族人。但我去到那里的市场时，人们误认为我是维族人，因为他们几乎没见过当地人。中国人很少离开厂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这个沙漠中的石油绿洲里了。
然而这城市乃是海市蜃楼。在哈密没有多少油，至少安吉拉与她的同事这么说，他们了解当地的地质状况。所有一切都成了谜——为什么他们要在沙漠这里建立一座城市？为什么把那么多人迁移到这片荒地上来？他们在寻找什么？在五百年后，这里会不会像长城一样，金钱与劳动埋没在了沙中？他们对边境地区的想法是不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鼓动他们建立了城墙，堡垒，城市；他们为什么要在这国家最偏远出建起这样丑陋的庞然大物？是什么阻止了他们与当地居民的沟通？
但这些谜我没有时间去解开。我在哈密呆了短短的三天——我住在安吉拉的旅馆里，和亚当韦斯一起，他是另一个和平队员，跟我在吐鲁番相遇的。然后，我们的时间到了，韦斯与我离开了沙漠中的城市，坐火车返回成都。
坐火车回成都，要花五十个小时。从韦斯和我买车票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不好的感觉。哈密的车站不肯卖卧票给我们，说我们可以先买硬座票上了车后再升级。
学校就要开学了，而火车上都是要回四川的大学生。火车上没有任何卧票留着了，而硬座车厢里也没有一点空间。在车厢走道上挤满了人，坐在行李上，互相倚靠着。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过道上也挤满了乘客，坐在地上。人们甚至坐在洗手盆上。这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最为拥挤的火车。
坐火车而没有一个座位，五十个小时可谓很长了。在头一个夜里，韦斯和我能做到的，就是坐在我们的背包上，但不可能睡得着觉，总是人们经过，有时撞到我们身上。负责我们车厢的乘务员给人群惹烦了，但不管怎样，她还是在一个晚上拖了三次地。为了让她做到那个，所有的人都得站起来，把包裹举过我们的头顶，而她在下面拖着我们的脚。她在八点拖了一次，十点一次，十二点一次。每个人都在抱怨，但没人抗议；在中国，你得容忍人们糟糕的行为，如果他是在为你服务的话，同理，你也得忍受种种的其他的各种麻烦。或者你也可以尝试离开，韦斯和我就这么做了，我们努力挪到了另一个车厢，那儿的乘务员比较讲道理一些。情况有所改善，但我们还是站在过道上，而火车向东穿过沙漠。
这种旅程不会激发出什么积极的思绪来。韦斯与我讨论起我们组里的其他和平队员，以及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烦的，我们还谈到的新来的志愿者，以及他们将会在头一年里做得多么糟糕。我们抱怨着这个夏天见到的各色外国人。我们看着车厢里的其他乘客，批评他们的缺点。我们讨论着一旦回到美国，我们要做些什么，吃些什么。我们复习了一下RAP歌手B.I.G新出的专辑中那些最难听的脏话，我们还谈论了BIG如果坐上了这样的火车，他们会骂出什么话来，而他的反应又与歌手S.D.D的有和区别。我们总结说，这两个RAP歌手都不会很喜欢这趟火车。我每小时至少看十次手表。
我很少去看窗外的风景，我也没法阅读。有时我会听一听我的WALKMAN，但我随身的磁带不够多。最主要的是，我太累了，都不想说中文，虽然在下午的时候，我跟一帮回成都的学生聊了很久。但那是一个精心算计的行为；我猜想他们发现我们是老师的话，也许会让我们分享他们的座位，出于尊敬。的确，在三十分钟后，他们在座位的边角给了我们的一点空间。在第二个夜里，韦斯和我轮流分享那个位置，一个人站着一人坐着，而那位置不够舒服，我们俩一次也睡不了十分钟。
时间非常缓慢爬行着，尤其在我站着的时候，为了渡过那个夜晚，我做了我在中国时常做的事儿，在日子很艰难的时候。我回忆那些我曾经去过的地方，想着我最喜欢它们的什么——舒适的酒店，一家好餐厅，或者江水流过翠绿的山谷。我花了些时间想着那些跟这列中国火车截然相反的地方，最后，我决定说那是瑞士。为了让我自己分神，我回想着在那里的长途登山，在我的脑子里，我走了一遍又一遍。我记起瑞士瓦莱山脉的一处，在那里，我从安妮维尔山脉努力往上爬，因为夜色已至，而我又记起在圣卢克山上的露营。我的衣服因为登山而湿了，我很快地搭起帐篷，因为气温在下降，然后我就睡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爬了贝拉托拉。那是初夏时节，山顶依然覆盖着雪，而冰上有一条条红色带，因为来自撒哈拉的沙子被热带风吹过了地中海而来。在贝拉托拉后，我继续前行，到了图特曼山谷，那是你往东行跨过那瓦莱所见的第一个说德语的山谷。图特曼山谷深而空寂，在南端有一条幽蓝的冰河，而我在山坡到出口的中间位置一处草场上露营。我仔细安排好一切，检查我的帐篷与睡袋，然后去睡了。我总是想去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