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哐当哐当向东向南。在最后的一天，好似我里面有什么东西盖上了，我累得没法去做任何意念上的行走，甚至在我密苏里的家周围都不行。乘客们在火车抵达四川后开始下车，在最后五个小时里，韦斯和我有了座位。但太迟了，没什么用，我们只是木然前视，不发一言。我们在晚上早间到了成都，我意识到，我站在火车上渡过了我人生中的两天。我的暑假已经结束了。在和平队余下的时间里，我再没搭乘过火车。
我最喜欢新疆的地方，在它的地理风貌够猛。有几天的时间，我在天山海拔超过一万英尺处宿营，而一天之后，我就到了吐鲁番，在那儿，沙漠盆地的海拔掉到了海平线500英尺之下，而火焰山立于小城的北面。吐鲁番太热了，连政府也控制不了它的温度。我在那儿的每一天，温度都达到了42度，107华氏度，是报导中说的。在中午时候，商店关了门，每个人都可以在屋里休息，直到最炎热的时候过去。
哈密也是一样的热，而我妹妹安吉拉在那里找石油。 和另外一个来自斯坦福的地质专家一起，她被一家中国国有的石油公司雇来，那公司在哈密城外建起了一座城市。那真的是城市——有学校，医院，商店，公寓楼；所有一切都被整齐得排列着，在规划良好的马路上，直到四年前，这类还是沙漠的荒地。这里有五万个工人，全都是从甘肃迁徙过来的汉族人。但我去到那里的市场时，人们误认为我是维族人，因为他们几乎没见过当地人。中国人很少离开厂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这个沙漠中的石油绿洲里了。
然而这城市乃是海市蜃楼。在哈密没有多少油，至少安吉拉与她的同事这么说，他们了解当地的地质状况。所有一切都成了谜——为什么他们要在沙漠这里建立一座城市？为什么把那么多人迁移到这片荒地上来？他们在寻找什么？在五百年后，这里会不会像长城一样，金钱与劳动埋没在了沙中？他们对边境地区的想法是不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鼓动他们建立了城墙，堡垒，城市；他们为什么要在这国家最偏远出建起这样丑陋的庞然大物？是什么阻止了他们与当地居民的沟通？
但这些谜我没有时间去解开。我在哈密呆了短短的三天——我住在安吉拉的旅馆里，和亚当韦斯一起，他是另一个和平队员，跟我在吐鲁番相遇的。然后，我们的时间到了，韦斯与我离开了沙漠中的城市，坐火车返回成都。
坐火车回成都，要花五十个小时。从韦斯和我买车票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不好的感觉。哈密的车站不肯卖卧票给我们，说我们可以先买硬座票上了车后再升级。
学校就要开学了，而火车上都是要回四川的大学生。火车上没有任何卧票留着了，而硬座车厢里也没有一点空间。在车厢走道上挤满了人，坐在行李上，互相倚靠着。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过道上也挤满了乘客，坐在地上。人们甚至坐在洗手盆上。这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最为拥挤的火车。
坐火车而没有一个座位，五十个小时可谓很长了。在头一个夜里，韦斯和我能做到的，就是坐在我们的背包上，但不可能睡得着觉，总是人们经过，有时撞到我们身上。负责我们车厢的乘务员给人群惹烦了，但不管怎样，她还是在一个晚上拖了三次地。为了让她做到那个，所有的人都得站起来，把包裹举过我们的头顶，而她在下面拖着我们的脚。她在八点拖了一次，十点一次，十二点一次。每个人都在抱怨，但没人抗议；在中国，你得容忍人们糟糕的行为，如果他是在为你服务的话，同理，你也得忍受种种的其他的各种麻烦。或者你也可以尝试离开，韦斯和我就这么做了，我们努力挪到了另一个车厢，那儿的乘务员比较讲道理一些。情况有所改善，但我们还是站在过道上，而火车向东穿过沙漠。
这种旅程不会激发出什么积极的思绪来。韦斯与我讨论起我们组里的其他和平队员，以及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烦的，我们还谈到的新来的志愿者，以及他们将会在头一年里做得多么糟糕。我们抱怨着这个夏天见到的各色外国人。我们看着车厢里的其他乘客，批评他们的缺点。我们讨论着一旦回到美国，我们要做些什么，吃些什么。我们复习了一下RAP歌手B.I.G新出的专辑中那些最难听的脏话，我们还谈论了BIG如果坐上了这样的火车，他们会骂出什么话来，而他的反应又与歌手S.D.D的有和区别。我们总结说，这两个RAP歌手都不会很喜欢这趟火车。我每小时至少看十次手表。
我很少去看窗外的风景，我也没法阅读。有时我会听一听我的WALKMAN，但我随身的磁带不够多。最主要的是，我太累了，都不想说中文，虽然在下午的时候，我跟一帮回成都的学生聊了很久。但那是一个精心算计的行为；我猜想他们发现我们是老师的话，也许会让我们分享他们的座位，出于尊敬。的确，在三十分钟后，他们在座位的边角给了我们的一点空间。在第二个夜里，韦斯和我轮流分享那个位置，一个人站着一人坐着，而那位置不够舒服，我们俩一次也睡不了十分钟。
时间非常缓慢爬行着，尤其在我站着的时候，为了渡过那个夜晚，我做了我在中国时常做的事儿，在日子很艰难的时候。我回忆那些我曾经去过的地方，想着我最喜欢它们的什么——舒适的酒店，一家好餐厅，或者江水流过翠绿的山谷。我花了些时间想着那些跟这列中国火车截然相反的地方，最后，我决定说那是瑞士。为了让我自己分神，我回想着在那里的长途登山，在我的脑子里，我走了一遍又一遍。我记起瑞士瓦莱山脉的一处，在那里，我从安妮维尔山脉努力往上爬，因为夜色已至，而我又记起在圣卢克山上的露营。我的衣服因为登山而湿了，我很快地搭起帐篷，因为气温在下降，然后我就睡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爬了贝拉托拉。那是初夏时节，山顶依然覆盖着雪，而冰上有一条条红色带，因为来自撒哈拉的沙子被热带风吹过了地中海而来。在贝拉托拉后，我继续前行，到了图特曼山谷，那是你往东行跨过那瓦莱所见的第一个说德语的山谷。图特曼山谷深而空寂，在南端有一条幽蓝的冰河，而我在山坡到出口的中间位置一处草场上露营。我仔细安排好一切，检查我的帐篷与睡袋，然后去睡了。我总是想去睡。
火车哐当哐当向东向南。在最后的一天，好似我里面有什么东西盖上了，我累得没法去做任何意念上的行走，甚至在我密苏里的家周围都不行。乘客们在火车抵达四川后开始下车，在最后五个小时里，韦斯和我有了座位。但太迟了，没什么用，我们只是木然前视，不发一言。我们在晚上早间到了成都，我意识到，我站在火车上渡过了我人生中的两天。我的暑假已经结束了。在和平队余下的时间里，我再没搭乘过火车。
我最喜欢新疆的地方，在它的地理风貌够猛。有几天的时间，我在天山海拔超过一万英尺处宿营，而一天之后，我就到了吐鲁番，在那儿，沙漠盆地的海拔掉到了海平线500英尺之下，而火焰山立于小城的北面。吐鲁番太热了，连政府也控制不了它的温度。我在那儿的每一天，温度都达到了42度，107华氏度，是报导中说的。在中午时候，商店关了门，每个人都可以在屋里休息，直到最炎热的时候过去。
哈密也是一样的热，而我妹妹安吉拉在那里找石油。 和另外一个来自斯坦福的地质专家一起，她被一家中国国有的石油公司雇来，那公司在哈密城外建起了一座城市。那真的是城市——有学校，医院，商店，公寓楼；所有一切都被整齐得排列着，在规划良好的马路上，直到四年前，这类还是沙漠的荒地。这里有五万个工人，全都是从甘肃迁徙过来的汉族人。但我去到那里的市场时，人们误认为我是维族人，因为他们几乎没见过当地人。中国人很少离开厂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这个沙漠中的石油绿洲里了。
然而这城市乃是海市蜃楼。在哈密没有多少油，至少安吉拉与她的同事这么说，他们了解当地的地质状况。所有一切都成了谜——为什么他们要在沙漠这里建立一座城市？为什么把那么多人迁移到这片荒地上来？他们在寻找什么？在五百年后，这里会不会像长城一样，金钱与劳动埋没在了沙中？他们对边境地区的想法是不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鼓动他们建立了城墙，堡垒，城市；他们为什么要在这国家最偏远出建起这样丑陋的庞然大物？是什么阻止了他们与当地居民的沟通？
但这些谜我没有时间去解开。我在哈密呆了短短的三天——我住在安吉拉的旅馆里，和亚当韦斯一起，他是另一个和平队员，跟我在吐鲁番相遇的。然后，我们的时间到了，韦斯与我离开了沙漠中的城市，坐火车返回成都。
坐火车回成都，要花五十个小时。从韦斯和我买车票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不好的感觉。哈密的车站不肯卖卧票给我们，说我们可以先买硬座票上了车后再升级。
学校就要开学了，而火车上都是要回四川的大学生。火车上没有任何卧票留着了，而硬座车厢里也没有一点空间。在车厢走道上挤满了人，坐在行李上，互相倚靠着。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过道上也挤满了乘客，坐在地上。人们甚至坐在洗手盆上。这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最为拥挤的火车。
坐火车而没有一个座位，五十个小时可谓很长了。在头一个夜里，韦斯和我能做到的，就是坐在我们的背包上，但不可能睡得着觉，总是人们经过，有时撞到我们身上。负责我们车厢的乘务员给人群惹烦了，但不管怎样，她还是在一个晚上拖了三次地。为了让她做到那个，所有的人都得站起来，把包裹举过我们的头顶，而她在下面拖着我们的脚。她在八点拖了一次，十点一次，十二点一次。每个人都在抱怨，但没人抗议；在中国，你得容忍人们糟糕的行为，如果他是在为你服务的话，同理，你也得忍受种种的其他的各种麻烦。或者你也可以尝试离开，韦斯和我就这么做了，我们努力挪到了另一个车厢，那儿的乘务员比较讲道理一些。情况有所改善，但我们还是站在过道上，而火车向东穿过沙漠。
这种旅程不会激发出什么积极的思绪来。韦斯与我讨论起我们组里的其他和平队员，以及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烦的，我们还谈到的新来的志愿者，以及他们将会在头一年里做得多么糟糕。我们抱怨着这个夏天见到的各色外国人。我们看着车厢里的其他乘客，批评他们的缺点。我们讨论着一旦回到美国，我们要做些什么，吃些什么。我们复习了一下RAP歌手B.I.G新出的专辑中那些最难听的脏话，我们还谈论了BIG如果坐上了这样的火车，他们会骂出什么话来，而他的反应又与歌手S.D.D的有和区别。我们总结说，这两个RAP歌手都不会很喜欢这趟火车。我每小时至少看十次手表。
我很少去看窗外的风景，我也没法阅读。有时我会听一听我的WALKMAN，但我随身的磁带不够多。最主要的是，我太累了，都不想说中文，虽然在下午的时候，我跟一帮回成都的学生聊了很久。但那是一个精心算计的行为；我猜想他们发现我们是老师的话，也许会让我们分享他们的座位，出于尊敬。的确，在三十分钟后，他们在座位的边角给了我们的一点空间。在第二个夜里，韦斯和我轮流分享那个位置，一个人站着一人坐着，而那位置不够舒服，我们俩一次也睡不了十分钟。
时间非常缓慢爬行着，尤其在我站着的时候，为了渡过那个夜晚，我做了我在中国时常做的事儿，在日子很艰难的时候。我回忆那些我曾经去过的地方，想着我最喜欢它们的什么——舒适的酒店，一家好餐厅，或者江水流过翠绿的山谷。我花了些时间想着那些跟这列中国火车截然相反的地方，最后，我决定说那是瑞士。为了让我自己分神，我回想着在那里的长途登山，在我的脑子里，我走了一遍又一遍。我记起瑞士瓦莱山脉的一处，在那里，我从安妮维尔山脉努力往上爬，因为夜色已至，而我又记起在圣卢克山上的露营。我的衣服因为登山而湿了，我很快地搭起帐篷，因为气温在下降，然后我就睡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爬了贝拉托拉。那是初夏时节，山顶依然覆盖着雪，而冰上有一条条红色带，因为来自撒哈拉的沙子被热带风吹过了地中海而来。在贝拉托拉后，我继续前行，到了图特曼山谷，那是你往东行跨过那瓦莱所见的第一个说德语的山谷。图特曼山谷深而空寂，在南端有一条幽蓝的冰河，而我在山坡到出口的中间位置一处草场上露营。我仔细安排好一切，检查我的帐篷与睡袋，然后去睡了。我总是想去睡。
火车哐当哐当向东向南。在最后的一天，好似我里面有什么东西盖上了，我累得没法去做任何意念上的行走，甚至在我密苏里的家周围都不行。乘客们在火车抵达四川后开始下车，在最后五个小时里，韦斯和我有了座位。但太迟了，没什么用，我们只是木然前视，不发一言。我们在晚上早间到了成都，我意识到，我站在火车上渡过了我人生中的两天。我的暑假已经结束了。在和平队余下的时间里，我再没搭乘过火车。
神甫
在涪陵的老城区，有一间天主教堂，在教堂的庭院里，有一个宣传牌，四行各有四个大字：
爱国爱教
敬神爱民
投身四化
服务大众
四个现代化是指工业，农业，国防与科学；而很难看出它们与涪陵天主教堂的关系，那是在1861年由法国传教士修建的，而服务大众的，乃是李海柔神父，他已经八十三岁了，有四个现代化的年纪四倍那么大。
李神父还不到五英尺高。通常，他会在白发上戴一顶黑色的贝雷帽。他有一个长长的，骄傲的鼻子——一个意大利式的鼻子，在一个中国的罗马教会神甫的脸上。他的眼睛黑黑的，有时闪烁着光，显出内在的情感来，而他的嗓音低沉，从不动色。拜访者偶尔会评论到他那闪亮洁白的牙齿，而李神父回应说它乃是现代化的一部分，花了他两百块钱，以及两个月里除了麦片粥什么都不吃。他常带着微笑。他走路时，拄着一根龙头的拐杖。他的肾经常不舒服，他的膝盖也是，而当这些问题发作的时候，他会用拉丁文念弥撒，因为这样很快就会消解了疼痛。如果疼得太厉害，那么他就连弥撒也不念了，但这种情形很少发生。他相当壮，虽然移动很缓慢，在他的举止里有一种醒目的尊严感。中国的大多数老人都有这种尊严感，因为他们活在一个要求无条件尊重老人的文化里；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像李神父一样，还多了一种自豪，不仅来自他们活过的岁月，还在于他们在那些岁月里所吃过的苦。那些苦难的岁月藏在他的眼神之后。
在半个多世纪里，李神父在涪陵当着一名神甫。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做神甫，这时间都够长了。在涪陵，五十年的神职生涯，则是永恒。
李海柔的曾祖父在1800年代初便由法国传教士转化信了天主教。李家住在大足，离重庆不远，而李海柔是一个小店老板的次子。十一岁时，他被送到了重庆一家法国人的教会学校，然后，他在成都学习去做一名神甫。他学习了法语和拉丁语，而就和其他年轻的神学生一样，他梦想着去罗马学习。有些人被送去了意大利，而李海柔留了下来，在1944年成了一名神甫，二十九岁时。三年后，他被派到了涪陵——偏远，落后，一个贫穷省份的偏远角落。也许，在另外一个年代里，这会是一个很平静的职位。但在那个世纪中叶，在中国没有什么东西是平静的，抗日战争后接着是内战，共产党的解放战争，而有些斗争触及到了重庆地区几乎所有人。李海柔的哥哥在战争中死去了，他的弟弟，发现自己在内战中站错了边，逃去了新加坡，在那里他结了婚，做了名教师。而李神父留在了涪陵，服务于三千教徒，跟两个法国传教士一起工作，等待着革命的涟漪由长江的河谷传到涪陵。然后法国人走了，波纹抵达了河岸，而李神父不需继续等待了。
“在1950年代，”他说，“起初的麻烦在于，天主教被当作是外国的教育。然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麻烦更大了，因为他们要破除迷信——但那是后来的事儿了。起初他们要的是停止外国教育，所以，在解放后，我被发送到了乡下。那是在1953年。我被派去了涪陵的北面，大约七十英里远。那里的条件很差。经常没有足够吃的，而中国的许多人都在挨饿。那是大锅饭的时候。他们有一只大锅，一个人往里面放点萝卜，一个人放点米，另一个人放些蔬菜。但那些不够给每个人吃的。这和大跃进的情形是一样的——那是个巨大的错误。那些都是毛主席的主意。他不像邓小平那样理解经济。毛主席喜欢的是革命，是斗争。人们变得更穷了，而你变得越穷，就越容易被控制。”
李神父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一间教堂旁边的小而阴暗的房间里。像许多的中国居室一样，这里的装饰很是奇特：一个空空的鱼缸，一只塑料的唐老鸭，一个小小的玛丽像，一个再小儿点的圣诞老人像，一只电子钟，用普通话报时，在李神父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大照片。
黑白相片里，两人微笑着，中间隔着几杯茶。他们所坐的都是躺椅，这情景，说是在一间四川茶室里也不出奇。但这照片明显是在毛泽东生命的末期了，当时邓小平已经从这老人的政策里吃够了苦头，无疑，在这场会面中，有些情感是被照相机所忽略了。而在李神父简单谨慎的谈论往昔中，也肯定有一些情感没被反映出来。但当他掠过那照片时，他眼里闪了道光，接着，他摇头，继续他的故事。
“在乡下我没了我的法衣。我也没有一本圣经。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玫瑰经，是以我每天念三遍玫瑰经。我在1955年回了涪陵，但我不能回去教堂，因为它已经被关了。我无法再做一名神甫了，是以我被派到了码头工作。那是清洁工——拖地，扫地，清洗码头。我一个月挣二十四快。钱很少，你知道。
“我经常对我自己念弥撒。我们不允许有教堂，但我可以一个人独自念弥撒。可一旦文化大革命来了，我连那个也不能做了。红卫兵把教堂变成了一家袜子工厂，而且他们总是在监视我。我没坐牢，但我总是被监视着，而红卫兵叫我做很多事。我经常戴上高帽，给他们批判，他们会逼我跪下，低头，像这样”——他微微低了下头，笑了一声，他回忆文革时，总是那么轻笑着。“他们押着我在街上游行，戴块牌子上写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我会这样戴着牌子，前胸后背，上面写着大字。”
他在面前的桌面上写着那十个字，一笔一画，用一只蘸了茶水的手指。这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说话时的常见动作——因为许多字都有一样的发音，一次谈话有时会要停顿，说话的人会写下那个字来让外国人明白。他们会在空气中写，在手掌中写，用茶水写在桌上，而看中国人这么做时，你就意识到这真是独特的语言文字，而它的文字真是是关于形状的——不仅是声音，或者字母的组合，而是有形的东西，可以碰触，可以摆弄。在那个情形里，文字甚至被穿戴在了公众场合。但李神父没有再说下去；他只是在桌上写着那十个字，然后热水蒸发了，文字消失了。
“有三年情况特别糟糕，”他说。“尤其有三个月。在那三个月里，有四个红卫兵成天看住我，每天有五次他们把我拉出去游行。”
我问他是哪一年，而李神父停顿了一下，轻轻说着什么，望着空气。但那日期没有出现，最后他摇摇头。“我没法肯定了，”他说。“但那是最糟糕的时候。在斗我的时候，红卫兵们向我扔东西——水果，或是什么硬的东西。他们都是学生——他们都是孩子。他们觉得这很好玩。”
他不再笑了。他的眼睛变硬了，他指向了毛泽东的照片。“这是他的主意，”李神父说。“他的错误。当邓小平掌权后，事情不同了，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情况很可怕。我的身体没有受到很大伤害——但那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我总没有足够吃的。每天他们只给我两碗米粥。许多中国的神甫都死在那个时候。许多人因病而死；我们没有足够吃的，而且我们成天得不到休息。在重庆有许多人死去。”
他再次停顿下来，数着，但这次数字很快就出现了。他在想着过去的朋友，一起学习，一起祷告，一起受难，因为这个，他的意识清楚了。但在他开口之前，还是有很长时间的停顿。也许在他的脑子里，他见到了那些人的面孔，他们是如何死去的，而他也几乎死去。他的眼睛因回忆而显得渺远，然后他再次开口了。
“六个，”他说。“在重庆有六个神甫死去。”
但李神父不似祥林嫂，这大概也是他活得久的原因。他并不对现在的共产党抱怨什么，而且他很真诚地说它的政策是不错的；的确，事情比从前要好得太多太多了。教堂修复得不错，而且它还获得了政府的免税待遇，它还给李神父提供了每月两百元的生活补助。神甫被允许做弥撒了，而他的教友们可以参加弥撒而不用担心麻烦。周中的仪式用的是拉丁文，而礼拜天的弥撒用的是方言。
在一个普通的礼拜天，会有五十个信众来，主要都是女人，都是老人。很少会有四十岁以下的人来。在教堂里不会举行婚礼或做洗礼——只有葬礼而已。
当然，那儿也有很多的规则限制。传教的工作在中国乃是非法的，而与罗马建立官方的联系也不被许可——一种自满自足的情绪，让中国与梵蒂冈的紧张关系持续了五个世纪，不太可能轻易改变。
“我们个人可以去承认教宗，”李神父解释说。“在我们的思想中，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可以去承认他。如果我们不承认他，我们还怎能称自己为天主教徒？每天我们都向他祈祷。但我们和罗马没有经济关系——他们不会给我们钱。而且我们和他也没有政治上的联系，教宗不能来中国。他想来但是来不了，因为现在他承认的是台湾。如果他承认了中国，那么他就可以来了。但即便如此，现在中国的神甫也有人去罗马拜见过他了。今年教宗去了古巴，距离他上次访问古巴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那次访问进行的也很好。也许将来他会来到中国。”
这些是很遥远的话题了，而李神父看似对他在涪陵所面对的问题更关切得多。他担心那些老去的信徒，而且他为了四川神职人员的短缺而担忧，这里120所教堂里，有70个神甫。他也担心钱的问题，因为他的信徒太穷了，给不了多少支持，而自从他的弟弟五年前在新加坡去世后，来自海外的援助也消失了。
但他也不是太担心，因为相比他过去所经历的，这些又都算不了什么。他曾目击过抗日战争，内战，解放。他曾经个人经历了反对外国教育的运动，以及破除迷信的运动。他曾见到法国人建的老教堂变了袜子厂。他曾经见过丑恶的字眼挂在他的肩膀上。他也见证了教堂在1981年重开，而在头一个礼拜日里，他见到了不到二十个的，紧张的人来做弥撒。现在涪陵地区有了超过一千名天主教徒，虽然每次来参加仪式的人数很少超过五十个，而对于一个像李神父那样的老神甫来说，这已经很满意了。其他人还没有他那么幸运。
但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毛泽东的照片还是让人感到奇怪，那个人在李神父的神甫生涯了制造了一个长达三十年的黑洞。在四川的文革受难者家中看到邓小平的画像并不出奇，因为他也曾经受难，但很少有人会展示毛泽东的像。也许，对李神父来说这是出于政治原因——也许他这么做是为了讨好干部，就像庭院中那四个现代化的牌子一样。在中国，许多官员把宗教看作是颠覆性的力量，尤其是天主教会，也许那照片是为了让他们放松些。
李神父经常望向那照片。当谈到过去的审判时，他一次次扫过它，每次眼中都有突然的闪亮，好像那照片把他的记忆又恢复了。在他故事的最后，他又一次望了过去。他再次伸出手指向毛。
“那一切都是他的主意，”他说。他停顿了，还是盯着那相片，相中人的笑容似乎不解“一切”为何：破碎的教堂，残忍暴力的戴着红袖章的小孩，失去的岁月，失去的朋友。然后神甫道，“因为那个，我们不尊敬他。”
第八章
中国生活
涪陵的礼拜天早上八点，我会去教堂参加弥撒。在头一年的春天里，我独自一人前去弥撒，而到了秋天，我就和诺林芬尼根一起去了，她是新派到涪陵的志愿者之一。有两个人——诺林与桑尼法斯。突然，外国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好像有点奇怪，而亚当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这种变化。我们对自己头一年的生活规律感觉已适应了，而我们的关系总是很容易的——我们很亲近，但同时又可以单独安排自己的时间。这城市以及这学校都有些部分是由我们单独去发掘的，而我们从不去干涉对方的日程。
在一个像涪陵这样的小地方，用不了很久便会对其产生占有欲。亚当和我都不曾见过其他的外国人，除了偶尔来访的朋友，而我们与和平队的联系可算迷你型的。两个行政人员在头一个月里曾经拜访过，之后我们就只有自己了。涪陵距离和平队在成都的总部很远，而没一个行政人员喜欢坐长江上的轮船，太慢了，也危险。在春天里，两艘涪陵的轮船在接近重庆的水域相撞了，事故相当严重，死了超过十二个人，而有好几次我见到了江面上的弃船，正在不同程度没入水中。我总是很小心地把这些故事传达给和平队，是以他们更不愿来访了。让我们独自呆着，情况会更简单一些，而大部分时间我们的确是如此。
但现在我们有了四个人，有一阵子我为这种转变担忧。然而，到了后来，它并没造成什么后果。学校里的生活有了一点不同，但这城市却足够容纳四个外国人。在头一个学期里，诺林与桑尼就跟当初的亚当和我一样；他们被涪陵下城区的那种压力感所震惊，而他们俩人都很少离开校园。
诺林是父母是从爱尔兰移民到纽约的，那是她参加礼拜日弥撒的一个原因。但她首次提到她的父亲曾在爱尔兰种土豆，一个农夫，外办的代表王先生，显得兴奋起来。“那你的父亲是个农民！”他说。
诺林不知道该怎么想。“唔，”她说，“他曾经是个农夫，在爱尔兰。”
“但你说他从前很穷，是不是？”
“唔，是的。”
“所以他是个农民！”
“唔，我猜是的。”
“我的父母也是农民！这学校的大多数学生也是农民！”
诺林对中国的等级社会背景所知甚少，而她问我，如果人们说你的父亲是个农民时，你该如何反应。但在中文里，没有一个恰当的词来对应farmer——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是农民，字面意思为“农业人民”，而在英文中，它通常被翻译为 “peasant”。在某些意义上，这是个不准确的翻译，叫人想到封建时代的欧洲，但一个“farmer”那样的字眼也不准确，因为没有传达出在中国种田的那种暗含的贬义。大约75%的人乃是农业人口，而这些人与中国城市人口的差别，乃是中国最惊人的鸿沟之一。涪陵这儿的城里人，一眼就能认出一个农民，而他们经常是偏见与轻视的对象。即便那个字眼儿——土——也可以用到人身上作为贬义的形容词。
但我们有许多学生来自农村家庭，这些偏见在校园里并不强烈。在一个班四十五个人里，经常只有不到十个人在城市里长大，而那些城市往往比涪陵更加偏远。几乎没哪个学生会有很多钱，这就意味着，不太会看到因为优越而带来的势利眼，以及因为来自下层社会带来的敏感。当我问同学们他们的父母做何生计时，他们总是用英文回答道，“我的父母是农民。”
起初，这种回答让我觉得尴尬，因为同学们很自然地用上这个封建字眼。一次我向一个新生问到他的家庭，而他说，“我的父亲是个农民，我的母亲是个扫工。”
“不好意思，我不明白。你的母亲干什么？”
“她是个扫工。”
“一个扫工？”
“是的。她清扫大街。”
他说出这个，没有一点自我意识，就和他们所有人描述自己的背景一样。我告诉诺林，她应当以一个爱尔兰农民的女儿感到自豪——在所有涪陵的外国人当中，她的阶级背景最为革命。
诺林与我一起在礼拜天上教堂，那是我在涪陵最喜欢的例行活动，因为我喜欢见到神甫，和那些每周到来的老女人。他们乃是幸存者——在这聚会中，有一种安静的力量，而且他们毫无美国教堂里穿戴漂亮的人们身上那种洋洋自得。他们所有人都为信仰付出了代价，那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而李神父付出的最多。
看着神甫，让我想到了我的外祖父，他曾是本笃会的修道士。他在阿肯萨斯长大，那儿的教区有时会奖励有前途的学生，给他们奖学金去意大利，而在1929年，我的外祖父被送去了罗马的圣安塞尔大修道院。他那时十八岁，他的计划是成为一个神甫，或许是传教士。
我读过他在那些日子里的日记，里面充满了思乡之情，但那里也满是赞叹，关于罗马之奇，之美，叫人瞠目的教堂，以及城市里无处不在的历史。他也在那历史当中；他的日记里经常记录了民族主义者在街上的集会，有几次他在游行当中见到了墨索里尼。
在1931年的春天，一组学生从位于北京的天主教大学回到修道院。在1931年的三月一日，我外祖父的日记中写着，用很整齐的黑色笔迹：
一群我们美国人在今晨拜访了希尔维斯特西里神父，在他的房间里，做了一次关于中国的长谈，特别谈到了北京的天主教大学。西里神父今天上午在学校的教堂里做了一次大演讲。他看上去对于天主教大学的前景非常乐观，对演说全情投入。
在那天后，日记出现了变化。关于罗马写得少了，而中国多了；那种痴迷迅速增长，直到“中国”被加上了大写，下面划上了线，一个神圣的词：
1931年，三月，18：弗朗西斯克劳提神父，北京天主教大学的校长，今天抵达了这里，在他回去中国的路上。一个大块头健壮的爱尔兰人。
1931年，三月，22：克劳提神父举办了一个非正式的“家庭”机会，在今天上午。我们大概有十五个人去了他的房间。当然那里有抽烟，有一种意气相投的氛围。听克劳提神父谈话非常有趣。据他说，大学现在的基础非常扎实，而他收到的承诺说，会有相当数量有能力的教师去中国，既有本笃会的，也有其他的。
1931年，三月，23：现在，所有美国人之间的谈话，都是关于中国。
1931年，三月，25：在我回去的路上，跟拉尔夫和唐纳德谈到了中国。克劳提神父今天有很多要事，但他还是来了唐纳德的房间，跟唐纳德，休斯，爱德华，以及我做了一番很有启发性的交谈。我们太兴奋了，当克劳提在12点走后，唐纳德，休斯和我继续呆着，一直谈到了凌晨3点钟。我相信这是我人生中的转折点，我要申请去中国。上帝与我们同在。
1931年，三月，26：中国！今天起得颇迟，因为昨晚的关系。花了大半个上午在唐纳德的房间里讨论中国。克劳提神父下到我们这里来，带了些照片，关于他昨晚所讲的。看起来，将有一个不小的美国殖民地，从罗马的圣安塞尔，移民到北京的天主教大学。如蒙上帝恩准，我也是其中之一。
1031年，三月，27：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关于中国。我呼吸，吃饭，睡觉，都是中国，我想对于我们“中国小组”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
当我的外祖父接近他修道誓愿时，上级通知说，他将被派回阿肯萨斯。我的外祖父写了一封长信解释说，在他的灵魂深处，他感受到上帝的召唤，去中国服务。而他的上级回击道，有时上帝就是这么做的——偶尔他会给年轻人一个假的召唤，只是为了测试他对地上的上级的忠诚度，而有时你真的感觉到你是要去中国的，但事实上，你应当去阿肯萨斯。
就这样，我外祖父错过了人生的转折点。他不想去阿肯萨斯当神甫，而本笃会的修士不想他去中国当神甫；于是，他置命令于不顾，回到了美国。他卖掉了保险。他结了婚。他有了孩子，孙子。他从没有去到中国。他没怎么谈过他做修士的日子，而我从不知道他对中国的兴趣，直到我在读研究生时看到了他的日记。但那已经是他1987年去世后的七年了，当时我17岁——几乎和他在罗马当修士的年纪一样，而就像他一样，太年轻了，对时间没有什么感觉，也不知道未来将会怎样，而过去还会重现。
在涪陵，我继续跟家教学习中文，孔老师与廖老师轮换。我们的课总是从谈一些小事开始，而廖老师经常告诉我她前晚上在电视上看了些什么。跟我在涪陵的多数朋友一样，她会看海量的电视节目，而有一天她来上课时，对昨晚所看的特别有兴趣。
“昨晚电视上有一个外国人，”她说，“他在说中文。”
“是大山吗？”
“不，不是大山；他的中文远没有大山好。他的中文也没有你好。”
“那不可能。”
“实际上，他的语法比你好，但他的发音比你差。他的音调很糟糕。”
“我不相信。”
“我不是开玩笑，”她说。“我想你的中文比电视上那个外国人要好。而如果你改进语法的话，就会更好得多。”
“他是从哪儿来的？”
“澳大利亚。他很丑——他的皮肤很差，头发很长。他难看极了。”
有一阵我们坐着不语，共同分享对那个电视上发音糟糕的长头发外国人的鄙视之情。然后我们开始上课，而廖老师对我的语法特别加以注意。
在那之后，她不停给我更新那些出现在电视上的外国人信息。那主要由一个经过挑选过的小群体构成，以大山作为支柱，而所有常现的人都会说很好的中文——很明显，我还要许多年才能加入那个联盟。但廖老师显然觉得我有希望，而偶然当一个外国人出现了音调的问题，她就会无情地批评他。而她总是很仔细地挑出外国人的身体缺陷，或者说缺点，尤其如果那个人胖的话。廖老师极其苗条，而她不喜欢肥胖的外国人。
在我们的关系中仍然有一定程度的正式感，但那已成为一种让人舒服的正式感——一个中国式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她对我的进步感到骄傲，而从现在起我开始读报纸了，她会仔细阅览重庆晚报，剪下我们将在课堂上用的文章。她喜欢那些讲述二战中日军暴行的文章，她也喜欢那些描述香港回归祖国后取得进步的故事（三个月内发生的大事）。偶尔她无法自抑地选一些批评美国帝国主义倾向的文章来。在九月末，当法国对美国的伊朗制裁政策发出抱怨时，我们的课程包括了一组谴责美国“世界警察”角色的文章。但即便在那些课堂上，紧张情绪也不存在了；我们的鸦片战争早已结束了，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相处。我们两人都有所改变，但或许多数是我在变：我不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外国人，无论在她或我自己的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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