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下野为晋身之本 3
国民党各方人马再于九月十一日聚会，汪精卫再度提出四中全会召开之必要，然续遭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反对，西山会议派分子更在旁鼓噪。在此情况下，原在武汉中央的孙科提出折中办法，由沪、宁、汉三方筹组中央特别委员会，暂时行使中央职权，以筹备召开三大，得到大部分人赞同(见《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录》原件)，汪孤掌难鸣，只好默认，但心中极不以为然，为了不使谈判决裂，仅表示消极，遂于十三日夜离开上海，前往九江，通电引退。汪之坚持召开四中全会，自有其原则立场，自谓：“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之被挫，特别委员会之产生，实为宁汉合作以后，至可痛心之事，亦本党至可痛心之事也。”(汪精卫《复法总支部函》)李云汉以此指责“汪兆铭反复”(见氏著《从容共到清党》，页七七二)，殊失公正。特委会虽于九月十五日正式在南京成立，汪亦被选为国府常委之一，但由于汪之消极引退。所谓合流，全无实质意义，必为野居奉化坟庄的蒋介石所窃笑自喜!
武汉政府迁宁之后，两湖便在军事强人唐生智控制之下。唐原反对合流，欲东下夺权，自有其个人野心，乃怂恿汪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以与特委会相抗。唐更公开宣布反对特委会，广州张发奎通电支持，国民党遂又成对峙之势。南京特委会遂派孙科、伍朝枢、居正等上庐山晤汪，在同意于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的前提下，获致恢复中央之协议，可见汪所争主要仅此一端。然而十月二十日南京特委会突下令讨伐唐生智，引发战争，四中全会又因故流产，汪愤然取道回粤，反对南京特委会，准备在粤筹开四中全会。约当此时，蒋介石提早自日本返沪，于十一月十日电汪，赞同召开四中全会，并请汪赴沪晤商，并参与预备会。两个多月前，蒋初下野，犹拒见汪，汪鉴此善意，遂于十一月十五日偕李济深在广州启程，经港赴沪。不意又发生变故，广州于十六日晚上发生事变，张发奎与黄琪翔以武力驱逐代理李济深主持粤政的黄绍竑。因而汪于十八日抵沪时，即遭李宗仁、吴稚晖、蔡元培等妄加攻讦，令汪百口莫辩。吴稚晖更于十二月五日联合张静江等，提案弹劾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又是吴稚晖、张静江在耍把戏，能不怀疑幕后的“黑手”？在此处境下，汪乃顺水推舟，促请蒋介石复职而个人引退(阅《汪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页一七九)，冀求稍缓攻击。然十二月十一日又发生广州暴动，共产党起事，组织公社，吴稚晖等再借此变本加厉指责汪精卫，妄指其“酿成此次之巨变”。汪虽辩解，但南京国府仍于十六日决议讨伐张、黄之外，并通缉汪、陈、顾三人。事情既已发展到此一地步，汪精卫不得不于当晚偕秘书曾仲鸣，怀着郁愤心情，再度登轮赴法。我们不能不怀疑，蒋介石串通特委会分子，引汪离粤，俟汪抵沪后，借故攻击，不遗余力，不容置辩，使其无法立足而被驱出国门。汪精卫此次离国，与上次因中山舰事变出国，虽属“异曲”，但对蒋介石而言，却是“同工”。
汪出国门后，特委会却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自告结束，该会除了令各地各级党部，厉行清党，重新登记党员外(见《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记录》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页六)，好像是特别与汪过不去而设立的。在中枢空虚的情况下，蒋介石复出的时机已经成熟。一九二八年年初，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二月二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汪坚持而做不到的，蒋于一退一进之余做成功了，攫取了国民党最高权力。一时之间身边没有了汪精卫的阴影，没有了共产党的阴影，也没有了唐生智的阴影。在大权几乎独揽之下，四中全会任命他为中执会党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和军委主席，进而通过整理各地党务案，削减派系力量，基本上已集党、政、军实权于一身。
第五部分：内斗内行蒋宋政治婚姻 1
陈洁如在回忆录中追忆，信誓旦旦爱她的蒋介石如何在江西九江与孔祥熙夫人宋蔼龄在江轮上做了二十四小时会谈之后，向她摊牌：
孔夫人就径自返回汉口。介石回家后，将经过情形一五一十告诉我，他说：“我从未将我的任何秘密隐瞒于你，当然现在也不会，尤其如今我需要你的协助。孔夫人告诉我：你是一颗明日之星。你要让你这颗明星殒落得与升起时一样快吗？你要让共产党人按照他们共党的奸诈阴谋把你扫地出门吗？今天，鲍罗廷的意旨是要接收你的权力，交给加伦将军。你定会被他们消灭殆尽，只是时间迟早罢了，这点无可置疑。难道你怯于斗争，乖乖接受失败吗？我要老实告诉你：你如单枪匹马，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我可以说，你纵使有此精神，但却无足够的性格足以推动你的工作。但是，精神并非一切。这个解放并重建中国，制定国家宪法的重责大任，需要很大很多影响力、金钱、性格与威望。照目前情形，这些你一样都没有。环绕在你周围的，尽是些无能懦夫，其兴趣所在，无非私利而已矣。他们所汲汲营求的，无非一己的私利私益，并非你的目的。你当知这些都是真话。不过，局势也并非绝望。我愿与你做成一项交易。是这样的：我不但要如你所愿，怂恿我的弟弟子文，脱离汉口政府，而且还要更进一步；他和我并将尽力号召上海具有带头作用的大银行家们，以必要的款项支持你，用以购买你所需要的军火，俾得继续北伐。我们拥有所有的关系和门路。你自己知道，你不会再从汉口获得任何经费或支援。而作为交换条件，你要同意娶我的妹妹美龄，也要答应一俟南京政府成立，就派我丈夫孔祥熙担任阁揆，我弟弟子文做你的财政部长。”
介石看着我说：“我已走投无路。她开出很凶狠的交换条件，但她说的话却有道理。我不能期望汉口方面再给我任何金钱、军火或补给，所以，如果我要继续贯彻我那统一中国的计划，她的提议乃是唯一解围之道。我现在请你帮助我，恳求你不要反对。真正的爱情，究竟是要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的牺牲来衡量的!”
“你要我做什么呢？”我问。
“避开五年，让我娶宋美龄，获得不理汉口、继续推进北伐所需要的协助。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下册，页三四四至三四五)
陈洁如作为一个女人，这应是她一生中最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时刻，不太会有记忆上的错误，更不会说谎，但仍难免高度的天真、一厢情愿，认为蒋介石所说的都是肺腑真言，没有感觉到夫君早已移情别恋，于是恨宋氏姊妹夺夫，远甚于怨自己丈夫的薄情。她忘了早先在广州时，蒋介石一再要她讨好孙家与宋家的人，忘了孔夫人请吃饭，蒋介石是如何地紧张与兴奋，忘了蒋介石接到宋美龄的回信是怎样地欢喜溢于言表，更忘了蒋介石叮咛她的话：“我要把孙、宋、蒋三家紧密的连接起来，要愈来愈紧密。”(见《陈洁如回忆录》下册，页二六七至二六八)娶了宋美龄，蒋介石立即成为孙中山的姻亲，宋庆龄的妹夫，在武汉掌管财政的宋子文，就是小舅子。孙、宋、蒋三家关系不是马上就紧密起来了吗？蒋介石会不梦寐以求吗？尚需宋蔼龄以此作为条件来强迫他接受吗？陈洁如一脑袋想着宋美龄对她丈夫有情，竟忽略了自己丈夫“使君有意”!
再看当时的情况。蒋介石在南昌抗命中央，所谓“明日之星”，尚是一个未知数，而目前的燃眉之急则是因其抗命，武汉中央政府的财神爷宋子文扣押他的军火与军饷。如果不把宋家拉过来，根本无法与武汉抗衡，更不要说谋取长江下游的意图，以遂自己的野心了。是以蒋有求于宋，远过于宋有求于蒋。蒋介石说宋蔼龄“开出很凶狠的交换条件”，但我们仔细看看这些条件，宋家“怂恿宋子文脱离汉口政府”、号召上海资本家捐款替他买军火、把妹妹美龄嫁给他，只换得孔祥熙当阁揆、宋子文当财政部长两张空头支票，且不论宋子文当时已经是武汉政府的财政部长，竟会看上尚未成立的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蔼龄把黄金与美人都送上门来，以换取蒋介石的两张空头支票，天下哪有这般美事？更何况宋蔼龄是一有名的精明妇人，蒋介石还说这些条件“凶狠”，显系谎言。他向陈洁如转述宋蔼龄的话，一大半是他自己的如意算盘。为了个人的权位与野心，他极力追求宋美龄，无情地要陈洁如“避开”。最有趣的是，他对陈洁如说：“真正的爱情，究竟是要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的牺牲来衡量的。”他自己的“牺牲”在哪里呢？
史学家唐德刚在《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长序中指出，从“转型期”历史观来看，受新式教育的智青，为了时髦、为了“革命”，抛弃发妻，移情别恋，乃司空见惯，只能说是时代的悲剧。他说：
试从国父开始，党国要人受新式教育而没有丢掉旧式老婆者究有几人？就以整批的庚款留学生来说吧，能够把乡间的小脚老婆，带到大都市来，共同生活者，我的老师胡适之先生一人而已。那些满口大话，济弱救贫的文人如××、如×××、如×××、如×××……无一而非弃老妻如敝屣的绝情男人。他们搞婚姻革命的公式，大半是弃旧妻于乡下，再找个识字的大脚姑娘，结新欢于都市。蒋公早年弃毛氏于奉化，娶陈氏于上海。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倒霉的是女人。革命的男人，也不足深责。时代如此嘛!世上有几个胡适，能超凡脱俗呢？
第五部分：内斗内行蒋宋政治婚姻 2
蒋介石见到风华绝代、家世显赫的宋美龄，再弃陈氏于南昌，又娶宋氏于上海，似亦为当时的风气，无可厚非，但问题不只是东方式的移情别恋或西方式的离婚结婚。蒋介石所取的行径先是不顾文证人证悍然否认与陈洁如原有婚约，不承认是明媒正娶的妻子，接着胁迫她出国；欺骗她只“离开五年”，最后想把蒋陈姻缘从历史上灭其迹。此种行径暴露了他的专横性格。陈洁如与他生活七年，最有资格道出他暴烈的坏脾气，此后他的随从人员也不断透露骂“娘西匹”的粗暴神情，外国人旁观也看出他极端冲动以及倾向走极端的个性。(参阅 Kasanin，China in the Twenteis，P．236)蒋介石还故意把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九日给蔼龄、美龄的信，给陈洁如看过后再寄，使她知难而退。当她看到蒋致宋美龄函中说：“你因我仍在江西，以为不便来与我晤面(由于我的妻子)。但我今已离开江西，你大可不必再存此种令你不安的疑虑。”(《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下册，页三五一)情何以堪？于此可见蒋介石除了暴烈的情绪外，还有马基维利式的冷酷，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提供了具体的例证。
白崇禧底定东南后，蒋介石自江西到京沪，成为军事强人，四一二清党，大肆杀戮；又以政治威胁，逼迫上海中国银行张嘉璈“捐纳”军费一千万元(参阅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一七二至一七五)，大展强人威风。八月兵败不得已引退，但一切部署妥当，下野实同度假，二百保镖随行，权势未减，正好趁暇进行婚事，时时出入宋府。从一封情书可知，蒋介石还利用下野后的“寂寞”来赢得宋美龄的芳心，并说在广州时就已倾心，曾向宋子文与宋庆龄表白，但没有结果，现在他退居“山林”，一心仰慕的就是你宋美龄一人。(见Crozier,The Man Who Lost China，P．116)中外消息都曾披露宋子文初不赞成婚事，惟蔼龄最为积极，而美龄时已芳龄三十，尚待字闺中，虽曾与同学刘纪文订婚，但远不如蒋介石威风神气，实已相许。蒋宋定亲遂于九月十六日在上海孔府，由蔼龄向亲友宣布。十日后蒋复向上海《字林西报》记者透露，来沪“为料理个人私事，并规划与宋美龄结婚之事”，并谓一九二一年已与元配离婚，却不提当时离婚是为了与陈洁如结婚。又说：“五年前，余在广州常于孙总理处，以是获见宋女士，以为欲求伴侣，当在是人矣。”五年前为一九二二，则公然自认与陈洁如结婚不到一年，即已见异思迁，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亦招认蒋介石与宋美龄早已暗通款曲，称之为“爱情的长跑”(见《陈立夫首度透露六十年来的政治秘辛》，页二十三)，足证陈洁如感情早已被骗而不自知。最有趣的是，蒋介石又画蛇添足向记者说“此种结婚，并非政治结婚，诸人皆从事于政治生涯，乃属偶然巧合”云，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显然由于应宋家之要求，蒋介石自九月二十八日起在《民国日报》上，连载《家事启事》三天如下：
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书质疑者，因未及遍复，特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元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唯恐传闻失实，易资淆惑，嵩此奉复。
更加正式地否认与陈洁如的婚约，根本连姓名都不提了，但是跟随蒋介石革命的芸芸众生都知道从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七年的蒋夫人或蒋师母就是陈洁如，连蒋与李宗仁的兰谱里，还有妻子陈洁如的芳名，居然就这样一笔抹杀!而当时已被逼出国的陈洁如，外国人都以蒋夫人称之。蒋介石居然声言乃政敌造他的谣!真假蒋夫人以及蒋介石到底有几个老婆，真教《纽约时报》的记者傻了眼。
登过报之后，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九日携未婚妻宋美龄、小舅子宋子文，以及一大批随从由上海乘海轮前往日本长崎。一行人游览云仙、奈良、神户、汤本、热海、东京等地。到神户后特赴有马温泉，拜访养疴的宋太夫人，并得其允诺婚事。蒋介石在日时，忽谓将留半年、忽谓将赴欧美，结果都是障眼法。他觉得复职时机已到，即于十一月八日离日回国。
返抵上海，积极筹备婚礼，于十一月二十六日，登出如下一则结婚启事：
中正奔走革命，频年戎马驱驰，未遑家室之私……兹定十二月一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爰拟撙节婚礼费用，宴请朋友筵资，发起废兵院……欲为中正与宋女士结婚留一纪念。(宋平《蒋介石生平》，页二○五)
此则启事之妙，可谓“吹牛不打草稿”，“未遑家室”吗？早已有二妻一妾。更妙的是要“发起废兵院”，他们结婚之后，废兵院没有下文，倒是兵连祸结，中国老百姓无有宁日。
十二月一日那天的婚礼，有二重仪式，先是宋家亲友聚集在宋宅，举行基督教宗教仪式。美国驻沪舰队司令布里斯托尔(Admiral Mark Bristol)也来观礼。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其《宋家王朝》中说，主持牧师姓江，即卫理公会教堂牧师江长川，原是宋家老友，但西格雷夫不知江牧师很认真，对于蒋介石的婚姻状况不满意，拒绝主持，只好改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博士来主持，余虽是基督徒，却非正式合格的牧师，也只好将就了。
第五部分：内斗内行蒋宋政治婚姻 3
这个仪式结束后，便是在外滩大华饭店的盛大婚礼，豪华饭店的大舞厅里，有来宾一千三百余人，众多的圆桌上摆满了鲜花，还有鲜花制成的钟铃。礼堂上挂着巨幅孙中山的遗像、青天白日党旗以及巨幅喜字。礼堂的另一边坐着白俄乐队，于下午四时十五分开始演奏，主持婚礼的蔡元培走到孙中山遗像下，十几个国家的公使一一到场，代表美国的仍是海军少将布里斯托尔。杜月笙也在宾客之中。
当孔祥熙陪伴四十岁的新郎蒋介石出现时，一身笔挺西服，引起一阵骚动。接着宾客入座，电影机发动，白俄乐队奏起门德尔松的曲子，三十岁的新娘宋美龄冒称二十七，一身白纱礼服，手挽宋子文，踏在红地毯上，缓缓向前。走在后面的有穿着粉红礼服的四位女傧相。
在孙中山的圣像前，美龄走到蒋介石的身边，然后新郎新娘向遗像鞠躬，向国旗鞠躬。当此时也，照相机声喀嚓不断。接着蔡元培宣读结婚证书，读后，新人用印，新人相互鞠躬，向主婚人、证婚人以及众宾客鞠躬，同时一个叫霍尔(E．L.Hall)的美国男高音，在白俄乐队的伴奏下，高唱《噢!答应我》 (Oh!Promise Me)。最后在掌声雷动中结束婚礼，当晚带着二百多名保镖，乘车到莫干山度蜜月去也。
第二天《纽约时报》在第一页上刊出蒋宋结婚消息，上海三家英文报纸也竞相报道，称之为近年来中国人最显赫的婚礼，礼物之多更不在话下，消费在数百万元以上，这个婚礼本身足以显示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已经十分资本主义化了，已经向现实妥协了。
美国记者斯诺曾访问宋庆龄谈起这桩婚事，庆龄认为两人起先都是“投机”(opportunistic)，但结了婚多少有爱情，应属实情。蒋介石与宋美龄即使在公众场合也互称“达令”(darling)，虽说是学洋派，总还有一些票面价值。然而无论如何，蒋宋联姻的政治色彩仍是十分浓厚，尤其对蒋而言。对宋美龄而言，蒋之人品与学识俱不足取，但他权势熏天，不久贵为一国元首，风光数十年，也足以满足她的需求。至于对蒋介石而言，娶宋之后立即把孙中山变成自己的姻兄，由“弟子”摇身一变为“兄弟”，为革命法统平添一层“裙带关系”，使他更能够将“死中山”作为“活护符”，以号令天下。再通过宋美龄，不仅把财政部长宋子文争取过来，而且还搭上美国人的关系。不过美国关系常被人过于夸大，认为从此蒋与美帝挂了钩。宋家在美国政界哪有这般大的影响？只是在人际关系上有所沟通而已，当然由于亲美派宋氏兄妹的中介，美国以及美国人对蒋政权的影响，倒是与日俱增。还有许多人指出，宋美龄对蒋介石有两大影响：一是使蒋增多一些国际知识，扩大了他局限的见闻，不过照马寅初教蒋介石经济知识的经验，蒋光头像电灯泡，里头真空外面进不去，则增广知识也颇有限。二是使蒋成为基督徒，于一九二八年受洗，不过受洗入教原是结婚的条件之一，我们很怀疑蒋介石是真正的基督徒，更怀疑他完全扬弃了他母亲的佛教和民间邪教信仰。据他的亲信张明镐在《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回忆，明说蒋介石在一九二八年——信基督教之年——还是非常“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的。张明镐回忆：
蒋介石老宅内设有“祖堂”，并出资重修蒋家新祠堂，在祠堂两旁各建十间楼房，作为武岭学校教职员家属及本族近房的住宅，并自题“忠孝传家”四字悬于祠堂外门上。他不但喜欢结交和尚，而且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一九二八年，蒋偕宋美龄回籍时，到雪窦山上野餐。蒋到隐潭庙时，走进龙王神像大殿前，向龙王作揖行礼，口中还念念有词，似在默祷着什么。根据多年来的情况看，他每遇时局动荡，须以决策应付的时候，就回家住在坟庄或雪窦寺、妙高台。他绝非游山玩水，而是默祷祖上及神明保佑，或与亲信密谋定计，把这里视作“陇中决策”的场所。
对照起蒋介石多年在雪窦寺等佛寺的行踪，乃至他一生中跟一些佛教大师、法师等的关系，张明镐所回忆的种种，自属可信。
还没完呢!在蒋介石一生中，他跟一些天主教的主教、神父等的关系，也非比寻常。最有趣的是，在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一文里有这样一段：
父亲得病于六十一年之秋，其后多在休养治疗之中，不论病情如何，父亲始终安宁静养，不烦不躁，有此修养，方得克服病痛。疾病初愈，即嘱儿在父亲胸前，代为挂上平时常戴之圣母像，吟读唐诗，有时，或于晚餐后朗诵大学、中庸。父亲一生为国，一无私念，一切为公，此皆余所当学习与实践者也。
蒋经国文中提到的“平时常戴之圣母像”，可真太有趣了!圣母像云云，岂不正是天主教的玩意儿吗？
由此可见，蒋介石其实绝非一个只信基督教的教徒，他信的是上下古今四方神，所有的神能信全信、所有的宝能押全押，这才万无一失啊!
至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蒋介石“遗嘱”中，说他“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李敖在《蒋介石是哪一年见孙中山的？》(《千秋评论》第五十一期)一文里考证出：蒋介石“遗嘱”中的话是完全与事实不合的。“遗嘱”中所谓他在“束发”之时就以耶稣基督的信徒自居的说法，也是与事实不合的。
不过，不论他何时信教，真信或假信，他受洗入教一传出去，立即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国，赚到政治本钱，使山姆大叔大有虽不“同种”而“同文”的感受，《时代杂志》老板卢斯(Henn Luce)一生力捧蒋介石，便事出有因了。总之，蒋宋结婚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第五部分：内斗内行有名无实的统一 1
蒋介石于下野之前，固然已做了复出的准备，如果真归隐山林，宋美龄才不肯嫁给樵夫渔父呢，不过运气也确在他的那一边。共产党大搞广州公社暴动，给吴稚晖那一帮人大肆攻击汪精卫的借口，将汪逼走。诚如李宗仁所说，汪一走，蒋复出便稳坐第一把交椅。
蒋于复出之前，做了一件颇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制造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南京惨案。当时南京政府的当权派是“中央特别委员会”，蒋介石利用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他自兼校长，教务主任戴季陶、训育主任丁惟汾、总务主任陈果夫)煽动学生闹事，于二十一日捣毁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翌日党校学生又聚众示威游行、高呼口号，由于军警开枪镇压，造成血案。事后，蒋接连发表措辞严厉的谈话，抨击政府，极具火药味，更于二十四日策动组成惨案后援会，要求严惩凶手，接着各地党部发表通电响应。十二月三日，蒋于二届四中预备会议时议定组织特别法庭，指控居正等十人有罪。蒋身为党校校长，学生滋事又如此袒护，其幕后导演之事实已呼之欲出。蒋为了东山再起，必须要打倒新当权派“特委会”，遂命陈果夫运用其组织部和党校势力，鼓动“反特委会”运动，走上街头，酿成南京军警开枪的“一一二二惨案”，使当权派声誉扫地，促使蒋重掌大权。(见王克文《陈家党比蒋家天下更早画下句点——从现代史观点看陈立夫在国民党史上的角色与影响》，页三十)至此，惨案由蒋主导已属定论。一般史论认为蒋借此事打击西山会议派，其实西山派只是遭池鱼之殃，那些顽固政客无拳无勇，因蒋反共，早已投靠，蒋要重掌大权，绝非障碍。度蒋之意，只是打击现政府的威信，使其复出更具迫切感，真正造成斯人不出奈苍生何的情况。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此蒋为了造势，也不惜人头落地，并殃及居正等老同志，亦云厉矣!
居正字觉生，是湖北广济人，生于一八七六年，那正是清朝光绪二年，民国成立前三十二年。他在中国受旧教育，后来到日本留学，念的是法政大学，并且从事革命运动。当时中国的革命，有两大家：一类是边缘革命家、一类是中原革命家。边缘革命家只会在海外或沿海省份旁敲侧击，结果作秀有余，动摇清廷根本不足；中原革命家则主张打硬仗，他们深入民间、腹地和内陆，冒真险、犯大难，进行革命。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就是中原革命家判断正确的明证。中原革命家之一、因痛恨蒋介石而唾弃政治的大儒熊十力，在居正《辛亥札记》序中就说：“武汉为南北关键，一旦动摇，则四方瓦解。”武昌起义终使清廷四方瓦解，原因正是在此。而武昌起义的大功臣之一，就是居正。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居正被任命为内政部次长并代理部长。一九一三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长，《民国杂志》经理。一九一六年到山东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总司令，占潍县，攻济南。在这段期间，他手下有一位参谋长，不是别人，就是蒋介石。所以，在国民党的伦理中，居正是蒋介石的上司。尽管是上司，照样无辜被整肃。居正夫人钟明志说，居正虽名列中央特别委员会，并不常住南京，于惨案全不知情，却仍被株连，存心罗织，最后不了了之，然而一年多以后在上海又莫名其妙被收押在警备总部，“脚镣手铐，如获江洋大盗。”(钟明志《我的回忆》稿本)直至扩大会议失败，南京有人关说，始准家属会见，不久起解南京，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获自由，并且当上了司法院长。他有诗记此奇遇，说：“御侮当前耻阋墙，精诚团结为非常。槛车甫脱容登阁，惭愧夷吾笑楚狂。”写的就是这回事。真教居正哭笑不得，能无伴君如伴虎之惧？
蒋于复出之后，又做了一件颇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借北伐需款，大量发行国库券，亲自致电上海总商会以及中国、交通银行，强力推销。中国银行的张嘉璈于前一年已被蒋敲去一大笔，不愿再轻易介入，不肯应命赴南京商量。蒋竟大怒，于二月二十八日致宋子文电文中，指责张不来宁即是“阻挠北伐”，并限张于一星期内承销一千万元。张也动了肝火，措辞强硬地回复宋子文，说是：
此等电文，余无法承受。若转与余，只好复电决裂。试问：国民军自粤而湘而赣而浙而宁，中行帮助逾千万；去年第一次库券，中行允八九百万；第二次库券，中行允六百余万；龙潭之役，孙军过江时，中行帮助几何？此次上台，中行助力几何？去年过年，中行又借几何？此谓把持何？北伐失败之罪，系于何人？非严重诘问不可，否则如此无信无义之人，何能当我辈首领!我辈牺牲为行，一生穷困，至于今日，所望事业有成、国家有裨，若因此二者而绝望，则既无兴趣，随时可抛弃地位。(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二一五)
宋子文婉言相劝无效。翌日张又得蒋之电报催募，遂以“感触太深、精神不济”为由，隐居不出，避不见面，以抗议“威权相逼”。三月四日，蒋亲自到上海施压，声称：“北伐费必须筹足，每月千万始可进行。”张嘉璈虽心不甘情不愿，但是还是怕决裂而引起金融风潮，最后议定中银垫款六百万，分三个月付清。蒋终于表示“融洽谅解”，再次平白获得巨款。(参阅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二一四至二一六)其行径何异强盗勒索啊!
第五部分：内斗内行有名无实的统一 2
蒋介石于一九二八年元月四日回到南京，宣布将于九日恢复总司令职务，并预告四中全会的召开，日期是一月十三日到二月一日。此会虽一直由汪精卫坚持要召开而未果，但现在召开完全在蒋介石笼罩之下，听其意志办事。宁汉合流，原是取消宁伪府，以便汉府迁宁，而现在蒋取得权力后，实际上等于是他擅立的宁伪府，把汉真府给消化掉了，不仅中共被赶尽杀绝，国民党左派被扫地出门，汪派人马也被排除在权力的大门之外。
蒋安排好政治权力后，即准备继续军事行动，统一中国，完成孙中山的遗志。他称之为“第二次北伐”，但北伐的性质已大大改变。他仍称之为国民革命，但革命的性质与原有的相比更背道而驰。广州誓师时，国民革命军北伐仍秉承孙中山的遗志联俄容共，但现在是反苏反共，对共党与“左”倾分子格杀勿论，蒋氏反赤情绪比孙传芳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反共，同时压制了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乃是当年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如省港大罢工，震动一时，也是北伐迅速成功的推动力。然后在蒋主导下的二届四中全会上，连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党部中有关工、农、商、妇女、学生等组织都被取消了。他不再靠群众，而依赖一直在建设中的特务组织。再说，原来的革命有两大目标：“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旗帜鲜明。但蒋一到京沪，立即与帝国主义妥协，甚至屈服。他复职后不到几天，就枪毙了五十余名士兵，指控他们是在共党嗾使下于前一年(一九二七)攻击外国人的罪犯，还逮捕了不少军官接受军法处置。(见Crozier，The Man Who Lost China，P．125)是知蒋不仅不与帝国主义严正交涉南京惨案，而且杀人媚外。其欲保障帝国主义在华权益的态度与政策，更毫不隐饰。至于打倒军阀，蒋早已收编了不少军阀为己用，虽然还须打倒张宗昌、孙传芳，以及奉系旧军阀，但国民党内新军阀集团亦已形成。蒋介石自领第一集团军，以其亲信黄埔学生为班底组成的嫡系部队，聚合了六十师之多，完全听命于蒋。蒋为了展示大家长的威风，于复出之时，向何应钦施了下马威，令何惊羞交加，告假两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又称西北军)，于北伐节节胜利时集体加入国民党，就像令全部士兵受洗入基督教一样，组成第二集团军。阎锡山及其山西部队到一九二七年九月才加入国民党，组成第三集团军。李宗仁与白崇禧的桂系部队，于“第一次北伐”中战功卓著，势力不断扩张，组成第四集团军。这四个集团军各有地盘、各有军头，名为党军，实听命于军头，非新军阀云何？而“第二次北伐”的军力就是靠这四个新军阀集团。
蒋在南昌抗命时，武汉中央曾拟取消总司令以削其兵权，惟力不从心。而今蒋恢复总司令职之后，竟自动改为平行的四个集团军，各称总司令。不仅此也，蒋还主动于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中，提议设立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分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出任主席，实同政治分权。李宗仁认为蒋于下野前曾被人骂独裁，故复出伊始，做此安排，以杜人口。我们觉得并不尽然，独裁乃其一贯目标，为达此目标，自有其迂回的权术与战略运用，所谓“夺之先予之”。一九二八年年初的形势，冯、阎各据一方，而二人资历都在蒋之上，为了尽快底定华北，绝对得罪不得，而李、白桂系于击溃唐生智后，控驭两湖，军容甚盛，亦必须拉拢笼络。更何况直鲁军虽已是强弩之末，但张作霖的奉军以东北为根据地，实力仍然强大。简单言之，蒋为了清除旧军阀以完成北伐，必须团结新军阀不可。
蒋介石所谓的“第二次北伐”，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开始总攻击，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攻掠京汉路以东与津浦路以西地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自太原出娘子关，截断京汉线。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自武汉循京汉铁削匕进，与友军会师北京。如此庞大的军团，南北夹攻，声势浩大。孙传芳与张宗昌的直鲁军于龙潭一役后，已一蹶不振，然而蒋介石及其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时，左翼忽被孙传芳残部突破、顿感惊惶失措，幸冯玉祥的孙良诚部及时截断孙军退路，始得解围，蒋冯两军遂于四月二十二日在泰安会师，并于五月一日进占山东省城济南。
蒋介石进驻济南，当时济南有日侨两千人，日本田中政府遂以护侨为名，不顾蒋之外交部长黄郛一再保证日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蒋复于三月六日欢宴日本记者演说时，强调“中日亲善提携”(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鳊(一)，页一一四)，仍于四月十八日决定派五千远征军到山东。北京、南京两府俱向日本抗议侵犯主权。蒋到济南后立即与日将获致协议，日军撤退，蒋保证维持和平，并令各军“对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勿使冲突”(见同书，页一二四)，但五月三日一早就发生冲突，引起枪战。蒋介石害怕，同意撤至城外，以换取停战。根据英美公使的密件报告，冲突的发生实由于蒋军入城后纪律太坏之故。(见Wilb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P·179)然而蒋虽撤兵城外，日军仍借题发挥，派遣生力军，声言惩罚，并于五月七日递交第一次通牒，要求处置有关官员，解散有关部队，撤去济南城内部队，查禁一切反日宣传，以及所有中国部队向济南至青岛铁路南北两侧撤退二十华里等，并限十二小时内答复。(见同书，页一三三)蒋介石在日帝横蛮威吓下，居然答应一部分极具侮辱性的条件，但日方仍不满意，于五月八日下午向济南实施攻击，至十一日蒋军无力抵抗而屈服，济南城内外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军民死亡数千人之多。(据《蒋总统秘录》，日寇杀害中国军民三千二百五十四人，见第七册，页五十一)
第五部分：内斗内行有名无实的统一 3
蒋介石于五月五日晚上，当日机轰炸济南时，就仓皇逃出城外，把总司令部迁至党家庄车站，翌日冯玉祥来晤(见《冯玉样日记》第二册，页四五八)，黄郸、王正廷、杨杰、杨永泰、蒋作宾等参与会议。蒋介石居然在会议上提出放弃北伐，与奉张划江而治的主张，但遭冯玉祥等反对。最后决定避开日军，绕道北伐。五月十日，南京政府党政联席会议在兖州召开，与会国民党要员一致表示必须对日妥协，满足日军一切要求，并诉请国联调停。有趣的是，蒋介石再度提出放弃北伐，此次冯玉祥不在场，由谭延力言不可放弃，蒋介石无辞以对，只好打消这个念头，再度肯定绕道北伐的前议。但他自己不肯再在前线指挥了，把任务交给冯玉祥后，即返回徐州去也。(参阅蒋致冯玉样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页一三九)
济南惨案毫无疑问地暴露了日帝横蛮凶残的真面目，不过一片反日情绪却也模糊了蒋介石举措失当的真面目。这件惨案是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他一开始就采取极为软弱的对策，不惜卑躬屈膝，在五月二日的日记里自认：“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他又于五月六日电告南京政府，“转饬所属，对各友邦领事、侨民生命财产，须加保护，凡有碍邦交之语宣传，宜随时取缔。”(《见国闻周报》第五卷第十八期)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屈辱，并未稍减日帝的暴行，更未得丝毫善意回报，可称国耻。(参阅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页七十五至八十九)他于失败屈辱之余，竟忧惧丧志，二度想放弃北伐。他还掩饰第一集团军的军纪废弛。前次汉口事件与南京事件，他有共产党可以指责，而此次共党既被他清除干净，已无代罪羔羊，只好加以掩遮。其实蒋军的纪律绝不会比一般军阀的军队好。
蒋介石于兖州会议后回到徐州，把绕道北伐进兵河北的任务交给冯玉祥，让第二集团军去应付京津一带的帝国主义，以及号称百万的奉军。他又约冯玉祥与白崇禧到郑州，于五月二十一日开军事会议，以地盘与军饷来鼓励冯、白积极进攻。白返汉口后，即率第四集团军北上。白回忆称：“奉军之侦察机发现我方之援军有百余列车，才退回关外。”(《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页九十)张作霖奉军足与阎锡山晋军周旋，但桂系大军压境，势必退守东北。不过由于张作霖极度敌视冯玉祥，故于离京前所做撤退安排，故意有利阎锡山进取京津。奉军于五月底即弃守保定。蒋介石于五月三十日到石家庄晤阎，许诺京津地盘。六月一日张作霖通电出关，六月三日清晨在皇姑屯被关东军炸死，张学良于六月四日至天津，安排奉军退出山海关。同时北京的“和平维持会”电请在保定的阎锡山进京。八日阎属商震部先入京，翌日阎偕白崇禧进京，设立卫戍司令部。十二日阎以部将张荫梧任北京市警备司令，命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完全控驭京津地区。蒋介石先促冯玉祥进取河北，后让阎锡山据有京津，自有制造阎冯间矛盾之嫌。冯玉祥于六月二日电蒋，“谓我军是为革命而牺牲、为统一而作战，非为争地盘而革命”(《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四六八)，已露意气，冯的不开心，不仅表之于电文，而且付诸行动，命韩复榘故意阻截北京公使馆所请维持秩序的一旅奉军，并缴其械。公使团与南京政府几经交涉，才逼使冯玉祥放人还枪。显然冯生此事端，令蒋难堪。
蒋介石以南京政府名义，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发表宣言，通告统一完成。事实上，统一并未完成，新疆至十七日始易帜；张学良退据东北，至岁暮才内属。日本早已警告南京政府，不得染指东北，蒋岂敢进兵？由于当时感到统一东北无望，才会于六月十五日宣告统一。他未料到张学良国仇家恨，不顾日帝的威胁与阻挠，毅然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宣布东北易帜，归属中央。(见《申报》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报道，另见同日上海《新闻报》)然而即使东三省内属，南京政府成为唯一的中央政府，但是各个集团军雄踞一方，派系林立，军令与政令均未真正统一。所谓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根本是有名而无实。
第五部分：内斗内行比旧军阀更黩武 1
有名无实的统一之后，蒋介石虽高高在上，控制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南京政府，但事实上不过是占领东南几省的一个诸侯。他环顾当时的中国，自南至北，除他之外，还有五个权力中心：广州的李济深、武汉的李宗仁、开封的冯玉祥、北平的阎锡山以及沈阳的张学良。这种国民党内群雄割据的局面，多少由蒋一手助成。他为了建立个人的军事势力，不惜一再打击党的威信，甚至否认武汉党中央而别立南京中央，开了国民党内军头主义的先河。他又为了早日完成北伐，不惜容纳军阀余孽，并与各派军头妥协，允诺地盘以及其他政治与经济利益，最后造成以国民党新军阀取代北洋旧军阀的后果。
更糟糕的是，北伐完成，若论战功，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无论如何摆法，必然在四个集团军中“憾”陪末座。号称第一，实居第四，若论功行赏，欲以第一集团军通吃其他各军，必难以服众。“功”之外，蒋之“德”更不堪闻问，即连始终帮蒋抬轿子的丑角吴稚晖，私底下也说：“蒋先生是个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李宗仁回忆录》，页三九四至三九五)“黄袍加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故事，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于《宋论》中畅言，宋太祖取天下自知无德、无功，乃重一“惧”字，即懂得谨慎小心的道理，逐步杯酒释兵权，重文偃武，使天下晏然。蒋介石若有慎惧之心，自应面对现实，认可中央与地方均权分治，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以便避免战祸，和平建设，逐步完成真正的全国统一。然而他既无德无功亦不惧，才会“目空一切”，悍然欲以武力征服所有的异己，以遂其迫不及待的中央集权心愿，结果弄得全国骚然，党争无已，兵戈不休，最后酿成中原大战。此役为时之久、杀戮之惨、破坏之厉、百姓之苦，皆为北洋军阀时代所未曾见，
蒋于动武之前，早已有一连串的动作。他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九日，眼见北伐即将告成，突然宣布辞去党政军各职，其动机不外有二，其一于此紧要关头，撒手不干，必获各方呼吁挽留，以增身价；其二欲“以身作则”，诱各军头效法，如在辞职电文中所谓“此后军权统归政府”云云，以便战后削藩。但这场戏演下来，只遂其一。果然自中央到地方欲请蒋留职的电文交驰，蒋然后于六月十七日打消辞意，要负责到底。三日之后即部署改直隶为河北，北京为北平，并任命新人事，以削阎锡山之权，逼使阎于六月二十七日辞去京津卫戍司令一职。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透霹一则自称“惊人的消息”，谓蒋在北伐刚完成时，已经企图用武力消灭异己。这则惊人消息，是他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底在李济深家里听到的!
李济深当时住在南京鼓楼附近一座小洋房里，盖因曾兼黄埔军校副校长职，故家中常有黄埔学生出入。某次，有一位粤籍黄埔生去找他，并告诉了他一项特别消息。略谓：
蒋校长此次(十七年七月杪)自平返京道上，曾在蚌埠稍事逗留，并召集驻津浦沿线的第一集团军中黄埔军校出身上尉以上军官训话，训话时，发给每人一小方白纸，并询问大家，北伐完成后，军阀是否已经打倒？认为已经打倒的，在纸上写“打倒了”三字，若认为尚未打倒，则写“未打倒”三字。各军官不知校长的用意，为仰承其意旨起见，概按照事实，做正面的答复。蒋看后大不以为然，遂再度训话说，你们认为军阀已打倒了，其实不然，旧的军阀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军阀却又产生了。我们要完成国民革命，非将新军阀一齐打倒不可。蒋氏最后更强调说，只有连新军阀一齐打倒，你们才有出路，你们现在当连长的人，将来至少要当团长云云。(页三九—)
李济深是国民党老军头，北伐初期第四军军长，留守广州，并兼黄埔军校副校长。有军校出身军官将此事相告，不足为奇，何况写纸条的军官必不在少数，人证很多，绝不可能是流言传说。然则蒋视冯、阎、二李为新军阀，已呼之欲出。如果国民革命军的第二、三、四集团军皆为新军阀，则第一集团军岂能例外？蒋无意之间认同了毛泽东所谓“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页四十七)的说法!
动武需要准备，一口难吸西江之水，故蒋同时采取别种步骤。他于宣告北伐完成之际，立即强调军政时期已经结束，将进入训政时期。训政由党，他显然想用党来收军权，然后可由他所控制的党来控制一切。基于此一考量，他处心积虑地要建立与国民党始祖孙中山的亲密关系，造成他才是嫡传与承继革命法统的印象，想要挟“死中山”以令诸侯。在这一方面最具戏剧性的表演，莫过于邀集了连他本人在内的四大集团军总司令，以及麾下芸芸将星，于七月六日到北平碧云寺举行祭奠孙中山灵柩的大典。典礼于八时二十分开始，蒋主祭，冯、阎、李等襄祭，蒋读祭文曰：
第五部分：内斗内行比旧军阀更黩武 2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
此时蒋与宋美龄结婚将近一年，与孙中山已有连襟之谊，不称姻弟，而降格称弟子，实欲着重革命的师承关系，耳提面命之亲密关系，寄以非常之任的特殊关系，而此革命之武力即由其遵孙命而建成。他以主祭者身份，祭告北伐胜利，统一大业完成，更有不辱使命、居功不疑的神态。名为祭告，实在是做给睽睽众目看的。所以他更于开棺瞻仰遗容之际，竟当众扶棺号哭，情同孝子。然而从相陪的目击者如冯玉祥、李宗仁的回忆看，他们并不吃那一套(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页十六；《李宗仁回忆录》，页五六九)，不过是在看演戏罢了。祭灵哭棺后不到三个月，蒋即议定迎榇南下，积极准备，大肆铺张，并定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为奉安日期，饬令平汉铁路局赶造灵车，向美国订购奉安汽车，训练杠夫百余名。寻因赶工不及，推迟奉安日期至六月一日。蒋介石亲自担任奉安委员会主任委员，经由国民政府下令自五月二十六移灵之日起，全国一律下半旗七天，人民臂缠黑纱七天，并停止一切娱乐、庆典。灵车先自碧云寺移下至北平东站，挂列车十五辆，直抵浦口，由蒋介石领导迎榇，中央大员一律蓝袍、黑褂、白帽、黑履、黑袜，肃立行礼。礼毕，移灵至威胜军舰，渡江上岸，自蒋以次，依序执绋，随灵车到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停灵礼，仍由蒋主祭，献花上香。然后蒋以下中央委员、特任官六十六人，三人一班，每夕轮流守灵，直至六月一日奉安之期为止。是日灵车启行径往紫金山，杠夫人一百零八名，由蒋介石、孔祥熙引导拾级而上，扶榇入祭堂，举行奉安典礼，再由蒋主祭，献花圈，宣读诔文，行礼如仪。礼成，移榇入墓门，鸣炮一百零一响，蒋等依次进墓门瞻仰，最后集合众人行三鞠躬礼，奏哀乐而礼成。(参阅《奉安实录》)
如此铺张繁费，还要全国人民戴孝，封建帝王色彩已十分浓厚，较之一九O八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出殡大典，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是对一个革命家的大讽刺，另一个革命家章太炎实在看不过去，做了一副极为挖苦的奉安挽联：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章氏早以孙中山的联俄容共为赤化，但孙之赤化却不如中共陈独秀的正宗；新成立的南京政府，自蒋介石以下，人人奉孙中山为国父，岂非“满朝皆义子”，真可直追明朝权宦魏忠贤了，而魏之墓在香山东麓的碧云寺之后，正是孙死后停灵柩之处，可谓巧合。奉安大典无疑是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办事，死去的革命家让他做此“封建”安排，无可奈何。他做这样安排，感恩图报其次，想回收政治资本的投资，才是真的。
蒋介石于香山扶柩哭灵之后，就动脑筋如何整肃异己，当时他幕下已增添了不少北洋政客策士，不时献计讨好，其中有杨永泰，字畅卿，广东茂名人，欧战爆发后与黄兴、陈独秀等组织“欧事研究会”，战后改名“政学会”，世称政学系，后回任北京国会议员，事段祺瑞，北伐后投靠蒋，任参议，促效永贞朝士献策唐顺宗，削藩权归朝廷故事，建议将地方军头请到中央做官，达到“离窝毁巢”的效果，推行全军整编，以消化地方武力。蒋遂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借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之便，抛出“军事整理案”，以冀同化异己部队，声称应自“军政时期”迈向“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并据此提议撤销各地政治分会。但是政治分会之设立，缘由蒋于二届四中全会上主动提出，并有案保留至三大召开时再做决定。蒋之猴急，自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借二届五中撤销政治分会的企图，只好落空。“军事整理案”虽然列入议程，前途未卜。蒋之中央与地方角力，顿成僵持之局。此时适胡汉民回国，亦倡言党权，主张取消政治分会，其动机或与蒋有异，然近程目标一致，令蒋颇有如虎添翼之喜。国民党中执会常务会议乃于十月三日通过“训政纲领”以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并于十月八日产生新的南京政府。蒋介石出任国府主席，谭延任行政院长，胡汉民任立法院长。冯玉祥以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李济深任参谋总长，阎锡山任内务部长，李宗仁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各政治分会主席一网打尽，尽成中央大员，表面上呈现空前团结。蒋遂于十月十日国庆日率领五院院长在南京宣誓就职，敦促未进京人员尽速上任，欲彼离窝尔后毁其巢，然离窝其难也。
蒋出任主席后，第一件要事就是委任军事训练总监何应钦，积极筹划“全国编遣会议”的召开，亦即是“军事整理案”之实施。统一之后，军队需要编遣，无人置疑，亦得人心，但如何编遣却矛盾丛生。我们觉得蒋要开此会议，原无解决问题的诚意，因无论按冯玉祥存精良的建议，或按阎锡山平均分配的建议，皆非其所愿。他真正想要的是一家通吃，只是不便明言而已。是以开会仅仅是台面上的活动，台面下则另有动作。
第五部分：内斗内行比旧军阀更黩武 3
全国编遣会议于一九二九年的头一天举行开幕典礼，各集团军总司令与总指挥等六十余人，一起与会参议。蒋介石在会上做了“关于国军编遣委员会之希望”的专题报告，他希望四个集团军，效法明治维新时代的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雄藩，于大功告成之后，“深明大义，毅然决然奉还大政，归命中央”，以及“化除藩兵，改编国军”，统一与集中之后，才能建设现代化国家云云，其意图已甚鲜明。他一心一意要别人“明大义”归还大政，却忘了自己只不过是雄藩之一，自己不率先功成不居，奉还大政，如何教人仿效？反而以明治天皇自居，岂不让其他三雄藩窃笑？然而蒋到底成竹在胸，故讨论时让各藩争吵，而以仲裁自居，编定《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以收军权于中央，如取消集团军司令部，听候点编等等。但阎、冯等并不满意，主张先休整尔后编遣。结果开了二十六天的会，并无定案，反而激化矛盾，也许正是蒋所预期的。
一如借编遣会议想独揽军权，蒋拟操纵国民党第三次全国大会以独揽党权。他在胡汉民的支持下，决心蛮干。只因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反对蛮干，他竟以流氓手法大打出手，攻击改组派会场，砖石乱飞，抢夺文件，使许多人受伤，造成“三一四事件”。事后蒋干脆包办大会，其他三集团军总司令均不出席，李济深则被骗到南京后遭扣留，成为蒋、胡清一色的国民党三大，决议十分右倾，同时表达了蒋介石集中党权与军权的决心，并预示将不择任何手段，达到目的。国民党内部的决裂已不可避免，文争武斗接踵而至，以至于演成大规模的战争。
蒋介石想当明治天皇，必须各个击破，若其他三个集团军联手反击，则必败无疑。所以他暂时敷衍北方的阎、冯，首先向桂系第四集团军开刀，冯玉祥于一月中旬即对此表示忧虑，有谓：“此次北伐成功，乃各集团同心协力之结果，一集团不应企图消灭第四集团也。”(《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五六四)蒋介石号称讨逆，指控桂系违抗中央，其实是中央有计划的削藩行动，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宗仁自统一广西，促成北伐，率八桂子弟兵北进武汉，东下京沪，战功辉煌，造成声势浩大的桂系势力，及击败唐生智，更兼有两湖，兵力益增，至第二次北伐时，形成庞大的第四集团军。白崇禧以前敌总指挥，自武汉长驱京津，分享完成北伐之功。功既足以震主，而李、白虽以蒋为上司，并不事事迁就，羽毛既丰之后，更以方面自任，犹若雄藩。但是蒋自始至终视李、白等为异己，即于共患难时，亦处处防备，桂系与嫡系早已亲疏有别。蒋于第一次下野时更散布桂系逼宫之说，载诸报端，以淆视听，可谓自制矛盾。 (参阅黄绍《新桂系的崛起》，《晨报》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八月十七日报道；《李宗仁回忆录》，页四七七)到北伐完成之时，桂系军力已自广西、两湖，延展至平津，一字摆开，南北呼应，而李、白于编遣一事，亦洞察蒋氏心机，并不积极。就蒋氏而言，北伐功成，若不及时兔死狗烹，必至坐大而成心腹之患。再从各个击破的观点看，因近及远，桂系也必然是首当其冲。
古今中外出师必须有名，激而成变，变则有名。桂系势力范围内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为谭延旧部，蒋介石因谭之关系，里通鲁氏，且经由江西私运大批枪械援鲁抗桂，引起桂系将领的疑惧，导致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日驱鲁的“湘案”。李宗仁时在南京，自称事前并不知情，颇恨第四集团军在汉将领夏威、陶钧、胡宗铎的轻举妄动，中了蒋之圈套。(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三九六至三九七)蒋介石果然抓住机会不放，于二月二十七日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免去夏、陶、胡三人武汉政治分会委员之职。然此一处分尚是前奏，又于三月七日电告李宗仁，以维持中央威信为名，调动军队，进逼鄂东(参阅《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十一期)，意在动武。但蒋介石不仅仅要惩罚武汉，醉翁之意在于乘此机会，彻底瓦解桂系势力。他为了搞垮白崇禧在平津的实力，不惜以大把钞票支援宿敌唐生智，令其北上活动白属唐部，迫白仓皇南逃，并于三月二十一日任命唐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同时蒋诱李济深离粤，李虽系广东重镇，然身为桂人，与李宗仁交好，为蒋所忌。李济深至上海后，见到自京来沪的李宗仁，对赴京原有顾虑，但经国民党大老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一再劝说，并以蒋介石人格担保为辞，而吴、李又是儿女亲家。李济深终于前往南京，并劝告蒋化干戈为玉帛，蒋佯表同意，李信以为真，电告桂方蒋之态度，并请节制，岂料蒋私下并未停止进兵，李济深于三月十六日得报后，知蒋无信义，即电李宗仁促“调军讨伐，以伸正义”(见《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十二期)，但为蒋方截获，遂于三月二十一日囚李于汤山。蒋介石不仅欺骗敌人，也玩弄吴稚晖等大老于股掌之间，手段虽然阴鸷，然于同一天内逐白囚李，获致除去桂系南北两翼之目的。
第五部分：内斗内行比旧军阀更黩武 4
双翼既除，蒋介石于三月二十六日正式下达讨伐令，并亲自督师于九江，以进窥武汉。武汉为第四集团军总部所在，虽桂方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俱不在军中，群龙无首，然在夏、陶、胡三将统率之下，拥兵十万，实力非同小可，然而蒋军竟能不血刃而取武汉，并非蒋介石“天纵英明”，而是事前已经收买分化，利用桂系将领俞作柏、李明瑞等不满情绪，以高官厚禄收买，并派特务郑介民至武汉大肆活动，内部已经分化。正当夏威出师之际，又突患白喉，恰将指挥权交给李明瑞，立即倒戈回师，打乱了阵势，不旋踵而溃败。蒋介石仍不罢手，于四月二十五日自武汉转往长沙，部署直捣广西老巢的作战计划。(见《顺天时报》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报道，另参阅四月十七日报道)李宗仁等自香港经越南，兼程返桂，被迫做孤注一掷，于五月五日组“护党救国军”，通电讨蒋(参阅《中国现代政治史料汇编》第二辑第七册)，为扭转颓势，自东袭取广州。桂军与亲蒋粤军陈济棠等于五月十九、二十两日，激战于芦苞、赤坭、白坭一带，由于蒋命何键率军自湘入桂，桂军因众寡不敌而败北。湘粤联军遂于六月二日攻占梧州，二十七日桂系叛将俞作柏、李明瑞进驻南宁，蒋发表俞为广西省主席。李、白、黄三巨头建立的桂系实力及其第四集团军，至此瓦解。桂系虽未就此烟消云散，但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蒋介石纵横捭阖得逞，十分得意，但李宗仁是不服气的，在《回忆录》中说：“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借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并非酸葡萄的话，征诸历史，蒋之军事伎俩的确不出“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范围。于伐桂一役，尚是牛刀小试，接着他又施之于阎、冯，作为黩武的利器。
第五部分：内斗内行中原大战谁之过 1
蒋介石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下令讨伐国民党第四集团军之后，阎锡山于二十九日通电讨桂以表态，张学良复于四月二日通电警告桂系以表态，冯玉祥则“不便偏袒”，首鼠两端，观望不前，与蒋亦有谅解。足见蒋之“远交近攻”战略之成功，使他能专心捣桂而无后顾之忧。桂系于五月间瓦解后，四分天下蒋已得其二，对并吞另一半的决心亦分外坚定。
在短短的两个多月内，庞大的第四集团军被蒋介石一口吃掉，当然震动国民党内外。蒋亦当然踌躇满志，气焰日盛，姿态愈高，与冯玉祥的关系也就日趋恶化。
论者常说，蒋冯交恶由于一九二九年二月编遣会议，不欢而散，不告而别，不过，此次会议原无定案，最多冯因此会而洞察蒋氏心机，得知与自己金兰义结的小兄弟，胸怀叵测，如谓“蒋专弄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似此办法，绝非国家长治久安之象”(《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五七一)，但尚不至于因此干戈相见，或又说，冯因于伐桂后，未得武汉地盘而怀恨。的确，蒋于伐桂时曾派邵力子、贺耀祖访冯，许以两湖地盘与行政院长，换取冯之支持。(参阅薛谋成《论蒋桂战争》，《厦门大学学报》第七十期，页十八；《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六O二、六O三)冯果派韩复榘统兵十三万出武胜关南下，至广水待命。蒋之食言而肥，必然令冯不快。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蒋于胜桂之后，居然背信弃义，拒让第二集团军从日帝手中接收山东。北伐完成之前，冯军曾力战于山东，视为日后养兵之地，因其所辖甘肃、陕西、河南三省，连年战乱灾荒，早已不堪负荷。蒋以南京政府名义，发表冯部孙良诚为山东主席，亦有意以鲁省为冯之地盘。然因日本帝国出兵山东，干涉中国内战，纠纷未了，犹待南京政府交涉。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日终于获致协议，日军同意于五月间全部撤出山东，并与孙良诚联系，答允于四月十六日交还济南，冯亦准备自豫入鲁，接收胶济铁路。恰于此时，蒋介石因胜桂而骄，雅不欲把山东这块肥肉，奉送给冯玉祥，断然于四月十五日命令孙良诚不准进据济南，并于翌日经由外交部通知日方，将另派军队、另订日期接收。中国军民一再要求日本撤军，而今忽然要求延期，大令日帝不解，盖不知蒋介石私心在作祟也。蒋虽终于四月二十二日让孙良诚接收济南，但明言另外派兵“助”孙防守青岛以及胶济铁路，并命陈调元、方振武率师入鲁，接收胶东，另鼓动当地残余军阀反孙，以及贿赂孙部的一个师长为内线。
不仅此也，冯对蒋的整体表现感到极度不满，如谓“现今军阀余孽多居要职；革命巨子，反遭摒弃，如之何不令人愤懑耶”(《冯玉样日记》第二册，页六一一)；“南京当局淫佚奢侈已极”。(同书，页六一二)对蒋之猜忌尤表愤慨，“吾自五原誓师以后，日与顽敌搏战于大河南北，为革命势力屏障。其间调停宁汉，舌敝唇焦，力顾大局，请蒋复职，一、二、三、四各集团，幸得团结一致，完成北伐。今蒋以一般反革命者为忠实党员，而目余为反革命，颠倒黑白，莫此为甚!”(同书，页六三三)对待各军待遇之不公，更是导火线。蒋狡辩称：“东南队伍，无饷则哗变，而西北军则素能吃苦，暂不发饷，亦无甚影响也。”(同书第二册，页六三四)蒋桂战争时，冯出兵湖北，被蒋指为争地盘，后按兵不动又被指为“贻误军机”(同上)，使冯大感动辄得咎。蒋扣押了李济深，还要求冯回南京复任军政部长，冯当然不会中计入彀。
冯不肯就范，知蒋必不肯罢休，乃做战略性的撤退，向豫西移动，以缩短战线，并及时炸毁陇海、京汉路之桥梁和隧道，以阻蒋运兵。冯系在京人员，如代理军政部长鹿钟麟、外交部董副部长亦相继脱离。冯自称“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以潼关为防线。蒋介石至此亦撕破脸皮，于五月二十三日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名义，经中常会通过，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不久之前，犹是金兰义结“生死不渝、如胞兄”的焕章大哥，而今在蒋介石控制下的宣传机器，把他形容为“阴险成性”、“反复无常”、“勾结苏俄”、“背叛党国”之徒!冯亦不甘示弱，双方展开电报骂战。
但是三军未发，蒋已制冯，用的还是分化与收买的手段。一九二九年三月，蒋利用李明瑞倒戈轻取武汉后，即电邀奉冯命率师南下的韩复榘相见，蒋宋夫妇盛情款待，把韩土蛋搞得七荤八素，再由蒋伯诚送致巨款，并以河南省主席一职为饵。同时又派人与石友三搭上线，答允每月给以“协饷”。韩、石遂被收买。李明瑞尚是桂系中的三流角色，而韩、石却是冯的第一流战将。蒋曾于一九二八年复出后北上晤冯，得见冯部精彩的表演，训练精良、士气高昂，印象深刻，知不可力敌。韩、石之可以被收买，蒋显然做过情报分析，洞悉冯氏麾下二大将之弱点。黄埔校友容斋于《蒋介石翻云覆雨的本领》一文中，有所透露：
第五部分：内斗内行中原大战谁之过 2
韩、石都是跟着冯一步步从士兵升到军师长地位的，那时韩已当上河南省政府主席，石也当了师长兼总指挥。冯平时对待部下，是很严的，中下级军官犯了纪律都要打军棍。像韩、石这样的“方面大员”，见了冯都不敢坐着讲话。韩当上河南省主席后，曾在洛阳娶了一个女伶为妾，被冯听到了，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石友三当上军师长后，成天瞒着冯打牌吃花酒。总之，那时冯的高级将领中，很有一部分人像被管束惯了的顽皮孩子一样，一旦羽毛丰满了，从西北的苦环境走进中原和平津等大中城市，接触到花花世界，看到蒋的军政人员的腐化生活后，都不免垂涎三尺，有的就偷偷地“学习”起来，像石友三那样的人，一经接触这种腐化生活，就不知伊于胡底，小老婆搞了几个，大烟也抽上了。他们见到冯这个严父式的老上司，真如芒刺在背，时刻想从他的手掌里跳出去。
这种说法，可从冯玉样本人得到印证，他说：“韩复榘叛变，蓄心已久，盖吾对韩，因相从二十余年之久，遇事向不客气，且禁止一切烟酒嫖赌嗜好，而蒋在汉口见韩时，则张口向方，闭口向方，且用种种手段以牢笼之，宜其视蒋待彼为亲，而余为疏也。”冯对韩、石之叛既感到十分伤心，甚至想下野出洋，又感到异常懊恨，如谓：“韩、石之事，余事前竟不闻知，故未得设法劝阻防备，昏聩糊涂，一至于此!”(《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六三九至六四一)
韩、石既被收买，蒋、冯一旦决裂，韩即率冯精锐之师十万，于五月二十二日由陕县东开，通电拥蒋，就任蒋所授之西北军总指挥，石亦同是率部三万由南下开往豫省东南，就任蒋委任的第十三军军长。蒋立致现款五百万犒赏，并于五月二十五日下令讨冯。冯玉祥正在华阴筹划与蒋一决雌雄，信心十足，然而突闻此变，知已全盘皆输，只好于五月二十七日宣布“入山读书”，形同下野，至少使蒋无进攻的借口，以保住实力，再谋后图。美国学者奚瑞丹(James·Sheridan)为了写英文本《冯玉祥传》，曾访不少冯氏旧部，他们异口同声表示，若非韩、石倒戈，“天下一定成了我们的。”(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P.261)若以军队的素质与训练而言，如果打硬仗，蒋军的确不是冯军的敌手。
冯玉祥能施出“入山读书”一招，知其并非一介莽夫，至少深明缓兵之计。冯佯装读书，暗通阎锡山，而阎亦正受蒋之压迫，乃企划联合阵线倒蒋，并于六月二十一日自华阴启程赴太原，四天之后到达。阎待冯极为礼遇，而别有怀抱。以阎之持重老练，固不会轻易联冯抗蒋，然亦雅不欲奉蒋命而驱冯，于是依违两端，举足轻重，反蒋与拥蒋人士遂络绎于山西道上，而阎老西两面接待，左右逢源，并借媒体透露即将与冯联袂出洋考察，状至悠闲。老蒋不知老阎葫芦里卖的什么膏药，至少没有站到自己一边来，乃采取更加积极行动，除了派张群、吴铁城等携巨款赴晋活动外，更亲自前往北平，邀阎面谈。阎乃于六月三十随同蒋所派遣的孔祥熙、吴稚晖等人来到北平。蒋竟愿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相授，以示笼络。但阎亦不欲一面倒，一方面应付蒋，另一方面仍想保住冯，互为制衡的筹码。此种均势，自于阎最为有利。冯亦因而被阎留置于建安，形同软禁。
蒋介石以为形势大好，遂于八月间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编遣会议，一切议案由蒋独裁，毋须讨论，举手通过，故又称之为“编遣实施会议”。蒋固然是得遂夙愿，然亦不免亮出底牌。他的目标果然就是强干弱枝，尽量压缩地方武力，反而扩充自己的中央武力。“当高唱编遣之时，蚌埠上下竟满布招兵旗帜，并先将教导团改为教导师，此种办法是唯恐自己势力不大、唯恐别人不能消灭，完全不顾念人民的负担，也不计及部队素质的良否”(《冯玉祥日记》第三册，页四十七)，自然引起大小军头的疑惧和不安。依冯玉祥看来，“日本小国、苏俄大国，都有军区制。我国现欲集权一身，连军长都裁去，此全是自毁办法”(同书，页三十七、四十)，认定就是照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倒蒋之志益坚。
第二次编遣会议于八月六日结束，阎锡山请辞山西省主席，作为试探，蒋竟于四日后照准免去本兼各职。阎虽因而也想倒蒋，但仍不愿公开，只愿暗中搞。蒋亦积极备战，向德国购买了六个师的军械，集兵力于蚌埠一带，并在安徽、山东两省大肆招兵。战事似不可免，阎、冯遂商定先由西北军将领通电，最后由阎、冯联电致蒋，请将国事交于国人，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再行用兵。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果于十月十日发出讨蒋蒸电，述蒋六大罪状，认为“蒋氏不去，中国必亡”(见《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四十一期)，即于西安誓师。可是发动之后，阎锡山并无意与蒋决裂，甚至还互通消息，以至于违约，不肯如约通电表态，使战局无从展开。冯玉祥有被出卖的感觉，愤而绝食。(参阅《冯玉样日记》第三册，页五十六、六十二、六十四、六十六至六十九)
第五部分：内斗内行中原大战谁之过 3
冯、阎联手，结果变成冯军单干。蒋介石即于十月二十八 日发表了四言一句的“讨冯誓师词”，声言要“肃清反叛”。“叛军”最初兵分三路，鞭指河南，但是先胜而后败。致败之由，除军饷不足、枪械不如以及指挥不一致之外，最主要的关键是阎老西不守诺言，迹近出卖朋友，大有扯后腿之效。至十一月初，阎更就任蒋授予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称号，然而亦未允出兵助蒋，仍然采首鼠两端的策略。但是这种策略显然对冯不利，确如冯所说：“阎不表示态度，且就蒋之副司令职，致前方将领心怀疑虑。”(《冯玉祥日记》第三册，页八十一)导致军事上的全面失利，只望死守潼关，以待天下之变。此时其他各地的反蒋声势仍然此起彼伏。
一九二九年的十二月中旬，冯玉祥想离开建安前往太原，显然要敦促阎锡山采取积极反蒋行动，但是已经发觉自己的行动完全失去自由，“俨若待决囚也”，十分生气。至十六日，从天津发行的《益世报》上，见到蒋、阎来往电报四则，自谓“积久闷葫芦已全打破”，失去自由也就不足为怪了，骂阎“狐埋狐攒，纵人入井而投以石，”甚恨其“反复险诈”，但冯仍坚持反蒋工作，因为他“认定蒋为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最大障碍”。(参阅同书，页九十一、九十四至九十五)同时，冯致蒋一函力斥蒋措置乖方，不一而足，并见诸十二月二十日的《益世报》，如谓“讵期执事主政，恣意悖行，致前次革命运动所得之成功，悉被破坏殆尽”，“欲举国家为孤注，以快一人之私(未删节之全函见同书，页九十七至九十九)等，犹如檄文。
到时序进入一九三O年，阎锡山终于知道副总司令一职不好当，不仅需要赴京上任，而且不得再兼省职，显然是“离窝毁巢”之计，始有唇亡齿寒之惧，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采防御措施，蒋、阎的电报战于焉开始，摩擦日甚。国民党改组派的军事倒蒋活动更予阎以极大的鼓励。改组派之产生有鉴于国民党为“新军阀”与“腐化分子”所包办，故认为“党的改组”以及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精神，为党的唯一出路。以汪精卫一派为核心人物，乃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沪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当蒋介石于翌年三月包办“三全”大会，排斥异己，改组派立即宣称三全大会为非法，并成立“护党革命大同盟”，强烈反蒋。汪精卫在法国也为之呼应，称倒蒋运动乃“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之争”。(阅《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页二十五至二十九)改组派上海总部又成立护党救国军，开始军事倒蒋。亲汪将领张发奎首先于九月十七日以其第五师通电拥汪讨蒋，十月上旬，汪自法返国，十一月十七日，李宗仁与张发奎联名通电讨蒋，唐生智、石友三继之响应。十二月二日，唐联合七十四名将领发表通电，劝蒋停止用武。五日，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马鸿逵、孙殿英等也纷纷通电讨蒋。但是倒蒋的人马虽多，却步调不一，缺乏统一指挥，被蒋各个击破，蒋且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利用中常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然而汪并不灰心，随即乘势促阎反蒋。
阎于一九三O年年初，即向其主要将领表达了反蒋意图，自二月上旬起，针锋相对的电报战日见升高。阎于二月十日发表有名的蒸电，指出南京国府蒋主席一再自称“力谋军队之编遣、党务之整理，以期树党国万年之基，尔后功成身退”，但事实上，“事与愿违，变乱迭陈，党内之纠纷愈烈，军人之恐慌愈甚，挑拨离间者之机会愈多，加以民间之疾苦日增，士兵之怨望日蓄。”在这种情况之下，实不宜再以兵戎相见，自相残伤。其中警句如“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伤亡者皆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本党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因此阎以“整个的党、统一之国”，与蒋互勉，要求相互“礼让为国”，两人“共息仔肩”。阎锡山特别要表明的是，为了避免战争，为党国利益计，他愿自己与蒋一起下野。但是蒋介石回电认为他之所为，乃“革命救国”的“义务”，而非“权利”。辩说“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容委卸，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他要阎“万不可肥豚唱高，轻卸救国重任”，他自己当然不会“轻弃党国付与之重任”。阎于十三日再驰电蒋介石，重申共同下野之意，并警告不要轻易动武排斥异己，有谓“治国之道，重在止乱，不重在戡乱；且能止乱，戡乱始有结果，不能止乱，而一味戡乱，乱终无戡了之一日”。蒋得此电，赫然震怒，欲即下令挞伐。然而汪精卫于二月十八日电阎，盛赞蒸电所说“整个的党，统一之国”，认为是“至要之图，得公主持，深慰海内云霓之望”，亟力鼓励“坚持正义，不避劳怨”，联合各派，进行反蒋，以“共底于成”。(汪致阎电见一九三O年三月十日《革命日报》，蒋阎电文载日本东洋文库藏《民国政治史资料》)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胡宗铎等亦于二十日联名通电，主推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翌日，蒋电阎仍认为，要他引退“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本党武装，阻止本党革命”。然二十三日，阎、冯、李等四十五人在太原发出通电，主张由全体党员投票，解决党国纠纷。汪精卫也自港通电，赞成总投票，并谓若和平无望，则以武力制裁蒋介石。
第五部分：内斗内行中原大战谁之过 4
此一蒋、阎电报战，促成浩浩荡荡的反蒋联合阵线。三月间，国民党改组派上海总部便搬到北平，同时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人马也纷纷派员到平津活动，与阎、冯连成一体。三月九日冯玉祥由山西回到潼关与旧部会合。(见《冯玉祥日记》第三册，页一三八)临行之际，阎送冯现款五十万元、花筒手提机枪二百架、面粉二千袋，以表歉意与诚意。十四、十五两日，前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五十七人先后通电全国，数蒋十大罪状，要蒋还政于民，化干戈为玉帛，由阎锡山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副之。四月一日阎宣誓就职，通电揭蒋罪行，指蒋变党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是以不得不“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党救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以作威福者，全国人亦当起而讨伐之”。这一次激起了大公愤，反蒋联合阵线汇聚了七十万大军。蒋介石则于四月五日以南京政府名义，下令通缉阎锡山，显然想要把矛头集中在阎一人身上，并指示吴稚晖致电冯玉祥，意图离间，反被冯抓住机会，大骂吴稚晖“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吴稚晖应是国民党人中被骂老贼的第一人。蒋遂于五月一日发布讨伐阎、冯誓师词，发动文宣攻势(原电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二卷，页三O九至三一O)，编印了《讨伐叛党祸国殃民的阎锡山冯玉祥》一书，数阎十一大罪，指冯“啸聚潼关、进犯郑洛”等等。蒋本人也于五月八日渡江北上，坐镇徐州，亲自指挥五六十万人，发动大战，并向其部下训话说，“作战的关键问题，是对敌人兵员的杀伤”，杀伤极为残酷的中原大战，于焉揭幕。
此役称之为中原大战，因主要战场在陇海铁路这一横线，以及平津铁路与平汉铁路二条纵线之间，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以及两湖等中原省份，双方兵力加起来约一百五十万人，毫无疑问是民国以来第一大战。前国民党第二、三、四集团军，分别在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领导下，动员全军，决心与蒋介石做破釜沉舟的搏斗，一开始就战况激烈，而又呈胶着状态。打到七月，反蒋联军略占优势，蒋军精锐损失惨重，蒋在河南归德几乎被郑大章的骑兵所俘。(参阅周佛海《往矣集》)但到八月里，蒋军又较占优势，集精锐于津浦，展开反攻。显然，蒋介石的炮弹后面有更多的银弹，美国借款以及江南财富之地可供他购买最新型德国大炮以及新式飞机，以及用金钱来论功行赏，甚至还此可把“银弹”化作“肉弹”。蒋曾命令沿陇海线办起战地俱乐部，用车厢“布置成流动酒店，备有中西大餐、烟具、赌具，雇用上海舞女、妓女充当招待”，以瓦解敌人斗志。(参阅宋平《蒋介石生平》，页二七一)不过使蒋介石赢得这场大战的决定性力量，却是来自张学良的东北军。张于九月十八日通电拥护中央，进兵关内，不仅使中原大战的交战团体失去平衡，而且使反蒋联军腹背受敌，注定阎、冯以及反蒋联盟之失败。张学良拥蒋，并不是择乔木而栖，而是蒋方派去的代表吴铁城、萧同兹的“外交手腕”，远胜于阎、冯派去的薛笃弼与贾景德。(参阅《张学良进关秘录》)具有讽刺性的是，一年多前，国民党的四个集团军把东北军赶出关外，而今蒋介石却引进东北军来击溃其他三个集团军!完全是权术运用，主义与信仰都是假的。
国民党内各派倒蒋如此踊跃，反蒋联合阵线如此强大，而终不免于失败。军事方面的失败，已如上述。在党务方面，汪精卫早于一九三O年三月二十四日就促阎锡山从速组织政府。当阎就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之日，汪系人物陈公博、王法勤等已抵太原，筹商组织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团结各派重组国民政府。但是由于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虽在反蒋上同仇敌忾，但在意识形态与历史背景上，犹如水火，经过多月舌战，才于一九三O年七月十三日获致共识，始与阎、冯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共同在北平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发布由汪起草的《党务联名宣言》。此一宣言可说是对蒋掌握最高权力以来的清算，很可以借此了解何以蒋介石成为党怨所集的众矢之的，复由才子汪精卫执笔，自是千古名文。例如它说：
本党组织为民主集权制，某则变为个人独裁，伪三全代表大会指派圈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本党政治，在扶植民主政治，某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亦无保障，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去岁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皆由此酿成也。某不惟不怍，且方以摧残异己、屠戮无辜为快心之具。同人等痛心疾首，务以整个之党，返之同志；统一之国，返之国民，在最短期间，必依法召集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除过去之纠纷，扫荡现在之障碍，使本党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实现。同时并根据总理十三年十一月北上宣言，召集国民会议，使人民迫切之要求，得以充分表现，而本党为人民谋解放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在会议中与人民意志合为一体。此同人等认为党国目前切要之图，谨以精神结合一致，共同努力，克日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树立中枢，俾关于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会议之筹备，与夫一切党务之进行，得所指挥；望我全体忠实同志，一其心力，以济艰难，一切睚眦之见、意气之争，皆当去之务尽，内以自固，外以御侮，党国安危，实系于此，敬布腹心，惟共鉴之!
第五部分：内斗内行中原大战谁之过 5
这是说国民党已沦为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文中之“某”，即蒋介石也。
十七年间，本党于军事上既统一全国，其在同志，以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欣欣然望训政之实行；其在国民，亦本于厌乱思治之心理，相与为永久和平之祷祝。然曾不一年，而内战复起：十八年间，长江黄河西江三大流域，满染国民革命军相斫之鲜血，人民生命财产，随以荡析者，更不可胜记；至于今春以来之大战，战区之广、战祸之烈，不特北伐之役未足与拟，即民国以来绝无其例，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呜呼!此诚中国之浩劫，而中国国民党之奇痛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国民党内斗不已，“战祸之烈”，“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蒋介石也。
南京诸人，于去春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悉由指派圈定，党员之选举权，剥夺无余。全国代表大会既非法，则其所产生之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其亦非法，更不待言。加以怙权之故，认约法为不便于己，置总理“训政时期须颁布约法”之遗训于不恤，使人民竟无依法以监督政府之途。于是，对于政府之失望与极端愤激，遂不得不横决。以上二者，实为构成内战之原因，南京诸人不惟不思所以清弭之，反以武力为压迫之具。于是，一方压迫，一方反抗，而内战乃一发而不可 收拾矣。凡我国民，苟一回溯去春以来内战之所由，度未有不为之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所谓“南京诸人”，通俗地说即“蒋介石那一帮人”，非法妄为，违背了孙中山的遗训。人民也不能依法监督政府，只有起而反抗，则内战之责任在压迫之南京蒋政府，而不在反抗之人民。是以扩大会议的最终要求是：
此后关于一切设施，先之以公开宣传，自由讨论，继之以严正之决议，纵落少数而退为在野之反对派，亦必以法律规定为活动范围。庶几内战原因永远消除，革命建设，得以从容开始。国利民福，悉系于是。而不然者，怀抱独裁之野心，曲解训政之真义，蔑视舆论，遏抑民权，以摧锄异己为得计、以穷兵黩武为能事，必欲使内战延长以为快，则误国殃民之罪，必有所归，而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正义也。谨布腹心，惟共鉴之!
汪草此宣言虽未指姓道名，但蒋介石处处呼之欲出。汪寻于七月十五日自香港经日本抵塘沽，转往天津。途中曾向记者表示，“蒋介石如认识其负两年来内战的责任，当自动辞职。”(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页一八三)汪至北平后，又多方商谈，交换意见，原拟待党务处理完善后，再组政府，然而由于津浦线战况逆转，济南得而复失，遂决定提早组府，以激扬士气。扩大会议遂于九月一日，举行第五次会议，通过政府组织大纲，推定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张学良、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于九月九日在怀仁堂就职。张学良虽名列国府委员，但尚未表态，为双方积极争取的对象。汪精卫曾特派郭泰棋、陈公博等为代表，前往致意恳谈。张学良于九月九日宴请南方代表张群、吴铁城等，复于翌日宴请北方代表贾景德、傅作义等。仍然表示中立。但至九月十八日，突发巧电，呼吁即日罢兵、静候中央措置(见《国闻周报》第七卷第三十七期)，虽向《大公报》记者说：“衷心极愿蒋、阎、冯三公各退一步，共议大计”，其实已偏袒蒋介石，故有“静候中央措置”云云，颇出扩大会议诸子意料之外。他们不知分化收买的招数，岂蒋之比!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说，蒋介石以五百万现款和一千万公债，收买张学良出兵入关。(见页三三六)此事居然为近年所出刘心皇辑注的《张学良进关秘录》中的蒋介石密函所证实，而且款数完全正确。蒋屡电部下促张出兵，一口答应巨款，认为宋子文可以办到，当宋子文于九月十八日起，每日汇一百万元，张学良决定出兵援蒋。(参阅页七十三、八十、八十五、九十七、一O一、一O五、一O七、一三七、一四一、一四二至一四三)张学良态度既明，战局彻底改观，鹿钟麟于十月十五日通电罢兵，李宗仁桂军亦自湘撤桂。扩大会议则于九月二十五日移至太原，继续开会，起草约法，于十月二十七日完成八章二百一十一条的《太原约法》，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以为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此次中原大战耗时七月，死伤三十万，换得此法，故邹鲁有诗曰：“百万头颅换得来，行间字里血成堆；漫云大法都须价，举国疮痍剧可哀。”(邹鲁《澄庐诗集》)
第五部分：内斗内行中原大战谁之过 6
蒋介石打胜此仗，更加趾高气扬，十月三日于开封军次，致电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告捷，并于十月十日告全国同胞文有云：“此战之中，逆军集全国各派反动之大成，而终不免于覆灭，则此战之后，绝不致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叛乱党国。”不过，所谓“反动派”、所谓“军阀”，皆昔日之亲密同志也。昔日之同志，如阎、冯、汪等可成今日之“军阀”或“反动派”，则今日之同志，如张学良、胡汉民等，又安知不会成为明日之“军阀”或“反动派”？问题根本出在蒋之独裁野心，因此不惜代价排除异己，然异己不息，纷扰正无已时。他认为从此“天下太平”，显然言之过早。
张学良一身左右战局，虽云左袒蒋氏，尚以和平与顾全大局为说。汪精卫经大同出亡，过雁门关有句曰：“剩欲一杯酬李牧”，似犹指望于张学良。李牧主和，然以和为制敌之手段。但是蒋介石并无和意，于阎、冯尤不留余地，继续轰炸，要求他们无条件下野，并于停战之后的十月二十五日，令杨虎城攻克潼关，策反西安守备刘郁芬，阎之晋军以及冯之西北军均遭改编，阎冯两人的军事实力瓦解殆尽。至此，前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终于将其他三集团军全部吃掉。早于一九二九年二月，蒋介石曾向冯玉祥抱怨，沪、广、汉、平皆为桂系占据，冯回答说：“同是一家，何分彼此？”(《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五七八)蒋显然未以国民党内的四军为一家，“亟亟以消灭异己是务”，亦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于党、于国、于民都付出难以估计的代价，双方死伤约二十五万人，后遗症更绵绵不绝。最凄惨的，则无过于普通百姓，在大战最激烈的八月下旬，冯玉祥在日记中记下： “人民之苦，苦到万分；人民之困，亦困到万分，日日要兵要钱要粮还不算，而捆抬之祸，又日甚一日，如何得了!”(《冯玉祥日记》第三册，页三三二)这是参与者的良心之言。至于后来的学者则认为，中原大战 使国家元气大伤，直接影响到整个三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中外关系，并为日本侵华提供了机会。(参阅李静之《试论蒋冯阎中原大战》，页二一九至二四七)即就蒋介石本人而言，似亦得不偿失，从阎、冯那里抢到的华北地盘，实际转换到张学良手里。滥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之谬，此见之矣!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大搞特务 1
内地学者众口一词，强调蒋介石与江浙财团以及帝国主义间之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没有，但是不能强调。凡以利害相接，有利亦有害。蒋两次勒索上海中国银行，一叶知秋，可知与江浙财团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蒋虽与帝国主义的日本沟通，但亲自率师至济南，仍遭日帝羞辱，举一反三，可知与帝国主义之关系，也不是那么一厢情愿。蒋介石也并没有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江浙财团”和“帝国主义”的篮子里，他最可依赖的无过于完完全全替他服务的特务组织。
其实任何想搞独裁的人，都会重视特务，以为耳目。蒋介石的特务观就是如此。他一生培养特务，成立特务机关，不遗余力。但是一切都严守秘密，讳莫如深。戴笠(雨农)是他生平最心爱的头号大特务。戴笠从事特务工作，由一个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八万人而成为超过十万人的“军统”，跟蒋介石关系之密，已到了蒋介石罚他跪，骂他下贱的程度(这是保密局秘密出版《戴先生遗训》中戴笠自道的情况)，但在公开文献中，一本又一本的蒋介石言论集中，除了《西安半月记》中一次提到戴笠名字外，好像完全没有这个人似的。这种严守秘密、讳莫如深的动作，真是耐人寻味极了。因为连戴笠都被蒋介石罚跪、骂下贱，特务人员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找到一篇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蒋介石的秘密讲话，是在杭州对特务人员讲的，题目是《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在讲话中，蒋介石毫不客气地说：“有两点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们。”两点“吩咐”是：
第一，必须绝对服从命令：特务工作人员，就是领袖的耳目，你们所到的地方，就是领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们如果不实实在在尽心尽力去工作，领袖的耳目，就失了聪明，革命事业的进行，便会发生障碍。所以你们做耳目的人，务必要遵照首脑的意旨，慎重周密地去进行一切，因此你们工作上最要紧的条件，就是绝对地服从主官的命令，除服从命令之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你们特务工作就是领袖的耳目，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地绝对服从主官的命令，随时准备为领袖牺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们死就死、要你们活就活，丝毫没有你们抉择的余地。第二，不许自作主张：你们特务工作人员既然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只以绝对服从为天职，自己的生命身体，都已经完全贡献于领袖，那么，个人的意志，当然更不待说是没有丝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对于政治方面，不能在领袖主张之外，自己做一点主张。……你们务必要以领袖或团体的主张为主张，以领袖或团体的意志为意志，才是忠实的革命者，惟能如此，才能推动革命事业以底于成功。(第十三卷，页六至七)
这两段非常露骨的讲话，真使我们大开眼界!蒋介石毫不掩饰地指出特务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并且只不过是“耳目与工具”而已，一点也不是别的。正因为蒋介石的尺码不过如此，所以，从戴笠以下，奉行力行社“为领袖做耳目”的信条，甘心为“耳目与工具”而不辞!晋见蒋介石时候，被罚跪也、被骂下贱也，也就不以为异，其身价在蒋介石其他奴才眼中，更为低下，因为特务毕竟是奴才中走狗化者也!(戴笠自称走狗，可见之于《中美合作所志》第一册，页二六二、三六七至三九九)于是，豪奴欺猢犬的情况，便有趣地发生。一九六八年三月，保密局的后身情报局秘密出版了《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有这样几段，写一九二八年戴笠的地位：
戴先生常一大早出门，有时半夜三更才回来，一回来徐亮便手忙脚乱，因为戴先生这时便将他在外面所搜集到的一些情报资料，指示徐亮即刻撰成报告，经过戴先生核阅后，再由徐亮在灯下誊缮正楷，而戴先生便在核稿完毕才去睡觉，天还不亮又得起床，拿着徐亮写好的报告匆匆出门而去。
那时候，领袖的官邸在中山门外的陵园，戴先生摸黑出门，到陵园实在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如果身上有钱时，便花三块大洋坐部出租汽车赶去，要是没有钱的话，便得徒步前往，风雨冰雪一概无阻。到领袖官邸去送报告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当时的那位侍卫长尤其对戴先生大不高兴，曾命令警卫人员不准戴先生进出官邸，但是戴先生照样进出不误。有一次，戴先生正陪着一个人到官邱去晋谒领袖，出来的时候，在大门口正好遇到侍卫长，当时侍卫长指着戴先生忿然骂道：“……戴某人你下次再来时，我一定非关起你不可……”但是戴先生却不做一声， 默默而去。
这有趣的故事，活生生地显示给我们：特务在蒋介石的统治网中，地位其实低下得很。(另一有趣的故事是沈醉所说戴笠当年只能拦蒋介石汽车以递报告的事。乔家才《再为戴笠辩诬》却说不是拦汽车而是等蒋介石下汽车。“当时总司令的侍卫长是王世和，王不让他晋谒总司令，也不给他转呈报告。他不得已，才等候总司令下汽车时，跑步去呈上报告，这是他公开对人讲过的，绝不是拦汽车。”但是，纵使不拦，也还是低下得很吧？)
《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又有这样的标语：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大搞特务 2
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做领袖的耳目；做领袖的手足。
做“耳目”是真的，做“手足”就未免自抬身价了。
特务是主子的“耳目”，犹如工具，任人使唤，其性质也固贱。相反的，主子则必须尊贵，甚至还要神化。根据黄埔一期的苏文钦的回忆，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校长，就“最喜欢别人把他看作神圣一般，对他谄媚逢迎”。而且，每日三餐都与本校官佐在一个餐厅用膳，同起同坐。蒋到，大家起立；蒋坐下，大家才敢坐下。蒋动筷，大家才敢动筷；蒋吃罢停筷，大家亦必停筷。蒋离开餐厅，大家又必起立注目恭送。(见《我在蒋介石身边的点滴回忆》，页二二四)
苏文钦还指出，蒋介石与陈洁如所住的寝室及其个人的办公室也布置得很有神秘感，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九二五年在汕头、一九二六年在南昌，一九二七年以后，权力愈增，神秘性愈高。神秘使要人莫测高深，教人敬畏。据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卫士大队长宓熙说，蒋在广州时就有一排人当保镖，东征后扩编为卫士连，宓熙就是连长，“平常蒋介石出入行动，都由我带一个班长和一班卫士随从，在东山住的时候，也是如此。”(宓熙《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页二四八)
我们偶然在澳大利亚发现一本一九二七年出版，用章回体写的《新出伟人演义：蒋介石历史》，作者署名粤人陈国时，把蒋写得神乎其神，说孙中山是中国的大伟人，“一手劈开新世界”，而那个小英雄就是“本书上的主人翁，打败至今最称勇敢，最称善于用兵，在军人之中最称头儿脑儿、顶儿尖儿的孚威上将军吴佩孚之蒋介石是也。”(页二)更说蒋在小孩子时，就向他爹爹说：“孩儿将来生成长大，定要与汉人争一口气，打倒满夷，还我汉族江山，方算得一个世间奇男子，人间大丈夫。”(页三)还说蒋初入新学堂，就在运动会大显好身手，赛跑起来，“两条腿好比飞毛腿一样，谁个也追不上他。”(页八)不过他就是不玩撑杆跳，原来他认为，“跳高则跳高矣，何必要因撑而高，撑杆跳者完全靠在一根竹上”，不屑有所依靠，以显示他的志气。最最有趣的是，说少年蒋介石是足球健将，有位“妙龄女郎在会场上观看，见介石冲锋之勇敢，实为双方队员中之凤毛麟角，妙龄女子见了英俊少年，自然发出一种爱情来”。(页十九)又妄说蒋赴日本学军事前，已由蒋百里介绍认识孙中山(页二十六)，“及至中山物化，党中无主，广州政局凌乱不堪，蒋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占领广州，独行其是，宣言奉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如此之后，革命党中知蒋介石是个当世健者，咸来附和”。(页三十五)类此粗糙的编造，无非要为没有特异事迹的英雄，制造事迹。这本小册子使我们知道，蒋介石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开始为自己造势了。
等到蒋爬到权力高峰，造势变成造神了。这种神化，到了蒋介石死后，经由大学教授级的不断鼓吹，可算登峰造极。举两个抽样：第一个抽样是台大教授叶庆炳写的《生活在伟人光辉里》，发表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联合报》，其中有：
三年前的四月五日午夜，蒋公离我们而去。那时刻，台北本来好好的天气，突然疾雷骤雨，声势令人惊悸。平时我读古人传记，常常发现当一位伟人溘然长逝，自然界会出现突如其来的变异。从前我总认为这种神话式的记载，目的无非在渲染伟人之不平凡。由于崇拜伟人，有人编织了伟人临终时的神话；也由于崇拜伟人，大家愿意相信这种神话。于是，神话也成了历史。可是，自从我亲身经历了蒋公逝世那夜的突发性疾雷骤雨，我不敢再坚持我以前的看法。
第二个抽样是师大教授江应龙写的《蒋总统是神》，发表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幼狮月刊》，其中又有：
尽管现在是科学时代、尽管现在是民主时代，但是我仍然肯定地说：“蒋总统是神!”
从上面两个抽样里，我们可以看到五十年造神运动的后果，到达如此封建迷信的田地。任卓宣居然还表示，“这是好现象”!(见台北《自由日报》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日)任卓宣又名叶青，是台北政大教授、政治作战学校教授，且是当年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代理部长，他的认定，可算是国民党处心积虑神化蒋介石的一番画龙点睛。为了建立权力中心，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此!
话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以为独裁在望，更加积极部署个人权力的建立。欧战以后出现法西斯主义(Fascism)。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首组黑衫党(Fasci di Combuttimento)，以鼓吹之，法西斯主义亦于一九二O年输入中国，“力行社”就是“意大利黑衣队的铁血主义者”。(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三十)蒋介石口口声声三民主义，为了巩固他的革命法统，但是为了独裁，他不能不被法西斯主义所吸引。结果是挂三民主义的羊头，卖法西斯主义的狗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就曾指责蒋介石“以三民主义为标榜，而实际推行的，乃是武力统治的独裁专制主义”。(见胡汉民《武力统治者的法西斯蒂运动》)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大搞特务 3
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的国民会议上，就公然说，当今世界三种政治理论中，共产主义与民主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均不可取，而盛称法西斯蒂政治理论，“认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并肯定意大利法西斯党当政之后，肃清社会紊乱，令他十分向往“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见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载《国民会议实录》)蒋于一九三五年更宣称法西斯可以救中国，为中国所急需。(见《蓝衣社组织上反满抗日活动实例》载《蓝衣社把关南为资料》，页十一)
在蒋授意下，蒋系人马积极从事学术文化事业，也大力宣扬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要中国强盛，只有用“法西斯手段来推行三民主义”，鼓吹“领袖独裁”，以及“树立最高领袖之信仰”等等。在法西斯主义的引导下，蒋介石先后建立了“中央俱乐部”(CC)和“复兴社”，作为行动的工具，尔后又发展出“中统”和“军统”两个庞大的特务组织。
“复兴社”又称蓝衣社，相当于墨索里尼的黑衫与希特勒棕衫，大约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在南京秘密成立，其核心分子为黄埔出身，又曾侍从过蒋介石的人，如贺衷寒、郑文仪、戴笠、郑介民等，还有自命精通理论的刘健群等人，无一不是蒋之心腹，以“绝对服从领袖”自矢，认为“法西斯独裁是中国的唯一救主”。英文《剑桥中国史》亦肯定蒋介石以德、意军国主义为模式。(页一四五)他组训青年，派人到部队去监视军官，搞党团活动，用断然手段扫荡党内“反动分子”，没收反动分子财产以及收取党费十分之六为活动基金，奉蒋介石为领袖，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甘愿为蒋之耳目。复兴社自成立以后，发展迅速，骨干分子曾分批派往德国，接受“盖世太保”的训练。在五年之内，从四十余人的组织，发展到将近十万人之多，亦因而形成派系，诸如戴笠的特务系、陈诚的军事系、康泽的别动系，以及贺衷寒的政训系，分别经由党政管道，控制政府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事迫害、盯梢、恐吓、绑架、监禁，甚至暗杀等行动。如三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杨杏佛与史量才谋杀案，一时讳莫如深，然而事过境迁，特务纷纷写回忆录、一一招认。军统的沈醉更明言，杀中央研究院的杨杏佛，为了警告宋庆龄，杀《申报》主笔史量才，因怀疑与共产党有关系，都出自蒋介石的意旨，特务不过是执行的工具。(参阅沈醉《军统内幕》上册，页一九三至二O二)另外还可通过法令，逮捕异己，钳制言论。最后中央权力完全集中于蒋介石一人。
一九三三年，为了江西剿共，“复兴社”主持“庐山军官训练班”，由蒋介石亲自坐镇，教导希特勒那一套。德国军事顾问团一百余人，进驻庐山，传授妙计。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中各重要机构，也多有德国人以及意大利的高参参与。意籍高等顾问史丹法尼就建议中国应当在全国惟一最高首领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以服从就统一”、“以统一谋建设”、“以武力争和平”。这种法西斯精神讲话，为蒋介石捧场、敲边鼓，令蒋十分受用。史氏回意大利后，蒋仍要中国驻意大使转致“国民政府最高文官待遇月俸八百元”。
法西斯特务组织不仅帮助蒋介石巩固权力，而且提供了不少方便，包括在军事作战时，扮演间谍的角色，偷看敌人的底牌。所谓偷看底牌，就是偷译对方的密码。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书中透露，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 O年间内战时，桂系方面的密码，都被蒋介石方面推译出来。正由于偷译对方密码的成功，更予蒋以“料敌如神”、“天纵英明”的形象。
据情报局秘密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民国二十二年三月，胡宗南将军介绍一位擅长无线电通讯的魏大铭给戴先生，乃即着手从人才的吸收训练、电机的研究制造，与内外通讯网的建立各方面，迅谋发展。”其实在魏大铭以前，蒋介石就在这方面坐享其利了。据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回忆：
民国十八年交通部国际电讯局长温毓庆博士，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务支持，研破了桂系的上海秘密电台 XHFA的密电，情报为蒋总司令所用，及继续扩展及于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报而赢得中原大战，石友三、唐生智等叛变诸役，几次解救蒋总司令于危难之中，极有贡献。此种密电情报，当时由林蔚文将军经手，呈转处理，用后即毁，不存档案，了无痕迹，后来侍从室即循此规例，故知者极少而识者几无，人但知蒋委员长之神机妙算，而不知其另有密电情报。(页四十九)
蔡孟坚也于《八十谈奇》中谈到，中原大战时以时迁手段，偷得鹿钟麟总部新颁的密电本，以陈立夫名义送交总部机要室，大收战果，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深予嘉勉”。特务之功大矣哉!蒋介石焉得不重视特务？
蒋介石北伐到江西时，身边已有一大批侍从秘书、副官卫士等等。他原本用人惟亲，而这些人更是亲上加亲，如第一个担任侍从秘书的毛庆祥，乃溪口世交毛颖甫的儿子；另一个侍从秘书汪日章，排起行来，乃蒋介石的表兄弟；再一个侍从秘书俞国华，乃蒋介石少年同窗莫逆之子。俞国华的助手周宏涛，则是蒋介石密友的孙子。为蒋介石监印的姜辅成，由蒋介石同乡、交易所旧友应梦卿介绍，另一个监印官沈绍洙，也是奉化人。亲戚关系、密友关系、浙江人、黄埔以及后来的中央政治学校出身，成为蒋介石周围亲信选择的标准，也是他权力中心的一块基石。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大搞特务 4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决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设立南昌行营，指挥剿共，一手包办党政军大事，乃扩大侍从秘书、副官以及侍卫人员的编制，组织侍从室，犹如清朝雍正皇帝的军机处。到一九三六年一月，正式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下设两个处，钱大钧任侍一处主任掌军事，辖总务、参谋、警卫三组。陈布雷为侍二处主任，掌政治与党务，辖政治党务和侍从秘书两组。侍从秘书的名义时而授予党政简任以上人员，以备咨询或外调，犹如旧皇朝的翰林院。至于警卫已不是一排或一连，而是大队，同时配有便衣侍卫，由侍卫长统一调度。侍从室的权力自然而然地凌驾政府各部门之上，举凡国民党全会、中执会、中央委员会，也都成了独裁者的橡皮图章，其显赫似犹超过清朝的军机处。一九三O年的蒋介石，显然已具有皇帝的架势，只是他皇命所及的疆域，仍然无法涵盖全中国耳。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也是五省联军总司令 1
蒋介石先后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阎锡山等国民党军头，以为天下一统，可以一人治天下。然而他的伎俩不过是师承孙中山的“联甲倒乙”，只是在“分化收买”上青出于蓝而已。结果搞掉张三，来了李四，天下并没有一统。张学良既进关决定中原大战，解决阎、冯，华北与东北也就俱在东北军影响之下。蒋介石既利用陈济棠、陈铭枢弄走李济深，广东也就是两陈的天下。其他各地大小新旧军阀以及地方红军，亦莫不在内战中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是以蒋介石花了好大的力气、中国人生命财产受到好大的损失、国家元气受到好大的伤害，而他统一的天下，实际上仍然不过是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省。他名为国府主席，事实上无异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凑巧的是，蒋介石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正是在孙传芳督军衙门旧址上扩建而成的。
青年党史家沈云龙说，蒋介石打赢中原大战，扩大会议失败后，“大度宽容”地接纳了“太原约法”，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但为胡汉民所激烈反对，以是发生(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的汤山事件，引起另一党内重大政潮。”(氏著《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页二八二至二八三)但是蒋要召开国民会议，并非为了民主，更与“大度”无关。胡汉民反对亦非反民主，而是洞悉蒋介石的心术，知其于大胜之余，欲借约法召开国民大会，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独揽军政党大权。胡氏素主党治，以党领军，当年竭力支持蒋开编遣会议，目的即在于此，而今蒋大倡“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以军事强人一旦成为独裁之总统，党无疑将沦为独裁者之工具，实非心甘情愿。
《陈布雷回忆录》一九三一年条记道：
二月二十八日，胡展堂先生以政见关系(反对训政期约法及国民会议)，辞立法院院长职，屏居汤山，继迁入城内黄龙巷暂住，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资为讥刺口实，余在京目睹其事，深为本党前途忧之。(页八十三)
胡汉民(字展堂)因政见关系辞职，何至于引起政潮，为党外讥刺？更令陈布雷忧虑国民党的前途？斯乃陈布雷讳而不隐的笔法，其实大有文章。
其实胡并不反对召开国民会议，而是坚决反对在训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定约法以选举包揽党政军大权的总统，且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在法律程序上杯葛，坚不相让，因此触蒋之怒。而胡在党中声望之高，亦遭蒋氏之忌。中原大战胜利之前，蒋尚需胡的合作与支持；既胜之后，已到鸟尽弓藏的时候。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晚上，蒋介石在司令部邀胡汉民夜宴，结果是另一个鸿门宴，但是没有刘邦溜走的运气，而遭拘留。目击者之一邵元冲，留下当日的日记，记之颇详：
七时应介石邀全体中央委员晚餐之召，赴总司令部。八时顷，同人景集，展堂至，介石独令高秘长凌百、吴警厅长思豫招待之于别堂。旋介石出一致展堂函示诸同人，中历陈展操纵党权，把持立法院，抗言国民会议不应讨论约法等罪过，累累十九页，由介石签名，且有亲添注之处，列座传阅一过，皆噤不作一言。介石并谓此函已与展堂阅过，并欲余往征展堂之意。展谓“中所列举，乃悉无故实，余二载以来以维持中枢，始终黾勉支持，若同人中犹有不满因而毁谤者，余亦唯有自行引退，然是非不可诬也”等语，余乃出。旋由介石与同人会餐，并力陈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吴、李、蔡、叶、戴诸君皆附其说，十时顷散。是夕，展堂止宿于总司令部介石宅中。(见《邵元冲日记》，页七一O至七一一)
所谓宿于总司令部，实即被拘留在司令部，不准回家。邵所记与胡自述(参阅《胡汉民自传续编》，载《近代史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二期)若合符节。翌日，蒋介石在国府宣布已失去自由的胡汉民，辞去本兼各职，并嘱邵元冲与侍卫长王世和，将胡押送至汤山俱乐部幽居。邵虽是蒋的亲信，但于囚胡一事，一开始即不以为然，未必明告介石，至少露之于私下的日记，且时时“赴汤山访展堂”。三月八日，又由邵元冲偕同首都警察厅厅长吴思豫与戴季陶，赴汤山把胡汉民接回城内双龙巷寓次软禁。三月二十日，首都警察厅厅长又杜绝双龙巷内之交通，不许汽车通过，而且警察每天要去察看胡氏一次。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时，邵元冲、张默君夫妇前往双龙巷看望胡氏，守卫者不许张默君登楼，只准邵元冲一人入内。到四月二十五日，连邵元冲都被挡驾，令他“意极烦闷”，然亦无可奈何。翌日，蒋介石还特别告邵，不要与胡往来，令邵忍不住借读《刘子政新序》，在日记中发牢骚，有谓：“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为谋、辨者不为使、勇者不为斗，知君之不可侮其臣。”(《邵元冲日记》，页七一一、七一四、七一七、七一八、七二六至七二七、七二九)胡汉民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师长辈，古之皇帝犹不侮其臣，而蒋侮胡至此，更何况胡为蒋抬了两年的轿子，难怪连邵元冲都有“世道衰熄”之叹!不过，邵元冲还是照做蒋的国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也是五省联军总司令 2
胡汉民突然辞职，并未圆蒋之总统梦，反而“引起谣诼”，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执会，遂于三月八日通电“辟谣”，但欲盖弥彰，罩不住国民党大老胡汉民被囚禁的事实。汪精卫于三月十四日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中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页一九○)四月三十日，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更与监察委员邓泽如、萧佛成、林森联名发表“弹劾蒋中正电”，指“蒋氏猜忌为心，阴险成性，总理以其长军旅，畀以练兵之任，未及期年，总理逝世，迭乘时变，窃夺军权，浸而盘踞中枢，把持国柄，潜植羽翼，威胁老成。诸同志仰总理之遗志，急国家之危难，庆其才勇，降心相从。乃濒年以来，不知敛抑，肆虐愈深，为祸滋甚。”接着列举四大罪状，其一，蒋氏以孙中山的继任人自命，而以国民党为其私有，以至于“厚诬总理，蔑视党员”；其二，蒋氏让中共坐大，“士卒疲于奔命，贼焰至今为烈”；其三，蒋氏不守党纪，怂恿小人如陈果夫等，到处活动，“暴戾恣肆，压迫人民”；其四，蒋氏让亲戚宋子文，由一“穷措大”变成大富翁，“等于王侯”，主管财政“已逾六载，所发公债，已逾四万万余”，而“蒋氏既纵之为恶，凡有与之言者，充耳不闻”。是以“蒋中正违法叛党，逆迹昭著，谨胪列罪状，提请贵会严予处分，以张正谊，而肃纪纲事”。(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科编《为什么要弹劾蒋中正》)此后驻粤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率所部于五月三日，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南京方面明知广东发难，由于胡汉民的自由问题，蒋初在压力下想要恢复胡之自由，但寻又变计。(见《邵元冲日记》，页七二九)五月十一日，广西李、白也率部通电响应。南京方面则由何应钦、何成漕等三十将领通电攻击粤方，又发生了洋洋洒洒的“电报战”!
粤方箭头针对蒋介石的独裁，非倒蒋不罢休。五月二十五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等二十二人联名致电蒋介石，限其于四十八小时内引退。两天之后，广州各派通过由汪精卫起草的宣言，公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以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五月二十八日，非常会议组成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以汪为主席。同日蒋介石复电孙科，谓“受总理付托”，拒绝引退，又说什么“既非赵孟之所贵，亦非赵孟所能贱”!于是宁粤分裂，国府又闹双包案。北平的扩大会议结束才半年左右，又出了一个广州非常会议，都是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旗号。事实上，蒋不仅独裁，而且蛮横，囚禁胡汉民就是明证。他这样做，固然导致国民党一再分裂，更不必说整个国家的分崩离析，对他自己也大大不利，自揭其短，成为众矢之的。
最有趣的是，当粤方国民党唱出对台戏之后，蒋介石竟想再请胡汉民出来主持党务，所以“防卫较弛”。(见《邵元冲日记》，页七三九)蒋之“随机应变”有如此!如果胡答允，蒋正好“釜底抽薪”，但是胡毕竟是比较有原则与操守的国民党人，尚不至于为了做官，可以马上忘记蒋氏的霸道与蛮横。
七月二十一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讨伐令，以剿共讨蒋为号召。九月初，两广部队又誓师北伐，分袭湘赣，九月六日，已占湖南郴州，十三日与蒋军顾祝同部战于衡阳，粤桂军乘胜入城。但不到五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帝侵占东北，国人悲愤至极，外侮临头，不好再打内战了，双方于是休兵。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一日回到南京，即请自日归国的陈铭枢赴粤谋和，即以下野为条件，“亦甚愿接受”。翌日，邵元冲受命去见胡汉民，促其出主中枢，但胡回答得妙极，说是“贤、不肖不能并存，进贤必退不肖”(《邵元冲日记》，页七七六)，要他胡汉民贤者出山，你蒋介石不肖，就得下台!誓不共存，颇有点志气。
在蒋授意下，陈铭枢由蔡元培、张继陪同，于九月二十八日抵达香港，与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会谈。粤方提出三点：一、任陈铭枢掌京、沪卫戍事宜；二、由蒋发一电，对数年来政治措施引咎，并声明统一政府办法决定后，即行下野；三、由粤方通电取消粤中政府，来京开会协商统一政府事。(引自《邵元冲日记》，页七七八)三十日，宁方开中央政治会议后，讨论粤方三条件，蒋决定先发表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然后于十月五日电粤，谓“当此外交紧急”，“不可一日无政府”，希望粤方同志早日来沪，再谈其余两点。粤方认为有理，然而坚持最低限度应先释放胡汉民。陈铭枢等将此意见于十二日带回南京，胡汉民遂于十四日，由下关登车赴沪(见《邵元冲日记》，页七八四)，禁足七个半月之后，终于获得自由，然而遗恨绵绵不尽，对蒋绝不原谅，可见之于胡向吴鼎昌所说：“我在南京给他(指蒋)当了几年家，想不到他翻脸不认人，最后耍出这样的流氓手段!”(容斋《蒋介石汤山软禁胡汉民》，页四○○至四○一)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也是五省联军总司令3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在上海见面，这三个孙中山手下的欢喜冤家想再度携手，据次日《大公报》的报道，汪蒋“互道别绪，握手言笑，甚为欢洽”，为蒋、汪合作铺了路，但蒋、胡是否能再度合作，胡、汪关系能否融洽，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蒋介石在粤方坚持以及抗日怒潮双重压力下，不得已于十二月十五日辞职。宁粤两方遂于二十二日正式合流，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组织政府，选举林森为国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虽下野，仍与汪、胡同任中常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事前已有妥善布置，党政军中的实力犹在，特务组织仍在掌握之中。同时蒋竭力拉拢汪派，诸如要求陈公博转达，“中兴本党，非汪莫属”(《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一期)等等。一年之前，蒋仍口口声声，声讨汪逆，而今竟以中兴大任相寄，变化之快，令人咋舌，然而蒋未必心口如一，只是为了政治现实所需，借政敌之影响，为东山再起之谋。在蒋氏心目中，显然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不过，奇异的是，自一九二七年以来，五年于兹，蒋介石联甲倒乙，翻云覆雨，结果依然是群雄割据、党国分裂的局面。统一徒成虚愿，蒋氏实际控制的范围，仍然跳不出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的掌心，而内忧赤共、外患日帝，则尤远远过之。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蒋介石与“一·二八” 1
蒋介石虽然再度下野，但政治动作依然不断，身在奉化老家，并无碍遥控南京政权。他于离京之前，以最快速度任命亲信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又命财长宋子文取走重要财政档案，再命黄埔弟子贺衷寒、康泽等积极筹组复兴社，以巩固特务势力。唐纵也透露蒋于下野之初下令组织“十人联络组”，又称“十人团”，分布各地。(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二十八)他为了尽快复出，有借重国民党内汪精卫及其改组派的必要，乃邀汪到杭州一晤。
汪氏夫妇一行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抵达杭州，当晚与蒋闭门深谈，翌日报纸只透露“晤谈甚融洽”，不及内容，惟融洽属实，是日蒋汪联名致电胡汉民，促其入京，已发蒋汪合作的先声。元月十八日，行政院长孙科偕何应钦等飞抵杭州，张人杰、张继设宴于烟霞洞，蒋汪同时赴宴，状至愉快。这一批国民党要员又于宴后辟室会商，决定共同入京。林森与孙科在南京显然难以应付，外交与财政问题尤不堪负荷。
蒋、汪等于元月二十二日返抵南京，第二天就开紧急会议。再过两天，孙科就主动宣布辞职，由汪精卫于元月二十八日继任行政院长，并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指定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五人常委。三月六日，国民党召开中政会，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自此蒋委员长成为最高领袖的代名词，又逐步恢复到一人军事独裁的局面。宁粤决裂时，粤方坚持蒋下野以及撤销总司令以夺其兵柄的努力，完全白费。蒋氏不仅迅速复出，而且重握军权，只是换了一个头衔，由蒋总司令摇身一变成为蒋委员长。
蒋汪合作，各取所需。蒋因宁粤分裂而被迫下野，拉汪合作，立孤粤方之势，也是分化手段的一种。同时蒋已得罪了胡汉民，另外需要元老级的老国民党来抬轿子。而汪氏的改组派与粤亦有意识形态的矛盾以及权力之争，也不难被分化。至于汪本人，无论动机在于共赴国难或政治分赃，于多年流亡之余，终于有主政的机会，自然难以拒绝。
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立即碰上“一二八事变”。此一事变，在国民党史册上，“不惟表现了我军牺牲不屈的精神，加强了民族抗战的意志，国际视听亦为之一变。”(台湾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三十二章)其实这一作战，却是在对蒋介石有技巧的“抗命”情况下出现的。蒋介石与汪精卫绝不是抗日首义作战者，他们的既定政策是“先安内再攘外”。他们上台时就批评孙科政府陈友仁对日政策太过强硬，所谓强硬，不过是要和日本“和平绝交”。陈友仁也不客气地批评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声言：“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
真正“抗命”抗日的是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此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是陈铭枢。一九三O年形成十九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司令戴戟、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等，当年都是陈铭枢第四团的团附、副官、连、排长。这一陈家班的部队，由于宁粤谈判讨论国民党复合问题时，自江西调到京沪一带，任卫戍之职，为对宁粤双方的保证。广州方面是不相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大家怕他用兵劫持北上的代表。所以，十九路军的卫戍京沪，就顺理成章了。虽然如此，蒋介石却始终不放心，因为十九路军不是他的嫡系军队，自然难以绝对配合他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蒋介石的亲日政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秘密下令不抵抗，坐失了东北，如今十九路军驻在京沪，碍手碍脚，自所当然。于是，把十九路军调走，也就是迟早的事。
正在这时候，日本海军为了不让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专美于前，也派遣军舰四艘到上海示威，并开进长江，向江阴要塞扫射。接着又把军舰集结在汉口，举行陆战队武装演习。同时，上海的日本侨民又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接连举行居留民大会和游行，请日本政府迅速用断然手段彻底解决中日间所有悬案，根本制止中国的反日运动。日本浪人更乘机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带撕毁中国商店的反日标语，甚至殴打行人。日本水兵也在上海浦东打伤中国工人。十一月二日，上海又出现了“长江流域日本人联合大会”，日本侨民三千余人在会中决议：“日本须断然膺惩暴戾的中国。”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五个日本和尚给打伤了，日本侨民两千余人，就在二十日这天，借口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同时在闸北地区捣毁了中国商店，殴打行人。这些情形和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本侨民请愿，向东北进兵“保侨”的手法，如出一辙。
日本和尚被打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政府立刻命令公安局限期缉拿凶手归案法办。但一月二十一日拂晓，日本浪人两次放火烧了杨树浦的三友实业社毛巾工厂，并砍伤了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日本陆战队也同时出动。一月二十二日，日本海军增派兵舰赶来上海。一月二十三日，日文报纸传声警告：日本舰队司令和日本侨民宣言：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抗日运动，并解散各抗日团体，否则自由行动。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蒋介石与“一·二八” 2
日本人既已横行至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遂在一月二十三日上电中央，表示说：“据报：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十九路军这种决心抗日的举动，显然与蒋介石处处对日本低声下气的政治不合。于是，他决定立刻调走十九路军，并且向日本人屈服，答应日本人道歉、赔款、解散抗日团体四条件。可是，虽然答应了四条件，日本人还是大动干戈了。
原因是日本人开出的条件已极为苛刻，而蒋汪南京政府纵使向日本人既磕头又作揖，可是日本人还是不肯罢休，大出蒋介石意料之外。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九日日记中说：“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我方已予承认，彼亦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发出退让后又被日本人出卖的哀鸣!
蒋介石原是决心要调走十九路军的，拟“以宪兵第六团接替第十九路军防务，俾非战斗之宪兵缓冲其间，可保中日两军不发生冲突”。但是由于日本人的色急难待，突于二十八日晚上侵入闸北，“首向中国警察开始攻击，继则攻击中国正式军队”。十九路军不及调走，正好起而“抵抗日本之侵犯”。(参阅顾维钧《关于中国政府在沪东开始时决定和平政策之说帖》)
蒋介石调来宪兵第六团固然迟了一步，但是十九路军方面有技巧的“抗命”，也产生了鬼使神差的结果。宪兵第六团在一月二十八日正午到达真如，其实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就在真如，当晚全线抵抗的命令，就发自真如指挥所。
一月二十九日，《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发出了，义正辞严，全文如下：
特急。衔略公鉴：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二十八夜十二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艳子印。(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中央周报》第一九一期)
日本原是声称“四天占领上海”的，可是，十九路军的抵抗，使日本人吃到苦头。关于十九路军抗日血战，中外文字报道极多，但是论得最具历史眼光的，要推章炳麟的《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这篇文章有一个重要的点破，就是说日本侵略时，“枢府犹豫，未有以应也。”这显然是指南京中央的态度暧昧。章炳麟这种点破，在另一篇《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太炎文录续编》第五卷)里，说得更明白。他说蒋光鼐、蔡廷锴他们“不及俟命，率所部二万人迎击”，分明是说，十九路军挺身抗日并非出自中央的命令。正因为不是出自中央的命令而获得胜利，中央也就非常颜面无光。最要命的一点是：十九路军的行动，无异证明了蒋介石的政策，根本是一大错误。这种错误，即使是他的师保吴敬恒也不得不暗中承认，他有一封密件给何应钦，承认“不抵抗”以“保留元气及实力”的政策，其实是一种“迷梦”，“大难已到”，“我等若欲苟安，而人不我许。”因为真相如此，所以要“效法十九路军连日师共产党之作战法”，以跟日本人打个明白，才是正路。——可见连蒋介石师保级的人物，都受了十九路军的感召，不认同蒋介石所为了。
在一二八事变一开始，十九路军的负责人之一——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就电呈中央，说：“除督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赐电调京沪、沪杭两路友军来沪增援，毋任翘企。”
当时驻军在杭州的是八十八师的俞济时部队。俞济时是黄埔一期的，又是浙江奉化人，又是蒋介石亲信俞飞鹏的侄儿。这多重背景，正是嫡系的最佳人选。事实上他也是黄埔一期中露头角最早的。
最早主动提出支援十九路军的也是俞济时。据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蒋委员中正复第八十八师俞济时师长勖勉调沪增援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俞济时自杭州呈陷电大意是：“沪案严重。十九路军应战颇获胜利，唯恐不能持久。可否将本师调沪增援。乞示。”蒋介石复电说：“中本日随政府同人已到豫，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中正。东。”由这个电文，可以看出，想“调沪增援”十九路军一事，乃出自俞济时的主动。俞济时主动提出电文的时间是一二八事变后的第四天，那时八十八师的任务是“驻防苏浙拱卫京畿”，离上海最近，“调沪增援”，自然较快。再据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肆《陆军第八十八师——“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概述》：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蒋介石与“一·二八” 3
一月二十八日，日军遂以陆战队约六千余人在舰炮支援下向淞沪进攻。此时第十九路军之第十九军(军长蔡廷锴)以其驻淞沪之第七十八师首先应战，驻京之第六十一师及驻苏常一带之第六十师，随亦陆续增援沪上，大战遂启。其时余统率之第八十八师正驻防杭州，中央于一月三十日电令本师限于二月五日前向苏州集结；并令限驻南京之第八十七师宋希濂旅于二月十日前向南翔以南地区集结，第八十七师师部及孙元良旅、另军校教导总队亦限期向上海市郊区集结；中央并委派张治中为第五军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统辖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参加淞沪会战，并均归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统一指挥。
在俞济时去电蒋介石后第六天，张治中也有了反应。据二月六日《何应钦部长自南京呈蒋委员中正请以张治中充任第八十七师师长并给以军长名义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何应钦报告蒋介石说：“张文白兄以国难当头，愿率领军旅效命疆场，查八十七师师长正在遴员，可否即以文白充任，并加给以军长名义，使其指挥八十七、八十八两师。乞示遵。”蒋介石批复：“八十七师师长以张文白继任，中甚赞成，请即委如何。中正。齐印。”由这个电文，可以看出，“愿率领军旅效命疆场”增援十九路军一事，乃出自张治中的主动。(参阅《张治中回忆录》第二章第四节)既由俞济时和张治中的主动请缨，可见蒋介石最后同意派第五军去上海，是出于被动的。而且除了第五军外，蒋介石没有再派任何部队抵上海支援。所谓大家声援十九路军，却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嚷嚷”、“干打雷、不下雨”而已，因为蒋不下命令，谁的部队都开不上前线去。援军不至，真的关键不在别处，就在蒋介石那儿!即使派出的第五军，也是疑云重重。
首先，第五军正式接替十九路军的部分防线，为时已相当晚。据《张治中回忆录》，他是二月十六日上午九时从南京和平门登车出发的，中午“到达南翔，即奉蒋光鼐总指挥的命令。……在十七日黄昏，我由南翔进驻到行镇”。二月十七日已是“一·二八”后二十天，在“军贵神速”的原则下，真未免有点“迟迟其行”。其中原因，也许连局中人张治中自己都不完全清楚。明眼人的看法是：蒋介石原以为十九路军对日本抵抗不了那么久，既然抵抗之久，出人意料之外，他就不得不派自己嫡系部队去“接漏油”、去争功，同时也“制止十九路军”。《李宗仁回忆录》第四十八章《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说：
先是，“一·二八”淞沪之役，十九路军一举成名。蒋光鼐、蔡廷锴一干人物顿时变成民族英雄，为全国人士所一致钦仰。但是中央此时却抱退让的态度。淞沪战时，蒋先生曾令张治中率第五军俞济时等部参加作战，表面上是协同抗日，事实上则用来监视十九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这事使蒋、蔡等将领极感气愤。
原来“文章”就在这里!并且，照俞济时《“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经纬回忆》附录中所听到的，第五军的接防，正表示了十九路军的不被信任，“其用意在遮断十九路军撤回南京”云云。蒋介石由于立场被动、不想打仗、又不想失功，只好一面派出第五军，一面陷十九路军于孤军作战的情况。据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当时已盛传“中枢分为两派：一派是主战派，一派是反战派。主战派是西南各实力派所支持的中枢大员们，他们想趁战局之扩大而夺取中央政权；反战派是中央大员们，他们妒嫉十九路军的声名过大，恐怕功高震主!所以听任十九路军孤军奋斗，诸事掣肘，不调援军”。蒋介石本人做贼心虚，当然听到这些人言藉藉，所以他在给第五军的指示中，多次加意重描。如“希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二月十六日电)，如“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之所畏忌，且亦必为反动派之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二月十八日电)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加意重描，反倒是极为可疑的。何况蒋介石的许多文字指示，都是表面的留给历史好看的，骨子里常常是另外一套，这另外一套，是“不立文字”的。这一特色，很可注意。
事实上，蒋介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气量，使他对十九路军不可能“爱护特甚”(俞济时语)的。照陈公博《苦笑录》第十二章《一·二八之役与政府迁洛》的回忆，蒋介石对十九路军曾有“许多埋怨”：
说句实在话，上海的一二八之役，两方都不是很认真，布满上海的谣言，说蒋先生实在不愿战，只是十九路军已启衅，才不得已予以援助，而援助也是不力。
蒋先生之不愿战，我也是原谅他的，当时根本上一些准备也没有。我还记得一次我和汪蒋两先生在浦镇的车站山上的工程师住宅内谈话时，蒋先生还说了许多埋怨十九路军的话。我解释着十九路军不得不战，而且上海的战争，我认为是政治之战，而非军事之战，末后我更说：
“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酿成内战。”
“内战，我是不怕的。”蒋先生很坚决地维持自己的意见。
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别的话岔开，我记着汪先生告诫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语。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蒋介石与“一·二八” 4
正因为蒋介石并不真的要支援十九路军，所以一旦陈公博他们北上游说张学良出兵的时候，蒋介石就下了“毒药”。陈公博回忆：
这场上海战争打了一个月零三日，十九路军为着日军在浏河登岸，感受侧面的威胁，由闸北退到南翔，中间我和李任潮先生北上请救兵，企图张汉卿动员，以牵制日本之师，想造成一个南北全面战争之局。
张汉卿受了沈阳不抵抗之名，大约这次总要吐吐气吧!谁知我们到了北平，看看环境，已像一盘冷水浇到脊骨，一身全都冷了。我和任潮到北平，当时就有人告诉我，张汉卿绝不会动兵的，而且更有人秘密告诉我，说蒋先生先一日已派人来，说任潮和我并不是代表他的意思。
我们和张汉卿混了几日，可以说毫无结果，汉卿倒以上宾之礼待我们，照例约了十几个重要人员陪我们食饭，临走时亲自到车站送行，说到出兵一节，使你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没有方法，找着李石曾先生，因为有人说汉卿还听李先生的话，或者李先生可以帮我们一臂之忙，而石曾先生呢!谈了许多哲学，说了许多抽象的名词，依然不着边际，更不要希望他能够向汉卿说话。
这一场旅程算是空走了，且到洛阳开第二次中央执监全体会议吧。这次旅行重新经过保定、石家庄、郑州，以至洛阳的故宫，开了五天的全体会议，我便往山西，重与阎百川先生把晤，此行一些成绩都没有，只替十九路军在阎先生那里捐了十万个手榴弹。
蒋介石先一日派人告诉张学良，说陈公博、李济深没有代表性，这不是存心拆台吗？如此看来，他恨十九路军还来不及呢!又何来“爱护特甚”啊？
岂止恨十九路军，照中国青年军人社的《反蒋运动史》，蒋介石甚至是“痛恨十九路军”呢!书中第十四章说：
自一月底，上海十九路军抗日战争起后，因此次战争，原为蒋汪所欲避免者，故战前即有逼十九路军让防之举(接防宪兵团早已开到接防了一部分)，而十九路军竟于行将离防之前，不让日人进占闸北，出而抗战，于是大拂蒋汪之怒。故战事起后，蒋汪第一怕得罪日人(因早怀畏日降日意志，蒋在奉化演讲时，曾发表有名之三日亡国论，引致日本进攻上海)；第二恨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因战争前蒋曾下令，日若进攻，不得抵抗)；第三妒十九路军得全国人民之同情与拥护(国内外人民纷纷汇款捐物，自动援助)；第四羞自己相形见绌(因人民士兵均恨蒋之不敢不肯抗日)。于是由畏日而更恨十九路军；由自惭而更妒十九路军，积恨成仇，恼羞变怒，乃第一步故意不援十九路军(少数蒋系军队乃激于民族观念与爱国心而自动往参战者)；第二步假意表示援助而实际坐视不救(因人民愤蒋不援，纷纷提出责难，乃假意表示谓已调兵，交通不便，难于到达)；第三步竟派税警团上级军官王赓勾结日本，报告军情，使日本调兵从浏河上岸而压退十九路军!
这里提到的“三日亡国论”，是出自蒋介石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在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的一次演讲。演讲题目是《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其中提到他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对日本宣战或绝交。他说：
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致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总理孙先生所谓：“中国若与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此乃事实如此，并非我总理故为危辞耸听也。(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上海《时事新报》)
对蒋介石非常没面子的是，就在他做这一宣布后十七天，十九路军就用挺身抗日，推翻了蒋介石这种失败主义的妄言!由于十九路军的抵抗而非不抵抗，不但证明了日本人三日内亡不了中国，并且反证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下令不抵抗的根本错误。可见十九路军的胜利，正好反衬出蒋介石的失策与失败。——十九路军如此罪该万死，安能不被“痛恨”乎？
十九路军就在这种被“痛恨”下，最后陷于“各路援军开赴不至”、“陷于孤立无援之境”(语见一九三二年二月六日汪兆铭、冯玉祥、李济深、朱培德、陈铭枢致十九珞军电文)，也就可想而知。下面一些电文，就可看到不少内中文章：
二月十六日——一二八事变后第十九天，十九路军致陈铭枢铣电：“我军连战皆捷，然非主力战，死伤已达二千，纪家桥一役，知敌亦不可轻。确报，敌到沪兵力已有三万余人，和议无望，敌只效占锦州故智，我退彼进，永图占据，稍一让步，闸北南市均非我有。大战在即，兵贵万全。沪战如大胜，可为我民族复兴之转机，败则将陷国家前途于万劫。万恳速请介公、敬之务在最近期内调二三师开来前线，预备急用，方能先为敌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至江北部队可在浦口上下游偷渡，镇江有保安队维持，八十八师之团可调归建制，如办不到，宜速定和议，不容犹疑也。”——这通电文里，已有“万恳速请”蒋介石救援的话。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蒋介石与“一·二八” 5
二月二十二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五天，陈铭枢致蒋介石养辰电：“现细察前线作战情形，及影响各国关系，依蒋、蔡等意见，绝不宜撤退，且因战斗日烈，亦不能抽兵回做工事，兹决定以南翔至浏河之线为第二防御地带，由吴工兵监规划工事，请即饬上官云相所部，前来担任做工为祷。前方两军协同作战，情同手足，无殊一军，必能发挥最大之光荣，请释鉴虑。但为持久抵抗之计，务请俯照前言，迅调江西陈、卫、谭各部，兼程前来无误，现在前线如何牺牲，亦可达到目的也。”——这通电文里，已明白告诉蒋介石，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相处甚洽，“请释鉴虑”。并请蒋介石要守信用，“请俯照前言”，快派部队来。
二月二十五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八天，十九路军感到敌方部队不断增援，我方部队却望眼欲穿，不但迟迟不到，到了南京、杭州的，也不肯开来前方，已经深有被放了鸽子之感。这天收到蒋介石的径戌电和有酉电，前者电文说：“庙行镇附近正面已为敌方窥破，系我军弱点，不宜以特税警务团(古团)担任，望以六十一师替接，以固阵线，免为敌所乘为要。”后者电文说：“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东各日，我军援队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前线兵力，抽调部队，即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上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蹶，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如何部署，盼详复。”这些都是空话。到了第二天(二月二十六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九天，十九路军感于全国有两百万军队，可是除了第五军外，蒋介石竟不再派兵来，已经深知本身的下场与处境。这种心境，由致何应钦、陈铭枢并转蒋介石的宥晨电里，已经意在言外：“介公有酉径戌两电均奉悉。一、职部作战兼旬，各师伤亡逾千，担任正面过宽，处处有兵力薄弱之患。二、俞师庙行镇一役，伤亡极大，调后方整理。其防线由毛师之张炎旅接替，兵力不敷配布，因着税警古团担任一段。昨日敌来猛攻，官兵不沉着，遂致动摇，着张炎人黑后反攻，虽告得手，但伤亡过千，官长损失尤大。三、敌企图突破江湾庙行镇间阵地，集其主力于大沈宅二带，做纵深配备，连日作战焦点，亦在于此。四、兵力配布，当遵所示要旨办理，但敌军不绝增援，我军死伤日众，空谈配备，至可虑耳!”——这通电文里，已隐然在说，你蒋介石两次来电，只是“空谈配备”而已，不派援兵来，空谈只是令人焦虑耳，有何用哉!
二月二十七日——“一·二八”事变后一个月，陈铭枢致汪兆铭感酉电：“(衔略)必亲译。有日，我六一师与敌新到十二师激战，伤亡甚大。现我军益孤，咸愿死前线原阵地，不肯撤退。上官云相师除调两营任黄渡做工事外，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一团守京归谷司令指挥，未审何故？戴岳独立旅已抵杭，鲁主席不愿调列参加作战，枢拟前往乞援，特闻。”——这通电文里，已经明白指出，援军只是作秀而已，根本不准开上前线来。
二月二十九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十二天，陈铭枢致汪兆铭俭未电：“昨电谅经赐鉴。上官云相所部，弁髦命令，不愿赴援，枢病未愈，不能赴杭，戴旅赴援，当亦无望矣!谨闻。”又致俭酉电：“两电计达。卧病多日，顷钧任兄来谈蒋先生日来积极，又谓俄运兵东来，与日冲突，形势渐逼，日方亟欲了结沪战，我军能在原线支持多日，其利甚大，蒋先生亦相同意，惜哉!前误于军政部之不调兵，兹又误于上官部之不愿作战，惟恃我孤军之决死耳……”拖到三月二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十五天，十九路军终于发布了撤退通电。(电文见一九三二年上海《时事新报》)到了第二天(三月三日)，十九路军又联合第五军，发布了更详细的通电。(全文见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上海《时事新报》)两件通电中，前者提到“后援不继”的话，后者提到“援师不及”的话，当然都明白点破撤退的真正原因所 在。这一真正原因，曾引起大家对蒋介石的责问。在上海的部分国民党中委，就致电责问他：“日人陆续增援，至穷师数万，我方……合计不过三四万人，每战对敌，众寡悬殊，益以疲劳，上海之危，早在意料。……迭电请援，声嘶力竭，以致为敌所乘。……观十九路军通电，有“后援不继”之语，孰令致之，当局不能不负其责也。”最有意味的，是大家责问声里，居然还有蒋介石的哥哥在内。
蒋介石的哥哥蒋周康字介卿，号锡侯。他跟蒋介石同父异母。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说此人“出身虽为禀生，实际不学无术，是个十足的草包子、糊涂虫”。但终于借乃弟之光，做到浙海关监督和浙省府委员。“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中国人民所不谅，蒋介卿也被牵连，至感不安，乃写信向蒋介石责问。蒋介石遂叫文胆陈布雷代拟复函。据《陈布雷回忆录》一九三二年条下：“三月下旬以蒋公电召赴南京，见市况萧条，政府各机关均仅有驻京办事处，熟人多不在京，余承命代拟复长兄介卿书(答来书不遣援兵不增军队之责难，后弃置未发表)。”这封“弃置未发表”的信，四十九年后，居然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以《民国二十一年三月蒋委员中正致其兄介卿先生书》为题，给发表出来了。这封信可以看到蒋介石当时的许多心态和巧辩，值得全文细读：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蒋介石与“一·二八” 6
接奉尊电，督责至严，循诵再三，莫名感喟，此次淞沪战事，弟以丛诟之身，又成怨谢之府，匝月以来，谤言百出，非谓袖手观变，即曰调援不力，积毁销骨，乃至劳内外邦人之诘责，且致家人之不安至此。又闻我旅沪同乡集会之际，亦有激昂而不能自已者，弟焉不德，既不能见谅于友朋，复何从求信于国人，且当此国族蒙难闾里为墟之日，岂个人计较毁誉得失之时，故宁舍垢忍辱而不愿以一言自白也，今承明问，愿为兄略陈之。自暴日进犯淞沪，中央即决定移驻洛阳，积极自卫，弟以袍泽之义，驰电全国，同誓生死，愿淬厉奋发，共救危亡，其后十九路军奋勇作战，江浙所有部队凡可调遣者悉以全数加入，伤亡损失，皆可复按，谓为无兵增援，岂惟厚诬中央，亦使战士气沮。即我十九路军冬日通电报告移防，所谓后援不继，亦非谓中央有可调之兵而不援，乃谓以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词意灼然至为明显，而兄亦竟以此怀疑于弟，则弟复有何言？至就弟个人而言，自一中全会以后，虽复列名国府，备员军会，初不过多数委员中之一分子，军旅之事，发号施令，皆有一定之系统，绝不能越俎而代庖，弟既无名义，可以檄调军队，亦无权责，可以指挥军事，力之所及，亦唯以旧时袍泽之关系，曾共生死之感情，策励我将士秉中央之命而奋进，自上月二十三日敌军再度增兵以后，战局益趋严重，弟审度前线状况，综合各方情势，曾于二十五日电知蒋总指挥光鼐有“第二次敌军总攻击之期约在艳东各日，我军后方部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后不能参加”等语告之，诚以后方输援诸多艰困，有非可形之于笔墨者，故不能不以加倍之辛苦勖勉于前方，亦不能不以实际之情况尽量相驰告。弟在此浃旬之间，匪日不焦心苦思，期尽力之所能及，二中全会集会洛阳，弟之所以留驻南京者，实对续到部队，可以随时敦促，俾得迅速增援不失时机也。二十九日幸有某部二团开到南京，略无休息，立时出动于前方，综计前后开动之部队，曾无一宵一夕之滞留，今讹言四起，若谓弟对增援迟速，有所抑阻于其间者，是则部队与战斗详报俱在，不难以事实证明也。语有之，流言止于智者，今之流言陆离光怪，乃发动于曾共患难，洞明实际局势之人，此弟所以不欲自白而又何怪于悠悠之众口也。两军作战，对于参加部队之番号以及调动配备之情况，例须严为隐秘，免为敌方所乘，故淞沪苦战匝月，所有部队皆置于蒋总指挥之下而行之，此后战局范围自须视形势而定，中央既有整个之策划，全国军人亦皆愿一致效死，前线之如何充实、后方之如何移动，只须俟将来战史与事实之证明，遑能执途人而告语。独惜我国人不察，往往以热情所激，多方诘难，若必欲迫令将所有虚实尽情揭布，使敌人共见共闻而后快者，而或者以不慊于个人之故，又从而播扬于其间，是则诬陷个人之事小，而使前方将士气沮之影响实莫大也。中正幼受庭闱之训，长承兄长之教，许身革命，义无反顾，当此国族艰危，唯有矢粉身碎骨之诚，尽对党对国之责，以期无愧于总理，无忝于所生，绝不辜负骨肉与亲知期望之殷，遥念疆场袍泽浴血奋斗，战区同胞牺牲残酷，诚何心再计一家之毁誉与荣辱，轨因未散布其区区，不尽欲言。
蒋介石这封信中，欲盖弥彰之处有五：第一，蒋介石说“后援不继”之意，不是“中央有可调之兵而不援”，乃是因“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但是，事实上，全国有两百万军队都哪儿去了？“可调之兵”岂不大都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去打内战了？这样造成京畿地区御外侮上的防务单薄，岂不正是蒋介石的责任？第二，蒋介石说“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但从一月二十八日起，前后有一个多月的期间可供运输，可是部队却始终调不上来，这叫什么速度？此中有人“抑阻于其间”，岂不太明白了吗？第三，单从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陈铭枢致汪兆铭电文中，就明明看到上官云相师已经“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不愿赴援”，则蒋介石所谓“某部二团开到南京，略无休息，立时出动于前方”之说，就与事实不符了。眼前的上官云相师尚且如此，天边的其他部队，更可想而知矣!第四，蒋介石说“军旅之事，发号施令，皆有一定之系统，绝不能越俎而代庖”云云，更是瞪着眼睛撒大谎。“指挥军事”的“权责”，早都被他一把抓了，他说他做不了主，又其谁能信呢？第五，蒋介石说调动部队，“须严为隐秘”，不能随便告诉路人。隐秘固然不错，但总要调到部队上前线才算啊!若根本没调，反以隐秘为护符，这就不对了。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蒋介石与“一·二八” 7
大概连蒋介石自己都发现这封信的答辩未免太牵强好笑了，所以最后“弃置未发表”。但在半世纪后，我们就他的心态和巧辩来做解剖，还是有助于真相的揭发的，自不容我们放过也。
上海撤守以后，经过国际联盟等的斡旋，在三月四日停战，五月五日签订停战协定。中国代表是郭泰祺、戴戟、黄强；日本代表是重光葵、植田谦吉。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在三月二十五日发表谈话，虽说：“敢以人格担保，断不为丧权辱国之事，可请国民放心。”(天津《大公报》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但是五月三日，抗日联合会的代表四十多人，还是冲了进去，打伤了郭泰祺。郭泰祺两天后裹伤签下协定。协定内容重点是：
一、确定停战。
二、中国军队暂驻现在地位。
三、日本军队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
四、设立共同委员会，布置日军撤退及华警接收事宜。
细究内容，却大有文章。所谓中国军队暂驻现在地位，就是中国军队不得恢复进驻淞沪，所谓日本军队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就是日本军队不撤出一二八以前在中国所占的领土。其为“丧权辱国之事”，一看便知。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上海《时事新报》有这样的评论：
……敌军入寇，未能逐出国门，停止战争，犹待妥协条件，彼虽曲，我虽直，而彼则驻兵有地，撤军无期，我则人民徒遭绝大蹂躏，军警俱有明文束缚，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
国民主战而政府不战，国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国民力援十九路军，而政府坐误戎机，国民纷纷组织义勇军，置身火线，而政府拥兵二百万，参战者不过四十分之一，国民反对议和而政府毅然签字，则一切责任，显然独在当局……
但是，蒋介石是不管这些的。他悍然做下“丧权辱国之事”。不抗日的他，不但乘机当上了“蒋委员长”，连郭泰祺都升了官，当了驻英大使。
十九路军的参谋长黄强，是参与停战的代表之一。多年以后写《黄莫京将军自述》，有这样的追忆：
上海停战协定，双方已签字，在我十九路军的一方，其情绪之难过，只可拿故中央委员杨沧白先生诗一句：“回面应知有泪行”，才形容出来，不久这回面带泪行的十九路军奉命开赴闽省。(见《大成》第六十七期，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
开到福建后，十九路军又被蒋介石用来做“内斗内行”的筹码，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蔡廷锴因“榆关陷落，平津危急”，通电中央，表示愿意在“忍痛撤退，移师来闽”之后，“负弩前驱，为国效命”(《蔡廷锴愿负弩前驱为国效命电》，载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可是蒋介石当然不肯。最后，十九路军以“闽变”被蒋介石解散，一个最能抗日的军队，一年前日本人辛苦消灭不了它，一年后却被蒋介石轻易消灭了。
是以把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记在蒋介石的账下，绝对是不虞之誉。恰恰相反，他联合汪精卫复出后，既定政策是“先安内再攘外”，特别想要剿灭江西的苏区。为此，他对日本侵略是绝对要妥协的，不肯还手的。阴错阳差的是，陈铭枢的十九路军，因宁粤之争而调往京沪，否则蒋介石绝不会让非嫡系军队卫戍京沪。如果是嫡系部队驻守，在蒋介石直接调配控制之下，绝对不会于一·二八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抗日，还不是会像九一八那样不抵抗了事!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胡汉民讨蒋抗日 1
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之尊、以立法院院长之尊，仅因政见有异，被蒋介石说抓就抓，软禁七个多月之久，痛定思痛之余，决心要打倒蒋介石个人独裁，并不是仅仅为了雪个人之憾，在他看来，亦要为党国除去“一大毒疮”。他在一封密函中用暗语说：
门与门系为中国致命一大毒疮，能请西医割去，是一治法，否则用中医拔毒(什么内托外消)、打消方剂，抑或见效。除却二者便无是处也。(《胡先生亲笔函电及批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六五)
门，用《水浒传》“武松醉打蒋门神”典故，隐指蒋介石，即不惜以“外科”或“内科”手术，来取掉蒋介石这个“大毒疮”，衔恨之深，可以想见。
胡汉民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被释放后抵达上海，翌日驰电广州非常会议委员，承认国民党内“纠纷迭乘，政治举措失当”，希望党人“彻底觉悟，力图团结”。再过一日，公开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应付日帝侵略，只有“三无主义”，即“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这样下去，“则必至国亡种灭而后已”。(参阅胡汉民《亡国之三无主义》，载《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蒋介石不抗日足以亡国，所以他要抗日反蒋以救国。他不会再与蒋合作，可见之于十月三十日的《致粤中央电》，他明言不会与汪精卫入京任职，而力言“迫某(蒋)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打破独裁”！
胡氏“打破独裁”的立场，自然更坚粤方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决心，胡于十二月五日与粤方非常会议选出的中委，联名领衔通电，催蒋下野，解除兵柄。蒋果于十天之后，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
蒋介石下野之后，宁粤合流，表面上出现各方合作，蒋汪胡携手的形象。但事实上，胡汉民留居香港，拒绝入京。他对蒋之复出以及蒋汪合作，不仅厌恶，而且决心倒之。当时刚辞去行政院长的孙科，对于蒋汪的向日退缩政策甚表忧虑，曾于密电中告诉胡汉民，蒋曾责令十九路军将领，不得“擅起战端”，后来军民奋战，“乃表示抵抗，然仍令十九路军将领只准抵抗，不必扩大”，认为“日方计划摧毁长江一带军事势力，结果南京中央必然崩溃”，所以建议在粤中另立政府。(电文全文可见于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六八)胡汉民虽然没有另立政府，但继续积极活动倒蒋。他想统一西南各地实力派的力量，以与蒋汪南京政府抗衡，以抗日为号召，并借此攻击蒋汪的不抵抗政策。他还与华北的冯玉祥取得联系。冯主抗日甚力，对蒋之向日本委曲求全，甚表悲愤，也想联络西南倒蒋。(见张允荣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日《致展堂先生函》)此时冯已自徐州移居泰山，名为养病读书，实与在山东的韩复榘有所密谋，与胡自亦一拍即合。胡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复函冯玉祥，有谓“过去四五年，只见有个人，而不见有党”，“凡所措施，无不出于个人私意”，此个人即蒋介石也，暗示如果倒蒋，“必竭诚襄助”。(胡函原件藏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胡与北方的张学良、韩复榘、阎锡山、孙殿英、石友三之间，也互通音问，设计如何抵御气焰方张的日寇，如何去除劫国的“独裁之魁”蒋介石。(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七O)他还取得国民党海外支部的支持，同情他抗日反蒋的立场。可见他发展“反蒋”关系，十分广泛。事实上，他已着手组织新国民党，强调纪律、团结与反蒋，活动范围扩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七省。
南京政府的蒋汪合作，蒋主军、汪主政，也不如表面上看来那样和谐地分工合作。如周德伟所指出的，蒋仍遥控政治，“不脱军阀素习”、“军费占岁入百分之八十以上，各省封疆大吏，则一仍其旧，汪氏无置喙余地。”蒋“又推荐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兼中国银行董事长”，后“又推荐陈果夫为江苏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早已任浙江省主席”，“中央之党务则有叶楚伧、陈果夫操纵，陈立夫尤横，一意为蒋氏鹰犬，与汪立异”。 (周德伟《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手写稿本第十六章)然则蒋汪合作其名，蒋氏一人独裁其实，无论政、军、党、特都在他的手里。
一九三三年年初，日军突袭山海关，榆关失守，张学良决心抵抗，与胡汉民关系趋密。张曾告诉胡“不抵抗”的原委，故胡于回函中说：
兄前以不抵抗而丧失东北，兹又以不抵抗而丧失榆关。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虽示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顾兄身当其任，究何以自解于国人？纵不为个人计，将不为数百万人民之身家性命计耶？(原函藏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
胡虽希望张学良结合华北将领，抗击日帝，但是“别在”之人乃全国最高统帅蒋介石，仍一心想剿灭共党，全无意绪抗日。日军遂于三月四日侵占承德，无可奈何的张学良惟有引咎辞职，黯然出洋。胡汉民针对此一局势的对策是积极组织西南抗日联军，联络北方抗日将领，以便北上救援热河，不过，其意不仅在抗日，而且还要倒蒋，可见之于另一封密函如下：
西南抗日军队出发，以贤初为总师之任，渠以抗日为倒蒋，如能师出武汉，北局有变，一切正可相机而动。(胡汉民致护黄、颂云，原件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胡汉民讨蒋抗日 2
函中的贤初，乃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之字，淞沪停战后被调往剿共，然仍不忘抗日，与胡汉民等结合，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出任“西南抗日军总指挥”。而此时全国各地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冯玉祥于五月二十六日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但这个时候蒋介石仍然在江西剿共，并于五月三十一日授命何应钦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日军侵占长城以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并同意长城以南的察北与察东地区不予设防，直令华北门户洞开。胡汉民闻之甚怒，即电冯玉祥曰：“请公立振义师，先就北平擒拿经手订立妥协之何(应钦)、黄(膺白)，即行讨蒋以抗日。” (胡汉民致焕公电，原件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然而无论西南或华北，抗日讨蒋的情绪虽高，但实力(军力与财力)不够。胡汉民的“北出长江、推倒国贼”的计划固然夭折，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在蒋介石的压迫与分化下宣布解散，方振武、吉鸿昌的抗日讨贼(蒋)军也因孤立无援而失败。但是胡汉民仍不肯放弃，至十月间仍在积极规划如何“声讨独夫，从事抗日”。(语见胡汉民致何子佩函，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九日，原件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讨蒋抗日虽是胡汉民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主张讨蒋抗日甚烈的中共，仍然是他想要消灭的敌人，敌人的敌人仍然不能成为朋友，反而与敌人蒋介石在反共上有共识。所以当“闽变”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发生时，由于更改国号、换旗、联共，虽然目标就是讨蒋抗日，胡汉民不能苟同合作，坚持讨蒋与剿共双管齐下，声称“独裁卖国之南京军权统治、叛党联共之福建统治，必同时清除之”(见胡汉民对时局宣言，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载《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勇气虽然可嘉，但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而此时蒋介石正分江西剿共之师，大举入闽讨逆，动用海陆空三军，并亲至建瓯指挥镇压，十九路军孤立无援，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初宣告失败，被蒋改编，部分残军则由陈济棠改编为粤军独立第三旅。
胡汉民在一九三四年，仍然继续联络各地将领，进行抗日反蒋活动，在军事上虽然相继失败、乏善可陈，然而在政治和党务上，实已将西南独立于南京政府之外，颇有效地抵制了蒋介石，如蒋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在洛阳召开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胡断然拒绝参加。一年之后，蒋提出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也遭胡等通电反对而被迫取消。原定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亦被迫延期至翌年十一月十二日举行。胡汉民仍发表有电，与蒋汪所定议题，针锋相对，唱对台戏，并谴责南京政府“党同伐异，自为派系，钳制同志，变本加厉”(语见有电，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四期)，更扬言那只是军权统治的五全大会，不是中国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参阅胡汉民《为五全大会告同志书》，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四期)，甚至不惜另开代表大会，宣布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党、卖国罪状，开除其党籍”。(参阅胡汉民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致南洋英属总支部整理委员会函以及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致邹鲁等函)胡汉民如此强硬，倚老卖老，自令汪蒋十分头痛，不得不加以“招安”，由王宠惠亲自携孔祥熙函南下，呼吁谅解，动之以情，并邀胡“早日命驾来京，主持一切”，却被胡刮了一顿胡子，说是不应求“私人间之谅解”，以延误“国家之危机”，更进而把矛头指向蒋介石：“南京政府之上，尚有一南昌之太上政府，彼以一军事领袖，在行政上可以擅自发号施令，并擅自召集各级文官训话，又可以组织蓝衣党，企图以法西斯主义代替三民主义。”(《胡先生为宁粤合作对法报记者之谈话》，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五期)这种指责不可谓不重，而又难以辩驳，所谓以三民主义相标榜，而行专制独裁之实，尤其击中蒋之要害。由于胡汉民的杯葛与谴责，五全大会就没有开成，另于十二月十日召开四届五中全会。
胡针对蒋之集权，亟力提倡均权共治，并得到西南实力派的支持。蒋介石为了争取胡之谅解，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与汪精卫拟订了一项中央与地方如何均权的方案，且派王宠惠、孙科赴港协商。但是胡汉民知蒋并无诚意，托孙科带回一函，言辞虽然客气，仍拒蒋于千里之外，雅不欲入京合作：
自民二十年后，久阙音问。亮畴、哲生两兄来，藉获手书，甚感关注。弟三年养疴海隅，而时受风寒侵袭，血压久治未低。闻尊体近日亦不能无小病，亲以前精力稍逊，诚为兄系念不已。国家大计，弟以为总理已垂示甚周，故数年来仍悉心体会而莫敢外。此次与亮、哲两兄所谈，亦唯此旨，即托其一一面达，其间亦非片楮所能尽也。(转引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九四)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胡汉民讨蒋抗日 3
一九三一年二月，胡遭蒋拘留，以致“久阙音问”，不忘提醒蒋其所作所为。函中未及国事，只说“国家大计”、“总理已垂示甚周”。观其写此函一周后，在其主持的《三民主义月刊》上为文，指蒋“剽窃总理之均权主张，希望在军权统治之下实行其均权制度”(见该刊第四卷第六期《军权与均权》一文)，则“总理垂示甚周”云云，其责备之意，尽在不言之中。然而蒋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驰函胡汉民，仍以“谋团结”、“挽危局”为说。此后日本图华愈急，日方派孙中山老友萱野长知往说胡汉民，鼓动“西南独立”，并请胡“进就总统之职”，以与“华北自治”相配合。胡汉民当然不能为了反蒋而去做汉奸，故当土肥原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亲赴香港晤胡，企图挑动两广出兵倒蒋，被胡拒绝。(参阅胡汉民《论所谓中日提携》，载《三民主义月刊》第五卷第三期)
一时之间，胡汉民成为日方与蒋方两面拉拢的人物，但他坚持抗日反蒋的立场。因为抗日救国，他不可能联日反蒋；也因为抗日救国，他不可能与不肯抗战的蒋介石合作。不过胡氏心目中的蒋介石问题，不仅是对日政策，而且是军事独裁。所以他虽于六月间到欧洲去疗养，仍然反对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愿与他们团结，也拒绝参加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会的第一天，抗日爱国的孙凤鸣，曾任十九路军排长，以晨光通讯社外勤记者身份混入，原想刺杀不抗日的蒋介石，蒋未出来照相，只好退而求其次，向汪精卫开了三枪。汪不仅代蒋挨枪，而且因伤让位，使握有军权的蒋介石又完全控制党政大权。为了争取胡汉民与其他粤方中委的团结，参加五全大会，蒋介石尽量在口头上满足胡等要求。当五届一中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在南京召开时，胡虽然身在欧洲，仍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显然是蒋介石的意旨，表示愿胡负责党务。胡于一九三六年年初返国时，蒋又命魏道明先至新加坡迎接，并附函“务请即日莅临京中，共济时艰”，不过胡对蒋之疑虑犹存，抵广州后继续批评南京国府，只是在言论上似乎已从打倒蒋介石的政府，转变为促其觉悟与反省，以团结全国抗战的力量。胡汉民于同年五月十二日因脑溢血逝世于广州，终未入京与蒋介石再度合作。蒋关了他七个多月，他讨蒋五十多个月，口诛笔伐，没完没了，岂蒋始料所及哉？
蒋介石的补救办法是尽量在胡汉民身上下工夫，如果胡能入京，重新合作，以胡在西南物望之隆、国民党内地位之重，至少可以结束两广半独立状态，奈胡衔恨甚深，迟迟其行，以至于突然病故。然而蒋要解决西南，并不就此罢手，遂导致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的所谓“两广异动”事件。
当胡汉民积极从事讨蒋抗日活动时，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颇感犹豫踌躇，不愿出兵。以其治理粤省之勤，休养生息，固不欲做孤注一掷，然据《李宗仁回忆录》所说，南天王不愿意为胡汉民抬轿子，令胡独霸西南，似亦言之成理。然而说胡死之后，陈便有野心，未免言过其实。陈知蒋必不容西南在其掌握之外，故于胡死后即派乃兄维周面蒋察言观色，并刺探情报，及知蒋有离间粤桂，各个击破之意，顿生“唇亡齿寒”之惧，以至于产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的想法，遂有南天王与广西李、白联手异动之举。
此一异动，有其技巧，只称抗日，不提讨蒋，北上的部队称为“抗日救国军”。纯为抗战，蒋介石自不便公然征伐抗日军，阻挡抗战，但虽缓不“攻城”，却以攻心为上，一展其分化离间、金钱收买的故伎。七月之初，粤方飞机投蒋，陈济棠手下大将余汉谋通电拥蒋。类此阵前起义，岂是偶然？余汉谋之拆陈济棠的台，就像当年陈济棠拆李济深的台，都是蒋介石的地下作业，戴笠那一帮军统人马不是白吃饭的。至于粤机北飞，岂是弃暗投明？飞向黄金也。
陈济棠毕竟因而狼狈奔港，广西李、白虽尚能保住广西一隅实力，但势孤力单，也只好于八月间拥戴蒋之中央。胡汉民死后不到三个月，不血刃而西南反蒋势力瓦解，蒋介石又赢得一回合的国民党内斗，得以拖延抗日，更加集中精力去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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