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事办到八月十日，蒋介石决定又去广州了。可是他路过上海，逗留了十多天，碰到了“大风雨”。他又做了梦，于是又不去广州而回奉化看母柩。直拖到九月十三日，他才去了广州。但是到了九月下旬，却又“回沪还乡尸(页九十二)了。十月底，他“取道北溪，探四明石窗，蹑鼠尾山巅，向西北驰下”(第三册，页九十五)，又在家乡游山玩水了。
第八次——十一月九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余拟于十五日与汝为往桂林，请节哀速来，臂助一切。孙文。麻。(第三册，页九十四)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八日，蒋介石到了桂林。可是，到了四月，他又要走了。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条下，有这样一段：
二十三日，公抵省城。总理闻其有去志，特驾行馆挽留。言“此时你若走，则我与汝为机能全失，人无灵魂，躯壳何用？”云云。公感其语，凄然泣下。乃即中止。其后，卒以受某方刺激与嫉视不已，又决计辞归。是晚离广州。 (第四册，页十至十一)
四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又回到了奉化。
这时孙中山正与陈炯明关系恶化，蒋介石一走了之后，孙中山处境益形困难。六月二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立转介石兄：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文。冬。(第四册，页二十一)
但是蒋介石置之不理。六月七日，张继写信给蒋介石，忧虑说：“我兄应速出山，设法将粤局巩固。先生(指孙中山)既到广州，是否无危险？同人殊为悬念也!”(第四册，页二十一)可是，蒋介石不为所动。六月十五日深夜，终于发生了所谓“陈炯明叛变”事件。
董显光《蒋总统传》中说：
就是在这样的混乱政治局势中，陈炯明乃实现其长久准备而未敢实行的政变。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六月十六日，他下令驻扎于广州近郊之白云观音两山的军队，向总统府进攻。他认为国父定然在出其不意的袭击中丧失生命，但或者是由于天意，国父的几位忠实信徒竟把他救出了乱军的包围线，而安全到达于停泊黄埔附近的永丰炮舰，该炮舰乃效忠于国父者……
蒋“总统”获悉其领袖所遭遇的危险，立即由上海启行，个人冒了很大的险，卒到达黄埔，追随国父于永丰舰上。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页四十八至四十九)
事实上，蒋介石是在接到孙中山电报后，才启程的。他六月二十五日离开上海，二十九日到了永丰舰。此后四十二天，他如孙中山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中所说，“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但是，这位共死生四十二天的固然可歌可记，那些共死生五十六天的，也不该抹杀。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向孙中山讨价还价 4
第九次——“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在八月九日从永丰舰改登英国船摩汉号，在外人保护下去香港，转赴上海，蒋介石一直跟着。八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又回家乡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条下，有这样一段：
二十三日，公至甬。即乘慈北轮往普陀，养疴天福庵。南天门探胜，般陀庵观鱼。静息时塑坐看经。凡六日归甬。(第四册，页二十八)
这时孙中山已开始走联俄路线。八月三十日，孙中山致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函悉，季仲函亦得读。日来变局愈速，非兄早来同谋不可，军事进行，湘闽似已有不谋而合，日在进行中，湘较闽尤急而有望，似日内便可解决者。今闻昨日已行，或有分道而驰先急回滇也。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之法，予已一一答之。从此彼此已通问讯，凡事当易商量矣。彼有一军事随员同行，已请彼先派此员来沪，以备详询军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稍愈即当早来备筹一切。幸甚。此候近社。孙文。(第四册，页三十九至四十)
同一天，廖仲恺也致蒋介石，说：“现时各方情形，已有多少变更。兄非常住此间策划不可。盖时事瞬息万状，而尤以军队情形为然。非日夕与各方消息接触，恐少逊随机应变之妙用。此间待商之事正多，请即命驾来沪。”(第四册，页三十八)“先生(指孙中山)决定计划之时或变更计划之时，无兄在左右，如何而可？弟意见宜急来此，专掌军机，一切应酬，尽可不经意。政治问题等等，兄如懒理，当由弟等撮要报告，共同商决。否则军事无人参划，若决定计划或变更计划有误，悔之已晚矣。”(第四册，页三十八—三十九)可见“某事”(走联俄路线)倚仗蒋介石“同谋”之殷。到了九月十二日，孙中山再致蒋介石：
介石兄鉴：日来事冗客多，欠睡头痛，至今早始完全清快，方约兄来详商今后各方进行办法，而急闻兄已回乡，不胜怅怅。日内仲恺、汉民、精卫将分途出发，往日本、奉天、天津等处活动，寓内闲静，请兄来居旬日，得以详筹种种为荷。此候大安。孙文。(第四册，页四十一)
两天以后(九月十四日)，廖仲恺又致蒋介石，说：“兄到沪之翌日，弟偕许志澄至大东访之，而兄与启民皆不在。后晤见静江，始知兄在彼处。而弟则并静江来沪，亦不知也。又翌日偕展堂再访，启民在，而兄已忽然归。使弟爽然若有所失。昨奉惠缄，言居沪心绪不佳，亦无所事，故决计还乡。弟则以为兄在此间，待商待决之事正多，若避去乡居，则事无从谋，人人如此，则先生(指孙中山)左右可无一人矣!其说通乎？……日夕思维，非兄常在此间不可，故恳兄无论如何，仍再命驾来沪。家事恺当嘱启民为兄料理妥当，毋须兄焦虑。兄固当留此精神，为中国为先生(指孙中山)为吾党出力，不可消耗于不必消耗之事，以伤身体。弟知兄必不我弃，故敢强以相劝，望兄垂听。”(第四册，页四十二)宇里行间，充分看出蒋介石在同他们“捉迷藏”、在向他们“拿乔”。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条下，我们还可看到蒋介石这时怎样在游山玩水：
四日，至沪，即乘车往无锡游太湖。坐万顷堂，见波屿苍茫。顺道访梅园，结构天成。陟惠泉山，揽起云楼之风景，辄为旷怡。归途转苏州，访玄妙观、留园、西园。仍由沪返甬。(第四册，页四十七至四十八)
第十次——十月十八日，孙中山电令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讨贼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十月二十日，蒋介石总算动身赴任。不料不到一个月，他又要走了。孙中山听说，遂在十一月十九日急电给他，说：
介石兄鉴：接函甚愕，我以回粤讨贼重任，托汝为与兄，无论如何困难，总须完此任务，方能释肩，万勿轻去，以致偾事。如有阻力，当随时与兄解除，仲恺即来相助。孙文。皓。(第四册，页五十五)
十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又有长信致蒋介石，说：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向孙中山讨价还价 5
介石兄鉴：顷见兄致展堂季新书，有十日内毫无进步，别无可如何等语。吁，是何言也!吾不能亲身来闽，而托兄以讨贼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尽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若十日无进步则不愿干，则直无事可成也!就如来信云云，子荫当来沪，此事已不成问题，即内部之大难题已得解决，则进步为极大矣!其他纷繁小故，何足介怀？纵我无进步，而敌则日日退步，如敌军将士之日有觉悟也、敌人团体日形瓦解也、百粤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甚也，此即日日之无形进步也。由此以观，我能坚持，便等进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达灭陈之目的，尔后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则必百事无成也!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借，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借，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凭借不可，欲得凭借，则非恢复广东不可。此次广东一复，则西南必可统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数省为我凭借，则大有办法矣。此次土耳其革命党之成功者，此也。故兄前志之成否，则全在福州之一着也。能即进而灭广州之贼固善，如其不能，则保守福州而坚持，亦为一进步也。盖有一日福州，则我有一日凭借，外交内应则可以此为背景，倘并此而无之，则我不过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轻重？故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多加一日，故望兄为我而留，万勿以无进步而去，兄忘却在白鹅潭舟中之时乎？日惟睡食与望消息而已，当时何尝有一毫之进步？然其影响于世界者何如也？今则有我在外活动，而兄等在福州则为我之后盾也。有此后盾，则我之计划措施日日有进步，或者不必待兄等之恢复广州，我计划已达最后之成功亦未可知也。故兄无论如何艰苦烦劳，必当留在军中，与我在外之奋斗相终始，庶几有成。外间日日之进步，非纸墨所能尽，仲恺来当能略道一二。总之十余年来，在今日为绝好之机会，吾人当要分途奋斗，不可一时或息，庶不负先烈之牺牲、国人之期望也。千万识之!此候筹祺。孙文。(第四册，页五十六至六十)
在孙中山写这封信前一天(十一月二十日)，汪精卫也致电蒋介石，说：“……人生做事，绝无爽快干净之时。而兄之去留，关系于此军之存亡者又至大，只能以忍耐坚持相劝慰，万一兄竟撒手，则前途希望绝矣!”(第四册，页五十六)虽然函电交催，蒋介石还是走了，不过这次理由是“感冒回里”。(第四册，页六十三)十二月十日，孙中山再电催“盼兄速来商议，并即返闽”。(第四册，页六十三)十二月十八日，蒋介石才又回头。
第十一次——一九二三年到了。这年一月五日，正当援闽军吃了败仗时候，蒋介石又游山玩水了。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条下，有这样一段：
七日，又自总部往鼓山。见石壁新镌“天地正气”四字，乃足咸联语，曰：“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少憩水云亭，指谓同游者，曰：“吾能于亭后小筑三椽，隐居自适，斯愿足矣!”其余如考亭、喝水岩诸胜，降龙、达摩、吕仙诸洞，再至三至，极瞻眺盘桓之乐。在涌泉寺，兴至濡毫，挥“其介如石”四字，付僧勒石。置更衣亭西，以留纪念。凡一星期才回。(第五册，页一至二)
可见他可真好整以暇呢!游山玩水以后，他还是又走了，又回到了上海。一月二十四日，古应芬、李济深、陈可钰、邓演达又电催蒋介石，说：“江防会议，陡生变故，第一师出驻江门，虽转危为安，而整理进行，诸待承教。现粤局仍未稳固，公不即来则总理策划军事，有谁顾问？而芬等素所望之党军，亦无由实现。望即命驾，无任企感，并盼示复。”(第五册，页四)但是蒋介石评传(上册)介石不但“不即来”，并且在一月二十七日，干脆又回奉化了。
二月九日，蒋介石写信给许崇智，自承为人“刚愎浮躁，善谋不足，败事有余。……今陈逆(陈炯明)既去，且屡出自试，愚拙日甚，以致无言不失、无事不乖，徒形己拙，无补党国……”(第五册，页十三)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又电催蒋介石，说要去广州，“如兄赶不上，请乘他船速来为祷。”(页十六)但蒋介石不肯动。二月十八日，孙中山把大本营参谋长职务给了蒋介石，并电催他说：“此间须兄助至切，万请速来勿延!并已发表兄参谋长，军事枢机，不可一日无人也!”(页十七)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先到了广州。二月二十七日，又电蒋介石，说：“各要事须兄相助，万望速来，并示行期。”(页十九)三月到了，孙中山又有“切催介石，不可再延”之电，又有“电上海，催蒋介石……速来”之电。同时三月一日杨庶堪也电蒋介石，说：“此间待兄来始能决之事至众且巨，幸速首途，以慰企望。”(页二十三)三月三日古应芬也电蒋介石，说：“战端将启，孙先生非兄无与筹划，危难非吾人所能坐视，望即命驾来粤。”(页二十四)可是蒋介石还是迟迟其行。直到三月十五日，胡汉民、汪精卫、邹鲁、林业明、林直勉、胡毅生，大家来宁波劝驾，蒋介石还带他们游山玩水了三天，才肯启程到上海。可是一星期后(三月二十七日)，他又回到宁波。直到四月九日，孙中山同意他不负“东路讨贼军”之责，他才在四月十五日，由上海启程。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向孙中山讨价还价 6
第十二次——六月十五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可是，七月四日早上，蒋介石忽然又要“引退为安”了。到了七月十二日，他终于“愤而辞职，避往香港”。(页四十)七月十四日，又由香港转回宁波。孙中山于是安排了蒋介石“有志西图”的计划，决定派他到苏联去。八月十六日，蒋介石由上海启程了。
第十三次——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回到上海，但是，他却又迟迟其行，不肯到广州去。十二月三十日，孙中山等不及了，去电催蒋介石，说：
译转介石兄：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于时局所有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并希约静江、季陶两兄同来，因有要务欲与商酌也。孙文。敬。(第五册，页七十六至七十七)
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汪精卫已有信致蒋介石，说：“今诸问题待兄至而决，兄迟迟不来，党事无形停顿，所关甚大。军官学校由兄负完全责任，办理一切，条件不得兄提议，无从进行。诸如此类，非兄来不可……”(页七十七至七十八)再过两天后，廖仲恺也有信致蒋介石，两日后，说：“请兄最迟明正四日船，偕精卫、鲍君等同行，万不能再延，否则事近儿戏。党务改组后，而可乘此惰气乎？……”(页七十八)简直是责备蒋介石行事已近“儿戏”了。可是，尽管函电交催，蒋介石却照样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条下明写：
公半月来，息影慈庵。拂案焚香，绕茔抚树。入夜，闲躅山门外。岭上寒风，松间明月，清景耐人寻思。与次公子纬国相伴守，穆如也。一日，读武侯出师表，乃感忠孝同源，其性光照千古，自喜素所为文，多与此旨符合。(页七十九)
直到第二年(一九二四)一月十六日，他才动身去了广州。
第十四次——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二月三日，孙中山又任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孙中山的本意，并不是把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给蒋介石做，而是要给许崇智做。蒋介石心存不满，就在刀口上突然一走了之，回到奉化。他是二月二十一日“拂然而行”，径自出走的，二月二十三日，孙中山只好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二月二十五日，邓演达衔孙中山之命，到奉化拉蒋介石回广州，蒋介石不肯。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致函蒋介石，说：
径复者，顷准执事函开：“前蒙总理委办陆军军官学校，自维愚陋，不克胜任，请另选贤能接替，所有该校筹备处，已交廖仲恺同志代为交卸，以免贻误党事。”等由，经面呈总理，奉批：“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等因。奉此，相应函复，即希查照为荷。此复蒋介石同志。中央执行委员会秘密处启。(第六册，页六)
三天以后(二月二十九日)，孙中山亲电蒋介石，说：
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孙文。艳。(第六册，页七八)
到了三月七日，廖仲恺电胡汉民，略述蒋介石走后，使军校陷入“势成骑虎”的苦况，说：“介(蒋介石)不来，学生、学校皆不了，只有迫弟自杀谢人，务请催介行，勿延。”可是，蒋介石还是在乡不动。三月二十一日，廖仲恺再电蒋介石，说：“先生(指孙中山)将顺兄意，不为不至，兄当有以慰之。兄可敝屣尊荣，不能敝屣道义也。”(第六册，页三十三)三月三十一日，许崇智由上海到奉化劝驾。蒋介石又“拿乔”了半个月，才在四月十九日从上海启程。四月二十一日，回到广州，见孙中山。孙中山在五月三日发表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此以后，军权逐步由蒋介石取得，当然再也不出走了。
关于这一层孙蒋关系的真相，历史学家从来不追究，今把真相排比结果，发现蒋介石至少有十四次的脱队纪录(包括“拂然而行”、留书而去、不告而别等等)，而使孙中山直接间接“不胜感冒之至”!蒋介石自称是“追随”孙中山多年的忠实信徒，但在“追随”过程中，竟有这么多次的脱队纪录，倒真令人大为惊叹也!也许蒋介石来去进退忒多，有“敝屣尊荣”的意味在内，但廖仲恺说得好：“兄可敝屣尊荣，不能敝屣道义!”
前后十四次脱队纪录，到底是敝屣了什么呢？倒可以仔细分析—下。蒋介石虽一再向孙中山讨价还价，但技巧地保持渠道畅通，不致因价钱谈不拢而破裂。从最浅显的道理也可看出，蒋介石的这种表现，对“革命”不忠，对孙中山不义。这种不忠不义的背后，浮现“瑞元无赖”的性格。蒋介石自小不如意时就会耍赖。不忠不义也就是耍赖的表现。他不如意，因他不愿意在别人手下当参谋，他在给邓铿(仲元)的私函里已说得很清楚，他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裳”!因而，孙中山要他去帮陈炯明做事，就老大不高兴。不仅一再出走，还要在孙中山面前讲陈炯明的坏话，表演两面手法，以离间孙、陈关系。
蒋介石初奉孙中山之命投效粤军时，在致邓铿信中，恭维陈炯明，如谓：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向孙中山讨价还价 7
弟流连于本军者已越一载，始以足下推毂之重，即以总座(指陈炯明)爱护之深，故敢竭尽驽钝，效其驱驰，以助总座者助本党，公义私情所由来也!(蒋中正《革命书简》页十六)
但是蒋介石才不肯对陈炯明“效其驱驰”呢!即所谓言不由衷。当蒋介石出走时，陈炯明虽派人兼程挽留，并谓：“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蒋介石)一人。”如此诚意，而蒋介石竟不肯留下，当这一年(一九一八)八月，回到上海却向孙中山数说离开的理由，竟是“因为陈炯明纵容部下，诋毁孙中山”，才愤然去职!
从《陈洁如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到，蒋介石向他新婚妻子透露他的“野心”，如谓：“他(蒋)对我说，我不以做一个普通的领导人为满足，以使你可以看重我。有了孙先生的影响力和关系，我的前途会顺利的”(上册，页一二九)，以及怨恨他上司陈炯明的痕迹。有一次闹翻，竟因陈炯明的手下戏称孙中山为“孙大炮”!(上册，页一三六)这不仅是如陈炯明所说，蒋介石太没有幽默感，根本是借故生事，压根儿他不愿意在陈炯明手下做事。
然而在闹翻之前，陈炯明在孙中山心目中分量很重，绝不是蒋介石可以取代的。陈字竞存，是老广(广东海丰人)，也是老革命，生于光绪年间的一八七八年。一九O九年冬天，他以广东咨议局议员的身份到上海参加联合会，与革命党取得直接联系，正式加入同盟会，可说是革命老同志。一九一O年参与倪映典广东新军起义失败，继又参加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黄花岗之役，幸而生还。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都督，以反袁失败而远走海外，但因不肯打指模，未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于一九一九年南下护法，与陈炯明合作，以筹组革命党自己的武力。陈炯明所组成的粤军，成为孙中山唯一的枪杆子，并在漳州一带建立根据地，替孙中山夺回广州。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一九二O年十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大喜，当天写信给蒋介石，表示了他对陈炯明的倚仗之殷：
……竞兄此番回粤，实举全身气力，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同德同心，岂复寻常可拟。我望竞兄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黄克强)、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陈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三十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兄与英士共事最久，亦知我所以待英士矣!兄不妨以我之意思尽告竞兄也。(毛思诚前引书第三册，页十七)
这封信，蒋介石看过后心里一定不是滋味。但是孙、陈关系不是蒋介石一时之间可以破坏得了的。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且当了陆军总长兼内务总长。孙、陈终于闹翻，主要是因为两人政见不同。孙中山想要以广东为基地，打算武力统一中国。这种北伐的想法，与吴佩孚要南伐，虽主义不同，心态是一样的，所以章太炎斥之为“一丘之貉”，甚至叫孙中山是“南方的吴佩孚”。陈炯明则赞同章太炎等倡导的“联省自治”，他认为中国问题要走美国的联邦制才能解决，不能迷信武力统一，武力统一只能造成中国的更形糜烂、更形衰弱。他认为孙中山与其搞非法小朝廷，不如先完成广东一省的自治，广东站稳了，再徐图其他。这种政见当然不合孙中山的脾胃。……
孙、陈意见相左，却给蒋介石制造大好机会。一九二二年三月……蒋介石更乘机大力主张讨伐陈炯明。……陈炯明当然不会自己送上门来就死，只好辞职求去。孙、陈既已交恶，在《国父年谱》(增订本)四月二十日条下，更见明显：
先生以炯明拒不来晤，乃下令准陈炯明辞去粤军总司令暨广东省长职，仍任以陆军部长。令伍廷芳继任广东省长。寻即令诸军前进肇庆，直向三水。是晚陈炯明离广州，赴石龙，转赴惠州，其亲信部队悉退出广州，布防于石龙、虎门等处。蒋中正时为粤军第二军参谋长，建议北伐军宜留粤缓发，先清内患，再图中原。力主即时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部，再行回师消灭在桂叶举等各部。先生以陈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并主张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陈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且奉直战争方炽，不可失此良机。若按兵不动，则与拥兵自卫者何异？遂未纳。
这里明说蒋介石力主“即时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部”，可见蓄谋之坚。当时孙中山“以陈叛迹未彰”，又专意不可先失北伐“良机”，所以反对“先清内患，再图中原”。蒋介石大不高兴，于四月二十三日“决计辞归”。他在这天还写了一封信于“轮次”，收件人是陈炯明，信中自承：
此次改道攻赣，以致内部纷纠至此，皆由中正一人隐忍贻误之咎。然当时以为反对过甚，竟无从中维持之策，故不能不顺从一时，以为权宜之变，万不料有今日之现象也。中正罪过，诚万死不能赎矣!(《蒋介石年谱初稿》页八十四至八十五)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向孙中山讨价还价 8
这信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被窜改，上面这些原文，全不见了。对照起《国父年谱》(增订本)中他“主张讨伐陈炯明”、“消灭陈部”的勇于内斗作风，这封信的写出，颇耐人寻味。蒋介石在信中后段说：“无论其结果如何，必致两败俱伤，否则败者自丧元气，徒坠令名，即胜者亦不免同室操戈，授人以残杀同志之口实，吾知其精神之痛苦，较诸败者更烈也。吾公如欲灭痕迹，免除内讧，其舍再出之外，尚有何妙法乎？”蒋介石怪陈炯明辞职不对，应该“再出”，但是陈炯明怎么“再出”呢？实际上，他是被孙中山免职了！
虽然陈炯明实际上被免职，表面上却是准他辞职的。孙中山复叶举等述准陈炯明辞职电文中却说“国家多事，非贤者高蹈之时”云云，并说：“文与竞存，始终动以至诚，而不肯稍参客气，以竞存生平大义，炳著中外，君子爱人以德，若操之过蹙，不任有回旋余地，殊非待士之道。”(《国父全集》第三册)漂亮的通电实不能掩盖重重的内幕。到了五月八日，问题来了。陈炯明的手下叶举等干脆要求恢复陈氏原职。孙中山六月一日回广州，同月十六日，发生了史册上所谓的“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孙大总统广州蒙难”的事件。其实这个六一六事件是孙中山先于六月十二日，以“八英寸大炮毒气弹”相恐吓与威胁而引发的。(参阅陈定炎、高宗鲁《陈炯明联省自治的实行者》，载《传记文学》第三八一期，页一三○至一三一)孙中山称之为“叛变”，但陈炯明称之为“酿变”，胡适称之为“革命”，明言：“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胡适《这一周》，载《努力周报》)陈炯明不相让，表示他对孙中山一直是服理不服人的。
不管如何，六一六事件导致孙中山与陈炯明公开的、全面的决裂，也给蒋介石制造了良机。蒋介石一开始就嫉恨陈炯明，现在变成了知道陈是坏人的“先知”，而且是由沪奔粤与孙中山共患难的“英雄”，并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来宣传自己，并刻意恶化孙陈关系，经过一次又一次扭曲，蒋介石竟成为孙中山唯一的亲密战友，与孙共患难的惟一同志，为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唯一继承人造势。如董显光《蒋总统传》说到此事，有谓：
在这炮舰(永丰舰)上和国父相处的时日，划成蒋“总统”生涯的转折点。在过去十年间，他曾为革命做重要的、却不很显著的表演。国父在许久以前已重视这位青年属员的才干，但唯有在患难相处的时日中，更使国父自觉前次还未能充分认识这位矢忠而富有训练的军人所具的才能，与其所做实际的判断。从此以后，蒋“总统”在革命集团中的地位较从前远为重要。他以流星的速度而兴起，不仅使其自身成为中国的主要人物，并以其声誉遍于全球。(页四十九至五十)
不知历史就里的人，看了这段文字，脑中浮起的印象，自然是一幅蒋介石“间关赴难”“生死与共”的图画，图画中有名有姓的孙中山、蒋介石外，只有“敌人”陈炯明，至于其他人，显然都不足道矣!
《蒋总统传》中说“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所谓五十六日，事实上蒋介石是除外的。因为陈炯明“围攻总统府”是六月十六日，孙中山是十五日深夜三点逃走的，最后转登永丰舰。在永丰舰上和他共患难的，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有胡毅生、林直勉、林树巍、陈策、熊秉坤、马伯麟、谢心准、杨虎、杨熙绩、周仲良、陈群、陈煊、马湘、黄惠龙。并且，“至十九日，派人秘密召集前守粤秀楼之卫士二十余人至舰，同任守卫。总理则命马湘往香港筹集军饷，余因令湘亲至海员联义社(此为革命海员团体之有最长历史者)，召集联义同志，潜来永丰。不数日，联义同志之报到者，有数十人，患难中有此两种老同志，共任保卫，殊觉可喜。”照黄惠龙回忆，有名可稽者至少有十四人、无名可稽者至少有“守粤秀楼之卫士”二十余人和“海员联义社”同志数十人，再加上永丰舰上舰长欧阳格及原有的官兵，共患难的人数已极可观。另照陈肇英《八十自述》所说，他当时也登上永丰舰去“晋谒”；另照宋渊源《闽省参加革命经历纪要》所说，他当时也登上永丰舰去“谒见”……足见在蒋介石“间关赴难”“生死与共”之前，早有大量人马去卫护孙中山了。当然，其中还包括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宋庆龄。《宋庆龄自传及其言论》中透露她“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那时候的蒋介石，人还在浙江家里呢!
孙中山于六月十七日登上永丰舰，第二天蒋介石在宁波接到汪精卫从上海拍来的电报：“惊悉粤变，尤幸总理无恙”，同一天又收到孙中山拍来的电报：“事紧急!盼速来!”但蒋介石并没有“速来”，经过好几天考虑和准备，才于六月二十五日从上海取道广州，于二十九日登上永丰侍从孙中山，已经姗姗来迟。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向孙中山讨价还价 9
孙中山在八月九日离永丰舰，照沈云龙所说，“乃于八月九日偕自沪奔粤与共患难之蒋中正离舰”(沈云龙《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二期)，好像没有别人似的!事实上，当时离舰的不止孙中山蒋介石二人。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明说孙中山离舰时，“一齐离去”的除了蒋介石，还有陈策、陈煊、陈群和黄惠龙自己。沈云龙明知故隐，有曲笔之嫌。然而居然还有更加曲笔的，在蒋介石九九冥诞时，台北的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一本五百多页的《蒋介石传》，其中“陈炯明叛变”一节，竟说陈炯明叛变时，蒋介石在现场救孙中山，这简直是更荒唐的捏造历史了!(施德曼与费德林史坦夫妇合著《蒋介石传》，台北国立编译馆主编)
不过，这次“共患难”确实加重了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分量。除了前所未有的日夕相处而生的情谊外，蒋介石一直讲陈炯明的坏话，而今陈果然是“坏人”，使蒋介石的“私心”，在孙中山眼里变成“远见”。再者，陈炯明翻脸之后，孙中山又没了枪杆子；身边的军人更无特别出色者，蒋介石自然成为孙阵前的廖化。孙中山为蒋介石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作序，有云：“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当然要比蒋母死后的谀墓之辞，所谓“昂昂千里之资”云云，要真实得多了。
然而，尽管如此，毫无迹象显示，孙中山已把蒋介石视为可能的接班人之一。事实上，孙中山始终视蒋为军人，即使在军人中，蒋的地位尚在许崇智之下，而蒋在孙去世之前的职务与活动亦限于军事，无论党与政，尚无一席之地。这也许是蒋于“六一六事件”之后仍有六次出走纪录的缘故吧!我们可以断言，孙中山至死不知道蒋介石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更不会知道这个军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完全不择手段的。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原定黄埔校长不是他 1
黄埔军校校长，并非特别显赫的位子，但对蒋介石来说，却是生平重大的转折点。他以黄埔校长为跳板，跃向权力的高峰，最后成为一国之君。此一飞黄腾达，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顺理成章，而是当事者处心积虑，玩弄不少权术而获致的。
俗称“黄埔军校”，显然是因地得名。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六日举行的第五十八次会议，列席委员林祖涵报告“陆军讲武学校情形案”，决议“委蒋中正为该校校长，廖仲恺为该校党代表”(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可见当时的名称是“陆军讲武学校”。至一九二五年第六十三次会议时已称“陆军军官学校”(李敖藏会议录原件)。不论何种名称，此一军校的来历，乃由于孙中山自民元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华民国的法统也已让给北洋政府，但心有不甘，一直想在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重光”法统与河山，然而却屡次失败，无论大元帅或非常大总统，都坐不稳当，广东的地方武力既不可靠，找西方国家支持，怎奈谁也不理。最后苏共领袖列宁正好要利用中国来反帝，而孙中山正需外援，一拍即合。于是，在苏联的“人”、“财”、“枪”三援之下，孙中山“以俄为师”，成立了黄埔军校。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军校是民国十三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与苏联结交后，所生下的一个“爱情”结晶!黄埔军校的不少主任和教官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国共合作的自然现象，如戴传贤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是政治部副主任；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叶剑英为教授部副主任等等。
黄埔军校既是苏联“人”、“财”、“枪”三援之下的产物，经调查所得，在“人”的方面，最初有军事教官四人，后来增到三十人。在第一次“东征”时，军中有苏联的布鲁辙即加伦将军(General Blücher，Galen)所率领的二十名俄国军官参加，第二次“东征”时，有更多的俄国军官参加；在“财”的方面，苏联援助二百七十万元(三百万卢布)，援助建立中央银行一千万元；在“枪”的方面，一九二四年十月七日第一次运抵黄埔的武器有大炮、机枪和八千余支(或一万二千支)步枪。同年十二月，又运来飞机九架、步枪弹药五百万匣、机枪十二挺、大炮五十八门以及机枪弹及炮弹等。
回想黄埔建校之初，只有粤造七九毛瑟枪三十支，后来全靠苏联援助，才有了革命的“家伙”、“本钱”。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创始之回忆》中说：
在一天的下午，总理来了电谕，说苏俄补充我们的枪械船快到了，叫我们预备收。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学生，喜得无地自容，拍手打掌，说今后革命有家伙了，不愁了。眼望远航船之到来，日如望岁。然而不久就知道，明日下午可到。于是大家忙起来了，收拾储藏的地方，保管点收的人员，俄国兵船官兵的招待、绳子、杠子，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夕阳将向西了，炮台上的望，报告快到了。我与多数人都跑到校门外码头上迎候。远远见白色三烟囱的兵船出现了，满船挂起旗饰，船尾上悬的一面红旗，角上有白的，是斧头镰刀。咦!这是苏联的国旗。炮台礼炮响了，兵船的礼炮，一替一声的在答了，于礼炮一致一答的声中，渐渐靠近了学校江中。抛了锚。在这时将停未停之际，斜刺里尾巴上插着一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小汽艇飞跃而出，浪花四溅。卟!卟!卟!飞向大船而去。却原来校长、校党代表及顾问先去慰访。这远途密航到来的珍客，自有一番接应酬答的礼，慰劳致谢的词。我未去，无从知道，想起来大概不错。(未)几辞返，跟着船主及二三位军官(海军)上岸来答拜。经过一番来往之后，船主下令靠黄埔码头，我们大码头上顿时现出活气。……如是过了夜。天明了，全体动员，学生做了码头小工，队上官长做了工头。……如是抬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告清楚。好像那时军械保管员是杨志春，我检查了一箱一箱，叫他们登记了。长枪八千支，还有小手枪十支，这小手枪，小得好玩，可以装在洋服上边小口袋里。当时就少了一支，并没有追出。是管理方面的疏忽，是与学生无干的。八千支完全有刺刀俄国式的步枪，每枪有五百发子弹，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无不欢天喜地。说道：“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革命的朋友苏联。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这样的帮助，然而这时的帝国主义者，却不能使他知道，不然要来个拦路抢劫。
这段回忆，正是“天不助、苏联助”的大特写。
蒋介石之被任命为黄埔校长，则绝不是非斯人不可的。刘峙所写的《我的回忆》指出：
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是我们保定的同期同学，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为各方不满。蒋公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页二十)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原定黄埔校长不是他 2
可见黄埔军校的首任校长人选，孙中山原定是许崇智，而蒋介石得到此位，又与被派往苏联考察有关。派团赴苏考察，并就苏联援助中国革命问题进行磋商，是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首先于一九一九年提出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答应派遣最好的代表团前往。最好的人选，无过于廖仲恺。廖不仅是孙中山身边的红人，而且是对联俄容共政策最表拥护的国民党人，然而正因为太红、太忙，不克领团前往。其次该是朱执信，是孙中山身边最精湛的革命理论家，同时也是最脚踏实地的行动家，无论在学识上或经历上，都远超过蒋介石，蒋本人也自承不讳的。但是朱却于一九二O年的九月二十一日，为调解虎门民军与降军纠纷而遇难。于是，蒋介石又成了孙中山选择中的廖化。即使如此，蒋还施加了以退为进以及毛遂自荐的压力。
一九二三年的三月一日，孙中山自沪抵粤后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此为孙氏在粤开府的梅开三度，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即侍卫长，命其速来就任，但蒋照例姗姗来迟，于四月二十日才抵达广州，因为不称心，又于七月十二日“愤而辞职”，前往香港。然而当听到孙将派代表团赴苏，乃于七月十三日自港写信给大元帅秘书长杨庶堪，希望向孙提出自己的要求：
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蒋介石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三日致杨庶堪书，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六卷，页九十二)
不论是为了安抚蒋之情绪(此种情绪又多少含有瑞元无赖的性格)，还是一时无人可派，孙中山最后决定派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以及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代表团”，前往报聘，并于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由上海启程赴俄，九月二日抵达莫斯科。
蒋介石一行在俄参观了军事学校和武器装备，还去拜会了红军之父托洛茨基(LeonTrotsky)、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Chicherin)，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G.N．Voitinsky)等人。最主要的任务则是于九月九日会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施克亮斯基(E．M．Sklyansky)和参谋长甘门涅夫(L.B.Kamenev)。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主任吴文津从俄文资料中得知，蒋曾代表孙中山向苏方寻求推翻北洋政府的一个新战略协议。即突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上的孤立，把根据地转移到西北，以便苏方的军事支援。(详阅吴文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页三十八至五十三)其实孙致加拉罕(Leo Karakhan)英文函已经披露，有谓：“蒋将军将提交贵政府以及军事专家，一份在北京以及更远地区的军事行动计划书。”(引自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China，P.243)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当然不会得到苏俄的支持。
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循原路线回国。蒋介石于十二月十五日抵达上海，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却又迟不回粤。孙中山于十二月三十日电蒋有谓，“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也连发六电，催蒋南归，然而蒋仍在老家溪口住了两个多礼拜，直到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才回到广州报命，并被委派为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
然而奇怪的是，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又不告而别，留书请辞。当我们见到蒋出走后写给孙中山与廖仲恺的信，就不再奇怪，原来还是因为不如意、以退为进，而这一次更加情见乎辞，甚至语带责备与要挟。他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致孙长函中，一再提到陈炯明叛变时与孙“同生死、共患难”、“无难不从、无患不共”，借此抱怨孙对他的耿耿忠心，回报不够。他又借当年与陈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孙对他信之不专、爱之不切!竟谓：“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再往下看，更知所谓“信不专、爱不切”，因孙中山仍然把他视为侍卫长看待，没让他“兼任他务”，也就是没让他管军事之外的党政大事(蒋致孙函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六册，页八至二十)，政治野心已呼之欲出。我们再看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没有他扮演的角色。那次会议，孙中山继续出任党的总理，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胡汉民、汪精卫、张人杰、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没有蒋介石。候补中央委员十七人中，有林伯渠、沈定一、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也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蒋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浙江代表六人是沈定一、戴传贤、杭辛齐、戴仁、胡公冕、宣中华，前三人由孙中山指定，后三人则由该省党员选举而产生。蒋只是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在一百六十五位抵粤代表之中，其落寞寡欢可以想见。对孙中山心存不满，也就事出有因了。
蒋介石于三月十四日致函廖仲恺，更加露骨。他显然不满意廖任军校的党代表，责备廖干预、侵夺他的权力，更进而批评廖“专意顺从”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若谓：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唯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页二十八)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原定黄埔校长不是他 3
蒋晚年写《苏俄在中国》，还提到这封致廖函，说是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据此可知，《游俄报告》可能是比较正面的意见，所以他要补充比较负面的意见，亦即是不赞同联俄容共的意见，于冷战期间写《苏俄在中国》，更加要表明其反共抗俄之“先知先觉”。但是这种先知，与先知陈炯明会“叛变”差不多，都是因为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裳。他此时似已看出，在俄国扶助下的中共，将是对他将来权力的严重威胁。联俄容共，在他看来，不啻为中共做嫁衣裳!
据我们的分析，不能把蒋介石的“意识形态”看得太认真，因为他本人没有一贯的主义信仰。他既是孙文与耶稣的信徒，同时也可以举证说他不是。他的反共抗俄言论，充塞党史委员会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但把这四十卷蒋介石定本书中收有的《陆军官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一文，和乔家才收藏当时发刊的原文对比，其中删减文字，可归纳出蒋介石当时亲共言论的重点如下：
一、共产党是总理“一线相传”在“国民党内”的“命脉”与“血统”。
二、我蒋介石愿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死。
三、“直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间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
四、“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
五、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世界革命不能无共产主义。
六、“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
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无纷争的必要。
八、国民党共产党不可分，而应合。
九、“未有对共产主义以诚，而对三民主义不诚者也”。
十、信仰三民主义者对共产主义，“应以诚意相孚”。
十一、对“共产主义之同志”，“自信”我蒋介石“为最诚实同志之一人”。(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是共产党)一文，页九十七至一一二)
任何人在蒋氏父子统治下的台湾，如果沾上这十一重点的任何一点，都会被当作共产党而横尸法场或坐穿牢底呢!
我们认为蒋介石对任何“信仰”都不认真，因为他是一个很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只相信权术的现实主义者。即以三月十四日致廖函而言，不赞同联俄容共云云尚是较“理想”的，最“现实”的根本是嫉恨廖仲恺，不愿意廖当军校的党代表，就像前几年嫉恨陈炯明那样。这一点在他三月二日致孙中山函，也可见端倪。他在那封信里特别推崇胡汉民，认为胡“学术胆略并优而兼有道德”，要求孙“何不令(胡)追随左右”，并建议任命胡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他自己则可任许之参谋长。蒋介石想“联合”胡汉民与许崇智来“打倒”廖仲恺的意图，已呼之欲出。
蒋介石原以为他突然出走，可以使军校办不起来，所以处处暗示以去廖为要挟。据陆培涌的研究，蒋想以杨庶堪或张静江来替代廖仲恺。(见Loh，The Early Chiang Kai-shek，P.89)但是廖的底子太硬了，廖最积极支持孙之联俄容共政策，亦因而最为孙依赖与信任，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又兼任大本营秘书长，随时助孙处理政务，实为孙左右的核心人物。蒋出走后，孙即命廖代蒋职，继续筹备军校事宜。当孙与廖回信给蒋，略作安抚后，蒋仍无回音，廖乃寄去“哀的美敦书”：“转介石兄，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至此，蒋知廖搞不倒，军校不会因他辞职而不办。事实上，军校学生聚集黄埔已好几百人，势在必办。遂即于同日复电：“函电敬悉，弟必来粤，勿念。”
不过，这次权术游戏之目的，虽未全部达成，廖仲恺的地位毫不因此而动摇，但蒋之收获亦已不少。讨价还价之余，终于获得孙、廖的允诺，给予他办军校在人事与财政上更多的权力。也许更重要的是，倒廖虽一时无成，联胡毕竟立见效果。胡汉民于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九日致蒋电有云：
(孙)不惜免杨西岩禁烟督办，不惮再招弟往，是尊重兄之意思。(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页三十四)
胡汉民因政见上有歧见离粤，他显然把孙中山重新召他回粤辅助之功，归之于蒋介石。
蒋介石终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又回到广州，二十六日赴黄埔军校办公，五月三日，正式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廖仲恺亦于五月九日正式出任黄埔陆军学校的中国国民党党代表。蒋仍然未能避开廖的“阴影”。其实，廖只是亲共的国民党，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里扮有重要的角色，周恩来原来是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然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升任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担任政治教官的共产党还有恽代英、萧楚女、包惠僧、高语罕等人，另外还有苏联教官数十人，而且整个制度根本是苏式的，无疑可称之为“红色的黄埔”，蒋介石亦获致不虞而誉的“红色将军”(The Red General)称号。他当时对共产主义绝无异议，甚至是极为赞同的，甚至公开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见《黄埔丛书》第二集，页六十三)他所关切的是权力，共产党的权力发展对他说来是未来的“隐忧”，而当前军校的实际排名，由于孙中山兼军校总理，他在孙总理、廖代表之下，名列第三。直至孙、廖先后去世后，蒋介石才真正坐上黄埔军校的第一把交椅。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原定黄埔校长不是他 4
宋平撰《蒋介石生平》，描写孙中山亲临主持军校开学典礼，“五百多个学生一律穿着苏式黄军服，整齐严肃，精神焕发，军容极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军队”，并不正确。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型(西方式的)军队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不过，黄埔可以说是第一支苏式党军，然而由于急需军事干部，只制定七个月为一期的“速食面”式的军事教育，同时为了加强“革命性”，还得学习三民主义、革命史、帝国主义侵略史等政治课程。国共二党人士中，肚子里有点墨水的，如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都在军校讲过课，孙中山本人也来演讲。我们虽找不到蒋校长讲课的纪录，但他的训话几乎天天有，实为日后训词等身的开始。他的训词要点，不外是“严守军纪”、“绝对服从他”、“不求升官”(没有野心)，以及不成功便成仁(为他而死)等等。他此后治军未曾脱此范畴。当时军校第二团第二营的党代表回忆道：
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开始一个时期，蒋介石经常亲自检查教官、学员等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常常在早晨起床号吹过后即直闯教官、学员的卧室巡视。有些人以为校长(蒋)不在校而睡懒觉者，常被他集合起来训斥。他当时不吸烟不饮酒，据说与他在日本和上海时已判若两人。
他在校时必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教职员必须等他动箸尔后动箸，大有严肃认真励精图治之概。当时他对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也表示反对，常说他们反共，我们要反反共。在每次开校务会议时，大都由他一个人做训话般的交代，很少听到不同的意见，民主的空气是闻不到的。在对待人的态度方面，尽管有些人生活腐化，甚至阳奉阴违，但表面上唯命是听接受训斥者，反而可以得到他的信任，以后得到军事重任者此类人不少。但他对那些自觉自爱表里如一而有骨气的人，则尊而不亲，甚至敬而远之。他对共产党同志的态度固然如此，即对邓演达、严重等也是这样。(季方《我所接触到的蒋介石》，载李敖编著《清算蒋介石》，页十九至二十)
其中提到蒋介石喜欢查勤务，后来变本加厉。当本书作者李敖、汪荣祖在台湾服预备军官时，蒋介石还要亲自检查厨房和厕所，为了他要来查，厕所清干净后不准使用，大家只好拉野屎，此亦多少反映了蒋氏本人军事教育的限度。他因未进陆军士官，所以没有受过完整的军官教育，他的军事训练止于洗马，也只能在“生活情况”上做文章了。
根据黄埔一期徐向前的回忆，蒋校长还有别种“鬼名堂”：
蒋介石这个人，有许多鬼名堂。黄埔军校开课后，他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学生多是些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当然不可能懂蒋介石那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许多人对蒋介石亲自找去谈话，虽是一般地问几句，都觉得高兴和新奇。一些有见识的同学，说蒋介石有点装腔作势，但多数人对他还是满意的。蒋介石通过这种个别见面和谈话，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后来，蒋介石嫡系部队里的许多将领，都是黄埔生。(徐向前《回顾黄埔军校》，载《蒋介石与黄埔三杰》，页六)
这种“鬼名堂”，终蒋介石一生，屡试不爽，作为笼络人心， 建立自己小圈子的不贰法门。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用暴力铲除广东的反对势力 1
黄埔军校的设立就是要建立革命武装，一切反对势力自然被视为不共戴天的“反革命”。在广东的“反革命”势力亦就首当其冲。黄埔师生的第一仗，就是“平定商团”。……(略—编者)
不到三个月，蒋介石率领他的东征之师自潮州回广州，平定“杨刘叛变”。……黄埔学生军能打败杨刘，据美国领事的观察，“功在苏俄军事顾问”。(美国国务院编辑 Foreign Relations，1925，1；742)
美国领事的观察可从国民党原始文件中得到印证。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以廖仲恺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决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第二团第九连连长桂永清，此次获敌衣物不报，违犯军律，罪有应得，惟念该连长作战以来……奋勇出众，不无足录，应免处死，着仍在连长任内，戴罪图功，予以自新之路。”(李敖藏会议录原件)谁要处死桂永清呢？蒋介石也，“校长以该连长不能表率全连官兵，恐贻恶风，将其判处死刑。”(李敖藏原件附录)只因获得敌人衣物不报，就要判处死刑，引起黄埔学生李之龙、酆悌、冯毅、薛文藻、黄杰等六十六人以“快邮代电”，急致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廖党代表，要求“速电校长，变更成案，从宽处治”。此前团党代表俄顾问亦“请予从宽处治”，“未蒙邀准”，只因在孙中山丧期，没有立即执行枪决，终得中执会决议宽恕。(见李敖藏原件附录)此一事件可以证实，俄国顾问至少到团的一级。当时中国的军队，包括军阀在内，外国军事顾问到这一级的，可能是绝无仅有，难怪陈炯明要抗议外国军事介入中国内战也。此一事件也透露了蒋介石的性格，对中执会的特赦决议，有未甘，复函说：“特赦桂连长永清自当遵办，唯须处以无期徒刑。”于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六日中执会第七十五次会议上复议，决议：“应免桂永清死罪，令蒋校长酌量减等处分。”(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幸亏那时蒋介石的权力尚未至上，被中执会诸公纠正了过来，否则桂永清早以连长身份魂归离恨天矣!
同年五月七日，中执会应蒋介石之请，因教导团改称党军，校长名义不能指挥党军，遂“任命蒋中正为党军司令官”。约略同时，东江肃清后，在汕头组织政治局，特派“许崇智、蒋中正、邵元冲、周恩来及市党部代表一人”为五委员，“监督指挥潮、梅、陆、海丰各县行政事宜，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李敖藏第七十九次会议录原件)
一九二五年六月，党军克复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蒋介石身兼广州市卫戍司令。他的军权虽更上层楼，但是在孙中山死后的新政权中，他仍在核心之外。六月十五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大会。三十日中执会第九十一次会议政治委员会临时提出推定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谭延闿、许崇智、廖仲恺等十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见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并于七月一日将大元帅府正式改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周德伟回忆说：
最可注意者，此时的蒋介石尚未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推汪精卫为主席、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胡代帅被黜为外交部长，久不任官的汪精卫反为主席，汉民大愤，因辞职走俄，以后若干年汪、胡成为生死敌人，蒋介石则时而联汪制胡，时而联胡制汪。李著谓胡之走俄系以后之廖案嫌疑，其实非是，志此以待考订。(《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未刊手写本，页九十五)
胡汉民涉廖案之说，因误以胡为右派，其实当时胡、汪、蒋都是左派。三人成为右派是后来的事。胡到海参崴后，于赴莫斯科途中，一再写信给“季兄”(汪精卫)，盛道俄国同志关心“中国革命事业”，感激“俄同志之招待亲切周至”，赞佩新俄之建设，“唯有欢喜赞叹而已”(见李敖藏胡汉民十月十一日致汪精卫函抄本)。从胡于途中频频驰函看来，此时胡汪尚未成为“生死敌人”，不过胡以代理元帅不愿屈就部长，自有可能，借此游历新俄，以广视听。但是周德伟所说，蒋介石在胡汪之间制造矛盾，的确成为事实。
从新成立国民政府的权力分配可知，蒋介石仍与党政无涉，即就军事而言，亦仍在军事部长许崇智之下。一九二五年为统一军事于七月三日中执会决议：“派汪兆铭、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李敖藏会议录原件)蒋介石名列最后，汪精卫兼军委主席。蒋之策略是先联汪制许，于是许成为蒋之立即“斗争”对象。自汪于孙死后南归，蒋即刻意承欢，尊之为大哥，自称小弟，十分热络，汪亦乐得有蒋之助，信以为 此老弟的崇敬为真。蒋遂以整顿军队为名，将军权集中到以汪为主席、蒋为委员的军事委员会。许崇智虽也是委员之一，无论权势均大大地被分割了。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用暴力铲除广东的反对势力 2
军事委员会成立一个多月之后，八月二十日的早晨，廖仲恺突然被刺身亡。凶手陈顺当场被抓，幕后嫌犯则为胡毅生(胡汉民之弟)、朱卓文、林直勉、林树巍等人，皆属右派分子。国民党右派谋害廖仲恺的政治动机十分明朗，而廖案的最大得益者，却是当时被称为“左派将军”的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于廖案发生后的三人“全权应付时局”小组即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许因有部下涉案被捕，十分被动，而蒋介石以左派的姿态，又身兼广州卫戍司令，在汪之允许下，最为积极。邵元冲在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便提到“现由介石分逮多人，将兴大狱”(页一八八)。然而表面上的雷厉风行，捉拿凶犯，实际上则是雷大雨小。蒋以卫戍司令，于案发当日即全市戒严，特由何应钦的第一军第一师在市区警戒，并派兵把守市区制高点，居然所有嫌犯，除林直勉一人外，全部逃往香港，而林又因“查无实据”，被驱逐了事。以蒋当日姿态之左，无人会怀疑到他，但事实上却是“左”倾其表、右倾其实，他不喜欢廖仲恺早见之于就任黄埔校长之前。他若果真涉案刺廖，则由他缉凶，岂非犹同陈其美去追缉刺陶凶犯？蒋即使未直接或间接涉案，包庇之情状，已无法遮掩。更值得注意的是，蒋所考虑的不是什么“左”倾右倾的思想问题，而是权力的考量，所以他着重的不是嫌犯胡毅生，而是嫌犯的堂兄胡汉民。陈璧君在《自白书》中提到，廖死消息传出，“全市哗然，谓杀廖君者，必为胡汉民，工人集队，学生亦由黄埔来，请愿捕胡，全市震动。”陈璧君打电话找蒋介石，“蒋接电话曰：事很糟，君可先将胡君送东山我家，再商办法，我说你们不可太儿戏，蒋曰否否”，但当胡汉民一家到蒋宅，“蒋未几又来电话说，我家仍不妥，游行者亦将来东山，请即偕我家中卫兵，由君亲送胡至军校我住宅，必妥当。”其实蒋在幕后一手操纵，因此邵元冲特别驰书给蒋，劝其“慎重处事”。(《邵元冲日记》，页一九一)
事实上，蒋介石并没有保护胡汉民。他把胡汉民押解到长洲要塞看管起来，且于九月二十二日，以“出使苏俄”为名，将胡驱逐出广东。这件事很容易说成是汪精卫想要搞掉胡汉民，然汪是国府主席，位已在胡之上，更何况胡出走后途中不时写信给汪。要搞掉胡的意愿，汪实不如蒋，而蒋显然是散布汪要搞掉胡谣言之人。证据是邵元冲在戴季陶家里听到来自广东的消息，有这样的一段纪录：
适芦隐从粤归，为言此次之大狱，实系精卫欲掊去展堂，故罗织种种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阴贼险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为之大恸，同座相对，俱为唏嘘。(《邵元冲日记》，页一九三)
芦隐姓刘，时为黄埔政治部副主任，他所带来的消息，若非出自蒋介石，尚有谁人？试看刺廖一案，廖死、胡去，汪精卫亦因逐胡而名誉受损，唯有蒋介石独获全胜，利益独占，权位亦随之上升。
廖案又为倒许提供了机会。许崇智一直是压在蒋介石上面的军头，久欲取而代之，许对其旧日上司陈炯明仍有和好共存之意，更遭蒋之忌，乃借许部下有涉廖案之嫌，对许扩大侦查，既指责纵容部下，具有叛国阴谋，更进而散布把持财政、私吞公款之罪，以资罗织。然后密令军校备战，广州戒严，乘机监视许宅与缴粤军第三师之械，并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九日驰书许崇智，恶言谴责，迫其下野，甚至骗许，夺其兵柄，只是代管三月，俟“师出长江”后，不仅将部队“还归”，而且要恢复许之令名。函长，只录一段：
呜呼!吾兄内阻革命事业之进行，外联林、刘、杨、熊叛逆，以为歼除革命根本之计，各军为疑，所部为二，空谈革命，口是心非，信用已失，名誉扫地……今不惟吾军不平，气愤填膺，即兄之所部，亦欲食兄之肉以为快……此则吾兄行为反乎革命之常轨，弟所痛心疾首者也……
如兄不以不材为不忠，且能反躬以自省，深知既往之非，不感宵小之言，毅然独断，保全名节，则兄不如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既朗于公，更浃于私。如蒙赞同，当可为兄准备一切，安全登舰，则兄之所部，弟当负责维持，不负兄之初意。否则兄部激变，制止无方，地方纷扰，人民杌陧，是兄不能辞其咎也。(《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第五册第七篇，页三十三)
同日，蒋已将许之亲信广东财政厅长李基鸿、军需局长关道职等人，以侵吞公款、接济反革命军队之罪逮捕。当许崇智于二十日清晨二时，收到蒋的谴责函时，已形同软禁的笼中鸟。就在同一天，“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准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卸职。当天晚上，蒋介石就派旅长陈铭枢监送许氏登轮赴沪。
许崇智到了上海，向朋友言及此事，犹愤愤不平，连邵元冲都感到“殊可惊诧”，在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记道：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用暴力铲除广东的反对势力 3
汝为(许崇智)出示介石致彼之抨击函件，历数其用人不当、财政不清、挠师出发等罪名，促其从速离粤。同时有精卫一函，亦表示赞同介石之主张，而促汝为速行者；又汝为复渠之函稿，对所攻击各点有所解释，而介石再复一函，仍不变初旨，而促其速行，故汝为遂行。其(蒋)态度突兀至是，殊可惊诧。汝为并言：介石有时或受人挑拨，盛气难回，然精卫不为之谅解，而反投井下石，殊非对友朋之道，言时慨然!（《邵元冲日记》，页一九八)
此一“掊击函件”，不见于任何一种蒋介石集，有意隐其恶声，是显而易见的，只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竟录之于黄埔校史，被李敖发现。许崇智被人整到如此地步，还误将“处心积虑”想作“受人挑拨”。不过，若非汪支持蒋，计必不能得逞。汪并无驱许的必要，只是听从了蒋的要求，汪的确以国府主席及军委主席之尊，于九月十八日授蒋以广州卫戍司令身份，“全权处置粤局”，不啻给予倒许的合法性。益知汪当时为蒋之殷勤所迷，以蒋为可以“倾谈”与“亲爱”的老弟，不惜左袒其作为。从事后看，汪显然被蒋利用了。
驱许未久，又来了熊克武及其川军。熊字锦帆，早年参加革命，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以军人身份被选为中央委员，可知受孙中山知遇之深。孙准备北伐，熊即率师自贵州欲经湖南入粤，然为赵恒惕所阻。当熊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抵达广州，孙已逝世半年，但仍受到国民政府要员热烈欢迎。孰料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突于十月三日，将熊及川军将领余际唐、喻培棣、刘棱、熊晓岩、王子骞、吴庶咸等拘留，并送往黄埔，后来囚禁于虎门炮台。十月五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一次会议，提出“熊克武私通敌人、危害政府”案，决议将熊“先解除本会执行委员职务，听候本会审判”。(李敖藏会议录原本)
所谓“私通敌人”，指与陈炯明勾结，所谓“人证俱获”，指有陈炯明手下张织万的供词，以及陈炯明给熊克武的亲笔信云。但关了两年之后，蒋介石兵力抵达上海，致电李济深释放熊克武等人，说是由于“共产党人诬毁所致”。然而“人证俱获”的昭然罪状，却毫无共产党诬毁的痕迹。至少熊本人不以共产党诬毁为然，所以后来投了共，以民革中央副主席终。反而蒋介石诬毁老同志的政治动机，倒是十分昭然。熊是具有中央委员头衔的实力派军人，无论党、政、军以及革命背景，都在蒋之上，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蒋好不容易把许崇智请走，岂肯让熊克武再来插一脚？所以熊等一行，席未暇暖，蒋介石就迫不及待采取行动，诬毁熊等将领，导致已达粤北的川军北撤受损，再因失去领导而全军溃亡，削弱革命军的实力，在所不惜。蒋之得逞，再一次显示国府主席汪精卫犹未察蒋介石的野心，受其怂恿，任其所为。
蒋介石于拘捕川军将领之时，又大举东征，以周恩来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欲彻底荡平陈炯明的武力。十月十三日下午两点起，开始总攻惠州，十四日下午四点半结束，整个攻城作业是俄国顾问加俄国大炮，象征陈炯明一生大业的最后据点——惠州，惠州夙称天险，有宋以来从未破城，就在外国现代大炮下击毁了。十月十七日的“土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报道说，鲍罗廷于惠州攻下次日，专车抵达石龙，转赴前线视察，蒋介石亲迎之于车站。国民党创办的黄埔军校得自俄国的帮助，俄国顾问前来培训，并且俄舰运来大批枪炮，早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七日，第一艘运械俄舰直抵黄埔，运来“山炮、野炮、长短枪枝、轻重机关枪及各种弹药”。(《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册，页二)这次蒋介石借赤俄之刀，消灭了陈炯明，达到了斩草除根的心愿。他并不讳言苏俄的功劳，甚至还要拍马屁，说是“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以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国际的实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的效力”，更大言不惭地说，如果苏俄同志愿意指挥我们革命，我们亦愿意受他们的指挥；不但不足为耻，而且同列于世界革命党员的地位。(《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三册，页二十；另参阅《蒋介石年谱初稿》，页四七三，未删改之原文)不足为耻吗？这种说法已经可耻，更可耻的是，蒋介石说此话实乃言不由衷的权术运用。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用暴力铲除广东的反对势力 4
陈炯明失败下野后，整个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好像是稳固了，其实第二次东征的捷报大大地稳固了蒋介石个人的权势。而适于此时，国民党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初在北京的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电请各执委到京视孙中山病，并拟于五个月内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李敖藏第六十四次会议录原件)然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召开的第六十六次会议上，胡汉民提议“为自由安全讨论党务起见”，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在粤开会，决议通过(见李敖藏原件)，汪精卫又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名义，于十月三十一日致函再度肯定广州为中执会以及国民政府所在地，会议须在广州召开，终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四日发出二三一号通告，驳斥北京西山会议派“反革命”言论，强调“吾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并“决定第二次全国大会会期为明年一月一日”。(李敖藏原件)
当大会于一九二六年元旦在广州召开时，蒋介石与谭延闿二人具名，继汪精卫的政治报告与宋子文的财政报告之后，做军事报告。毛泽东则以代宣传部长做工作报告，此为蒋、毛同列重要政治会议之始。(见李敖藏《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人员名单》原件)
元月六日那天下午，蒋介石以“东征英雄”，“身披斗篷大衣，足登高筒马靴，用浓重的浙江口音在会上做军事报告”(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页一O二)，极引人注目。报告完毕，由于东征胜利，全场欢呼，起立致敬(见《政治周报》第六、第七期合刊本)，在此声势下以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仅比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少一票。汪蒋政军体制俨然形成。此前，蒋尚是一介武夫，党政地位在毛泽东之下，即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亦非七人主席团之列，与权力核心还沾不上边。然而二大之后，蒋氏直线窜升，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是抬轿子的大都是左派激烈分子，蒋是以“红色将军”的形象出线的。蒋与汪打得火热，口口声声“汪主席”、“汪党代表”，汪对蒋亦别具青眼，以“练成真正的革命军队”相期许。蒋之“左”倾言论，亦赢得苏俄顾问的好感，以为出现了革命反帝的军事强人，可以达成统一战线的任务。哪里料得到，强人“逼宫”之势，已迫在眉睫了。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中山舰浪里乾坤 1
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上，出了锋头，权力大增，但他并不踌躇满志，因为他是不做第二人想的。由于不做第二人想，一时的成功，更激发他更上层楼的野心与雄心。环顾当时的权力结构，国民党的右派，包括西山会议派在内，正处劣势，而其中人物颇与蒋有私谊，不会对他构成任何威胁。而国民党的左派，特别是汪精卫，正红得发紫，既有外援又有非蒋可及的党政资历，若要更上层楼，非向汪夺权不可。至于中共，既有组织与人才，又有俄共撑腰，断非蒋能控制。即使在军事上，他只是国民革命军的总监，上面还有军事部长谭延闿以及控制俄援物资的季山嘉，绝无法独断独行。他不满这种“现状”的心态早已显露，俄国人事后回忆，对蒋介石当时“追求独裁，反复无常，十分多疑”印象特别深刻。(参阅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页三六六至三六七)是以为了突破“受制于人的现状”，蒋虽表面上与汪打得火热，亲爱无比，在言论上十分“左”倾，事实上早已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作为假想敌，形成被迫害的幻想而伺机发动。令人惊奇的仅是，发动得那么快。一九二六年的三月二十日就发生了震动一时的“中山舰事变”，或称“广州事变”。事变的结果是汪精卫黯然离国，共产党的权力大大地被削弱!
此一简单的夺权事件，竟变成错综复杂的历史之谜，除了蒋介石本人故布疑阵外，斯大林的一厢情愿，以及汪精卫的有苦难言，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害得历史学者们拼命猜谜。其实，就已出之史料，以公心分析，已足以解此案之玄。
我们不妨先看看当事人蒋介石于事后上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呈文，看他是如何交代的：
为呈报事。本(三)月十八日酉正，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奉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因公在省，得此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亘一昼夜，停泊校前。及十九日晚，又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有变乱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一面令派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暂行权理舰队事宜，并将该代理局长李之龙扣留严讯；一面派出军队于广州附近，紧急戒严，以防不测。幸赖政府声威，尚称安堵。唯此事起于仓促，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谨将此次事变经过及自请处分之缘由，呈请查核。谨呈军事委员会。蒋中正。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见《蒋介石年谱初稿》，页五五○；另参阅广东省档案馆编《中山舰事件》)
此呈文写于事变后三日，去事未远，可视为第一当事人的最基本史料。我们可以据此展开来看。
呈文指控，李之龙矫命调动中山舰，升火达旦，有变乱之嫌，遂采断然措施。但是李之龙否认矫命(见《李之龙关于中山舰案报告书二则》，《黄埔军校史料》，页三五五至三六O)，而且已有档案资料证实。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办公室主任孔庆睿，于三月十八日午后六时半因外洋轮船被劫，遂电请省办事处派舰保护。省办由交通股股员王学臣接的电话，并报告军校交通股长兼省办主任欧阳钟。欧阳主任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因李之龙代局长外出，由作战科邹毅面允派舰前往黄埔，听候差遣，再由海军局值日官“传令带同该员面见李代局长，面商一切”。李之龙知悉后，即决定派中山、宝璧两舰前往。当时十时左右，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谓十二时将有一舰来，作为保护商船之用。翌日早晨军舰出口，海军局邹毅科长要欧阳钟补办调舰公函，欧阳钟立即照办，此公函尚存，内称：
顷接黎股员电话云：奉教育长谕，转奉校长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迅速派兵舰两艘为要。（《办事处交通股长欧阳钟致函海军局函》原件，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三八)
李之龙的妻子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提出的报告，今藏南京二档馆，亦谓来人亲口向她说，奉蒋校长命令，有急事须派舰赴黄埔，听候调遣。
由上引档案资料可知，李之龙绝未矫命，调舰度清楚，而且调舰有因，为了保护商船。所谓擅自调舰意图变乱，便是空穴来风。而且当中山舰于十九日上午九时驶抵黄埔后，章臣桐代舰长即赴军校报到，出示李之龙代局长命令，并请示任务，由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的副官黄珍吾代为接见。据黄副官说，他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邓不知调舰事，但请转知舰长候命。
此时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要求参观中山舰，李之龙乃以电话请示蒋介石调回中山舰。是以调回中山舰亦事出有因，中山舰既有“候命”的指示，调回自当请准而后行，然而蒋介石却觉得可疑。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中山舰浪里乾坤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研究这一段曲折过程，认为李之龙既未“矫命”，“所谓蒋介石下令调舰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矫蒋介石之令的是欧阳钟”。（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三九)杨氏进而指出欧阳钟的背景，曾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任军校代理辎重队长，寻改任少校教官，再改任军校交通股长兼省办主任，系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海军官校副校长欧阳格之侄。换言之，欧阳钟的“矫命”乃揭示了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或用杨氏的话说，乃“西山会议派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把戏”!(同书，页四四六)
但是杨氏没有注意到，调舰的命令初出自蒋介石办公厅的孔庆睿主任。孔主任为了保护商船调舰，有何理由不报告他的顶头上司？事前不禀告，已难以置信；即使事后蒋问起再报告，亦足以释疑。诚然，包括欧阳叔侄以及西山会议派与孙文主义学派等右派分子，固然有借故生事之事实，诸如散布谣言，图谋“拆散广州的局面”、“想促使共产党和蒋分家”，但是假如蒋介石不因其个人野心，袒护右派分子，一秉公调查，调舰程序与人员一问便明，欧阳钟又何从“矫命”？“把戏”便会揭穿。如果欧阳钟果真“矫命”，难道蒋介石始终蒙在鼓里，否则何以全无痕迹？事实上，蒋介石为了夺权，意识形态并非主要的考虑，所以始终咬定是当权派汪精卫与俄国顾问的阴谋。即使三月十八日、十九日因调舰误会，受谣言影响，蒋介石于三月二十日采取断然措施，一个月之后，总该把误会与谣言搞清楚了吧，然而他于四月二十日当众宣称此事“太离奇、太复杂了”，竟故弄玄虚，以至于此。其实，所谓“离奇”与“复杂”，不过是坚持左派想干他的阴谋，公然影射汪精卫与俄国顾问季山嘉合谋，指示李之龙以中山舰劫持蒋介石，送往海参崴。事实上，蒋于是年元月底，曾与季山嘉研究北方军事政治，并谓：“余若在北方觅得一革命根据地，所成就功业，其必十倍于此也。”(中国第二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页五三三)可见他自有北上之意图，而竟诬为汪、季之阴谋。
蒋介石有一则自记，颇为有趣：“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至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但后来又修改原文，自觉不妥，将此段删去。(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页五四七)更有趣的是，陈立夫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此事，不过故事情节全异。蒋说自己决定去汕头避祸，而陈更直截了当说，汪精卫与俄国顾问逼蒋搭船去海参崴，途中经陈劝说，而不是蒋本人“猛思”，才“决定留下来干了”，并自诩为“北伐前历史性的建言”，更画蛇添足地说：“这件事除了蒋先生和我二人知道以外，无第三人知道。”(陈立夫《成败之鉴》，页五十一、五十二)没有第三人知道吗？非也!当时担任虎门要塞司令职务的陈肇英就说：
蒋校长即邀余等数人分乘小轿车二辆，赴庐山丸停泊处。迨车抵长堤东亚酒店附近，蒋校长考虑至再，终觉放弃行动，后果殊难把握，亟命原车驰回东山官邸，重行商讨，终于采纳我的建议，部署反击。(陈肇英《八十自述》页六十七)
又是另一种故事情节。中途折返到底是蒋本人的“猛思”呢？或是陈在途中所做的“历史性建议”呢？还是回到东山后接纳陈肇英的建议呢？言人人殊。不仅此也，连到底是坐车、坐船，还是坐轿子，都是各有其“好”。乱编故事才会发生这种“罗生门”式的情况。显然蒋先有此说，作为其“反击”的借口，而二陈则各自附会、各自臭表功耳。果如他们所说，汪与季山嘉的阴谋已到逼蒋出走的地步，何以对蒋之“反击”竟全无预防而束手待擒？蒋介石本人后来删去这个“借口”，显然自知难以自圆其说。然而居然仍有人把抛弃的鸡毛当令箭呢。
我们再看蒋介石于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久的宣称。他于事发后四日对第四期学生训话时强调：“(李之龙)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事发后十日，他于《人民周刊》上发表《三月二十日的戒严》一文，又说：“苏俄已成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并说东山警戒“有防俄顾问出入，此亦余深致不安者”；事发后不到一月，于对全体党代表演说词中再度申说：“二年以来，我对于共产党同志亲爱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成的。”(《中山舰事件》，页二二五至二三二)但是他于事过境迁之后的历史定论却是：“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原为共产党员)，前日矫令中山舰由广州直驶黄埔，企图以武力加害于公，阻碍革命进行。旋公发觉逆谋，宣布广州戒严，逮捕李逆之龙及潜伏军中之共党分子。又令共党所操纵之省港罢工委员会缴械，并夺回中山舰，事变遂平。”(《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一卷，页一一七)
两相对质，一亲共、一反共，完全矛盾，可知他的说词只代表一时的政治动机，原非真相。比较而言，愈接近事件发生的时间，愈为可靠。不过，他的亲共言论显然不是他的理念，正好说明当时他仍然需要中共，特别是俄共的合作与支援。他的目标是夺取更多的权力，而不是与共产党闹翻。俄国顾问在斯大林的指令下也不愿与蒋翻脸，遂使蒋计得逞。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中山舰浪里乾坤 3
总之，蒋指汪谋害他，既不公正，也与史实不符。蒋于事隔半年后犹狡猾地对陈公博说：“汪先生要谋害我，你不知道吗？汪先生是国民政府主席、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对我不满意，免我职好了，杀我也好了，不应该用阴谋害我!”血口喷人、咬住不放之余，还要说风凉话，直是“瑞元无赖”性格的另一种表现。陈公博应该回他，汪先生既可免你的职，甚至杀你，又何必搞什么阴谋，何况那时还在病中，要搞阴谋也非其时。今人若为“后见之明”所误，带着日后蒋汪斗争的有色眼光来看此事，对汪想干蒋的指控不以为疑。事实上，自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去世到一年后发生中山舰事件，为汪蒋最亲密时期，蒋刻意奉承，汪视为亲信，甚至纵容、包庇，如对付许崇智诸事，一意袒蒋。陈公博于一九二八年反驳阴魂不散的“汪害蒋论”，十分有力，而且完全符合史实：
一、三月二十以前，汪、蒋的亲交，谁也比不上。广东统一，虽是党的力量，但两次东江之役，黄埔之力为多。是时汪欲去蒋，无异自杀。乡愿不为，而谓贤者为之。
二、三月十六以后，汪已病不能与，十八夜自国府回家以后，即卧床不起。当时广州数经变乱，人才凋零，四方引进贤才之不暇，安有去蒋之理。
三、中山舰吨数不大，海行更难，而且中国海以北遍布北洋军舰，中山舰捕蒋以后而能谓可以直送海参崴，虽妇孺皆知为滑稽之事。
四、三月十八下午，当军事委员会会议，汪提出撤换中山舰长李之龙而易以潘文治，后以无人和议，事遂暂搁。当时有会议笔录可查。即谭组安(延闽)亦与议，可以相问。虽无人和议，人皆以为李之龙为蒋之得意门生，李之龙之为中山舰长由蒋保荐，今撤换未得蒋之同意，人遂不敢附和。
五、三月二十之后，共产党犹极力拥蒋。四月初旬北京俄使馆犹会议对蒋问题，蒋之顾问士板诺夫(切列潘诺夫Stepanoff)演说：无论蒋之为人如何，必须用之以完成国民革命。此事载之张作霖搜出俄使馆之文件(即《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现在上海南京路英国书店Kelly and Walsh可以购买，当与臆造者不同。我绝非在今日犹为共产党说法(话)，不过证明汪更无与。
再说，蒋介石于事发之当晚去汪府探视，留下一段日记：“傍晚，访汪病，见其怒气犹未息也；”但这一段还是经过修饰的，南京二档所藏原文则是：“傍晚，访季新兄病，见其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因叹曰，政治势力恶劣，至于此极，尚何信义之可言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页五四八)留下一个有力的旁证。
试想一个阴谋害人之人，被害人来见，即使不窘态百出，哪可能“怒气冲天”、“不可一世”？接下去一句，更可玩味，无异蒋氏自承，为了“政治势力之恶劣”，可以不讲道义。汪之所以“怒气冲天，感情冲动”，岂不即因蒋之不讲道义乎？不过仍然使人难以充分理解的是，汪既理直气壮，何以躲避，最后更黯然离国？俄国人既知“三二O事件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的半暴动”(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页三七三)，为什么连平定“半暴动”的意愿都没有？蒋既于呈文中自请从严处分，何不将计就计，对蒋于三月二十日擅自全城戒严、大肆捕人、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以及监视苏俄顾问与国府主席等妄举，作出制裁？蒋固然有军队，但只有第一军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以及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与尚未成为小舅子的宋子文，都对蒋之“反革命”行为不满，提议“严厉反蒋之法”。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看到，“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周恩来选集》上册，页一二○)在此种情况下，汪精卫以国府主席之尊兼军委主席理当联系各军，对蒋做武力制裁。事实上，汪于事变后，在群情激愤下，确有所行动。陈公博记得汪精卫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见《苦笑录》，页三十七)据作家茅盾回忆，当时汪曾说：“二、三、四、五、六军联合起来，给我打这未经党代表签署、擅调军队、自由行动的反革命蒋介石。”(茅盾《我走过的道路》，页三O七)毛泽东还去找陈延年与季山嘉，主张强硬，认为蒋介石是投机，如果示弱，他就会得寸进尺。(见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载《新文学史料》一九八O年第三期)制裁蒋介石的“反蒋联盟”之所以迅即胎死腹中，关键在苏俄。苏俄与第三国际方面于三二O事变爆发后，颇感吃惊与不解，最使他们不解的是“左派将军”蒋介石，怎么会作出右派反共反苏的事来？所谓左派、右派，最具体的划分，乃是国民党于一九二四年改组时，赞成联俄容共的是左派，反对者则为右派，在俄国人看来，蒋介石一直是左派，大为吃惊即在于此。但初步与蒋接触之后，认为蒋之“断然措施”，并非真正的反共反苏，而是人事上的不快，以及其虚荣心与权力狂在作祟，而蒋于事后，也有此种表示，诸如释放李之龙，逮捕欧阳格、吴铁城等，乃松了一口气。为了继续国共合作与维持反帝统一战线的大方针，决定尽量满足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山嘉等等。斯即陈公博所指出的，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即蒋介石所称的“史顾问”，于事变后，仍谓无论蒋之为人如何，必须用之以完成国民革命。但是此一对蒋妥协政策，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在广州的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或布勃诺夫的决定，而是斯大林的既定方针，他坚持中共尚无力单独完成革命，必须要联合国民党先完成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参阅Brabdt，Stalin’s Failure in China)托洛茨基不同意此一主张，反而更促使斯大林的坚持，蒋介石竟成为斯大林错误政策的受惠人。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中山舰浪里乾坤 4
由于决定对蒋妥协，苏俄与第三国际方面当然反对“反蒋同盟”，以为会造成国共破裂的“灾难性后果”。于是让“蒋介石对右派和左派轮番进行打击，从而把愈来愈大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页三九三)中共方面虽已有人确定蒋介石根本是反革命右派，主张决裂与反蒋，但是蒋于事后目的已达，展开雷厉风行的反右行 动，再加上在第三国际大力影响下，亦只好继续与蒋合作。在此情况下，汪精卫变成光棍主席，若不负气出走，岂不要成了蒋介石的傀儡主席？而蒋于致张静江函中还要作态说风凉话：
静江先生大鉴：刻阅精卫先生致兄一书，其意不愿复出，殊堪骇惶，事既至此，弟亦只可休养以偿共同进退之约，请兄设法力促其出来任事，以安人心，否则弟必请兄出来，即以民国日报通讯。弟中正顿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件影印)
还要“共进退”哩!这封信主要还是请他的老搭档出山。汪精卫当然不会让蒋介石任意摆布，在那种情况下，出走倒是上策。汪妻陈璧君更驰函骂蒋，蒋于四月九日复汪书，极尽矫情、狡猾与无赖之能事，不仅将责任推给别人，而且还要口口声声与汪拉兄弟之情，甚至说：“革命事业欲期其成，弟固不能离兄，而兄亦不可离弟，”还说，“弟自信与兄无论相隔至如何之久远，精神绝无贰注。”更假惺惺地说：“如有益于党国、有利于贵恙，即刎颈谢罪在所不计。”(长函原文见《自反录》第三卷，页四十四至四十九)汪氏夫妇于四月初已离省赴港，于五月十一日乘轮前往法国马赛，形同流放。在香港时，曾作了一首杂诗，很可见其怨愤的心情：
处事期以勇，持身期以廉。
责己既已周，责人斯无嫌。
水清无大鱼，此言诚詹詹。
污渚蚊蚋聚，暗陬蛇蝎潜。
哀哉市宽大，徒以便群佥。
烛之以至明，律之以至严。
为善有必达，为恶有必歼。
由来狂与狷，二德常相兼。
（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页五十九)
汪精卫无疑是中山舰事变的最大牺牲者，被蒋介石的野心所牺牲、为俄共的政策所牺牲，还要被蒋介石反咬一口，认为出走是心虚，而有口难辩。然而青史有眼，汪毕竟于此事问心无愧，责己已周，责人无嫌。他终于深刻体会到政治的肮脏，污渚中“蚊蚋”杂聚，还有潜伏在他身边的“蛇蝎”，不幸遭其毒口。他抱怨俄共为了便于国共合作，向蒋介石市恩，亦呼之欲出，并为之悲哀。但是他深信是非终必明朗，且以善者必达、恶有必歼自慰。在台北曾任国民党“关务署长”的周德伟认为“国民党党史中所记之中山舰案内容均非实录，不过借以排汪而已”。(《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手写稿本，页一一二)汪精卫此次挫败于蒋介石之手以后，永难脱离蒋氏阴影，蒋之飞黄腾达，汪之身败名裂，恐未必善者必达，恶有必歼!抗战以后，汪精卫降日，蒋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记竟将“今日通敌图降”与昔日“投共卖友”挂上钩，重申汪“思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参崴”之谎言。(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页一三二五至一三二六)
总之，汪精卫一走，蒋介石便成为国民党的老大，在俄共“妥协怀柔”以及中共的“忍辱负重”下，接受蒋事先拟好的“党务整理案”，共党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均退出部长职位，使蒋更大权独揽，俨然是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头号人物。不过，蒋介石知道要北伐，完成国民革命，必须要靠苏俄的军援、经援以及中共的协助，故于四月中被选为军委主席后，即向国民党右派开刀，于十七日要求取消孙文主义学会，二十三日免去吴铁城公安局长职务，以及于五月九日再送走喜洋洋回国的胡汉民。这些举措，果然赢得苏俄的好感，以为蒋毕竟不是右派，只是个人英雄主义，仍可利用。鲍罗廷回到广州后，虽知蒋有严重缺点，但除蒋之外无人可有力打击右派反革命阴谋。实际上更愿意与蒋合作，接受其条件。至五月十二日，蒋介石提出“党务整理办法”，规定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将参加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执会主席，不允许国民党参加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员任职国民党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不能超过三分之一，以蒋介石为革命重心。(参阅 Wilbur and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p．719)至此，蒋不仅违背孙中山容共政策，而且已形成军事独裁，并向鲍罗廷直言：“革命不专制不能成功。”(《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六日)鲍罗廷居然一一接受，并以蒋严重打击右派为慰，遂全力支持蒋。内地学者一般认为俄国顾问与中共方面对蒋之退让，视为“右倾错误”(若见卢晃持《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原因和蒋介石两面策略》，页八十一)，殊不知此乃斯大林的既定政策，并非一时的错误。苏俄想利用蒋介石，竟不知被蒋介石耍了。《中国革命之悲剧》一书的作者艾萨克斯 (Harold R·Isaacs)，将蒋介石譬作守地狱门的“三首犬”( cerberus)，一首向右，实属戴季陶的头，第二首向左，乃蒋戴假面具的头，满口“左”倾与革命。第三首在左右之间，面向猜忌与野心(见艾氏著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P.90)，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中山舰浪里乾坤 5
“左派将军”或“红色将军”蒋介石的脸谱，绝对是张假面具，只是俄共被蒙在鼓里而已。斯人之内右外左，早可见之于自俄归国后写给廖仲恺的信，见之于与右派巨子戴季陶、张静江等的不寻常关系。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蒋介石日记处处可见对汪精卫与季山嘉的怨愤、疑惧和批评，觉得自己在左派设计的阴谋之中，以至于容易被认为“自一九二六年一月起，蒋介石和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以及汪精卫之间的矛盾急遽尖锐”。(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三一)然而这种急遽尖锐的矛盾，汪、季是感受不到的，因为他们一直是把蒋当作反右的左派同志看待的。一些具体的不同意见，原来并不尖锐，如北伐问题并无要不要北伐的政策性问题，而是到不到时机的策略性问题。由于季山嘉觉得北伐尚非其时，尔后有蒋北上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系以及练兵的建议，汪精卫岂有反对之理？蒋本人亦一度甚为赞同，最后却作为季、汪要把他送往海参崴阴谋的“事实根据”!最根本的是，档案资料充分显示，无论汪精卫或俄共方面，对蒋绝无阴谋之可言。即以理据而言，俄共于事变之后还要支持他，有何理由要于事前搞掉他？然则，蒋介石于中山舰事件发生前三个月日记中所表现的心态，显然是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左派势力当作假想敌，不断而剧烈地自制矛盾，把一些寻常的事刻意扩大与扭曲，把疑虑转化成阴谋，几成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自然把自己心目中被激化的敌人，当作斗争的对象，并作为采取断然军事行动的借口与根据。此一心态实已见诸事变前一日蒋氏的日记：“十九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痛恨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奉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竟又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牟谱初稿》，页五四七)是以若认定国民党右派之挑拨和煽动为引发中山舰事变的主因，未免太忽略了蒋介石左派其表，右派其里，一贯以左派为敌的事实。
蒋介石以左派为敌，并不是思想上的原因，而是于其个人权力有碍，如果真诚合作下去，固然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却不免为他人做嫁衣裳，绝对建立不起蒋家王朝。国民党右派自一九二四年改组后即处劣势，可为己用，而不致受制于人。右派显然于中山舰事变前后兴风作浪，为虎作伥，然当老虎与北极熊谈妥条件，却又被虎鱼肉；后来老虎称王，卒成虎帐之下的虾兵蟹将。蒋介石左顾右盼而左右逢源，处处有利于个人权势的缔造、野心的满足!
中山舰事变可说是蒋介石生平的一场豪赌，虽一家独赢，然赢得险象环生，并不如一般强人强悍作风的印象。事发当晚何香凝曾向蒋责问，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四三)同日季山嘉亦派助手去对蒋“稍加责言”，蒋则“百方道歉”。(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页三十四)只因斯大林一念之差，坚持国共合作，以期先完成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顾问遂千方百计向蒋妥协，以为反蒋会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更阻止汪精卫已着手组织的“反蒋联盟”。设若“反蒋联盟”组成，获得中共与俄国顾问的支持，岂蒋介石及其第一军可敌？如果蒋因“中山舰事变”弄巧成拙而一败涂地，则其政治生命势必就此结束，更无论蒋家王朝之兴，亦云险矣！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绑鸭子上架的北伐 1
孙中山晚年一直梦想北伐，曾身临粤北韶关督师，终未如愿。所谓北伐，就是自南向北的武力统一，与吴佩孚的自北而南的军事统一雄图，主义虽异，动武则一。由于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许多地方上的领袖遂倡导自治，先由各省自治搞起，然后联省自治，最后达成邦联式的和平统一。陈炯明即因主张联省自治而与孙中山闹翻。
蒋介石绝非唯一继承孙中山北伐遗志之人，所有中山党徒，无论左右，都想北伐以统一中国，国共合作之目的，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亦非北伐莫办。苏俄军援中国国民党，更是要加强北伐的军力。问题是有没有武力统一的实力。蒋介石与俄国顾问季山嘉的争论，也不是要不要北伐的问题。如果俄人反对北伐，则派军事顾问为了什么？送来大批俄制军火，又是为了什么？所以李云汉在《从容共到清党》一书中说，蒋介石屡次提北伐，但为“俄顾问及共产党徒迭次阻挠”，是岂有此理的。俄顾问不过是觉得大举北伐尚非其时，蒋以此与季山嘉争论，不过是制造中山舰事变诸多借口之一罢了。
事实上，蒋介石直到北伐前夕，对北伐仍是十分犹豫不定的。一九二六年五月，广西的军队已在衡阳一带打得炮火连天，李宗仁于十日抵达广州，劝蒋北伐，蒋居然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
李跟蒋反复辩论很久，蒋的态度仍是十分踌躇。(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OO至二O一)后来，李宗仁说动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始助长北伐的声势。同时二李明告蒋，推举他为北伐的总司令。其实最有力的荐蒋者，乃是俄国顾问鲍罗廷。
鲍顾问于中山舰事变后，为了“团结”，刻意姑息蒋介石。五月间，蒋逼走胡汉民，逮捕吴铁城、欧阳格，做替罪羊，将他们与熊克武等一起关押在虎门要塞的横挡炮台。(见《郭汝槐回忆录》，页十七)鲍罗廷当然十分欣慰，即向莫斯科报告：“右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不得不放弃他们的阴谋。”(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六九)于是鲍罗廷大力动员蒋出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惶愧力辞”!俄国人不懂“惶愧力辞”的传统中国文化，竟然以去就力争，声言蒋如不就，他也不愿意担任顾问，大有同进退之意。(参阅《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虽于六月四日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仍无北伐的迹象，直至七月一日才下北伐动员令；到七月九日才在广州举行大规模的誓师典礼，由孙科捧孙中山遗像，国府主席谭延授印，以及监察委员吴稚晖献旗；到七月下旬蒋介石才离开广州，鲍罗廷在欢送宴会上仍然号召“在蒋同志之下，共同前进，打倒敌人”。(见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
当蒋介石在广州轰轰烈烈誓师之时，李宗仁已策反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已据有湘南。李之第七军遂人湘援唐，七月十日克复长沙。当李、唐于七月十五日在衡阳会晤时，蒋介石还未离开广州呢。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当北伐攻势已取得成功后，才在广州誓师的。(见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P.73)换言之，蒋介石还未出师，李宗仁的第七军、李济深的第四军，以及唐生智的第八军已在湖南打了胜仗，总司令无与焉。
当时李、唐主张一鼓而下武汉，蒋介石却要他们对鄂取守势，将主力转向江西，显然怕李、唐功高震主，所以想另辟战场，表显一下总司令别有妙计。但是在战术上，夺取武汉，截断长江中游，毕竟是上策；在战略上，转攻江西，势必进入孙传芳的地盘，把原持中立的孙传芳逼向吴佩孚，自是下策。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时虽已三十九岁，但基本军事训练原极有限，作战经验也无多。只是为了想阻挡李、唐直取武汉，竟暴露了他在战术与战略上的低能。李宗仁还特别于八月九日再赴衡阳，欢迎北上的蒋总司令，并解释直捣武汉的必要。(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O至二三一)蒋介石于八月十二日抵长沙开军事会议，在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影响下，最后才决定李宗仁、唐生智攻打武汉的提案。(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O至二三一、二三四至二三五；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八四)
长沙军事会议结束后，各军正待命出发，蒋介石忽于八月十四召集第七、第八两军，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举行阅兵典礼，显然要表示一下总司令的威风。不幸得很，显威风结果变成出洋相。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述：
当总司令的坐骑自第七军前头缓缓前进时，我紧随其后，但见他时时缓缓举手答礼，认真检阅，态度从容肃穆，颇有大将风度。七军检阅完毕，第八军排头的军乐队立时奏乐。各乐器金光闪闪，乐声大作，我在后看见总司令的坐骑已有点不听调度的样子。军乐队后面便是号兵十余人，当总司令的座骑刚走过军乐队的行列，号兵队长一声口令，十余号兵立即单号吹奏。动作十分整齐，但见金光一闪，耀眼欲盲，接着号声大作，尖锐刺耳。蒋总司令的座马受此一惊，忽然大嘶一声，前蹄高举，立即向校场中心狂奔。大约蒋总司令平素不习骑马，故勒缰不住，瞬息之间便失掉重心，只见手足朝天，顿时翻鞍坠地。但是他的右脚仍套在脚踏镫里，被倒拖于地下。我在后睹状，为之大惊失色，不知所措。所幸蒋氏穿的不是皮鞋而是马靴，且很松动，经马一拖，便从脚上脱落下来。总司令被拖了两丈远，便和马脱离，卧在地上。我们都连忙下马，将他扶起，问其受伤没有。但见总司令惊魂未定，气喘吁吁，一身哔叽军服上沾满了污泥，帽脱靴落，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狈不堪。这时，第八军的号兵已停止吹奏，总司令部的副官也赶来把蒋氏身上泥土稍微拍落一些。蒋总司令乃率领我们徒步阅兵，一颠一跛，勉强将阅兵式举行完毕。(页二三七)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绑鸭子上架的北伐 2
在众目睽睽之下，总司令坠马落地，实在狼狈之至。不过，蒋介石还算有能耐，坠马以后仍继续检阅分列式，并对官兵演说后才毕事。李宗仁指出，唐生智很迷信，以为“蒋氏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而想入非非。(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八)其实蒋介石又何尝不迷信，在日记中抱怨入湘以后，与唐生智“拒之不得，迎又不愿”(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窝囊可知。
进兵武汉既定，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挥师北上，节节胜利，于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控制通往汉口的铁路线，二十七日经血战夺取汀泗桥。蒋介石于二日后乘火车经过，犹见“死尸累累，惨目伤心”。迟到的总司令于九月四日在武昌附近涂家湾，又召集军事会议，但对敌情并不了解，遽下限四十八小时之内攻下武昌的命令，李宗仁等高级将领面面相觑，不好说什么话。结果九月五日凌晨三时开始硬攻，伤亡惨重而不能下，只好又下令停止攻击。最后有赖第八军先取汉阳，于九月六日攻克，翌日再进占汉口，至此武昌已成为瓮中之鳖，不战而降。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总司令应该是十分风光，但是蒋介石心中有数，战功既属李宗仁与唐生智，而且在李、唐面前出了丑，很不是滋味，遂决定“亲督江西之战”。(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牟八月二十九日)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蒋介石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主要由于利用中山舰事件搞政变成功，由于权谋运用得手，而非因其军事长才。事实上他的军事才能甚短。更不应忽略的是，迟至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对北伐仍感犹豫，后来第四、七、八军已进兵湖南，北伐已成骑虎之势，才隆重誓师，形同绑鸭子上架。北伐军势若破竹，于两个月之内攻占武汉三镇，可称神速。虽说第四、七、八三军将士用命，但如此神速，绝非简单的军事胜利。其实就军事实力而言，北伐军是远远不能与北洋军队相比的，此亦即是包括蒋介石以及俄国顾问在内的广州国民政府，迟迟不能决定北伐的主因之一。
我们不难看出，在北伐军事行动的背后有两股庞大的力量在推动。其一是自五四运动以来，经过五卅惨案，所激发的全国性反帝爱国情操，使民族主义弥漫神州，形成风潮，莫之能御。诚如鲍罗廷所说：“我们并没有制造五卅惨案，而是别人送上门来的。”(见熊式一英文蒋传，页二二二)而此浩浩荡荡的风潮成为革命的助力，而北洋军阀恰首当其冲。中国共产党又借此风潮，组织工农，发动群众运动，刻意宣传。北伐军无疑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声浪中推进的。其二是来自苏俄的援助，无论是人力与物力两方面的援助，都是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所不可或缺的。鲍罗廷根本是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改组的总设计师，蒋介石东征北伐都有俄国军事顾问在身边。至于俄援军火枪炮到底有多少，尚无确实数据。但李宗仁记得，北伐前夕，蒋介石曾告诉他，“俄国接济革命军的械弹已运抵黄埔港，约有步枪万余支，重机枪百余挺，无线电发报机数十座。”(《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二O)今从俄国密件可知，北伐初期俄方还提供空军，曾用之于江西战场，并做了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的航空预算，美金二百六十万元。(见Wiburand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P．781)从此蛛丝马迹，可以略知俄援之非同小可。如果没有许多俄制装备，即使有民气可用，北伐亦难有成效。民气与俄援无疑是北伐旗开得胜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蒋介石抵达京沪后，公开大肆反共清党之余，民气(打倒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与俄援(特别是俄国顾问)竟均在谴责排斥之列，不亦怪哉!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抗命中央 1
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之后，就战略形势而言，应该趁第七、八、四三军胜利余威，配合其他各军，继续大举北上，进取河南，与已接受俄援的冯玉祥部夹攻直、奉军阀，以定中原。
蒋介石的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就是倾向这种战略，但是蒋本人早已决定回兵江西。因为他虽是总司令，然而除了直属于他的第一军，其他各军军长都是在他名义下的诸侯，他雅不愿让李宗仁、唐生智等诸侯功成名就。他于李、唐等军逼近武昌时，就在日记中写道：“余决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对于唐生智的“盛气”，尤感“奇辱”。此外，他回兵江西显然着眼于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他的发源地。他后来在南京重建自己的政权，绝非偶然。
江西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五省，原属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统辖范围，犹同联省自治，以“保境安民”为口号，显示此五省百姓不愿被卷入战祸。所以早在一九二五年底，孙即派人赴粤修好，希望互不侵犯。蒋介石则要孙“顺应革命潮流”，然后可以承认孙为五省总司令。此时北伐军针对吴佩孚，自无与孙启衅之理，实欲各个击破。当一九二六年六月，北伐军已经入湘，孙仍然拒绝吴佩孚的请援，坚持中立，五省绅商更呼号和平。即使北伐军进入江西省境，孙仍派代表项子和至粤，“称不愿作战，表示诚意”，谭延闿致蒋总司令函提及，“弟等告以我军从来无敌孙之意，取江西系战略需要，非占地盘，得赣可不再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件，印本见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八一)既取之，又说“非占地盘”，谁曰可信？“得赣可不再进”，更不可信，孙传芳自然要出师援赣。事实上，汉口未下时，蒋介石就想提前进取南昌而未果；汉口战局既定，更迫不及待亲自入赣指挥作战。他于九月十九日初抵江西萍乡时，即闻程潜率师与城内工人学生里应，一举攻下南昌，大喜过望，跑到萍乡欢迎会上，用浓重的宁波口音发表演说，却不自知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不到数 日，就被孙传芳的邓如琢部赶出南昌城。最糟糕的是蒋总司令直属的第一军王柏龄所率第一师全师覆没。王伯龄不是别人，乃蒋之亲信，黄埔军校一开办即任教授部主任，管理训育，此时为第一军代军长，率师入赣，竟大败亏输，仅以身免。王柏龄所部大都是黄埔学生。李宗仁曾说：“黄埔军校每期训练时间不过数月，实际上只是一些军士教育，距军官教育相差尚远，然全军受革命风气的熏陶，颇有朝气，尚可作战。”(《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一七)然而从江西战场上看来，连这点朝气都没有了，而且渐趋腐化，自然会不堪一击。
蒋介石于九月二十日南昌溃败后，至高安亲自指挥，企图反攻。此时李宗仁开赴九江的第七军改道南下，击溃孙军谢鸿勋部，为北伐军入赣后的首次大胜，随即于十月三日攻占南浔铁路重镇德安。同时朱培德的第三军占领南昌附近的万寿宫一带。于是蒋介石更急欲以嫡系第一军，会同第二军与第三军，反攻南昌，并亲自督师清江。十月十日第四军攻克武昌，士气大振，蒋介石更亲至南昌城外，不听参谋长白崇禧的劝告，急图强攻，不顾敌军深构高垒之坚以及己军背临赣江之危，显然是求胜心切，无奈敌方敢死队趁月黑风高，从城下水闸破关而出，令想攻城的第一军第二师第六团首当其冲，秩序大乱。蒋介石几次握住参谋长白崇禧的手问怎么办，幸而小诸葛事先已在赣江上游搭了浮桥，残军始得撤至西岸。
蒋介石亲自指挥攻打南昌，又遭此大败，自谓“终夜奔走，未遑宁息”(蒋氏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日日记)，于十三日撤退时更于日记中写道：“因余之疏忽鲁莽，致兹失败，罪莫大焉，当自杀以谢党国，且观后效如何!”一九二二年蒋介石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说孙中山一开始是准备“一死殉国，以谢国民”的，可是紧要关头，他的同志“乃以数人臂力，强挽总统出府”，要他逃亡，不要他殉国。此次在南昌城下大败，他自己也想殉国，当然也会有人阻止他。他最后一次想殉国是一九四八年，徐蚌战役失败之后，自谓一开始是准备“以身殉国”、“上报总理，下对国民”的，可是紧要关头，他的同志“一定要我去职下野”。结果呢，蒋介石虽然“决定以身殉职，死在南京，以尽我个人的责任”，但是他毕竟没死在南京，“自感‘今后我无死所了’!”(一九五O年蒋介石《军人魂》讲词)表面上看来，国民党总有那种不争气同志，在紧要关头，总是剥夺了他们伟大领袖万古流芳的机会、总是不让他们伟大领袖去做文天祥。结果呢，他们伟大领袖一个个都“寿终正寝”而死，而不是“一死殉国”、“以身殉国”而死，落得只能“言教”而不能“身教”。其实骨子里，伟大领袖根本在演戏，将“殉国”形之于笔墨、托之于言辞，就是要人剥夺他殉国的机会。真要死，谁能阻挡得了呢？这个把戏是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湘军被太平军打败后，曾国藩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要投水自杀，哪里死得了呢？其目的除自塑文天祥的虚假形象外，无非想借此激励士气耳。
蒋介石在南昌城下假殉国外，还有一则阵亡的假消息。孙传芳在九江的联军总部参谋处，根据传闻便于十月十五日发出通电：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抗命中央 2
据俘虏及百姓均称：蒋中正在南昌附近受伤甚重，闻系子弹中其腹部，因而致亡。俄人鲍罗廷、加伦等亦受伤，均抱头鼠窜而去云云。(《晨报》一九二六年十月七日载《孙军总部捷报》)
其实，蒋介石麾下将士虽死伤惨重，其本人却毫发无损，只是受到惊吓，颜面上更不好看，被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瞧不起。俄国军事顾问塔罗夫(Tairov)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写给鲍罗廷的密报中有这样一段话：
据我所知，唐生智自与蒋介石在长沙见过面之后，即藐视蒋在军事与政治上的重要性。当蒋目击两个师被击溃后，确实显得不知所措，张皇失措。（Wilbur and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文件六九，页七七三，另参阅页三二四)
唐生智虽没有低估蒋介石的军事能力，但显然小看了他的政治手腕。俄国顾问证实唐确有取总司令一职的野心，但认为唐之“革命性”不够，尚不能称为一革命将军，哪知蒋之“革命”乃虚有其表，一旦反革命起来，俄国顾问只好吃不完兜着走了。蒋介石尚未被揭穿的“假革命”，无疑是俄国人至此仍然支持他的主要原因。
由于江西战场失败的后果，可以威湘粤甚至会导致整个北伐的垮台，所以各方注目。俄国军事顾问加伦亲往武汉求援，中共也调动组织，集中力量拆孙传芳的后台。终于张发奎率第四军十二师自武昌东下，李宗仁则率其第七军自赣北南下，连战皆捷。蒋介石虽于十月十五日制订了“肃清江西计划”，但肃清的兵力还要靠诸侯，左路由李宗仁与张发奎协同作战，右路由朱培德的第三军负责，中路则由程潜指挥，而蒋介石嫡系的第一军一、二师仅为预备队。俄国军事顾问还调派飞机来助战。
这次反攻显与蒋介石的硬攻战术有异，不急于夺取南昌，而把主力用于歼灭敌军主力，并切断九江至南昌的南浔铁路，以绝后援。十一月一日拂晓发动总攻击，次日左路李、张军击败赣北孙军，于三日占领德安。中路程潜部肃清南昌西面敌军，右路朱军兵临南昌外围。十一月四日，孙传芳遣师自乐化来援，朱军左翼阵地动摇，蒋介石急命增援，但加伦将军认无必要，镇定自若，使他“甚惭自信力薄弱”。(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五日)阿基莫娃在《中国大革命见闻》一书中，对蒋介石当时的失态有生动的描述：
蒋介石焦躁不安，知道对他来说成败在此一举，一旦失利，他的整个前程就将成为泡影。蒋介石三番五次地当着总军事顾问的面，真正地大发歇斯底里，搓手、哭泣，喊着“一切都完了”，说要开枪自杀。布留赫尔(Blucher，即加伦将军)每次都是好不容易才让这位神经脆弱的总司令平静下来。(页二○四至二○五)
在加伦将军的镇定下，阵地不但未乱而且稳定下来。十一月五日贺耀祖率部攻克九江，孙传芳知败局已定，返回南京。八日进攻南昌孤城，孙军寻即投降，退出城外。九日蒋介石进驻南昌。江西战役获得全胜，虽多赖第七军与第四军的骁勇善战，然而总司令的威信不仅得以挽救，而且加重了他的政治筹码。
江西初胜，蒋介石才命驻守汕头由何应钦指挥的第一军进兵福建，孙传芳的主力既在江西被歼，闽浙实甚空虚，但第一军行军仍然迟滞，至一九二六年年底不战而入福州。至此国民革命北伐军已占有粤、桂、湘、鄂、赣、黔、闽七省，革命根据地亦由珠江之滨，延伸到长江流域，颇似当年太平军北伐的声势。然而不免也像太平天国一样，拥有半壁江山以后，发生剧烈的内斗，而导致国民革命阵营内斗的主角便是蒋介石!
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搞政变，削弱了国民党左派的权力，但第三国际方面当时不愿相信蒋之反共反苏，只认为是人事纠纷，依然把他视为“革命将军”，并予以支持。不过包括中共在内的国民党左派，对蒋已有戒心，彭泽民早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在中常会上议请汪精卫同志早日销假视事(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页五四九)，各省党部纷纷响应，于右任等更电请中央催促，以主持北伐大计。(见同书，页五七五一六○○)七月七日蒋就总司令职，左派迎汪更切，显然欲以汪制蒋。蒋表面上欢迎汪回国主持党务，但私底下认为“迎汪”的目的就是“倒蒋”，并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绝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并怪罪共党从中捣乱，恨得“切齿”。(见同书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日)蒋在内心中不容汪，绝无可疑。蒋虽于十月三日发出迎汪电报，实因俄国军事顾问加伦相劝以及形势所逼所致，并非心甘情愿。以蒋而言，权力斗争正来日方长。
国民党中央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决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开会六次，意在统一党的领导权，选出十三人政治委员会，涵括左、中、右三派，借此罢免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及张静江的代理国府主席，但遭张全力抵制，卒以前方战事紧张要挟鲍罗廷而未果。然而山雨欲来之势，已在眉睫。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抗命中央 3
广州既又成左派重镇，蒋介石乃提出“中央党部移鄂”之议，且于十月二十二日驰电张静江、谭延，力陈“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八册，页一O五)最后国民党中央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决议迁都汉口，主要还是由于张作霖与日本起冲突，迁都已无奉张之虑。中央委员与国府委员遂分批北上。十二月二日，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鲍罗廷等一行十余人，途经南昌，蒋介石设宴款待，报告北伐情况，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并于六日晚开始做庐山会谈，讨论政治、外交、财政、军事各问题。蒋于取消主席制以及迎汪回国，均表附议，更积极主张迁鄂，且谓待军事稍定，即赴武汉。(见蒋介石复武汉各界团体电，载《广州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但是当鲍罗廷等一行抵达武昌后，有鉴于广州之党部与政府既已停止办公，遂于十二月十三日决定先组织临时联席会议，以徐谦为主席，暂时执行最高职权。蒋于事后始知，虽于十二月二十日复电赞成，但心中已大为不快。他原以为可以赴鄂出掌大权，孰知鲍罗廷与那批中央委员并未对自己如此重视，甚至连联席会都插不上脚，乃蓄意有所行动。
当中常委代主席张静江与国府代主席谭延闿等一行北上，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途经南昌，被蒋介石留下，并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会后通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以利政治与军事的配合。同时决议将于三月一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再定迁移问题，又拟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等。至此蒋介石已公然以南昌的中央政治会议向武汉的临时联席会议挑战，以争夺“执行最高职权”。武汉方面此时正因占领英租界进行外交交涉，恐影响大局，乃由宋庆龄等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情势，嘱蒋“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迁都)决议，坐失时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页三七五)，并电请南昌同志莅鄂。
蒋介石不得已于一月十二日偕加伦将军、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等抵达武汉，受到盛大欢迎，催促迁鄂，然而蒋仍执意迁赣。鲍罗廷刻意讽劝，蒋竟视为侮辱，已存决裂之心，未遑多留，即于一月十八日返回南昌。二三天之后，即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以中央名义命令取消联席会议，立即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已成公开对抗之局。鄂方发动舆论压力，但更主要的是宋子文控制军费，诚如蒋之军需处长徐桴于一月三十一日电文中所说：“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所以当宋于二月四日亲赴南昌斡旋，不到几天南昌方面就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武昌，至于中央全会则俟东南底定后再开。鄂赣虽未真正分裂，然不过是推迟了决裂的时日，终不免后来的宁汉分裂。
宋子文“说服”蒋介石之后，于二月九日自赣电鄂，谓谭延闿等数日内可莅鄂，但迟迟未见驾临。此时更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鄂方终于领教了“瑞元无赖”的专制与跋扈，遂由徐谦等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拟“从事党权集中”，即想把枪杆子控制在党权之下，形成一种恢复党权运动。此一运动针对蒋不言可喻，如孙科所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陈公博《苦笑录》，页七十三)但是恢复党权运动虽轰轰烈烈，如二月二十四日武汉有一万五千人集会，却一直没有公开指名抨击蒋介石，一方面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则是盼望“浪子回头”!虽如此，蒋介石在南昌已公然反唇相讥，声言：“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蒋之演讲载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他已把革命作为权力的代名词了。但是此时他的财政问题尚未解决，只能动口，还不敢动手，表面上仍表拥护武汉中央，呼吁团结，只要求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延至三月七日召开，当然获得中央的同意。
然而当南昌方面谭延闿、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于三月七日前到达武汉开会，蒋介石却未来，借故与朱培德去阅兵，须至三月十二日才能来开会，并扬言他们如能等我，“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陈果夫的一生》，页一O七)他把准时举行竟说成提前举行，何况三月七日原是他要求的日子。他的蛮横，原想测验一下自己一身举足轻重的分量，但到会人数既足，自无再延的必要，还有不少人讨厌蒋之独裁作风，更不愿为他延期，与会的吴玉章明言：“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若一展再展，诚属非计。”(《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话虽如此，会中当然有帮蒋说话之人，造成紧张气氛，遂以三月七日为预备会。二届三中全会到三月十日正式开幕，十七日结束，仍不见蒋介石出席。全会肯定临时联席会议，决议恢复并提高党权、坚持革命路线与政策、否定非法选举、改选中央常务委员以及各部会委员。蒋介石仍被选为常务委员、军委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但绝非他所期望的独霸地位。新的国民政府虽于三月二十日在武昌宣誓成立，似乎是功德圆满，但蒋介石已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抗命中央 4
李宗仁已注意到，蒋介石在南昌建立总司令部之后，新客极多，最瞩目的有黄郛、张群。(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八四)这些新客原与革命无关，之所以成为总司令座上的新客，并以张群为其驻沪代表，乃是私人关系。黄郛字膺白，浙江人，迭任北洋政府要职，且曾一度出任内阁总理，在革命党讲来，应是北洋官僚、军阀走狗，但与蒋不仅是同乡而且拜过把子，照样引为亲信，“设宴款待，欢然道故。”(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页二六七)张群则与蒋有同学关系，虽与北伐无涉，即被任命为南昌总司令部的总参议。上海商会主席虞洽卿以及帮派头目黄金荣亦到南昌，表示支持。(见 Wild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P．84—85)陈布雷亦于此时到南昌见蒋，成为蒋之文胆。其实于北伐之前，蒋已在广州接待过商界要角王晓籁等人。凡此已见蒋正大肆建立私人的班子。同时还到上海、奉化召引亲戚或同乡，供侍卫、参谋、秘书等职，有如皇帝身边的太监群。黄埔学生此时亦竞相奔走校长之门，蒋也不客气把他们当自己的鹰犬差遣，当然学生中的CP(共党)分子，他是绝对当敌人看待的。(参阅苏文钦《我在蒋介石身边的点滴回忆》页二三九至二四○)帮蒋介石监印的姜辅成，更指出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编制非常庞大。 (姜辅成《我为蒋介石监印的岁月》)蒋介石到南昌后，已决心组织自己的权力中心，诚如孙科所说，“自设总司令以来，党国大政无不总揽于一人，党与政府等于虚设”，指蒋在南昌所为，“开个人独裁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见《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及决议案》)蒋介石想要把党政军一手抓的图谋，已昭然若揭。有趣的是，早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于日记中自谓：“余迩来行动，已近于军阀，尚能负革命之责耶？惩之。”(《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三册，页四十二页)他显然没有“惩之”，兵至南昌，别开新府，抗命中央，已经实同军阀矣。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喊着革命反革命 1
国民党的二大三中全会在蒋介石拒不出席的情况下，没能真正解决问题，强调“恢复党权”，欲以党来控制枪杆子也徒托空言。不过至少暂时掩遮了波涛汹涌的政潮，以及蒋总司令悍然抗命的威胁，军事行动得以继续进行，然而随着军事的发展，蒋介石权势的上升，政潮与威胁反而与日俱增。
国民革命军继续军事行动，兵分三路，西路唐生智任总指挥，与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夹击河南，中路由蒋介石担任总指挥，李宗仁率江左军，程潜率江右军，沿长江而下，进掠南京、安庆等地。东路白崇禧于二月十日即已占领杭州，等待何应钦自福建北上的纵队，会师后向淞沪挺进，于三月二十日入据上海附近的龙华。稍后于三月二十三日，程潜江右军占领南京，由于革命军之反帝，英美帝国主义于翌日炮轰南京城以示威，死伤约千余人。李宗仁江左军于三月中已达安庆，守军陈调元“附义”，不血刃而定安徽，北洋长江舰队亦于三月二十三日“起义”，北洋军队遂退守徐州一线，至此长江中下游尽入国民革命军之手。夺取长江下游如此神速，鲜遭抵抗，固然由于革命风潮澎湃、民心归向，令敌无斗志。然而同时还有别的奥秘。据于此时访问南昌的俄国汉学家卡沙宁(Marc Kasanin) 探知，蒋介石在南昌发动攻势之前，已用威迫利诱手法，逐步赢得京、沪归顺，因其十分渴望与长江下游的资产阶级结合，然后与革命分道扬镳。(见氏著China in the Twenties，P.196)
蒋介石此时已与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勾结妥协，但绝不肯与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他已决心抗争到底。他于三月十六日临行之前下令解散南昌市国民党党部，直接向“恢复党权”的诉愿挑战，同时又解散南昌学联以及查封《贯彻日报》。十七日抵达九江，枪毙市党部与工会负责同志四人，又于二十三日捣毁设在安庆的省党部与总工会。
蒋介石以枪杆子对付党的行径，武汉中央颇为震惊。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就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愤然说：“(蒋)现在愈闹愈不像话，好像是他总司令的世界，为所欲为，把党的威权弄得扫地，我们如果再不下决心，何必还革什么命!”但是武汉中央政府犹如遥控脱缰之马，难以着力。而蒋介石又玩弄两面手法，骨子里一意孤行，表面上服从中央，如三月三十日还发电请示军事外交方针，以至于连鲍罗廷尚欲“爱惜蒋同志”，帮助他不受反革命包围。(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纪录》)当然武汉中央也想到过解除蒋介石的兵柄，不仅仅是鲍罗廷与中共党人，国民党中重要人物如谭延、徐谦、顾孟余、邓演达、张发奎等人曾经一再劝说战功甚高的李宗仁，取而代之。(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八九)但李宗仁以洪杨同室操戈为鉴，不肯答应。三月下旬武汉中央还草拟了一个伺机逮捕蒋介石的密令，由国府代主席谭延闿亲笔写在绸子上，交给在南京的程潜执行，但程潜虽然拥护武汉三中全会决议，但不愿因执行密令而导致国民党的分裂，却没有想到程潜离宁以后，他委托卫戍南京的杨杰与贺耀组竟倒向蒋介石，蒋遂下令调程之二、六两军北上，使整个南京城完全在蒋控制之下，卒令沪杭甬尽成蒋氏天下。(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二六至五二七；另参阅Wu T’ien-wei，Chang Kai-shek’s April 12th Coup of 1927 P．154)
蒋介石于三月二十六日自安庆抵达上海，了解到中共与工会的实力，颇感惊异与不安。缘自三月二十一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兵临上海城郊，因怕帝国主义军事干涉，不敢遽攻，然而市内总工会组织第三次大罢工，发动五十万人，终于克复上海。周恩来与顾成章指挥下的武装工人纠察队，约有二千七百余名。蒋抵沪后，立即受到右派分子以及买办、帮会、帝国主义者的包围与支持，实力亦属不小，何况还有包括桂系在内的武力后盾。三月二十八日吴稚晖就提出“请查办共产党”呈文，拟断然结束孙中山的容共政策。
吴稚晖是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一贯以插科打诨的丑角姿态出现”，以博取主子的欢心。自中山舰事件以后，一直为蒋开锣喝道、保镖帮腔，此时在沪倡议清党既是奉命办事，也是善体君意。蒋介石蓄意清党已久，到上海后更感“吾道不孤”。但是清党分共牵涉到国民党根本政策的改变，不仅兹事体大，而且影响到整个革命的前途，更不必说因分裂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了。
就在此紧要关头，国府主席汪精卫返抵国门。汪氏不是悄然返国，而是在国民党同志们千呼万唤始归来，尤其是由于国民党内部危机四伏，切望汪能复职扭转乾坤。即使是蒋介石，虽然在心中或私下不愿汪回(见陈公博《苦笑录》)，但在表面上仍然是函电恳请，甚至要派张静江、李石曾到法国去迎驾，说是“非兄速回，不能补救；望兄之切，无由表示，请以兄念弟爱弟者，而测弟孺慕之情为何如”，甚至假仁假义地说：“如兄不来，则弟唯有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国人。”(引自蔡穗金《汪精卫评传》，页一一五)汪精卫终于绕道俄国，自海参崴回到了上海，那天正好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愚人节。汪氏回国后的遭遇，确有不少“愚人”的意味。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喊着革命反革命 2
蒋介石亲往码头迎汪，移樽就教，辟室密谈。蒋之意旨十分明确，即要汪跟他一起清党反共赶走鲍罗廷，采取断然措施。这当然也是蒋支持汪“主持一切”的条件。但是汪精卫是国府主席，虽称病出国，主席一职仍由人代行，而三中全会继续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不能跟在一个总司令后面擅自做重大的政策改变，否则何异吴稚晖之投靠，更置武汉党中央同志于何地？即使要改变政策，亦应从长计议，召开党的四中全会来决定，诚如汪氏致函李石曾时所说，联俄容共政策，“绝非不可更改，然更改必须依据党的纪律，非可以个人自由行动，亦非武力可以迫成。”(《汪精卫全集》，页一八四)汪之不能应蒋之求，留沪“清党”，是必然的。
蒋介石及其“清党”的附和者显然在汪面前，力数共产党的“阴谋”，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以及制造恐怖、引发外交冲突等等。这种指控如果属实，当然有违当初国共合作的原则、破坏了合作的基础，于是汪在上海两次往访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欲探明真相。陈力言绝无此事，亲笔作书，并表之于《汪陈联合声明》之中，以昭公信。阴谋既系谣言，则蒋介石用武力“清党”的主张便无着落，汪自无不维护联共政策之理，故汪陈于联合声明中说：
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对于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载《时事新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如果胸怀善意，面对此公开的宣言，自应尽量祛除误解，再谋合作，以完成尚未成功的革命。孰料联合声明公布之后，吴稚晖立即无理取闹，破口大骂，甚至讥嘲陈是中共的总书记，而汪之国府主席恐怕有名无实，暴露出吴氏有恃无恐，甘愿充当蒋介石的打手。足见蒋等“清党”，纯粹为了反共而“清党”、为了巩固一己的权力而“清党”，其他种种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不过是借口而已。事已至此，汪精卫留沪若不顺从蒋之意志，势必纠缠不清，理性解决问题唯有回武汉中央处理。汪于行前致书蒋之亲信张静江，明言赴汉之必要，若谓：
党事至此，以铭之愚，唯有提议开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舍此实无出路。欲达此目的，不得不往武汉一行。(汪精卫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致张静江书)
翌晨，汪即乘船溯江而上，于十日舟抵汉口，复职后成为国民党中央与国府的最高领导人，并立即与谭延闿、孙科等协商到南京去开四中全会，以求解决问题，又于十三日，抵汉口的第三天，驰电蒋介石告知，“中央已经决定迁都南京，不日即可来宁开会”，要蒋耐心等待。哪里知道蒋已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血腥镇压，史称四一二事件。蒋显因汪离沪赴汉而老羞成怒，悍然单干，以示决裂，他虽身为中常委，既没把汪精卫放在眼里，也没有把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放在眼里，更无参与四中全会和平解决纠纷的诚意。
四月十一日晚，蒋介石命投诚的军阀周风岐派兵严守闸北，当晚杜月笙将总工会会长汪寿华骗到家里，尔后杀之。翌日清晨五时二十分，黑社会控制的中华共进会开始向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纠察队攻击，直到上午十时，三百五十名纠察队被缴械。在浦东的纠察队抵抗最烈，死伤也多。同日下午群众集会市体育场抗议攻击工人，南市聚集了五十万人，海员工会宣布罢工。但是上海的商会却通电庆贺镇压，并歌颂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三大流氓头子，摧毁了总工会与纠察队，更希望其他各地效法上海，杀尽共产党。(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页五二八)在租界内的外国势力也颇合作，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千余人，交给蒋介石。然而上海工人仍不知蒋是幕后的黑手，当日还致电南京蒋总司令，电文曰：
蒋总司令勋鉴：本月十二日晨四时，本埠闸北、南市、浦东、吴淞各处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同时被白总指挥命令二十六军派遣大队悉数追缴，各处均死伤多人。查上海总工会领导全上海工人，数年来与帝国主义者暨军阀不绝的奋斗，最近又不惜重大牺牲，数次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消灭直、鲁军，其功绩灼然可见。其有今日之地位，实以无量数之热血、头颅换来。是以钧座奖赐旌旗，题曰“共同奋斗”。上海收复以来，协同军警维持秩序，毫无轨外行动。彼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虽百计挑拨，造谣中伤，卒无间隙可乘入。万不料同隶青天白日旗下者，乃有横肆摧残之举，先总理出生入死，从事革命者，全在解放被压迫民族，而临终遗嘱，无念念不忘于唤起民众。钧座为总理忠实之信徒，对此有组织、有纪律、富有牺牲革命精神、有着伟大功绩之工人群众，方保护奖励之不暇，绝无横施摧残之意，伏祈迅赐严命，彻底查究，将所缴枪械悉数发还，并予确实保障，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端，庶不致愧对先总理在天之灵，并有自解于普天下之民众，且免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破裂，而为帝国主义所求。党国前途，实利赖之。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引自司马璐《中共党史及文献选粹》第五部，页二十八)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喊着革命反革命 3
蒋迟至四月底五月初，仍公开地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甚至曾于四月六日赠“共同奋斗”锦旗一面给总工会。(见上海《申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四月六日)我们只有说，工人群众太不够警觉，竟不知蒋介石早已于四月十一日在南京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并镇压群众运动。要他来“彻底查究”，何异与虎谋皮？不尽此也，四月十三日，工人群众更天真地去周风岐的司令部请愿，但请愿队伍到宝山路时，即遭机枪扫射，时降大雨，血与雨水齐流。同时南市游行工人也遭射击。此日约六十六人被杀，三百一十六人受伤。闸北名流七人当天驰书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谴责屠杀市民。(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页五二一至五二二)蔡、吴、李早已附从“清党”，只有心里窃笑而已（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于三月三日在沪举行“清党”前会议，到会者有蔡元培、吴稚晖、张人杰、古应芬、李石曾，蔡为主席，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二]，页三十七至三十八)，直至四月十五日，死了三百余人，被捕五百余人，逃亡与失踪者五千余人。总工会在淫威下屈服，取消罢工，唯有向武汉中央报告蒋介石罪行。蒋于四一二发动之后，两个月内，声言对共产党须用“决绝手段”，大举捕杀，上海尤成为恐怖世界，主其事者杨虎、陈群被称为“狼虎成群”。屠杀又从上海扩及蒋介石控制下的其他城市。至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南京召开时，仍然要求各地党部继续“（一)厉行清党(二)重新登记”。(见记录原件，页六)陈独秀的儿子延年固然被捕杀，李宗仁表弟李珍凤也被捕杀。据当时《中国周报》(China Weekly Review)记者斯诺(EdgarSnow)估计，被杀害的“左”倾分子在五千人以上。(见 Powell，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p.157)后来中共说，蒋介石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血，这应该是最大的一笔血债。然而历史学者黄仁宇却说：“用道德名义解释不足以答复这样的一个历史问题。”(《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八十一)
但此举使武汉国民党党中央大为震惊，四月十三日下午政治委员会开会后，即致电蒋介石责问：
现本党驻沪军队，竟有用武力令上海纠察队缴械之举，显系违背命令，甘为反革命，在党纪上万难宽恕，望即将此次胆敢违犯党纪之部队官长，即刻停职拘捕，听候国民政府查明事实，依法惩办，总司令及总指挥未能事前防范，亦应依法严重处分，并应饬令将已缴枪械，退回纠察队。(《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
十五日国民党中常会又开第七次扩大会议，讨论惩蒋问题，最后一致决议：“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革命生活》第五十八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出版)但是蒋介石羽毛已丰，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另立中央，制造一党两府，导致宁汉分裂。二十一日汪精卫、谭延、孙科、宋子文等四十人联名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之行为，并号召民众与同志“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见《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通电虽严正，然口诛笔伐于实无补。武汉方面虽有军队，但北方军阀未除，多数倾向北伐讨奉。徐谦甚至说：“反革命蒋介石，用不着出兵声讨，就是用党制裁，开除党籍，免去军职，在东南的革命力量，不久会把反叛的蒋介石，拿送中央惩办的。”(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三五至五三六)未免过于天真，结果反被“叛徒”“制裁”了。不过，由于武汉中央急于先击溃北方之敌，东征讨蒋一役得免。蒋介石闯了决裂的穷祸之后，却幸免一场国民党自家兵戎相残的悲剧。
武汉中央痛责蒋介石为反革命叛徒，是合乎事实的。“反革命”好像是一项空洞的政治罪行，但当时所谓“革命”，有其具体内容的。那个革命的渊源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精神是联俄容共，方策是发动工农等群众运动，目标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统一中国。然而蒋介石到上海后立即清党反共驱俄，明显反“革命之精神”：镇压工人，明显反“革命之方策”。据英国的纪录，蒋在上海清除共党与工人，其大胆 远远超过北方的军阀(引自Lsaacs，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P.181)，所以一九二七年四月汪蒋上海密谈，汪即以不可牺牲革命的精神、方策、纪律相劝，但蒋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后来的国民党史官辄以共党暴乱，蒋介石讨赤有功为说(如李云汉之《从容共到清党》)，殊不知北洋军阀如孙传芳等自称讨赤军，而蒋正是北伐赤军的总司令。赤军总司令成为讨赤元勋，岂不是革命的最大讽刺？还不足以被称为“反革命”吗？至于勾结军阀与帝国主义，更是反“革命之目标”而行。蒋介石在上海与资本家、买办、地主等结合，固与革命不搭调。暗通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帮会头目，引为内助，则与革命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了。蒋介石平生以革命自诩，实际上却为喊着革命反革命提供了最佳的例证。
上海帮会流氓分子原与共产党也有关系，所以汪寿华才会上当。但蒋介石与他们的关系更加深厚，与黄金荣且有师徒之谊。蒋又用六十万元收买流氓，到各地去打总工会。(参阅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上海区委各部委书记组织会议》)蒋甚至许诺张啸林、杜月笙为江苏水上警察厅正副厅长。(见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上海流氓势力既然反共清党有功，自然成为蒋介石的党国新贵、地方政要，后来杜月笙成为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也就不稀奇了。(参阅苏智良《上海流氓势力与四一二政变》，《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二期，页二一二至二二五)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了上海流氓，由于国民党的提携而登上大雅之堂，颇不以为然。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下野为晋身之本 1
宁汉分裂，蒋介石无疑是“罪魁祸首”，因实由其一手主导，双方剑拔弩张，大有短兵相接之势，幸北洋军阀未除，孙传芳残部与直鲁军主力犹在，意图卷土重来，若宁汉阋墙火并，势必同归于尽。于是双方因情势所逼，各自北伐，同仇敌忾，将内斗暂时搁置。宁方北伐由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分三路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向陇海路挺进，连战皆捷，六月二日克复徐州。约略同时，武汉北伐之师由唐生智、张发奎指挥，亦抵达陇海一线，进驻郑州。冯玉祥则由潼关攻占洛阳，逼迫奉军北撤，促使山西阎锡山响应。此情此势，原可齐心协力，直捣燕京，卒因宁汉分裂“党”痛未消，各自为政，难以一致，最后各自班师。
武汉方面最初由于蒋之反共而联共，然而由于共产党组织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国共间的利益冲突，亦在所难免，而适于此时，共产国际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强调土地革命，欲动员中共实行土地革命，筹建红色武力。共产国际代表罗易(Roy)并将决议副本送交汪精卫主席，汪感到有违一九二三年孙越宣言，共党有取而代之之意，遂决定“分共”，解除鲍罗廷职务，且于六月六日率团北上，与冯玉祥会晤于郑州，商议“分共”反蒋事宜后，再班师回汉，南下防共，以及部署东征，可见武汉国府于“分共”之后，仍要以武力制裁南京伪府，声讨叛徒蒋介石的。
然而蒋介石却釜底抽薪，于六月十七日面晤冯玉祥于徐州，盛宴款待，结为金兰，并大加利诱，于六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打电话给冯玉祥，“请派兵直捣武汉”，为冯所拒。(见《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三三七)冯力主宁汉调停，并电武汉促使宁汉合流(见《致武汉汪谭等电》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以完成北伐大业。冯玉祥的态度至少也不助武汉东征，多少于蒋有利，而蒋仍欲回师西攻，解决武汉，只因李宗仁反对，坚持北伐而作罢。(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三一五)不过宁方虽不西攻，汉方仍欲东征，虽因分共延误，精锐确实已向下游移动，蒋介石遂召回李、白鲁南之师。直鲁军乃乘机南扑，于七月二十四日攻陷徐州重镇，南京震动，蒋介石乃亲自出马指挥，反攻徐州，并于出发前的纪念周上，声称不打下徐州不回南京。二十五日专程北上，亲率五军两师，会同白崇禧部，与直鲁军战于淮河、徐蚌之间，蒋以统帅亲至前线，竟被敌人诱之深入以至中伏，使全线溃败，敌军乘胜追击，大败亏输，狼狈不堪，于八月六日仓皇返宁。如此惨败，羞愤可知，更何况誓言在耳，实难以下台，竟枪杀前敌总指挥王天培以泄愤遮羞。
蒋介石原想一举夺回徐州，歼灭孙传芳残部，然后解决武汉。不意徐州未得，却败北如是，幸白崇禧压阵有方、指挥若定，得免全军覆没，然敌炮已临浦口，隔江可闻，颜面何存？而武汉东征之师已沿江而下，步步进逼，可谓左右受敌、内外交攻，实非引退不足以藏败绩之耻、非下野不足以消武汉之怒。武汉国府主席汪精卫早于七月二十三日便公开宣称蒋介石“是党国唯一的敌人、是国民革命军唯一的敌人、是国民党唯一的敌人”!(汪撰《中国国民党告国民革命将士书》，载《民国日报》)武汉既已分共，倒蒋非因其反共，乃因其违纪，此亦蒋自知在兵败之余，非下台不可的原因。
蒋介石自徐州败归之时，即告李宗仁其下台已不可免，并以军事相托，故引退绝非猝然。“辞职宣言”由陈布雷起草，到八月十三日于蒋离宁后才见诸报端，其间两个月，尚须做复出的准备工作以及修改文稿等等。这篇宣言无疑经陈布雷精心包装过，我们必须拆开来看，以见真相。蒋介石首先说：
中正自薰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呈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天职。苟有逞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全力以铲除之(《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卷，页五十二，另参阅《国闻周报》第四卷第三十三期)
他必须下台，即因自南昌以来，以个人之“主观”、“感情”“利害”，抗命党中央，甚至别立中央。武汉中央呼吁“恢复党权”，即针对他而来。他原想以武力解决武汉党中央，无奈兵败，两面受敌，只好引退以解困，而竟以“认党高于一切”为说词，显然欲以“黑白讲”来混淆视听。至于他于宣言中护党的振振之词，从他日后一再“铲除”异己视之，直把个人的权力基础与“吾党基础”画等号，以责成党员为他个人效忠，已藏其机。
他于八月十四日在上海发布的“辞职宣言”中又说：“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认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固无时无刻或忘归隐也……今既咎戾集于一身，即应自劾而归去，解除职权，以谢天下。”(同上，页五十二、五十七)此话才透露一点天机，已不是假设性的要他退。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下野为晋身之本 2
李宗仁于蒋下野后赴庐山与汉方会晤，始知唐生智乃欲挥师下芜湖，实如吴稚晖所说：“照唐生智那种气势汹汹，我们两面受敌不了，蒋先生暂时歇一歇也好。”(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页七六二)因蒋之“歇一歇”，汉方才肯派孙科与谭延为代表与李宗仁返宁议和，益知蒋在当时情况下，是非下台不可的。李亦因而体会到蒋下野这着棋下得高明，因一下野即失武汉东征的借口(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三二五至三二七)，至少可为缓兵之计。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还提到，蒋故意散布桂系“逼宫”的谣言，后来无论正史野史竟多以此谣言之成理而信之。李曾要蒋辟谣，蒋笑而不予理会，李怀疑蒋借此打击桂系。(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三二○至三二一)其实“逼宫”之流言，无非想把蒋说成是一“受害者”，而混淆了他下野的真正原因。
接着蒋介石又在宣言中说：
幸赖主义之照临、同志之用命，曾不数月，湘、鄂、赣、闽全告复，此非中正所敢贪天之功，实中央执委会付托之专，用能集中号令，团结内部，不虞牵制，以克奏斯绩也。何图包孕本党之共产党徒，奉鲍罗廷之发纵指示，造作种种蜚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之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惑，遂以为中正有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之倾向。(《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卷，页五十三)
由此可见，他于下野前夕，已想改写历史。他说“非敢贪天之功”，实把“克奏斯绩”之战功，归诸于己。其实湘、鄂之战，战功属李宗仁、唐生智，底定江南的首功是白崇禧，蒋仅具总司令之名，并无直接关系，而他亲自指挥的南昌之战与徐州一役，却是整个北伐战争中最最惨败的两次。他之下台亦即因徐州丧师的后遗症，竟以“克奏斯绩”来掩饰。此时武汉已分共，他仍以反共来转移视听。他痛骂鲍罗廷，但若非鲍助孙中山改组、若无俄援，广州革命根据地何从建立？北伐何从开始？若非中共大搞群众运动，何能四处响应，不数月而达京沪？他为了掩盖“兔死狗烹”之事实，竟反咬共党一口，予其清党以合理化，并以“打倒中正”与“打倒国民革命”混为一谈，且故意颠倒“打倒中正”之因果关系。至于其“个人独裁之倾向”，在当时即未彰著，亦为其后来行事所证实，还不止是“倾向”而已，日益见诸具体行动矣。
他最后要求“武汉同志克期联袂迁移来宁，共同集合于南京，而谋党国大政之进行”(同上，页五十六)，则不得不承认武汉中央为正统，由汉迁宁，其自立之南京政府自须撤销后并入。他于发表此宣言之后，又于八月十九日发电辞总司令职权。但他并非真正归隐乡里，实继续在幕后策动，并于离宁前便已安排亲信姚琮的警卫师与孙星环的宪兵团，驻守南京城，以及密令何应钦掌握其嫡系部队，其伺机再起的意图已十分明显。既欲再起，时局不能搞得太糜烂，否则覆巢之下无完卵。李宗仁终于八月底九月初赢得栖霞龙潭之役，击溃孙传芳意图南渡之师。但龙潭之战是险胜。若失败，南京固不守，整个江南亦难保，就可到全局溃败的地步。李宗仁指出，紧要关头偶然发现何应钦想收兵保存实力，幸及时制止。(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三三五至三三六)何若无蒋命，何能出此？但同时蒋亦雅不欲时局太稳定，让汪精卫迁都成功，统一党权，否则将扼杀再出之身价。总之，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借下野以金蝉脱壳，然后见机效“哪吒闹海”，于政潮迭起中脱颖而出，造成“斯人不出奈天下何”的局面，以达到集大权于一身的目标。
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即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电告汪精卫，请将武汉中央政府尽快迁往南京，汪于翌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上，宣称：
迁都南京是中央四月初旬就决定了的议案，何况现在南京政府已经无人负责。据今天所收的报告，也说南京政府已经停止办公，事实上已不存在，那么我们应决定到南京去的方式。(见该次会议速记录)
遂复电李宗仁，决定迁宁。于此可见双方议定迁都南京，表明南京方面自立的中央已经撤销，以武汉中央为惟一的国民党中央，亦为宁汉由分裂而合流的主要前提。汪乃于九月五日率领顾孟余、徐谦、陈公博、朱培德等中央委员，乘舰抵达南京。汪一到就力述，要宁汉合作、党内统一，必须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以承续武汉召开的三中全会，亦借此显明武汉中央的正统与合法。但汪到之后，发现宁方中央委员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已经避居上海，很可能受蒋之嗾使，不与汪合作筹开四中全会。汪为了表现合作精神，派谭延闿、孙科两人赴沪沟通。但为胡等所拒。汪遂偕谭、孙以及朱培德、李宗仁、李烈钧、程潜、于右任等要员联袂去上海劝驾。不意不仅胡汉民等不愿合作，而且聚集上海的极右西山会议派老国民党也来搅局。盖因蒋介石于四一二上海屠共之后，即恢复西山会议派林森、邹鲁、张继等党籍，密谈统一党务，早已合流。故沪宁沆瀣一气，刻意在法统问题上大做文章，抵制汪坚持召开的四中全会。如张静江竟声称，武汉政府并非正统政府，前所召开之三中全会乃联共会议，也属非法，故根本没有召开四中之资格，而主张重新召开三中，以衔接二届二中。且不论有违宁汉合作之前提，若以联共为非法，则孙中山联俄容共之一届即应否认，根本要重起炉灶。以张与蒋之亲密关系，此横蛮刁难之语显由蒋之授意。更可注意者，后来蒋再出夺权成功，径自召开四中全会，就不管合法不合法了。更可见张之目的，就在捣蛋，使话谈不下去，无从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