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金陵梦魇黄金十年云乎哉 1
不知何人最先把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政府时代，称之为“黄金十年”，也许从国民党的眼光看，那是难得的十年。但是即使如此，实在也“黄金”不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在财政、交通、工业与教育上的建设，根本无法掩盖那十年中，几乎是连年战乱、强寇压境，国家命运的严峻，不下于北洋时代，而民生之凋敝，导致哀鸿遍野，以及对整个学术言论自由的压制，则尤过之。总之，蒋介石基本上要求一个服从的国民，而于此十年之间，从来没有认真谈过基于宪政的民主、人民应有的政治权利、公正的司法以及社会的改良等等。(参阅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P．29)
许多中外民国史学者把十年南京政府，称之为一党专政的训政时期。其实，斯乃胡汉民的理想，但他遭囚禁与放逐之后，并未能真正地实施，其结果如胡氏所说，成为走向个人集权的军事独裁。更精确地说，应是基于特务组织上的军事独裁，连国民党都被“阉割”了(参阅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P．136)，此一军事独裁的头头就是蒋介石。因而蒋氏个人密切关系到整个南京政府的成败。
外国学者旁观者清，较易看出蒋介石在知识上的短缺，理论的浅薄，对国际事务所知极为有限，只是一个十足的军人。(参阅Thomson，while China Faced West，P．12)其实，连军人也不“十足”。之所以认为“十足”，因误认为他系日本士官出身。一个士官毕业生，至少有相当的军事知识与才能，但事实上，他只是在振武学校习军事，与士官完全无缘。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始终拙劣，北伐前期靠会打仗的李宗仁、白崇禧等等，北伐后期靠冯玉祥、阎锡山等。他又先后依靠俄国军事顾问、德国军事顾问以及美国军事顾问。所以蒋介石军事上的成绩，如果除去这些人的贡献，绝对是不及格的。
蒋于困难时，为了解决问题，尚可与能者共患难，但绝不可能享一点安乐，因其个人才智有限，下意识的自卑感，必然对能者疑惧，非除之不能安心。因此像古时候无能的帝王一样，唯有与皇亲国戚和太监们患难安乐与共。蒋介石没有太监，却有太监的替身。所谓“替身”者，即可由他随心使唤而效忠不懈的特务之类。唐纵日记所记蒋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六日在纪念周的训话，可见一斑：
(校长)并且要我们团结精神统一意志，实质担负党的中坚使命，排除一切反革命障碍。统一意志就是要以校长(自谓)的意志为意志、服从我(自谓，以下准此)的主张，一致行动才可以报中国。(《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九)
如此“统一意志”，除了唐纵辈视为当然外，谁肯呢？汪、胡固然不肯，李、白与冯、阎也不会肯，难怪无法与蒋“团结”了。
蒋介石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似也不能完全以蒋之意志为意志。但毕竟有用不尽的“内亲关系”，姻亲之血更浓于水，在紧要关头至少可以“一致行动”。宋子文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自有足够的理财知识和本领。他原是在广州以及武汉政府的财政部长，蒋把他争取过来，与宋美龄结婚后，这层关系更加稳固。然而宋在所谓“黄金十年”中，并不能起“黄金”作用，主要由于他对中国问题理解的浅和狭，远不能和他的西方知识相衬，那些西方知识也就难有“用武之地”，最多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再加上不懂财政的蒋介石，时时掣肘，把国家财政视为个人的军需，令宋大有秀才遇见兵的尴尬，无可奈何的气愤。继宋为财长的孔祥熙，才学固逊，乡愿更甚，更能配合蒋氏无知无能的独断独行。然而无论孔、宋，以皇亲国戚的地位，主持财政，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难免监守自盗，孔宋两家都成为富可敌国的家族，岂偶然哉!
一九二七年以后的蒋介石，清党反共，镇压群众运动，早已不革命了，早已是反动派了。美国学者易劳逸称之为“一个流产的革命”，并谓蒋氏已把国民革命转化为军事集权，把国民党变成一个法西斯政党。(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 P.39-55)但是他嘴巴上仍然革命不离口，在他嘴巴里，连革命搞得最凶的共产党都成了反动派了，无非要继承孙中山的革命法统。其实他所谓的革命，必须以他的意志为意志，所有不服从他主张的人非“逆”即“匪”。这是一种霸道主义，邵元冲在日记中留下一条，颇可透露“蒋帮”的真面目，那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国民党在九一八事件群情激愤下聚会：
全市党员在中央大学开会，介石前往演说，中有一人稍施讥弹，季陶即叱令缚跪，介石亦顿足怒骂，是亦不可以已乎？(《邵元冲日记》，页七七六)
“稍施讥弹”，就被绑起来下跪，被“顿足怒骂”，固无一点言论自由之可言，更无人权之尊严与保障。蒋介石和戴季陶辈的作风，何异于北洋时代的恶劣军阀。北洋大军阀冯国璋、段祺瑞等的脾气，还没有蒋、戴那样暴烈!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黄金十年云乎哉 2
北洋军阀固然是军阀，国民党的地方军头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也被称之为军阀。蒋介石没有被称之为军阀，因其拥有中央，有大一统之志，所谓军阀每指军事强人割据的“地方主义”。事实上，冯、阎、李辈何尝不胸怀全国，他们的民族主义不会逊于蒋。他们如拥有中央，作为也不可能输给蒋。蒋虽拥有中央，有志统一，但一直很“地方”，只不过是他“割据”的地方较大、“资源”较多而已。他在一九二九年元旦向军校学生训话，说是“三年前立一个志，要统一中国，现在做到了”(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十一)，但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后，以为统一了，其实西南仍然形同独立，中共苏区犹在。美国公使在一九三三年年中报告，仍谓国民政府不成其为中央政府，仍然是分裂状态(Nelson Johnson to S． K．Hornbeck，Junel 1933)。一直到抗战爆发，同御外侮，才勉强可说是统一，已经是“黄金十年”的尽头了。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除统一外，还想到国家的尊严和建设，然而这两方面的成就都很有限。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权利，自有助于国家的尊严，但除了一九三三年获得关税自主外，其他如治外法权、租界、经济权益的回收，都不能完成，而同时日本不仅加紧侵夺利权，更进而侵占领土，使回收利权运动，显得毫无意义。至于经济建设方面，在宋子文主持下，有初步的成效，币制统一了，于一九三五年发行了法币，铁路与公路增多了，还增添了航空、邮政等等，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间，一共请了二十六位国联经济专家，提供农业、公路、水利等方面的意见。但是根据经济学者鲍伍(Douglas Paauw)的研究，整个南京时代的经济是迟滞的。(见氏撰“The Kuomintang and Economic Stagnation，1928-1937，”Journal Of Asian Studies，Feb．1950，P．213-220)我们认为主要原因，除了国家预算入不敷出，岁收只能支付八成开销之外，就是军费浩大，占了预算百分之四十以上。这又与蒋介石有关，他美其名曰国防建设，实际上大力扩充其嫡系军队的装备，从事不断的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可能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
我们可以发现，所谓“黄金十年”的实业建设，约有百分之六的成长率，似颇可观，但大都集中沿海地区，尤其是通商口岸，而外国资本控制生产，且以消费及服务性为主，工厂规模亦小，全部员工不过两百万人，只占非农业劳力的百分之四，所以对整体经济影响轻微。(参阅Chang，Industrial Develop ment in Pre-Comamunist China)不仅此也，而其经济利益的考量又往往次于蒋介石个人的军事考量。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九三六年完成的粤汉铁路，根本是为了便于解决西南独立状态的军事动机。军事挂帅的经济建设多少促成蒋介石与德国之间的密切关系。蒋于北伐途中就已反共排俄，俄国顾问相继撤离，使德国顾问进来填补空缺。德国军官鲍尔(Max Bauer)于一九二七年到中国，以军事与工业合一之论，赢得蒋介石的宠信，于一九二八年被派往德国购买大量军火，于一九二九年蒋桂战争时，在战场上死于天花，然已为蒋提供了以军事为导向的经济概念。接替鲍尔的是魏曹将军(General George Wetzell)，于中原大战时，就住在蒋介石的私人火车内，为战役做了重要的策划(见Kirby，Germany and Republi can China，P．110)，可以说是蒋介石的“秘密武器”。一九三三年以后，蒋德关系有新的发展，要因各取所需。中国成为德国军火的主要买主，同时德国于战败之后，大力振兴，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取得政权后，更大力扩充军备，极需向中国以军火交换战略原料，诸如钨、钡、钒、镍、铬，完全取之于中国。早于一九二九年，德国即由中国获得其所需百分之八十八的锑以及百分之五十三的钨。钨为耐高热的金属，在欧战时即被视为极重要的战略物资，而钨与锑都盛产于湖南，难怪一九二九年三月四日当蒋介石听到武汉政治分会调动军队，驱逐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时，“怒形于色”(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十三)，引发蒋桂大战。李宗仁还以为是他的两个军长得罪了蒋介石之故呢。
蒋德间军事伙伴关系，如此依存，关系自趋密切，大批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派遣，实为顺理成章之事。据估计德国顾问在华工作人员有一百五十三名，其中教授博士十五人、将领八人、校官二十四人、高级工程师及技师四十人，此外还有非军人身份顾问。(参阅辛达谟《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工作的探讨》，《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四册，页九十三至一O九)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魏曹将军介绍施克(Hansvon Seeckt)将军接替。施克将军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在庐山与蒋深谈，由朱家骅当译员，得到蒋的信任，被聘为“高级顾问”，参与军事、政治、经济事务。普鲁士出身的施将军认为军队乃国家的象征，为政治的工具，以及统治权力的基础，尤与蒋委员长心心相契，积极希望德国顾问协助增强军队的素质，优秀军官的培训，以及建立在蒋一人统一指挥下的国军。当施将军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在牯岭重晤蒋时，蒋盛情款待，并给予每月二千美元的高薪，成为国民政府总顾问。蒋之嫡系部队以及军工业就在施顾问的设计下，进行改造，同时组成以法肯豪森将军(General von Falken hausen)为团长的六十一人德国军事顾问团，训练新兵。蒋介石邀请德国顾问来华相助的动机，显然是因为仰慕德国的军事体制，及其法西斯主义，引外力以壮大自己的武力。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黄金十年云乎哉 3
在这个背景下，蒋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在牯岭与德方订立以中国原料与农业产品交换德国军工业产品的密约，以加强两国关系。但是德方与广东陈济棠的交易，犯了蒋之大忌，并向柏林抗议。结果德国外交部既反对以物易物把军火给两广以触怒南京，也反对把军火输送给南京以触怒日本。由此可见，蒋积极图谋西南，尚有争夺自然资源的原因在，收买陈济棠的飞机起义，绝对是划得来的。地质专家翁文灏于此时受到蒋之重用，亦非偶然的了。蒋介石既定西南，与德国的交易又畅通了起来。一九三六年七月，希特勒的国防部长赖清恼(Generalvon Reichenau)访华，授蒋宝剑以示敬意，答应军援，甚至政治上的合作，建议中德共同发表反共宣言，可见德国军方的兴趣甚浓，但在日本的压力下，德国外交部持审慎态度。(参阅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ch.v)希特勒更决定与日本共同反苏，并与满洲国往来。一九三七年，孔祥熙驰函希特勒，盛赞德国元首为“我们大家的模范”(model forus all)，说希特勒是为国家自由、荣誉与正义而努力的伟大斗士，并代蒋介石致意，但希特勒连信都不回。(见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P．238)
相比之下，那十年的美蒋关系要平淡得多。美国于欧战之后已洞悉日本崛起于东亚，故有华盛顿会议之召开，意欲加以羁縻，并强调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利益均沾等原则，然而由于国内孤立主义的高涨，在国际舞台上碍手碍脚，难有作为，更不愿逆日帝之鳞，故九一八事变，日本悍然违反一九二八年不用武力解决争端之公约，美国仅以温和的“不予承认”处置，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公然违背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美方仍不愿对日方做经济制裁。在此背景下，中美间的官方关系实在乏善可陈。
宋氏兄妹固有助于中美关系，他们帮助蒋介石了解美国，又为蒋介石游说美国。一九二七年蒋宋联姻以及—九三一年蒋介石受洗皈依基督，大有助于南京政府元首在美国的形象。然而这种良好关系仅限于非官方的民间关系，尤其是基督教会，导致大批传教士来华，其中不少主要人物经由宋美龄的中介，登堂入室，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传教士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是宗教方面的，他们也希望能改造中国，使中国基督化，甚至美国化，故积极参与乡村重建，办学校、设医院等等，晏阳初搞的定县实验区，尤为样板，多少有助于中国近代化的建设，然而杯水车薪，并无助于广大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要解决问题，除了需要技术革新外，首须扶助贫农、约束地主。但政府对农民的贷款仅占百分之五，其余仍从高利贷、当铺、地主而来。而蒋介石又一直认为农村的安全靠地主，故实际上是不惜代价扶助地主恢复其威权，对地方乡绅，尤视为反共的支柱。蒋介石拥抱耶稣基督，显然也有其政治目的，除了增饰在西方的形象外，未尝不想借助教义来增强反共的功效，但是由于蒋介石连温和的土地改革都反对，传教士的努力亦只能事倍功半，甚至无济于事。当然，日本的侵略以及发动全面战争，连有限的成绩也付诸东流了。
蒋介石于一九三四年的二月里，亲自在南昌发动闻名一时的“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发动，并非偶然，显然要把它作为精神剿共，以配合军事剿共。表面上要唤起民众，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借此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等，实际上蒋介石想借此统一全国意志，服从他的领导，完成“消灭共匪”的使命。关于此一运动的思想渊源，言人人殊，已故美国汉学家赖特女士(Mary Wright)见到蒋介石欣赏曾国藩、胡林翼，便与同治中兴相比拟(见氏著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不免失之于偏。其实蒋之思想绝无深度可言，而蒋确是“新生活运动”的始作俑者，他的思想渊源必然是一个大杂烩，其中包括他在日本留学时所感受到的一点武士道意识，在戴季陶、 陈立夫灌输的一点儒家权威主义，在德国顾问影响下的一点普鲁士军国思想与法西斯主义，以及在妻子宋美龄叮咛下的一点基督教伦理。此一大杂烩思想渊源是浮浅的，不可能成为一种思想体系，也难以补救三民主义之不足。
然而蒋介石以元首之尊，登高一呼于上，蓝衣社以及其他各种法西斯文化组织推波助澜于下，必然是万众响应。一九三四年搞得十分热闹，一九三五年就有点泄气，一九三六年连蒋氏本人都感到失望，正合《左传》上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结果是一败涂地。除了思想上的薄弱外，领导大搞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根本把问题看走了眼，无视乞丐、盗匪、贪污、腐化等经济成因，以为完全可以伦理道德来纠正，因而一再教导人们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的习惯等等，但是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全民复兴运动不可能建筑于牙刷、老鼠夹、苍蝇拍之上。”(见Thomson，While China Faced West，P．158)宋美龄的说法也很妙，她说中国有的是大米，有人挨饿因不知劳动神圣(见The Chinese Recorder,66：61～62)，真可说是不知民间疾苦矣，与晋惠帝所谓何不食肉糜，有异曲同工之妙。正由于不切实际、流于浮浅，难有实效，然而蒋氏夫妇亲自领导，政府不能不大力推行，乃强挟整个社会以行，缺乏民众的自发性，推广的范围固然有限，持久力更成问题。
一九三六年，蒋介石于失望之余，连其本人也失去兴趣，把“新生活运动”交给宋美龄来负责，宋美龄虽请美国传教士帮忙注入“新生命”，仍然无济于事，终于无疾而终。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星星之火逐渐燎原 1
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突以暴力清党反共，中共猝不及防，几被赶尽杀绝，生还者也难觅安全的栖身之所。不意共产党里出了一个毛泽东，不按牌理出牌，而大搞农民革命，于同年八月一日组成红军，先在井冈山发展革命根据地。这无疑是一点星星之火，需要时间才能逐渐燎原。蒋介石却于无意中为星火提供了燎原所需的时间。所以当一九二九年春，蒋桂战争大起，毛泽东高兴地填了一阕《清平乐》：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毛词说得很明白，国民党军阀开战，使他能够乘机“直下龙岩上杭”，大搞“分田分地”的农村革命。等到蒋介石打完中原大战，国民党四大集团军同室操戈完毕，“匪势已经猖獗”，已非一点点星星之火了。红军已活跃于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五个省份。
蒋于一九三O年年底，确定“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并命令他的亲信江西省主席鲁涤平，限期收复吉安，以及肃清赣江上下游。然后于十二月二日致电南昌鲁涤平、汉口何成濬、长沙何键，要他们严督“剿匪”计划，务于一个半月内 收复失地。同月五日又以国府主席名义发表《告误入共产“匪党”民众书》，发动宣传战。然后由南京启程于九日抵达南昌，召开“剿匪”军事会议，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计划围攻朱德与毛泽东在赣南的根据地。此一军事行动，史称第一次围剿。
此次围剿兵分三路，主力由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率第九路军(下辖五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负责“围歼”，即包围红军根据地后聚歼之。朱绍良率第六路军《下辖四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于鲁军之东协剿。蒋光鼐率十九路军(下辖三师一旅)，自粤入赣。十九路军尚未集中完毕，蒋介石已指定于十二月十六日开始攻击。鲁军的张辉瓒师自右方由吉水、永丰前进，于二十日抵达东固，但红军已撤走，又适逢大雾，竟把约略同时抵达的鲁军公秉藩师误为敌军，而激战四小时。公秉藩一怒之下自由行动，张辉瓒亦不与联络，径自向龙岗方向进发，犹如盲人骑瞎马，行行复行行，离开龙岗不到六里，即遭伏兵阻击，结果全军覆灭，张辉瓒也被活捉。鲁涤平获知败讯，电令所属谭道源师向第六路军靠拢，进据源头，却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与红军遭遇，损失过半。第三天到了东韶，已是疲惫之师，在火网交射下全线溃败，谭道源北遁宜黄，逃到抚州，已是一九三一年的元月五日，立刻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
职师江(三日)晨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全部号称八军之众，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酉，黄团长敬及营长X等相继阵亡，初级官兵死伤尤重，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员兵或俘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免。除将突围官兵移驻抚州整理外，所有损失数目容详查续报。
左路朱绍良军的毛炳文师听到败讯，不愿再孤军深入，径自撤兵。但是蒋介石却要“趁匪共得意出动之时”，电令朱绍良、蒋光鼐两路军，向红军“巢穴龙岗进剿，切勿因此撤退，以张匪氛”。(蒋介石元月三日致鲁涤平等电)然而士气既挫，已无法挽回，只好暂时罢兵。蒋原意趁中原大胜余威，一个半月足够荡平山野草寇，哪知张辉瓒兵败被俘，片甲不还，总共被俘不下一万余人，缴枪六千支，机枪数十挺，子弹百万发，红军并借此展开战略进攻，扩张地盘，苏区更加扩大了。毛泽东又高兴地填了一阕《渔家傲》：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倒霉的师长张辉瓒入了毛泽东的诗词，可谓不朽，但死得确实很惨。他替蒋介石卖命，到江西剿匪，发现任何人家有去当红军的，满门抄斩，并焚其屋，在东固烧杀尤烈，以至于民愤极大，在公审时被处死刑。头颅被割下，钉在张氏宗祠的一块大匾上，旁插小白旗，上书“张辉瓒首级，送给鲁涤平”，放入赣江，顺流北漂吉安，张辉瓒号石侯，蒋介石得讯后，有“呜呼石侯，魂兮归来”的惊叹!鲁涤平更是胆战心惊，失去了斗志，被蒋训斥：“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见蒋介石复鲁涤平电)遂把鲁调往浙江，由何应钦来接替南昌行营主任遗缺，部署第二次围剿。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星星之火逐渐燎原 2
这一次的兵力增加了一倍，除了原来的第六路与第十九路军外，加上王金钰指挥的第五路军与孙连仲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以及行营直辖的五个师和三个航空队。王金钰与孙连仲都是降将，属于蒋介石的杂牌部队，蒋以官位与奖金来鼓励他们赴赣作战。蒋即已领教到游击战的厉害，不敢再掉以轻心，除了军事外，注意到党政的配合来封锁苏区，寻求老百姓的合作，加强地方团队武装，以及从事清乡以破坏红色工农组织等等。进攻命令则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发出。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即进犯东固，但进入苏区后，人烟全无，隐藏的游击队则鸣枪示威，此出彼伏，伺机偷袭，捕捉掉队的士兵，令敌人有点神出鬼没之惧。五月十六日，王金钰所属公秉藩师在东固遭到伏击，死伤枕藉。公师长仓皇逃至吉安，分别向在南昌的何应钦和南京的蒋介石报告噩耗。蒋一面命公秉藩入京面谈，一面严令王金钰等立即向东固反攻猛进勿延，“切勿以公师而稍受影响，免中赤匪之狡计。此次我军围剿之实力甚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冲破一点，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袭击匪军之侧背，以为一鼓剿灭之机。”(蒋介石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七日电令)但是战场上的发展并未遵从蒋的命令，王金钰兼领的四十七师亦告失利，败退水南，与郭华宗师的一个团合并。但郭师听说公秉藩师全军覆灭，心理上已有了压力，无心恋战，再退白沙时遭红军追击，损失惨重。至于在藤田布防的王军郝梦龄师，知道红军各个击破的战略后，不但未听从蒋命，“有进无退”，反而远撤至永丰。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就此败下阵来。 孙连仲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于四月一日分别自宜黄、乐 安，浩浩荡荡南下，当接到蒋介石增援东固的命令时，即派所属高树勋师，取道中村，直奔藤田，然而由于郝梦龄师未战先撤，于五月二十三日被红军包围于一狭长的山谷之中，损失两个团，高树勋率残部退回，孙连仲无意再冒进，将整个军撤至宜黄。孙一面请中村败绩之罪，另一面则谎报回师之原因，说是得知红军将逼近南昌的情报，为了顾全大局而回师云。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信以为真，居然予以嘉勉。
朱绍良的第六路军率三个师，自南丰出发，于五月十日进占广昌，然而侦知另两路友军被击退后，仅留一个师守广昌，其余撤回南丰。留下的胡祖玉师于五月二十七日遭到攻击，胡师长伤重毙命。红军乘胜追击，切断南丰与建宁之间朱军的联系。并击溃朱军刘和鼎师的一个团于福建建宁。五月三十日，整个朱军溃退。于是朱、孙、王三路军皆败，驻守在兴国的第十九路军，实际上是按兵未动。
蒋介石以七倍的兵力围剿朱毛三万红军，竟大败亏输，被毛泽东各个击破，再度暴露蒋介石在军事上的低能，“棋差一着，输个满盘”，以及凸显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正是灭自己威风，大涨他人气概。蒋介石于六月二十一日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时，竟痛骂部将无能，甚至当场痛哭流涕。毛泽东为“反第二次大围剿”，又填了一阕《渔家傲》，颇多写实：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蒋介石原想一举歼灭红军，结果反而助长了朱毛的军威，大大提高毛在共产党中的声望，红军的实力更是大幅增加。虽有上千成百的伤亡，却有上千成万的俘虏，不计其数的枪炮弹药，还获得在苏区极为难得的药品与电报设备等等。蒋介石岂能甘心，乃迫不及待筹划第三次围剿，并决定“御驾亲征”，早于六月七日致电朱绍良与孙连仲谓，十日后到江西督师，“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且谓“一听中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云云。六月二十日，果然抵达南昌，遂即举行军事会议，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驻守南昌，由外国军事顾问参谋策划。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两路进击军与两个军团。陈铭枢被邀亲自指挥十九路军兼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包括蒋介石调配给他的四个嫡系师，总兵力达三十万人，比上次又超过十万，为红军之十倍。其声势如此浩大，可知志在必得，蒋介石并誓言“如不获全胜，死也不回南京”!他所定作战的方针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他并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正式签署《第三次围剿作战命令》。(参阅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页二O一至二O二)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星星之火逐渐燎原 3
作战命令既下，何应钦左翼军的七个师担任主攻，自南城、南丰向广昌、宁都进发，企图捕捉红军主力，结果扑了一个空。左翼第一路挺进军总指挥陈诚、第二路挺进军赵观涛，到处寻找无着，疲于奔命。原来朱毛军自南丰、建宁一带，沿武夷山经过长汀、瑞金、雩都西移，来了一个外围大圈的“千里回师”，于七月二十八日结集于兴国县的高兴圩地区。此时右翼军上官云相所率的第三路进击军，自永丰抵达龙岗，与找不到红军主力的陈诚相遇，以为红军已经流窜而去，陈诚续向东固行进，上官则西向莲塘前进。八月三日，右翼蔡廷锴的第一军团三个师行抵崇贤，左翼第四军团蒋鼎文的一个师进至兴国，左翼陈诚的两个师到达富田，与红军主力在赣江东岸对峙。朱毛派一部伪装主力退向万安，蒋介石的侦察飞机误以为真，立命陈诚西进扑向万安，令赵观涛与蒋鼎文进军良口，欲歼红军主力于赣江之畔。然而朱毛三万主力实未西移，调虎离山后，于六日中午来到莲塘，等候右翼第三路上官云相来投罗网。上官所辖师旅回良村进向莲塘时，果然钻进红军的“口袋”，遭到伏击，一个旅全歼，旅长谭子钧阵亡。在良村的旅长张銮绍被击毙，消灭了一个团，三千余人被俘，缴获枪炮马匹更多。之后，朱毛又令一军佯攻龙岗，实际率主力东进，包围黄陂，与左翼第三军团朱绍良的毛炳文师对垒。七日午时，红三军彭德怀和红四军林彪冒大雨集中火力猛攻，突入黄陂，歼敌三个团后，师长毛炳文于午后三时向宁都方向突围而去。八月中旬，朱毛又以红十二军引走卫立煌、赵观涛、陈诚诸部，使红军主力得以在白石与枫边地区整休，以逸待劳。是年九月初，两广异动，兵指衡阳，朱毛乘机歼灭蒋鼎文的一个旅于老营盘，击败蔡廷锴的一个团于高兴圩、一个师于方石岭。及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不得不接受败绩而收场。此役动员三十万人，进入赣南苏区，跑上千里路，周旋四十余日，不仅没有捕捉到红军的主力，而且又是损兵折将。何况蒋介石亲自督师，并侈言“剿匪任务约月内可完”(见蒋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九日复福建省主席杨树庄电)、“预计本月可全部歼灭”。(见蒋介石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剿匪宣言》)结果又落此惨败，真是颜面何存？红军方面虽有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被飞机炸死，士兵伤亡约六千人，但斩获甚多，除获得大量人员与武器外，中央苏区扩张为二十一县连成一体的赣南、闽西地盘，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人，已成局部燎原之势。剿“匪”变成煽风，愈扇火势愈大。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不肯抗日，反而仍要继续内战，名之曰“攘外必先安内”，哪有把国力消耗于内战之后，更有力量攘外之理？自然引起公愤与党争，逼蒋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弄到淞沪停战协议，仍然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帜(见《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二十期)，积极组织第四次围剿，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然难度也增一成，蒋介石必须在全国抗日怒潮中，强行剿“匪”!同年十二月十四日，驻守宁都的一万七千名官兵，因不准北上抗日，径自投共去也。
蒋介石虽然继续称共为“匪”，但已不敢小视，实已把数万红军当作大敌，动员数十万众。为了应付浩大的军费，还向美国政府借得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小麦贷款。这一次，他决定对赣南中央苏区先采守势，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欲先铲除这三个省份的中共革命根据地。他以武汉为总司令部，分左、中、右三路军，自兼中军，以刘峙为副，何成濬指挥左路，副总司令李济深兼右路，以王均为副。在战略上，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即令地方厉行保甲连坐之法；在战术上，“先肃清鄂中与鄂西之匪，再剿豫皖。”(见蒋介石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致朱培德、李济深电)
蒋总司令于六月二十八日抵武汉部署，七月二日，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员，要他们注意守土责任，要求各县长应具与城共存亡的决心。翌日又召见湖北士绅，征询意见。七月十二日，亲自主持全省县长会议，做长篇训话，“希望湖北最近能剿灭赤匪，并且今后要做一个模范省”，要“剿灭赤匪”，须注意地方人民的力量(这一点很可能是外国顾问教他的)，以及要效法曾国藩、胡林翼的精神(这一点绝对是他自己的)。(参阅《蒋总统秘录》，页一九九)
此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自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旬陆续开始。先以数十万大军进攻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七里坪一战，蒋于八月二十日致王均电曰：“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是靠不住的，因据红四方面军俘虏蒋军一军官说，此战国民党有六名团长阵亡，伤亡一百二十余名(见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页一九八)，可谓双方各有伤亡。不过，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确于七里坪战后准备撤退，于十月间率主力经豫陕入川。主力既撤，洪湖区的红三军也被迫转战于襄北、豫南、陕南，进占湘鄂边区，再转移到黔东打游击。蒋介石对这一仗十分满意，不仅驱走了红军，而且解除了苏区对武汉的包围形势。他高兴地把新集县改名为经扶(刘峙号)县、金家寨改称(卫)立煌县，并于九月二十二日向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战果说：
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页三八八)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星星之火逐渐燎原 4
所谓“江西残匪”，即赣南中央苏区，这是蒋介石的下一个步骤。此役总部仍然设在南昌。在发动之前，已做了政治性的“清剿”，诸如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苏区等等。围剿的军事行动则分中路陈诚、左路蔡廷锴、右路余汉谋。蒋介石此时受到抗日的压力愈来愈大，而日本却不肯放缓脚步，步步进逼，使他更加迫切地想要尽速“肃清残匪”。在他的逻辑里，“剿匪”成为抗日的先决条件。（参阅《蒋总统秘录》，页一OO一)在积极推动下，陈诚率主力中路军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开始进攻，由赣北南犯，左路军负责肃清闽北，右路军负责清剿闽赣粤三省边境。蒋本人又自南京前往南昌督饬，于一月三十日举行“剿匪”军事会议，并于二月六日自兼“江西剿匪总司令”，设行营于南昌。但是日本已于一月三日攻陷山海关，威胁热河，抗日情绪更为炽烈，许多国民党官兵都要北上抗日，以至于“剿匪”的士气特别低落。而陈诚的主力军又在二月底三月初在黄陂严重受挫，国民党编的《剿匪战史》说，“激战两日，双方受创甚重”，掩遮了惨败的真相。让我们看看蒋介石于三月四日给陈诚的电文，便知端倪：
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情事，其精诚实足以惊鬼神、动天地而寒贼胆也。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从此我剿赤将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唯有踏着我已死先烈之血迹，奋其义勇，杀尽赤匪，方足报复我军上下官兵之仇憾，而为我阵亡先烈湔雪此无限之隐痛，以保存我军此次慷慨悲壮、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之光荣之历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有厚望焉。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颁发抚恤费五万元，以慰荚灵，而奖特功，此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页三九○)
此一电文很像出自陈布雷的手笔，然而惨败的真相已和盘托出。实际上，不仅仅五十二和五十九两师，陈诚的先头部队第十一师，在霹雳山一带中伏，于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师长负伤，全线崩溃，令陈诚震惊愤怒不已。
蒋介石有鉴于“剿匪”军事不顺利，而日军侵占热河更震动全国，不得不于三月二十六日回南京，将江西“剿匪”任务交由何键主持。（见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致何键电，见同书，页三九—)蒋回京之后，汪精卫复行政院长职，积极对日妥协，但日军侵犯不已，至五月三十一日才达成塘沽协定。委曲求全，只不过是为了稳住日寇，以便集中精力“剿匪”。其实“剿匪”部署未曾间断，蒋于四月四日已再亲赴南昌督剿，四月六日已开始布置第五次围剿，四月下旬又在南昌大做精神训话，要大家“不成功即成仁”，把红军当“心腹之患”，而日寇反而是“皮肤小病”!自五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又亲自主持南昌政治训练班。又自是年夏天起在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至是年秋天，受训人数已达七千五百余人。受训内容无不与“剿匪”有关，诸如《剿匪手本》、《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治工作》等等。蒋明言“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甚至说：“赤匪就是禽兽，我们剿匪就是要剿灭这个禽兽，要将匪区里的人民，统统救转过来做一个人。”(蒋介石《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再加上反共教育与提倡四维八德等论调，以鼓吹“统一意志”、“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一方面要求受训军官不要“偷生怕死”，以便替他卖命；另一方面“天无二日”的豪情壮志，也不再加以隐饰了。
蒋介石于八月间在南昌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声言“剿匪”乃全党全国的生死存亡关头。九月间订定《剿匪战术纲要》完成东南西北四面包抄的军事部署：北路顾祝同驻抚州，辖三十八个师，布置在南昌以南；西路何键驻宜春，辖三个师三个旅，布置在湘赣边境；南路陈济棠驻韶关，辖十一个师一个旅，布置在粤赣之间；东路蔡廷锴，辖十九路军的六个师和一个旅，布置在闽赣一线。以北路为主力攻入苏区，东路配合进而剿之，西路与南路阻敌逃窜，以便再聚而歼之。整个兵力不下一百万人，飞机二百架，德、意、美三国军事顾问参与谋划，可谓“倾巢而出”。难怪蒋于九月十日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
有鉴于前四次失败的教训，这一次蒋介石听取了德国顾问纳粹将军施克(Generalvon Seeckt)的建议，采用了严密的“反游击战术”(tactics of guerrilla—partisan warfare)，并不急着冲进敌境，而是先构筑一连串的碉堡和公路，逐步推进，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稳扎稳打，压缩苏区，逼红军主力决战尔后消灭之。根据此一战术，蒋介石对于修堡筑碉，特为重视，一再于电文中强调：“封锁碉堡一日不完成，则进剿计划即一日不能实行，希照屡电之意努力如期完成勿误!”(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致熊式辉井转蒋鼎文，卫立煌电)第五次围剿遂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蒋介石下达第二一三号令指示部队行动纲领后，正式打响。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星星之火逐渐燎原 5
这一仗整整打了一年。在厉害的碉堡战与持久战的压缩下、在众寡悬殊之下，红军再勇猛，似乎也难免劫运。然而红军方面处此大难，居然一反过去的运动战，避强击弱，各个击破，而与敌方碉堡打阵地硬仗，直如以卵击石。原来此时毛泽东被夺军权，中共由王明、博古(秦邦宪)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家。秦邦宪当上总书记，年仅二十六岁，不过他们有共产国际的鼎力协助，并秘密派送一名德籍军事专家奥托·布朗(Otto Braun)前来当顾问。此人碧眼金发，身高一米有八，莫斯科伏龙芝(Frunze)军校毕业，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底，大战前夕抵达瑞金，取汉名曰李德，又署名华夫。中共的新领导瞧不起土包子毛泽东，而信任洋顾问李德。李德的打法是“不放弃苏区寸土”，以及“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数量众多敌军硬拼，一反朱毛的游击战术，使人数本来较少的红军，在消耗战中受到严重损失而难以增补，虽然坚持抵抗了一年，终不免于瓦解，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决定突围，做战略性转移，国民党称之为流窜，共产党称之谓长征。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及机关人员八万六千余众，分别自瑞金、雩都、长汀，向湘西行进，开始漫长的长征。十一月十日，蒋介石的军队终于占领赤都瑞金。
蒋介石四次“围剿”失利的对手都是毛泽东，而这第五次“围剿”胜利的对手却不是毛泽东。如果由毛指挥，蒋能得手吗？毛虽熟读孙子兵法，但并不是神仙，如果没有机会，谁也无法凭空创造奇迹。然而洋顾问李德以及中共新领导却失去可以转被动为主动，甚至转败为胜的良机。那就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发生的闽变。围堵红军的十九路军突然宣言反蒋，在福州成立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使第五次围剿的四脚凳垮了一脚，很可能导致整个围剿的夭折。毛泽东不仅洞察此机，而且特别写信给总书记秦邦宪，建议两点：
一、红军与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在军事上互相配合，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二、鉴于蒋介石为了镇压福建事变，已将驻宁沪杭沿线的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全部调往福建，国民党江、浙、皖后方腹心地区兵力非常空虚，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其进攻江西和福建的部队回援，这样既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可解中央苏区之围。(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三十六)
无独有偶，据宋希濂转述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的话，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十九路军在福建的变乱，他们如同共军结合起来，形势是很严重的，委员长曾因此几晚不能安眠”。(宋希濂《鹰犬将军》上册，页一三一)可是总书记秦邦宪与洋顾问李德计不及此，坐视蒋介石调九个师的兵力平定闽变，全无动作，徒让蒋军攻破福建十九路军后，再破江西苏区，反被各个击破。由此看来，如果毛泽东不被夺去军权，恐怕蒋介石还会栽大跟头呢。然而李德在回忆录里，虽承认第五次围剿由他计划，但认为蒋介石动员了十倍的兵力之外，更有五百架飞机、一千五百门大炮，且为结合政治、警察、军事三方面的大举。言下之意，失败非战之罪，对毛之批评，甚不以为然，并斥毛是一阴谋家，显然不愿承担军事失利的责任。(阅Braun，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p.40-41,86-87，99.101)
不过，红军既被围死，以其八万余众，何能顺利突围，渡赣江而西？于是有蒋介石故意网开一面，于追剿之际，接收地方武力，以便“一箭双雕”之说。其实，若稍知蒋迫不及待要荡灭“共匪”的心情，便知此说不实。真正网开一面的是守在南边的陈济棠，南天王非有爱于共产党，而是与蒋有矛盾，怕被蒋一箭双雕，遂秘密“通匪”，只要红军不入粤境，答允借道西进，帮了共产党一个大忙。毛泽东有词为证：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那边烽火连天，瑞金失守，而这边得以借道，顺利西行，放下心头一块巨石，当然是“风景这边独好”!“南粤”，更点出广东方面的举措，使红军将士得以顺利过关。
蒋介石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得知第五次围剿胜利在望，高兴地于十月初带着宋美龄下庐山，去登华山游览，并访归绥、察哈尔、西安、太原、北平等地，没有想到久围疲惫的红军居然给跑了。蒋虽屡电诸将，要求“努力截追”、“务将西窜匪部聚歼于湖北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并未能克竟全功。他还亲自赴重庆、成都、贵阳等地督剿，亦无济于事；至一九三五年九月，自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下来，知道追剿失败，自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然则不彻底的胜利，并非真胜，甚至致日后之败。而中共红军虽遭惨败，然败而不溃，退而不乱，克服千山万水、高原草地，反而造成了一个真实而神奇的长征故事，奠立中共转败为胜的基础。一位美国学者认为，长征锻炼了中共铁的纪律、游击战伦理、摆脱共产国际控制，以及导致毛泽东的掌握中共最高权力(见Wilson，The Long March， P．292-317)，甚是正确，若问孰令致之？岂非蒋介石欤!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为何迟迟不抗日 1
日本自甲午之战后，即有侵华的野心。马关条约不仅要求朝鲜独立，以便日后的并吞，且要割取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补偿赔款了事。此事至少说明两项事实：其一，日本对中国确有领土野心；其二，帝国主义在华的均势。俄、德、法三国并非有爱于吾华而干涉还辽，实因其本身的帝国主义利益，雅不欲日本来破坏在华之均势也。但欧战一起，列强忙于空前未见的大战，全力投向欧洲，无暇东顾，不得不让日本在远东崛起，破坏均势，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高升，乃是势所必然，如币原大借款、如二十一条、如山东问题，接踵而至。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山东问题，证明列强所尊重的是强权而不是正义。中国与日本同属战胜国，却要把山东的权益移转给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对此事的反应是强烈的，爆发了有名的“五四运动”。但在蓬蓬勃勃的情绪挥发之后，举国上下并没有把精神放在面对日本的侵略上，更没有处心积虑来思考如何救国，仍然继续内争，打内战，从军阀混战到革命军的北伐，枪口一直是对内的。
北伐的胜利，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全中国人民对军阀的厌恶——他们卖国、他们喜打内战、他们欺压老百姓。北伐胜利之后，创立了中华民国的第二共和，蒋介石时代的来临。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虽以“民族主义者”自居，但他们对民族前途的考虑，并不比旧军阀好，有时更坏。他们同样地出卖国家利权、同样地打内战、同样地欺压老百姓!国民党打内战甚至打得更凶，先是一九二七年的血腥“清党”，然后是一九二九年的“武汉事变”，用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异己——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一九三O年的“中原大战”，用更大的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另两个异己——冯玉样的第二集团军与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中原大战的惨烈，对国家元气的损伤，实为军阀时代所未曾见。更由于中原大战，蒋介石游说张学良进关助阵，让日帝有机可乘，导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攻占沈阳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在东北的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想鲸吞满洲，显然是由于中国人的没出息，自相残杀，不能一致对外，有机可乘。九一八发动的那一天，蒋介石正在南昌坐镇“剿匪”呢。蒋介石在文稿中、在日记里，引九一八事变为耻。他以为耻，因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日军攫取了东三省。事实上，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还击、根本没有抵抗。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背负了“不抵抗”的罪名，而“不抵抗”的命令却是最高统帅蒋介石下的。张学良手中握有“不抵抗”的电令，并曾对一些人透露过，包括北上责问张学良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内。其实在九一八之前，报上已登出蒋介石不欲抵抗的指示。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即已自江西发电给南京政府及张学良说：
官民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的《盛京时报》)
同年八月十六日蒋介石又拍“铣电”给张学良，说得更清楚：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于九月六日打电报给在东北的臧式毅代主席，有云：
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电文今藏辽宁省档案馆《日人中村案》第一○四号)
可见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仅事后不是什么秘密，事前亦甚明显。精于情报的日本关东军岂能不知？你不抵抗，我岂有不捡便宜之理？九一八一发动，中国果然不抵抗，如待宰的羔羊。不抵抗才是蒋介石之耻，但蒋介石却要张学良代背黑锅!
为什么不抵抗？有许多人说：中国太弱，不能与日本打。但抵抗不是宣战、不是挑衅，而是敌人打上头来时，必然的自卫行动，打而后输，总比不打就输要好。何况九一八时，在东北仍有不少部队。一九三O年张学良进关时，只调进七万人。驻在关外的辽宁有六万人、吉林有八万人、黑龙江有五万人，共计仍有十九万人之多，而日本关东军仅有一万多人。一万多的日本关东军，不折一兵、不损一将，轻易地夺去了东三省，而且乘机劫掠，据不完全的估计，中国的财产损失在十七亿以上。最可悲的是武器与弹药的损失，据最保守的估计，日本接收飞机二百六十二架、迫击炮及其他各种火炮三千零九十一门、战车二十六辆、步枪和手枪十一万八千二百零六支、机关枪五千八百六十四挺。(数字见陈觉《九一八后国难历史资料》第一卷)这样多的武器，如果东北军拼命抵抗，纵然失败，也必然给关东军以相当的创伤，挫其侵略锐气。不抵抗的结果，不仅平白让敌人夺去土地与武器，而且更增敌人的气焰，更进一步想要染指华北!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为何迟迟不抗日 2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也就是九一八后两个月差四天，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外宣言中乃力称：
中国政府尊重国联决议，极力避免冲突，加意保护日侨，使无任何不幸事件发生。
半个月之后，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外交部长职宣誓会上的训词中又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
九一八以后的一二八事变，我们已经看到是十九路军开打的。蒋介石下野复出后，一心一意设法与日方妥协，缔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并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打共产党。
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蒋介石在《对剿共军事将领训词》中，更强调：
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专心一志剿匪……无论外面怎样批评、毁谤，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惟一要务!(《西安事变资料》第一册，页六)
这是他在“自己人”面前所说极为露骨的话，东三省与热河如此轻易地失去了，居然“没有多大关系”，可见他站的是什么立场。为了“专心一致剿匪”，只有继续迁就日本。同年五月便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中国军队答应撤退，并保证“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蒋介石更于七月二十八日，以“妨害统一政令”为名，通电迫冯玉祥解散民众抗日军。但是处处退让，忍辱负重，并不曾减轻日军的步步进逼，进一步又要制造蒙古国了、又要强迫中央军退出华北了。然而，日本得寸进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继续忍辱负重，以至于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何应钦奉命签订了可耻的、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因其可耻，所以事后何应钦与蒋介石都矢口否认，说是根本没有《何梅协定》这回事。最近在台北出版的《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页四三三至四三四中，只提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声明，认为“所谓《何梅协定》，实系有意造作之名词”!当然在这本《纪事长编》中，不会有七月六日一条，从六月三十日一跳就跳到九月初去了。蒋介石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对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与学生代表的讲话中，也否认没有什么《何梅协定》，说是日本人的宣传，“完全是自欺欺人”，“绝对没有这一回事”，但同时又露出马脚，欲盖弥彰。蒋委员长说：
去年六月的时候，日本向何部长提出要求中国撤退河北境内的中央军队，并撤销所有平、津、冀、察党部和特务机关，何部长回一封极简单的信答复他说：这些事不待你要求，我们中国已经自动办好了，不必订什么条约，信中只说这几句话而已。
既然是书面答应了别人的要求，而且“自动办好”，再简单也是“协定”，有义务要遵守的。再说，这封简单的信，并不简单，原是日本人代拟的文稿，要何应钦签字的，其中并没有“不必订什么条约”云云。全文如下：．
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种事项期望，均承诺之，且自动实施。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宛。何应钦。
何应钦亲笔签字答应梅津承诺日本人的“各种事项期望”，并且“自动实施”，还不够称作“协定”吗？如果不是“协定”，日本人会“颇表满意”(高桥觉书的作者高桥坦的话)吗？事实上，何应钦签这个字，并不像蒋介石所说的那么轻松，他在被迫之余，立即向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请示，并附原文，汪院长复电同意，何遂于六日签署。最近台北党史会出版的抗战史料中，收录了一封出自《总统府机要档案》的电报，即何应钦在签字那天发给蒋介石的。全文如下：
特急，成都委员长蒋：哂密极密。关于河北纠纷事件，日方必欲我做正式书面答复，经与汪院长再三斟酌考虑，历时三星期，一再与日方磋商，近始决定由职备一普通信，送达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其文曰：“径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何应钦二四年七月六日” 等语，原件于今日寄平军分会，派人送高桥转交梅津，此事即算告一段落，知注谨闻，职应钦。鱼未秘印。
两天后，七月八日，蒋介石觉得不妥，又致何应钦，指示他致梅津函“从缓发出”，谓：“即使要发，亦应有字句之改正，发否盼立复。中正。齐申机蓉。”翌日，何应钦回电，当然已经发出了。蒋介石对全国中学校长的讲话中，说得很轻松，但原件资料显示，蒋、何两人都不轻松，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这明明是一种书面的协定。既已白纸黑字签了字，又要赖账，是不可能的。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肯签《何梅协定》呢？一语道破，他要贯彻“安内”政策，内既未安，他要不计一切代价地不抗日。当时全中国要求抗日的呼声愈来愈高，当然对蒋介石有压力，但他不为所动，坚持安内的既定方针。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为何迟迟不抗日 3
蒋介石的不抵抗，如果能获得日本政府的善意回应，尚有可说，但日方是横横无理、得寸进尺的。然则不抵抗非仅不能救亡，反而会导致速亡!如果不抵抗可以赢得国际干涉与调停，亦尚有可说，但国际强权对制止暴日，并不热衷，而不热衷的原因之一，乃中国太乱、太弱、太没出息。如果中国人团结一致，举国抗日，打出一二次像十九路军在淞沪那样的英勇抵抗，必会令国际刮目相看，增加干涉与调停的意愿。其实，国际上关注九一八事变，主要不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而在乎日本违反了一九二八年缔订的《非战公约》，使世界安全秩序遭到威胁。如果中国强烈反抗，不仅日本因付出较高代价而有所自制，而且国际上也会更努力制止日本用暴力解决国际争端。是以，我们认为如果蒋介石全力支援张学良抵抗日军侵占东北，很可能不敢制造满洲国，也不一定会因九一八而导致全面的中日战争，所谓能战始能言和，是有道理的。国府首任驻日大使蒋作宾于九一八后的十一月二十日记道：
日报载，南京闻齐齐哈尔失陷，当开秘密会议，有蒋前往东省督战之说，各方人心至为奋激，美国得此消息亦态度转硬。(《蒋作宾日记》，页三八二)
此则并非空穴来风，美国驻华武官迈耶(William Mayer)，曾于情报函中提到：
本周最轰动的消息：“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国民党四全代表秘密大会上郑重宣布，他已决心北上尽其职责，为党国效命。”虽然是秘密会议而蒋的决定立即传出去。许多报道称他即将离开南京，但日期未定。(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1911至1941微卷一，Report No．8149，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至二十五日)
但是事实上，他离京并不是北上抗日，而是借机下野，以表示他原来是要亲赴东北督战的，只因被逼下野，壮志不酬!我们如稍用点脑筋，便知他之所以下野，因九一八后不抗日之故。如决心抗日，必能团结党内外的抗日共识，又何必要下野呢？九一八之后，抗日不仅是国内的共识，连美国驻华武官也鄙视中国不抵抗，而为马占山喝彩，赞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认为表现出来的“战斗意志”，足以赢得中国抗日的最后胜利。外国人旁观者清，更能看出当时中国的分裂与不团结。但是团结的最大障碍乃是元首蒋介石的不抵抗。他的注意力放在国内的敌人，而不太在意国外的敌人。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绝对错误的、绝对说不通的，连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都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是自杀政策，主张从“攘外中求安内”。(见《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但蒋为什么要坚持他的错误政策呢？甚至于在九一八以后，他仍然顽固地不抗日，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为止。他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说把国内的敌人解决之后，再谈抗日，这个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似是振振有词，其实经不起分析与驳斥。所谓“安内”，要消灭“共匪”。其实……蒋介石要安的内，岂止共产党!他还要消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以及其他的诸多“杂牌军”。“其他”都是国民党，对北伐又有功，还是不行，照蒋介石看来，他们是“新军阀”。但是蒋介石要安的内，又岂止于国民党内的新军阀，像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照样要“安”!是以要安内成功，必须等到蒋介石成功地铲除一切反对他以及可能反对他的势力。
还有一个理由，说是中国太弱，需要时间养精蓄锐、整军经武，才能抗日。有的甚至还说，中国抗战得还太早，如果再过几年中国更强了，抗日可更加成功。这种说法实在可哂。这些人似乎认为，那时的日本帝国正在走下坡，而中国正在欣欣向荣。事实恰恰相反，九一八以后日本军国日盛，而中国的情况则每况愈下。要安内去拼命打内战是培养国力的办法吗？继续内战绝对是继续消耗有限的国力。所以，从这个观点看，先安内再抗战根本是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因为真正安内完毕，中国更加没有攘外的本钱，油尽灯枯，还抗什么战？
蒋介石的不抗日，引起全国骚然。蒋作宾于九一八之后十日，记道：“南京有六百余学生围攻外交部，王部长(正廷)受重伤。此间(日本)留学生亦有请愿回国之集议。人情奋激，莫可如何。”(《蒋作宾日记》，页三六三)十月二日又记：“文武各学生均来要求回国。舌敝唇焦，苦口劝导，终不见听。”(同书，页三六五)十二月八日又记：“闻国内学生大闹，共产党亦乘机而起，前途未可乐观。”(同书，页三八九)十二月十五日又记：“南京学生大暴动，捣毁中央党部及外交部，各处已成无政府现象。蔡元培、顾维钧等均受重伤，蒋介石通电下野。”(同书，页三九一)如果蒋介石真要北上督战抗日，群情激愤的学生能不欢欣若狂、一致拥戴，还需要下野吗？在广州的胡汉民等国民党因抗日而反蒋，蒋若抗日，又何必反蒋？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为何迟迟不抗日 4
然而抗日激情不仅仅见之于年轻学生，稳健持重的国之硕老，如马相伯、沈恩孚、章太炎等也一再通电呼吁抗日。章太炎尤其积极，九一八之后，他并未立即抨击南京政府，因国难当头，他仍然希望政府在民情的激荡下领导抗日，但当他发现此一政府既无抗日的计划，更无抗日的意愿时，他便公开谴责南京政府卖国!一九三二年元月二十日，章太炎与熊希龄、马良等于上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致电南京当局：如果当局不愿或不能抗日，便应下台，由别人来领导抗日。章太炎当然知道一旦与日本开仗，中国很可能被打败，但他认为一个主权国家不能站起来为维护主权而战，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国家。他虽失望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却受到东北义勇军以及十九路军抗日的鼓舞，乃不顾衰病之躯，决心到北方一行，当时陆路已经阻塞，遂改由海道经天津到北平。他最要见的是张学良，他与学良有旧，想借其个人的影响力促使学良抗日。据汤国梨的回忆，学良在太炎相逼之下，道出奉蒋介石之命不抵抗的隐情。至此他更深一层理解到，南京政府之坚不抵抗，对蒋介石亦益为鄙视，故尚在平、津一带访问时，即已严厉批评政府，同时趁讲学之便宣扬爱国精神，鼓励抗日。
一九三二年五月，章太炎到苏州讲学，特别表扬“儒行”，标出“行己有耻”之旨，显然是有现实的政治目的的。他要告诉国人、提醒政府，不抵抗外国的侵略，是极为可耻的。之后，他决心长住苏州讲学。这不是退隐，而是要继承顾炎武讲学以救时的传统。同年年底，日军炮击山海关，并声称热河为满洲之一部，以便侵占。章太炎愤怒之余，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与马良发表“二老宣言”，指出所谓满洲在汉代已为中国之郡，称为辽东或玄菟，明代更立建州，自为中国的领土，而热河从来不是满洲之一部，更是中国的领土。此一宣言曾寄达日内瓦的国联，在国内亦传诵一时，代表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承德之失，益增章太炎的怒火，他更严厉指责蒋介石之无能，以致继续丧失国土。他也更了解南京政府继续“安内”、不愿“攘外”的用心，于此力主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他不依赖外援，而把抗日的担子由全国的老百姓负起。他在与马良、沈恩孚共同发表的“三老宣言”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中国老百姓已别无选择，只有勇敢地站起来抗日。冯玉祥是南京政府官方人士中，第一个表态抗日者。他于一九三三年的五月，成立了“民众抗日同盟军”，誓死保卫察哈尔，并收复失地，冯氏此举，使章太炎尽释前嫌，两人成为好友。从最近发现的《章太炎给冯玉祥的五封信》看来，章对冯的抗日决心，推誉有加，把领导抗日的责任冀望于冯将军。但是蒋介石不想抗日，冯玉祥抗得起来吗？他的单独行动使蒋介石大为光火，乃于八月间将“同盟军”给解决了，章太炎立即痛责蒋氏的阻碍抗日。那时蒋介石仍在江西“剿共”，章太炎认为国难当头，仍然勇于内战，已危及民族的生存，这样的政府早已有负国民所托。但从蒋介石的眼光看来，章太炎这一批主张抗日者，不仅破坏对日和谈，而且为“匪”宣传，帮共产党的忙。但章太炎毫不减弱抨击政府不抗日的声音。于是蒋介石托张继警告太炎不要再谈时事，要他“安心讲学，勿议时事”。张继曾与章太炎有金兰之谊，奉命传言，结果被老哥训斥了一顿，指这位老弟要他不说话，“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他告诉张继，他的持论已算是厚道的了，“虽明知当局之有阴私，犹不欲讼言斥之。”他又反问张继：“谁使吾辈为小朝廷之民者？谁使同盟会之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张继讨了没趣之后，蒋介石又派丁惟汾到苏州送上现款一万元作为“疗疾费”。太炎宣布此款作为公用后，继续逼蒋抗日，蒋介石送钱给他，当然是有塞他嘴巴的意思，但他的嘴巴是塞不住的，他继续不断地批评蒋氏的不抵抗政策，同时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准备抗日。一二九学运发生后，章太炎全力支援学生，亲自打电报给北平的宋哲元，要求立即释放学生，宋回电给他，保证“和平解决”。终于在章太炎逝世前一月，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给章太炎，保证相互信赖，庶几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章太炎于逝世前十日，回了蒋介石一信，提醒他相互信赖必须基于爱国主义，并指出为了抗日必须容共。章氏虽未及亲见国共因抗日而再度合作，他毕竟预见此一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为何迟迟不抗日 5
前被手书，属以其信济艰之义，劝诱国人，抑言之非难，欲其心悦诚服则难，迩来所以语河北者，独云保爱令名，勿入陷阱而已。苟其人自惜羽毛，又知东人非始终可保，必不轻于依附。至于小小委蛇，如晋张轨之在凉州，非不与刘、石酬酢也，而领土必不肯弃，名号必不肯更，则所以自守者固在。一闻劝励，当必有努力增倍者矣。若欲其杀敌致果，为国牺牲，此在枢府应之以实，固非可以口舌致也。顷者，东方于津、沽等处，又增兵矣。观其用意，亦只以武力胁迫，欲为城下之盟而已，用兵则犹未也。然势之所激，往往有出虑外者，枢府虽以剿匪诸师进驻晋南，阴为犄角，一旦有急，则未知河北之意，果愿其入境否也？鄙意应之以实，本无他虑，彼在危急之中，而部下之不肯屈辱者，尚居大半，果以精械厚糈相助，唯有感激向前耳，安有据之以兴背证者耶？此事即行，又厚遇山东，以坚其意，彼知政府之不我遗弃也，能以一部应战固善，不能独战，则必有济师之请，而晋南诸师，可与并力矣。为今日保全华北计，唯有如此。若以河北难守，而但南抗黄河，河流既长，处处可以窃渡，幸遇水潦涨盛，容可暂安，水涸则必无以阻敌矣。抑鄙意以为今之国计，固不宜恣言远略，惟领土未亡者，则不可不加意顾全。北平既急，纵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难兼顾。盖非常之时，必以非常之事应之。今共产党之在晋北者，其意不过欲北据河套，与苏俄通声气耳。此辈虽多狡诈，然其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服，明甚!若能顺其所欲，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如此，察省介在日、共之间，渐可成为缓卫之势，较今之左支右绌者，其得失必相悬矣。盖闻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与其使察、绥二省同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党之为害轻也。以上就形势立说，或不致有大差池。若夫开诚布公，以悬群众，使将相之视枢府，犹手足之头目，转移之妙，自在庙堂，此非草野所能与，而固不能不殷殷期望者也。匆遽阵辞，当不以临渴掘井为诮。六月四日。 (《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页八七三至八七四)
自北伐以后，章太炎反对一党专政，不承认南京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遗民，遭到国民党党部的通缉，只好销声匿迹。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在给孙思昉的信中说：“东事之起，仆无一言，以为有此总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总司令就是当时的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副司令就是张学良。后来，他亲自北上面见张学良，始知乃是奉命不抵抗，益鄙视蒋氏的南京政府，攻击不遗余力。一九三二年三月，南京当局有鉴于抗日的呼声，宣布召开“国难会议”，但议程限于御侮、剿匪、救灾三项，基本上并无意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章太炎亦在邀请出席之列，但他断然拒绝，声称：“军事贵速，能断则一言而可，不断则众议而无成，纷纷召集，将以奚用？”要抵抗，马上决定抵抗，用不着召开什么国难会议。他怀疑“当事者志在屈服，而以联盟会议为分谤之机关”，所以雅不愿参加，以“为党国诸贤任过”。章太炎继续谴责日本侵略，更直指蒋介石“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置国土沦丧而不顾。乃要求以国民名义，“将此次军事负责者，不论在南在北，一切以军法判处，庶几乎平亿兆之愤心，为后来之惩戒。”章太炎在这最后的一封信里，重申九一八以后一贯的主张，要求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他直言共党与日本应两害取其轻，应该联共御日，不能再丧失领土于外人。当时蒋介石仍然坚决贯彻内战，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章太炎这种“国共合作”的建议，当然是完全听不进去的。无论国学大师章太炎或无数年轻学生，都手无寸铁，奈何不了蒋介石。但是，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西安事变爆发，张、杨终以武力逼迫蒋介石走上国共合作的抗日之路。(有关章太炎参阅 Wong，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ch．8)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1
蒋介石口口声声“共匪”，给人的印象是，中共乃土匪草寇之类。但是经过四次围剿失利，已知问题严重，甚至担心国民党政权的存亡。请看蒋作宾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日记所透露的内情：
内部军队均为“匪”牵制，不能调动，饷糈、弹械缺乏，交通均被日人制止。以如此情形，欲与人战，真所谓自取灭亡也。况各处“匪共”蜂起，每欲蹑其后，恐不亡于敌人，而即亡于“匪共”也。呜呼!殆亦数也。(《蒋作宾日记》，页四一○)
了解此一内情，始知蒋介石为何一再说：“日本是癣疥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所以当他听到第五次围剿得手，高兴异常。十月二十二日在洛阳驰电中央执行委员会报捷，有云：“赤匪日蹙、匪势已穷……渠魁授首在即。”(《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三卷，页七五九)复于同月三十一日电令“剿匪”各将领，“此匪不灭，不惟民无噍类，而且国亦难于幸存，故民族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及吾人之是否能为国为民真正努力，均将于此觇之，即个人历史之荣辱而论，亦全系于此，望切告各将士努力截追!”(同书，页七六一)然而时机仍然失之，截追失败，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抵达陕北，别建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新根据地远在陕北，在心理上远不如江西苏区之具威胁，更何况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颇为惨重。但是绝不似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所说：“赤匪至此……仅剩二三千人，窜达陕北……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页九六六)连董显光写的《蒋总统传》都说：“共匪武力虽因当年流窜的损失而削弱，然在陕北与甘肃境内仍是一个危险性的游击分子。他们在延安的根据地实际上是不易攻破的，而且他们还可从其山间的巢穴常向山西及陕西的不设防地区从事掠夺。”(页二四五至二四六)由此可见：在张其昀笔下所谓“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的“剿共”说法，在董显光笔下，并不成立。同时，董显光还透露这么一段：
事实上，在西安事变一年以前之民国二十四年，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与俄国代表商议有无合力对抗日本侵略之可能。此举虽无结果，然亦足反映蒋总统在此时期的心情。他认识日本为我国最大的危险，甚至不惮考虑与所谓共党合作，以对付日本。(页二四五)
这段话初看起来，觉得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蒋介石知道一时剿灭不了的陕北中共，背后还有苏俄。名为试探联共抗日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怕与日本和苏联两面树敌，一时对于盘踞延安的中共暂停用兵，以及派亲信与俄国代表商议，便事出有因了。
陈立夫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在《近代中国》季刊中，发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一文。从这篇回忆中透露：原来董显光所谓的“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所谓同僚，不是别人，就是陈立夫。他在回忆中明言，“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所谓希望“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才是真正的意图，但是为了怕影响剿共士气和怕得罪日本人，所以十分隐秘。陈立夫曾暗中去找周恩来，因而周恩来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写了一封信给陈氏昆仲，全文如下：
果夫立夫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定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做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悴，以便双方迅做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颍神驰，伫待回教。尊此并颂
时祉(初刊于《近代中国季刊》，另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页一九三至一九四)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2
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的话，“黄君”是指黄华表、“养甫”是指曾养甫、“贤者”是指陈氏兄弟，“所策划”“所主持”是指什么呢？指的不是别的，就是蒋介石公开“剿匪”声中的秘密“通匪”作业。这一秘密作业，是由蒋介石这边主动的。正因为主动的是蒋介石这边，所以周恩来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的话，陈立夫文章中有“吾人苟欲与之接头，十分困难”的话，可见主动在蒋介石这边，是无法掩饰的。这边主动找共产党，那边周恩来有了反应，就写了这封信。陈立夫写他在收信后：
该函经呈阅后，奉命继续联系，由余等出名口头答复，允予转呈，惟不必立即告以蒋公已允予考虑。此一线索，始终联系未断，以待进机之来临。
陈立夫把周恩来的信发表后，沈云龙、李云汉等说周恩来的信中“九月一日”，不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而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沈云龙文见于他的《抗战前后国、共商谈的历史教训》等，李云汉文见于他的《西安事变的前因与经过》，均发表在《传记文学》)但是蒋介石根据其个人的档案，条列大纲，由陶希圣执笔的《苏俄在中国》，也明列周恩来“九月一日”的信，在“二十四年秋季”一段之后，正合陈立夫在信尾也加注“民国二十四年九月收到”字样，信是一九三五年写的，应无可疑。
周恩来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悼张淮南先生》，明说“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两至匡庐”的话，朱开来《周恩来文的考订》(《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四期)中明说：
周文内所谓“一登莫干”，系在二十五年夏，由张先生陪周由南京赴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所谓“两至匡庐”，系在二十六年七七事变以后，由张先生陪周赴庐山晋谒蒋公。
张冲(淮南)的助手杜桐荪在致萧铮信(《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五期)中明说：
记得在民国二十五年一个盛暑热天，张淮南(冲)兄命弟陪送周恩来、潘汉年自南京出发，取道京杭国道，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张本人不偕周、潘同行而由弟陪送，无非因事未至公开，避免外间猜测而已。当日弟与周、潘抵达莫干山时，张已先期到达山庄等候，弟任务毕即下山，夜宿西湖蝶来饭店，翌日张与周、潘亦至蝶来饭店，共进午餐后即各自分道，周、潘去上海，弟与淮南兄返南京。此次周、潘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即周之悼张淮南兄文中所提“一登莫干两至匡庐”之事，其事既发生在二十五年六七月间，因此周致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九月一日函之年份，当为民国二十四年无疑。
应当指出，周恩来不可能于一九三六年的夏天见到蒋介石，“一登莫干，两至匡庐”都在一九三七年。西安事变前，国共秘密谈判的对手主要是陈立夫与潘汉年。周恩来是想出马的，但是由于谈判情况不佳，所以毛泽东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给潘汉年的密电有谓：“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署名东、天亥电，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尽管如此，诚如张冲助手杜桐荪所说：“在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九月一日之前，国共双方已有多次接触协商，故在逻辑上周没有迟到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始致函二陈先生从头重新接洽和谈的道理。”(《谁教史达林说话？》，《传记文学》第四十二卷第五期，页五十五)标明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博古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致张闻天、毛泽东电”，今犹存北京中央档案馆。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还有函致宋子文，提及秘密使者董健吾，谓：“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见《毛泽东书信选集》，页四十五至四十六)哪里还需要等到一九三六年的九月一日，由周恩来写信给陈氏昆仲，请他们“进言”，岂非犹如“置马于车前”(put horse before the cart)之谬吗？再看周函的内容。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天津日军演习巷战，足称“近者寇入益深”；八月下旬日军武官高桥、羽山到达绥远，迫使绥远各级党部停止工作，办理结束，由伪蒙接收，正合“伪军侵绥，已成事实”。同时毛泽东率红军第一方面军自巴西抵河西，活跃于西北，并早已呼吁抗日。徐向前之第四方面军亦已抵达陕南，刘志丹早据陕北。阎锡山于七月二十二日纪念周上报告，说是陕北二十三县几完全赤化，蒋介石也早于六月十四日发表《告川康陕甘宁青民众协助剿匪书》。完全与周函“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人陕甘”所陈述的相吻合。
正由于周恩来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致函两陈，陈立夫遂于一九三五年圣诞节前一天，奉蒋介石之命与懂俄语的张冲同行，二人均持化名护照，由上海经马赛到柏林。然而因秘密曝光，乃不敢径往莫斯科。(参阅陈立夫《成败之鉴》，页一九六至一九九)蒋介石遂改变计划，一方面，令陈立夫回南京与苏俄驻华大使交涉；另一方面，密令自俄回国述职的邓文仪重返莫斯科，转达和谈条件。苏联怕刺激日本和德国，不愿与华有任何同盟关系，但可考虑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蒋特别要求苏联不得趁日本侵华时，“直接或间接侵华”。他并不担心苏联会“直接”侵华，要点是“间接”，意指援助中共。陈立夫自承：“其实我们要和苏俄订互不侵犯条约，旨在使苏俄不要趁中日战争而帮助中共。”(《成败之鉴》，页一九九)这段秘辛告诉我们，蒋介石之所以积极与苏联搭线，就是怕两边作战，并借与苏联缔约以孤中共之势。所谓“联共抗日”只是表面文章。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3
周恩来对蒋介石联共抗日计划，自表欢迎，并重述中共抗日立场，当然不知蒋之谋略，更不知其中深藏联俄制(中)共的暗盘。于是陈立夫把潘汉年请到南京，直接谈判。陈立夫说，经多次磋商后，
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应系潘汉年之误)乃欲回延安复命，余乃令张冲陪其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再唱抗日高调，以保实力。潘则留京续洽，不料事隔数日，西安事变忽起，当时张冲与周恩来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何在也。其共赴国难宣言，于七七事变后，于同年九月二十二日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日公布。(《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
这段话，既把人名搞错，误将潘汉年写作周恩来，又把日子搞错，《中苏互不侵犯协定》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布的，中共《共赴国难宣言》是九月二十二日公布的，并非“同日公布”。此外，陈立夫更掩藏了重要真相，以至于变得莫名其妙：“共同抗日”既已“大体谈妥”，并已告知张学良，为什么还会发生因蒋不抗日导致西安兵谏的事呢？
原因在于根本没有谈妥。当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讨论《国共两党救国协定草案》，预定此次会议后，双方停战，然后由周恩来南下签订正式协议，解决各项具体问题，但是开会时，陈立夫忽然转趋强硬，转达蒋介石的话说：
蒋委员长的意思是：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编三个团，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一律解职出洋，经过考察半年后按才录用。共产党作为一个在野政党参加政府。 (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二三一)
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中也提及“商谈内容有四点，大要前已言之如下：一、服膺三民主义；二、服从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之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四、取消苏维埃组织”。(页二O二)潘汉年曾反问陈立夫：“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什么目前有此设想？大概是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潘汉年就与南京政府谈判合作抗日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报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这已不是合作，而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作业，中共当然不可能接受，谁又肯不战而降呢？潘陈谈判遂无结果，蒋介石想收编而不是合作，可见之于他后来所写的《苏俄在中国》：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尔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页七十二)
明言“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这怎么可能呢？中共的基本立场是“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见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一九一)国民党原在情势所逼下，答应此一统一战线，然而何以蒋介石的态度突趋强硬呢？因为陈立夫与苏联大使商谈互不侵犯条约时，获得苏方首肯：“他们(指中共)如果不听话，你们(国民党)把他们消灭算了。”(转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二三二)这正是陈立夫在回忆中所说的：“这时候苏联只希望能促成中日战争，他们就是牺牲了中共，亦在所不惜，国家至上，势所必然。”(《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陈立夫怎么知道苏联肯“牺牲中共”？除了得自苏方的允诺，哪有别的？苏联肯牺牲中共也不稀奇，斯大林本来就不喜欢毛泽东，而且在毛打败蒋介石之前，根本不相信毛有成功之可能。迟至一九四八年，斯大林才承认对中共估计错误，在二战后犹直告中共同志夺权无望，而应与蒋介石“妥协”(modus vivendi)。(见Dedijer，Tito Speaks，P．322)
蒋介石知道可以荡灭残余共军，而不会影响中苏关系，才从停攻延安到猛力进攻延安。毛泽东于十一月十二日复潘汉年电文中，即有“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之语。(电文见《文献与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合刊本)这样高姿态强迫张学良剿共，以致引发西安事变。蒋介石事后于《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西安事变前中共已接受取消红军及苏维埃等，停止内战，是不确实的。果真如此，当张学良在洛阳、西安恳求蒋介石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时，为什么不说一声?难道对自己的副司令会与事实正好相反的隐瞒?果真如此，又何必逼张剿共?事实很明白，蒋介石带着满朝文武到西安来，气势汹汹，就是要大举剿灭不肯接受收编的红军的。正因如此，才会有张、杨兵谏。蒋介石“通匪”是真戏假做，而张学良竟把老蒋的假戏真做起来，打破了他的计划，难怪此恨终身绵绵不绝，死也不肯饶恕张学良。
无可怀疑的，西安事变才真正改变了蒋介石的“先安内再攘外”的既定政策。蒋介石抗日，乃是被张学良逼上梁山的。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4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东北军在陕西，处境极为苦闷，因为他们不能在东北打日本人，反倒在西北打中国人。有一项记录说，事变前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苗剑秋劝他说：“我觉得陕北共党不过是癣疥之疾，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侵略才是百年大患呢!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张学良听了，说：“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这种想法太浑蛋了!”苗剑秋说：“你才浑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的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战，你凭什么资格骂我浑蛋？”张学良是有度量的人，他说：“你说得对，我们两个都是浑蛋!”(参阅右军《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因此，西安事变的原因，简单说，就是张学良和东北军不愿再做浑蛋。他们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去打日本人。
张学良本来的打算是先由他跟中共谈拢，再由他向蒋介石进言，最后大家一致对外。在跟中共谈拢这一点上，他已经成功，中共对他信誓旦旦，甚至“愿受指挥、愿受监视，任何时候可以随意谴责”，都无不可。在与中共谈拢的过程中，张学良甚至大哭，周恩来也陪他哭(参阅石川忠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这样子敲定，当然使张学良感动。于是“各以勿食言为约”后，就等张学良“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了。不料他在“向蒋公竭力进言”一点上，始终不成功，他以“巨额私款接济中共，中共自行撤出瓦窑堡等等，都表示了中共在套他的交情，等待他兑现中国人一致对外的大希望。
在这种等待中，张学良的心理压力愈来愈重，深感不达到“竭力进言”是不行了，最后，他在其他因素的相激相荡下，终于走上了“兵谏”的路子，即使个人遭到任何损失，也甘愿为国牺牲了。
蒋介石既已决定打完内战再说，他飞往西安，就是要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服从他的政策，坚不听张、杨苦劝一致抗日，更严厉督责，并加以威胁。最可注意的是，蒋介石在十二月九日，即西安事变发生前三日，写了一封密函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全函如下：
力子主席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西安事变资料》第一册，页十至一十二)
蒋介石的目的，显然是想经过《大公报》透露他“剿匪”的决心与布置。这种布置当然也同时给张、杨以警告与威胁，可说是蒋氏要达到其目的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另一方面，张学良于一再试图改变蒋介石不抗日政策失败后，为了达到抗日的目的，也采取了非常的手段，不得已于十二月十二日发动兵谏，劫持蒋介石两个礼拜。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件。
张学良发动兵谏，主要是他少帅一个人的决定，中共事前固然不知情，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更不知情，是以当南京政府怀疑苏联策动西安事变，莫斯科十分愤怒，并向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提出抗议。(见《蒋廷黻回忆录》，页一九八至一九九)俄国人既与蒋介石已有尚未公布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什么以及凭什么命令素无渊源的张学良抓人？
事变后一日，中共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人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说是“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又说：“公等果欲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此时中共显然仍是“讨蒋抗日”的立场，然而蒋既不在他们手中，是否“交付国人裁判”，并非他们所能控制。不过，周恩来于十二月十七日晚上应张学良之请抵达西安后，得以商定和平解决五项条件如下：
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从此一协议可知，中共立场已渐由“讨蒋抗日”，倾向张学良“拥蒋抗日”的主张。中共在十九日又召开扩大会议，接受了“保蒋安全，消弭内战”的意见。盛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国际来电施压所致，是不确实的。共产国际确有“指示”，但至十二月二十日才到达保安(见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时致周恩来电)，有关和平解决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张学良兵谏之目的始终是“拥蒋抗日”，一旦蒋答应抗日，哪有不和平解决之理？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共影响张学良，未免小看少帅的决心与独断。其实，张学良甚有主意。当西安事变顺利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就因为张学良的兵谏目的已达，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但蒋氏回到南京后，口口声声说没有答应任何事，如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五届三中全会时，报告西安事变经过有云：“中正始终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听其有何陈说。”他以领袖人格保证的诺言，虽口说无凭，然而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放弃先安内的政策是最好的证明。证明张、杨的兵谏的确促使他把对内的枪杆子对外，也就是说不再打内战而一致对外，也就是说对日本的侵略，不再忍辱负重、不再退让。此一“不再”之后，除非日本军阀停止侵略，抗战的爆发乃是时间的问题。果然，卢沟桥事件一发生，中国一抵抗，全面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西安事变与抗战爆发的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若问抗战是怎样抗起来的，一个最简单的答复就是西安事变，因为此事彻底改变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5
西安事变达成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也即是此一事变的历史意义。目的达到，当然是一种成功。对蒋介石及国民党而言，也是成功的，因事变之后，蒋介石个人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后所未有)。他的声望大增，当然是由于全国人民相信他将领导抗战。对共产党而言，也是成功的，由于停止内战使红军获致喘息、重整以及发展的机会。唯一失败的是事变两主角。张学良被软禁，杨虎城全家被谋害。而且，最想抗日的东北军，不准抗日，惨遭解散!张、杨因促成抗战而遭大殃，确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讽刺。
但是此一大讽刺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蒋介石处心积虑造成的。西安事变之后，蒋委员长决心领导全国抗日，声望如日中天，他岂能予人一种被迫抗日的印象？所以，他一再否认西安事变有任何积极的作用与意义，一口咬定是一犯上作乱的叛逆事件。他之所以安全脱险，是由于他自己的精神感召!因而不惜伪造所谓《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不惜军事审判张学良、不惜囚张杀杨、不惜宣扬张、杨乃是目无法纪的军阀余孽。这一切都在制造惩罚叛逆的印象，而极力“淡化”对抗日所起的积极作用。
蒋介石掩遮西安事变真相的主要工程是《西安半月记》。他说是当时的日记，因此不少历史学者就把它当实录来引证。吴天威的英文专著《西安事变：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枢纽点》 (The Sian lncident：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虽知《西安半月记》实出陈布雷之手(见页二二八)，仍然据为“有名的日记”来引用，甚至据之证明张阅蒋之日记与文件后，态度改变，流泪后悔。(页八十六至八十七)李云汉撰写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引用不少档案资料，于《事变经过》一章中，一再长篇征引《西安半月记》所述，视为最信实的史料，并据之以重建“西安事变”半个月的史实。(参阅页四十九至七十五)
然而《西安半月记》全文起承转合，一气呵成，井然有序，不像是原始的日记。其浅近文言，更神似陈布雷的手笔。果然，陈布雷于一九四八年岁暮自杀后，上海二十世纪出版社影印其手写稿出版(其夫人王允默女士提供，书前并有王女士序文)。此影印手稿又于一九六七年，由台北《传记文学》社，以铅字排印出版，书名《陈布雷回忆录》。观其内容，称之为《陈布雷自编年谱》似较恰当。谱中民国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这样一段记载：
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传记文学版，页一一八)
是知所谓在西安的对张、杨训词，乃是返抵南京后，陈布雷根据蒋氏夫妇授意而编写成“词”的，其目的欲告世人事变之结束，由于张、杨勇于悔过。
不仅此也，又于民国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二月二日条记道：
蒋公赴杭州，余(陈布雷)与郑医师等同行，在杭州度阴历年，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时适阴历元旦，寓中寂无他人，望弟来助余缮写，既成乃赴沪，盖蒋公归西爱咸斯路之沪寓请医检视身体也。(页一二○)
是知《西安半月记》也并非蒋氏十二月十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记，而是陈布雷遵照蒋氏的意思，在旅馆中“闭门造车”的产品，而且,“工程”不小，还需“望弟来助余缮写”(“望弟”系陈布雷妹夫翁祖望，为陈之机要秘书，女儿为中共地下党员，后嫁蒋姓，即现任中共人大委员长之乔石，乔石本姓蒋)。陈氏生前没想到要发表的手稿，居然无意间透露了真相。奇怪的是，此段宝贵的史料，虽早于一九四八年问世，却不被许多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所注意与引用。
《西安半月记》既由陈氏事后编造，严谨的史家自然不能再视为蒋氏日记来引用。不过，陈氏既秉蒋氏意志而编造，仍然具有史料价值，其价值在于足可反映蒋氏的“后知之明” (anachronism)，乃是蒋氏事后对“西安事变”的主观论断与定位。
陈布雷编写的蒋氏日记从十二月十一日起，正好是事变的前夕，所记种种疑点，诸如：“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此乃写文章的伏笔，以及“后见之明”!通篇用意，无处不在维护以及装饰领袖的尊严。其实，“西安事变”之后，“拥蒋抗日”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为了举国一致对外，维护领袖的尊严自有必要，张学良不计后果，坚持陪蒋返京，有若负荆请罪，亦就是要给足蒋氏面子。然而《西安半月记》更有进一步的发挥，尽量凸显委员长正气凛然的形象，若谓：“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然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以及直言张学良等因读其文件日记，受其伟大人格感召而释放他，甚至借宋美龄之口，将其西安蒙难，与孙中山广州蒙难相比拟。类此显然不仅仅要维护一时之颜面，直欲借此“日记”，以塑造千秋的历史美名。
但是，如果要追求历史真相，则必须揭除神圣的面纱，以见真面目。我们不妨以《西安半月记》所记，与其他当时人的记录对质一下，比而观之。《西安半月记》对被捕时一刻的描述是：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6
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喝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前来，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憩，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西安事变史料》，一九八三年出版，上册，页四)
文中的孙铭九营长亦有回忆，临潼扣蒋应是他一生最难忘的一刻，同样一事，请看他是怎样写的：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抢!”随后站了出来。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汽车。我也上了车。(《西安事变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页二二一至二二二)
两文对照，用词遣句虽异，所述事情实同。孙铭九的回忆朴实无华，口口声声委员长，并无故意贬诬之处，读来生动真实。反观陈布雷编写的蒋氏回忆，则刻意修饰，一心想在极为窘困的情况下，描述领袖之临危不惧与义正辞严，以凸显蒋氏的尊严，不免言过其实，过度渲染。如谓孙铭九一见到蒋，“向余长跪而泣!”蒋、孙初次面对，孙绝无向蒋“长跪而泣”的感情，今见孙氏回忆所述，盖知跪泣一景，乃系虚设，而非实有。
我们把蒋介石的说法与孙铭九所记对质，可得八点：
一、蒋介石说听到他的侄儿蒋孝镇“与叛军厉声争执”，这是替蒋孝镇脸上贴金，事实上，孙铭九说蒋孝镇“这个家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讲话“半吞半吐”，又何来“厉声争执”？在蒋孝镇表示不知道蒋介石行踪后，孙铭九即拿枪对着他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毙了你!”于是蒋孝镇“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孙铭九就按着“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上搜查”。
二、蒋介石说他被发现时“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孙铭九回忆却是：“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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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蒋介石说孙铭九一见他就向他“长跪而泣”；孙铭九回忆却是：“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四、蒋介石说：“找尔之副司令来!”孙铭九回忆：“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
五、蒋介石说“遂登车行”；孙铭九回忆却是：“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车。”
六、蒋介石说上车后“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孙铭九回忆却是“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唐君尧坐在蒋的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说。‘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我据理反驳。他说：‘你……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此时神态改变，怒形于色，并说：‘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遂闭上眼睛。到灞桥附近，路上军队甚多(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派来协助卫队营扣蒋的)，汽车时停时走，蒋眼睛向外看，不一会儿沉寂打破了，他问我：‘这是哪里的军队？’我简单地说：‘东北军。’车到西安城门，门口有岗哨值勤。蒋又问：‘这是哪个军队？’我说：‘十七路军。’进城门后，车子一直开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我和蒋下车进入早巳预备好的住室。”
七、蒋介石说抵新城大楼后“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孙铭九回忆却是：“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口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上午十时，我走出了新城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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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蒋介石说第二天孙铭九来见，请他移居，他说：“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绝不移出此室。”孙铭九回忆却是：“十二月十三日晚间十一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适，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起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我看不好再勉强行事，便后退一步说：‘今天黑夜委员长不愿意搬，我回去报告副司令一下。’蒋松了口气说：‘好，好!你快回去吧。’我出来用电话报告了张学良，张说：‘就等明天吧。’这时已是凌晨—点钟了。次日(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张学良又叫我去看蒋，并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便于进行谈判。这次见面，蒋似乎已明白我昨夜来此并无加害他之意。我一进门，蒋即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好青年。’接着讲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诚爱国的故事和孙中山蒙难得救的经过等等。神色与昨天不同了。又说：‘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军事最高长官，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你是军人，应以服从长官为重。’我看出蒋的用意是要我服从他，便说：‘我绝对服从我们的副司令。’他又转了话题说：‘你家中都有什么人，东北家乡还有父母吗？我也是贫农出身的。’想用这些话来取得我对他的同情。蒋最后还说：‘以后你常到我这里来听故事吧!’我回去把这些情况都向张学良做了汇报，张说：‘随他讲去吧。’”
根据以上的八点对照，发现在蒋介石的笔下，他自己是威武不屈的、临危不乱的、视死如归的、神气活现的、大义凛然的；但在孙铭九的笔下，他却是藏头缩尾的、狼狈不堪的、贪生怕死的、张皇失措的、喜怒无常的、坐在地上耍赖要马骑的。最妙的是他不止一次称赞孙铭九是“好青年”，据孙铭九告诉陈平景，从捉蒋那一幕，他充分看出蒋介石的性格，一面是上海泼皮的性格，一面是上海奸商的性格。蒋介石最后且以“孙中山蒙难得救”的故事想打动孙铭九，一切就都呼之欲出矣!
孙铭九押送蒋至新城大楼后，即辞出，前往张、杨处报告经过，乃由杨虎城部特务营宋文梅营长监视，形影不离，以察言观行。《西安半月记》记蒋、张于事变后首次见面：“约半小时后，张始来，对余执礼甚恭，余不为礼，张垂手旁立。”宋文梅则记张于九时三十分左右到达，“蒋见张来，神色突变，仍呆在座椅上，继续出声长吁。”所谓“不为礼”者，乃张二次对蒋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不作答。至于“执礼甚恭”、“垂手旁立”，显然是文人踵华之词。最后蒋还是说了话，令人感到蹊跷的是，至此蒋已知东北军发动兵谏，而《西安半月记》竟谓：“余(蒋)问：今日之事，尔(张)事前知之乎？(张)答：不知!”蒋之问，已属多此一问，而张居然说“不知”更不可能。细阅当时在场的宋文梅之追忆，始知当日中午蒋要与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见面，蒋与邵谈话时要宋离开，宋不肯，乃听到蒋问邵：“西安发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吗？邵答不知道，蒋听后便不再说话。”(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载《西安事变亲历记》，页二五一至二五四)显然，陈布雷在写文章时，“邵”冠“张”戴了。益见若果系蒋氏当日日记，绝不可能有此误记，转手陈布雷又不及细察，因而有此不自觉之误。
蒋住新城大楼后，张要蒋移居自宅巷内的较舒适新宅，以便于随时见蒋，但蒋坚持不肯，邵力子去说，也不肯，最后澳洲人端纳来见后，才同意移居与端纳同住。邵力子对这件“移居的事”，感到“疑怪”，但没有答案。《西安半月记》说：“余知叛部之意甚险，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斗争。”接着发了一大段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议论，诸如：“长隶革命之籍，古来忠烈，刀锯鼎镬，甘之如饴”，以及“总理之大无畏精神”、“耶稣受恶魔四十九日之磨折试炼”等，以便“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做最后之牺牲”。(页十一)仅仅要他移居，何以如此严重？蒋对孙铭九持枪来请，更谓“余(蒋)大怒”!其实孙怕蒋恐惧，特意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但蒋仍感惊慌，坚持不允在黑夜中移居。孙看在眼里，认为“这种情形说明，蒋是误解了我们的用意，以为我们要在黑夜间把他拉出去枪毙，因而怕离开住地”。(《西安事变亲历记》，页二二四)监视蒋的宋文梅亦说：“孙(铭九)因奉命必须迁移，要我劝说，但蒋心存疑惧，坚决不肯。最后，我请孙入室共劝，蒋见孙腰间带着手枪，更加疑惧，向孙说：我是行政院长，应该住在这里，其他地方，我不去。”(同书，页二五五)孙、宋二人的观察，颇有助于理解何以蒋氏不肯移居的心理。然而何以端纳一来，疑惧顿消，就肯移居了呢？这与端纳是外国人大有关系。蒋氏不是挟外自重，而是挟外自安，在蒋氏心理上，有外国人在旁，总不至于被拉出去枪毙。端纳与蒋同住一屋，其道理亦就不言可喻了。
《西安半月记》一壁大力为蒋撑门面，以维护委员长的尊严，另一壁则尽量抹黑张学良。后者显然与前者相关，因张脸愈黑，则显得蒋脸愈白。最关紧要的是，全文全面封杀张、杨兵谏的原始动机，并加以歪曲，内容基本导向是，张、杨受人(影射共产党)迷惑，犯上作乱，然经领袖伟大人格之感召而悔改。然则“西安事变”之结束，乃因西安叛部之动摇而改变初衷，并非蒋氏答应改变“攘外先安内”的政策而遭释放，如谓：“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绝不存丝毫侥幸之心，盖唯以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页二十三)此与历史真相相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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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兵谏的动机原甚单纯，就是要蒋停止内战，团结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简单地说，即出于爱国心。这种动机单纯得使不明内情的人，不敢信以为真，即贤者如胡适与傅斯年亦断然不信，认定张学良别有政治野心。然五十余年来，史料大出，显示动机就是如此单纯。按诸张学良事变前后的言论，也相当一致。杨天石已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孔祥熙“西安事变”期间未刊电报，连载于北京出版的《团结报》上(一九九一年一月二日至二月二十日)。其中颇多孔、张间电报，为孔氏回忆录所不录，颇可明张之心迹及其单纯的动机，以及和平解决之真相，足以揭露《西安半月记》的隐饰。
张学良于事变爆发之日(十二月十二日)，致蒋妻宋美龄文电，即明言留蒋促其反省，绝无伤害之意，只因“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其抗日救亡的动机，已表露无遗。张又于事变后第四日(十二月十五日)复孔祥熙电，亦谓：“弟等此举，决纯为实现救国主张，绝无一毫对人私见”，再度表白其单纯之动机。张再于事变之第五日(十二月十六日)复电冯玉祥，更谓：“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所乐为，纯洁无私，可质天日。……良等苦闷，惟在抗日未能及早实施。”冯玉祥提及愿担保张之安全，张曰：“担保一层，尤无必要，盖良固不惮以七尺之躯，换得主张之实现也。”更进一步表明不惜以性命换取纯正之主张。张复于事变之第八日(十二月十九日)，又重申：“文日之举，纯为积极实现抗日救国主张，如中央确能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行动实现后，用我则愿做先锋，罪我亦愿束身归罪。”最后张于事变之第九日(十二月二十日)致电外交部长张群，有曰：“文电既已褐橥八项主张，则八项之外，自无余事，口是心非，弟不为也。”凡此足见张于私函密电中，与平昔公开之主张，完全一致，并以此为交涉之严正立场，则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动机，纯为抗日救国，已无可怀疑。
宋美龄于复张学良元电(十二月十三日)中，原亦针对张氏主张，谓“凡吾兄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于采纳”，又谓：“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以为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侈言民主固非实在，然表明可从公意。再谓：“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当可无话不说。”但是蒋宋美龄于《西安事变回忆录》(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页二十六至五十一)中，为配合乃夫《西安半月记》不与叛部谈判之立场，竟谓：“余复以长函(按即元电另由端纳携往西安)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页二十九)回忆之文不仅语气与原电相差甚远，而且掩饰愿意商谈之痕迹，代之以促张释蒋悔改之词，其用心亦可知矣!
孔祥熙于致张学良寒电时，亦认知张之主张，谓“查抗日御侮，举国同心，中央同人初无二致”，不同者，“仅有时间之不同，绝非宗旨之异趣”，替蒋代“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辩解，蒋既亦抗日，则兵谏便无必要。张学良当然不服，于复孔申电中谓，一致抗日之主张“对委座已再四涕泣陈词，匪惟不蒙采纳，且屡被斥责，弟受委座知遇，绝无负气之理，但委座主张坚决莫移，已绝对不能否认，故不得已而出此”。可见，就张氏而言，只要蒋答应改变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即可解决。但是孔祥熙于二十余年后写回忆录，竟怀疑“张杨所谓救国八项主张”，甚至说：“张杨通电，虽以抗日为理由，而八项之救国主张，则未有一项涉及抗日，至其所谓容纳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开放爱国运动等等，皆已走入共产党之路线!”张、杨通电中无抗日两字，因当时中日仍有邦交，自无必要启衅，然八项主张无一不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关，正见张、杨并非老粗。至于孔谓“容纳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开放爱国运动”，乃共党路线，然则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岂非采“一党专政”、“勇于内战”、“反对爱国”的路线？(孔氏回忆录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页一一三至一六一)可谓孔氏失言。
《西安半月记》给人的印象是，张扣蒋后，被蒋训斥，不知所措；读蒋日记后，更加痛悔，力求弭过，乃送蒋回京。其实不然。张学良自始至终，甚有主意，他的目的是拥蒋抗日，然而必先逼蒋抗日，才能改变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孔祥熙所藏未刊电报中，有一封钱宗泽于十二月十五日发给张群的密电：
卫密。极机密。本日端纳顾问由西安回洛，据云：委员长住张学良之旁楼甚安。张要求接受主张，委员长初甚反抗，以后云，无论如何，须回南京方能办，但对方认无保障，有请求孔部长赴西安之意。总之，内幕情形，似有转机。谨密陈。职钱宗泽叩。删酉。(载《团结报》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日《史海钩沉》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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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密电透露，事变发生之第四日，委员长已不再反抗，答应回南京办，则已允诺张等主张，此一“转机”，在《西安半月记》中看不到的。然为了“接受主张”有所保障，南京必须派人到西安谈判交涉，以获协议。但南京中央不欲与叛部谈判，更不欲接受叛部主张，乃采讨伐的高姿态，以便维护尊严，惟孔宋家族求释蒋心切，愿意谈判，然又不愿示弱。两派意见最后整合为双管齐下策略，即表面上声张讨伐，实际上寻求政治解决，亦即循谈判途径。孔氏急于解救蒋介石，于十二月十五日建议张“一面亲送介公至并(太原)，弟(孔)即邀中央负责同人，前往会商”。其意先让蒋脱困，再做商议。但张于十二月十九日电孔，坚持“中央同人果爱国家、爱介公，自当推人来陕商洽。抗日实现以外，别无所求，更无金钱与地盘思想。区区志愿，蕴之已久，绝非一时冲动。中央对弟主张如无办法，势难送介公返京”，甚为坚决，一定要中央派人来谈，同日张又致蒋鼎文电，谓可派宋子文与顾祝同来。但中央为维持高姿态，即派宋子文亦有阻力，最后让宋以私人名义赴陕，以掩遮中央派官方代表到西安谈判之实，然后宋子文才于十九日飞陕。宋到西安自非探亲，当然是要谈判，我们虽不知谈判内容，但宋于二十一日即返南京，必有所商议，二十二日又偕宋美龄、蒋鼎文、戴笠、端纳等返陕，做最后之商定，是则宋氏兄妹代表南京中央助蒋与张谈判，达成协议，获致政治解决，已属无可怀疑的事实。
协议未立字据，已可确定。张学良接受君子协定，因此与杨虎城于释蒋一事有所争执。事实上，即使立下字据，亦可撕毁，而君子协定，并非完全口说无凭。张于致蒋鼎文皓电已透露：“此间要求，惟在抗日，委座已表示容纳。”并谓：“总之，抗日主张如不能实现，难送委座返京。”迟至十二月二十日于致张群电，犹坚持“非至抗日主张实现，殊难送委座南归”。可见张学良与宋氏兄妹于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商谈后，知主张可以实现，乃决定于二十五日释蒋，并决定亲送返京。如果连口头的君子协定都没有，张既无以交代，杨虎城等更不肯通融。《西安半月记》谓全无承诺，自不可信，且全文无一语提及要求抗日，仅于一处谓张等“于国事有所请”，故意隐讳所请之国事，乃孙铭九所谓：“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显因已有口头之承诺，不能说“抗日”之不是，又不能说被叛部胁迫而抗日，因而讳之。
《西安半月记》全无周恩来的踪影，更是不实在之忌讳。宋美龄于其回忆中言及“一有力分子”，即周恩来，谈甚久，然只说周拥蒋而不言抗日，亦不说蒋允不打内战之承诺。但是周于晤见蒋、宋后，已将协议三度电告延安，近已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页七十至七十五)，则口头承诺，实已留下文字痕迹。张学良事后绝不言蒋有承诺，直至一九九O年，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问周、蒋会谈，张说不但在场，而且周乃由其引见，但接着说：“对不起，我不能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情不应该出自我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转引自郭冠英《张学良侧写》，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九二年出版，页三十八)说出来，会被伤害之人，舍蒋而谁？可能被伤害的原因，除了蒋有承诺外，还有什么？所以张虽不说，但已尽在不言中。
事实上，《西安半月记》虽说毫无承诺，蒋在行动上实已接纳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由剿共转向抗日。孔祥熙说，抗日救国乃蒋之既定政策，并不确实，可由蒋氏自己的话来驳斥。蒋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距西安事变仅一个多月，于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犹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页十一)然而事变之后，却停止剿共，逐步走向抗战之路。卢沟桥事变一发生，中日之战便不可避免。其实，“九一八事件”远较卢沟桥严重，然因不抵抗，卒未演成战争。西安事变之后，既由不抵抗转为抵抗，任何日本挑衅，一抵抗即可引发战争，因不能期望日帝退缩也。就此而言，西安事变确可称作抗战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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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虽不愿明说张学良逼他抗日，却忍不住抱怨张学良中断了他的剿共。《西安半月记》引言中有谓：“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这一段话，且不论无意中自认西安事变导致其政策之改变，由剿共而抗战，所谓至多一个月内可竟全功，则绝不可信。固然，若不计代价，倾全国之力，扩大内战，或可竟全功，然势必耗尽国力，让日帝坐收渔人之利，此正是爱国者如张学良所不忍见，乃不惜以兵谏逼蒋改弦易辙，领导全国抗日救国。
然而，西安事变导致中共坐大论，却大有人唱和。孔祥熙于一九五O年的冷战时期写西安事变回忆录，劈头便说：“八年抗日战争与今兹共党之窃据大陆，亦实于是役种其因。”即于西安事变时代表张、杨赴太原与阎锡山商谈的李金洲，竟亦说：“大陆全部沦陷，政府偏安海隅，使七亿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推源祸始，皆肇端于西安事变。”(李氏撰《西安事变亲历记》，页一)国民党官方史家更将张学良描绘成失去大陆的罪魁祸首，史传曲笔，莫此为甚，李敖曾撰《别赖张学良了》长文驳斥，铿锵有声，足资参考。(见李敖编著《张学良研究》，页一五五至二一六)须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以求抗日，如因抗日失败而亡国，尚可怪罪汉卿，但抗日胜利，汉卿不仅无功可言，仍为阶下囚。当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声势十倍于共产党，不旋踵于四年之内，丧失神州大陆，竟怪罪于囚中的张学良，宁有此理？
由“中共坐大论”再推本溯源，演成共党阴谋说，大肆发挥《西安半月记》所指张学良“受人迷惑，做联俄梦想”，认为张、杨原无主见，因受到中共的渗透、分化而制造事变，并以周恩来为西安事变之“谋主”。李云汉专著论述事变前因主要章节，分别为“共党怂恿张学良”、“信心动摇”、“三次秘密接触”、“赤氛笼罩西安”等(见李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页三至十二)，可谓阴谋说学术化的大成。李氏固代表国民党的立场，但长久以来内地学者亦辄谓，张之逼蒋抗日方针系受到共产党的启示与影响。事实上，中共对东北军的影响不能说没有，而之所以有影响乃因日帝侵略的大气候，东北军并非因中共的宣传而抗日，但中共号召抗日，自有相契之处。
《西安半月记》中触目之曲笔，尚有：“尔(张)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蒋)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宽容庇护，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此显指“九一八”事，明明张受蒋不抵抗政策之累，代蒋背黑锅，而竟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如此!抑陈布雷画蛇添足之笔欤？
《西安半月记》中已埋下嫁祸于杨虎城之伏线，如借张口曰：“余(张)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欲发动，催促再三，但彼(张)踌躇未允；惟自十月来临潼亲受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然实后悔莫及。”(页十七)竟认为张受杨之煽惑，失之更远，故张于台湾囚中作《反省录》，不惜力言：“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西安事变史料》第一册，页一一二)显因蒋氏恨杨“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挟嫌弯曲，实可做杨氏一家于抗战胜利后遭灭门之祸的伏线读。
蒋介石脱险归来，马上背信弃义，把张学良扣留下来。张是自愿而且十分坚持陪蒋回京的，为西安事变做了动人的收场。他于行前告诉孙铭九：“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送他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了千古美谈!”但是张学良看错了人，蒋介石才不来这一套呢，他要泄一时之愤，顾不到“千古美谈!”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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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京没有几天，张学良就被蒋介石移付军事审判，但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把蒋比做袁世凯。据傅斯年说，审判经过为“委员长所闻，甚气，谓不放这小子回去”。(见汪子飚《傅斯年密函里的西安事变》，《张学良研究》，页一四九至一五四；另参阅马王《西安事变逸话》，《香港时报》一九五一年九月五日)最后，张学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国民政府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核准。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同时要求请予特赦，理由是：“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才孔亟，该员年富力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尚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一月四日，特赦获准：
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主席林森、司法院院长居正。
张学良虽被特赦，但是，蒋介石的宽大是很可怕的，因为“加以衔勒”、“严加管束”，最后淹没了“需才孔亟”、“戴罪图功”，张学良还是“遽令废弃”了。最不甘心的也许是硬不让他带兵去抗日。
近半个世纪来，蒋介石“拿着培养一个团部队的经费”，看住张学良，只是说着要起用他，但是他一直失掉自由，从浙江溪口关到安徽黄山，从安徽黄山关到江西萍乡，从江西萍乡关到湖南郴州、沅陵，从湖南郴州、沅陵关到贵州修文，从贵州修文关到台湾新竹、北投，在蒋政权迁到台湾来以前，谁也见不到他，连东北耆宿兼国民党同路人莫德惠，也不过在十二年中，一共只见到他三次。
蒋介石不讲信义，令宋子文、宋美龄这两个调解人颜面无光。宋美龄是妻子，无可奈何，只是说了一句“我们对不起汉卿”的良心话。宋子文是小舅子，他对“他(张学良)送蒋先生回到南京后，结果中央却拿他当‘犯人’看待这一点，似乎表露过十分的不满”(见高山流《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而“宋子文觉无以对朋友，一怒而走上海，直至抗战未担任政府正式工作”(见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显然也不无内疚与抗议的双重意味。事变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又和好了。在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里，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声浪里，在“停止一切内战”的实行里，在“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谈话里(蒋介石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谈话)，在“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的释放里，在西安事变八条件无异大部分的同意里……中国在走向自由，张学良在失掉自由。——“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如何领导抗战 1
蒋介石于西安事变发生时，越墙逃走，折腰受伤，回来后在沪杭溪口等地治病养伤，同时处理善后，有不少小动作，如审判张学良、自请辞职以及筹划解决东北军等等，但是大方向已无可改变，内战绝不可能再打下去了，在全国高涨的抗日情绪下，不可能不抵抗了。如果日本再次向华挑衅，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再度合作更是客观趋势，非任何主观意愿可以左右的了。
中共方面的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八日，针对他认为“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的《对张杨的训词》，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以蒋氏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相责、以信义相责，宣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如果蒋氏放弃过去错误的政策，“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册，页二二八)一周之后，中共又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履行诺言。一九三七年的一月里，国民党终于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内战正式停止。同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一方面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另一方面也通过了联合各党各派的议案，但不许发表。(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会后，蒋介石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一面主张开放言论，一面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一面主张集中人才，一面诋毁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一面主张释放政治犯，一面强迫被捕的共产党员自首。”(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页三一六)充分表示出在外力压迫下政策转变中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多少反映蒋介石心有未甘，在不能继续剿共的情况下，仍想以谈判方式来收编中共的党与军。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周恩来曾赴杭州与蒋介石会谈，时为三月下旬。许多具体问题没有结论，显因蒋想借统一而融化之，而周则要在统一中保持自主，然而在原则上已达到国共合作的共识。中共遂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说明“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
一九三七年五月，蒋介石伤疮销假后，与汪精卫一道到庐山，召集学者名流座谈。陈布雷记道：
是年夏间，庐山有蒋、汪二公召集之学术界名流谈话，且举行教育人员训练，山中冠盖如云，行政院各部会亦多移至山上办公，甚为热闹。(《陈布雷回忆录》，页一二）
周恩来亦于六月四日上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等谈判。蒋提出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其本人为具有最后决定权的主席)，监督国共合作；红军由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朱德、毛泽东出洋；以及坚持国民党派员担任陕甘宁边区正职长官等。蒋想吃掉中共的意图仍十分明显，周恩来哪肯接受，遂于六月中旬返回延安。中共中央于六月二十五日还是做了一些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蒋提出的那个“同盟会”，然必须确定共同纲领，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且保持中共在党组织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独立性。边区正职长官可由国民党派，但必须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任选一人。至于红军改编，必须由朱德为指挥官。蒋介石仍不肯接受，协议未成。但是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大战迫在眉睫，一致对外，已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了。……总之，诚如内地学者所说：“蒋介石虽然被迫与共产党进行两党合作的谈判，但他是想在合作的名义下，把共产党联合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联合在国民党当中逐渐溶化掉。”(见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页二九四)
说到七七事变，许多学者喋喋不休争辩谁在卢沟桥上放了第一枪。请问强盗在你家里横行，你不肯屈服而打起来，谁先开打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事变在卢沟桥发生并非偶然，卢沟桥与丰台为北平对外交通的两个门户。日军已于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强占丰台车站，如果再控制卢沟桥和宛平城，即可对北平形成合围之势，以巩固其所谓“华北特殊化”之目的。日军演习与士兵失踪都是为了借故生事，后来那名失踪的士兵在妓院中被寻获。(参阅刘凤翰《抗日战争史论集》，页一O一至一一三)然而日军仍要进入宛平搜查，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侵占宛平，宛平守军起而抵抗，是谓七七事变。
北平市长秦德纯于七月八日，发电报给仍在庐山的蒋介石，报告事变情况。据陈布雷说，蒋于九日以后“始悉其梗概”，蒋“仍不愿和平破裂，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抱定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见《陈布雷回忆录》，页一二一)日本政府也表示不愿扩大，但不扩大是以中国屈服为前提，不屈服就不可能不扩大。在蒋而言，如果再像九一八那样不抵抗，无异政治自杀。同时毛泽东、朱德以下红军将士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日救国。蒋遂于七月十六日在庐山又邀集全国军政要人，举行谈话会。八月中共派周恩来等参加，提出国共合作宣言，主张发动全民抗战，共赴国难。中共又做了些让步，但仍坚持国民党只能派人参与指挥红军。蒋介石若即若离，直到八月中旬才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让步，愿意与中共共同抗日。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如何领导抗战 2
蒋介石虽仍“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心知肚明日本军阀气焰正炽，不可能“觉悟”，则战争势不可免。他于七月十七日对卢事讲话，实已为全民抗战做了心理准备。(参阅蒋七月十九日日记，载《蒋总统秘录》第二册，页二十四)七月二十日，蒋自庐山返京，国民党内包括广西李、白的反蒋派系，纷纷拥蒋抗日，更使蒋无从退却，停战谈判破裂，日本侵略军于七月二十八日深夜向平津大举进犯，二十九军顽强抵抗，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不到二三天，平津就相继陷落。蒋介石于二十九日在日记上写道：
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理，此不足惊异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页一一四O)
中日两国军力固然强弱悬殊，但是如此不禁打，实在令人惊异。蒋于事前一再电告宋哲元，若日寇得寸进尺，“中央决心运用全力抗战”，要宋“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守住北平，但仍冀望于明知不可能的和平解决，贻误战机，以至于仓促应战，中央更不及全力支援二十九军，导致迅速溃败，连失名城!他于七月二十九日记者招待会上，自认平津失败问题，“愿由余一身负之”，并表明抗战的决心。抗战一词，也是蒋介石首先坚持用的，以表示中国在日本侵略下，不得已起而应战!
真正的全面应战，则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的淞沪之战。翌日，国府外交部即发表抗战自卫声明。八月十九日，蒋终于同意中共有关红军改编的主张，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月二十一日，正式公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九月二十二日，中央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接纳中共，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可见，严格而论，“八一三”才是蒋介石决心全民抗战的开始，他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军委会既成为最高统率部，编制大为扩充，设秘书厅以及六个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事宜。在举国一致对抗外国侵略的情况下，蒋介石终于成为统一中国之最高领导人。
这位最高领导人如何领导中国抗战呢？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于一九六六年“恭印”了一本《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序中说：“揆诸领袖革命奋斗之经过，凡世人以为万无可胜之理者，领袖无不优为之。”其中最印证此理的，是说蒋介石“决定持久消耗战略”以为“抗战胜利的基础”的几段话。全文如下：
抗战开始以后，领袖认定中国当时的军备，绝不容许拿硬拼力战的方法，去抵抗挟有现代化陆海空军的敌人。为了要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和避免敌人不断攻击的毁灭，乃决定利用中国众多的人力和广大的土地，采取持久消耗的最高战略：一方面不断的消耗敌人；一方面扩散战场，分化敌人的优势，同时积极的培养战力，捕捉反攻机会的到来。
在这一最高战略运用下的战争指导，第一期要“以空间换时间”，来增强战力，第二期则坚持敌后游击，来争取“积小胜为大胜”，自始至终的领有着战场，避免敌人的各个击破，保持着主力，等待着有利机会的反攻。这是抗日战略指导上最大的成功，也就是领袖战争决策上最高的创意。
在这最高战略运用之先，曾经遭遇着极大的危局，那就是开战后的次月，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的八月初旬，平津失守以后，日寇一面以精锐的部队沿平汉路南下；一面以海军陆战队从上海进犯。假如这个时候，平汉线的决战不幸失败，敌人即可长驱南下，直捣武汉腹地，剖分中国为东西战场，留着中国沿海的重要物资，分割了中国奋起应战的战列部队，整个抗战的全局，将会因此支离破碎，丧失了持久消耗的凭借。
领袖洞察了这可虑的危机，毅然的以一部兵力集中华北战场，在平绥、平汉、津浦沿线各个要点，采取纵深的重叠配备，多线的分段设防，对日寇进行逐次的抵抗。特别是先机的掌握了察南、山西的险阻，占领了侧面阵地，确保山西的天然堡垒，迫使进抵察南的日寇，感受到侧背威胁，不得不将向南的作战正面，改为向西进攻；因此解除了日寇长驱南下的威胁，使太原会战延缓了第二年的武汉会战。另一方面，把主力五十多个师集中到华东，利用湖沼复杂的地形，对国际观瞻所系的政略要区——淞沪，主动发起猛烈的攻势。
这改换作战正面的大会战，在吴淞、江湾、浏河一带，经过三个月的寸土必争，迫得敌人将“由北而南”历史上有利的作战轴线(如像元朝对南宋的作战，满清对明朝的作战)，改变成为“由东而西”不利的仰攻态势。这主动攻势的一战，使敌人完全追随了我军的行动，丧失了主宰战场的先机。这显示中国“抗战到底”决心的一战，迫使敌人先后七次增援，动员精兵三十万人，伤亡到六万以上，将主力确实转用到淞沪战场。这开拓“持久消耗战略”胜利之路的一战，掩护了沿海学校工厂物资的西迁，和千千万万忠贞同胞的撤运，保留了指挥作战的动能，造成了战局持久的契机。
这显示中国军队英勇浴血的一战，不仅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唱出了“中国不会亡”的豪壮歌声；海军的勇袭敌出云舰，封锁淞沪一带港汊，布放水雷；笕桥空军的英勇击敌；尤其是“八一四”这一天，首先以零比六的纪录，击败了进攻中国领空的寇机，粉碎了敌人“三月亡华”的迷梦，和国际间东亚病夫的讥讽。但这辉煌战绩，不能不感谢蒋夫人领导建设空军的辛劳。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如何领导抗战 3
这数不尽的令人鼓舞的情形，都是领袖转移南北作战轴线的辉煌结果。这绝不是一般兵家所认为“违反节约战争原则”的看法，这是着眼深远的战略优势作为! (页一二五至一二八)
“史政局”这一对“由北而南”作战轴线转为“由东而西”作战轴线的歌颂，后来被蒋纬国一路和声不绝。——自蒋介石死后，蒋纬国从发表《八年抗战是怎样打胜的》(《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起，到一九七七年出版《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到一九八五年出版《八年抗战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止，这位曾任战争学院院长和三军大学校长的二公子，都一再重复演绎他父亲这一“军事上的丰功伟业”。蒋纬国的演绎，是以“强使日军增兵上海，改变日军作战线方向”为主体的，重申“对上海之敌采取攻势，以迫使日军改变其作战线为沿长江自东向西”。蒋纬国的结论是：
改变日军作战方向，是领袖在战略指导上的杰作。这一杰作，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企图；造成了中国持久的条件；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拯救了中国的命运。
歌功颂德事小，历史真相事大。让我们先看看八一三淞沪之战的经过。
就军事常识而言，当时中国军队的装备、训练，甚至兵员都远逊于日本，战斗力薄弱，绝无可能主动开辟战场。相反的，日本为了要使中国屈服，故既于七月十一日决定向华北增兵，复于七月十二日制订向青岛、上海派兵的计划。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谷川清，就主张进兵中国经济中心上海，以及攻占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以迫使中国政府投降。蒋介石在判断日军可能在淞沪一带发动，才主动备战。当八月九日发生大山事件，十一日，日本海军云集上海，提出无理要求，淞沪战争一触即发，蒋始命张治中向上海推进。翌日凌晨占领租界周围要地。但到达上海的部队不过两个师、一个旅。直至开战之后，国军主力始陆续从其他地区调入淞沪战场，才实现主力转移。可见蒋介石绝非故意要在淞沪一带主动开辟战场。而日方为使中国屈服，势必要在淞沪大打特打。
基于上述基本事实，我们再看蒋纬国所说淞沪之战，一开始“对上海之敌采取攻势”，是很耐人寻味的。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就是想用攻势来消灭淞沪地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蒋纬国在《八年抗战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中说：“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正因如此，所以，淞沪之战的最初局面，就变成了一段“围攻时期”。然而据顾祝同自述，即于此“围攻时期”，“因缺乏重炮，又兵力不充分，不能扩张战果，致未能达成预期目的”，反倒惹来“牺牲甚大”、“损伤极重”的后果。(见《墨三九十自述》，页一七一)何应钦在《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也指出“我军缺乏强力硬甲武器，不能有效制压敌舰及克服街市之障碍，故进展迟滞”。(页四十五)是以，在“进展迟滞”、“予敌之威胁有限”的局面下，所谓“围攻时期”，“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就不可能了!蒋介石这一以“主力集中”，想一举拿下敌方根据地的干法，其实和三十七年前(一九OO年)西太后下令甘军、武卫中军，乃至义和团“主力集中”，想一举拿下东交民巷(各国使馆所在地)的干法别无二致。——当时西太后的部队围攻了八个星期，可是仍旧拿不下来，最后联军援军赶到，自己偷鸡未成反蚀米，如今蒋介石的部队只围攻了十天，日本援军就赶到了。于是，“围攻时期”转眼变成了“防御时期”，一切局面就逆转了。而“防御时期”，仍因：“缺乏空军及炮兵支援”，“日军又猛烈反击，使攻势终告失败”，“乃退守苏州河南岸，全般动态，愈形不利”，不久苏州河南岸阵地被日军突破，遂于十一月八日夜，向昆山、苏州一带撤退，由于地形窒碍、道路壅塞，在日机轰炸、扫射下，伤亡极为惨重，秩序也大乱，整个阵线动摇。(详阅《墨三九十自述》，页一七二至一七三)顾祝同说，不但前面仗打得“整个阵线动摇”，连“原拟守吴福线”等阵地，“亦未能有效利用”(页一七三)，可与白崇禧所说，“上海抗战原计划本是节节抵抗”(页一四O)，然“因敌人掌握空权，行军不易”，“复以命令下达仓促，部队准备不周，故原计划尚未实现便开始撤退”(《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页一四一)，相得印证。由此可见，整个淞沪之战，打得其实是事与愿违的，最后连向后面既设阵地撤退，都“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实施”了。顾祝同痛心地描述说，“在上海我军开始撤退后，日机猛炸我京沪铁、公路沿线各要点，苏州每日均在空袭中”，“乃决定于十一月十四日入暮后，向武进撤退。是日，苏州遭日机大肆轰炸，我离苏州时，苏州城内外多处大火焚烧，难民扶老携幼，沿途充塞，部队亦络绎西进，秩序混乱已极。过去战地情景，我虽已见惯，而此时一幅乱离惨痛的画图，深印脑际，历久竟不能磨灭。”(《墨三七十自述》，页一七四)——这个仗，打得真糟糕。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如何领导抗战 4
李宗仁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到南京，第二天白崇禧陪他去拜访蒋介石，认为淞沪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李宗仁回忆录》，页六七七)并建议部队更番上阵，来消耗敌人的力量。甚至可以自动弃守南京，诱敌深入以实行长期消耗战。但蒋委员长倔强不听，结果“淞沪会战，历时三月，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李宗仁回忆录》，页六七八)李宗仁更沉痛地说：“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之壮烈，在中华民国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页六八O)既败下阵来，人马践踏，惨不忍睹，而不出数周，敌人便从东西两面“进迫京畿，将南京合围”。(《李宗仁回忆录》，页六八一)李宗仁说，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页六八一)，这是对的。纵然非“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不可，也该移到南京去打，不该在上海打。白崇禧说：“上海地狭薄海，敌人陆、海、空联合作战，极易发挥威力。”“如果‘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我军为向国人交代，只做轻微抵抗，将主力撤至南京，深沟高垒，由沉着之将领指挥，敌人海、空军不能放肆，如此以守上海之精神守南京，虽南京终久必失，但其效果一定较大，敌人之损失也必更大。”可惜的是，李宗仁说得对，“蒋公不明此道”，他“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一切“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页六八六)，不单是战略上的，在战术上也一网兜收、巨细不遗。而这种战术，至多只能说是蒋介石自己的“战术”。因为蒋介石指挥部队的特色，是完全不尊重组织系统的，而是要由他自己越级指挥的。李宗仁说蒋介石“个性倔强”，不听人建议。那时的作战计划，全以他一人的意志为依归，旁人简直没有置喙的余地。当围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时候，蒋介石以为有机可乘、有功可图，一切都自己指挥，当时淞沪地带本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是冯玉祥、副长官是顾祝同，但蒋介石是亲自越俎代庖的干的。形式上，顾祝同虽然代陈诚指挥了张治中，但他并没有“实际指挥”，不但他没有，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也没有。(详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常常“隔着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在张治中的回忆中，他还临阵调走一个军呢!在八一三淞沪之役时，张治中当时是淞沪警备司令，也是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当时罗卓英的十八军拨归他指挥，可是，妙事来了：十八军竟暗中转调给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而张治中竟不知道!(详阅《张治中回忆录》，页一三一至一三二)
董显光《蒋总统传》说：
上海战事之每一次主要行动均由蒋总统亲自设计和指挥。他对于前线每一将领不断以电话接触，并曾两度亲赴前线与其部下将领会商。这三个月来，他彻夜警觉，与在前线上之每一军人相同。在此次战役中，他每夜平均睡眠不过三四小时，甚至这样的短时间，仍因前线常来电话，以致打断。自从他担任总司令以来，在一切战事中，他简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挥官无别。(页二七九至二八○)
董显光目的在捧蒋介石如何勤于“亲自设计和指挥”，殊不知毛病就出在蒋介石“在一切战事中，他简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挥官无别”。
正因为蒋介石的统帅方法是胡来的，所以，仗打下来，军官固苦，士兵更苦矣!冯玉祥记得，在前方打仗的军队，“虽然很忠诚、很勇猛、很爱国，可是老饿着肚子。”阵地又因偷工减料造得很坏，里面往往水深三尺。前方的伤兵也常无医药，“没有包扎所，更没有担架队。”伤兵运到医院，伤口已长了蛆，死了的无人埋葬(详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等等惨状。蒋介石打不过日本人，情有可原，但如此对待官兵，实天理难容。
李宗仁说蒋介石“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不知”；冯玉祥说蒋介石“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这些论断，都属知兵者言。蒋介石若能知己知彼，就该知道仗不是这么打法。但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他就这样打起来了，原因何在？李宗仁说蒋介石对淞沪之战的决定，动机有三：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第二“可能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第三“是由于蒋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其实依我们看来，还有第四，那就是蒋介石对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之战被十九路军抗日抢了锋头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认为那是他们黄埔系中央军的失招，因而如法炮制，妄想北齐笑话中“趁大家热铛子头，更做一个”。蒋介石这种心态，在《张治中回忆录》中表露无遗。张治中说：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如何领导抗战 5
上海为我经济重心，系世界观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亦须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锡澄线，洵属非宜；若迎战不能一举破敌，又不能持久支持，则使国人回忆“一·二八”之役，薄现在中央军之无能矣。(页一一五)
正因为“‘一·二八’之役”暴露了“中央军之无能”，所以蒋介石想要在上海表演一番。这时候，张治中提出了构想：
我对上海敌情的判断，自信很实在、很正确。同时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一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着。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敌，可分做三种时期：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九一八”东北之役，是第一种；“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是第二种；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用第三种。(页一一七)
张治中把这种构想形诸报告，向蒋介石提出，得到回电是：“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页一一七)
蒋介石首先构想“以扫荡上海敌根据地为目的，不惜任何牺牲，实行攻势作战”(《蒋总统来台后批阅之淞沪会战经过与南京撤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但是，这一构想，由于他在发起攻击时三次犹豫，“失机于先”，变得更不可能。
张治中“占领全沪”、“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页一二二)的构想，本来已是如意算盘，这一如意算盘，显然建筑在敌情判断的错误上。例如他说：“最初目的要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页一二四)试问明明到处是坚，“不在攻坚”，又何能幸胜？根据四十多年后国民党透露出来的史料，我们发现直到八月十三日当天，蒋介石还在问张治中“十五门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能不能“破毁”钢筋水泥的日本军营呢!(参阅《蒋委员长致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指示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攻击计划准备及倭营之破坏电》)可见蒋介石根本还没搞清楚起码的工事情况与武器性能，就“徒凭一时之愤(蒋介石写了别字，“愤”是“偾”字之误)兴”，打了起来了。他叫张治中不要“徒凭一时之愤兴”，但他自己，比张治中还“愤兴”呢!
张治中当时“愤兴”地说“日本无论来多少援军，绝无制胜的可能”(参阅陈公博编《炮火下的上海》)；蒋介石当时“愤兴”地说“敌军步兵之怯弱，实不值我军之一击”(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蒋委员长文未侍参京电》，载《蒋冯书简》)；结果援军登陆后，蒋介石又“愤兴”地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最后上海战场明明撤了退，蒋介石还“愤兴”地说：“此次阵地转移，我们已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抵死固守，誓与上海共存亡!”(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页四十八)事实上，这些“愤兴”造成的代价，是“凡参战部队死伤皆在半数以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蒋委员长致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指示请由粤再调三师来京增援并望速多派部队参战电》)、是“我军各部已经死伤大半”(参阅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五)、是一连“惟余连长一人”(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六)、是“全营官兵自营长以下，偕城做壮烈之牺牲”《蒋冯书简》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蒋委员长齐侍参京电》中说十八师路团姚营是“全营殉难”(《蒋冯书简》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蒋委员长文午电》)是“空军更不敢白日活动”(《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页一四六)、是“对自己的空军到前线协同作战一事不存奢望”(《忆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一一)、是“使处于劣势装备的我军，除利用夜暗进行猛袭外，几乎很少有还手的机会”(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页一七一)、是动员能力跟不上“阵地伤亡极大”(《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二一)、是“后方粮食弹药几无法送至第一线”(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是“根本没有看见过敌人的面孔，便被调下火线了”(《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一一)、是高达“十九万人”的战士的“牺牲”(《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蒋介石手忙脚乱地应付战局，只会说“以战术补正武器之不足、以战略补正战术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等话、只会说“上下一心，镇定自如，固守阵地，屹立不动”等话、只会说“深沟广壕，坚壁厚盖，固守艰巨，乘机袭击，大敌则避，小敌则战，制敌死命”等话、只会说“负伤不退，宁死不屈”等话(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四)。最后兵败山倒，竟还说：“不是作战的失败，乃是退却的失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第十五卷，页一四九)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如何领导抗战 6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蒋介石对将校研究班学生讲《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十五卷，页一四五至一五四)，在没开讲以前，先把《戚继光语录》第五条向大家念了一遍。戚继光说：“夫人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我破着一腔热血，报国家，贼来只是向前便了。……何谓‘糊涂战’？不知彼，不知己是也。”蒋介石说九一八时候不能打，要打就是糊涂战，其实他在八一三时候打的正是典型的“不知彼、不知己”的“糊涂战”。知兵的人知道：在“地狭薄海”的上海地区作战，先就给日本得了运兵与联合作战之便。想在这种地区做阵地战，想守住已属难能；“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根本就是妄想。但是蒋介石“愤兴”起来，就是如此轻敌的。这种轻敌，他后来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四)》(《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十五卷，页五三九至五四八)中，自承如下：
上海开战以后，我忠勇将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部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页五四五)
可见蒋介石在军事素养上根本不佳，他口口声声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殊不知戚继光时代的日本人侵略中国，登陆地点就在“杭州湾金山卫”!真不知蒋介石是怎么从戚继光战史中学教训的!
蒋介石军事上闹笑话，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他误信德国顾问。根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呈蒋委员长报告》，其中有“故长期抵抗，宜永久依托上海”，“目前加入上海方面之部队，虽未能完全驱敌出境，然究能到处拒守，使敌不能前进”(《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页一八一)等话。由于德国与日本的关系，德国顾问的主意实在不无可疑。(参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页八十二、九十五)当然不管主意好坏，蒋介石既然采纳了，就得负责任。最后，相当于全中国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就这样伤亡了。(据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估计，页三六五)“在抗战一开始之际，最珍贵的军队便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损害。”
李宗仁说：“检讨京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李宗仁回忆录》，页六八五)即使要在淞沪孤注一掷，也应该打积极的防御战，而蒋提出的“获胜的要道”，令国军坚守阵地，来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见《先总统蒋公全集》，页一O七三)，却是单纯的、消极的防御战，形成失去主动、惨遭挨打的局面。这种“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国民党学者虽也同意“似非得计”，但总以有桑榆之收为辩。以张其昀为例，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说：
总观八一三战役，我军毅然以主力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国际观感亦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以作战观点言之，敌拥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军联合之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尚不如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激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我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余裕。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战略上最大之成功。(页一一五七至一一五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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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张其昀这种战略论，是会被国际军事家见笑的，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社)曾委婉转述出国际军事家的看法：“我军从闸北战线撤退，实力保存不过十分之五；敌军则增援二师团，加入战斗，锐势正不可挡。我军退保苏州河南岸，阵地虽已缩短，敌舰炮攻击威力减低，依然招架不及，难于还手。当时，国际军事家认为我军在上海所引起的牵制战，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原来蒋介石“最精锐部队三十万人被牵制着留在上海作战”的干法，实际上，却是“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淞沪之战，蒋介石“把当时在北战场以外的十分之七八的部队，都调到了上海”，为了“吸住日军的主力，不让他们一举而席卷绥宁陕甘川滇，走蒙哥可汗与忽必烈可汗囊括南宋的老路(板垣征四郎向日本参谋本部所提出的方案正是如此)”。但是，弄巧反拙的是，他自己的主力反倒被这一行为吸住，而在派重兵保山西方面，也因为北边怀来和张家口的失守和南边保定的失守，竟陷于两面作战!结果，十一月八日上海和太原同时失守!回想八一三后两天(八月十五日)，日本人快速反应，立刻下了全国总动员令，编组了上海派遣军和华北派遣军，分路双杀，三个月不到，侵略者就占尽了“直接有利”的便宜。当时华北派遣军司令寺内寿一分析：“中国的军队，经过了山西会战、南京会战以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任何地区，只要有一个联队的兵力，就可以完成扫荡的任务。今后中国军队无力作战，只要扫荡扫荡就可以了事了。”(参阅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虽然语言相当狂妄，但就军事观点看，也不无部分道理在，因为照蒋介石和他手下大宣传特宣传的“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当年不论在北战场或东战场，都志在诱敌深入——“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书告)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第三十卷)但是，若志不在争“区区之点线”，为何当年要花偌大人力物力修前面的防线？当年在江南花了三年时力筑苏嘉铁路，联络京沪铁路和沪杭铁路，并在杭州湾的乍浦和长江下游的福山镇修要塞两座，两座要塞之间建立“兴登堡防线”，包括常熟、苏州、吴江、嘉兴、平湖在内；又在陇海线以北，修“马其诺防线”，从潼关起沿黄河南岸到考城，再东经曹县、单县、沛县，沿运河到利国驿、台儿庄，再穿运河经邳县、郯城，直到连云港。这些蒋介石的战略是阵地防御战。在北战场，是准备日本军队进到黄河沿岸的“马其诺防线”时，再杀敌致果。在东战场，也摩拳擦掌，准备日本军队拿下京沪进到“兴登堡防线”时，再杀敌致果。结果两条劳民伤财的国防线，都在兵败山倒下泡了汤、都没发生阻敌效果。(参阅沈亦云《亦云回忆》)由此可见，真的情形乃在“区区之点线”之根本不能守。
李宗仁批评蒋介石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固属知兵之言，但这一错误的真正严重性，李宗仁却未道出。首先用博大观点道出这一真正严重性错误的，乃是龚德柏。
龚德柏一生为言论自由八次被捕，最后一次最长，被蒋介石秘密关了七年，到六十七岁时才出狱。出狱后，他秘密写了一部书——《中日战争史》，其中批评蒋介石的错误，当然不能问世。一九八O年，他以九十之年，赍志以殁。龚德柏死后，李敖得到此书秘本，发现他颇有独到之见。我们不同意龚德柏的一个主要结论，认为日本真正要打的是俄国，中国抗日战争，不仅可以避免，甚至可以因而获利。他不知道日本打俄国之前，先要中国屈服的，除非中国想当朝鲜第二，抗战便不可能避免。这当然也显示“日本无人”，把反共的蒋介石硬逼向联共抗日之路。不过龚德柏批评蒋介石的淞沪之战，确是博大精深的。他认为蒋指挥上海作战，完全违反孙子兵法所谓“不若则能避之”的原则，以至于遭到惨重的损失，使“中国训练多年之二百万国防军，百分之七十以上损失净尽，几使中国亡于日本”。龚氏指出，中国人痛恨日本蛮横无理，人人奋战，死而无怨，但“这样的无意识地牺牲掉”，“由人道的立场思之，亦不胜悲痛”。然而孰令为之？孰令致之？蒋介石说上海作战的目的在“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龚德柏认为是“幼稚的话，不但蒋委员长不应说，即稍有常识的人也不应说”。因为“在上海做全面战争，用兵百余万；而日本对抗我们，只用四个师团。两个半月后，始决定增兵，由金山卫登陆，以结束上海战争。日本所用的全部兵力，不过其所能动员的极小一部分而已。即令我们把这些兵统统歼灭，亦不能牵制日本不向华北用兵。观后来日本在华北的兵力大于上海南京战场，即其证明。蒋委员长若真说过这话，也不过打败了，无话可说，只得借此解嘲而已”。由此可见，所谓“由北而南”作战轴线转为“由东而西”轴线，全是“解嘲而已”。而蒋纬国所说八一三淞沪之战“虽有相当损失及放弃若干重要都市，但却达成了迫诱敌人走向错误方向之战略目的”之言(《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所谓“走向错误方向”的，却原来是“蒋介石”自己!这个以“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要地”的“国军作战计划”，仍然保存在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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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国防部史政局《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中所说的“民族救星”在转换作战轴线上的“天纵英明”、“延缓了第二年的武汉会战”云云，也全是谀词。试看蒋介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的一段不经心透露，便可明白了。蒋介石说日本军队“从前他攻陷我们南京，本可尽力追击，一直攻下武汉”!(《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演讲)第十五卷，页四八八)可见蒋介石自己承认过当时日本军队有一鼓作气攻下武汉的能力!这也就是龚德柏所说的：“假使日本军阀在南京攻陷后，如我所想象的，另用生力军两师团，在船上待命。江阴攻下后，即由海军保护，溯江直上，沿江占领九江武汉宜昌重庆。试问世界的大战略家，有方法挽救否？韩信之取三秦、李靖之擒颉利，即是这种气魄。日本军阀何足道哉!其投降也活该!”“假使二十六年年底，武汉重庆都失陷了，试问蒋委员长，有什么方法继续作战？”可见当时日本没有“尽力追击，一直攻下武汉”，只是日本不想用牛刀杀鸡，自己失算而已，绝非在蒋介石八一三淞沪之战的事先算计之中。事后说什么怕日本人走蒙哥、忽必烈打南宋的老路而要如何如何，其实何必蒙哥、忽必烈？日本只要有点“韩信之取三秦、李靖之取颉利”的“气魄”，一九三七年年底，武汉重庆就“都失陷”了!我们真替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捏一把冷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