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那位“为了某种自己都不明所以的事业”而存在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他觉得人的生命是为了多年后的回忆不至于惭愧而存在的。这种想法伤害的其实是生命本身，生命原本是件单纯的东西，我们活着，快乐着，欣赏着这世界，这就足够了，而无须某种外表的物化实在的成功来证明。正如我的那位70年前的师兄，他赖在阳光明媚的床上，他逃课，他无听事事地读书，然后在情感出现时，通过笔端释放成文字……
燕园的记忆 傍晚的阳光
很多年后，我都会记得1996年初夏时的夕阳。它成30度角无力地穿过北大四院的一间门牌号为103房间的糊着破旧报纸的窗户。我坐在那疲软的阳光下，听着对面孔庆东很少间断的谈话，谈话的内容涉及政治、文学或许还有生命本身。内容我几乎已经忘记了，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他谈话时激昂的语气不会消退的气势。
那时候，我常常激动，常常伴随着他的愤慨一起愤慨。那时候我大一，我一直怀疑，如果没有那个夏天，我会成为另一个我。也是那个夏天，孔庆东用他的特有的言谈方式有些粗暴地灌输给我他认为的“北大精神”，甚至还有他的“北大沙文主义”。他常常用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情绪给我讲述他眼中的现实，并且对于我心中曾有的某些崇高的东西进行无情地嘲弄，我也是从那段时间里，才对我的生活环境，乃至我习以为常的历史，产生了另一种理解。对于一颗刚刚进人大学的年轻的心灵来讲，那种震颤是惊人的。我常因为听了他的某种吃惊言论而胡思乱想一个晚上。后来我迷恋于《往事与随想》里的赫尔岑少年时的经历，因为同样是稚嫩的心灵遭受颠覆性变化的情景。
理想主义与趣味性是他在那年给我最大的影响。他那时候喜欢开玩笑说：“在北大里扔下一颗炸弹，中国将倒退50年。，’这种北大情结一直影响我到现在。我夸张地以为，我们肩负着国家的未来，并且在他给我讲了许多这个世界的阴暗时，我激动得像30年前的同龄人一样要去拯救这个国家和世界。因为他的影响，我翻阅了所有关于五四的记载，我渴望像当年我的校友一样去呐喊，去影响这个国家。因此，我对于我周围的环境产生了无法抑制的厌恶感，那些没有激情没有责任的同学令我痛苦，而且在更多的时候，我在他们眼里变成了一个奇怪的人。在夏日的夜晚，我向室友表达我对于社会的义愤，迎来的是沉闷和不屑。我也从那时起，强烈地觉得大学应该是“务虚”的，应该追求那些缥缈的理想，因为这个年龄的血是最热的，束缚也是最少的。
孔庆东出身底层，并且屡遭挫折，我有些奇怪，一个读书读到博士并且已经结婚有了孩子的人，怎么还和别人分享一间宿舍。但是，在这种环境中，他依然表现出惊人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他始终旺盛的生命力。他可以用他的生命力消解那些不幸，他对于生命中的趣味性有一种迷恋性的尊重。他总是告诉我要在最痛苦的生活里寻找快乐，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正如他的经典陈述：“啥都是个乐子。”他的宿舍门口贴着歪歪扭扭的剪报，比如一张陈冲的肖像旁是烟台苹果的商标“专供出口”。他那时候常常给我讲他的大学生活中荒诞而可爱的一面，《47楼207》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通过他的叙述，对于张扬的个性，产生了近乎崇拜的情绪。在四年的大学生活里，我始终刻意地放纵自己的意志。孔本人喜欢说：“80年代并非完美，但是比起现在，实在是神话。”这让我对于80年代产生了一种精神故乡的情结。当然，现在的我常常觉得，他的玩笑过多消解了他的文章的力量，这或许是无法避免的吧。
在那个夏天过后，孔庆东完成了他的学生历程，变成了一位讲师，也离开四院的那间破落的宿舍。而我们再见面时，他也不会像那时一样激情地给我讲述他的想法。而大一时的充满求知欲的心态也逐渐远离我。我觉得，我们之间越来越陌生，是否是因为成熟的缘故，我对于他的文章和观点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相异观点。而大一时的激情常常令现在的我觉得不可思议，却无限怀念。心灵真正年轻的时间其实很短，我在很短的时间里遇见了孔庆东，沐浴在那疲软的阳光下，我倾听着他的激情，并让自己热血沸腾。
燕园的记忆 午夜日记 一
午夜的时候，我和室友从那家小小的有点肮脏的叫“未名”的餐馆里出来，我们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又谈了什么，这一切都无法留下印象。每次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的想像力就匮乏得让人痛苦，那几份不上15块的菜被点了又点，那几种牌子的啤酒，被不厌其烦地灌来饮去，那几个身材不错的姑娘的名字，被廉价酒水淹得花容失色……
像往常一样，我们走出这个地方，让自己的肉体暴露在午夜时的北京西郊的污浊空气里，而灵魂呢?我们知道它藏在一个我们知道的最隐秘的地方，我们必须加倍保护它，我们本能地知道，它是我们区别于大街上那些为了名利熙熙攘攘的人群的惟一标志。
在一个拐角处，有一滩水，那是白天的雨的杰作。这时候，我们感觉到小腹的压迫感，公共厕所离我们还遥远。于是，四个人并排站在那片在午夜中黑黢黢的浅薄的水面前。水与水撞击的声音在安静的午夜并不难听，它激起了我们畅快的欢笑，这欢笑里是一种非常纯真的快乐，它不搀杂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时候，我们发现身后有一个模糊的身影，应该是一个异性。可是，我们没有被侮辱的感觉，四个人的心里都在进行一场莫名其妙的躁动，可是谁也没说。我们向前走，那个身影也在往前走，我们几乎同时回头去看那个模糊的样子，有点欣喜，有点倒胃口。一个把头发故意弄成鸡窝的女子，有着过于稚气的脸孔，尽管上面有着花花绿绿的颜色，那浓重的眼影即使在如此暗淡的月光下依旧刺眼。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可是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激起了一个动词——期待。
我们开始放肆地言笑，我们本能地意识到她的两个可能的角色——离家出走的少女或者其他。当我们走过马路时，她在马路一边徘徊，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我们。我们看着她进入对面的牛肉面馆，然后又看着她出来。然后开始过马路，向我们走来。这时候，四个人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了，有人开始问“谁上”，有人说愿意提供床位，有人看着她发愣。午夜时的心情总是很好，太阳还没有照亮我们的心房，夜晚掩饰住了青春的好奇和欲望。
在她离我们五米的时候，我们也接近了北大的南门，门口的羊肉串的摊位开始收摊了。我对着那个异性喊道：“嘿，你干吗呢?”声音透出控制不住的老练。回答当然让我们吃惊：“我没有钱吃饭。”接下来怎么办，我摸到兜里还有20块钱，那是我们后半周的饭费。但我还是给了她10块钱，并指明她吃一碗牛肉面。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觉得自己高尚，只是想起了小时候做好事时爱说的一句话：“没关系，这是我应该做的。”
然后，她就走了，留下一声谢谢，声音比起她的脸动人多了。然后，我们走进校园，没有人说话了。
燕园的记忆 午夜日记 二
我喜欢在午夜的时候在大街上跑步，不是因为有人说，我像一台吸尘器，无私地回收废气，而是因为我喜欢路灯的黄光下的大街，没什么人，偶尔有车。我这时候觉得自由。当我快跑到南门附近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昨晚的故事，我的心猛然剧烈跳动起来了。我在这方面的想像力总是惊人地丰富，经常给自己一个惊奇。
结果，她竟然站在那里，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穿着一件长长的大衣，脸部比昨天看起来清晰，不好看也不难看，不过真年轻。我干什么了，我跑过她时，竟然没有想到停下来，只是冲着她一个短暂的微笑，说了声你好，好象偶然撞见我班上的同学。她显然愣了，但是我还是看到了她的笑容，很单纯，很短暂。
在剩下来的时间里，我还是被后悔裹紧。我想自己为什么不跟她聊聊，可能会是一个凄婉的故事，我至少想到了10个版本，然后我甚至想到了，我带着她躲避追杀的场面——她应该是个误人歧途的小孩子。故事里有了太多的惊险，奇妙的是我可能带着她在未名湖急奔，后面是几十个拿着菜刀的阿飞，最后我带着她跳湖了，可惜湖水太浅了，不足以淹没我们。当然，场景里会有一些可能的爱情，当然还有性。我想到了我的那张有点零乱的床，还想到了我床上的那些没洗的内裤和袜子，在那里发生故事有点煞风景。
我的确有点后悔，我对自己说，下次碰见她，我一定要和她说话，不管发生什么危险，我要知道她的故事。我知道，一个人因为危险而拒绝未知的历险，是衰老的表现，我害怕自己衰老。
燕园的记忆 午夜日记 三
我几乎是满怀期待地在那个时间跑到那个地点，我甚至想好了应该问哪几个问题，甚至准备在需要的时候，把我所有的钱都给她，可能够她买一张回到家乡的火车票，用我们班女生可以买半价票的学生证。可是她不在，这真让人扫兴，我觉得浪费了我的精力，更浪费了纯真的好意，重要的是，它不能让我确信自己依旧敢于冒险，敢于随随便便地进入别人的故事。
我会记住她的，如果有一天我碰到她，尽管我不喜欢她的脸，也不喜欢她的身材，但是，我会告诉她，你知道吗，我本来可以进入你的生活的?尽管我知道，自己其实一点也不喜欢她。
燕园的记忆 那个冬天的午后(1)
太阳不明不暗地悬在天上，她暗淡无光的脸甚至允许我们直接注视。地面上是肮脏的雪，校园内年轻的男女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而伤神，他们甚至没有精力来糟蹋一下这地面上的雪。整个校园的环境是晦暗的，天的颜色总是土黄色的，典型的北京雪天的讨厌颜色。
那个冬天，宿舍里总是潮潮的，让人觉得不舒服。可是，每天早晨我依旧坚持睡到11点钟，然后穿上厚而笨拙的大衣。我本能地到楼下去找肖，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干什么，但我却像个孩子一样高兴。在肖的那间如此肮脏的宿舍里，李或早或晚地也会出现。大三这一年，我们三个都休学了，就在期末考试前夕。休学的原因相同——厌倦了。也就是说，在经过两年的大学科班训练之后，我们突然为自己的行为产生了困惑。夹杂在好学上进的同学之中，我们却感到一种没有目标的茫然感。已经上了两年的发条，该让它松下来了。我们像逃兵一样费尽心机地为自己组织理由，来说服父母与校方同意让我们成为这个盛产精英分子的大学里的无所事事者。如果用更堂皇的理由来解释这行为，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存在产生了置疑，想通过自由来重新考察生命的意义。
于是在同学们正在为抢占自习教室，或者诚惶诚恐地向老师套题时，我们同时成为这忙碌校园中的旁观者。或者说，我们同时被这个紧张的校园抛弃了。我们三个常常在吃午饭的时间，意味深长地从28楼走出来。楼门口此时拥挤了一批面有菜色的男生，端着大小不一，或肮脏或洁净的饭盆，他们胜利地从学一、从农园、从学五打饭回来。
我们会用力地踩几下雪地，然后呆呆地看一会天空。李会说，来支烟吧。于是，肖拿出两块钱一包的花园牌香烟，我们坐在冰冷的自行车后座上，点上一支烟。烟雾在冰冷的空气里让我们感觉到一点暖意和一丝被燃烧的快感。我们的脸暴露在冬日里，并没有显示出什么朝气。肖的土黄色的大衣和环境和谐地搭配在一起，把他整个人都映衬得没有生命力。而李照旧是那件充满性格却难看至极的军用棉袄。我们边抽烟，边望着身边来来往往的人群，竟生出一股得意感。做一个旁观者，至少可以暂时性向下斜着眼睛观察别人，并带着怜悯的意味。烟灭了，我们决定去喝粥。那时候，博食商店还没有建起来，在北大书店旁，是一个木制的临时性的小房子，一对夫妇在里面卖绿豆粥与茶鸡蛋。一条狭长的桌子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喝粥的人坐在两旁，将整个屋子弄得拥挤而温暖。我们喜欢那个空间，所有来这里的同学看起来就像一家人，我们围着一张桌子吃同样的饭，只是他们好像不和我抱着类似的想法。每次，当我努力试图用一副亲人的神态去和一个外表美丽但不知是否精神空虚的姑娘搭讪的时候，她们总是表现出陌生人般的不信任，这让我伤心。
每当自己的胃因为充实而舒畅时，我们就要抽烟。我们习惯坐在路边的自行车后座上，再次让花园牌香烟燃烧起来。我们的位置处于29楼与31楼的交界处，这是两座女生楼。边抽烟边观察，这几乎已经成为我们良好消化事物的方式了。那些被厚厚的衣物裹起来的女生们笨拙地在雪地上行走着，冬天让人变得丑陋，她们的青春，她们的风情，她们的欲望都被迫隐藏起来。但这似乎不耽误我们的快乐，这种快乐几乎是没有任何负担的。想想吧，我们几乎拥有了一年完全自由的时间，我们几乎让自己在寒冷的空气里漂浮了起来。在这样的心情下，一切都是美的。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在结了冰的未名湖上踢了一场球，我摔倒了13次，是肖帮我数的。然后，我们一起跟着一个穿着裙子的高挑姑娘穿过了图书城，那裙子在这样的天气里实在是太迷人。我们还一起游荡在各个酒吧里，但是没有钱买酒，只能三个人喝一杯可乐。我们总希望能够刚好发现三个姑娘，她们应该挺美丽，也应该无所事事，即使精神上空虚点也无妨。那一年的春节，我们果然找到了三个孤独的姑娘一起度过，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一点也不刺激，现实与梦想的差距果然遥远……再后来，春天来了，冬天走了。而我们的心情也走了，我们之间甚至也疏远了。我总是抑制不住地怀念那个时段……
燕园的记忆 那个冬天的午后(2)
我碰到了李，接着是肖，我们该有半年没见面了吧，而距离那年冬天已经整整22个月了。我们似乎已找不到什么共同话题了，拼命地甚至不安地寻找着打破尴尬的废话。“我怀念大三的冬天，老下雪，老喝粥的那次。”我最后有气无力地说。这句话肯定是让他们感动了，他们都意味深长地看着远方。李说“这么早就怀念了”。
那一年冬天的生活一点都不充实，只是无聊的感觉竟是如此让人怀念。
燕园的记忆 随意的文化
董桥曾提到过一则有趣的故事。剑桥大学曾修缮一所新厕所，按照大学的学生传统，这所新厕所肯定将要受到那些年轻绅士的灵感污染的。所以聪明的学监索性把厕所的墙壁设计成黑板的样式，旁边放上粉笔，随时涂鸦，并随时可以擦去。这个学监简直就是大禹的传人，知道对于有些“洪水”只能采取疏导，而不是硬堵的方式。一般认为，厕所涂鸦缺乏艺术文化气质，主要源于地点与人物不恰当。剑桥是个极好的场所，光名字就已经堆满了书卷气，而涂鸦者又都是拜伦、牛顿的师弟们，再加上他们都年轻，这种组合实在让厕所徒壁生辉。
北大的厕所文化水平不高。这可能是由于北大的卫生环境糟糕，而文化都是被舒适滋养出来的。王小波把布鲁塞尔的公共厕所称作“文化的园地”，除了因为这是多种文化的交汇中心，更重要的是那里的收费标准是一美元。这肯定是一个极舒服的场所。一美元的心痛再加上舒适的无所事事，思想与文化肯定会蓬勃而出。北大的卫生场所秉承中国的一贯缺点，无法提供给使用者以从容感。环境的不佳，让这些豪情与才情都过剩的年轻家伙们没有心情孕育出崇高的情感与深刻的思想。一般来讲，宿舍楼内的卫生环境最差，也因此这里的图画与文字都流露出一种形而下的趋势。一看笔记，就知道实在是穷极无聊，才把平时不好意思说的话厚颜无耻地写了出来。这里的记录充分体现了青春期的抑郁症状和渴望肆无忌惮地急切心情。字迹潦草慌乱，欠磨炼。28楼最有文化意味的一则笔记有这样一句话：“同学们应该牢记这两点：读圣经和保持大便通畅。”这句话让那个狭小的环境陡升入一个至高境界，我当时深为此公的绝妙想法而折服。后来读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才知道，这是一位美国大学校长的话。这位同学如果足够聪明的话，应该把《圣经》改为《论语》，似乎更有中国特色。
老图书馆的卫生间曾经让我感动，那里曾经上演了有关北大未来出路的讨论。浅绿色的门上被密密麻麻地书写了若干争辩意见，句句呕心沥血。先是一组有关北大与清华比较的讨论文字，明显分为正反两方。先是蓝黑钢笔书写的一段对于北大正在衰落的忧虑感，感慨清华正在成为中国第一高校的事实。接着，一组黑色圆珠笔对此观点进行驳斥，声言北大如何如何领先，当时的激愤之情，可以想见。一行文字摞着一行，当然到最后，争辩改为谩骂，北大方声言要把清华改为北大工学院，而反方则要北大人认清自己的位置。文字笔记似有七八种之多，中英文夹杂。当然由于情况特殊，环境所限，争辩双方未能做到有礼有节，但是参赛队员对于北大的爱惜之情都是溢于言表的。新图书馆的卫生间修缮得明亮宽敞得多，同学似乎不再好意思往上写点什么了，这似乎也从侧面印证了北大学生越来越缺乏激情了。
当年，因为读了张中行先生的《红楼点滴》，才抱了非北大不上的决心。似乎那些看似琐碎的吃住行，才真正传神地反映出北大所特有的魅力。张中行没有写过红楼的厕所文化，民国时肯定缺乏这种条件。可惜，《北大往事》里的那些家伙也没有提及。国外的社会学者在研究校园文化时，厕所文化绝对是重要一章。而一位牛津的教授只研究牛津教堂彩色玻璃的变迁就可以出一本专著，这的确可以显现出牛津的傲然气派。当北大有一天可以把厕所文学弄成一本研究专著时，彼时的北大也一定进人了世界一流。
燕园的记忆 拖　鞋(1)
对于拖鞋的无比热爱是我迷恋校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的一双一点也不娇嫩的脚暴露在北京恶劣而肮脏的环境之中。余华在《活着》的序言里说，那个夏天，他把一条毛巾搭在腰上，当他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时，毛巾就会叭嗒叭嗒地打在他的屁股上。我对这段话喜欢不已，我想那个20岁的余华一定感受到这个简单的动作蕴涵的让人陶醉的自由精神。我没有让自己置身于田野之中，我不太喜欢那些农田里的肥料味道。我喜欢穿着脱鞋进入教室，踏人食堂，游弋在未名湖边。我喜欢那种厚底的拖鞋，它让我的脚跟很舒服，同时由于重量原因，它可以与地板发生更强烈的撞击声响。这种声响比起单薄的毛巾来，显得雄浑有力，余华肯定会自叹弗如。
于是，我常年累月地以这种姿态在校园内行走着，乐此不疲地倾听着这种声音。我的脚趾自由自在地舒展着自己。对于拖鞋的普遍钟情是大学内的一种情结。在夏日的中午，食堂刚刚开门的时候，在通往每一个食堂的路上，各种花色与尺寸的拖鞋混杂在一起，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节奏发出不同质地的声响，不悦耳动听，但是却亲切得要命。置身其中，我总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我属于这里。在敏感的人的心中，一丝气息、一种声音或者仅仅是一种味道，会把他的灵魂拽入另一个空间。而每当我在熙熙攘攘的街市上备感疲倦时，一旦跨人校园最让我感到亲切的就是这拖鞋的声音。
对于这点，在各所大学校园内都有着我的同好。我清晰地记忆着，在一个夏天，我漫无目的地在广州街头游荡，炎热与喧闹让我疲倦不堪。很偶然，我撞人暨南大学的校园。这是一座一点也不美丽的学校，正在施工的工地给校园带来飞扬的尘土。但是，迎面走来两个拿着破烂饭盒的学生，肥大的T恤衫上面甚至沾染了油渍，两双色彩暗淡的拖鞋在水泥路面上有节奏地蹭着。这一刻让我激动无比，我就像一个久在旅途的流浪者猛然回到家乡。
细微的物品往往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那位文学批评家，翻阅了汗牛充栋的材料，最终证明“香烟”是现代文明的最主要标志，因为这个小小的可以燃烧的东西，反映了人类由古典向现代文明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心理焦虑症状。因为烟草的最初来源是美洲，那位雄心勃勃的意大利骗子哥伦布告诉自以为是的欧洲人，乘着船一直向西走，那里还有更广阔的世界。世界原来如此广袤，欧洲人生出了一种迷惘之情，同时他们惊喜地发现随船带回来的可以嚼的苦涩的烟草可以暂时抑制迷惘的悲观。于是这短短不过10公分的香烟，蕴藏了近代文明史。
我无法考证拖鞋的历史，但我本能地意识到，拖鞋所蕴涵的气质与大学本身的精神有某种相通之处。拖鞋只适合两个场所——浴室与校园。·浴室是人类可以最本质地暴露自己的场所，在这里你无需掩饰，赤条条地面对世界，它也让你感受到一种没有束缚的放松。那么大学校园呢?这里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无限自由，而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当然带来了肉体上的放松。热爱自由的希腊学者的装束是肥大的长袍，而这种装束在最初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同样盛行。在这些古老大学的历史上，学生都曾经是一个无比放肆的团体。他们可以在精神上肆无忌惮地诋毁宗教传统，更会在私人作风上酗酒并狂热地迷恋女人。
这种混乱的方式当然无法被我们接受，但是我们至少明确一点，大学需要更广阔的自由空间。既然西装与皮鞋已经与严密的行政体制联系起来，那么拖鞋有理由与自由的空气联系起来。一个习惯穿着拖鞋，在安静的校园内行走的人，是无法不思考的，而且思考的会是那些缺乏功利色彩的稀奇古怪的问题。那位苏格拉底不就是在希腊的街头闲逛时思考哲学问题的吗?
愚蠢的人无法理解拖鞋对于大学的重要性，更不会欣赏那种动人的声响。学校里的“着装整齐”意味着什么，各种场所对于拖鞋的封杀意味着什么?大学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机构，这里的人也不需要为一个统一的目标而努力。一些教育者在感慨拖鞋学士的邋遢与不合规范。北大的一位学生穿着拖鞋就去应聘，满脸的散漫不经。这则故事在成为每年的毕业分配会上的经典反面教材，校方强调毕业生应该如何包装自己。然而我却感谢这位可爱的师兄，他出色地继承了北大的藐视社会规范的自由传统。
燕园的记忆 拖　鞋(2)
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偌大的校园同样是着装一丝不苟，看不到各种颜色的拖鞋在以各种不同节奏拍打地板，这才是一种悲哀。
燕园的记忆 小酒馆(1)
我情愿死在小酒馆里
那里美酒就在垂死者的嘴边，
然后天使歌队从天而降并且放歌：
“上帝赐福给这善良的酒鬼”……
这是12世纪的巴黎大学流传的诗句，它代表了那些新生的大学生如何无情地唾弃教会所倡导的生活规范。在这样的酒醉的歌唱之中，巴黎大学逐渐发展成欧洲的知识中心。每一所伟大的大学似乎都被小酒馆包围着，一位去剑桥访问的中国学者发现剑桥周围的小酒馆里总是挤满了不刮胡子的学生、不修边幅的学生，他们在那里热情地谈论着各种问题。尼采不是说伟大的希腊文明是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共同塑造的吗?或许所有伟大的大学也必须含有强烈的酒神精神，那是一种激发我们的生命能量的精神，让我们全身心投入创造的精神，它与大学的功用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它肯定不仅仅是一个高晓松所说的“让兄弟们哭泣的地方”，它或许隐藏着更伟大的目的。校园外的小酒馆正是隐藏了大学风格与创造力的场所，至少局部如此。
北大南门外一条小巷挤满了廉价、低档却亲切无比的小酒馆。当我路过那条混乱肮脏的小路时，我无法不扭头看着那些熟悉的、丑陋的桌子，那熟悉的混乱的布局，还有似乎永远暖哄哄的气氛。这条街上的小酒馆的数量有了空前地跃升，然而气氛却同样空前地下坠。在那熟悉的空间里，空空荡荡。我想起了最初的“未名酒家”。
1996年，我大二那一年。28楼的广告牌上，我们看到了一张由难看的毛笔字写在廉洁的白纸上的广告，大意是说，一位刚毕业的北大校友开了一家叫未名的酒馆，上面8折优惠被大大地突出来。我想是那8折的优惠培养起来我们夜间喝酒的习惯的。从此每周总要有那么几天，一位同学会在熄灯后无心地说道：我们喝酒去吧。然后，这句不经意的话在漆黑的宿舍里被迅速捕捉到，几个声音会同时响应。然后，再敲敲邻居们的门，队伍中再加入几个。几双拖鞋开始在昏暗的楼道里，劈里啪啦地摩擦地面。此时，楼门已经锁上，我们要在一楼的水房里，依次翻窗而出。夜晚的空气如此动人，尤其是在校园里和这么一群熟悉的家伙一起大声说话，甚至呼喊。而此时，校园内也相当热闹，到处游荡着像我们这样的小规模队伍。夜晚的校园里，一群还没有度过躁动期的小伙子们散发出一股过剩男性荷尔蒙的气息，或许还搀杂着少许没有洗过的脚的味道，这种味道和那喧嚣的声音，把夜晚的校园搅动起来。此时的路灯的光线是那种暗红黄色的，我们被裹在这暗黄色中。我一直觉得，这是北大最美的时候。
我们如在赶赴一场约会般心情舒畅，或许还有尼采所说的酒神式的狂欢气息。未名酒家，我们来了。那些铺了一层手感很差的塑料布的桌子，那些有缺口的茶杯，还有劣质的茶叶，这一切让我们感到亲切无比。坐下来，照例是啤酒还有干煸扁豆。我不习惯喝酒，甚至一杯都让我痛苦不堪。但是，我是如此地热爱那种氛围，我们坐在那里，一杯杯黄色的液体顺着喉管向下流。然后，有人的脸开始红了，然后我们的话开始多起来。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话题交替地出现，它们比那些菜肴有味道得多。最频繁的依旧是我们的理想，这是个似乎永远无法褪色的话题。尽管我们已经身不由己地滑人了这个消费时代，在很多时候，我们会装做对这个世界毫不在乎，或者干脆把自己弄成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我们也会喜欢谈论那些后现代的东西，偶尔也会听听那些punk音乐。但是，我们都清楚，我们的内心世界依旧是留给那些也许已经过时的情感。未名酒家，也许是我在四年大学期间谈论人生意义的主要场所，在微醉之后，我们似乎才有足够的勇气撕去我们“伪颓废”的面纱，我们相互发现，原来对于世界对于未来，我们都抱有如此的热忱。
当然，关于那些姑娘的话题依旧是主旋律，那些校园里漂亮姑娘的名字一遍遍地被啤酒淹得花容失色，一次大醉之后，L说出了一直的心愿，他希望编一本北大女生年鉴，评选最漂亮的姑娘。可惜这个理想终于还是没有实现。酒总是可以激发出我们的想像力，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比吃辣椒。干煸扁豆中那些大量的红色辣椒，成了我们获得生命高峰体验的手段。W决定体验一次被辣到极致的感觉，他一颗颗地把那些干干红红的东西经过反复咀嚼地咽下去，他的话渐渐地少了，然后他的脸色越来越红。在经过十颗的洗礼之后，W说，他觉得自己已经飞起来。直到我们走出未名酒家，W依旧坚持自己是在飞。人的一生，能有几次可以感觉到自己的飞翔呢?我时他满是羡慕。一点钟过后，校园逐渐寂静下来。作为最后一批喝酒归来的人，我们享受着独自占有这寂静与空旷的快乐。此时，我们知道，对于这个校园，我们是多么热爱。
燕园的记忆 小酒馆(2)
未名酒家与旁边的重庆酒家还有玛佳丽，这三家小酒馆构成了我们最初的夜生活，它们与三教、36楼，农园食堂还有图书馆一样成为95级男生们生活中的主要部分，它们记录了我们的成长、激情与荒唐。再次走入那条小巷时，酒馆的数量平添了一倍，它们全都冷冷清清的，“未名”已经显露出明显的衰落之气。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老板说，你们很久没来了吧，他还记得我们，这真让我高兴。
现在的生意越来越冷清了，让生意冷清的当然不是竞争。早些时候，我们常常需要等待才能得到座位。现在的学生越来越不愿意出来了，他们不习惯半夜爬出楼，不习惯在夜晚呼吸校园的空气，也不习惯让自己喝醉。他们更注重的是明天是否可以按时起床去上课，这样喝酒是否在浪费时间和金钱，或者，他们干脆已经不习惯谈论理想。我无法抑制悲哀，我一直以为，95级已经沦为时代的牺牲品。89级以前的学生已经通过《北大往事》鲜明地刻入历史了，他们对于酒似乎都有一种无法压抑的迷恋之情，他们可以把夹克卖了去买醉，或者干脆醉卧在风雪之中，而那是北大历史上难得的活跃年代，充满了理想和激情。尼采有关酒神的论断是如此的正确，只有通过酒神迷醉的力量，人才能爆发出力量，所以80年代是一个创造的年代，也是一个可以在“小酒馆里哭泣”的年代。92级或许是另一个分水岭，这几级的学生还可以接触到那些没有毕业的80年代的同志，他们还可以感受到那些不灭的生命力，当然还有酒的魅力，夜晚的校园到处都有酒瓶撞击的声音。95级似乎是最后一个保持这种延续的群体了。而到96级以后，这些被考试制度完全驯化的孩子们，这些对于生活缺乏热情，这些无比功利的孩子们，他们已经自觉地放弃了青春的挥霍，他们目标明确，却缺乏趣味。他们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在夜晚寻找啤酒，他们“健康”而不颓废地成长。他们当然不知道尼采曾这样说道：“当酒神歌队的炽热生活在他们身边沸腾之时，他们的‘健康’会怎样地惨如尸色，恍如幽灵……”
燕园的记忆 燕园的记忆(1)
我越来越不喜欢校园，她逐渐放弃了曾经固守的许多品质——特立独行、热情激昂，这些大学本来最尊贵的东西已经从校园的角落中撤退了，剩下的是世俗和麻木。我试着记述一些燕园内的那些可爱的东西，尽管其中有些已经永远迦地消失了。
永远的大讲堂
站在已经是一片瓦砾的大讲堂的遗址边上，我的两跟被灰土所模糊，我的心也随着起重机的一上一下而起伏，我知道这拆除的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拆除的是所有北大人心中甜蜜的记忆和北大文化内涵。
我报到时就是在这个外表很破的建筑内，我在这里拿到了第一张北大的饭票，我还记得当时是一个阴雨的天气，上千人的队伍在大讲堂前蜿蜒着，每个面孔都是新鲜、喜悦、好奇的，他们等待着在大讲堂内登记成为一名真正的北大人。
然后，就是开学典礼，坐在最后一排的我置身于这个空间之内感到了一阵阵前所未有的亲和力，我总觉得这个建筑会与我的一生产生某种挥之不去的情结。
我在这里看了大学第一场电影，欣赏了第一场演出，第一次听到了北大著名的嘘声，也第一次学会了嘘别人，我在这里第一次有意地搂了姑娘的腰，我也第一次领悟了北大还残存的精神。我想还有太多的人和我具有相似的体验，大讲堂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刚入学的时候最喜欢听师兄们讲关于北大的传说，而这其中大讲堂总是占据了绝对重要的位置。我听他们讲崔健来到北大演出的那一天，原本容纳两千人的大讲堂了挤满了三干人，每个人都试图去跳去唱，但是空间只容许他们在那里乱喊和流泪。据说那一次的场面，让崔健永远感激了北大，因为是北大第一个承认了他的音乐。金庸先生94年在大讲堂做讲演时，据说那一天像是过节，整个北大沸腾一般，在大讲堂任何一个可以塞下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人，门外还有许多试图拥进来的人。大讲堂的嘘声是中国最著名的声音，这里把嘘声作为武器直接捍卫每一个北大人听的权利，在高高的讲台上，被嘘走过多少沽名钓誉之人。北大利用嘘声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争。小提琴家盛中国来做专场音乐会时，由于大讲堂又习惯被叫做大饭堂的缘故，在临演出前很诧异地说，邀请我的人在电话里说来大饭堂做演出，我的心一惊，北大架子太大了，我只能在饭堂里演奏，现在来了才知道，原来北大连饭堂都修得这么好。
其实关于类似的事情在大讲堂出现得很多，这些只是增添了大讲堂的传奇色彩，而大讲堂对于北大的学生有着更为亲切的意味。大讲堂是中国大学中最好的电影院，看电影也是北大学生最钟情的爱好。中文系的某位博士有句名言：与其好好读四年书，不如好好看四年电影，读书是读不出才气的。或许这句话深得人心，北大人对电影是万分的痴爱。每天两部的电影，从经典名片到卖座影片到前卫风格，两三块钱的票价总是充满了神奇的诱惑力。心情愉快时看电影以庆祝，心情沮丧时看电影足以遣怀。而且大讲堂永远是恋爱最好的掩体。装作很随意的样子和你暗恋的女孩坐在大讲堂的后几排，在巨大的屏幕下，一切都是充满了温馨和可隐藏性，况且四周又都是那么多或夸张或含蓄的相拥的男女，一片黑暗中，你似乎就可以很自然地握住她的手，然后当情节紧张刺激之时，又很自然地握紧她，如果电影足够长，你或许就可以搂住她的柔腰，当然如果电影太短，你大可邀请她下次再来。我不知大讲堂里那么多对的偶数是否都是这种由来。
当然，你一个人来看，也会找到足够的乐趣。每次电影开映前的场景都是极有趣味的。在昏暗的黄晕灯光下，大讲堂里是乱轰轰与热气腾腾的景象。拿着饭盒正在大口大口表现着其坚强的咀嚼肌肉的人有之，手捧TOFEL单词，很吃力地默记的人有之，和恋人在肆无忌惮地交换热情的人有之，东张西望地寻找漂亮女孩的人有之，大声吆喝、呼唤狐朋狗友的人有之；在大讲堂中，你就开始略有领悟北大的兼容并包。
燕园的记忆 燕园的记忆(2)
换片之间，倘若在冬天，你就会看到、听到极有趣的现象。所有的人都会因为寒冷或者兴奋或者好玩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卖力地跺起双脚。皮鞋、胶鞋、运动鞋乃至拖鞋共同发出的与地板有节奏的接触的声音是极悦耳的，而且身处其中你就会有一种自然的冲动跺动双脚，然后大讲堂里就会有或会心或狂热或扭曲的笑声。在此情此景中，你就会从内心深处生出一很是奇怪且强烈的情感：北大真好。我怀疑那些对北大有着至情至爱的人并不是因为北大有多少名师或者有多大的影响力，而是因为生活中这么多琐碎却亲切的北大所独有的现象使他们在很多年后依旧充满依恋。
除了电影，校园演出也是大讲堂最常见的用途。校园内的通俗音乐演出水准当然是成问题的，但气氛实在是有趣。北大的十佳歌手是每年评比一次的，也是那次演出，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嘘声。我不知是怎样从狭窄的门口拥挤进讲堂内的，只记得人很多，有票的和没票的人都试图通过查票员那一关，我还记得一旁有人喊：有没有共产党员，去和看门的人商量商量，把门全打开。所有的人都哄笑。大家就开始使劲地撞击门口，每个人似乎在这期间已经找到了比演出更有趣的事。最终人还是如潮水般冲破了一切阻碍。在人潮涌人大讲堂内的瞬间，我想这一定比西进运动更为壮观。演出开始时，我就开始听到了嘘声，开始是零星的，但当校领导开始他的祝贺词时，嘘声就变成一片海洋了，每个人都表现出莫大的反感。我在这第一次听到用两片嘴唇发出的如此奇妙而且壮观的声音时，我竟有第一次听到崔健的音乐那种强烈的兴奋，我怀疑北大人其实并不喜欢嘘声，只是愿意沉浸其抒发个人意志与情感的放纵之中。
在一片嘘声和乱轰轰的吵闹声中，我看完了演出，其实从始至终，我根本就没有留心过歌手在唱什么，我只是用我的心随着人群的欢呼而叫喊，随着他们的站起而站起，随着他们的嘘声而嘘声，自始至终，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参与意识与喧嚣感。在大讲堂中的感觉就如置身于强烈的摇滚乐演出场所里，你始终是躁动不安的，你始终可以感受到自己是年轻的，你始终可以感受到那种生命中原始的活力与冲动。我想北大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很多人抱着和我类似的看法，我也常觉得大讲堂内的躁动与嘘声也暗示着北大还是充满着生命、抗争和希望的。倘若有一天在大讲堂内看演出，却是四周一片僵死的寂静，该发出与不该发出的声音都消失了，我不敢想像北大此时已经是一个什么样子了。当然。大讲堂内也会有高水平的演出，比如盛中国的专场，那时的大讲堂内也是一片专注与倾心聆听的，穿着很破的夹克衫和运动服的年青人有着衣冠楚楚的音乐会上所具有的一切礼貌和修养，北大是在该安静的时候就能表现出安静。
大讲堂拆迁前夜，似乎是一场什么告别演出，海报是极煽情的标题“告别大讲堂”。我看到题目时，怅然若失，我在北大仅仅呆了一年，大讲堂却好像已经成为我心中的某种标志。我想我已经习惯了看到三角地最东边的海报上所贴的影讯了，我也习惯于每周在那个舒适的空间里并不舒适的椅子上看一部老片子，我甚至开始喜欢了那个精神上有些问题却总是热情地向你介绍最新电影的疯癫的老人……
遗憾的是那场演出我没机会看了，我在物理大楼边摆弄着天平边想那里会不会有人哭……
未名湖的诗人，静园的歌声
传说中未名湖是以淹死诗人著名的。在那些才情卓越的时代有很多才情卓越的诗人，他们喜欢在未名湖边散步，他们的眼光是迷离的，他们的举止是痴狂的，他们的心是敏感脆弱的，他们可以感受到常人无法感受到的美……那是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那时的未名湖是诗意的。但是这是一个饿死诗人的年代，北大里已经没有诗人了，北大里只有写诗的人。写诗的人往往是穿着干净得体甚至奢华的，他们一点也不诗意，他们甚至可以说是很现实乃至现世的，他们的油滑令我害怕，他们不懂得欣赏美丽和诗意，他们也不喜欢诗意的流浪，他们的精神安定懒散，他们只是喜欢卖弄文字，喜欢把自己包围在后现代与后殖民主义的话语圈内，固执地摒弃圈外人士。他们已经把诗歌变成了一种专业术语，有点像我看的物理公式，非专家是吃不消的。
燕园的记忆 燕园的记忆(3)
所以我开始害怕诗歌，不自觉地排斥诗歌。我也坚信，这个滑稽喜剧的时代和周围死般的寂静是孕育不了诗人的。况且我向来认为诗人必然是充满流浪气质的，安定的人是成为不了诗人的。
我的楼上住着两位据说是诗人的中文系才子。我听说他们都喜欢喝酒，他们喜欢在傍晚时坐在窗台上迎着落山的夕阳，手里拿着啤酒与一块钱一袋的花生米，目光呆滞地望着远方。我觉得那样是挺有诗意的。我后来看见他抱着一箱子啤酒瓶子下楼，我问起他是否有这种经历，他笑笑说那是大一的时候了，他现在在写畅销书，以每天两万字的速度制造文字商品。我开始对诗人失望了。
再后来，我参加了一回未名湖诗会，那次是纪念戈麦的。在当时还没有拆掉的一间二教的教室里，我看到了前二十年加在一起都没那么多的怪人，很多人的面孔让我想起了金庸笔下的南海鳄神之流的人物。我觉得确实有一些诗歌的气氛。
先是一些诗人朗诵了一些戈麦的遗诗，他们的朗诵水平很低，有一位来自清华的女诗人，从她披头散发的样子看，是有几分诗人的味道。仪式快结束时，我前排的一位大汉站起来，声若洪钟地喊道：“朋友们，我叫马哲，我为你们朗诵一首自己写的诗，好不好?”然后教室内就是一片笑声，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简称马哲)是我们的必修课。他的声音很大，他的热情很足，他的诗写得太差。他刚坐下，他身边的留着长发有着一张粗糙狠毒的脸的仁兄又站起来，他的目的是展示他的长篇散文诗《杀人者》，我一边听着他可怕的声音下更可怕的文字，马哲在一旁热情地解说那是他的代表作，具有多么前卫的意义。那首长诗读完后，他的热情又迫使他急切地层不他的另一首代表作，还好，他被请下台去了，我偷看他的另一首诗的名字是《强奸犯》……
那次诗会完全败坏了我对诗歌的兴趣，听师兄们讲每年的未名湖诗会都是一次群魔大乱舞。诗人已经没有了，那么歌手呢?
北大图书馆前的草坪曾经是一片歌声的；初夏的傍晚，夜悄悄地笼来，于是吉他声就会响起，于是歌声就会传来，于是我们就会陷入或伤感或激昂的心境之中。这时候，天是暗蓝色的，月是皎白的，浅绿的草在愉快地生长，年轻的心在一起歌唱……
这是高晓松利用他的才情与经历营造的那个校园时代。但走在今天的校园里，他的音乐常给我恍如隔世的感觉，他离我是那么遥远，他属于过去的死去的时代，那是一个白衣飘飘的时代。北大的图书馆前的草坪已经被瓦砾与灰尘覆盖了，歌者都移师静园了，其实歌者大多消失了。低吟浅唱的人都不见了，剩下的是利用草坪背单词的人了。草坪上没有了音乐，于是也失去了生气，甚至连那里的草也都已经枯败·了。
偶尔，你也会在早已寂静的校园里听到歌声，那是一种久违的声音，那是深夜的静园里，我听到了有人在唱崔健，他的歌声和琴弦声在潮乎乎的死寂的空气里激荡、飘扬着。我的心瞬间就被感动了，我的喉咙里就有冲涌而出的声音：“我就去你妈的，我就去你妈的。”后来我们成了朋友。
他让我知道了北大的音乐的存在，他现在组合了一个摇滚乐队，取名重水，重水确是一个很摇很滚的名字。在张信哲流行的年代，摇滚是滑稽的。没有批判力与抗争性，就不会有摇滚。他激动地对我说。他们在忙着排练与学习，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更多的人认识摇滚，他一直觉得摇滚是年青人的音乐，摇滚才能表现出青年的活力……
我去他的房间里找他，他的宿舍乱得让你无法想像，但是我却感到了强烈的亲切感。拥挤的床铺上磁带与CD和吉他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随意堆放的书籍、袜子与内裤让人无处可坐，这一切都让我产生莫名的好感。我讨厌那些房间收拾得有如闺房的男生宿舍，我喜欢杂乱无章的张扬的个性。在狭小的房间里，有一对巨大的音箱，他的室友向我抱怨道那音箱发出的噪音是骇人的。
燕园的记忆 燕园的记忆(4)
他们的活动地点是那些北大附近的小酒吧，因为在校内他们会被视为扰乱秩序。在雾气腾腾，喧嚣躁动的空间里他们放声歌唱，他们肆无忌惮地讨论着他们喜欢的音乐……他们表现自己的青春与活力，热情与不安……偶尔，我们也会一起到静园唱歌，一切我们所喜欢的音乐，从崔健到何勇到BEATLES一首接一首，音乐声中我们大笑，我们咆哮，建筑工地上的灯火微弱地射过来，天是一片死式的黑暗，周围是骇人的寂静，我们的心是前所未有的活跃与眺动。在歌声过后，我们偶尔也会发现自己的眼角是湿润的泪水……
他们的第一场演出终于到来了，在海淀工人文化宫，效果怎样我不知道，但是我想那必定是极为有趣和震撼的，因为只要他们依旧有着那喧嚣的个性，只要依旧相信因为年轻，就要表现自己的力量，那这就足够了……
失落的三角地
这里曾经是北大的某种象征，那几片斑驳破旧的铁板记满了历史的激情与无情。我喜欢听老北大人讲三角地的故事。那么一小快呈三角形的地方竟像未名湖一样对于所有北大人有着巨大的磁场引力。北大青年的青春、激情、理想、骄傲、浪漫都在这块地方或者说是那几块铁板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毛泽东的那句话“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是对三角地最常见的形容，甚至从海内到海外，都把三角地作为中国形式发展的某种晴雨表，北大人的社会参与与责任意识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据说那里经常会有关于某个问题的争论，一张又一张的笔记写满了年轻人的锐气与激昂，他们关心着一切与他们相近与不相近的事件，他们制造着一切可以制造的浪漫……
这属于过去、昨天的三角地。历史的无情在这里又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仅仅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和那个激情的三角地已经产生了一条从无形到有形的鸿沟，这条鸿沟吞没了一切锐气与责任，一切浪漫与理想。今天的三角地充斥的是庸俗的商业气息，可怖的考试广告，生硬的讲座消息，甚至没有一条有趣的广告。
每当走过那条并不长的公告排时，我的心甚至没有一点期盼的喜悦，因为从前那惟一可以让我欣慰的电影广告也随着大讲堂的陷落而消失了。这里有的只有消息，一条又一条的消息，它铺天盖地地告诉你该怎么去赚到一万元，告诉你新东方的课程安排，告诉你霸必龙的最新菜单，告诉你那个系的学生会又成立了，新的学生会主席和他幕僚又是哪些家伙，甚至还有似乎是叫东方学系的某学生会倡议文明修身的倡议书，下面列举了幼儿园孩子们的规范，荒唐得可笑……消息，消息，三角地像《精品购物指南》或者《购物导报》的广告版，花花绿绿，包罗万象，却没有一点思想的价值。
北大似乎已经没有了思想，北大人也不需要思想了。但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广告版三角地也时常处于紧张状况。这是一幅常见的画面：
人物：一个满脸书生气的学生，
两个满脸剽悍之气的穿着蓝色制服打扮的人。
对话：
制服：哎，你干吗呢，乱贴什么呢?
学生：卖呼机的广告。
制服：你是北大的学生吗?
学生：是啊
制服：有证吗?
…………
那两个穿着制服的人在三角地前反复徘徊着，他们的制服在阳光下笔挺而刺眼。
当然，我也曾经看到一些令我高兴的东西。那是一个青年教师写的一篇激动人心的《北大，魂兮归来》的文章，不知被哪个有良知的人张贴到了三角地，那么长的文章和那么小的字体却引来了那么多人的眼睛，那种景象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我想已经很久没有人在三角地为一个问题而思考了，三角地也很久没有这种思想了吧。
昙花一现的美丽往往是惊人的，我现在还在怀念。最近的三角地流行的是关于规范海报张贴标准的给校长的公开信，那个据说是环境保护的协会认为北大的广告张贴太乱，建议统一管理。我开始为北大叹气，竟有人建议自我阉割，他的勇气令我叹服：北大现在最需要的不是规范，而是开放的环境去发展。一所大学的学生自由发展是大学成功的关键所在，只有当思想自由地发展撞击之时才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燕园的记忆 燕园的记忆(5)
图书馆
我不知道有多少北大人是因为这座四层楼里那些一架又一架落满岁月与历史灰尘的黑色的书籍来到北大的。那么多留着黑色头发的充满年轻的脸孔在据说有450万册之巨的图书中逡巡，寻找他们渴望的知识、奇遇、兴奋、浪漫、未来和欢乐……在这里他们试图回望昨天，描述今天，憧憬明天……而这些书籍又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界的中坚力量。，
北大图书馆还是这座校园的“自由精神”的典型象征。真正的知识不是由教授讲解出来的，而是自己摸索寻找出来的，北大的教授鼓励学生去那些书堆里乱闯乱看，因为这样“或许能够撞出一些门道来”。因此，那些讨厌课堂里冰冷的板凳的人在这里寻到了绝好的归宿。多少的北大学子满怀深情地回味过图书馆给他带来的欢乐和帮助，从《北大往事》里那些对于图书馆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北大的自由精神。
图书馆越来越大了，李嘉诚的一千万美元的捐助使她成为亚洲第一大学图书馆，藏书超过七百万册。来图书馆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了，占座成为图书馆里又一大景观。
每天清晨，在门还没有开之前，那些好学的北大学子就匆匆忙忙地集结在图书馆前，那些洗过的和没洗过的不同的脸孔交错在一起，相同的是脸上急切和没有睡醒的表情，他们的手里拿的是书、饭盒或者是半个啃得惨不忍睹的面包。这时候负责开门的门卫的表情是如此的镇定和冷酷，他们麻木而有些嘲讽地看着这些年轻的面孔。开门的时间终于到了，当门被拉开的时候，那些平日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学子们在学习欲望的驱动下就暴露出他们的内在的原始冲动力。他们拥挤着、奔跑着向前，攒动的人头伴随着拥挤的呼喊向图书馆内的自习室涌去。
我想那种场面一定比西进运动更壮观，除了马车，他们具备了一切的激情与力量。那些先到达室内的人就用他的书包或者饭盒，或者什么随身的东西占据一个座位，像标竿一样宣称此处是我的领地。随后他们就将在这块领地内开始他们一天的学习。图书馆里有厕所，有饮料机，夏天有电扇，出门不远是学四食堂，周围有陌生的漂亮男生和女生，这里具备了一切生活和精神的必需品。他们经常是一坐就是一整天，在这里读书睡觉谈恋爱，而事实上，图书馆里发生的恋情比哪里都频繁，那些不断传来传去的纸条上写满了青春的躁动和热情……这种场面在图书馆里每天周而复始地上演着，它构成了图书馆另一个有趣的图像。
图书馆终于可以上网了，这座古老得甚至带有一点陈旧的图书馆和世界连接到一起了。在这里你可以查询到世界科技最尖端的信息，你可以随时找到《科学》杂志上的最新文章，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关于美国和加拿大的留学消息……充满了初生的生命力的因特网为图书馆带来了一点新鲜的冲击。
外文、港台期刊阅览室，理科、文科期刊阅览室，文学借阅室，这些都让北大学子兴奋不已、流连忘返。这里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我们可以让自己沉浸于历史与世隔绝，也可以让自己联结世界沟通未来，我们的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在这里我们试图为自己寻到一处精神的归宿。
录像厅的原版电影，这是图书馆里最吸引人的去处。404的录像厅里总是坐满了人，那些来自异国的文化情调让我们痴迷。好莱坞的经典场面、法国的新浪潮，还有那些和我们长得不一样的俊男靓女们，他们是多么有趣。我记得，我在这里看到了一生中最震撼的电影《死亡诗社》，电影中对于教育制度的有力抨击让所有的人都震惊了，我的血管里始终有奔腾不息的激动。那么多人都笼罩在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里，我们的心灵深处在不断接受着这种撞击……这里单间录像可以寻找自己偏爱的电影，每个单间有两个座位，似乎专为那些情侣和即将成为情侣或者幻想变成情侣的人而设置。北大人对于约会的场所似乎缺乏足够的了解，所以我不断地看到男孩子们邀请异性去看单间录像，而且以一种很堂皇的理由“练习英语听力”。据说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两个人是很容易产生亲近感的。
燕园的记忆 燕园的记忆(6)
柿子林
在物理意义上它永远地在北大消失了，现在它的上面是尘土飞扬和机器的轰鸣声。但是，我们无法抹去它在北大历史上的痕迹。
它是过去的大讲堂前面的一片空地，上面间隔地栽上了柿子树，因此叫出了这么一个俗不可耐的名字，它一点也没有体现出北大人的睿智，可是这里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它是北大最风云的地带三角地旁的惟一一块空地，因此它是北大的中心活动场所。历史上的柿子林是以书市和集会出名的。
买书是北大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买便宜书是所有北大人的心声。柿子林里就会有没完没了的降价书市，没完没了地掏走我们本来就单薄的钱包里寥寥可数的一点点钞票。可是，偏偏我们对于它是如此乐此不疲。
记忆中的柿子林的书市是简单而热闹的。那些书店随随便便地用几条包装绳拉在柿子树间，就拦成了一块自己的空间，然后把那些书就随便摆在地上。那时候逛书市是极有意思的，从一条绳子下穿过，随意地捡起一本书，爱不释手，再拿起一本，怎忍舍弃，于是挑来拣去，这些书都那么对我的胃口，而且都那么便宜，于是一便宜就便宜出半个月的饭票。这是那时候柿子林常见的场景：衣着朴素的年轻面孔上架着一副眼镜，他的手里是那么厚厚的一摞书，脸上洋溢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向上的精神。据说在尼采热的时候，柿子林有过一天卖出两千本的尼采文集的记录……那时候的柿子林一定满是疯子，那些可爱的疯子。
柿子林也常有卖书的学生，那些旧书被良性循环至下一个年级。还有那些自制的刊物和书籍，80年代轰动一时的未名湖丛书就是从柿子林中的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流传开来的。在那个热闹的时代，那些散发着油墨香气的学生刊物满载着青年人的青春激情和理想，它们是北大最激动人心的活力。我甚至可以想像出那些坐在三轮车上或者席地而坐的年轻学子们高声叫卖的情景，那肯定是装出的老练里带着羞涩的。
偶尔，柿子林还会有跳蚤市场。那些在生活中被淘汰的东西被废物利用。高年级的女生边擦着眼镜边把那些不再流行的裙子转让给满脸稚气的新生们。网球拍、剃须刀、牛仔裤、运动鞋、录音机，甚至洗面奶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广阔的市场……关于资本的流动性，北大人有相当的了解。
在某一年，这里甚至举办了LEE-COOPER的专卖活动。那间不大的棚子外挤满了人群，那蜿婉蜒蜒的队伍甚至延伸到三角地的北大书屋。以摒弃商业著称的北大怀着极大的兴趣接受了这次纯商业的操作，因为一百元一件的世界名牌实在具有不可抵制的诱惑力。这个时代是无须拒绝商业化的，尽管有人认为那是柿子林和北大的最大的屈辱。可是，毕竟柿子是不能生长于真空之中的……
从前的柿子林还是一个集会的场所，这个黄金地带吸引了很多年轻的演讲家们在这里动情地表达他们丰富的情感，那时候还有很多人愿意聆听，很多人愿意坐在地上看着那些热血青年慷慨激昂，然后会有掌声，嘘声和谩骂声，充满了躁动……而且有很多次著名的活动是源于此地，或者从这里出发的……
大讲堂没有拆的时候，傍晚的柿子林里是一片又一片的自行车，大家进去看演出或者电影了。有几次自习归来看到那一排排自行车在黄晕的灯光下零乱的样子，我竟有一种说不清的感受。等到电影散场的时候，拥挤而出的学子挤满了柿子林，他们激动的谈论和口哨声，还有自行车的铃声让这块地方充满了动感的生命力。那时候天空还没有污染成现在这个样子，月光还算皎洁，那一棵棵的树在夜晚竟是如此美丽。我慢慢地看着他们离去，看着柿子林由喧嚣转向寂寞，这整个过程让我的心一直浸泡在类似月光的柔和之中。
秋天的柿子林里熟透掉落的烂柿子，散发出成熟的香气和腐烂的怪味，这也是我一直怀念的味道，这两种奇妙地混合到一起的特别的味道给我一种亲切的感觉。现在这些香气只能永久地存在于我的记忆里了，在我偶尔打开记忆的时候，它的香气就又让我沉醉。
燕园的记忆 燕园的记忆(7)
塞万提斯像
这位瘦瘦的欧洲人，身着中世纪的有着类似今天少女裙摆的服装，挎着一把不长的剑步履艰难地来到北大。他的神态依旧坚强，他的目光依旧望着远方，但是他的铜身已经布满灰尘，他的长剑已经折断，他的全身散发出一种与北大那么相投的气味，这种味道带有明显的不合时宜地发霉的感觉。
这是西班牙的马德里市送给北大的礼物：塞万提斯铜像。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选择了这个一生受了无数坎坷，历经磨难之后终成大器的人作为礼物。在勺园边的草坪上的偏僻角落里，这座铜像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满脸的惆怅和没有依靠，浑身充满孤独和失落……夏天来临的时候，草坪上坐满了青春的人，他们歌唱与大笑，可是他们的欢乐和音乐声似乎也没有感染他，他依旧是那么的冷酷，依旧是那么落寞，依旧保持那样的姿势，衣服上面落满岁月的灰尘。
透过这座寂寞的铜像，我总是能够看到那个骑着匹劣马，手舞长矛，满脸雄心壮志的堂吉诃德先生兴冲冲地奔向风车的样子，然后就是惨痛的失败。可是面对伤痛，他却根本没有任何畏缩的痕迹，在短暂的痛苦过后，他依旧是那么兴高采烈，依旧充满自信地向那些风车冲杀。这个失落的骑士，这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这个伟大的不合时宜的人，总是让我联想到这座著名的校园。一个世纪以来，这座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校园用她的勇气，用她的理想一次次地试图向那些破败的风车冲过去，一次次地遍体鳞伤，可是，她却从来没有畏惧过，也从来没有顾影自怜过，她只是在一次次地行动，一次次地冲杀，然后又一次次地受伤……她的理想在这个具有坚固传统的民族里一次次地碰壁，一次次地被那些庸俗的人嘲笑，可是她却从来没有学会放弃。或许这一次次不停的行动，和在骨子里奔涌不息的理想主义的血液才是北大给予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独的人，这是易卜生的不朽名言。这句话在北大曾经是如此地风行。这座铜像在那里孤独地站立着，北大也在那里孤独地站立着，他们不需要别人的理解，也不在乎别人的目光，他就是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观察、评判这个世界，然后勇敢用自己的努力去纠正这个世界的偏差。世界上最伟大的戏剧往往都是悲剧，所以堂吉诃德可以不朽，所以北大精神可以不朽。当岁月洗去那些随波逐流的庸俗，这些人类最精纯的品质就会发出她本来的光辉来的。
有几次在夜晚路过这座铜像时，我的心里竟生出几许寒意。在远远的昏暗的路灯射过的一点点光拌着朦胧的月光照在他的脸上，映出了一股凄凉悲壮的味道。塞万提斯像不远处是三·一八惨案的纪念碑，这又是一次堂吉诃德式努力的明证，那些当年和我们一样年轻的人就迎着那些刺刀和枪口尢畏地冲杀，有力却无用地呐喊。在夜晚，这里明显透出一股诡秘和阴森之感。这种感觉隐隐地撞击我的心，让我产生了莫名的敬畏……
可惜堂吉诃德式的精神似乎离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遥远了，更多充满了稚气的大一新生不理解地看着这座铜像，甚至有很多人在这里读了几年书，却不知道这座铜像是谁，他们每天漠然地从这里经过。北大人也越来越忽视这种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恐惧不合时宜，他们急于让自己和这个社会接轨，而不是改变这个社会。“风车似乎实在过于强大了，所以我们还是放弃努力吧……”这是我听到的最令人心痛的话，有些记忆真的可以忘却吗?
于是，我常常觉得，那个欧洲人的铜像不应该放在那么偏僻的位置，他应该立于北大的中心位置，他是北大真正的同志和知音，我希望所有的北大人都能够理解这一点。我还希望那座铜像永远矗立着，但我不希望修复那柄断剑，因为断剑有时候更具有力量，那是我们曾经战斗过的标志和不可磨灭的伟大精神的痕迹。
那些灰色的楼群
燕园的记忆 燕园的记忆(8)
很难有人一开始就喜欢北大的那些灰暗色调的宿舍楼群。北京的过度污染的天空已经灰暗了，尤其在那些没有阳光的冬日，那么灰的天空下更加灰色的楼群，那是一幅有些压抑的图像。在上课的时间里，冷清的空气和那些冷清的楼群让我的心也蒙上了灰蒙蒙的感觉。
可是，在大学里第一个寒假归来的时候，我竟发现自己对这些灰色的楼群产生了莫大的亲切感，那灰色竟成了我最喜爱的颜色。而且那些灰色也渐渐地摒弃了最初的压抑感，在那些充满了欢乐、梦想、争论、吵闹、躁动、激情的青春的感染下，它也逐渐欢笑起来。
我喜欢在阴暗的楼道里穿行，这里你可以倾听到这世界最具活力的声音。那些宿舍里嘈杂的响声让你的心也快乐起来，汉语、英语、普通话、家乡话在楼里肆无忌惮地交织在一起，互相攻击谩骂着。熄灯后的楼群更是充满了乐趣，那些白天没有来得及发泄的过剩精力就在夜晚的卧谈会上不可阻挡地爆发出来。家事国事天下事，我们都来关心一下；本科生、研究生，那些漂亮的女孩子我们都来回忆一下……我们可以谈论哲学，也可以探讨色情，那些功课上不需要的智慧我们就用来编制那些充满了喜剧与黄色的故事，百分之百的政治暴力加色情。去楼下的绿洲商亭买几瓶啤酒还有那种最便宜的花生米，我们来青梅煮酒，英雄就不要论了，我们不都是英雄吗?讲一讲你的初恋吧，趁着酒劲胡说八道一下吧，你的未来呢，出国还是挣钱?别喊了，大家都睡了，我们也睡吧，今天真的很痛快，明天继续喝……年轻的心就是这么充满生机，就是这么肆无忌惮，就是这么为所欲为……
那些楼群虽然具有相同的灰色，但是它们却被不同的性别的人居住着，然后在这些楼群之间就会上演无休无止的人类最古老也最永恒的戏剧。还记得大一时候的联谊吗，那是个多么可爱和勇敢的年纪，整天做出一副强说愁的年纪，不安的心总是兴奋的，逢人就说，我真的很寂寞。于是，一个宿舍不安的男孩凑到一起，要寻找一个同样寂寞却美丽的女生宿舍共同消除寂寞。鼓起勇气，憋红着脸，像刚刚恋爱的男孩一样羞涩地拿着一张海报跑到女生楼下：“其实我也很寂寞，真想找你聊聊。”然后就整天忐忑不安地在宿舍等待那些白衣飘飘的漂亮女生来自投罗网。结果，除了每天战战兢兢却最终失落地等待外，他们还会被整个楼的女生嘲笑。
傍晚的时候，那些灰色的女生楼就会被涂抹上一层玫瑰的颜色。那些痴情和不争气的男生就端着饭盆帮助他们的公主打饭打水，一脸受虐狂似的衷心地等待他的公主的笑容。那些撕心裂肺的呼喊，情意绵绵的拥抱，如火如荼的亲吻，毕恭毕敬的嘴脸让整个女生楼布满了爱的味道。你走得近了，香风就会扑面而来，让你迷醉。一位女生家长来看他的“乖乖的”宝贝女儿时，看到如此多的男生在这里痴狂，不禁眉头直皱，“好一群狂蜂浪蝶”。那些外表冷酷的楼长大妈们就这样一天天冷漠地看着这幕戏的上演，也逐渐养成了凶狠地对待男生的习惯。
有时候这些楼也会成为课堂上的笑料。那次音乐欣赏课上，教授正讲到9岁的莫扎特就游历了欧洲很多国家时，就听到讲台下一声长叹：“我都20了，还没有去过36楼呢!”其声调悲壮凄婉，凉彻肺腑。36楼是95级女生驻地。
据师兄说，从前的学生毕业时，满楼道的女孩子们都在打毛衣，一件又一件，至于打给谁，她们自己都说不清。而且那时候满楼里都是哭声，往往是一个人哭起来，所有的人就跟着落泪，要毕业了，要离开这些楼群了，要离开这里发生的浪漫传说了。更惊人的是，那时候的男生也照哭不误，32楼是整个中文系的驻地，毕业生们整整哭了一周，那些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什么也不在乎的北大男生这时候心都软得一塌糊涂……临走前夜，男女生们同在女生楼前对歌，一首又一首的情歌不知唱给谁听……秋天到来的时候，北大是满园的黄色的银杏树叶。那时候，满地满天的金黄色搭配着灰色的楼群是如此的美丽，宛如童话里的世界。那幅景象永远地印在了我的心深处。
燕园的记忆 燕园的记忆(9)
告别纯真的诗会
这所大学曾经以追求真理而闻名，远离世俗和喧嚣，曾经是高傲的北大人的重要标志。但是在这个媒体越来越试图渗入大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且我们的思维越来越依靠媒体的时代，她终究无法逃离被卷入其中的命运。而且由于她自身所曾经彰显出来的独特气质也注定了她的巨大社会新闻价值，因此她轻易地就放弃了自己的准则，更加轻易地成为传媒中的焦点。北大的学生社团已经快习惯利用北大这块已经百岁的牌子为自己带来名誉利益甚至未来了。随便一个什么样的活动，那些精明的学生干部们就会找来长长的一份单子，上面写满了各家新闻单位的电话和地址，然后买上足够的硬币，你就一家家的打吧，亮出北大的招牌，声明可以促进哪种文化事业，在北大你总是可以和文化产生联系的。总会有人感兴趣的，毕竟是北大啊。于是那些背着照相机和摄像机的记者们来了，你对着他们侃侃而谈，一副北大青年才俊的感觉。于是，活动会很成功，因为它上报纸了，它上电视了，于是，你拉的那些赞助就都可以兑现了，于是……
这是北大最常见的活动方式，那些张贴出的海报上都会注明有哪些媒体机构会出席，这似乎也成为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了。而北大的学生们也已经快习惯被包围在媒体之中了，甚至对此有些迷恋了。
三角地常有关于招聘的广告，其中电视机构的招聘最具诱惑力，那长长的队伍里满是那些长得漂亮又自视才气的男女。这是一个充满了诱惑的机会，北大人似乎更倾向于在焦点下生活。这些似乎都无可厚非，在开放的时代、信息的时代和把人格都可以推销的时代里，你没有理由或者也不能够成为自我封闭者。但是，这里毕竟是大学，这里是一个应该拒绝盲从的地方，这里是一个表现独特的地方，这里应该是可以让你静静思考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气质上与大众性、流行性相去甚远的文化艺术，当它们被人为地和传媒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常会有一种惊人的滑稽。
未名湖诗会是以它的先锋性闻名的。在崇尚诗歌的80年代，它在北大内具有巨大的影响。进入90年代，诗歌迅速成为一种尴尬的文学题材，而未名湖诗会也逐渐成为一种圈子内的人士的聚会。在那些破旧的教室内，诗人们朗诵着他们的诗，顽强地表现着他们的生命力。
这是北大百年校庆之际的诗会，在各大媒体纷纷爆炒北大之时，它也有了特别的新闻价值。诗会由往年的二教改到了正大国际会议中心的多功能厅，这是北大最豪华的场所。三角地特地贴出了大幅的广告，上面写了出席诗会的十几家著名的新闻机构的名字，充满了煽动性。而且这种本来应该是自发的活动竟然演变成了像演出一样的凭票入场。于是这场诗会终于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那些没有票的低年级的小男生小女生在门口拥挤着，期待着，他们焦急的神情像在等待刘德华的演出。
在室内辉煌的灯光下，闪光灯不断闪着，在人群中拥挤的是摄像机的镜头。那些根本不知诗歌为何物的记者们不断地提出要见一见组织者的要求，他们要寻找新闻。由于太热，空气飘浮着强烈的躁动，加上设施的豪华，浮华的味道充满了各个空间。
诗会里始终缺少一种参与感，台下虔诚的观众像观看《泰坦尼克号》一样专注地望着台上的诗人们。他们也没有被感动，因为那只是一种表演。整个过程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海子的诗歌不适合在这里念的。”为了纪念这位诗人的诗会却距离这位诗人的气质是如此遥远。
那些朗诵的人也似乎由于要面对镜头因而会面对整个电视观众群的缘故也为自己蒙上了演员的色彩，我突然发现这些诗人其实都具有表演天赋。从前的未名湖诗会总会有些异端出现的，所以它往往应该具有某种先锋特质。那是种真正探索性的东西，因为谁也不在乎什么。面对镜头了，中国人的表演欲自然就产生了，诗人们还会产生什么异端吗，他们还怎样进行探索?那些远道而来的诗人们随便拿着他们的旧作就念上了。那些赢得满堂喝彩的诗作是那些中国人最擅长的文字游戏。用诗歌带来笑声，不断的和洪亮的笑声，都快成为那些朗诵者的追求了。我觉得他们当个诗人太亏了，他们本来是该成为喜剧演员的。
燕园的记忆 燕园的记忆(10)
站在人群中，我突然有一种恐惧，大众传媒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吗?在它的笼罩下，我们还会有深刻和个性吗?为了台下的观众，为了那些读者的阅读快感，这些本来应该棱角分明甚至不为人理解的东西竟一下子转向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游戏了。在那些包围我们的报纸和电视之中，我们是不是还可以保持思想上的特立独行呢，难道一切都要向媚俗过渡?在北大走到一百个年头之时，她的传统真的出现了一种巨大的变化吗?要知道北大在历史中从来都是充当一个不合时宜的逆流者出现的，她总是爆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她的行为总是具有某种先锋的实验性……可是，今天呢?
类似未名湖诗会的文化现象在百年之际的北大不断上演着，所有的文化节都不遗余力地在吸引媒体的注意，我在校园里不断看着镜头的晃动。所有的文化，不管你热门还是冷僻都被镜头演变成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拒绝思想的，他们需要的是不断的消息和文化快餐，然后迅速地转化成垃圾。这是现代社会的一大弊病。
一个社会必须需要一个群体的独立思考，他们摒弃外界的干扰，用人类最原始也最理想的思维方式思考，把我们向一个健康的方式牵引，所以他们必须具备一种冷静和寂寞的思维环境，北大曾经是这样一个场所。但是，我们的今天和明天呢?
结束语
北大里可说的东西真是越来越少，想了很久也只是这么几句话，而且乱七八糟地堆到了一起，其中大部分是批评性的，没有好玩只有忧虑，北大快变成没有故事的北大了。我的学兄总是说我有某种北大情结，因为我总是希望北大是个充满传奇的地方，让她的传说感染每一个人，而事实上，北大越来越像一个平庸世俗的好大学，而平庸世俗的好大学是不需要传奇的，比如清华。
燕园的记忆 做个名士
大二的时候特别痴迷魏晋风度，总觉得像阮籍一样翻个青光眼，像刘伶那样整天带着锄头，到处乱喝酒，嚷嚷着死哪儿埋哪，再或者像谢安一样明明紧张得不行还装作很镇静的样子，一个劲下棋聊天，是很带劲的举动。我老觉得他们那样活着特别过瘾。大二的时候还是个希望与众不同的年纪，我老想把自己弄得和周围庸俗的环境格格不入。况且，在校园一堆平凡的面孔里，猛然冒出一个名士肯定特招女孩喜欢。
我就开始打算，该怎么成为名士。我连白眼都不会翻，更何况青光眼，一喝酒就上脸，而且是个性子挺急的人，就赶紧从《世说新语》里找那些名士们还有什么特长。书上说，名士们都善于谈玄，就是胡说八道，而且要透着自己有品位有创造性，像刘伶说的“你干吗跑我裤裆里”就是经典之作。于是，我每天催着室友早早熄灯上床，灯一灭我就开始和他们切磋聊天经验，我们做各种文字游戏，力求把普通几个字组合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效果。几周下来，我一张嘴就是稀奇古怪的话，他们都说我特像个诗人。我讨厌诗人，因为在这个年代诗人等价于骗子。我只好换一种方式，我练习吟啸，不会吟啸不算是真名士。吟啸好像是发出的一种强烈的鼻音，我就把聊天的时间改作了这种鼻音的练习，整晚整晚像牛一样地叫，开始大家都以为我是为了练习美式英语的发音，也姑且容忍。但是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宿舍里成天栓着头牛，于是我的吟啸生涯就在一伙俗人的干涉下告一段落了。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既不影响别人又可以做名士的方法，就是每天做出一副清高的样子，鼻孔向天上翘，眼睛向下扫视别人，走路不紧不慢，目中无人。我的个子本来就很高，以这样的驾式在人群中一戳果然很是惹眼。但多数是一种诧异和不解的眼神：他干吗这么走路。我，名士嘛，何必管他人的不解。几天后，我的一个哥们告诉我，那天在学五食堂老远看到我，竟有王谢之风。我心中顿时大乐，王谢可是魏晋名士中最有名的两个家族啊。而且他补充说，我往那一戳，他就感到我周围的人是那么庸庸碌碌，我一听这话，赶紧拉着他的手，大叫“知音难觅，知音难觅”。
之后，我就更加信心十足地翘着鼻孔走了一个月，直到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我本来一个漂亮女孩对我产生了兴趣，在路上想和我套磁，可一看我的样子就打消了念头。悔恨是最让人痛苦的，痛定思痛，之后，我就恢复正常走路了，尽管还不太习惯。
最近看到魏晋人写的文章和诗歌，顿觉才气四溢，我才明白名士风度后是过人的才华，因为深厚的底蕴，他们表面的毛病才可能成为风度。我一下子就自惭形秽了，我开始泡图书馆了，我想当我可以写出和他们一样的好文章之后，也自然就有了风度。最近《新周刊》上说，北大是个培养魏晋风度和屠龙之技的地方。我想这风度还应该在有了屠龙的本事之后再说吧。
燕园的记忆 嘘　声(1)
这种曾经让我迷醉的声音在北大已经消失殆尽了。如果说伟大的传统往往隐藏在最微小的细节内的话，那么这似乎也意味着北大精神的一种消亡，尽管这种精神有着正负两面。
两片嘴唇，分开小小的缝隙，当空气因为空气动力学与声学的原理，转化成一种奇怪的声波时，它并不怎么激动人心，最多只是唤起了你儿时的某种回忆，或者是一种口唇期的状态——空气与嘴唇的轻微摩擦给你带来了某种浅显的快感。但是，当你置身于人群之中，并且惊喜地发现他们都与你一样操持这种动作，而那轻微的声音此时转化成一种巨大的几乎震慑人心的声响时，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卷入这种快乐之中。欢畅的空气痛快地滑出口腔，更重要的是周围那些和你一样年轻的面孔，那种无法抑制的青春期的力量，那些欢笑的眼睛，这构成了一个多么奇特的镜头。它蕴涵的是一种青春的挥霍，或许还有暴民式的放肆，它让人无所顾忌地快乐。
这种声音让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我希望的北大精神。对于90年代中期入学的我来说，北大精神已经进入了历史的灰尘之中，它停留在80年前的蔡元培时代，它是张中行笔下的红楼点滴，它意味着一种藐视常规的自由，意味着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勇敢。但这与我无关。后来我听到了嘘声。那是在一间宽阔的教室内，一位乏味的权威正在表达他的无聊看法。在经过最初的忍耐后，开始出现了零星的嘘声，它打破了讲台上的专制，在向对这种微弱而充满喜剧性的声响时，权威的声音即使借助了麦克风依旧显得无力。接着，嘘声的音量开始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听众加入其中。台上的权威终于忍耐不住了，他灰溜溜地下了台。在嘘声之中败下阵来的人颇有一些，也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嘘声的强弱成了检验讲演者水准的尺度。那些沽名钓誉者说，北大的学生太自以为是了。相比于嘘声的尖锐，这种无聊的抗议是如此脆弱与不堪一击。
嘘声成了捍卫我们心灵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保证我们拒绝灌输而按照自己的口味选择的权利，这是老北大的传统。尽管这种手段中带有过于轻狂的一面，在很多时候，它甚至成为了一种情绪宣泄的方式，蕴涵了过多的青春期的躁动。关于嘘声的争执一直在校园进行着。是“宽容”还是“拒绝妥协”，这条界限总是很难划清。作为一所大学，宽容的精神当然重要。但是，我们却发现，在现行的环境下，我们宽容的不是异端的思想，而更多的是谎言与陈词滥调。而这种所谓的宽容也更多是要求把学生变成一种没有生气的“乖宝贝”，而不是有理性有原则的自主的人。那么不宽容呢，嘘声又随时朝着一种不负责任的自由的方向发展，很多时候，嘘声没有针对的对象，它只是为嘘而嘘。
没有原则的宽容与没有理性的自由，成为嘘声发展的两个极致，这也使我在聆听最初嘘声而带来的兴奋之后感到的悲哀，我们的教育从来就没有试图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即使在我们所无限景仰的老北大历史中，这两种情绪也是相互接替地斗争着。
但是，嘘声毕竟能够凸现出一些北大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但这种气质却被强行地压迫夭折了。在我聆听了一年之后，校方开始大面积地利用行政手段来压制学生传统。在演出或者讲演的过程中，发出嘘声的同学被记以行政处分。在1995年的新生汇演中，身着蓝衣的校警在大讲堂内如临大敌，他们到处寻找嘘声的源头。于是，这变成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大一新生的我很为这个场面而激动。此起彼伏的嘘声，学生与校警之间的对峙局面，让我想起了60年代的学生造反运动。这场游戏最终以学生的失败而告终，在接连几位不幸者遭到了不正常的重罚之后，嘘声在校园内消退了。以至于一年后，更多人已经忘记了北大中曾经如此风行这种声音。
后来我听说那位以中国传统文化继承者而著名的学者来到北大，这位学者曾有过“谁骂我，谁就是与盗版书商串通”的精妙言论。他在北大受到了热烈得过分的欢迎，据说这所学校曾经以批判性著称，据说这里的嘘声是最鄙视虚伪的，这种据说已经成为传说了。那些1996年以后进入北大的学生越来越听话，他们甚至在自己的心灵受到污染时，没有欲望去反抗。
燕园的记忆 嘘　声(2)
十年之后，当我们这代人开始记录“燕园点滴”或者“北大旧事”时，我希望有人可以重又回到青春期的躁动状态，记忆起曾经如此动人或者讨厌的声音。到那时，已经被风霜抹去锐气的我们，会变得保守，会变得害怕别人的嘘声，但是，会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嘘声，但是有一点是坚信的——这种声音不应该用行政命令强制性消除。
燕园的记忆 晒太阳(1)
据说一天第欧根尼在晒太阳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亲切地来慰问这位智者，您需要什么帮助吗?第欧根尼爱搭不理地回答，别挡着我的太阳。这个可能是杜撰出来的故事被很多人用来说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而我对于第欧根尼的话直接的反应，晒太阳是智慧的象征。我估计那时候的第欧根尼还有其他古希腊学者们没事就爱找个地方蹲着晒太阳，可能连小板凳都懒得搬。然后边晒边和别人聊点什么。希腊所处的爱琴海一带本来就是个阳光地带，天气可能总是晴的，辉煌的希腊文明就是在这里被晒出来的吧。
当然，我对于这晒太阳的推崇是为了如下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推断：晒太阳可以孕育智慧，我喜欢晒太阳，所以我可能是智慧的。北大里大概是图书馆、静园草坪、三教都是适合晒太阳的地方，它们在不同的季节发挥着美妙的功效。
北大的新图书馆．由于宽敞，桌椅舒服几乎适合在任何时候晒太阳。早晨起来，拿着一两本经典名著，坐在二楼的大阅览室内，窗外的太阳正在发出嫩嫩的光，它柔柔地穿过玻璃，披在你身上。梭罗说你应该把清晨的时光献给阅读伟大的著作。的确此时头脑正是最清晰的时刻，阳光几乎穿透你的心灵，让你变得透明起来，而这正是接受那些不朽思想的最佳时刻。这可能也是一天中最能享受阅读快乐的时刻，当你突然为那位古人的言行而快乐时，不妨把头抬起来，迎着太阳光，纵情地笑一笑。管周围的人怎么看你呢，况且早晨的图书室总是地广人稀。阳光与人文传统正在把你包围，在这种状况之下，一颗年轻的心灵是不可能不涌现出某种伟大的情感的，甚至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概，它让你血脉贲张，让你迫不及待地去实现这些理想。所以，我真心建议校方建一所巨大的玻璃房子，再也不要把宝贵的清晨安排成什么公共英语或者高等数学。让所有的青年人集中到这些玻璃房子中，让阳光刺醒他们年轻的眼睛与心灵，我们一起朗读李白的诗篇，一起诵读希腊的成就，这似乎比一切工具化的教育更有效。年轻的灵魂最需要的是理想主义、生命的激情与阳光的照耀，这种情感会促使他们正确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对于世界充满了乐观的希望。
到了中午，太阳爬到了更高的位置，你也应该爬到四楼的期刊室内。这时候，太阳已经失去了最初的纯真了，它有点猛烈了。这种光线让人的头脑有点昏沉，捧起一本《大西洋月刊》或者是《新共和》，总之是一本看上去显得你很有品位的杂志，它们可以帮助你休息和虚荣心，至少可以装模作样地把你和那些阅读《读者》的人区分开。显然，你一会儿就要困了，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的，你也无需和困倦作斗争，趴在那些著名的期刊上睡一觉D巴。或许在睡眠中，你可以会见那些刚才阅读过的人，那些密密麻麻中英文或许拉丁文的文字可以化作一个软软的床垫，而那些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人物可以成为一个鹅毛般舒适的枕头，世界流行期刊则是那些帮你放松的按摩，这是一场多有意义的睡眠啊!
对于寒冷的冬天来说，三教的南面一排教室是晒太阳的理想场所。北京的冬天冷且干燥，且常常北风怒吼。这时候，如果你踏人了三教那些教室，你立刻会感到一阵无法言说的温暖。记得大三那年的政治课，我总是早早地去抢占最后一排靠窗座位。三教的教室被密封得极好，暖气供应得极充足，以致我们可以穿着衬衫也不觉冷。于是下午两点的课开始时、找就开始趴在桌子上，心满意足地听着窗外北风的吼叫，然后我眼皮一闭，也不管老师在讲什么高举什么理论的旗帜，那一切似乎都极具催眠作用。这才是生活啊，有时候，我一觉醒来，发现和我一排的同学全都趴在桌子上，姿势各异，但无疑都在快活地享受着阳光的照耀，心甘情愿地做了睡眠的俘虏。最夸张的是，一次上课当中，一位睡梦中人竟然开始说梦活，肯定是阳光让他太舒服了，以至于得意忘形而开始胡言乱浯。他似乎在叫一个姑娘的名字，他的含混却宏亮的声音顿时让政治课老师一时哑语，然后一场哄笑惊醒了另一片梦中君子。
燕园的记忆 晒太阳(2)
对于不刮风的秋天与春天来讲，静园草坪几乎是一个美妙的阳光浴场。翻美国大学的画报，那些著名大学几乎都有一片片的大草坪，春天到来的时候，被捂了一冬天的学生们，让自己暴露在阳光下，纷纷把草坪当作了海滩。春天的静园电有这种功用，不过北京的风沙实在可恶，能够晒太阳的春天相当珍贵。这时候，草刚刚开始绿，它们让我们嗅到了生命的床道。中午吃过饭，走过静园时，会发现草坪上一片各种颜色约“尸体”。有的是一对男女拥抱在一起，或者一群人躺在那里聊天，也有单独的人在那里看书。大约到了一点左右，聊天的声音越来越小，他们肯定正在体验睡觉的美妙。一个小时过后，大部分人开始坐起来，大家开始继续读书说话。
这么一片草坪，不用来晒太阳简直是暴殄天物。每当天气好时，我一定要努力抛弃一切事物，当我的脚一跨入早坪时，立刻感到一种归属感——似乎我天生就应该躺在这里。我想起了一位不知名的俄国诗人的一句诗：“我来到世间，就是为了晒晒太阳。”透彻精辟，妙不可言。
有时候会在静园的阳光下碰见朋友。于是开始一起快快乐乐地胡说八道，比如有人建议把这里改成天体日光浴场。当话题聊光之后，我们就开始四处寻找漂亮的单身女孩。如果侥幸发现一位躺在那里的姑娘，肯定会有人提出去帮她擦橄榄油。我们甚至模拟了好莱坞影片中的这种场面，只是当需要实践时，我们总是缺乏勇气，一是没有橄榄油，用食用油来替代终究不太好；二是姑娘们似乎总是穿得多多的，不愿意把自己的肩膀让别人来抚摸。最终，还有我们当中的一个家伙最先沉不住气，他把自己的衬衫脱了下来，说是见见阳光。我们冷漠地看着他的肩膀，一点按摩的欲望都没有。
我在北大太阳肯定是没有晒够，我总是希望能够去更多的大学寻找阳光的踪影，顺便发现一下智慧。记得第一次看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照片时，我一下子就被那些台阶惊呆了。照片中，正好是阳光明媚，那些青年男女在台阶上散坐着，看起来放松之极。于是，我决定将来申请哥大时第一句这样写：我渴望去贵校的图书馆前的台阶上晒太阳，因为北大图书馆的台阶太少了……
燕园的记忆 灵魂导游者(1)
我对于1995年的9月印象深刻。那是个不太炎热的秋天，19岁的我背着一个破烂军挎书包在北京大学第三教学楼里乱串。这时候，我刚刚成为不可一世的大一新生。因为第一个月没有安排正式课程，于是，我开始在三教里寻找消遣。
我无比怀念那时候自己拥有的勇气与热忱。我常常是上课时间在楼道里逡巡，一双拖鞋和我左摇右晃的身体完美地搭配着。我会一个教室挨一个教室地观察授课教师的样子，或者是教室里女生的漂亮程度，只要有一方让人满意，我就会摇摇晃晃地推门进去。看一眼老师，或者干脆谁也不看地走到最后一排，直挺挺地坐下，开始听课。这种举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暂时中断了老师的授课，有几天，我甚至迷恋上被众人注视的感觉。
当然，除了观察女生外，我在课堂上得到了当时自己无法意识到的收获。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听了十几门课程，其中涉及了文学、历史、政治、法律、计算机，甚至还有一门有机化学。当然，大多数课我都没有听完，我常常是在把凳子坐热之前就离开。这些课程，让我生硬地知道了一些名词，听到了一些朦胧的概念……
我怀疑，这一个月耗尽了我对上课的所有热忱。因为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上课只给我带来了无休止的厌倦与疲惫。我和宿舍里的同学们，积极去抢占教室的最后一排位置，然后通过睡眠与交流色情笑话熬过漫长的50分钟，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干脆逃避上课。我总觉得，讲台上那个正在说话的人，与我缺乏关联，他讲的东西只是为了帮助我通过考试，获得某项资格证书。
快结束大学生活的时候，我阅读到阿兰·布鲁姆的一段话，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认为作为老师，他得到的最大奉承，是他最欣赏的一个学生在游历意大利时寄给他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你不但是一个政治哲学教授，而且还是导游。”阿兰感慨道：“作为一个教育者，没有什么比这能更好地表达我的动机。他认为我已经为他的所见所闻作好了准备，然后他可以独立地思考了……在我们的时代，教育应该去发现学生们渴望完美的任何东西，重建一种知识体系，能让他们自发地去追求完美。”
这段略显哕唆的话精确地说明了我厌倦的原因——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我回忆起入学的第一个月，如果说得夸张与抽象一点，那应该是颗充满稚气灵魂在三教里游荡，它本能地在寻找着些东西，它渴望与某些目标发生亲近。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执着地在三教里游荡的一个主要原因，源于对大学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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