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对垄断征收总额不变的税，不会使生产减少，和垄断纯收入成比例的税也不会使生产减少；但是如果根据产量征税，就会使生产减少。
假定供给条件发生了变化；有些新的费用势必开支，或有些旧的费用可以节省；或者也许交纳新税，或者得到了补贴。
首先假定这种费用的增加或减少等于一个固定的数额，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该业负担，并不因商品产量的变动而变动。那末，不论所索价格和所销商品数量如何，垄断收入将有所增加或减少，而增加或减少之数等于这个数额；因此，变动以前提供最大垄断收入的那种销售价格在变动以后也将提供这种收入；因此，这种变动将不会引诱垄断者来改变他的生产方针。例如，假定每年按每千呎三十便士的价格出售十二亿立方呎的煤气获得最大垄断收入：假定这个数量的生产费用等于每千呎二十六便士，并留有四便士作为每千呎的垄断收入，亦即垄断收入总额为二万镑。这是它的最大值：如果公司的定价较高，比方说，每千呎三十一便士，而只能出售十一亿立方呎的煤气，则他们也许每千呎获得四点二便士的垄断收入，亦即总数为一万九千二百五十镑；而为了销售十三亿立方呎的煤气，他们也许不得不把价格降低至比方说二十八便士，并且也许每千呎获得三点六便士的垄断收入，亦即总数为一万九千五百镑。可见，他们定价三十便士比定价三十一便士能多得七百五十镑，比定价二十八便士能多得五百镑。现在假定不论销售量如何每年向煤气公司征收一万镑的固定税额。那末，他们的垄断收入，如定价三十便士，将为一万镑，如定价三十一便士，将为九千二百五十镑，如定价二十八便士，将为九千五百镑。因此，他们将继续定价三十便士。
这对那种不与该业的总收入成比例而与它的垄断收入成比例的税或补贴是同样适用的。因为假定所征的税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额，而是占垄断收入的一定百分比，比方说占它的百分之五十，则公司的垄断收入，如定价三十便士，将为一万镑，如定价三十一便士，将为九千六百二十五镑，如定价二十八便士，将为九千七百五十镑。因此，他们将仍然继续定价三十便士。
相反地，与产量成比例的税将诱使垄断者减少他的产量并提高价格。因为这样做就可以减少他的费用。因此，总收入超过总支出的差额因产量减少而增加，虽然在征税以前它也许有所下降。此外，如果征税前的纯收入只是略大于那些小得多的售额所提供的纯收入，那末，垄断者会因大大缩减生产而获利；因此，在这样的场合下，这种变动多半会使生产锐减与价格暴涨。从经营垄断的费用中减少一个与垄断产量成比例的数额的这种变动将会造成相反的结果。
例如，在最后一例中，如果公司定价为每千呎三十一便士，从而销售十一亿呎煤气，则每售一千呎纳税二便士就会使垄断收入降至一万零八十三镑，如果定价为三十便士，从而销售十二亿呎煤气，就会使垄断收入降至一万镑，如果定价为二十八便士，从而销售十三亿呎煤气，就会使垄断收入降至八千六百六十六镑。因此，这种税势必诱使煤气公司把价格提高到三十便士以上，他们也许提高到三十一便士；也许提得比三十一便士还要高些；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数字不能精确地指明究竟提高到什么程度才符合他们的利益。
而相反地，如果每售一千呎煤气有补贴二便士，如果煤气公司的定价为三十一便士，则垄断收入会上升到二万八千四百一十六镑；如果定价为三十便士，会上升到三万镑；如果定价为二十八便士，会上升到三万零三百三十三镑。因此，补贴会使他们减价。当然，因煤气生产方法的改进，而使垄断公司的生产成本每千呎降低二便士，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第五节　垄断者往往能够保持企业上的节约。
如果垄断者所生产的销售量是如此之大，以致它的供给价格（如上面所说的）等于它的需求价格，则他会失掉他所有的垄断收入。提供最大垄断收入的产量总是大大小于这一数量。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仿佛垄断产量总是小于竞争产量，它对消费者的价格总是大于竞争价格。但事实却不然。
因为如生产操于一个人或一个公司之手，则所引起的总费用一般地比同样的生产总量被分配给许多较小的生产对手时要小些。他们势必彼此竞争，以广招徕，从而用于各种广告的费用总额必然要比一个厂大得多；他们不善于利用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各种经济。特别是他们拿不起像单独一个大厂那样多的钱来改进生产方法和生产中所用的机器，这个厂知道它势必获得任何改进所带来的全部利益。
这个论点的确假定该厂经营有方，并拥有无限的资本支配权。这是一个不能轻意作的假设。但是如能作这样的假设，则我们一般可以得出结论：非垄断产品的供给表所表示的供给价格比我们的垄断供给表要高些；因此，在自由竞争下所生产的商品的均衡产量小于需求价格等于垄断供给价格的那一产量。
垄断理论最有趣而极其困难的应用之一是这个问题：把不同的地区划归各大铁路，以便排除那里的竞争，是否最能促进公众的利益？这种建议的主张是，一条铁路载运二百万旅客或二百万吨货物比载运一百万能够来得便宜。把公众需求分配给两条铁路将不能使它们各自提供廉价的服务。必须承认，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一条铁路所规定的“垄断收入价格”将因其服务需求的每次增加而下降。反之则反是。但是如人性所趋，经验证明，因竞争路线的开辟而对垄断的破坏加速了而不是阻碍了原有路线的这一发现，即它能够按较低的运价进行运输。此外，还有一种建议，即不久两条铁路行将合并，并使公众负担用于双重服务的那些费用。但这又只能引起新的争论。垄断理论提出了而不是解决了这些实际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只好置而不论。
第六节　垄断者为了他的企业的未来发展，或出于对消费者福利的直接关心，可以降低他的价格。
上面我们假定了垄断者规定他的商品价格只是从他从垄断中所能获得的当前纯收入着眼。但事实上即使他不考虑消费者的利益，他也多半会想到，一种东西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习惯；如果他用略低于给他提供最大纯收入的那种价格可以增加他的销量，那末，他的商品的畅销不久就会补偿他现在的损失。煤气的价格愈低，人们装置煤气的倾向就愈大；一旦装置之后，即使有电或石油与之暗中竞争，人们也多半会继续使用一些煤气。更明显的事例是，一个铁路公司实际上拥有运输旅客和货物到某港口或建筑星稀的郊区的垄断；这个铁路公司从商业观点看也许认为值得收取一种远低于提供最大纯收入的运费，以便使商人们惯于使用这个港口，并鼓励当地的居民来建立船坞和货栈；或帮助郊区的投机营造商建筑便宜的住宅，并迅速地接纳房客，从而给郊区带来一种早期繁荣的气氛，而这对保证它的长期成功是大有裨益的。垄断者为了发展未来生意而所受的目前部分利益的牺牲，和一个新厂为了建立商业往来而一般所受的牺牲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异。
在像上面所说的场合下，一个铁路公司虽然不敢说有任何利他动机，但是发觉它自己的利益和它的顾客的利益是如此密切相关，以致暂时牺牲一些纯收入以增加消费者的剩余对它是有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在下述场合下就更加密切，即某地区的一些土地所有者共同建筑一条通过该地区的铁路支线，并不过分指望这条铁路对他们的投资将提供当前的利息率（这就是说，并不过分指望像我们所说的那种铁路垄断收入将不是一个负数），而是希望这条铁路使他们的地产价值增加得使他们的全部冒险成为有利的冒险。当某市从事供应煤气，自来水，或通过修路，建桥，设立电车而提供运输便利时，往往发生一个问题，是否收费标准应该高些，以便提供适当的纯收入，并减轻市政税的负担，还是应该低些，以便增加消费者的剩余。
第七节　总利益，调和利益。
很显然，需要研究一个垄断者在下述假设基础上借以支配自己行动的那些考虑，这个假设是，他认为增加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是同样合乎他的需要的，即使他的垄断收入没有相等的增加，而只是增加比方说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话。
如果把按任何价格出售该商品所产生的消费者的剩余加于由此而来的垄断收入，则二者之和就等于因出售该商品而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带来的纯利益的货币尺度，或如我们所说的那种销售的总利益。如果垄断者把对消费者的利益看作是和对自己的相等利益具有相等的重要性，那末，他将力求生产使这种总利益成为最大的那一商品产量。
但是垄断者往往很少把一镑的消费者剩余看得和一镑的垄断收入同样地合乎需要。即使是把自己的利益看作是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政府也不得不考虑这一事实，即如果它放弃了一种收入来源，它一般地必须指靠本身具有不利的另一些来源。因为它们将势必引起征收上的磨擦和费用，以及对公众的某种损害，像我们所曾提到的那种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它们从来不能调节得十分公平，当计及社会不同阶层将因建议政府放弃它的某些收入而获得的利益份额不等时，更是如此。假定垄断者折衷一下，把一镑的消费者剩余算作比方说等于十先令的垄断收入。假定他计算按任何既定价格出售他的商品所得的垄断收入，并且假定他把相应的消费者剩余的二分之一加于这种收入，则二者之和可以叫做折衷利益；他将力求规定一种使这种利益尽可能大的价格。
下面的一般结果是可以加以精确的证明的；但是略加思索，它们的真实性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致几乎无须加以证明。
首先，在垄断者多少有意增进消费者的利益比在他的唯一目的是攫取最大可能的垄断收入时，他行将出售的数量要大些（而出售该数量的价格要低些）；其次，垄断者增进消费者利益的念头愈大，亦即他依以计算消费者的剩余和他自己收入的实际价值的百分比愈大，则产量也就愈大（销售价格就愈低）。
第八节　需求规律和消费者剩余规律的统计研究对社会的重要性。
若干年前，人们常说：“一个把自己看作属民的代理者的英国国王应该留意的是，不要把人民的精力消耗在不值得它本身所用劳动的那种工作上，或译成普通话来说，他不从事那种收入不足以支付其成本利息的工作”。这些话有时也许只不过是说，消费者不愿以高价大规模地购买的某种利益，多半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那些在所述工作中有私人利益的人的巧辩之中；但是他们更经常的也许是表明一种低估消费者在低价格下所拥有的利益（即我们所谓的消费者剩余）的倾向。
私人企业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权衡任何方针的得失和鉴别它们真正相对重要性的那种能力。由于实践和天才而学会使各种因素各得其所的人，业已获得致富之道；我们生产力的效率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许多能干的人，他们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获得这种企业才能。但遗憾的是，这种利害得失的权衡差不多都是从一个观点即生产者的观点出发的；而权衡消费者和生产者在各种不同行为中所拥有的相对利益的人却是不多的。因为的确只有很少数的人的直接经验才能取得这种必要的材料，而甚至在这些少数人的场合下，所获得的材料也是有限而不完全的。此外，当一个大行政官，像能干的商人意识到他们的商业一样，意识到公众的利益时，他多半也不能自由地实行他的计划。无论如何，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一个宏伟的计划是很难保证按一致的方针进行的，除非把它的利益不仅向那些少数具有公共事业的直接经验的人讲清楚，而且也向那些许多没有这种经验而只凭别人所提供的材料加以判断的人讲清楚。
这种判断总不及那能干的商人借助于自己长期企业经验的直观所作的判断。但是如果能够根据各种不同的公共行为对社会各阶级可能引起的相对利害的统计作出判断，那末，这种判断要比现在可靠得多。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败和不公许多是由于缺乏统计。坚持一方面利益的少数人不断地大声疾呼；
而在相反方面具有自己利益的大多数群众却默不作声；因为即使这件事情曾多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也没有人愿意为对本身无足轻重的那种事业而努力。因此，少数人获得胜利，即便可用的利益统计表明，这少数人的总利益只占许多沉默者的总利益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
无疑地，统计是很容易加以曲解的；而且最初用于新问题时也往往会引起错误。但是误用统计的许多弊病是显而易见的，除非有人甚至对一般听众演说时也不厌其烦地重复它们。
就一般而论，可以归纳成统计形式（虽仍处于落后状态）的论证，比任何其他形式愈益迅速地获得那些曾研究它们所讨论的问题的人的一致承认。集体利益的急剧增长，和集体行动在经济上的趋之若鹜，就使得这些事实成为当务之急：即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最需要的公共利益的数量尺度，什么是它们所需要的统计，而且我们应该着手来获得这些统计。
这种希望也许是不无理由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统计将组织得使需求表充分可靠，在目力所及的图解中表明各种不同的公私行为行将引起的消费者剩余的数量。通过对这些图解的研究，人们也许逐渐能正确地识别社会在各种不同的公私企业计划中所获得的相对利益数量；健全的理论可以代替以往那些传统的理论，而这些理论虽然在当时也许起过进步的作用，但是由于对不计货币利得的各种公共事业计划的怀疑而冷却了社会的热忱。我们以上所从事的许多抽象推理的实际意义，不到本书完结时，是不会充分表现出来的。但是提前介绍它们，似乎是有种种方便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同供求均衡的主要理论有密切的关系，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从旁说明决定我们即将研究的分配的因素这一探讨的性质与目的。
第九节　相互补充的二种垄断问题是得不到一般解决的。
上面假定的是，垄断者可以自由买卖。但实际上一个工业部门的垄断同盟可以助长与该业有往来的那些部门的垄断同盟的发展。而垄断组织之间的冲突和联合在现代经济学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一般性的抽象推理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两种绝对的垄断相辅相成，因此，其中一种垄断如不借助于另一种垄断就不能善于利用它的产品，那末，就无法决定成品的价格将定于何处。例如，如果我们仿效古尔诺假定，铜与锌除非混合制成铜器都无用处，如果我们假定，某甲拥有铜的一切供给来源，而某乙拥有锌的一切供给来源。那末，就无法事先决定究竟生产铜器若干，从而，也无法决定它的销售价格。各人都力求在交易中占对方的便宜；虽然斗争的结果对买主们也许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买主们将不能左右这种结果。
在所假定的条件下，甲不能指望从由于在锌价不是由战略上的讨价还价而是由自然原因所决定的那个市场上降低铜价而增加的销量中获得全部利益，甚至完全得不到任何利益。
因为如果他减低他的价格，乙也许认为这种行动是商运不佳的象征，并提高锌的价格；从而使甲在价格和销量上都有所失。因此，各人都力求恫吓对方；消费者也许发觉上市的铜器较少，从而，所能索取的价格比在单独一个垄断者拥有铜和锌的全部供给时要高些。因为他也许认为在长期内通过刺激消费的低价格可以获利。但是甲和乙都无法预计自己行动的后果，除非二个人在一起商定一个共同的政策，这就是说，除非他们把他们的垄断部分地，也许暂时地加以合并。由于这点以及由于几种垄断多半会扰乱有关的工业，也许有理由主张，公共利益一般需要相互辅助的垄断应操于单独一个人之手。
但是在另一方面，有一些其他考虑，也许更加重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像上面所说的那种永久的绝对垄断几乎是不存在的。相反地，在现代世界中，新东西和新方法不断地趋于代替那些不为消费者的利益着想的旧东西和旧方法；直接和间接的竞争多半会使相互辅助的二种垄断中的一种在地位上比另一种更加削弱。例如，如果在一个闭塞的小乡村中只有一个纺纱厂和一个织布厂，那末，为了公众的利益这两个厂在短时期内也许应该操于同一个人之手。但是动摇这样建立起来的垄断比动摇它们各自分立的垄断将要困难得多。因为一个新的冒险者也许会插足于纺纱业，并与旧纱厂争夺旧布厂的主顾。
此外，再看一看两个大工业中心之间部分用铁路，部分用水路的全部路程。如果铁路或水路方面的竞争是永不可能的，那末，为了公众的利益，铁路线和航线也许应该操于同一个人之手。但实际上这种一般论断是不可能予以作出的。在某些条件下，铁路和航线操于一个人之手，更符合于公众的利益；
而在另一些也许是经常出现的条件下，它们操于不同的人之手，在长期内是符合于公众的利益的。
同样地，赞成把相互辅助的工业部门中的卡特尔或其他垄断组织合并的那些论点，虽然从表面上看往往振振有词，甚至具有说服力，但仔细考察以后，一般是靠不住的。它们的目的在于消除显著的社会工业上的不协调；但是那也许是以未来更大而更持久的不协调为代价的。
经济学原理--第十五章　供求均衡的一般理论摘要
第十五章　供求均衡的一般理论摘要
第一节　第五篇摘要。参阅附录九。
本章并不包括新的内容，它只是概括出第五篇讨论的结果。对于略而未读上述最后几章的读者，本章的后半部也许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可以指出其中的大意，虽然未能作何解释。
在第五篇中，我们研究了关于供求的最一般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尽可能地不考虑那些具体运用这种理论的特殊情况，并把这个一般理论同几种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的具体特点的关系留给第六篇加以研究。
问题的困难主要地都依场所范围和所述市场持续的时间的不同而改变；而时间的影响比空间的影响更加重要。
甚至在一个为期很短的市场，例如，在一个乡村谷物交易的集市上，“讲价还价”也许围绕着一个均点摆动，而这个均点多少有权被叫做均衡价格。但是交易者在出一种价格或拒绝另一种价格时，几乎不考虑到生产成本。他们的主要照顾方面是现有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商品的现有存量。的确，他们也多少注意一些最近将来会露苗头的生产变动；但是在易腐品的场合下，他们不会料得很远：例如，生产成本对鱼市场上一日的交易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在严格的静态下，其中供给在各个方面都可以完全与需求相适应，正常生产费用，边际费用和平均费用（租也计算在内），对于长期和短期都是同一种东西。但实际上职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在把正常一词用于决定价值的那些原因时，对这个词的使用却有很大的伸缩性。我们需要研究的是一种相当明确的分界线。
这种界线的一端是长时期，在这个期间，各种经济力量有时间充分发挥它们的正常作用；因此，在这个期间，熟练劳动或任何其他生产要素的暂时稀缺可以得到补救；并且在这个期间，因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正常地产生的那些经济（所谓正常，即不借助于任何重大的新发明）有时间来显现自己。用正常能力经营，并拥有大规模生产的内部与外部节约的正常门路的一个代表性厂的费用，可以当作计算正常生产费用的标准。如所考察的时期长得足以使投资能建成新企业，并且卓见功效，则边际供给价格就是这种价格，它的预期在长时期内恰足以引诱资本家和各级工人把他们的物质资本与人身资本投于该业。
分界线的另一端是这样的时期，这种时期长得足以使生产者有可能针对需求的变动来调节他们的生产，如这种调节利用现有的专门技巧，专业化资本，和工业组织是可能的话；
但是它长得不足以使他们有可能在这些生产要素的供给方面进行任何重大的变动。就这种时起来说，物质生产工具和劳动的数量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现成的；而边际供给增加额是由生产者就用现有的生产设备值得他们生产的数量的估计来决定的。如果生意活跃，则使一切能力都尽量紧张，加班加点，从而，生产并不是由于缺乏更多或更快生产的意志，而是由于缺乏力量而受到了限制。但是如果生意清淡，则各个生产者都必须打定主意，怎样才值得接近直接成本地承受新定货。这里是没有确定的规律的，起作用的主要力量是害怕破坏市场；而它对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工业集团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起作用的。因为不论雇主或雇工之间的各种公开结社和各种非正式的“习惯上”的默约的主要动机，是在于使各个人不致以那种只顾目前利益而不顾该业更大总损失的行动来破坏共同市场。
第二节　续前。
其次我们又讨论了那些为满足连带需求而必须被结合在一起的东西的供求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事例是必须在某业中共同起作用的专业化物质资本与个人专门技术的事例。因为在消费者方面不是对它们各自，而只是对它们共同制成的产品有着直接的需求；对它们各自的需求是派生需求。这种需求，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随着共同产品需求的每次增加和连带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的每次减少而增加。同样地，有连带供给关系的商品，如煤气与焦炭，或牛肉与牛皮，它们各自只能有一种派生供给价格，而这种价格是一方面由整个生产过程的费用，和另一方面由其余共同产品的需求来决定的。
因某物被用于几种不同场合而对它引起的合成需求和出于几个生产来源的某物的复合供给，并不产生很大的困难；因为为不同目的而需要的几种数量，或来自不同来源的供给的几种数量都可以用第三篇中所用的同一方法加在一起，以合成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对同一种商品的需求。
其次我们研究了企业补充成本（特别是同建立商业往来、推销和保险有关的那些成本）在其各种不同产品之间的分配。
第三节　续前。
在研究那些同时间因素有关的正常供求均衡的主要困难时，我们对某种生产工具的价值及其所制产品价值的关系，作了较充分的探讨。
如不同的生产者在生产某物上具有不同的便利，则它的价格必须足以补偿那些没有特殊额外便利的生产者的生产费用；否则他们将停止或缩减他们的生产，而相对于需求而言，供给量的稀缺，将使价格上涨。当市场处于均衡状态，而该物正在按足敷开支这些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售时，除了他们的费用，对那些拥有任何额外便利的人还留有剩余。如果这些便利源于对自然恩赐品的占有，这种剩余就叫做生产者的剩余，或生产者的租。总之是有剩余的，如果自然恩赐品的所有者把它租给其他的人，因其使用他一般能获得相当于这种剩余的货币收入。
产品的价格等于边际上（亦即在不提供租的不利条件下）
生产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成本，这部分产品成本的计算，不会陷入循环推理，而其他部分的成本却不然。
如果过去用于种植蛇麻的土地现在用作菜地而能提供较高的地租，则种植蛇麻的土地面积无疑地将有所减少；而这将提高它们的边际生产成本，因此，也提高它们的价格。土地对某种产品行将提供的地租，要求我们注意这一事实，即对用于该产品的土地的需求，增加了其他产品供给的困难，虽然它不直接列入那些生产费用。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城市土地的地基价值和建筑物成本之间的关系。
这样，当我们一般地考察正常价值时，当我们研究那些决定“长期”正常价值的原因时，当我们探讨经济原因的“最后”结果时，则得自这些形式的资本的收入列入必须用以补偿所述商品的生产费用的报酬之中；而关于那种收入的可能数量的估计直接地支配着生产者的行动，他们关于究竟是否值得增加生产资料，尚在犹疑不定。但是，在另一方面，当我们考虑决定短期正常价格的原因时（所谓短期是相对于大量增加那些生产工具所需要的时间而言），则生产工具对于价值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多少近似于自然恩赐品所起的影响。我们所考察的时期愈短，那些工具的生产过程愈慢，它们所提供的收入的变动在节制或增加它们所制商品的供给上，从而在提高或降低产品的供给价格上，所起的作用也就愈小。
第四节　续前。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考虑那些和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某种商品的边际生产费用相关的技术性困难。这些困难源于一种企图，即认为供给价格取决于产量，而不考虑各个别企业在扩大它的内部组织，尤其是外部组织方面所必须占用的时间的长短；因此，它们在价值理论的数学和准数学的讨论中是最突出的。因为如供给价格与产量的变动被看作是完全相互依存，而不涉及逐渐的增长，则似乎有理由认为，各个别生产者的边际供给价格等于因生产他的最后一单位而增加的生产费用总额；这种边际价格在许多场合下多半会因他的产量的增加而减少，且比需求价格在共同市场上由于同样的原因要减少得多些。
因此，静态均衡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那些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商品。但是应该看到，在许多工业中，各个生产者都有一个特殊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他是人所共知的，同时他又不能迅速扩大这个市场，因此，虽然他迅速增加他的产量也许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是他会冒有这样的风险：要么急剧降低自己市场上的需求价格，要么被迫按较不利的价格在别处出售他的剩余产品。虽然有些工业，其中各个生产者都有机会出入整个的大市场，可是在这些工业中，如现有设备业已得到适当利用，则因增加产量而获得的内部经济却微乎其微。无疑地也有一些工业，就它们而论，这些论断都不适用——它们处于过渡阶段，必须承认，正常供求的静态均衡理论运用于它们是勉强而无益的。但这些场合是不多见的；而就大多数加工工业而言，供给价格和产量的关系对于长期和短期却显出根本不同的性质。
对短起来说，使企业的内部和外部组织和产量的迅速变动相适应的困难是如此之重，以致供给价格一般必须被认为随着产量的增减而升降。
但在长期内，大规模生产的内部与外部节约有时间来显现自己。边际供给价格不是任何特定产品组的生产费用，而是整个生产和推销过程中的边际增加额的全部费用（包括保险费用和管理总报酬在内）。
第五节　续前。
对于被视作供求的一般条件变动方面的一个特殊场合的税的影响之研究指出，如适当地计及消费者的利益，所谓“最大满足”的一般理论的论据是抽象的，而不是像以往经济学家所假设的那样一望而知。这个理论是，各人自由追求各自的当前利益，将使生产者把他们的资本与劳动，并使消费者把他们的支出纳入那些最有助于共同利益的途径。在我们研究的现阶段，因只限于最一般性的分析，我们不去讨论这一重要问题：在像当前人性的条件下，集体行动在能力与弹性方面，以及在意志的果断与创造性方面，究竟比个人行动差多少；因此，由于实际上缺乏效率而造成的浪费是否未必多于因计及任何方针所涉及的各种利益而引起的节约。但是即使不去考虑财富分配的不均所引起的那些灾难，似乎有理由相信，与最大限度相去很远的总满足，可以通过促进那些报酬递加规律起特殊作用的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的集体行动而得到很大的增加。
这个论点是通过对垄断理论的研究而加以证实的。垄断者当前所关注的是把他商品的产销调节得使他获得最大的纯收入，而他所采取的方针多半不是提供最大总满足的方针。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对那些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比对那些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商起来说，似乎是较不重要的。
但是在后一种场合，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政府干预往往对社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因为大量增产使消费者的剩余增加得多，而使产品的总生产费用增加得少。对供求关系（尤其是用图解的形式表示时）的较确切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什么统计应该加以搜集，以及它们应该怎样用于计算各种相互冲突的公私经济利益之中。
李嘉图关于生产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的理论在经济学史上所占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致对这一理论的实际性质的任何误解必然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有一种广泛流行的信念，即这种理论有必要为当代经济学家加以改造。在附录九中指出了不能接受这种意见的理由，同时也指出了主张下述相反意见的理由，即认为李嘉图所留下的这个理论的基础仍然原封未动；加于其中者很多，建立于其上者也很多，但取于其中者却极少。那里有一种论点，这种论点认为他知道需求在决定价值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把它的作用看得比生产成本要明显些，因此，他就在给他的朋友和自己用的笔记中把它略去；因为他从来不打算写一本正式的论著。这种论点也认为，他把生产成本看作是取决于（而不是仅仅取决于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量，像马克思说他那样）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再加上辅助劳动所需要的蓄积资本量和这种辅助所用的时间。
经济学原理--第一章　分配概论
第一章　分配概论
第一节　全篇要旨。
本篇的宗旨在于表明这一事实，即自由人的培养而参加工作不能和机器、牛马、奴隶适用同样的原则。如果可以适用同样的原则，则价值的分配和交换几无区别；因为每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报酬足以抵偿它的生产费用、耗损等等；总之，除意料所不及的失败而外，常可使需求和供给相适应。但事实上，随着人类控制自然能力的增进，除生活必需品外，常可提供日益增大的剩余；而这种剩余并不能为人口的无限增长所吸尽。因此，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是决定把这种剩余分配给人民的那些一般原因？习惯上的必需品，即生活上的安适程度起着什么作用？消费和生活方式对效率一般地起着什么作用？各种需要和活动，亦即生活程度，代用原则的多方面作用，以及各阶级各种类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生存竞争又起着什么作用？资本运用所给予资本所有者的权力又起着什么作用？和那些工作并当时消费他们劳动果实的人相比较，在一般源泉中有哪些部分用于报酬那些工作（包括各种冒险在内）和“等待”的人？对于这些和某些相同的问题，试图作一广泛的答案。
在分配问题的初步考察上，我们将首先观察一世纪以前英国和法国学者怎样认为价值几乎完全由生产成本所决定，而需求只居于从属地位。其次，我们将说明这种研究结果在静态社会中是怎样近于真实的；并为使这种结果同现实生活和工作条件相一致又需要作哪些修正；第一章的其余部分主要讨论的是劳动需求。
在第二章中我们将首先考察现代条件下的劳动供给；并进而一般地考察确定工人、资本家和地主分配国民收入的大体界线的原因。在这种走马观花的考察下，许多细节将略而不论，其中有些是本篇其余章节所要补足的，但其他细节只得留待续篇。
第二节　重农学派根据法国当时的特殊情况假定了工资的最低可能水平，以及这种最低可能水平亦适用于资本的利息。这些严格的假定后来为亚当·斯密与马尔萨斯部分地加以扬弃。
亚当·斯密的前辈法国经济学家曾极简单地论述了决定国民收入分配的原因。而这种论述是以法国十八世纪后半期的特殊环境为基础的。当时征自法国农民的各种苛捐杂税只以他们的支付能力为限。各劳动阶级免于饥饿者甚少。所以法国经济学家（当时称为重农学派）为简单起见假定有一种自然人口规律，根据这个规律，劳动工资保持在最低可能的水平线上。他们并没有假定这适用于全体劳动人口，但例外是如此稀少，以致他们认为他们的假设所含的一般见解是真的；这种说法多少像叙述地球的形状一样，虽然地球上有少数山脉凸出，但凸出于地面的程度不大，这并不妨碍我们说地球是椭圆形的。
此外，他们知道，在以前的五个世纪中，欧洲的利率由于“节约一般地压倒奢侈”一事而有所下降。但资本的敏感性和逃避税吏压迫的敏捷性使他们深有所感，因此，他们断言以下的假设并不过分，即如果资本的利润比以前减少，则资本会很快地被消费掉或流入他国。从而他们又为简单起见假定有某种类似自然工资率的自然利润率或必要利润率的存在。如果当前利润率超过这种必要利润率，则资本增长得很快，直到它迫使利润率降低到自然利润率或必要利润率水平为止。如果当前利润率降低到必要利润率以下，则资本缩减得很快，而又使利润率上升。从而重农学派认为工资和利润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同时各种东西的自然价值纯粹是由报酬生产者用的工资和利润的总额来决定的。
亚当·斯密所作的结论比起重农学派来是更加充实的。
虽然有待于李嘉图阐明的是，生产上所用的劳动和资本必须在耕作边际上加以估量，借以避免地租因素。但亚当·斯密也知道，在英国，劳动和资本并不像在法国那样，处在饥饿的边际。英国大部分劳动阶级的工资除足以维持生存所必要的外，尚绰绰有余。英国的资本有极稳妥而有利的运用场所，似不致消灭或流入他国。因此当他慎重措辞时，他的使用“自然工资率”和“自然利润率”这些名词，并不像重农学派口上所说的那样狭隘和死板。在解释二者是由经常变化着的需求和供给情况决定时，他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甚至认为，优厚的劳动报酬，能增进平民的勤劳”；“丰富的生活资料能增加工人的体力；改善他的状况和也许在愉快和富裕中度过他的晚年的那种美好希望鼓舞他拼命地工作。从而，在工资高的地方比在工资低的地方，我们总会发觉，工人较为积极，较为勤劳，较为敏捷。例如，英格兰和苏格兰，城市近郊和穷乡僻壤的情形就是这样”。可是他有时沿用旧的说法，致使粗心的读者以为他相信劳动工资的平均水平是由仅能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资料这一铁律来决定的。
马尔萨斯在他那英国从十三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工资演变的卓越调查中也曾指出，工资的平均水平是怎样逐代变动不居的，有时降低到每日半配克谷物左右，有时又上升到一配克半，而在十五世纪，甚或上升到两配克左右。虽然他说“下等生活方式可以是贫困的结果，也可以是贫困的原因”，但是他把这种结果差不多完全归罪于由此而引起的人数的增加；他未曾料到，我们时代的经济学家所强调的是，生活习惯对于效率，从而对于劳动者多得报酬的能力所发生的影响。
李嘉图的用语甚至远远不如斯密和马尔萨斯谨严。的确，他清楚地说过：“用食物和必需品所测量的劳动自然价格，不能理解成绝对固定，一成不变的；……劳动的自然价格主要取决于人民的风俗习惯”；但是，一旦他说过之后，他却不屑于经常重复；他的绝大部分读者忘掉他是这样说了的。在他的论证中，他经常采取同杜阁和重农学派相似的说法，似乎工资一旦超过仅能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资料的范围，人口就有急剧增长的趋势，而这种趋势通过“自然规律”固定在仅能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资料的水平上。尤其在德国，这个规律曾叫做李嘉图的“铁律”或“铜律”——许多德国社会主义者相信，这个规律甚至在西欧各国现在也起着作用；并且相信，只要“资本主义”或“个人主义”的生产方式存在，它将继续发生作用。他们竟断言李嘉图是他们队伍中的权威。
但事实上李嘉图不仅知道工资的必要限界或自然限界是不能由铁律来规定的，而且也知道，它是由各个地方和各个时期的当地生活条件和习惯来决定的——而且，他对较高“生活程度”的重要性是非常敏感的，并号召主张人道主义的朋友们努力促成各劳动阶级决心的成长，使工资不致降低至接近仅能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资料的水平。
许多学者坚持不渝地认为他相信“铁律”，这只能由下述事实来解释，即他喜欢“设想有力的例证”，和暗示一次以后，不再重复的习惯，并为简单起见，删去那些使他的研究结果应用于现实生活所需要的条件和限制。
穆勒虽然倾注全力强调经济学上人的因素，但在工资理论方面却没有超过他的前辈，而作出任何巨大的贡献。他追随马尔萨斯，专从历史方面立论，认为如果工资的下降使劳动阶级的安逸水准度下降，即“他们所受的损害将是永久性的，恶化了的生活条件将成为一种新的最低额，像以前较高的最低额一样，常常使自己延续持久”。
高工资不仅能提高工资领受者的效率，而且能提高他们子孙的效率，这种影响的认真研究只是在上世纪才开始的。在这方面，首推沃克和美国的其他经济学家。运用比较方法来研究欧美各国的工业问题，不断地使人越来越注意这一事实，即报酬优厚的劳动一般地是有效率的劳动，因此，不是昂贵的劳动。这种事实虽然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事实对人类的未来都充满更大的希望，但是它却给分配理论带来极其复杂的影响。
现在看来，分配问题比以前经济学家所想像的要难得多，任何自认为是很简单的解决办法都是不能信以为真的。从前的许多研究曾给分配问题以简易的答案，而这些答案实际上是对那些想像的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可能产生于生活条件十分简单的其他世界，而决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但在回答这些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最好可以分成几部分加以解决。这些简单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包含着我们必须解决的那个大的困难问题的一部分。让我们借助于这个经验，并在本章以后各节循序研究，以便了解那些决定现实生活中的资本和劳动的需求的一般原因。
第三节　从一个不存在着劳资关系问题的社会来逐步说明需求对分配的影响。
让我们首先研究在一个想像的世界里需求对劳动报酬所发生的影响，在这个世界里，各个人都拥有辅助他劳动的资本；因此在这里并不存在劳资关系问题。这就是说，让我们假定，只有少量资本将被使用；每个人所用的资本都归他个人所有；而自然恩赐品俯拾皆是，可供人自由使用，不取分文代价。其次让我们假定，各个人不仅有相同的能力，而且有相同的工作意愿，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劳动得同样卖劲。再其次让我们假定，所有的劳动都是简单劳动，或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劳动，这指的是，如果两个人相互调换工作，则对工作的质量和数量都不发生任何影响。最后，让我们假定，每个人所生产的东西都是准备出卖，无须中间人过手，他直接把东西售与它们的最后消费者——因此，各种东西的需求都是直接需求。
在这种场合，价值问题十分简单。各种东西都比例于生产它们所消耗的劳动进行交换。如果任何一种东西的供给不足，则它的售价可以暂时高于它的正常价格。它所交换的东西在生产上用的劳动较多；但是假使如此，人们将立刻离开别的工作，而从事于它的生产，在很短的时间内，它的价格将降低至正常水平。一些暂时的小干扰是可能有的，但就一般而论，任何人的报酬将等于他人的报酬。换言之，在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纯总额中，各人所得的份额都相等；而产品和服务的纯总额我们可以叫做国民收入，它将构成劳动需求。
如果现在有一种新发明，使某业中的工作效率提高一倍，因此，某人每年可使某种东西增产一倍，而无须增加工具，那末，这些东西的交换价值将为以往交换价值的一半。对每个人的劳动的有效需求将略有增加，而各个人从公共的收入源泉中所汲取的部分也比以前略有增加。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对这种特殊的东西多取一倍，其他旧有的东西仍旧不变；
或者他可以取得比以前略多的各种东西。如果许多行业中的生产效率增加，则公共收入源泉，或国民收益将大增；那些行业所生产的商品将构成其他行业所生产的商品的较大需求，并提高每个人的收入的购买力。
第四节　续前。
倘其他条件不变，这就是说，倘工人的工作能力和勤劳相同，各业都同样为人所好且同样容易学会，如果我们假定，各业需要某种特殊的技能，则上述论点不致有很大的变动。各业中的正常收入率仍然相同。因为如果某业一日劳动制造的出售产品比他业一日劳动制造的出售产品所得较多，而这种。不平等现象又有持续的倾向，则人们将使他们的子女优先学习这种有利的行业。的确，某些小的不规则现象是可能存在的。从一业转向另一业势必要占用时间，一时某些行业所得的份额多于他们在收入源泉中所应得的正常份额，而另一些行业所得的份额却较少，甚或缺少工作。尽管有这些干扰，但是各种东西的当前价值将围绕着它的正常价值波动；在这个场合，像在以前的场合一样，正常价值纯粹是由生产那种东西所消耗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因为各种劳动的正常价值仍将相等。社会生产力由于分工而势必提高；一般国民收益或公共收入源泉行将扩大；除一时的干扰不计外，各人所得的份额将相同，各人用他自己的劳动果实所能购买的那些东西，比如果他自己为自己生产时对他是更加有利的。
在这个阶段，像在上述阶段一样，这个命题仍然是正确的，即各种东西的价值是和消耗在它上面的劳动量相一致的；
每个人的收入纯粹是由自然的恩赐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来决定的。
第五节　续前。
其次，让我们仍旧抛开培养工作者所用的大量支出对他们的效率的影响不谈，把它留在下章和分配的供给方面的其他问题一并讨论。而我们所要观察的是，人口数量的变动对自然所提供的收入的影响。让我们假定，人口增长率不变，或者无论如何不受工资率的影响。它可以受习惯、伦理观念和卫生知识的变动的影响。同时我们仍然假定，一切的劳动都是相同等级的劳动，分配给各家的国民收入，除一时略有不均外，也都是相等的。在这种场合，生产技术的发达，交通的进步，各种新的发现以及战胜自然之各种新成就，将使各家所支配的安乐品和奢侈品得到相等的增加。
但是这种场合和前一场合是不同的；因为在这种场合人口的增加，如持续得很久，最后必然快于生产技术的改良，而使报酬递减规律在农业中显现自己的作用。这就是说，从事农业的人将获得较少的小麦和其他农产品，作为他们的劳动和资本的报酬。在农业中，从而在其他各业中，一小时的劳动所代表的小麦数量将比以前减少；因为所有的劳动假定属于相同的等级，所以，各业的收入通常是相等的。
此外，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土地的剩余或租值有上升的趋势。因为任何种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劳动的价值，而这种劳动，根据我们的假设，不论在优等土地或劣等土地上，在仅仅有利的即边际的条件下始终是辅以生产它所需要的等量资本的。在耕作边际上生产一夸脱小麦等所用的劳动和资本比以前有所增加；因此，自然对有利条件下所运用的劳动的报酬小麦等等，相对于该劳动和资本将比以前有较高的价值；
换言之，小麦所提供的价值，除超过生产它所用的劳动和资本的价值外，尚有较大的剩余。
第六节　续前。
让我们现在撇开这一假设：即在全社会中，劳动具有这样的流动性，以致保证等量努力能获得等量报酬。为了更加接近现实生活起见，我们假定，劳动在工业上不只有一级，而有几级。再假定：父母往往培养他们的子女在本级中就业；他们在本级中可以自由选择，而不能离开本级。最后，我们假定，各级人数的增加不受经济原因的支配。如前所述，它可以是固定不变的，也可以是受习惯和伦理等方面的改变的影响的。在这种场合，国民收益总额是由自然给予处在现有生产技术状态下的人的劳动的报酬丰度来决定的。但分配给各级的国民收益将有所不同。它是由人民本身的需求来决定的。
某业中的人愈能满足在国民收入中占有很大份额的那些人的广泛而迫切的需要，他们所得的份额也就愈多。
例如，假定艺术家单独构成一个级或等级，或组成一行；
其次，假定他们的人数不变，或至少只少与收入无关的因素的影响；那末，他们的收入将取决于喜欢从艺术家得到满足的那些阶层中的居民的资金和热中程度。
第七节　从一个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来说明特定劳动的纯产品，他的雇用并不增加间接成本，但它的工作恰只达到雇主不能从其中获得纯收益的那一边际。
现在我们可以离开那个各人都拥有辅助他劳动的资本的想像世界，而回到我们这个劳资关系在分配问题上起着巨大作用的现实世界。但让我们仍然把注意集中在按每种要素的数量和它所提供的服务把国民收益分配给各种不同生产要素上，至于每种要素的报酬对该要素的供给所起的反作用，则留在下章讨论。
我们已经知道，机敏的企业家怎样不断寻求最有利运用自己资金的机会，并力图把各生产要素使用到那一边际或限界，在该边际，他如把他的一小部分开支移用到其他要素上，对他会是有利的；从而就其影响所及，他是代用原则起作用的媒介，通过他这一原则使各要素的雇用得到这样的安排，以致在它的边际运用上它的成本和因它的使用而增加的纯产品成比例。我们必须把这个普遍原则运用在劳动的雇用上。
在那谨慎的企业家的心中经常盘算的一个问题是，他是否有恰当的人数，来完成他的工作。在有些场合下，他的设备就给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个机车上必须有一个，而且只能有一个司机。但是几列快车只有一个车务管理；在运输繁忙的时候，它们会迟到几分钟，而这些时间是可以通过第二个车务管理节省的。因此，一个机敏的经理总在度量那因重要列车上第二个车务管理之助而给旅客所节省的时间和所避免的麻烦这一纯产品，并考虑这种纯产品是否将和它的成本相称。这个问题和多增加一次列车是否能补偿它在设备和劳动方面所用的较大支出这一问题，在性质上是相同的，但在形式上却是比较简单的。
此外，人们有时听说，某农户因缺乏劳动而使他的土地荒芜。也许他有足够的马匹和农具；但是“如果他多雇一个人，他就会收回他的资金，且绰绰有余”。这就是说，增雇的这个人所提供的纯产品除补偿他的工资外，尚有剩余。让我们假定，某农户存在着究竟雇用多少放牧员这样一个问题。为简单起见，我们可以假定，增加一个人在设备或资本方面不需要任何额外支出；且他在各方面所给予该农户的劳逸都相等；因此，无须增加管理上的报酬（就该词作广义解，甚至包括风险保险费等在内）。最后，农户认为此人除同样防止羊的死伤外，每年还可增加羊二十只。也就是说，他认为增雇的这个人所提供的纯产品是二十只羊。如果可以用少于二十只羊的价格的等价雇到这个人，他一定是会雇他的；但是如果只能用差不多相等的价格才可以雇到，那末，该农户将犹疑不决；而这个人可以叫做边际牧工，因为他是在边际上雇用的。
最好是始终假定他具有正常的效率；即使他有特殊的效率，倘他的纯产平等于他的工资，那他也只会是一个边际放牧员。该农户也许算过，一个有正常效率的放牧员只能增产十六只羊；从而愿意以多于普通工资四分之一的价格雇用；但假定他有这样特殊的效率，是极其不便的。他应当有代表性，即有正常的效率。
如果他有代表性，他的雇主也有代表性，那末，二十只羊就代表一个牧工的纯产品，从而代表他获得收入的能力。但是如果雇主不善于经营，例如，如果他听任他的牧工不给羊以充分的饲料，那末，该人只可以增产十六只羊，而不是二十只羊。只有工人及其雇用条件都处于正常状态，纯产品才有代表正常工资的趋势。
这个放牧员的劳动所增加的产品，是大受该农户所已雇的放牧员人数的影响的；而所雇的人数又决定于需求和供给的一般情况，特别是当代放牧员队伍由以补充的人的数目，羊肉羊毛的需求和牧区的面积以及所有其他农场的放牧员的效率等等。而边际产量又深受土地的其他用途的竞争的影响：可供养羊的地面，因造林、种植燕麦和养鹿等之需要土地而减少。
这是从简单的养羊业中所选的一个例证。但在各业中，问题的形式尽可以不同，而它的本质却是相同的。除脚注中所指出的，但对我们的主要目的无关重要的那些条件外，各类劳动者的工资有等于该类边际劳动者的追加劳动所提供的纯产品的趋势。
这个原理有时被当作工资理论提出来。但任何这种主张都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工人的报酬有等于他的劳动纯产品的趋势这一原理，就其本身来讲，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要计算纯产品，除他的工资外，我们还必须假定他所制造的那种商品的全部生产费。
不承认它是一种工资理论，这是对的，但不承认这个原理是阐明决定工资的那些原因中的一个原因所起的作用，这就不对了。
第八节　对一般资本的需求。
在以下几章，为了特殊目的，我们要用别的例证说明上节用体力劳动所说明的那个原则。特别要指出，当发现多用些监督和多雇一个普通工人对某企业的有效产量有相等的增加时，某部分歧业管理工作的价值是怎样测定的；此外，一架机器的所得有时可以用在某些场合不引起任何附带的额外开支而给工厂增加的产量来计算。
在从某特定机器的工作推到有一定价值总额的机器的工作时，我们可以假定，有某工厂可以增用价值一百镑的机器，而不增加其他开支，该工厂每年纯产量之值（即除去该机器本身的耗损外），增加四镑。如果投资者尽先把资本投向利益优厚的地方，如果经此程序达到均衡以后，投资者尚觉值得而且仅仅值得雇用该机器，则我们由此事实可以推断年利为四厘。但是这种举例，不过指出价值决定原因的一部分而已。
如把这类例证当作利息论或当作工资论，则必犯循环推理的毛病。
姑不妨进一步说明某用途方面的资本需求的性质，并考察资本的总需求如何由许多不同用途的资本需求所构成。
为论证起见，让我们以某特定行业如制帽业为例，并研究什么是决定该业所吸收的资本数量的那些原因。假定在毫无风险的证券上，利率为年息四厘，假定制帽业吸收资本一百万镑。这就是表示，制帽业可以善用这一百万镑资本，宁可对它付年息四厘，而不愿弃此资本而不用。
有些东西是制帽业所必需的；它不仅必须要有食物、衣服和住宅，而且也必须要有流动资本如原料和固定资本如工具甚或少许的机器。虽然竞争使运用这宗必要资本所获利润不能超过普通的企业利润，但是如果制帽业不能以较低的利率得到资本，则它甘愿对它付息五分，而不愿受缺乏此项资本所引起的损害。设年息为二分，也许有其他机器，制帽业不能不用，年息为一分时，所用的机器增多，年息为六厘时，更多，五厘时，更多；最后，因为年息为四厘，所以更多用机器。当制帽业拥有这个数量的机器时，则机器的边际效用——即仅仅值得使用的那个机器的效用——为四厘。
利率上涨，减少制帽业的使用机器；因为凡年剩余不超过本身价值百分之四的机器，则制帽业避免使用，而利率下降使制帽业需要更多的资本，年剩余略少于本身价值百分之四的机器，也得到使用。此外，利率越低，则用于制帽工厂和工人宿舍的建筑也越坚固美观；同时利率下降将导致制帽业使用更多的资本，这表现在原料和零售商手中成品的大量积存上。
虽在同一业中，而使用资本的方法却迥然不同。各企业主按照自己的资金将在企业的各个方面投资，直到他认为有利的边际似乎到达为止；而有利的边际，如我们说过的，是相续切割各种可能投资的一条界线，一旦利率下降，并按该利率又可以借得额外资本，则此线即向外作不规则的伸张。因此，资本的需求是各业中一切企业主的资本需求总量；它所遵守的规律，和商品销售所遵守的规律相同。如同在任何既定价格下一定量的商品总能找到买主一样，如价格上涨，则所能销售的商品数量减少，而资本的使用，亦复如此。
就生产上的各种贷款而言，如此，而专事消费不事生产的人，或抵押未来资源以取得现时经费的政府，他们的借贷何尝不是这样。的确，他们的行为往往很少受冷静的计划所约束，并往往决定他们所要借的数额，而很少考虑到他们将来对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利率甚至对于这类借款也起着明显的影响。
第九节　简短的摘要。
试就上述一切作一全面的（即便是困难的）总结：各生产要素如土地、机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等等，在生产中往往被运用在尽先有利之处。如果雇主和其他企业家认为，他们略多使用任何一种要素时，就能获得较好的结果，则他们将使用这种要素；他们估算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稍微增加开支所得的纯产值（即总产量的货币价值扣除附带费用后的纯增益）；如果把少量开支从一方面移用到他方面而有利可获，则他们将移用这种开支。
这样看来，各生产要素的使用，是由需求和供给的一般情况来决定的。这就是说，它一方面是由该要素在各种使用上的迫切性与使用者所有的资金，和另方面由该要素的现有存量来决定的。根据代用原则，由于从该要素服务价值较小的使用方面不断移向服务价值较大的使用方面这一趋势，则它在各种使用上的价值得以均等。
如果非熟练劳动或任何一种要素使用得较少，考其原因不外是，在某一点人们对于使用该要素是否值得还犹疑不决，最后认为不值得。亦即我们所说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各种要素的边际使用及其边际效率。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任何转移只能发生于边际，通过转移已经变化了的供求关系才显现出来。
如果我们忽略各级劳动之间的差别，并把所有的劳动看作相同的劳动，或至少看作都用有标准效率的某种劳动所表示的劳动，则我们可以求出直接运用劳动和直接运用资本之间的无差别边际；简言之，用屠能的话来说是：“资本的效率必然是它的报酬的尺度，因为如果资本的劳动比人的劳动便宜，则企业主势必解雇一部分工人，如果资本比人工贵，则他增雇工人”。
但一般资本之争取雇用和某业中机器之争取雇用，在性质上有所区别。后者可使某种劳动完全失业，而前者却一般地不能代替劳动，因为它必然增加资本篇生产者的就业人数。
而事实上以资本代替劳动，不过是以含有大量等待的劳动代替含有少量等待的其他形式的劳动而已。
第十节　国民收入或国民收益的再定义。
当我们说到国民收益或可分配的全国纯收入（如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所得的份额）时，我们必须明确，哪些是我们所包括的，而哪些又是我们所排除的。不论我们从广义上或狭义上来使用这些名词，这对我们的论证是无关紧要的。但重要的是，贯穿在任何一个论证中我们的用法必须始终一致。
凡包括在土地、劳动和资本的需求及供给的某一方面的东西，也必须包括在另一方面。
一国的劳动和资本作用于它的自然资源时，每年生产一定的纯商品总量，其中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非物质的，各种服务也包括在内。而“纯”这个限制词，是指补偿原料和半制成品的消耗以及机器设备在生产中的耗损和折旧。必须从总产品中减去所有这种种消耗，我们才能求得真正收入或纯收入。国外投资所提供的纯收入也必须包括在内（见第二篇、第四章、第六节）。这就是一国的真正年纯收入，或国民收益。当然，我们可以按一年或按某一时期计算这种收益。国民收入和国民收益这两个名词是可以互用的。只是当我们把国民收入看作可供分配的各种享受之新来源的总和时，国民收益一词才是更有意义的。但这里最好是沿用惯例，凡普通不算作个人收入的一部分者，也不能算作国民收入或收益的部分。因此，除提到与此相反的情况外，某人自己为自己的服务，和给家人及朋友所提供的无代价服务，以及从个人资质和公共财产（如免税关口）所获得的利益，都不能算作国民收益部分，而必须加以分别讨论。
一部分产品不仅用于补偿已消耗的物资和用坏的机器，而且用于增加原料和机平等的存量。这部分国民收入或收益并不直接进入个人消费领域。但从通常所用的这个名词的广义上来说，它确是进入消费领域，例如，当印刷机制造商把印刷机售与印刷厂之时。因此，从广义上来说，的确，一切生产都是为了消费，国民收益、纯产品总量和消费总量都是可以互用的名词。在普通的工业状态下，生产和消费是相伴而行的，除非有相应的生产为消费创造了条件，就无所谓消费。一切生产都伴随着它所要满足的消费。的确，在某些特定生产部门中，可能有产销脱节现象；商业信用的破产可能使绝大多数仓库一时存货充斥，无法出售。但这些都是例外情况，而不在我们现时的考察范围之内（参阅以下第八章第十节；附录七，第三节）。
经济学原理--第二章　分配概论（续）
第二章　分配概论（续）
第一节　影响生产要素供给的诸原因和影响需求的诸原因对分配都起着同等影响。
如前章开始时所指出的，现在我们要研究报酬对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所起的反作用，以补充需求对分配的影响之研究。考察生产成本和效用（或可欲性）在决定各种劳动、资本家和地主的分配国民收益方面所起的作用时，我们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加以讨论。
李嘉图和追随他的那些干练的企业家都认为需求的作用是自明的，无须加以解释的。他们既没有强调它，也没有充分详细的研究它；这种忽视曾引起很大的混乱，并蒙蔽了事实的真相。在这种反应中，有一种偏见，认为各生产要素的报酬源于它所参与制造的那种产品的价值，而且当时主要地是由该价值所决定；它的报酬的决定和地租的决定是根据同样的原理的。甚至有人认为，可能从地租规律的推广应用中构成一种完整的分配理论。但他们是不会达到目的的。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似乎具有正确的直觉看法，因为他们默认供给力量的研究是更为迫切和更加困难的。
当我们研究什么在决定一种生产要素（不论是任何种劳动或物质资本）的（边际）效率时，我们发觉，该问题的及时解决需要知道该要素的现有供给量；因为如果供给增加，则它将被用在需要较小、效率较低的使用方面。而问题的最后解决也需要知道决定那种供给的原因。各种东西，不论是某特定种类的劳动，或资本，或其他别的东西；它的名义价值，如同拱门的拱心石一样，是靠两边相反的压力来维持自己的均衡的；即一方面是需求的压力，另方面是供给的压力。
各种东西，不论是一种生产要素，还是用于当前消费的商品，它的生产势必扩展到供给与需求均衡的限界或边际。商品的数量及其价格，生产该商品所用的各生产要素和它们的价格，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互制约着，如果有某种外因使其中某因素发生变动，则干扰的结果将涉及其余的因素。
同样地，当碗中盛有数球时，它们相互制约着自己的位置；又如天花板的不同点上有强度和长度不同的弹线（都是拉长的）悬着一个重物，各线和重物的均衡位置都是彼此制约的，如有一线缩短，则原来各线所处的位置势必变动，而其余各线的长度和张力也必然变动。
第二节　第四篇中所讨论的，影响各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和资本的原因之要点说明。报酬增加对个人勤奋影响之无常。
正常工资与人口增长和体质增强特别是后者之间的适应比较规则。储蓄所产生的利益对资本及其他财富的积累的一般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任何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不论什么时候都首先取决于它的现有存量，其次取决于它的所有者把它运用到生产上的意向。而这种意向不纯粹是由预期的眼前报酬来决定的；虽然有一种在某些场合叫做直接成本的下限，在直接成本以下，生产势必停止。例如，某厂商会断然拒绝开动自己的机起来生产那种定货，而这种定货不能补偿生产上的额外货币开支和机器的实际耗损。关于工人体力的消耗和工作上的疲劳及其他不便，也有类似情况。虽然目前我们所讨论的是正常条件下的成本和报酬，而不是工人做某件特定工作时个人的直接消耗，但是为了避免误解起见，不妨在这里就这个问题作一简短的说明。
如前所述，当某人做自己所愿意做的工作而津津有味时，那工作对他实际上毫无所费。因为如某些社会主义者相当夸大其词地说的那样，除非有某事发生，以致完全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则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喜爱自己的适度工作。但不论正确与否，大多数人相信，在谋生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对他们毫无剩余乐趣可言，相反地，对他们却有所耗费；收工时，他们高兴；他们也许忘掉，最初的几个工作小时对他们的耗费并不像最后一小时那样多，他们多半认为，九小时工作的耗费为最后一小时的九倍。他们很少想到，通过用足以补偿最后而最艰苦的一小时的工资率，来支付每一小时，他们即可获得生产者的剩余，或租。
一个人工作甚或值班的时间愈长，除非他因工作而麻木不仁，则他想休息的欲望也愈强，同时每增加一小时的工作，使他的工资有所增加，并使他愈益接近于满足他的最迫切需要的那个阶段，工资愈高，这个阶段的到来也愈快。不过，随着工资的增长，究竟出现新的需要和为他人及为自己备办晚年享受其的新欲望呢，还是他很快地满足于只能从他的工作所得到的那些生活享受，而企求更多的休息和本身饶有兴味的那些活动的机会呢，这只是个人的兴趣问题，并没有普遍的准则可循。但经验似乎证明，各种族和各个人（特别是热带的居民）愈是愚昧无知，他们工作得时间也愈短，如果工资率的提高使他们可以用比以前少的工作得到习惯上的生活享受，则他们工作时将愈不卖劲。而眼界较广，性格坚强的人，除非宁愿把他们的活动转用于高尚的目的，而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工作，则工资率愈高，他们工作得愈卖劲，坚持的时间也愈长。但这点将在进步对价值的影响一题下加以详细的讨论。此刻我们可以断言，就一般而论，报酬增加使有效率的工作的供给得到即时的增加。此项规则的上述例外为数不多，但它们不是没有意义的。
不直接涉及成本，因为劳动的有效供给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因为即使严格地规定了一年的工作时数（实际上却不然），而工作强度也仍然是有伸缩性的。
第三节　续前。
然而，如我们从工资的增加对个人所做的工作的现时影响推究到它在一二世纪以后的最终影响时，则这种结果也是肯定的。的确，虽说境遇的暂时改善将给许多青年人带来成家立业的机会；而富裕的持续增长，对生殖率的提高与降低，似有同样的可能。但另方面，工资的增长势必减少死亡率，除非父母对子女的保育漠不关心。如我们观察高工资对下一代人的体力和智力所起的影响，则这个论据更加有力。
因为有某种消费，如果它有某些减少，则工作就不能有效地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各级工作所绝对必要的。
的确，成年人或许牺牲他们的子女而成全自己，但那只不过使效率的减少推后一代而已。其次，还有习惯上的必需品，它们在风俗习惯上是这样的必要，以致人们一般地宁肯牺牲大部分所谓绝对必需品，而不愿弃其重大部分而不用。第三，又有日常嗜好品，有些人（虽不是所有的人），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也不愿弃而不用。很多这些习惯上的必需品和日常嗜好品是物质与精神进步的体现，它们的范围随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不同。它们的数量愈多，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则愈不经济。但如果加以适当的选择，它们就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一切生产的目的，因为那时它们提高人类生活的旨趣。
使效率所绝对必需的那种消费，有任何增加，都不是得不偿失的，它对国民收益之所取等于它对国民收益之所增。但增加不为效率所必需的那种消费，只能通过人对自然力控制的增进而加以解决。这种消费的增加可由于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组织的改善和原料来源的日益丰富和扩大，最后，由于资本的增长和达到任何既定目的的物质资料的增加。
可见，劳动供给如何紧密地适应劳动需求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一般人的现时消费中有多少是用以维持青年和老年人的生活及效率的必需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有多少是习惯上的必需品，这种必需品在理论上可以免却，但实际上很多人宁愿要它而不愿要某些真正用来维持效率的必需品。当作生产手段来看，又有多少是多余的，虽然，当作目的本身来看，有些当然是极其重要的。
如我们在前章开始时所指出的，早期的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几乎把劳动阶级的全部消费都列入第一类；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为了简单，而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英国劳动阶级的贫困，而法国劳动阶级则更加贫困；他们曾断定，劳动供给会适应它的有效需求的变动，和机器的供给适应它的有效需求的变动一样，不过前者适应有效需求的速度远不如后者那样快。就现在较不发达国家的问题而言，我们所必须给予的答案和英法经济学家的答案是没有多大出入的。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劳动阶级所能消费的，奢侈品最少，甚至习惯上的必需品也不多。他们报酬的增加引起人数的大量增加，从而使他们的报酬又迅速降低至仅能维持生活所需要的费用的原有水平线上。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地方，工资几乎是按所谓铁律或铜律来规定的，这个规律把工资固定在培育和维持一个效率很差的劳动阶级的费用上。
关于现代西欧各国，答案却迥然不同。其所以不同，是在于近来在知识和自由、体力和财富，以及易于接近海外富饶的食物和原料基地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的确，甚至在今日英国居民主体的大部分消费仍用于维持生活和体力；
用法也许不太经济，但也没有任何巨大的浪费。无疑的，某些恣意放纵是绝对有害的；但相对于其他的恣意放纵行为它们是在减少着，主要的例外也许要算赌博。其中大部分开支，作为培养效率的手段并不十分经济，但有助于形成灵机应变的习惯，并给生活带来多样性，缺了它，人们就显得闷闷不乐，停滞不前，耕耘虽多，而收获却少。大家都承认，甚至在西欧各国，那里的工资最高，那里的熟练劳动一般是最便宜的劳动。的确，日本的工业发展有一种倾向表明：某些很贵的习惯上的必需品可以弃而不用，而不致相应地减低效率。
虽然这种经验将来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它同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不大。就人的现在和过去的情况而言，在西欧各国，有效率的劳动所得的报酬，不是大大超过用来补偿培养和训练有效率的工人并保持和充分运用他们的精力所需要的最低费用，这仍是真的。
于是，我们可以作出结论，工资的增加，除非在不健康的条件下赚取的，差不多总能增进下一代的体育、智育、甚至德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报酬的增加，提高劳动的增长率。换言之，劳动的需求价格上升，使劳动的供给增加。如果知识、社会风尚和家庭习惯不变，则全体人民的劳力（假如不是人数的话）和某特定行业中的人数与劳力可以说有一个供给价格，意即有一定的需求价格水平使二者不增不减；价格较高，则二者增加，价格较低，则二者减少。
可见，我们又知道，需求和供给对工资起着同样的影响，其中是不容有轩轾的，如同剪刀之两边，拱门之双柱一样。工资有等于劳动纯产品的趋势，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的需求价格。从另方面来看，工资有同培养、训练和保持有效率的劳动的精力所用的成本保持密切关系（虽然是间接而复杂的）的趋势。这个问题中的各种因素都是相互决定（即制约）的；它偶尔使得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等：工资既不是由需求价格又不是由供给价格决定，而是由支配供给和需求的一系列的原因来决定的。
关于“一般工资率”或“一般劳动工资”这些常用名词，须略加解释。在广泛地考察分配，特别是在我们考察劳动和资本的一般关系时，使用这些名词是方便的。但实际上在现代文明中无所谓一般工资率。在数以百计的工群（groupofworkers）中，各有各的工资问题，各有各的特殊原因（自然的和人为的），支配着供给价格并限制着它的人数；各有各的由其他生产要素对它的服务的需要所决定的需求价格。
第四节　续前。
一般利率一词也有类似的困难。但这里主要的困难是源于这一事实，即在某些特定事业（如工厂和船）上所已投下的资本的收入，本来是一种准租，而只有在所投资本的价值不变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才可以看作利息。在此刻撇开这种困难不谈，并记得“一般利率”一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适用于新的自由资本投资的预期纯收入时，我们可以略述关于资本增长的最初研究的结果。
我们已经知道，决定财富积累的因素很多，如习惯，克己和防患未然，而最重要的是家庭情感的动力。安全保险是财富积累的一个必要条件，知识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也使它有所增进。但是，虽然一般储蓄除利率外还受许多原因的支配；许多人的储蓄很少受利率的影响，有些人决定给自己或他们的家庭获得一宗固定收入，利率高时，储蓄得少，利率低时，储蓄得多。可是，权衡各方面的情况之后，我们坚信，利率（或储蓄的需要价格）的上涨，有使储蓄量增加的趋势。
利息既为任何市场上使用资本的代价，故利息常趋于一均衡点，使得该市场在该利率下对资本的需求总量，恰等于在该利率下即将来到的资本的总供给量。如果我们所讨论的市场是一小市场，例如一城或进步国家中的一业，则当该市场对资本的需求增加时，可以从邻区或他业抽调资本，增加资本的供给，而迅速满足之。但是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或一个大国当作资本市场，我们就不能认为，资本的供给总量，因利率的改变，而有迅速和大量的增加。因为资本的一般财源是劳动和等待的结果，利率提高，固然可以引人作额外劳作和额外等待，但在短期内，这种额外劳作和额外等待，较之现有资本中的劳动和等待，不会很多。所以在短期内，对资本的需求大量增加时，满足这种需求的增加，出于供给的增加者少，而出于利率的上涨者多。因为利率既涨，所以有一部分资本将从它的边际效率最低的使用中逐渐退出。提高利率，只能慢慢地、逐渐地增加资本的总供给量。
第五节　土地就需求对分配的影响和个人把资源用于生产的关系来说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但较之供给对分配的正常影响，它却与资本有所不同，而这是我们在本章中所要讨论的。
土地同人本身和人造出来的生产要素以及人对土地所作的改良，不能等量齐观。因为所有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都按不同方式并在不同程度上适应对它们服务的需求，而土地却没有这种适应。任何劳动阶级的报酬剧增，有使该阶级的人数增加，或效率同人数两者一并增加的趋势；该阶级有效率劳作的供给既增，往往削减它对社会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
如果人数增加，则各人的报酬率下降，直到原有的水平。如果他们的效率增加，即使每人的报酬或许比以前有所增加，则所增加的报酬出于国民收益的增加，而无损于其他生产要素。
这个论点适用于资本；但不适用于土地。所以虽然土地的价值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价值有相似之处者，受上章末节所讨论的那些影响的支配；而不受此刻所讨论的那些影响的支配。
的确，从厂商或农场主的观点来看，土地只是一种特定。形式的资本。它也受前章中所曾讨论的需求规律和代用原则的作用的支配，因为现有的土地，像现有的资本品或某种劳动一样，有从一种使用转向另一种使用的趋势，直至进一步转移无利可图而后止。因此，就前章之讨论而言，一个工厂，货栈或一张犁（除去耗损等等）的收入和土地的收入是用相同的方式决定的。不论在那个场合，收入有等于该要素边际纯产品价值的趋势；在短时间内，该收入是由该要素的总供给量和其他要素对它的服务的需要来决定的。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土地（指古老国家中的土地）并不受本章所述的那些反作用的影响。如报酬率增加对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的影响，从而对它们对国民收益贡献的影响，从而对其他生产要素购买它们的服务所用实际成本的影响。一工厂多建一层楼，或一农场多用一张犁，该楼或该犁一般不是取自其他的工厂或农场。国家给自己的企业增加一层楼或一张犁，如同个人给自己的企业所增加的一样。因此，用以分配的国民收益比以前有所增加；在长期内，厂商或农场主的报酬，照例不是由牺牲其他生产者的利益而得到增加的。与此相反，不论什么时候的土地（指古老国家中的土地）存量，都是一种固定的存量。当一厂商或农场主决定给自己的企业增加少量土地时，实际上就等于他决定从别人的企业取得这块土地。他给自己的企业增加了土地，但是国家并没有增加土地，这种变化本身并不能增加国民收入。
第六节　本阶段论点总结。
总结一下我们在这一阶段的讨论：全部纯产品总量，是所有这些商品的需求价格，从而是生产这些商品所用的生产要素的需求价格的真正来源。换言之，国民收益是一国所有生产要素的纯产品总量，同时又是支付这些要素的唯一源泉：
它分为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和土地及生产上具有级差优势的生产者剩余或地租。工资、利息和地租或生产者的剩余构成全部国民收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益愈大，则它们各自的份额也愈大。
一般说来，劳动、资本和土地对国民收益的分配，是和人们对它们所提供的各种服务的需要成比例的。但这种需要不是总需要，而是边际需要。所谓边际需要，是在一点上的需要，在该点，不论人们略多购买某种要素的服务（或服务成果），或用他们的额外资金购买其他要素的服务（或服务成果），对他们都毫无区别。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该要素所得的份额愈大，则它增加得似愈快，除非它完全不能增加。但是，每增加一次，对它的需要的迫切性将有所减少；因此，将减少它的边际需要，并降低它的销售价格。这就是说，任何要素的比例份额或报酬率的增加，似会使某些力量发生作用，结果减少该要素的份额，而增加其他要素在国民收益中所占的比例份额。这种反作用也许是缓慢的，但是，如果生产技术和社会一般经济情况没有剧烈的变动，则各要素的供给将受它的生产成本的严格控制；其中要计算习惯上的必需品，而这种必需品随着日益丰富的国民收入给一个一个阶级提供日益增加的剩余（超过维持效率所必要的剩余）而不断地扩大。
第七节　不同工种的工人的工资和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研究一业中效率的提高和报酬的增加对他业所起的影响时，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普遍事实出发：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时，任何生产要素的供给愈多，则该要素所开辟的、而它本身并不十分相宜的那些使用途径愈广，而该要素在种种用途（在这些用途里，它是在即将证明无利可图的边际上被利用的）上所乐于接受的需求价格也愈低；在竞争能使它得自各种使用上的价格相等情况下，则该价格将是该要素在各种用途上的价格。该要素的增加所造成的额外生产，增加了国民收益，其他生产要素也借此而获利，但该要素本身却不得不承受较低的报酬率。
例如，倘其他条件不变，设资本增加得很快，则利率必然下降。倘其他条件不变，设从事某特定工作者的人数增加，则工资必然下落。每个场合都会引起生产增加，国民收益增加；在每个场合，某生产要素之所失，必然成为其他生产要素（未必是一切生产要素）之所得。例如，开发一个蕴藏丰富的石矿，或矿工人数增加或效率提高，势必改善各阶级的住宅状况，势必增加对砖匠和木匠劳动的需求，从而提高他们的工资。作为建筑材料制造者的瓦工必受迫害，虽从消费方面来看，他们也得到利益，但这种利益终不能偿其所失。这一要素的供给增加，对许多其他要素的需求略有增加，对有些别的要素的需求则大量增加；但它对某些要素的需求却有所减少。
我们知道，任何工人例如皮鞋厂的工人的工资，有等于他的劳动纯产品的趋势。但工资并不是由该纯产品决定的；因为纯产品，如各种边际使用上的其他机遇一样，和价值一道都是由需求和供给的一般关系来决定的。但如（1）投于制鞋工业的资本和劳动总量已达到一点，在该点，增加劳动和资本虽然可以增加产量，但仅仅有利；（2）把资金在生产设备，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作了适当的分配；（3）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工厂，业务正常，经营管理能力正常，但该厂所处的情况是，它不知道按正常工资增雇一个具有正常能力和干劲的工人，是否值得。当上述种种情况确定之后，我们大致可以断言，损失该工人的劳作，势必减少该厂的纯产品，而它的价值和该工人的工资大约相等。反过来说，他的工资大约等于该纯产品（当然，一人的纯产品不能和其余工人的纯产品机械地分开）。
皮鞋厂中各类工人的工作，有难易的不同；但我们可以忽略各类工人在职业上的区别，而假定他们都属于同一级（这假定大大简化了论证的措辞，而不致影响它的一般性质）。
在现代工业生产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一业或他业有时感到劳力供给过多，而有时却感到劳力供给不足；这种不可避免的失调现象，由于各种限制性的结合及其他影响，而变本加厉。但是，劳动的流动性，足以使这一点成为事实，即一个西方国家中各个不同工作部门中的同级工人的工资有相等的趋势。因此，下述说法并不言过其实：一般说来，和有正常能力的皮鞋工人处于同级的各个工人，都能用自己的工资买一双鞋（除去原料成本后），因为赚取该工资所用的时间和皮鞋工人给工厂的纯产品增加同样一双鞋所用的时间大致相等。用更一般的形式来说。各个工人用百日劳动的工资，一般能买到和他同级的其他工人百日劳动的纯产品。只要不超过该数量，他可以任意选择。
如果他级工人的正常工资比他的工资高一半，则皮鞋工人必须用三日的工资才能买到他级工人二日劳动的纯产品，余此类推。
可见，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任一业（他自己的也包括在内）中，劳动纯效率的增加，将按同一比例提高皮鞋工人用以购买该业产品的那部分工资的实际价值；倘其他条件不变，皮鞋工人的实际工资的平均水平，直接取决于，并正比例地随着生产他的工资品的那些行业（他自己的也包括在内）的平均效率的变化。反之，在某工业中，如工人放弃可增加效率百分之十的技术革新，即使皮鞋工人用于购买该业产品的那部分工资损失百分之十。但是，如果其他工人的产品和他的产品处于竞争状态，而这部分工人的效率又有所增加，则该效率的增加至少会使他暂时遭受损失，如果他不消费该产品，则所受损失更大。
此外，各级劳动的相对地位如发生变化，较之他级劳动，皮鞋工人有所提高，则他因此而得利。医务人员（他有时需要医生看病）的增加，将对他有利；如厂商，商业经理和其他企业家的人数大量增加，而所增加的人数又来自他级，则对皮鞋工人更加有利。因为管理上的报酬，较之手工劳动的报酬，将有所下降，而各种手工劳动的纯产品势必增加。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皮鞋工人用代表他的纯产品的那些工资所购买的各种商品将有所增加。
第八节　我们始终假定特定工种的工人和特定行业的雇主在所述时间和地点并不具有多于事实上他们所特具的那种竞争能力，知识和竞争的自由。
替代方法，它的趋势我们已有所讨论，乃是一种竞争形式；不妨再强调的是，我们并不假定完全竞争的存在。完全竞争要求完全掌握市场情况。当我们考察郎巴街的股票交易所，或商品交易所的营业时，假定经纪人完全掌握市场情况，这和现实生活相去不远，但是，当我们考察工业上任何低级劳动的供给的决定因素时，该假定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某人有足够的才能来掌握他的劳动市场的全部情况，他就不会长期留在低级劳动中。从前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和现实企业生活保持密切接触，一定很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一则由于简单扼要，二则由于“自由竞争”一词当时十分流行，三则由于他们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加以足够的分类和限制，所以，他们似乎往往暗示，他们的确假定了完全竞争。
因此，要特别加以强调的是，我们并不假定任何工业集团的成员都有很多天赋的才能和远见，或除该集团的成员和各个消息灵通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正常动机外，还受其他动机的支配；当然要估计到时间和地点的一般条件。尽管有许多任性和冲动行为，尽管卑贱和高尚的动机交织在一起，但经常的趋势是，各个人为他和他的子女所选择的职业，在他看来是大体上最有利的而又是他的资金和能力所能达到的那些职业。
第九节　论一般劳动和一般资本之间的关系。资本辅助劳动。资本与劳动对雇用场所的竞争。但此语须加以慎重解释。
尚待讨论的最后一部分问题是，关于一般资本和一般工资的关系。很显然的，虽然一般资本和劳动为运用于某些特定行业而进行着经常的竞争，可是因为资本本身是劳动和等待的体现，所以，这种竞争实质上是某几种辅以大量等待的劳动和其他几种辅以少量等待的劳动之间的竞争。例如，当人们说“资本主义机器曾代替了很多制鞋工人”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从前用手做鞋的人很多，借助于少量等待做锥子和其他简单工具的人很少；而现在从事制鞋的人虽比以前有所减少，但他们借助于工程师所制造的机器，借助于大量等待，却能比以前生产为数更多的鞋。在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之间存在着真正的、有效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所涉及的面并不广，较之工人从贱价取得资本的协助和提高他所需要的那些产品的生产方法的效率上所得的利益，是无足轻重的。
一般说来，储蓄倾向的增加，使得等待的服务不断扩大；
并使它不致按像以前一样高的利率才能得到雇用。这就是说，利率将不断下降，除非有一种发明为迂迴生产方法开辟了新的有利途径。但资本的这种增长，将增加国民收益；开辟新的有利的场所以供劳动在其他方面得到雇用；因此，除补偿等待的服务对劳动的服务的部分替代外，还绰绰有余。
由于资本的增长和发明的增加而引起的国民收益的增加，必然影响各类商品：例如，使制鞋者用他的报酬能买更多的食物、衣服，使自家水、灯光和暖气，以及旅行等等增多并改善。不过有一点应该承认；少数改良至少最初只会影响富人所消费的那些商品；相应增加的国民收益没有一部分直接归于劳动阶级；在短时间内，他们不能获得任何利益，以补偿特定行业中有些人可能受到的扰乱。但这些场合十分罕见，而且一般都是小规模的。即使他们差不多也往往获得某种间接的补偿，因为专门用于富人奢侈品的种种改良，会迅速推广到其他阶级所享用的安逸品上。虽然这不是一种必然的后果，但实际上奢侈品的便宜，一般说来会以不同的方式增加富人对手工品和个人服务的嗜好，并使他们用以满足这些嗜好的资金也得到增加。这是一般资本和一般工资的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第十节　工资取决于资本垫支一语之正确程度的限界。
参阅附录十、十一。
不言而喻，任何特定的劳动阶级当年所领取的国民收益份额，由当年的产品或它们的等价构成。因为当年的许多成而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把前几年的产品交给各劳动阶级，以作为他们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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