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生产部门的实际成本总额以几种方式小于和它相应的诸边际成本，从特殊的观点看，其中每一种都可以视作剩余。但是只有那些在文中所讨论的剩余需要加以慎重研究。
其次我们必须对各种不同剩余的相互关系及其和国民收入的关系作一些研究。这种研究是困难的，同时也没有多大的实践意义；但从学术的观点来看，它却具有某种魅力。
当国民收入按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价格全部配给它的所有者时，它一般还给他提供一种剩余，这种剩余有两个不同的虽然不是独立的方面。它给作为消费者的他所提供的剩余，是由商品的总效用超过他对该商品所曾支付的实际价值的差额构成的。对那些恰能引诱他买的边际购买额来说，二者是相等的。但是，那些他宁愿出较高的价格而不愿不买的购买额部分，给他提供了一种满足的剩余：这是一种作为消费者的他从他的环境或际遇给他提供的便利中得到的真正纯利益。
如果他所处的环境改变了，以致使他不能再得到这种商品，并迫使他把用在买这种商品的资金转用在按它们各自的价格他不愿更多买的其他商品（其中的一种商品也许是增进安逸的）上，他就会失去这种剩余。
如某人因直接劳动或自己拥有积累的（亦即获得并储蓄起来的）
物质财富而被视作生产者，则他从他的环境所得到的剩余的另一个方面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作为一个工人，他获得工人的剩余，因为他的全部劳动是按那样一种工资率付酬的，在这种工资率下，他恰愿提供最后一部分劳动；虽然其中大部分劳动也许给了他很大的快乐。作为一个资本家（或一般作为任何种积累财富的所有者），他获得储蓄者的剩余，因为他的全部储蓄（亦即等待）是按那样一种利率付酬的，在这种利率下，恰能诱引他提供一部分储蓄。纵令他也许会再储蓄一些，一般说来，他也是按那种利率付酬的，而如果他被迫支付保管费，则他从这些储蓄得到的却是负利息。
这两种剩余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计算它们时很容易把同一种剩余计算两次。因为当我们按照生产者从他的劳动或储蓄所取得的一般购买力的价值计算了他的剩余时，我们就暗中计算了他的消费者的剩余，如果他的嗜好和他所处的环境是既定的话。在分析上这种困难也许可以避免。但实际上要估计并把这两种剩余相加起来是决不可能的。任何一个人从他的环境中所能得到的消费者的剩余，工人的剩余和储蓄者的剩余，都取决于他个人的嗜好。它们部分地取决于他对消费、劳动和储蓄各自所给予他的满意和不满意的一般感觉，部分地也取决于他的感觉弹性，这就是说，取决于那种比率，在这种比率下，它们随着消费、劳动和储蓄各自的增加而变动。消费者的剩余首先和各个商品有关系，其中各部分都对影响获得商品之条件的际遇之改变有直接的感应：而这两种生产者的剩余总是以际遇给予一定数量购买力的那种一般收益来表示的。这两种生产者的剩余是独立的，累积的，在一个人为自己劳动和为自己储蓄的场合下，它们显得各不相同。这两种生产者的剩余和消费者的剩余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用下述事实来说明。即在估计鲁滨逊生活中的苦乐时，最简单的是，按照这样的方法计算他的两种生产者的剩余，以便包括他的全部消费者的剩余。
工人大部分的工资在性质上是对培养他能够工作所需要的操劳和费用的延期报酬；因此，估计他的剩余是很困难的。也许他的全部工作几乎都是愉快的；就他的全部工作来说，他也许得到优厚的工资。
但是，在权衡人的苦乐时，我们还必须加上他父母和他过去所受的牺牲和劳作。但我们不能清楚地说有多少。在少数人的场合下，也许苦多乐少，不过，有理由认为，在大多数人的场合下，乐多苦少，而在某些人的场合下，乐更多于苦。这个问题既是经济的，又是哲学的；它因下列事实而更加错综复杂：即人的活动本身既是目的又是生产手段，同时清楚地区分人类劳作的直接（或主要）成本与它的总成本是很困难的；问题一定得不到完全解决而被丢下。
当我们来考察物质生产工具的所得时，这个问题在某些方面就比较简单。提供物质生产工具的劳动和等待，提供上面所说的那种工人的剩余和等待者的剩余，此外，还提供一种剩余（或准租），即总货币收益超过直接费用的差额，如果我们只就短时起来说。但就长时起来说，在经济科学所有比较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本章所讨论的问题中，是不存在直接费用和总费用的区别的。在长时期中，各生产要素的所得按照它们的边际率只足以报酬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作和牺牲的总和。如果小于这些边际率，则供给势必减少；因此，总起来看，在这方面一般是没有额外剩余的。
上面最后一个论点，在某种意义上适用于新开垦的土地；如果我们能追本溯源，则它很可能适用于早开发国家中的许多土地。但是，这种做法会引起历史、伦理学和经济学上的争论问题；而我们当前研究的目的是展望未来，而不是回顾过去；只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同时不过问现存土地私有权的适当范围和公平与否，我们知道，作为土地报酬的那部分国民收入，是在其他生产要素的报酬不算作剩余的意义上的一种剩余。
从本章的观点来说明第五篇第八——十章中最后所讨论过的理论。一切生产工具，不论机器，工厂及其建筑用地，或农场，都同样给占有并使用它们的人提供超过特定生产行为之主要成本以上的大量剩余；在长时期的正常状态下，也不给他提供一种超过他购置和使用它们所用的劳作和牺牲及费用以上的特殊剩余（没有和他的一般工人的剩余和等待者的剩余相对立的特殊剩余）。但是，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有这样一种区别：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土地所提供的是一种永久的剩余，而人造的易坏的东西则否。保持任何生产要素的供给越是需要报酬，它的供给也越是这样的变动，以致它从国民收入中所能汲取的份额和维持该供给的成本一致。而在一个早开发的国家中，土地却处于例外情况，因为它的报酬不受这个原因的影响。不过，土地和其他耐久工具的区别主要是一种程度上的区别。而研究地租的主要兴趣，是由于它说明了一个贯串在经济学中的伟大原理。
经济学原理--附录十二 李嘉图关于农业税和土地改良的理论
附录十二 李嘉图关于农业税和土地改良的理论
他的理论部分是根据潜在的不可能的假设进行的。它虽然在逻辑上站得住脚，但不适用于实际情况。
我们关于李嘉图思想的精深及其表达的不完善已经谈了很多，特别是指出了那些使他制定报酬递减规律而不加限制的种种原因。我们这种意见，在他讨论土地改良和农业税的归宿的影响中也同样适用。
他对亚当·斯密的批评是极不慎重的；如马尔萨斯所公正指出的（他的《政治经济学》第十节 的结束语），“李嘉图先生一般注意的是永久的最后结果，关于地租他总是采取相反的政策。而只有注意暂时的结果，他才能反驳亚当·斯密的这一论点：即种植稻米或马铃薯比种植小麦会提供较高的地租”。如马尔萨斯继续说：“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地租甚至不会暂时下降，因为把小麦改种稻米必然是逐步的，”则他也许不会很错。
但是认为在一个不能输入很多小麦的国家中，很容易这样来调整田赋和阻碍土地改良，以致使地主阶级在短时间内大发横财，而使人民大众贫困不堪，在李嘉图的时代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甚至现在认识这一点也是有莫大的科学兴趣的。毫无疑问，当人民贫病交加的时候，地主阶级的钱袋势必受到损害。但这个事实并不能削弱李嘉图的下述论点：即他一生中农业价格和地租的暴涨，表明了国家所受的损害比地主阶级所受的利益大得不能较量。但是，让我们来考察李嘉图的某些论证，而这些论证是他喜欢从定义明确的假设开始的，以便求出引人注意的精确结果；而这些结果读者可以自行综合，以便使它们能应用于现实生活。
我们首先假定，某个国家所种植的“小麦”是绝对必需的；也就是说，小麦的需求没有弹性，它的边际生产成本的任何变动，只会影响人们对它所支付的价格，而不会影响它的消费量。其次假定，小麦不进口。那末，对小麦征收十分之一的税的结果，就会使它的实际价值提高，直到和以前一样多的十分之九足以报酬边际投资量，从而，各宗投资量为止。因此，每块土地的小麦总剩余和以前一样；但是，十分之一的小麦既当作租税而被征用，所以，余下的只是以前小麦剩余的十分之九。因为它各部分的实际价值都按九与十之比上升，所以，实际剩余不变。
但是，农产品的需求绝对没有弹性的这一假设是一个反常的假设。其实价格上涨势必使某些农产品（如果不是主要粮食）的需求有所减少，因此，小麦价值（即总产量的价值）永不会和税额成正比例的上涨，而在一切土地耕作中所运用的劳动和资本将有所减少。从而，一切土地上的小麦剩余势必减少，但减少的比例却因地而异。既然十分之一的小麦剩余当作租税而被征用，同时它各部分的实际价值都按小于九与十之比上升，所以，实际剩余有双重的下降（本书上卷第177页的图把这些推理同时译成几何学用语）。
在现代条件下，小麦的自由进口使租税不能大大提高它的实际价值，这种实际剩余会下降得很快；即使没有进口，如果小麦实际价值的上涨使人口减少，或至少很可能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效率，也会逐渐产生同样的结果。降低生活水准和效率的这两种影响对生产者的剩余也有类似的作用；二者使劳动对雇主很贵，而后者又使工人的实际计时工资低微。
李嘉图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推理，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他往往不加说明，当他不再讨论那些“直接的”并和人口的增长相较而属于“短时期”的结果，就转向那些“最后的”和属于“长时期的”结果，而在长时期中，农产品的劳动价值有时间大大地影响人口的数量，从而，影响农产品的需求。如果补充了这种解释，则他的推理很少有站不住脚的地方。
现在我们可以考察他就农艺改良的影响所提出的论点，他把农业改良分为两类。而特别饶有科学兴味的是他对第一类的讨论。所谓第一类的改良是指“我能用较少的资本获得同样的产量，而不破坏相续资本部分的生产力之间的差别”的改良；当然，为了他的一般论证，可以忽略这一事实：即任何一种改良对一块地的贡献比对另一块地要大些（参阅本书第四篇，第三章，第四节），和以前一样，李嘉图假定小麦的需求没有弹性，他证明，资本将从较贫瘠的土地（或从较肥沃的土地的较多的集约经营）撤回，因此，在最有利条件下投资所得的用小麦计算的剩余（即如我们所指的小麦剩余）和那些不是像以前处于耕作边际的土地相较，将是一种剩余；由于根据假设二次投资的生产力的差别不变，所以，小麦剩余势必减少，当然，这种剩余的实际价值和劳动价值下降得更多。
这点可以用右图来说明；图中曲线AC代表当作一个农场的全国土地对各宗资本和劳动的投资所提供的收益。各宗劳动和资本并不是按它们投资的顺序，而是按它们生产力的顺序来排列的。均衡时的投资量是OD。小麦的价格是使收益DC适足以报酬一宗投资的价格；面积AODC代表小麦的全部产量，其中AHC代表小麦剩余总额。（不妨指出，使该图代表全国而不代表一个农场在解释上的唯一变动是源于这一事实：即我们现在不能像过去那样假设所有各宗资本都是在同一邻区投放的。从而，同一种农产品的相等部分的价值也是相等的。但是，我们可以克服这个困难，办法是，把运输农产品到共同市场的费用算作它的部分生产费；每宗资本和劳动中有一定的部分充作运输费用。）
李嘉图第一类的改良，将使在最有利条件下的投资量的收益从OA增加到OA′，使其他投资量的收益也有所增加，但不按相同的比例而是按相等的数量增加的。结果是，新产量曲线A′C′将是旧产量曲线AC的重复，但是比它高出AA′一段的距离。因此，如果对小麦的需求是无限的，以致仍能维持原有的各宗投资量OD，而仍有利可图，则小麦剩余仍和改变以前一样。但实际上这样一种直接增产是不可能有利的；因此，这种改良势必减少小麦剩余总额，根据李嘉图在这里所作的假设：总产量完全没有增加，只有OD′的投资量，因OD′由A′OD′C′等于AODC这一条件所决定；则小麦剩余总额将缩减至A′H′C′。这个结果不以AC的形状，也就是说，不以李嘉图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而采用的特定数字为转移。
这里我们可以顺便指出，数字例证一般只能可靠地用作说明，而不能用作证明。因为要知道这个结果是否暗含在证明该特定事例所用的数字之中，比独立决定该结果是真是假，还要困难得多。李嘉图本人没有受过数学上的薰陶。但是，他的直觉才能是无比的；有修养的数学家在最危险的推理过程中很少有像他那样安全可靠的。甚至穆勒那种锐利的逻辑才智也是不胜任这种工作的。
穆勒特地指出，一种改良使对不同种类的土地的投资的收益按相等的比例增加，比按相等的数量增加更加可能（参阅他的第二个例证，《政治经济学》，第四篇，第三章，第四节）。他没有注意，这样做他就取消了李嘉图严密论证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是，改良并不改变不同投资在利益上的差异。虽然他和李嘉图都得到相同的结果，但那只是因为他的结果已经暗含在他的说明数字中了。
右图有一种趋势表明，有一类经济问题是不能由那些既没有李嘉图的天才，又不借助于把关于报酬递减或供求规律的经济力量表现成一个连续整体的数学或图表的工具的人来解决的。此图中曲线AC的意义和上图中相同；但改良对各宗资本和劳动有增加三分之一收益的作用，也就是说，增加的是一个相等的比例，而不是一个相等的数量。新产量曲线A′C′位于AC之上，且曲线的左端比右端是高得多的。耕作只限于OD′投资量，代表新产量总额的面积A′OD′C′和以前一样等于AODC；而A′H′C′和以前一样是新小麦剩余总额。那末，很容易证明，A′H′C′等于AKE的113，而A′H′C′大于或小于AHC却取决于AC的特定形状。如果AC是一条直线或近于一条直线（穆勒和李嘉图的数字代表产量直线上的点），则A′H′C′势必小于AHC；而根据我们图中AC的形状，A′H′C′大于AHC。因此，就结论来说，穆勒的论证是而李嘉图的不是取决于他们所假定的总产量曲线的特定形状的。
（穆勒假定，一国的耕田包括三种数量的土地，各按相等的费用生产六十、八十和一百蒲式耳；然后他证明，使各宗资本投资的收益增加三分之一的那种改良使小麦地租按六十与二十六又三分之二的比例下降。但是，如果他把一国土地的肥沃度分成三类，而每类土地按相等的费用生产六十、六十五和一百一十五蒲式耳，如我们的图大致所表明的那样，他就会发现在那种场合下改良会使小麦地租按六十与六十六又三分之二的比例增加。）
最后不妨指出，李嘉图关于改良对地租的可能影响的见解，既适用于农业土地，又适用于城市土地。例如，美国建造带有电梯的十六层高的钢筋百货大楼的计划，假如由于建筑技术、照明、通风设备和电梯制造的改进，立刻变得既有效率，又可提供经济和方便。如果真是这样，则各城中的商业区所占的土地面积就比现在要少些；而大批的土地就会转向报酬较低的用途方面；其最终结果也许很可能是城市地基价值总额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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