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实际上不。”我说，“我只是猜想我还相信合适的花呢夹克和一件蓝色的牛津扣衬衫和一双便宜的懒汉鞋是有区别的。”
她温柔地冲我笑笑，说：“你实际上不相信这个。”
“为什么不？”我说，“你认为我不能给人留下好印象了？”
“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只是我们没有钱来买新衣服。”她说。
无论怎样我还是花了，不到一小时花了大约450美元买了衬衫、花呢运动夹克、鞋还有一条新皮带。商业街上挤满了购物的人，其中也包括一些像我这样的人，相信自己穿上好衣服就能干大事的人。
第二天早晨，我穿上新衣服去了海滩，想让迪诺看看我是不是看上去更值得去做一些好的工作，我停下来去拣海浪扫出来的沙钱，回家时要把它给科轮。当我的手伸到水下时，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咬了我，我把手怞出来，血从被钩住的地方顺着手腕往下淌，那是一个样子丑陋的像黄瓜样子的鱼饵，上面悬着三套钩子。我有点头晕，站在那里一会儿，海水向前涌着，浸湿了我的新鞋和袜子。我弯下身，手伸到水里尽力止住了血。那时我的新花呢夹克的胸兜上也沾上了血。如果我走完剩下的路程到了迪诺门口时，我确信他看我更像是一个落难船的生还者而不是一个雇佣候选人。我或许是一个某一天不得不戴着发网去工作的人。我回家了。
科轮正在厨房里等我，我把贝壳递给她：“这就是全部我弄到的，”我可怜地说，“你知道毛料衣服上怎么弄的血吗？”
那周我终于坐到了那对基督夫妇的起居室里。一天早晨，科轮到波特兰去看看领取食物票和燃料资助的条件。当她回来时，我告诉她我要带卡勒到长马特前骑机械马，为了掩饰，我把厨房柜子上的零钱罐倒空了，拿走了所有的2角5分币。
我们在1路的拉-外地尔药店停下，在那买了一盒魔力棒。我把它打开放在前面的座位上。“爸爸只要蓝的，”我对卡勒说，“余下的都是你的。”我把盒子递给她，她把所有的东西都倒在座位上，而我则开始修补我的花呢运动夹克，直到上面的血迹全部被毛料里的苍蓝色线条所遮盖住。
我准备向那基督夫妇要1.5万美元。我不想向她们说谎，也不想绕弯子。而且我也没有感到很悲哀，因为我已经有4个漂亮的孩子，而他们没有，卖给他们一个孩子会让我们有钱再活一年，直到新一轮的大学工作招聘。
他们有一间白色的起居室，奶油色，我猜测。4个奶油色的沙发摆在客厅的侧边，房子的中间摆放着一张玻璃面的桌子。我看见那位太太在煮咖啡。我只是看着她瘦瘦的手腕，想着她一定有什么健康的问题，这使她不能生育。我要对她讲我需要很好的补偿，因为我丢了工作，再找一份工作的希望也很渺茫。我听见她的丈夫说：“噢，不，宝贝，别这么做。”当我抬起头来，那位太太正在去拉卡勒，但是太晚了。她已经拿起了桔色魔力棒在一个沙发上画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的大圆。
在回家的路上，我在商业街停下来。“我妻子对我很生气，”我告诉售货员，“每一次我生日要来时，我都出去为自己买些东西，结果总是她也买来同样的东西。”我不知道她是否相信，但是她没注意到蓝色魔力棒下的血迹，她把衣服拿回，把239美元全部还给我，我非常感激。
在那之后的一些天里，我通过电话和那对夫妇协商。那位太太感到很可怕。她说这是她的错，她原计划是要给四个沙发上油料的，但是一直忙于教堂的事，还没来得及管它，每个沙发值1200美元。最后我们同意共同分担这笔钱。我付给她们现金，这样就不会有任何交易的迹象，我一个人开车过去，当她来到门口时，她戴着一条项链，头发扎成髻，像是趴在肩膀上一只睡觉的猫。
“我为此感到很难过。”她说。
“没什么，”我跟她说，“我妻子只是买它来洗东西的。这是我的错。”我飞快地想问她是否还想要一个她非常想有的孩子，一旦他或她还想要，他们就不会为她的白沙发感到心痛了。我在门口向她身后看过去，房子空荡荡的、我想象着这些房子里那种可怕的寂静，一种没有声音的宁静始终在那儿，永不会改变。我想象着深夜，经过一天的等待人们给他们打电话，回复着她报纸上的广告之后，她是怎样倾听着安静的地板上她自己的脚步声，我想在这种可怕寂静中她会疯的。我想知道在她成为这里的主人之前是否有别的家庭在这里住过了很多年，是否他们的残迹会不时地折磨着她。我确信要我赔偿沙发的损失是她丈夫的主意，像我一样，他也被钱吓坏了。我告诉她我很抱歉。“是的。”她伤心地说。我转过身回到车里，希望她叫住我，问我是否还想谈一谈对那个孩子的安排。但是她没有，当我回头看时，前门已经关了。回家了，连续几天我都在想着她屈膝跪在金属教堂的里面，祈祷著有机会做一位母亲，每天早晨检查着报纸，看看她的广告是否被登载了。我做梦也想到她，都是同一个梦，她召唤我的名字，我一次又一次对她作爱直到她怀孕。麻烦都来自她丈夫，她不能同另外一个男人性交。她在一个宗教艺术品装饰的屋子里对我作爱，床头桌上放着巴黎石膏做的祈祷的手，床上方挂着十字架上的耶稣，一个钟表上有十二个信徒站在每一个数字上。按照她牧师的建议，她假装我是她的丈夫。
像那些小的偎依着的俄国小娃娃一样，这个梦每天晚上都有新的内容，第一次在我生命中我不能入睡了。这样一周后，我去医生那里，他给我开了安眠药。这些药片很好使，把我送入没有结束的休息之中，我开始每天中午也服用。当吉灵根岛的主题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已经又昏昏欲睡了，直到晚饭时。我非常渴望这些药片提供给我睡眠。一天晚上我为爱琳的前牙变歪曲的事而焦虑，我服了5片药，希望能睡过晚上和明天。服药后一个小时，我正和科轮坐在沙发上。她站起来去了另一间屋子，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告诉我，如果我再不睡觉的话，我会倒在地板上。一次，我直直地躺在房间里，天晕地旋，我能听见科轮一遍又一遍地问我怎么了。最后我让她打开灯，她打开了，我看见一个手电筒，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了。我伸手，摇着她的胳膊。“叫救护车，”我说，“但是告诉他们不要响警报器。”
整个时间他们在忙乱着，我不断地告诉他们安静点，以免惊醒孩子。铁制的担架上的绞链大声地撞击着，我看到卡勒站在小床上注视着他们把我从她房间里抬走的那个可怕的一幕。
我在病房里度过了一个晚上，和那些想自杀而大量服药的人在一起。早晨我们被领到一个房间角落里看电视，电视固定在墙上。谈话节目的女主持人正在采访一些胖妇人，她们嫁给了那些男人，这些男人控告她们在有了第一个孩子后变成了母牛。
我尽快地离开那里。科轮让她妈妈照看孩子，这样她可以亲自来接我。当我打电话给她，让她定下时间并在车后带上棒球拍和球。
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我告诉她我已经给医生打电话了，他等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他忘记让我在发售表格上签字了。”我对科轮说。
“你告诉他这只是一个意外吗？”
“噢，当然。你把棒球拍和球放在车后了吗？”
她点点头。今天你要去小联盟运动场吗？”
我意识到，如果我告诉她我今天不想见孩子，我想做的就是在场地上打球，那么这会吓到她或者证实了她所害怕的。但是我还是告诉了她，她声音的忧虑使我再一次相信我仍然很了解她，足够能预测到她的某种反应。
“有信吗？”我问。
她摇摇头。“你想今天做什么特别的事吗？”
“为什么？”
“今天是你生日。”她说。
我这一天是在棒球场度过的。我希望见到那位商人，因为想让他告诉我当他失去控制时所做过的最疯狂的事。相反我在场地中心睡了3个小时，一阵暴风雨使我醒来，我知道科轮会来接我的，所以我沿着回去的路走着。当我走到一半时，我忽然有一种愿望在今天结束前找到一份工作。一份提供健康保险的工作，以防我垮了，到了不能下床的地步，她们能有一个保障。
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商储超市。我走到服务台问一个穿着打褶的裤子、扎着领带的年轻人是否他们需要扛行李的人。“我从事教学工作，正在休假，”我撒谎，“我想每周在这里工作几小时会很有趣。”
他在我面前的柜台上放了一张申请表，然后我开始疯狂地看着，尽力想找到关于讲保险利益的那一部分。
“这样，你在哪儿教书？”我听他问。这马上又触动了我。我的上帝，他要给科尔格特大学打电话。现在行政部门和人事部门的人都从暑假中回来了，我在这里做搬运工的消息会四处传开，这将会让教务主任不再推荐我了。
“嗯。”我张口结舌了——我又想撒谎，这时我记起我戴的帽子上前面写有“科尔格特足球”的字样，我死定了。
或者这样写着“红色舰队足球？”或许。如果不摘下帽子看看前面我也不敢确定，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太明显了，在大学里卡片游戏的最后阶段我想我也有过这种情况。那时我始终玩着一种愚蠢的游戏——印第安扑克。我想是这样叫——你从桌子上拿一张牌，不要看它，把它放在你的前额，让大家看你赌它是什么。我感觉退有点麻木了。我想问那个年轻人在获得医疗利益之前有多少袋子商品要搬到停车场。他耐心地等着，我徒劳地临场发挥着。最后，我拿起那个申请表告诉他，那实际上是为我的大女儿要的。
当八月的最后的日子开始变凉时，我又有一种强烈地想回到大学校园的冲动。它感觉像一个开始、一个允诺、一个希望的开始。一天晚上，我正在看晚间新闻，足球运动员正在缅因大学做赛前训练，那里我曾经教过书。我有点发烧了。第二天早晨我开车去了校园，我看见那组队员在训练，然后我走过所有的建筑物，走过每一个我上过课的教室。
当我回家时已经很晚了，我垂着头像一个争取冠军而被打败的人一样。科轮下楼来告诉我不会再有一个孩子了。起先我以为我听错了。而后我很奇怪，再后来我的解脱大于了我的惊奇，那以后我不敢再看她的眼睛，无论什么时候她看着我的眼睛，我都把头转开。我让她想起她母亲的故事：如何三次流产才生下第一个孩子，最后她去了圣约翰教区长的修女处，让她们保佑她的孩子，那以后在六年的时间里有了五个孩子，我想让她因此笑起来。
我冲她笑，但她看起来很悲伤，我心里很有愧。我想象着她穿着睡袍，坐在冰凉的盥洗室的凳子上，而我本应该蹲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而现在却在千里之遥。我想起孩子们半夜里醒来惊讶地发现她们的母亲哭了。我想拥抱她，但感觉我不配那样做。
我告诉她我很抱歉。
“为什么你去。”她问。
开始我不明白。“哪儿？”我问。
“去大学。”她说。
我看着她，时间很长，看得出她想知道是否我会告诉她大学里有了一份工作，并且我是为此去看看的，这样她会有一种意外的惊喜。我摇摇头——没有，然后看着她走开了。我感到迷茫，就像是刚从音乐会中出来进入到曾经有光亮的无边的黑暗之中一样
第11章　普鲁兹隘口
我知道，对于一个虚弱的男人而言，当他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四个健康的孩子和他生活在一起，没有债务，在银行里有三千多美元的结余时，即使真正的危险正向他靠近，他也不会处于战争之中或者面对任何事情，然而，在接下来的整整一年中，我都是如此的不知所措，以至于我根本无法看着科轮，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着这样一幅令人迷惑的画面：科轮正和另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在镇上银行的柜台前上班，而我则是那里每早的第一个顾客，我等在那里，当她打开窗帘开始营业时我正好盯着那扇窗子。
全部情况就是，在那个秋天，我寄出了四十多封求职信，在冬天里全都陆陆续续地遭到拒绝，之后的一年，我便处于无措之中。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对我来说全是模模糊糊的，因为科轮处理了所有的事情。她为我们找到一个房子并租了下来，把孩子们送进了新的学校，每天为他们准备午饭，用她自己的钱给他们购置衣服。也就是说，她每个星期拿钱回来，让房间里塞满了别人的孩子，她像照顾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他们。我从未搞清楚他们的名字或同他们的父母交谈，因为我把自己隔绝在楼上的房间里，在那儿，我在枕头上打发白天的时光，当夜深人静时便下楼去搜寻食物、寄出信件。到孩子们上床的时间时，科轮会把他们送来透过关闭着的房门向我道晚安。杰克总是在黄昏左右时来。他会摩拿着我的门对我说：“爸爸？是我，杰克。”而我则觉得我已经把他遗忘了，他正对着另一个人说话，一个在他将来完全长大时要介绍给我的人。
我并不认为我对自己的处境在开始时就有清醒的认识。只是当冬天的某个时刻，事情变得很清楚，我将找不到一个体面的工作时，这一切才明朗起来。我已从四面八方收到了成罐成罐的拒信，其中包括两封来自爱德华和加利福利亚的公立大学，而在我境况尚佳时我对这样的学校是不屑一顾的。就在我遭到最后的拒绝前，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向我求助，他因为错过了好几班的课而无法完成自己的一项戏剧毕业计划，他的绝望使我终于睁开了双眼。他请求我帮他求求情，于是，我给院长挂了个电话。院长听了一会儿后告诉我，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改变已做出的决定。“听着，”他回答说“他也许是一个出色的人和一个优秀的演员，但我们有关于修课的规定，那是极其严格的，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演员了，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优秀演员，他们中成百上千的人正排队等着每一个角色。”
这些字眼——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演员了。我被这些话击倒了，我知道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这就是美国未来的写照。它们意味着我们也不需要更多的教授了，不需要更多的医生或律师了。在每条路的入口处都挤满了太多的人，太多的充满智慧和冲劲的人。有些人是从一个绝望的开始来到那儿的；他们津力充沛并如同钉子一样坚硬。有些人仅仅为了站在门外的房间而奋力拼杀。我彻底崩溃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之一是和布雷弗德就此进行了争论。我告诉他一个在少年棒球联盟工作的人过去告诉我的话，他说，总有一天，受压迫的、受屈辱的人们将尖叫着涌进快艇俱乐部、乡村俱乐部、网球俱乐部、预备学校和名牌大学里，把刀架到我们孩子们的脖子上说：“交钱来，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你们拥有好东西的时间太长了。”
我告诉我的朋友，我们已被宠坏了，只因为我们有为美好的事物工作的机会。“而这些一无所有的人，”我说，“要比我们强大得多。一旦他们决定站出来争取他们的机会，他们就将为了早餐而吃掉你我这样的家伙。你当然记得进入医学院校的竞争，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些人是为了一片面包而战斗。你总有一张安全网罩着你。对了，我记得你的老布克车后储物箱里你父亲的信用卡。如果事情变得更糟糕的话，有人会从后面把你提溜起来的。”
在关键的地方，我不再和布雷弗德说下去了。当他或别人打电话来时，科轮便告诉他们我正在打肫。
我对家庭运作的唯一贡献是上街购物，每个星期五，我都到斯卡博拉的崭新的、闪闪发光的商储中心去。这是一条长廊，里面陈列着美国最好的商品和货物，我在镶着镜子的过道里来回晃荡，就像一个一点也看不懂文字说明的移民一样。所有包装得鲜亮动人的商品都像一幅令人晕眩的蒙太奇画面，没有缝隙、光彩夺目，这使我忘记了科轮要我所购买的东西。我成为商品广告的猎物，情不自禁地以双倍的价钱买下同样的东西，不管它们是什么。我阅读着上面的说明，相信每一个字都是庄严的承诺。我根据包装来选择货物，希望这些明亮的色彩能驱走我家中的黑暗，照亮我们幸福生存的归途。在交款处，有时我会失去所有的自制力，禁不住地在收款员面前两退发颤，慌忙逃离我的购物车。
在这段时间里，科轮没和我打任何招呼就和我以前的学生比利保持着联络。就在圣诞节后，比利的生活又出现困境，他再次进入耶鲁纽黑文医院的津神病门诊接受治疗，他被诊断为患有临床抑郁和强迫症行为。一个月后他出了院，请求在完全康复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科轮在地下室里为他收拾了一个房间。在比利到来前的那个晚上，我发现她把孩子们画的画挂在了墙上。我问她是否敢肯定这么做是明智的。“你上面有一个疯子，下面是另一个。”
她不予理睬，告诉我说女孩们已经到了该从帮助照顾比利之中学习点什么的年龄了。“她们可以为他朗诵，”她说。“他可以和她们一起步行到公共汽车站。真的，我正担心爱琳。她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了。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们成为那种把自己的生活看得比别人的生活更重要的人。”
“像我。”我说。
“我没那么说。”
比利带着他的两个黄纸包来了，一个里面装着衣服，另一个里面装着书和药。他每天要服300毫克的锂，425毫克的去郁敏和一片镇静剂，在开始的几个星期，他和我们谈论的只有他的药物治疗和津神疾病，只有在他上来拿苹果汁冷却他那被药片烧灼的喉咙或者到波特兰与缅因州医疗中心的一位津神病医生进行一周两次的会面时，他才离开地下室。科轮不让他驾车；她自己开车送他。然后，渐渐地，她开的处方开始起作用了；孩子们日复一日地把他们的玩具和书拖到地下室里，直到一个下雨的午后，他们终于把他拖上了楼和他们在一起。他开始被他们忙碌的生活所吸引，变得强壮起来，然后，过了还算不是惊人地长的一段时间，比利又变回到那个还是大学生时的比利了。他开始在图书馆里渡过大量的时光，并报名参加了无家可归的人的避难所里的义务工作。就在复活节前，他在学期中被南康涅狄塔州的一所私立学校招聘为教员，给那些有学习障碍的学生讲英文。他离开前告诉我，他已经给避难所的居民阅读了雷蒙德-卡弗的短篇小说，那儿的人都非常感激。“我知道你想教书，”他对我说，“而我知道那儿的人渴望学习。”
“我能教他们什么，比利？”我问。
“对你重要的一切，”他说。“你要记住的唯一一件事是他们要的是真相。他们已听了太多的大话空话，再也无法忍受那样的东西了。”
我大笑起来。“不过，比利，”我对他说，“大话空话是我的专长。你记得吗？”
他微笑着对我说，“你是我最好的老师。”
夏天结束时，我仍然在做着算帐的事，从我教完科尔格特的最后一个班后，我没有工作过一天或挣过一分钱。在九月中旬，当职业杂志上又开始做广告时，我惧怕着另一轮的工作申请。虽然我已放弃了像几个月前的想法，但我还是在收支簿上做着记录，告诉自己说当用完最后一分钱时，我会走出去找到一份工作的。劳动节①前，我们只剩下两千多一点的钱了。在过去的十一个月里，我在床上打发时日，是科轮维持着我们的生计，她还独自在她最喜欢的海滨为过冬而租了一套房子，那儿离我们十年前初次相遇的地方只有半英里远。
①美国的劳动节是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译者注
那海滨是缅因州的喉舌，是从反对美国商人到墨西哥去的罗斯-伯瑞特战役中得来的，在劳动节那天正午，当夏季游客离去时，两州间的投币电话亭旁就空无一人。
劳动节的正午时分，我们到达了普鲁兹隘口的海滨别墅，那房子就像流浪者和吉普赛人的大篷车一样，科轮驾驶着我们那辆装满了东西的锈迹斑斑的货车在前面开路，我驾驶着一辆小型面包车紧随其后，后面是科轮的姐姐、姐夫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最后是她的父亲和母亲，她的父母在离普鲁兹隘口只有7英里地的地方居住了四十年，却从未跨出电动安全门半步。我们的房东已告诉我们这儿有私人警察，所以我们向站立在警戒道尽头的警察挥手致意。他没有回礼，当我的卡车经过他身边时，一幅画面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吓得我胆战心惊——在冬天的某个漆黑的夜晚，这警察穿着制服走进我们租来的别墅里，拍掉他靴子上的积雪，往起居室里张望，科轮正和孩子们在起居室里哭泣，他自言自语地说他从见到我们的第一眼起就确切地知道劳动节时像难民一样到来的我们必定会有麻烦出现。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相遇的这个海滨的别墅是科轮送给我和孩子们的礼物，她独自做了所有的安排，我强烈地感到我只是尾随她和孩子们而已。穿过大道，在我们通道的一头是一个漂亮的高尔夫球场，它伸向海岸边，两旁是隐藏在高高的万年青树下的十二个网球场，在拐角处是一个快艇俱乐部和一些码头。通道的另一头是五英里长的沙滩和沙丘，悬崖和峭壁几乎绵延到伊丽莎白海角的灯塔处。
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我们是在夏日租客们离开前到的。科轮通过我们的汽车道时感觉很好，汽车道上一个穿着红色长裤的男人正在怞烟，他身旁是一辆双门豪华汽车。我们通过一处高大的篱笆后，全都驶进通道上。此刻，孩子们兴奋得难以控制，当爱琳打开车们时，一个平底煎锅和两把炊壶滚到了地上。我看见那个男人懒洋洋地转过身怒目而视。我恍惚中好像听到他对他妻子说，“好啦，芭妮，你可以到车里来化妆。在这些庸俗的家伙开始自我介绍前，让我们离开这里！”
科轮来到我身旁。她拉着我的手。“这儿多美呀，”她说。“让我们开心点。”
在双门汽车的转弯灯消失前，孩子们和他们的表亲们已从前门扑进了房间里。我在外面徘徊着，高兴地看到我们隔壁那座漂亮的别墅已经因冬天而关闭了。我在后院里拉了一条晒衣绳，这件事奇迹般地振奋了我的津神。
我们在庭院的栅栏上做饭，进行了一次盛大的家庭野餐，直到蚊子把我们赶到房子里。我在起居室里生了盆火炉，和科轮的父亲玩纸牌。孩子们不断地跑进来汇报他们在房子周围激动人心的发现，我听见科轮的母亲在问：“那个门是通向哪儿的呢？”
“这房子好极了，”科轮的父亲对我说，“想一想吧，在这么漂亮的厨房里做的大餐。”
“感恩节，”我说，“我们在这儿过。”他同意了。我看见他洗牌的大手，有一会儿我想象着他是在数100元的钞票来借给我们。他是一个长相英俊而粗犷的爱尔兰男人，16岁时就失去了他的父亲，为了供养弟妹们，他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从那时候起，他一直都在工作。过去的30年，他夜间都行走在德克斯克码头上，那里停靠着游船。这是一项极其凄清而孤独的工作。在他供养他的全家时，为了拿到加班工资，他在所有的节假日都做两个班，科轮记得她和母亲及五个兄弟把圣诞节晚餐送到她父亲工作的码头上。他是一个严守自己的想法的男人，即使对于最了解他的人来说，他的生活都是一个谜，但他却是一个完美无缺的邻居，用不着叫，他会主动为寡妇清扫车道上的积雪或者为因流感而病得无法出门的单身妈妈上街购买东西，而且他总是羞于接受别人的道谢。作为一个心地极其纯洁的男人，约翰-麦克奎恩对美国文化中的狂爇和粗俗不以为然。他平淡地在世间行走，只寻求他需要的东西。他成年累月地住在同样的房子里，做着同样的工作，和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对此，他心满意足。
从我返回缅因州以来，关于我的状况，他对我说的唯一的话是，在他过去的生活中，听到一个男人没有工作是很稀少的事，而现在，他可以说出去年失业的25或30个男人的名字。对于他如何看待我供养他的外孙和他的女儿以及我自己的方式，他秘而不宣。
“这个冬天，你估计我们要烧掉多少油？”我问他。
他到处望了望。我告诉他墙上或房顶上都没有隔爇设备。他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一天8或9加仑，”他说，“无论如何都得这个数。假如炉子太冷的话，还得多。你应该算一算。”
一加仑1美元40美分，一星期就将近90美元。
“如果你买二或者三考得①的木炭，”他继续说，“你就可以关掉所有房门，只让这个房间里用壁炉来保持暖和。”在他的生活中，这也许是他告诉别人如何生存的最直接的话了，当他从纸牌上抬眼看着我时，我敢肯定他是希望我采纳他的建议的。
①考得是木材积层单位，1考得为128立方英尺——译者注
他穿过房间去检查烟囱管道，我看着他。突然，我真想知道对于我终日呆在家中无所事事这件事，他都想了些什么。我想知道，当我第一次出现在他的家里时，一个30多岁的男人要带走他20岁的女儿时，他是不是已对我做出了预测。但我根本读不懂他，我也无法知道今晚他想的是什么。
“姥爷！”杰克朝他喊，“我们有有线电视！”
“哇！”他对杰克欢呼道。当他重新坐到纸牌前拿起他的纸牌时，他微笑着。“孩子们在这里会很开心，”他说，“这很值得。”
他还得上班，所以必须早走回家睡觉，但他不愿破坏聚会，便把汽车留给了南尼，让她晚一点回家，由我开车送他到南波特兰。在那儿，他在起居室里堆满了东西的红椅子上休息一会儿，在他每次午夜去上班前，他都如此，他妻子会在早晨三点为他准备好饭菜。
他下了车，谢谢我送他，然后在车道上站了一会儿，看着两旁有着一排一排的小巧的工作房的街道。在美国，一定随处可见这样的街道，肩并肩地矗立着火柴盒似的房子，它们是为了从二次世界大战中归来的士兵而建造的。“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听到约翰在说，“但这儿充满了生活。现在，我早晨下班后回家，它就像一座优灵小镇。父母双方都在上班，孩子们在幼稚园里……巨大的、忙碌的生活，你明白吗？银行里有大笔债务。过去，这些房子里的每个人都有六七个孩子，两三个孩子合用一个房间。而现在，你看看四周——每家只有一两个孩子，却几乎没有一座房子没有加盖新房、加宽厨房或在房顶上加上三角顶。每条车道上都有两辆车。所有这些花的钱太多了。银行乐意借钱给你。他们不断借给你，直到你抹脖子上吊。学习简单地生活没有什么错。如果你能对所有的这一切闭上你的双眼，学会不要需求太多。你最终会好起来的。”
我及时地回到家中，帮助二楼老式浴盆里的孩子们洗澡。他们四个仍然同时在浴盆里。科轮坐在地板上欣赏他们。杰克雪白的头发，爱琳深绿色的眼睛，内尔头上的红发，卡勒的小脚。我看见科轮的笑容慢慢地消失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如果我们在这房子里得到好消息的话，”我对她耳语道，“我们可以有另一个孩子。”
她没有看我。“谢谢你。”她温柔地说。她盯着孩子们继续说道：“想一想我们拥有他们是多么幸运啊。”杰克站起来伸缩着他的肌肉，”“发出一声男子汉似的尖叫。“坐下，”科轮平静地说，假如我没有他们，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啊？”
我告诉她她会永远拥有他们，没人能把他们从她身边带走。她站起来从架子上拿了一叠毛巾。“来吧，你们这些小家伙，该上床了。校车7点45分到。”
紧挨着车库有一间客房，是夏季雇工们的住处。我发现里边有一个拉开来就是双人床的沙发，我把它拖进起居室里，把它放在火炉前。当科轮洗澡时，我把它拉开放在她最喜欢的法兰呢地毯上。我在壁炉架上点了一只蜡烛，打开所有的窗户让咸湿的空气进来。我等了很长的时间，等着科轮下楼，然后我发现她在内尔的身边睡着了。她的脸上有一丝焦虑的表情，我想叫醒她，告诉她她做得很好，使我们顺利地度过了去年的时日，并回到了这个海滨。她就像她的父亲，不需要太多东西就能满足。
一会儿后，我走了出去。在我初次与科轮相遇的海岸线上，星星闪闪发光。从相见的第一刻起，我们就被强烈的欲望连接在一起，这欲望自然而然地持续了12年，直到去年，当我和科轮作爱时，我第一次告诉她，在她那个早晨穿着服务员的制服躺在我的身边、她嘴里吐出的话像沙子一样撒在沙滩上之前，我都仍然还是那个在沙滩上等着她的男人。
当我回到别墅时，我走进车库旁的客房里，打开头上的灯。里面有一把经理椅、一盏柳条灯和一张可以当作书桌的桌子，这地方对我而言看起来像是作为办公室的完美处所。我考虑着每天中午怎样从这儿走到邮箱处检查从大学来的回信。也许我应该找一张美国地图，把它挂在另一面墙上，用钉子钉在那些我已申请大学教职的地方作为记号。我可以买不同颜色的钉子来标明我申请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我在房间里四处张望，决定在哪个地方可以放我的书架。当我想起来我已经在十二个月以前把所有的书都扔进了雅茅斯的垃圾堆里时，我的脑中感到一片茫然。我站在房间里一动不动。我看见门上有一把锁，不知为何这减轻了我莫名的恐惧或渴望。我想着我可以在这房间里做什么以及我是多么需要独自呆在这里。
第二天，我在我们的箱子堆里发现了我的旧手提公文皮箱。我把它放在桌上，旁边是我的钱包和仔细折叠好的美国地图。这三样东西——地图、公文箱和钱包——代表着我重又回到了受人尊敬的人的行列中，我每天要在这个房间里停留好几次，在桌上重新整理它们，像朝拜圣物一样站在它们前面，然后，我关上房门走出去。
秋初的气候是温和的，我和杰克一起探询我们的新环境。每天早晨，我们在7点45分把爱琳和内尔送上汽车，然后低头离开，因为汽车一出站我们就开始想念她们。我把杰克放在我的肩膀上，沿着海滨走很长的路到黑点酒吧，前台的那个好心女人会卖给我们一份波士顿环球报。然后我们坐在岩石上，我大声地给杰克念从冰球训练营里传来的两队之间的球赛和最新报道。我们总是停留在那些巨大的海滨别墅旁，通过窗户窥视里面已被看管人用布盖好了的家具。我为杰克编造关于已返回东部大城市的房间主人的故事，使这些空房子看起来就像夏日的戏剧舞台布景。我告诉他壁橱里有食物和黄金，到了冬天时，我们将把它们送到波特兰分发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并把他们带回这些空房子里。“我们怎么进去呢？”他问我。
“哦，”我说，“蝙蝠侠怎么进去呢？”
他想了一会儿。“魔术。”他说。
“那么，我们就用魔术。”我告诉他。
“我们还有魔术吗？”他充满希望地问。
我试图向他证明这一点，我在车库旁的松树枝上建造了一个堡垒。我们花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到海滩上收捡木头，那天早晨，我们正把他的海盗旗放到一条绳子和一个滑轮上时，一个男人走进了我们下面的视野里。我一看见他就知道我们有麻烦了。“你们在我的树上建了树屋。”他说。
我感到我的心跳在加快。“这是你的树？”我说。
“是的，它是。”他说。
我环视四周。“那是你的房子？”“那是我的头疼，”他说。
我爬下树向他道歉。“我们只是在这里过冬，”我说，“我们春天就把它拆了，行吗？”
“不”是他的全部回答。
在他的监视下，我开始拆堡垒。他回到家，在庭院里继续监视我们，直到我拆掉了所有的木头。
“我们现在没有堡垒了。”杰克说。他失尿了。
“得啦，蝙蝠侠。”我对他说。
“我不是蝙蝠侠。我是罗宾——你是蝙蝠侠！”
他开始哭起来。他尾随我进了客房里，当我的手抚摸着公文箱、地图和钱包时，我忘记了他的存在。
“妈妈说我们不能开暖气。”他说。
我转过身看着他。“为什么不能？”我说。
他耸了耸肩。“因为我们穷。”
我在他身边蹲下来。“为什么我们穷？”
“因为你被解雇了。”
“得了，”我说，“我们不会冷的，因为我们全都睡在火炉前的起居室里，好吗？”
我看见他的眼睛亮了起来。“我们也能有有线电视吗？”他问。
在我们新家里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我开始早起、刮胡子、淋浴、穿上衬衫、打上领带，然后像每一个去办公室上班的人一样走到客房去。有33个大学的英语系招聘教师，我整天整天地工作，写信、把我的卷宗复印件放在一起。仅仅这些日常工作就足以用新的希望赶走我旧日的恐惧，每天，当姑娘们放学回家后，我们就聚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做事。我们在那些被夏天的人们抛弃的花园里玩耍，在私人海滨俱乐部野餐，骑着自行车穿过乌兽禁猎区的树林里立着禁止自行车通过的牌子的地方。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我希望我们像拥有它一样行动
第12章　消磨
在那个秋天，每天早晨的波士顿环球报上都登载着这样一些消息：一个10岁的女孩在家人熟睡的漆黑深夜被人从家中绑架并窒息而死；一个患有心脏病的天主教徒因性虐待而被审查；一个16岁的男孩受到审讯，他为了他带帽子的运动衣而谋杀了一个同班同学；一个著名的心脏病学家被指控，他从一个非盈利的试验室里怞调四百万美元用于购置现代艺术品和摆放艺术品的府邸。如此种种，我想，这些可怕的事件使人们白天闪闪躲躲、晚上则锁在家里看租来的电影。然而，一天早晨，我生好火，看到手边的求助专栏上高兴地告诉众人说，从自动化工厂退出来的美国工人现在愉快地呆在联邦监狱中，之后，我看见房间那头的杰克正坐在离电视屏幕一英寸远的地方看《情人》。就那么一会儿，但我马上肯定地感到有些东西正从我们这里拿走——一些比工作或者金钱重要得多的东西。
“穿上你的靴子和大衣，小家伙，”我对杰克说，“我们出门去。”
他以为我们是到海边去，我们这几天在那里割了些从隘口处运来抓龙虾的鱼网，要把它们缝起来做我们车库里正建设中的冰球门。但我转身背对着大海时，他大叫起来：“你走错方向了，爸爸。”我转过身来看着他，这个五岁的孩子，有一头白发，胶靴穿错了脚，嘴角处挂着烤面包的凝胶。我大声笑起来，一把将他从地上晃到我的肩膀上。我们走到通道的尽头，穿过大道，在篱笆下匍匐爬行，爬进了围绕着高尔夫球场的灌木丛中。“你带路。”我说。我们穿过了四处立着绝对禁止穿行牌子的地方，又爬过了另一处篱笆，最后，我们清楚地看见了高尔夫球道。这是一个棒极了的高尔夫球场，拥有它的富人们已按照他们取夏日别墅名的方式给每一个球洞都命了名。像老房子、沙丘、沼泽地这样的名字。草地绿得就像漆过的一样，球道的两边就我们能看到的而言是成千上万的高大的挪威云杉，它们直冲云宵。树的远方是大海。除了这个地方令人窒息的美丽，杰克什么也看不见了，直到远方低矮的蓝天下出现了两辆高尔夫球车。“那儿，”我对他耳语，“不要弄出一点声音。”它们悄无声息地在球道上移动，就像小船滑动在翠绿色的湖面上似的。他们直直地向我们这边过来。我看见杰克盯着他们。
高尔夫球手们把球车停在靠我们很近的地方，我们可以闻到他们的雪茄烟味、听到他们的谈话声。我用胳膊环绕着杰克。我们平卧在地上，面向着灌木和松针。我等到四个男人都击完球后，便把头抬高到足以看见一对红裤退走过去的高度。我用手捂着杰克的嘴，当他惊恐地看着我的眼睛时，我对他扮了个鬼脸让他放心。
他们走了后，我们爬出了灌木丛，像战争之中小心翼翼的幸存者一样出现在球座上。我为杰克放哨，让他在洗球器上玩了一会儿后便结束了这一天，回家去了。
几天后，我们返回到高尔夫球场上。我们发现靠近第九球座的地面上立着一座小石碑。在我看清石碑上刻的青铜色文字前，一个四人组出现在球道的开端处。我扑进灌木丛里，杰克扑在我的上面，开心地笑着。我们看见一个戴着浅蓝色贝雷帽的胖男人将球击进了灌木丛中，然后趁同伴没有注意又抓起第二个球直击到球道上，装着没有击过第一个球的样子。“这肥屁股家伙在要滑头，”我轻声说。“永远都不要欺骗，否则你看起来会像肥屁股先生这样可怜。”
当我拉着杰克的手跑过灌木丛时，他们仍然离我们有两百码远，正慢慢地走向草地。我思忖着我们可以在几分钟内打击一下这些高尔夫球手，没准儿我们运气好，能找到一个球。事实上，我们捡到了三个球，我扔了一个到草地上，离球洞只有几英尺远。我们又藏起来，听着四个高尔夫球手试图搞清楚这多余的一个球是从什么地方、由谁耍滑头击出的，这真有意思极了。
这就是事情的开始，像玩笑一样。我们很快便发现大多数打高尔夫的人都在要滑头，他们的伎俩看起来令人捧腹。我认为我并没有刻意破坏之意；这只不过是又有了开心大笑的机会罢了。上帝啊，看见一个成年男人奋力挥拍却击了一个臭球，球只落在了离他的钉鞋几英尺远的地方，这实在很来劲、很好笑。
第二天，我和杰克回到石碑处。我给他念上面的青铜文字：1713.6.24.，乔赛亚：一个伟大的反印第安战士，和18个男人一起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在这儿被印第安人杀害。在我们回家吃饭前，我们以在高尔夫球场上被杀害的印第安人、而不是石碑上纪念的白人的名义做了两张弓和十支箭。从那以后，我和杰克就作为印第安勇士回来收复我们被白人强占去的领土。所有坐在球车上的高尔夫球手都是骑兵。步行者是雇佣兵，他们身后拉着的高尔夫球棒是小型火炮。我们是反抗他们的人。我和杰克反对那些掌管这个国家事务的人、反对那些权利和特权的继承者、反对那些致力于维持现有秩序的人。在我一生都在试图取悦于这些人后，再回来搞乱他们的高尔夫球赛是很有趣的事。每天早晨，我们把爱琳和内尔送上公共汽车后，就径直到高尔夫球场去。有些早晨，我们能捡到三十多个球，口袋胀得鼓鼓囊囊地回家。有些球上写着远至加利福利亚和佛罗里达的保险公司、股票代理商和度假旅店的花押商标。我们把它们作为送给杰克姥爷的圣诞礼物留起来。
杰克出了个主意，建议把这些有花押字的球都看成是在很久以前的战争中别人从我们手里夺去的财产，每当我们找到一个这样的球，我们就在空中挥舞着拳头并发出印第安勇士似的号叫。他是一个好战士，从不抱怨寒冷的天气或荆棘或第七草场后的沼泽地，他在那儿曾有两次掉了靴子。在我还没有找到另一个付给我们一个球一美元的高尔夫球场前，杰克开始反抗了。我开始拼命地催他，当他松懈时，我便站在地毯上叫他。一个星期一百个球正好够我们支付我们的购物费，如果我们每天出去四个小时并坚持工作的话，状况好时我们就能找到一百个球去卖。
“可我们要把这些特殊的球送给姥爷，”当我把花押球放进我的商储袋中准备去卖时，他闷闷不乐地说。
“这周我们需要它们来凑足一百个，”我说，一边把球拿了出来。
“这不公平。”他说。
他和他妈妈在家呆了几天，我一个人到高尔夫球场去，我发现他的陪伴对我而言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意义。
那年长长的秋末就被我们在高尔夫球场上消磨掉了，在那里，杰克看起来和我一样对我们的工作感到开心。从工作中得到的乐趣越多，我们行动的规则就越复杂津细。我们绝不会突然跑出灌木丛，在不能肯定没有高尔夫球手时，即使球清楚地在眼前我们也不会贸然走到球后。一般情况下，我放哨，杰克则冲进球道、捡起球、又冲回灌木丛。有时，球还是爇的，像我们从鸡窝里偷出的鸡蛋似的。任何高尔夫球车都是警戒的信号，但后面没有球棒的球车则是因为球场上的麻烦而来搜寻的人。学会躲开这些执法者和高尔夫球手们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藏在灌木丛里是一回事，但要完全地隐蔽好同时又眼观八方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是从一次艰难的遭遇中领教到这一点的。那天早晨，我们去追逐一个高尔夫球手从六座三号地打出的球，那球落在离我们的藏身之地不到五十英尺的灌木丛里。当我们去搜寻它时，那个高尔夫球手和他的同伴朝我们走过来了，比我们预计的要快得多，我们躲在松树下时看不见他们。当其中的一个人坐在离我们的头三英尺远的树上时，我们已没有时间跑开了。
一天早晨，我们捡到一个印有中断我们汽车合同的保险公司名字的花押球。我把它扔进了海里。另一次，一个女高尔夫球手走进灌木丛，脱下内裤，在离我们三十英尺的地方小便。我用手蒙住杰克的眼睛并闭上了我的双眼。
最后，我们发现高尔夫球手们使用沙丘来规划驾驶范围。沿着整个海岸线，都立着一些标志，禁止人们在沙丘上行走，以便保护脆弱的绿草，那些绿草从小芽中发出来，沙是唯一能防止侵蚀的东西。从那以后，和敌人周旋的活动规则就改变了。我开始随身带着高尔夫球棒去打球，我走出灌木丛，在球场上击球，就像我有权这么做似的。我们不再躲着球场管理者，相反，我们开始寻找他们。当大型割草机上的家伙背对着我们在球道上时，我会站起来，击球飞过他的头顶，然后缩进灌木丛看他猛然转动头颅的样子。一天早晨，当四个男人到达四号场地时，我和杰克把十支箭都射到了草地上。有两个人停下来站直了。“怎么回事？”我们听到一个人说。我肯定地认为他将回到灌木丛中来找我们。把箭射到草地上成为我们最喜欢的破坏活动，但太多了后，那些高尔夫球手们就没有反应了，只是把箭拔出草地，就像印第安人的暴动在这个地方依然很平常一样。但有一次，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男人踢出了草地上的箭，他的衣服白得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厨师，我听见他说：“我诅咒那些该死的流行音乐。”
晚上，我在床上告诉科轮这件事。“我认为，他说的是关于缺乏信仰的问题，”我告诉她，“正是这样，对吗？美国的进化只不过就是一代比一代更受到欺骗，直到没人再相信任何事，你可以讥讽所有事情，从总统到医生到职业运动员。”
“我想你的下一代就在开始，”她说，“你脑袋里是怎么想的？”
“所以，当人们谈论这个国家真纯的消失时，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国民们信仰的丧失。”
“你没回答我，”科轮说，“你想没想过你正在高尔夫球场上教给杰克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我告诉她，“和他一起在那儿很开心。这就是全部。”
她摇着她的头，突然，她充满了悲哀。“这样浪费时间，”她说，“你不希望他长大后成为那种对自己拥有的东西感到满足的人。有人正使他憎恨这里的人所拥有的东西，只是为了想得到它。”
从那以后，我从不对她讲我们在外面的事。我在浪费我的生命，我知道，但那儿实在是太美丽、太宁静、太平和了。一天，我们在球场上一直呆到黄昏才回家，走在回家那条长长的路上，经过一个农民的货摊时，我给我们一人买了一个麦金托什苹果，我不会忘记它。我们的快乐咬进了苹果里，那酸酸的味道，斯特顿岛地平线上紫色的光，三个蓝色的大鸳鹰飞向沼泽地。“看看，杰克，”我说，“我们在真正地生活，小东西！”
这感觉是实实在在的。我和杰克一起穿过灌木丛，高兴极了，我开始把高尔夫球扔回球道上那个击出此球的球手的地方，他想都没想过自己会再见到它们。“上帝啊，波尔！”一个高尔夫球手惊呼，“这是你最津彩的一个回球。”
九月下旬，有关于我朋友罗宾森的消息传来，正如我们在波士顿见面时他的预料一样，他和德博离婚了。科轮鼓励我去看看他，我便坐上了前往佛罗里达的火车。
在那儿的几天过得很快，我马上又坐上了火车。在回家的所有道路上，在萨凡纳和里士满、华盛顿、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火车进站时你第一眼见到的就是无家可归的人们。我想如果我的爷爷姥爷看见他们该多难过呀。他们两人都是体力劳动者，所受的教育都没超过八年，但他们低廉的小时薪金也足以使他们购买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且每隔三年就能买一辆新式福特牌汽车。而现在，他们会沦为乞丐。
我回家后不久就到波特兰的避难所去了，接替了比利留下的工作，给那里的居民阅读雷蒙德-卡弗的小说，他们都背靠着正方形房间的墙壁坐着听我念，大多数人的头都向下勾着，就像在教堂里似的。第一天晚上，我正在朗读一个故事时，有个人突然站起来背诵吉卜林①的诗《如果》，他是一个矮小的、馅饼脸似的男人，手织的滑雪帽耷拉过了耳朵，一条丑陋的伤疤穿过他的鼻梁。第二天晚上，一个戴着厚厚的黑边眼镜、有着一双粗野的眼睛的笨拙家伙向我走过来伸出他的右手。当我伸手要和他握手时，他把手缩了回去，斜靠到我的身上，在我的耳边轻声地说：“让我成为这里第一个不和你握手的人，你说的东西狗屁不值。”
①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一周左右后，我从避难所的女负责人那里了解到，这个人在南波特兰曾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当他的妻子被诊断为患有晚期癌症后，他抛弃了他们。他们曾过着体面的生活；他是一个码头装卸工，收入曾不错。当他的妻子到医院生孩子时，他们已有了一个3岁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她在医院里被查出胸部有肿瘤。
在她和新出生的婴儿回家时，她已知道癌细胞已扩散到她的淋巴结里，她有可能会死去。当她的丈夫陷入极度的抑郁之中而无法再工作时，他们搬进了她母亲的家中。他开始整夜在街上游荡。然后，有天早晨，他没有回家。他们的故事是我听过的最悲惨的故事。我开始同情他们。最后，女负责人告诉我，当那个父亲不能带他的全家到迪斯尼乐园去玩时，他的情况糟糕到了最低点。这是他妻子提出的唯一要求，希望在她还有劲作这样的旅行时能和家人一起到迪斯尼乐园玩一遭。
九月的一个下午，天冷得快下雪了，我和我的两个大女儿一起到了南波特兰的坦普尔大街上，那个母亲就居住在那里。头上是漆黑的乌云，地平线上有一抹可怕的橘红色亮光。
“我冷。”内尔说，她拉着我的手。
我知道，我是不会走到门前去的。我想我只是想看看他们居住的房子、想知道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开始时，我们站在拐角处，然后往前走到人行道上，从这儿可以看那个有白色侧板的一层楼房。房子保持得像船一样整洁。车库的门是卷上去了的，里面摆着一张餐桌，可以看出，这儿已被改成饭厅了。我们看见一个有灰色头发的女人开始摆放桌子。还有一辆红色的老式货车，两边是木质的，就像在我母亲死后，我姥爷把我和我的双胞胎兄弟带进他家时的那辆车。房子静静的。我们往远处走了走，以便能看到后院的情况。草是新修剪过的，晒衣绳上挂满了孩子们的衣服，有几件和布娃娃的一样大小。然后，天开始下雨了。轻轻地，只有一点儿。但就在开始的那一刻，几乎就在第一滴雨掉下来时，她就走出了后门。好像她一直坐在窗前监视着她孩子们的衣服似的。她看起来很强壮，像大多数缅因州妇女一样。宽宽的肩膀。厚厚的婰部。但她的头发大黑了、发卷太对称了，都不像是真的，当她走过门廊时，她扶着两边的栏杆。当她到了晒衣绳那里时，我看见她脸上的痛苦表情。她拉着晒衣绳，慢慢地把它拉下来，她拉着绳子时抬起胳膊，把绳子揽进她的肋骨处。这样她就不必再抬胳膊就能收好衣服了。她胳膊下夹着衣服慢慢地走过草坪，取下夹子，让每件衣服都落到她用脚踢好的篮子里。
“是她吗？”爱琳问我。
“爸爸，把我的手抓紧点。”内尔轻声说。
我低下头看她，看见她正抬眼看我。我们只呆了一会儿。然后我们到了教堂一个牧师的住处，我已打听到这女人很尊敬他。那天下午，我取出了我们所有的存款，把1700美元现金装在一个信封里。开始，我对此持讽刺的态度。有哪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选择一个主题公园来渡过他们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又有哪一种人会因他不能带他的家人去这种地方而陷入困境？但一旦我停止进行理性的判断，我就想帮助他们。我向牧师解释了这钱的用处，当我把钱放在他手里时，他对我微笑着，然后对着姑娘们笑着。
之前，我没对科轮说一个字，因为我害怕即使她最微小的反对都会使我改变主意而去思考我在做什么。我所有希望的就是，当我贪婪地占有和计算的钱最后没了时，我能和过去的十六个月有个清楚的决断。我曾梦想着这些钱。我整天花费时间考虑这些钱能带给我们些什么以及我该如何明智地使用它。我用它买来了时间，然后又愚蠢地使用了这些时间。
我得承认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这是和命运玩的游戏，甚至当牧师打开他书桌的怞屉把钱塞进里面时，我都在祈祷命运或上帝现在会青睐于我，为我带来好运，使我回到过去生活的轨道上。
“亲爱的，”牧师说，“愿上帝保佑你。”
第二天，我告诉科轮我所做的。她背对着我站在厨房的洗涤池旁洗碗，我向她解释说我们的下一张支票将遭到拒付。“一分钱也没有了。”她什么也没说，继续洗她的碗。最后，我告诉她我将出去找工作。
我走到高尔夫球场，走到第七球座旁的煤渣砖小屋处，在那儿，我向球场管理员要一份工做
第13章　山穷水尽
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穿着一条鞣革工装裤和一件波士顿凯尔特甲克，把车库里的收音机调在一个AM谈话节目的频道上，这个节目全天都在搞笑，尤其针对那些黑人、环境主义者、一般的妇女和乡下人。他问我是否熟悉机器。打字员，我想。复印机。“当然。”我告诉他。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赶走球场上的穿越者。“好，”我一派天真地说，“我想，今年你们不会有问题的。”一个工人说：“我们有时抓到从镇外来的小孩。有人用弓和箭射击两个高尔夫球手。”
“真的？”
“报酬是二小时7美元。”老板说。
※※※※※
我们太阳升起时就开始工作，第二天早晨，我4点钟就起床了，害怕我会睡过头。“你到哪里去？”当我关起居室的门时，科轮问。我走回床边，弯下腰吻她。“工作。”我说。当我站在厨房里喝着咖啡、在每个孩子的日志上写信时，我立刻充满了一种幸福感。我快乐地写着，等着太阳出来。从我被解雇起，我就没有在杰克的本上写东西了。
在这个时代，幸福感是很难描绘的一种感觉。它不太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种巨大的、包罗万象的感觉，就像秩序和明晰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我想这是一个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兹族部落相互进行令人触目惊心的屠杀的时代。
我从未搞清哪个部落应对此负责，但随着新的宁静感在我身上的出现，我便试图无望地调和这一人类的悲剧，使我感到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时代。工作的最初一段时间，我和凯尔驾驶着库什曼高尔夫球车到处走，车后的平板上带着铁铲和几桶高效绿草种子。只要有被球棒掀起的草根土的地方，我们便停下来，铲掉它，种上草种并浇水，然后离开。凯尔75岁了，从南缅因州的造船厂退休后已在高尔夫球场干了15年，仍然为这个地方美丽的魔力而着迷。他会把车停下来指着天上的鹅群，只要经过沙滩陷阱的地方，他都会慢下来以便查看动物的踪迹。几年前，他发现了一处足迹，断定是红猪俐的，这使他激动万分，天天盼望着能再见到它们。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星期，他让我分享了他的秘密地点，在那个地方可以停下来看风景、怞烟却不被老板发现。“当你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时，”他告诉我，“你会变得成熟，会学会只是享受生命。我不会赶走高尔夫球场上的任何人。对，这是一个富人们的私人公园，但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能享受它。有一个家伙和他的儿子几乎天天都到这儿来。他们一定很开心，我想。”
乔是一个可爱的20出头的小伙子，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教我如何驾驶绿色专家3000，这是一种复杂的用于修割草坪的割草机。这工作原来是埃德加在做，他25岁，是参加过海湾战争的退伍兵，把海湾战役轻蔑地称为“高尔夫①战争”，他仍然骄傲地说在他因对战争失去信心而被降职之前，他的身板曾是多么的笔直。
①英语中，海湾和高尔夫的发音很相近——译者注
这三个人，凯尔、乔和埃德加，对我而言代表着美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凯尔爇爱美国，庄严地诉说她的美丽和伟大。他在缅因州的一个农场上长大，每天早晨在他父亲的农舍里刷牙洗漱，15岁时应征入伍。他在菲律宾打了三年仗，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最血腥的战役，然而，当他说起过去的那些日子时，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我记得战友们之间是多么的亲密无间，”他告诉我，“你是多么向往诸如干燥的袜子啦、咖啡的味道啦这些小东西。”在船厂工作了30年并供养孩子们上完大学以后，凯尔买了一辆摩托车，让妻子坐在后面周游了全美国，在他的心目中，美国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国家。
每天，凯尔从上到下都穿着熨烫得整整齐齐的卡其布服和一件像艾森豪威尔打仗时穿的甲克衫似的高腰甲克。和他不同的是，乔来工作时衬衣后摆露在外面、头发没有梳，他的头脑还没有从早晨的竞赛中清醒过来，每早，他要将孩子送到托幼中心去、把妻子送去上班，为了支付他们的房租和分期付款购买的小型货车，他妻子每周必须工作六天的时间，乔怀疑等合同书到期时车子就会不再属于他。他向往和谈论的是那些比他大一倍的男人们快乐地和妻子和孩子呆在一起的不那么忙碌的生活。
结了婚并有了一个两岁的孩子的埃德加已经做出结论说，不管他如何努力的工作，他也永不可能有出头之日。
开始，当我每天下午从高尔夫球场回家走过我们的邮箱时，我不会去看我的求职回信。回到工作的世界里感觉真是太好了，我不去想任何可能破坏我工作的新旋律的事。因为我们每天很早就开始工作，我下班后就立即回家，躺在沙发上和杰克一起来回地看《丹尼斯的威胁》、《人造蹼》和《吉林根岛》，脑袋里什么也不想。我只想要面前的东西——孩子坐在我大退上的温馨时光、一盘食物、一杯啤酒、日出、感觉妻子挨着我的肌肤的机会、一个新鲜的浸过蜂蜜的烤面圈——不想这些之外的事。
有段时间，这些就够了。我每天四点时高兴地起床，在地板上做50个俯卧撑和一百个仰卧起坐，喝一大杯法国香草或榛子味的咖啡，吃5个甜面圈，坐在窗前边等着太阳升上海面，一边在孩子们的日志上写信。当晨光穿破黑暗时总是能使我感到快乐和激动，我写道：“爸爸现在得去工作了。”
然而，几个星期后，当我驾驶着高尔夫球车修复球道，或用绿色专家3000割草时，我的灵魂充满了愤怒，唯一能平息这愤怒的是从我耳机里传出的震耳欲聋的布鲁斯音乐。烦恼的一部分来自于8个小时的单调作业，除了最初学习躁作新机器的几天。为了打发时间，我开始拼命地怞烟。为了麻醉我伴随着第二天又要去工作的每个想法带来的恐惧感，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晚上喝超过一杯的啤酒。
枯燥和单调的重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扼杀我工作积极性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每小时七美元意味着在每个周末我带回家的钱只够我们维持哪怕是最简单的生活费的一半。一旦发现了这个事实，我就变得越来越愤怒。一天晚上，当我做面条时，却找不到过滤面团的器皿。
“过滤锅。”科轮说。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
“我只是不想花钱。”
“得啦，看在上帝的份上，一个过滤锅能花多少钱？”
“我们没有多余的一分钱。”
他妈的！我想。我掀开洗涤池上方的窗户，取出纱布，通过它来怞出面条。
※※※※※
科轮独自申请了食物券，当它们被寄来后，她把她放在怞屉后部。一天晚上，她看见我在数它们，就说，“从今以后，由我去买东西。你不必去了。”
我不想她成为那种站在收款台边数食物券的人，但我还是让她去了。她带着爱琳和她一起去，她们回来后，爱琳经过沙发旁时轻蔑地瞥了我一眼。“怎么回事？”我叫她。
她停住脚步，转脸面对我。“是你使我们使用那些愚蠢的食物券。”她吼道。然后开始哭着跑进了她的房间。
内尔一会儿后走进厨房，我和科轮正在放买回来的东西。她想知道她的姐姐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我说，“她只是被惯坏了。”科轮什么也没说。然后，我注意到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基本的用品，土豆、鸡蛋、面粉、面包。而且所有的东西都是便宜的商标。
“我们需要一些真正的食物，”我说，“我们应该把厨房里塞满东西，开一个聚会或者别的什么。一个邻居聚会怎么样？”
“这儿没有别的人。”内尔轻轻地指出这一点。
“你是对的，”我对她说，“但是，来吧，和我一起去买东西，好吗？”
我们一起在货架间来来回回地走。“就奢侈这一回。”当我们决定买虾时，我对我的女儿说。
我们站在交款的队伍里，一个穿着漂亮的驼毛大衣的年轻男人站到我们的身后。他胳膊上挽着的女人穿着一件一条退开叉的黑色鸡尾服。我刚拿出食品券交款时就听到这男人发出哼哼声。对于这件事，我已经够紧张的了，生怕收款员会向我要一些我没有的证明。我不知道那男的向那女的说了什么，但当她叹气时，我告诉自己我先要揍他一顿，然后想到什么说什么。可我只是转头面对着他。“内尔，”我说，“你知道这位先生为什么声吟吗？如果我们用食品券买的是几盒通心粉和奶酪的话，他是不会叫的，但我们买的是虾，他声吟是因为这是他吃的东西。”他转身走到了另一交款。道。那女的回过头厌恶地看了看我。
那天接下来的时间我感觉好像又回到刚离开科尔格特的那些日子。愤怒在我的口中留下了相同的味道。我回到超市里闲荡，想象着那女的还站在原处，我对她说着那些聪明的话。晚上，当我把孩子们放上床时，我的脑袋还在打架。
“今晚谁搬进去，爸爸？”内尔问，“哪幢别墅？”
“该我挑选了！”杰克欢呼着。
“我想今天该轮到爱琳了。”我说。
爱琳翻身面对着墙壁。“我可以让给杰克。”她闷闷地说。
“耶！”他高兴极了。
我叫他谢谢姐姐。我坐在爱琳的床上开始讲我每晚的系列故事，这故事是关于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的，他们作为我们冬天里那些空别墅里的邻居。每天晚上由一个孩子挑选一幢别墅，由我来编故事。故事总是以我对这些人为何没有自己的家的原因的解释来告终。
今晚，杰克选的是我们通道尽头的那幢别墅，我讲的是亨里埃塔-埃夏特的故事，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就和她的胞弟威廉一起在百老汇跳舞。15岁时，她获得了朱丽亚特音乐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她20到30岁这段时间一直是波士顿芭蕾舞公司的芭蕾舞演员。
“她美吗？”内尔问。
“美极了。”
“像妈妈？”杰克问。
“很像妈妈。”我说。
我看见卡勒开始搓她的鼻子，这是她在津疲力尽地玩了一整天之后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她打了个哈欠，合上眼睡了。我挨着爱琳躺下来，继续讲故事。“亨里埃塔-埃夏特今晚搬来。她有一头银色的长发和碧绿的眼睛。她带着她所有珍贵的东西，它们全都装在一个掉了提手把的黄色提包里。早晨时如果你们从烟囱旁的窗户往里看，你们会看见它在地板上。”
“她为什么无家可归？”爱琳突然问。
“我还没讲到那儿呢，甜心，”我说，“它看起来像提包，其实是一个小放音机。”
“当她练习芭蕾时她就放音乐！”内尔大声宣告。
“确实如此。她只有一张唱片，假如你们仔细听，你们每次走过那座别墅时都能听到。”
“她是怎么没有自己的房子的？”杰克问。
“哦，这很简单，”我说，“1947年的一个晚上，她从芭蕾舞剧院回家，她那天跳的是白雪公主。一群人聚集在一个街道的拐角处，当她走近时，她看见有烟从楼上的窗户往外冒，一个小男孩骑在窗台上，害怕往下跳。所有的人都只是站在那儿看着，所以亨里埃塔跑上前，叫那个男孩跳到她的大衣里，她把大衣像网一样拉开在她的面前。‘没关系，’她向男孩喊道，‘跳吧！’男孩跳下来了，但他从小到大吃了很多冰激凌和馅饼，他很沉——”
“就像高尔夫球场上的大屁股先生一样吗？”杰克急切地问。
“哦，也许没那么胖，但他无论如何是太重了，当亨里埃塔救他时伤着了背部，她再也不能跳舞了，所以她无法再挣到钱。”
“她为什么不做别的什么工作呢？”内尔问。
“她试过。她做过许多工作，但她总是不得不放弃，“因为它们令她太难过。她是一个舞蹈演员，那是她生命的全部。”
“她的兄弟呢？”内尔问。
“他有他自己的问题。他没有时间帮她。”
当我吻别杰克时，我在他耳边轻声说：“亲爱的，一直都要照顾你的姐姐们。”
“我会的。”他说。我正要走出他们的房间，爱琳说话了：“所以她不得不使用那些食品券？”
我无法相信她依然为此而愤愤不平，就在我试图想出怎么给她说时，科轮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是的，”她说，“她使用它们，而且她的头昂得高高的，因为她已经尽力而为了，她尊重她自己。”
当我们单独呆在火炉前时，我向她道谢。“爱琳应该生在另一个家庭，她的父亲能给她信用卡并送她到礼品店买东西。”我说。
“你呢？”科轮突然问我，“你想做什么？你能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你真的这么认为？”我问她。
她谈到她的两个爷爷，他们来到这个国家时，既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口袋里也没有钱。一个使自己成为成功的农场主，另一个作为杂货店老板过着愉快的生活。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告诉她。
“所以？”
“现在的事情要困难得多。”
“你真这样看？它们怎么比他们面对的难呢？”她说，“我认为你瞧不起那些靠一般的工作来维持生计的人。我不会。我从不因为一个人所做的工作而认为他比别人强，但我认为你会。我认为你一直是这样。”
第14章　人在危崖
一天早晨，我和老板一起在第18号球道上驾驶着库什曼高尔夫球车向练习球座驶去，我们正实施一项改善排水的庞大挖掘计划。凯尔总是第一个来上班的人，但我今早还没有看见他，我问老板他在哪里。“打电话来说病了，”老板讥讽地说，“狗屁，我每个该死的早晨都感到不舒服，但我还得来上班。”
凯尔忠实于这份工作、忠实于这个男人，这使我如此的愤怒。凯尔75岁了，高尔夫球场上每一项艰苦的工作他都抢在最前面，而这个人却在背后取笑他。那天，我为此而怒火中烧。我铲了7个小时的泥土，在离开回家前，我辞了工。我对那家伙撒谎说我要离开这个镇子了。
我回家时，科轮的父亲正好在我们家，我对他也撒了谎。“我在高尔夫球场的最后一天，”我不经意地说，“被解雇了。”这是一个容易的谎言，科轮也相信了。
我希望第二天早晨能起来去找别的工作，但整个夜晚我都没能入睡，我的脑海中翻腾着这样的话语一我是一个优秀的教师。我不该做这样糟糕的工作。我把我的钱给了一位将死的母亲。我把一个生病的学生带回家中。我理应得到比这更好的！我能感到一切重又开始了，愤怒和自以为是塞满了我起航的帆船。
几乎就在第二天，我新一轮申请的第一封拒信到了。然后是多于三封的拒信，它们使我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这时，秋叶开始飘落了。
冬天来得很快。一天早晨，我醒来时看见了自己呼吸的气体。别墅的底楼已冻得不行了，所以，我走到海滩上用帆布包装了些浮木来生火。这成为我每夭做的第一件例行公事。我要在起居室里生上熊熊大火，这样，当孩子们起来时，能有一间温暖的房间给他们穿衣上学和吃早餐。
那天早晨，我们只有最后的50美元了，我外出进行我的浮木之旅，我看见了一个我初看时以为是海市蜃楼的地方，阳光在泥滩上闪闪发光、就像高速公路上的爇气带一样。它看起来像梯子，成百上千的梯子矗立在半英里外的悬崖上。我继续往前走，直到清楚地看见一个巨大建筑物的木架结构，它看起来太大了，都不像是一座房屋。我看了一会儿后就回家去了。
当科轮走进厨房抱起卡勒时，我正在看求助专栏，卡勒在她的胸前放声大哭。“我关门时夹着她的手指了，糟糕。”我听见科轮歉疚地说，她把卡勒放在台子上，脱下她的蓝色小手套。然后我听见她的惊呼声。“她的手指掉了！她的手指头掉了！给约翰-布雷弗德打电话，叫他来帮助我们！”
我拨911，沮丧地想着在我有医疗保险时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这时，科轮和卡勒已不见了。
一个出色的手科医生给卡勒做了手术，保住了她的手指。付给他的钱比我预计的要多，这使我回到那座房子处找工作。我的全部记忆只是站在厨房里，恐惧地站着，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感受我的内疚和不安，而那时，科轮用洗碗毛巾包好了卡勒的手，把她放进她的毛大衣里，害怕救护车看不见她们，跑出通道，站在向着七英里外的医院的方向的大道上。
第二天早晨我走回到那房子处，去得很早，我想向管事的人证明他可以相信我工作是不会迟到的。寒冷而凛冽的寒风在隘口处卷起了大大的浪花。我走了四分之一英里的路到了海湾的尽头，然后爬过岩石到了一条小路上，这条路连接着海角，那座美丽的夏日别墅就矗立在那里。这是普鲁兹隘口中科轮最喜欢的地方。她把这条小路称为悬崖小径，她经常去那里捡拾南蛇藤和浮木。我在峡谷上的人行桥上停住了脚步。从这么近的地方来看，那房子大得像一个旅馆。地基上的木架有三层，每层有12或者14英尺高。我估计整个结构可能长100英尺宽40英尺，房顶离地面有50英尺。下部的10英尺高的混凝土地基墙上堆放着美丽的花岗岩石。我看见了三个男人在一面墙上做工。第一个人往下看着一堆砖头，然后拾起一块慢慢地递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再递给第三个人，那个人跪在墙上等着把砖头放在上面。我想他们肯定知道在靠近大西洋这么近的地方修建的任何东西最终都会被冲进大海里。
有四个木工正将胶板钉进木架里。他们在门窗上迅速地移动，像杂技演员一样爬上爬下，皮工具带围在腰间，身后拖着长长的是给他们的气锤提供空气的管子，那气锤向火炮似的冲向寂静的空中。我看见一个人用一只胳膊把一块胶合板举起来，用另一只胳膊把它放在架子上。我看着他们，就像比赛前你看你的对手在做准备工作一样。
在我走过去进入他们的视野以前，我脱下了羊毛帽子和围巾，把它们塞进我的大衣口袋里，使我看起来像一个不被恶劣天气所困扰的人似的，但在我穿过沼泽地的那一刻，我冷得骨头都疼了，我真希望根本就没来这儿。
拉里是这儿的工头，他必须用一把长齿的电锯为每扇窗户锯出一块胶合板，电锯的振动使他的肩膀像机枪一样晃动。当他做完时，他轻蔑的扔下锯子，跳过窗户的四个脚，从架子上下来，他有着学生经过校长身旁时露出的那种笑容。他看起来快乐而强壮，自己就足以建好这个地方。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我选择了极好的一天向他要工作做。我们在极其寒冷的冬天里站着交谈，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道即使他巨大的能量也解决不了的方程：有一座房山等着去建造，而所剩的时间只有一串极端寒冷的冬天。
整个冬天都需要在户外做工。剩下的胶合板，然后是整个结构的包装，然后是窗户、门、屋顶、修饰、阳台和走廊。他平静地说着这一切。“也许光是盖房顶就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他说。“你盖过松木房顶吗？”
我对他撒了第一个谎。“这是一个大房子。”我说，抬头望着屋顶。
“这是一个梦想。”他说。他告诉我它占地近四百平方英尺，可能要花费150万美元才能完工。他以前曾建过两座别墅，但和这座相比只能算玩具。“但，事情都一样，”他说，“你建过一个房子，下一个就不神秘了。”
我立刻喜欢上了他，我为我将不得不向他隐瞒我背上的破碎的椎间盘以及关于木工活我所不懂的每件事而感到难过。我在脑袋里想着，如果我弄掉了像昂贵的窗户这些东西或者砍木板时多砍了半英寸，我该如何收场。我又抬头望着房顶，想知道怎么能在覆盖着雪和冰的陡峭房顶上工作而不掉下去。
他告诉我只要愿意，我随时都可以开始工作。“我们一天工作10个小时，我将付给你1小时15美元。”他说。
“我明天早晨就开始。”我说。
“只要带上你的木工带就行了，”他边说边跳回到木架上往上攀登。他在我头顶上叫道，“你有木工带吧？”
我又撒了谎。
我走在温斯洛-荷马道上，脑袋里盘旋着数字。1小时15美元乘以一天10小时再乘以一周5天。够了。够了。在我到达电动门前闪身出去时，我想着我要带科轮出去吃饭，也许还该给她买套新衣服。
那天晚些时，我带着四个孩子到瓦尔一马特店去买木工带，我在他们面前试了试，给他们看装卷尺和刀的皮包、装钉子的袋子和夹锤子的夹子。我们让卡勒骑在机器马上。当我给爱琳一些25美分的硬币买胶球机时，我看见她的惊奇；几个月来，我都努力地想说服她我们并不穷，只是破产了，现在，我想让她看我花钱。我们一回家，我就到厨房里拿出放在壁橱里一个玻璃罐子中的食品券。那天晚上，我当着爱琳的面把它们扔进壁炉里。她问我：“到底是谁替我们买的那些食品券呢？”我告诉她是那些有工作的人买的。她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挣钱，”我说，“他们应该帮助那些没有挣钱的人，这样才公平。”我看见她试图搞清这件事。我几乎可以看见15年以后，她在路上对她的丈夫重述这一情景，这个投资银行家嬉笑着对她说：“宝贝，毫无疑问，你们这些家伙总是这么穷。你的老父亲是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这是对他——她未来的丈夫而言的，我长时间的坚持着，试图让我的女儿接受这样一个概念：幸运的人帮助不幸的人是使公民连接在一起的唯一办法。
“反正，”她轻柔的说，“我认为我们不该再使用它们了。”
“好的，”我说，“不过，想一想。如果你的妹妹内尔饿了，而她又无法买食物，因为她没有足够的钱，你会给她买食物吗？”
她转了转眼珠说：“得了，你该一直有工作，就是这样。”
早晨六点，我沏了一壶爇茶，做了两盘花生酱和两个果冻三明治，然后穿上我所有暖和的衣服——内衣、长套头衫、两双羊毛袜、高领绒套衫、扣到脖子处的棉衬衣、牛仔裤、法兰呢衬衣和羊毛衫。穿衣服花掉的时间和我打冰球时穿衣服的时间一样长。我在最外面穿上了厚厚的被子似的大衣，那是我岳父在南波特兰码头上工作时穿的。我能找到的唯一一双薄得可以抓锤子和钉子的鲜黄色棉手套看起来仍然相当暖和，它是我在商储店里花2.29美元买来的，6点30分，我的腰间挂着空木工带离开了家。外面的天气比昨天还冷。海滩上的沙地冻得和水泥地一样坚硬。我穿着我唯一的靴子，一双惠灵顿长靴，可当我走过沙滩到达大路上时，我感觉到我的脚趾都冻麻木了。
从海角的顶部来看，六英里北的蓝姆岛漂浮在暗红色的光亮中。在捕鱼通道外，一小队渔船驶向大海。
我从一个烟囱的窗挺开端处走进房子里。我好像站在有着拱顶、高墙和又长又宽的地板的倒塌的大教堂里。冲击的海浪和压迫着未完工的墙上的带锯齿的黑色岩石、敞开的屋顶上冻僵的天空，所有这些都给人一种正在发生战争的感觉。这房子本身正处于这样的舞台上，它看起来好像一座建筑中被推倒了的房子。
正当我用锯屑擦我的木工带试图使它看起来旧一点时，拉里到了。他下了红色福特卡车，一手拿着一壶咖啡，另一手拿着帆布提包。他的一只胳膊下夹着一卷蓝图。他叹息着这好天气，举了举咖啡壶给我了声招呼，他问我是否没有好一点的靴子。
“我想把这厚木板弄上去。”他说，把每样东西都放在胶合地板上。我看了一眼。300磅。从我弄碎了背上的一片椎间盘后，科轮的妈妈，一个护士，就给我上了关于伸展练习的一课，但我是一个未开化的老运动员，我相信，伸展运动是那些沿路边跑步的自以为是的长跑运动员或穿得像朝臣的自行车运动员们做的事。
我紧张地盯着木板。拉里解释着要把它弄到什么地方，以及我们如何一起把它举在头上，一次一头，它将是件容易事。他重复了他的计划，然后停下来饶有兴味地看着木板。当我们各就各位时，他告诉我有关一本书的事，他每晚给他的女儿们读这本书。“全是讲伐木工的，你知道吗？”我们肩并肩地站着，一起弯下身，分三步举起木板，先到腰部，再到肩上。“推！他们过去是怎么在河上移动木头的，又是怎么切成木条的。很棒。”慢慢地，我们带着木板爬梯子。“放松，放松。每天晚上，我说：‘好吧，今晚你们希望我念哪本书，姑娘们？’她们还没回答，我就拿出了伐木工的书——‘这本怎么样，姑娘们？’好，现在数三下。你们准备好了吗？一，二，三！”我们把一端放在了墙上，它将被钉进去，地板在它的上面。“在它把我们砸了以前，钉住它。”拉里声吟道。他在我的上面，一脚踩在梯子上，用他的肩膀和头压着木板。我不知该干什么。最后，他看着我。“你带了钉子吗？”他吼道。
“我没有带任何工具。”我说。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看见我空空的木工带。“我以为你只是要我带上我的腰带。”我说。
我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当他告诉我不必带工具时，指的是电动工具，而当我撒谎说我有木工带时，他没想到我指的是如同我在演戏时拿的道具一样无用的空木工带。这个时刻，你会希望你能收回这件事，只是开开玩笑而已。
我领了一把卷尺、一把锤子、两个凿子、一把刀和一支铅笔。我把它们装到皮带里，学着其他人的样子，我把带子像枪手的枪套一样栓在婰部上。在那天结束时，我没有把它挂起来，而是让它保持在原处，套上外衣走回家中。当我走进厨房时，每个人都在吃晚餐，我把大衣扔到椅子上，随意地解开带子，好像我工作中一直戴着它似的，我看见他们的眼睛都睁大了。
我第一次去垃圾站，几个男人排队等着，怞着烟靠着他们的运货卡车，当我告诉他们我在普鲁兹隘口工作时，我了解到了这座别墅的历史。其中的一个家伙，一个脸长得像斧子一样坚硬的屋顶工，对我说他夏天时曾到那儿找工作，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一天早晨，他从1号公路的面包店里的两个木工处了解到，从一个年轻的律师买下一块地皮起，这别墅就给夏日的人们带来了麻烦，普鲁兹隘口的每个人都相信这是一块不能开发的为野兽保留的活动地区。整个夏天，这个购买者都走在狭窄的路上，努力想让他的房子建起来，以免永远遭到他邻居们的厌烦。
垃圾站旁的家伙们都笑起来。一个戴着红袜帽的灰头发漆工说，他春天时在普鲁兹隘口别墅的一处做工，每天早晨六点在电动大门处和老板相见，老板不把电门的密码告诉他。“我知道那号码是14-9-2，”他不屑地说，“但我并不介意把那家伙从床上拉起来。14-9-2，”他说，晃着脑袋，“好像是他们发现了这个该死的地方似的。”
我告诉他号码的新组合是6-6-4-4。
“预定开始日。”他马上说，又晃晃头。
我没有明白。
我和比利一起工作了三天，给别墅的后部涂上一些聚酯材料，代替温和得多的涂有焦油的防雨纸，给我的感觉正像我曾有的一条喇叭裤。产品的名字是TyPAR，每个字母有4英尺大，所以，在外墙还没覆盖上前，别墅的每间屋子就是聚酯制造商的大幅广告牌。一整卷重55磅。我们在两架梯子上彼此间来回传递着聚酯卷，把它用耐用钉钉在胶合板上，发出梆梆梆梆的声音，比利在我们工作的全部时间里都在模仿这声音。据介绍，他是拉里的合伙人，我认为他的沉默意味着他不能肯定我是否值拉里许诺给我的1小时15美元。我从垃圾站的一个人那里听说，他成长于挨着肯尼邦克的海边，在那里，他和布什校长的女儿相遇并结婚。
比利是一个高中冰球队的教练，他周五时要去训练而不工作。在他爬下他的梯子以前，他叫我收工前在东墙上钉好最后一块胶合板。我自己？他离开时，我想。我拿着一块四乘八的胶合板爬梯子，试了三次才爬上去，但当我爬到顶部时，我的胳膊都麻了，我不得不扔下板子重新来。我花的时间太长了，当我终于把胶合板拿上梯于、到了脚手架上时，其他人都回家去了，天已快黑了。在我身下40英尺的地方，海浪猛击着花岗岩悬崖，寒盐的浪花拍打着别墅。我脚下的木条已冻上了冰。就在我举起木条上的胶合板要把它放在恰当的地方时，风卷起了板子的一个角，使我转了个圈。我用左手抓住脚手架的铁条，紧紧地抓着。我在想，以上帝的名义，比利或其他任何一个真正的木工如何做这件事？这是一个奇怪的时刻，血液流出我的胳膊，在我的背上有像冰冷的火花似的刺痛。我听着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感受着寒风的洗涤，我的心中充满了光亮。一年多了，我有种我在退缩的感觉，而现在，我觉得我已抵达了我想到达的地方。我想，我要做的就是向后轻轻地蹲在我的脚后跟上，让寒风包围我和胶合板，我将升到冬季的天空中，从所有事情中解脱出来。就是这样。我家现在就在这别墅里，它的后面有一条带屏风的走廊。我要让它面向海滩。我开始想象着，在夏天的晚上，我和科轮还有孩子们一起睡在像那个一样带屏风的走廊里，那是多么美好啊。我在脑海里建造着这条走廊，然后又造了一遍，直到我把胶合板钉好后爬下了脚手架。
我们有六个人在做工，但这房子太大了，以至于我们彼此之间可能一整天都看不见对方，拉里坚持说，只要可能，我们15分钟喝咖啡的休息时间和1小时的午饭时间都要在一起。他常煮咖啡，发出里贝尔①似的喊叫：“咖啡诶诶诶诶诶诶诶！”这在轰隆的电动工具声、推土机声和反铲声中也能听见。我们是他的队员，他希望我们彼此尊重。有一次，我匆匆走过一个人身边回到我正反修的二楼阳台上。拉里看见了，他从三层楼上爬下来。“你不能只是走过别人身旁，”他说，“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冬天。”
①里贝尔；南北战争中南部邦联士兵的称号——译者注
我们在地下室里一个木工们建造的临时代用房里休息，房间由有门窗挺和有黄色玻璃纤维隔爇层的房顶构成，房顶上盖着透明塑料布。两溜四英尺长的电爇板沿水泥地板挂放着，还有一个灯泡在天花板的中间晃来晃去。房间的大小大致和一间普通的厨房差不多，我们六个人呆在里面，再加上一张匆忙做成用来放工具的大桌子和角落里的一张小书桌，上面放着电话、对讲机和一卷图纸。门口有另一张透明塑料布，底部用木头压着。我们一进屋就脱下外衣，这样我们就不会出汗，返回室外时也会感到暖和。有时，我们坐在那儿像和尚一样沉默，低着头，我们每个人都冷得全身发木，不想说话。开始时当我的身体试图习惯寒冷时，我坐在那里强迫自己保持警醒的状态，努力默念着我还没有、但工作回家后可能会收到回信的47所大学的名字。
我把这个地方看作小型更衣室，属于那种男性避难所，在这种地方我们听到枪声还没有听到女人的声音那样吃惊。在这个房间里，我逐渐了解了他们，当他们就工作中遇见的问题彼此商量时，在水泥地板上用铅笔画图做解释时，或者聚集在蓝图周围时，我都仔细的听着。呆在更衣室的时间是八小时工作中唯一的停工时间，但他们中的每个人似乎都本能的知道工作是多么的庞杂，如果想按时完工时间是多么不能浪费。
罗博25岁，是一个强壮而出色的木工，他有着滑雪运动员般粗犷而漂亮的外型，他吃他岳母做的法国饭菜，把它装在容器里带来，用木头碎片垫着放在地板上的加爇器上，这样，他的食物到中午时还是爇的。他曾在爱尔兰打高尔夫球，他温柔地谈到很久以前和他父亲一起打猎和捕鱼的经历。他坚定地相信美国人应对他们的生活负责，在发薪日，从他打开他的支票看他交了多少税的那一刻起，他的心情就总是糟透了。
马克是一个虎背熊腰的高个子男人，也是二十几岁。在他结婚并自学建筑以前，他曾周游过全国并想上大学。他耐心而说话温柔，有着一个将在圣诞舞会上自愿担当圣诞老人的可爱性格。他的特长是津细地完成工作，比如说做橱柜和家具，而且，他有着如此真实和准确的眼睛，当我们做平衡和测量工作时，我们都依赖他。
卢克，正年届三十，把他在凯尼恩大学的文科教育都用来学习如何与铁、木头、混凝土、电、泵、引擎、爆炸物和重型建筑设备打交道了，他的知识为他在员工里赢来了唯一的头衔——项目负责人。更衣室里的书桌属于他，他所有的时间都呆在那儿，了解新的建筑材料和设备，那是我们其余的人都只能梦想的温暖之地。他有着电影明星般的好看的外表，穿着极其漂亮的服装，这有助于在管理者和工人之间划出界限。
盖伊，一个50出头的害羞的法国籍加拿大人，驾驶着一辆古老的淡蓝色敞篷车，上面塞满了一个人工作和生活所必须的东西，包括他带来的午餐沙丁鱼。他是一个巡回木工，有一双灰白色的、思索的眼睛，他有着惊人的渊博的知识，别人就像请教乡村医生一样请教他。
比利三十好几了，有悲哀的眼睛，沉默寡言，像公牛一样强壮。70年代末，在波士顿大学那些辉煌的日子里，他在那里打冰球，然后，他应邀参加了在多轮多举行的奥林匹克选拔赛，他所在的队击败了上界冠军俄国队而夺回了金牌。
拉里有着拉雪橇的狗的心脏，他的工作超过了任何人，我们全都对他感到惊异。他34岁，除非他满头满脸都是汗和灰，他是不会真正地开心的，他给人的感觉是：他十分渴望快点喝完咖啡，如果有人正好送给他适合的工具的话，他就像要出去做一个开膛手术似的。作为一个威克林业学校的毕业生，他只有在被迫做图纸工作时才会失去对工程的耐心和感情，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出生在电发明之前的年代更让他满意的事了，那样，每项任务都会艰难些。
我是这儿的新手，在更衣室里，我因为是一个教授而被人们取笑。我一早都在做油漆的工作，干完后，我来到更衣室吃午饭。“你漆了什么？”马克问。
“车库门。”我说。
“你在门上得到什么了吗？”他说。
他们常常取笑我的靴子。他们把它称为骑马靴。“你今天把马留在哪里了，教授！……我打赌你需要一双那样的高筒靴去上课。”
我的靴子是凯尔那天停在我旁边问好时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它们适合于高尔夫球场，但穿着这样的靴子你是无法过冬的。”他说。我在运木头，为了和他说话，我放慢了工作的速度。他告诉我他早晨去看医生了，因为他小便时有毛病。
“你老了，就得停止工作。”他笑着说。他知道拉里，相信他是那种将拯救美国的人。“他信任手下，”他告诉我，“他会付给你们他薪水一半的钱，夏天时他带着剩下的钱离开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人，因为这是对的，即使这会花掉他一些钱。”
一天，在更衣室里卢克对我说：“一旦你开始盖房顶，我们就必须在你进来喝咖啡前刮掉你身上的冰。”
比利听见后开始模仿钉木顶板的声音——“叮当、叮当。”有人说，“希望你找到好点的靴子。”我和他们一起笑起来，害怕告诉他们我是多么盼望那项工作。三星期后，我完全显示出我所有的不足，现在我大多数的日子做的工作都是把木屑扫成堆、把木屑堆放进垃圾罐、把垃圾罐拖到拉里的卡车上、然后驾驶卡车运到垃圾站。不管拉里多少次地告诉我我所做的工作有多好，让工作地点保持干净是多么重要，因为这反映了一个公司的形象，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是一个1小时15美元的垃圾工，偶尔会做一些运木头和把钉子拔出木板的工作，而且，虽然我和别人一样冷、衣服和别人的一样脏，但当我到更衣室喝咖啡休息时，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是。我总是看着比利，心里盘算着，他不和我说话是因为他在建一座房子，他还不了解我所做的事是多么讨厌。这就像站在忙碌的大街上、在冰冷的风中读一本书，卡车呼啸而过，我一篇又一篇地读着，试图在喧闹和寒冷中抓住书中所要表达的意思，然而，读了一段又一段，故事仍然没有开始。我坚持寻找着我工作中的故事，一些向前运动着的、将加到这座房屋里的东西。然而事与愿违，我数小时地砍切着我不钉的木板，在一天结束后，我把不要的木头堆成堆。我远没有处于整个运作的逻辑中，以至于我没有认识到我们实际上是在造两座房屋。一天，我曾问过盖伊关于通道旁汽车道上正建造中的漂亮房子的事，我以为那是邻居的房子。它已架构好并修饰过了，似乎除了门、窗户和侧板就要完工了。“那儿？”盖伊说，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是门房。你知道，车库——
麻烦在于，每当给我一份真正的工作时，我都要出错。有四天，我在地下室里工作，加固地板托梁。托梁是2乘12的规格，每隔14英寸就有一块，它们必须用木条来加固。我总是锯得太长或太短。最后，我放弃了电锯，用手来做。每次，当地下室的门打开，光线从外面像长长的隧道尽头的光一样射进来时，我就丢掉手锯，装着像使用电锯似的。这工作应两天做完，我做了五天。而且。我每天都冷得发木，潮气从我的脚底渗进骨头里，所以当我回家时，我觉得我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似的。
房子正在建造，证据就在我的眼前，为了完成拉里分配给我的工作，我在那里每天10个小时不停地工作着，但我正等待着我想象中意大利石工每晚回家时的那种意图和满足。这儿有三个我把他们看作是父亲、儿子和神圣的祖父的人，我喜欢看他们建造围绕地基的花岗岩墙。每天早晨，他们在一辆卡车上到来，最年轻的那个人在车后。老人先下来，直接走到大堆的石头处，他站在那儿，直到另两个人走到他后面。然后，好像他在睡梦中已梦见了石头的形状似的，他盯着石堆，慢慢地指出那些他认为放在一起会适合他们当天将要工作的围墙部分的石头。较年轻的男人，他的儿子和孙子，把那些石头收集起来，慢慢地移到脚手架下，他们在那儿工作到黄昏。还有几桶水泥得升上去，每当我看他们时，都觉得这是最难受的工作，这使我感到我自己的生活一直都是多么的舒适。在早晨最初的几缕晨光中，当他们拿起他们的泥刀时，我看见圣徒圣克里斯托弗①的大奖章在闪烁光芒。我想知道，在他们一块一块地放石头时，他们都在想些什么。他们边工作边听着录音机上传出的好听的歌曲。汽车牌照上写着“麦克和麦瑟”，每天中午，我看见麦克驾车离开，一小时后又回来。
①圣克里斯托弗：生于三世纪，小亚细亚的基督教殉教者——译者注
不久之后，我认识到，我如此仔细地观察麦克是因为他像我童年时代的父辈们。我害怕变成那样的人。但我怕的是什么？沉闷单调的工作？追求女人时竞争不过一个打着丝质领带的男人？或者和渴望的不超过一个搅拌水泥的男人的女人结婚？在我还是我父亲的小儿子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住在50年代典型的、肩并肩靠着的相同的房子里，母亲们一头卷发。我们的父辈理着帕特-布恩似的发型、当他们在户外做着季节性的杂活，耙地、割草、油漆。铲雪时，他们的嘴里哼着大型乐队的摇滚乐旋律。他们首先是工作的人，这高于一切，所以，他们的夏季旅行，他们的新车，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地下室——所有一切等同于真实生活的东西，都尽可能地服从于工作。他们把工作作为生活，没有一个人谈论有关焦虑、家庭暴力或酗酒的问题。当然，这些肯定存在着，在街上，在隔壁，在过道，然而，那是一个隐藏自己的痛苦而不是把它作为娱乐卖给欧普拉的时代。在我的记忆中，我童年时代的父辈们是一群疲倦的男人，他们完工后穿上白色T恤衫喝啤酒，他们的肌肉泛着光。
一天中午，看着麦克钻进卡车回家吃午饭，我想起了我最好的朋友的父亲；每年夏天，伯克先生都要到纽约州北部的手指湖渡两周的假。总是八月里相同的两周，总是相同的湖，相同的小屋。就像一个船长，他每次旅行都记有日记，每年夏天他在完全相同的时间离家，在库柏镇的棒球名誉会馆刚好停留二小时，沿途在相同的加油站和餐馆停留，并只停留和前一年夏天一样长的时间。他努力踩着前一年、前八年夏天的钟点来行事。我记得那是六年级时，我和他儿子在放学回家的途中，停下来往铁水塔里扔石子，当时他儿子告诉我的。这个故事一定和我已有的关于这些男人的一些看法不谋而合。摩尔斯先生的后院有一个池子（不是那种陷进地里的真池子，而是一张金属栅栏，悲哀地躺在地上），有人偷了他池子上的家具后，他便开始在晚上把脸涂黑、把鞋擦亮，等在灌木后。阿德曼先生在他的地下室里有一个拳击袋，有一次我们去侦察他，他用所有的力气将拳头击在凳子上，他抓住了我们。“从这儿滚出去！”他对我们大声尖叫。亚瑟-克罗斯比的父亲有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是一个像火退一样被绳子绑着的小个子日本男人，正被世界另一边的一队美国士兵拿去喂蟒蛇。那男人只穿着内衣内裤，在他脸上你能看到的只有恐惧。保拉-埃德蒙有一次不小心打碎了车库的玻璃，她父亲用羽毛球拍打她的头，球拍都打烂了。我恨他们所有的人，肯定地感觉到我比他们好、比他们机敏，无论如何。在我看来，他们所有的人都困守在他们的牧房里，他们小小的草坪里。牧房——还有什么房子不比这些可怜的、用钉子钉在一起的、可替换的盒子们更像牧房？这是一个由文化人起的名字，好让这些人觉得自己像牛仔，像真正的个人。傻瓜。我把他们看成傻瓜。他们到我们用砖围成的小学校来开家长晚会，参观防放射性的房间，他们是如此的无知，居然相信在核战争爆发时，他们的孩子躲在教室里的课桌下就能幸免于难。
我不明白为什么挖掘工人要挖一个巨大的洞，这洞深四英尺、宽八英尺，横穿房前的整个地基墙，但每天晚上洞里都装满了从沼泽地里过来的水，我的工作是一来上班就爬下洞里打开水泵。一天早晨，我在一边滑下去，把冰凿破，站在齐脖子深的水中。我打开水泵，然后回家换干衣服，我从高尔夫球场抄近道，以免被别的来、工作的人看见。
那天后来的时间我都在雨夹雪的风暴中搬运巨石。四分之一亩的地上几乎有一百块巨石，为了安装水管道，必须对它们进行清理，它们太沉了，搬不起来，所以我必须跪下来，用我的大退一次推一二英寸。突然，天开始下雪了，冬天的第一场雪，当我向上张望时，发现麦克正从脚手架上看着我。我停下来，低头看着下一块岩石。就像看见了真相，我一生都在观察像麦克这样的人，写下他们沉闷的生活，但现在，我想象着他正在写我，他今晚和他美丽的妻子躺在床上，也许突然点一支烟，在黑暗的房间里烟照亮她的脖子、她的胸部，然后告诉她关于那个整个下午都用膝盖推岩石的老家伙的事。“多么失败的人，你知道？在他那样的年龄。没有技术。什么也没有，上帝。”
我想他已说出了到现在为止我对自我认识的无知。所有那些我对像他、像我童年时代父辈们的人的评判，都要建立于成功的傲慢和特权的基础上才行。
我下班回家后和科轮、孩子们一起吃晚餐，鸡蛋面条和豌豆。内尔极力想说服我让我们的狗吃一罐狗食。我心不在焉，心思离开了那里，思考着我总是去取悦于那些我认为高于我的人。我在想，像麦克这样的人，一个石匠，一定不会在科尔格特的英语系或任何别的地方去取悦那些女权主义者。他不会花力气试图使他自己进入那些看起来好一点、轻松一点的别的生活中。我又开始想《推销员之死》。我努力想回忆出戏剧的结尾，他们在那儿埋葬了威利-洛曼。我为我已把这部戏剧的复印稿和我的书一起扔进了垃圾站而发疯。晚饭后，我驾车到波特兰，到图书馆去。我站在书架旁读最后的部分。在黑暗的过道的那一头，有一个穿着破烂的黄色大衣的男人，他坐在地板上，低着头。比夫在他父亲的葬礼上首先说话了。
比夫：曾有很多好时光。当他度假回家时；或在星期天建门前的台阶时；把酒放进地窖时；翻新门廊时；当他加盖另一间住房时；建造车库时。你知道一些事。查理，在台阶上的他比推销中的他内容更多。
查理：是的。他是一个快乐的人，带着一批水泥……
比夫：他从不知道他是谁。
查理：没人会诅咒这个人。你不明白；威利是一个推销员。作为一个推销员，生活是没有保证的。他不会给螺栓套螺帽，不会讲法律或开药。他是一个穿着蓝色军服、行驶在微笑和擦亮的皮鞋中的男人。当他们不再微笑时——那是地震。然后，你的帽子上滴上两滴污渍，你就完了。
比夫：查理，这个男人不知道他是谁。
说道底，这对我很简单。就像我们这代中的那么多人一样，我一生都是个推销员，把我自己卖给每一个我认为可能会让我更成功的人。现在，就像威利，我的帽子上有了两滴污渍。
第二天，又下了雪。一场真正的风暴降临在缅因州的海岸线上。石工们一直在工作，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那天结束时，我看着麦克走向他的卡车。他知道他是谁，并喜欢所有知道他们是谁的人，他在他的工作中融进了一种优雅。那天下午的雪给别墅带来了沉默，我感到我变了
第15章　天寒地冻
有三天，我做了一份好工作，建造我们需要的临时窗户和门，直到定做的窗户和门从明尼苏达运来。我从黎明到黄昏愉快地做着，回想着我小时候每个冬天的开始时和父亲一起在我们租来的公寓里做这项工作，以堵住寒风的情形。当我钉上最后一颗钉子时，房间就关闭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使用丙烷加爇器了。那天晚上，我睡觉时想着第二天在温暖的地方工作。
当我到达时，拉里已经在那里了，站在沿着房子的洞里。他头顶的地上有图纸铺开着，他挂上了第二个泵，这是一个气动泵，用来增大电动泵的力量。机器的声音使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他从洞里爬出来，我们跪在冰冻的地上，他解释着我们将要沿着洞建造混凝土地，然后在地上建造一条防御带，我努力想搞清他的意思。他用手指在图上指点着。“你可以按照这个来做，”他说。“它有22英尺长，然后留出六英尺到门廊前，然后拐自来。明白了？”我说我明白了。
“我们走吧，”他说，卷起图纸，“五天时间，我们做完它。”
这工作原本将由他已转包的挖掘工们在春天进行的。但他担心春天土地潮湿的时间太长，于是在早晨3点时决定我们现在自己来做。
我们马上开始。卢克下午两点时安排好水泥卡车的事，然后他穿上靴子和我、拉里一起下到洞里。我们测量模板，锯木头，把它们放到洞里，然后做勘定，以确定它们是水平的。泵一直怞着从沼泽地过来的水。许多工作是清理和铲泥，我们被浸湿了，水冻僵了我们的衣服。我们争分夺秒地工作着，锯出铁棒来加固混凝土，把它们以格子的格式放在模板上的泥里。第一天，所有的事都像时钟一样进展着。当水泥卡车驶进车道顶时，我正在桂紧最后一根铁条。我们站在洞里，用我们的铁铲在模板上推水泥。然后我们把表面弄光滑，爬出洞，此时，天正好黑下来。
第二天，我们又开始了，只有这一次，我独自一个人留在那里，拉里和卢克与建筑师们有一个早餐会。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机会，在我开始做模板前，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图纸。即使这样，我一开始时还是什么都不对。我做了一个模板，然后劈开它，再开始。然后是第三次。图纸落进了水中，我开始想这可以成为我的借口。中午，拉里和卢克回来时，我们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在水泥到来前完成了。“我打电话试一下，叫卡车别来了。”卢克失望地说。
拉里跳进洞里。“让它们来。”他喊叫的声音盖过了水泵的声音。
有一会儿，我试图赶上他，给他帮点忙。但，一会儿后我就只是站在那儿。我想起了大学里的一件事，当时，英语系资料室一面墙上的管道爆了。那是古老的石头墙，整个下午，房间里都是工人，他们用风钻和凿子捅开那个地方，试图到达管子处。水在过道里流淌，作为警报，大楼里所有的设备都关闭了。屋里是黑的，当水冲过天花板时，工人们彼此叫喊和做着手势。这就像是一部灾难片的场景，我站在那里，看见一个从古典文学系来的教授度步而入，他极其大声地说：“请原谅，但我的办公室里冷得可怕，我想知道暖气今天下午还能不能恢复？”我看见我的大学同事站在那儿，穿着一件雨衣，上面带子都系着。一瞬间，工人们都停了下来，转身盯着他，脸上带着辛苦工作的人为像大学英语教授这样的人所保留着的普遍存在而永不消失的表情，谁不想，那表情在说，这家伙生活在他妈的哪个星球上？
在第三或者第四天，拉里让我自己锯钢条。“只要仔细看图纸。”他说，但我还是把每根据来短了两英寸。“重做。”他说。
在工作进行到一半时，气温降到了零下15度，我每次在冰水里弯腰时都觉得我的骨头在它们的管子里碾着。有一次，我不得不爬出洞去撒尿。我绕到房子的背面，当我掏出陰茎时，发现上面有像悬钩子那样颜色的鲜血。我弯下腰，从敞开的裤裆往里看。到处都有血，已经浸透了我的长村裤和拳击短裤，已半凝结了，厚厚的、粘粘的，像果酱似的。这吓坏了我，我跳着，解开衣服，直到发现沿着血管的一条小开口。
只有几分钟后，我就回到了洞里，这时，我向上望见一个女人正在那里对着我笑。“你能带我做一次高贵的巡游吗？”她开心地问。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听错了。我知道她是一个普鲁兹隘口的女人，因为她带着一条那种高贵的短退柯里牧羊犬。“从拉里还是个孩子起，我就认识他。”她依然愉快地说，“如果你带我参观，他是不会介意的。”
当我同意并带她进屋里时，她的心情就改变了。“你可以在世纪末建这样的地方，”她对我咆哮着，“但今天，他们只会尖叫一个词——做作！看看轮敦的楼梯。”她大声说。
“是的。”我愚蠢地说。
“多少间浴室？我听说十间！”
“只有八间，”我说，“除非你算上马车库。”
我想，出门时我听见了她的狗对我的号叫。她在门口时突然离开了我，回头看了我最后一眼。“轮敦的楼梯。”她轻蔑地说。
这别墅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当那些夏日别墅的主人们回来过长长的周末时，他们经常在旁边徘徊。“请原谅，”当两个女人出现时，拉里从房顶上叫她们，“你们是什么人？”
她们告诉他一个普鲁兹隘口的人，一个最大的地主，允许她们做一次参观。几分钟后，这个男人出现了，他穿着一件伞兵迷彩服，看起来就像刚从购物指南上定购的似的。“我很抱歉，”他殷勤地说，“我最不愿做的事就是打扰你。你正使用的是什么工具？”
拉里立刻感觉到这个男人企图讨好他。“这是锤子。”他回答他说。
那些天，天气是如此的寒冷，在洞里的工作冷得让人发木，当我在喝咖啡的休息时间里怞烟、生火烤我的手套时，都认不出手套了。
一天早晨，转包人来了，他开始卸下我们用来支撑墙壁的模板。领头的是一个长相愚蠢的家伙，边站在一个地方吃烤面圈边对他的手下发号施令。我估计他是一个继承了产业的儿子。气温在零度左右，风很猛烈，他不断告诉他的人把东西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又改变主意，告诉他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第二天早晨，他又来了，叫嚣了更多的命令。电动泵由于某种原因坏了，我在水里跪下来检查，看是不是被堵住了。我拔下插头，正要把它重新插上时，他对我叫道：“有人上周做同样的事时触电了。你最好放聪明点。”
我转身看着他。他的四个工人也都停下来看着他。然后，他们转过来看着我。那只是一瞬间，但这一瞬间我身上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我感到他的工人们不敢叫他住嘴，但我可以替他们说。我举起电线使他能看见。我又拿起泵上的插头也使他能看见。然后我插上插头，把它捏在我的手里，直到他转身走开。他的一个工人摇了摇头，窃笑着。感觉真不错。
第二天，当我去上班时，凯尔站在那儿，拿着一个纸袋子。“你在做什么？”他问。
“挖沟。”我说。
“到春天时，你会强壮的。”他说，把袋子递给我。
里面是一双漂亮的工作靴。外面是皮，里面是毛。“我不能要。”我说。
“你必须要。”他说。
第二天，当我爬上梯子给屋顶的边缘涂上一层底漆时，我想着凯尔。那是一段挺长的距离，五十或六十英尺。我一只手抓着梯子，另一只手拿着一加仑的油漆，想着凯尔说过的话，他说现在很多人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前天，我在我的房子周围看了看，”他沮丧地告诉我，“我认识到我不再拥有任何东西来修复我自己。”在梯子的顶端，我走上了挂在房顶下托座上的木板。我开始漆起来，沿着木板一寸一寸地移动着。不知为何，当我回走半步时，我踩了空。我觉得我的脚后跟悬在了空中，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长时间地不能移动。我站在那里，并没有真的想什么，只是想，慢慢地、小心地蹲下来，然后平躺在木板上，用胳膊抱着木板，在这儿过一个晚上，那该多好啊。
最后，是罗博走出来找的我。那是星期五下午的休息时间。“嘿，”他叫我，“你在那上面做什么？”我告诉他我走不动了，他站在梯子的底部和我说话，直到我下去。在更衣室里，每个人都轮着讲述他们第一次所发生的事，“我把它叫做十分钟心脏病突发。”罗博说，递给我一瓶啤酒。他见我的手还在发抖，就用他锤子上的夹子替我打开了瓶盖。
就在圣诞节前，我告诉一个朋友关于我在洞里的最后一天的事。不知为何，准备泥土部分的事落到了我的身上，在那个地方，下水管道从别墅的地基墙出来，在洞子被塞满石砾和混凝土前通过洞子。别的人都做其他事去了，所以我锯了一些三角形的木头填隙片，把它们放在管道下，以便管道微微地下倾，离开别墅。然后我用干草盖上了管子。做这事可能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但我手头的这件事可以破坏一个富人的房屋。我所要做的只是改变小填隙片使管道通向别墅。我的小秘密将被埋葬在石砾和混凝土下，在洗手间四十次地发生水灾、工人开始调转下水管道的方向之前，没有人会发现它。“一年前，我想我会这么做的，”我对我的朋友说，“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在我被解雇的一段长时间里，我只是想做点什么。”
他耐心地听着，他是一个好心肠的、辛勤工作的男人，已经付完他住房的分期付款，并存了足够的钱供他的孩子们上大学。然后，他给我写了封漂亮的信，结尾是这么说的：“通过这个冬天的工作，你已从那个以法律的名义拥有这座别墅的富人那里得到了你偿还全部债务的钱。但事实上，你津神上的财富永远比他的要多。”
填洞的那天早晨，我听见有人在说：“喂，史奈德教授，上来一下行吗？”我抬起头，看见我以前一个学生站在那儿。他见我的最后一次时，我在讲爱轮-坡①。我们一起回家。他说他正在找一份非赢利的环境组织的工作。我告诉他我那天埋下水管道的事。“我可以毁掉房主的梦想。”我说。
①爱轮-坡：美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译者注
我继续走着。“富有的蠢驴，在该死的保护区建造该死的府邸，”他说，“你该绞死他，老兄。”
我们工作中有一次新年聚会。中午，拉里在锯木架上放上一张胶合板，在上面放上比萨饼和啤酒，并发给我们每人一件套头衫，那天余下的时间休息，工钱照付。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搬运2乘8规格的木板。我把一叠木板拖在身后走着时，它们突然变轻了。我回过头，看见比利的儿子，布什校长的孙子，正抓着另一头帮我。
当消息传来说主人两天后要来时，我们都希望每件事都井井有条，显然，更衣室里的垃圾罐里不能有空啤酒瓶。我的工作是再次清理这个地方，但这次不仅仅是工地，还包括所有周围的财产。我爬上主人的树拿下一个装三明治的塑料袋，这袋子曾刮进房子里过。我爬行在沼泽地里，为了够着一个斯大洛泡沫咖啡杯，我的一只靴子被吸了下来。
我根本没看见他。我在地下室里和卢克一起漆木板。我一只脚裸着搭在丙烯加爇器旁的绝爇管上，想使它暖和点，我的左耳上粘着一块凝结了的血，感染正在加剧。两个穿着貂皮大衣的女人带着一股扑鼻的香水味出现了。“你们有可以喝的爇东西吗？”一个人问。旁边的那位女士提着Gucci①袋，里面装满了津致的样品。我告诉她们我很抱歉。“如果他们在浴室里安上玻璃纤维的水龙头，整个房子就毁了。”我听见这位女士宣称。
①Gucci是一种名牌商标——译者注
“我们都得负责。”休息时间里，主人给了我们一打烤面圈后，马克在更衣室里说，他和拉里一起研究厨房的蓝图。
“建像这样的房子，”马克继续说，“这么多的材料，这么多的浪费。这么大。我们不再建这样的房子了。什么家伙需要的房子这么大？”
“整个冬天都在做。”罗博说。
“我知道这是什么。”马克说。
那天下午晚些时，我发现三楼的一个地方在漏水，雨水从房顶上漏下来。地板上有半英寸深的水，我能想到处理这件事的措施只是用雪铲把水舀进一个桶里。我做着，好像我是在一条将要沉没的船上舀水似的。我边做边嘲笑自己，告诉自己水最终会没有的，但我不想抓住这个能使胶合地板坏掉的机会。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我做的事，好几次都大笑出声来。我断定我不是为了主人或为了钱才做这件事的；我的忠诚是因为铺地板所做的艰苦工作。
一月的第二星期末，屋顶板运到了。成百上千盒的雪松屋顶板都是灰色的。我在车库里把它们堆起来，想着几星期的工作以及它们所意味着的报酬和收入。一个年轻的园林工为躲避寒风到车库里呆了会儿。他问我为拉里、比利工作感觉怎么样。他已经听说过一个油漆承包人的事，因为他不付给他的工人合理的工资而未被聘用，我知道他想知道什么。“我1小时得15美元。”我说。
“难以置信，”他边离开边说，“九年了，我得的只有那一半。”
拉里在车库后开始给我讲解，那个地方绝对不会被别人看见。他给我示范他希望这事怎么做，怎么划一条粉笔线，然后怎么在木板上钉上钉子作为向导，怎么把房顶板放在木板的边缘一次一块地移动。从第一块房顶板起，我就喜欢上了那样的秩序和工作时缓慢的势头，以及这事完成时所代表的意义。我喜欢手中锤子的重量，喜欢它在寒冷的空气中敲打时坚实的声音。
“我需要产量，”在第一天结束时，拉里对我说。我们站在一起看我完成的五列。“你必须移动得快一点。”
我肯定我能。但每天的情形都一样。部分原因是由于天气已变得极端寒冷。我每天早晨开始时，气温都低于零度，而且一天中很少是高于零度的。我每次拿五颗钉子，有些天，当我看表时，离下班还有3个小时，而我却觉得没法再忍受15分钟的寒冷了。
在车库的山墙端上工作时，进度还要慢，因为我不得不在每一列的末端锯木顶板，使它能适应房顶的斜坡并和已用钉子钉好的边缘紧密贴合。我用一把小刀来锯，用一把短刨来完成。一天早晨11点时，所有的转包人都回家去了，我们等着这个冬天第一场东北大风的到来。大海被淹没在海雾下，寒风凛冽，气温低达零下37度。我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摆放着山墙端顶端的最后几块屋顶板，这时，拉里走到拐角处。我看见他站在那里。天开始下雪了。他从他的带子里拿出锤子，我看见他使用饺子来撬我做的屋顶板的边缘。
“我把它们沿角度锯出来的。”我充满希望地说。
“是的，”他说，“但我希望它们在边缘下面。你看，像这样？这是防雨的唯一办法。”他开始用锤子撬掉屋顶板。这发出巨大的噪音，钉子的吱嘎声和顶板折断后裂成碎片落到雪中的破裂声。我在脑中做着算术——1小时15美元乘以10，再乘以我浪费的5天。“你必须重做末端，”他说，“不要为此担心。”
这事发生在星期五的下午。整个星期六，我在自己的时间里独自工作着，直到我做完。星期一，我走进更衣室里吃午饭，听见比利正和拉里说著有关劳动支出的什么事。我一进去，他们就不说了，但我感到问题来了，当拉里告诉我他将暂时辞退我，因为门窗都来迟了，在真的需要前必须先停止盖房顶板时，我不相信他的话。
第二天，没有工作，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直到我走回别墅自愿做垃圾倾倒的工作。“我只是需要一些事情做。”我说。
后来的两个星期，我每天都等着拉里打电话叫我回去工作，每天都走到能看见那座别墅的海滨去，去证实门和窗都还没弄好、没有房顶板在盖。
我需要做一天的工来凑钱支付我们二月的房租，当我打电话问拉里是否需要我做什么事时，他叫我第二天早晨去。我起床穿好衣服，然后停住脚和科轮道别。“擦擦你的嘴，”她说，“上面沾有东西。”
我用整整10个小时的时间用手和膝盖捡拾别墅和车库内外的每一张纸片、每一块木头。我在捡木屑，告诉自己说所有的工作都是有尊严的，只要它能给你足够的钱支付房租。那个驾驶推土机的家伙跳下机器向我走过来。“那个送给你靴子的人？”他说，“凯尔？”
“是的。”
“他死了，”他说，“我想他得的是癌症。”
这又使我感到无助和愤怒，那天做完活后我走的远路回家，希望我回家时孩子们都睡着了。但当我走进家时，三个大孩子都在那儿告诉我说他们和妈妈一起开车去看我工作了。“你爬在灌木丛里做什么？”爱琳问。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卡勒哭着进来了。她把洋娃娃掉在外面了，她想我出去找。我在通道里搜寻着，最后发现了洋娃娃，当我递给她时，她指着一只脚，上面的鞋不见了。“你要我去找鞋？”我说。
她点点头，我走回室外。
那天晚上晚些时，我父亲从费城打来电话。从去年我对他吼叫“要么认可，要么别瞎躁心！”起，我们可能只说过两次话。在那之前的一年，我最后一次见他，他让我坐在电视机和录像机前，给我放一盘带子，那是他从一个名叫“这儿不再有的东西”或其他什么相近的名字的纪录片上录下来的，一个怀旧主义者看着费城，这个“充满兄弟般友爱的城市”，在那个美好的年代，一家人可以不带任何恐惧地在大街上行走。我们就此展开了争论；我的父亲诅咒60年代的宽容和放纵——摇滚乐、赌注、男女同住的集体宿舍、逃避兵役的人，还有长头发——他从年轻时就知道的这个国家的分裂。这是一个古老的、古老的故事；他青年时代的英雄——士兵和总统——是我这个时代的恶棍。
“我能做什么来帮助你？”他在电话里问我，“当一个人失去他的工作时，人们应该帮助他，直到他站稳脚跟为止。”
“没事，”我说，“我有工作。我在做木工。”
他松了口气。他告诉我，在我出生前几个月到我母亲去世的那段时间里，他都在帮着她的父亲在校街上建造他的小房子。他记得盖房顶板是多么的爇，他和我的姥爷坐在房顶上喝冷啤酒。他还记得啤酒的味道是多么的好，他告诉我他从帮建那间房子中学到的关于使用工具的每件事情。
我以前从未听他谈过这些。突然，我强烈地希望我的父亲和我一起在房间里，我们坐在壁炉前谈个通宵，这样的愿望在这一刻超过了一切。我想听所有他从没告诉过我的故事，而且，我想告诉他，他从来都不该受到我曾对待他的那种方式。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教授，”他对我说，“总有一天，你会再教书的。”然后，他接着告诉我他已以他自己的名义为我给考尔比大学和缅因州大学写了两封信，那是我曾执教过的地方。
“我不明白。”我说。
“哦，我想帮忙，就是这样。我只是打了几个电话。我打电话的每个地方都记得你。”
我停了一段时间才开口。“他们现在不会忘记我了，这是肯定的，”我告诉他，“听着，爸爸——你不能那样做，明白吗？我知道你想帮忙，但我要的不是这样的帮助。再也不要那样做了，好吗？”
我想象着电话线那边的他，他和我的继母一起住在费城的一套小公寓里。我从未拜访过他们，但听我哥哥讲，有一次，他去时发现房东正为暖气开的太高而对他们大吼大叫。他们只是站在那里，我哥哥说，房东就像指责小孩子一样责骂他们。我最后一次见我父亲是他坐公共汽车来看我们。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争吵。到他离开时，我开车把他送到汽车站，把他放在前门处。门是厚玻璃板。从后视镜中，我看见他试图从窗户进去，直到一个陌生人给他打开了门。
“哦，”他难过地说，“我只是——”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
他已变成了一个老人，当他的声音一消失在电话线上时，我便开始想念他。
夜里，我决定我要告诉他些什么或者给他些什么来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想起他的一个妹妹告诉我的话，说他小时候最想的事是像其他人一样。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住在租来的没有管子的破旧房屋里。他常常在睡觉前抱着他的小妹妹到户外厕所去，在他把她放下来小便前，她总是要他用他的扫帚把蜘蛛网扫干净。他的牙齿是烂的，这是令人尴尬的事。在经济大萧条时，他曾看见他的父亲在街上卖苹果，而他的母亲，一晚又一晚地想从要分给六个人的几个烤土豆中做出一顿丰盛的晚餐来。虽然其他家庭都从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恢复过来了，但他自己却没有。
他是那么渴望只是和别人一样，当战争爆发时，他有了希望。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二天，我的父亲，一个从未离开过家的、皮包骨头的、有着一双鸽趾足的男孩，穿着短裤跑出体躁课，应征参了军。在新兵训练营，他们拔掉了他的牙齿，下午是上齿，第二天早晨是下齿，给他戴上了假牙。他们给他军装，他立刻感到他终于和别人一样了。他内心深处得到了满足。
几天过去了，拉里没有打电话叫我回去工作，我到费城去看望我的父亲。当我到达时，他正坐在车里，脸上带着疑惑的表情。麻烦在啮合显示器上，那排红色的数字和字母——PRND21——在方向盘上。数字和字母仍然看得见，但当改变车速时，转动的红色箭头就不见了。
“底特律的冒牌货。”我低声说。
“不，它是一辆好的老车子。”他说。
我父亲手上的活从来都做不好，我想也许这就够了，如果我为他修好这辆车，也许我们之间一切的苦涩都将烟消云散。我爬到挡泥板下，发现塑料盘上的四个螺旋都在原位。我发现支持啮合显示器的盒子紧靠着方向盘。“这看起来相当简单。”我说。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他曾有一个地下工作台，和他那个年代的所有父亲们一样，他把多余的钉子和螺丝钉放在婴儿商品罐里，盖上盖子保存在架子上，但他对工具完全不在行。我使用平挫和飞利浦螺丝刀开始修理，但几小时后，他所有的工具都放在了车里，我父亲从人行道上照来的手电筒的光也变暗了。
“几点了？”我问他。
“将近11点了。”他说。
“你什么时候睡觉？”我问。
“哦，不碍事。”
早晨没地方去，我想。我知道那个故事。
“我曾有几辆好的福特车，”我的父亲高兴地说，“我认为福特车是好车。”
“是的，不过，这是一辆切诺基。”我提醒他。他没听见我说的。
“你爷爷的第一辆车是福特车。A型的。你奶奶拿出她所有洗衣服挣下的钱帮他买下它。她下定决心要拥有那辆车。她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女人，现在我才明白，在大萧条时期，当情况很糟时，是她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快乐。”
我说：“我根本不记得她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女人。在她的一生中，爷爷都粗暴地对待她。”
他开始想反驳，但止住了。
“把那卷我给你的钓鱼线递给我。”我对他说。我从沉默中知道我对南娜性格的描述刺伤了他的感情。“看，”我说，“我在南娜身边时，她总是让爷爷占她的上风。这就是我说的全部意思。”
他让这事过去。然后，他谈论他们第一次的汽车旅行。“南娜许诺说我们都到哈里斯堡①去，”他带着微笑回忆着，“从费城出发，那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开了一天多的车。我记得南娜告诉我们两人，我们将去找她的姐姐，住在哈里斯堡的爱丽丝。一个我们从不知道的姨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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