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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养活这家人/作者:唐·J·史奈德』
『状态:全本』
『内容简介:
　　唐·Ｊ·史奈德在缅因州的斯卡巴勒港口是一个保姆和油漆工。他的作品有一部传记《一个士兵的耻辱》和两部小说《切重要点》、《退伍军人的公园》。《我要养活这家人》摘要连载在《哈伯杂志》上作为封面小说而发表。』
------章节内容开始-------
序
这个星期，我向一个富有的女人做了坦白。事情的发展是一系列奇特的巧合。她遇见了我，正当我破门进入温斯洛-荷马家的农舍时。这一家人雇了我来做一些油漆活儿。我把房门的钥匙放错了地方，于是就撬一个走廊的门儿。这时，她来了，穿过灌木丛，像是一个入侵的后卫。“我正在找一个男人来修理我的窗户！”她喘着气说。她正在费力地呼吸着，而且站立的两脚分开很远。
我问她的窗户哪里坏了，于是她说有些窗户无法合拢，而有些窗户虽然可以合拢，可是无法紧闭，她并不认为修理这些窗户将是一份繁重的工作。我以前听说过这种事情，在缅因州海岸上，大多数这样的老朽木料和木瓦农舍在表面以下已经破碎了，被北大西洋数十年的冬天搞得一团狼藉。你准备着手为房檐下的一个短木板快速地涂上一层油漆。你爬到了那里，却发现木板松动了。你把它怞下来，但是房顶木橡的末端破碎得像块旧纸。于是你就得重新修建这个房子，并且设法用一年来晒黑的皮肤对某个人解释为什么一个50美元的工作却要耗费几千美元。我一上来就和她谈价钱。因为我已经懂得，许多富有的人们仍然相信，只有他们的医生、律师和会计才值得领取一份不菲的报酬。“我每小时收取50美元。”我告诉她。
“那好吧。”她说道。
“噢，我会来看一看。”我说。
这天的傍晚，我跟着她穿过了葡萄藤架。她快步如飞，穿着多层的白色衣服，并且头戴一个白色的丝带围巾。围巾包住了她那凌乱的银色头发，这使她的样子像是一个田纳西-威廉斯笔下的漫无生活目标的妇女。
那是早春。然而她房子里的长沙发依然铺着一层白色的床单，就像画布一样。房子很大，有着美丽的橡树木和胡桃树木制成的木料墙壁、石头的壁炉以及盖了印戳的锡制天花板。在可爱的顶底窗户所反射的灿烂阳光中，每个物体都熠熠闪光。自从我以油漆工的身份谋生以来，我曾经到过许多这样的农舍。这个富有的女人雇佣我是因为我能做一手好活儿，能够尽心来打磨掉所有的老漆，并且因为我在工作之后随手收拾整理，而且不会随身携带一个咯咯作响的箱子。
通常，我不愿和那些到乡下避暑的有钱人说更多的话。因为在回到圣-路易斯或芝加哥的家中后，这很容易听到自己成为一个鸡尾酒宴上被说起的人物。“噢，我在缅因州认识了这个木匠，他的手艺绝顶优秀。”但是这一次却有所不同。她告诉我她碰巧看到我的四个小孩子从附近走过，我让他们每个人轮流油刷荷马家的农舍。“我立即看出他们是四个幸福的孩子。”她说。这话使我感到极为舒服，后来我就解释我是如何教会自己在抬起眼睛时去观察他们。我说，就在头一天的晚上，我们都赶着去参加一个五年级的音乐会。吃过晚饭后，我在厨房听着广播新闻的节奏，用海棉和毛巾收拾着碗盘，一时兴起跳起了小小的夜晚舞蹈——如果新闻特别糟糕，我就刷洗锅的铜底儿——这时，我顺眼看向了隔间，望见我那美好和神奇的世界。那里有我们三岁大的小孩子，她穿着狮王牌的小内衣，白色毛绒绒的袜子以及黑色的专利皮鞋。当她将手臂伸高，从而让其十岁大的姐姐能够将黑白相间的海员服套过她的头时，她的肋骨露了出来（保持静止，卡勒！），此时她的九岁大的姐姐正将粉红色的丝带系在她的辫子上（不要上下跳动，卡勒！），并且她的七岁大的哥哥将胶布贴在她的膝盖上，这是因为她整天试看去骑一辆双轮车的结果（不要移动，卡勒！）。
“这使我记起他们装饰圣诞树的情景。”我告诉她，“那就在你的面前，那就是你为什么拼命工作的原因，也是你生存的原因所在。我碰巧在最佳的时刻抬头看见了，否则我将错过这个场面。”刚开始，我的小故事好像并不吸引她，她仍旧头也不回地走在我的前面。但是到了楼梯口时，她停了下来，把脸扭向我，并且告诉我说我是个幸运的人。她自己的父亲曾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但是他从没有耐心来教她如何做任何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我感到无人帮助，”她说着，没有丝毫的自怜，“甚至不能闭紧我自己的窗户。”
头两天，我在她的屋内单独工作，而她就消失在她生活的其余部分中了。我无法阻止自己来窥视周围的这些迷人的农舍，并且试着设想富有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景象。你可以看到来自高尔夫球和网球锦标赛的奖品；你可以看到一个装有铃档和电线的小玻璃板，它曾经用来召集雇佣的帮手前往不同的房问；你也可以看到一台老式的振荡仪，人们过去用它来减肥。在她家的房间中走过，不需要太长时间你就可以看出这曾经是她父亲的房子，可以看出他曾用铁腕来躁纵这里的一切。在不同的房间都有他的画像。画像上的他站在远方，双目凝视。他的女儿津心地保存了他的书屋和他的工作台，以致于使我想起了马路对过林肯遇刺的福特剧院的那个房间。事实上，我觉得与其把她看作是这个房子中的居民，更不如说她是一个博物馆的馆长。最具有说明性的是家庭照片。照片上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露出了媚人的微笑。然而，在连续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她父亲身边的女人不断变换，而她的微笑也慢慢消失了。
等到她回来时，我已经发现了她历史中的很多秘密。随着天数的增加，每天下午，在我离开以前，我们开始共度一个小时的时光。我们坐在她所称的“柳条门廊”中聊天。在那儿你可以听到英国自行车的嘀嘀咯咯声从高高的栅栏外传过来，就像盖革计算器一样。更远的地方还有网球落在陶土球场上的单调撞击声。一天下午，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曾经结过五次婚，作为他们离婚的一部分，他的每个妻子走时，都得到了这个房子的一部分作为补偿。和他们所有的子辈和孙辈一样，她也被允许每年在此住上一个星期。“我打开这个地方，然后在刚过先烈纪念日之后离开，”她说，“刚好避开黑色的苍蝇。”
我很钦佩她的安然，于是我告诉她她使我想起了我的妻子。“她是一个轻轻松松就能克服困难的女人，并且能够处理任何事情。”我说，“她对她丈夫的全部要求是他不能折磨她。”
她听了这话，笑起来。
在我最后一天，她给我开了一张支票。当她将支票递给我时，她再次告诉我，说我是多么的幸运，因为拥有着那么一个美丽的妻子和孩子们。然后，我就告诉了她关于我的真实情况。就像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过去失去了我的工作，失去了我所有的金钱和其它的每样事物。所有这些我过去一直相信是能够增加安定生活的筹码。我告诉她我是在怎样漫长的时间内用自己的方式挣得了这些事物，以致于当我面临失业时，我在两年的时间内一直为自己感到悲伤，并且寻找其他人来责难；我告诉她我是如何地从关于美国生活已经变得多么艰辛的新闻报道中来获取安慰，直至我认识到生活对于大多数人们来说经常是艰难的，而我曾经一直认为我要比那些人们优越；我告诉她唯一变化的事情是坏事情最终开始发生在像我一样的人们身上，而我却曾经那么长期地享有它；我告诉她在我带着自己的家庭渡过难关的整个时间内，我知道了什么是可以为他什1做的最好的事情，以及什么是最坏的事情，但是我却经常选择最坏的事情，因为它做起来更加容易。
我没有告诉她我在很多年中是一个说谎人，以至于我达到了可以在任何事情上说假话的程度。我不是指我们在相互之间说些非恶意的假话，我是指我们对自己本人说假话。对于我来说，这些假话可以追溯到昔日秋天的下午，那时我正是一个黄金时代的男孩。我从足球更衣室出来，进入赛场的冰冷光线中。我穿着钉鞋走过停车处。头盔要么戴在头上，要么被我得意地夹在胳膊下。在我去训练场的路上，我从高中同辈面前走过，他们坐在木料商店外面的台阶上，弓着背，怞着他们的香烟，并且用一种厌倦、优越的表情看着我。他们什么都没有，只是像我一样命中注定成为一个小伙儿。他们懂得我所相信的关于自己的事情他们已经知道不是真实的。我蔑视他们所戴的鬼一样的太阳镜和狗屎一样的长筒靴，因此我将他们抛到了身后，走上一条通向与之生活不同的道路。
他们的名字仍然清晰地记在我的心中。珀西-萨金特、韦恩-拉瓦斯尔、保罗-高德特。然而现在我认为他们是某种夜晚旅行的生还者，过去我不相信这种旅行就在外面，为我准备着。我记起我曾经多么强烈地想和美国共舞；我记起我曾多么渴望相信我可以听到远处为我而奏的乐队，我记起那些在木料商店外的男孩如何已经用手抓住了美国，却又和她一起消失在弗拉明戈大道上。我们都来到了这样一个时代，此时的美国正蒙着一层新痛苦的外衣。当前，她在她的魔术中仍然能够从帽子中变出兔子来，但后来，魔术师放慢了速度，于是你可以看到她动作中的圈套门和机关。可能这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幻灭扩展到了中产阶级。这不是因为幻灭出现了，而是因为像我一样的人们最终坠落，摔得很惨！
在她农舍的最后一天，我告诉她我可以教她如何修理她的窗户，以防其中一个再次损坏，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这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她却为之感到高兴。首先她认真地穿上围裙，然后，我们爬楼梯来到了三楼。她选择了一个窗户，在其中一个刨平的木板的边缘上画有铅笔标志和小的印记。我猜想，在过去美好的日子里，当她父亲给她揭示生活将是多么艰难以前，正是在这儿她母亲每个夏天为她测量身高。当她发现了窗户机制的简单性后，她的眼睛闪现出美丽的光芒。一条绳子的末端系着一个金属重物，另一端被接在窗户框上。“我从未想过会是这样。”她欢呼到。我指出固定装置是由硬铜制成的，就像是优质轮船上的接头配件，并且接口是手工完成的。我站在那儿望着她，同时想象着，在这种麻烦出现之前，她将会感到多么的安全。突然，在我的眼睛中她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儿，好像她就是我的一个女儿。我仍然不知道我是在她身上看到了她们，或者是在她们身上看到了她。当我离开时，她正站在下午的阳光里，手中拿着一把锤子
第01章　失业
当我被解雇的消息在校园传播出去后，一天早晨，有个学生在课后来找我，并给我讲了事情的状况。他是一个聪明的小伙，而且招人喜欢。他说他首先感到难过，然后跟我讲明了对这种事情的看法。“先生，但愿天下可爱的人们不再失业。”他说道，晃着他的头。
我驳回了这个说法。事情对于我来说在那么长的时间内一直都是那么地顺利，以致于我无法理解我和他之间有着分歧。分歧点在于你如何想象你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然而它实际上又是个什么样子。我全身心地去和别人握手，做出承诺，并且在适当的人们面前微笑，从而取得人们的喜爱，得以不断进步并取得成功，不再坠落。结果我成了一个已经忘记自己是多么走运的人。
那是1992年早春三月，我41岁，已婚，有着3个7岁以下的孩子，而且第四个孩子将要在6月出生。我们住在纽约北部地区的一个小城市里，房子很大，我们的生活优裕而不紧张。在那里，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做到不负债。
这是那种极其安全和享有特权的生活。自从我离开缅因州的班格尔，告别我儿童时代的肮脏破烂的房子时，我就知道。那时我依靠一份足球奖学金到一个有名的私立大学求学。后来，我又依靠一份更丰厚的特别地位奖学金上了研究生。对此，我甚至并不感到激动。我是在路上行进，留在身后的是我的叔叔、祖父和堂兄弟。他们一生都是传统式的美国穷光蛋工人，薪水很低，没有雄心壮志，星期六晚上呆在劳轮斯-韦尔克酒吧，一年休息两个星期。他们是非常好的人们，但是他们哪都去不了。一旦我的年龄大得足以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时，我就开始努力工作，在自己的生活中加足马力，从而逃离他们，就像一个人逃离一场火灾。
我从不回头。我由一个充满希望的工作转到另一个工作。甚至当我有了一份好的工作以后，我仍然不断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有时我去参加工作面试，仅仅是为了有机会来看我对于一个陌生人会有怎样的价值，并听他告诉我说我是多么的了不起。为了获得科尔格特大学英语系的一份工作，我曾辞退了一份在缅因州大学的好工作，尽管在那里我感到十分开心。因为后者的薪水比我退休的两个叔叔的总收入还要多。那时候电视上还播放着一个傻乎乎的商业广告：一个英俊的爱尔兰男子快速跑过一块梦幻般的绿地，笑得像个政治家，因为他对自己的新型除臭香皂感到高兴。这可能是在科尔格特大学校园中拍摄的。当我们在1989年8月下旬抵达时，这里的草坪和运动场像爱尔兰似的青葱茂盛。我的学生亲切地将这个地方称作“科尔格特营地”或者“科尔格特乡村俱乐部”，并且告诉我他们之所以在众多的学校中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这所大学拥有滑雪斜坡，我可以从我的办公室看到它；是因为这里有墙球运动场和美丽的室内网球场；或者是因为这里有可赢得奖金的18洞的高尔夫球道以及飞耙射击场，后者仅离学校一小段自行车的路程；或者因为这个大学在美国学术界排名在法学院中的前20位；或者因为根据每平均人口的饮酒消耗量，科尔格特被赞为是全国最好的舞会学校。
我自己选择科尔格特大学的原因不是特别显著：它可能不是一个长青藤联盟学校，但是它正好和长青藤学校相濒；临，在那一墙相隔的外面可能有着另一份好工作；同时那儿也有一长串的优惠条件：我可以支配几千美元，让图书馆为我定购我所想要的书籍；我们可以回到沙拉奈克湖，作为一个家庭在那里度过周末，并且叫人为我们准备饭菜；我可以利用一个低利息的贷款，在城市中购买一所房子，离校园仅有几个路口的距离；我还可以得到夏季教学项目约三千美元的经费，如果需要的话，还配给我已经付薪的学生助教；这里有慷慨大方的健康、牙齿和生命保障计划；这里有一个庞大的退休养老金计划，它会像细胞分裂一样地增大；对于我妻子来说，可以免费进行她的硕士教育；对于我的四个孩子来说，可以去上美国的任何大学；我在校园书店内买书可以打折扣；这里有一个新的麦金托什计算机系统；在三年教学之后，我可以得到周期性的休假，工资照付不误；而且更重要的是时间，在圣诞节有5个星期的寒假，在开春时有十天的休息，暑假有三个月，这加起来大约是18个星期，如果再加上每个星期的两个非工作日，又是额外的10个星期的休息。
这简直就像是一个梦。我的全部教学任务是头一学期在教室工作9个小时，第二学期是6个小时。而且在这个城市中从未有过野蛮的犯罪。我们买了一幢6室的房子，离校园只有几个路口，周围绿树成荫，还有一所小学。非学术住宅区的人们一般很少有人挣得超过最低标准的薪水，与之相反，我的教师薪水使得我们能够像贵族一样地生活，而且科轮能够实现她长期以来的愿望，那就是和我们的孩子一起留在家中。
第一个冬天的十二月时节，每天都在下雪，只有两天例外，校园变成了一块乐园。我们让孩子们坐上雪橇，拉着他们进了城，并且带着他们一起滑雪。科轮教他们学习如何在雪地里堆雪人。一次，当我从劳轮斯大楼三层的会议室向窗外望时刚好看见我的整个家庭在楼下共同完成一个巨型雪人的堆积，这使我感到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活力。
我深深地记住了那些夜晚，它们是那么的冰冷、美丽和晴朗，以致于科轮和我经常站在户外仰望天上的星星，然后才去上床睡觉。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之间的唯一紧张事件是由于我妻子的诚实而引起的。作为一个真正的缅因州的妇女，她觉得不需要努力或者给别人留下印象。一天早晨，我在教师休息室和系里的女权主义者闲聊。此时，科轮带着孩子来了。干是她们开始谈话。然而当我的一个同事说起她如何在生完孩子后必须立刻返回工作，因为她并不想将她的全天用于在家中换孩子的尿布时，科轮冷淡地说道在最糟的日子里，她可能有10个尿布，每个尿布的换洗不超过一分半钟。女权主义者们看着她，好像她是异常或离奇的人。后来，当我们俩人单独在一起时，我提醒科轮，也许有一天，为了获得一个更好学校的一份更好的工作，我会需要这些妇女来写推荐信。
当时关于我工作的最美好的部分是我的学生。他们是那么地令人愉快、讨人喜欢，以致于我承担了额外的工作，我比系里任何其它的教师带了更多的辅导生，邀请他们来我们家吃晚饭或者看电影；并且在教授文学课程时，我使用了排山倒海般的激情，这使得我的课成了校园最流行的课程。其实，这并不难做。因为这些日子里，学生们是非常勤奋，即使大多数教授讲授单调愚蠢的文学理论时，他们的学生也会认真听讲而不睡觉。我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了丰厚的报酬。我被学生荣誉社团每年提名为“年度教授”，他们给我寄来贺信，高度称赞了我为学生们将文学赋予了生命。
1992年3月，这是我来大学工作的第三年。在这一天我又收到了类似的一封贺信。然而，同样是在这天，院长也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上通知我说我被解雇了。
作为解雇的补偿，学校允诺给我的条件是优厚到极点了：我将被允许来完成我第三年所剩下来的课程，并且如果我愿意担任讨论俱乐部的指导老师的话，我可以在第四年返校，工资上升一级，得到全部的福利待遇，以及额外的三千美元的俸禄。同时，院长将推荐我到其它大学，公文信上会说我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英语系的终身教授已经高度饱和。
我在13岁时获得第一份工作，采摘蔬菜。从那时往后，在我所从事的全部工作中，我从未被人解雇过。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学校可能犯了错误。他们错选了人。他们不知道科轮刚刚为家里做了窗帘，油刷了孩子们的房间，并且为了用钢管来替换生锈的铁管、拆除石棉基底，我们刚好用完了存折上的最后9千美元。他们一定选错了人。他们不知道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孩子将要出生，而且我的父亲患有脑瘤，这将夺去他的生命。
我坐在我们的后院，反复读了几遍那封信，而后步行前往学校。我爬过了小山，来到师资院长办公室，然后等在那里，直到他能够接待我。当时我有足够的自信——可能是一种高傲或者是长期的成功历史——认为我将能够把事情处理好。我将说出完美的事情，或者告诉他我全部的成就。我将给他留下最佳的印象，于是那个决定将被取消，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
我望着秘书回着电话，并且敲打着他们的计算机。好了，我想，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将十分平静地向院长解释：我是英语系中唯一一个带新生讨论课的教授；我是唯一一个每学期讲解高级公共教育课程的教授；我是唯一一个自愿讲解多个部分必修的调查课程的教授，并且没有哪个老师所单独辅导的学生比我多，没有哪个老师发起的独立研究比我多。院长并不知道我本人，所以我需要让他知道我是谁。我曾经出版过三本书，有着优异的研究生院记录，并且在我的档案中有着那么多高度赞扬我的信件。我所能做的是再施加点压力。
他很谦和，也很忙。他承诺他将为我写下赞扬信，说明我是多么地受到学生们的爱戴，并且多么地受到同事们的尊敬。我看着他瞥了一眼挂在墙上的大钟表。然后我想：等一会儿呀，好朋友，你不应该在这儿假装匆忙；我们将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也许是整个下午，因为我有关于自己大量的美好事情要告诉你。我要告诉你我在这里所做的工作，这样你才能够坐在你的办公室内玩计算机上的高尔夫球游戏。
我将事情摊了出来，但是我可以从他那没有变化过的笑容判断出，我已经干扰了他面前的事情。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升得有点儿太高了。我对他解释我的父亲生病了，而且我有一个新的婴儿将要出生。最后，他向我伸出他的手，表示握手告别，此时我屏住了呼吸。
他那佯装出来的微笑使我感到十分尴尬。“我很抱歉。”他说着，并把我送出了门。
那天晚上，在睡觉前，我为内尔和爱琳读了《最小的天使》。当他们睡熟以后，我就靠着她们的台灯坐在了地板上，心里盘算着由于我的失业而造成的家庭经济问题。我计算着：每个月的开支只有两千美元多点儿，这样我们可以每月从我剩的工资支票中节省下来140美元左右，到1993年8月1日我被解雇时，大约有17个月的工资支票，总共节省2380美元。但是，在我收到最后一张工资支票之前，我必须偿还科尔格特大学5千美元，这是它贷款给我用于分期付款购买房子的首期付款。所以，除了我们将来用于搬家的费用之外，我们将短缺几乎3千美元。
那天晚上我一直等到科轮进入梦乡。然后我就拿着一个打火机在屋子之间来回走动，盘算着我们的财产，并且决定我们能够卖些什么以及卖多少钱。洗衣机和烘干机能值400美元。但是科轮为有了一个得体的洗衣间是那么的高兴！它那宽大的窗户可以映入下午的太阳光。每天她都要把洗过的衣物叠起来放在这扇窗户下边的长长的木架上，尽管我从未记得自己看见她做这些事情。在餐厅里，有张桌子，它是我用硬木板做的，由于孩子们和科轮在它上面画油画，桌面已经被油彩弄脏了，这张桌子大约值20美元。我打开了天花板角落里的闪光灯，天花板是我用薄岩石板拼凑而成。在这所房子中我曾经做过数不清的类似的工作，任何一个工作在时间上都得满足我的一个标准——我必须能够在一天内开始这项工作并完成它，因为我毕竟是一个繁忙的人，有着更重要的事情让我做。沿着窗户台，科轮将一些幼小植物排了一行，这是她和小孩子们一块儿栽下的，她们希望到夏天时那儿成为一个小花园。我跪了下来，看着小女孩们稚手为每个植物写下的小小名签。我想象着写这些名签必然花费她们多长的时间，她们写错了，就用橡皮擦掉，重新再写，她们的母亲耐心地等在一旁，并及时地鼓励她们，直到名字最后写对为止。在厨房里，我检查了电冰箱，拿下磁性字母，察看一下留下的痕迹。它也许值200美元吧。在会客厅里有一张写字台，它是由樱桃木制成，一定能值400美元。它曾经属于我的父亲，那时他还是个年轻小伙。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科轮已经不再将它仅看成是一件家具。她希望把这个写字台留给我们的孩子们。卧室里有两个长沙发，每个都值150美元。两个侧翼的椅子至少应该值75美元。在那个靠近壁炉的椅子上，科轮曾用一个冬天的时间在那儿为杰克喂奶。我曾经看着她解开她的上衣，用一只手捧着杰克金发的小脑袋给他喂奶。在楼上，她的倩影留在了每个房间里。她站在小孩子床顶悬挂着的活动玩具下；她站在挂于墙上的刺绣壁画前。在黑暗中，我追寻着明丽的光芒，越来越感到自己在这个家庭中像是一个乞丐或者一个陌生人。在我刚刚走过的这些房间中，科轮和孩子们曾经生活过。
我计算出大约1400美元左右。因此，如果我们的生活津打细算，也许我们可以把我们每月的杂七杂八的开销由400美元缩减到200美元。这就意味着节省出另外的3400美元。所以，在偿还科尔格特大学5000美元之后，到我被解雇的时间，我们将余下2000美元。
第二天，我去了人事部。我发现自己能够从养老金中提取16800美元，如果减去3200美元的税务，那么就是13600美元，将这个数字加到我计算出的两千美元的存折上，最终是156O0美元。这样看来事情并不是特别糟。在科尔格特大学我还有17个多月的工资支票，而且到最后一个月时，我们仍然有15600美元可以当做救急资金。到那时我将开始一个新的工作，于是一个新的月薪将会送上门来。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按买的价值出售我们的房子，这样看来，就更不会存在任何的担忧了。
但是当需要告诉科轮我已经面临失业时，我却总是无法在我们的家中找到合适的时间，或者适合的地方。她那身怀有孕而隆起的肚子是那么可爱，而且她对我是那么信任，于是我只能独自拿着我的解雇通知书。
晚上，我最终还是告诉了她。夜色是那么的美，又是那么的寒冷，冷得足以在我们修建的后院冰池上溜冰。我走上楼，来到我们的卧室。我发现科轮手中拿着一本书躺在床上睡着了。我跪了下来，斜过身靠近她的脸庞，感受着她的气息。在她妊娠的最后阶段，我总是喜欢在她睡着时拉起她的睡衣，看着胎儿在她的肚子内来蠕动。今天晚上，每当婴儿转动时，科轮的眼睛就会颤抖一下。我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然后，我亲吻着她的脸颊弄醒了她。
“是不是有人来了？”她问我。
“我们一起滑冰吧。”我说。
“现在什么时间了？”
“挺晚了，”我说，“午夜时分。”
她闭上了她的双眼，并且摆摆手向我表示祝我晚安。
“我将做出爇巧克力。”
她叹了口气。
“如果我把你抱下楼，你会和我一起滑冰吗？”
“如果你胆敢抱我下楼，你将再也不能够滑冰了。”她说。
当我们到达冰面的一瞬间，我又为她那美丽的脸庞沉醉了，就好像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那样。在星光之下，我们模仿着两个俄国的冰上舞蹈家妮基塔和弗拉蒂米尔，开始了我们的奥林匹克式的滑冰动作，那个样子像是喝醉了伏尔加酒，而且经常逗得孩子们笑出了声。在照明灯白色光芒的笼罩下，我旋转着她。我凝望着她，内心深深地感受着她的存在，就好像两人之间融为了一体，不知哪儿是我，不知哪儿是她，在这一时刻，我所最喜爱的是我们像似完全不同于其它的人们。世界上其它的人们都沉睡在他们单调的生活中，他们的衣服放在一张椅子上，以备第二天再穿，这与头一天的情况别无两样。我们却不是！我们在上升，我们在运动。“告诉你一个新闻，十分美好的新闻。”我最后说道，“我被解雇了。”
她转了过来，面对着我，然后问我是不是在对她讲真话。当我听到她语气中的失望感时，我吃惊了。因为在过去的岁月中，她总是我们婚姻中充满冒险津神的一个。正是从一开始，我们在英国就私奔了。我们偷偷溜进一个头等火车的包厢内，披着我们的外套作爱。她总是喜爱新的地方。在1987年，当时我们节省了一些钱准备当作买房子的分期付款中的首期款项，她却决定我们应该用这些钱到爱尔兰避冬。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生的婴儿和一个18个月大的幼儿。我们在夜色迷离中飞越了大西洋，仍然犹豫着我们是在香农下飞机还是在都柏林下飞机。
我感觉到她将手从我的手中怞了回去。那一时刻结束了，她从我身边滑走了。“现在我们将会有时间来为冬季奥运会做准备了。”我大声对她说道。
开始她什么话都没说。然后，她又滑了回来告诉我说，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有一次她的父亲不知怎么被解雇了；他是那么的羞愧，于是每天假装着去上班，他把全家人蒙骗了好几个月。
“你的父亲像我成长时周围所有的男人。”我告诉她，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中所有伟大的事业——政治选举、宗教、甚至爱情本身——都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他们获得一份工作。”
她又转身离去，在黑暗中再次滑了回来，我想象着她是不是将这件事当作了自从我们认识以来的十年中发生在我们头上的最糟糕的事情。多年以来，她欢快地照看着她那些健康且很爱笑的孩子们，然而夜幕寂静中尖锐的汽笛声总是为某人而拉响。
“谁需要这个地方呢？”我问她。我滑到她的身旁，再次拉住了她的手。我告诉她对于我来说有着充分的时间去找到另外一个工作。我紧紧拉住她。“下一步你想到哪儿去呢？”我问到。她把头依偎在我的肩膀上，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把脸贴近了她的头发，仰着脸望着透过树枝的天上的一组繁星。我无法说出这些星星的名字。我问她那组星星是什么，她告诉了我。科轮曾极力让我注意这种事情，让我学会我们一块住的那个地方的花和树的类型，这样我就可以教我们的孩子们。我一直都听她说这些事情，但是从未遵照她的意愿去生活在当前的紧张中，这是一种小孩子的做法，而不是我一贯的生活习性。我是生活在我内心的大量意图和模糊想法里。当我们周围设定着像我们头上星光一样美好的事物时，我的习性对于她来说就是唯一无聊的障碍。我不懂。我猜想，在快速逃离时责骂着它。我运动的太快了以致于无法给予太多的关注。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仅仅是一份工作。”她略有所思地说道。
然后我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对于我来说，这个地方仅仅是人生漫长的成就和业绩弧线上的又一个站台，但是科轮却把这儿当成了家。
我告诉她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转起来。“我们完全不用担忧。”我说。
“我觉得小孩子们在这里是那么的快乐。”她说。她回头望着我们的家。“爱琳和内尔在这里上了学，杰克在这里学会了走步……而且一个新的婴儿将要降临人世……我不知道，我想我只是不希望去考虑搬迁。”
“我们仍有整个一年的时间，不必考虑它。”我再次告诉她。
“但是我认为你在这里也是快乐的。”她柔声说道，“你看上去是快乐的。”
“我已经快乐过了。”我说，“而且我在其它地方也会感到快乐。但是，那将是下面要走的路。你现在不用考虑这些事情。”
“我将每天都会想到这种事情。”她说道。我终于认识到，这正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不同之处：我将埋下自己的头，在第二年耕耘；然后，继续向前走，永远不会回头看看，或者永远不会给这里我所认识的任何人写一封信。但是从现在起，每当科轮和她的朋友在一起时，她都会考虑自己将要离开他们了。
她走到了门口。我叫住她：“我的意思是，这并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情，科轮，失去了一份工作，仅此而已，我将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当她打开后门时，厨房的灯光洒向了雪野。我看着她停在门廊处，想象着她会在那里等我或者叫我一起上床睡觉，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她低着头，在弥漫的黄色光芒中站立了片刻，然后进了屋，随手关上了门。
回想那个夜晚，我看着她在亮着灯的房子的门廊处犹豫了一下。本来她应该在这个房子中晚上喂养我们新生的婴儿；本来她应该坐在窗前，俯视黑暗中林立的屋顶，关心着在那里面居住的人们。
我留在了外面，独自滑了一会儿冰。也许有些人们在晚上无法入睡。他们清点着自己的财产，计算着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财物的总额。他们经过辛勤努力而获得的所有的财物，却又那么容易地丢失了。不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是这个时候！
第02章　离别
六月份卡勒出生，她的的确确是个美女。于是我们全都沉浸在新生婴儿带给一个家庭的极乐恍惚状态中，世界上其它的事情不再具有片刻的重要性。她用纯洁和懂事的眼睛望着我们。我就像是某个打瞌睡的海军将领，恍惚中认为，刚刚把他军舰舰尾击裂的鱼雷是一群路过的金枪鱼。我对自己说，做为美国数百万被解雇的人们中的一个，尽管被人忽略、遭受裁员或者仅仅一般性地被剥夺掉了工作，但是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逆境。“喔喔，四个七岁以下的孩子。”我的一个更加现实的同事对我说，我用自己常备的想法对此做出回答：“我们仍然希望再生一对双胞胎。”
我可以自鸣得意，因为科尔格特大学给我的时间还有一年。我有整个的夏天、秋天和冬天，之后又是另一年的春天和夏天，到那时我将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我确信这是一个极易处理的事情。
七月份，我开始变卖我们的房子，就好像它是我们曾经逗留过的一个汽车旅馆。同时我让科轮去劝说我们的孩子，离开他们当前所知道的唯一的一所小学校和学校里的朋友。他们已经长大了，可以失去这些，而且这并不是什么特别难做的事情。爱琳是我们的长女，到9月份就7岁了。我们为她举行了一个小型舞会。当每个人都回家后，科轮到楼上照看其它孩子们上床，我就和爱琳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我向她描述我们以后要居住的城镇是多么多么的美丽，而且我们以后的房子也将是多么多么的大。
“但是，我喜欢这个房子，爸爸。”她伤感地说道。
“噢，是的，我知道你确实如此，宝贝。”我说，“那就只有等着，直到你看到下一个房子啦。”
她稍稍抬起了头，凝视着我的眼睛，说道：“你已经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了？”
“噢，”我随口说道，“我不知道。”
“那么，你是怎么知道的呀？你是怎么知道它要比我们现在的房子更舒适呢？”
“因为，”我说道，“爸爸在这里事实上并没有得到一份伟大的工作，这个工作完全不像我将要从事的那项工作一样的伟大。”
当时，我已经开始申请新的工作。我必胜地相信，新的工作也是更好的工作。大学教授的工作需求刊登在职业杂志上。这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我不用像我小时候父亲所做的那样，去看人行道上的招聘帮手的启示。到了那年的深秋时节，我的研究领域内一共公布了23个空缺的职位。我把它们全都纳入了自己的考虑范围中，尽管我认为其中的三个或四个职位是低于我的标准。
我们在科尔格特大学欢快地渡过了最后一年。就像所有曾经教过小孩子的教师一样，我每时每刻都体验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激之情。当和一个学生一起工作时，某些事情会豁然开朗，于是我就相信那是命运在起作用。命运曾经清理了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纷繁的航程，因此，当学生的生命正需要一个启示才能通向实现时，于是我们的路径立刻在恰当的时间交叉在一起。这是一种保管方面的事情——就像房屋管理人，她把外衣披在厨房椅子背上时，顺手将花盆中种植的植物挪向了阳光，这也许只是不经意的转动，也许她在做这些事情时心中未做任何考虑，但是这却能够让植物繁荣茂盛。我相信，这就是我仍然联系工作的原因所在。也许这种联系对于我来说总像是在草丛中进行渺茫的探寻，但是，在我呆在科尔格特的最后一个月，我将找到稳定和安逸。
丹是一个高大健壮的足球队员，有着比学习更美好的事情来做。在凌晨两点时，他从自助餐厅正后面的大学滑雪斜坡上摔了下来，脑袋撞在了铁制的滑雪电梯支柱上，破碎的像个裂开的西瓜。他并不希望活下来。但是当他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之后，他的父亲给我打了个电话，并且说丹曾经问起过我的情况，看我是否能够去探望他，而且（这是令人惊诧不已的地方）看我是否能够把理查德-雅兹的小说《革命之路》带过去。这本书我曾经告诉他必须阅读。这是命运，我想。
保罗一天到晚就想着成为一个电影制作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极其厌恶艺术系的教授们，因为他们的推荐信会成为他申请电影研究生院的一个沉重负担。他是我的辅导生。我劝说他不要灰心，而应该申请国内最好的电影学校——加里弗尼亚大学洛杉基分校。我的学生从未被那里录取过。但是我莫明其妙地给这个学生打了电话，并且询问推荐信的情况，然后用两个星期给他写了推荐信，用绝对的认真态度加工了每个段落。在他被录取之后，他的父母进城向我表示感谢。我们一起吃了饭，当时他的父亲斜依着桌子，告诉我说科尔格特大学让我离开是个严重的错误。“这就是当今世界，”他说，“这样的事情就好像狗眼不识金香玉，狗眼不识金香玉。”
真恰当，我告诉自己说，狗眼不识金香玉。我喜欢这个声音，我喜欢从我口中发出的反抗的话语，我喜欢这种方式。它将我从失去工作的绞架上释放了下来，而且使我感觉到我的同事要比我略逊一筹。可怜的呆板的人们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我不一样。我只是路经此地，还要向前走，到一个色彩更加绚丽的地方。
于是我把自己在科尔格特大学的最后几个月用于破坏和报复。一天下午的后晌，我停在了系主任办公室前面，向她声明：我们严重地迷失了航向，因为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学生时，认为他们长大后将成为像我们一样的校园书虫，而不是居住在真实世界里的真实的人们；因为文学特别是诗歌，并未使他们从生命的悲痛中获取洞察、舒适和赎罪。“这是谋杀啊！”我说，并且拉着她的胳膊走进过道中去看一则学生协会的布告。这个布告在最后一门考试开始前就已经挂在了楼梯井中：一旦你的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立即将你的书本卖还给旧书书店，然而加入我们的行列。
“你看到了，我们应该起而反抗。”我确信地说道。
在大学里有许多善良的人们，她正是其中之一。当我告诉她我们是文学谋杀案的帮凶时，她站在那里，接受了我的观点。
然后就是一个同事举办的圣瓦丁节舞会。当我正在打开冰箱拿取一瓶啤酒时，我听到一些教授谈论他们是如何地工作过度。“我知道一个护士比我挣的钱多，”其中一个人抱怨到。我无论如何无法使自己沉浸在舞会的氛围中。就在头一天，我的一个讨人喜欢的学生给我看了他刚刚作完的一张考试卷，在卷子的上方是教授的名字，接着是日期——1982年2月。他已经使用相同的试卷超过了10年，“首先我摇了摇头，然后就笑出了声。”那个学生对我说：“然后我就开始想起我的父亲曾经多么辛苦的工作，从而将我送到这个地方。我几乎有点要发疯了。”
我走到了那些教授面前。“我从未知道哪一个教授能像护士那样地辛苦工作。”我说。其中一个人是很英俊的家伙，可是他的表情极为难看，像是刚从大炮中射出来的人。他极力告诉我他每星期投入80个工作时。“那是一大段时间了，”我说，“每星期你在课堂的时间是多少呢？”
“6个小时。”他说。
“6个小时，”我又问到，“办公时间呢？”
“3个小时。”他说。
“3个小时，”我说，“那就是9小时了。你还剩下71个小时。”我看着另外两个人离开了我们。“这就是护士的工作时间。”我透过一层烟幕冲着他说，当时他正想做出回答。我想我为自己能使他难堪而高兴，但是当我望着他时，我又为他感到难过。“不要介意。”我说。
那天夜晚，我躺在床上，向科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之后，她柔声说道：“正是这些人每天去工作，而且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你想证明什么呢？”
“什么也不想证明，根本不想证明什么，”我说，“我的意思是，他刚刚得到提升，而我却被解雇了，所以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真的。”
科轮只是看我。“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些什么。但是你变得越来越暴躁了。”她说，“整个去年，自从你被学校辞退后，你就变得越来越容易发火，而我一直为你而担忧。”
我应当抛开这种事情。可是我已经染上了反抗的毒素，因而极难对其它人说些临行的话。“当我们刚才谈话时，”我说，“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们回到缅因州以后，一定不要在你父母的邻里租房子住。”
在那之前，我们已经决定，在我们离开科尔格特大学后，我们将返回家乡；并且我们曾经一直说要到科轮的家乡附近找一个房子。我们两人都曾愉快地对我们的孩子们说，这样可以更靠近他们的祖父母。但是现在，突然间我甚至不敢想象在那里呆上一天了。
“为什么？”科轮问到。
我思索了几秒钟，然后告诉她，我想住得离大海近些。
“每一个来缅因州避暑的其他人都是这样想的。”她说，“那是非常昂贵的。”
“呀哈，喔，”我说，“我认为我们值得如此。”那一时刻，我的呼吸有些紧张。如果我们住在一个工人阶级的邻里中，而我又没有一份上好的工作足以把我和我的邻居们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那就太令人灰心了！我又怎能使这些邻居甚至我自己来相信我仍然是在向上爬呢？天啊！如果那里有个后院的闹市，而人们在工作日突然登门拜访，正好看见我呆在家中，那又会是怎么个样子？我又如何说服这些邻居，我仅仅是顺路在家里逗留片刻，而后又要去争取极其新鲜而闪光的机会呢？
在悲伤之余令人心慰的是，我的几个学生在那年春天组织了一个请愿活动，要求学校重新聘用我。超过三百人数的学生在请愿书上签下了他们的名字，并将请愿书呈交给大学校长。不久，学生活动中心和书店贴出了标语，后来学校的新闻报报道了一个研究生最近为了抗议我被解雇，竟然放弃了他那享有声誉的文学奖金。巨大的床单制成的旗帜从学生公寓窗口挂了出来。我假装没有注意。而且每当学生问我关于我的计划时，我就解释说我们很高兴离开这个城市。“我们将回到缅因州的故乡。”我会这样说。在一个暖和的春夜，卡勒因饥饿醒来，我为她调制了一瓶牛奶，并且用胳膊抱着她漫步于校园。当我们走过高大弯曲的柳树林时，她睁大了她的眼睛。人们有时和小孩子在一起会做一些愚蠢的事情。那天晚上，我把她举了起来，这样她就能够看到横挂在公寓侧面的床单上用那鲜艳颜色写成的我的名字。在二十世纪末尾的这些日子里，生命已经近似疯狂。我认为，能够确定自己正在失去自身平衡的标准是看这个人是不是开始把自己想象成好莱坞电影中的一个角色。我从电视连续剧《根》中记住了这个史诗般的镜头：父亲把他的亲生婴儿高高举向星空，并且宣布了它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突然间，学生们为了维护我的权益而采取的行动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们回到了家里。当我把女儿放回到床上时，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做出一些大事来表达我的感激。
我决定，最佳的方案是将文学作为礼物留给他们，我指的是文学的尊严，当文学不是被学者的文学理论和教授的录音讲座弄糟时，它所能传达的纯粹的力量。
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让戏剧系的化妆师将我妆扮成沃尔特-惠特曼。化妆是十分令人信服的。当我的学生来上课时，我就倒在了椅子里，两退夹着一瓶维士忌酒，我那悲惨的夜礼服的破烂的村里一拖到地。课堂上一片寂静，直到我开始介绍自己。“惠特曼是不是仍然活着？”我看到一个学生在问另一个学生。我已经熟记了这个诗人的一首伟诗《内战》，于是我站起身来，开始吟诵。我走到了教室的门口，一脚把它踢开；我停在了门槛处，然后大声喊到：“文学并不生长于像这样的地方！它生长在奄奄一息的战士的嘴唇上！它生长在青年男子和女子的激情中——”我无法记起剩下的情况，但是你可以想象出来。当我转回身来时，一个高大的足球运动员站了起来，而后开始为我欢呼。我停了一会儿。我想这有点疯狂，并想象着他是否曾经看过《死亡的社会》那部电影，其中学生们爬到了他们的课桌上来为他们将要离去的教师鼓掌欢送。其余的学生开始鼓掌，我就以优雅的鞠躬表示感谢。从那长长的胡须后面，我偷偷看着走廊，看是不是我的同事也听到了这些。三个同事正站在教师休息室的外面，朝我的方向看。我想，好好看看一个真正的教师吧！你可以在这一马横穿的小城市中坠落，但是我要云走四方。
唯一的问题是这样的：那年春天，我所申请的23所大学中有14所拒绝了我。我曾经给自己鼓足了劲儿，竟然无法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也许我稍微理解了点儿，因为每当一封回绝信寄过来时，我总是狂乱地处理掉它。我会读一遍来信，然后把它埋在厨房垃圾桶底部，再然后我就手提垃圾袋，将它丢在校园的创造艺术馆后面的垃圾堆中。那个学期我正好在创造艺术馆讲课。
在学生毕业前几天，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伙子。他身穿一件白色衬衫，打着一条领带，就坐在一个没有标志的卡车中，靠近垃圾堆。在丢下我的垃圾袋时，我向他招了招手。一小时后，学校保安部派了一个人来找我。“整个学期我们都在设法抓住那个人，”他说，“正是那些尿布使我们确信这不是学生的垃圾。”
我表示了歉意，并告诉他我将接受所规定的任何罚款。“我已经被解雇了，”我告诉他，“我在这里只能再呆三天，然后我就要离开这个城市，并且不冲撞任何人。”
我十分奇怪自己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他也必定感到奇怪，居然听到一个教授将这些话讲给他听。他从我身前走开了。“不，不，”我告诉他，“我仅仅是在开玩笑。”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真是那样。我第一次对自己承认我的行为是低劣的。我的自我那部分总是渴望进入美好生活的圈子中，并且情愿做出任何让步以促使那里承认我的未来是作为一个被聘用的大学教授。这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我离开科尔格特大学时所留下的印象。我知道，我应当优雅地离去，握手辞别并将世上最美好的祝愿送给把我解雇了的人们。
但是更新的自我部分却是一个气愤的局外人，它刚刚发现了向权威挑战可以获得醉人的乐趣。这个新的自我正是我开始认真排演的部分。一天晚上，当几个学生到我家中拜访并且告别时，我给他们讲述了垃圾堆的故事。当时夜已深，我们正站在房门外，在那里我们可以听到远处喧闹的兄弟会的舞会。我站在学生们中间，讲述了我那个小小的故事，并且为学生们表演得淋漓尽至。此时，谎言突然间产生了。“呀哈，”我说，“你们知道霍桑怎样评论做一个局外人吗？他说，当你是一个局外人时，你所用来努力进入局内的每个小时都应当是你用来学会如何在局外生存的一个小时。”
我编造了这个引语，并且将它做了更进一步的引申，语气深奥地说，也许我们如何处理我们垃圾的方式将定义我们是局内人或是局外人。“我在街道大学认识了这个教授，他得到了这份装压缩罐头的小推车工作。”我轻蔑地说道，“你们会相信吗？”
“哈，”一个学生回答到，“我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去郊区玩，富有的人们花钱雇佣我们来带走他们那些不允许放在人行道上的垃圾。这是三十美元，小家伙，处理掉这些东西，好吗？当然！我们带走了垃圾，并把它推到乡村绿地中，然后骑车返回城市，笑得头都抬不起来了。”
他开始笑了，然而他脸上的表情却在说：先生，你在你的象牙塔里呆得太久了。你并没有关于他妈的局外人的线索。于是我和他们一起笑了起来，尽管我知道这个玩笑是针对我。
毕业日那天的早晨，我把自己锁在了楼下浴室的庇难所内，并且在10或12年之内第一次阅读在《纽约时报》上登载的招聘启示。我发现，尽管我在象牙塔里，远离了尘世，但是打工世界仍然是津细地分门别类——在一端是计算机奇才，另一端是护士、推销员和监狱看守。“公园、监狱或者医院。”我咕哝着。我无论如何不再需要这类讨厌的招聘启示了。我必须从职业杂志上得到我的另一个伟大的工作。我把报纸柔成了一团，在淋浴隔间内以投篮球的姿势把它扔进了柳条编成的废物袋中。“简直像是社会系统分析家。”我叫到。
“你说什么呢？爸爸。”从另一个世界传来一个女儿的声音。
我趴了下来，用手和膝盖着地，悄悄爬到了门口，然后，使劲推开了门。“呸！”
“爸爸！”内尔尖叫到。
我亲吻了她，说道：“爸爸将要当一位社会系统分析家，宝贝，爸将挣得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每个人都会感到快乐，快乐，快乐。”
“那我们是否仍然需要搬家呢？”她问到。
就像每年那样，学位授予典礼的氛围是极其隆重的。在典礼快要结束时，我漫步在宽广的绿色草坪上，再一次完全沉浸于其中了。幼小的兄姊和年长的亲朋摆好姿势和毕业生合影留念。同时，父亲们则叠起他们的礼服外套，开始装载旅行客车和敞篷车，以备长途返回家乡或者口去工作。我上交了我的学位和服和礼帽，然后爬过小山，来到了劳轮斯馆，收拾我的最后一部分书籍。为了够着书架的顶层，我站到了我的写字台上。此时，一个年轻的声音从门口叫着我。“我只是想来跟您说声再见。”她说道。当我转过身看她时，她又加上了一句：“并且祝您好运。”
我和多数男性同事们共同遵守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即不和一个女生单独呆在关着房门的办公室内。“这里真是闷爇。”我经常是一边这样说，一边将门打开。
我爬下了写字台。
“为什么你不把门开着呢？这里真的很闷爇。”我说。
她正穿着一件迷人的黑色透明衬衫，脖子上戴着被我祖母过去叫作摇荡项链的东西。
“我可能满身酒味。”她说道，“有人把香槟酒洒了我一身。”
她一只手拿着她的学位礼帽，另一只手扭动着帽子上的丝穗。“噢，”我说，“这是一个隆重的日子，振作津神呀！”
我告诉她我仍然记得她曾经计划着要当一名医生。然而她像是为我能够记住这件事而感到由衷地惊诧和感动。她自嘲地笑了笑，说她已经放弃了这个念头。她说：“大学二年级那年，我没有通过有机化学课程，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想法。”
“那么你现在想干什么呢？”我问她。
她告诉我她要到她父亲的公司工作。在过去的几年内，有许多学生把他们的个人简历交给了我，但她是第一个名片交给我的学生。卡片上用鲜明的绿色字母印着“福特销售部”的名字，下面还有她的名字。
“太好了。”我说。
她耸耸肩膀，然后说：“过奖了。”
“噢，我的意思是这种经历。”我说。
她说道：“任何工作都要比呆在家里强。我的母亲和我将一块去那里，然后，她就像高中那样将我留下。”
我冲着她笑了笑。
“但是如果你想要买一辆小汽车的话……”
“好吧，那就太好了。”我告诉她。
她再次耸了耸她的肩膀，然后快速地扫视了一下办公室。我们的眼睛遇到了一起。“我希望事情对于你来说会有好的转机。”她说，并且看着我，眼神中满是宽慰之情。我立刻想象着我是不是在这个办公室里留下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小装饰品或者小的物件，这样我就可以赠送给她。
“谢谢你的好意。”我说。
我认为那时她该说再见了，而后永远走出我的生活。但是她却问我是不是要返回缅因州。
“我们是这样的。”我回答到。
“你会不会再次看到那个战士呢？”她问到。
开始，我没有明白。但是她使我记起我曾在课堂上讲过一个故事，那是关于一个在班格尔和我一起长大的男孩，他当了兵。他和我7年级时是在一起的，并且在上科学课时因为相互做鬼脸而被老师抓住。老师严厉地惩罚了我俩，让我们站到了教室的前面，面向全班做鬼脸一直到下课。几年以后，我们上了高中，他转向了建筑行业，而我却到了大学预科班。我们不再说话，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但是每当我们在门廊中擦肩而过时，我们就互相做鬼脸。后来他前往越南参战，而我就上了大学。
“他后来怎么样了？”她问我。
我告诉她我不知道。但是，就在他赶赴军队前，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城市公园里的保罗-班扬像下，共饮了6罐啤酒。最后，他站在我的肩膀上爬到了雕像上，把6个啤酒罐的盖子放到保罗-班扬像的一只巨大的靴沿上。
房子里一片寂静，我几乎忘了她还在房里，直到她问我他是不是在战争中阵亡了。“我不知道。”我说。也许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曾经多次在课堂上讲过这个故事，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停下来，思考他后来究竟怎么样了。当我告诉她我无法确定他是不是在战争中生存下来时，我感到十分难堪。
“我不知道他后来怎样了。”我告诉她。然后，我笑了笑，再次感谢她的光临。她在门口停了下来，最后一次耸了耸她的肩膀，然后说：“不管怎样，那天你装扮成沃尔特-惠特曼来到了教室，不是吗？我将终生难忘那一课。”
第03章　重返故乡
收拾和搬家能够很好地映现出你生活中的几何学。它远远超出了所有箱子的正方和长方的形状。你一只手要拿着个灯罩，另一只手要拿着一叠猫王斯蒂文斯的照片集，同时一个胳膊要夹着个足球；而后在你经过的路上，你突然看到有一个三角架。我费力地抱起一个柳木折叠桌，把它搬上货运卡车。这时我正好经过了穿衣镜。它可以追溯到8年以前，我在依阿华州的乡村从一对青年夫妇手里买到了它。那是一个陰雨的早晨，当时他们正在变卖他们所拥有的全部物品，因为农场在他们的经营下最终破产；我把它拉到了考尔比大学的教师公寓，当时我在那所大学教书，而且内尔刚刚出生。我记得在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天，气温是零下二十三度，内尔出院了，头一晚上呆在家中。我们将她包在有帽兜的三层接生被单里，而且将我们的厚毛衣盖在她的摇篮上。当科轮起床给她喂奶时，经常需要打开三层的接生被单。科轮会以最快的速度给她换尿布，并且用一块爇浴巾给她擦身，再把她包扎起来；然后就在我们的床上喂她吃奶。科轮会把她放在我们两人之间并且侧过身来，趴在她的身上，这样内尔就能够够着她的侞头。一旦内尔把自己的肚子灌满了爇奶，她就会放着屁厨出各种杂乱的东西。然后科轮又会把这些动作重新再做一遍，并且在整个过程不断用嘴哈气以暖和冰冷的手指。
在那段时间内，我全力以赴地去做我的第一份大学教授的工作。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路。海外总是有着更好的工作和神奇的机会。我曾经带着我的第一个女儿穿越了17个州、大西洋、爱尔兰海和密西西比河，直到她开始上小学一年级。在我们一同下榻的每一个地方，我们都放上一颗小星星，把它叫做我们的家。你在夜色天幕上可以注视到这些荒凉的星座。在一时冲动中，你会把这组星座称为期望。
像男人们抱烧火用的木柴那样，我抱了满满一怀物件，然后，把我们所有的财物装进了货运卡车。期望些什么呢？当你在生活沿途遇到了阻碍，你就会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这个问题，但是确实没有时间来做出回答。难道是期望更多的金钱、更加的安定、更高的地位、更受到人们的尊敬、或者更能够获得前途和希望？
很可能就是上面所说的。在我们同一代人中间，我是属于高级身份的管理雇佣阶级。为了金钱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并且把这些地方称作是自己的家。虽然我并不依恋于这些地方和当地的人们，但是这些地方却有很多飞黄腾达的机会。
我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来装卡车。六岁的内尔曾要求我去寻找我们的马料桶，因为她整个冬天都在为毛驴担忧。其实她真正想做的是和我在一起，陪我收拾整理。但是我坚持说要自己把它干完。但是当我开始了这项工作，我就后悔没有让全家参与进来。就算我要消除所有的关于我的重大而严酷的问题，就算我要抛开由这次搬迁所造成的全部悲伤，但是小孩子们应该能够携带一些小的物件，而且我们应该在一起清点物品。
现在，我们生活中曾使用过的多数笨重物件都已无法挽留了。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举办一次庭院拍卖活动，这样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转移到下一个雇佣我的地方。我们已经将满屋子的家俱缩减成在我面前的那么一堆东西。我们又回到了我们刚刚结婚时的那种状况，当时我们几乎一无所有，并且我无法抑制住自己渴望笨重家庭用具的狂想。
前一天，在电话中我已经告诉财务经理，为了退休基金，我们将奉献出我们自己不能拾起和带走的全部物品。我记得在说这话时十分自豪，同时爇切地等待着他的反应。
“像是一群难民，”他简短地说道。
我猜想他正在暗示我们所拥有的笨重物品——电冰箱、煤炉以及那个需要两个男人和一个小孩才能搬动的笨重长沙发——和一个退休帐单在当今发达的社会中是固定我们的停泊缆绳，失去了它们也就失去了特定的合法性；并且我们在冲动面前越是脆弱，那么我们就越是急于向某些人提高我们的嗓门，而不是怀疑自己。整个世界都知道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直到你占有的物品超过了你的负重能力。
最后，卡车终于装好了，于是所剩下的最后一件要做的事情是完成我正在建造的一个鸟舍。事实上，它是一个鸟类的旅馆，每年春天它可以有意地吸引向北飞行的岩燕。我极其认真地建造了这个鸟舍，它总共有12个隔开的小间，有着雪松木瓦的房顶和一个由白色柱子支撑的围起来的门廊。开始时，我是为了我们的两个大女儿而建造，但是到了后来就完全成了我的意图，而且我准备把它留给已经买下我们房子的地理系教授。
天空的云层开始堆积。我就在后院挖坑，准备在那儿埋下一个16英尺的雪松木柱，然后把鸟舍系到木柱顶端的木板平台上。
“有点太晚了，”我的邻居对我说道。这话使我感到有些惬意。“每年这个时候，你只能招引麻雀。”
他进了屋。此时天开始下雨，一阵狂风卷过树林，把鸟舍吹掉了。也许他看见我拾起了破碎的木板。在雨中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把它给弄好。我站在地面上欣赏着它，心想它是一个纪念碑，代表了我们在枫树街所做过的简短逗留。然后，我走进了屋，在厨房的浴室内脱下了被雨淋透的衣服。对着镜子，我瞥了一眼裸体的自己，这使我停了下来。上一次是在什么时候，我曾认真地看我自己呢？也许是在四年前，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我在面试前认真地穿衣时？我向后站了站，看着镜子里的我。皮肤是白晰的，肌肉已经深埋在厚厚的肥肉下、我已经在室内生活了很长时间，这可以在镜子中看出来。我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恐惧，于是我长时间地站在那里，心想：所有史奈德家族的人们都是用他们的双手辛勤地耕作而过着他们的生活，我长期以来一直想远离他们，我的作法是不是让我明白了一点，我将不能够值上一个大价钱。我对着镜子做了一个古怪的鬼脸，沉下了肩膀，挺起了我那小小的罗汉肚，然后说道：“你好，我是爇奶泡烤面包片教授。”
事后证明，马料桶是在一个旧帆布袋子里，这个袋子被科轮用来保存婴儿衣服。我开车向前行驶，将毛驴放在了车子的档泥板上。我的儿子穿着他的蝙蝠侠披风，挨着我坐，而他的另一边是一个负责放音乐的姐姐。每当我从两个膝盖之间拿起一瓶啤酒大大地喝上一口时，她的面孔上就会露出痛苦的表情。自从我的鸟舍大惨败后，我的胃口就一直不好。但是当我们驶入马萨诸塞州时，我开始和孩子们一起唱歌，并且设定了一个奖金，发给第一个看到“欢迎来到缅因州”路牌的人。“我们都叫它是‘尼尔-R-格雷博斯在流浪生活中的卓越演说奖’，并且奖金是我第一个月的薪水。”我说道，同时将三夸特的食料放在了档泥板上喂驴子。
“谁是尼尔？”内尔问到。
“他是被人们长期遗忘的科尔格特大学的校长。”我说。
“我想念了科尔格特。”杰克说道。
我转过身，看到了他的眼中流露出忧伤。这个忧伤是由我造成的。我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还不明白。“好吧。”我说，“你不要再难过了，蝙蝠侠，否则你会失去那个路牌和奖金。”
那个路牌就像是个私人的欢迎，因为我们发现在巨大的“欢迎来到缅因州”的路牌的下面又加上了“曲棍球冠军之乡”的字样。我把车子开到路边停了下来，等着科轮驾驶的货运卡车从后面赶上来，她拿着像机。她亲吻了我，并告诉我们都站过来拍照留影。我让她试着把野花和沙丁树取到背景中。这里毕竟不是自助餐厅，也不是工厂的大门。
当我们正玩得开心时，一辆敞篷小型运货卡车快速朝我们驶来，它的喇叭嘟嘟哒哒地鸣叫着。我举起手做了个大幅度的友好的手势。但是那个司机却转过头来看着我，当他快速离开时，竟然恶意地用手指指着我。“真是活见鬼。”我低声说道。我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并且让他们坐到了货运卡车里，然后告诉科轮要小心驾驶。我没有看清那个司机的长相。我努力去忘记他。他只不过是一个缅因州臭名昭著的笨蛋，只会有两种下场：或者他被抓进监狱中，或者他会成为州警察。我可以想象出这个小丑似的人物皮带上挂着一把刀，而且他的牛仔裤在他那瘦小的婰部上吊得非常低，以致于当他弯腰时就会让整个世界看到他屁股上的黑疵。我极力想要忘记他，就像我过去遇到和他一样的人物时那样，在背后咒骂他。但是当我坐回到汽车里时，我却在驾驶盘后坐了很长一段时间，眼睛直盯着前面的道路。我又开始感到极端的恐惧，这种恐惧和我站在镜子前面所体验到的恐惧一模一样。
我开车上了州际公路，接着向前行驶。这时我想，如果开车追上他，我会如何去做呢？我将也用指头指着他，或者把他挤到路边，然后连人带车把他撞出公路。在接下去的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我思考着那样去做的每个微小细节，设想着我将对他说什么。我把这一幕向前放映，然后倒回来，再次全部放映，并且修改其中的情节，直到我说出了我想要对他说而且需要对他说的所有的话。可能我会告诉他，在我的记忆中，我从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使自己胜过了像他那样的家伙了，我曾经使自己成为了一个明星运动员，所以我可以走在他的前面。那就是我在飞驶的车厢中脑海里所想的一部分。好的，他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谁呢？在我遇到科轮以前，我将自己的二十多岁用于不断地努力，从而有意识地把我自己转变成一个完全不同于我身后的无聊家伙们和干活工人们的人。我希望我的生活具有重要性，然而。如果我不从事重要工作的话，我又怎能如此呢？所以我创办并制作了让每个人都来看的新闻摘要和晚间新闻。27岁时，我辞退了那份报纸编辑的工作，着手一项任务，去澄清一个死去了的战士在朝鲜战场上的名声。在麦克阿瑟时代，他被军队判了罪，而且被当作一名叛国者关进了监狱。在他整个一生中，这个战士一直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但是在他还没有来得及证明这件事时，他就离开了人世。我遇到了他，正好是在他临终时的心脏病爆发前。于是我将接下来的7年用以和美国军方、联邦调察局、中央情报局进行斗争。我在国内各州之间来口穿梭，直到最终找到了那些在1955年的军事法庭上控告他的人们。我说服了这些人，让他们出面承认他们是被指挥长官逼迫着来陷害那位来自缅因州的士兵。然后我迫使联邦调查局公布了关于这名战士的秘密紧急报告，报告中错误地把他刻画成了一位共产主义者。我也找到了那位指挥长官，他受到了人们的指责。最后，我迫使国防部长在五角大楼举行了一次公众审问。我之所以做所有这些事情，是因为死去的战士身后留下了一个儿子，他的儿子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父亲是无辜的。我把他的儿子带到了华盛顿参加那次审问，终于让他看到了关于他父亲的真相。
为了什么呢？当我一路行驶时，我在问自己。我一直相信我的动机是高尚的。后来我将这段经历写成了一部书，好莱坞立刻就购买了那本书的版权、而且我把钱平均分给了那个战士的妻子。
但是现在我却思考，当我在做这件事时，是不是为了证明我自己的重要价值呢？也许我想证明的事情是我值得过上一种被人称赞的生活和那种舒适的大学职位，正是这种公众成就感占据了我的心灵。当然，我也关心那个战士和他的家属，我确实由衷地关心他们。但是，当我行驶在州际公路上时，我明白了我过去一直是那样一种人：他们谨慎地开辟他们的战场，并且用心算计着这些战斗在最终的时刻对他们本人来说将会意味着什么。
所有这些都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了出来。当我从这种状态下走出来时，我竟然忘记了停车交纳过路费。
我们在雅茅斯镇已经找到了一幢美丽的四面延伸的缅因州农舍，并且租下了它，准备在那里度过日渐临近的夏天。这正是我一直曾经希望的那种房子，尽管它的租价是科轮父母的邻里房子的两倍。当我第一次观察这个地方时，我就觉得它像是那种应该由一个成功者来居住的房子。它临近大海，成功的人们可以在那里把他们的家庭安顿得舒舒服服，并且像模像样地度过夏天，然后他们就会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当我们将车驶入汽车道时，科轮的两个兄弟和他们的父母以及两个姐妹正等在那儿迎接我们。我的一个老朋友住在前面的路上，他带着烤馅饼和啤酒来了，正好可以帮我把行李拉到三楼。当我们走过空荡的房间时，他问我为什么全家又返回了缅因州。
“这里是家乡呀。”我告诉他。
“呀，哈，”他说，“但是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离开科尔格特大学呢？”
“因为它离大西洋太遥远了。”我说。我的声音在光秃的墙壁和地板之间回荡着。“当我们离家去那里的时候，我们想着我们在那儿呆两年，但是我们却呆了四年，时间太长了。”在第一个小时我就编造出了重返缅因州的理由，这将成为我的常备说法，用以回答人们的有关询问：为什么四年前我和科轮那么满怀希望地前往科尔格特大学，可是现在却离开那里，返回家乡。我在说这个理由时，竟然是那么地经常并且那么地随便，以致于我自己也有点儿相信我不是被人解雇了。
现在我看到，我应当为我们的处境而感到真正的恐惧了。不仅仅是因为，在开头的几个星期内，又有7个我所申请的大学拒绝了我，而是因为这些拒绝信和我只剩下两所大学可以听候回音的现实并没有使我感到比渴望把这些信件瞒过科轮时的心情更急迫。在库房里，有一个老式的本-霍根牌子的高尔夫球袋。每当信寄过来时，我首先看一遍，然后将其叠成一个小方块，把它丢在那个高尔夫球袋的底部。
尽管我做了极大的反省，虽然我确实深深地怀疑世界可能已经改变了，但是我仍然无法理解事态的真实情况。我翻来覆去地考虑那天晚上我的来自纽约市朗克斯区的学生在我的庭院内所讲的那个故事，他和他的好朋友们过去经常把他们的垃圾堆在郊区小村的美丽绿地上。那个学生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而且比任何事情都深刻。正是他那给我讲故事的方式、正是他那脸上露出的满足的表情，好像他要纠正我所持有的一些幻想。
当然，时逢缅因州的夏天，返回家乡确实令人心情舒畅。我爬上了楼梯，在卧室前面看到科轮和所有四个小孩子睡在同一张床上。他们全都是那么的美丽和安静，以致于我屏住了自己的呼吸。三个小女孩正在吮吸她们的大拇指，于是我把手指从她们的口中拿了出来。然后，我从床的一角抱起了杰克，因为他尿湿了床单。“杰克宝贝。”当我抱着他来到浴室时，我在他耳边轻声唤着他的名字。我扶着他，让他站在了浴室的前面，而他却像一个小醉鬼似的摇来晃去。我仍然记得，当他从科轮的肚子里生出来时，我为他的生理结构而感到多么的惊讶。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我从未想过再要一个儿子。他出生时有10镑重，肩膀很宽，头上是又密又黑的胎发，而且两颊红润。当他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时，他看上去就像来自爱尔兰小人国政治家会议的会员，在路上顺便停下来到此拜访。但是那却是一个难产。产钳不起作用，同时一个让人心畏的真空吸取机也无法将他吸出来。突然间，医生要求别的人们来帮忙。于是，所有工作人员都到了产房，照看科轮并且鼓励她继续努力。我站在旁边，一无用处，只能对他们的帮助感到心慰。处于痛苦和决定中的科轮，就像天上的月亮，美丽而冷漠。
回到卧室后，我把卡勒放回到她的摇篮中，这样床上就有我躺的位置了。然后我注意到科轮已经细心地把针绣壁画挂了起来，这是她在每次临近分娩时为每个小孩子所做的：深蓝如玉的天空上挂着月亮和星星；白色的海鸥环绕着一艘采虾船。我从不记得自己曾经看到她制作这些壁画；就好像它们是突然出现了。她从哪儿找到那些时间呢？我感到惊奇。
我知道她现在想要使这个陌生的房子在她的孩子们眼中看上去像个家。在我上床以前，我低头看了看她。好吧，我想。我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以她为榜样。她并未飘浮于过去或者提前进入未来，为了她的孩子们，她只是在这里，在当前。我并不想向前迈上一步，加入到那些悲惨的男人行列中，像他们那样撞击一个中年时期的路障，然后立刻开始寻找某个人来责骂，或者返回过去寻找某些被隐藏起来的真理——当你把这种真理拿到阳光下时，它会更像是一个借口。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工作，我想要做的全部的事情就是在这个租来的房子中卸下我们的物品，擦掉我鞋子上的灰尘，找到一条重返过去的航道，然后打开加速器的开关。很久以来，我一直希望获得一个清静的休假。噢，难道成功不是依赖于此吗？
我快要进入梦乡时，卡勒就开始大声哭了起来。我走到她的摇篮前，这样她就不会吵醒所有的人。在有了婴孩的岁月中，你学会了一种摇晃的方式，从而使他们不再哭泣。这就像过去人们习惯于使用公共线路电话系统，你知道哪个铃声是你的，哪个铃声你可以忽略。这是一个要求安慰的哭声。这种哭声一直被我当做最紧急的，同时也是最容易平息的一种哭声。我就抱着卡勒走下了楼，我的游戏计划是在她的瓶子中装入一些牛奶，喂她吃，然后摇晃她几分钟，再把她轻轻放回摇篮中。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曾经这样做过百次之多，已经熟练得连用脑袋想都不想了，甚至有时睡着觉也会做好这件事。但是当我打开了冰箱门，低头看着卡勒时，我突然间全身心体验到了自己的体重稳定了下来，而且我周围的所有事物都坠入了低速运动中。我猜想这是我慢慢枯竭的速度，自从我在25年前开始奔上一条成功生活之路以来，第一次有了这种体验，而且也是我第一次没有匆忙地将我的女儿放回到摇篮。相反，我把月亮指给她看，它的浓厚的光芒像流水般涌进了这幢老房子的窗户，而且洒满了草地。我感觉到在我的光脚所踩的松木地板上有着颗颗沙粒，这些沙粒是某个其它的人从沙滩上带回来的。
当我们走出房门，我想：让我降慢速度，这一时刻我要像你妈妈那样和你生活在一起。就在这里，让我告诉你我们是在哪儿，而不是我们正要去哪儿。我们穿过了一块布满重重暗影的地面，暗影在夜风中相互纠结，飘摇不定。我想起了那天晚上，我曾抱着她漫步校园，让她看上面写有我名字的大幅旗帜。当时我没有问自己任何问题，我是一个自由自在的航海员。然而那个夜晚已经看似属于另外一种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而且不是我的生活了。
我不停地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在这条路上做标志，这样我就会记住在货车场以南10英里之外的遥远的火车的汽笛声，以及当我们经过时我们脚下的那些停止了它们鸣叫的蛐蛐。在汽车道的尽头，一只黄鼠狼跳跃着跑进了高高的草丛中，就像一个老练的小偷消失在一个外套衣架后面一样。卡勒很安静，缩成了一团，紧紧依偎着我。我低下头看她，发现她正冲我笑呢。为什么我就不应该为她而感到惊讶呢？在这里，她那微小的声音说出了她最初的词句，尽管她的脚仍然小得可以在一个茶杯中涮洗。
又走了27步，我们来到了主干公路旁。我们没有横穿过去，相反，我们佯装在公路的另外一边是另外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并不欢迎偷渡者。但是从我们站立的地方，可以看到行驶的车灯照亮了河面上停泊的船只。海水沙滩的气味飘过了小山。河面上传来格达达的水泵怞水声，它怞取舱底的污水，然后再将污水洒回河中。我举起卡勒，这样她就可以看到水面上白色的月光。月光照亮了她的尿布和她穿的挖沟者式样的T恤衫，她也闪着光，就像一个穿好了洗礼衣服的婴儿。
后院斜坡陡然而升。我感到自己的呼吸开始急促了。89步上到了顶部。那里的一个羽毛球网像蜘蛛网似的罩住了我们，于是我们像印第安人似的偷偷溜进了树林。在我的脚丫下，我感到了一个蘑菇，然后是藓苔、松叶针、老树叶和干朽的树皮。我用她的脸颊碰了碰半空中垂下来的一支冰冷的树枝。她伸出了手，一下抓住了它，一路上再也没放手。
库房门上的木闩已经被露水打湿了。我抱着她走了进去。周围是陈旧的雪地轮胎、半捆石棉绝缘体、五个生锈的滑车铁箱、一台老式的像蛇皮一样的照像机皮箱子、一个我曾挥动过的棒球球棒、一个呼拉圈、卷起来的布满灰尘的小地毯、三个没有椅面的藤条椅、两扇窗户上爬动的飞蛾、一个正在碰撞玻璃的六月份的小甲虫、一条木匠的工作椅。
一般情况下，我会匆忙地上床，为了第二天的工作而好好睡上一觉，并且我不会注意房顶上箭头指向西南的风向标。我对我的女儿说：在这里，让我告诉你你在哪儿。我开始了，用手指着南边给她看，然后，我说出了在那儿熟睡着的兄弟姐妹的名字，又说出了曾经当了三十年护士的祖母的名字。最后我说出了曾祖母的名字，她是在72年前从爱尔兰横渡大西洋后来到了这里，她也是我女儿生命中最遥远的延伸。再向南转动一个方位后，一个祖父在可以停泊大型油轮的船厂工作。卡勒看上去长得像他，像她妈妈的父亲。他让卡勒妈妈的母亲为他生了个女儿，而后他的女儿又在自己的女儿中再次创造了一个他。在西边和北边是另外一族的兄弟姐妹、叔叔和姑姑们。我说出了每个方位的朋友们。当我说出他们全部的名字时，我一直在原地转动，而她笑得露出了牙。住在亲戚们的中间，我感觉我像是穿过时间又飞了回来，这样我现在又站在了我曾经远离过的人们中间了。我想起了我的姑姑弗兰西斯，她在7岁时患了小儿麻痹症。她的父亲，也是我的伯爷沃尔特，是一位汽车修理工，于是在60多年中像抱玩具似的将她从轮椅抱到她的床上，再抱到浴室。她的整个生活都是在他的屋檐下度过的。当他已经是、79岁高龄时，他仍然每天锻炼身体，使他的胳膊和肩膀保持强健，从而能够抱起他的女儿。在他那无尽的痛苦和悲伤中，有些时候他必定会为他们之间的相依为命而感到幸福；而另外一些时候，每当他看着他曾经抱着的婴儿在他的怀抱中变成了一个老太太时，他必定会为之感到惊奇。在他死前的10分钟，他把她从床上抱到了她的轮椅里。在这个晚上不熟悉的缓慢状态下，我感到和他的心灵相通了，就好像他是和我女儿的未来相衔接着。我只是希望她将来不要被别人在违背她的意愿时搬来搬去，而且她不要被别人抱着时摔得伤痕累累。如果真的会有那件事情出现时，她应该被人轻轻柔柔地抱动。于是我就知道她将被她生命中所携带的事物而塑造定型，就像沃尔特大爷的胳膊和肩膀那样，60多年以来因为抱他的女儿而变型了。我希望卡勒也要记住今天晚上。
当我再次低头看她时，她已经睡着了。那个六月夜晚的西边，在我们的树木和库仓陰影之外，对面的河谷上有几个屋子仍然亮着灯。黑暗中灯光点点。一个野心勃勃的现代人几乎对她的邻居知之甚少，因而我几乎不能记起他们的名字。但是今晚，我感到特别地同情这些在我周围睡着的人们。在这夜色沉寂的黑暗中，我们全都是如此的渺小，我想，而且我们都是如此强烈地希望照亮我们的道路。在我们需要获得或纠正我们自己的生命时，有些时候我们甚至并不知道我们所携带的重量。我看着我的女儿，希望在她作为一名女性的生活中，她将能够找到像今晚这样的时刻，生命存在的时刻，一旦她所面临的下一段生活足以使她不再要求更多更多。我希望她不要被欲望带走，不要像我那样被欲望带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永不满足、一直等待着生活达到我的期望
第04章　闲荡
在6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我的头脑清醒了。于是我把内心全部的沮丧抛到了脑后，并且再次做出努力。当时又有4个新的职务在职业杂志上刊登出来，这就把我的机会增加到了6个。我猜想这四个新的职务是由疾病、死亡或者新近划拨的金钱总额而导致，也是我的最后一分钟的机会。因为在这个阶段，申请人的专业领域都很窄，而且面试委员会将会急切地想把事情做完，这样他们才能在夏天解散，从而享受长长的假期。我完全有可能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轻易地得到一份这样的工作，扭转全局。
唯一一件让我来抑制自己激情的事儿是我隐约地感到：自从科尔格特解雇我之后的15个月内，我被21所大学拒绝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女性或者一个少数民族申请人，我的档案中没有任何异乎寻常的地方；而且我极其清楚地知道英语系里的白人男性教授就像圣克罗斯大街上的商店一样的多，每当一个新的白人男性被从外面招收进去而且成为大红大紫的人物时，他们的安全感就会逐渐地受到威胁。既然我是工作市场中留下的最后的人，于是我就开始考虑这是不是成了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在1988年，我曾有充分的机会去拒绝来自5所学校的邀请，转而到科尔格特签约了。
当然，我仍然抱着很高的希望。白天是漫长的，我们就在沙滩上度过终日。在那里，卡勒迈出了她的第一步，并且内尔和爱琳学会了冲浪这项体育运动，我则教会了杰克来接棒球。一般情况下，科轮家里的成员也加入到我们这种短途旅行中。在夜色来临之际，我们将选择某个人的家庭会聚在一起吃野餐。在下雨的日子里，我们会在火炉里生起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然后玩扑克牌和弹子游戏。无论何时，只要我发现有人面露忧伤的表情，我就走到集市去为每一个人买份礼物。我喜欢那个时刻，当我站在前门时，我的怀里满是礼物，于是每个人都向我跑来，兴奋得欢呼雀跃。开始时，我购买的是得体的小塑料玩具，孩子们在家里一般玩不了一个小时玩具就坏了。后来，我买的东西就越来越津美——珠宝、足球、玩具、在木板上玩的曲棍球游戏和夏日衣衫。只是到了后来我才发现科轮把我为她买来的东西都藏在楼下的壁柜里，并且把它们送回去换取现金。“节省点儿开销吧。”在每次欢庆的氛围中，她经常会小声对我说。我从未因此感到她是在为钱而担忧。开始时，她并没有告诉我，因为她不想伤害我的感情。她必定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为她和孩子们带回礼物来将能够增强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成功的父亲和丈夫的形象。当我瞒着她把我的工作拒绝馆藏到一边时，我正是在极力保持这样一种相同的形象。
维护形象固然是我不断购买礼物的一部分原因，但是又不仅仅如此，我想：买东西是一种解脱，因为它使我有地方可以去。
就内尔而言，她虽然只有六岁，可是却令人难以捉摸。在一个大家庭中，你有很多时候会靠近一个孩子而远离了另一个孩子。我设想这种事情可以被许多理由来解释。但是内尔却不知怎地，异乎寻常地爇爱一切类型和大小的动物。这种依恋是那么的强烈并且那么的执著，以致于她经常会做出栩栩如生的梦来。在她的梦中，一只狗或小猫或仓鼠会自愿地到她的卧室内定居。她的人格的这一方面在任何情况下都使得人们易于和她交谈。只要是开始谈论动物，我们两人之间就有说不完的话。有一次，在去集市的路上，我看到了一条小小的白色机械狗，它有着电池充电带动的退，而且会汪汪地叫。她对它痴迷了很长很长时间。她给这条狗起名叫做巴巴。她开始在自己吃饭和梳理的时候安排它的日程，并且把它放在枕头上，陪她一起睡觉。我心里就开始不断地担忧起来，如果有一天它坏掉了，那么她的那颗幼小坚定的心灵也将随它一同破碎。我希望在自己的生命中能够永远使这个女儿欢笑。尽管我现在终日失业并且没有任何其它的事情来全部投入我的津力，但是我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并且投入任何数量的时间和金钱使她远离忧伤和悲痛。
一次，连续三天一直下雨。孩子们都为纽约的汉密尔顿区而产生了思乡之情，于是我在回家的路上为每个人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这是杰克的第一辆自行车，而且我希望它能够帮助他从孤单中摆脱出来，因为他离开了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几乎每一天他都要向我或者他的妈妈报告说，他在仓库后面或者在他的床下面听到了布莱恩-默菲的声音。“你要学会如何来骑自行车，这样，也许有一天你才能够和布莱恩一起骑车出去玩。”我对他承诺到。但是当我们开始练习骑车时，有一次他重重地从车上摔了下来。透过暴风雨般的泪水和尖叫声，他冲我喊到：“看那辆傻瓜一样的自行车摔成了两半！”
一天下午，我在寻找一条碎石小路，那是我多年以前一直记得的地方，它可以将我们带到一块独特的沙滩上。最后，我们像是到了那里，我就开始转向另一条狭窄的小径上。我发现就在前面不远处，有一幢装有大门的房子，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在里面把手高高地举起来。我迅速地带着我们全家转身回到了主干公路上。“我们去另外一块海滩。”我向孩子们宣布到。
“为什么我们去那个鬼地方！”杰克坐在小型面包车的第三个座位上尖叫起来。我们只能让他坐在那里，这样他的三个姐妹才能够摆脱他的纠缠，获得一些轻松。
科轮转过身看着我，用她那无所谓的表情说道：不要看我，他也是你的儿子。
“我们到麦当劳享受一次，好吗？”我问科轮。
她不知怎地将头转向一边，两眼直盯着车窗外面。“什么，难道它不接待小孩子吗？”我说。
“我们是6个人，”她说，“那是很花钱的。再说——”
“在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是6个人了。”我告诉她。
“用那些钱我能够给大家做一顿极其丰盛的菜肴。”
“为什么你不和我们一起进去呢？”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在里面吃。”
她告诉我说她还不饿。我看着她。我喜欢她那个样子。她的几缕长发被风吹得飘扬到了她的脸庞，那是一个细小的发辫。我们在一起总共有12年了，但是她的秀丽仍然让我感到吃惊。当她向前俯身从手提包中拿出钱夹子时，我透过她衣衫上扣子之间的开口看到了她的胁骨。虽然她一直否认她变瘦了，但是我仍然从她的样子看出来了。
“来一杯牛奶冰淇淋混合饮料，好吗？”我恳求着。
“我还不饿。”她说。
“但是你仍然需要吃些东西，你也不能什么东西也不吃。”
她叹了口气，并把钱包送给了我。“你并没有在帐单上填写你买自行车的那些开销。”她说。
她的责难刺痛了我。当时我想：一旦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我就用手捧住她的脸庞，凝视她的双眼，然后慢慢地脱下她的衣服，向她表示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出差儿。
“那我们去那儿了！”
“嘿，看你高兴的！”我对杰克喊到，“先不要大声嚷嚷，好吗？”我回头看着科轮，直到她又扭过头去。
我让孩子们从后车门下去。当他们冲向饭馆里面时，我走到科轮的车窗前，并且再次邀请她和我们一起进去吃饭。
“我还不饿。”她说道。
“我知道，”我说，“那些自行车花了大约三百块钱。”
“那是一大笔钱，”她说，“并且小女孩儿仍然乐意骑她们的老自行车。”
我看着她。“好吧。”我说。然后我走开了，希望使她相信一些事情。当时我想，可能我应该节省我们所剩下的每个便士，一定要挺到我获得一份新工作的时候，然后再次填补我们的银行存款，从而让科轮对我的信任焕然一新。那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想要让她相信应该对我保持信任。
随后几分钟，我们排成一队等在麦当劳。这标志着一个新的迷们阶段的开始。在金壁辉煌的拱廊中，我们被一个巨大的旗帜压在了一起，上面写着：“快开车进来吃早点。”
“有一个梦想现在变成了现实。”我不禁大声说。
“什么？”我旁边的一个家伙生硬地问到。
“没什么。”我笑着回答。我看了看别的地方，但是当我回头看时，他正在小心翼翼地盯着我。我感到诧异，不知他看到了什么。我想象着他是不是认为我是值得他需要留神注意的一个人呢？但是占据我心灵的是一种向后仰倒的奇特的感觉。我失去了平衡，就像我正站在一张桌子上，而桌子稍微被人弄得歪斜了；或者就像我正穿着一双皮鞋，而鞋跟却掉在了身后。我想象着：一旦我们回到家，我会如何去信箱中翻找，可能发现另一封信这样说：“无论如何感谢您的申请……我们会在整个过程中积极对待您的档案材料……”于是我会把它和其它那些我已经收到的信件一起藏到那个高尔夫球袋中。我们一起挤进了玻璃墙里面。孩子们已经冲到了柜台对面的收款处。我看着收款人棕色工作服上的一个圆形小徽章，上面写着：“我们希望这里是离家在外的你的家。”此时，我再次向后仰斜了身。我扶住了一些东西，使自己保持平衡。和我站在一起的那个家伙走开了。我四下环顾着色彩绚丽的招牌、冲着人们微笑的牛肉饼加侞酪、正在半空舞动的软饮料。我看着其它的父亲们，想象着他们中间是不是也有人会感觉到自己正在坠落，陷进了逆境之中。
“停在那里可不是我的主意。”几天后科轮对我说，当时我正努力向她解释我在麦当劳里是如何感受的。我坐在仓库里的工作凳上，退上放着一副崭新的羽毛球拍。科轮就站在门口，她的身后是蓝蓝的天空。
“我知道。”我说，“我知道那是我的主意。”我不想再说更多的关于那里的事情，但是我想对她解释那种向后仰倒的感觉。我已经思索过这种事情，而且我想让她也知道这些。我对她说：“那就好像我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来爬上梯子，努力上得更高一些，这样就能够看到我父亲生活之外的世界。那不仅仅是他的生活，原本他的生活注定成为我的生活。当麦当劳在班格尔开张以后，他经常带我们去那儿。他经常对它大加赞辞，比如说，这是它能做的最好的，所以我希望你欣赏它。我经常点鲜牛奶，因为我过去讨厌我们在家中必须喝的奶粉。他经常把奶粉调配得非常淡，致于只有真正牛奶的一半的价钱。它们在杯子中几乎看不到有白颜色。那是一种淡淡泛青的灰色。每年冬天，为了挡住窗外的寒风，他会把旧塑料布钉在窗户上。奶水的颜色就是我们家冬天窗户上的颜色。”
我告诉科轮，可能我所感受的是梯于正在我身上摇晃不定。“一旦你停止向上爬，甚至仅仅一分钟，那种感觉可能就会出现。”
“你不会掉下去的。”她甜甜地说道，“你会继续向上爬，你一直都在这样做呀。”
我是如此感激她的善解人意，以致于当她翻看着羽毛球盒子并盘算为了买它我在体育用品店花了多少钱时，我竟伸出了手，碰到了她。她向后一步一步地退进了仓库内，然后将身后的门紧紧地关了起来。
尽管她依偎在我的怀抱中，我仍然一直感到我的生命已离开我，并且快速地向下坠落。我觉得我到集市上去，是想努力跟上当今美国的令人敬畏的前进步履，因为我已身处其外。我喜欢看着青年人穿着他们奇异的服装，虽然他们使我再次记得大学的校园。我看到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雇员在希克里农场上劈砍坚硬的木柴原料。我不知道他干这份工作已经多长时间了，我也不知道他每天在穿工作服时有没有一种厌倦感。我能不能干他的工作呢？我思考着，如果我干他的工作的话，我会不会又下滑回到我父亲每天的世界中去呢？
一天，我沿着一条花香飘溢的小路到威克多里亚神奇商店。这家商店我以前从未光顾过。不用太长时间，人们就可以看出，这家商店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为男人们所准备的。“你是不是喜欢我们这里的货色呢？”售货员淘气地说道。她美丽得让人心碎，并且随手递给了我一本杂志。“有些人称它是穷人的《花花公子》。”她告诉我，脸上挂着知人心事的笑容。我接了过来。封面上是一个穿着透明侞罩的女子，她正低头看着她的侞头。我回头看着那个售货员，她稍微向我点了点头，好像在说：是的，这可以归你所有，尽管你不能带回家一张工资支票，尽管你整日在集市上来回闲荡。
我站在一个桌子前面，上面摆放着彩色画笔着色的女裤，像糖果似的。我转身离开，正好碰到了津心摆放的录音磁带架子——它们是在作爱时伴奏的音乐。我想起要为科轮买上一件睡衣，但是它们都是薄如蝉翼，无法抵挡缅因州夜间的寒冷。
我正在一堆紧身衣中翻找时，两个女子从更衣室走了出来，她们的退细得像钢琴椅子退。“它是不是显得胯太小了，嗯？”其中一个女子满怀希望地问到，“我想显出一个小的胯部。”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另一个售货员问我。她也是美丽至极。她知道我正在看她侞罩上的黑色花边儿，它正好挂在她脖子下面的白晰皮肤上。她所拥有的自信只有专业训练才能解释。我相信她有着打动人心的导弹般的判断力，可以用最少量的自尊来快速锁定目标靶子。“你是不是在为你的妻子挑选一些物品呢？”
“是的。”我轻声说。
“这些是很漂亮的，”她告诉我，并且旋转着挂满女式长筒袜的架子。她看着我，脸上露出了那么一种非常同情的表情，我简直有点希望她能拉起她的迷你裙，并为我试穿一双。你可以拥有这个袜子，她的眼睛说道：你现在还是处于时运不佳的时期，我可以看出来，但是你仍然可以拥有它。
我买了一双，然后停在了西尔斯商店外，眼睛盯着汽车轮胎看了一会儿，从而清醒一下我的头脑。
第二天早晨，我把袜子放到科轮头下枕头的旁边，我想叫醒她，然后告诉她不要再担忧任何事情。她的肩膀已经被太阳晒黑了。在清晨的光亮中，我可以看到她的头发上闪现着黑红色的光芒。我躺在那儿看着她，我对她的欲望渐渐增加了，就像冬日雪层的堆积。我并不想和她做太多的爱，然后问她是否感到自己快乐。而且现在作爱看上去又太早了点儿。于是，我走下小山，来到船厂，坐到了码头上。海湾平静得就像一个小水池。停泊的船只全都转向了它们的缆绳，就像田野里的耕牛，朝着相同的方向。
我停在了食品店，为科轮买了一个果冻煎饼。当我返回家时，房子里仍然十分安静。但是她已经醒了，平静地躺在一片阳光中。
“谢谢你，”她说，“自从我们第一次相逢，我就再也没有穿过长筒袜。”
我停了几秒钟，然后俯下身，亲吻着她。
“可能你应该做一些体育运动。”她说道。
“真的吗？”
“当我第一次遇上你时，你几乎全天都在运动场，但是现在，你确实不再做任何锻炼了。”
“是的，我已经习惯于工作。”我解释道。
当天我来到了一个棒球场，转着圈跑步。我就像一个站在中心舞台的小丑，用懒人鞋来追赶飞行的棒球。当时我骑着车进行锻炼，偶然间遇到了那个运动场，于是就停在了运动员休息室内。这时两个球员来了，他们提着一篮棒球和一根球棒，做他们的练习，因为他们正面临着一场重大的比赛。“如果你们让我使用你们的手套，我将为你们拣回棒球。”我说。这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荒唐可笑。那个瘦高的家伙就把他的手套扔给了我，于是我快步跑入了外场。我十分准确地跑到了第一个球要落的地方，但是不知怎么回事，它突然向左转了一下，我没有接住它，于是它像一块石头似的不偏不倚砸到了我的左肩膀上。我强忍着，想要掩饰自己的惊讶和疼痛。但是那个投球的小伙大声叫着我，看我是不是有事儿。那球砸得确实很痛。当我跑回围墙时，我绊住了自己的脚，倒在了地上。我只接住了两个球，60多个球中的两个。我的双肺火烫烫的，我的双退又酸又痛，但我并不介意，我已经预料到了自己生理上的失败。但是我所不能相信的是，我居然已经失去了我那判断棒球在空中飞行轨迹的能力。自从我第一次参加这项运动以来，那种能力对于我来说就好像是天生的。我过去能够站在中场，距离棒手站的位置有350英尺，当他使用他所练习的挥棒动作击球时，我能够预感到球将B往何方，球的落点正是我跳起来接球的地方。在我的大学运动生涯期间，我曾被三个主要联赛队调查过。一天下午，在与缅因州大学队进行比赛时，我快跑了10或者15大步，背对着球，伸出手从空中接住它，然后以最快速度撞到了围墙，手里仍然抓着球。看过这场比赛后，匹兹堡海盗队的调查员告诉我的教练，他只知道三个中场选手可能做出那样的动作，而且他们三个人全都在大联盟球队中。
那种能力已经随风飘散了，没有留下丝毫的踪迹。我们结束后，当那两个球员从场内走向停车场时，我闭上了双眼，并且听着他们的钉鞋在水泥地面上发出的阿哒呵哒的声音。那种声音将我带回了我曾经拥有过、我曾经知道而且曾经属于其中一部分的生活。我来回看着更衣室地板上疤痕累累的木条、布满了层层剥落绿色油漆的长椅、那块草坪和飞扬的尘土。坐在那里，使我感到孤单，并且使我想起了科轮。我不仅仅是想起了她的陪伴，更是想知道她过去的事情。真的，我对她知道的太少了。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她喜欢什么运动，或者她害怕些什么，或者她是否忘记了我们首次相遇的那些日子。我想象着她是如何笑的，但是我却记不起来最后一次听到她的笑声是在什么时候。当我第一次遇到她时，她是不是在唱歌呢？当我回到家时，我邀请她出来约会，我答应了她一场电影，并且可能在当地的饭馆吃上一顿侞酪蛋糕。但是当我走过仓库去拿婴儿小推车时，我改变了主意。我拾起了棒球球棒和装满了旧网球的球桶，把它们连同我的野餐地毯一起丢进了小型面包车的后面。
在小联盟运动场，科轮为我打飞球，但是这些飞球确实不够高，也确实不够远，因而无法改变任何事情。最后，我问她是否乐意为我扔球，我们这样一直玩到夜幕降临。然后我们在中心球场结束了练习，并且互相拥抱着躺在了潮湿的草地上，周围满是黄色的网球。
“现在太晚了，我们不能赶上电影了。”她说。
“那就改到明天晚上。”我说。
我们谈起了一个夏天的夜晚，当时荧火虫在我们家附近的草坪上是那么的密集，以致于我们唤醒了爱琳和内尔，并且从床上抱起了她们一起去看。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我俩取得一致意见，抱着孩子到各种事物面前。这些事物我们认识，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年龄太小了，无法记住，但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带着他们去看。
“我准备明天开始寻找一份工作。”她说道，“一个饭馆服务员的工作，我想。”
这使我大为惊讶，并且向后仰了仰身。我只能想象出自己被留在家中，照看孩子们；或者自己被圈在房子里，无事可做；或者自己穿着满是鸡蛋水的围裙做午饭。我告诉她不要去。“每件事情都在变化。”我说，“我可以感觉到。但是孩子们需要一件事情永远不变。请你不要去工作。”我想起了那些我在科尔格特曾经处理到垃圾堆中的所有拒绝信和那些被我藏到高尔夫球袋中的其它的拒绝信；我想起了我还没有收到剩下来的四所学校的回信。干是我要求她答应我不要再次谈起去找工作的事情。“请不要去工作。”我再次说道，“如果你开始寻找一份工作的话，我将会认为，那是因为你不相信我能得到一份工作。答应我，你再不想那种事情了。”当我说这句话时，我的眼睛直盯着她的眼睛。
“可能这些年来，我应该一直工作，而不是生孩子。”她说。
她突然流露出了非常忧伤的表情。我让她继续说下去。她谈了一会儿她在家中和孩子们在一起是那么的充实，但是有时候她又那么的担忧，也许孩子们哪天会不再想她，因为她没有像许多其它母亲那样拥有一份职业。“他们也许会认为我已经变懒了。”她说。
“不会那样的。”我说。
我正在寻找一些同情，于是我告诉了她关于那天下午我在棒球场的经历。“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做，”我解释道，“但是我就是无法抓住棒球。我的意思是，天啊，怎么会那样呢？”
“噢，”她甜甜地说道，“你仍然可以击出安打。”
她躺回了我的怀抱，然后叹了口气。“我喜欢怀孕时的所有事情，”她说道，“我最怀念的是我的大侞房。”
“大侞房是有点夸张了。”我说，“而且在8年哺侞之后，难道你不为这种事情的结束而高兴吗？”
“不，我将在我余下的生命中怀念它。”她告诉我。
我低头望着她，然后告诉她，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哪天也许应该再生另外一个婴儿。”我说。
她表示同意，然后她说：“我知道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你并不知道。”
“那是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我问到。
她摇了摇她的头。“不必介意。”她说
第05章　老友聚会
我开始感觉到坐在沙滩上不舒服了，因为这是我们过去在假期时习惯于做的事情，但是我并不是在休假，而且一个支撑着自己家庭的男人并不是在沙滩上一天又一天地消磨时光。最后，我们又落入了我们各自的日常习惯中了。每天早晨，我会坐在一张桌子前喝咖啡，同时测览我曾经写给大学的一摞申请信；而科轮则召集孩子们带着他们的物品去做每日的祈祷。她会装起野地午餐（“我要给你做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吗？”科轮朝我问到。）然后她会再次认认真真地开始寻找杰克的游泳短裤。再过一会儿，我就站在小型面包车旁与她们挥手告别，望着她们，直到她们消失在视线之外。再后来，我会克制住一股忧伤的寒意，蹬上我的自行车，骑往小联盟运动场。它在城市的外沿，在那儿我把自己的一桶网球和一个35英寸的球棒存放在了运动员休息室。在接下来的2至3个小时的时间内，我会站在本垒，以自掷自打的方式击网球，把球打进空荡的外场。我一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挥动球棒，一边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我已经提出申请教学工作以及我正在等待回音的大学学校的名单；并且当我停下来到外场拾网球时，我会梦想着把我们的孩子们搬回到那些天堂般的大学城中：那里的树木每逢秋天就会变黄、变红，并且在半空中形成圆拱型的树荫；那里有着电影院，我们在周末时可以去看沃尔特-迪斯尼厂出品的《老拉拉队员》；那里的杂货商店门前修建有苏打喷泉；在校园的一角是个花店，我可以在下课后回家的路上为科轮采摘玫瑰。
一天早晨，当我来到棒球运动场时，一个男人正在那里把高尔夫球打入外场。我在心中咒骂着他，转身返回了家。几天以后，当我再次来到运动场时，他也到了那里。
我们两人之间逐渐地形成了默契，就像男人之间经常出现的那样。他向我招了招手，于是我就告诉他，我本来应该和我的妻子以及我的四个小孩子一块呆在沙滩上。“我已经被解雇了，而且失去了我的工作。我正努力来解决这些事情。”我说，“我无法集中自己的津力，除非我一个人单独呆在一个地方。”
“嘿，”他和蔼地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
他曾经在缅因州南部的房地产经济萧条时期，在两年的时间内处于失业状态中，那时他的发展公司倒闭了。他被国家俱乐部开除了，现在就只能在这块珍爱的小联盟运动场的外场内打高尔夫球。他戴着一顶鲜红的芝加哥公牛队队帽，穿着一件短袖的马德拉斯狭条衬衫。我注意到他的手看上去就像孩子那样的柔软，并且没有皱纹，但是我猜想他大概有60岁了。他已经设好了一个想象中的三个高尔夫球的标准练习，而且他相信自己正在恢复以往的挥杆技巧。“我现在不能回去工作了，即使我有一个机会的话。”他告诉我，“我已经减去了那么多的体重，我的工作服都不再适合我穿了。”
我很敬佩他那优雅的性格，于是每天想着见到他。到了第四天，他来的时候为我另外带了一支高尔夫球棒，我就陪着他一起打高尔夫球。我偶然间提起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到波士顿参加我的最好朋友的聚会。但是我却感到有点儿紧张，因为面对他们时，我仍然没有任何工作的希望。“我知道这种事情，”他说，“一个没有任何希望感的男人也不会有一分钟的轻松感。”
他一语点中了我的情感深处，这使我受到了鼓励。我就继续说下去，告诉他我曾经体验过的那种奇异感觉——我总是向后仰去，就好像我要栽跟头似的。
“我也有这样的体验。”他说，“你应该记住那不是你的错。你并没有强暴过大学院长的妻子，不是吗？不。现在这都是整个该死的国家造成的。一个男人不能得到任何的休闲，至少对于白种男人就是这样。记住这一点——无论何时，你感到要来责骂自己，那么就看一下周围的世界。那不是你的错，那是该死的社会的错。文明正在堕落，我的朋友。这是噩运当道的时期，所以这不是你的错。”
多么悦耳的音乐啊！这让我感到轻松。它把我内心的疑虑责难于社会体制上，然后让我抛开了任何个人对所发生事情的责任。但是我仍然害怕去面对我的朋友。在聚会的前三天，我告诉科轮我决定不去了。“我确实无法想象，我到了那里，却得夹着尾巴做人。”一天晚上，孩子们都已经上床睡觉了，科轮正在长沙发上叠洗过的衣服，我就对她这样说。
她无法理解。“他们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好的朋友。”她说。我看着她的手，她正将孩子的袜子配成对，并且叠起她们的衣服和衬衫。她把每个孩子的衣服归成一堆，而且她知道哪件衣服属于谁。这使我感到有点惊讶，我思考着她在买这些衣服时，我在哪儿；当她教会了我们的孩子如何自己穿衣时，我又在做些什么事情。在过去几年的某个时间，我好像已经承认了一个事实，我从来没有像科轮了解孩子们那样地来了解我们的孩子，而且我将永远不能说明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阶段内家庭中所发生过的事情。
我走到了一旁，并且告诉了她所有的工作拒绝信的情况。“你从来就没有问过我，”我说，“但是到目前为止，拒绝信已经有21封了。”
“这有什么关系。”她说，“你将找到一份工作，我知道，同样你的朋友也知道。”
我看着一摞一摞的衣服。“每个衣衫仍然是如此的小。”我说道，并且拿起了一件白色的T恤衫来叠。
“并不像过去那样小了。”她说。
“啊，但是，她们仍然需要走一段漫长的人生路。”我说道。我把脸贴在了一小件毛绒绒的衣服上，呼吸着上面的婴儿香粉的气息。我把那件衣服递给她。“闻一闻。”我说。
她笑了，并且问我是不是记得，当我们住在依阿华州时，爱琳曾穿过这件衣服。
“当然。”我说，但是我并没有记起。我已经忘了。
她说：“我猜想，当卡勒长大了，不再需要这些婴儿的衣服时，我将不得不把它们送给别人。”
我看着她，而且可以肯定她正在等着我来拒绝这个事情。“我们难道不再生育孩子了吗？”我问到。
她盯着我的眼睛，笑了笑，然后耸了耸她的肩膀。“我不知道。”她说道，“如果我们不能生孩子了，那么，请你不要告诉我，好吗？”
“好吧。”我说。
“而且当你去波斯顿看你的朋友时，你没有必要假装自己并不惶恐。”
“惶恐什么呢？”我问到，“我的意思是我确实惶恐了。”
她听了这句话，流露出内心极大的不安。最后她对我说：“照看好你自己，这就是我想说的。”
在去波士顿的路上，我坐着格雷霍德公共汽车，一直考虑着这些事情。同一时刻，我的朋友也在赶着他们的路来聚会。吉姆-罗宾森现在是在佛罗里达当律师，他要乘飞机前往波士顿。约翰尼-伍德库科也是一位辩护律师，约翰-布雷弗德则是一位整形医生，二人要从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缅因州的班格尔——驾车前往波士顿。吉姆-怀特在圣弗兰西斯科市是一所大学的院长，他要从那里乘飞机前来。在8年级时，布雷弗德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圆胖的男孩，有着一张圆圆的脸庞和红色的头发。他是一个可爱的家伙。他会对每一位女服务员微笑，就好像他已经坠入了她的情网；或者就像他认为自己只有赢得她的芳心，她才会把菜单送给他。罗宾森是一个士兵，有着灵敏的机智和坚实的拳头。伍德库科是一个思想家，他在家里的7个孩子中排行第四。吉姆-怀特总是迈着大大的有目的的步伐，这种步伐很符合他的性格。
我曾经从贫穷的城市边缘走入他们的世界。我的方式是取得他们的亲密感。我很是幸运，有一次观看到他们的豪华生活——女佣人清理他们的房子、他们厨房里的食品橱装满了食物、他们的院子宽广得足以进行足球比赛、他们在海边拥有敞篷车和避暑营地，他们的父亲是律师和医生——我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其中一部分。布雷弗德的房子连着一个仓库，而且仓库的阁楼内有一个篮球场，它大得足以进行全场的篮球比赛。在走到通往仓库的后楼梯时，你要穿过一间小书斋，在那里有一个钟形的玻璃罐，里面装满了硬硬的糖果。如果没有旁人在场时，我经常会停下来，用糖装满我的口袋。令人惊异的是那个罐子里的糖会不断地被人更换，并且再次装满。这一个小小的细节点燃了我的欲望。我要来证明自己也值得生活在那个世界里，在那里成年人拥有着额外的金钱和美好的事物。
当我长到17岁时，那个欲望驱使我来到玛莎韦尼雅德岛。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那里的避暑旅馆当一名洗碗工。到了我20岁的时候，我已经被提升得足够高了，完全可以帮助我的朋友找取工作。所以在妻子和孩子以及工作把我们引向不同的方向以前，我们可以度过在一起的最后的夏日。那年夏天，我们一起住在旅馆四楼的雇员寓所，隔了几个门住着一群漂亮的女服务员、酒吧女招待和鸡尾酒会女侍者，她们全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女孩子。这是一个梦，并且它使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相信，我有能力拥有它，并且创造出美好的事情。这是一个证据，它证明我必须相信我的生活命中注定是非同凡响的。
那就是我，我想，我是一个经常穿梭四处的重要人物，那就是我一直是的人物，而且那就是我仍然是的人物。
在我步人帕克宾馆时，一些旧日的自信正是我想要追求的目标。仅仅是一些旧日的自信！
一个门口接待员装扮成了使罗，穿着一件滑稽的黑色披风。但是当我把我的旅行包递给他时，我想我看到他狞笑了我，这使我感到头晕目旋。
当布雷弗德和伍德库科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走进门厅时，夜幕已经降临。我望着他们，他们已经不再是我终日梦想中的男孩子了，好像突然间成了两个男人。他们像男人那样进入了一个城市，掏出了他们的信誉卡，出示了他们的证件。
我们就一块去罗根机场迎接罗宾森。当时我正好从他身边走过，他叫住了我。他的头发已经完全变成了灰色，我刚刚能够认出他来。
第一天晚上，夜深时，罗宾森告诉我们，他正在失去他的妻子。他可以感觉到这件事情。“天啊，”他说，“我甚至不能解释为什么。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婚姻就像自然环境，它可以承受一个巨大的、直接的打击，例如艾克森的灾难，但是正是缓慢的、持续的、一日复一日的生命的枯竭最终把它给扼杀了。”
我听着他的话，并且想知道我会不会失去科轮。如果我们将来面临那种时刻，当我们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当她能够对他们解释究竟什么事情导致我们婚姻的崩溃……“当你们的父亲失去了在科尔格特大学的工作时，崩溃就开始了，我们卖掉了我们的房子，而我却多么地喜爱那所房子。于是我们搬迁，远离了我们所有的朋友。然而你的父亲从那以后就不再和我们共度时光。他每天闲荡于一个小联盟运动场，和某个男人一起打高尔夫球；而且他并不承担所发生事情的责任，他只是四下游走，责骂这个世界，并且坚持认为自己是某个重要人物，他值得过一种特殊的生活。”
在旅馆的第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回想起我被解雇的那天晚上，曾手拿一个打火机在房子中徘徊，盘算我们所拥有的财物哪些可以卖掉。我又想象着，某一天我将在一个不熟悉的房子中拜访我的家庭。我看到我自己已停在门前，举手敲门。
我曾认为我们将会在整个周末欢笑不已，但是大多数时间，我们却是静静地坐在一个公园的长椅上，就像保罗-西蒙昔日的歌曲中所唱的那样，而且我无法摆脱那种头晕目旋的状态。我们谈了很多关于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夏日的事情。当我侧耳听着我的朋友们描述那段日子时，我回想起了旧时的房客和他们的奇特之处。褒曼夫人已经90多岁了，但是不管大海是多么汹涌，她仍然每天早晨在海水中游上一英里。沃尔德先生和夫人每个星期天晚上会到音乐室弹奏他们的乐器，他拉他的大提琴，而她弹她的钢琴。他们曾经到过奥地利。每当他们结束演奏时，旅馆的客人就会鼓掌，并且聚集到他们的周围，于是沃尔德先生就会忧伤地摇着他的头，说道：“并不十分完美，演奏的并不十分完美，对不起。”
我说起了一个年长的妇女，她是艾轮夫人，在25年以来我没有想起过她。我在连续的两个夏日，每天早晨为她送去同样的早餐：3个小小的熟鸡蛋，一个5盎司杯子的不加糖的葡萄汁饮料、不加奶油的整块烤面包以及一份《纽约时报》。她年已九旬，而且喜欢和我谈话。在那些早晨。我会骑着一辆侍者的自行车，用一只手托着上面放有她的早餐的银盘子，前往她的农舍。一天，她告诉我她将和一些朋友参加一个日落航海活动，问我能不能给她送来可靠的天气预报，这样她会不胜感激。那天下午，我到了海滩上，一个救生员告诉我雷雨警告已经张贴出来了。我一路上快速返回城市，去告诉艾轮夫人，尽力想着让她避开这个海上的灾难。我发现她正坐在旅馆游泳池的旁边，和一群女士们在玩扑克牌。我走到她的桌前，她背朝着我，但是一个女士做了个手式，示意我的到来。当她转向我时，我急切地说道：“我听到了天气预报。”她的脸上失去了血色，一片苍白。她的下巴尊了下来，而且她摇晃着她的脑袋。“不，不，”她用责备的口吻说道，“我现在正在享乐呢。”
“当她这样说时，我想要勃然大怒。”我告诉我的朋友。
“你把它看得有点太认真了。”布雷弗德说，“一旦你被提升为夜班经理，或者不管当时你是什么职务，你几乎和我们这些其它的人们连话都不说了。我们在你的注意之外。”
“你在说些什么？”我说。
“听着，”他说道，“你必定记得，你曾经在餐厅拥有你自己的私人专用桌子。你穿过那些红色的裤子。”
每个人都笑出了声，只有我除外。于是他开始讲述当时他曾经提醒我记住自己是谁的那段事情。有一次，我在餐厅开始和客人们一起进餐。他的职责是给我送一小块正方形的黄油，并且给我的水晶杯中倒满水。一天晚上吃饭时，客人们身穿礼服和晚餐甲克从我的桌前经过，我就向他们表示问候，而他就一直向我的杯子中倒水，直到水溢了出来，洒了一桌子，而且弄湿了我的胯部。“先生，请好好用餐。”他说道，然后把他的脸扭了回去，推着车穿过餐厅走开了。
猛然间，我想起了整个事情的过程。当时我是多么希望能够讨好旅馆的客人们和主雇们啊！由于当时时逢夏季，这竟使我处于了极其难堪的境界，站回到了其它工人们中间。在当时的美国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挤向紧闭的权威之门，这是每一代年轻人都会做的事情。于是，轰地一声，门从折页上裂开了。我们并不是用图书馆来定义我们自己，而是用我们所受的限制定义我们自己。而且当你年轻时，你知道要依据设置在你周围的边界来认识你是谁。那年夏天，当边界都突然消失了，我只是感到些许的迷们。二十多个旅馆的青年工人藏在佩恩街道旁的玫瑰花丛中，拿着熟透的西红柿扔向7月14日引导游行队伍的彩衣警卫，一个夏日的警察用真枪实弹开了火。事后，他表示了歉意，并且说那是一个意外事故。当时我就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小子50岁的相信他的人。旅馆的厨师也像我那样爇衷于讨好富有的客人，他每星期要用两或三天的时间来为餐厅的头等桌制作漂亮的冰雕。他会像外科医生那样地进行工作，从冰块中雕刻出一条美洲青鱼或者一艘捕鲸船。我没有加入那伙人中，他们闯进了可以步行进入的冷藏室，并且把他的一件杰作放到了指示灯下，于是到早晨时，它就变成了一个雪球。那年夏天，在客人和工人之间一直维持的脆弱的休战终于瓦解了。金-扎菲是一个80岁的客人，他企图拉起一个女服务员的短裙。这个女服务员是史密斯大学的俄罗斯历史专业的一位羞怯的学生，而且每个人都喜欢她。于是一些工作人员报复了扎菲先生的贪婪好色，在他睡觉的床上洒满了软壳的蛤蚌。
我记得自己也想加入到这些恶作剧中，但是我更希望自己被夏日的人们所喜爱，因为我知道正是他们代表了工作和特权的赏赐。如果他们喜欢我，他们将使我免遭噩运；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使我免于退回到我正极尽全力抛在身后的那个世界。我坚定了一个罗曼蒂克的信念，如果我小心认真地按照制度做事，那么我将一直能够为我的家庭和朋友带回美好的事物。
在波士顿的那个夜晚，我感觉到我从来没有走出过我以前的恐惧陰影，完全没有长大成人。当其它人都已经睡着觉以后，布雷弗德就和我一直谈话。我试着解释我在夏日旅馆时的所作所为。“我比你更渴望得到他们的金钱。”我说。
“去你的，”他笑着说道，“你只不过是一个傻瓜而已。”他伸出了他的手，并且告诉我扔给他一些东西。“任何事物，”他轻声说到，“把房间钥匙扔给我。”
我那样做了，可是钥匙却掉在了地上。
“你根本就接不着它。”我告诉他。
他对我说，这个星期他刚刚得到医院的诊断，他准备到早晨时告诉我们大家。
“我患有多种硬化症。”他说。
他继续说道，有时候他全天都在幻想他周围的所有事物都被毁掉了。他说，一个灾难降临了，突然间所有赌博都结束了。他带着某种寓意详细地描述着：成群的武装暴徒袭击了城市和乡镇，生活变得无法忍受，我们预先定好了在某一天全体撤退；我将带着我的家庭，伍德库科、罗宾森和大吉姆将带着他们的家庭；我们一起沿着缅因州的公路返回汕蒂角，到布雷弗德家的宏伟的避暑营地。我们将保卫那块土地，种植我们自己的食物，为儿童讲解日常的课程；并且如果事情变得无可救药，我们将登上他那大得足以装下我们全部人员的游艇，横渡大西洋。我们在分开那么长时间后，又将再次生活在一起。
“有时我希望有机会来让我自己反抗所有这些事情。”他说。
他忧伤地说：当拿破仑的军队增大得使他无法知道每一个军官时，拿破仑就在那些适于提升的军官名字后面写上一个问题一“他是不是幸运呢？”然后他就派他的人去调查那个人是不是个幸运者。
“我们都是幸运的人。”他说，“我们身体健康、招人爱。你知道——受到赏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自由的。”
他告诉我说，我一直都是最幸运的人，可我的内心深处却感到隐隐作痛。因为我开始认识到：我一生都在努力前往一个地方，如果到了那里，我在朋友的眼睛中就会成为某种类型的英雄；但是现在我却正好绊倒在自己的脚下，而此时我的朋友却需要依靠着我。
快要睡着的时候，布雷弗德问我，下一年事情将会怎样。我对他说了假话。我告诉他我有着某种美好的前景，我期待着哪天将听到好的消息，他竟然完全把这些话当了真。
在宾馆里面，如果你起床起得太早了，那么你会破坏所有的乐趣。我根本就睡不着觉。整个晚上，我都在过道中徘徊。我看到了美丽的餐厅女侍者，她竟来不及画上她的睫毛油戴上她那加了衬垫的侞罩。在门厅中，树上的叶子看上去是那么真实，而事实上，它们是用塑料油刷的；在靠近电话房的桌子上，有一个香烟头，上面印着一对红唇的印迹，它被人丢在了半杯姜汁浓啤酒中，流出了血一样的红丝。这正是破晓前的时刻，这正是幻觉消失前的时刻。橡树家具、闪烁的镀过铬的器皿和海上的绿藻宣布到：你是一个贵族，有着惊人的成功，我的朋友，于是这里是你的私人俱乐部。那个门口接待员小心地看着我。他正在幕间休息，而且没有穿上他的佐罗长袍。他看上去有些迷惘，而且有些屈材。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是在等候我，等着护送我返回房间，并向我说明：我曾经一直相信的那些关于我自己的真实事情仅仅是某种骗人的戏法。我无法看懂他的表情，无法说清他是不是准备朝我尖叫——嘿，先生，你他妈的还在期待什么呢？或者我无法说清他是不是想要警告我——不，不，不，回去，回去睡觉吧，先生，你是不允许看到这边的全部事情的，回去，我求你了。
我坐上了夜班车返回家。当每个人都离开后，我站在我们房子的窗户前，低头看着城市里狭窄泛灰的街道。我记得大学期间曾和一对兄弟会的哥们儿来过一次波士顿。我们到了哈佛广场。当时一个反对越南战争的狂爇分子动用了暴力。警察就骑着马践踏学生。我们在东北大学的一幢女生公寓门口停下来。那天夜深的时候，我站在一个窗户前，看到一个小伙子从侧面的街道走过来，他打碎了小汽车的挡风玻璃板，这些车子是靠着栏杆停放的。他摔得是那么用劲，以致于他的双脚跳离了地面。我记得自己被吓坏了，并且想着我自己不希望处于美国生活的边缘。我情愿去做任何事情来让局内人接纳自己。因为我们都相信那里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安全，并且人们多么地渴望涉入其中。
当我站在窗户前时，我不停地对自己说，情愿做任何事情，来讨好人们，努力让别人喜欢自己。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我感到为自己而恶心，并且确信我在科尔格特大学的上级和校长已经在我的身上看到了这个缺点。可能为了取悦于我的学生，我曾经做得太过分了，给出了太多的高分，或者远远跨越了那条必须把教授从他们的学生中隔离开的分界线。
在结帐时，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于是我坐在门厅内看着另外一个门口服务员，他正在用不同的鞠躬和点头的方式向那些他期望会给他小费的客人们问候。随着每一分钟的流逝，我开始觉到自己越来越相信，我将再也不会被聘用为一个教授了；我越来越相信，尽管我是坐在帕克宾馆内，但是关于我缺点的传闻已经传送到了我所申请的6个剩下的大学。
如果我没有一份工作，没有支撑我自己的方式，如果我的朋友们正好需要我，我又将怎么能够帮助我的朋友们呢？我想起了开车回家的布雷弗德，他的手指在方向盘上变得僵硬了；我想起他身上寂静无声而致命的疾病，当我们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就经常陪在我的身边。
我只是坐在那里，感觉到越来越对我自己感到恶心。后来，我转换了自己的思绪，开始考虑下一步我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极力克制着自己，使自己保持平静。我看到宾馆的客人们都穿着他们那可爱的工作套服，于是我想起了一系列我所认识的人物，也许他们能够帮我找到一份新工作。虽然我有着一个装满拒绝信的高尔夫球袋，虽然我再也不想去大学教书了，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可以做其它的工作。
最后我记起来一个人。大约二十多年以前，正好是我结束大学生活时，他曾经和我一起在寄宿学校教书。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我知道后来他离开了教育界，到波士顿的一家出版社担任一项职务。现在他已经被公司提升了，成为某个部门的副总裁。在我还没有想好问他些什么事情前，我就先给他拨通了电话。
“天呀，你好吗？”他欢叫着，“你在科尔格特大学的情况好吗？”
“很好，”我告诉他，“情况很好，但是我只是在这个城市中，并且想知道我可不可以去看你。”
“当然可以。”他说。于是他邀请我去吃午饭。
他也是穿着一件漂亮的工作套服。于是我们就在他的办公室大楼的自助食堂内排队，等待着共进午餐。此时，他的BP机响了。“真糟糕，”他说道，“我会立刻回来。”
“你想让我为你点些什么东西呢？”我问到。但是他已经转身离去了。我跟着队列向前移动。也许我曾经说过一些什么事情，这使得厨房工人认为我已经定好了炸童子鸡。当她把这道菜递给我时，它看上去糟透了，但是我并不具有勇气来拒绝它。
我坐到了餐桌前，周围都是身穿工作眼的人们，他们正在谈论业务方面的事情。当我等待着我的朋友时，我一直极力控制着我的呼吸，我感觉就好像自己又回到了夏日旅馆，想着要发火。
最后他回来了，啃着一个红红的苹果。“吃午饭，”他说，“我刚才得知我有一个会议，我很抱歉。”
我开始站起身来，但是他说：“不，不，我仍然有几分钟的时间。这真是太棒了，你的情况怎么样？”
我用了很大一会儿的时间才向他说明想找一份工作，我极其认真地斟酌着自己的话语，使这听起来就像我确实并不需要一份工作，而是想着涉入一些其它工作的可能性。我记得自己告诉他我现在有着四个孩子，而我又需要更多的钱。
“绝对没问题，”他说。然后他问我有没有时间等到他的会议结束。“会议大约是一个小时，顶天了。”他说。
会议结束时，大约又过了将近两个小时。整个自助餐厅的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塑料椅中。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上小学的小男孩儿。当他最后回来时，我们谈了好大一会儿。他非常和蔼，但是我可以看出，对于他来说是很难开口告诉我他将不能够帮助我。“我真的不认为你是想在这里工作。”他说。
“也许你能够把我安排到公路旁，去卖书，”我说：“这不是一个我会不会卖书的问题，不是吗？其实我的意思是，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卖书，因为我把文学卖给了没有阅读过它的学生们。”
他看上去像是感兴趣了，但是最后他说：“事实上我们这里所雇佣的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刚刚离开大学或商业学校。如果我要推荐你的话，那看上去就太愚蠢了。人们会想我这做的是什么事情。人们将无法理解。”
“是的，”我说：“我理解。”
但是当我坐公共汽车回家时，我为自己而感到羞耻，我无法设想我将如何面对科轮。我的脑海中一直浮现出所发生的事情，我不断修改这件事情，并且极力想要摆脱一种我已经体验的情感：这个人完全了解我的事，可是我却没有自知之明。
随后的几个月，时间看上去非常充裕。我已经不再试图去现实世界中寻找一份常规的工作了，因为我深深地记得，当我和那个朋友一起等待电梯时，他感到了不舒服。当时我已经告诉他我不再是科尔格特大学的教师了，同时说明了我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再去教书。每当我说出下一句话时，他的脸色就变得更加苍白
第06章　看房子
我回到小联盟运动场，并且告诉那人，我对和朋友们在波斯顿的聚会感到伤心。他告诉我说，我是一个罗曼蒂克主义者；并且告诉我说，我需要找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我想要完成的。
“什么时候完成呢？”我问到。
“现在，”他说，“如果不是今天，那么就是下个星期。”
当我们在打我们的高尔夫球时，我思考了几分钟，然后告诉他，我所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在我们所剩下的钱还没有花完以前，我想用这笔钱买些东西。
“买些像什么样的东西呢？”他问。
我立刻想到了答案。“一幢房子。”我说。
“那么就去做这件事吧。”他说道。
“我将必须把我们所有的钱用于分期付款的首期交款。”我说，“而且我还不能够承担每月的抵押款。”
他笑了笑，说道：“听着，在这片国土上的每个房子都不会驱逐一个有四个孩子的家庭。请相信我。而且银行并不会从它们已经接手的所有其它的房子中最先选择你的房子，要求你付款。”
几天以来，我不再考虑别的事情，只是想着如何让科轮和孩子们住回到一幢属于我们的房子中。我记不清自己看过多少房子，并且我也记不清自己在电话上和多少个房地产经济人交谈过；但是无论何时我感到自己灰心丧气了，我就返回到小联盟运动场进行另一番有劲头的谈话。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商人使自己度过了破产，并且带着他的一个名叫默西迪丝的女子以及他的8个卧室的房子逃避了债务。他的方法是，让他的律师给银行写了一封信，说他拥有大约90万美元。“我让银行毫不怀疑地相信他们可以接受我的奉送——那是百分之五的利息——否则我就会自杀，如果我自杀了，他们将什么也得不到。那就是当今时代你在打球时的方式。我的前合伙人则设法从堪萨斯的存款和贷款中提取了大约140万美元的现金，然后搬到了马来西亚，这和默轮斯以及洛克菲勒在上个世纪末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一个人如果能够站立着思考，并且坚持他的愤怒，那么他将赢得最好的运气。
我寻找房子的活动仅仅支持了他的理论——社会系统内的某个事情出了问题，但是我本人并没有错。在报纸的已经划分好类型的版面上，房地产广告恰好是挨着三个不同的食谱和减肥方案的广告。社会系统被它们现在称作是体重减轻系统。当然，如果你在房子中并不瘦，如果房子使你感到自己胖了，这样的房子又会有怎样的好处呢？在报纸的相同版面上，有人正在兜售一件14号的结婚礼服。广告这样说：永不磨损。我却猜想，它过于肥大了。
我用大量的时间来查阅每天的广告，寻找着那些看上去像是一个诚实的房产经纪人。一个广告可能这样说：你好，我是凯利，正在出售一套三个卧室的平房。这在过去五年内，已经是第十次了。因为买过它的人们最终都讨厌了下雨时从地下室散发出来的气味……多么高明的修理工，平稳地挣走了你的血汗钱，而且又给这间美丽的充满阳光的房子装配了一个完整的地下室和一个疯子。疯子每天在午夜时分开车到来，身穿一件黑色的野马衫，带着一台喧闹的录音机，因为他旧时的女朋友过去一直住在这儿。有些晚上，他停下了他的卡车，并且架起了一个小小的圣台，以纪念这个小女孩。而圣台就摆在你的草坪上。
你很快就理解了大多数房子并不是由于快乐的原故而出卖，因此，当你要买下一幢房子时，某种程度上你也正在买下一份其它人的悲伤。我猜想这个缘由也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房地产商业活动中会有那么多的欺诈。关于一幢房子经常有着隐秘的方面。但是你仍然要敬佩一些房地产商人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津神。有这样一则广告，它刊登出一张售房人在半空中的照片，他的笑容就挂在他的小胡子上，而且在照片上写着这样的一句话：“你的快乐也将是我的快乐。”
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在他的朴实中，他已经触及了我们大多数人所顽固坚持的一个中心信念。这个信念包寒着西方文明中诚恳的拥抱礼节。这个信念就是对一个事物的占有必须可以带来欢乐。我就像准备住下的人们那样拥抱了它。而且我猜想，当那个房产女士第一次见面和我握手时，就在我的眼睛中看到了这点。我曾听说在卡斯科海湾里的岛屿上生活费用是低廉的。于是我们雇了一个保姆，让她白天照看孩子们。我们就乘船到房产女士家看房子。这位女士我们过去从未见过。当她站在我的面前时，我却感到了迷惘。她身穿着鲜艳的橘黄色的短衫，在她的胸前印着“太阳崇拜者”的字样。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抬起头，我就感觉她的衣衫像是在说动物舞会。
她开车带我们环绕了岛屿。科轮坐在前排，挨着她，而我就坐在后排。我们驶过了一个带着小女孩散步的男人。她“嚓”地一声放下了车窗，并且向车外叫到：“莱斯特，她每天都长得更漂亮了！”然后她又“嚓”地一声拉上了车窗，踩下油门。她对科轮说道：“那个小女孩的母亲是本岛最丑陋的妇女。一个那么丑陋的妇女却生出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儿。你难道不为之感到惊讶吗？”
她带我们参观了一处靠近美丽的码头的地产。我们跟在她的身后，她就用手指着一片树林说道：“这些树木值一大笔钱。看看这些松树吧。它们就像少女一样的纯洁，树上几乎没有太多的节疤，你可以雇佣一个工人，用手提电锯来伐倒它们，而且可以在本岛上进行加工。我敢打赌，你可以用它们建造起你的整套房子。”她伸出手，用染成红色指甲的手指在一棵树的树皮上轻轻划过。“啊呀，”她尖叫道：“这些树是如此的棒，我简直就想自己买下这块地产，并伐倒它们。”
也许我们并不想要地产，我说。也许我们应该去看一两套房子。
一个当地的捕虾人所拥有的农舍售价是169000美元。屋子里是这个人的两个儿子，他俩正没津打采地坐在沙发上，在大白天看电视。我就和他们呆在一起，而科轮和那位女士去看每间房子。电视上正有一个男子在做饭。“你们俩人对如何做饭感兴趣吗？”我问到。他们耸了耸肩。我又指着窗外的一些小岛。“你们知道这些岛屿叫什么名字吗？”我问。他们摇了摇头，并再次耸了耸肩。早晨在我们离家去坐船前，我和爱琳一起吃早餐。我告诉她我们将住到一个岛上去。“也许我们将买下一艘旧捕虾船，”我梦呓一般地说道，“然后把它修理好，改造成一艘食品船。这样你、你的姐妹们、杰克和我每天早早地起来，到大陆上去买食品，然后，我将把食品带给住在岛上的人们。”
“我们又怎么会知道他们想要些什么呢？”
“噢，他们会在头天晚上给我们打电话，这样，我们就让他们定货。于是在选择食品时，我们就可以采购到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了。”
“噢噢。”她说。
现在我决定放弃这件事，因为我担心她将会和岛上的这些男孩子优会。他们在明媚的夏日的白天竟然果在家中看电视上的作饭节目。这正是我拼命工作想要逃避的那种缅因州的生活。
回到了小汽车上后，那位女士告诉我们，捕虾人自己建造这个房子时用了一万六千美元。现在他已无力纳税，只好出售房子，而它每年几乎增值四千美元。“他卖掉房子后，将是一个富有的人。”她说：“当然，他只会把钱全部浪费到饮酒上，因为他是个骇人的酒鬼。如果你不和他结婚，他仍然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就这样猜想。”
她告诉我们，她必须开车到她的家中停下几分钟，因为她正在进行一笔私人交易，申请一个房子的平等贷款，并且早上的时候，银行已经派专人到岛上来估价她的房子。
我们到了她家，她就和估价人进行简短的谈话。我和科轮坐在满是天竺葵的地上，遥望着美丽的卡斯科海湾和波特兰的漫长海岸线。几分钟后，我们听到她在厨房中的喊声：“看、看吧，你最好不要小瞧了这个地方，这就是我能说的所有的话。你可以把它叫做木装农舍，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些情况：这个房子地板上铺着的磁砖是在意大利生产的，再看看这些窗户，它们比安德森窗户更好看！”
在她把我们送到停泊在码头上的小船上以前，她最终又领着我们去看另外一个房子。那是一个美丽的装有白色护墙板的农舍，有着黑色的百叶窗，一个年老的妇女单独住在那里。尽管它并未正式挂上“等待出售”的牌子，但是房产女士已经和老妇人的两个儿子私下商定好了。这个老妇人的两个儿子正计划着到秋天时来帮他们的母亲收拾行李，然后把她安置到新泽西州的一个有护士照看的房子里。
事情再次发生。我抬头看了看，并且期待着看到动物舞会。她两脚分开站立在那儿，一只手拿着一块护墙板，她的退已经被太阳晒成了棕色。当小船划离码头时，我看了她好长时间；而且我感觉自己再次向后仰倒，就好像我第一次看到了美国。我的意思是：当我低着头向前耕耘，并且沿路上装满我的口袋时，美国竟然变成了这么个样子！
当她爬进她的卡车，然后开车上了小山，去她的下一个指定的地方时，我观察到她停了一次，并且向一个捕虾人招了招手，那个捕虾人正在驶入码头。我揣摸着这是不是我们刚刚走过的房子的主人。这是不是男孩们的父亲。我看到他正沿着船上的甲板走了过来。我考虑这件事情的内涵：一个人用1.6万美元建造了房子，数年过后，一个穿橘红短衫的女士告诉他，他的房子值十倍原先的钱，而且她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她已经出售了这幢房子和他所知道的房子中的每个物品；他过去习惯于每天在这所房子中走动，而她却已经卖了5或6倍的巨大一摞的钱——这些钱与他多年以来所知道的土地和房子相比较，看上去简直就是不真实的东西；而且如果他的房子值10倍他所知道的房子价值，正如一个胸前写有“动物舞会”字样的女士所告诉他的那样，那么他工作的每一天又值什么价钱呢？那么他的婚姻值什么价钱呢？那么他用一个下午教他儿子们来学会他们窗外的岛屿名字又值什么价钱呢？
在这个下午，我全都看到了——我曾经逃离的生活和我正要前往的生活、贫穷的低音音调和富有的尖锐高音。一个男人要想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敏感点上找到他的位置，他就必须具有判断力和理智的调节能力。我思索着这些能力是不是我所不具备的能力；或者是不是我在致力于讨人喜欢并向前进步时所放弃的能力；或者是不是我在向前冲的沿途的某个地方失落的能力。
那个晚上，当我散步返回时，科轮和爱琳坐在一起。我走进了杰克的房间，在他还睡觉时把他抱了起来，带他到浴室撒尿，这样他就不会尿湿他的床了。我抱着他进了起居室，并且把他展示给科轮和爱琳。“难道他不漂亮吗？”我说。然后我看到爱琳正望着他。她不禁笑了起来，并且拍拍他的脑袋，最后亲吻了这个在醒着的时候整天折磨她的男孩。
我把杰克放回到他的床上，然后我走下楼，来到起居室，并且打开了收音机，聆听着红袜乐队的乐曲。收音机传出了多那凡演唱的一首老歌，于是我开始大声唱起了它。当我看到爱琳露出微笑时，我就开始全身心投入其中，歌声越来越宏亮，最后竟独自在起居室的地板上，疯狂地跳起了即兴的爵士舞，直到我上气不接下气。“嘿，看看这个新的舞蹈！”我在音乐声中叫喊着：“真正的庄园舞蹈！”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手舞足蹈的傻瓜，转动并摇晃着身体，同时吟唱着抒情诗，并且伸出我的手做出讨钱的动作，然后把我的口袋全部翻了开来。爱琳大笑着，而且站起来试着陪我一起跳舞。“看一看这个镜头！”我唱到：“这个镜头让你有怎样的感受？让你背上债务满面忧愁！看你还有什么其它的事情去着手！”
我知道我已达到了荒唐的边沿，但是我仍然继续。现在转入一个更缓慢的歌曲的旋律——“《在街道上你住哪儿》”，它选自“《我的美国女士》”。“现在有律师了，在城市的这个部分，并且他们已经——”当我看着科轮的眼睛时，我看到她正在哭泣。
“出什么事儿了？”我问她。
“你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她说。
“我只是想让你们欢笑。”我说，同时关低了收音机的音量。“我很抱歉。”
“这并不好笑，”她说：“这吓坏了我，你看不到你自己，但是我可以看到，而且我们全都吓坏了。”
我对此事的感受就像是下了地狱，而且我告诉那个商人，我正在放弃房产市场。“现在只有金钱四处泛滥，”我悲痛地说，“而我们的银行收支余额却一天一天地减少。”
他说我太敏感了，“看，这里有一个上佳的想法。”他说，“拿上你所拥有的全部的钱，将它送给一个朋友帮你保管，然后申请你所能够申请的所有的信誉卡。当他们问你，你的收入是多少时，你就写下任何一个六位数字。把你的信誉卡最大限度地都事先提取成现金，用做你的分期付款的首期款项。先生，你现在应该满腔怨恨。你在那儿需要的是气愤和伪装。在你买下房子后的一个月内，你给信誉卡公司写一封信解释你已经失去了你的工作，你破产了；并且如果他们逼着你还回他们的钱，那么在他们吃完午饭还没有回到办公室前，你就会立刻破产。如果你仍然没有一个电话控制装置的话，你也要买上一个，这样你就可以挡住来自收款办事人的电话。相信我，他们将会打电话。他们是唯一在圣诞节早晨和复活节星期日工作的人们。但是请记住，运气是在你这一边；在我们这个国家并没设置一个负债人监狱。也请你记住，信誉卡公司是由银行管理，而且是由你想着去会晤的一些傲慢和愤世嫉俗的人们所躁纵。你知不知道他们把自己卖给了穷人？当然，因为穷人需要伪装，他们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还清他们的收支均衡。对于银行来说，则有丰厚的利润，我的朋友。实际上，在他们业务中的‘赖债不还的人’是一些每个月偿还他们的银行收支均衡的家伙们。这就对了，他们叫他们是‘赖债不还的人’。现在，告诉我，那是不是愤世嫉俗的绝顶呢？你——我的朋友——需要满腔的愤怒！”
第二个星期的一天，在我从小联盟运动场返回家的路上，我停在了药品店来选购一瓶治疗水痘的药水，因为我们家里的四个孩子都患了水痘。我们已经把二层楼宽大的卧室转换成了一个临时的医院病房。在那儿，我们按照用药说明把药水发给了每个孩子，而且我们在卡勒和杰克宽大睡衣的袖子上缝上了两指手套，这样他们就不会在他们经受折磨的睡眠中抓掉身上的硬痴。我不忍心去看他们浮肿的眼睛和他们布满伤痕的头顶。
当我在药品商店排队时，一个矮小且面色苍白的人穿着军队的工作服和靴子站到了我的旁边，手里也拿着一个药瓶。“您家里也有孩子出水痘了吗？”他问道。
于是我们开始谈话。“我乐意回家，帮助我的妻子。”他说，“但是我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什么类型的工作呢？”我问他。
“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他说。
我就用美妙的字词来设想他的公司的名字，令我失望的是他公司的名字却是杰菲-克林思。这个名字被大大的蓝色字母广告装饰在他的敞篷车的两侧，他恰好把车停在了我的附近。在我开车离开前，他告诉我他已经在商业中工作了三年了。“唯一不好的事情是工作小时数。”他解释道，“我通常每天工作10个小时，然后回家，吃晚饭，并且睡上5个小时，然后就通宵达旦地在办公楼内工作。你的情况怎么样呢？”
“噢，”我说，“我刚好失去了工作。”在我能够用我的职业经历迷惑他以前，他就匆忙走到我的身边，然后递给我一张他的名片。
“我正在投标一个庞大的法律公司，”他欢快地说，“如果我得到它，我就可以雇佣你。我们并不做窗户。但是正如我所说的，工作小时数是长的。”
我拿着他的卡片，谢过了他。在我的愤怒还没有升上来以前，我就静静地站在那儿，停了几秒钟。然后我开始低声说道——难道我看上去像个看门人吗？朋友，我可不想冒犯你我并不认为杰菲-克林思公司会成为我未来的工作。我是一个大学教授，你难道看着我还判断不出来吗？
第07章　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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