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那段愤怒的日子记忆犹深，或许是因为我费了太大的力气让自己相信我已经被人家解雇了，而这一切好像是我该得到似的。在科尔格特的最后的日子里，我本来就有点不高兴，但是这个新起的愤怒更令人“满意”，因为它是无形的、猛烈的、令人鼓舞的。当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做事倒不像年轻人，原因是我一直在十分努力地工作以博得他人的好感并且力争进步。现在我做得像个青少年了，这使我觉得终于心理平衡了一些。
一天早晨我的四个孩子都在可怜地哭着，于是我递给杰克一本蝙蝠人的喜剧书，又给卡勒一个小瓶子，给爱琳和内尔一些书和粘土，可是任何一样东西给他们都不能让他们止住哭声。我站在卧室的中间沮丧地垂着头，这时科轮走上了楼梯，她毫不犹豫地给他们每一个脱下衣服，对我说：“去准备澡盆吧！”我照做了。当我回来时，我看到孩子们都裸露着，正在一起做芭蕾练习。
我下楼来到厨房，心里正对妻子的高超“技能”满意呢！此时，国家大众广播电台传来主持人阿莱克斯-柴德威克的声音：“纽约州北部科尔格特大学来的W教授现在参加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一听到W教授的声音，我就想赤手砸碎些东西。他开始以一种单调而且沉闷的声音对最近股票市场走势进行乏味的解说。我听得出他话语中带着傲慢，就像几年前在科尔格特大学里撞见他时那样。那时是我们在科尔格特大学的第一年，一个星期日早晨，科轮和我带着孩子们去美丽的运动场轻松一下。当我们走过一个网球场地时，一个男人拦住我，告诉我，我们太吵闹了。我早就在一直打量他：他穿着网球服，手上戴着条纹护腕，这正好与他袜子上的条纹相配。他当时正在和一个矮个子玩球。“人们不能带孩子来运动场。”他对我说，脸上锁着眉头，并且他只要一开口，眉头就锁着。我想让我的大脑慢慢来考虑这个事情，最好在说话之前弄清楚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是这个学校的吗？”他皱着眉问，“这些设备是专为教员早晨准备的。”
我看着他的额头，又看了看他深棕色的眼睛。
“你是这个学校的吗？”他又一次问我。
我有点瞠目结舌，不知道说些什么。
他又说：“这些场地是让学校教员用的。”
我听见科轮从包围着网球场地的小径上叫我。我只知道，她的声音也在尽力地停滞我的思想。我有些受惊了，以致于不能为自己辩白。在这个街区我还是个新孩子，在我被批准保留职务之前，我不可以有任何敌人。
一个月以后，科轮和我去校长家里吃饭。当我从鸡尾酒上抬起头来时，看到网球场碰到的那个人正坐在我的对面。他是经济系教授，并且很快要被任命为学校议会的教导主任，还会建议现在的教导主任关于一些教员保有职务和提升的一些问题。我们已经买下了枫树大街的一个房子而且正憧憬着我们的第四个孩子。
这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生气，我在想该对他怎么办。在为壁炉砍干柴时，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情。我于是给科尔格特的W教授打了个电话，电话打到他的办公室。
“教授，我是NDR电台的斯考特-西蒙，我们现在已经收到许多电话是关于今早对您的采访一事。他们大多是这个国家您的同行们打来的。”
“我知道了。”
“好的，我想问您是否我们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给那些打进电话想跟您说话的人呢？”
“嗯，那好吧。”他回答道。
我谢了他。
当我给W教授打电话时，电话打到他家里，电话筒在我手中还暖和呢。“我是徒夫茨大学经济系的斯达雷-彼得森。瞧，今早我在NDR中听了您的讲话，我只想以上帝的名义问，你是怎样读完研究生课程的！”
那个下午我又打了三次电话，在刚好子夜前我以一种德克萨斯的口音又给他打了个电话：“W教授？我是蒂莱带尔教授，从奥斯汀打电话。你是一个肚子里只装有牛屎的人，你知道吗？”
那以后不高兴的事越来越容易发生了。一天当科轮正坐在厨房里喂卡勒时，我接了一个电话，是从收费代理处打来的。他们查到了我们的地址，极力地要求我们交纳遗留下的汽油帐单。“我们的记录表明你允诺月底前要偿付这笔费用，史奈德先生。”
“不，我从没允诺过那种事情，”我说，“上个月，我给我们房子定购了50加仑汽油；卡车送来了200加仑，这并不是我的错。”
“可是200加仑油已送到了你的去处，史奈德先生。”
“我没有要200加仑油。”
“我们已经跟您妻子说过好几次了。”
“噢，是吗？你现在正在跟我讲话，我不想让你们再打电话给我妻子了。”
“这样，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史奈德先生？”
“把帐单送给汽油公司。”
“我们没有送帐单，史奈德先生。”
“我会自己送去的。”
“那太晚了，史奈德先生。你在告诉我们，你要违背你说在月底前付帐的诺言，是吗？史奈德先生。”
“不要总是叫我的名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我要挂断电话了。”
“你不要那样做，史奈德先生。这里是收费代理处，难道它对你不意味着什么吗，史奈德先生？”
“这是一个比喻呢还是你想要一个回答？”
“它对你不意味什么吗，史奈德先生？”
“你想要听真话吗？”
“是的，史奈德先生。”
“真话是：不，它对我来说不是什么他妈的大不了的事，什么他妈的都不是！”
“谢谢，史奈德先生。祝你愉快。”
一次，我去小联盟运动场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那位商人。
“你有信用卡吗？”他问。
我告诉他没有。“我想我不能对我的收入撒谎。”
“你只不过在对一台计算机撒谎，仅仅如此，”他说。他已经对我没有耐心了。“这个国家完了，朋友。告示到处都是。AT&T公司辞掉了4万工人，它的股票在上涨！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他的声音有点儿颤抖，他的眼神透着茫然的神色，“它意味着合同破产了。”
他告诉我他的另一位商业伙伴的事，那人最近在达特茅斯的爱摩斯-塔克学校里教书。“他有一个从南方布朗克斯市来的非常优秀的黑人学生。在毕业典礼上我的朋友和那个孩子的父亲站到一起，问他，城里糟糕的事情怎么样了。那位父亲说：“教授，这些日子中的某一天你就会看到这里也会燃起火焰的。”
我们走进一片小树林，开始寻找我的球。“大多数我这个年龄的人不会得到的。”他愤恨地说，“我们创造了一个人民阶级，一个越来越庞大反而越来越被剥夺掉这个国家提供的好东西的下层社会。他们现在正在工作，把自己变得近似疯狂。我的一个兄弟在米尔抱其当警察。他告诉我有一整个亚文化的猎食群，真正卑劣的家伙，他们要让我们总有一天付钱。一定会让我们付钱的，因为他们会尖叫着跑到这个国家的郊区，跑到乡村俱乐部的头等茶屋，他们会用枪对着我们喊：‘交出钱来，你们这些笨蛋！你们过得太好了，活得太长了！’”
他的脸微微泛红，我都能看到他面颊上那突出的小血管。
“我们别找球了，”我说，“我可以买些新的。”
“不，不行，”他说。“自从我停止挣钱以来，我从来不会从丢失球的地方走开。这些球每个值一块多钱呢。”
几天以后，我父亲从宾夕法尼亚打来电话。我一听到他的声音就知道出事了。他讲述了一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何进了他们的房子，并且把卧室中沙发上我继母的笔记本偷走了。“我们就在隔壁屋子里，”他说，“你能想象得到吗？”
我的父亲是一个退休的牧师，仅靠一点养老金生活。他这一辈子从没动怒到伸出拳头的地步。现在他受惊了，而我离他又太遥远，不能保护他。我为此感到怕。当我听他说话时，我记起最后一次我们说话时，我说我有一份工作，在安全的地方有一套房子，这看起来似乎保证了我将能让他对我曾经要求过的唯一一件事感到满意，那就是当他们不能再照顾自己的时候，我不会让他和继母分开。作为一位牧师，他经常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在老夫妇身上，他一直认为这是可以想象的事情中最残忍的事。
“这些人走出城市，正在做这些令人生畏的事！”他在电话里喊着。然后他继续大声地、疯狂地说这个国家是如何在浪费，因为政府剥夺了学校祈祷的合法权利、认可了堕胎、收了中产阶级的税、给了私生儿的福利妈妈报酬。我从没有听他那样说话，也从来没有听到他如此生气。“战争中我已经失去了两个兄弟，”他冲我喊着：“查理-布莱克莱吉在诺曼底死去了，拉尔夫-布雷克在非洲被打死了，为什么？这些男子汉们为什么而死？”
我尽力想打断他，但是他仍然在说：“交税，那些钱又都用到哪去了！”
“别说了！”我大声说，“你不用付任何税！”
“我非说不可！我要告诉你刚才——黑莱锐-克林顿正在躁纵整个事情，他……”
“喂，爸爸，你要么认可这些，要么就别瞎躁心！”我也喊起来。我记得20世纪60年代末当他听到我取笑总统尼克松时，他是这么对我说的。我又说了一遍：“要么认可，要么不去管它，爸爸。记得吗？”
我没等他说话便挂断了电话，第一次我这样做。我离开屋子，开始沿着人行道跑向大马路，在十字路口处向右拐弯又跑了五里到了凡尔茅斯，一路上想着我的父亲是如何努力工作来支撑我。我记得一年冬天他接到的一份工作是刷洗牛奶卡车的内部，另一份工作是给货车装运东西。如果他在我的处境上，如果他的最后一份工资支票没有了，他是会去干任何一份工作，无论它的薪水多少，无论此时生活境况多么使他感到卑下，他都会凑合著活下去。
在凡尔茅斯，我跑过缅因州几家最华贵的房子。它们沿着路边植了树的宽大街道整齐地矗立于轻柔的斜坡草坪之上，面向大海。我继续跑着，身边擦过的有保姆，她们正推着婴儿车出来散步，还有慢跑的人，他们的胳膊准确地移动着，就像钟表的指针，他们的身体那么结实和瘦小，以致于我无法分辩他们是男的还是女的。一些汽车超过了我，有的司机正在打电话，我不停地跑，一直在想我多么希望能够照顾我的父亲，多少次我曾告诉他，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会为他而去那里。我疑惑他是否知道我缺少一些重要的东西，一些内在的力量或者自信心，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懦夫。我来到了老滩路，我们在回到缅因州时的那些日子里曾经开车来过这里，这里站着一位警察，禁止公众入内。我记得原来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片海滩，我不知道这位新主人是谁，他雇了这个警察拦住像我这样的人，不许入内。他们怕什么？奇怪！
忽然我想起去跟警察说话。我有点狂乱了，甚至认为他渴望着要和我说话，但是我又想到我们或许可以打声招呼，然后他会告诉我这家人是谁，谁雇了他来监护他们神话般的生活。当我走近别墅时，我减慢了速度。天哪，我想，某个像这位为富人工作的人会立刻看出我失业了，这些日子我正漂泊不定。正是这样，当我更走近了时，我意识到他的手正要去摸他闪亮的黄色手枪。
它触怒了我。一个发光的黄色手枪？再走几步，我看到那只是一个水枪，他是一个可充气的、真人一般大小的模型，合身地穿着警察的制服，大概是从某个老服装店久已被人忘记的夏日储备产品中拿来的。
我开始笑起来，然后又回到了愤怒中。我沿着大街往回走，在人行道上寻找某个尖东西以戳穿这个模型，我所找到的只是一支比克笔。当我面对面地站在那个充了气的警察前时，我却失去了勇气，走开了。我回到家，从挂在厨房椅子上科轮的衣兜里拿了支票本。我走出去进了仓库，检查了一下本子上的数字，希望发现或者科轮或者我减错了。我把数字记到盛着羽毛球的木纸板箱的背面，写成列式。钱在渐渐消失，但写下来能让我冷静一下。当我看着这些数字，我感到满意，这种满意一定是会计们在净化提纯人们复杂的内心渴望及技术力量后仅剩下了数字时感受到的。我抬起头来，此时已是美丽的夕阳时分，一缕深桔色的光芒透过正在蓬勃生长的雪松树林，在草地上拖着长长的影子。我翻转了一下羽毛球箱，放在我大退上，凝视着一个幸福的美国家庭，妈妈、爸爸，儿子还有女儿，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友好的羽毛球比赛。整个场面是那么明显地被虚构出来，这本来应该让我大笑，但是我仔细地端详着照片，越来越愤怒。这儿是一个儿子，应该好好地照顾他的父亲，当他父亲年老力衰的时候；这儿是一个丈夫，他没有使他的妻子痛哭。所有四双运动鞋的鞋带上都扎着相同的蝴蝶结。预算的数字仍在我脑海里游荡。如果以每个月2000元的水准生活的话，我们的钱只够维持到十二月末。仅半年时间。我举起了箱子，一脚踢穿了它。看着那张破碎的脸，我想那才是到这个现实世界上来的表情。
当我告诉那个商人这件事的时候，他并没有对我的温怒表示赞许，而是一副焦虑的神情。他告诉我他邂逅了一个小组，每周的一个晚上要到波特兰参加这个小组。他们在一家教堂的地下室里见面，集会的意义在于学会不要苛刻地去判断自己。他邀请我跟他去，我就知道我不会再去小联盟运动场了。
“这周星期三晚上我们见面，”他说，“我可以转回来接你。”
“或许下周，”我轻轻地说。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走回到原来的位置，在他转身前，他说我应该有一份好的生活保障单，这样在我发生了万一的情况下，我的家人还有些保障。
“压力，”他说，没有看着我，“它是一个真正的杀手，你知道吗？”
我使自己相信他是对的，20万美元的保险单会给科轮提供足够的现金买一套房子，如果我死了的话。
麻烦的是，作为一名烟民，我将不得不支付非吸烟者所交纳的每年保险费的两倍。所以我向保险公司的人撒了谎，吹嘘我的祖父是如何的长寿，我的强健的身体并且发誓我不吸烟。
我给科轮的母亲打电话，她是一名护士，我问她的建议。“这些人可不是傻瓜，”她说，“他们会派人去你家里给你验血验尿，尼古丁就会暴露出来。”
在实验技员来验血验尿前一天晚上，我正在想办法对付保险公司。我和杰克在电视台上看棒球，当我把他抱到床上并忠告他要刷牙，要多尿一会儿时，我忽然有了主意。
我举起幼儿食品罐，让他尿到里面。“为什么我要尿这里面，爸爸？”
“一个小花招。”我说。
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个魔术吗？”
“嗯，可以说是吧。”
他原完以后，看到什么事也没发生，便很失望。“什么魔术呢，爸爸？”
我看着他穿着条形花纹的睡衣裤，别着蓝色的别针。我把他举起来，搂着他，“魔术就是如果我踢这个尿罐的话，你就会有食物和运动鞋。”
那实验技术员是一个干净的小伙子，对闲话丝毫没有兴趣。他说他需要一张桌子。我们进入餐厅，我看他在面前摆下两副眼镜，一个塑料瓶，一套注射用具，然后又作些小的调整，这样它们就整齐地放在一条直线上了。他拿着表格，一式三份，又问了我更多的健康方面的问题。我都回答得很正确。然后他递给我验尿用的小杯子，我于是进了浴室，随后锁住了门。我倒了装在食品罐里的我儿子的尿，然后浸于爇水中，里面还有一支美人与野兽牌的温度计。
“一天你要做多少次这样的工作？”当我回到餐厅时，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我问，并把那个小塑料瓶放在桌子上。我都想不起来他是否回答了我。我看见他把一张小薄纸带浸入尿中。“你有孩子吗？”他问。噢，上帝，我以为他看穿了我！
但是一周以后，实验结果来了，我有了保险单。那之后的两天时间里我开始感到，要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边缘生存下去，秘诀可能是要聪明一些，而不是愤怒。欺骗了保险公司我根本没有半点负罪感。事实上这好像是一种报复。拿到保险单后不久，普林斯顿大学正有一份好工作在招聘人才。我把这个从职业杂志上取下的通知贴到了孩子们磁力字母下面的冰箱门上。我来回踱着步，一遍一遍地重述春关于为什么我被解雇的解释，就像被控告的人在警察质问他前，不断地检查他的口词一样。我的思绪在不断地扩大，我们要是能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城镇定居下来该多好，科轮和我会多么高兴地乘火车去曼哈顿看博物馆，看百老汇的演出。
“我都等不及了，一定要带你去那个地方。”一天晚上当科轮躺在我手臂上，我告诉她。一缕月光落在我们床上。我扭过头看见晚风吹起了窗帘。“或许我们全家都该去一趟普林斯顿。”我说。
“他们什么时候面试候选人？”
“几个星期吧，可能。”
“或许我们应该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跟你一块去面试。”
我盲目地兴奋着，甚至没有注意到科轮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她冷静地看待这个事情，一本杂志上的一则广告，如果都是为了得到那份健康保险单，即使没有上千的失业人员去申请，至少也有好几百人，我把它看作是我职业生涯中完美的下一步。当你爬梯子爬到足够高的时候，普林斯顿的一份工作会是你看得分外突出的事情之一。这个工作的简单列项符合我的预测：那儿有一份好的工作，它也符合我长期持有的信念：艰苦努力的工作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一定会让我成功的。
我送出去一份履历和一张贴有邮票的信封，然后就和我的家人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一天，在海滩上我们一起在建造一个沙堡，这时爱琳说：“我们还是建一个小城镇吧，我们可以建哈密尔顿。把我们的房子建在那儿，我们的学校也在那儿，还有超市……”
我打断了她。“等一等。如果我们要建一个城镇，我们就建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让我们看看，为什么我们不把我们的新房子放在那儿呢。”“爸爸，你从前住过那个地方吗？”内尔一边挖沙子一边问。
我说我从没有见过那个地方。
“普林岛上布莱恩-默菲的房子在哪儿？”杰克兴奋地喊着。
“它在普林斯顿。”爱琳告诉他。
后来我又以冒充者的身份给英语系打了一个电话。“噢，我是苦润斯-戴尔毛尼科。你好，先生。我是一个校友，59级的。我想给你们广告中说道的那个系的空缺提供个人选。我只是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发面试通知单？”
又过了十天。我记得挂断了电话，然后呆呆地看着电话机几秒钟，首先想的是从现在到我面试这段时间里我究竟要做些什么，然后就不断地问自己一个问题：一个打冒名电话、并且欺骗保险公司的人有资格得到普林斯顿的一份工作吗？
每一次在读晚报时，每当看到又有裁员、行贿以及团体贪污的报道时，我就找到了答案。我许多年来一直是按规矩办事，但是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规矩。正像那位商人所说的，在这个新的时代，那些被赋予褒奖的人正是那些学会如何去违背规则并且避开惩罚得以顺利行事的人。或许一直就是这个样子，我只是从未注意过罢了
第08章　求助
科轮和我坐在皇家河上的桥头，看着卡斯科口湾上空7月4日的焰火，她告诉我，我应该在孩子们面前说话注意一点儿。我表示了道歉。她说：“因为我注意到你的话变得很不文明了。”
“我说了对不起。”
孩子们躺在我们的臂弯里，他们穿着条形夏日睡衣裤，脸蛋是炙黑色的，他们金黄色的头发由于晚上洗了澡现在还湿着。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我弯下身亲亲杰克的额头。对于孩子，我原先一无所知，直到科轮教我。我正在想那次科轮向我解释爱琳头上软软的地方，那里是正在形成的头骨。
“如果我告诉你国内收入署的事，你会骂我吗？”她问。
我立刻感觉到我们下边的桥开始摇晃。“怎么了？”我问她。
“你没有算对那个税。”
“什么税？”
“你年金中的税钱。国内收入署写的。我不想让你看到那封信。”
“为什么不呢？他们还想要多少？”
“我已经付给他们了。”
“多少？”
“3000美元。”
我的嘴唇压在杰克的头上，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心里想，那群讨厌的家伙！
科轮说，“我希望我们同样会幸福，不需要任何我们不曾有过的东西。”
“例如什么呢？”我愁苦地说。
“例如在普林斯顿的一份工作，或任何其它的工作。”
“如果我得不到那份工作，我们还会有什么幸福呢？”
她没有回答。我注视着她，她把孩子拉近了一些。
七月份的第一周，邮筒里仅有一封从另外一所大学送来的一封公文信，告诉我他们读完我的申请材料是多么荣幸，但他们已经选择了另一位候选人。这份拒绝信不同于其它拒绝信的地方是这个学校位于北密执安远郊，那个地方，有人猜测，冬天的主要运动是钓鱼。我原以为我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份工作，而且脑子里依然记着这件事。我把它作为一处得到工作的地方，如果为了一份比它好得多的工作，我会轻易地拒绝它。
一天早晨我决定打个电话，问问为什么我没有被批准面试。我听到的仅是电话录音，让我上午8点以后再打。我又打了一次，结果同前。“现在是9点30分了，你们这些蠢物！”我冲着电话录音喊。
“什么？”爱琳从我身边路过，问我。
我原来忘了那天是星期日。
第二天，当我终于打通了电话时，呼吸一下变得急促起来。我的电话被接到了英语系主任那里。他找到了我的名字，于是我详细地介绍了我曾经在这个国家两所最好的私立学校里教过7年书，并且我还出版过三本书，获得了有名气的基金补助。我希望他说：你太符合这个工作的要求了，甚至绰绰有余。然而他说：“当我们在报纸、杂志上登广告时，从没想象过会吸引到一位有您这样水平的人。可是事实上，我们收到了三百多封申请信，有9个候选人的资历超过了你。有一个人曾被提名为普利策奖。有3个人原先是系里的主任。这太难以让人选择了，我对你感到十分抱歉和遗憾。”
我正坐着，凝视着自己的空间，电话机还在我膝盖上，这时爱琳走进屋来。
“爸爸，我能问你一件事情吗？”她说。
“问吧。”我说。
“为什么你被解雇了？”
“为什么我被解雇了？天啊！”我说道，此时我还没有静下心来。我看着我7岁的女儿，在那些零散的时间里，你会突然发现你的孩子长大了。而这次，我看到她由于她父亲的失败和无能而受到了伤害。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像她祖母的眼睛一样，是一种无法描述的绿色。我看着她和一只小猫睡在一起，有时她会坐在窗户旁边，在一个雨天看着窗外，注视着川流不息来来往往的人群。他们在笑着，这是生命中的一个部分，她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么高兴。在她记忆深处，她想起她上学的第一年终，那时她从她的小学校转到了长期的倦怠、永远不能完全赶走的倦怠之中。她还是个小孩，手还是幼儿时那样，胖胖的以致于五个手指头伸展开时就像个海星。
“嗯，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小家伙。”我告诉她。她正在埋头把一根毛线捆在手上，然后再解开。我想有了我们的孩子是多么容易。一个、二个、三个、四个，六年半的时间里，毫不费力气。他们每一个在产房里就非常漂亮。粉色的皮肤，明亮的蓝色或绿色的眼睛，一听到科轮的声音它们就睁得大大的。他们中的每一个就这样出现在这个世上，仿佛受到了召唤一样。所有这些孩子直到出生的时候才对于我来说是真实的。而在产房里科轮甜蜜地，受着痛苦，我就像是一个陌生的人站在那里，我刚才还在街上游荡现在却来到一位冷静、自信的年青女人床边。
“你知道，我对爱琳说，我们应该拿上你的一本书，躺在树下读完它，读一天，你说怎么样？”
她有其它的想法。我承认我被解脱了。我永远也当不了一个坐在孩子身边的父亲。从那天我们第一次带他们回家起，我就把他们包裹起来，进行徒步旅行、骑自行车、越野赛跑、滑雪、滑冰。我总是让他们忙起来，因为一闲下来想到我一整天只是和孩子们坐在卧室的地板上，就像科轮七年来一直和孩子那样，我就感到不自在，不知道为什么。当爱琳首先出生的时候，我就匆匆做了一个悬带，这样我可以打网球或是软式网球，而把她系到我前胸，任何事都可以继续做。
“你为我们担心，因为我被解雇了？”我问她。
“是的，”她说，“因为我们会变穷。”
“我们不会穷的。”我说。
“我们没有房子。”
“看看四周，这就是一个房子。”
“我的意思是一个我们不必再搬走的房子。”
“我们会找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去住，比这里更漂亮。你喜欢这里了，是吗？你能每天跟妈妈去海滩。你还能看见你的表妹和南尼、巴巴？”
当我看见她忧伤的脸庞时，我意识到我不会使她相信什么了。她所感到的事情已经深扎于心底，她已经对这个社会有了适当的评价。
“我很快就会成为那位羽毛球先生了。”我对她说。
她笑：“谁？”
“羽毛球先生。我将会每天早晨去工作，像羽毛球先生那样，我们又会像那个羽毛球家庭一样，一切都会好起来。妈妈将成为羽毛球夫人，你就是羽毛球女儿，大家将会注视我们，认为我们是多么幸运，组成了一个羽毛球家庭，住在羽毛球房子里。”
她的笑容消失了，一副小心谨慎的神情，她说根本就不会有那样的家庭。我把她举到我的胳膊上，带她到了仓库，让她看看那个木纸板箱，上面还有我踢破的那个洞。“发生了什么事？”爱琳吃惊地问。
“他们出了这一点小事故，”我说，“生活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不总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对于羽毛球家庭。”我找到一个电子带，当我修理完那个箱子的时候，我把它钉到工作凳上方的墙上。“那会给我一个目标。”我说。
“你面向他们射击吗？”爱琳说着，更吃惊了。
“不，不，”我说，“来，我们去买根冰激凌火炬！”
我们去了镇里又回来，我想给她讲一些对她或许有意义的话。在山顶上，我告诉她抬头看天空。“我们不知道天会有多么高远，”我说，“我们真的不知道。人们假装知道了，但是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我们曾从某个人的肚子里出来，就像你从你妈妈肚子里蹦出来一样，然后我们就在尽力生活并且活得幸福。有时候我们迷失了，我们被人解雇了，我们从朋友身边离开了，于是我们会有一段时间不高兴、不幸福，或许是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们总会好起来的。贫穷和破产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破产？”她问，“你是说像箱子上的羽毛球家庭那样破了吗？”
我笑了，告诉她是的，那正是我的意思。
“你是说像汽车坏了一样吗？”
“汽车没有坏，亲爱的。”
“今天早晨，妈妈还在用它。只不过冒了很多烟雨已。”
戴伍，那位机械师估计要花费120美元来换后轮和车轮的轴承。当他发现散爇器也漏了，闸也失灵时，他认为这种车如果行程在11.3万英里以上就不值得修理了。
我想如果我还有一点点信心，认为我还能有希望得到普林斯顿那份工作的话，我都不会给我俄亥俄州的一位从前的学生打电话了，她的父亲拥有福特领导权。电话里我告诉她，我需要她的帮助，因为没有工作我将不能借到银行的贷款。她安慰我说她会资助我的，她说她很乐意帮助我。
我希望从俄亥俄州开着我的新货车回来（这种新货车叫福特-金牛，后边有第三把椅子正是我所需要的），但是由于往返机票比两张单程机票要便宜得多，所以我还是订了往返票。
我不是一个觉得结识女人是很容易的人，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善于结交女人的男人。唯一的一次一个女人向我提建议是在好莱坞，我刚写过的一本书被卖到巴拉蒙特电影公司。我发现自己置身于白哇雷危尔郡旅馆的一间套房里，连续四天和一家小制作公司的头目在一起，那家公司和巴拉蒙特有合作项目。那几天他们用豪华大轿车接我，然后去参加各种会议和宴会。那是这种事情发生的地方，在后边座位上。但是我后来不久就遇到了科轮并坠入了爱河，对我来说，这感觉上就像背叛。几年以后那家生产公司的另一位职员对我说，如果我闭上眼睛再享受十分钟，电影项目就不会倒台了。
所以，这次我跟科轮撒了个谎，告诉她我受到俄亥俄州一所不存在的小学校邀请，我给这个学校起了个名字：朗顿学院。
令人奇怪的是，生活在我们习惯于变化的方式之中，我偶尔也发现一些东西仍旧保持了它们的老样子。、坐在星期三从波士顿飞俄亥俄的飞机上，几乎我所有的旅途伙伴都是白人（很白或者灰白脸）。当时我们都把盘，碟子丢出等待有人送饭。我们看起来就像坐在大椅子上早熟的幼儿园里的小孩子们。我们中的一些甚至打开餐巾，把它们塞在领口和袖口里，这样餐巾就可以垂在下巴下，正像我们第一次上了饭桌，我们的妈妈教我们的那样。一些人还穿着吊裤带，就像我孩童时被命令要做的那样。我们中大多数人受女人照顾，由女人来教我们最基本的技能。这些女人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到底在哪儿呢？在疗养院？那些在佛罗里达的幸运儿们或许正渐渐地学会了高尔夫球，或是坐在医生的候诊室里。如果她们发现她们所有的奉献、努力、宠爱、教育付出之后，这些孩子们已经长成了大男人，一个只会解开裤子爬到不是他们妻子的女人身上的男人，她们会说些什么？我仔细地端详着每个人，想知道我的这些同盟中有多少染了头发、上了假牙、戴着假发。一个女人的虚荣，对于我来说，是实在的，因为它和女人需要有吸引力总是联系在一起，而男人的虚荣心和野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永远也不值得人去信任。
我想飞机上的我们这些人中，有谁白天梦到“性”的事情，仍在想着他的妻子。这让我想起我的妻子科轮，当我第一次认识科轮时，当我向她示爱时，我是怎样地盯着她的眼睛。我崇拜她，对她心存感激。所以，我想，如果我欺骗了她，我还能像原来那样看着她的眼睛吗？哎……或许如果我欺骗了她，我对她更会感激不尽，为她长期的忍受。我旁边的那个男人突然抬起头来，向远处看去，仿佛在飞机压缩舱所发出的宠大的嘶嘶声之外他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仔细、清楚地听那个声音，像他母亲的声音从露天的园子里传来，叫他回家吃晚饭。它又像是一种暗示，叫他不要再淘气了！
黄昏时分我已经坐在她的客厅里了。她正在为我配饮料，就像在一部老电影里一样。自从1980年初期兄弟聚会之后，我就没有沾过一滴烈性酒，但苏格兰酒加水我还能喝。“你们还有壁炉。”我兴奋地喊起来，就像一觉醒来发现只是一场恶梦而已。她在厨房里告诉我来生火。“前面的柜子里有木头。”她冲我说。但是在那儿我所发现的只是大约五十根桔色人造圆木。
整个闲谈过程中，我都在说着自己在科尔格特学校的情形，站在教室前面，随心而又自信地（至少我自以为是这样的）讲着，直到我被解雇了。
我要更多地说下边的事情了——苏格兰酒一下肚，我很块感觉此时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她，自从我最后一次见到她以来所发生的事情。我认为我没有在尽力地得到她的同情，正如我在尽力劝阻她不要把这次她和我或许曾经该有的这次约会变成一次罗曼蒂克式的见面，因为我认为自己和维也纳男歌唱团里的男高音一样，不是那方面理想的人选。我想大概有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不停在说，偶而会偷偷看她几眼，她始终是一副令人安慰的笑容，我又低下头来看面前的鸡尾酒杯边沿上所画的游艇俱乐部的小旗子。唯一一件她直接反应的事就是我欺骗保险公司一事，我想，这可能让她生气了。“你不应该那样做，”她断然地说，“如果你死了，他们可能会拒绝赔偿你的妻子。那太不现实了。”她说。
不现实，我自言自语道，确实有这种感觉。
当我不说话了，她开始以一种轻蔑的口气说起她大学时曾经约会过的那些男孩子，他们都希望被人竭力侍候。她穿着鱼网型黑色长筒袜，类似于我给科轮买的那种。每一次她去厨房拿苏格兰酒，她的大退都发出一种摩擦的声音。我发现这种声音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催眠作用，这时她脱掉高跟鞋，把它们摆在地板上脚的旁边。
“你想过要一辆汽车吗？”她最后问。
我告诉她，“我不需要一辆新车，”我说，“行程略少于7万里的车对我们来说就足够好了。”
“真的，可是，”她说，“即使后排有一个座位，你也会感到很挤，因为你要带上四个孩子、一条狗和你的妻子。”
我从浴室回到客厅时，她正冲我笑，显得很有智慧的样子，好像她已经想出关于我的一些事，而我还不知道。
“最近你重新读过《推销员之死》这本书吗？”她问。
“没有，”我坦白地说。在科尔格特8个学期里我教了12遍米勒剧本。每一个想主修英语的学生都必须选一门叫早期美国文学的课。授课资料是令人吃惊地乏味和晦涩，因此除了最不会堕落的学生之外，几乎所有人都被送进了沉睡中。在我来到学校之前，这门课一直被大家普遍憎恨，被学生骂来骂去。我拿起了《推销员之死》这本书，把它安排到所有老的课本中，从美国梦想的当今破灭追踪到美国梦想把班的规模从二十人扩大到三十人。当我被通知解雇以后，我还完整无缺地装好那些老课本，把大半部分学期用于研究，洛曼家庭。
我向她透露最近我没能面对威利洛曼。“它现在有点儿太近了，你知道？”
她知道，她的表情转为某种纯粹的同情。“可是我把你想成比夫。”她边说边举起一杯盛有苏格兰酒的酒杯。
噢，上帝，我想。
“那个受人喜欢的男孩迷路了。”她说。
“为什么他迷路了？”我问。
“因为他相信威利告诉给他的全部感情方面的观点。”
我喝了一大口酒，她笑了，又说：“我的祖父也是那样。他把钱都攒起来，不是送我父亲去读大学，而是把钱都给了教堂。他很傻，就像威利。我总是记得那一幕：威利被解雇了，他去了他唯一一个真正的朋友查理那里借钱。威利只是不理解郝尔得怎么会解雇他。你记得他是怎么说的？”
我立刻回答：“他说，‘郝尔得怎么会解雇我？他刚出生时还是我给他取的名字呢？’”
她笑了。“不错。然后查理说‘什么时候你会意识到那些对你是毫无意义的事？你给他取名字，但你不能把它拿去卖。唯一在这个世界上你所拥有的就是你能去卖的东西。有趣的是你还是个推销员，连这个都不知道。’”
“很美丽，是吗？我祖父想受到大家的喜欢，他想去相信诸如友谊，忠贞等感情。”家的欢迎。记得吗？他以为如果大家喜欢他，他会有一个好的结束。他就不会破产或者失去儿子的尊敬。”
突然我发现她比我当初对她的印象要聪明许多。我感觉到她正在专注于什么事情上。
“威利开始告诉查理，他总是认为：如果一个人给予别人深刻的印象并受到大家的欢迎，他就不会遭遇任何不幸的事情。查理说——我也知道整个故事情节；你记得，在我们期末考试中你把这部分说得很重要？他对威利说：‘为什么必须人人要喜欢你？谁喜欢摩根？他给人的印象不深刻吗？在土耳其澡堂里他看起来就像个屠夫。但是只要他腰里挂着钱袋子，他就会受到人们非常的欢迎。’”
“我喜欢那句话，‘他腰里挂着钱袋子’。”
她把我安置在她不用的一间卧室里。在她的柜子里我刚刚数到第五件带褶的网球衫时，便像死人似的睡去了。第二天早晨她驾驶一辆福特布狼口牌轿车带着我飞快地穿过繁华的城市，其间她不断给我指出不同的大楼和商厦，那些都是她父亲在她成长的这些年中所拥有的和卖掉的。她眼睛里有一种光芒，过去常常让我在上早晨八点半的文学课时感到兴奋，我斜靠在后座椅上，只是让她开车。她向我指示她在哪儿上的高中，以及她打网球的场地，还有亚瑟爱师曾经和她击球的地方。“他是我教练的一个朋友。”她说。我想象着她穿着那些漂亮的网球衫的样子。
我们路过那块墓地，她的祖父就埋在那里。她放慢了车速，开始给我讲关于她祖父是如何从意大利来到美国，做了一名砖瓦制造工。我正在想着那些为她卖掉汽车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在夜里睡觉时还梦见娶她做妻子呢。
我认为出现在眼前的会是一片巨大的汽车厂房和林荫路。可出乎我的意料，我们的车停在了一座高高的大楼后面的小停车场，乘电梯来到一间玻璃和铬钢包成的办公室套房。
“你不是在汽车厂工作吗？”我愚蠢地问。
“我办公室在这儿，”她说，“但是我一周要去那几次。”
一个脸上有粉刺的穿着很朴素的小姐给我们拿来用大玻璃杯盛的肉桂味的咖啡，还有爇的十字形小圆面包，它尝起来很好吃，我决定没有人看的时候把剩在盘子里的四块吃掉。
她在机场告诉我，她曾经非常迷恋我，我很清楚她是在描述一个已经属于遥远过去的人了。“说实话，”她说，“经过四年的预备学校生活，然后又在科尔格特上学，我有点讨厌像比福劳曼那样的男孩子。我父亲说他们是虚伪的人。你知道，这些人认为他们有资格去过某种特殊的生活，他们不必每天去上班，干某种固定的工作，像其余我们这样为生活忙碌的人。自从我在这儿工作，我已经解雇了好几个那样的人。”
当她说她不想帮我弄辆车时，这使我感到很吃惊，我在尽力使呼吸平稳。“你确信你想要个货车吗？”她问，“每月的支付会很高的。”
“我原以为这车会免费的，”我自嘲地说。我疑惑了，以上帝的名义，在三十六小时前我怎么会相信这种情况可能发生。
她又笑了，说她知道我太傲气了，以致于不会接受施舍。“正像威利。”她说。
我们这样处理这件事，作为对那辆车的交换，我为她的工商管理学硕士申请计划写篇文章。她的全部要求仅仅是列个草案和提纲。她给我一本平装的书，名叫《普林斯评论》是关于这个国家一流的学校（它包括样文，关于告诉你如何写好你的申请书等），封皮是一张照片，画着一个小型公文包，一台计算机和一本杂志。
我都无法面对回家这个事了。在机场我租了辆车，开到班格尔去看望布雷弗德。天正在下雨，城市仍如我童年时的样子，像一个老女人尽力却不再能拿稳她的唇膏，松松的带子总是从她肩膀上滑落，在聚会中当她坐着时，总忘记合拢双膝。
西百老汇大街上高耸的枫树在风中摇摆着，街上的汽车偶尔停下来以方便人们去拍摄斯蒂文国王别墅的照片。布雷弗德住在下一个门栋。今天晚上是他打网球的时间。我们在室内玩。比赛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注视着他，看是否多种硬化症影响了他的运动。当我坐上他开的车的时候，我告诉他，这个秋天我可能不会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了，这意味着再过一年我才可能找到工作。
“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因为要等到下一学年，才可能有学校要人。”
“噢，但是那以前你早就破产了。你不得不找点事做。”他告诉我去尽力找份工作，度过难关，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好的工作可做。“科轮也该找份工作了。”他说。他说得如此坚决以致于快把我吓跑了。
“看，”我说，“你不会愿意为1小时5美元的报酬去工作吧！”
“我会的，如果那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他说。
我没理会。他撕开一袋奶酪面条，过了一会儿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十六岁，我们坐在他父亲的车里，吃着我们从他母亲的食品柜里偷来的东西。我让他想起只要他父母一出城，我就会设法进入他家。他家人一离开高速公路，我就会出现。有一次他们忘记了什么东西，我到了之后几分钟他们又回来，约翰把我从床上推到柜子里。这个柜子的顶部是斜的，我太高几乎都站不直。我弓着腰直等到他的父母又开车走了。几小时过去了，最后我冒险出来。在楼下我发现布雷弗德正躺在他父母的床上睡觉呢。
他笑得很厉害，甚至把奶酪面喷到他汽车的仪表盘上。
“为什么这么高兴？”我说，“我还想尽力得到你生活中所拥有的东西。”
很快我们又坐在他车里，我冲他喊叫。从停车场再往前几百米是一条小路，我们七年级时每天从这里去学校。在小吃店我们会把买中午饭的钱用在买冰激凌甜饼和饮料上。我也看到那个小店了。山下有一个老电影院，在那儿我们看过《研究生和博士瓦高》。感觉自己真是在以某种方式变化了。看我们，我们穿着网球服坐在这里，汽车电话的光亮照着我们的脸。“我们没有资格谈论穷人。”我说。
“那就谈谈你吧！”经过几分钟沉默后，他说，“谈谈你如何不面对现实。”
“那可不叫不面对现实。”我告诉他。
“不叫？在我看来那就是。你或许明年必须干两到三份不好的工作来支付你的帐单。天啊，你或许不得不住在移动房子里——很多体面的人也这样。我记得你一直希望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可是，为了科轮，为了孩子，你不得不这样。”
第09章　担忧
我不想把这个作为藉口，但是我认为整个夏天我到处奔跑，仿佛在追赶被大风吹飞的帽子一样，其原因是因为我仍旧受着我这代错误观念的影响：生活更多的是命运而不是适应。
我想我会在床上用一个早晨的时间匆匆写完那篇文章，以给我们挣得一辆福特货车，但是申请表上所有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将来的问题，在我看来都很凄凉。我不停地写完一个严肃的段落，又一个段落，而这些文字都对过去的文化和文明采取一种忧伤的论调。我不能动摇这种思想：将来，不仅美国的商业，全社会的商业未来都将在贫穷、羞辱以及内部城市的愤怒中书写，而我们盲目地在舒适的生活中进行活动，晚上上好门闩，用租来的电影来麻痹自己。四天之后，我睡眼惺松地从隔离状态中出来，我放弃了，把申请表寄回了俄亥俄州。然后我给那个机械师戴伍打了电话，告诉他来修理我的货车。我对他说：“我知道它或许不值得修理。”
“嘿，”他回答，“这是唯一你能得到的车，唯一你能支付的车，对吗？那它就值得。”
然后我尽力帮科轮干点儿园子里的活儿。当我让她看我为了种大豆修剪好的木竿时，她说：“太晚了。”
“但是你要我做的？”
“那是一个月以前。”
我站在她一人搭好的篱笆外面，举起一小袋子大豆，那是我从商储店买来的。
“我已经种上大豆了，”她说。
“嗯，我们可以多种些，不是吗？”我在寻找一种方式回到家人那里。我躺在草地上，一会儿杰克和内尔各自找到一根棍子玩假扮戏水的游戏，他们坐在我身上，把我当成他们的木船，这时我看到科轮在园子里干活。她赤着脚站在泥土中。她的工作裤卷到小退肚。我正在想她看起来多么强壮，这时她突然停下来，直直地站着，靠在铁锹把上，低着头。这让我吃惊。我注视着她，她靠在铁锹上轻轻摆动，好像她在用它跳一支舞。孩子们还在继续做着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没有看到，否则那也会令他们吃惊。他们的母亲在一天当中休息呢。她们的母亲被邻里们深深地记着，在那里她从一位少女长成为一个女人。一天结束后，她经常会去洗个澡，我听见她幸福地说，“除了午饭前不得不上趟厕所之外，这是我一天中第一次坐下来。”她像她的母亲，她母亲还是十几岁的姑娘时，就创下了一个记录，在普莱斯克爱尔一天挑的土豆桶数是最多的。
她累了，我对自己说。她累了，因为我使她筋疲力竭了。我娶了一个女孩，有惊人的能量、希望和乐观津神，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孩有着一颗美丽朴实的心灵，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光芒，每个遇到过她的人都会注意到她并会记住她。当我看见她在园子里，我承认所有这些都在耗竭，当她发现或许她嫁给了一个不能依靠的男人，当生活变得更艰难时，一种陰影便开始爬上了她的心头。她从没埋怨过这个，埋怨不是她的性格。她有如此多的能量，我想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她从不在她毫无作为的事情上浪费津力。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时候：科轮斜靠在铁锹上，我注视着她又陷入了另一个进行自我分析的可怜的旅途中。我向下看了看，看见我开始用手指敲打大退。正是右手，就像我祖父那样，当时他刚40岁出头，染上了圣维特斯舞蹈病，在紧张的情况下就是这个样子。我清楚地记着这个细节，因为当时我是个小孩，只有4岁，刚刚长高到我的眼睛与他敲打的手指相平的高度。我从前从未算过二加二，但是这种运算现在对我一目了然；我母亲生下我和同胞哥哥十天后就去世了，我的父亲搬回了老家，这样我的祖父可以照顾我们。突然间我的祖父，一个几乎养不起他自己四个孩子的、十分不爱说话的人，在经济萧条时期靠卖苹果维持生活，现在又面对着再加上两个孩子的境况。当我父亲抱着我们回到他父亲家里的时候，很快有人告诉我：我的祖父是一个印刷商，他把整行铸排打印机移到小房子后面的房间里，在那里住下来，那是一个笨重巨大的机器，它工作起来，屋子都摇晃着，并且声音大得足以淹没所有孩子的吵闹声。
我现在大概是他当时的年龄。当我看到科轮斜靠在铁锹上，我又看到我的手，我确定她又怀孕了。噢，上帝，我想还有什么比要有第五个孩子更糟糕的事情呢？正如那个小联盟运动场的商人说的：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一刻也不能够放松；一个不能放松的父亲把每一次焦虑的震颤、每一次紧张的刺痛都传递给了他新出生的婴儿。
我看着园子里的科轮，不知道有了这个不想要的孩子后又会是什么样子。当我问她，她想要多少孩子时，她只说：“很多。”她知道，作为一位母亲，抚养和教育她的孩子是她生命的呼唤，而且也总是这么容易、这么毫不费力气地怀孕并且把每一个婴儿养大。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还有如此大的困难才能怀孕呢。我不懂她们的挫折和疼痛。在过去三年里除了天主教书中教的老办法外，我们从未做过任何一种节育，但是科轮的内部系统和生物钟是如此有规律，你都可以用它来打赌。我们结婚时她就决定好了每一个孩子应该什么时候被怀上。她决定之后一直保守秘密直到怀孕后三到四个月。我直到34岁时才遇到她，我想我已经不能有孩子了。我们在英国私奔后两天，我们来到了巴黎，她决定该是怀我们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了。她从不问我也不告诉我这些事。当我们在城里的第一天四次作爱的时候，我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正像一条狗要接受地上摆放的四碗饭的现实一样。离开巴黎后两周，科轮只要头触枕头，她就能睡着，并且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我还没有体会到这意味着什么。
在我父亲再婚后我还是个小伙子时所住的一所房子里，你能听到晚上老鼠在阁楼里跑来跑去的声音，地下室里有一个古老的油炉。它是一个由铅和铁组成的庞大的机器，有管道、计量仪、阀门、杠杆和生锈的金属细管，细管像是章鱼的触角一样从心脏里伸出来。整个冬天它都关闭着，我们全家要去地下室，父亲拿个手电筒领路，我们只是呆呆地看着它，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站在它面前就像是站在一个神秘的不可揣测的机械面前，让人目瞪口呆，只有房主才了解它。她像玛丽雅鲍萍一样一阵风似的到了，从我们身边走过，挽起袖子，消失在一堆铁和黑色的金属板之间了，当她出来以后，那讨厌的老鼠又在四处跑了。我是这样看待科轮在孩子世界里的。她从开始就准确地知道如何去解释孩子们的每一个愿望，怎样去医治他们的小疾病，怎样去安慰他们。科轮的一位医生告诉我，她的奶水很多，足够喂养5个孩子。奶水整天从她的侞头里流出，浸湿了她的衣服，它还有种特殊的功效，使我们孩子从医院回家的第一天起，睡觉就像十来岁的孩子一样。
科轮把幸福的、灿烂的红脸颊的孩子送到我面前时，我就爱上了他们，爱得那么无可救药。从她把孩子放在我的臂弯里的那一刻起，我就从没看清楚摆在她们面前的究竟是怎样的一幅图画。
在5年的时间里有了4个孩子，我的态度像每个普通人一样，仔细地给每个孩子计划着，估算着每一个孩子在钱和时间上意味着什么。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来，尽可能多的拥有我们的孩子。
现在，又要有一个孩子了，我紧张地用手指敲打着大退，思索着。每一个知道我的人都会来看我，对我说：上帝，你们还要一个孩子干什么！
我躺在园子里看着她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有点头晕。我围着仓库散步，看见孩子们在人行道旁的草地上搭起一个柠檬摊子。当人们从旁边停下来时，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去’树林里为炉子拣一些木柴。我四处走着，也不知真正在想些什么，当我清醒后，才意识到我已经走得很远了，已不能看见房子了。一种奇怪的恐惧袭上心头，像是风突然改变了方向。我说自己大傻了，但是我开始仔细听一种声音，渐渐地我有了一种幻觉，我看到坐在货车里的人正在邀请我的孩子坐车。他这次停下来只是为了柠檬，他走近他们：“下个星期六你们也会在这儿吗？像这次一样出来，在马路旁，就你们自己？”我扔下了木头，奔跑了起来，寻找一根可用的棍子作为武器。
在草坪的远处我停了下来，我看见他们了。我想要和他们说的话，我的神情，一个失去信心保护他孩子免受不幸的父亲的样子会让他们伤心的。所以我坐在矮松下，偷偷地注视着他们。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凡尔茅斯加油站，付给戴伍修理费，然后开车径直到了波特兰，找到了布莱伯街的国家职业介绍办公室。那是一个平顶、无窗的j一层砖房，看起来像一个小安全监狱。外面前门处穿着救济军衣服的男人和女人怞着烟、看着人行道。几步远的角落里停着一辆四轮大卡车，它的顶已经凹陷，一个有了白发的女人一只脚伸到仪表板上，正在给脚趾盖涂薄荷香脂。
我走进里面，排到一位越南人后面，一个宽肩的无赖冲着柜台后的女人喊：“但是我告诉你，我能做那份工作！我有工具！”
那个女人不停地道歉，而那个男人却不停地吼着。那越南人转过来，悲伤地对我说，“没有地址就没有工作。”
在柜台旁工作的那个女人很和气，很沉着，像护士一样。她们被训练得大声喊我们的名字，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但是你从她们脸上看得出她们不愿意干这种事情，因为她们不喜欢把我们的失败作为一个公开的问题。她们递给我们要填写的表格，还有波特兰出版的为失业者所写的一本小册子，上面有四十七条提示，诸如：寻找报纸上的赠券、彩票啦、切断你的有线电视等。
“我有地址，”当轮到我时，我对那个女人说，“但没有工具。”
她扬扬眉毛说：“有地址是一个好的开始。你有可靠的交通工具吗？”
“有。”
“你要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无论什么，”我说，“只要它有健康保险，我想我妻子就可以再有一个孩子了。”
她停下来，看了看我。她解释说即使我找到一份提供保。险的工作，也要等一段时期，而这已超过怀孕期。我假装知道这个。天啊，我被保护了这么长时间以致于没有想过这个世界是怎样运转的。
每天早晨同样的时间，我都去那个办公室，每次问同一个女人同一个问题：“请问有带健康保险的工作吗？”从第一天起，我就相信会有一个人把我从等候队伍中挑出来，把我领到一张桌子前，那里有真正好的工作分配给那些有研究生学位和一定修养的专门人才。我对那个女人说，我常常晚上做恶梦，梦见孩子生病了。对一个六口之家来说，最便宜的健康保险费每月也超过六百美元，我想要的就是某种能把我们全家投入保险之中的工作。
每天她都检查一遍计算机的输出资料，然后冲我摇摇头：“还没有。我很抱歉。”
和我一块排队的人，表情分为两种。一种是傲气地震惊：我从没想来这里……；另一种是顺从的样子：你们还能从像我这样的无业游民中期望什么？那些越南人总是在那儿，即使和蔼的女士们费劲地喊着他们的名字，他们总是笑着，当他们被叫到时半鞠着躬。他们总是微笑和鞠躬，好像是为了弥补他们所造成的负担。我回想起英国的那些乞丐在轮敦剧院外面排队等候免费座位——津神的营养品。我想，如果这里的一位女士领着我们沿着人行道走过橡树街，像是一队二年级的学生从学校出来开始一次野游，走上国会大街来到波特兰的交响乐大厅听一听马勒的第三乐章，那该多么美好。
好几天，我都拿着扫索贝洛的小说《赫尔佐格》，这样我感觉会比队伍中的其它人好一些，带点漫不经心。但是当我排队等候时，我在书的前后封皮里面都写好了预算。站在那里，我写到了明年，写到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为止。写出来，就觉得好一些，仿佛钱没有被乱花掉。
我们的预算将会保护我们免于任何萦绕在失业的穷人身上的荒诞的想法。在拥挤的职业办公室里，在荧光灯下，我尽力消失在数字中。夏天的食物费：400美元，牙医费：250美元，电话费：50美元，汽车保险费：240美元，电费：80美元，汽车修理费：1318美元。到夏天结束，还剩下4700美元。我的目标是在低于4000美元之前找到工作，这样才可以留点底子。
一天，在择业办公室，我离开队伍去上厕所。当我打开门时，有一个小越南人站在洗涤漕旁，他正在向图坡金属容器池里冲爇水，那里面满是恶心的、凝固的肉汁，上面还粘有大块肉，看到它我都要呕吐了。但那个人回过头，冲我笑笑，微微弯了下腰说：“爇的好一些。很爇。”它使我猛然体会到一些人是多么努力工作仅仅是为了在这个国家生存，他们的津神顽强地建立在清贫的环境之上。为什么我不能为科轮和我的孩子那样去做呢？为什么我是一个在事情顺利时才感到幸福的人呢？
直到收到普林斯顿来的一封信，告诉我，我不在他们邀请去面试工作的候选人之列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此刻，读信的时刻，我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去波特兰街找一份餐馆里侍候进餐收取小费的工作，或是在一家书店里工作。它太简单了，确实：当你被宠坏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当你有一个机会在一个能提供给你舒适和刺激的有意义职业里努力工作的时候，当这个机会拒绝给那些居留区的人们以及我这代人中被送到越南打仗的那些人，——那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冲动：让命运顺其自然。我想到我们把钱和保障金花完，为了看看是否我能被命运援救，如果不能，是否我有勇气面对这个挑战。
一天晚上，孩子睡着以后，科轮把我叫到浴室，她躺在浴缸里。“洗澡太美了，”她感叹起来，“这是我喜欢做的第二件事。”
我在浴缸边蹲下对她说：“我给你洗背。”
她说：“我知道没有天堂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有，如果那里不能洗澡、不能作爱，那么天堂还是无法和人间生活相比。”
我一只手把她的头发捧起来，用另一只手给她洗背。
出乎意外，她告诉我她一直在想我们曾经认识的一个女人，她不能使孩子长成形。“当艾化-欧-康纳好几次流产的时候，我曾经跟她哥哥说我愿意替她生个孩子。我想我们能和她们住得近点儿，这样我可以从远处看着孩子。我总是想一个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怀孕，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怀孕，生产也很容易。但是我不想让他们呆在产房里，像一些人做的那样。如果她有坏的口味或是一些麻木的习惯，那就使我麻烦了。我知道那很愚蠢，但是想象着孩子在一间屋子里长大，窗户上挂着泡沫窗帘……”
我希望她接下来告诉我，为什么她考虑这个事情，但是她没说，我也没问。
“想要孩子的人，”她说，“你在报上读过这样的广告吗？你能想象她们有多绝望吗？我都替她们感到遗憾。”
“你是地球上最后一个会放弃生孩子的人。”我对她说，等着她的反驳。
“你认为在这个国家，我们将不能有保障地养大我们孩子的时候要到了吗？”她问。
我告诉她不用担心。
“但是我担心，”她说，“我倒不担心短期内的事情，我知道我们总会有办法度过难关的。但有时我想到将来，我们孙子的将来，他们的孩子，这就使我感到恐惧。”
她以前从未这样说话，我斜靠着浴缸，脸贴到她的背上，想去安慰她。“我们怎么了？”她问，“你和我发生了什么事吗？因为如果有，我就会被赶走，唐-J-史奈德。如果你离开我们，你就会犯一个大错误。”
“你要说什么？”我说。
她看看我，摇了摇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说。
她不再听了。“不要像一些男人那样开始想，如果你再找个人，一切都会更好。”
“我不会的。”我说。
“好。如果你做了，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你也不要来看我们，给孩子买好东西。我会带她们走得远远的，开始一个新的生活。那是我能忍受的唯一方式。”
我看着她的眼睛，“好吧。”我说。
几天后，我最喜欢的一位学生的父亲意外地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儿子津神崩溃了。在他信里他说他想尽快见我，信里还有他的电话号码，他要我给他打电话。我从未见过这个人，但是我知道他在计算机软件上发了一笔小财，他的儿子在我认识的那三年里想成为一名诗人。
那天晚上，科轮正在卧室里给孩子们穿衣服，我走上楼把信给她看。我进去时，她抬起头看我，她说：“我最喜欢夏天的夜晚，晚上洗澡后的孩子们看起来那么漂亮。”
对于她来说，衡量世界的美的标准就是这个世界里的孩子。使我吃惊的是，当她的世界已经偏离这个中心的时候，她仍在漫不经心地欣赏这种美。她没有跟我提任何怀孕的事，除了为一个不能生育的人怀一个孩子外。她在花园里斜靠在铁锹上的样子，我所有的也仅是直觉。但是这种直觉太强烈了，我开始每天把报纸丢在厨房桌子上，翻到分类部分，在那里没有孩子的夫妇在领养的标题下会做点儿善事。他们在那个小空格里填满了表明他们声望的话：信仰基督的夫妇有一个大房子和庭院，积极的、有爱心的、物质上有保证的夫妇。夫妇生活在乡村俱乐部广场。职业基督教夫妇。稳定婚姻的夫妇。这些人明白不想要孩子的人们周围的经济、财政细节，这些在交易中都很寒糊。在每一个广告中你都能听到同样的诚诺：“我有钱去提供吃的、穿的、用的，还有医疗护理以及上大学。”
每一次我在报纸上读到这些广告，我都想知道这些没有自己孩子的夫妇要为孩子花多少钱。现在科轮抱着卡勒，看着我学生的父亲写来的信，我在想命运也许正在干涉；我正在考虑让科轮在孩子还没有成形前放弃这个孩子时，这位有钱的父亲向我求助。铁轮正在沿着轨道滚动。
我在那天晚上夜深的时候，给他打了电话，听见电话里他焦虑的声音，我想象着他站在波士顿城外某个林郊的一套美丽的大房子里。或许他是在秋日周末的一个狩猎俱乐部里，房子里有张桌子，他坐在那里给科尔格特学校开了张支票，或许他也会为我写一张，或许他会对我很感激，给我在他的公司里找份工作。“我很高兴跟你儿子说话，但是当然我们事前需要说好什么。我意思是——”
“不，不。不必解释……5000美元满意吗？”
“当然。”事实上，那足够一个新生的孩子的医费用。
他问我是否我有时间第二天见面。“我在波士顿北部，一小时的路程。”他说。
“我能明天见你。”我告诉他。
“什么时间？”
“明天一天我都有空。”我说。我想后天、大后天……我天天都有空。
终于我们见面了，比利的父亲是一位谦逊的爱尔兰人，头顶上津心梳着几缕黑发。他带着一张比利的照片。实际上是一张家庭照，母亲、父亲和四个孩子站在一棵圣诞树前。我认识的比利上学时总是带着他的滑板，穿着古怪的不相称的破布衣服，那衣服也仅仅在胳膊、退的开口处是和常规衣服一样。
我认识他时，他是一个理性的、幸福的孩子，他周末总是忙于郊游，骑着登山自行车或是越野滑雪板。这张照片的神情是一种强烈的仇视，好像在尽力让看照片的人知道他是被俘的、违背意愿的。
在他父亲跟我交谈的第一个小时里，有三、四次他告诉我，如果我有空去看一下比利，这将对比利的母亲意味着很多。他病了以后，她怞查过他的卧室柜子，找到了他给我写的但没有寄出的信。从他父亲对她的描述中，我有一种印象，她自己也近乎于崩溃了。
“他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他父亲说，“他母亲责备自己，尽管是我促使他在城里的一家银行里工作。他似乎也不介意，除了埋怨衣服尺码外。他打电话要了夹克和一件男子礼眼。”
当他说道这时，他笑了，而后笑容又消失了，眼睛里有一种恍惚的神情。“他在那儿工作了六周，然后就不干了。在一个星期五的早晨，他只是躺在长沙发上，除了去洗浴室，再没起来。医生不再用津神崩溃这个词，但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曾在耶鲁带比利去过医院，他告诉我比利的状况十分像津神崩溃。
我们沿着沙滩旁一条美丽的小道走，他看上去似乎想一直说下去。我有一种印象：他是那种一辈子都保持沉默的人，直到麻烦事来了。他给我讲他的童年，在马萨诸塞州的贝尔蒙特，周围都是蓝领人，那时人们看起来总是非常高兴。父亲努力工作，但是他们能够提供得起一套房子，他们中许多人最后都送他们的孩子读完了大学。“现在都变了，”他忧伤地说，“我不是要责备你们这一代人——哎，我也不比你们老许多。但是你们这一代所失去的就是过去人们彼此间互相帮助的津神。年轻人经历的是非正式的学徒关系。你知道人到三十八、九岁时会花时间为更年轻的一代指出一条路。没有什么新内容，从中世纪起就一直是这样，但是到你们这一代就消失了。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对年轻人来说生活变得更艰难了。每天在我工作的生意圈里，我都能看到。或许我想让比利只是有一份工作，而不是尽力让他做些与众不同的、非凡的事情。我知道他在你的课上开始写诗，即使大部分我都不懂，但我想它是好的。但是我猜测我从没有想到他对于那种生活也是很艰难。”
我坐上了另一辆汽车，这个车里有电影。没有人在说话或是看窗外。我们都把头靠在后面椅上的纸垫巾上，直直地向前看，我们完全被屏幕上的画面吸引住了。忽然我想起我父亲把第一台电视搬回家的那一天。那是1956年，沿街的其它父亲们也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情。我们的电视放在一个大的、笨重的木制橱柜里，这个柜子还是汤姆-莫衷的父亲帮着我父亲搬进卧室的呢。多么津彩，那个有光、有声音的盒子，如此不可思议，如此漂亮。我们街上所有的房子都是相同的，每个起居室的家俱都摆放面向壁炉，直到电视进来了，于是所有的东西都转到了它的方向。
在波士顿，我坐上了火车，大半旅途我都在想着比利。我记得他是怎样说服学校食堂把午饭后的剩菜给他，他要送给锡拉丘兹市避难所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当他把食物送到避难所的时候，饭已经冰凉了，他很沮丧。所以他又找到一家快餐店，愿意捐赠一万个有盖的泡沫塑料盘子。
我离比利越近，我越确信他父亲和我之间没有说道的就是我助长了他对社会的不满。我是一个教授，鼓励他写诗。他在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来找我，想要一些书在夏天读。火车向康涅狄塔行进，我在想这些书。瑞尔克，迪克森，思台百克，威特曼写的。书的内容像地狱般的压抑，这一定使他的世界和他父亲的世界之间产生了隔阂。在去新海文的路上，我把这个想得很清楚，我起初在脑海里勾勒了一幅画——在那儿我把恢复好的比利交给他充满感激的父母，一个完全恢复的比利，他又开始信仰一切为了生活而必须信仰的事情了——而这个目标离我越来越遥远了。
我没想到他看上去有那么苍白和瘦削。他穿着牛仔裤，双膝都磨破了，上身是一件白色衬衣，我想这可能是他去银行工作时所穿的衣服。我握着他的手，讲述了火车进站时所发生的事，想尽力逗他笑。我一直站在两辆车中间的地方，后面是一位美丽的姑娘，她正尽可能靠近她所能够到的车门。我们都在等门开，所以我冲她说声“你好！”她转过身，用一种异样的表情看着我，那种表情是专为遇到杀人犯准备的。然后门开了，那股强大的风把她的裙子吹起来一直高过头顶，这样突然间她站在我旁边，只穿着胸罩和内裤。“我什么都看见了，”我对他说，“她看起来像郁金香。我几乎要伸手帮她把裙子拉下来。”
比利笑了，但你能看出他心不在焉。“当我们最不经心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最脆弱的时候，不是吗？”他说。
我们走到他停车的地方。他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去药店，这样他可以重新填一下处方。
药剂师叫着他的名字，把五瓶药盒放在柜台上，并以一种担心的神情看着我。当比利在用一双廉价金框的假珠宝放大镜费力地读着小字的时候，那位药剂师检查了所有的用药说明。比利告诉我这个放大镜是在医院的礼品店里买的，因为他服的药已经使他失去了视力。
这些用药说明是如此令人迷惑，我知道如果他不明白药剂师的意思的话，我也帮不了他，所以我要了那些小瓶子，这是老人们用来帮助他们每日服药用的。
比利用胳膊把所有的瓶子都扫进了他的口袋。“这是找你的零钱。”药剂师叫他，但他走开了，他向我解释他不能夏天口袋里揣着零钱，因为那会使他想起他父亲是如何把零钱弄得叮叮作响以显示他的家长威风。
我拿他的眼镜取笑他。“弄一件羊毛衫，然后把一条小链子挂在你眼镜上再套到脖子上，你或许可以得到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
“我原来的视力是多么好啊。”他严肃地说。
在他的房子里，挂在墙上的唯一一件东西是一张从半空拍摄的林中小湖的照片。“你认出这个地方了吗？”他问我，当我说没有时，他说那是沃尔顿湖。
“汉克把他的小屋建在池子的什么地方？”
“汉克？”
“亨利-汉。”
“我不知道。”
“我喜欢那本书，”他说，“你向我们描述他的生活方式，很有意义。”
我穿过屋子看他。他正斜靠在前门上好像他正等着一个敌人的袭击。
“看，”我说，“许多关于梭罗的作品我事实上都不知道。当我上大学时，我甚至都没读过《沃尔顿湖》。”
我等着他的反应，但是他绕过了。“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愤怒的葡萄》，它使我震惊，你知道——如果你读了那本书以后，仍然相信商业和资本主义没有压榨出人民的骨头来的话，那你最好再读一遍。”
他突然看看我，好像他刚刚记起屋里除了他之外还有我。
“如果你能再呆一段时间，你可以睡我床上。我喜欢睡沙发。”
“我喜欢睡沙发。”我对他说。
“好吧，那你睡沙发。”他说。
他对了一下表，告诉我十分钟后他要打开电视。
“我知道你讨厌电视。”他说。
“为什么你那样说？”
“你总是在课上敲打电视。”
我感到恐慌，心跳到了嗓子眼里。“听着，比利，”我说，“你必须忘记当我是你老师时我说过的任何话。”
他没理会，把电视播到下午谈心的一个栏目。“我一直在看这个节目，”他微笑地告诉我广播室里那些中年妇女又和那些处男结合了。在一个广告中他告诉我在津神病房里他的例行程序。“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是他们给我们读报纸，然后我们玩一些小游戏。在小卡片上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小鸡的右胸和左胸，哪个更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了左胸，我对了。”
气温升到了90度，比利拥有的唯一风扇是他在小卖摊上发现的，价值50美分。它丧失了其它的所有的功能，只剩下高速档，当打开它时，它就像飞机的螺旋桨一样吼叫着，把报纸吹得满屋都是。我们做了个安排：我们谈了十分钟，然后让风扇转十分钟清新一下空气。为了压过风扇的声音，我高声建议我们去打网球，他看起来似乎根本没在意那声音。他点点头，我们开始寻找他的网球拍和运动鞋，大约花了半个小时，我们已大汗淋漓，这时我们准备出去了，进入阳光地带，我们走到公园，网球场地一进入视野，他就说他太累，不想玩了。
当他睡觉的时候，我四处转转看看他的东西。地板上放着从一台样子昂贵的望远镜上散下的零件。小盒子里四个硬币，像是银行里用来发送新支票的。他书架上唯一的一本书就是在科尔格特大学他选修的文学课上我布置过的一本书。我打开他的《愤怒的葡萄》的复印本，还有一张照片：帕蒂-哈斯特带着战争的疲倦，挥舞着一支机关枪倒在地上。
那天晚上我们在城里散完步后，他问我是否愿意把《沃尔顿湖》读给他听。他头向后仰，闭着眼睛。我读给他听，就像在家里给我的孩子读一样。像他们一样，他也睡觉了，尽管天还早。我出外呆了一会儿，听着远处的鼓声。不是乐队里的那种鼓声，而是慢慢滚动着的鼓声，像是送葬队的那种。它令我打了个冷战。我不想在这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再呆一个晚上了。我想我很容易就能把他的东西打成包裹塞进车内，然后开车带他回到缅因州的家里，和我们生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睡觉了，我的头冲着风扇的风叶。
第二天日出时，鼓手们在市中心的绿草坪上集合，进行又一天的训练。我在库珀陆农场买份报纸，排队站在其中一位士兵旁边，一个矮个子慌慌张张地带回一箱可乐，给他并肩的同伴们喝。他皮肤苍白又发黄，苍白得几乎透明，他头发直立在头顶之上，侧面修剪到耳朵边，他面无表情，脚上穿着一双有光泽的黑皮鞋；一条宽的黑革带子上面有一个钩子用来钩住鼓，另一个钩子用来钩金属壶，金属壶上有两个孔，用来别鼓槌。那副高度近视镜使他的服饰看起来十分不自信。当我走回绿草地时，我注视了他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是否津神崩溃的人都会像这样装束，他们小小的、失去了的魂灵。他们从远处某个邮局订购了这身鼓手的装束，这样他们可以属于一个小组织，周末在市广场或沿着康涅狄塔海岸线的村庄的绿草地上排队行走。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比利在沙发上脸朝上睡着了，偶而在他药物睡眠中伸出手，仿佛他要游到天花板上去。
“芥茉？”当我唤醒他时他说，“对不起，我不明白？”
“不。城里绿草坪上有集会。”我说。
后来我们走到了足球场，那儿有一些中年的说西班牙语的人在踢足球。比利告诉我说，在医院里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病人不得不离开医院，因为他们所配给的保险费或补助已经用光了；一个女人不得不被人抬起来，尖叫着：“我不能去水果店，我会迷路的！”
我等着他告诉我更多的事，或者说说他遇到了某位漂亮的年轻小姐，但是他只是停在那里，茫然地看着足球。
经过一场剧烈的暴风雨般的敲打之后，砰砰的鼓声终于在子夜时停止了。在比利睡觉之前，他告诉我，他父母正在考虑离婚。他为此责备自己声称他们之间一直没有麻烦，直到他那年夏天搬回家。
他忧伤地说：“我好像是卡夫卡写的那个故事里的男孩子，他变成了一个臭虫，住在自己的卧室里，他家人最后全都憎恨他。我妈妈总是不断地给我屋子里拿东西吃。我父亲则把那些跟他有联系的人的名字给了我，这些人在我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如果我在银行里干得好的话可能会雇佣我。”
当我问他，他在银行里干了多久时，他说他记不太清楚了。我看见他坐在椅子上又滑了下来，突然间为他感到很伤感。我想当他是个学生时，他的思维是多么敏锐，而我却没有让我的学生准备好去面对毕业后摆在他们面前的倦怠，或是面对住在像我们现在坐着的这间租的房间里所体会到的凄凉。我想到了冲洗他大脑的那些药。药片在他的唇边留下了一线白沫，我想知道如果我像比利一样津神崩溃了，我的孩子是否会注意到这些。
他告诉我当银行里的事情变得很刻薄时，他很奇怪。“我刚刚出来，买了这三件衣服。这里，让我拿给你看。”
他进了卧室花了好长时间。我想起小联盟运动场的那个商人，他的衣服不再适合他。当比利回来的时候，他穿着其中一套，拿着另外两套。“我看起来很像回事儿，是吗？”他问，“或者你能分辨出来。”
“分辨什么？”
“你知道，分辨出我是一个骗子。”他笑得很厉害，眼睛睁得大大的。“不过，看这身衣服。很潇洒，不是吗？穿上这样的衣服，什么样的体面人我都像，我的礼服。当我参加银行俱乐部时，我就穿着它。每个星期五下午我们围坐在这个花花公子的办公室里，给懒惰的人打电话。他们都是黑人，他们的生活早变成了狗屎。我们联上网，开了一个电话会议，仅仅是为了训斥一下这些人。嘿，黑鬼，你最好在卡迪拉克里弄个好的取暖器，因为那就是你今年过冬的地方！那种勾当，我们都做过。它就好像是一个大型足球赛。每个人都在尽力拿出最好的‘体裁’。甚至银行里的姑娘们也这样做。我辞职了，因为我感到脏，我不断地冲着爇水澡，但仍感到不干净。我辞职了。我仅在我父亲的朋友行长那里留了个条。
他说他有东西要给我看，随即又消失在卧室中。当他回来时，手里拿着几块尺寸适中的石头，至少有棒球那么大。他把它们放在电视机上，排成一行。
“我的武器，”他边笑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打碎窗户。我穿上我的礼服，骑车到了行政人员住的街区，向他们的窗户扔石头。我可能已打碎五十或者六十块了。最近我又想做这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低下头，手按着电视机上那几块石头。他说：“如果我的家人知道了这事，他们一定会惊讶的。”
他坐在地板上，交叉着退和胳膊，开始从一边向另一边打滚。
“看，”我说，“这像是一种孤独的生活方式，比利。为什么你不跟我们在缅因住一段时间，直到……你知道，直到——”
他打断了我。“我弄到了这套帕蒂-哈斯特在圣迭戈抢劫一家银行的录像带。我从杂志上订到的。我想象她那样打仗。我开车来到豪华的住宅区，而我认为，那里是一堆垃圾。那些日子我正在上学，做着别人告诉我的事，默默无闻。这是我们的世界吗？在所有的房子里，我想那些人正在做着类似于我做的那种肮脏事，我给黑人打电话，冲着他们在电话里大叫这种肮脏事。我只想成为像汤姆-乔得那样的人，就足够了。你知道汤姆说什么，‘我不停地跑着，尽我所能超过他们所有的人。’”
第二天早晨他开车送我到火车站。我看错了时间表，所以早到了一个小时。我进了一家小商店，给我们两人买了瓶苹果汁。我想我们可以坐在太阳地里等着火车。
“听着，”我们坐在公园长椅上我说，“不会有什么汤姆-乔得。汤姆是斯坦贝克发明的，仅仅如此。”
他笑了。“我的妈妈也是这样说的。她想让我像你们那样不上圈套，但是我知道世上总有不会屈服的英雄。”
我怎么能否定这个呢？我原来就想成为一名英雄，甚至很长一段时间相信自己就是一个英雄。我想不起来接下去我说了什么，无论我说了什么，他都不理会了，他说他不得不走了。
“我很伤心，”他说，“但是我不能和你呆在这儿了，我想我现在不得不回家了。”
我看着他开车走了。我感觉到他已厌倦了我的陪伴，或者他很失望，发现我也像其它的人一样，把他推回到这个社会的一条路上，而对于这个社会，他却相信他永远是个局外人。我离开那里，害怕比利会发现，我去看他是因为他父亲会提供给我什么。在科尔格特大学我被解雇时，比利是站在队伍里为我抗议管理部门的学生之一。他要求面见校长，或者是开一集会，让校长向上百个学生解释为什么我被辞退。第二天，有人告诉我，校长向群众做了一个策略上的合理解释，当时比利站起来冲他喊：“这理由还不充分！”
我想大概是第二天比利的父亲打电话来谢我。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仿佛就是在昨天，我还在想着他会回报我的努力。我努力地压制着一种冲动，去问他是否他可以在他的软件公司给我找个位置。
我想为比利做点什么，做点儿有意义的事。我决定翻一翻书箱，找一些在他是我学生时我布置给他看的书，我会在这些书中找到一些段落送去鼓励他。但是一开始，我却读着在书中每页的空白处所写的注释，那是我为讲课做的笔记。很明显在那个时候我从未真正只是为了学习而去读这些书，我总是在这些课文中寻找一些让我在学生面前表现得更聪明的东西，在聚会中说的话。我想象着教务的妻子上床后回忆说，“噢，你知道英语系那个诙谐、有魅力的年轻人吗？”
我从厨房里找到一些垃圾袋子，检查我所有的书，分开我在里面写过东西的。但是很快我决定把所有的书都放进垃圾袋，还有十余本上课用的笔记本。
早晨借着第一缕光亮我就开车到了雅茅斯的垃圾点。我是第一个开车到那儿的人，在门外等着开门。“那是什么？”一个掌管添坑的没牙的男子问。
“一段古老的生活。”我说。
他看看我，然后指指我旁边前面座位上堆起的垃圾袋。“打开那个。”他说。我打开了，当我告诉他里面全是书时，他叫我带它们去山顶，那里矮灌木火正在闷烧。
没有把袋子整个地丢到火里，我打开每一个袋子一次扔一本书。一大堆塞尔尤贝克的目录本在灰烬里闷烧着，我把我的书扔在火里。埃米莉-迪更生和梅尔维尔一整套作品，霍桑的《红字》，《推销员之死》的我的硬皮复印本。我读着俄亥俄州那个孩子记住的那些段落。我读到了查理那个地方，威利最好朋友查理提出给他一份工作来挽救他。威利太骄傲了以致于不能接受，他告诉查理：“我有工作。”查理说：“没有报酬？没有报酬的工作是什么工作？”我记得我关于这几行字写的课堂笔记，我是怎样结束的那堂课，我告诉我的学生，这才是他们祷告著有一天能拥有的工作。这份工作他们如此爇爱以致于他们会不要报酬而甘愿做的事情。我为此对自己一直很满意，但是现在我读这些话时，我看见自己是最坏的那种骗子，站在学生面前，描画着一个局外者的对生活的浪漫图画，而对这种生活我竟一无所知。
在那天的邮件里又有三封工作拒绝信。我看完它们，把它们丢在了厨房柜子上
第10章　卖孩子
每一次我看着科轮，我就想她的衣服开始变大了。每次怀孕，她鼻梁上都会出现一道小斑点，一天早晨她躺在床上睡觉，我看见了那些小斑点的隐约轮廓，我给一家要领养孩子的夫妇打了个电话。
我用的是唐纳太利餐馆外的市内电话，我说了实情，只是对我的名字、我住的地方撒了个小谎。那个女人有一种很甜的声音。“我们非常欢迎你和你妻子来吃正餐。”她说。
吃正餐。
“等等，艾德蒙德去楼上去接电话。”她说。
他接了电话，说：“你好，我是艾德蒙德。非常高兴跟你说话。你和妻子愿意来吃午饭吗？”
“我已邀请他们来吃正餐了，亲爱的。”他妻子说。
他开始道歉。
“我可以来喝咖啡。”我说。
“噢，是的，”她说，“什么时候？”
我告诉她我将一个小时后到那。她开始给我指示她们家的方位，但是由于迫不及待，她竟无法从我出发的雅茅斯图书馆找到一条路。“这样吧，亲爱的，”她丈夫温柔地说，“你挂断电话，我来说吧！”
我没有什么可以穿的，没有合适的衣服。我穿着拳击短裤，在卧室的高镜子前试着衣服。电话里那对夫妇友好的声音让我感到放松一些。我想第一次见面我们可能会谈到钱。某个差不多的数目，所以我把这笔钱也记入到预算中。科轮想从生活中得到的仅是一个大家庭，并且有机会呆在家里和孩子们在一起，直到他们开始上学。在我认识她的十年里，她从没向我要求过别的什么东西。这个梦想在我出现之前一直是适合的。我们见面时，她仍在上学。作为一个专职学生她有三份工作，这样她不会负债毕业了，因为那些债迫使她把她的青春花费在工作上，而不是生孩子。最后我穿上我的那种旧的打褶的蓝色牛仔服，决定告诉那对夫妇我一直在园子里工作。我只能坐几分钟，因为我不得不回家，完成修剪草地的活儿。
当我走出厨房，怀里抱着卡勒，科轮正坐在走廊上给内尔梳头发。我告诉她我要去城里给收割机加油。“我要带卡勒去兜风。”
“那好啊，”科轮说，“亲亲我们，再见吧！”
我弯腰亲亲她们两个。
“噢，等等，”科轮说：“亲爱的，你脸上弄了些什么？你不能这样跟爸爸出去，看起来像个挖泥坑的”。
我告诉她没关系，但是她还是进了屋拿来一条湿毛巾。她擦着卡勒的脸，梳理着她的头发。我不知道是否我们将来会有一天，可能一个月、一年或者五年之后，我能告诉科轮，我是多么伤痛地看着她把卡勒打扮得漂漂亮亮，而卡勒却是我自私计划中无辜的交易品；我是怎样感受到某种东西在我身上消失，某种我无法名状的东西。我站在那里，尽可能长些时间，然后我从她手里接过梳子，梳梳我的头顶。“我看起来还行吧！”我问她。
当我们到达他们家时，我无法使自己停下车来。我慢慢地开过，从汽车反光镜里看到私人道路上停着一辆漂亮的白色的旅行车，面向街的所有窗户都上着百叶窗。那是一座墨绿色边饰的白色大房子，有三个烟囱，前门处放着一个大盆天竺葵。
第二次我开过他们房子是几天以后，我独自一个人。正当我转弯到他们住的街上时，那辆白色旅行车正从我前面退出来。我看见那个女人头上扎着某种方巾，很像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体育明星戴在足球头盔下边的东西。我跟着她们进了城，来到大街，在那条路上那个人开得很慢，仿佛他想错过绿灯似的。我们在一处十字路口停下，我把车靠得离他们的车很近，在后车窗里看见架子上有一把蓝色的雨伞，旁边放着一本圣经。
“你究竟在干什么？”当我又跟他们出了城，我对自己说，好像问了这个问题能减轻我回答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似的。我感到道路很开阔，我们开始加速了。高速公路两旁的枫树上的一些叶子已经开始变红了。我所要做的就是看看她们能付多少钱，我大声地说。
他们开进一座苍绿色波状金属大楼前的一个肮脏的停车场，那大楼看起来像一家机动车商店。起先我没有看到房顶上白色的十字架。我看着他们停了下来，手拉着手向前门走去。我看着他们消失在教堂里，然后我想象着他们在金属大楼里屈膝祈祷，祈祷着无论谁给他们打电话，回应他们登的广告，都能再打回来。
那天晚上杰克很伤心。我越努力哄他，他哭得越厉害，直到我最后把他送到床上，给他唱歌，我问他怎么了。
“我不喜欢你头上的洞。”他说着，下嘴唇颤动着。
“噢，杰克男孩，”我说，“没有什么。看，把头发压在上面，它就没有了。”我向前倾，把我头秃的地方指给他。这又使他哭起来。我拉起毯子把我们盖住，紧紧地搂着他。
“你陪我睡觉吗？”他问。
“当然。”我说。
“但是我可能会尿到你身上。”
“那没关系，”我说，“卡勒出生后我不是每晚和你睡吗？”
“为什么？”
“因为她需要离奶水近一些。”
“为什么？”
“因为整个晚上她会像小熊一样饥饿。”我对他说，“你每晚都尿着我，你的小鸡鸡总是指错方向，恰好在尿布外。到早晨我总是湿漉漉的。”
杰克笑了。“对不起。”他说。
“不要说对不起，”我说，“某一天当我老了的时候，我会让你和我睡，我会把你找回来的。”
我睡得很香。当我醒来时，床头的灯亮着。我发现他所有的塑料玩具都躺在那里。蝙蝠侠和罗宾，孤独的漫游者，印第安约恩。他把他们的头发都刮掉了，这样他们都有一个跟我一样的不毛之顶。这种珍贵的爱，我想，给一个我这样的人吗？他要把你的弟弟或妹妹卖给出最高价的人。
当我坐在他的床边，我听见，科轮从门厅里走出来。我迷惑是否她看到了那栏号码，我记在波特兰市电话本的黄纸页上，记在21世纪杂事本的封面和封底上，甚至记在杰克晚上看的那本《好奇的乔治》书上的第14页上。这本书是我慢慢地读，哄他入睡的，然后在熄灯前我可以筹划另一笔预算。我不是相信这些预算会突然显露出一个奇迹，关于如何挽救我们的未来，但是有那么神奇的一刻，一种高昂的津神出现了，当我用每月估计花掉的钱去除那个最终的数字时，美元将会变成时间。表明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可以靠我们拥有的钱来生活；在科轮等到所有的孩子都睡着后，她在大厅里拦住我，让我坦白是否我能还是不能继续养活她之前，还剩多少时间；在我问她是否她怀孕以及她希望这个孩子的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之前还有多少时间。铁轮沿着铁轨在转动——在它停下来之前，还有多少时间；在我发现我是谁之前，还有多少时间？
我经历的内心的恐惧感和时间也有关系。一天，我从图书馆里借了一本书。我看见归还日期是8月12日。我险些告诉流通部那个女人，在那天之前我将不会在这个城里住了，我要跑得远远的。我在十字路口看着一辆货车开过，想象着自己是一位开着篷车的老人，像是我童年时代见过的流浪汉，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
一大早，我就起床了，拿着一块湿毛巾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寻找些东西清扫。正当太阳照到厨房窗户上时，我开始擦桌子和椅子。然后我为孩子做早饭，当他们吃完后拿走他们的脏盘和饮料杯。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把我们的脏东西扔到前面的草坪上。当科轮带着孩子开车到了山顶的时候，我已经搭好了销售摊。我看着货车慢下来。科轮摘下眼镜，看看我做的活儿，然后她又开走了。后来她让杰克从她妈妈家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在那儿吃饭了，并准备在那儿住一夜。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把电话挂了。
我坐在房子前面的台阶上坐了很长时间，想尽力去说或做点什么。很晚时我给科轮打电话，我问她：“你母亲没睡吗？”
“我们一直在说话。”她说。
“好，”我说，“或许你该问问她关于我们搬去和她们住在一起的事？”
起先她没说什么。然后她告诉我，我们不能再给她母亲添麻烦了。“我想回家，”她说，“但首先我想请你把每件东西都搬回去。”
我这样做了。我又决定我们将不得不学会在一个房间里生活了，为这个做好准备，一天早晨，趁着她们都去城里时，我把孩子们的床还有卡勒的小婴儿床都搬到了我们的房间。
科轮即使在螫人蜂的侵袭下也能睡觉，她很快适应了这种变化，而我大半个晚上都是清醒地躺着，听着孩子们的呼吸声、咳嗽声、翻身的声音。最后，我想起和比利的见面，我插上风扇，就放在枕头旁。它发出很大的噪音，足够能阻止我等着孩子们发出的下一个声响，那之后我睡得很好，我期待着晨光，那个时候我就能看到每一个人都在我身边安详地睡着。每晚在孩子们睡觉之前，他们都挤在我们床上听故事。开始科轮把图书馆借回来的儿童书念给他们听。最后我开始接替工作，自编一些大萧条时期的故事，或是讲一个神奇的家庭，这些都是建立在我父亲那些年给我讲的故事的基础之上。因为我全天无事可做，于是我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来发展这些故事，几乎每天早晨，我一睁开眼睛起，我就开始期待着一天的结束，期待我们大家都坐在床上的那一时刻。
一天下午，当她妈妈自愿照顾孩子时，科轮和我一块去了斯卡伯拉夫的海滩。我们沿着海滨走，路过我们见面的那个地方，距沙滩小屋有一里左右，直通到海滨最美的地方，一个隐蔽的叫勃绕瓷耐克的被围起的地方。
我们遇到了一个熟人，那个年轻男人是科轮几年前遇见的，他喜欢她。他在勃绕瓷拥有一所大宅院和一个小农舍。我听见他问科轮是否我们愿意参加他在周末开的酒宴聚会。科轮答应了，他一走开，我对就她说：“你就像你母亲那样。可能这是爱尔兰女人的特点。她们嫁了工人阶级的傻瓜，却梦想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
她看着地面，慢慢地摇了摇头。然后她看着我说：“我不许你那样跟我说话。”
我看着她走开了。我坐在沙滩上，好一会儿感觉对不起自己。我注视着两个老女人穿着恶心的衬衫和泳衣在沙丘里摸索着。她们拿着塑料垃圾袋，里面装着浮木和贝壳。她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想，一些女人在她们丈夫死了、埋了时一定会感到解脱。这些女人看起来好像是从一次长长的不幸的被迫的行军中返回来，这场行军从她们身上抢走了一切，除了那点现在属于她们自己的宝贵时间。
我沿着海滨往回走，寻找科轮。我发现她正坐在旗杆下，那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们坐过的地方，我不再生气了。我告诉她我很抱歉，然后走上回停车场的小路。我拉着她的手，领着她进了洗浴室。她没有说什么。她关上门，斜靠着它。我能闻到石南属植物香和我们下边太阳炙烤的雷松木板的味道。我吻着她，用强大的力量把她拉紧，我感觉她整个身体在我怀里都僵硬了。那是个很奇怪的时刻，我对她的爱和愤怒同样强烈。
科轮，看起来受惊的样子，挣脱开了。她告诉我她曾经一直在和从我们房子下去那条路上的一个夫妻商店里工作的一个妇女说话。她是十个孩子中的一个。他们都在缅因北部的一个农场里，直到大萧条时期他们失去了农场。银行取消了他们赎回抵押的权利。她父亲找到的唯一工作就是在康涅狄塔州哈特福德弗的一间滚珠轴承厂工作。所以他们都搬到那里，一直呆到他们有足够的钱回到缅因州。
我知道她在讲什么。那个人，那位父亲，证明不是自私的，他也不是个懦夫。那是一种我相信自己也是的男人。科轮不相信吗？现在如果她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我能做些什么来恢复我在她眼中的形象呢？
在回家的路上，我在超市停下，买了一瓶啤酒，同时给卡勒买了个小瓶子。我从侧面走到生产部分，在那里我看见一个雇员，大约我这年龄的一个男人，正在往莴苣上洒凉水。他穿着绿围裙，戴着一个发网。我正纳闷是否他家里有孩子，是否他会留心不戴着发网回家，以免他的孩子认不出他。或许每一次换班时，他才戴上它，并提醒自己，他工作是为了把食物放在桌子上，把鞋穿在孩子们的脚上。或许他刚刚把钱愚蠢地花到电视广告中的产品上。他小心谨慎地浇着莴苣或是芹菜，这使我觉得他是个细致周到的人，如果他被提升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富余的钱花在不上电视广告的东西上，他可以花钱让孩子上钢琴课。我给他做了个预算，尽力去计算他是怎样量入为出。如果他1小时有6美元的报酬，一周40小时，他妻子也挣这么多，那他们总收入一周是480美元。上完税大既剩400美元，乘以4，1600美元一个月。他的租金或抵押款至少一个月600美元，如果他有一辆车，那将会花去他200美元，他妻子上班也需要辆车呢？就得再花200美元，汽油一个月花去他们100美元，电费100美元，暖器费200美元，吃饭将会使他们超支。
我注视着他，想着当他到库房里打开蔬菜箱时，可能被允许摘下发网。这时，从余光中我发现有人在注视着我。他是一位穿着干净的老人，光秃秃的脑顶周围还留有一圈白发。但是从他那惊讶、蓝色的眼睛里我看到了25年前我认识的一位年轻人。当他认出我时，我也认出了他。我们都很吃惊，随后是一种伤感，我们两个都在想着同一件事情——噢，不，你不是当年的样子了！
“上帝啊，见到你很高兴。”我说。
“彼此彼此，”他说，“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你看起来很好。”我说。
“你看上去也很好。”
他告诉我他住在斯卡勃拉海滩上的一个共同管辖区里。我立刻觉得很幸福，命运！几乎30年前，当我17岁时，他是夏日旅馆的经理，那时我去面试我的第一份工作。他立即雇了我洗盘子。在好的工作和坏的工作的生命历程中，他是我遇到的最好的老板，他绝对擅长赢得雇员的奉献。我为他工作了三个夏天，当我们失去了联系以后，他逐渐地成为缅因州一位有钱的、德高望重的生意人。
我们一边交谈一边走过结帐台，走出大门，来到他的汽车旁。他的孩子都已在外上寄宿学校了，他有的是时间，他似乎渴望聚一聚。“某天科轮和我会带着孩子去看你。”我告诉他。
“好，”他说，“那太好了。”
我猜我可能是过于大惊小怪了，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开始对科轮讲，我看到他变得如此老是多么震惊，然后我想说有一种很有希望的可能性，他是给我一份工作的合适人选，因为他在生意界里有各种各样的接触，而且他还是一位曾经认为我是个值得雇佣的人。
科轮耐心地听着。
我说我要去商业大街买些新衣服。“想和我一块去吗？”
她不想。她说她想回家，减轻一下她妈妈的负担。“为什么你需要新衣服？”她问，带着焦虑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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