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支蜡烛也好，不然显得更凄凉了，”母亲说。她便去找了昨天用剩的半截蜡烛点起来。烛光摇曳得厉害。屋子里到处都是黑影。不知从哪里进来的风震摇着烛光，烛芯偏向一边，烛油水似地往下流。一个破茶杯倒立着，做了临时烛台，现在也被大堆烛油焊在桌上了。
“快拿剪刀来！快拿剪刀来！”他并不想说这样的话，话却自然地从他的口中漏出来，而且他现出着急的样子。这样的事情不断地发生，他已经由训练得到了好些习性。他做着自己并不一定想做的事，说着自己并不一定想说的话。
母亲拿了剪刀来，把倒垂的烛芯剪去了。烛光稍稍稳定。“你现在吃饭好吗？我去把鸡汤热来，”她说。
“好嘛，”他勉勉强强地答道。几小时以前的那种兴致和食欲现在完全消失了。他回答“好”，只是为了敷衍母亲。“她为什么还要我吃？我不是已经饱了？”他疑惑地想道。他用茫然的眼光看母亲。母亲正拿了一段还不及大拇指长的蜡烛点燃了预备出去。
“妈，你拿这段长的去，方便点，”他说。“我不要亮，”他又添一句。他想：有亮没有亮对我都是一样。
“不要紧，我够了，”母亲说，仍旧拿了较短的一段蜡烛出了房门。
一段残烛陪伴他留在屋子里。
“又算过了一天，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天好活，”他自语道，不甘心地叹了一口气。
没有人答话。墙壁上颤摇着他自己的影子。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坐下还是站着，应该睡去还是醒着。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动作。他仍旧立在方桌前，寒气渐渐地浸透了他的罩衫和棉袍。他的身子微微颤抖。他便离开方桌，走了几步，只为了使身子暖和一点。
“我才三十四岁，还没有做出什么事情，”他不平地、痛苦地想道。“现在全完了，”他惋惜地自叹。大学时代的抱负象电光般地在他的眼前亮了一下。花园般的背景，年轻的面孔，自负的言语……全在他的脑子里重现。“那个时候哪里想得到有今天？”他追悔地说。
“那个时候我多傻，我一直想着自己办一个理想中学，”他又带着苦笑地想。他的眼前仿佛现出一些青年的脸孔，活泼、勇敢、带着希望……。他们对着他感激地笑。他吃惊地睁大眼睛。蜡烛结了烛花，光逐渐暗淡。房里无限凄凉。“我又在做梦了，”他不去剪烛花，却失望地自语道。他忽然听见了廊上母亲的脚步声。
“又是吃！我这样不死不活地捱日子又有什么意思！”他痛苦地想。
母亲捧了一菜碗热气腾腾的鸡汤饭进来，她满意地笑着说：“我给你煮成了鸡汤饭，趁热吃，受用些。”
“好！我就多吃一点，”他顺从地说。母亲把碗放在方桌上。他走到方桌前一个凳子上坐下。一股热气立刻冲到他的脸上来。母亲俯着头在剪烛花。他看她。这些天她更老了。她居然有那么些条皱纹，颧骨显得更高，两颊也更瘦了。
“连母亲也受了我的累，”他不能不这样想。他很想哭。他对着碗出神了。
“快吃罢，看冷了啊，”母亲还在旁边催促他。
二三
他吃过晚饭后就盼望着妻，可是妻回来得相当迟。
时间过得极慢。他坐在藤椅上或者和衣躺在床上。他那只旧表已经坏了好些天了，他不愿意拿出一笔不小的修理费，就让它静静地躺在他的枕边。他不断地要求母亲给他报告时刻。……七点……八点……九点……时间似乎故意跟他为难。这等待是够折磨人的。但是他有极大的忍耐力。
终于十点钟又到了。母亲放下手里的活计，取下老光眼镜，揉揉眼睛。“宣，你脱了衣服睡罢，不要等了，”她说。
“我睡不着。妈，你去睡，”他失望地说。
“她这样返还不回来，哪里还把家里人放在心上？明天一早就要走，也应该早回来跟家里人团聚才是正理，”母亲气恼地说。
“她应酬忙，事情多，这也难怪她，”他还在替他的妻子辩解。
“应酬，你说她还有什么应酬？还不是又跟她那位陈主任跳舞去了，”母亲冷笑地说。
“不会的，不会的，”他摇头说。
“你总是袒护她，纵容她！不是我故意向你泼冷水，我先把话说在这里搁起，她跟那位陈主任有点不明不白——”她突然咽住以后的话，改变了语调叹息道：“你太忠厚了，你到现在还这样相信她，你真是执迷不悟！”
“妈，你还不大了解她，她也有她的苦衷。在外面做事情，难免应酬多，她又爱面子，”他接口替妻辩护道：“她不见得就喜欢那个陈主任，我相信得过她。”
“那么我是在造谣中伤她！”母亲勃然变色道。
他吃了一惊，偷偷看母亲一眼，不敢做声。停了一两分钟，母亲的脸色缓和下来，那一阵愤怒过去了，她颇后悔自己说了那句话，她用怜惜的眼光看他，她和蔼地说：“你不要难过，我人老了，脾气更坏了。其实这样吵来吵去有什么好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那样看不起我！不管怎样，我总是你的母亲啊！”
他又得到了鼓舞，他有了勇气。他说：“妈，你不要误会她，她从没有讲过你的坏话。她对你本来是很好的。”他觉得有了消解她们中间误会的机会和希望了。
母亲叹了一口气，她指着他的脸说：“你也太老好了。她哪里肯对你讲真话啊！我看得出来，我比你明白，她觉得她能够挣钱养活自己，我却靠着你们吃饭。所以她看不起我。”
“妈，你的确误会了她，她没有这个意思，”他带着充分自信地说。
“你怎么知道？”母亲不以为然地反问道。就在这时候电灯突然亮了。整个屋子大放光明。倒立的茶杯上那段剩了一寸多长的蜡烛戴上了一大朵黑烛花，现着随时都会熄灭的样子。母亲立刻吹灭了烛，换过话题说；“十点半了，她还没有回来！你说她是不是还把我们放在眼里！”
他不作声，慢慢地叹了一口气。他的左胸又厉害地痛起来。他用乞怜的眼光偷偷地看母亲，他甚至想说：你饶了她罢。可是他并没有这样说。他压下了感情的爆发（他想痛哭一场）。他平平淡淡地对母亲说：“妈，你不必等她了。你去睡罢。”
“那么你呢？”母亲关心地问。
“我也要睡了。我瞌睡得很。”他故意装出睁不开眼睛的样子，并且打了一个呵欠。
“那么你还不脱衣服？”母亲又问。
“我等一会儿脱，让我先睡一觉。妈，你把电灯给我关了罢，”他故意慢吞吞地说，他又打了一个呵欠。
“好的，你先睡一觉也好。不要忘记脱衣服啊，”母亲叮嘱道。她真的把电灯扭熄了。她轻手轻脚地拿了一个凳子，放在掩着的门背后。于是她走进她那间小屋去了。她房里的电灯还亮着。
他并无睡意。他的思潮翻腾得厉害。他睁着眼睛望那扇房门，望那张方桌，望那把藤椅，望一切她坐过、动过、用过的东西。他想：到明天早晨什么都会变样了。这问屋子里不会再有她的影子了。
“树生！”他忽然用棉被蒙住头带了哭声暗暗地唤她。他希望能有一只手来揭开他的被，能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轻轻回答：“宣，我在这儿。”
但是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母亲在小屋里咳了两声嗽，随后又寂然了。
“树生，你真的就这样离开我？”他再说。他盼望得到一声回答：“宣，我永远不离开你。”没有声音。不，从街上送进来凄凉的声音：“炒米糖开水。”声音多么衰弱，多么空虚，多么寂寞，这是一个孤零零的老人的叫卖声！他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影子，缩着头，驼着背，两只手插在袖筒里，破旧油腻的棉袍挡不住寒风。一个多么寂寞、病弱的读书人。现在……将来？他想着，他在棉被下面哭出声来了。
幸好母亲不曾听见他的哭声。不会有人来安慰他。他慢慢地止了泪。他听见了廊上的脚步声，是她的脚步声！他兴奋地揭开被露出脸来。他忘了泪痕还没有揩干，等到她在推门了，他才想起，连忙用手揉眼睛，并且着急地翻一个身，使她在扭开电灯以后看不到他的脸。
她走到屋子，扭燃了电灯。她第一眼看床上，还以为她睡熟了。她先拿起拖鞋，轻轻地走到书桌前，在藤椅上坐下，换了鞋，又从抽屉里取出一面镜子，对看镜略略整理头发。然后她站起来，去打开了箱子，又把抽屉里的一些东西放到箱子里去。她做这些事还竭力避免弄出任何响声，她不愿意惊醒他的梦。但是正在整理箱子的中间，她忽然想到什么事，就暂时撇下这个工作，走到床前去。她静静地立在床前看他。
他并没有睡去，从她那些细微的声音里他仿佛目睹了她的一举一动。他知道她到了他的床前。他还以为她就会走开，谁知她竟然在床前立了好一阵。他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他不能再忍耐了。他咳了一声嗽。他听见她小声唤他的名字，便装出睡醒起来的样子翻一个身，伸一个懒腰，一面睁开眼来。
“宣，”她再唤他，一面俯下头看他；“我回来迟了。你睡了多久了？”
“我本来不要睡，不晓得怎样就睡着了，”他说了谎，同时还对她微笑。
“我早就想回来，谁知道饭吃得太迟，他们又拉着去喝咖啡我说要回家，他们一定不放我走……”她解释道。
“我知道，”他打断了她的话，“你的同事们一定不愿意跟你分别。”这是敷衍的话。可是话一出口，他却觉得自己失言了。他绝没有讥讽她的意思。
“你是不是怪我不早回来？”她低声下气地说；“我不骗你，我虽然在外面吃饭，心里却一直想到你。我们要分别了，我也愿意同你多聚一刻，说真话，我就是怕——”地说到这里便转过脸朝母亲的小屋望了望。——
“我知道。我并没有怪你，”他接嘴说。“你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吗？”他改变了话题问。
“差不多了，”她答道。
“那么你快点收拾罢，”他催她道：“现在大概快十一点了。你要早点睡啊，明天天不亮你就要起来。”
“不要紧，陈主任会开汽车来接我，车子已经借好了，”她顺口说。
“不过你也得早起来，不然会来不及的，”他勉强装出笑容说。
“那么你——”她开始感到留恋，她心里有点难过，说了这三个字，第四个字梗在咽喉，不肯出来。
“我瞌睡，”他故意打了一个假呵欠。
她似乎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她抬起头说：“好的，你好好睡。我走的时候你不要起来啊。太早了，你起来会着凉的。你的病刚刚才好一点，处处得小心，”她叮嘱道。
“是，我知道，你放心罢，”他说，他努力做出满意的微笑来，虽然做得不太象。可是等她转身去整理行李时，他却蒙着头在被里淌眼泪。
她忙了将近一个钟头。她还以为他已经睡熟了。事实上他却一直醒着。他的思想活动得很快，它跑了许多地方，甚至许多年月。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它始终绕着一个人的面影。那就是她。她现在还在他的近旁，可是他不敢吐一口气，或者大声咳一下嗽，他害怕惊动了她。幸福的回忆，年轻人的岁月都去远了。……甚至痛苦的争吵和相互的折磨也去远了，现在留给他的只有分离（马上就要来到的）和以后的孤寂。还有他这个病。他的左胸又在隐隐地痛。她会回来吗？或者他能够等到她回来的那一天吗？……他不敢再往下想。他把脸朝着墙壁，默默地流眼泪。他后来也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些时候。然而那是在她上床睡去的若干分钟以后了。
他半夜里惊醒，一身冷汗，汗背心已经湿透了。屋子里漆黑，他翻身朝外看，他觉得有点头晕，他看不清楚一件东西。母亲房里没有声息。他侧耳静听。妻在他旁边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她睡得很安静。“什么时候了？”他问自己。他答不出。“她不会睡过钟点吗？”他想。他自己回答：“还早罢，天这么黑。她不会赶不上，陈主任会来接她。”想到“陈主任”，他仿佛挨了迎头一闷棍，他楞了几分钟。什么东西在他心里燃烧，他觉得脸上、额上烫得厉害。“他什么都比我强，”他妒忌地想道。……
渐渐地、慢慢地他又睡去了。可是她突然醒来了。她跳下床，穿起衣服，扭开电灯，看一下手表。“啊呀！”她低声惊叫，她连忙打扮自己。
突然在窗外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他来了，我得快。”她小声催她自己。她匆匆地打扮好了。她朝床上一看。他睡着不动。“我不要惊醒他，让他好好地睡罢，”她想道。她又看母亲的小屋，房门紧闭，她朝着小屋说了一声：“再会。”她试提一下她的两只箱子，刚提起来，又放下。她急急走到床前去看他。他的后脑向着她，他在打鼾。她痴痴地立了半晌。窗下的汽车喇叭声又响了。她用柔和的声音轻轻说：“宣，我们再见了，希望你不要梦着我离开你啊。”她觉得心里不好过，便用力咬着下嘴唇，掉转了身子。她离开了床，马上又回转身去看他。她踌躇片刻，忽然走到书桌前，拿了一张纸，用自来水笔在上面匆匆写下几行字，用墨水瓶压住它，于是提着一只箱子往门外走了。
就在她从走廊转下楼梯的时候，他突然从梦中发出一声叫唤惊醒过来了。他叫着她的名字，声音不大，却相当凄惨。他梦着她抛开他走了。他正在唤她回来。
他立刻用眼光找寻她。门开着。电灯亮得可怕。没有她的影子，一只箱子立在屋子中央。他很快地就明白了真实情形。他一翻身坐起来，忙忙慌慌地穿起棉袍，连钮子都没有扣好，就提起那只箱子大踏步走出房去。
他还没有走到楼梯口，就觉得膀子发痠，脚沉重，但是他竭力支持着下了楼梯。楼梯口没有电灯，不曾扣好的棉袍的后襟又绊住他的脚，他不能走快。他正走到二楼的转角，两个人急急地从下面上来。他看见射上来的手电光。为了避开亮光，他把眼睛略略埋下。
“宣，你起来了！”上来的人用熟习的女音惊喜地叫道。手电光照在他的身上。“啊呀，你把我箱子也提下来了！”她连忙走到他的身边，伸手去拿箱子。“给我，”她感激地说。
他不放开手，仍旧要提着走下去，他说：“不要紧，我可以提下去。”
“给我提，”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这是年轻而有力的声音。他吃了一惊。他看了说话的人一眼。恍惚间他觉得那个人身材魁梧，意态轩昂，比起来，自己太猥琐了。他顺从地把箱子交给那只伸过来的手。他还听见她在说：“陈主任，请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
“你快来啊，”那个年轻的声音说，魁梧的身影消失了。“咚咚”的脚步声响了片刻后也寂然了。他默默地站在楼梯上，她也是。她的手电光亮了一阵，也突然灭了。
两个人立在黑暗与寒冷的中间，听得见彼此的呼吸声。
汽车喇叭叫起来，叫了两声。她梦醒似地动了一下，她说话了：“宣，你上楼睡罢，你身体真要当心啊……我们就在这里分别罢，你不要送我。我给你留了一封信在屋里，”她柔情地伸过手去，捏住他的手。她觉得他的手又瘦又硬（虽然不怎么冷）！她竭力压下了感情，声音发颤地说：“再见。”
他忽然抓住她的膀子，又着急又悲痛地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不定，不过我一定要回来的。我想至迟也不过一年，”她感动地说。
“一年？这样久！你能不能提早呢？”他失望地小声叫道。他害怕他等不到那个时候。
“我也说不定，不过我总会想法提早的，”她答道，讨厌的喇叭声又响了。她安慰他：“你不要着急，我到了那边就写信回来。”
“是，我等着你的信，”他揩着眼泪说。
“我会——”她刚刚说了两个字，忽然一阵心酸，她轻轻地扑到他的身上去。
他连忙往后退了一步，吃惊地说：“不要挨我，我有肺病，会传染人。”
她并不离开他，反而伸出两只手将他抱住，又把她的红唇紧紧地压在他的干枯的嘴上，热烈地吻了一下。她又听到那讨厌的喇叭声，才离开他的身子，眼泪满脸地说：“我真愿意传染到你那个病，那么我就不会离开你了。”她用手帕揩了揩脸，小声叹了一口气，又说：“妈面前你替我讲一声，我没有敢惊动她。”她终于决然地撇开他，打着手电急急忙忙地跑下了剩余的那几级楼梯。
他痴呆地立了一两分钟，突然沿着楼梯追下去。在黑暗中他并没有被什么东西绊倒。但是他赶到大门口，汽车刚刚开动。他叫一声“树生”，他的声音嘶哑了。她似乎在玻璃窗内露了一下脸，但是汽车仍然在朝前走。他一路叫着追上去。汽车却象箭一般地飞进雾中去了。他赶不上，他站着喘气。他绝望地走回家来。大门口一盏满月似的门灯孤寂地照着门前一段人行道。门旁边墙脚下有一个人堆。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两个十岁上下的小孩互相抱着缩成了一团。油黑的脸，油黑的破棉袄，满身都是棉花疙瘩，连棉花也变成黑灰色了。他们睡得很熟，灯光温柔地抚着他们的脸。
他看着他们，他浑身颤抖起来。周围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寒夜。就只有这两个孩子睡着，他一个人醒着。他很想叫醒他们，让他们到他的屋子里去，他又想脱下自己的棉衣盖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唐柏青也这样睡过的，”他忽然自语道，他想起了那个同学的话，便蒙着脸象逃避瘟疫似地走进了大门。
他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在书桌上见到她留下的字条，他拿起它来，低声念着：
宣：
我走了。我看你睡得很好，不忍叫醒你。你不要难过。我到了那边就给你写信。一切有陈主任照料，你可以放心。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保重自己的身体，认真地治病。
妈面前请你替我讲几句好话罢。
妻
他一边念，一边流泪。特别是最后一个“妻”字引起他的感激。
他拿着字条在书桌前立了几分钟。他觉得浑身发冷，两条腿好象要冻僵的样子。他支持不住，便拿着字条走到床前，把它放在枕边，然后脱去棉袍钻进被窝里去。
他一直没有能睡熟，他不断地翻身，有时他刚合上眼，立刻又惊醒了。可怖的梦魇在等候他。他不敢落进睡梦中去。他发烧，头又晕，两耳响得厉害。天刚大亮，他听见飞机声。他想：她去了，去远了，我永远看不见她了。他把枕畔那张字条捏在手里，低声哭起来。
“你是个忠厚老好人，你只会哭！”他想起了妻骂过他的话，可是他反而哭得更伤心了。
二四
妻走后第二天他又病倒了。在病中他一共接到妻的三封信。第一封信写着。
宣：
我到了兰州，一切都很陌生，只觉空气好，天虽冷，却也冷得痛快。
行里房屋还在改修中，我们都住在旅馆里。陈经理对我很好，你可不必担心。初到一个地方，定不下心来，过一两天再给你写长信。
母亲还发脾气吗？我在家她事事看不顺眼，分开了她也许不那么恨我罢。
你的身体应该注意，多吃点营养东西和补品，千万不要省钱，我会按月寄给你。祝福你。
妻X月X日
没有写明回信地址，但是这封短信使他很满意，只除了“陈经理”三个字。他等着第二封信。这并不要他久等，过了三天第二封信就来了。这封信不但相当长，而且写得很恳切，有不少劝他安心治病的话，还附了一封介绍他到宽仁医院去找内科主任了医生的信，信末的署名是“陈奉光”。他知道这是陈经理的名字，他的脸红了一下。他顺口向母亲提了一句：“树生要我到宽仁医院去看病，她还请陈经理写了封介绍信来。”母亲冷冷地说了一句：“哼，哪个希罕他介绍？”他就不敢讲下去了，以后也不敢再提这件事情。他又盼望着第三封信，他相信它一定比第二封信长。过了一个星期，第三封信到了。它却是一封很短的信。在信内她只说她正在为筹备银行开幕的事忙着，一时没有功夫写长信，却盼望他多去信，告诉她他的生活状况。信末写上了她的通信处，署名却改用了“树生”两个字。
他读完信，叹一口气，不说一句话。母亲伸过手来拿信，他默默地交给她。
“她好神气，才去了十几天就拿出要人的派头来了，”母亲看完信，不满意地说。她不曾看到树生的第一封信。
“她大概真忙，也难怪她，新开行，人手少，陈经理对她好，她也得多出力，”他还在替妻辩护，他竭力掩饰了自己的失望和疑虑（的确他有一点点疑虑）。
“你还要说陈经理对她好！你看着罢，总有一天他们两个会闹出花样来的！”母亲气愤地说。
“妈，我该吃药了罢，”他不愿意母亲再谈这个问题（它使他心里很难过），便打岔道。
“是啊，我去给你煎药，”母亲接着说，想起他的病，她立刻忘记了那个女人。她用慈爱的眼光看他。他还是那么黄瘦，不过眼神好了些，嘴唇也有了点血色。她匆匆忙忙地走出房去了。
他又叹了一口气，把眼睛掉向墙壁。过了两三分钟，他又把眼睛掉向外面，后来又掉向天花板。不管在哪里他都看见那个女人的笑脸，她快乐地笑，脸打扮得象舞台上的美人脸。他整个脸热烘烘的，耳朵边响着单调的铃子声，眼睛干燥得象要发火。他终于昏沉沉地睡着了。
他做着短而奇怪的梦，有时他还发出呻吟，一直到母亲端了药汤进来，他才被唤醒。他大吃一惊，而且出了一身汗。他用了求救的眼光望着她。
“宣，你怎么了？”母亲惊恐地说。她差一点把碗里的药汤泼了出来。
他好象没有听懂她的话。过了半晌，他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他的表情改变了。他吃力地说：“我做了好些怪梦，现在好了。”
母亲不大明白地看了看他。“药好了，不烫，现在正好吃。你要起来吃吗？”她关心地说。
“好。你递给我罢，”他说着就推开棉被坐起来。
“你快披上衣服，看受凉啊，”母亲着急地说。她把药碗递给他以后，便拿起他的棉袍替他披上。“今天很冷，外面在下雪，”她说。
“大不大？”他喝了两大口药，抬起头问道。
“不大，垫不起来的。不过冷倒是冷，所以你起来一定要先穿好衣服，”她说。
他喝光了药汤，把碗递还给母亲。他忽然拉着她的红肿的手惊叫道：“妈，你怎么今年生冻疮了？”
母亲缩回了手，淡淡地说：“我去年也生过的。”
“去年哪有这样厉害！我说冷天你不要自己洗衣服罢，还是包给外面大娘洗好些。”
“外面大娘洗，你知道要多少钱一个月！”她不等他回答，自己又接下去：“一千四百元，差不多又涨了一倍了。”
“涨一倍就涨一倍，不能为了省一千四，就让你的手吃苦啊，”他痛心地说。“我太对不住你了，”他又添上一句。
“可是钱总是钱啊。我宁肯省下一千四给你医病，也不情愿送给那班洗衣服的大娘，”母亲说。
“树生不是说按月寄钱来吗？目前也不在乎省这几个钱，”他说，伸了个懒腰，拿掉棉袍，又倒下去。
母亲不作声了。她的脸上现出了不愉快的表情。她立刻掉开头，不给他看见她的脸。
“妈，”他温和地唤道。她慢慢地回过头来。“你也得保重身体啊，你何必一定要叫自己多吃苦。”
“我并不苦，”她说，勉强笑了笑。她不自觉地摸着手上发烫的肿痕。
“你不要骗我，我晓得你不愿意用树生的钱，”他说。
“没有这回事，我不是已经在用她的钱吗？”她说，声音尖，又变了脸色，眼眶里装满了泪水。她咬着嘴唇，并且把身子掉开了。
“妈，我真对不起你，你把我养到这么大，到今天我还不能养活你，”他答道。她真想跑进自己的房里去畅快地大哭一场。
“你现在还恨树生吗？”过了半晌他又问。
“我不恨，我从没有恨过她，”她说。她巴不得马上离开这间屋子，她害怕他再谈起树生。
“她说过她对你并没有恶感，”他说。
“谢谢她，”她冷淡地插嘴说。
“那么要是她写信给你，你肯回信吗？”他胆怯地问。
她想了片刻，才答道：“回信。”她仍然不让他看见她的脸色。
“那就好，”他欣慰地说，吐了一口气。
“你以为她会写信给我吗？”她忽然转过身来，问道。
“我想她会的，”他带了几分确信地答道。
她摇摇头，她想说：“你在做梦！”可是她刚刚说了一个“你”字，立刻闭上了嘴。她不忍打破他的梦。同时她也盼望他的这个梦会实现。
关于树生的事他们就谈到这里为止。晚上等母亲回到小屋睡去以后，他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伏在书桌上给树生写了回信。他报告了他的近况。他也说起他和母亲间的那段谈话，他请她立刻给母亲写一封表示歉意和好感的长信来。封好了信，他疲倦不堪地倒在床上昏沉地睡了。
第二天早晨，不管他发着热，他还亲自把信放到母亲的手里，叮嘱她趁早到邮局作为航空挂号信寄出去。母亲接过信没有说什么，走出房门后却暗暗地摇头。他没有功夫去猜测母亲的心思。他的脸颊发红（因为发热），两眼射出希望的光辉，他好象在盼望着奇迹。
为了写这一封信，他多睡了四天。可是一个星期白白地过去了，邮差就没有叩过他的门。在第二个星期里面她的信来了。是同样的航空挂号信。他拆信时，心颤抖得厉害。但是他读完信，脸却沉下来了。一张邮局汇票，一张信笺。信笺上只有寥寥几行字：银行开幕在即，她忙，没有功夫给母亲写长信，请原谅。家用款由邮局飞汇。希望他千万到医院去看病。
“她信里怎样说？”母亲问道，她看见了他的表情。
“她很好，很忙，”他短短地答道。他把汇票和信封递给他母亲：“这个交给你罢。”
母亲接了过来。她皱了皱眉，一句话也不说。
“妈，以后衣服给洗衣大娘去洗罢。今天说定了啊，”他说。“你也不必太省俭了，横顺树生按月寄钱来。”
“不过这万把块钱也不经用啊，”母亲说。
“妈，你忘了她留下的那笔安家费，”他提醒她道。
“我们不是已经动用了一点吗？剩下的恐怕还不够缴小宣的学食费。上次是两万几。这学期说不定要五万多。”她看见他不答话，停了片刻又接下去说：“其实我倒想让他换个学校。我们穷家子弟何必读贵族学堂？进国立中学可以省许多钱。”
“这是他母亲的意思，我看还是让他读下去罢。他上次考了个备取，他母亲费了大力辗转托人讲情，他才能够进去，”他不以为然地说。他想：我不能够违背她的意思。
“那么你写信去提醒她，说学费还不够，要她早点想办法，”她说。
“好，”他应了一声。他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在信里写上那种话。
“我想还是叫小宣回家来住罢，他回来也多一个人跟你作伴，”母亲换了话题说。
他想了想，才说：“他既然来信说，假期内到学堂附近同学家去住，温习功课方便，就让他去罢，何必叫他回来？”
“我看你也实在太寂寞了，他回来，家里也多点热气，”母亲说。
“不过我怕他会染到我的病。他最好跟我隔开，他年纪太轻，容易传染到病，”他用低沉的声音说。
“好罢，就依你，”母亲简短地说；她心里难过，脸上却装出平静的样子。她走开了。刚走到右面窗前，她又转回到他的身边。她慈爱地望着他：“你宽心点，不要太想你的病。你究竟还年轻，不要总苦你自己。”
他略略仰起头看母亲，然后点头说：“我知道，你放心。”
“这种生活，我过得了。我是个不中用的老太婆了。对你，实在太残酷，你不该过这种日子。”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抑制不住感情的奔腾，便说了以上的话。
“妈，不要紧，我想我们总可以拖下去，拖到抗战胜利的一天你就好了，”他反而用话去安慰母亲，他说“你”，不用“我们”，只因为他害怕，不，他相信，自己多半拖不到那一天。
“我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看起来也很渺茫，”母亲感慨地说：“我今天碰到二楼一位先生，他说今年就会胜利。固然今年才开头，还有十二个月，不过我们拿什么来胜利，我实在不明白！”
“你老人家也想得太多了，现在横顺日本人打不过来，我们能够拖下去，大家就满意了，”他苦笑说。
“是啊，就是这样。前些时日本人要打到贵阳来了，大家慌张得不得了。现在日本人退了，又没有事了，那班有钱人还是有吃有穿，做官的，做大生意的还是照样神气。不说别人，就说她那位陈主任，陈经理罢……”母亲又说。
“他们也是在拖啊，”他苦笑地说。
“那么拖到胜利一定还是他们享福，”母亲不平地说。
“当然罗，这还用得着说，”他痛苦地答道。
母亲不再说话，她默默地望着他。他也常常掉过眼光看她。两个人都有一种把话说尽了似的感觉。屋子显得特别大（其实这是一个不怎么大的房间），特别冷（虽然有阳光射进来，阳光却是多么地微弱）。时间好象停滞了似的。两个人没精打采地坐着：他坐在藤椅上，背向著书桌，两只手插在袖筒里，头渐渐地变重，身子渐渐地往下沉；母亲一只手支着脸颊，肘拐压在方桌上，她觉得无聊地常常眨眼睛。一只大老鼠悠然自得地在他们的面前跑来跑去，他们也不想把牠赶开。
房间里渐渐地阴暗，他们的心境也似乎变得更阴暗了。他们觉得寒气从鞋底沿着腿慢慢地爬了上来。
“我去煮饭，”母亲说，懒洋洋地站起来。
“还早，等一会儿罢，”他哀求般地说。
母亲又默默地坐下，想不出什么话来说。过了一阵，房间快黑尽了。她又站起来：“现在不早了，我去煮饭。”
他也站起来。“我去给你帮忙，”他说。
“你不要动，我一个人做得过来，”她阻止道。
“动一动也好一点，一个人坐着更难过，”他说，便跟着母亲一起出去了。
他们弄好一顿简单的晚饭，单调地吃着。两个人都吃得不多。吃过饭，收拾了碗筷以后，两个人又坐在原处，没有活气地谈几句话，于是又有了说尽了话似的感觉。看看表（母亲的表），七点钟，似乎很早。他们捱着时刻，终于捱到了八点半，母亲回到自己的小屋，他上床睡觉。
这不是他某一天的生活，整个冬天他都是这样地过日子。不同的是有时停电，他们睡得更早；有时母亲在灯下补衣服；有时母亲对他讲一两段已经讲过几十遍的老故事；有时小宣回家住一夜，给屋子添一点热气（那个不爱讲话、不爱笑的“小书呆子”又能够添多少热气呢！）；有时他身体较好；有时他精神很坏。
“我除了吃，睡，病，还能够做什么？”他常常这样地问自己。永远得不到一个回答。他带着绝望的苦笑撇开了这个问题。有一次他似乎得到回答了，那个可怕的字（死）使他的脊梁上起了寒栗、使他浑身发抖，使他仿佛看见自己肉体腐烂，蛆虫爬满全身。这以后，他好些天不敢胡思乱想。
母亲不能够安慰他，这是他的一个秘密。妻更不能给他安慰，虽然她照常写短信来（一个星期至少一封）。她永远是那样地忙，她没有一个时刻不为他的身体担心，她每封信都问候他的母亲，可是她并不曾照他的要求直接给母亲写一封信。从这一件事，从她的“忙”，从来信的“短”，他感觉到她跟他离得更远了。他从不对母亲说起妻的什么，可是他常常暗暗地计算他跟妻中间相距的路程。
二五
寒冷的冬天象梦魇似地终于过去了。春天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浓雾被春风吹散了。人们带笑地谈论战争的消息。
但是汪文宣的生活里并没有什么变化。他的身体仍旧是时好时坏。好时偶尔去外面走走，坏时整天躺在床上。母亲照常煮饭，打扫屋子，他生病时还给他煎药。小宣两个星期进城一次，住一个晚上，谈一两段学校的故事，话不多，这个孩子更难得有笑容。小宣回来时，屋子里听不见笑声，可是这个孩子一走，屋子更显得荒凉了。妻照常来信，寄款，款子一月一汇，信一星期一封，她从没有写过三张信笺，虽然字里行间也有无限深情。她始终很忙。但是他永远有耐心，他每星期寄一封长信去，常常编造一些谎话，他不愿意让她知道他的实际生活情况。写信成了他唯一的消遣，也可以说是他唯一的工作。
春天里日子变得更长，度日更成为一件苦事。他觉得自己快要丧失说话的能力了。他某一次受凉失去嗓音以后，就一直用沙哑的声音讲话。母亲更现老态，她的话也愈来愈少。常常母子两个人在房中对坐，没有一点声音。有时他一天说不上三十句整旬的话。
时光象一个带病的老车夫拖着他们慢慢地往前走，是那样地慢，他有时甚至觉得车子已经停住了。
但是他仍然活着，仍然有感情，仍然有思想。他的左胸时常痛。他夜间常常出冷汗，他常常干咳。偶尔他也暗暗地吐一两口血——那只是痰里带血。痛苦继续着，并且不断地增加，欢乐的笑声却已成了远去了的渺茫的梦。
他没有呻吟，也没有抱怨。他默默地送走一天灰色的日子，又默默地迎接一天更灰色的日子。他的话更少，因为他害怕听见自己的沙哑声音。有时气闷得没有办法，他只好长叹，但是他不愿意让母亲听到他的叹声，他总是背着人叹息。
日子愈来愈长，也愈难捱。一个念头折磨着他：他的精神力量快要竭尽，他不能再拖下去了。
但是没有人允许他不拖下去。妻还是叮嘱他安心治病、等待她回来。钟老答应设法替他找适当的工作。母亲不断地买药给他吃，她拿回来的有中国的单方，也有西洋的名药。他不知道那些药对他的身体有无益处，他只是顺从地、断断续续地吃着。他这样做，大半是为了敷衍母亲。有一次母亲还拉他到宽仁医院去看病。他想起了妻寄来的介绍信，可是到处都找不着，原来母亲早已把它撕毁了。他又不愿意多花钱挂特别号，只挂普通号，足足等候了三个钟点。母亲已经让步到拉他去医院了，他也只好忍耐地等待他的轮值，不管候诊室里怎样拥挤，天井内怎样冷（那还是春天到来以前的事）。一个留八字胡的医生对他摆出一张冰冻了的面孔，医生吩咐他解开衣服，用听诊器听了听，又各处敲敲，然后皱着眉，摇摇头，又叫他穿好衣服，开一个方，要他去药剂室购了一瓶药水。医生似乎不愿意多讲话，只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视”。医生说照X光最好，不过“透视”费低。他出来在问询处问明了透视费的价目，他吐了吐舌头，默默地走出了医院。后来他又去过一次医院，那个医生仍旧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视。他计算一下这一个月已经用去了若干钱，又猜想透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不敢再到医院去了。
“要来的终于要来，让它去罢，”他对自己说。他颇想“听命于大”了。事实上除了这里他的心也没有一个安放处。
有一天午饭后他出街散步。天气很好，不过街上仍然多尘土，车辆拥挤不堪，而且秩序坏，在一个路角堆了大堆的垃圾，从那里发散出来一股一股的霉臭。他掩着鼻走过了一条街。无意间侧头一看，他正立在国际咖啡厅的玻璃橱窗前。橱窗里陈列着几个生日大蛋糕和好几种美国糖果。一切都和几个月前一样。不同的是他再听不见那一个人的笑声，再看不见那一个婷婷的身影。
他进去了。厅子里客人相当多，刚巧他从前坐过的那张小圆桌空着，他便挤到里面去坐下来。两个茶房忙碌地端着盘子各处奔走。客人们正在竞赛叫唤茶房的声音的高低。他胆怯地坐在角落里，默默地等待着。
一个穿白制服的茶房终于走过来了。“两杯咖啡，”他低声说。
“嗯？”茶房不客气地问。
“两杯咖啡，”他提高声音再说。
茶房不回答，猝然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茶房端了两个杯子走回来，一杯咖啡，放在他面前，另一杯放在他对面。“要牛奶吗？”茶房拿起牛奶罐头问道。他摇摇头说：“我不要。”又指着对面那个杯子说：“这杯要。”茶房把牛奶注入杯中，便拿着罐头走开了。他拿起茶匙舀了糖，先放进对面的杯里，又用茶匙在杯里搅了一下，然后才在自己的杯中放糖。
“你喝罢，”他端起杯子对着空座位低声说。在想象中树生就坐在他的对面，她是喜欢喝牛奶咖啡的。他仿佛看见她对他微笑。他高兴地喝了一大口。他微笑了。他睁大眼睛看对面。位子空着，满满的一杯咖啡不曾有人动过。他又喝了一口。他的嘴上还留着刚才的微笑，但是笑容慢慢地在变化，现在是凄凉的微笑了。“你还会记住我么？”他小声说，他觉得鼻酸，连忙掉开脸去看别人。四座都是烟雾，人们在高谈阔论，大抽香烟。没有人注意到他。
“我敢写保票，不到两个月德国就会投降。日本也熬不过一年。说不定我们会在南京过下一个新年！”旁边一张桌上一个穿中山装的大块头眉飞色舞地大声说。
他吃了一惊。他看看说话的人。这个预言给他带来一种奇特的感觉。他没有快乐，他却感到了羡慕和妒忌。他又望了一下空座位和满杯的咖啡，怅惘地叹了一口气，便站起来付了帐走出去了。
回到家，他正碰见母亲捧着一堆湿衣服从房里出来。
“妈，你怎么又自己洗起衣服来了？”他惊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