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应了一声，接着就问：“我的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学堂功课太严，我们好些同学都赶不上，”小宣象板起脸孔似地说，这算是他好些天不曾回家的理由。
她含糊地答应一句。她注意地看了看她这个儿子。贫血，老成，冷静，在他的身上似乎永远不曾有过青春。他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但是他已经衰老了！她皱了一下眉头，逃避似地掉开了眼睛。她走到床前，问病人：“今天好些罢？”
“好些了，”病人点头回答。
这样的问答成了“例行公事”。她每天照样地问，他每天照样地答，虽然他的病一点儿也不见好。
她听见他在咳嗽，看见他拿着枕头旁边的漱口杯（临时作了吐痰杯）吐痰，又慢慢地把漱口杯放下。他两颊上的肉更少了，两只眼睛带着一种可怕的眼神望着她。
“药吃过了？”她怜悯地再问一句。
他点点头，看他那种神情好象他很痛苦。
“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罢，”她忍不住又说了那句不知说过多少遍的话。
“过几天再说罢，”他力竭似地摇头说。
“为什么不早去？我求求你！不要把病耽误了啊，”她恳切地望着他，央求似地说，眼睛里忽然迸出了几滴泪水，她便慢慢地把头掉开了。
“我现在还可以支持，除了咳嗽也没有什么病，”他慢吞吞地答道。
“咳嗽就是病啊，而且你每天发烧，”她又回过脸来说。“我担心——”她咽下了后面的话。
“你是说我害肺病吗？”他问。
她不敢口答。她现出了一点窘相。她后悔不该对他多讲话。
“其实不用检查，我也知道我这是肺病，”他说。“可是知道了又有什么用？我去检查，等于犯人听死刑宣告。”话说出来，他觉得心里很难过，自己也不想再说下去了。
她默默地望着他，她想：他什么都知道，甚至那个残酷的真实。她的劝告对他有什么用处呢？他躺在床上，不过在捱日子。不论是快，或者慢，他总之是在走向死亡。她还有什么办法拯救他？……没有。他不听她的话，不肯认真治病。她只有等待奇迹。或者……或者她先救出自己。她的脑子里有着矛盾的思想。所以她一边偷偷流泪，一边又暗暗抱着希望。
“不见得。肺病也养得好。你不要怕花钱。我说过，我愿意给你设法，”她忍住眼泪，最后一次努力地劝他。
“养病就不说要花钱，也应当有好心境，这你是知道的。象我这样生活，哪里会有好心境啊？”他又说。
“宣，你讲话太多了。睡一会儿罢，又快要吃药了。”母亲不耐烦地干涉道。
妻暗暗地瞪了母亲一眼。她走到方桌前坐下来。她坐在那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好。没有人理她，连小宣也不过来跟她讲话。她感到厌倦，现在连眼光也似乎无处可放了。
她觉得无聊地枯坐了一会儿。她想难道必须坐在这里等着母亲煮好饭送上来吗？连吃饭的时候也是冷清清没有生气的。饭后更不会有温暖。永远是灰黄的灯光（不然就是停电时的漆黑，那样的时刻也不少），单调而无生气的闲谈，带病的面容。这样的生活她实在受不了。她不能让她的青春最后的时刻这样自白地耗尽。她不能救别人，至少先得救出她自己。不然她会死在这个地方，死在这间屋子里。
她突然站起来。她又一次下了决心。她用不着再迟疑了。她的手提包里还放着调职通知书。她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呢？
她走到小宣的身旁。“小宣，你跟我出去走走，”她说。
“不等吃饭吗？”小宣抬起头看她，有气无力地问道，这个孩子讲话象大人，尤其是象父亲。
“我们到外面去吃饭，”她短短地答道。
“那么不约婆一道去？”小宣又问，声音提高了些。
“不去也好，”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她觉得心烦。不知道怎样，孩子的话激怒了她。
小宣诧异地看了她一眼，还问一句：“妈，你也不出去？”
“不出去，”她摇摇头说，心想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多嘴！
小宣看了她一眼，也不再说话，又把头埋到书上去了。
“他好象不是我的儿子，”她想道；她还立在小宣的背后，注意地看了他好几次。小宣一点也不觉得。他在读一个剧本。白日的光线渐渐在消失，刚刚亮起来的电灯光又不太亮。所以他把头埋得很深。“他是在弄坏自己的眼睛啊！”她又想。她忍不住怜悯地说：“小宣，你歇一会儿罢，你不要太用功啊。”
小宣又抬起头，惊奇地看她一眼，他回答一声：“是，”他的眼睛不住地闪着，好象它们不大舒服似的。随后他合上书，懒洋洋地站起来。
“怎么，他笑都不笑一声，动作这样慢。他完全不象一个小孩。他就象他父亲，”她又想。
小宣静静地走到床前去看父亲。“他对我一点也不亲热，好象我是他的后母一样，”她痛苦地想。她就在孩子刚才离开的藤椅上坐下。
母亲正坐在床沿上跟宣讲话，小宣立在床前静静地听着。他们似乎谈得很亲密。
“她不要我跟他讲话。怎么她又不让他休息呢？这个自私的老太婆！”她愤慨地想道。她无意间伸手在书桌上拿起小宣刚才看的那本书来。“她就恨我！我是她的仇人！小宣对我冷淡，一定是她教出来的。宣也在敷衍她！不，他其实更爱她，”她继续想道，心更烦起来。她受不住这寂寞，这冷淡。她需要找一件分心的事情。她把眼光放到拿在手里的书上。她首先看到两个红字：《原野》。这是曹禺写的剧本。她看过它的上演。可是又听说后来被禁止了，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戏，多么巧！戏里也有一个母亲憎恨自己的儿媳妇。那个丈夫永远夹在中间，两种爱的中间受苦。结果呢？结果太可怕了！她不会弄出那样的结果，她不是那样的女人！她在这里是多余的。她有机会走开。调职通知书还在她的手提包里。她为什么要放过机会呢？不，那是已经决定的事情了。行里不会改派另一个人，除非她辞职。她当然不会辞职。离开那个银行，她一时也找不到别的职业，而且她还借支了薪金，而且她这两个月还同陈主任搭伙在做囤积的生意。
“飞啊，飞啊！”好象有一个声音反复地在她的耳边轻轻地鼓舞她。调职通知书渐渐地在她的眼前扩大。兰州！这两个大字变成一架飞机在她的脑子里飞动。她渐渐地高兴起来。她觉得自己又有了勇气了。她甚至用轻蔑的眼光看他的母亲。她心想：“你们联在一起对付我，我也不怕，我有我的路！我要飞！”
二一
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她丢开他跟着另一个男人走了；母亲也好象死在什么地方了。他从梦中哭醒，他的眼睛还是湿的。他的心跳得厉害，他倾听着这敲鼓似的声音。他张开嘴，睁大眼睛，想在黑暗中看出什么来。但是屋子很黑，就好象有一张黑幕盖在他的头上和全身一样。他觉得气紧，呼吸似乎不十分畅快，胸部还在隐隐地痛。他疲乏地闭上眼睛，但是他立刻又睁开，因为那个可怕的梦景在他的眼前重现了。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他疑惑地想，“是死还是活？”四周没有人声，然而并不是完全静寂的，因为屋子里充满了细小的声音。“我一个人，”他寂寞地说了出来。忽然一阵心酸，他又落下了眼泪。
“真是走的走、死的死了吗？”他痛苦地问自己。没有回答。他翻了一个身，又一个身。“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他想道。“我在做梦吗？”他的手摸着自己颊上的泪痕。他的喉咙发痒，他咳起嗽来。
他突然揭开被，跳下床。他扭开了电灯。屋子亮起来，灯光白得象雪似的，使他的眼睛差一点睁不开。他披着衣服站在方桌前。他第一眼便看他那个睡在床上的妻。谢谢天。妻睡得很好，棉被头盖着她下半个脸，黑黑的长睫毛使她睡着的时候也象睁开眼睛一样。她的额上没有一条皱纹，她还是象十年前那样地年轻。他看看自己，丝棉泡的绸面已经褪了色，蓝布罩衫也在泛白了。他全身骨头一齐发痠、发痛，痰似的东西直往喉管上冒。他同她不象是一个时代的人。他变了！这并不是一个新发见。但是这一次却象有一个拳头在他的胸膛上猛击一下。他的身子晃了晃，他连忙扶着方桌站定了。
他在方桌前立了一会儿。他忽然打了一个寒噤，他不自觉地把头一缩。屋子里依然很亮。老鼠又在啃地板。外面街上有一个人的脚步声，那个人走得慢，而且用一种衰老而凄凉的声音叫着：“炒米糖开水！”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他把眼光掉向母亲的房门。门关着，里面传出来一个人的鼾声，是小宣的，并不太高，不过他听得出。他们睡得很好。他侧耳再听，那还是小宣的鼾声。“这孩子也可怜，偏偏生在我们家里，”他想。“妈也是，老来受苦，”他又叹一口气。“不过幸好他们都很平安，”这一个念头倒给了他一点安慰。
接着他咳了两声嗽，他觉得痰贴在喉管上，他必须咳出它来。他不敢大声咳，他害怕惊醒妻和母亲。他慢慢地咻着。他的胸部接连地痛。他摸出手帕拖住嘴。他走到书桌前，跌坐在藤椅上。
他咻了好几声，居然把痰咳出来了；他要吐它在地上，可是痰贴在他的舌尖、唇边，不肯下地。“我连这点点力气也没有了，”他痛苦地、灰心地想道。
他吐出痪后，觉得喉咙干，想喝两口茶。他便站起来。他无意间把书桌上一件黑黑的东西撞落在地上。他即刻弯下身去拾那件东西。那是树生的手提包。他拾起来，手提包打开了，落下几张纸和一支唇膏。他再俯下身去抬它们。他看见了那张调职通知书。
他把通知书拿在手里，又坐回到藤椅上，他仔细地读着。虽然那上面不过寥寥几行字，他却反复不厌地念了几遍。他好象落在冷窖里一样，他全身都冷了。
“她瞒着我，”他低声自语道。接着他又想：她为什么要瞒我呢？我不会妨碍她的。他感到一种被人出卖了以后的痛苦和愤慨。他想不通，他默默地咬着自己的下嘴唇。胸部还是隐约地在痛。他用左手轻轻擦揉着胸膛。“病菌在吃我的肺，好，就让它们吃个痛快罢，”他想。
“她真的要走吗？”他问自己。他又埋下头看手里那张调职书。他用不着再问了。那张纸明明告诉他，她会走的。
“走了也好，她应该为自己找一个新天地。我让她住在这里只有把她白白糟蹋，”他安慰自己地想。他又把头掉过去看她。她已经向里翻过了身，他只看见她一头黑发。“她睡得很好，”他低声说。他把头放在靠背上，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会儿。通知书仍然捏在他的手里。
他忽然又惊醒似地睁开眼睛。屋子里多么亮！多么静！多么冷！他又掉过头去看她。她还睡在床上，但是又翻过了身来，面向着他，并且把右膀伸到被外来了。这是一只白而多肉的膀子。“她会受凉的，”他想着，就站起来，走到床前，把她的膀子放回到被里去。他轻轻地拿着她的手，慢慢地动着，但是仍然把她惊醒了。
她起先哼了一声，慢慢地睁开眼睛。“你还不睡？”她问道。但是接着她又吃惊地说：“怎么，你下床来了！”
“我看见你一只膀子露在外面，怕你着凉，”他低声解释道，通知书还捏在手里。
她感激地对他一笑，然后慢慢地把眼光移到别处去。她忽然看见了那张通知书。
“怎么在你手里？”她惊问道，就坐起来，把睡衣的领口拉紧一点。“你从哪里找到的？”
“我看见了，”他埋下头答道，他的脸立刻发红。他连忙加上一句解释：“你的手提包从桌上掉下来打开了。”
“我今天才拿到它。我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她抱歉似地说，她记起来是自己大意把手提包忘记在书桌上的。她打了一个冷噤，连忙用棉被裹住自己的身子。
“你去罢，我没有问题，”他低声说。
“我知道，”她点点头。她看见他望着自己好象有多少话要说，却又说不出来，她心里也难过。“我本来不想去，不过我不去我们这一家人怎么生活——”
“我知道，”他结结巴巴地说，打断了她的话。
“陈主任帮我订飞机票，说是下星期三走，”她又说。
“是，”他机械地答道。
“横顺我也没有多少行李。西北皮货便宜，我可以在那边做衣服，”她接下去说。
“是，那边皮货便宜，”他没精打采地应道。
“我可以在行里领路费，还可以借支一笔钱，我先留五万在家里。”
“好的，”他短短地回答。他的心象被木棒捣着似地痛得厉害。
“你好好养病。我到那边升了一级，可以多拿薪水，也可以多寄点钱回家。你只管安心养病罢。”她愈说愈有精神，脸上又浮起了微笑。
他实在支持不下去，便说：“我睡了。”他勉强走到书桌那边，把通知书放回她的手提包里，然后回到床前，他颓然倒下去，用棉被蒙着头，低声哭起来。
她刚刚闭上了眼睛，忽然听见他的哭声。她的兴奋和愉快一下子都飞散了。她觉得不知道从哪里掉下许多根针，全刺在她的心上。她唤一声：“宣！”他不答应。她再唤一声。他仍然不答应，可是哭声却稍微高了些。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她掀开自己的棉被，也拉开他的棉被，把半个身子扑到他的身上，伸出两只膀子搂着他，不管他怎样躲开，她还是把他的脸扳过来。她流着眼泪，呜咽地喃喃说：“我也并不想去。要不是你妈，要不是大家的生活……我心里也很苦啊！……我一个女人，我……”
二二
从这一晚起，他又多了做梦的资料。梦折磨着他。每晚他都得不到安宁。一个梦接连着另一个。在梦中他不断地跟她分别，她去兰州或者去别的地方，有时甚至在跟他母亲吵架以后负气出走。醒来，他常常淌一身冷汗。他无可如何地叹一口长气，他知道自己的病已经很深了。
晚上妻睡在他的旁边。他为了自己的病，常常避免把脸向着她。他们睡在一处，心却隔得很远。妻白天出门，晚上回家也不太早。她有应酬，同事们接连地替她饯行。她每晚回家，总看见母亲在房里陪伴他，但是等她跨进了门，母亲就回到小屋去了。然后她坐在床沿上或者方桌前凳子上絮絮地讲她这一天的见闻。现在她比平日讲话多，他却较从前沉静寡言。他常常呆呆地望着她，心里在想分别以后还能不能有重见的机会。
不做梦时他喜欢数着他们以后相聚的日子和时刻。日子和时刻逐渐减少，而他的挣扎也愈加痛苦。让她去，或者留住她？让她幸福，或者拉住她同下深渊？
“你走后还会想起我么？”他常常想问她这句话，可是他始终不敢说出来。
五万元交来了：两万元现款和一张银行存单。妻告诉他存“比期”，每半个月，办一次手续，利息有七分光景。到底妻比他知道得多！妻的行装也准备好了。忽然她又带回家一个好消息：飞机票可能要延迟两个星期。她也因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她还对他说，她要陪他好好地过一个新年。对他说来，当然再没有比这个更能够安慰他的了。他无法留住她，却只好希望多和她见面，多看见她的充满生命力的美丽的面颜。
但是这样的见面有时也会给他带来痛苦。连他也看得出来她的心一天一天地移向更远的地方。跟他分离，在她似乎并不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她常常笑着对他说：“过三四个月我就要回来看你。陈主任认识航空公司的人，容易买到飞机票，来往也很方便。”他唯唯应着，心里却想：“等你回来，不晓得我还在不在这儿。”他觉得要哭一场才痛快。可是疾贴在他的喉管里，他用力咳嗽的时候，左胸也痛，他只好轻轻地咻着。这咻声她也听惯了，但是仍然能够得到她的怜惜的注视，或者关心的询问。
他已经坐起来，并且在房里自由地走动了。除了脸色、咳嗽和一些动作外，别人不会知道他在害病。中药还在吃，不过吃得不勤。母亲现在也提起去医院检查、照X光一类的话。然而他总是支吾过去。他愿意吃中药，因为花钱少，而且不管功效如何，继续不断地吃着药，总可以给自己一点安慰和希望。
有时他也看书，因为他寂寞，而且冬天的夜太长，他睡尽了夜，不能再在白天闭眼。他也喜欢看书，走动，说话，这使他觉得自己的病势不重，甚至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但是母亲不让他多讲话，多看书，多走动；母亲却时时提醒他：他在生病，他不能象常人那样地生活。
可是他怎么能不象常人那样地生活呢？白天躺在床上不做任何事情，这只有使他多思索，多焦虑，这只有使他心烦。他计算着，几乎每天都在计算，他花去若干钱，还剩余若干。钱本来只有那么一点点，物价又在不断地涨，他的遣散费和他妻子留下的安家费，再加上每月那一点利息，凑在一起又能够用多久呢？他仿佛看着钱一天一天不停地流出去，他来着手无法拦住它。他没有丝毫的收入，只有无穷无尽的花费……那太可怕了，他一想起，就发呆。
有一次母亲为他买了一只鸡回来，高兴地煮好鸡汤用菜碗盛着端给他吃。那是午饭后不久的事。这两天他的胃口更不好。
“你要是喜欢吃，我可以常常煮给你吃，”母亲带点鼓舞的口气说。
“妈，这太花费了，我们哪里吃得起啊！”他却带着愁容回答，不过他还是把碗接了过来。
“我买得很便宜，不过千多块钱，吃了补补身体也好，”母亲被他浇了凉水，但是她仍旧温和地答道。
“不过我们没有多的钱啊，”他固执般地说；“我身体不好，偏偏又失了业。坐吃山空，怎么得了！”
“不要紧，你不必担心。横顺目前还有办法，先把你身体弄好再说，”母亲带笑地劝道，她笑得有点勉强。
“东西天天贵，钱天天减少，树生还没有走，我们恐怕就要动用到她那笔钱了，”他皱着眉头说。鸡汤还在他的手里冒热气。
母亲立刻收起了笑容。她掉开头，想找个地方停留她的眼光，但是没有找到。她又回过脸来，痛苦而且烦躁地说了一句：“你快些吃罢。”
他捧着碗喝汤，不用汤匙，不用筷子，还带了一点慌张不安的样子。母亲在旁边低声叹了一口气。她仿佛看见那个女人的得意的笑容。她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她埋下头。但是他的喝汤的响声引起了她的注意。“很好，很好，”他接连称赞道，他的愁容消失了。他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汤碗。他用手拿起一只鸡腿在嘴边啃着。
“妈，你也吃一点罢，”他忽然抬起头看看母亲，带笑地说。
“我不饿，”母亲轻轻地答道。她用爱怜的眼光看他。她心里难受。
“我不是病，我就是营养不良啊，我身体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他解释般地说。
“是啊，你身体会慢慢好起来的，”母亲机械地答道。
他又专心去吃碗里的鸡肉，他仿佛从来没有吃过好饮食似的。他忽然自言自语：“要是平日吃得好一点，我也不会得这种病。”他一面吃，一面说话。母亲仍然站在旁边看他，她一会儿露出笑容，一会儿又伸手去揩眼睛。
“他的身体大概渐渐好起来了。他能吃，这是好现象，”她想道。
“妈，你也吃一点。味道很好，很好。人是需要营养的，”他吃完鸡肉，用油手拿着碗，带着满足的微笑对母亲说。
“好，我会吃，”母亲不愿意他多讲话，就含糊地答应了，其实她心想：“就只有这么一只瘦鸡，给你一个人吃还嫌少啊。”她接过空碗，拿了它到外面去。她回来的时候，他靠在藤椅上睡着了。母亲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想给他盖上点什么东西，可是刚走到他面前，他忽然睁开眼唤道：“树生！”他抓住母亲的手。
“什么事？”母亲惊问道。
他把眼睛掉向四周看了一下。随后他带了点疑惑地问：“树生还没有回来？”
“没有。连她的影子也看不见，”她带着失望的口气回答。他不应该时常想着树生。树生对他哪点好？她（树生）简直是在折磨他，欺骗他！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露出了苦笑。“我又在做梦了，”他感到寂寞地说。
“你还是到床上去睡罢，”母亲说。
“我睡得太多了，一身骨头都睡痛了。我不想再睡，”他说，慢慢地站起来。
“树生也真是太忙了。她要走了，也不能回家跟我们团聚两天，”他扶著书桌，自语道。他转过身推开藤椅，慢步走到右面窗前，打开掩着的窗户。
“你当心，不要吹风啊，”母亲关心地说；她起先听见他又提到那个女人的名字，便忍住心里的不痛快，不讲话，但是现在她不能沉默了，她不是在跟他赌气啊。
“太气闷了，我想闻一点新鲜空气，”他说。可是他嗅到的冷气中夹杂了一股一股的煤臭。同时什么东西在刮着他的脸，他感到痛和不舒服。
天永远带着愁容。空气永远是那样地沉闷。马路是一片黯淡的灰色。人们埋着头走过来，缩着颈项走过去。
“你还是睡一会儿罢，我看你闲着也无聊，”母亲又在劝他。
他关上窗门，转过身来，对着母亲点了点头说：“好的。”他望着他的床，他想走过去，又害怕走过去。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日子过得真慢，”他自语道。
后来他终于走到床前，和衣倒在床上，但是他仍旧睁着两只眼睛。
母亲坐在藤椅上闭着眼睛养神。她听见他在床上连连地翻身，她知道是什么思想在搅扰他。她有一种类似悲愤的感觉。后来她实在忍耐不住，便掉过头看他，一面安慰他说，“宣，你不要多想那些事。你安心睡罢。”
“我没有想什么，”他低声回答。
“你瞒不过我，你还是在想树生的事情，”母亲说。
“那是我劝她去的，她本来并不一定要去，”他分辩道。“换个环境对她也许好一点。她在这个地方也住厌了。去兰州待遇高一点，算是升了一级。”
“我知道，我知道，”母亲加重语气地说。“不过你光是替她着想，你为什么不想到你自己，你为什么只管想到别人？”
“我自己？”他惊讶地说，“我自己不是很好吗！”他说了“很好”两个字，连他自己也觉得话太不真实了，他便补上一句：“我的病差不多全好了，她在兰州更可以给我帮忙。”
“她？你相信她！”母亲冷笑一声，接着轻蔑地说；“她是一只野鸟，你放出去休想收她回来。”
“妈，你对什么人都好，就是对树生太苛刻。她并不是那样的女人。而且她还是为了我们一家人的缘故才答应去兰州的，”他兴奋地从床上坐起来说。
母亲呆呆地望着他，忽然改变了脸色，她忍受似地点着头说：“就依你，我相信你的话。……那么，你放心睡觉罢。你话讲多了太伤神，病会加重的。”
他不作声了。他埋着头好象在想什么事情。母亲用怜悯的眼光望着他，心里埋怨道：你怎么这样执迷不悟啊！可是她仍然用慈爱的声音对他说：“宣，你还是睡下罢，这样坐着看着凉啊。”
他抬起头用类似感激的眼光看了母亲一眼。停了一会儿，他忽然下床来。“妈，我要出去一趟，”他匆匆地说，一面弯着身子系皮鞋带。
“你出去？你出去做什么？”母亲惊问道。
“我有点事，”他答道。
“你还有什么事？公司已经辞掉你了。外面冷得很，你身体又不好，”母亲着急地说。
他站起来，脸上现出兴奋的红色。“妈，不要紧，让我去一趟，”他固执地说，便走去取下挂在墙上洋钉上面的蓝布罩袍来穿在身上。
“等我来，”母亲不放心地急急说，她过去帮忙他把罩饱穿上了。“你不要走，走不得啊！”她一面说，一面却取下那条黑白条纹的旧围巾，替他缠在颈项上。“你不要走。有事情，你写个字条，我给你送去，”她又说。
“不要紧，我就会回来，地方很近，”他说着，就朝外走。她望着他，突然觉得自己象是在梦中一样。
“他这是做什么？我简直不明白！”她孤寂地自语道。她站在原处思索了片刻，然后走到他的床前，弯下身子去整理床铺。
她铺好床，看看屋子，地板上尘土很多，还有几处半干的痰迹。她皱了皱眉，便到门外廊上去拿了扫帚来把地板打扫干净了。桌上已经垫了一层土。这个房间一面临马路，每逢大卡车经过，就会扬起大股的灰尘送进屋来。这一刻她似乎特别忍受不了肮脏。她又用抹布把方桌和书桌连凳子也都抹干净了。
做完这个，她便坐在藤椅上休息。她觉得腰痛，她用手在腰间擦揉了一会儿。“要是有人来给我捶背多好啊，”她忽然想道，但是她马上就明白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了，她责备自己：“你已经做了老妈子，还敢妄想吗！”她绝望地叹一口气。她把头放在靠背上。她的眼前现出了一个人影，先是模糊，后来面前颜十分清楚了。“我又想起了他，”她哂笑自己。但是接着她低声说了出来：“我是不在乎，我知道我命不好。不过你为什么不保佑宣？你不能让宣就过这种日子啊！”她一阵伤心，掉下了几滴眼泪。
不久他推开门进来，看见母亲坐在藤椅上揩眼睛。
“妈，你什么事？怎么在哭？”他惊问道。
“我扫地，灰尘进了我的眼睛，刚刚弄出来，”她对他撒了谎。
“妈，你把我的床也理好了，”他感动地说，便走到母亲的身边。
“我没有事，闲着也闷得很，”她答道。接着她又问：“你刚才到哪里去了来？”
他喘了两口气，又咳了两三声嗽，然后掉开脸说：“我去看了钟老来。”
“你找他什么事？你到公司去过吗？”她惊讶地问道，便站了起来。
“我托他给我找事，”他低声说。
“找事？你病还没有全好，何必这样着急！自己的身体比什么都要紧啊，”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我们中国人身体大半是这样，说有病，拖起来拖几十年也没有问题。我觉得我现在好多了，钟老也说我比前些天好多了。他答应替我找事。”他的脸上仍旧带着病容和倦容，说起话来似乎很吃力。他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
“唉，你何必这样急啊！”母亲说。“我们一时还不会饿饭。”
“可是我不能够整天睡着看你—个人做事情。我是个男人，总不能袖手吃闲饭啊，”他痛苦地分辩道。
“你是我的儿子，我就只有你一个，你还不肯保养身体，我将来靠哪个啊？……”她说不下去，悲痛堵塞了她的咽喉。
他把左手放到嘴边，他的牙齿紧紧咬着大拇指。他不知道痛，因为他的左胸痛得厉害。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手，也不去看指上深的齿印。他看他母亲。她默默地坐在那里。他用怜悯的眼光看她，他想：“你的梦、你的希望都落空了。”他认识“将来”，“将来”象一张凶恶的鬼脸，有着两排可怕的白牙。
两个人不再说话，不再动。这静寂是可怕的，折磨人的。屋子里没有丝毫生命的气象。街中的人声、车声都不能打破这静寂。但是母亲和儿子各人沉在自己的思想中，并没有走着同一条路，却在一个地方碰了头而且互相了解了：那是一个大字：死。
儿子走到母亲的背后。“妈，你不要难过，”他温和地说：“你还可以靠小宣，他将来一定比我有出息。”
母亲知道他的意思，她心里更加难过。“小宣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这孩子太象你了，”她叹息似地说。她不愿意把她的痛苦露给他看，可是这句话使他更深更透地看见了她的寂寞的一生。她说得不错。小宣太象他，也就是说，小宣跟他一样地没有出息。那么她究竟有什么依靠呢？他自己有时也在小宣的身上寄托着希望，现在他明白希望是很渺茫的了。
“他年纪还小，慢慢会好起来。说起来我真对不起他，我始终没有好好地教养过他，”他说，他还想安慰母亲。
“其实也怪不得你，你一辈子就没有休息过，你自己什么苦都吃……”她说到这里，又动了感情，再也说不下去，她忽然站起来，逃避似地走到门外去了。
他默默地走到右面窗前，打开一面窗。天象一张惨白脸对着他。灰黑的云象皱紧的眉。他立刻打了一个冷噤。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冷冷地挨着他的脸颊。“下雨罗，”他没精打采地自语道。
背后起了脚步声，妻走进房来了。不等他掉转身子，她激动地说：“宣，我明天走。”
“明天？怎么这样快？不是说下礼拜吗？”他大吃一惊，问道。
“明天有一架加班机，票子已经送来，我不能陪你过新年了。真糟，晚上还有人请吃饭，”她说到这里不觉皱起了眉尖，声调也改变了。
“那么明天真走了？”他失望地再问。
“明早晨六点钟以前赶到飞机场。天不亮就得起来，”她说。
“那么今晚上先雇好车子，不然怕来不及，”他说。
“不要紧，陈主任会借部汽车来接我。我现在还要整理行李，我箱子也没有理好，”她忙忙慌慌地说。她弯下身去拿放在床底下的箱子。
“我来给你帮忙，”他说着，也走到床前去。
她已经把箱子拖出来了，就蹲着打开盖子，开始清理箱内的衣服。她时而站起，去拿一两件东西来放在箱子里面，她拿来的，有衣服，有化妆品和别的东西。
“这个要带去吗？”“这个要吗？”他时不时拿一两件她的东西来给她，一面问道。
“谢谢你。你不要动，我自己来，”她总是这样回答。
母亲从外面进来，站在门口，冷眼看他们的动作。她不发出丝毫的声息，可是她的心里充满了怨愤。他忽然注意到她，便大声报告：“妈，树生明早晨要飞了。”
“她飞她的，跟我有什么相干！”母亲冷冷地说。
树生本来已经站直了，要招呼母亲，并且说几句带好意的话。可是听见母亲的冷言冷语，她又默默地蹲下去。她的脸涨得通红，她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
母亲生气地走进自己的小屋去了。树生关上箱盖，立起来，怒气已经消去一半。他望着她，不敢说一句话。但是他的眼光在向她哀求什么。
“你看，都是她在跟我过不去，她实在恨我，”树生轻轻地对他说。
“这都是误会，妈慢慢会明白的。你不要怪她，”他小声回答。
“我不会恨她，我看在你的面上，”她温柔地对他笑了笑，说。
“谢谢你，”他陪笑道：“我明早晨送你上飞机，”他用更低的声音说。
“你不要去！你的身体受不了，”她急急地说。“横顺有陈主任照料我。”
末一句话刺痛了他的心。“那么我们就在这间屋里分别？”他痛苦地说，眼里含着泪光。
“不要难过，我现在还不走。我今晚上早点回来，还可以陪你多谈谈，”她的心肠软了，用同情的声调安慰他说。
他点了点头，想说一句“我等你”，却又说不出来，只是含糊地发出一个声音。
“你睡下罢，站着太累，你的病还没有完全好啊。我可以在床上坐一会儿，”她又说。
他依从了她的劝告躺下了。她给他盖上半幅棉被，然后坐在床沿上。“明天这个时候我不晓得是怎样的情形，”她自语道。“其实我也不一定想走。我心里毫无把握。你们要是把我拉住，我也许就不走了，”这是她对他说的真心话。
“你放心去好了。你既然决定了，不会错的，”他温和地回答，他忘了自己的痛苦。
“其实我自己也不晓得这次去兰州是祸是福，我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也没有，你又一直在生病，妈却巴不得我早一天离开你，”她望着他，带了点感伤和烦愁地说。
“病”字敲着他的头。她们永远不让他忘记他的病！她们永远把他看作一个病人！他叹了一口气，仿佛从一个跟她同等的高度跌下来，他最后一线游丝似的希望也破灭了。
“是啊，是啊，”他无可奈何地连连说，他带着关切和爱惜的眼光望着她。
“你气色还是不好，你要多休息，”她换了关心的调子说。“经济问题倒容易解决。你只管放心养病。我会按月寄钱给你。”
“我知道，”他把眼光掉开说。
“小宣那里我今天去过信，”她又说。但是没有让她把话说完，汽车的喇叭声突然在楼下正街上响起来了。她略微惊讶地掉过脸来，朝那个方向望了望，又说下去：“我要他礼拜天进城来。”喇叭似乎不耐烦地接连叫着。她站起来，忙忙慌慌地说：“我要走了，他们开车子来接我了。”她整理一下衣服，又拿起手提包，打开它，取出了小镜子和粉盒、唇膏。
他坐起来。“你不要起来，你睡你的，”她一面说，一面专心地对镜扑粉涂口红。但是他仍旧下床来了。
“我走罗，晚上我早一点回来，”她说着，掉过脸，含笑地对他点一个头，然后匆匆地走出门去。
屋子里寒冷的空气中还留着她的脂粉香，可是她带走了清脆的笑声和语声。他孤寂地站在方桌前面，出神地望着她的身影消去的地方，那扇白粉脱落了的房门。“你留下罢，你留下罢。”他仿佛听见了自己的内心的声音。但是橐橐的轻快的脚步声早已消失了。
母亲走出小屋，带着怜悯的眼光看他。“宣。你死了心罢，你们迟早要分开的。你一个穷读书人哪里留得住她！”母亲说，她心里装满了爱和恨，她需要发泄。
他埋下头看看自己的身上，然后把右手放到眼前。多么瘦！多么黄！倒更象鸡爪了！它在发抖，无力地颤抖着。他把袖子稍稍往上挽。多枯瘦的手腕！哪里还有一点肉！他觉得全身发冷。他呆呆地望着这只可怕的手。他好象是一个罪人，刚听完了死刑的宣告。母亲的话反复地在他的耳边响着：“死了心罢，死了心罢。”的确他的心被判了死刑了。
他还有什么权利，什么理由要求她留下呢？问题在他，而不是在她。这一次他彻底地明白了。
母亲扭开电灯，屋子里添了一点亮光。
他默默地走到书桌前，用告别一般的眼光看了看桌上的东西，然后崩溃似地坐倒在藤椅上。他用两只手蒙着脸。他并没有眼泪。他只是不愿意再看见他周围的一切。他放弃了一切，连自己也在内。
“宣，你不要难过，女人多得很。等你的病好了，可以另外找一个更好的，”母亲走过去，用慈爱的声音安慰他。
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叫。他取下手来，茫然望着母亲。他想哭。为什么她要把他拉回来？让他这个死刑囚再瞥见繁华世界？他已经安分地准备忍受他的命运，为什么还要拿于他无望的梦来诱惑他？他这时并不是在冷静思索，从容判断，他只是在体验那种绞心的痛苦。树生带走了爱，也带走了他的一切；大学时代的好梦，婚后的甜蜜生活，战前的教育事业的计划，……全光了，全完了！
“你快到床上去躺躺，我看你不大好过罢。要不要我现在就去请个医生来，西医也好，”母亲仍旧不能了解他，但是他的脸色使她惊恐，她着急起来，声音发颤地说。
“不，不要请医生。妈，不会久的，”他绝望地说，声音弱，而且不时喘气。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你说什么？等我来搀你，”母亲吃惊地说，她连忙搀扶着他的右肘。
“妈，你不要怕，没有什么事，我自己可以走，”他说，好象从梦里醒过来一样。他摆脱了母亲的扶持，离开藤椅，走到方桌前，一只手压在桌面上，用茫然的眼光朝四周看。昏黄的灯光，简陋的陈设，每件东西都发出冷气。突然间，不发出任何警告，电灯光灭了。眼前先是一下黑，然后从黑中泛出了捉摸不住的灰色光。
“昨天才停过电，怎么今天又停了？”母亲低声埋怨道。
他叹了一口气。“横竖做不了事，就让它黑着罢，”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