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到床前，问他：“你醒来了？不舒服吗？”
这一晚没有停电，黄黄的电灯光涂在母亲的脸上，她的脸也带着病容。而且她显得多么孤寂，多么衰弱！
“还好，”他答道。他睁大疲乏的眼睛，在屋子里各处找寻。“她不在？”他失望地问道。
“她？你在说树生吗？”母亲轻蔑地说，“早晨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过。”
“她也该回来了，”过了片刻，他才叹息道。
“是啊，她哪天不该早回来？”母亲气恼地接嘴道。她看见他不做声，便改了口问他：“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不想吃，我不饿，”他说。
“吃点稀饭好不好，我给你煮的。家里还有皮蛋下稀饭，”母亲说。
“吃一碗也好，”他感激地说，勉强笑了笑。
母亲满意地转身走到碗橱前，拿了一个碗，又在门边小泥炉上瓦罐里舀了稀饭。
“究竟是自己的母亲好，”他小声对自己说。他的心不象先前那样空虚了。他正要拿出勇气抬起身子下床去，母亲已经把稀饭和皮蛋端过来了。她说：“你不要起来，就坐在床上吃罢。我给你拿着碟子。”她等他坐了起来，就把饭碗和筷子递给他，自己在旁边端了碟子守着他吃。
他并没有胃口，但是为了母亲的缘故，也勉强吃了一碗稀饭。他吃完饭，母亲又拿了脸帕来让他揩了脸，说：“你还是睡下罢，今天不要起来了。”
他听从了母亲的话，又躺下去。但是他不肯脱衣服，他还想醒在床上等候树生回来。
有人在敲门，离他躺下的时间不过十多分钟。母亲把门拉开。一个男人的影子闪进来，粗声说；“汪先生在家吗？曾小姐有信给他。”他惊了一跳。他听见母亲在问：“哪里送来的？”可是没有人回答，送信人已经退出去了。
他看见母亲手里拿着信，呆呆地立在房中，仿佛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似的，他忍不住，叫了一声“妈”。母亲立刻走过来，用一种不在意的口气对他说：“她送了封信来，不晓得又有什么事情。”她并不把信交给他，只顾自己咕噜道：“曾小姐？儿子都有十三岁了，还好意思叫小姐，真不害羞！”
“让我看看她写些什么话，”他说着，便伸出手去拿信，母亲只好把信递到他的手里。
他接过信，战战兢兢地拆开来读。是树生的亲笔，写着：
宣：
朋友约我参加今晚胜利大厦的舞会，我会回来很晚。请你不要等我，也不要闩上门。不必对母亲说我去跳舞，省得明天听她发一番陈腐议论。
妻即晚
他看完信，一声不响，信纸还捏在手里，他望着天花板，好象在思索什么事情。
“她信上怎么说？”母亲不能忍耐地问道。
“她在一个同学家吃饭，说是有事情，回来晚一点，”他声调平平地答道。
“什么事？还不是看戏，打牌，跳舞！你想她还有什么正经事情！我做媳妇的时候哪里敢象她这样！儿子都快成人了，还要假装小姐，在外面胡闹，亏她还是大学毕业，学教育的！”母亲咕噜地抱怨道。
“她倒并不打牌，”他不知道母亲这时候的心情，却只顾替他妻子辩护，他并没有想到他的辩护只会增加母亲对树生的恶感。
“不打牌？她不是打外国纸牌吗？你生病她也不赶回家来看一下，做太太的规矩也不懂！”母亲又说。
“她不晓得。如果晓得，她一定早回来了。其实我这并不算生病。”他继续替他妻子解释，他的眼前仿佛还晃动着她那张带笑的脸。
“你这个人心太软。她对你那样不好，你还要替她讲话。我说，她那些脾气都是你养成的。我要是你啊，她今晚上回来，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一顿，”母亲指着他的前额大声说。
“夫妻间吵架多了，也不大好。常常为了点小事会闹出大问题来的，”他小声答道。
“你怕什么，这又不是你错。明明是她没理，她不守妇道，交男朋友——”
他忍不住痛苦地呻吟一声。母亲吃了一惊，连忙把下面的话咽在肚里了。她俯下头看他，关心地问：“你怎么啦？”
他摇了摇头，过了半晌，才无力地吐出一句：“妈，她绝不是一个坏女人。”
母亲听到这句意外的答话，起初有点不懂他的意思，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她恼怒地说：“她不是坏人，那么我就是坏人！”
“妈，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他着急地央求道。“我并不是在袒护她。”
“哪个说你袒护她！”母亲的脸上微微露出笑意来，她的怒气渐渐地消失了。“我看，她把你迷住了。”
“不是这样说，”他认真地解释道，“你们都是好人；其实倒是我不好，我没有用，我使你们吃苦。想不到我们现在会过这种日子，你自己烧饭……洗衣服……”他觉得一阵鼻酸，眼泪迸出来了。他呜咽着，再也接不下去。
“不要讲了，你好好睡罢。这不怪你。不打仗，我们哪里会穷到这样！”母亲温和地说，她心里也难过。她不敢多看他：他脸色那么难看，两边脸颊都陷进去了。他们初到这里的时候，他完全不是这样。她记得很清楚：他脸颊丰满，有血色。“听说战争明年可以胜利了，这倒好，不然大家都——”这句话是随便讲的，她这样说，只是为了安慰他。可是他不等她说完，便打岔道：
“妈，你说胜利？看着敌人就要打过来了，说不定我们马上就要逃难……”他说到这里又忽然担心起来。
“你听见哪个说的？”母亲吃惊地问，但是她并不害怕。“没有这样严重罢。他们都说日本人这次打湖南、广西，不过抢点东西。他们守不住，自己会退的。”
“那就好，”他带点疲倦地回答，母亲的话又使他心安了。他并没有自己的明确的看法，他觉得她的话也很中听。他又说：“我也弄不清楚，不过公司里有人在讲，时局不好，公司方面有搬到兰州去的意思。”
“兰州，那样远的地方！又不是充军，哪个肯去！住得好好的要搬家，那些有钱人胆子比耗子还小。日本人这两年炸都不敢来炸，哪儿还有本事打过来！”母亲只顾在咕噜，仿佛要把她对媳妇的不满（因为儿子的缘故，她忍了一半在心里）另外换一个对象尽量发泄出来。
“我也是这样想，不过这些事也难说，”他答道，他的眼光停留在母亲的脸上，仿佛在寂寞、徬徨中找到了一个支持。他感激地说：“妈，你歇一会儿罢。你太辛苦了。”
“我不累，”母亲又换了语调温和地答道，她在他的床沿上坐下来。
“你现在舒服吗？”她问他。
“好多了，”他答道。可是他觉得非常疲乏，却又没有一点睡意。
“这几年总算是熬过去了，以后不晓得还要过些什么日子。我担心的就是树生——”她埋着头一个人自言自语，说到树生这个名字，她的声音立刻低到除了她自己以外，再没有人听得清楚。但是“树生”这两个字他一定听见了，他半晌不开口，忽然小声叹了一口气，又把嘴闭上了。
母亲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望了他一两分钟，看见他闭上眼不出声息，以为他睡熟了，便轻脚轻手地走出去。过了一阵她又进来，掩住门，不上闩，却端了一把椅子抵住门，关了电灯，然后回到她的小屋子去了。
他其实并不曾睡熟。他闭上眼睛，只是为了使他母亲可以放心地回到她的小屋去休息。他不能睡，他的思想活动得厉害，他前前后后想了许多事情，在那许多事情中间总有一张女人的脸在摇来晃去。她时而笑，时而哭，时而发怒，时而忧愁。他累极了，头痛起来，出了一身汗。他的耳朵始终在等着一个人的脚步声。
房间暗而不黑，从母亲的房里透出一线微光。他的眼睛看得清楚房门口的椅子。“她”为什么不回来？母亲在咳嗽，她还不睡！她老人家太辛苦了。时候应该不早了罢。
是的，街上二更的梆子响了。“她”快回来了罢。他注意地倾听着门外的声音。有声音了。老鼠在走廊上跑。并且房里也有老鼠了。牠似乎跑到他的床脚就停住了。牠在做什么？牠在咬他的皮鞋吗？他那双穿了五个多月的皮鞋已经遭过两次难，鞋口被咬成象一只破碗的缺口似的。牠再来光顾一次，他就无法穿它们上街了。每天晚上他临睡时，总得把皮鞋放到床下一口旧皮箱上面。今天他忘了做这件事，现在他不能静静地躺着不管。他连忙抬起身子伸手去拿皮鞋。老鼠一溜烟跑掉了。他不知道皮鞋究竟被咬着没有，但是他仍旧小心地把它们放在皮箱上。
他又躺下来。他对自己说：我应该睡了。可是刚闭上眼睛，他就觉得他听见了高跟鞋走上楼梯的声音。他连忙睁开眼倾听。什么也没有。“她”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他终于睡着了，不过并不是熟睡，他迷迷糊糊地过了十几分钟，便醒了。没有女 人的脚步声。他又睡了，不久又醒了。他做着不愉快的梦。有一次他低声哭着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那时他母亲的房里已经熄了灯，他也无法知道时候的早迟。街上相当静。一个老年人用凄凉的声音叫卖着“炒米糖开水”。这声音是他听惯了的。那个老人常常叫卖一个整夜，不管天气怎样冷。这一次他却打了一个冷噤，好象那个衰老的声音把冷风带进了被窝里似的。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熟习的高跟鞋走路的声音了。“她”到底回来了。
她轻轻推开门，走进屋子来，口里哼着西洋曲子，打开了电灯。
这时的电灯光非常强。他的眼睛被刺痛了，但是他还微微睁开它们偷看她。她的脸上带着兴奋的微笑。嘴还是那样地红，眉毛还是那样地细，脸还是那样地白嫩。她在屋子中间站了片刻，不知在想什么，忽然掉过眼光来看他。他连忙闭上眼睛装睡了。
她却慢慢地走过来，走到他的床前。他闻到一阵脂粉香。她俯下头看他，她替他盖好被。她发觉他没有脱外面衣服，便轻轻地唤他。他只好睁开眼睛，装着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样子。
“你不脱衣服就睡着了，你是在等我吗？”她亲热地含笑问道。
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却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说过叫你不要等，你怎么还等呢？”她说，不过她露了一点感激的表情。
“我也睡过了一觉，”他笨拙地答道。他心里有许多话，却没有勇气说出来。
“你没有把我的信给妈看？”她又问，声音更低。
“没有，”他摇摇头回答。
“她没有说什么？”
“她不知道，”他答道。接着他问了一句；“你今晚上跳得痛快罢？”
“痛快极了，”她得意地说，“我好久不跳了，所以兴趣特别好。我还是在朋友家里换过衣服去的，来不及回家了。”她昂起头，轻快地把身子旋转了一下。
“你跟哪几个人跳？”他问道，勉强装出笑容来。
“我跟几个人跳过，不过还是跟陈主任跳的次数多，”她愉快地说，但是她并不告诉他，陈主任是谁。
“啊，”他答了一声。他想：陈主任大概就是那位同她在国际喝咖啡的年轻人罢，他痛苦地望着她那充满活力的身体。
“你好好脱了衣服睡罢，你对我太好了，”她温柔地对他一笑，安慰他说，便俯下脸去，轻轻地吻了吻他的嘴唇，又把柔嫩的脸颊在他的左边脸上紧紧地靠了一下，然后走到书桌前坐下来，对着镜子弄她的头发。
他轻轻地摸着左边脸颊，用力吸着她留下来的香气，痴痴地望着她的浓黑的头发。过了一会儿，他想道：“她对我并没有变心。她没有错。她应该有娱乐。这几年她跟着我过得太苦了。”他想到这里，便翻一个身把脸转向墙壁，落下了几滴惭愧的眼泪。
一一
第二天上午他起身比他妻子早。母亲要他在家多躺一天。他不肯。他说他精神很好，而且今天得去参加替周主任祝寿的公宴，他不去，同事们会以为他穷或者吝啬，会更加看轻他。母亲也放弃了她的主张。他陪着母亲吃了一碗昨夜剩下来的稀饭。母亲上街去买菜，他同她一块儿出去。那时树生还坐在书桌前化妆。
他们走出大门，母亲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他不知道母亲怀着什么心思。两个人走了一段路，快要分手了，母亲忽然声音颤抖地唤着他说：“宣，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要为家庭牺牲你自己了。”
他皱了皱眉，过了一两分钟才低声说：“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你还不是一样吃苦？”
“可是她，她过得快活啊，上办公还要打扮得那样摩登，象去吃喜酒一样，”她忍不住爆发地说。
他低下头不出声。
“宣，我给你说，她跟我们母子不是一路人，她迟早会走自己的路，”她又说。
他停了半晌才回答一句：“她跟我结婚也已经十四年了。”
“你们那种结婚算什么结婚呢！”母亲轻蔑地说。
他觉得这句话很刺耳，心里不高兴，就闭紧嘴不再做声了。
母亲也不再说什么，他们分道走了。
他到了公司。还是钟老带着笑脸跟他打招呼。“你怎么不多休息一天？今天又来得这样早！”钟老说，一面用肥大的手摸自己发光的秃头顶。
“我没有什么病，我很好，”他笑答道。他在钟老的眼光和态度中看到了怜悯，那个老人在可怜他，可是他并不觉得受侮辱。他说了两句闲话，便走上楼去。
单调的工作又开始了。永远是那些似通非通的译文，那些用法奇特的宇句。他没有权修改它们，他必须逐字校读。他坐下不过一点多钟，就觉得背上发冷，头发烧。他不去管它。“就为了几个钱啊！”他不时痛苦地暗暗念着。他勉强工作到十二点钟。
他并不想吃什么，可是他对自己说：“我至少应该吃一碗饭，我没有生病啊。”他便走下楼去，在饭桌旁坐下，他果然吃完了一碗饭。碾过的平价米在平日吃起来倒并不怎样难吃，今天却有点难下咽了。放下碗，他立在门前看街景，站了一会儿，他觉得毫无趣味，便回到楼上办公桌前去。
他坐在自己位子上随意翻了翻文件，又把看过的校样整理好。工友送了一封信来。他看信封上的字，便知道是小宣从学校里寄来的。他好象得到了一点安慰似的，轻轻吐了一口气。他把信拆开了：
……先生说：物价高涨，我们这期收的图书费、伙食费都不够。
每个人还应该补缴三千二百元，说是多了以后还可以退回来。很多同学都缴了。我知道爸爸很苦，没有多的钱，不敢向爸爸要。不过先生又来催了，催得很厉害，说是不缴钱，今年不准参加学期考试。我只好向爸爸、妈妈要求。请爸爸、妈妈三天内把这笔钱寄到学校里来……
仅有的一点安慰也消失了。他的眼光停在那几行稚嫩的字迹上。“已经缴过两万多了，还要补缴，哪里来的钱！”他低声抱怨道。没有人注意他。
“学堂又不是商店，只晓得要钱怎么成！中国就靠那班人办教育，所以有这种结果！”他愤怒地小声骂道。信纸冷冷地躺在他的面前，不回答他。
“找树生商量，看她有没有办法，”他想道：“那么现在去。”
“现在不好，还是晚上罢，”他又想道，“她也许不在行里，我也累，不想多动。”
最后他把信纸折好放回在信封内，又郑重地把信封揣在衣袋里面。下半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还是那些疙里疙瘩的译文，他不知道这是哪一个世界的文字。它们象一堆麻绳在他的脑子里纠缠不清。他疲乏极了。可是他不能丢开它们。他觉得浑身不舒服起来。他很想闭上眼睛，忘掉这一切，或者就伏在桌子上睡一觉。但是吴科长的严厉的眼光老是停留在他的脸上（他这样觉得），使他不敢偷懒片刻。后来他连头也不敢抬起了。
“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销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他心里发出了这个无声的抗议。
然而没有用，这种抗议他已经发过千百回了。但是谁也没有听见，谁也不知道他起过不平的念头。当面也好，背后也好，大家喜欢称他做“老好人”，他自己也以老好人自居。好几年都是这样。
“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和树生，和我母亲，和小宣，我们不是这样地过活的。完了，我一生的幸福部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了。”他的眼光不停地在校样上面移动，他的思想却在另一个地方。
“我这是什么思想！我怎么改变到这个地步！贪生怕死，只顾自己！”他又这样地责备自己。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止不住要想：“要是胜利早一点到来，我应该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日本人已经深入广西……他们还说要攻取贵州——”
他不敢再往下想。事实上他也不能往下想了。他头痛得厉害。他拿左手按住他的前额，他还在发烧。发烧，没有关系，近年来他常常在下午发烧，他已经习惯了。反正他不会这么早就死去。况且他也没有考虑死活问题的余裕。那一对严厉的眼睛老是这么凶恶地望着他。“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至多我不吃你们这碗饭就是了，我哪一点不及你们！”他曾经这样想过。但是他离开这个吃饭地方，又到哪里去呢？他在这个山城里没有一个居高位或者有势力的亲戚朋友，这个小小位置还是靠了一位同乡的大力得来的。那是在他失业三个月、靠着妻子的薪金过活的时候。那位对他有好感的同乡已经到别的省份去了，他的唯一的希望也失去了。
“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他常常拿这句话来答复他心里的抗议，现在他又拿这句话来对付他的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好容易熬到了五点钟。他停止办公，倒在靠背椅上养养神，准备到广州大酒家去参加宴会。周主任是广东人，所以同事们今天挑选了一家广东菜馆。他到那里的时候，周主任和别的同事都到了，还没有入座，说是在等候总经理。大家在灯光明亮的厅子里兴高采烈地谈笑。只有两个人不讲话。他自然是其中的一个。他躲在一个角落里，缩在一把椅子上，用茫然的眼光望着众人，偶尔端起杯子喝一两口茶。
等了半点多钟，总经理坐着汽车来了。他一年中间见不到这位瘦得象猴子一般的大人物几面。大人物点着一根手杖庄严地走进来，众人一窝蜂地拥上去迎接，他多少带点惶恐地跟在大家后面。总经理带笑地道歉说：“对不起，我来迟了。”
“不迟，不迟！我们也是才来！”许多声音一齐说。他没有作声，他不想跟那位大人物讲话，那个人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别的同事们好象也忘了他的存在似的，仍旧把他抛在角落里。
摆好了两桌酒席。就座的时候，大家客气地让坐，他默默地远远站着，那几个地位跟他的差不多的同事都有说有笑地坐定了。还是钟老招呼他过去，钟老给他保留了一个座位。
别人喝酒吃菜，兴致非常好。总经理和周主任坐在另外一席。他这一桌的同事们都过去敬了酒，就只有他一个人不曾去。除了钟老，谁都不理他，连小潘今天也不肯跟他讲一句话。他看不惯大家对总经理和周主任巴结的样子，那些卑下的奉承话使他发呕。这个环境对他太不相宜了，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多么需要安静。他们并不需要他，他也不需要他们。也没有人强迫他到这里来。可是他却把参加这个宴会看作自己的义务。他自动地来了，而来了以后他却没有一秒钟不后悔。他想走开，但是他连动也不曾动一下。
他一直是埋着头默默地喝酒。钟老偶尔对他讲两三句话，他也只是唯唯地应着。说是因为禁酒的缘故，茶房把黄酒斟在茶杯里冒充茶，免得警察来打麻烦。他现在真的把酒当作茶来喝了。没有人向他劝酒，可是他自己喝了好几杯。他知道自己酒量差，他想喝醉，想使脑筋糊涂，但是一直到席终他还是十分清醒。周主任却醉得只会傻笑，接连讲着一些不合身份的话。他趁着众人吵闹地纠缠在一起似乎在准备游艺节目的时候，一个人偷偷地溜走了。
他走出菜馆，到了冷静的街上，觉得有点冷，但是呼吸舒畅多了。他大步走着。
他急急地走到了家，欣慰地对自己说：“我还以为今天会生病，现在倒没有事了。”他上了楼。他的房门微微开着，母亲坐在方桌前做衣服，只有她一个人在等候他。房里没有树生的影子。
“你回来了？”母亲问道，她抬起头亲切地对他笑了笑。
“是，妈，”他答道。眼光还在找寻另外一个人。
“你今天没有不舒服罢。我倒担心了一天，我看你早晨出去的时候脸色不大好，”母亲说，就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又把眼镜取下来，揉了揉眼睛。
“我很好。妈，你不休息一下？晚上还要做东西？”他说。
她拿起刚才放在桌上的东西给他看：“我在给你做一件汗衣。今天理箱子，找出一段平价白布来。我看你汗衣短裤破得实在不象话，趁着我还能够动针线的时候给你做两套换一下。”
“妈，你也不能太累啊。这些东西缓点做也没有关系，”他感动地说：“我那两身旧的总还可以穿三五个月，以后我还可以买新的。”
“买新的？你那几个钱的薪水哪里买得了？这两年你连袜子也没有买过一双。你脾气也太好了。要是没有我累着你，你或许不会苦到这样。你从不想到你自己。这几年来你瘦得多了，看起来你好象过了四十岁的人，白头发也有了好多根了，”母亲说着，眼圈也红了。
“妈，你不要老想这些事，在这个年头谁不是过一天算一天，能够活下去就算好的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她没有回来过？”他忽然问一句。
“她，你说树生吗？她回来过，又出去了，说是行里有什么事，十点钟一定回来，”母亲答道。但是她马上又改变了语调添上两三句：“你看，就是她一个人舒眼。家里事她什么都不管。一天就在外面交际。”她忽然望着他，关心地说：“你今天又吃了酒了，吃得不多罢？你身体差，不宜多吃酒啊。”
“我喝得不多，”他答道，又叹了一口气。他觉得不舒服极了，头晕，心和喉咙都象被什么东西在搔着一般。他打算去倒一杯开水来喝，刚走一步，身子就向右边歪了一下，仿佛要倒下去似的。他连忙站定，但是身子又接连摇晃了两下。
“你怎么啦？”母亲惊问道，便站起来。
“我喝了两杯酒，”他勉强笑了笑。母亲走到他的身边要搀扶他。他摇着头让开身子，接连说。“不要紧，不要紧。我没有醉。”
“那么你早点睡罢，”母亲说。
“不，我不想睡，我要等她回来。”他说着，在书桌前那把藤椅上坐下了。
“你要等她？你晓得她什么时候回来？”
“你不是说她十点钟回来吗？”他反问道。
“她的话相信不得。你还是睡罢。”
“好，我睡，我先躺一会儿也好，”他说着就站起来。
当——当，——当——当，当——当。预行警报的钟声响了。
“警报啰。妈，你躲一下罢，我今天不想走，”他说，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你不走，我也不走。你还是躺一下罢，横顺还没有放‘空袭’，”母亲镇静地说。
整个楼房里本来相当安静，现在突然活动起来了。到处都是人声，脚步声，还有关门的声音。街上有人在跑，还有更多的人在叫唤，在讲话。
“XX，你不走啊？”隔壁有人在大声问。
“我不走，敌机不会来，何必多此一举，”另一个人答道。
“这两天快打到贵州来了，说不定敌人会来一次大轰炸，至少可以扰乱人心。我得到银行界的消息，昨天贵阳炸得厉害，连报上都不敢登。我劝你还是去躲一下罢。”
“那么出去走走也好，我们就一路走。”
接着是关门和走路的声音。虽然中间还隔着一段走廊，但是薄薄的木板壁很容易传声。他们的谈话被这母子两个人听见了。
“妈，你还是走罢，”他恳求道。
“不要紧，现在才是预行，”母亲慢慢地回答。
过了几分钟，空袭警报的汽笛声突然尖锐地响起来。
“妈，走得了，”他催促道。
“我等到放‘紧急’再走，”母亲答道，她仍旧安静地坐着。
“我看还是早点走好，迟了怕来不及进洞了，”他有点着急地说。母亲不曾回答。他忽然站起来，又说；“那么我们一块儿走罢。”
“敌机不见得会来，走一趟太吃力，我看还是等到放‘紧急’再走好，”母亲固执地说。他不作声了。母亲又说：“就是炸死了，也没有关系。我们象这样过日子，还不如炸死好。”
“妈，你不要这样说，我们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呢？”他悲愤地说，他又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门推开了，一个女人走进来。“你们还没有走！”树生惊喜地说。
“你不去躲警报，怎么还跑回来？”他站起来迎着她问道。
“我回来给你送防空证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你的防空证也放到我手提包里面了，刚才发觉了，特地赶回来送给你，”她含笑说道，一面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卡片递到他的手里。
他感激地对她笑了笑，接过防空证揣在衣袋里，又从那里拿出一封信来。他说：“其实我还没有想到防空证上面去。要是不发紧急警报，我们就不躲了。”
“现在走罢，”树生含笑地催他：“早点进防空洞好些，”她又望着母亲说。
“我不走，我不信就会炸死，”母亲板起脸赌气似地说。
树生碰了钉子，怔了一下，但是马上又装出笑脸对他说：“你呢，你也不怕死吗？”
“我很累，我不想走，”他疲倦地答道。
“那么我一个人走了，”她仍然装出笑脸说，便掉转了身子。
“树生，”他想起手里捏的一封信便唤了一声。
她回转头来。他把捏信的手伸向她，一面说：“小宣来的信，他们学堂又要他补缴三千两百块钱。你看罢。”
她走回来，接过信封，取出信笺来看了一遍。她用轻快的声音说：“好的，我明天给他寄三千五百块钱去。”她把信放在手提包里，又往外面走。
“你不为难吗？”他问了一句。
“不要紧，我可以向行里借。我总比你有办法，”她不在乎地答道，接着又问他一次：“你不去躲吗？”她看见他在迟疑，就一个人匆匆地走出去了。
“你看，她好神气，也是你才受得了！”母亲气愤地说。这时高跟鞋的声音还在走廊上响。
“不过小宣的学费也亏她。不是靠她，小宣早就停学了。我这个爸爸真不中用，”他叹息地说。
“要是我，我宁肯让小宣停学，”母亲咬着牙说。
他觉得有一口痰贴在他的喉管上，他用力咳嗽，想把痰咳出来。
“我给你倒杯开水，你忍住一下，”母亲说。等到她把开水端来，他已经把痰吐在地上了，不仅地上，他的左手背也溅了些。他看见疾里的血丝，心中一冷，连忙把手背在衣服上擦，又用脚把地板上的痰也擦去了。
“好罗，咳出来就好了，”母亲安慰他说，一面把杯子递给他。
他接过杯子，大口地喝了几口，然后勉强装出笑容，回答道：“是，我现在好多了。”他把杯子放到方桌上去，又说：“我累得很，我想睡一会儿。”
“那么你不要脱衣服啊。万一放‘紧急’，跑起来也方便些，”母亲叮嘱道。
他含糊地答应着，已经走到床前和衣倒下来了。就在这一刻，他的精神和体力似乎完全崩溃了。在昏迷中他觉得母亲来给他盖上了棉被。
一二
他不肯让母亲和妻子知道他吐血的事。第二天他居然支持着到公司去办公。晚上睡得不好，精神相当差。仍旧是那单调的工作和纠缠不清的译文，周主任的厌恶的表情、吴科长的敌视的眼光和同事们的没有表情的面孔。他忍受着。他捱着时刻。他的心并不在纸上。他也弄不明白自己究竟校出了多少错字。听见开饭的铃声，他放下笔，轻轻叹一口气，他仿佛就是一个遇赦的犯人。他的胃口还是不好，他吃得少，也不讲话。他觉得全桌的眼光都带着怜悯在看他，他不安起来。好容易放下碗，他又象得救似地嘘一口气，离开饭桌。他不敢看旁人，也没有谁理他。
他回到楼上，又在办公桌前坐下。他并不看校样。还没有到办公时间，他用不着多耗费他那有限的精力。他的眼光茫然地朝四处看。除了白茫茫的一片外，他似乎什么也看不见。他疲倦，脑筋也较往日迟钝，眼皮渐渐地往下垂，头越来越重。他睡着了。
同事们的笑声惊醒了他。他连忙坐正。脑子里还装了一些古怪的影子。他从悲欢离合的梦中醒过来了。他还有一种怅惘的感觉。
办公时间近了。周主任和吴科长都不在，同事们高兴地讲着笑话。忽然一个同事提起战局，另一个同事跟着报告昨晚得到的消息。空气立刻紧张起来。日本人不停地向这里前进，没有人挡住他们。据说敌人已经到了宜山。
“报上都没有说，你知道！不会有这样快！”汪文宣暗暗地驳斥道，但是他只敢在心里说。
“不见得罢。怎么你的消息倒这样灵通？报上还说这两天前方战况很好，”小潘插嘴说。
“你相信报纸？你晓得报上每天有多少检查扣掉的新闻？”那个消息灵通的同事反驳道。
“是啊，这两天情形的确不妙，我有个亲戚在贵阳住家四年了，现在也要把全家搬过来，”另一个同事说。
“这算什么！我有个朋友已经定了飞机票就要搬家到兰州去罗。要逃索性彻底一点，”又一个同事说。
“所以我们公司要搬兰州，这就是彻底啊，”消息灵通的同事说。
“你去吗？”小潘问道。
“我去？恐怕公司不会要我们这班小职员去罢。你还存这个希望吗？”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其实这个同事不能算是小职员，他是出版科的科员，进公司时间久，底薪也比汪文宣的高得多。
“不要我们，总得发一笔遣散费。多支三个月薪水也好，”小潘满不在乎地说。
“三个月？我看至多也不过两个月。拿到那一点钱有什么用？逃难不够用；不逃难更不够用。况且这种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机关——”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到这里，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连忙咽下以后的话，同时做出一个可笑的怪相。
周主任来了。整个楼面立刻静下来。小潘也悄悄地回到楼下去。下半夭的工作开始了。
汪文宣不出声息地坐在办公桌前。他觉得自己还是在梦中。他的眼睛看不见面前摊开的校样。同事们的谈话占据了他的整个脑子。逃难，……遣散，……这不就是他的毁灭吗？还有他的家庭。……湘桂撤退的惨剧，他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一切……他又是一个这么不中用的人！……要是真的到了那一天……？他一身发冷。他不敢再往下想，却又不能制止自己。他越想，心越乱。他翻过了两张校样，却没有把一个字装进脑子里去。工作，他已经不关心了。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他也不再关心了。他仿佛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毁灭！他被人宣告了死刑。他没有上诉的心思。
他昏昏沉沉地过了半点钟光景。他觉得周身不舒服，头忽然发起烧来。头有点晕。几分钟，十几分钟，半点钟，一点钟以后，热度还没有退。“一定是肺病，我昨晚还吐过血！”他断定道。“没有关系，我反正要死。”他安慰自己。心稍稍安定了。他不再象先前那样地害怕了。他却另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我死，我一个人死，多寂寞啊，”他想着，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家中，抱着母亲，抱着妻，抱着小宣痛哭一场。
到下班的时候，他已经不发烧了。他觉得精神稍微好一点，慢慢地走回家去。
母亲在家里煮好饭等待他。她用慈爱的调子同他谈话，问他这一天的工作情形。吃饭的时候，母亲谈起树生，又发了一通牢骚。他唯唯地应着，他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同时又觉得树生并没有错。
“晚饭她既然不在行里吃，就应该回家来吃。你亲眼看见的，她一个月有几天在家？不是去找情人还有什么事！”母亲收抬饭碗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这样地直说了。
他不作声。他不相信母亲的话。但是母亲的话使他痛苦。永远是这样的控诉，仇视。“为什么不让我安静？既然你爱我，为什么不也爱她呢？你知道我多么离不开她！”他想道。但是他不敢把这答话说出来。“离不开她”四个字伤了他自己，使他感到寂寞。寂寞中又夹杂了一点焦急不安。他默默地站起来，轻轻咬着嘴唇，在屋子里走了几步。
“你没有事，要不要去看电影？我们究竟是读书人，再穷也该有娱乐啊，”母亲做完事情，过来对他说。
“我累得很，不想出去了，”他懒懒地答道。过了半晌，他又带着苦笑加上两句：“现在读书人是下等人了。看电影看戏，只有那班做黑货白货①生意的人才花得起钱。”
①黑货：指鸦片烟；白货：指大米。
树生推开门进来。
“你吃过饭吗？”他惊喜地问道。
“吃过了，”她含笑地答道：“我本来想赶回家吃饭的，可是一个女同事一定要请客，不放我回来。今天行里出了一件很有趣的事，等一会儿告诉你。”
“她笑得多灿烂，声音多清脆！”他想道。可是母亲只含糊地应一声，就走进小屋去了。
她换衣服和鞋子的时候，电灯忽然灭了。他慌忙地找寻火柴点蜡烛。
“这个地方真讨厌，总是停电，”她在黑暗中抱怨道。
蜡烛点燃后只发出摇曳的微光。满屋子都是黑影。他还立在方桌前。她走过来，靠着方桌的一面坐下。她自语般地说：“我就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