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咱们院的传奇人物——荀磊啊！」荀磊这时把眼睛从书上移开，抬起来径直望著张秀藻。张秀藻吃惊了——这双眼睛为什么这样熟悉，又这样新奇？ ……是的，荀磊恐怕不仅在这个小院里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在钟鼓楼一带，乃至在整个北京市，也算得是传奇人物吧？ 他比张秀藻大两岁，一九六○年生人。一九六○年是什么岁月？「大跃进」带来的恶果不仅仅使农村里饿死了人，也给城市里的居民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大匮乏。那时候，荀磊的爸爸正是负担最重的时候：他奶奶还活著，要赡养；他妈妈所在的街道工厂紧缩了，又重新成了家庭妇女，而他的两个姐姐当时还小。荀磊的爸爸荀兴旺师傅一个人要养活五个人。那时候荀师傅只有三十多岁，正身强力壮，但他食量大，定量不够，因此上班干活时，当中总得停下几次，好把腰带多扣紧一个眼儿。当时全家都宠著荀磊，但毕竟营养不良，他都一岁半了，还不怎么会说话，而且头颅显得过大，囟门长久发软…… 正象钟鼓楼下流行过的顺口溜所说的那样，荀磊那茬人是「生出来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出校门就插队，回了城没工作。」咱们党的几次失误和转折后的困难时期，恰好发生在他们个人命运的几个关键时刻，这一事实也毋庸讳言。与这样的命运抗争，克服客观因素带来的缺陷，发挥出主观因素的全部力量，自然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但荀师傅指导著他所有的孩子，特别是荀磊，这样去做了。不管社会上如何乱，他要求他的孩子学文化、「懂人事」、「不许出去瞎起哄」。在小学里，荀磊成了乱哄哄的教室中少数能认真听讲的学生。当他下课后居然拿著课本，站到老师面前，眨著一双明亮的眼睛，有礼貌地提出几个没弄懂的问题，要老师解答时，老师心里一阵酸楚，一阵欣慰，把他悄悄引到自己的宿舍，不但回答了他的问题，还诚心诚意地给他补充了一些知识——那都是当时被从教学内容中粗暴删刈掉的。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上初中时，学校里的文化课几起几落，不过总算设置了英语课，那英语教师据说有历史问题，饱受过一番冲击，让他重执教鞭不过是「控制使用」，所以他站到讲台上时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市民的子弟们有几个学得下英语的？教了半学期，默写二十六个字母竟还有一多半不及格。那英语课他最后简直是闭著眼睛教了——下头象茶馆一样，几个连本国语也不要学的学生爽性在教室后头打起扑克牌来……而就在这样的混乱当中，他发现总有一个声音跟著他念，那便是坐在第一排的荀磊，他从最贫瘠的知识土壤中，贪婪地吮吸著所能获得的每一点每一滴营养…… 据薛大娘他们回忆，在那几年里，院里头好象就没有荀磊这么个孩子似的。他一下学便坐在他家所在的那个小偏院里念书，偶尔提个水桶到公共自来水管那儿接水，脸儿白白净净的，见人羞怯地笑著打招呼，懂礼得让人反倒觉得他古怪。又据澹台智珠回忆，有一回她不知为什么事去找荀师傅的爱人荀大嫂——那时她沦落到纽扣厂，大约是家里炉火灭了去借块发火煤——进了他家小院，便看见荀磊坐在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读著什么，她俯身一细看，发现荀磊读的竟是一叠过了时的台历，她不免问他哪儿找来的这种东西？荀磊脸儿涨得通红，象希望能「坦白从宽」似地说：「珠阿姨，是胡同里拣废纸的胡爷爷给我的——人家扔了不要的。」她从荀磊手里抽出几张来一看，原来那是头年用过的台历，每篇底下都有一点文字，或者引点语录、谚语，或者有点历史、地理知识，或者有点人物介绍，现在回忆起来，那些文字编得都很不精当，很粗糙，而且整体受著当时极左路线的制约，可荀磊在实在找不到书读时，他就连那用过的台历也视为珍宝，用心地揣摩……澹台智珠因而深深地感动，她内心里萌动著的重新喊嗓、练功的念头，被这偶然的接触激发起来……倘若连石缝中的小草也在这样顽强地伸展自己的身躯，那么，已经开过花的小树，难道就甘心在寒霜侵袭中凋敝吗？ 如今常有人问荀师傅：「您是怎么教育小磊子的？」他说不出来。真觉得没得说。也常有人问荀磊： 「你爸爸是怎么把你教育成这样的？」他也说不出来。真觉得无从说起。一切似乎都是无形的。当然也有令他难忘的一些情景，可那值得一说吗？比如，大约是一九六九年吧，爸爸带他到厂里的淋浴室洗澡。当时，爸爸同车间的一位师傅，全身的汗毛都很重，他戏谑地用粗大的手指拧了一下荀磊的屁股，荀磊出于本能，声音尖锐地骂出了两句话：「你妈×！砸烂你狗头！」那师傅尴尬地笑著，荀师傅却过来关掉了荀磊头上的喷头，绷著脸，训斥荀磊说：「你说什么来著？你听著：任什么时候也不准骂人！更不许学那些瞎胡闹的脏话！」并命令他：「给你大爷说『对不起』！」荀磊低著头，嘴唇紧抿著，成了一道线，半天不言语。那师傅忙把他那喷头也停了，笑著说：「老荀，你也真是，这年头大姑娘都骂街，谁不说两句『砸烂』、『油炸』、『清蒸』？算了算了算了！」谁知荀师傅竟气得脸色铁青，厚厚的胸脯绷得象两块铸铁，瓮声瓮气地宣布：「我不管它什么年头，我的儿子就得正正经经象个人样！」荀磊抬眼望著爸爸，那是全裸的爸爸，身上有解放石家庄时，作为一个最普通的士兵挂上的彩——锁骨边上一处，腰上一处，他小小的心灵忽然象被电击了一般战栗起来，于是他大声地向那师傅说：「大爷，我不对，我错了！」那师傅听了他这话，看著他父子那情景，猛地转过身去，拧开了喷头，让喷泻的热水，掩盖住就要涌出的热泪……一九七六年荀磊升入了高中，他要求父亲给他买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荀师傅毫不犹豫地给了他钱，让他去买。想到这孩子多年来从未跟家长要过买冰棍的钱，荀师傅心里不知怎的有点难过。荀磊每天用那收音机听英语广播。同学们都觉得他很滑稽：「小磊子想吃天鹅肉呢！吃外语饭，进外事部门，头一条得有门子！就凭他那爹妈……哈！」这话后来竟至于当著荀磊的面说，荀磊只是安详地微笑著，他真的是向往什么外事部门吗？其实他连哪些部门算外事部门也不甚了了。他只不过是觉得在那种气氛下，唯有这英语广播讲座还听得下去，况且，他牢牢记住了爸爸有一天讲的话：「技不压身。」 一九七八年，高中毕业前夕，某外事部门在北京几个区的中学里招收培训人员，条件之一是必须具有优异的外语成绩。学校的那位英语教师竭力推荐荀磊应考。英语教师的「历史问题」那时已经澄清，他只不过是一九四八年去台湾中学教过半年书，绝不是什么坏人。他到哪儿都是教中学，教英语，说他以此谋生也好，说他以此服务于社会也好，总之对他完全可以放心。他让荀磊天天晚上都到他家，悉心地给荀磊辅导；当荀磊进了考场时，他在那大门外背著手焦躁地踱来踱去，以至于别人以为他得了精神病…… 考完了，荀磊回忆出全部考题和自己的答法，老师拿笔的手颤抖著，给他预测得分——他能得八十四分。老师说，这即使不是最高分，也一定在录取线之上了。 但消息不断传来。许许多多的人——不仅考生本人，还有他们的家长及其亲友——利用各种从最原始到最现代化的手段，涌向这个部门的「后门」：请客送礼、以位易位（你给我安排一个，我给你安排一个）、热线要挟、秘书传话……乃至坐著小轿车来「御驾亲征」、拿著「上方宝剑」（某大人物开的条子）来当场「宣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部门中有人敢言，有人敢怒，但「后门」仍然堵不死，一个又一个考得相当差乃至根本没参加考试的人获得了「录取通知」。后来有人给报社写了信，信登在了「读者来信」栏，加上了很严厉的「编者按」。老师和荀磊捧读那张报纸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这场招考据说以「后门进入率百分之七十四」收场。总算不是百分之一百。完全没有后门，没有背景，父母只是最普通的劳动群众的考入者，据说只有荀磊一个人。他是第一名。他的英文考试得了八十六分，老师还给少算了三分。第二名是六十四分，他这个第一名同那第二名的差距居然多达二十三分！连参加招考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也说：「如果我们连荀磊也不要，那可真是没有天理良心了！」 考入的这批青年人在国内培训了一年，后来便送到英国学习。荀磊一直保持著第一名的位置，并且总是把第二名甩开相当一段距离。连最嫉妒他的同伴也说他有一种「语言天才」，并且有人归结为「遗传基因」。「天才」？「基因」？在泰晤士河畔，听著威斯特敏斯特寺的钟声，荀磊回想起九岁时淋浴室中的那一幕，泪水涌到了他的眼眶，又被他咽进了咽喉。他的灵魂颤动著，他感到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爱过自己的祖国——那是具体已极的、实实在在的祖国，有尘土飞扬的小胡同，古老的、顶脊上长著枯草的钟鼓楼，四合院黑乎乎的门洞，门洞顶上挂著一对旧藤椅，锁骨下和腰上有著枪伤的爸爸，爱做鸡蛋炸酱面给大家吃的妈妈，善良的安心于服务工作的姐姐们，以及那些可爱的邻居，从珠阿姨家传出来的胡琴声和咦呀的西皮流水腔，还有英语老师那似乎总是吃惊的表情……那就是他「天才」的来源，就是他的「基因」。他一定要好好地为祖国做一个正正经经的、有切实贡献的人…… 在英国的学业结束了。同伴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坐飞机回国，因为回去后将有另一场战斗——争取分配到一个可心的下属部门，从事可意的具体工作。荀磊却取得大使馆同意，乘火车回国。他渡过了英吉利海峡，穿越了整个欧洲，并且横切过整个苏联，经过了西伯利亚，历时半月，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钟鼓楼附近的这条胡同，这个古老的四合院……他发现这里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门洞里依旧挂著那一对旧藤椅，院中樗树（臭椿）上的蝉鸣还是那么一种声调，公共自来水管水击桶底的声音也还是那么琤琮有韵……可是毕竟也有比较显著的变化，原来里院北房换了一家姓张的来住，据说是位局长，有好几大橱的书，其中还有不少英文书。于是他便在等待分配具体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跑去借书看…… 张秀藻在自家的书橱前，头一回见到荀磊后，不知为什么，第二天总忍不住同爸爸妈妈议论他。妈妈说：「是个奇迹。他那么个家庭，又碰上这么个年月，居然能自学外语成才，说出去人家怕都不信……不过，他这事也许不适于宣传吧？牵扯我们的阴暗面太多了是不是？」爸爸却另有见解：「是牵扯不少阴暗面，而且是大阴暗面，『穷跃进』啦，『停课闹革命』啦，『知识越多越反动』啦，走『后门』啦，干部子弟特殊化啦……可小磊子成才的经历本身，也就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还有足以战胜阴暗面的光明力量，这个力量有时也许是零散的、不起眼的、无形的……可它到底还是有胜利的时候……」张秀藻对爸爸妈妈这种一本正经的议论并不怎么感兴趣，她发表感想说：「多聪敏呀——不坐飞机，而是坐火车回来；火车车窗提供给他的，不知要比飞机舷窗能提供给他的，超过多少倍！何况他们去的时候，已经坐过了飞机……他说他记了一本《乘火车回国日记》，真想向他借来看看！」爸爸妈妈都说：「那你就去借吧！」 第二个星期日，她便去荀磊家借，荀磊爽快地借给了她。她当晚便读了。后来又带到学校，每晚偷偷重读一部分。她惊讶地发现，虽然他们以前并不认识，而且各自的生活经历也有那么多的差别，可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却有著那么多相通的地方……她把那本日记压在枕下，头一次体验到失眠的滋味，一颗少女的心，在胸腔里被爱慕和向往煎熬著…… 又一个星期日，她去荀磊家还那本日记，发现荀磊的小屋里还有另一个人，那是一位同她年龄相仿的少女，高高的额头（北京叫「奔儿头」），深深的眼窝，油黑的大眼仁，鲜红的厚嘴唇，个子不高，体态轻盈，头上梳著时下已经不多见的短辫，穿著一件质地、样式一看就不同于国货的衬衫；头一眼望去，张秀藻心里本能的反应是：啊，华侨，要么外籍华人，他们搞外事活动的人，所以有这种人来往……可稍一冷静，她就看出那少女同荀磊的关系很不一般，同时心里也就清醒了：荀磊即使已经分了具体工作，也不会把工作物件引到家里来啊…… 「我来给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冯婉姝，这位是我的邻居张秀藻。」分明是荀磊的声音，响在了耳边。 张秀藻同冯婉姝的手握到了一起。当双方把手松开以后，张秀藻觉得脚下的地在往下陷，而头上的屋顶变成了一股烟。她知道一切都绝望了：她仅仅是邻居，而人家才是朋友！ 张秀藻心海里波涛翻涌，张奇林竟然一点也没有发觉。他让她帮著整理书橱。在这样一个清晨，当她走进右边屋里时，怎能不勾起她头一回见到荀磊的回忆，那是怎样清晰的一幅似乎可摸可触的图画啊：荀磊就站在那个位置，手里正翻著一本英文书，而窗外的阳光，正斜射进来，铺到了他的肩头…… 「秀藻，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妈妈看出来点苗头。但她仅仅是从生理的角度进行观察。 「不，没有。没。」张秀藻挺起胸脯，勇敢地走到了书橱前，镇静地问爸爸：「咱们从哪边开始？」
第二章辰（上午 7 时一 9 时） ６．一位令人厌烦的热心人。 「哟，你们这味儿可不对呀！」 随著声音，一个人走进了薛家的苫棚。 路喜纯正在弄凉菜，薛大娘正在火上炒米。薛大娘一听这话音，心里头就「咯登」一下，老大的不自在。她头也不回，一边使劲用锅铲翻米，一边敷衍地招呼著：「他詹姨起来啦？」 被叫作「他詹姨」的，是一位四十八岁的妇女，名叫詹丽颖，住在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东屋里，她家恰好同薛家屋对屋。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人——在她的生活道路上，遭遇过那么多不公正的打击，乃至于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惩罚——可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同情她的人总是不多。为什么呢？…… 按说人家薛家办喜事，薛大娘又是个相当讲究吉利的老人，你到人家那边去，头一句话无论如何不该是「你们这味儿可不对」，可詹丽颖想不到这一点。她绝对是善意的，并且，愿意以一切方式来帮忙操弄，可她就那么个做派——这星期日的早晨她睡了个懒觉，刚刚起床，洗了脸，漱了口，拿把梳子正在梳头。也许因为心情特别好的缘故吧，她的嗅觉似乎比任何时候都灵敏——闻出对过的炒米似乎散发出了焦糊的气味，使立即跑过去，仍旧用梳子梳著头，甩著嗓门建议说：「快往里头洒点醋！快呀！」 正拌凉菜的路喜纯，瞟了这位詹姨一眼，心想真是越外行越敢支嘴，不过他搞不清薛家同这位元詹姨的关系，所以，一时便没有张嘴发话。 薛大娘被詹丽颖的几嗓子弄得慌了手脚。詹丽颖光咋唬还不算，还把头直伸到锅上来嗅，一边嗅还一边继续梳她的头发，薛大娘厌恶得恨不能用锅铲敲她两下——她那头屑不知掉进了锅里多少，有这么管闲事的吗？ 詹丽颖却一点没有觉察出别人对她的厌恶——她一生就吃亏在总不能及时体察出这一点，而及时抑制自己的言行——她把梳子往头发上一插，自己抄起案上的醋瓶子，揪开瓶盖就要往锅里倒醋。 「别倒别倒，」路喜纯不得不站过来干预了，他从詹丽颖手里夺过醋瓶子，解释说，「倒醋可解不了这味儿。等一会进锅蒸的时候，拌一点辣椒末、洒一点酒，味儿自然就正了。」 他本以为把醋瓶子这么一夺，对方非生气不可，谁知那詹姨跟他脸对脸以后，却忽然瞪圆眼睛，嘻开嘴巴，满面笑容地惊呼起来： 「咦，你不是嵇志满教过的那个学生吗？」 路喜纯倒给她弄得一楞。冷静地一想，对了，在嵇老师宿舍里，见过这位妇女。原来她也住在这个院里。嵇老师那么个稳稳当当的人，怎么会有这么个咋咋唬唬的朋友呢？何况还是个女的！ 薛大娘见詹姨同这位请来掌勺的小师傅拉上了近乎，心里更不受用。她有意用炒勺重重地敲打著锅边，提醒著詹丽颖不要碍别人的事。詹丽颖却浑然不觉，甩著嗓门同路喜纯问答了几句以后，才仿佛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管自跑回自家屋里去了。 「你们怎么认识的？」詹丽颖那边合上了门，薛大娘便问路喜纯。 「咳，就见过一回，您这街坊可真够各（「各」，在这里读?e，不象一般人那么正常，称为「各」。）的！」路喜纯可不觉得认识这位元詹姨光彩。 「她呀，怎么说呢？真不招人喜欢，」薛大娘忍不住压低声音对路喜纯说，「她当过右派！」 在薛大娘心目当中，尽管新政策几乎已经给当年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她还是觉得戴过「右派」帽子是桩丢人的事。路喜纯却一听「她当过右派」，反而对这位詹姨生出了几分敬重。近年来的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当中所出现的「右派」形象，几乎都是些品质高尚、才学超群的人物，因此给了路喜纯这一茬人这样的感受——戴过「右派」帽子，实在是一桩光荣的事。这位詹姨，别看咋咋唬唬的，说不定倒是个女中豪杰呢！难怪嵇老师肯同她交朋友…… 詹丽颖的确当过「右派」。她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呢？是象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之间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时刻企盼著台湾的蒋介石「反攻大陆」吗？是象「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同「走资派」勾结在一起，对抗过「革命造反派」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冲击吗？抑或是象一九七七年某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操纵著名为「革命造反派」实为「四人帮」的爪牙们，向被诬为「走资派」而实际上是革命的老干部夺权吗？要不，就象近年来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为捍卫真理而遭受了沈重打击，但在人民群众的关怀和支持下经受住了二十多年的磨难，终于使那颗忠于革命、挚爱祖国的心得到了大家的承认和景仰吗？她全然不是那么个情况。「反右」期间，她已从大学毕业，分到了设计院当技术员。她的专业水平在设计院中至少属于中上之列，工作态度总的来说也无可挑剔，然而她这人的性格实在不讨人喜欢。 她哑嗓子、大嗓门，说话惊惊咋咋。这倒罢了，头一条她最爱夸张，什么事情经她嘴里一说，不夸张十倍以上绝不罢休。比如她就曾经在设计院的工休时间甩著嗓门大声宣布：「嘿，知道吗？党委办公室新来了个副主任，是位部长夫人，个子那个矮啊——真叫『三寸丁谷树皮』，北京土话叫『地出溜』……」即使真是这样，她这种谈吐也是不礼貌的表现，更何况当人们都看到这位副主任以后，发现人家只不过是个子稍矮而已，体态还是自成比例的，并且也并非部长夫人，而是一位副局长的夫人。你想当同志们再听詹丽颖报道类似消息时，能不怀疑吗？当他们耳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詹丽颖的这种聒噪时，能不厌烦吗？ 再一条她不懂得理解别人、体贴别人。固然她从未有意去伤害过别人，但她说出的话，总在无意之间让别人难以忍受。她会没心没肺地对一位为自己发胖而感到羞赧的女同事大声地宣布：「哟，你又长膘啦？你爱人净弄什么好的给你吃，把你揣得这么肥啊？」这还不算什么，人家刚死去了丈夫，正在悲痛之中，她却把这档子事忘了，非拽人家去看电影，还是部外国喜剧片，人家说不想去，她便嘻嘻哈哈地揉著人家肩膀说： 「装什么假正经哟！谁不想开开心，乐一乐？你不去，我可要『拉娘配』啦！」弄得人家只好跟她撂下脸来；她恍然以后，也并不道歉，只是歪歪嘴，便又缠另一位去了。在这类小事中，她究竟得罪了多少人，连她自己也算不清。 最要命的一条是她不懂好歹。任性起来，不仅跟争吵的物件闹个天翻地覆，去从中劝和的人，包括那明明是站在她一边维护她的人，她也一概不认，有时反而把那本是向著她的人，激怒得成为了她最主要的争吵者。比如有回在食堂打饭，她跟盛菜的一位女炊事员争吵了起来。她本是占理的——她指出菜里有条青虫，严辞批评了食堂，要求给她另盛别的莱，而那位女炊事员只把她碗中的青虫挑出去完事，强辞夺理地为食堂辩护——这时那位曾被她讥为「三寸丁谷树皮」的副主任，正好排队排在她后面，为了支持她对食堂的批评，便站拢售菜的窗口，对那位元炊事员说：「小詹的批评虽然态度急躁了一点，可你们食堂的工作确实——」话没说完，反倒被詹丽颖气呼呼地截断了：「我态度急躁？我倒犯错误了？我就该心平气和地把那条虫子吞进肚子去吗？他们熬出一锅虫子你们也不管是不是？倒怪我急躁了？那条虫子要盛在你碗里，你要不比我急躁才怪！……」那位副主任开始还耐心地对她说：「小詹同志，你冷静一点嘛。你对食堂的批评，我是支持的嘛……」可詹丽颖居然又截断她的话，又气势汹汹地发泄了一通火气，弄得那位副主任也脸红气粗起来：「詹丽颖同志，我们饭后再谈好不好？后面的同志还等著打菜呢！」詹丽颖竟把搪瓷碗里的菜往地上一泼，气冲冲地扭身跑出了食堂。旁观者们对她是怎么个印象，她连想也没想。 「反右」运动起来了。她难免有些按当时的标准衡量算是错误的言论，这些言论属于可划「右派」可不划「右派」之列，在衡定她是否属于「右派分子」的天平上，如果根据她出身并不算坏和她工作中表现尚属努力，撤下一个砝码，她便偏到了「不划」一边，但最后却因为她上述的性格弱点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恶感，反给她加上了一个砝码，于是她便偏到了「应划」一边。当在设计室召开了她的批判会，并宣布她为「右派分子」时，她才头一回失去了大嗓门和任性的劲头，变得象个石头人一般。划「右」以后她当了一段时间的晒图员，后来便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临去农村的时候，那位办公室副主任找她个别谈话。她问：「我该怎么改造呢？我究竟主要该改造什么呢？」副主任见她眼里噙著泪水，动了恻隐之心，见屋里没有别人，便诚恳地对她说：「你怕主要是个修养问题。你太缺乏修养了。你吃的就是这个亏。」说完，便打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一本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递给了她。她惶恐地接了过来，心想，我是反动派了，人家还让我看共产党员该怎么修养，以前真不该对人家那样……心里一感动，她便放开嗓子痛哭起来，这一哭倒把那副主任吓坏了，忙过去把办公室门打开，好让从走廊上路过的人看见和听见自己是怎样在同詹丽颖谈话；当詹丽颖放纵完自己的感情，听到那副主任已经变换了诚恳的劝谕口气，而是冷冰冰地在训斥自己时，不由得纳闷，刚才不是还那样吗？怎么…… 詹丽颖从此经受了二十多年的改造。她干过最粗笨的活，忍受过最粗鄙的侮辱，被人们当面无数次地训斥批判，也被人们背后无数次地戳脊梁骨；她写过铺开来大概能绕北京城一周的该写和不该写、真诚和半真诚乃至虚伪的检查；她对社会和人生都有了更接近于正确和更趋向于深刻的认识，然而她的性格却变化不大——这真是一件万分遗憾的事。后来接收她的各个单位，只要求她改造思想，而并不要求她改造性格。在她后来的生活道路上，竟再没有遇上过象那位矮个子的办公室副主任式的人物，现在回想起来，唯有那位副主任看透了她究竟吃的是什么亏。更糟糕的是，倘若说过去的境遇多少总能使她对自己的性格弱点无形中有所抑制，那么，四年前她那「右派」问题的彻底平反，反倒使她固有的性格弱点更加放纵地显现出来。正象当年在设计院定她成为「右派」时，很少有人同情她一样，当她因落实政策而重新回到那所设计院时，也很少有人对她表现出抚慰和亲近。那唯一的一位比较能理解她和帮助她的副主任，不幸已在「文化大革命」中逝世。在她的生活历程中，再获得那样的一位上级或同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对于人来说，最难以改造的确实莫过于性格。对于描写一个人来说，最难以表现充分的也莫过于性格。谁的性格只有一种成分，呈现出的只是一种状态呢？詹丽颖性格中那些不良的因素，使她倒了大霉，然而她性格中的另一些因素——与没心没肺并存的豪爽，与出语粗俗并存的能够吃苦耐劳，与任性纵情并存的不记仇不报复，与咋咋唬唬并存的乐于助人……却也使得她获得了爱情。在她六二年摘了「右派」帽子之后，经人介绍，她同在四川工作的一位搞冶金的技术员结婚了，那位技术员也是个「摘帽右派」。他们每年只能相聚一个月左右，因此双方来不及细察对方性格上的弱点，而只从对方表现出来的性格优势上获得一种甜蜜的满足。现在他们都被评为工程师，并有了结束两地分居状态的最大可能。詹丽颖听说北京市中学缺少外语师资，外地可胜任中学外语教学任务的大学毕业生，最容易调入北京，因此积极地展开了活动，去找当年大学同学嵇志满，也正是为了验证这方面的消息。 找嵇志满，本是为了解决她自己的问题，可是谈话之间，知道嵇志满这么多年竟然还没结婚，她又突然勃发出一种热情，不管人家嵇志满是怎么个想法，积极地为嵇志满介绍起物件来。 詹丽颖就是这么个人，她常以人家最不欢迎的方式去热情地帮助别人。此刻又一次如此——她兴冲冲地跑回自己家，找出来一塑胶口袋的炒米粉，又兴冲冲地跑到薛家权作厨房的苫棚中，一把夺过薛大娘手里的杆面杖——其时薛大娘正在案板上把炒好的米粒碾碎，——又一把将自己带去的炒米粉口袋撕开，把那炒米粉倒在案板上，大声地笑著说：「甭费那份力气啦！瞧我这个，多黄多香！这是我们那口子秋天探亲时候，带回来的，够你们蒸一大锅米粉肉吧！」 她做派唐突，本来惹人讨厌，但当薛大娘用手捧起一些炒米粉，凑拢鼻际嗅了嗅以后，却又不禁感念她的善意，那真是地道的四川米粉啊！敢情人家四川人行事精细，连这蒸米粉肉的米粉也有现成的卖，早知如此，又何必现炒生米呢？ 薛大娘脸上有了笑容，对詹丽颖说：「你们那口子大老远带来的，不容易，你自己留著用吧……」詹丽颖满脸真诚、浑身热情，连连说：「哪的话，哪的话，我让他再捎一百袋一千袋不也是容易的事？他敢不给我捎来吗？今天是纪跃的好日子，我贡献点这个算得了什么呀？还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地方，您可别客气，您发话就是！」 薛大娘爱听这样的话，她脸上的笑纹更多了，把那炒米粉指给路喜纯看，问：「就使她这个吧？」路喜纯看了，点点头说：「使上吧。您炒的那些个也使上，不用杆碎了，合弄到一块使，多蒸会儿就是。」 正在这时，薛大娘听见一声唤：「妈！」她朝苫棚外一看，原来是儿媳妇孟昭英牵著孙女小莲蓬来了。 ７．婆媳之间的矛盾，难道真是永恒的吗？帮厨的倒勾起了一桩心事。 薛大娘一见孟昭英，气便不打一处来。 「你怎么这时候才到？你要心里头搁不下我们，你有能耐别来！」 孟昭英估计到婆婆会埋怨自己，但一张嘴话便这么难听，却颇出乎她的意料。她尽可能忍住涌动在胸中的委屈，解释说：「一早起来小莲蓬就嚷嚷不舒服，给她试了试表，三十七度二，低烧。能让孩子烧著不管吗？我心里火急火燎的，早点没吃，就牵著她去厂桥门诊部，挂了个头一号，人家一开诊就给她瞧了，还算好，心肺正常，说是感冒初起……」 孟昭英说这些话的时候，薛大娘伸手摸了摸小莲蓬的额头，只觉得汗津津的，也未见得发热。小莲蓬叫著：「奶奶！我要吃鱼！」她看见了苫棚里钢种盆（北京人把铝称为「钢种」。「钢种盆」即铝盆。）中的黄花鱼，不禁有点馋，毕竟那季节鱼很不好买，她家已经好久没有吃到了。薛大娘听她嚷「吃鱼」，便知她算不上有什么病，因为真要感冒起来，头一条就厌烦荤腥。薛大娘心里头忖度著孙女儿身体状况的时候，发现孟昭英身后并没有跟进来大儿子薛纪徽，不禁大声地问：「徽子呢？他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儿来？」 孟昭英便告诉她：「一早就加班去了，说跑完一趟就收车，收了车赶紧来咱们这儿。」 一早就加班去了！薛大娘听见这话，心里只是心疼儿子，不由得对孟昭英更加反感。她尽情地数落起来：「你也太贤慧了！大礼拜天的，你还让他加班去！你们就缺那么点子加班费吗？你不知道小跃子今儿个办事呀？你成心让咱们家团不成圆是不？我一大早就到门口等你，左等右等不见影儿，敢情你打了这么多埋伏！……」 孟昭英哪容得婆婆这么数落！毕竟她是新一代的儿媳妇，经济上独立，人格上自主，她凭什么要咽下这口气？于是她把脸一绷，扬起声音，振振有词地辩解说：「他自个儿要去，能怪著我吗？我跟他说了嘛，你要不一早赶到家去，妈准得埋怨。他说，埋怨就让她埋怨吧——这话要是我编出来的，我舌头今儿个就烂在嘴里。他说现在不比过去，干多干少都成，他们组得完成定额，组里的大老赵病了，他当组长不带头顶班，成吗？他顶上午一趟，小齐顶下午一趟，他说他昨儿个就安排了，不能再变。他非要去，我能拽住他不让他去吗？一大早起来小莲蓬就低烧，我跟他说了，他管吗？他光让我带著孩子去门诊部，自个儿甩手走人了，我头没梳，早点没吃，带孩子看完病就往这儿奔，我容易吗？……」 孟昭英是个伶俐人，她要讲起理来，一句跟一句，句句都站得住，薛大娘在媳妇的这种攻势面前，只觉得对方忤逆，话可是顶不上去了。在屋里呆著的薛师傅，听见了婆媳二人的声息，知道又是一见面就闹矛盾，赶忙走出屋来，心里琢磨著该怎么打个圆场，让双方都有台阶可下。谁知他没来得及开口，一旁的詹丽颖却插了进去，以抱打不平的口吻对薛大娘说：「大娘呀，您就消消气吧！这算不了什么！如今的年轻人，有几个能体谅老人心的！」 薛大娘正感到气淤语塞，詹丽颖这话一出来，倒让她解气，她不由得长叹了一声，一时间换气不匀，她不禁又连续咳嗽起来。 孟昭英对詹丽颖一贯没有好感，见她这么多管闲事，便毫不客气地说：「詹姨，您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怎么不体谅老人了？您换到我的位置上试试，要依著您那脾气，您能象我这么心平气和地解释吗？您早就翻儿（「翻儿」，翻脸的意思。）了！」 薛师傅在一旁直著急，真怕那詹丽颖再撂下几句著三不著两的话来。谁知詹丽颖听了孟昭英的话，反倒呵呵地仰脖笑了起来，笑完大表赞同地说：「可不，要我是你，我准跟大娘顶撞得七窍冒烟！嘿，我这个脾气哟！」说完，竟径自把小莲蓬一牵，宣布说：「小莲蓬，跟你詹奶奶吃糖去！」拉著小莲蓬回她家去了。 薛师傅借这个空档，赶紧走过来，若无其事地说：「昭英来啦，屋里先喝茶去吧！」 孟昭英笑吟吟地叫了声「爸」，自动下台阶地说：「我来晚啦，茶不忙喝，先洗洗手，帮助弄菜吧！」 孟昭英洗完了手，走进苫棚，薛大娘也便恢复了常态，向她交待完应当给路喜纯搭哪些下手，自己便离去了。薛大娘还是那么个习惯，只要媳妇一到，她就不再弄菜烧饭。孟昭英早就对她这种心理和做派有所腹诽。不过既然回到家中，孟昭英也总是主动进厨房操办。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她一边在苫棚里忙著，一边扬声对屋里的婆婆说：「妈呀，您得便去詹姨那儿招呼一声——小莲蓬衣兜里装著药呢，让詹姨按药袋子写的哄小莲蓬吃药，可别吃错了！」当她看见婆婆的身影向对过詹姨家移动时，不由得在心里说：对呀，我年轻，多干点活应该。可不能因为我是媳妇，你是婆婆，就什么都得我干，你在那儿享受著；谁跟谁都是平等的，家里的事，得大夥分担著干！ 孟昭英一边干著活，一边跟喜纯聊了起来，开头不过是些应酬话，聊上一阵以后，她觉得这小夥子的一些想法，倒跟她挺合拍。 她说：「我跟我们那口子结婚的时候，哪有这么个排场。瞧今儿个，请你们饭馆里的大师傅来帮忙不说，还非得倒腾出什么四四十六盘，不许重了样儿……等一会汽车还得到呢！原来说让我们那口子借辆小轿子（指小轿车。）开，后来又说大伯子开车不合适，让他给走个后门，请个开小轿子的朋友给捧捧场。我们那口子不干。你不知道，他思想进步著呢，他不是请不来，再严的制度，开公车的司机也能插空儿跑几趟私活，可他楞不干。为这事我婆婆急得抹了好几回眼泪——她疼她大儿子，觉得他不孝顺，也不象对我似地呲儿（「呲儿」，训斥的意思。）上一顿。她就光是抹眼泪，小叨唠，我们那口子让她给哭软了心，收起了那些个『勤俭办婚事』的套话，一拍大腿说：『您别这么哭天抹泪的了。依您的意思，咱们小跃子结婚也用小轿子接新娘——咱们租出租汽车去，我出钱！』这不，一会儿出租汽车就该到了，先奔咱们这儿，我们坐进去，到女家迎亲，再打那儿坐回来，这么三跑两跑的，得多少钱！……」 路喜纯说：「是啊！得不老少。听说为了不让坐小轿车办婚事的风盛起来，叫这号车收的费，比一般用车要高出好些！」 孟昭英说： 「可不！反正我们两口子两个月的奖金，全得搭进去了！就这么著敲竹杠，想租你还不定租得上呢！头几个月就得去预约，我们那口子说是不走后门，其实也还是走了——不走后门去预约，起码得过春节时候见。多亏找人说了话，这才定在了今天！」 路喜纯说：「不过，我觉得结婚毕竟是一辈子里头的大事儿，弄得象个样儿，也应该。人家天天坐，咱一辈子兴许就这么一回，还是自个儿花钱，坐坐小轿车，在家里摆几桌像样的菜，喝点吃点，热闹热闹，也不为过。只要量力而行，不为这个捅下窟窿就成。」 孟昭英笑了：「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个意思。你当我就不羡慕他们吗？我要能跟我们那口子再结一次婚，这回我也得坐回小轿车，上王府井中国照相馆，来张十六寸的彩色礼服照，那大纱巾一披，大纱裙子一穿，手上套著白手套，再攥把鲜亮的花儿，够多来劲儿！」 路喜纯赞同地说：「可不，我路过照相馆，就爱看橱窗里头摆的结婚照。就是丑人，把礼服那么一穿，姿势那么一摆，也有了个派头。新郎的手套不往手上戴，只把它叠著攥在手心，谁设计的这号做派？真够帅的！」 孟昭英便直截了当地问他：「你照过啦？」 路喜纯脸红了，忙张罗著说：「嫂子您歇著去吧，剩下的活儿我全包了，左不过肉片、菜码先过过油，只等头批客人到，咱们就下锅开炒。」 这时恰好薛大娘在屋里招呼孟昭英，显然是小轿车预定来到的时间逼近了，孟昭英便对路喜纯笑笑，出苫棚进屋去了。 路喜纯把米粉肉蒸到火上，暂且无事，他坐在了为他准备的椅子上，歇息一阵。他发现一旁的凳子上有为他沏好的茶和准备著的一包烟。他呷了一口已经变凉的茶，搁下茶缸，想了想，便从那包牡丹牌香烟里，抽出一支来，点燃，徐徐地吸了一口。他平时并不抽烟，然而，不知为什么，刚才同这位素昧平生的嫂子聊了那么一通之后，他觉得自己神情多少有点恍惚，似乎只有抽一支烟，才能恢复平静。 他照过那种像了吗？他将会去照那种像吗？为什么对一个几乎是陌生的人，他公布了自己爱在照相馆橱窗前停步的隐私？如果他有一天去照那种像，谁是他的伴侣呢？难道会是她吗——那个圆脸庞的、貌不出众的妇女？她就住在他们饭馆附近，几乎天天早上来买油饼，用一个缺了瓷的搪瓷钵子，每次都买四个，一次没有多过，一次也没少过。她来买油饼时似乎总没来得及梳头，头发蓬松甚至紊乱，脸上总笼罩著一种梦幻般的神情。 路喜纯并没有马上注意到她。到这里来买油饼的常客很多。只是有一天，轮到她那里凑巧只有三个了，而新的一锅因为某种技术上的原因，需要等待比平日更长的时间才能炸出来，她便立在售货的窗口外，捧著那只搪瓷钵子，发呆。忽然间来了一个头发和胡子似乎都好久没理的壮汉，走拢她身前便粗声粗气地埋怨，她似乎辩解了几句，对方骂了一声，拽住她胳膊把她往外拉，搪瓷钵子不慎掉在了地下，发出一声锐响，又听得「啪」的一声，似乎是那男的打了女的，女的虽然哭著，抱怨著，却还是随著那男的去了。路喜纯冲出操作间，想追出去跟那个壮汉评理，被一位顾客拦住了。那顾客告诉他：「人家是两口子。那男的是个浑球，女的是个受气包。他们家的事，谁也插不进去，由他们去吧！」后来路喜纯听人说，他们俩原是在同一处农村插队的。有一回，插队的知青们到邻村看电影，那男的同几个男夥伴一起走。那女的不知为什么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们都不怕路远，翻过一座虽不算高但也颇费脚力的小山，去看那部电影。那时候在那种地方，就是需要翻两座再高的山，他们也会去看那部电影。天渐渐黑了。几个男的嘴里不乾不净地聊著。忽然间他们打起赌来，赌谁敢「拍婆子」（指找女流氓鬼混。），他们实在不是天生的流氓，因为烦闷无聊，因为好胜心无处发泄，他们在那么个特定的环境中竟然赌上了这个！其中一个就说：我敢！你们看那边就有个「婆子」，我就去「拍」她！于是他们商定了赌注：一瓶当地产的白酒。那男的离开同伴，去追那女的去了。开始表示出骑士的风度，说要保护她，陪她去看那部电影；后来献殷勤，将自己家里寄来的，珍藏许久而仅剩不多的糖果，递到了她的手中；最后……当他们看完电影归来时，他在野地里便占有了她。不久她怀孕了，那位男子站出来承认了错误，并表示愿立即同她结婚。她便同他结婚了。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后来他们一起办回了城里，各自都分到了一个工作。那女的在新的生活中，复苏了她的自尊和理智，她提出了离婚的要求，甚至告到了法院，但法院说她丈夫即便当年确有诱奸的罪行，现在也早已过了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限；而男方单位的领导和街道办事处，为维护家庭这个社会基本细胞的稳定计，又都采取了劝和的态度。这位女性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迷惘。她的生活全貌究竟如何？不得其详，路喜纯只是看见她每天早晨捧著那只搪瓷钵子，若有所失地来买油饼。每当路喜纯帮助售货时，他总要用竹夹子翻来翻去，尽可能挑出四个炸得最鼓胀、最匀净、最金黄铮亮的油饼，搁到她那个搪瓷钵子里。他发现每当这时，她的一双眼睛便仿佛从梦中醒来，充满感激地盯著他。他真想对她说：「你会离开厄运，得到幸福的，准的！」然而他始终没有机会对她说这样的话。 他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推算出来，她比自己要大三至四岁。 有一天，他会同她到王府井中国照相馆去，照那样一张像吗？她穿著白纱裙，把下摆上的套环套到手腕上提著，而他穿著西服，手里攥著一双手套，站在她的身旁……这想法荒唐吗？构成犯罪意识了吧？就连最知心的嵇老师和何师傅，他也从未向他们吐露过。他向谁也不会吐露。而且每当这种隐秘的念头浮在心头，他便自己将它压制下去——「这是十足的胡思乱想，」他对自己说，「象抽烟一样有害。」 然而，在别人结婚他来帮厨的这一天，他却抽著烟，心头又一次浮上来这个幻想。 他被烟呛住了，不禁咳嗽起来。不但当了喇嘛可以结婚，结了婚的人也可以去当喇嘛。 出租汽车定在八点半到。眼下挂钟上已经是八点二十了。为了不误今天的每一个环节，薛大娘头晚有意把它拨快了十分钟，凡事赶早不赶晚。薛大娘耸起耳朵，捕捉著胡同里传来的每一种声音——尽管薛师傅早被打发到门口去看望，以防开车的司机找不到这个院门，她还是不放心，总觉得唯有她能最先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并安排好迎亲的一切细节。 薛师傅老老实实地在大门口候著。按说他可以带马扎（X 形折叠小凳。）去坐在那里，或者乾脆坐到大门旁的石狮子座上，反正小轿车进了胡同站起来也来得及。可他不，他微微叉开腿，双手背在身后，挺著脖颈朝胡同口伫望著。这时候从他们那个院门口路过的人，大多是本胡同的居民，有的跟他打个招呼，道声喜，他便笑容满面地点头应著；有的不怎么熟识，人家并不跟他打招呼，只是互相压低声音议论著：「瞧见了吗？老喇嘛给儿子娶媳妇呢！」「嘻，敢情老喇嘛是个『花和尚』！」他耳朵一点不聋，听得真真切切，可脸上仍然保持著宽厚的微笑，心里也并不愠怒。 薛师傅是当过喇嘛。他不明白有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为什么把当喇嘛这件事看得那么神秘。他出生在哈德门（即崇文门）外虎背口胡同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起名薛永全，排行老五。父亲是拉排子车给人运货的，母亲是为绢花行剪花瓣的。对于他们那样一个家庭来说，凡能糊口的事由都是一种职业。他的大哥给人养马，那些马是专为了东便门外蟠桃宫赶会时租给人跑圈的；他的二哥自小便瞎了一只眼，是个「独眼龙」，后来成了乞丐，在乞丐帮的「杆头」（传说清朝康熙皇帝曾赏给北京职业乞丐头领一根雕龙紫檀木杖，正名称「大梁」，俗名叫「杆头」，以树立头领的威信，约束众多乞丐，稳定社会秩序。故后来乞丐头领称为「杆头」，当职业乞丐叫「在杆儿上」。）指派下每天敲著牛胯骨，沿街唱著数来宝：「那边要了这边要，掌柜的吃饭我来到……唉，掌柜的，您别生气，早给一个早早的去！」他的两个姐姐，一个嫁给了靠耍「顸胳膊根儿」在庙会上混的人物；另一个嫁给了专往乡下收猪鬃然后再进城倒卖给刷子行的小掮客。这些兄长所做的事，在薛永全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层次中，人们并不以为有多大的贵贱差别，包括二哥的乞讨，既然纳入了「杆头」的管辖之下，当然也算一种正经职业。因此，当薛永全学徒的那家绢花行在竞争中倒闭后，大姐夫给他走门子，使隆福寺的住持喇嘛奥金巴收容了他时，不仅全家为之庆贺，周围的邻居们也只有艳羡与嫉妒：在隆福寺这样的大寺庙中当喇嘛，该是多么好的一种职业啊！真没想到，几十年后，依然是那类家庭的后裔，却全然不能理解那时他们祖辈父辈的价值观念了。薛纪跃就一直不许父亲把当过喇嘛的事讲出去，包括即将娶进门来的这位新娘子，薛纪跃也一再叮嘱父亲不要同她提起这一段——然而，她并不是偶尔一来的客人，她将长期同公婆一起生活，纵使薛永全两口子和薛纪跃绝口不提，大儿子薛纪徽是并不避讳父亲这段历史的，孟昭英更难免在妯娌闲话中提及，又何况还有知根知底的邻居，更何况邻居中又有詹丽颖那号没心没肺而又出言无忌的人物。看起来，薛永全当过喇嘛这段历史，早晚有可能引出点家庭的风波哩！ 回忆起当喇嘛时的往事，薛师傅并不感到屈辱，只是觉得悲凉。说实在的，隆福寺里的喇嘛，当年并不受到社会的歧视，只是象他那样的小喇嘛，生活实在清苦。解放后，当他由一个喇嘛变为一个摊贩，最后又进而变为公私合营和国营商场的售货员后，有一回商场的领导找他谈话。那位领导全然不了解喇嘛是怎样生活的，提出的问题，似乎全是从一种简单化的猜想出发，使薛永全感到惊讶；而薛永全那老老实实的回答，反过来又引起了对方更强烈的惊奇。他们之间的谈话有一段是这样的： 「老喇嘛奥金巴是不是常常欺压你们小喇嘛？他打你打得厉害吗？」 「奥金巴从不打我们。他就是教我们念经，带著我们外出念经去。」 「念经的时候他是不是坐一边歇著，主要让你们小喇嘛站著念去？」 「他跟我们一块儿念。那时候阔人家办丧事，一般都要请两三棚经。再阔点的请四棚，和尚一棚、喇嘛一棚、道士一棚、尼姑一棚。最阔的请五棚，和尚加一棚。念经全是坐著念。上午八点多钟一到就念，念一个来钟头，上午三遍，下午一点以后，再来两遍。」 「主家给的钱，你们小喇嘛能得著吗？都让那奥金巴独吞了吧？」 「我们能得著。奥金巴领著念，他叫『正座』，他多拿半份钱。比如我们得三块，他得四块五。」 「你不觉得那是剥削吗？他为什么拿那么多呢？」 「倒没觉得他剥削了咱。咱的经是他教的呀。 《归一经》、《白度母》、《绿度母》、《心经》他都给教会了。还有《供师经》，特长，他也给教会了。他还教会了我吹『刚咚』。那是从西藏传来的喇叭，两米多长，只能发两个音，一个高音，一个低音。没点力气还吹不响哩！」「听你这么一说，你们当年过得倒挺不错哩！」 「倒是不挨打受骂。可后来那票子不值钱，棒子面都一天涨好几回价，甭说我们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奥金巴也不宽绰，所以他那大儿子跑出城去，参加了解放军……」 「这是真的吗？奥金巴倒也这么跟我们说过，可他那大儿子怎么不回来找他？也没封信来？」 「假不了。有人跟天津见过奥老大，穿著咱解放军的军装，听说还当了个排长哩！」 「你掏心里话，究竟是解放前好呢还是现在好？」 「还用说吗？当然解放了好哇！最起码的，提著粮食口袋往粮店去，这心里踏实了不是？」 薛永全的这种认识，听起来是肤浅的，然而却是稳定而坚实的。在以后充任国家售货员的工作中，他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心满意足，无所奢求。为了让薛纪跃「顶替」，他在两年前办了退休手续，后来便到一所仓库充任看守挣「补差」。在那看守的岗位上，他依然保持著那样一种心境和工作态度，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应当知足。因此，即使在最易于沈入冥想的时间里，他意识的潜流中，也很少浮现出往昔喇嘛生涯中的那些斑驳陆离的画面，而更多的是为将来真正退休后的生活，作出多种色彩丰富的揣想，比如一大缸带斑马纹的热带「神仙鱼」在悠悠游动，一只开了嘴的画眉在装妥铜钩的圆笼中嘤嘤鸣啭，一对油褐饱满的核桃在手掌中咯咯打转……等等。 此刻薛师傅在门口等著那迎亲的小轿车来，心中毕竟不免小有感慨。坚持要小轿车的是老伴。他理解她的心情。直到这几年还总有人问他：「嘿，喇嘛跟和尚不一样，许娶媳妇，对不？」他只是和蔼地点头肯定著，心里却觉得问话的人少见多怪，岂止当了喇嘛许娶媳妇，娶了媳妇的人也可以当喇嘛啊。他自己不就是这样吗？还没到隆福寺，正在那绢花行里当徒弟时，才十七岁，他就娶媳妇了。媳妇是父亲给说定的——岳父原是跟父亲一样拉排子车的，后来换了个好点的事由，在中南海里头给当官的推火车——这事说起来怕如今的人们都不信了：民国初年中南海里还保留著晚清修建的一箍节铁路，上头有火车车厢，但并无火车头，怎么让它开动呢？就靠力扶来推。薛师傅的岳父当年就推过一段那火车，其待遇在一般城市贫民眼中简直是「得儿蜜」（极为甜美幸福的意思。）了。娶进这样一位「火车司机」的女儿，自然不能草率从事。在家里头搭「喜棚」宴请「五服」固然做不到，烦「跑海的」到「冷庄子」（旧社会帮著联络喜筵的人叫「跑海的」。「冷庄子」是只应红白喜事，不卖零市的饭庄。）去订席也力不从心，最后还是决定就在屋里摆三桌自馔菜肴意思意思。婚宴可以从简，迎娶仪式却万不能马虎。于是薛家尽其所有，从轿行租了一套轿子。如今电影上演旧时北京娶媳妇，往往只有一顶轿子出现，其实一顶哪儿够！新娘子得有一顶八抬或四抬的红轿自不待说，娶亲太太（男方的姨、姑、嫂一类人物）和送亲太太（女方的姨、姑、嫂一类人物）还得有一顶四抬或二抬的绿轿，随轿而行的，还有各色执事：打伞的、打扇的各两人，打旗的四人，打锣的、打鼓的、吹唢呐的、吹号的若干人，哪一样不得花钱？一场婚事完毕，薛家捅了好大一个窟窿。薛永全母亲本来就有病，天天得煎一砂锅中药吃。为及早补上这个窟窿，她自从媳妇进门就断了药，结果薛永全进隆福寺不久，她便病逝了。当媳妇的呢，每当看见别人娶亲的花轿和执事队伍喧嚣而过，却总要比出几项自己当年过门时的不足，如那打出的风尾扇，别人用的是真孔雀毛的，所镶的小镜子闪闪发光，而自己当年所用的只是野雉毛的，所镶的小镜子则象长出「萝卜花」的眼晴珠，够多窝心！你也不能说她的叨唠都毫无道理，同样是活在世上的人，凭什么她所享受到的就该比别人少？本以为时过境迁，这种心理状态，薛大娘不该再有了；在「文革」期间，当老大薛纪徽和孟昭英结婚时，小两口可真是做到了「移风易俗，勤俭办婚事」，什么小轿车，连想都没想过，散了一点喜糖完事。那时候薛大娘也确乎心平气和，一句抱怨的话没有。可如今轮到薛纪跃办事，她内心里的那种意识，却又浓浓地浮到了上面来。可见把一个人的意识压抑下去并不困难，而要把它改造过来，却是相当困难，而且很难考察清楚的一件事情。 薛大娘把小轿车的到来，当作这天婚事中的头一桩大事。她在屋里催促著孟昭英梳头整装，并亲自用一把崭新的棕丝炕笤帚，给孟昭英的棉袄掸土，其实孟昭英那织锦面的丝棉袄和外头的紫红提花纺绸罩衫都并无尘土可掸。薛大娘耸起耳朵捕捉著胡同里的汽车喇叭声，那声音始终没有出现，但她却忽然判断出：「来了！」真不知她是怎么听出小轿车开拢院门的声音的。她撇下炕笤帚，一边催著孟昭英出门，一边扭头嘱咐薛纪跃：「你再拾掇拾掇吧，一会儿人家可就真来啦！」薛纪跃也不知是出于无聊还是出于惶惑，坐在一把闪闪发光的镀铬折椅上，手里拿著一盘新买的录音带，低头研究那封套上的曲目。他已经穿妥了新得扎眼的藏青色西装，打好艳红底子带金龙图案的领带，脚上是一双铮光发亮的三接头黑皮鞋。对于母亲的叮嘱，他不屑于作出反应，他还有什么好拾掇的？他盼著该经受的一切早一点结束，就象录音带在答录机里快速卷动一样——何必慢悠悠地走上一遍？ 薛大娘和孟昭英一并出了屋。她让孟昭英快几步先到院门外去，她自己则要去澹台智珠家请澹台智珠出马。 这时薛师傅在大门口迎住了那辆停靠过来的出租汽车。他弯下腰朝里一看，大吃一惊：怎么车里坐满了人呢？ ９．京剧女演员只好从迎亲行列中退出。 从出租汽车里出来了三个神色仓皇的男人。他们一下车便直奔院内，对薛师傅和迎出门来的孟昭英连斜眼一瞥的兴趣也没有。薛师傅和孟昭英都不禁愕然。薛师傅正想凑拢车窗问问司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司机却开动车子，显然是要掉头离去。薛师傅一时间懵了，呆呆地站在了大门口，活象一尊石雕。孟昭英总算及时恍然，忙过去对公公说：「爸，这不是咱们要的那辆车。」 那三人原来是澹台智珠的同事。为首的一个长著一张马脸，但皮肤白皙，头发墨黑（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那是用染发水染过的），鬓角留得很长，戴著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穿著一件织有古钱图案的赭色绸面对襟皮袄，领口没有系拢，露出里面的一条绸子围巾，那绸子围巾是蓝底子的，上面似乎印满白色的书法作品。他便是将同澹台智珠合演《卓文君》的小生演员濮阳荪。另外两个，矮胖的一位是拉二胡的，乾瘦的一位是弹阮的。他们急匆匆奔向澹台智珠的家门，恰巧澹台智珠穿好了衣服，正同薛大娘准备同到院门之外，双方劈面遇上。 澹台智珠一望见这三个人，便觉是不祥之兆。她请乐队的五位主力来吃饭，为何只来了两位？而且最主要的两位——拉京胡的老赵和打板鼓的老佟，竟然都没有来，弹琵琶的小秦也不见影儿。而她并没有邀请的濮阳荪，偏出乎意料地飘然而至，这不是乱了板眼吗？ 濮阳荪一见澹台智珠，先耸眉惊叫起来：「哟，智珠，你这是意欲何往呀？」 澹台智珠恨不能一下子把对方问个明白，但薛大娘就在自己身边，已允诺承担的迎亲任务怎好就此推脱，便对三位来客笑笑说：「真不巧，我得出去一趟，你们先进屋坐吧，我去去就回来！」 濮阳荪并不放过她，依然表情丰富地盯问：「你究竟哪儿去呀？有什么事比咱们的事更火烧眉毛呀？」 澹台智珠只好望望身边的薛大娘，解释说：「我帮邻居点忙，给迎迎新娘子去。」 濮阳荪连瞥薛大娘一眼的兴致也没有，只是双手一拍，又伸出右手食指一转一指，指定澹台智珠说：「你呀，真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澹台智珠一惊，心情更加慌乱，不由得连问：「究竟出什么事了？你们光瞎咋唬，能不能说个明白，到底是怎么啦？」 拉二胡的那位便在猴阳荪身后说：「老赵、老佟另攀高枝啦！」弹阮的那位也在濮阳荪一旁说：「快想辙吧，要不咱们可就散摊啦！」 澹台智珠心里「咯登」一下，仿佛有什么东西沈落并断裂在那里。啊，她曾有过的最坏估计，果然在今天成了现实！ 薛大娘从三个陌生人一出现便感到不安，及至听见看见他们跟澹台智珠这么一说，澹台智珠那么一皱眉、一发楞，心里不由得比澹台智珠更其慌乱。迎亲的小汽车已经停在门口了，这可怎么是好？她巴不得澹台智珠撂下那头暂且不管，及时同昭英出发往女家去迎亲。可眼下的形势显然容不得澹台智珠跺脚走人。她只得赔出个笑脸对澹台智珠说：「智珠呀，那你就先把这几位师傅让进家坐吧。我们在大门口等你一会儿。你安顿好赶紧来吧！」又对那三位陌生人说：「让您三位师傅受屈啦，我们求智珠帮个忙，不一会儿就能回来。」 澹台智珠同那三位来客进了她家以后，薛大娘赶紧走出院外，使她大吃一惊的是院门口并没有停著小轿车，只有薛师傅和孟昭英翁媳二人呆立在那里，引颈朝胡同口外眺望。她眼前不由得一暗，心想今儿个是冲撞了谁呢？怎么就没有一档子事儿顺心？…… 澹台智珠让三位客人落座以后，顾不得沏茶招待，忙让他们「细细道来」。原来那拉京胡的老赵和打板鼓的老佟，今儿个一早就让一位资历、待遇、名气都比澹台智珠略胜一筹的演员接到家里去了。虽说详情不清，但那位澹台智珠得叫作「师姐」的角儿「鱼竿钓鱼」（戏剧界行话，把主演、场面挖走都叫「鱼竿钓鱼」），是再清楚不过了，而老赵和老佟的「不地道」，也由此暴露无遗。拉二胡的和弹阮的二位在「汇报」中一方面表白著自己对澹台智珠的「忠心」，鄙薄著那老赵、老佟二位的「不义」，一方面也并不隐讳他们的观点：「虽说一块儿合作是为了事业，到底谁也不爱喝见不著油星子的清汤。」是呀，澹台智珠理解他们的心情。给谁伴奏不是一样干活？跟著那位「师姐」，时不时能到全聚德、丰泽园「聚餐」，到家里对戏，也总有啤酒、汽水、冷切（肉肠、火腿等不必加热的熟食。）、糕点、水果招待；「师姐」记性还特别好，知道你有个上幼稚园的儿子，就时不时往你手里塞块巧克力；知道你有个老母亲牙口不好，逢年过节兴许就提个西式寿糕去拜访；而且「师姐」香港、海外都有许多的关系，能说动那边请她去搞访问演出，出访时乐队自然都能跟著去开眼……跟著我澹台智珠呢？我倒有那个善待他们的心，可就凭我跟李铠这点工资，能给他们那么多好处吗？我老不能出国演出，乐队不等于总跟著我忌洋荤吗？澹台智珠想到这里，心里说不出是自卑还是愤慨，只觉得鼻子发酸。她想到老赵、老佟二位前一阵子在她面前起誓的情景，就更不能自持。当时他们都对她说：「咱们一块儿合作，为的是艺术。咱们一块儿创出新腔来，不比吃烤鸭子痛快？」可当他们的玩意经她点拨趋向成熟之际，他们就变心了！他们甘心被那「师姐」当作花木挖走！他们的良心给撂到哪个旮旯里去了？ 濮阳荪看出澹台智珠的惶急愤怨，便把坐椅朝她身前挪了挪，诚心诚意地出主意说：「智珠呀，『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只要拿定了主意，今儿个晚上我去老赵、老佟家里，约他们明儿个晚上到八面槽『萃华楼』会齐，你我加上二胡、琵琶、大阮三个，对他们俩动之以情，喻之以理，毕竟你们合作了多年，我就不信他们能那么下作——见利忘义！」 澹台智珠心里也有跟那位「师姐」争个短长的想法，那边固然有比自己多的利，自己终究有比那边硬的理；再说前些时灌唱片拿到的一百块钱酬金还没有动，只要自己改进一下原先「抠门儿」（吝啬的意思。）的作法，舍得在关键时刻「出血」，老赵、老佟也不至于就无所顾眷——他们同自己合作已达到驾轻驭熟的程度，跟那位「师姐」去，且得「夹生」一段……不过，澹台智珠在心里也本能地掐算了一下，「萃华楼」可是甲级饭庄，要包桌的话，七个人一桌就得七十元，酒水还在外；要是去了临时点菜，一是座位没有保证，二是被请的人会觉得自己小气，三是未必就能省钱……加上饭后叫出租汽车把他们分头送回去，那一百块灌片的酬金怕都不够使，少不得还要拿活期存摺去银行里取个三十五十的……啊呀，李铠会怎么说呢？他那买一架日本柯尼卡牌「傻瓜」照相机的计划，难道又得推迟吗？ 澹台智珠想到这些，只觉得力不从心，不免心灰意懒起来。她蜷缩在沙发中，双手搓揉著那鹅黄拉毛围脖的穗子，恹恹地说：「算了算了，人各有志，就由他们去吧！反正团里还得另给我找人，总不能让我上不了台吧！」 二胡和大阮一听这话，便连连摇头，争著说：「不能让老赵、老佟走啊！」「咱们得想法子拢住他们啊！」 濮阳荪扬起眉毛，拔高嗓门说：「气可鼓不可泄！智珠呀，实跟你说吧，只要明儿个晚上他们到了『萃华楼』，你就看我的吧，我袖子里揣著个『杀手涧』哩——我把你那『师姐』的老底儿一抖落，老赵、老佟一准叽哩骨碌地回到你身边，瞧著吧！」说著从丝棉袄的袖口里抽出一方雪白的手绢来，仿佛那便是足以制胜的「杀手涧」；他用那手绢往脸上轻轻地按了一通以后，强调地说：「让老赵、老佟明儿个晚上跟咱们坐到一张桌子边上，是关键的关键！」 正说著，李铠打外头回来了。李铠起床以后，失悔头晚上对澹台智珠的粗暴，因此表现得格外温驯。澹台智珠把中午请客吃饭的事和上午为薛家迎亲的事告诉他以后，他主动表示可以立即去地安门菜市场等处跑一圈。此刻他便是从外面采购归来。他不但从地安门菜市场买到了上好的瘦肉和难得见到的蒜苗，还从后门桥自由市场买回了一只母鸡和两条鲤鱼；碰巧又在那里遇上了卖红肖梨的，他想起起澹台智珠爱吃红肖梨甚过鸭梨和雪花梨，忙为她买了三斤，加上别的一些东西，他右手中的草编筐和左手中的网兜全部胀得滚圆欲破。 李铠进院门之前，自然看到了薛师傅、薛大娘和孟昭英，同他们打了招呼。薛大娘还嘱咐他，「我们的车这就快来了，你让智珠早点出来吧。」他满嘴应承：「没错儿！」 谁知他一进得屋门，呈现他跟里的，却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景。 他首先没有料到乐队的人会提前到达。再说，怎么那个最见不得的濮阳荪竟昂然在座！不是并没有请他吗？他一听说濮阳荪即将同澹台智珠合排《卓文君》，便给智珠递过话：「那个阴阳人你可别给招到家里头来！」智珠当时便发誓般地说：「我让他来算我发疯！」只是还解释了几句：「他那个人台上犯酸台下也犯酸，是让人起腻，可如今小生难找，他跟俞振飞俞老板请教过，到底唱、做上还有点功底，人其实还不是歪人。你别乱说人家，什么阴阳人不阴阳人的，传出去影响不好！」后来那濮阳荪也确实没来过他们家。怎么今天——偏偏是今天——却来了？来了还不算，看他坐的那位置、那做派！ 当时澹台智珠坐在沙发中，隔著茶几，另一边的沙发中是二胡，大阮坐在饭桌边的一把椅子中，独有濮阳荪不伦不类地坐在饭桌和茶几之间，而且把他坐的那把折椅拉得贴近澹台智珠所坐的沙发。李铠进屋时，其余三个人都不由得把眼光偏向屋门望著李铠，唯有他依然盯著澹台智珠，眉飞色舞，比著手势，在那里高谈阔论。李铠面对著这样的现实，怎能不火？ 李铠朝饭桌迈了几步，「咚」地把手里的菜筐和网兜往桌上一撂。这时濮阳荪才注意到他。濮阳荪扭头望了他一眼，竟没意识到他是澹台智珠的爱人，以为他大概是澹台智珠兄弟一类的家属，连微笑一下、点个头的注目礼也未行，便又朝著澹台智珠，自顾自地议论起来：「你那『师姐』她呀——本是个银样鑞枪头，你可用不著犯怵……」 澹台智珠打李铠一进屋，便意识到头上的阴云更加浓重，她该怎样向他解释？他能听进她的解释吗？ 二胡、大阮本是熟人，他们在李铠走到饭桌前时都笑著同他打了招呼。李铠眼里并没有他们，他只恶狠狠地盯住了濮阳荪和澹台智珠。澹台智珠从李铠眼里看出了雷鸣前的电光，忙从沙发上站起来，打断濮阳荪的话头，尴尬万分地介绍说：「濮阳荪，这位是我的爱人——李铠。」 濮阳荪听了这话，圆睁双眼，立刻站了起来，朝李铠拱手致意说：「哟！敢情您就是智珠的那口子呀——小生这厢有礼了！」 李铠真恨不能啐他一口，强忍了几秒钟，才改为瓮声瓮气地说，「你是谁呀？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濮阳荪一听这话，方知得罪了人，刚才的伶牙利齿，顿时变成了张口结舌。他窘得满脸红紫，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个场面。 李铠当然早就认得濮阳荪，濮阳荪在此以前确实并不认识李铠。濮阳荪其实是个善良而胆小的人，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受家里熏陶，从小酷爱京剧。解放前夕他正在辅仁大学上学，学的专业是化学，醉心的却是票戏。他一生不问政治，只要能过戏瘾，他便感到满足。二十一岁的时候，他花钱请了几位名艺人，为他在一个堂会上配戏。那是他精神生活所达到的一个高峰，至今回忆起来，还不禁心荡神弛。他最早学的是花旦，师法的是筱翠花的路子；后来又改攻青衣，《三堂会审》是他的拿手好戏；到解放后他乾脆下了海，因为剧团里缺小生，他便又转了小生，虽说一直是给二流旦角配戏，他倒也怡然自得。「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京剧革命」革掉了小生小嗓这个行当，他便在「样板戏」中充当零碎杂角，演个村民甲或匪军丙什么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又演上了小生，因为小生演员奇缺，他在团里的地位居然扶摇直上，近来竟有两、三个挑大轴的旦角约他配戏。他忘掉了自己的年龄和经受过的烦恼，兴致勃勃地投入了频繁的排演和演出活动，产生出一种「恢复了艺术青春」的感觉。半年前，他还不惜自费去了趟上海，以「程门立雪」的虔诚，感动了高龄的俞振飞，得到接见晤谈三十多分钟的殊荣。回京后他一提及这位老前辈便称「俞师」，这回同澹台智珠排演《卓文君》，他便声称要在台上「重现俞师当年风貌」。对于澹台智珠，他评价颇高，认为是团里如今最有前途的旦角演员，「融四大名旦之长，文武昆乱不挡，大红大紫指日可待」。他关心的确实只是如何把那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同为主角的新戏码早日推出，而对澹台智珠绝无邪念。因此他在与澹台智珠接触时从未问过她的爱人是谁，直到刚才他急匆匆赶到澹台智珠家中时，他脑海里也没有与她的爱人相会的思想准备，所以一旦李铠以这种毫无掩饰的厌恶面目对待他时，他便大吃一惊，手足无措了。 澹台智珠见李铠一点面子也不给，张口便伤人，又是当著二胡和大阮，传出去岂不又成了团里的一桩「新闻」，不觉胸中也生出了一团火气，压了几秒钟，怎么也压不下去，便爽性也把一腔火发泄出来，绷著脸对李铠说：「你吃了枪药还是怎么的，懂不懂得好歹？人家濮阳荪是赶著来给我报信的！我的事业受损失，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一家子有什么好处？」 濮阳荪听了这后，才找著跟李铠求和的话语，忙说：「李铠同志，您误会了，我们来完全是好心好意。有人要挖澹台智珠的墙脚，您说我们能知情不报吗？」 二胡和大阮也忙著站起来，你一句我一句地向李铠解释。李铠听明白了以后，先生出一些后悔的情绪——毕竟人家并无恶意；但及至听到濮阳荪那个明儿个晚上在「萃华楼」请客的建议，却又恢复了厌恶与嫌怨——他们拿著我们家的钱不当回事儿，而且，那话里话外分明意味著并不需要我也去趟「萃华楼」，当这么个演员的丈夫，岂不是太窝囊了吗？于是，在一种复杂的感情中，他依旧铁青著脸，暴躁地说：「甭跟我说这些了！我这儿不是你们团的排演场，有事没事甭往我这儿乱窜！」 这话一出来，就把二胡和大阮也得罪了。澹台智珠急得直打哆嗦。在西边屋呆著的公公听到外边闹得不象话了，只好踱了出来，训斥李铠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四十多岁的人了，一点涵养也没有！甭说人家是好心好意，就是找错门的生人，也不能象你这么说话！」说完忙对客人们赔笑，招呼说：「坐，都坐下吧！有话慢慢说。」又嘱咐智珠：「给客人沏水吧！我跟李铠到厨房拾掇东西去。」三位客人看在老人的面子上，又坐下了。澹台智珠转身去酒柜上找杯子、茶叶筒，借沏水的工夫平静一下情绪。李铠却仍旧站在饭桌前生气，他眼睛盯著饭桌上从网兜中滚出的两个红肖梨，思绪混乱而痛苦。 正在这时，薛大娘推门而进，她兴冲冲地招呼澹台智珠说：「智珠呀，我们那车总算来啦！你跟昭英这就去吧！」 澹台智珠被这声音一惊，手里的一只玻璃杯不慎掉到了地上，「光当」一声，大家都不禁一颤。薛大娘楞了一下，忙打著哈哈排解说：「不碍的，『碎碎（岁岁）平安』嘛！一会儿让新娘子赔您个新的！」可让她不解的是，澹台智珠转过身以后，满脸烦恼不说，眼里还潮乎乎的。难道她家出了什么事吗？ 「薛大娘，真对不起，」澹台智珠果然面对她发话了，「我不能跟昭英迎亲去了，我遇上了一档子紧急的事……」 薛大娘听到这话，心里只觉「咯登」一声，又是一个不顺利！今儿一定是冲磕著什么了，要不怎么竟没有一档子事顺当？惶急中她也不及细问，讪讪地说了句：「那……我们就不麻烦您啦！」转身出了澹台智珠家，直奔大门外而去。 彼时大门外的小轿车旁，已然站满了人。除薛师傅和孟昭英而外，还有詹丽颖牵著小莲蓬，荀磊，澹台智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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