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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楼 刘心武/著
并非开头（从一百年前，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０． 这一段完全可以跳过去不读。不过读读也无妨。 大约一百多年前。清朝光绪皇帝载?登基不久。是一个月黑夜。在北京北城，离钟楼、鼓楼不远的一所贝子府中，忽然有一声凄 厉的惨叫。 贝子虽是逊于亲王、郡王、贝勒的第四等贵族，但那府第也颇为 轩昂华丽。值夜的仆人和巡更的更夫听见了那声转瞬即逝的惨叫，慌 忙行动起来，点燃了许多摇曳著红舌的蜡烛，动用了若干盏羊角提灯， 立即在全府中进行了紧急巡查。回廊曲折、花木蓊翳的后花园自然是 巡查的重点。 天上没有半点星光，阵阵小风掠过，厅堂檐角的「铁马」发出杂 遝的音响。 被惊动的主持家务的姨娘和府内总管，在议事厅里听取了各路仆 人的搜寻报告：各处门户皆无异常，整个邸宅没有发现任何侵入的人 和物。 于是，那声短暂的惨叫被怀疑为掠过府邸上空的「夜猫子」的嚎 声，那当然属于「不祥之兆」，需得加倍小心——姨娘当场吩咐，天一 亮便到隆福寺和白云观请僧、道来府禳解。 一切似乎又归于正常。多燃的灯烛相继熄灭，多余的人等相继散 去，值夜的照常坐屋值夜，巡更的照常绕著府墙打更。 天上密布的紫云裂开一道缝隙，一束蛋青色的月光泻向地面。 贝子府渐渐现出了它的轮廓。北城的所所房屋渐渐显出了它们的 轮廓。高耸在北城正北端的钟楼和鼓楼，也渐渐显出了它们那雄伟的 轮廓。 鼓楼——又称谯楼——上，传来交更的阵阵鼓声，打破了这夜空 的寂寥。一群流萤从鼓楼的墙体下飞过。 这似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同它的前一夜一样，并且同它的 后一夜也将大同小异。 天光渐渐放亮。 随著天色由晶黄转为银蓝，沈睡了一夜的城市苏醒过来。鼓楼前的大街上店铺林立，各种招幌以独特的样式和泼辣的色彩，在微风中摆动著；骡拉的轿车交错而过，包著铁皮的车毂辘在石板地上轧出刺耳的声响；卖茶汤、豆腐脑、烤白薯的挑贩早已出动自不必说，就是修理匠们，也开始沿著街巷吆喝：「箍桶来！」「收拾锡拉家夥！」……卖花的妇女走入胡同，娇声娇气地叫卖：「芍药花——拣样挑！」故意在鼻子上涂上白粉的「小什不闲」乞丐，打著小钹，伶牙俐齿地挨门乞讨……而最古怪的是卖鼠夹鼠药的小贩，一般是两人前后同行，手里举著一面方形白纸旗，上头画著老鼠窃食图，前头一位用沙哑的声音吆喝：「耗子夹子——夹耗子！」后头一位用粗嗄的声音相呼应：「耗子药！花钱不多，一治一窝！」…… 钟鼓楼西南不远，是有名的什刹海。所谓「海」，其实就是浅水湖，一半种著荷花，一半辟为稻田。据说因为沿「海」有许多寺庙庵堂，所以得「什刹海」之名。「什刹海」又分前海和后海，二「海」之间，有一石砌小桥，因形得名，人称银锭桥。银锭桥畔，有一小户人家，专卖豆汁。 豆汁并非豆浆。将绿豆用水浸发后，磨成原汁，使之发酵，分解出可供制作粉丝的淀粉后，再滤出「黑粉子」和「麻豆腐」，最后所剩的一种味道酸涩的浊液，便是豆汁——未学会饮用者，特别是南方迁入北京的居民，往往仅啜一口便不禁作呕，然而老北京们却视它为最价廉物美的热饮，许多人简直是嗜之入迷。百年后的今天，北京仍有不少人酷爱此物，甚至有那飘洋过海侨居国外多年的北京人，虽然早已遍尝世上各种美味佳肴，但一旦回到北京，提出的首批愿望之一，便是：「真想马上喝到一碗热豆汁！」 话说当年银锭桥畔那家小铺，所卖豆汁极有口碑。经营者为一对年过半百的老实夫妇，他们的豆汁发得好、漂得净、质量醇正，而且经营有方，为顾客们想得极为周到。有那家道已然没落的旗人老太太，为了节省几个铜板，到了店铺并不买那热好的熟豆汁，而是买下生豆汁，用陶钵装回家再热熟了吃——店主夫妇对她们也一视同仁，笑脸相迎，毫不怠慢。北京人喝热豆汁时，讲究吃这么几种东西：咸菜、焦圈、烧饼。这家店铺的咸菜颜色正、模样俊、味道香，咸菜丝有辣的、不辣的、宽条的、窄条的几种，而且还供应用苤蓝切成的骰子块，浇上辣椒油，夏天更用冰镇，随要随取，真是粗菜细作了。那焦圈炸得不瘟不火，金红脆薄，夹在层次分明、芝麻粒盖面的芝麻酱烧饼中，就著喝那热豆汁，对嗜好者来说，真有销魂夺魄之感。 但就是这对卖豆汁的夫妇，前几日却惨遭不幸。 他们有一独生女儿，年方二八。父母钟爱此女，既不让她「当垆」，更不令她制作，宠为掌上明珠，满足她的一切要求。这女儿长得十分美丽——自然是按当时的审美标准衡量。她有著一张鹅蛋脸，双眼细而长，鼻梁平塌而鼻头圆白，一张地道的樱桃小口，上唇的轮廓线呈明显的?形，下巴偏右侧有一颗不大不小的黑痣。 时值丁香盛开的初夏，母亲带著女儿，从丰台姥姥家归来，临近什刹海时，已是夕阳落山之际。满湖新张开的绿荷，在晚风中瑟瑟抖动，岸柳如丝，拂在姑娘的身上，同她腰系的汗巾，以及汗巾上的槟榔香袋相纠缠，姑娘不由得站在湖边，娇喘微微，同母亲暂歇一时；好在再拐两个弯儿，便到银锭桥了。 不料事情坏就坏在她们娘儿俩那一歇。 她们所歇的地方，南边是一片栽满绿荷的湖水，北边隔著一条车道，是一家有名的饭馆——会贤楼。那饭馆是两层楼的格局，楼檐下挂著一溜黑地金字的长牌子，牌子下垂著红布条儿，大有古人所谓「青旗在望」的意思。楼上楼下都是十二开间，全部是磨砖对缝的墙体，楼上还有宽大的绿油栏杆画廊，雅座中的贵客，可以凭栏眺望，对景品酌。 偏偏那天有一佻达男子在二楼上凭栏狂饮。他透过绿柳垂丝，一眼望到了那位卖豆汁夫妇的女儿。 那佻达男子，便是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个贝子府的主人，即贝子本人。此人好穿青洋绉衣服，随身总带著一把铁股大摺扇，打开来扇面超过半圆，上面画著一只狂浪的黑蝴蝶，凌驾在一片血珠般的花丛上。他两手十指上起码戴著五枚戒指，其中两只是有倒须钩的铁戒指——由此可知其人秉性如何。 当那卖豆汁夫妇的女儿在湖边心情怡悦地歇息时，她万没想到大祸即将临头。当天她穿著一件藕丝单衫，立在晚风中，衬著碧波绿荷，恰似一朵素雅的出水芙蓉。偏她频频伸出纤指，理著被晚风吹乱的鬓发，更显得袅娜多姿，楚楚动人。那贝子从楼上望去，顿时酥掉了半边身子…… 当那姑娘同母亲回到家中，夫妻父女还来不及叙谈时，贝子已在一群侍从簇拥下，闯入了他们家中。贝子自恃亮出自己的身份后，别说提出要纳那姑娘为妾，就是强要她进府当个「通房」大丫头，卖豆汁的夫妇怕也不得不屈从。 谁知当姑娘和母亲惊恐万分地回避后，那父亲却丝毫不为所动，只是严正地说：「我们高攀不上。我们夫妇二人，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只要能招进个白衣女婿，把这豆汁铺维持下去，就心满意足了。」 贝子和他的豪奴们悻悻然而去。
惨剧便发生在第二日凌晨。可怜的姑娘！她同她的父母虽然彻夜未眠，心存忧惧，但总还以为尚有侥幸摆脱贝子纠缠的可能；天光透进窗牖后，那姑娘对著一面当年价格极昂的玻璃镜子——是她家的贵重物品之一——正细细地进行晨妆，忽然贝子府的一群豪奴破门而入，二话不说，架起她就往外拖。姑娘失声哭喊起来，拼死挣扎著，父母亲闻声慌忙从滤豆汁的灶房中跑了过来，本能地扑上去抢救——可怜那父亲被豪奴一铁尺击中头部，顿时晕倒在地，母亲跌倒在门槛之内，大声呼救时，女儿已被豪奴们架入了马车；邻居们闻声围到了门外，开始还不乏挺身质询、援救之人，但为首的豪奴叉腰那么一嚷，人们便都敢怒而不敢言了。那豪奴嚷的是： 「奉贝子爷钧命，来此搜捕逃妾！谁敢多管闲事，上前试试长著几个脑袋！」 那日午正时分，钟楼悠悠然地撞著钟，什刹海银锭桥一带，人们仍象往日一样地照常活动著。走过来了用一对小铜碗（名曰「冰盏儿」）相击、卖酸梅汤和炒红果的小贩，又走过来了手持梭子（名曰「唤头」）、发出嗡嗡响声的剃头匠，还过来了一位卖「仙鹤灯」的……不远的街巷中——也许是烟袋斜街，或许是鸦儿胡同中，传来了墩鼓、号筒、唢呐、韵锣、海笛等乐器和鸣的声音，一定是哪家娶新媳妇的花轿已经过来了…… 然而那卖豆汁的夫妇却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父亲养伤卧在床上，虽有富于同情心的邻居前来帮忙照顾，但他一时怕难痊愈，昏迷中不时吐出絮絮的呓语……母亲已处于半癫狂状态，她跌坐在银锭桥头，一边拼出全部力气嚎啕大哭，一边时断时续地发出最严厉的诅咒…… 据目击者说，就在钟楼鸣钟中止不久，忽然出现了一位骑马的少年，他身穿一袭华美的长袍，头上戴一顶前面嵌著美玉的便帽，手里拿著一根镶著翡翠的马鞭，看去似乎是个书生，可是眉宇间却洋溢著一股雄武的英气；他在卖豆汁的那位母亲面前下了马，和蔼地问她为何在此恸哭。周围的人们帮著那位近乎癫狂的母亲，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那美少年听完，不禁双眉倒竖，切齿有声。人们听见他说：「老妈妈，不要哭了。你等著听好消息吧！」待人们回过神来时，只听见一阵远去的马蹄声，只留下一股异常的香气。人们几疑刚才所见的纯系幻觉中的人物。 但几天以后，便发生了开头所写的那件事——在一个月黑夜里，贝子府中忽然发出了一声短暂的惨叫。 当晚贝子府的人们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第二天天光大白以后，人们才发现贝子从昏死中苏醒了过来，凄厉地呻吟著——原来他的双目不知被谁剜去了，脸上是两个骇人的血洞。据说在床帐上还发现了一张纸条，上头写著十六个字：「抉汝眸子，汝其猛省。刀光霍霍，已盘汝顶。」 到这天上午，贝子府中发生的事情便传遍了钟鼓楼、什刹海一带。邻居们自然争先恐后地去报告了那卖豆汁的夫妇。 是谁剜去了那恶贝子的双目，卖豆汁的夫妇和左近的邻居们都心中有数。 但据贝子府里所传，直到府里的人听见贝子的呻吟声，开门进去以前，他那居室的门窗都关合得极为严密，毫无被撬开过的痕迹，整个府第的所有门窗，也都如此…… 岁月悠悠。钟鼓楼依然雄踞著。 银锭桥畔那卖豆汁的夫妇，不知后来同女儿团聚没有？他们那爿小小的豆汁铺，百年之后，不知尚有余痕可辨否？ 那座贝子府，据说如今成了一所中学。当师生们处在笑语喧哗的校园中时，有谁还会想到，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月黑夜，在那阴森森的府邸中，曾出过那么一桩怪事：有一位放荡无忌的贝子，在门窗密合的情况下，被人剜去了双目，发出过一声凄厉可怖的惨叫…… 这事自然成了一桩茶余饭后的谈资，虽经百年，如今到钟鼓楼、什刹海一带去查访，还能听到老北京们的娓娓传述，当然，各自加以不同的作料，安排不同的结局，因而构成不同的「版本」。 然而，在钟鼓楼边生息不已的人们之中，象这传说中那种纯善与极恶的人只是极少数；呈现于钟鼓楼下的大量生活场景，也并非都是「月黑杀人夜」或「风高放火天」。因此，我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部小说，竟并不循著这离奇的传说朝下发展，而将钟鼓楼下那平凡琐屑却蕴含更丰富的一面，向读者加以展现，想来不会使亲爱的读者们见怪吧？ 往下读，读者们就会发现，这本书的内容，离你非常之近。 远的东西，常使我们感到神秘。近的东西，常让我们觉得平淡。但关键是能否有所发现。无论远近、高低、大小、上下，倘能有所发现，都能给我们带来收获，带来快乐。让我们试一试吧！ 请记住，在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北端，屹立著古老的钟鼓楼。 鼓楼在前，红墙黄瓦。 钟楼在后，灰墙绿瓦。 鼓楼胖，钟楼瘦。 尽管它们现在已经不再鸣响晨钟暮鼓了，但当它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时，依旧巍然地意味著悠悠流逝的时间。
时间流到了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那一天…… 在钟鼓楼附近的一条胡同中，有个四合院；四合院中有个薛大娘——请看、请看…… 第一章卯（晨 5 时一 7 时） １． 钟鼓楼下，有一家人要办喜事。最操心的是谁？ 薛大娘洗漱完，用发散著香胰子气味的手，郑重其事地撕下了月份牌上的日历，于是，那个让她又盼又怕、又喜又忧的日子，便在新的一页红日历上，赫然宣布了出来： 对于薛大娘来说，一日二十四小时的记时法，新的一日从午夜零点开始的概念，虽说经过这些年子女们谈话的熏陶，也算懂得，但从心理习惯上来说，她还是把天光透进院落，算作一日的起始。 今天，薛大娘的小儿子薛纪跃办喜事。 薛大娘在那页被朦胧的天光照亮的日历面前，愣了好几秒钟。同北京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薛大娘现在绝不是一个真正迷信的人，她知道迷信归根结蒂都是瞎掰，遇上听人讲述哪里有个老太太信神信鬼闹出乱子，她还会真诚地拍著大腿笑著说几句嘲讽的话；但她又同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内心还揣著个求吉利的想法。现在北京并没有人摆摊算卦，办喜事也没有什么人再那么讲究生辰八字，偶尔听说外地农村里竟然还有因为算生辰八字酿成儿女悲剧的事，薛大娘一类的人也会跟著叹息。但在选择什么日子办喜事这样的问题上，北京城时下却确凿存在著一定的讲究。是谁倡导的？谁传播的？你缕不清。不仅象薛大娘这样的老市民，就是薛纪跃这样的新市民，也都颇为重视这个讲究。什么讲究呢？就是得选个阴历、阳历月、日都是双数的日子。这当然是一种最原始不过的迷信心理：怕逢上单数会生出不吉利的丧偶的后果。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可以比较轻易地涤荡繁缛的迷信习俗，却很难消除存在于人们内心中的原始迷信心理。薛大娘在副食店卖过二十多年的菜，头年才退休回家，她的文化水平恰到能够流畅地阅读日历的程度。在那张红色的日历面前，她把那些偶数读了几遍，心中漾出一种安适感。只是日历下面的小注略让她不快，不仅有个「十一」的数位瞧去刺眼，所预告的「冬至」这个节气似乎也不那么喜幸。不过，这几丝不快，很快也便被日历上所笼罩的红色驱散了。 薛大娘离开日历，看了看仍在床上酣睡的薛纪跃，本想过去把他唤醒，临到挪动脚步又生出了怜惜之情。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吧，今儿个指不定得把他累成个什么样儿呢！
薛大娘走出屋子。院子里很静，没有人影。按过去以十二地支划分一昼夜的计算法，那正当卯时（十二地支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时相当于半夜二十三点至一点，余类推。）。薛家住著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西房。虽说他们早已接出去了一间厨房，但今天要办喜事，厨房支派不开，所以昨天便搭好一个用汽车苫布构成的棚子，好让今天来帮忙的大师傅有用武之地。 薛大娘原以为老伴在苫布棚里，及至走进去一看，并没老伴的身影，便知道他是到什刹海后海边遛弯儿、打八卦拳去了。难道今天这个日子也不能停它一次？薛大娘不禁有点埋怨。薛大娘在苫棚里检查著备好的各种原料和半成品——洗净切好的白菜、油菜和胡萝卜，裹上鸡蛋面粉炸过一道的小黄花鱼，发了一夜的木耳、黄花和笋乾……请到的大师傅据说曾在同和居掌过红案，他今天弄出来的「四四到底」（十六个菜），肯定谁也挑不出碴儿来！ 薛大娘心神不定。帮忙的大师傅没到还情有可原——现在天刚冒亮儿，人家兴许住得挺远，总得过一阵儿；可大儿媳妇昭英怎么还不露面？半年前大儿子薛纪徽和儿媳妇孟昭英还跟薛大娘他们住一块。那时候，两间屋子，薛大娘老两口和小儿子薛纪跃住一间，薛纪徽和孟昭英带著女儿小莲蓬住另一间。薛纪徽是开 130 卡车的司机，孟昭英是同一单位的出纳，他们打结婚那天起就跟单位要房子，总算在今年春上要到了一间——住那间的技术员搬入了新居民区的单元楼，这间便倒给了他们。他们搬了出去，这才腾出了给弟弟薛纪跃成家的居室。北京城里就是这个形势，一个萝卜一个坑。薛纪徽两口子搬得并不算远，就在恭俭胡同那边住，离这儿不过两站来地。说好让他们一早就来帮忙的，可你瞧，天光眼见著越来越亮了，却还不见影儿。薛大娘心里只怨著孟昭英，这是她的一种心理习惯。两口子带著孙女来了，儿子叫没叫爹妈她不计较，媳妇要是忘了叫，或者叫迟慢了、声音听去不顺不甜了，薛大娘便会老大的不痛快；一般来说她倒并不发作，但面对著媳妇时，她却肯定不会现出哪怕是一丝笑纹。此刻她走出苫棚，朝院门迈步，心里直嘀咕：这个昭英，小叔子办喜事，在你心里头就那么没分量吗？还等著你去女家迎亲呢，你就不能早点儿来效力？ 薛大娘走出里外院之间的垂花门，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是个俊俏的小夥子，今年二十二岁，比薛纪跃小三岁。他家住在一进门右首小偏院中，父亲荀兴旺原是东郊一家大工厂的老工人，头年退休后办了个个体户执照，在后门桥那里摆摊给人修鞋。说起来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这荀磊完全不象他父母那样五大三粗黑皮糙肉，竟长得 细皮白肉苗条秀气。长相好倒还不算什么，他上小学起就肯好好念书，中学毕业后居然出乎全院人的意料，被外事部门直接招去，送到国外培训，今年夏天回来后，被分配在某重要部门当翻译，据说，将来还有机会出国工作呢！ 这时候荀磊手里提著两个剪贴得十分精美的黄底子的大红喜字，满脸笑容地迎住薛大娘说：「大娘，您过过目，要合适，我这就贴去！」 薛大娘喜出望外。她因为心里头堆满了事儿，倒把这个节目忽略掉了。院门口昨晚上就由薛师傅贴上了一对红喜字，不过刚贴上，就被才下班回来的荀磊偏著头评论说： 「这字剪得不匀称，衬底也不好看。今天晚上我帮你们另做一对，明天早上先给你们看看，要觉著好，我就帮你们换上。」这不，他倒真做出了一对。 薛大娘仔细地瞧了瞧荀磊高举起的喜字，确实是好，笔道匀实、黄红辉映不说，光那边框里的喜鹊闹梅图案，就难为他怎么剪得出来！ 「哟，好！真好！够多喜幸！」薛大娘拊著掌赞道，「小磊子，你可真是个人精！」 「那我就弄浆糊给贴去啦！」荀磊高高兴兴地扭身回屋取浆糊去了。 薛大娘走出了院门，心情大畅。 这院子在北京北城的一条胡同里。此刻站在院门口，可以看见钟楼和鼓楼的剪影，从浅绿色的丝绸般的天光中，清晰地显现出来。那钟楼甍脊西端的兽头，一九七六年地震时震落了，只剩下东端的兽头，还在天光中翘著上弯的铁须；那鼓楼木构楼殿的支柱，有一根明显地显露出来，给本来过分凝重的剪影，增添了一点轻盈灵动的韵味。 薛大娘抬头仰望著这溶入她的生活、她的灵魂的钟鼓楼。钟鼓楼仿佛也在默默地俯视著她住的那条古老的胡同、陈旧的院落和她本人。在差不多半分钟里，历史和命运就那么无言地、似乎是无动于衷地对望著。 但薛大娘很快便把眼光移向了胡同进口处。为什么昭英还不来？ ２． 地安门大街上，来了一位给婚事帮厨的人。他为什么不要茶壶？ 地安门的十字路口，显得过分宽阔。那是因为当年有座庞大的地安门，五十年代初将它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三十年来，人们始终没有在那宽阔的街心，开辟一个转盘式的大花坛。人们净忙著干别的了。现在也还是这样。天还没有大亮，这里已经热闹起来。当然不是那种公园或商场式的热闹，而是一种缺乏色彩的、严肃的热闹——人们急匆匆地赶著去上班。公共汽、电车里挤得满满当当。车站上既有循规蹈矩排队候车的人，也有无视公德、几乎站到快车道上，打算车到便往上跳的小夥子们。而构成总体气氛的关键，还是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只是被动地随著车流前进，但总有少数屁股不怎么沾车座的小夥子，蛇形地快速穿过每一个能利用的车隙，惊心动魄地飞驰向前。 这天总算比平日景况稍松缓一点。因为是星期日，机关干部和学生们退出了清晨的这股人潮。不过需要通过这个十字路口去做工、售货、办事的人还是不少。北面高踞的鼓楼和南面屹立的景山，仿佛都在薄明中凝望著这里，它们也许在沈思：为什么这里的生活既有惊人的变迁，也有似乎是单调的重复？ 路喜纯在自行车的车流中，不慌不忙地均匀蹬车，边想心事边随车流向前。 这是个二十六岁的小夥子，从他的年龄来说，他或许要算胖子，但其实他的脸蛋、胳膊、胸脯都还是紧绷绷而富有弹性的，只不过比一般的同龄人鼓胀而缺乏棱角罢了。他在崇文门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工作。那小饭馆可以说是北京市最基层最不起眼、甚而会被某些自命高雅的人视为最低级最不屑一顾的社会细胞。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实整个北京城的阴晴风雨、喜怒悲乐，都能从那小小的饭馆中找到清晰而深刻的回响。 路喜纯已然父母双亡。常有人问及他的父母，他总是极简单地回答。倘若有人多问几句，他便仿佛不高兴起来。他那故去的双亲，似乎有著某种神秘的色彩。 其实说起来也很平常。路喜纯的父亲生前是个蹬平板三轮车的运输工人，母亲一直是个家庭妇女。他父母收入虽然不多，对他这个独生子却保证著绝不低于一般富裕家庭的供应，因此，上小学时，那位戴眼镜的班主任老师常以他为例，来教育全班同学：「新旧社会两重天。要是在旧社会，路喜纯还不得穿著破衣烂衫，到垃圾堆拾煤核儿去吗？……」这位老师还曾到他家里去，动员他父亲到班上去忆苦思甜。那天路喜纯父亲正就著一头大蒜喝酒——他每天下了班回来总得喝上三两白乾。出乎老师、也出乎路喜纯意料，父亲不但予以拒绝，还紫涨著脸，瞪著发红的眼睛，说出了这样蛮不讲理的话： 「甭拿咱们开心！甭跟我来这套！」母亲赶紧来打圆场，说他那是发酒疯，「甭搭理他！」老师扫兴地走了，从此讲话不再以路喜纯为例。路喜纯为这事深深地感到困惑。不久，父亲便脑溢血去世了。父亲去世后，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原来，母亲做挑花活不过是补助家用，这以后她每月几乎要多领两倍的活计，每天都要做到晚上十点来钟。通过她的努力，路喜纯的生活水平一点没有下降。但在路喜纯的记忆之中，他母亲绝不是文艺作品中惯常描写的那种手持慈母线的贤良形象。她都快五十岁了，每天起码还要照十多次镜子。她又很爱给自己拔痧，经常在额头上、太阳穴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缝，使劲揪出排列整齐的紫红印子来。他们难得吃肉，但母亲顿顿饭后总要坐到屋门口去，用炕笤帚苗剔牙。有时候母亲还要同邻居吵架，尽管这种时候不多，而且往往母亲确实占了几分理，但母亲吵架时那种豁出去的劲头，以及夹带著的那些极难听的脏话，事后总要让路喜纯偷偷地害上几天臊。母亲是一九七二年冬天查出来有肝癌的，一九七三年春天便去世了。 路喜纯家住著院里一间南屋。父母双亡后，邻居们原以为这间屋子很快便会变成无处下脚的鸡窝，甚至会成为胡同里小流氓们的聚会之所。谁想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仅仅十六岁的路喜纯却在三天之内，使那间房子焕然一新。他先到街道上开了证明，去信托商店卖掉了家里的一套磁潭瓶、磁帽筒和一个硬木炕桌，取得了一笔对他来说相当丰厚的现款。然后，他便重新粉刷了屋墙，用草根刷子刷净了每一件家具，重新把屋子布置起来。他在窗明几净的屋子里，沈著地等待有关部门给他安排工作。当他手头只剩五块多钱时，给了他通知，让他去那家小饭馆。 按某些人从旁推论，路喜纯是北京市民中的所谓「胡同串子」（住在胡同中的没有教养的青少年。），最易堕落而难以教化，然而除了偶然有颇令人迷惑不解的行为外，他竟不但没有堕落，反而生活得非常正派。在他生活道路上给过他强烈影响、给予他这样去生活的启示人，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他中学时的老师嵇志满，一个是他们那个小饭馆的何师傅。嵇老师并非什么知名的优秀教师，何师傅在饮食行业中也并非突出的先进人物，但他们灵魂中那些健康的、向上的东西，偏偏集中地流注到了路喜纯的灵魂之中。 先是为了尽可能不去上山下乡，后是因为安排就业困难，路喜纯所在的那个小饭馆里的年轻人，竟然大多是从后门安排进去的。这也许会让那些对小饭馆的前门也不屑一顾的人们哑然失笑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座北京城里的市民尽管共用著同一个空间和同一份时间，但人们所生活的层次毕竟有所不同。路喜纯所在的这一层也许并非最底层，但即使在最底层里，也会有许许多多同上面那些层次相通的东西。因为是饮食基层店经理安排来的，因此便在同事们面前趾高气扬，这同因为是某个「大人物」的侄子而进了市府机关，便令某些人格外尊敬三分，又有什么不同呢？路喜纯到了饭馆便想学掌勺炒菜，谁知那个差使至今轮不到他——因为那是红案，比去做主食的白案似乎要高出一档。在饭馆这个天地里，路喜纯的来路和背景都还不足以使他获得那个位置，于是乎一个总噘著嘴的比他「来路硬」的小夥子便占据了那个岗位——偏偏那小夥子满心满意想找个机会调到高一个层次的行业中去，他还不乐意学那个红案呢；但饭馆的小头头却宁愿要他学红案而不要路喜纯学。 路喜纯为自己这样的遭遇和身边这样的现实深深地痛苦过。他那痛苦的价值，比一位大学毕业生学非所用的痛苦的价值低吗？比一位有才华的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被退稿的痛苦低吗？比一位高级干部的正确的改革计划遭到保守者抵制的痛苦低吗？不见得吧。特别是当那个小夥子并不虚心听取老师傅指教，漫不经心地把菜炒得黑糊糊焦烘烘，因而引来顾客的抗议时，路喜纯便格外痛苦，有时他会禁不住把馒头机泻下的馒头，拣起来捏得湿面滋出每一条指缝，然后再重重地把那团面甩回到机器里去…… 前几天路喜纯还去学校找过嵇老师，向他倾诉过内心的痛苦。嵇老师是教数学的。路喜纯在那所中学上学时，还是「四人帮」得势的时期。从那时的数学课上学不到多少知识，但从课下的谈话中，路喜纯却从嵇老师那里获得了不少实实在在的真理。嵇老师总是给他讲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嵇老师所讲的，往往都是历史课上听不到的。他记住了嵇老师一句几乎是口头禅的话：「你要有历史的眼光！」 嵇老师一直住在学校一角的一间小屋中。不知为什么他总没有结婚。但路喜纯每次去，却几乎又总会在嵇老师那凌乱的宿舍中发现一位女客，有的显得很年轻，长得未必漂亮，打扮得可真时髦；有的徐娘半老，穿著朴素，却风韵犹存。这回去又遇上了一位，不老不少，圆脸庞，鼓眼睛，说话嗓门挺大。瞧那作派，简直跟嵇老师熟得不能再熟，路喜纯跟嵇老师说话的时候，她就坐在稽老师床上，抽著一根烟，极随便地翻阅著嵇老师的一本集邮册，还不时发出象男人那样粗嗄的笑声。 路喜纯倾诉了他的苦闷。嵇老师照例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他用捏在手里的一个圆形塑胶立体梳，慢慢梳理著日渐稀疏的头发，待路喜纯说完了，便从桌上取过一本书来，递给路喜纯，简单地说：「你看看这个。」 那是一册纸已发黄的《文史资料选编》，路喜纯翻开，溜了一下目录，有什么溥佳的《清宫回忆》、溥杰的《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以及《清宫太监回忆录》之类。看这些东西，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你看看这个。」嵇老师慢腾腾地对路喜纯说，「你要有历史的眼光。世界上的事，没有一刀切的时候，没有一切都合理都美满的时候，问题是你怎么看发展趋势，怎么跟残留的旧东西抗争……你以为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以后，成了民国，到处就都是民国景象了么？旧事物的惯性是很强的。直到一九二四年，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被轰出紫禁城前后，北京的钟楼还在鸣钟报时呢！这还不算什么，你知道吗？钟鼓楼『定更』以后，街上还要出来『手打梆子 Bm 摇铃』的人；『Bm摇铃』就是腰上系个铃铛，他们是巡夜的；谁领著他们巡夜？还是由清朝九门提督衙门的巡街老爷们领著，前头打著名叫『气死风』的灯笼，一路顺街那么走下去……那时候，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五年，中国共产党也已经成立三年，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罢工也已经发生过，但北京的街头，居然还有这种景象……这本书还能告诉你更多的这种事，你看看吧。」 他拿回去看了。他惊讶地发现，溥佳的所谓《清宫回忆》，写的是一九一九年以后的事，也就是说，那许多丑恶的封建景象，在民国以后居然长时间「依然故我」；而溥杰关于醇亲王府的回忆，更告诉他直到很晚，那王府内部依旧保持著森严的等级制度；至于几位老太监的回忆，更令他目瞪口呆，其中一位的父亲为了让儿子能进宫而使家庭状况有所改变，竟亲手为儿子血淋淋地「净身」，然后将儿子卖给了专为宫里提供太监的内务府官员。这事实本身已令人发指，发生的时代呢？已是民国以后！读完了这些文史资料，掩卷深思，路喜纯的心理状态渐趋平衡——他何必对眼前的某些阴暗的东西那么痛不欲生呢？时代的步伐既然迈进得这么快，它所来不及清扫的旧时代积垢必然显得更加触目惊心，问题确实在于你要有历史的眼光，冷静、沈著地去对待这些东西。因此，自己所在的小饭馆里有那么一个小头头，仍旧有著一双为旧时代所污染的势利眼，这又有什么稀奇呢？ 这位势利眼不让路喜纯上红案，当红案的何师傅却偏偏把路喜纯收为了私人徒弟，把他带到家里去，不但教他做一般的席面菜，还教给了他几样「绝活」。何师傅原是同和居的掌勺师傅，为让儿子顶替，他提前二年退休了，退休后为了补差，这才到了离他家不远的这个小饭馆。其实还有好几家仅次于同和居的大饭馆争著请他去当教席，甚至答应给他很高的「补助」，他却一一谢绝了。他说：「也该让进小饭馆的人吃到点好菜。」就是四毛八分钱的烧豆腐，他也精心地制作，使那小饭馆几个月后便颇有点口碑，不过，那口碑的前半句是夸赞，后半句却是「质量不稳定」五个字。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便是那好噘嘴的小夥子。路喜纯多么想替他来为饭馆挣个「质量稳定」的声誉啊，但至今还不能如愿…… 路喜纯常往何师傅家跑，翻著菜谱请教细节时，何师傅一般只是咬著烟嘴，皱眉摇头，难得迸出一两句指点的话来；可一旦路喜纯带去了原料，在他家小厨房里摆弄起来时，何师傅就把烟嘴搁到一边，眉飞色舞地一连串地支上嘴了……当一盘芙蓉鸡片，或者一盘糟溜鱼片，色香味俱佳地呈现在白磁片中时，何师傅总让路喜纯给他同院的邻居端去，他说：「咱们的玩意灵不灵，让人家尝了发话！」邻居们惊喜之余总要报之以答礼，或是一盘水果，或是一碟蜜饯。何师傅不让路喜纯谢绝，他主动接过来，拿出「二锅头」，坐下约路喜纯就著水果、蜜饯喝上一盅，边喝，边指出他今天制作过程中还有那些失误。路喜纯发现，菜谱上所写的那些，常有含混乃至谬误之处，何师傅的言传身教，比任何精印的菜谱都要有价值…… 「甭跟那起人置气，」（赌气的意思。）何师傅常在喝一口酒后，用手背抹抹嘴唇，安慰路喜纯说，「有你掌勺的时候……」 何师傅真是喜欢他这个徒弟。不过，路喜纯有时候也确实让人感到奇怪——头些天他们饭馆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二十个大磁壶，除了留下几个在厨房里装酱油、醋以外，剩下的作为福利每人分上一个，别人都把壶收下了，唯独路喜纯不要。何师傅跟他说：「别嫌式样老，用它晾凉白开，比那玻璃凉水瓶还实用，你就拿回去吧！」他还是不要；问他为个什么，他又不说；别人硬把那壶塞到他怀里，他不接，壶摔到地上碎成几半；大夥都说可惜，他却一声不吭地转身走开了。 除了这种偶然出现的令人费解的表现，路喜纯总体来说是一个心地纯正、力求上进的好青年。他渴望著何师傅所说的那样一个时候早日到来，他将不仅要掌勺，还要掌握整个饭馆，他要兴利除弊，让饭馆彻底改变面貌，使每一个进去的顾客都能一辈子忘不了它。 为此，他不放过每一次练功的机会。今天，他就是顶替何师傅，到钟鼓楼那边，去帮薛家操持婚宴的。听说这家人备的料相当齐全，打下手的人也不会短缺，他将施展出自己的浑身解数，让那家人及其亲友吃得眉开眼笑！ ３．一位正在苦恼的京剧女演员。人家却请她去迎亲。 愁人月色凄又冷， 风吹铁马乱人心。疑心的人儿你休怨嗔， 比翼双飞入梦频。 愿效鸿飞心意定， 你只要带定了那绿绮琴…… 澹台智珠哼唱著《卓文君》中的二黄原板转散板，朝院门走来。喊完嗓又练了一套剑，现在她觉得声带松弛润适，浑身关节也都舒张和谐；但随著聚精会神喊嗓练功的阶段结束，她那心底里的一股忧郁，却又随著渐次混杂的朝市之声，丝丝缕缕地旋了上来。 ……这《卓文君》，排得出来吗？吴祖光先生编的《凤求凰》，已经由别的团排出来公演了，基本上是张派的唱法。按说这参考荀先生演出本改编的《卓文君》，将融合程派和欧阳予倩演出风格的特点，与他们的演出绝不会重复，可负责剧目的副团长的态度还是那么暧昧，同剧组的人也是七上八下，乐队的人也不那么积极。他们都怎么说来著？啊，对了，有说「这玩意排出来能叫座吗？」有说「编新不如述旧，只要有人买票，咱们就老演那几出，不是也一样过日子吗？」……是呀，如今武戏、热闹戏最上座， 《卓文君》这类文戏一般都相形见绌，何况按澹台智珠的意思，还要把韩世昌、白云生的昆腔艺术适当地揉合进去，创造出一种她所谓的「诗意气氛」，这样排出来究竟票房那儿会是个什么行情，也真难说！不过，她可不甘心总是《豆汁记》，总是《玉堂春》，总是《武家坡》；就是前一阵新排出来反应相当不错的《木兰从军》，她也觉得可以先搁一搁；她渴望著在舞台上不断有新的创造，渴望著不但对老观众有新启发，而且还能吸引来一批年轻的新观众……难呀，难！其实她想做的不过是一个忠于艺术、忠于观众的演员尽自己义务的事，可在一些人的眼里，倒好象她是想把天上的月亮当月饼吃！这「一些人」不仅团里有，家里也有，爱人李铠竟也来阻拦。当然，他是出于另一番心思，可他那心思，让澹台智珠怎么克化得开啊！他现在起床了吗？因为昨晚的争吵，他还在折磨自己吗？…… 快走拢院门，澹台智珠眼前猛地一亮，她瞥见了张贴在院门两旁的喜字，这才想起今天是薛师傅家二小子娶媳妇的好日子。她回想起昨晚所看见的喜字，和现在看见的不同；今天的黄底红框，框中还剪出精巧的喜鹊闹梅的图案；可见人家对今天这桩喜事的重视到了一种什么程度——连这样一个细节，也不断地在加以调整。倘若他们团里那些搞舞台美术的同志，也能有这种刻意求精的精神，那该多好哇！ 澹台智珠进了院，到了家门。她家住在进大门往左首走的外院，屋门斜对著进里院的垂花门。她轻轻拉开屋门，走了进去，先把木剑挂到门边，然后对著墙上的大镜子，卸下裹住整个头部的鹅黄色拉毛加长围巾，把围巾顺手搭在椅背上，伸出双手整理著她那浓密油黑的头发。 她家住著三间南房。这当中的一间，是吃饭、会客兼她练功用的。东边一间她跟爱人李铠住，西边一间是公公婆婆带著儿子小竹和女儿小梅住。 她听见西边有咳嗽声，忙停止摆弄头发，掀开花布门廉，走了进去。婆婆早些日子带著还没上学的小梅到大姑家去了，还没回来。西屋里现在只有公公和小竹。公公原是玉器行业上的钻眼工，如今七十挂零了，自然早已退休。他同一般的老人不一样，睡得迟，起得也不早。他有一定的文化，嗜好是戴著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读章回小说，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写的，只要是章回体的，他都爱读。最近他在读金寄水写的一本《司棋》，那薄薄的一本书，他已读了十来天，却还唯读了不到一半。虽说读得慢，他记得却很真。 澹台智珠进去时，公公已经穿妥衣服，小竹却还在床上拥被傻睡。 澹台智珠大声问公公：「您著凉了吗？」 公公又咳嗽了两声，摆摆手说：「不碍事。家里存的有枇杷露，一会儿我倒出点喝，压一压准好。」 澹台智珠过去拍了拍小竹肩膀，催他起床，又扭过头对公公说：「我这就给你们热粥去。」她心里想，再煎点鸡蛋裹馒头片，这顿早点总该能对付过去了。 公公显然是想说点什么，可又下不了决心。澹台智珠看出他的心思，便不好抬脚离去。 公公虚咳了两声，从枕边拿起那本《司棋》来，对澹台智珠说：「你要排新戏，何不就拿这司棋的故事，排上一出呢？」 澹台智珠大声回答：「爸，您当有个题目，就能开排吗？头一条，得有人写本子，本子弄妥了，还得创腔……哪一样是容易的？」她本来还打算列举更多的困难，可叹了一口气后，也就作罢。她意识到——公公想对她说的，绝对不是这关于新戏码的事。 公公到底还是忍不住了，他尽可能以最和蔼的语气问：「昨儿个晚上……李铠他……又跟你闹别扭啦？」 澹台智珠觉得血涌到了脸上。虽说公公耳朵背，到底这三间屋通著，她昨晚上跟李铠闹气的事，怎么也难隐瞒过去。她偏过头望望坐在床上揉眼睛的小竹，强作笑颜，对公公轻描淡写地说：「唉，我们年轻夫妻，吵几句也是平常的事。夫妻没有隔夜仇，您别操心！」 公公却郑重其事地宣布：「我得叫过李铠来训训！你们也都不算年轻了，总这么窝里头闹，算是怎么回事？我们老人听著难受事小，对孩子能有什么好影响？就是邻居们听见，也怪没脸的……唉，放著好日子不好好过，李铠你犯的什么浑啊！」 虽说公公把责备最后都坐实到李铠身上，澹台智珠听了心里却有如针刺。是啊，为什么她和李铠掰到了这步田地？ 「爸，您别为我们操心。」澹台智珠垂下眼廉，忍住就要涌出的泪花，转身往外走，一边说，「我这就热粥去。」 往常做饭基本上全由婆婆操持，婆婆不在，公公要接过这摊事去，被李铠阻止住了。李铠坚持要澹台智珠做，这也是他们夫妻间矛盾的一个方面。 澹台智珠本想往堂屋门外的厨房，可她走到堂屋门前，却忍不住转回身，移步到了她和李铠住的东屋门前，她在门前楞了几秒钟，才推门走了进去。 李铠睡在床上，头发乱蓬蓬的。他那颗头仿佛特别重，把枕头压得沈下一个大坑，枕头的四个角翘得老高，仿佛在为重压而叹息。他一只粗壮的胳膊撂在被子外面，黑黝黝的皮肤紧绷绷的，皮下的肌肉结实而富有弹性，在上臂中部，有两个很大的牛痘疤，仿佛是嵌在皮上的两片水萝卜。在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烟草味道。 澹台智珠走过去，用自己那尚未叠起的被子，盖住了李铠的手臂。 望著沈睡的李铠，以及床头柜上那烟缸中满得冒尖的烟头，澹台智珠心里迷乱不堪。她忘记了去热粥，一屁股坐在了床边的软椅上。 他们为什么又闹了这么一场呢？为什么这一点仿佛是不可避免的呢？ ……昨晚演出结束，她只不过比往常稍晚了十分钟走出剧场后门，结果，便不见来接回家的李铠的身影。 那剧场是在一个胡同里面。昨天的戏散得本来就比较晚，加以又是冬天，观众们很快便烟消云散了，同剧组的同志们也转眼便各奔归程，可是当她走拢「老地方」，却头一回不见了李铠的身影，她呼叫、跺脚，急得乾哭，竟仍然没有李铠出现，只好自己一个人朝胡同外小跑，一边跑一边使劲撸开大衣袖子看表——末班公共汽车已经过去，怎么办？难道一步步走回家去？ 啊，有谁知道，几十分钟以前还在台上嬉笑欢舞的喜剧角色，现在竟是这般的凄苦孤单！ 冷风钻进澹台智珠的围巾、领口、袖口，她浑身哆嗦，刹那间，她觉得平日她所看重的一切——事业、名气、荣誉、永恒的艺术价值……等等，等等，都没有丝毫的意义，她是这么的不幸，生活对于她来说，究竟还有什么乐趣、什么吸引力？ ……猛然间，从岔胡同里窜出一个人影，是想拦路抢劫，还是想硬施无礼？澹台智珠几乎就要呼救了，可她在惶急恐怖中定眼一看，那却分明是李铠。 「你……你为什么不等我？」澹台智珠真想凑上去打他两记耳光。 李铠却更其仇视地瞪著她，质问：「你为什么卸完装还不出来？」 澹台智珠解释说：「我只不过跟他们说了说关于排《卓文君》的事儿……」 李铠粗暴地打断她，恶狠狠地、一泻无余地说：「我就知道你是盯上那个小白脸了！什么东西！他那眼神我瞅著就不对头，到底你们两个还是勾上了……你怎么不跟到他家去？」 澹台智珠觉得这比挨了耳光还疼，她流著眼泪，嗓子眼里噎著一团火辣辣的恶气，愤激地辩驳说：「你别撒疯！你那全是没凭没据的瞎猜！你知道他比咱们大出一辈去，他都快当爷爷了……要不是他能演司马相如，我连理都不愿意理他……他有狐臭，你知道吗？……你怎么糊涂成了这样？！」 ……她决定不理他，自己走回家去。他还是推过来自行车，终于让她坐到了后座上。当他驮著她骑回家时，她不得不一如既往地搂住他宽厚的后背。可是这后背头一回让她觉得陌生、冰冷。她该怎么办、怎么办呢？ 回到屋子里，他们两人都觉得头上的屋顶是沈重的，屋里的一切东西——特别是床头上那张他俩头挨头的十二寸彩色结婚照，全都显得格外令人不能忍受。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咱们得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好好谈谈了。」澹台智珠大衣也没脱，坐到沙发上，对李铠说。 李铠直到她说够三个「坐下来」，才坐到了床边。他一坐下便立即开始抽烟，一根接著一根…… 当澹台智珠当年从戏校毕业的时候，她怎想得到今天会过这样一种生活呢？ 她分到了一个不错的剧团。她用全副身心向老演员学戏。她在台上拼命地演，以至于一位评论家不得不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她的素质很好，感受力也强，但还缺乏修养。她不懂得，艺术贵在含蓄，她却总是演得太满，须知过火与发瘟同样令人不快……」正当她努力地提高自己的修养，向蕴藉含蓄的境界努力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作为「封资修的黑苗子」被冲击，因为讲错了一句话，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她觉得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失去了希望，于是，有一天她趁著看守打盹，把看守拿来搁在躺椅下的小半瓶「敌敌畏」喝了下去……她没能死成，她经历了昏迷、呆滞、麻木、消沈、痛苦、绝望……又渐渐回转为冷静、认命、无求、开通、企望……一九七七年春天，她开始重新练功，人们惊异地看到，她那一度嘶哑得惊人的嗓音，竟恢复得比当年更显阔亮，她那似乎已然僵硬的腰身腿脚，竟复原得又可以象当年一样地满台扑跌；到了这一二年，连她自己也没想到，她的号召力竟大大超过了当年，即使在最不适时的日期最不方便的场子演出，也总能卖出七成以上的戏票，这在京剧观众锐减的形势下，应当说已经相当不错了；她的戏装照和便装照不时出现在报刊上，电台请她录音并讲话，电视台请她录影，唱片社为她灌制了唱片，戏迷们甚至跑到后台去请她签名，拉她合影……还是那位评论家，发表新的评论说：「按说她的素质不算太好，感受力也未必最强，但她靠著厚积的修养，在一笑一颦之间，在一歌一吟之际，却丝丝入扣、动人心弦地展现出了角色的内心，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形神兼备而无斧凿痕迹的美感……」 倘若她的遭际仅是这样简单地否极泰来，那生活的滋味便太寡淡了。她在一九七三年，也就是她自杀未死的五年之后，结婚成了家。当她从戏校毕业时，她曾暗暗地对自己说：你已经嫁给了舞台，你不能重婚！那绝非一句戏言，那意味著她把艺术看得比什么都重。但当她一九七二年以半残废的身心被「落实政策」到一家纽扣厂当包装工时，她在心里又暗暗对自己说：舞台把你甩了，你是永远回不去了，找个丈夫，结婚吧！人家给她介绍了李铠，一位憨厚强壮的车工。头一回见面，她就把自己的一切都跟他讲了，李铠的双眼明显地变得湿润起来。正是望著那双湿润的眼睛，她萌发了对李铠的爱情，她需要有人把她当妻子爱，她也需要爱一个具体的叫作丈夫的人。 ……一九七六年年底，又一次「落实政策」，她回到了剧团。一九七九年春节她重登舞台，当她第一回迎著观众踏上红氍毹时，真是百感交集！记得那时候李铠的兴奋与欢欣绝不亚于她自己，包括公公婆婆，也都扬眉吐气，引以为荣。她总是演大轴戏，戏散得晚，李铠就总到剧场后门等著她，骑自行车把她驮回家去。开始，李铠不进后台，还仅仅是因为不好意思，后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澹台智珠恨自己竟没有及早察觉，李铠的不进后台，渐渐转化为一种既自卑又自傲的复杂心理…… 也许，是从那回电台编辑来家里访问，开始转化的吧？ 那位女编辑大声地问：「您爱人是哪个行当上的？唱个生的吗？唱须生的？」澹台智珠告诉她：「他不是演员……」 那位女编辑仍旧大声地问：「他是场面上的？司鼓？拉琴？」 澹台智珠便又告诉她：「他不是我这行的。」 该女编辑竟还要大声地问：「他在哪个文化部门工作？」 澹台智珠坦然地说：「他不在文艺部门工作。他在工厂。」 死心眼的女编辑不知好奇心盛还是有一种猜测的癖好，竟又大声地连问：「啊，在工厂工作？哪个工厂？工程师？技术员？……」 结果是李铠从里屋走出来，板著脸对那位女编辑说：「我是车工。二级工。干力气活的。」 ……如果仅仅是一种自卑感，那倒也好办。问题是李铠渐渐受不了澹台智珠在台上同风流小生眉目传情、插科打诨，乃至于当场拜堂……特别是最近澹台智珠又接连换了两个配戏的小生，并且酝酿著要排《卓文君》，李铠非常清楚，卓文君所钟情于司马相如的，究竟是些什么…… 昨晚他俩回到屋里的一场争吵，已经绝非头一回了，却是迄今为止最激烈的一回。其实这种争吵照例由三部曲构成。首先是双方气顶气地说一些仇恨的话，而且都归结到「乾脆离婚」这样一个命题上；然后，便都极其不冷静地互相追究对方的错误，明明对方已经解释清楚了，也偏要硬找出「破绽」来加以推翻；当双方都被这种既无味又无望的争吵压得喘不过气来时，总有一个人，而且往往总是开头最蛮横最强硬的李铠，突然崩溃下来，要求和解……昨晚也是这样。当澹台智珠头脑已经发木，只是固执地质问李铠：「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为什么？」李铠却突然一下子扑到她面前，把她拉起来紧紧搂住，狂乱地用火烫的嘴唇亲著她的脸、眼睛、额头、鼻子和嘴，喘得象头熊似地呓语般地说：「我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如果你不爱我了，我就杀了你，然后自杀！……」澹台智珠挣扎著，拼命想推开他，不顾一切地回答说：「我不爱你，不爱不爱不爱……你杀了我吧！」而李铠却突然又一下子「扑通」地跪在她身前，紧紧地抱住她的双腿，把脸埋到她大衣的下摆上，闷声闷气地哭泣著说：「智珠……你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你要我怎么著都行，可就是别离开我，别……」 这下澹台智珠完全清醒了。她赶忙把李铠扶起来，紧紧地搂住他那粗壮的身躯，安慰他说：「你该有多傻！多傻！我爱你，这不是明摆著的事儿吗？我怎么会离开你？你为什么想到这种事？那是不可能的，绝不可能！……」 于是他们上床睡觉。李皑象一个带著镣铐的罪人，他每一个动作都充溢著忏悔和痛苦……澹台智珠尽力让自己理智，她吞服了安眠药片，并且想到：明早要照常喊嗓子练功，也要满足李铠的自尊心：由她来为全家做饭，以证明她在这个家庭中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媳妇…… 当澹台智珠清早从外面回来，见过公公，坐到仍在沈睡的李铠面前时，她痛苦地意识到：尽管他们又一次和好了，但那感情的创痕却永难完全平复……而造成李铠那种心态的外在因素，却依然存在，并且不可逃避…… 澹台智珠忽然听到有一种呼唤她的声音，她站起来，定了定神，这才听出是里院的薛大娘在门外叫她。 她赶忙走了出去，在几秒钟里，把自己的神情体态调整成欢快活泼的模样。 「哟，薛大娘，快进屋坐！我这正想著给您道喜去哩！」她一出门便主动对薛大娘这么说。 「不啦，」薛大娘拉过她一只手，端详著她，无限爱慕、无限信赖地说，「智珠呀，我有个事要劳你的大驾啦！」 「什么事呀？薛大娘，您尽管说吧，凡是我能做得到的……」澹台智珠爽快地应答著。 薛大娘先唠叨了一番： 「你看我们家今天的事儿！一大早就不顺心。我们那昭英都这时候了还没影儿！好容易托人请了个同和居的大师傅，谁知又说有病来不了，临时支派了个楞小夥子来应付我们……纪跃他这才刚起，那西服裤子才上身，就给溅上了洗脸水，眨眼就要成家的人了，还那么毛手毛脚没个稳重劲儿……我急得这心都快蹿到嗓子眼儿了，可我们那老头子还不紧不慢地迈著方步，磨磨唧唧地说什么『甭急，车到山前必有路』，你瞧瞧！……」 澹台智珠不得要领，只好微笑著问：「我能帮点什么忙呀？」 薛大娘一手握著澹台智珠的右手，一手拍著她那只手的手背，诚心诚意地说：「智珠呀，你是个『全可人』（「全可人」即全福人。「可」轻读为??。），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夫妻和美，儿女双全，你又大难不死，越唱越红……今天我们昭英迎亲去，想请你也陪著辛苦一趟……」 没等薛大娘说完，澹台智珠便乾脆利落地答应说：「那有什么说的！什么时候去，您让昭英来招呼我，我是一定拾掇得乾乾净净，打扮得喜气洋洋，给您把新媳妇妥妥当当地接进新房！」 薛大娘满意地转身去了。澹台智珠这才猛然想起，昨天散戏以后，她约了乐队的几个同事来家吃午饭，昨晚上那么一闹，竟使她把这档子事忘记了。她可该怎么办啊？怎么跟睡醒觉的李铠宣布这件事，恳求他不要当著那些人暴露出他们的矛盾？家里肉也没有，菜也不够，可怎么著手准备？原本这工夫若赶紧去地安门菜市场采购还来得及，可又刚答应了薛大娘要去迎亲，说不定没多会儿人家就来叫自己出发，这可怎么是好？即便打发小竹去采购吧，那公公和李铠难道能备出一餐像样的客饭来？……唉，生活啊，你为什么充满了这么多的烦忧？自己的生活，又为什么常常被别人的生活插进来搞乱？ 澹台智珠呆立在大镜子前，一筹莫展。 ４．一位局长住在北房。他家没有自用厕所。 门洞里很黑。好几家都把用不著的家具堆放在门洞两边，连顶棚上也挂得有谁家坐破了可还舍不得扔的旧藤椅，这就让小院的这个「咽喉地带」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味道。 张秀藻端著盛炸油饼和豆沙包的小竹笸箩，在门洞里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不知为什么一手拿著斜放著小刷子的浆糊碗，另一手提著两张大纸，他是要张贴什么呢？ 瞬间，张秀藻只觉得自己喉头发涩，心脏的跳动明显地失去了均匀。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她严厉地命令自己，倘若「狭路相逢」，见到荀磊，只能是微微扬起下巴，淡然地点一下头，然后不动声色地擦身而过。但因为她家住在里院最后面的北房中，而荀磊却住在过了这门洞的右首偏院中，再加上她平日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上学，只有星期天才回来（有时连星期天也不回来），所以，她实践这种自我命令的机会，这几个月里也仅仅三次而已——现在自然可以增添一次；但正当她扬起了下巴，就要以全副的矜持向荀磊微微点头时，荀磊却笑吟吟地、热情地对她说：「你能帮帮我吗？」 显然，荀磊是要她帮著去张贴那样东西。荀磊的这一句问话，使张秀藻积蓄已久的自尊和高傲顿然动摇。在相视沈默的两秒钟里，她清楚地看出了荀磊眼睛里充满著纯洁、真挚而又善良、聪慧的光芒——这眼光对她来说真是勾魂摄魄，令她心醉神迷；在她所处的生活环境里，象荀磊这种年龄的小夥子们，确实还没有哪一个具有这样两扇使她觉得格外可钦可爱的「心灵窗户」。难道她可以面对著这样的两扇窗户，冷淡地说出拒绝的话么？ 张秀藻的嘴唇抖动著，几乎就要吐出「好吧」两个字了，荀磊却快活地笑著道歉说：「啊，对不起！瞧我……你还拿著早点呢！快给家里送去吧，我一个人也能贴……」 张秀藻简直伤心极了。她手里为什么要捧著那么个小笸箩呢？荀磊刚才为什么没看见它，而现在才在一瞥之中注意到呢！难道她不能把小笸箩暂时放到大门边的石座上吗？那石座子上原来有一对小狮子，在一九六六年的夏天，被胡同里的「红卫兵」极其艰苦地用凿子凿掉了……是的，她或许就应当那么做，去帮助荀磊一起贴他手里拿的东西……可是荀磊现在却歉然地对她笑著，放弃了他原来的请求，并且斜过了身子，绅士风度十足地给她让路…… 张秀藻克制住自己，微微扬起下巴，以再明显不过的冷淡姿态，朝荀磊轻轻一点头，斜签著身子穿过了门洞…… 如果她的心里绷著一百条弦，那么现在每一条弦都在颤动著，而且并非和谐的颤动……她想立刻寻找一个角落，坐下来，用双手捧住腮，一个人静静地安抚自己的心弦，使它们重归于和谐…… 但她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刚进垂花门，那薛师傅家为办婚事所搭的苫布棚，便触目惊心地扑进她的眼睛。固然这苫布棚昨天她一回家便见到了，刚才出院去买早点时也经过了它的旁边，但那些时候它还没有生命。此刻就不一样了，薛师傅正弯著腰在苫布棚外生一个煤球炉——显然，今天他们需要不止一个火——苫布棚里正传出紧张的剁肉的声音，并且飘出了一种混杂的令她气闷的气味…… 也不知怎么，薛大娘就站到她面前，满脸客气地问：「秀藻呀，你爸今天一大早又要出门哇？」 张秀藻没有心思对薛大娘笑，但她父母从小就给予了她那样的教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主动来搭话的人扫兴，她便强颜欢笑地对薛大娘说：「是呀，吃完这早点，估计送他去飞机场的汽车也就该到了。薛大娘，您家大喜呀！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您尽管说！」 薛大娘把一大把高级杂拌糖撒到了张秀藻手里的小笸箩中，诚心诚意地说： 「你爸你妈都有公事，我们纪跃就不去打搅他们啦。这点糖，意思意思吧……」 张秀藻赶紧说，「谢谢啦！哟，这糖挺高级呀，您给得太多啦！」 薛大娘抿嘴一笑，大声地说：「唉，过几年你还我们的时候，不得更高级呀！咱们先说在头里——到时候你就给这么点儿，我们还不干呢！」 张秀藻实在笑不出来了。薛大娘当然是百分之一百的善意，但她受不了，受不了！荀磊的面容身姿在她眼前浮动著。她办事的时候？她跟谁去办事呢？ 「瞧您说的！」张秀藻勉强地应付著。 薛大娘没有看出她的心思，笑著转身朝别处去了。张秀藻赶紧朝家里走去。她需要回到自己的床边，坐下来，一个人呆著…… 但是她回到家里，仍然不能实现她的愿望。 张秀藻家住著这个四合院尽里边的三间大北房。房外有相当宽阔的廊子，一部分也就改造成了她家的厨房。她父亲张奇林今年五十五岁，解放前上大学时参加了地下党，一九四八年从北平到了解放区；一九四九年随著解放军进了城，后来被安排到国务院一个部里工作，先当副科长、科长，「文化大革命」前升到副处长；「文化大革命」中部长被打成「叛徒」，他算部长的「黑爪牙」，也受到冲击，下放到干校养了六年猪；粉碎「四人帮」后回到原机关，被任命为处长，前不久又被提升为一个局的正局长。七七年他们全家从干校回北京时，因为原来的宿舍早已被别人占了，住了很长时间的招待所，直到七九年机关行政处才把他家安排到了这个院里。据行政处处长老傅说，他费了老大的劲，绕了好几个弯儿，才用属于他们机关的四间较小的平房，从房管部门手里倒换出了这么三间大北房。他们刚住进去时，也真满意。张秀藻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就只是张奇林夫妇和张秀藻三个人，三间合起来有五十多平方米的细灰顶、花砖地大北房，他们住著当然宽松舒适。回想起在干校时，先是三人分别编在不同连队住集体宿舍，十八个人一间屋子，开始几个月睡的还是地铺；后来虽然准许全家合住了，也只是一间很小的简易平房，跟今天的情况比较起来，那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了。 但住了一阵以后，便感觉到这住房有个极大的缺陷——没有自家专用的厕听。要上厕所，还得出院子去上斜对过的公厕。行政处及时地给他们家安装了电话，引进了自来水管，也一直打算给他们修个专用厕所，但勘查了一番以后，发现从他们屋里到廊子中的任何位置，都很难顺利地安装出一条通向胡同外暗沟的排粪管道，这事便搁置起来了。于是乎从去年起，张秀藻的妈妈向老傅提出了换住新居民区单元房的要求。老傅手里也确实掌握著一些统建分下来的这种住房，加以今年张奇林升为正局长，老傅来看望时，更明确表示：下一批统建统分房下来，一定马上给他们换上两套两间的单元——当然，格局层次都必定是最好的。 对这件事，张奇林的态度是无可无不可。张秀藻的妈妈于咏芝却越来越急迫。她是个医生，院里人都管她叫于大夫。她近来常向张奇林提起搬家的事。头天晚上，张秀藻从西郊回来，吃完晚饭，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当荧光屏上出现了新住宅区的景象时，于大夫忍不住又提起这事说：「老傅也不知道说话算不算数。」 张奇林笑笑说：「他对我说话一向算数，不过，依我想，我们换个三间的单元也就可以了。」于大夫不以为然：「局级干部配备四间，这是规定嘛。」 张奇林仍然笑笑说：「土规定。」 于大夫争辩了：「这规定不算过分嘛。你们局除了你，有几个局级干部没住上四间？」 张奇林并非争论，而是发表感想说：「平房好啊。我们这平房比楼房住著舒服。」 于大夫点出主题：「可厕所呢？天天上公共厕所，多不卫生！」 张奇林仍旧微笑著：「院里的老住户，一向就这么上厕所，我看他们都比咱们结实啊！」 于大夫有点急了：「那么说，你不搬了是不是？我可住不下去了，没有厕所不说，洗澡也不方便啊！」 张奇林全身松弛地倚在沙发上，眼睛望著电视萤幕，还是不紧不慢地说：「干校的公共厕所多简陋，我们不是照样过了六年了吗？至于洗澡……」 于大夫不等他说完，便欠起身子来，急躁地说：「话怎么能这么说呢？那是迫不得已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洗澡，可以到洗澡堂去洗。可你知道吗？现在洗澡堂晚上都权充旅店，净是些跑单帮的买卖人在那儿过夜，他们有的有虱子，虱子掉在卧榻上，谁顾得上杀灭？他们刚走，澡堂就开始接待洗澡的人了！我们女部情况还好一点，据说男部简直不象样子！」 张奇林一边听著一边微微点头，表示并不反对她的议论。但忽然笑容变得更明显了，他想起了头年夏天的一个小镜头：晚上他去厕所小便，还没走进去就听见哗哗的水响，进去一看，原来薛家老大光著身子，从厕所的水龙头那儿接出根皮管子来，在给自己冲澡……看到这情景他感触很多，觉得自己真该更努力地工作，来更快地改善北京广大市民的生活条件——虽然他的工作只能间接地起到这一作用；此刻他眼前晃动著薛家老大那结实的身躯，以及那湿淋淋的快活的面容，忍不住笑了，便对爱人说：「上公共厕所、公共澡堂，弊病再多，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接触群众、接触社会。关起单元门来自己什么都解决了，好处再多，也总还有一个弊病，容易脱离群众、脱离社会。」 于大夫摇头说：「你以为你住进单元房，电话铃响的次数就会减少吗？敲门的就会减少吗？而且到那儿找你也许更方便。你瞧著吧，甭说茶叶，光开水我们也供应不上的！」 张奇林点头，同意她的估计，但解释说：「我说的接触群众、接触社会，主要不是指接触本单位的群众，处理本单位的事情，而是说接触象咱们院里的这些邻居，接触咱们钟鼓楼这一带的社会。这虽然同我们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可接触一下和完全不接触，到底不一样啊。它至少可以丰富我们的见闻，丰富我们的思想，促使我们不是从一点上，也不是从一条线、一个平面上观察、考虑问题，而是立体地去观察、考虑问题……」 于大夫把脊背靠回到了沙发背上，这次是她微微点头了。张秀藻在一旁听到这儿，才插话说：「爸，那要是明天傅叔叔来电话，让咱们搬到单元楼去，咱们该怎么办呢？」 张奇林笑笑说：「那就搬过去吧。」 张秀藻忍不住问： 「咦，那您刚才说的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问题，可怎么解决呀？」 张奇林坦然地说：「关键毕竟还不是住在哪儿。关键是自己本身要有这个要求。搬走了，一是可以回这儿来串门，二是可以在那里结识新的邻居、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嘛！」 全家的认识渐趋统一，大家心情都舒畅起来，只是于大夫还忍不住对张奇林说：「你说是这么说，到时候你忙个手脚朝天，哪还有回这儿来串门的工夫？只怕你在那儿也结识不了几个新邻居！」 电视机前的这场谈话，很能代表张秀藻他们家的家庭气氛。这种家庭气氛的控制器掌握在爸爸张奇林的手中。他总是那么冷静、理智，却又不让人感到过分僵硬和缺乏人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受冲击最厉害的时候，他至少在外部形态上没有露出一点惊慌失措。张秀藻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她才七岁，不懂得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她和妈妈，还有哥哥、姐姐，有一天都被「勒令」到一个广场上去参加批斗会，先是揪出部长和一些副部长、局长、副局长来，然后就揪「黑爪牙」，里面就有她爸爸。她被那场面吓坏了，因为每个「黑帮」都被剃了光头、挂上了大黑牌，并被「喷气式」地撅著，象她爸爸那样的「黑爪牙」，当晚还是许可回家的。妈妈见他回来，光流眼泪，不敢多说话。哥哥姐姐被迫表示「划清界限」，搬到学校住去了。这天晚上楼里发生了大骚动，有个被揪的「黑爪牙」想不开，自杀了。第二天爸爸去部里以前，全楼已经都知道了这自杀的事。妈妈望著爸爸，惊怕担忧得至于哆嗦起来。爸爸却冷静地对妈妈宣布说：「我不会。」只有那么三个字——张秀藻至今回忆起来，那神态语音还清清楚楚。接著，他问张秀藻：「你还有多少块糖？」张秀藻那时有个糖罐，她便打开盖子，数了数说：「二十六块。」爸爸弯下腰，摸著她的头说：「这糖，都留给爸爸吃吧。一天一块。」张秀藻把糖罐捧得高高地说：「干吗一块？爸爸你吃吧，一天多少块都行。吃完了，咱们再买呀！」妈妈听著只是擦眼泪，爸爸却冷静到极点地说：「咱们家以后没钱买糖了。这糖给我留著。我需要，你要藏好，我回来了你喂我。一天一块都太浪费了。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把糖纸全剥了，扔了，把每块糖全用小刀切成两半。这样，我就能一个半月里全有糖吃了。」说完，他坦然地走了。他每天晚上回来，俯首让张秀藻欠起脚，喂他那半块糖吃……他没有自杀，没有神经错乱，没有沮丧，没有妥协。等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当他们搬进这三间北房以后，当二十寸的日立牌彩色电视机运到的头一天，他们全家——不止三口，因为哥哥、嫂子正巧回来探亲——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当电视中恰好出现了糖果的画面时，张秀藻不由得引动爸爸去回忆：「爸，您还记得那时候，您白天挨斗，晚上回来，我喂您吃糖的情形吗？」妈妈一听这话眼睛就红了，哥哥嫂嫂都望著爸爸，只等他开口；爸爸却不动声色地呷了一口茶，问张秀藻：「你把今天的晚报给弄到哪儿去了？」…… 张秀藻的爸爸张奇林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说实在的，她不太理解他。他的内心里究竟都装著些什么？同样，张奇林也未必理解女儿，特别是今天的女儿。 ５．一个女大学生的单相思。那小夥子确实可爱。 话说张秀藻这天早晨捧著小竹笸箩，把买来的早点送进了家门，她因为在门洞里遇上了荀磊，弄得方寸已乱，满心满意想把早点往桌上一搁，推说自己在早点铺里吃过了，便到左边自己的屋里一坐，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谁知她刚进屋，妈妈就告诉她：「刚来了电话——今天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推迟到下午四点钟起飞，你爸上午不走了。」而爸爸则已经脱去了原来穿妥的出国服装，换上了家常打扮，坐在饭桌旁说：「秀藻呀，你一会儿没事吧？吃完早点，你来帮我整理一下书橱吧——两年没整理过了，今天上午倒是个意外的机会。」 张秀藻真想托辞拒绝，比如说自己不舒服，或者说学校里留的作业还没弄完，但多年来父母对她的教养，使她难以撒出哪怕是这样一种谎来。而她又绝不能说出她是被荀磊弄得心猿意马的真情。她默默地坐到了饭桌旁，接过妈妈递过的热粥，点了点头。 整理书橱！为什么偏偏是整理书橱？ ……就是在爸爸那高大充实的书橱前，她头一回见到荀磊的。 那是今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她从西郊回来，刚进屋，就听见爸爸在唤她。她走进爸爸妈妈的那间屋，头一眼就看见了一个清俊的小夥子，站在了爸爸的书橱前，手里捧著一本英文书，正翻著。 爸爸从旁介绍说：「秀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