榧业男≈瘢ㄋ缇团艿胶锒犊罩袢チ耍约傲诰拥囊恍┐笕撕⒆印Ｐ〗纬登懊婧岬瞪狭什莸毓抑惶鹾斐瘢敝性桓銮颍蛏狭⒅桓鏊芙褐瞥傻南沧郑茄丈恢裁词茄蠛斓模瓷先ビ氪蠛斓某褡雍懿恍鳌Ｋ净忧按疤匠鐾防矗叽僦铣怠� 见薛大娘身后并未随来澹台智珠，薛师傅和孟昭英不禁忙问：「怎么？她去不了吗？」 薛大娘心慌意乱地说：「人家家里又有了急事，不去了……唉，谁让我爹妈当年就生了我一个闺女呢，小跃子连个亲姨都没有！让我临时抱哪只佛脚去！」 孟昭英倒没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她拉开车门说：「妈，那就我一个人去吧。一个人去也行呀！」 詹丽颖的心肠顿时又热了起来，她把小莲蓬送到薛大娘身边，自报奋勇地说：「嗨，这您有什么犯难的？我还不就等于您的亲妹子吗？小徽子、小跃子我都是瞧著长大的嘛，他们打小就叫我詹姨，这詹姨难道就白叫了吗？智珠去不成，我去！」说完，她就要随著孟昭英往汽车里钻。 薛大娘没想到半道上杀出她这么个「程咬金」来。且不说詹丽颖脾性不佳，她父亲头年才在老家得肝癌去世，又至今都没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原来没请她帮著迎亲并不是忽略了她，而是有意排斥的结果。她竟毫无自知之明，硬要往那迎亲的小轿车里头钻！薛大娘只觉得胸口发闷，她不顾体统地一把抓住詹丽颖胳膊，阻挠她进入汽车，连连地说：「她詹姨，不麻烦您啦！不麻烦您啦！」 詹丽颖呢，却全然误解了薛大娘的心思。她以为薛大娘原来请了澹台智珠而没有请她，只不过是图澹台的名气和相貌，并不知道她同澹台智珠之间还有「全可人」和「缺陷人」的重大差别。她以为薛大娘之所以拉扯她真是出于过意不去，于是，她大声嬉笑著，挣脱了薛大娘，同孟昭英一起坐进了小汽车。司机见人已坐进，便毫不迟疑地开动了车子。不一会儿那车子便远去了，把心里忐忑不安的薛大娘抛在了院门口。在薛大娘身后，是心情各异的一群大人和孩子。 生活，在钟鼓楼附近的这所小院周围活泼地流动著。胡同里谁家养的一群鸽子飞上了冬日的晴空，传来一片鸽翅扇动的声音。 １０．一位修鞋师傅。他希望有个什么样的儿媳妇？ 北京城中轴线所穿过的地方，由北而南，依次有：钟楼、鼓楼、后门桥、地安门（门已拆除不存）、景山、故宫、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前门外大街、珠市口、天桥、永定门（门亦拆除不存）。其中外地人所最不熟悉的，恐怕就是后门桥了。该桥在鼓楼和地安门之间的街道中段，古时叫万宁桥，又名澄清闸。从什刹海前海流出的水，穿过此桥，拐向东南，经东步粮桥进入皇城东南，再汇入到通惠河——永定河的支流中去。现在此桥还存有汉白玉的桥栏，只是桥下已经无水，成为一座旱桥了。什刹海前海中的水如今不再往后门桥下流，而是经暗沟流入北海公园的北海，再经中海、南海，汇入天安门前的金水河，又经过一段暗沟，汇入到东便门的泡子河中，再泄入到通惠河里去。 后门桥当年的景色，据志书记载，颇富野趣。元朝有个张翥吟诗曰：「立马金桥上，荷香出苑池。石桥秋雨后，瑶海夕阳时。深树栖鸦早，微波浴象迟。烦襟一笑爽，正喜好风吹。」如今的后门桥，却完全是闹市景象了。桥西有一家「合义斋」饭馆，除卖正餐炒菜外，附设小卖部，专营北京风味食品炒肝和灌肠。桥东则有一家食品店、一家牛肉面馆，新近还出现了一家青年人合资经营的「燕京书店」。这样，后门桥两侧可以说物质、精神两种食粮都不匮乏了。 荀磊的父亲荀兴旺师傅，就在后门桥西南的人行道上摆他的修鞋摊。整个摊子由两只油漆桶和几扇可以折叠的木板组成，收拢可以放到自行车后架上驮走，打开则有一两米长，上面陈列著备用的大小鞋钉、铁掌、皮料、人造革料、模压塑胶块以及成型的鞋底、鞋跟，等等。摊子摆开后，荀师傅便将一幅印有「修理皮便鞋」字样并附有个体营业执照号码的白布，系在摊前。没有活时，他便端坐在摊后，戴著一顶帽子（冬天是栽绒帽，春秋是布便帽，夏天是短檐草帽），膝上搭著一块厚重的劳动布；修鞋时必不可少的「独角蚊」（铁制，下头有供脚踩著以便固定的横向底座，上头是竖向的一个厚铁脚掌，以便将待修的鞋套上去操作）倚在两腿之间，手里握著一只用麻栗疙瘩自制的大烟斗，悠闲地抽著叶子烟；来了活路时，他便将那大烟斗搁下，麻利地操作起来。 这天荀师傅八点多出摊，摆开摊就来了不少大活——有打前后掌带换跟的，有缝前帮带粘内垫的，送活的人还都挺急，巴不得立时就能修好上脚。荀师傅拿过活就做，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过一个钟头来拿吧，我尽可能给整旧如新。」人家走了，他戴个老花镜，两眼只瞧著「独角蚊」上的鞋，一双布满老茧的手忙个不停。 荀师傅做活的时候，不但看不见周围的一切，也听不见周围的声响。所以，当那辆里头坐著孟昭英和詹丽颖的迎亲汽车驶过后门桥时，他一点也没有发觉。 街上的另一个人却注意到了那辆汽车，而车里的人也看到了她，她们之间甚至还匆匆地打了个招呼。那便是骑著自行车由南而北的冯婉姝。 冯婉姝和荀磊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她刚从北京外语学院西语系毕业。他俩语种不一，工作内容有时却相通。他们俩真是一见钟情，热恋之中，他们只顾互相欣赏，虽然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却全然没有问及过对方的家庭。在向家庭公开关系之前，他们活动的地点，一不是电影院和剧场，二不是公园。他们专找那种不用买票、出入方便、易被人们忽略的「小风景」去缠绵。常去的地方有故宫后面的筒子河边、王府井大街斜对过的正义路林荫道、什刹海的银锭桥畔、中国美术馆东侧的绿地……等等。他们在荫蔽的角落里紧紧地拥抱，互相微闭著眼睛寻找对方火烫的嘴唇，心里弥漫著浓郁的诗意。等最热烈的感情迸发完以后，他们渐趋冷静，于是，不知是从哪天开始，荀磊向冯婉姝学起西班牙语来，而冯婉姝也便向荀磊请教起英语来。他们的学习方式是充满了戏谑的，比如荀磊问： 「西班牙人怎么称呼月亮和星星？」冯婉姝告诉他了，他熟记几遍后，冯婉姝便反问他：「英国人怎么称呼枫树和红叶呢？」他答了，冯婉株也熟记了几遍，于是双方开始造句。荀磊用西班牙语说：「我爱月亮、星星，不爱你。」冯婉姝便紧接著用英语说：「我爱枫树上的红叶，讨厌你。」双方语法上自然都有错误，于是互相激烈地指责，其间荀磊会用英语咕哝一句，冯婉姝便会追问他究竟何意；而冯婉蛛也会用西班牙语娇嗔一句，荀磊也便忍不住逼问她究竟埋怨的是什么。这样，闹到最后，他们双方又都学会了不少单词和句式，于是一个伸展著腰肢，一个摇晃著披肩发，都说「累死了」，然后少不得便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把西班牙语和英语混杂一起说：「我爱你，爱得要死！」 他们当然谁也没有死。他们活得有滋有味。终于有一天，他们理智起来了，认识到爱情的归宿必然是一个由他们两人组成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又必然要同他们各自己有的家庭相联系，于是他们这才开始介绍自己和询问对方的家庭情况。他们是不是太浪漫了一点呢？是不是太超凡脱俗了一点呢？也许，使他们这样处理个人感情的主要因素，是由于他们都读了太多的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学作品吧？ 荀磊告诉冯婉姝说：「我父亲是个修鞋匠。」 冯婉姝笑嘻嘻地说：「别臭吹了！你有什么资格自比安徒生？」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是鞋匠的儿子。冯婉姝确确实实没有丝毫鄙弃修鞋匠的意识，无论是丹麦的还是中国的，修鞋匠在人格上与她，与所有的人，都是绝对平等的。但她过去完全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她觉得就凭荀磊那地道的英国绅士风度，他父亲起码也得是个中学教师。 荀磊重复地说：「我父亲真的是个修鞋匠。」 冯婉姝一看荀磊眼神，就明白他并不是开玩笑。于是她收敛了嬉笑，把靠在他肩膀上的脑袋调整得更舒适，闭上眼睛说：「你爱他吗？把他的情况细说说吧！」 荀磊便抚著她一头柔软的长发，徐徐地对地说：我父亲叫荀兴旺。我们老家是河北博野。我爷爷早就去世了，奶奶带著我两个姑姑和我爸过日子，苦得不得了。爸爸后来就加入了八路军。那时候他才十四岁，枪比他人还高半头。后来他是解放军里最普通的战士，参加过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你知道八一电影制片厂前些时候拍过一部故事片，就叫《解放石家庄》吗？你自然不知道。你照例不看这样的电影。我也一样。主要是这样的片子艺术上贫血贫得太厉害了，对吧？可电视上放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爸爸看得津津有味。他坐在我们家他自己打制的沙发上，手里攥著他那麻栗疙瘩旋成的大烟斗，脑袋前伸著，聚精会神地从头看到尾，一边看还一边评论著：『对！就是那样！……不对！瞎掰！当时哪是那样！』电视上好象不止播过一次，他次次都是这么个看法。说来也怪，跟他一块儿打仗的战友，牺牲了不知多少，他却连重伤也没落下。他还拼过刺刀哩。你不信吗？我信。因为我爸嘴笨，说实话都费劲，说瞎话那就非把他难死不行。他有一回跟我们讲他拼刺刀的事，就那么三两句话，听得我心里怦怦直跳。不是真拼过的人讲不出那话来。他说到那时候眼里只有敌人的肚子，那肚子东躲西闪，可他非把刺刀插进那肚子里不行，扎进去拽出一嘟噜肠子来，他就高兴了。他就那么出生入死地在第一线战斗。我奶奶和我两个姑姑，那一阵整天站在村口守著，一有担架队过来，他们就挨过去，一个一个掀开被子认，始终没有见著我爸爸。她们就哭了。人家问她们为什么哭，两个姑姑说：『高兴的。俺弟弟杀了敌人，可他没挂彩。』奶奶却说：『糟了。怕是牺牲在那儿，抬不回来了。』仗打完了，爸爸回到家里，奶奶和姑姑让他脱光了膀子，见他果然一点没残，高兴得了不得。爸爸左肩窝、右腰根、左腿肚子上各有一处弹片划出的伤痕，左腿肚子削去的肉最多，可那毕竟算不了什么。爸爸要是留在部队，继续南下，说不定就当上南下干部了。那就不知道会娶个什么样的老婆，养出些什么样的孩子来，反正没有我了。可土改以后家里没有劳力，他就解甲归田了。种了几年地，我两个姑姑先后出阁了，城里招工，我爸就进城当了工人，后来把奶奶也接进了城。我爸先学木工，后学钳工，他这人手巧，想做什么能成什么，后来一直升到了七级。八级工到头，他只差一级。他们厂也没有八级的，他算技术最高的了。 「你一定觉得奇怪，我爸爸成分、经历这么好，可他怎么会不是党员？他不是。据说他出师的时候，厂里党委书记挺动感情地对他们车间党支部书记说，荀兴旺你们不发展，你们究竟想发展谁？可车间支部书记为难。我爸是个出名的孝子，奶奶爱吃豆面糕，近处没有，歇礼拜那天我爸就骑车跑遍全城，不买到豆面糕绝不罢休。这当然不会成为问题。可后来奶奶去世了，当时北京市已经大力提倡火葬，党团员都要带头，家里死了人要送去火葬，可我爸无论别人怎么劝，也不忍心把奶奶火葬，到底他还是买了棺材，想法子把奶奶送回老家土葬了。党支部书记觉得这事很难辩解，确实是落后的表现，所以不同意发展我爸入党。再有我爸原来是个文盲，进厂后进扫盲班，费了老大力气，认字也不多。后来补文化课，补到初小程度就再提不高了。他不爱看书，只爱鼓捣东西，比如打个家具、安装个管道、编个渔网、修理个自行车、修个鞋、旋个烟斗什么的，弄出来样样让行家佩服，可一叫他看书他就头疼。他一生只精读过两本书，一本是《苦儿流浪记》，这本书我听他讲过，不是法国那个马洛写的那本，好象是解放初印的一种诉苦材料；另一本是《鲁班学艺》，据他说他得到的那本书页已被撕破，他是一页页拼拢一起，一字一字读下来的。他一生最佩服的是两个人，一个古人一个今人。古人就是鲁班，今人就是彭德怀。因为我爸文化始终提不高，党支部认为是学习不够努力造成的，所以后来也就一直没有发展他入党。我爸这个人人缘特好，但人人又都认为他绝不是入党、做官的材料。『文化大革命』起来了，他哪派都不是，哪派也都不积极找他。往外派工宣队，没他的事儿。『支农小分队』他也没参加过。他就是在车间干活。车间停产了，他也去，甚至只剩他一个人了，他也在那儿呆著，擦擦这儿，扫扫那儿。他就是那么个木头人似的模样。真实他心里很有主见。他平生最喜欢看的一出戏就是《白毛女》。他说还在部队里的那阵，参加土改，他天天在文工团演《白毛女》的时候站在台上『压台』，只要一演到逼死杨白劳那场，他就忍不住流眼泪。有一回有坏人捣乱，在场子里喊反动口号，我爸从台上一个雄鹰展翅扑下去，追了半里路，抓住了那个坏人，要不是别的人起来劝阻，我爸当场就会把他毙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有人告诉他，说江青说了，歌剧《白毛女》是毒草，他连惊讶和愤慨都没有，因为他根本不信。后来知道真把歌剧《白毛女》否定了，他也并不激动，他认定那不过是一时的说法，他坚信歌剧《白毛女》是好的。后来组织大家看芭蕾舞剧《白毛女》，看到喜儿被抢，他照样感动，他跟人家说：『《白毛女》还是好的吧？我就知道打不倒它。』人家便跟他解释：这个《白毛女》同那个《白毛女》有质的不同，那个反动，这个革命，比如那里头的杨白劳软弱无能，这里头的杨白劳英勇不屈，等等。他却全然听不进去，人家费老大劲说完了，他却表态说：『我看差不离，就是这里不用那脚尖子跳，兴许更顺眼。』你说拿他有什么办法！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演歌剧《白毛女》，他在电视里看了，照样流眼泪。我跟他说：『如今芭蕾舞跳的那种不能演了。』他不以为然，对我说：『干吗不演了？我看也挺好。就是少用脚尖子走路，兴许更好。』你看，他什么时候都保持他个人的看法。我爱我爸，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个稳定的、厚实的、淳朴的人格。他用他的这种人格力量，启示了我，使我的灵魂善良、纯净。 「那么，你要问我了，他不是七级钳工吗？怎么又当了修鞋匠呢？那是前年的事。他才五十四岁，可他提前退休了，为的是让我二姐进厂去顶替。这就要说到我家里别的人了。先说我母亲。她就是咱们北京郊区顺义县的人，是我爸的师傅把她介绍给我爸的。他们也是一见钟情，认识不久便结婚了。后来我妈妈也进厂当了工人。我们家开头就住在工厂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中。一排一排的那种简易平房，一间屋子住一家人。我家人口最多的时候是六口人，我奶奶，我爸我妈，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那哥哥七岁的时候得病死了。全家挤著睡，连个收音机都没有。过春节的时候买张年画贴到墙上，一年里头把画上的每个细节都看熟，那大概便是我家的文化生活了。后来奶奶去世，姐姐们长大，三年困难时期，我妈生下了我。说起来要多亏一场意外的火灾，不知哪家生炉子不小心，把屋子引著了，结果牵三连四，救火车又一时开不过来，把厂里那片宿舍区烧光了。作为善后的结果，我们家和另一家被安排进了如今住的这个小偏院。头年厂里盖了新楼，我们两家都属住房困难，我爸把进楼的权利让给了那家，我们留在了小偏院中，那家的那间屋归了我们，我们现在总算有两间屋了。我妈渐渐从一个农村妇女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北京市民。她现在显得比我爸年轻很多（其实她比爸爸只小三岁），每天回到家头一件事是大洗大涮，用立体梳子梳她那烫过的头发，抹银耳珍珠霜。她有两身西装，一身是专门到王府井蓝开服装店做的，逢到休息的那天，她便穿得整整齐齐，有时候手上还戴个粉红的假宝石戒指，沏茶喝水以前要把杯子洗涮得很仔细。尽管她这样，你一眼看上去，还是有股天然的土气。我也爱我的妈妈。我觉得她过了那么多年苦日子，把我们姐弟三个拉扯大不容易，现在喘过气来了，讲究一点，是一种自我意识复苏的表现，是可喜的。别看她有这种似乎俗气的一面，干起家务事来，她还是那么能吃苦，那么麻利。你一看见她干活，便能感觉到她天性便是热爱劳动，并且渴望通过劳动来达到她的理想境界的。她把屋子总整理得特别利索，一尘不染。床单、被褥、窗廉、沙发上铺的浴巾等等并不见脏，她便把它的取下来，泡进洗衣盆，挽起袖子，露出两条比我还粗壮的胳膊，愉快地洗涤起来，望著那些溢出盆外的肥皂泡，她仿佛格外感到幸福。据大姐回忆，当年我们家是乱作一团的，妈妈也顾不得收拾，如今有两间屋子可以供她细心拾掇了，难怪她那么心满意足。她的审美观当然是受她成长的环境和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制约的。你到我家一看就能明白。每一样东西都是她精心挑选来的。其实我们家附近的百货商场什么都能买到，但她为了买一块窗廉布，却宁愿跑到西单、大栅栏去，细细地比较、挑拣，然后汗淋淋地回来。现在挂在我们家外屋窗户上的窗廉就是她的作品：布料是浅蓝底子的，上头有深蓝的松树和褐色的白鹤图案，下头用爱丽纱细心地镶上了花边。而沙发上铺的浴巾呢？棕红色的底子上是两个鲜红的散花的仙女。还有盖在酒柜和饭桌上的塑胶布……你一看就会感到『怯』（土里土气的意思。），但我以为你应当和我一样尊重我妈的审美趣味，看久了，你甚至会体验到一种质朴的以浓烈的色块和明快的配搭取胜的民俗美。现在里屋是我的世界。我那些从英国带回来的东西，我妈看不惯，就象我看不惯她选择的窗廉布一样，可她也尊重我。我把一只绘有抽象派图画的挂盘挂在床头上，每回妈妈收拾屋子的时候都要发笑：『天哪，这能叫画儿吗？』但她并没取下它，而是用鸡毛掸子小心地拂去上面的灰尘。我妈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她也快退休了。她说她退休以后，要好好养一点花。我想那时候，我们家小院一定能变成了美丽的花园。 「我两个姐姐的情况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大姐插队回来当了售货员，大姐夫也是售货员。二姐从兵团回来待了一阵业，后来当临时工，顶替我爸进厂以后，在十四层的宿舍楼里开电梯，去年她也结了婚，我二姐夫是厂里的电工。 「怎么样，你都听进去了吗？听腻了吗？」 冯婉姝把脑袋从荀磊肩上挪开，两手梳理著披肩长发，感叹地说：「听得津津有味。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我过去所不了解的世界。一个我即将踏进去的神秘的世界。」 不久，她的确迈步进入了这个世界。 那天，她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半小时，骑车前往荀磊家。路过后门桥时，她看到了鞋摊，看到了荀师傅本人。那头一眼的印象，便使她对这位未来的公公无比敬爱。 一般的人，看到冯婉姝的打扮做派，总会把她划入所谓「现代派」青年一流，似乎她所欣赏的，只能是洋味儿的人物，比如电影演员，一定只欣赏法国的阿兰·德隆和日本的山船敏郎，其实不尽然。冯婉姝自小在心目中，就崇敬、爱戴两个银幕形象，一个是《平原游击队》里郭振清扮演的李向阳，一个是《上甘岭》里高宝成扮演的张连长，除去别的因素之外，她觉得那两个人物从外形上看也是最美的。当她长大并且当了翻译以后，她仍然保持著那样一种看法，并且对自己经久不息的鉴赏激情上升到了理性——那两个银幕形象凝聚著一种和中华民族古老历史以及苍茫大地相联系的，经过世世代代的劳动者审美意识筛选的男性美。有一回她同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褐发女郎交谈，惊讶地发现，那位偶然看过中国影片《平原游击队》的女郎，竟然也坦率地承认：「李向阳真可爱！我爱这样的男人！你要见到那位扮演李向阳的演员，请你转告他，我是多么崇拜他！我要热烈地吻他！」她一点也不觉得这种热情可鄙可笑。美的事物，人们总是欣赏的。 当她骑著小毂辘的自行车接近那鞋摊时，呈现在她眼里的荀师傅，便兼有著李向阳和《上甘岭》中张连长的神韵。那荀师傅脸上皮肤因为长久露天作业，近乎酱黑色，但轮廓线极刚劲，眉毛浓黑，印堂宽阔，眼睛极其有神，鼻子高矮适中，人中长而明确，嘴唇厚实，下巴上还有个浅浅的窝儿。满街有多少明眸皓齿、衣衫华丽的俊俏男子，可谁注意到这后门桥一隅的鞋摊主人，远比他们都更富有阳刚的魅力呢？冯婉姝从荀师傅身上，认出了荀磊那之所以使她一见倾心的素质——别看荀磊细皮白肉，宛如出生在另一种家庭的翩翩少年，他那结实的骨架，那眉宇间透出的自尊感，那下颚和下巴线条体现出的阳刚之气，分明都来自他父亲的遗传基因啊！ 冯婉姝不觉在鞋摊前停下了车子。当时荀师傅正给一位中年妇女补好了一只鞋，冯婉姝听见那妇女问：「多少钱？」 荀师傅用一把小刷子，挤了一丁点黑鞋油在上头，用小刷子把补好的一只鞋跟刷黑——这其实是完全可以免去的一环，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让自己心理上得到满足：他做得的每一样活都是漂漂亮亮的——刷完了，他边递过那只鞋边说：「你给两毛钱吧！」 「哟，这么贵呀！」那中年妇女拿过鞋子，用挑剔的目光检验著，唠叨起来：「这么块小料就值两毛钱吗？现在什么都涨价！钉这么块鞋跟也得掏两毛钱！」 荀师傅一边往他那大烟斗里装烟，一边说，「那你就拿走吧，拿走吧。」 这倒出乎那中年妇女的意料。她迟疑了一下，掏出一毛钱递过去，说：「哪能不给钱呢？给你一毛吧！」 荀师傅没有接。他点燃烟斗，吸了一口说，「你拿走吧。这块料一毛钱也不值啊。」 那中年妇女想了想，便又掏出个五分的钢崩儿，扔到鞋摊上，说：「那就给五分吧！」 荀师傅立刻把那五分钢崩儿拾起来，投入中年妇女臂中挽的菜篮里，心平气和地对她说：「你拿走吧。我一分钱也不收你的。」 那中年妇女虽然讪讪的，却终于并不付钱，转身走了。 冯婉姝把这一幕看在眼里。她更喜欢这位未来的公公了。她理解他的心情：他希望人们尊重他的劳动。他并不需要施舍。他收的不是料钱而是手工钱。 荀师傅一抬眼，发现了她：「姑娘，你鞋怎么了？」 冯婉姝对他微笑著。她脚上是一双坡跟凉鞋。她真希望那鞋有什么毛病，然而那双鞋偏新得令人遗憾。可是她又有什么必要非得装扮成修鞋人，来接近这位长辈呢？难道她不可以开诚布公地同他对话吗？ 她索性把车子支在摊旁，坐到摊边的一个马扎上，开门见山地对荀师傅说：「您是荀师傅吧，我叫冯婉姝，我是荀磊的物件。」 荀师傅一下子被她弄懵了。李向阳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一定不会象他那样慌乱。他颧骨泛红了，把烟斗放下，又拿起来，戴上老花镜，又把它取下，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小磊子的物件是你啊，你叫什么名儿？」 冯婉姝又说了一遍自己的名字，并且把每个字的写法和发音都告诉了他，但显然他只记得住她姓冯，而弄不清她名字那两个字究竟是什么。 「小磊子昨儿个晚上才给我们打招呼，说他物件今儿个来家。原来是你啊。」荀师傅克服了最初的慌乱，恢复了尊严感，盯住冯婉姝端详著，慈祥地说：「你还没去家里吧？你先家去吧，多玩会儿。小磊子他妈给大夥包饺子吃。我今天也早点收摊回去，吃饺子。你南方人吧？爱吃饺子吗？茴香馅的吃得惯吗？」 冯婉姝点著头。其实她最怕茴香了。芹菜、香菜和茴香她家从来不吃。她发现荀师傅那鞋摊上有许多铁罐头盒，里头都搁著一块吸铁石，把一堆钉子吸在一起，活象是蜷缩的刺猥。「多有意思啊！」她拿起一个「刺猥」来瞧，活泼地笑了。荀师傅见她那身打扮，本以为她会瞧不起修鞋匠，她这么一个动作，使荀师傅心里轻松了讲多。他们今后真要成为翁媳吗？他们能和睦相处吗？ 从那以后，半年多过去了。冯婉姝常到荀家，路过后门桥时，只要荀师傅在摆摊，她也总要停车坐坐。她对荀师傅愈加敬爱，因为她不断从他身上发现出闪光的东西，这闪光的东西又不断照亮著荀磊的形象。然而荀师傅对她始终仅止是容纳而已——她显然并不符合荀师傅心目中所渴望的儿媳妇形象。她渐渐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天，和煦的冬阳照耀著后门桥，使人们感觉这个冬天真是出奇地温暖。冯婉姝同那迎亲的小轿车相遇以后，便推车来到了荀师傅的摊前。荀师傅发现了她，点著下巴示意让她坐下，手里继续著修补工作，和蔼地问她：「吃过早点啦？」 冯婉姝坐到马扎上，笑著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能没吃！薛家接亲的小汽车都开过去了。」 荀师傅眼里望著「引路猴」（缝鞋的锥针，）仿佛是无意地说：「今儿个家里可有好吃的！」 冯婉姝猜测： 「又是螃蟹吗？冰冻的海螃蟹？昨天我们甘家口商场也卖来著。」 「不是那个。」荀师傅不知为什么让「引路猴」扎了一下手，这在他来说是万次不遇的事儿，他哆嗦了一下，恢复勾线，有点犹豫地宣布，「是我们的家乡菜。你去了就知道了。今天……咱们家有『郤』（河北一些地方把「客」读成「郤」（??e）。）来。」 「谁呀？」冯婉姝猜测著， 「大姑从老家来啦？二姑从唐山来啦？」她虽然还不好意思称荀师傅夫妇为爸爸、妈妈，但荀磊的两个姑妈她早就叫上了大姑、二姑。 「都不是，是你没听说过、更没见过的人。打我们老家那边来的！」 冯婉姝漫不经心地应著：「是吗？那是得好好招待招待啊！」 来了两个修鞋的，冯婉姝把马扎让给修鞋的坐，她对荀师傅说：「我先去啦。您有什么话要我捎回去吗？」 荀师傅想了想，欲说又止，摆摆手，让她骑车去了。 荀师傅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修鞋不象往日那么麻利。他心里搁著一桩心事。今天要来的是他当年战友的女儿。那战友也是冀中人，名叫郭墩子，他们前后脚参的军，一块儿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一块儿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又一块儿进城当了工人。一九六○年，他们两人的妻子都怀了孕，正是困难时期，工厂缩减，郭墩子决定全家迁回农村，他认为领下一笔退职金，回去以后继承祖屋，开辟一个 新的局面，也许会比在城里生活得好些。临走前，荀师傅给他饯行，把全家所有的肉票，在那一顿全用上了。干了两杯二锅头，他俩回忆起当年战场上的情谊来。有一回荀师傅被炮弹震晕了，是郭墩子把他背回到安全地带，用尿把他浇醒的。这类事只有身受的人才能体验到其不可计算的价值。他们都不知该如何向对方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情谊，于是在谈到双方妻子都有著身孕一事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说：「要是一个小子，一个闺女，长大了就让他们成亲！」这件事过去二十多年了，他们再没机会见面，只通过几封简单的信。纷坛的世事冲淡了他们酒桌上的誓言，然而并没减弱他们双方内心里的情分。他们果然是一个生了小子，一个生了闺女。转眼一对男女都二十多岁了。前两天荀师傅忽然接到一封信，正是那郭墩子的闺女写的。看来她的文化水平也就同荀师傅相平。她称荀师傅为大爷，短短的几行文字里，报告了他好几件事：一是她父亲不幸已在十多年前去世了，二是她母亲最近身体还好，三是她母亲让她进京找她荀大爷来。她还说了动身的日期。那么，恰是今天到达。头晚上荀师傅又把这封信从胸兜里掏出来一句句看了半天。这闺女为什么不写清楚？她父亲是得什么病过去的？为什么那么多年里都不告诉这边一声？她母亲身体究竟如何？是不是怕这边担心，有了病也不说？她这回来究竟是怎么打算？是来看看大爷，请求一点经济上的帮助，还是另有什么深意？夜晚枕畔，荀师傅把自己揣想到的都跟老伴说了。老伴——其实还不算老——只嫌他怎么躺下了还抽那烟斗，呛人！对于即将来临的这个农村姑娘，却充满了最浓厚的同情和善意。她说：「咱们就把她留下，当闺女待。现在咱们家也不困难了，有咱们的就有她的。大夥都活动活动，给她找个临时工干干，要不帮她找个心善的人家，当保姆，让她攒下一笔钱再回去，说不定还能在我们厂里给她找个物件。让我把厂里光棍们挨个儿想一想……」荀师傅说：「也不知她妈在她后头又有几个孩子，她走了她妈有没有人照顾。她妈兴许跟她说了我们哥儿俩当年的誓言，是让她把咱们这儿当婆家来奔的。」老伴并没有他那种心理压力，轻松地说：「嗨，就算那样也没啥。如今农村的人也懂得婚姻自由的理儿。她一见咱们磊子有了物件，自然断了那个念头。只要咱们善待他，她回去了她妈准高兴。」荀师傅却兹兹地抽了半天烟斗，心里头嘀咕著：「她是个乡下姑娘，就算磊子能善待她，小冯能吗？小冯要露出些个轻视她的意思，她心里能好受！那我不是对不起郭墩子了吗？再说……」他没有按逻辑再往下想，在他潜意识的深处，他是觉得应当把这个农村姑娘按誓言娶给荀磊的，并且，他想象中的这位媳妇的模样、做派，处处都比冯婉姝更合他的心意……后门桥一带热闹起来。阳光斜照到鼓楼庞大的身躯上，巍巍鼓楼俯视著芸芸众生，它在沈思著什么？
第三章巳（上午 9 时一 11 时） １１．新郎并不一定感到幸福。 「好好的，你怎么又给『掐』了？」薛大娘实在忍不住，责备薛纪跃，「你留神别把答录机鼓捣哑了！」 「妈，坏不了！」薛纪跃没心思向母亲解释。他坐在崭新的电镀架折椅上，神经质地摆弄著答录机。 答录机是新的，录音带也是新的。这盘新带子是朱逢博的独唱曲，带电子琴的小乐队伴奏。薛纪跃自己也说不清，他为什么此刻不能耐心地把每一首歌听完。他已经好几次中途把停止键按下，又按快进键让带子转到下首歌，可是当那首歌从某一音符突然响起时，他又不能容忍开头的不完整，于是便又按停止键，又进行短暂的快退，往往退又退得多了，使他更加烦躁……朱逢博被他折腾得总那么颠三倒四地忽而尖啸而出，忽而戛然而止，难怪本打算在这一天里容忍薛纪跃一切的薛大娘，也禁不住当面抱怨起来。 终于，薛纪跃似乎把兴趣稳定在一首充满了气声和颤音的歌曲上。薛大娘怜惜地望了他一眼，吁出一口气，继续忙她的一摊子事去了。 薛纪跃呆呆地坐在那里，心里很乱。此刻他没有逻辑清晰的理智思维，他的头脑里淤塞著一大堆互相纠结、冲撞的散乱思绪。他知道那终于不可避免的局面即将来临，那似乎是他盼望已久的，可也确凿是他忧惧以待的…… ……没有电脑选曲的功能，就是差劲！虽说是四喇叭的，但牌子不硬；牌子硬的如今并不难买，自己工作的那个商场交电组就有，可实在太贵！交电组的许师傅劝过自己，「干吗要四喇叭？买个俩喇叭的『三洋』，听著比你要的这个不差，既经听，又省钱……」自己确实动摇了，可潘秀娅坚定不移：「就得四喇叭！」 薛纪跃朝屋子四面望望，他感到潘秀娅的这种「四喇叭精神」无处不在。 不过，潘秀娅——这位一会儿便要坐著出租小轿车来的新娘子，绝不是那种不知天高地厚、贪心不足的人。她从她那个家庭里摔打出来，她首先知道地有多厚。她爹她妈一共生了六个孩子，仨小子仨闺女，她是老五，底下还有一个待业的弟弟。她爹是一家洗染店的工人，她妈一年有三季推著小木车到十字路口卖冰棍。论经济情况，她家比薛家穷得更多、更透，从来一分钱都恨不能掰成两半儿使。就拿吃菜来说，黄瓜从来是单等到拉秧以后一毛钱一大堆了，才舍得买来吃，那些又短又弯、肚子又胖粒儿又大的黄瓜，她家吃了该有多少？拌著吃、熬著吃、擦成丝儿拌馅吃……所以，她倒不是那种手里有了钱就当水泼的人。她自打到照相馆当营业员以后，也就知道了天有多高。她们那个照相馆有时候包揽外出照团体照的生意，她给摄影师傅打下手，去过大机关，见过大场面。去得早了，有时候人家客气，还拉到茶话会乃至宴席上入座，见著过好多的名人、阔主儿，那号场面是再贵重的东西也不足为奇……可她知道，自己够不著人家那个生活标准，疑心妄想没有用，白坑害了自己。她就是这么个不仅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并且量著天和地的尺寸办事情的人。 看吧，现在这间新房里的东西，除了人家赠送的，全是依著她那满打满量的尺寸置备的。她自己拿出二百块钱来，父母再给她三百，哥哥姐姐们包下了全部床上用品和锅碗瓢盆，不再拿钱；薛纪跃没有私房，挣工资以后钱都交给他妈，用的时候再问他妈要，但他爹妈有一个专为他立的存摺，拿出来办事的时候是七百八十几元，刨去留著摆席、散糖的三百元，置家当的钱不到五百元；这统共一千来元置家费到了潘秀娅手里，她使用起来就好比吹一只彩色的气球，她要把那气球吹胀到最大的限度，但又决不让它爆掉。她所购置的东西说出去都得是最中听的，而且要尽量实惠。双人床一定要弹簧软垫、两边上人的那种，即便够不上正经八百的「席梦思」，总也不能要她哥哥姐姐家里还在耐心使用的那号光板床；大立柜一定要三开的；沙发一定得葛丝沙发布「全包」的（真皮的不敢问津，但人造革的决不能要）；写字台一定得「两头沈」；五斗橱一定得是带靠背镜的；折叠桌一定得是能方变圆，圆变方的（但不必买电镀架的，因为搭上塑胶桌布以后，谁去看那支架？烤漆的就行）；折叠椅却一定得是带电镀架的；酒柜一定得是一头高一头矮，双拉门上不是粘著拉手而是电磨凹槽的……就是脸盆架，也一定得是带高挑毛巾架和双皂筐的。这就难怪她同薛纪跃去买答录机时，宁愿牌子软一点，也非得要四喇叭的不可了。 薛纪跃也曾同她争论过：「我宁愿要俩喇叭的名牌货，也不要四喇叭的杂巴凑！」她呢，针锋相对地掀著嘴唇说：「我宁要小羊头，不要大牛尾！」 好嘛！眼下这屋里倒是塞满了「小羊头」——大面上听去全是擦著天的高档货，其实，双人床是薛纪跃跟她几乎跑遍了城里所有的家具店，把腿都跑细了一半，才终于在永定门附近买下的，好处就是那里卖的是处理品，褥面上有点污损，比别处便宜十块钱。「床单一铺就看不见了不是？」潘秀娅这么对薛纪跃说，倒好象她中了什么彩似的。三开大立柜和全包沙发是在天坛墙根那儿的农贸市场，打一位满嘴黄板牙的农民手里买下的。其他不是托人情买的并无疵点的所谓「次品」，便是挑了又挑、比了又比、犹豫来又犹豫去、最后仅仅为了便宜个块儿八毛的，才大老远买下，又麻烦薛纪徽他们给运回来的…… 薛师傅和薛大娘对潘秀娅的这份精打细算倒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岂止是喜在心里，他们不仅当著薛纪跃、当著潘秀娅本人，而且当著薛纪徽和孟昭英两口子，夸赞了不止一次。有回薛大娘夸过了头，显出有点横著比的意思，还惹得孟昭英圆方脸变成了长方脸。又岂止是拿话夸呢？他们还舍得拿出三百来块钱，单给潘秀娅买了块瑞士雷达牌镀金小坤表！这事直到此刻还瞒著薛纪徽两口子…… 当然，买表这事的来龙去脉薛纪跃一个人最清楚。就潘秀娅那一头来说，你也很难说她如同农村姑娘那样公开地要了彩礼。同许许多多搞物件的人一样，在双方基本相中了对方以后，他们便双双在公园遛弯儿，一遛二遛，渐渐地坐在一起的时候比走在一起的时候多了，又渐渐地不光是说话，而进入到身体接触的阶段——那最最初级的阶段，便是互相抓著手腕子看对方的手表，当然不是看几点几分，而是边看边问：什么牌的？值多少钱？谁给买的？走得准不准？……潘秀娅很快便掌握了关于薛纪跃那块表的资讯：港装石英电子表，头两年又稀罕又时髦，大概是小一百块买下的，现在一点没旧，却顶多只值四、五十块了；是他上班头一天，薛师傅亲自带他到商场钟表部，郑重其事地给他买的；可见他都那么大了，父母还把他当心肝宝贝儿；这也难怪，他们家统共才俩儿子嘛，他又是小的，守在身边的时间最多……潘秀娅手腕上的那块呢？薛纪跃研究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潘秀娅诈唬地说：「我这可是瑞士雷达表！」他认不出那表盘上的拉丁字母是什么意思，他不懂中文拼音，当然更不懂外文，所以他就当真了。他哼出电视上播放雷达表广告时的那种曲调，未了说：「呵，你可真够帅的，雷达表！」潘秀娅把手腕子从他手中猛地抽出，心里一阵酸楚、一阵悸动，她告诉他：「什么雷达！外地杂牌货！二嫂走后门买来的，说是内部试销的新产品，六十块钱。她刚给我的时候我还美滋滋的，对她千恩万谢，给了她六张十块的新票子，谁知道不到仨月这表就自由散漫得不行，快起来一天能快上半拉钟头，慢起来一天能慢十多分钟。我拿去修理，人家说你这号表不管修，杂牌货，有的零件精密度不过关。你说可气不可气！更可气的还在后头呢。我听人家说，这表后门『试销』的时候，一块才卖五十块钱，敢情我那二嫂还赚了我十 块钱！我跟她吵了一架，打那以后只要我在家，她就不敢来……你瞧我的命多苦，我爹我妈才不管给买表哩，我要想戴好表，就得自个儿挤著命去挣！就是真跟你『那个』了，你能给我买块好表？……」这时候薛纪跃就挺起了胸脯，「给你买！买块雷达的！」潘秀娅竟闻声扑到了他怀里，倒把他吓了一跳。可潘秀娅随即也就抽回了身子，冷静地问，「你有那么多钱吗？」薛纪跃红著脸说：「反正想买就能有。」于是他们下一次会面的主要活动内容，就成了去王府井大街上的雷达表经销修理部……后来，当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薛纪跃便告诉她：「我爹我妈要给你买一块瑞士雷达小金表，可得在咱们结婚那天才能给你戴——为的是求个吉利。这是他们老人的讲究，咱们就随了他们吧。不过，你事前可别跟他们问起这件事，一来显得你不好，二来要让昭英嫂子知道了，非添乱不成……」从那天起，一只闪闪发光的瑞士小金表，便不断在潘秀娅的想象中和梦境中出现。 从薛师傅薛大娘这头来说，他们原本并无给新媳妇买金表当见面礼的宏愿，可经不住薛纪跃一次又一次的动员。当他们同意给新媳妇买表，但只打算买一百多块钱的国产表时，薛纪跃便暗示他们，这有可能让他跟潘秀娅的关系拉吹：「不是人家贪财，是我们丢份儿！」最后，老两口细细地合计一番，觉得从长远看，给小儿媳妇买块金表也值当。他们拿出薛纪跃名下的那个活期存摺以后，手头没有什么活动钱了，只有一个每月存入十元、为期五年的「零存整取」摺子。这摺子不早不晚，恰在昨天终于到期。老两口结伴去储蓄所取出了那笔款子，去的时候心境倒还平静，往家返的时候薛大娘不禁百感交集。她说心口发紧，身子发沈，薛师傅只好挽著她，小步小步挪回家中。其实她生理上并无病变，而是心理上失去了平衡。她觉得自己的手腕子那里突然格外地空虚。当年她临上轿子的时候，才戴上了一对银镯子，可那是对什么的镯子啊，说是银的，其实起码掺了三成锡！后来徽子和跃子他们那死去的大姐得了急病，把那对镯子褪下来送进当铺，连付药钱都换不来！解放后好多年了，直到小徽子上中学的时候，老薛换了块上海牌全钢表，才把解放初置的一块苏联半钢表给了她，她的手腕子才算跟手表这玩意结了缘。那表越走越慢，后来乾脆死活不走了，修理去不值当，扔了又觉著可惜，她便搁在了大衣柜的小抽屉里，和一些掉了珠花的铜簪子、已经一半发黑的银耳挖勺什么的为伍……她以往是怎么熬过来的啊，如今的新媳妇可真大不一样了，进了婆家门就有块三百来块钱的小表等著她！她戴上那表，她孝顺公婆吗？她善待小跃子吗？认出几点几分不难，称出人心好歹不易啊！……尽管回到家里以后，薛大娘心里头还不是滋味，但她脸上、嘴上却没含糊——她庄重地数出了足够的一遝十元钞票，嘎崩脆地交到了薛纪跃手中，催薛纪跃快去快回。薛纪跃立即骑车去王府井，买回了一块瑞士雷达牌镀金小坤表。 此刻，薛大娘暂且忘记了小金表的事，她且到屋外苫棚里张罗饭菜，并让薛师傅赶紧到马凯餐厅去取事先订好的啤酒。 薛纪跃却在一种不能自己的心绪中，忽然离开了答录机，走到了那带靠背镜的五斗橱边，近乎本能地拉开了右边第二个抽斗。那抽斗里露出两样东西：一个织锦面的大照相册——是同院荀磊送来的礼物；还有，便是配好镀金绞丝表带的那块雷达牌镀金小坤表。这块表的外形是潘秀娅亲自相中的那一种——想当日他俩在王府井那家表店里，埋头在那些钢化玻璃罩前，从罩下亮闪闪的样品中挑选、评比了好久，直到薛纪跃的兴致已经消耗得点滴不剩了，潘秀娅才终于宣布：「我要戴上这一块！」 现在那一块便放在了这个抽斗中。荀磊送来的那照相册原本有一个硬纸壳的封套，但薛纪跃故意把照相册从封套中取了出来，把这块金表搁在了亮蓝底子带银亭子、红牡丹、绿芭蕉、紫山石图案的织锦封面上，衬托得金表更加豪华光艳。 薛纪跃在观看那只小金表时，眼睛不觉瞥到了搁在抽斗后部的一本小册子——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修养通讯」之一《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那是商场团委书记杨及光送给他的。他和潘秀娅置办的家具里没有书架，实际上他们也简直没有什么书值得有个书架来存放，所以这本小册子便在这只抽斗里栖了身——这并非有意的安排，只不过是薛纪跃一个漫不经心的动作所形成的结果。薛纪跃想把那本书取出来另放一个地方，可终于又懒得那样作。他关上了抽屉，灿烂的金表和红色的书名在他的视觉储留中重叠在了一起，弄得他心绪更其不安。 一扬头，薛纪跃从五斗橱上的靠背镜中看到了自己。他对自己的面容吃了一惊。难道这个人便是今天的新郎吗？在新郎的背后显现出一张罩著粉红色床罩的双人床，难道……那神秘莫测的时刻，真是一分一秒地逼近了吗？ 那本《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薛纪跃翻过一遍，他希图在某一页上能看到一段文字，恰好回答著他心底的疑虑，然而……没有；不但这本书上没有，他翻过好多本书，都没有；他也曾试图去请教那些有可能为他提供答案的人，可末了不是碰了钉子，便是他自己话到了唇边又吐不出来…… 薛纪跃这一茬人，顶著初中毕业文化水平的名儿，实际上连小学也没有上完；他们刚上到小学三年级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小学里混到七○年，然后到中学里转悠了一圈，便打起行李卷上山下乡了。原来薛纪跃是分配去插队，薛师傅费了好大劲，走后门把他换成了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图的是兵团管得严，免得薛纪跃学坏。 薛纪跃所去的那个连队，确实管得严。薛纪跃被分配在大食堂干活，现在回忆起来，那好几年的日子怎么就象一整天似的——漫长而单调的一天。后来有一个跟他一个团但不在一个连队的战友，跟薛纪跃同届的，近两年成了一个挺走红的诗人。薛纪跃偶然看到了他在杂志上登出的组诗，不禁惊讶这位战友怎么能从那段生活中发现那么多的诗情画意，而且组诗的最后一首叫作《我要归去》，以激昂的感情倾诉著对曾是兵团的那块土地的思念，并表示要立即回到那里去，「让我的灵魂成为你的音符，溶化于新时代的豪迈旋律！」那当然完全是一种真诚的精神升华，不过，写出这种诗句的诗人也当然绝没有真地把户口转回去——薛纪跃在商场遇见了他，他拿到了一笔可观的稿费，正打算买一架星海牌中型钢琴。 薛纪跃一点也不羡慕这位兵团战友。他觉得他们从来就不是一种人，因而用不著去同他相比。兵团里还出了另外一些人才，有后来考上研究生的，有成了著名演员的，有写出整本书来的……但薛纪跃知道，那些战友的父母几乎都是知识份子，有党内的知识份子（还担任著一定的领导职务），有党外的知识份子，学校停课了，人家家里没有停课；薛纪跃这号的市民子弟带到兵团的木箱里只装著薛师傅、薛大娘这种市民家长为他准备的换洗衣物和日用杂品，而那些兵团战友带到兵团的行李中有整箱、整捆的书。当年在兵团搞宣传、写材料、参加文艺宣传队的编写演出的，其中有一些是他们；前几年在报上、刊物上发表作品对那段生活进行无情揭露、深刻反思的也多半是他们；而近来迸发出强烈的回归情思的，又有一些是他们……他们有著一种精神上的优势，在兵团的几年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宝贵的体验，他们从而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本。但他们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绝大多数的还是薛纪跃这类的青年，几年的兵团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荒芜，使他们本来就不丰腴的灵魂变得更加贫瘠。 几年单调、枯燥的兵团生活中，有两件身外事给薛纪跃留下的印象最深。 一件，是在伙房里收拾鲜鱼时，视觉上所受到的强烈刺激。他们连队附近有一个水泡子，水泡子里有一种鱼，能长到一尺来长，有点象胖头鱼，可没那么肥实。当地的农民都不吃那种鱼，据说他们有一种迷信心理，认为吃了那鱼不吉利。连队后来实在没有荤菜吃，连长就发动兵团战士们破除迷信，撒网打那鱼吃。网上的鱼送到了伙房，薛纪跃负责收拾那鱼，剖开第一条以后，他看见那鱼从嘴巴到肠子根里，寄生著一种白乎乎的条虫，让他禁不住一阵恶心；他以为那不过是碰巧了，谁知剖开第二条、第三条……每一条鱼肚子里全寄生著那样的条虫；他拒绝再剖下去，并建议不要给大家吃那些鱼，谁知连长却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鱼肠扔了就是，鱼肉照样吃！」 薛纪跃回到北京以后，直到现在还怕吃鱼肉，他一见到鱼，就不免立即联想到那些条虫，有时他在噩梦里，还会被蠕动的条虫吓得叫喊起来。 另一件，是连队里的一对老兵团战士结婚。连长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大家胡吃海塞了一顿，喝了整整一打白酒。第二天一早，那新娘子找到连长告状，告她的爱人，什么罪名呢？她气愤地对连长说：「连长！他……他昨晚上要跟我耍流氓！」连长先是楞住，随后便忍不住仰脖大笑起来……这事半小时内便传遍了连队，薛纪跃也随著大夥哄笑了一阵，但笑完了他心里也怦怦乱跳。说实在的，对这男女之间的事情，他的无知程度与那位新娘子其实相差无几…… 在许多年里，我们对青年人实际上是进行著一种清教徒式的教育，「文化大革命」当中这种教育方式达到了巅峰状态，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一大批社会科学学科固然早经取消，到后来连对青年人进行必要的生理知识传授也没有了，这就导致了三种结果：一种是反而造成了一部分青年人因为性放纵而堕落；另一种是造就了一小部分真诚的性封闭、性冷感的无知、畸形青年，那位认为丈夫的爱抚是「耍流氓」的兵团新娘，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第三种是绝大多数，他们只好靠著本能、靠著揣测、靠著长辈及过来人的暗示，从混混沌沌逐渐朝明白处摸索。当然，许许多多的人最后都无师自通，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了，不过也有一些人在摸索中受挫，形成心理障碍，又找不到办法排除，于是便会陷于深深的苦闷与惶惑。 此刻的薛纪跃，恰属于第三种人中的后一类。 ……那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兵团已经土崩瓦解，薛纪跃也已办妥了回城手续，在一个风雪之夜，纯粹是出于女性方面的主动，薛纪跃陷入了那种事里，但他没有成功。这次惨痛的失败在他心里留下了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 那件事，当然纯属他和她个人生活中最最隐秘的部分。至今他不怨她，相信她也不会怨他。当然他愿今生今世再不与她相逢，相信她也抱著同样的愿望。他将永不说出她来，她也将永不说出他去。 然而这件事却给薛纪跃带来了永无休止的自疑、自卑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反馈——强作自信与强摆男子汉气派。 粉碎「四人帮」以后，爱情恢复了它在社会生活中和思想言论中的正常位置， 《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这类小册子应运而生，大受欢迎，也解决了不少青年人的不少问题；然而对薛纪跃这种心态的青年人进行心理治疗的紧迫性，似乎尚未被普遍地认识，或者感觉到了，而又迫于一种世代相传的习俗不能有所行动——据说，清朝的小皇帝大婚前还要到喇嘛庙里看「合喜」金刚，以接受这方面的启蒙教育，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为薛纪跃这样的社会成员，提供方便而可靠的谘询方式呢？ 此刻站在新房的五斗橱边的新郎薛纪跃，只觉得心里头往外涌著一种异样的滋味，那似乎本是这个日子里所不该有的…… 他抬眼望著挂在五斗橱上方墙壁的十六寸著色结婚照，那是在潘秀娅他们照相馆，动用了最好的人力和最充分的物力，经过反复布置、摆弄才拍成的。披白纱著长裙、怀抱花束的潘秀娅，满脸洋溢著真正的幸福感，而西服革履、油头粉面的自己呢？现在望去，那份自豪和自足的劲头却透著虚伪…… 其实他才二十五岁，何必那么著急？潘秀娅也二十五岁，她那个二十五可比不了自己的二十五，她著急，她抓住了「牌子不硬，可好赖是四喇叭」的货色就不撒手；自己多半是在一种古怪的心理状态下才顺势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要向各方面，向自己，证明薛纪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男子汉…… 「嘿，哥儿们，发哪门子呆哪！」忽然响起一个粗鲁的声音，薛纪跃转回身去，他看见一个粗短的身躯，一张粗俗的面孔，不禁一惊。 来的那个人是卢宝桑。 １２．一位农村姑娘带著厚礼走来。 郭杏儿手腕上有表，可她还没养成伸腕看表的习惯。再说她双手都拿著东西，想看也费力。她习惯性地凭天光估量著：几点啦？她望著高耸在眼前的鼓楼，心里盘算著：这时候也不知人家在不在家？闯进去合适不合适？ 冬日温柔的阳光，亲吻著郭杏儿汗津津、红喷喷的脸庞。 郭杏儿一大早就抵达了北京站。光是出站通过的那条镶著瓷砖的长长地道，就给了她一种新奇而神秘的感觉。那条地道的尽头处装有日本精工表的灯光告示箱，上面有一行四方四正的黑字：「欢迎您到北京来！」这个告示箱据说是日本商人「免费赠予」的，其实是让人家不花钱而作了大广告，并伤害了中国旅客的民族感情，难怪许多人忍不住给有关部门写信，给报纸写文章，强烈要求撤换那份广告，后来那份广告也果然被撤换了；不过，郭杏儿路过那份广告时，却并没有产生类似的义愤，她只朦胧地感到那种灯光广告发散著一种她以前未曾体验过的城市气氛（用她的语言说就是「城里味儿」），而这种气氛是她梦寐以求的。 郭杏儿落生以后直到如今，不光是头一回进北京，而且是头一回进城。当然，如果把到过只有一条「大十字」街的县城也算作进城的话，那么勉强可以算是第二回。其实村里跟她那么大的姑娘，没进过城的多矣，本没什么好惭愧的，问题在于郭杏儿的父亲郭墩子是一九六○年打城里返回村里去的，而且，严格来说，郭杏儿是她娘在城里就怀下的，她得算是城里的姑娘落生在了乡村。自打她懂事以后，她就不断听父亲讲起城里的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城里，是首都北京！父亲经常这样开口讲话：「这事要是到了北京呀……」「这东西要搁到北京去呀……」「这干部要跟北京的干部比呀……」「这个理要拿到北京去论呀……」使得郭杏儿在意识里不仅觉得北京的人和物非同一般，就是道理，好象也另有一个，更神圣，更伟大。 但是郭杏儿命苦。她娘生下她以后，就一直是病病歪歪，隔一年生下她弟弟枣儿以后，更是整整有一年卧病不起，虽有她爹拼命地挣工分，生产队对他们也算相当照顾，但是整个村的生产始终上不去，连没灾没病的人家都受紧，他们那日子穷窘得就更没法提了。好容易她娘缓过劲来了，她爹那茁壮的身子，有一天却突然垮了下来——他全身浮肿，一直肿到连眼睛也睁不开，终于在杏儿九岁、弟弟枣儿七岁的时候合了眼。那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们那个村里也闹腾了一番什么「夺权」、「反夺权」，把生产队的干部也挂牌子斗了一通；高音喇叭就安在杏儿她家墙外的电线杆上，整天哇啦哇啦吵个不停……后来杏儿、枣儿大了，她娘告诉他们说：「你们爹生是让那高音喇叭气死的！」娘又叹息说：「亏得你们爹脾气倔，回村以后指派也好、选举也好，让他当那队干部他死活不干，要不，病成那样说不定也得揪出去斗……」 有人来劝杏儿、枣儿娘改嫁，她给人家沏上茶，还留人家吃饭，可任凭人家千言万语，她只是一句话：「俺一个人能把杏儿、枣儿拉扯大。」杏儿早熟。她十二岁就不再去学校上学，天天坚持下地干活。她很快成了枣儿的另一个家长，而且往往比娘还更显得强而有力。 杏儿争强好胜。当她只能拿「娃娃分」（即队里给未成年的劳力定的低值工分）时，她去找队长争辩：「俺干的一点不比大嫂大姐们少，干吗少给俺工分？」可是当她十四岁上终于拿到「妇女分」（即队里给妇女壮劳力定的低于男劳力的工分）时，她又去我队长争辩：「俺干的比哪个大小爷儿们差？干吗不给俺满分？」所以「批林批孔」那阵，公社把她树成了「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典型。结果却使得队里干部对她极度反感，于是专派她去干那最脏最苦最累、而且往往是妇女不适于干的活。当然也不能只派她一个去，每次总要搭配上几个其他的女劳力，这样又弄得那几个女劳力对她不满： 「让杏儿一个人去『典型』吧，俺们不要这路同工同酬！」事实证明，「大锅饭」形式的「同工同酬」除了具有理论上的某种瑰丽色彩而外，并不能真正调动起农村妇女的劳动积极性。有一天杏儿也不干了，她跑去找公社书记说：「俺要求同酬，可不能完全同工！」书记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啦？」杏儿瞪圆了眼睛说：「没什么，就因为俺是个女的！」她这个「典型」因而崩溃。 杏儿想多挣工分，早点让家里富裕起来，确实并不是为她自己，她是为了枣儿，为了枣儿也就是为了娘。她知道娘的心思，娘再疼她，也跟疼枣儿有区别。她早晚是要离开家的，而枣儿却必须永远留在娘的身边。她和娘供枣儿上完小学，又供他上中学。她和娘为枣儿攒著一笔钱，从一块钱起头，慢慢地往上增添…… 村里有的姑娘，七竿子八棒槌攀上了城里的亲，还并没能嫁到那里去，只不过去逛了一趟，回到村里那劲头啊，就象当过了西太后似的。有一回下地当中打歇儿，一个叫红桃的姑娘——她不久前刚到石家庄去过一趟——掏出一张照片让大家夥传看，那可是在城里照的！背景是座高楼，有人数了数，足足有六层。再高的楼他们也从电影上见过，问题是红桃就站在那高楼前头，并且说她在石家庄的那几天就住在那楼里，这就不一样了；据红桃说，楼里人不睡炕，睡床，那床软得不行，她睡不惯，人家就拿来个大铁篦子似的东西，只有半人高，说让她睡那个，那咋睡得下呢？她正疑惑呢，人家就把那「铁篦子」打开了，敢情那叫「折叠床」，连支子都是现成的，睡著不那么软了，可也不踏实，她到第三夜才习惯下来……她还形容了半天无轨电车。有个人问她：「咋叫无轨呢？」她眨了眨眼，笑著说：「破除迷信呗，没有鬼，不闹鬼呗！」在一旁早就见不得她那张狂劲的杏儿忍不住开口了：「你懂啥呀？无轨就是没有轨道！」可有人问：「啥叫轨道呢？」轮到杏儿眨眼了，她只觉得心里头有那么个意思，可嘴上就是讲不出来，憋了个大红脸。这样，不但红桃扬著声音嘲笑她，在场的人也都哄笑起来。杏儿急了，便大声嚷：「俺爹还去过北京呢，你们忘了俺家有他的相片啦？」她家躺柜上头的镜框里，正当中的两张就是她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照的。一张背景是天安门，单是她爹一个人，另一张是她爹和荀大爷，两人表情过分严肃地站在那里，毫无必要地采取了严格的立正姿势……凡到过她家的乡亲们自然都见过那两张照片，可这毕竟不同于杏儿自己去过北京，因此他们还是都捧著红桃而鄙夷杏儿。红桃更火上浇油地讥讽说：「杏儿你别在姐姐前头夸见识，你连咱们县上还没去过吧？有鬼没鬼还用不著劳动你来给大家夥嚼舌头！」 杏儿打那天起就下决心一定要进城。七七年麦秋以后，听说县里设了自由市场，杏儿就挽上一筐鸡蛋，要去县城。娘不让她去，说就在五里外的公社镇上卖了算了，可她偏要去二十多里外的县城。她果然一步一步地走著去了，并且在县城边上的自由市场很快卖完了她的一筐鸡蛋。她原不是为卖蛋而来的，所以卖完蛋她就赶紧进城去逛——县城让她失望，因为那县城除了一处叫作「大十字」的街道以外，其余的地方并不比公社所在的镇子强。那「大十字」不过是以四座三层楼房为标志的一个十字路口，各自向东西南北延伸出几十米的商业区，便消融在农村式的房屋中了。杏儿进了东北角的「百货大楼」，倒是有不少让她眼儿发亮、心儿发痒、拳儿发紧的新鲜商品，特别是那薄得透明，或红或绿之中还闪著金丝银丝光芒的纱巾，红桃脖子上常示威性地缩著一条——是她从石家庄带回来的。杏儿真想买下一条呀，红桃那条是浅粉的，自己要买就买上一条碧绿的，跟她斗斗，看谁的俏、谁的艳——杏儿手里卖蛋得来的钱有二十来块呢，买下一条那样的纱巾不成问题；可想到家里的情况，想到枣儿下学期的书本费，想到枣儿嘴唇上滋出来的小胡子，特别是想到为枣儿盖房子攒下的钱还不够买砖瓦的数儿，杏儿便强咽著唾沫，离开了那挂著一溜纱巾的柜台……杏儿不知不觉地登上了三楼，忽然有人大声地叱责她：「你怎么上这儿来啦？下去！」杏儿这才发觉三楼原来是办公的地方，而且在二楼通往三楼的楼梯那儿立著个木牌子：「顾客止步」。她脸红耳热地赶紧转身返回二楼，让她不堪忍受的一声呵斥从她背后传来：「真不懂事！瞎胡窜！」 杏儿的头一回入城经历给她心灵上带来的不是慰藉而是屈辱。她一边往家走一边重整她的自尊心。如果说她爹给予了她一笔可贵的遗产，那么这遗产就是一种高度的自尊，而同自尊相联系的便是一种甘愿为比自己弱小的人提供援助的豪爽。她想那粗暴斥责她误上三楼的人才是真正地不懂事——她爹跟她讲过，她印象很深，北京有条大街叫王府井，王府井当中有座百货大楼，百货大楼从一层到三层都卖货；准是那关于北京百货大楼的印象使得她朝三楼走去，只怪这县里的「百货大楼」没气派，也是暴露出这县里的人没见识——在北京王府井的百货大楼，人人自然都一直要逛到三楼的！ 当她路过城边的自由市场时，只见围了一大群人，她本能地挤过去看，只见当中是一个比娘还老的妇人，在那儿向围著的人哭诉——她好不容易卖出了两只活鸡，得了四块钱，为的是给老伴买药，却不想一出市场，那四块钱就让人给掏了……杏儿没有诉诸理智，她只是被老妇人那只皱缩得象鸡爪子似的手，以及那只手所擦拭的翻著红眼睑的一双混浊的眼睛所打动，便一下子挤到了最前面，从怀里取出包钱的手绢包，打开手绢，从自己的那一叠里，取出两块钱来，递到了老妇人手中。她只简单地说：「大娘，俺给您补上一半。再多俺也不能了。俺娘还等俺送钱回去呢。」旁边的人嗡嗡地议论起来，杏儿一边挤出人群一边高声地说：「不要脸的贼儿，良心让狗给叼了！瞅见了吗？俺这儿还有钱呢，有种的到俺这儿试试——咱们今儿个算个总账！」 她扬长而去。人们在背后望著她，以为她会武术；那老妇人千里攥著那两块钱，比丢了钱时还发懵，竟忘了追上去向她道谢。 可杏儿走迷了路。越迷她越慌张，毕竟她是头一回出那么远的门。当太阳渐渐睡进远山，田原的色彩变得暗淡时，她急得流出了眼泪。 终于，绕了好大一个弯子，她才认准了回村的路。天眼看就要黑下来了，杏儿的心象吊桶一般上上下下。她突然感到她十八年所生活的村落是那么渺小，离开城市竟有那么遥远。她从未有过的那么一种孤独感、空虚感袭上了心头。她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没立住，摔倒在地，筐子滚得老远。她爬起来，就势坐在一个土埂上，爽性哭出了声来。 就在这时，有一个声音传入她的耳中：「郭——杏——！」「杏儿——姐！」 这亲切的声音给了她无限的温暖，无限的力量，她一下子跳起来，迎著那声音跑了过去…… 当杏儿终于和枣儿汇合到一起时，她见到的是枣儿一张惶急烦怨的脸。当她和枣儿进到家门时，娘二话没说，伸手就给了她脸上一巴掌。这是多少年来娘头一回动怒打她，可她觉得这一巴掌是那么甜蜜，蕴含著那么多深切的关怀和难以形容的挚爱。她迫不及待地扑进了母亲的怀抱，尖著嗓子大叫了一声：「娘！」 第二天娘原谅了她的一切，包括那舍出两块钱的慷慨行为。 八○年麦秋后，他们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二十岁的杏儿成了家里名副其实的顶梁柱。枣儿高中毕业，试著考了大学，没考上——原也没指望考上，但杏儿一定要枣儿去试试，结果那回他们那个区没有一个人考上，所以大家都心平气和。杏儿和枣儿不让娘再下地 干活，杏儿把地里的活儿包了，由她做主，让枣儿在家里养上了鹌鹑。枣儿有文化，买了养鹌鹑的书，能看懂，能照办，还能针对当时当地的情况灵活掌握，结果成了村里的小专家，带动起五、六户一块儿养起鹌鹑来。县里的食品公司跟他们订了合同，他们不但提供鹌鹑蛋，还提供种鹌鹑和肉鹌鹑。娘在家里专管做饭，还喂了一口猪、十来只鸡，那猪喂著为了过年时宰来自家吃，那鸡喂著为了自家吃蛋。杏儿家眼见著富裕起来，到杏儿进京之前，她家原有的三间房整修了不算，还给枣儿盖齐了三间带廊子的新瓦房。枣儿成了村里最拔尖的几个姑娘的争夺物件，只要他自己下定决心，挑准了人儿，娘和杏儿立时就能给他风风光光地办妥喜事。 是秋收后一个天高气爽的日子，娘、杏儿和枣儿坐在院里柳树下吃饭，杏儿问起枣儿：「你究竟想把谁娶到娘身边来啊？要是红玉，俺可别扭。」红玉是红桃的妹子，随红桃到石家庄去给干部当过保姆，杏儿觉得她们姐俩都太张狂，过去一心想嫁个城里人，如今红桃嫁了村里腰包最鼓的张木匠，红玉一天恨不能往枣儿的鹌鹑窝边来三趟。 枣儿红著脸，笑著说：「姐你放心，她是剃头匠的挑子……」说到这儿，朝杏儿望望，脸更红了，终于，把憋在肚子里多少天不好意思说出来，可又不能不说的话吐出了口：「姐，不办完你的事儿，俺的事儿说啥也不能办。」 娘也望著杏儿，叹出了一口气来。 杏儿心里热烘烘的。娘早私下跟她盘算过。娘也曾提出来，先把她风风光光地送出去，再把枣儿的媳妇风风光光地接进来。杏儿跟娘表白过：「俺不是还没恋上哪个人儿吗？再说，不把枣儿的事从头到尾操持完了，您说俺能先走吗？俺走了就是人家家的人了，回来操持碍手碍脚的，哪能象现在这样甩得开？」娘听了点头。就在那种情况下，娘开始提到了荀大爷，提到了荀大爷生下的跟杏儿同年的磊子哥，提到了杏儿她爹跟荀大爷的非同一般的关系，自然也就提到了当年两个口盟兄弟的「指腹为婚」。在以往生活贫窘的情况下，娘没心思提起这些事，偶尔提及，也只作为一种单调生活中的玩笑式的点缀；然而当家里生活富裕起来以后，娘便觉得原有的差距大大地缩短了，因而那梦幻般的设想，也似乎有了一定的可能性。近来娘嘴里常忽然间冒出这类的话来：「你们荀大爷不知道是不是还住在钟鼓楼那边？」「你们磊子哥不知道找上个什么工作？」「荀大嫂不知娶进了儿媳妇没有？」…… 杏儿越来越成为一家之主，她早用不著在娘和枣儿面前害臊，这天枣儿既然当著姐姐面提起了姐姐的婚事，她便爽性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答，并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枣儿的事俺操持，俺的事说实在的也不宜再拖。俺虚岁都上二十四了，咱们村有几个俺这么大还没出阁的？两个巴掌都凑不齐了。可你们也知道俺眼皮沈，心气高。俺要找就得找个可心可意的。俺这辈子还有个心愿，就是进趟北京城。所以俺打算大秋以后去趟北京，一来看望看望荀大爷荀大妈，二来为枣儿置办点鲜亮的家当，三来呢……也撞撞俺的大运。」 娘和枣儿听她说一句点一下头。就这样，杏儿进京了。她提了老大一个旅行袋，旅行袋里有十盒鹌鹑蛋。按说她出了火车站该直奔钟鼓楼那边去，可是走到公共汽车站一看，站牌上写著的站名里净是让她心荡神驰的站名：王府井、天安门、中山公园……她不由得自己不直奔天安门。她在天安门前排队照了两张像，一张用天安门作背景，另一张用人大会堂作背景。照后一张时，她下意识地想：「这张该是两个人并排站著照啊……」她提著个大旅行袋逛了中山公园，又拐进了故宫，糊里糊涂地从东华门钻了出来，正懊悔自己不该瞎胡窜时，偶然听到身旁的人谈话，才知道王府井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于是她兴致勃勃地走到了王府井，无限激动地走进了百货大楼，她一口气登上了三楼，还下意识地在三楼那儿跺了跺光亮如镜的水磨石地板，内心里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她从三楼往一楼逛，她想起了娘告诉她的话：「你荀大爷喜欢喝酒，你荀大妈最喜欢吃甜的。」于是她在一楼买了四瓶最贵的白酒，想方设法把它们塞在了旅行袋的边上，又去买了三个装在漂亮的盒子里的花蛋糕。这样尽管当她走出百货大楼成了一副怪样子——一手里直提著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一手弯臂提著三盒捆扎在一起的花蛋糕，行走格外累赘，她心里却美不可言。她想她这样走进荀大爷家门时，该可以完全问心无愧了。 她在热心的人们指引下，来到了 8 路汽车站，并且恰好遇上了一辆不算太挤的车，又顺利地坐到了鼓楼跟前。剩下的事，就是找那条胡同和那个院门了。 啊，这就是鼓楼。鼓楼比她想象的还大，这让她高兴。在鼓楼后身她发现了一口大铁钟。那一定是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