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一个接着一个走了出来，头也不回地走了。最后出来的那名护士，打开了抢救室的大门。端午首先看到的，是守仁在手术台上的那双大脚。整个手术台上都是血，就像刚杀了一头猪一样。各种注射用的空瓶子装了满满一大筐。一名护士小心地把他脑袋上的呼吸罩取了下来。大概是失血过多，他张着嘴，脸色有点发白。另外两名护士拉下口罩，正在交谈着什么。其中的一位，手里托着一块硬纸板，皱着眉头，往上填写各种数据。那台用来检测心脏和血压的仪器，“滴滴，滴滴”地响着，仿佛在重复着一个幸灾乐祸的声音：
失败……失败……失败……
吉士烦躁地问护士，能不能把那个讨厌的机器关掉。护士温和地告诉他，不能。这是抢救的程序之一。现在病人虽说已经死了，但这个程序还没完。病人呼吸停止，测不到脉搏，没有心跳，当然表明病人已处于死亡状态。但这仅仅是观察上的死亡。“医学上”真正的死亡，要等待一定的时间长度，也就是说，等到烦人的“滴滴”声戛然而止，才能最终得到确认。具体等多长，护士没有说。
护士将守仁的遗体擦拭干净，又在他身体的各个孔道，塞了些棉花和海绵，用一条干净的白床单，把他裹得严严实实。然后，又将他的双手举起来，抖动他的关节，让他的手臂变得松弛，以便让它十指交叠，平放在腹部。这时，护士才吩咐家属进来，看上最后一眼。
绿珠扶着小顾走进来。小顾刚到门口，身体就软了。几个人只得又把她扶到屋外的椅子上。
端午提醒护士说，死者的嘴巴还没有合上。护士说，这要等到太平间的赵师傅来处理，他有的是办法。
正在说话间，赵师傅推着一辆运尸车来了。
赵师傅用的办法其实也挺简单：一根玻璃绳，穿过一卷卫生纸，让卫生纸抵住死者的下巴，拉住玻璃绳，向上用力一拉，然后将绳子在他的脑袋上打个结。守仁的嘴就闭上了。
按照预先的分工，在遗体告别的前一天上午，端午和家玉匆匆赶往城北的殡仪馆，逐一落实火化的相关事宜。
吉士本来说好也会到场，可他被小秋临时拉去挑选墓地了。
在人头攒动的接待大厅里，为图省事，他们选择了收费昂贵的“一条龙服务”。一个身穿黑色制服的姑娘带他们去挑选棺椁。从纸棺，到雕花楠木棺，有十多种款式和价位可供选择。家玉给小顾打了电话。小顾哭了半天，就让家玉替她全权做主。至于价格，可以不必考虑。家玉就挑选了最贵的一种。看着那具漂亮的棺木，家玉的眉头总算略微舒展开来，自语道：
“我原以为人死了，直接往炉子里一扔，烧掉拉倒。原来还有棺木。”
身穿黑色制服的引导员笑了笑，接住家玉的话茬，临时发挥，说了一通“死人也是有尊严的”之类的高论，弄得家玉立刻又恼火起来。
接下来，他们确定了灵车的档次和规格。这一次，家玉毫不犹豫地定下了最奢华的凯迪拉克。引导员又问她，需不需要“净炉”服务。家玉说，她不明白，所谓的净炉是什么意思。引导员耐心地向她做了解释。
“净炉，就是一个人单独烧。这样至少可以保证骨灰中不会混入另外的亡灵。”
于是，他们选择了净炉。
引导员最后问，在骨灰由焚尸炉抵达接灵窗口的途中，需不需要有仪仗队护送？家玉未加思索，直接拒绝了。
“什么狗屁仪仗队！不就是他们自己的保安吗？何苦白白多交一笔钱？”她旁若无人地对端午嘀咕了一句。看来，她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
他们挑选了一个中型的告别厅，并预定了二十只花篮。家玉还要求与负责焚烧工作的师傅见面。这是小顾特别关照的。
家玉有一搭没一搭地与那个焚烧工说着话，趁引导员不注意，在他白大褂的口袋里塞了一千块钱。
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之后，引导员又特别地嘱咐他们，明天火化时，别忘了带把黑色的雨伞来。家玉问她，黑伞是做什么用的。引导员说，骨灰盒从殡仪馆回家的途中，必须用黑伞罩着。这样，死者的亡魂就不会到处乱窜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他们从殡仪馆出来，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刚走到停车场，家玉就接到了绿珠打来的电话。她说，本来已经和太平间的驼背老赵约好，她和姨妈三点半去给守仁穿衣服。可姨妈犯了头晕病，根本下不了床。“太平间那地方，阴森森的，我一个人可不敢下去呀。”
他们只得驱车赶往医院。
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的西侧，有一条狭长的弄堂。
家玉把车停在了马路牙子上，就去附近找到一家面馆吃饭。大概是嫌面馆的隔壁开着一家寿衣店，面条端上来，家玉一口也吃不下去。
“你怕不怕？”家玉双手托着下巴，忽然对端午笑了笑。
“怕什么？”
“去太平间啊。”
“还好吧。”
“一想到我将来死了，也得如此这般折腾一通，真让人受不了。”家玉说，“呆会儿给守仁穿衣服，我能不能不下去？”
“那你就呆在告别厅里吧。穿衣服应该挺快的，用不了半小时。”
他们从面馆出来，经由一扇大铁门，前往医院的告别厅。太平间就在告别厅的地下室里。绿珠已经在那儿了。她正把包里装着的几瓶二锅头往外拿，说是给驼背老赵处理完遗体后洗手用的，也属于时下流行的丧仪的一部分。
告别大厅的正中央悬挂着一个老头的遗像。“沉痛悼念潘建国同志”的横幅已经挂好了。两个身穿工装裤的花匠正在给盆花浇水。那些花盆被摆放成了U字形。U字当中的空白处，应该就是明天摆放潘姓死者遗体的地方。
驼背老赵正在跟绿珠算钱。手里拿着计算器。他身边还站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是老赵的儿子。他负责给遗体化妆。
绿珠交完钱，又额外地塞给老赵一个装钱的信封。驼背照例推让了半天，这才收了。到了最后一刻，家玉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决定和他们一起下到太平间的停尸房。
他们拎着几大包衣服，跟着老赵父子俩，沿着一条走廊，进了一间异常宽大的电梯，一直下到地下二层。这个太平间，原先也许是医院大楼的设备层，头顶上到处都是包裹着泡沫塑料的管道。走廊也是四通八达，不时有身穿手术服的大夫迎面走来。驼背老赵推开一扇沉重的大铁门，说了声“到了”，他们就走进了停尸间。
墙边有一大排白铁皮的冰柜。守仁的尸体早晨就被取了出来，躺在带滑轮的平板车上，正在化冻。他的边上，是个一头银发的老者。他穿着笔挺的西装，嘴唇被画得红红的。也不知道这人是不是潘建国。
一看到姨父的遗体，绿珠又忍不住小声啜泣起来。家玉搂着她，眼泪也流了出来。经过解冻的遗体，已经看不出当初暴死的那种狰狞。他的胸脯被一大块白纱布严严地包裹起来，不见了当初的惨烈。只是左胳膊上的一块毛泽东头像的纹身，由于收缩或膨胀，略微有些变形。
赵师傅熟练地褪下了守仁手指上戴着的一枚戒指，还有脖子上的一块羊脂玉坠，交给绿珠收着。绿珠哽咽着道：“他的东西，还是让他带走吧。”
老赵笑道：“他是带不走的呀！”
“这么好的东西，烧了也可惜。你就先替姨妈收着吧。”家玉也在一旁劝她。
绿珠却道：“烧了吧。免得带回去，姨妈见了伤心。”
老赵再次笑了一下，又道：“你们都还没明白我的意思。这些东西，我的意思是说，这么值钱的东西，根本就进不了焚化炉的……”
话已经说得十分露骨了。几个人彼此打量了半天，终于全都明白过来。
最后，绿珠想了想，对老赵道：“要不，您老人家收着？”
赵师傅又是一阵推脱，最后千谢万谢，把东西交他儿子收了。
衣服穿好以后，绿珠又提醒老赵说，按照姨夫老家的风俗，“穿单不穿双”，姨妈是特地交代过的。可她数了数，不算帽子、手套和鞋袜，怎么都是十件。不吉利啊！
赵师傅似乎早有盘算，轻轻地说了声“不急”，在守仁的脖子上系上一条领带。
他们离开太平间的时候，端午走在了家玉的右边，有意无意地用身体挡住了她。
他知道，在太平间通往电梯门的路上，他们要经过一段灯光晦暗的过道。那里有一间医院的解剖室。刚才进来的时候，端午无意间看到医院的几个年轻大夫正在做遗体解剖，差一点把刚刚吃进去的面条都吐出来。他不想再让家玉受到任何刺激。
他们在告别室的门外与绿珠道了别，随后就驾车离开了。
开始，家玉一直不和端午说话。当汽车驶上沿江快速公路的时候，家玉忽然看了他一眼，问他有没有留意到太平间隔壁的遗体解剖。
“原来你也看到了？”
“我没敢仔细看。”家玉拉下汽车的遮阳板，“是男的是女的？”
“女的。”端午照实回答。
“你怎么知道是女的？”
端午脸一红，解释道，“因为她的脚是冲着外面的。”
“多大年纪？”
“没怎么看清，大概跟你差不多吧。”
家玉想都没想，就在快速路上踩下了刹车。
那辆本田“吱”的一声，横在马路当中。刺耳的刹车声在身后响成了一片。家玉脸色惨白地从方向盘上抬起头来，对他怪笑了一下，一字一顿地说：
“你巴不得她就是我，是不是？”
一回到家中，家玉就躺下了。她没有参加第二天一早在殡仪馆举行的遗体告别。来了很多不认识的人。小顾说，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她疑心刺杀守仁的凶手，也混在悼念的人群中。吉士和小秋都认为她有点多虑了。
按照原先的计划，守仁的骨灰盒被取出之后，他们直接将它送往预先选好的墓园落葬。在前往墓地的途中，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所有前去送葬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不期而至的小雨，正应了鹤浦一带尽人皆知的一句谚语：
若要富，雨泼墓。
就像小秋所总结的那样，守仁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当老板而已。老实而迷信的小顾，听他这么一说，满脸的阴云总算是散开了。
11
葬礼后不久，绿珠的母亲再次来到了鹤浦。她要将小顾接回泰州去住几天。她对妹妹的精神状况忧心忡忡，有意让小顾换个环境。腊八一过，春节很快就要到了。绿珠也打算回乡下去过年。临行前，她约端午去“呼啸山庄”见了一面。
这天午后，他们沿着高高的江堤散步。
他们就是在这条江堤上相识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长得就像过了好几辈子。绿珠穿着一件她姨妈的水红色丝绵长袄，仍是一副慵懒而散漫的样子。
她告诉端午，“姨父老弟”去世后的那天早上，她们刚从医院回到家中，市公安局的大批警员已经站在楼下的院门外，等候她们很久了。拍照，勘察现场，没完没了地询问。按照守仁的遗言，小顾照例是一问三不知。而绿珠在尚未看到姨父留在电脑E盘的文件之前，也留了个心眼儿，将这一细节瞒过不提。下午，公安局专门又派来一辆车，接小顾去警局做笔录。趁着姨妈不在这个空隙，绿珠赶紧跑到四楼姨父的书房里，打开了那台苹果电脑。
她很快就找到了那个文件夹。
“哪是什么遗嘱！那是‘姨父老弟’写给我的几百首十四行诗。”绿珠道，“这些诗歌在电脑上做了初步的排版和页面处理，姨父甚至还为它配上了她最厌恶的Kenny的音乐，加进了一些不伦不类的插图。有点搞笑。我没法在读它的时候不笑。”
他们已经走到了那座废弃的船坞码头边上。两个人挨着锈迹斑斑的倒坍的钢梁，并排坐了下来，默默地看着远处的江面。阳光也像临终病人的最后叹息，似有若无。江面上几乎看不到过往的船只。没风。
“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有点后悔。”绿珠喃喃道，“还不如当初依了他好了。”
端午隐隐能猜到，绿珠所谓的“后悔”指的是什么。心里忽然也有点难过。
绿珠说，那天下午，她把姨父那些诗打印出来之后，就将整个文件夹都删空了。她坐在书房外的露台上，读那些诗。一边哭，一边笑，呆了整整一个下午。
那个露台被姨父改造成一个花房。花房里养了几十盆花，全都是水仙。开得正艳。一大片令人心碎的铭黄。他其实还是一个大男孩。在虚无、软弱和羞怯中苟且偷生；在恐惧与厌倦中进退维谷。绿珠说，至少守仁在写诗的时候，至少，在他心里的某一块地方，还是纯净的。
她还提到了很多年前的一件往事。
那年，姨父、姨妈回泰州过春节。邻村来了一个戏班子，在打谷场搭台唱戏。绿珠带他们去看戏。不知为什么，在她的记忆中，路上的积雪在有月亮的晚上，竟然是蓝莹莹的。她还记得，那晚演的是扬剧《秦香莲》。她骑在姨父的肩上，抱着他的头。看戏的过程中她很快就睡着了。睡梦中，她在姨父的脖子上撒了一泡尿。
后来，在鹤浦，在她与姨父朝夕相处的那些日子里，每当她想起这件往事，总会有点不自在。有一种令人厌腻的不洁之感。仿佛她和姨父之间，天生就有什么肮脏的勾当。
“昨天下午，我一个人去墓地看他，偷偷地在他的墓碑旁撒了一泡尿。”
“你这又是干什么？”端午不解地问她。
“让他看看。他一直想要我。我没依他。他又缠着我，说，看看行不行？我就是不给他看。是不是有点变态？”绿珠终于笑了起来，露出了一排细细的牙齿。
绿珠说，姨父去世后的这些日子，她想了很多。她对寄生虫一样的生活，已经感到了厌烦。说起将来的打算，绿珠提到了不久前刚刚认识的两个艺术家。
他们是双胞胎，南京人。近来筹集了一大笔钱，在云南的龙孜，买了一大片山地，打算在那儿做一个非营利性的NGO项目。这个项目被称为“香格里拉的乌托邦”，致力于生态保护、农民教育以及乡村重建。兄弟俩力邀她去参加，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她还没想好，到底该不该去。
“毕竟要去外地。我对双胞胎兄弟，也不算太了解。你觉得呢？”
像往常一样，端午一声不吭。他没有直接回答绿珠的问题，只是淡淡地说，福楼拜在晚年曾写过一部奇怪的小说，书名叫《布法与白居榭》。
“不知你有没有看过？”
“没有啊，好看吗？”绿珠问他。
端午若有所思地“唔”了一声，就没有了下文。
长江对岸矗立着三根高大的烟囱。那里的一家发电厂，正在喷出白色的烟柱。烟柱缓缓上升，渐渐融入了黄褐色的尘霾之中。只有头顶上的一小片天空是青灰色的。江水的气味有点腥。靠近岸边的滩涂中，大片的芦苇早已枯黑。浪头从苇丛中滤筛而过，拂动着数不清的白色泡沫塑料。倘若你稍稍闭上眼睛，也可以将它想象成在苇丛中觅食，随时准备展翅高飞的白鹭。
“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绿珠用胳膊肘碰碰他，“福楼拜的小说是怎么回事？讲讲。”
“没什么好讲的，其实故事很枯燥。”端午说，“布法和白居榭是一对好朋友，在巴黎的一个公司里当抄写员。有一天，意外得着了一大笔钱，两个人就做起梦来。他们用这笔钱在远离尘嚣的乡间购置了一处庄园，准备在那儿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知识、理性和对生命的领悟。大致就是这样。”
“后来呢？”
“后来出现了很多他们根本没想到的烦恼。两个人都被想象出来的乌托邦生活，弄得心力交瘁。最后，他们决定重回巴黎，回到原先那家公司，要求去当一名抄写员。”
“这么说，你是不赞成我去云南的。其实，你心里不想让我去，是不是？”绿珠闪动着漂亮的大眼珠。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端午将手里的一根烟捏弄了半天，犹豫再三，最后道：
“如果你一定要让我帮你拿主意的话，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倒不妨去看看。”
“为什么？”绿珠明显地愣了一下。
“去看看也好。我是说，守仁也不在了，你总得找点事做。回泰州去呢？你愿意回泰州去吗？去云南那边看看，也是一个选择。不过，我的意思也并不是说，在还没有搞清楚那对双胞胎身份的前提下，自己先一头扎进去。毕竟，乌托邦这个东西，你知道的……”
“我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绿珠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支支吾吾，从地上站起来，使劲地拍打着身上沾着的锈迹斑斑的锈屑和枯草，冷笑道，“你这人，真的没劲透了。”
随后，她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个船坞。
12
儿子期末考试的成绩出来了。他在全年级的排名跌出了三百名之外。家玉对此似乎早有所料。得知结果之后，只是摸了摸儿子的头，笑道：
“其实已经挺不错的了。全年级一千多号人，人人都在拼命。你能考到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听到她这么说，父子俩都有些讶异。两个人都认为家玉是在说反话。想象中歇斯底里的发作，没有立刻兑现。这也许预示着另一个可能：它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变本加厉。
戴思齐不可思议地考进了前五十。寒假刚一开始，就被学校选拔去北京，参加冬令营去了。儿子为此闷闷不乐。家玉将他搂在怀中，一反常态地宽慰他：
“所谓的冬令营，不过是排着队，打着小旗子，到清华、北大的校园转上一圈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再说，这时候，北京的冬天天寒地冻。啃着干面包，顶着刀子一般的西北风，在朱自清散过步的臭水塘边转上一圈，有什么意思嘛！等到明年暑假，等荷花开的时候，妈妈带你去好好玩一次，怎么样？”
奇怪的是，妻子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触动了伤情。眼泪像散了线的珠子似的，扑扑簌簌地落下来，最后竟至于泣不成声。儿子不明白母亲为何要哭。也许是被她的眼泪震住了，也跟着她掉泪。
端午知道家玉是一个要强的人。儿子这一次考砸了，她的心情之糟，是可以想见的。若若对她处处赔着小心，不失为谨慎之举。“戴思齐的老娘”总是隔三岔五地打来电话，向家玉报告女儿在北京的行踪。她提到，戴思齐在清华园一个名叫“照澜院”的地方，遇见了杨振宁夫妇，还跟他们拍了一张照。变相的炫耀，弄得家玉很快就失去了理智，话里有话地对胡依薇挖苦道：“那你们还不赶紧见贤思齐？”
她甚至开始无端地憎恶起一贯崇拜的杨振宁来。连端午都觉得有点过分。
端午所不知道的是，家玉近来的情绪失控，其实另有原因。
若若的班主任姜老师给家玉打来了电话。儿子作为她所带的班级中“退步最快的学生”，被责令“悔过反省”。姜老师认为，孩子的成绩下滑，主要责任其实还在家长。她要求家玉也要为此深刻反省，写出检查，在两天后的家长会上和儿子的检查一并上交。
这一次，家玉一反常态，对着话筒，恼怒地向平常畏之如虎的班主任吼道：
“你说什么？让我写检查？你他妈的让我写检查？再说一遍，你算老几？啊？你妈的奖金被扣，跟我们孩子有什么关系……”她在电话中骂了好几分钟，全然不顾对方早就把电话挂断了。一气之下，家玉索性连家长会都没去参加。早已准备好送给主科老师的红包，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凭空省下了六千元钱，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吧。
儿子对母亲的隐而不发不太适应，总有一种灾难降临的预感。他打算洗心革面。他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为自己重新制定了详细的“赶超计划”，并将它贴在墙上，每天对照执行。他甚至主动要求母亲给他安排寒假的补习班；几乎每天晚上，他都是抱着“新概念”进入梦乡的；母亲叫他起来洗脚，他仍然睡眼惺忪地背着郦道元的《水经注》。家玉反倒担心起他的身体来。
她不断催促他，约小朋友出去踢球，去公园溜冰，可若若置之不理。母子俩唯一的娱乐，就是在单元楼前的石榴树林边踢会儿毽子。可就这么一会儿，若若也认为纯属浪费时间。
家玉每天去事务所上班的时间要比端午早一点。往常，她在准备早餐时，并不把端午计算在内。她只煮两个鸡蛋。她和儿子，一人一个。端午起床后面对着餐桌，总是一堆残渣，几只空碗。多年来的夫妻生活，让端午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之一就是，妻子为何不顺手多煮一个鸡蛋？
最近一段时间，令人始料未及的变化正在悄悄地发生。蒸锅总是热的。里边不仅有鸡蛋、包子或玉米，还常常有他喜爱的粽子。下班回家，家玉怀里不时抱着一束鲜花。有时是黄玫瑰，有时则是鸢尾和紫罗兰。他们把饭后至临睡前的时间全部用来喝茶聊天。家玉也会把手上的案子说给他听。不是公公给儿媳妇灌农药，就是副总雇凶杀老总。端午听了她的故事不免肝火上升，义愤填膺。家玉却反过来安慰他：
“你老婆是律师，平时接触的总是社会的阴暗面。听多了，就会觉得满世界都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其实这个世界本质上从来没有变。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
有一天晚上，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家玉忽然心血来潮问端午，想不想去看电影。他们叫醒了刚刚熟睡的儿子，开车去了位于市中心的嘉禾影城。她甚至不再阻止儿子吃垃圾食品——“会让人骨头发酥的”可口可乐，“含有地沟油的”炸薯条，“用工业糖精烘出来，且含有荧光增白剂的”爆米花。
他们看完了《纳萨尔传奇》，又去看《花木兰》。
等他们回到家中，天就差不多亮了。
周末的一天，端午从淘宝网上找到了一对美国生产的TRANSPARENT信号线。这对线材他渴慕已久。原价超过两万，可家在仪征的一名转让者只要八千元。光是看着它那蝮蛇般迷人的图片，就让端午心动不已。家玉凑过来看了看，竟然也赞不绝口。另外，她也很喜欢这对线的名字——天仙配。
“奇怪，‘天仙配’这么俗的名字，用来命名一根线，却有了一些说不清的神秘感。”
端午想了半天，也没能想明白，这个名字到底神秘在哪里。
一连好几天，端午都在为要不要订下这对信号线而犹豫不决。可是到了星期一的中午，“顺丰”快递公司把这对线直接送到了他单位的办公室。家玉很快就发来了一条手机短信，只有三个字：喜欢吗。
在那一刻，端午心中被搅得风生水起的，竟然是初恋般波涛汹涌的幸福感。
晚上，端午和家玉并排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听音乐。换上了新买的“天仙配”，声音果然不一样了。小提琴的音色纤柔而飘逸，有着绸缎般的冷艳。还是令家玉着迷的鲍罗丁。还是第二弦乐小夜曲的第三乐章。这一次，家玉完全没什么感觉：
“这是谁的作品？太吵了！能不能换个柔和点的？”
“这已经是最柔和的了。”端午向她解释道，“你不是号称最喜欢鲍罗丁的吗？”
不过他还是很快换了一个曲目。莫扎特的《竖琴协奏曲》的慢板乐章。家玉只听了一小会儿，就说有点困，愁容满面地向他笑了笑，离开了。
她的心思根本不在音乐上。
发生在家玉身上的一系列奇怪变化，让端午迷惑不解，但却让他很受用。他们结婚将近二十年了，他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婚姻生活的平静与甜美。仿佛总是疑心自己不配有这样的好运气，端午也本能地觉察到，这种甜美的寂静中，似乎也夹杂着一些令人不安的东西。
家玉近来的反常举动还包括：
1.她专门去过一次乡下，探望她的父亲。以前，她与父亲很少来往。端午有时提到自己很少谋面的岳父，家玉总是不耐烦地打断他：“我没有父亲，他早死了。”婚后，端午只见过他三次。他每次到鹤浦来，无非是向她要钱。
2.妻子因常常睡过头，误了上班时间。类似的事在过去从未发生。而且，一旦误了钟点，就干脆不去上班。
3.她开始抽烟。有时很凶。
4.她把那辆本田牌小轿车，转让给了单位的一个同事——那个刚刚从政法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他们公司的律助。
而卖掉汽车，据说是为了环保。
端午还没有来得及将自己的疑惑拼合成一个说得过去的答案，谜底就自动向他呈现。小年夜这天晚上，在确认儿子已经熟睡之后，家玉走进了他的书房，将一份打印好的文件放在了他的书桌上。她什么话都没说，轻轻地替他带上门，出去了。
那是一份简单的离婚协议。在这份协议中，庞家玉只主张了一项权利，那就是，唐宁湾的房子归她。虽说事先并无离婚的任何征兆，但端午很清楚，这不是在开玩笑。
他拿起这份协议去卧室找她，家玉正坐在床上看电视。
端午只问了她一句话：
“是不是，有人了？”
家玉的回答也只有一个字：
“是。”
同时，她肯定地点了点头，作为强调。
在卧室里，端午傻傻地愣了半天。他忽然想起了那个盛满精液的避孕套。眼前浮现出一个谢了顶的男人的模糊身影——他们从电梯里出来，老头直接去吻她的嘴。似乎再也没有另外的话可以说，端午便道：
“我出去转转。”
可他下楼之后，在小区里瞎转了一圈，很快又回来了。脸色变得很难看。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能不能先别告诉我母亲？离婚的事，等过完春节再说。行不行？”
家玉狠狠地咬了一下嘴唇，说，她也是这么想的。
第二天上午，端午带着家玉和孩子，打了一辆出租车，赶往梅城陪老人过年。小魏昨天就已返回了安徽老家。母亲还是置办了一大堆年货。熏了香肠。腌了腊肉。压了素鸡。做了一坛家玉最爱吃的酒酿。
她正在一天天地衰老下去。衣服穿得邋里邋遢，佝偻着背，连转个身都要费半天的劲。家玉一进屋，就把厕所边泡着的一盆脏衣服洗了。随后，她又一声不吭地拿起拖把和铅桶，进屋拖地去了。母亲似乎也有点意外。她冲儿子努努嘴，笑道：
“媳妇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勤快？”
她撩起围裙，从里边的口袋里摸出一大把碎钱来，递给端午：“你倒是奓着手！你是做了官来的？你到楼下去买些炮仗回来，晚上让小东西放着玩。今年的年头不好，老遇上狗屁倒灶的事情。晚上我也跟你们出去放两个炮仗，去一去晦气！”
“刚才在来的路上，已经买了。”端午说。
“那你也别闲着！叫上小东西，你们父子俩帮我把春联贴一贴！”
小东西正趴在奶奶床上看电视。他母亲搂着他，不知跟他说了句什么话，两个人都大笑不止。
家玉把地拖完了，又把卫生间里的浴缸刷了一遍。回到客厅里，她挨着母亲坐下，帮她择荠菜。
“你歇歇。忙了这半天，喝口水。”母亲忙道，“这人老了就是不顶用。挖了这一篮子荠菜，腰就痛得直不起来了。”
家玉问她哪里疼，帮她轻轻地捶了捶，又嘱咐她道：“这么大年纪，不要出门挖菜。从集市上买也是一样的。”
她看见母亲的一缕银发挂在额头上，就帮她捋了捋，又道：“要不要，我帮你把头洗一洗？”
“你是闻出我头发里的馊味了吧？”
“是有点油。”家玉笑了笑。
“那就干脆帮我洗个澡吧。”
家玉听母亲这么说，就嘱咐端午将卧室里的红外线取暖器移到卫生间，自己赶紧起身进厨房烧水去了。
端午歪在床上，和儿子看了会儿电视，不觉中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朦胧中，他听见小区的居民楼中，家家户户都传来了在砧板上剁肉的声音。楼下的什么地方，已经可以听到零星的鞭炮声。
婆媳两人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家玉还曾到卧室来过一次，她腰上围着红色的布裙，袖子挽得很高，手里托着一盆刚刚洗净的冬枣，靠在门框上，问他要不要吃。
端午翻了个身，又接着睡去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母亲第一次往家玉的碗里夹菜。老人家一口气喝了六七杯“封缸酒”，微微有了些醉意。渐渐地，就开始说起疯话来。她五岁上死了爹，十三岁被卖到江南当童养媳。她提到了她的第一个丈夫，那个失足坠崖的木匠。说起元庆的姐姐，那个刚出世就夭折了的女儿。
端午担心她一旦向人道起苦情，就会没完没了，赶紧找话来打岔。母亲被端午七拐八绕地这么一搅，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刚才我说到哪儿了？”她看了看家玉，又看着端午。
家玉不做声，只是笑。
母亲忽然叹了口气，对家玉道：“干脆，你也别做我儿媳妇了，做我闺女好不好？”
“好啊。”家玉嘴里答应着，脸上却是灰灰的。
若若早已吃完了饭，一个人趴在窗口看了半天，就嚷嚷着要下楼放鞭炮。端午正准备起身，就听见家玉对母亲道：
“我恐怕得跟端午离婚了。”
端午惊得目瞪口呆。母亲似乎也愣在那里，一时有点不知所措。
“怎么呢？”老太太问道。窗外的焰火忽明忽暗，衬着她的脸一阵红，一阵绿。
“哪有女儿作兴嫁给儿子的道理？”家玉笑道。
母亲回过神来，就把手里的筷子掉了个头，在她手背上轻轻地敲了一下：“你这个死丫头。大过年的，吓我一跳！”
13
正月初三。一大早，小魏就从安徽回来了。她和嫂子大吵了一架。家玉安慰了她半天，又塞给她三百块过节费。因为小魏的提前返回，他们决定当天下午就向母亲辞行。老太太想让若若留在梅城多住几天，可小东西怎么也不肯。
初四。端午去南山的精神病治疗中心探望哥哥。因为离婚之事如骨鲠在喉、芒刺在背，端午只是礼节性地在那儿呆了二十分钟。他从木讷而迟钝的兄长口中，得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这座建成不到十年的精神病院，居然也要拆迁了。
在稍后的电话中，周主任向他证实了这个信息。有人看中了这块地。
“只怪你哥哥当年选中的这块地方太扎眼了！”周主任在电话中笑道，“不过呢，拆迁了也好。这么好的一块地方，用来关精神病，有点资源浪费，阿是啊？毕竟精神病人又不懂得欣赏风景。来噢，日你妈妈，红中独调，把钱唦！”
周主任似乎正在打麻将。
端午提到了当年哥哥与市政府签订的那份协议。周主任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他不是疯了吗？从法律上来讲，疯子已经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了。出牌唦，别老卵！”
初五。端午和家玉带儿子去“黄日观”逛庙会。家玉本想去道观求个签，上炷香，可通往道观的坊巷人潮涌动，根本挤不进去。他们只在弄堂口略转了转，在一处花市上买了一枝腊梅，就匆匆回家了。
那枝腊梅，花瓣薄如蝇翅，就算凑在鼻前，也闻不到什么香味了。
初六。端午百无聊赖地来到吉士的报社。他刚刚升任了社长兼副总编，正在值班。端午本来想跟他说说与家玉离婚的事，可临时又改变了主意。一见他进门，吉士就将搁在办公桌上的那双脚挪了下来，坐直了身体，对他笑道：
“怎么这么巧，那一个刚走，这一个就来了。”
“谁呀？”
“还能是谁呀！”吉士起身给他泡茶，“她正满世界地找你。短信不回，手机也不接，你倒是挺决绝的。”
“她不是回泰州过年去了吗？”端午这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绿珠。
“这丫头，在我这儿磨了一个上午的嘴皮子。不过，人家对我却没什么兴趣。临走，又找我借书。我问她想看什么书，她就翻着大白眼，望着天花板，说是福楼拜写的，两个打字员什么的，半天也没说清楚。不是《包法利夫人》，又不是《情感教育》，那是什么呀？我在电脑上帮她搜了搜，也没搜出个结果来。人家小姑娘溜光水滑的，你用这么冷僻的书来折磨她，也有点太不厚道了吧？”
“只是聊天时随便说起的，我没让她去看。”端午勉强笑了笑。
“你这一随便，小姑娘就晕头转向了。我看她，她八成是着了你的道了。”
“她什么时候走的？”
“刚走。你若早来十分钟，就能撞见她。”
中午，他们就在楼下一家宁夏人开的清真饭馆里吃羊蝎子。吉士说起，春节前，他接到唐晓渡从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问他能不能在鹤浦张罗一次诗歌研讨会，把朋友们请来聚聚。
“我倒是想办这个会啊，可钱从哪里来？”吉士给端午斟满啤酒，苦笑道，“诗人、评论家，再加上记者，少说也得二三十人吧。两天会，外加旅游、吃喝，我初步算了算，没有个三四十万，怎么也弄不像样。守仁要是还活着，倒也好办。他这一走，我们总不能跟小顾开口吧？”
“小顾那里你最好别打她的主意。”端午道，“你们报社能不能出点钱？”
“十万八万没问题。再多不合适。我也刚刚接管财务，脑子里还是一锅粥呢！”吉士道，“我们得想法逮条大鱼才行。”
他们俩在饭馆里合计了半天，也没想出个可以利用一下的“苦主”。
初十。绿珠约他去“天厨妙香”喝禅茶。端午被她缠得没办法，就答应了。绿珠开着Minicooper来接他。他们在小区门外遇见了骑车回家的庞家玉。她大概刚刚从“利军”剪艺店做完头发出来，新发型怎么看都有点土气。
绿珠一下就慌了神，可端午装着没有看见妻子的样子，夸张地吹了一个口哨，对绿珠低声地说了一句“别管她”，大模大样地钻进了汽车的前排。
白色顶棚的Minicooper引擎轰鸣，像箭一样地呼啸而去。
正月十一。端午与家玉去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
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多年来第一次坐公共汽车。空荡荡的车厢里，除了司机和售票员之外，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挨在一起坐着，彼此都有些不自在。想着妻子即将离他而去，另栖高枝，端午的心肠硬了起来。他一心巴望着这件烦心事早点结束。
唐宁湾的房子是用端午的名字买的，因此，他问家玉，要不要去一下派出所，“顺便”把房子的过户手续也一齐办了。
家玉“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声色俱厉地提醒他：“你这分明是赶我走！”
端午咬着牙，扬起了脖子，没有做声。仿佛在说：你硬要这么理解，也可以！
第四章夜与雾
1
家玉是在二月的最后一天离开的。半个多月之后，在徐景阳的提醒下，端午来到了小区的中控室，要求调看28日当天的录像资料。
监控摄像设备完整地记录下了家玉离家时的画面。大约是中午11点半，下着小雪。妻子穿着那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看上去略显臃肿，拖着一只笨重的拉杆箱，在已经变白的路面上走得很慢。快速影像使画面有些滑稽，看上去，就像是民国时代的电影资料：步调僵硬，频率夸张，动作失真。
在小区门口，一个戴耳套的摩的司机走向妻子，向她比划着什么。很快，妻子的拉杆箱，被司机塞进了用铁皮焊成的简易车厢。家玉随后也坐了进去。三轮摩托车奇怪地绕着小区门口的大花坛转了一大圈，最后向东而去，驶离了摄像头的监控范围。
这个多少有点模糊的画面，永远固定了端午对妻子的记忆。仿佛十八年来夫妻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被压缩进了这个黑白画面之中。在往后的日子里，只要一想到家玉，端午的意识总是被这个灰暗的形象所占据：寂静无声，真实而又虚幻，很符合追忆所特有的暧昧氛围。
其实，在家玉离家的前一天晚上，已经有了某些征兆。
孩子熟睡之后，他们在书房的小床上亲热——离婚之后，端午执意在书房支了一张小床，与妻子分床而眠。由于离婚这一事实所带来的心理反应，他觉得妻子的身体多少有点让他感到陌生。他开玩笑似的对家玉说，感觉总有点怪怪的，就像是在睡别人的老婆。家玉则一本正经地提醒他，事实本来就是如此。端午感慨说，自己第一次有了偷欢的感觉，有点竭泽而渔的兴奋。好像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家玉就红了脸，望着他笑。半晌，她又没来由地对端午叹了口气，道：
“你还不如说‘偷生’，更符合事实。”
听她这么说，端午的心情随之变得沉重而又茫然若失。不过，他也没怎么往心里去。
事后，家玉问他，假如她与“那个人”举行婚礼，他会不会去参加。端午认真地想了想，回答道：“不会去。我可没那么无聊。”
他说，尽管已经离了婚，可一看到妻子与陌生人出现在那样一个乌烟瘴气的场合，感觉上还是会受不了。看得出，家玉对他的这个回答很是满意。她突然紧紧地搂着他，端午觉得自己后背的汗衫很快湿了一片。端午不知道自己是真的这么想，还是故意要说出这番话来取悦“前妻”，他有点轻薄地问家玉，能不能透露一点“那个人”的情况。家玉没有答应：
“不告诉你。你就当他是上帝好了！”
拿走了你两本书。
这是妻子给他留下的唯一的一句话。它写在一张撕下的诗歌台历上。日期是2月27日。那张纸片，压在书桌的白瓷茶杯底下。这张日历上，印有波兰诗人米沃什的一首小诗，是陈敬容翻译的：
黎明时我向窗外瞭望，
见棵年轻的苹果树沐着曙光。
又一个黎明我望着窗外，
苹果树已经果实累累。
可能过去了许多岁月，
睡梦里出现过什么，我再也记不起。
这首诗虽说与妻子的离开没有任何关联，却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了浓郁的离愁别绪，让端午瞬息之间五味杂陈，颤肝怵心。端午不由得把脸转向窗户。雪还在下着。雪花在阴晦的天空中缓缓飞舞，飘飘欲坠。街面上的路灯已经亮了。
除了不知道名字的两本书之外，妻子还带走了卫生间里的洗漱用品。应该还有一些随身要穿的衣物和生活必需品。满衣柜的服装，满抽屉的口红和香水，满鞋柜的靴子和高跟鞋，几乎都原封未动。就连摆在床头柜首饰盒里琳琅满目的象牙、绿松石和各式各样的耳坠，也都完好如初。这多少给端午带来了一丝宽慰，仿佛妻子仍然会像往常那样随时回来。
当天晚上，临睡前，眼神有点异样的若若，终于向父亲提出了他的问题：
“妈妈去了哪里？”
端午早早地为这个问题准备了答案。儿子还是将信将疑。第二天，儿子的提问改变了方式：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这也在端午的预料之中。他硬着心肠，为日后对儿子的摊牌埋下伏笔：
“唔，说不好。”
第三天，若若不再为难他。而是一声不响地将自己床上的被褥和枕头与母亲做了交换。端午问他为什么这么费事。若若回答说，他想闻闻妈妈的味道。
泪水即刻涌出了他的眼眶。
父子俩很少交谈。若若成天闷闷的。与妻子一样，他一旦忧郁起来，总爱蜷缩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发呆。
家玉曾给他打来一个电话，询问他银行卡的账号。
“你在哪儿？”端午一听到她的声音，就急不可待地问道。
“还能在哪？唐宁湾呗。小东西这两天怎么样？”
“还行。”
端午将工商银行的卡号向她复述了两遍，随后，他又跟家玉提到了儿子换被褥的事。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在电话的那一头，家玉陷入了漫长的沉默，直到手机中传来嘟嘟嘟的声音。端午以为是掉了线，当他再把电话打过去，家玉已经把手机的信号转到了秘书台。在后来的日子里，端午又尝试着给她打过几通电话。
不是关机，就是“您呼叫的客户，不在服务区”。
三月中旬，在连绵的阴雨中，春天硬着头皮来了。伯先公园河沟边巨大的柳树，垂下流苏般的丝绦，在雨中由鹅黄变成了翠绿。窗外笼了一带高高低低的烟堤。临河的迎春花黄灿灿的；粉白的刺梨和早杏，以及碎碎的樱花，如胭脂般次第开放。如果忽略掉伴随着东风而来的化工厂的刺鼻的臭味，如果对天空的尘霾，满河的垃圾视而不见，如果让目光局囿在公园的这一小块绿地之中，这个春天与过去似乎也没有多少区别。
即便是在夜半时分，当端午坐在北屋书房的写字台前，为自己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煞费苦心之时，他仍能从慵懒的寂静中，嗅到春天特有的气息。他的写作没有什么进展。一连写了六个开头，都觉得不甚满意。
他暂时还没办法使自己安下心来。他低估了妻子离开后可能会有的不适感，低估了共同记忆在漫长岁月中所积累起来的召唤力量。
妻子留下半罐意大利咖啡，让他夜不成寐。
他不安地意识到，庞家玉突然提出与他离婚，或许包含着一个不为人知的重大隐秘。他开始为家玉感到担忧，无法不去猜测她此刻为雨为云的行踪。不管他是否愿意承认，毫无疑问，这正是一种刻骨的思念。
有一天，他去自动取款机上取钱。银行卡里钱的数额突然多出来的部分，把他吓了一跳。不是8千，也不是8万，而是80万。
一直盘踞在他心头的不祥的疑虑，顷刻间被迅速放大。
他决定直接去唐宁湾，打扰一下他的前妻，以及可能正与她同居一室的“那个人”。
2
唐宁湾的房子还未来得及过户到妻子的名下。出于谨慎和不必要的多虑，他在用钥匙开门之前，足足敲了两分钟之久。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它来自于换洗的沙发座套、台布和此刻拉得严严实实的窗帘。客厅墙上，那张裴勇俊的电影招贴画不见了，留下了一块镜框大小的白斑。茶几上的花瓶中，插着一大丛杂色的雏菊，只是如今已经焦枯。
家玉其实最不喜欢雏菊。可每次陪她去花店买花，挑来挑去，最后却总是抱着一大把雏菊回家。由于每次都买回这些廉价的花朵，时间一长，家玉就误以为自己是喜欢它的。从这件事中，也多少可以看到她性格中不为人知的悖谬。
有一次，端午开玩笑地问她，为什么总是竭尽全力地去做她感到厌恶的事情。家玉平静地回答道：“因为这就是我的命。”
尽管房间被收拾得异常整洁，可餐桌上已经有了一层灰白的浮尘。这至少说明，妻子已有一段时间不在这儿住了。卧室的床头柜上，有一只吃了一半的芦柑。一只方方的玻璃茶杯中，立顿茶包浮出了厚厚的霉垢，像奶昔一样。
屋外的花园，被浮薄的朝阳照亮了一角。他还记得，房屋装修时，他和家玉赶往几十公里外的苗圃，挑选蔷薇的花枝。他很少看见家玉那么高兴。如今花枝已经盛大，它们攀爬在绿色的铁栅栏上，缀满了繁密的花苞。在墙根的排水沟边上，种着一片薄荷。此刻，它正在疯长，顽强的生命力，甚至足以将地面铺设的红砖顶翻。
隔壁人家的花园里，有个老太太戴着凉帽，一边捶着腰，一边给韭菜撒草木灰。她是个“自来熟”，而且话特别多。她操着浓郁的扬州口音，骄傲地向端午说起她的儿子。他姓白，在中央电视台上班。端午不怀好意地问她，他儿子是不是叫白岩松。老太太就笑了起来。她说，儿子还没当上那么大的官。可他寄回家来的明信片上，倒是确实有白岩松的签名。他是个司机，是从部队转业过去的。
端午向她打听妻子的情况。老太太说，曾见她在这里住过几天，不过时间不长。最近一晌没怎么见过她。有一次，老太太看见她在花园里给蔷薇剪枝，就割了一把韭菜，隔着花篱，想递给她。可家玉只是鄙夷地瞪了她一眼，理也不理，“文乎、文乎”的。端午不明白老太太所谓的“文乎文乎”是什么意思，便笑着安慰她说，妻子恐怕听不懂她的江北话。他又问老太太，是不是见过别的什么人来过。老太太撩起围裙，擦了擦眼屎，朝他摇了摇头。据她说，妻子常常一个人坐在花园的金银花底下发呆。有时一坐就是半天。
从唐宁湾小区出来，端午的忧虑增加了。他没去单位上班，而是叫了一辆黑车，直接去了大西路上的律师事务所。
在六楼的走道里，他遇见了刚刚从厕所里出来的徐景阳。他是妻子的合伙人之一。本来就长得肥头大耳，去年从一次错误的癌症诊断中幸存了下来，一场虚惊过后，他变得比以前更胖了。他们见过不多的几次面，都是在饭桌上。简单的寒暄过后，徐景阳用餐巾纸仔细地擦了擦肥肥的手指，冷不防冒出一句：“家玉最近怎么样？”让端午吃了一惊。
他愣了愣神，向景阳苦笑道：“我这么心急火燎地赶过来，这句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呀。”
“朋友，你，什么意思？”景阳迷惑不解地望着他。硕大的脑袋里似乎飞快地在想着什么。
“家玉今天没来上班吗？”端午问他。
这回该轮到徐景阳发呆了。
不过，徐景阳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端午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道：“你跟我来。”
他们经由厕所边的楼梯，上到七楼。徐景阳将他领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正在伏案工作的女秘书支了出去。然后，徐景阳十指相扣，端坐在办公桌前，一字一顿地说道：
“年后上班的第一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辰吧，家玉找到了我的办公室。就坐在你现在坐着的椅子上。我以为她是来跟我商量润江区的拐卖儿童案，可她张口就说，‘不论我对你说出什么话来，第一，你不要大惊小怪；第二，你不要问为什么。’我当时也没顾上多想，就立刻点了点头。随后，她就提出了辞职，并要求结算合伙的本金和累计的分红。
“我一个人闷闷地想了半天。毕竟，这太突然了。最后只得问她，钱什么时候要。她说越快越好。随后就站起身来。我看见她的脸色，怎么说呢？有点怪怪的，像是出了什么事。就约她中午到她平常最爱去的‘棕榈岛’喝咖啡，希望能够了解她突然提出辞职的缘由。她在门口站了站，淡淡地说了句，改日吧。随后就走了。我立即把这件事通知了老隋。老隋也觉得过于突然。他说，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找家玉谈一谈。我们俩找到她办公室，可她已经离开了。办公桌里的东西都清空了。”
“她后来没来上过班吗？”
“没有。”徐景阳喝了一口茶，抿了抿嘴，将茶叶小心地吐在了手心里，“她来过一个电话，让我把钱直接打到她指定的银行账户上。财务那边的字，还是我帮她签的。”
“多少钱？”
“大约是八九十万吧。除了她应得的部分，我和老隋商量后，又额外多付了她六个月的工资。毕竟在一起合作了这么久，好聚好散嘛。”
“我能不能抽支烟？”端午问他。
“抽吧。你给我也来一根！”景阳拿过烟去，并不抽，只是让它在鼻孔底下，轻轻地转着。
端午猛吸了两口烟，这才不安地向他提到，家玉自从2月28日离家至今，已经失踪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了。暂时不知道她去了哪里。端午向他隐瞒了他们已经离婚这样一个事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景阳的判断。
“从法律的意义上说，这还不能称之为失踪。”景阳安慰他说。
“你觉得要不要报警？”
景阳想了想，说：“先不忙报警。就算你报了警，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现在最要紧的，是弄清楚她为什么会突然离家。她出走前，你们有没有拌过嘴？吵过架？或者发生过别的什么事？老实说，她突然提出辞职，让我十分意外，我想了好几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虽然知道她不愿意接我的电话，可这两天我还是一直不停地给她打。”
端午微微地红了脸。他犹豫了半天，正打算硬着头皮将妻子失踪前后的事向他和盘托出，忽听见景阳道：
“这样，你回去以后，先把小区的监控录像调出来看一下。如果她是带着旅行包出门的，也许问题不大。没准儿在外面呆个几天，散散心，自己就会回来。”
办公桌上奶白色的电话机响了起来。
景阳抓起电话，慢条斯理地“嗯、嗯”了几句，忽然就暴跳起来，对着话筒大声训斥道：“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所有有关拆迁的案子，一概不接！”随后，“啪”的一声，就撂下了电话。
“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景阳略微调整了一下情绪，接着道，“等家玉回来之后，你真该带她去做心理咨询。”
“你是感觉到，她精神上有什么问题吗？”
“也不一定是精神上。”景阳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问题出在这儿。她当初实在是不该入这个行。干我们这一行的，最重要的是预先就得培养某种超越的心态，不能让自己的感情陷入到具体的事件之中。这玩意儿，你懂的！说到底，就是一个game而已。”
“你指的是法律吗？”
“当然。”徐景阳点了点头。
他看见端午吃惊地瞪着自己，又补充道：“同样是醉酒撞死人，你可援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他死刑，也可以按一般的交通肇事来个判一缓二。从法律的意义上说，有经有权，有常有变。灵活性本来就是法律的根本特征之一。我们先撇开司法腐败不谈，法律当中的名堂经很多。一般人完全搞不懂。最简单的例子，你想想，为什么会有坦白从宽这一说？为什么投案自首或高额赔偿能极大地降低罪责？假如我想除掉你，杀人之后在第一时间投案自首，真心或假意的悔罪，加上高额赔偿，基本上就可以免死。而你如果预先掌握了重大的案底，投案后，因揭发而立功，甚至还可以得到一个更短的刑期。从死者的角度看，这当然不公平。可法律并不真正关心公平。
“我们很可能会误解，认为法律的设定，是以公平和正义为出发点的。家玉不是正规的法律系毕业的，这个弯子，她一直到现在绕不过来。法律的着眼点，其实是社会管理的效果和相应的成本。自从现代法律诞生以来，它就从来没有带来过真正的公平。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完全一样。因此，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法律的条文本身，而是对它的解释和灵活运用。也可以说，没有这种灵活性，就没有法律。不过，话还是扯远了。我的意思是说，家玉的情感太纤细了，太脆弱了。她不适合干这一行。直到离职前，她在阅读案卷的时候，还是会流眼泪。这又何必？太多负面的东西压在她心里，像结石一样，化不掉……”
端午离开的时候，徐景阳客气地将他一直送到电梯口。他嘱咐端午，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都可以随时给自己打电话。
一个小时之后，端午已经坐在小区的中控室了。他很快就查到了28日妻子出门的录像。
他给徐吉士一连打了两个电话，都是占线的声音。等到他终于拨通了吉士的电话，端午乘坐的出租车，已经来到了《鹤浦晚报》的办公大楼前。
徐吉士满脸怒容，正在办公室里大声地呵斥他年轻的女下属。端午与他交换了一下眼神，就坐在门边的沙发上等候。他随手从茶几上拿起一本《三联生活周刊》，翻了翻，又厌烦地扔回了原处。他看见吉士敲打着手里的一摞文件，对那个女孩骂道：
“‘我好好喜欢’是他妈的什么意思？嗯？你是从哪里学来这种不伦不类的腔调？还有这里，‘谏壁发电厂的这种做法，像极了古语所云的，怎不叫刚刚踏上社会的我们感到纠结？若不限期改正，广大干部群众情何以堪？’你这叫什么他妈的句子，谁能看得懂？你说你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谁能相信呢？嗯？你说古语所云，所云什么呀？我看你是不知所云……”
端午听他这么说，忍不住笑了起来。
吉士当上社长，还没两个月，脾气见长不说，在训人方面也很有心得。端午见他骂骂咧咧地把对方训斥了十多分钟，似乎还有点意犹未尽。那个女孩，长得眉清目秀，显得十分单薄，但她并不把领导的盛怒当回事。既不声辩，也看不出有任何紧张。她双手反剪在背后，咬着嘴唇，轻轻地摇摆着身体。为了表示自己认真在听，不时发出娇羞的感叹声：
拉得很长的“哦”；
拉得更长的“啊——”；
莺声燕语的“是这样啊”。
……
徐吉士威胁她：“如果再叫我看到这种狗屁不通的文章，你就给老子卷铺盖走人！”女孩只是夸张地吐了吐舌头，挤眉弄眼地向她的上司做着鬼脸。随后，她脚上的UGG翻毛皮靴，踩着吱吱作响的复合地板，一扭一扭地走了。
办公室里新添了一批家具。屋子里有一股难闻的漆味。吉士的办公桌上，居然也已经摆出了两面色彩鲜艳的小国旗。
即便是女孩走后，吉士的一只手仍然叉着腰。原来是昨天晚上去“醉花荫”打网球，不慎闪了腰，并非故意在下属面前摆谱。
吉士从柜子里拿了两条“黄鹤楼”给他。还有一个印着“抢新一号”字样的铁盒，不知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我在报社呆了七八年，你很少到我的办公室来。”吉士笑道，“可最近的一个月之内，你已经是第二次上门了。有什么事吧？”
端午向他说了家玉的事。出走。离婚。从单位突然辞职。年前的一系列异常举动。她卖掉了那辆红色的本田轿车。在小区监控录像中出现的画面。
吉士静静地听他说话，手却没闲着。等电磁炉上的矿泉水烧开，吉士开了一包“红顶山人”，熟练地用竹夹转动着青花瓷的茶杯，为他洗杯沏茶。他的脸上倒没有什么惊异的表情，半天，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小心烫。”
端午显得有些尴尬。等到他把该说的话说完，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补了一句，“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又是很长时间的沉默。
“会不会去了国外？”吉士让自己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在腰下塞了一块布垫，眼睛看着天花板，“比方说，她嫁给了一个老外。28号离开的那天，是不是有什么人来接她？
“没有。她是坐着一辆三轮摩的离开的。”
“这事真的有点蹊跷。”吉士道，“不过，你现在也没什么好办法。总不能登报寻人吧？既然她已经关了手机，说明她此刻不想与你有任何联络。你所担心的碰到坏人的几率，很小。我劝你把这事先放一放。反正你们不也已经离婚了吗？先不去想它，或许过些日子，答案自己就会浮出水面的。你说呢？”
吉士很快就提到了即将召开的全国性的诗歌研讨会，提到他不久前结识了一个叫张有德的人。他是花家舍商贸集团的董事长。张有德慷慨地答应提供会议的食宿、交通服务以及每个代表高达5000元的出场费。作为交换，徐吉士在报社提供了一个职位，给张有德从民办大学毕业的外甥女，而且保证不让她上夜班。同时，吉士还许诺不定期提供一定的版面，报道集团事务。当然，这些都不过是饭桌上的口头协议。吉士笑道：
“会议一结束，老子拍拍屁股就走人。其又能奈我何？”
会议就定在4月1号到4号。地点就在花家舍。上午开会，下午游玩。吉士已经派人去那里看过了。宾馆就在湖心的一个小岛上。据说环境相当不错。
“会议通知呢？”
“早发了。”吉士掸了掸身上的烟灰，将烟头掐灭，“与会者名单，是我和晓渡商定的。第一天上午是开幕式，沈副市长答应出席。鹤浦的大小媒体全体出动。开幕式之后，紧接着就是第一场研讨会，我看就你来主持，怎么样？”
端午竭力推脱。最后，在吉士的胡搅蛮缠之下，他只答应在第二天上午的会议中，担任讲评人。随后，两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会议的其他细节。聊着聊着，吉士又把话题绕回到家玉出走这件事情上来了。
看得出，即便是在商讨会议的细枝末节，吉士的心里一直在想着这件事。
“你刚才说，家玉还往你的银行卡上打了一笔钱，有多少？”
“大概有80多万。”
“这他妈的太奇怪了！这哪里是离婚啊？倒有点像是……”
端午大致能猜出他想说而又没说出来的话。他的脊背一阵发凉。
端午回到自己居住的小区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半了。儿子若若早已放学。像往常一样，他进不了家门，就坐在门口的一张石桌上，写家庭作业。天已经快要黑了。他的小手和脸颊冻得冰凉。端午一边替他收拾石桌上散乱的书本，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万一儿子问起母亲，他应该如何搪塞。没想到，儿子猛吸了一阵鼻涕之后，忽然仰起脸来，对他说：“妈妈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真的吗？她在哪儿？”端午脱口道。
儿子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反问道：“你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吗？”
“你怎么会接到妈妈的电话？”
“她把电话打到了老师的办公室。当时我正在操场上上体育课。”
尽管端午盘问再三，还是没能从儿子的口中获悉更多的信息。不过，既然家玉给儿子打了电话，至少说明，她现在的状况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糟糕。端午总算略微放了心。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家里一直电话不断。先是小顾，然后是小秋，文联的老田、小史，甚至就连家玉的前男友唐燕升也来凑热闹。
还有许多陌生人。其中有一个人，自称是去年妻子在北京怀柔讲习班的同学，姓陶。这给端午带来了一个错觉，仿佛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发生在他们家庭的小小变故。或真或假的问候与关切，都一律空洞而程式化，不得要领，一律向他索要令他难以启齿的种种枝节。
端午不免在心里暗暗责怪吉士多事。
唯有小史来电中那句无厘头的“恨不相逢离婚时”，让端午开怀大笑。她还像以前一样傻呵呵的。没心没肺，信口开河。她已经怀了孕，正在学开车。看来心情挺好。她说：“早知道你这样的人还会离婚，我就没必要那么急着离开方志办了。”
端午表示听不懂她的话。
小史笑着解释道：“我是你故意丢失的小女孩呀。”
虽说话有点暧昧，可端午听了，心里倒是抖了两抖。放下电话，端午想着她那高大颀长的身体，还是在书桌前发了好一会儿呆。
“戴思齐的老娘”，与他们同住在一个小区的胡依薇，也给他打来了电话。她在电话中絮絮叨叨，反复嘱咐端午“要挺住”，“无论如何都要挺住”。没想到，说到后来，她自己忽然哭了起来，让端午颇感意外。只得反过来胡乱劝慰她。可到最后也没弄清楚，她那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等到儿子放学回来，一打听，才知道，戴思齐自从开学后，竟然一直没去上过学。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也没顾上问。
绿珠给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已经是三月底了。当时，端午正在前往梅城的途中。因为第二天要去花家舍开会，他打算将母亲和小魏接过来住几天，顺便帮着照看一下孩子。他以为绿珠还在云南的龙孜，其实，她是在上海的松江。她在华东第九设计院所属的一个名叫speed-cape的工作室里挑灯夜战，为他们在大山中的“后现代建筑群”进行最后论证。
绿珠的声音中有一种疲惫的兴奋。她说，她每天都与姨妈联络，对端午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如果像她说的那样，她对家玉的出走不可能不知道，但却奇怪地一字未提。她鄙夷张爱玲，却信奉她的一句名言：不要随便介入别人的命运。
她说，她已经连续一个月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在返回龙孜之前，她打算回鹤浦来休息几天。
“你哪都不许去！等着我！呆在家里，老老实实地，乖乖地等着我！”
他很喜欢绿珠撒娇似的命令口吻。
端午“嘿嘿”地笑了两声，还想跟她臭贫几句，可绿珠很不得体地说了句“我现在忙得连撒尿的工夫都没有”，就把电话挂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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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的时候，天还下着小雨。徐吉士开着一辆丰田越野，据说这是他们报社最好的车。由于中午喝了太多的酒，一路上端午都在沉睡。他的头痛得像要裂开似的，偶尔睁开朦胧的醉眼，张望一下车窗外的山野风光，也无非是灰蒙蒙的天空、空旷的田地、浮满绿藻的池塘和一段段红色的围墙。围墙上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标语随时可见。红色砖墙的墙根下，偶尔可以见到一堆一堆的垃圾。
奇怪的是，他几乎看不到一个村庄。
在春天的田野中，一闪而过的，是一两幢孤零零的房屋。如果不是路边肮脏的店铺，就是正待拆除的村庄的残余——屋顶塌陷，山墙尖耸，椽子外露，默默地在雨中静伏着。他知道，乡村正在消失。据说，农民们不仅不反对拆迁，反而急不可待，翘首以盼。但不管怎么说，乡村正在大规模地消失。
然而，春天的田畴总归不会真正荒芜。资本像飓风一样，刮遍了仲春的江南，给颓败穿上了繁华或时尚的外衣，尽管总是有点不太合身，有点虚张声势。你终归可以看到高等级的六车道马路、奢侈而夸张的绿化带；终归可以看到一辆接着一辆开过的豪华婚车——反光镜上绑着红气球，闪着双灯，奔向想象中的幸福；终归能看到沿途巨大的房地产广告牌，以及它所担保的“梦幻人生。”
吉士一路上都在听Beatles。
端午又试着给家玉打了个电话。
当然，还是关机。
当我发现自己处于烦恼之中
玛丽妈妈来到我身边，为我指引方向
让它去
当我身处黑暗的时间
她站在我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