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学而时习之。”朱子注谓：“学之为言效也。”余窃谓，学之义甚广，不当作效字解，使后之为学者只求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所谓依样画葫芦者是也。犹忆中国乾嘉间，初弛海禁，有一西人身服之衣敝，当时又无西人为衣匠者。无已，招华成衣至，问：“汝能制西式衣否？”成衣曰：“有样式即可以代办。”西人检旧衣付之，成衣领去。越数日，将新制衣送来，西人展视，剪制一切均无差，惟衣背后剪去一块，复又补缀一块。西人骇然问故，成衣答曰：“我是照你的样式做耳。”今中国锐意图新，事事效法西人，不求其所以然，而但行其所当然，与此西人所剪之成衣又何以异与，噫！
学术
宋陆象山云：“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孟子》‘始条理者，智之事’，此讲明也。《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终条理者，圣之事’，此践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政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学》言之，固先乎讲明矣。自《中庸》言之，学之弗能，问之弗知，叫之弗得，辨之弗明，则亦何所行哉？未尝学问思辨，而曰吾惟笃行之而已矣，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则事盖未有无始而有终者，讲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犹射者不习于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谓吾能至于百步之外，而不计其未尝中也，故曰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讲明有所未至，财材质之卓异，践行之纯笃，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从容而然，可以谓之圣矣。而孟子顾有所不愿学拘儒瞽生又安可以轻轻之必为而傲知学之士哉！然必一意笃实学，不事空言，然后可以谓之讲明，若谓口耳之学为讲明，则又非圣人之徒矣”云云。余谓宋代学者，偏在践履而不知讲明，故当日象山乃有此论。今之学者，不特不知讲明，而亦并不知土之所业何事，不以国无学术、无人材、无风俗为忧，而断断以国无实业为急务，遂至经生学士负赫赫山斗之名者亦莫不将毕生精神注意于此。顾名思义，尚得谓读书人邪！昔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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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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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
管异之拟言风俗书云：“臣闻之，天下之风俗代有所敝。夏人尚忠，其敝为野；殷人尚敬，其敝为鬼；周人尚文，其敝也文胜而人逐末。三代已然，况后世乎？虽然承其敝而善矫之，此三代两汉俗之所以日美也；承其敝而不善矫之，此秦人魏晋梁俗之所以日颓也。而欲美则世治且安，俗颓则世危且乱。天下之安危，系乎风俗，而正风俗者必兴教化，居今日而言兴教化，则人以为迂矣。彼以为教化之兴，岂旦暮可致者耶？而臣谓不然。教化之事有实有文，用其文则迂而甚难，用其实则不迂而易，夏商成周之事远不可言，臣请以汉论之。昔者汉承秦敝，其为俗也，贪利而冒耻，贾谊所云，孳孳嗜利，同于禽兽者也。自高帝孝文困辱贾人，重禁赃吏，遂不久而西汉之治成。其后中更莽祸，其为俗也，又重死而轻节。逮光武重敬大臣，礼貌高士，以万乘而亲为布衣屈，亦遂不久而成为东汉之治。由是言之，移风易俗，所行不过一二端，而其势遂可以化天下不为难也。”云云。我朝咸同以前，科场弊窦百出，买枪手，通关节，明目张胆，习为故常。及咸丰初年，某案出，朝廷震怒，将当朝宰相柏葰治以重典，天下悚然，由此科场舞弊之风少减。可见风俗之转移，操之自上，朝廷能肃纲纪，实行不过一二端，即足以使上下悚然，洗心革面耳。
政体
国朝潘来上某学士书云：“某闻善为治者，不务为求治之名，而贵有致治之实。孔子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后儒亦言‘有治人无治法’。衰弊之世，法制禁令与盛世无殊，而不能治者，法意不相孚，名实不相副，上下相蒙苟且成俗也。若徒恃科条以防奸，藉律令以止慝，有立法之名，无行法之实，窃恐弥缝掩护之弊，更有甚于前也。假如今制督抚地方官与在京大臣交通者革职，此其所得而禁者，辇下拜往之仪文耳，使在数千里外私人往来，潜通货贿，能知之乎？官吏坐赃满十金者即论死，审能如法，则人人皆杨震、邓攸矣。度今之作吏者能如是乎？夫立法远于人情，则必有所不行，而法故在，则必巧为相遁，掩覆之术愈工，交通之迹愈密，而议者且以为令行禁止、中外肃清也。夫天下未尝无才，其才未尝不能办事，特患不以驱策以激励之，于是以其才智专用于身家，以其聪明专用之于弥缝掩护。设也，一变其习，以其为身家者为朝廷，以其弥缝掩护为拊循保障，则何事不可为、何功不可立？所赖二三大臣为皇上陈其纲领，辨其本末，以实心实意振起天下之人材，以大机大权转移天下之积习，开诚布公，信赏必罚，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万民，纪纲肃而民生安矣”云云。窃谓中国自咸同以来，经粤匪扰乱，内虚外感，纷至迭乘，如一丛病之躯，几难著手。当时得一时髦郎中湘乡曾姓者，拟方名曰“洋务清火汤”，服若干剂未效。至甲午，症大变，有儒医南皮张姓者，另拟方曰“新政补元汤”，性燥烈，服之恐中变，因就原方略删减，名曰“宪政和平调胃汤”。自服此剂后，非特未见转机，而病乃益将加剧焉。势至今日，恐殆非别拟良方不可。昔宋苏轼当哲宗初年，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云：“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兹姑撮录前篇为正本清源之论，倘有医国手出，或有取于此，庶不无小补”云尔。
看招牌
昔有一洋行主人作军装生意者，尝与中国官场酬应，不时宴请各省委员以为招徕。每宴会饭罢，出雪茄烟供客，概用上品，价值不赀。而华客每每食未半辄轻掷之。行主人性素吝且黠，以后宴客即暗易以最劣品之烟，而袭以最上品之烟盒。一日有某省办军装之道员，素自名为熟悉洋务者，至该洋行主人家晚膳。食罢主人出烟供客，道员晌其所装之盒，讶然曰：“咦，我知此品一盒当值拾洋。”即抽取一枝，含嚼之，喷其烟，扬扬自夸曰：“吾说拾洋味道，果不错，果不错。”主人掩口胡卢。噫！西商在中国售洋货，最重招牌，凡有仿冒招牌者，必请官惩办。盖知中国人不论货之优劣，而但看招牌耳。孔子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盖有以夫！
爱才
国朝沈归愚尚书有曰：“昔欧阳义忠公之好士也，士有一言之合于道，不惮数千里求之，甚至过于士之求。公良以国家得一人则转相汲引，至于数世犹享其利，故好之如此其笃。”犹忆昔年张文襄督鄂时，督署电报房有留学生梁姓者，领袖电报房诸生专司译电报事。向例朔望行礼，署中文案委员与电报学士分班行礼，梁学生固与电报房诸生同立一处，文案委员无一与交语者。一日文襄出堂受礼，见梁学生与电报诸生同立，则亲携出班外置诸文案委员班曰：“汝在此班内行礼。”大众愕然。此后文案委员见梁学生则格外殷勤，迥非昔日白眼相待可比。昔日之梁学生，即今日之外务部梁崧生尚书也。余记此非特借以著官场炎凉之世态，亦以志文襄之知人爱才，真有大臣风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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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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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贵重
国朝张尔岐先生《蒿庵闲话》云：“赵宣子囚叔向，乐王鲋欲为之请，叔向弗应。室老咎之，曰，祁大夫必能免我，祁大夫卒免之。其知人之明、处变之度不待言，至一段守身经国远识更不可及。鲋，小人也，小人不可与作缘久矣，况受其脱囚之惠乎？受其惠而与之为异，彼必有辞；徇其所欲，又将失己。君子之受制小人，身名坐隳者，皆自一事苟且阶之。叔向宁不免其身，必不肯受小人之惠，而为所制，大臣之识也。”余谓“小人不可与作缘”一语，最有关系。昔柳子厚因附和王叔文党，身名坐隳，遗恨千古。韩文公谓子厚少年时不白贵重，顾渭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夫以子厚之品之学，一不自贵重，卒不能自展其才，以裨世用。至如今日以夤缘奔竞为能，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尚望其挽回大局，宏济时艰，得乎？
不拜客
唐李习之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云：“凡贤人奇士，皆自所负不苟合于世，是以虽见之难得而知也，见而不能知其贤，如勿见而已矣！知其贤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贤而已矣！用而不能尽其才，如勿用而已矣。故见贤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尽其才而不容谗人之所间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兹有二人焉皆来，其一贤士也，其一常常人也，待之礼貌不加隆焉，则贤者行，而常常人日来矣。况其待常常人加厚，则善人何求而来哉！”丁未年，余随张文襄人都，得识瑞仲兰京卿，彼此契合，恨相见之晚。京卿问余曰：“君公人都，已拜客乎？”余曰：“我不拜客。”京卿曰：“久闻君才学之名冠侪辈，余意君当久经腾达，乃至今犹屈抑在下，令人不解，今闻君言，余乃恍然悟矣！君竟不拜客，正无怪其然也。”彼此相视而笑。
自强不息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余谓此章，即道不远人之义。辜鸿铭部郎曾译德国名哲俄特《自强不息箴》，其文曰：“不趋不停，譬如星辰，进德修业，力行近仁。”卓彼西哲，其名俄特，异途同归，中西一辙，勖哉训辞，自强不息。可见道不远人，中西固无二道也。
犹龙
孔子适周，将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余谓，虞舜，圣人也，而大禹犹戒之曰：“无若丹朱傲。”孔子，圣人也，而老聃亦戒之若此。谁谓孔子之所以成为万世纯粹之圣学者，非受老子此一番之告诫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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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衙门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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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中国人为中国的善治秩序和真正的文明所做的辩护。此书是辜鸿铭的英文代表作之一。1901年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发行。1923年曾由日本人办的《北华正报》社重版再印。主要是辜鸿铭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至庚子议和前后公开发表的英文文章的合集。此时他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当幕僚，故称《总督衙门论文集》。封面的“尊王篇”三个汉字，乃赵凤昌（江苏常州人，曾官至广东巡抚）手笔。
怀念赫尔曼·布德勒（HermannBudler，已故德国驻广州领事）
红红白白的野李花
在寒空中开放，
阳光照射下的丛林
一片美丽的橙黄。
珍珠般的河水清澈透亮，
静静地流向大海。
那灵魂的骚动纯粹只为了
自己能够自由自在。
爱、鲜花和音乐往日都是你的，
但爱对于你
是一种摧折，就像盐海之水
那般辛酸苦涩。
你诚笃的灵魂渴望着
实现更高贵的计划：
梦想高尚时代能够重来，
唉！这只能是梦想。
年复一年地住在河谷之上，
它成为你这个流放异族者的家乡。
的确，你形同流放，因为
这儿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们坐着谈论新式的信条
和古老的学说，
还有那现代的主义，从古至今
滔滔不绝地谈个不停。
你渴望的是
最优和最优者的结合，
要打破那
东方与西方的畛域。
啊，朋友，尽管我们种族不同，
你那高贵的面孔，
那过于苍白的面容，
却水远留在我的心中。
虽然你心胸博大，
但仍容不下世事的悲哀，
当我们还在工作和等待，
你却已撒手离开。
别了！我为你伤心地吟唱，
让快帆将它带到
你那遥远的西方，
直到你安息。
辜鸿铭
原注：此诗作于并发表于布德勒先生去世之时，他1893年在广东走完了人生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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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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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文章，除了其中的一篇之外，都曾在横滨出版的《日本邮报》上发表过，而那篇文章则题为《为吾国吾民争辩书》，于1891年长江教案期间发表在上海。这些文章以现在的形式结集再版，目的在于让更多的读者读到它。我本来希望像以前一样也匿名发表这些文章，但是考虑到这一系列文章中最为重要的篇章创作的特殊背景及其性质，我不得不署上真名了。此外，我公开自己的身份还有其他原因。正如英国人自然会对勋爵之位心存敬慕一样，在华的外国人也会仰慕他们所住地方的总督。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注：意思就是说道德高尚的人关注的是言行是否符合道德的要求，而道德低劣的人只关心地位的高低与实际利益的得失。）因此，当人们知道这些作品不是一个总督写的，而是出自一个总督的幕僚之手时，这些作品可能会因此失去吸引“怀土”诸君的魅力。
鉴于上述原因，这些文章这次便以我的真名面世了。下述戈登先生评价埃及的话，似乎也适用于当前的中国：“异族统治埃及多久，埃及人民的声音被压制多久，那么埃及作为最低等王国的时间就有多久。”
我拟在后面的文章中阐明的道理，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现在呈现出的所谓“和解”状态是非常虚假的。中国国内时局的态势，在去年的一系列事变中达到了激化的顶点——我绝对不会把一切错误都归于外国人身上，而是认为中外双方都有错，正如慈禧太后在她的手谕中所说的那样：“彼此办理不善。”这一认识，也是慈禧太后的清政府企图从欧美列强那里所寻求的解决问题的基点。作为对教案事件的回应，“文明开化”的列强需要的则是——斩首！在被夸大的恐惧感激起的兴奋面前，要求惩罚和复仇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八国联军占据北京以后，列强就已经牢牢掌握了局势。在这里我需要指出的是，此时那些位高权重的政治家们提出这些冷静的，甚或说是冷酷的、顽固的斩首要求，则体现出了一种道德上的自甘堕落和行为上的犬儒主义。所谓的“文明”国度的政治家们需要为此负责，并为之蒙羞——这一行为可以说不比横行在中国北部的西方列强军队的野蛮行径强到哪里去。大清国的亲王和一些大臣在这次事变中自杀，因而导致一些中国人需要对此负责，我确实很同情这些无辜的人。至于慈禧太后，据称她曾说过“人的一生无非一死”这样的话，而但丁则说过，人“无望求得彻底的死”——实际上，慈禧太后就是按照这个“原则”行事的——再引用一句法国革命家丹东的话，“Toutestperduforsl’honneur！”（“除了荣誉，一切都可以舍弃！”）
牛津大学齐舍勒外交学教授蒙特古·伯纳说过，“和平条约必须包括消除一切可能引起战争事端、救济下民报上的冤情并防止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以上是必需的条款。这是谈判者们一定要处理的事情。如果不对这类事情加以有效、清楚地解决，那么接下来的所谓和解，也是虚弱无力的。”时下，驻在北京的外国官老爷们并没有按照这一原则去平息已经出现的事端，他们甚至没有试着去理解那些可怜的人。反而，这些官老爷们竟然主张要拆掉吴淞炮台！我之所以在这里强调“炮台”这个词，乃是想让整个世界关注列强最近硬生生地架在中国国土上的那一座座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测，除非中国的“传教士炮台”问题得到全世界应予以的关注，否则，将来外国人在中国就很难再混下去了——除非依靠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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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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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这些文章中申明的下一件事，详情如下：时下，对于想要在中外贸易中获利的诸国来说，我想，很明显的，也是作为首要条件的，中国必须存在一个好的政府。但是，除非北京的清帝国政府获得足够的自由，并且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能够决定何事对中国的“好政府”来说是正确以及有利的，否则，所谓的“好政府”无疑就是镜花水月。需要我再次阐明的是，欧美列强现在的对华政策，就是支持各省所谓的“开明总督”反对所谓的“反动中央政府”，即慈禧太后和她的顾问们。这一精心谋划并准备贸然付诸执行的政策，实际上旨在分裂清帝国，或者说至少要把中国的政局搅乱，让这个古老的国度陷入到不可救药的混乱与无序中去。可以预见，这一无序与混乱最终将使欧美列强控制中国的迷梦破灭，作茧自缚的他们将不得不再收拾乱局，以让一切回归秩序。
目前，西方人对中国国情和时局的认识不足与他们掌握的相关信息的虚假，其荒谬程度往往令人咋舌。在这一背景下，他们制定、采用的可以称得上是正确、甚或显得比较实用的对华政策，不是“门户开放政策”，而是“让中国人独立”。这一政策应该由列强中的领头羊带头采纳，并努力在道德上强迫、或者以其他方法强制列强中别的国家也同样采用。除此之外，只要能够保证治外法权的享有，列强中的领头羊应该坚持：列强都应该为在华外国人建立一个“好政府”，并进而采取足够有效的措施。为了大不列颠帝国的声誉，我要在此力陈，关于列强应该为所有在华外国人建立一个“好政府”之事，究其所作所为，英国人所做的一丝努力便是在上海设立了不列颠高等法院。一些未谙世事的英国年轻人，他们被任命至各通商口岸领事馆工作——我在这里必须公平地指出，这些年轻人的言行真正体现了“责任”二字的分量，颇为符合人们对于一个英国人的期望。但是现在，这些可怜的年轻人的热情却被压制住了，他们的勇气无法得以彰显。一个英国领事曾经在一桩显然是非正义的案件中，对一个当地总督手下的官员说：“我感到非常抱歉，我无法考虑事件的正义与否，因为我身不由己。”另外一个在华的英国人也曾经写信给我，说：“我必须要依靠您和我之间的友谊，只有您的帮助才可以使我不至于陷入困境（hotwater）中去。您不能告诉任何人我曾经给您写过关于这次冲突（即传教士问题）的信，否则情况会对我极为不利。”诸位请看，可怜的维京海盗的后裔啊，如今竟然连热水（hotwater）都不敢趟了！
作为对列强这一正确政策的回应，并为了更好地执行它，首先，列强应该向中国派遣更优秀、更能干的代理人。爱默生说过：“政府总是在最后关头才会明白，用一个靠不住的代理人，对于国家与对个人同样有害。”现在，一个真正靠得住、真正能干的驻京外国使臣，不用我教他，他也能够明白，他的任务不是教习或者帮助他的同胞们做生意，或者是以兜售信仰、叫卖狗皮膏药、出售铁路股份以及后膛装填步枪来谋生，而是要让他同胞的行为规矩些，以体面、守序的方式做生意，并努力在一个文明有序的国家内建立所谓的“好政府”。已故的新加坡殖民总督理查德·麦克唐纳爵士，他曾经为了改善种植园的中国苦力的生活条件做过一些事情。一个来自英国的代表团为此前来劝他就此事发表一些演讲，他对苦力们说：“别忘了，你们这些种土豆的家伙！是女王陛下派我来统治你们的。”但是，在列强向中国派遣的公职人员中，从政府高官和舰队司令到普通的船长和警察，他们脑子里想的只是不断被邀请参加宴会，发表演讲——在这个前提下，当外国老百姓看到中国义和团兴起和欧美无政府主义盛行的时候，怎么会不感到惊奇？
总之，列强实行的惟一正确的对华政策就是“让中国人独立，并为在华的外国人寻求一个好政府”。但是“门户开放”政策又作何解释呢？是的，只要能够找到一个真正铁面无私的法官，或者至少找到一个像理查德·麦克唐纳爵士那样的官员，让他们可以管束进入中国国门的外国人，使其循规蹈矩，搞“门户开放”倒也没什么。“不过，噢！”刚正不阿的洋清官对我说，“究竟有哪些外国人在中国不守规矩呢？”这个问题就像当年下令钉死耶稣·基督的罗马总督彼拉多问过的话一样可笑——“到底什么是真理？”那么，听着，去年夏天，在天津和北京，就有外国公民、传教士，甚至还有一些外国官员，竟然在中国的大街上极不体面地公开劫掠！《字林西报》，这份在上海出版、并算不上是明察秋毫的报纸也为此感到羞愧，因而不得不在社论中大声呼吁：“难道中国和本国都没有政府当局了吗？谁能来阻止这一可耻事态继续在北京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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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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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罗伯特·赫德爵士带着他为之苦心孤诣而作的学术新作，在世人面前宣称：“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抢劫案件。”因此，很明显，无论是让彼拉多总督做耶稣的法官，还是让像罗伯特·赫德爵士那样脑子里少根“道德之弦”的学者来判断事情的是非，都很不容易。近日，上海一个被称为“玛丽·菲奇夫人”的女传教士，针对那些头脑简单的在华洋人写了一篇文章，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人和西方人，到底谁是魔鬼？”
现在说到最后一点了。我在“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系列文章中曾努力阐明，有人告诉我，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些文章让西方人看了以后会很不愉快，特别是英国人。我想说的是，我是故意以现代英语“公平竞争”的调子来写作这些文章的。我很明白，无论如何，当这种调子被一个中国人所使用时，是很不讨英国人喜欢的，因为现代的英国人相信，或者至少努力让自己相信，他们是维京海盗的惟一后裔。最近，一个英国人在上海对我这样说：“你们中国人很聪明，记忆力很好，但是，我们英国人仍然认为你们中国人是劣等种族。”我并没有反驳这个出言不逊的英国人，也没有争辩说只有死海古猿才没有记忆力，而是想起了曾国藩大人的忠告（见本书第52页）。我温和地笑了笑，并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显得愚蠢。那么，在英国人身上，在他们所有那些让人厌恶的国民性中，最糟糕的甚至还不是他们那种麻木迟钝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傲慢——这种傲慢态度往往会以所谓“冷酷的英国式逼视”把人吓呆。我想说的是，英国国民性中最糟糕的乃是现代英国人满口伪善言辞的语言习惯。在英国人说的所有伪善言辞中，最荒谬和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莫过于他们硬说自己是维京海盗的惟一后裔。身为一个受过近代教育的人，持有这种信仰，真是不可思议——即便这一信仰已被证明只有部分是真诚的。对于这真诚的部分，我不持怀疑态度，但是我不禁要为可怜的现代英国人如此忽视自己所受的教育而感到悲哀。对于时下的现代欧洲文化，如果说这一文化可以承认、包容一切，那么也应该认可孔子说过的这么一句话：“有教无类。”最后，我要认真地给现代英国人一句忠告——前提是听忠告的人知道该把黄油涂在面包的哪一侧——那就是公平合理地参与竞争，将骨子里的伪善清除掉；如果非要保持那份傲慢，那么也请在自己的傲慢中贯之以真诚。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在那些写于近日的札记中要说明的乃是，当今世界上真正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不是在中国——尽管如今中国人正在饱受其折磨——而是在欧美诸国。检验一个国家是否存在无政府状态，并不在于境内或者统治范围内是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无序状态，以及管理不善的状况。“无政府”（Anarchy）一词原来在希腊语中的含义是“无君”，即“没有君主了”。
这种所谓的“无君”或曰“无政府”状态，总共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一个民族或者一国缺乏雄才大略、其才能足以安邦定国的君主；第二阶段，人们开始公开地或者在暗地里不再相信君主政体统治的权威性了；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也是最坏最可怕的阶段，即人们不仅不再相信、承认君主政体统治的权威，甚至开始连“君主统治”这种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政体本身也不相信了——事实上，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人们便丧失了辨识“君主政体”、自身之道德价值甚至人类尊严之所在的能力了！在我看来，现在，欧美诸国——恰恰是这些所谓的“文明国度”，其本身正迅速地堕落至“无政府状态”这一最后和最坏的阶段。德意志诗圣歌德曾在18世纪末以下列诗句哀叹这种时代精神的没落：
Frankreieh’straurigGeschick，dieGrossenmoeen，bedenken；
AbetbedenkenfirwahrsolhnesKleinenochmehr．
GrossegingenzuGrunde；dothwetbesehitztedieMenaeGegendieMenge？
DawarMengederMengeTyrann．
译成英文，意思就是：
DreadfulisFrance’smisfortune，theclassesshouldtrulybethinkthem；
Butstillmore，Ofatruth，theMassesshouldlaytoheart．
Classesweresmashedup;well，then，whowillprotectnowtheMasses
AgainsttheMasses？TheMassesagainsttheMassesdidrage．
上面几句诗的大致意思是——在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暴民们的怒吼声余音未消，该欧陆文明古国所遭遇的不幸让人觉得实在可怕，但是，“肉食者”（theClasses）们真的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了！不过，更为必要的还是普罗大众（theMasses）也应该认真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如果“肉食者”们全部被打倒，那么谁来操心大众们不曾操心过的事，谁来保护彼此争斗的大众们？彼时，所谓“大众”可能已经成为压迫“大众”本身的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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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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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欧美诸国，“肉食者”乃至所谓的“好人”们出于绝望之心态，都开始对本国的“群氓”（或曰暴民）放任不管——甚至部分“肉食者”为了所谓的“民主”而迎合为数众多的“群氓”，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眼下，各国官老爷们惟一要处理的事情，便是以所谓的“爱国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政策去愚弄本国的“群氓”，以转移他们的斗争视线，转嫁本国的统治危机。我们以中国的情形为例：英国的政治家们已经弄得很清楚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导致一个大困局的出现，因此，他们现在通过所谓的“中国协会”，试图愚弄上海那些唯恐天下不乱、希望借机胡作非为的“群氓”，其手段便是拆除吴淞炮台！然而，我认为，当权者应当尽量保持一些“诚实”。我在这里所提的“诚实”，不仅是指财政方面，而且还指理智方面——总之，当权者要老实承认错误，勇敢面对困难。法国先哲伏尔泰说过：C’estlemalheurdesgenshonntesqu’ilssontdeslaches——意思就是“怯懦乃善人之不幸。”中国的圣人孔子也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这里，君子应该追求的“义”，就是我所说的“理智之诚实”或者“诚实之理智”——反过来意思也差不多。最后，歌德的诗句亦足以平静地陈说“义”之微言大义：
Sage，thunwirnichtrecht？WirmossendenPobelbetrigen;
Siehnur，Wieungeschickt，siehnurwiewildersichzeigt！
UngeschicktundwildSindallerohenBetrognen;
SeidnurredlichundsofahrtihnzumMonschlichenan.
译成英文，意思是：
Aren’twejustdoingtherightthing？Themob，wecanonlybefoolthem;
See，now，howshiftless！Andlooknowhowwild！Suchisthemob.
Shiftlessandwildall！SonsofAdamarewhenyoubefoolthem;
Bebuthonestandtrue.Thusyouwillmakehuman，themall.
难道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群氓，我们必须愚弄他们；
你瞧，他们多么懒惰无能！看上去多么野蛮！
所有亚当的子民，当你愚弄他们的时候都是无能和野蛮的；
惟有真诚，才能使他们焕发人性。
我们再回过头来评价评价中国。即便到了眼下的地步，我们也不能说大清帝国已经完全陷入纯粹的无政府或者“无君”状态。去年夏天，八国联军悍然侵占了中国的首都，两宫西狩，洪水肆虐，当整个中国政府机构的运行几乎完全陷于瘫痪时，中国的民众却仍然忠诚地服从于他们认定的权威，并没有起来作乱。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对此深信不疑。总而言之，眼下中国可能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只是一种功能失调，而欧美诸国本身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乃是更要命的组织混乱。
接下来，我想从我的一本书中摘录一段话，以说明当前中国的统治状态——这本书写于四年前，我准备在将其进行压缩后以《中国的治体和公职服务》为书名出版：
“在一个公允无偏的旁观者眼里，中国政治今日存在的弊端实在不是‘误治’，而是‘无治’。所谓‘误治’，是指任意地、没有限制地滥用权力——不受节制的贪官污吏们公然欺上瞒下，残酷、专横地践踏民众的根本利益，伤害他们的感情，乃至盗用、挪用公款，导致贪渎横行的恶劣局面出现。目前，中国政治的腐败尚没有外国人想像得那么严重，但不幸的是，这类事情的确存在。不过，我必须指出，现在此类腐败的情形主要存在于有关‘洋务’的那些部门或者事务上——诸如建立兵工厂、购舰、购置外国机器及战争物资等事。甲午中日战争发生以前，天津（1）出现的情形大抵就是如此。我们将这样一种事物状态称为‘误治’，是非常恰当的，并且这已经成为致使中国公职人员道德堕落的最恶劣根源之一。至于各省的公务部门，其所存在的弊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误治’情形远不如‘无治’情形严重，而所谓‘无治’，就是完全忽视地方的利益和人民的福利，甚至连官员自己所欲求的好处都得不到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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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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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无治’状态，其原因不难找到——为了应付洋老爷们到来所引发的统治危机，也即为了满足列强的侵略野心——洋老爷们称之为‘帝国之目标’，整个清帝国被压榨得油尽灯枯。与此同时，为了维持中央政府的统治，中国各省的地方利益也不得不被忽略了。当太后陛下的政府在全力关注清帝国统治命运的时候，那些封疆大吏们（诸如各总督，或者准确地说，应当称他们为‘制军’大人）被赋予的职责是关注整个帝国的问题和利益，因而，他们手中的权力实际上被无限扩大了。他们不仅享有挥霍公款的特权，甚至开始拥有官员的任免权。至于那些本该对各省或者地方负责的巡抚们，则什么权力也没有了。此外，在现在中国的公职服务体系中，还存在一个寡头政治集团或者说是‘派系’，他们伪装‘进步’，以获取洋人的青睐。当大清政府的政策合乎这些人的洋主子的意愿时，他们便被起用，以管理‘洋务’——这些人一上任，便开始大捞特捞帝国的‘油水’，同时，其他本分的官员，特别是那些须对地方负责的官员，则被抛下与饥民们一道挨饿。”
鉴于上述理由，我想将我要阐明的观点进一步总结，罗列如下：
第一、目前，在中国达成的媾和是虚假的，因为欧美列强并没有原原本本地去弄清中国眼下的“无政府”局面出现的根源。
第二、欧美列强可能在中国施行的惟一正确的政策，只能是“让中国独立，看管好在华洋人，使他们循规蹈矩，安居乐业。”
第三、遍观当今世界，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不在中国，而在欧美诸国。
最后，我还想说明一件事：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件非常伤害我自尊心的事——
如果说中国有人有权利抱怨太后陛下的清政府，那么我就有这个权利。我已经为这个政府工作了十八年，但是至今我仍然停留在刚入职的官位上，始终没有得到升迁。再论及我现在的薪水，甚至还不如赫德爵士手下的一个四等助手。我承认，这种事非常有损于我那颗在西洋诸国培养起来的自尊心。总之，我强调这一现状的意图，与其说是要证明我写上述文字时所持有的正直无私的心态，倒不如说是我想让人们记住这么一个教训：现在，在欧美列强的对华政策之下，如果有人像我这样只关心中国现实的“善治”秩序和真正的文明状态，那么他绝对升不到一个最能使他为国家尽忠效力的位置上，因为这不是列强想看见的事情。反之，那些热爱李提摩太先生兜售的“进步”、“文明”等诸如此类狗皮膏药的人，或者那些欣赏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提出的“秘密满洲政策”的老爷们——这样一些身居中国政府高位、却受洋人操纵的官老爷们，终将使整个国家蒙受耻辱并走向灭亡。因此，太后陛下的政府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完美的。否则，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我就会站在太后身边为她出谋划策了——如果必要，我甚至可以为之献出生命，而不是仅仅通过撰写这本书在国际社会中大声争辩，以维护她的荣誉和祖国的尊严了。
辜鸿铭
于武昌，1901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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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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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臣等愿肝脑涂地，以报圣恩！
——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的真实感情的声明书
箴言
“请记住：一个不满的民族意味着更多的军队。”
——出自一封戈登将军发于毛里求斯的信
中国的事态现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在某些人看来，眼下似乎只有奉行“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的信条，非诉诸武力不可了。然而，本人却宁可倾向于赞同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做法，他在克里特危机发生之后，为了支持海军将领，反对那些只会卖弄口舌的外交官员，应付那场严重的危机，表达了一种不同于“强权即公理”的看法。同样，在中国这里，自这场危机（庚子事变）爆发以来，欧美列强所采取的最为明智的措施，乃是联军司令所发布的那则重要通知。那则通知发得正是时候，它使得中国南方各省的督抚们能够以之安抚其管辖范围内的民众，使他们不必再面对那种正在中国北方蔓延的恐慌。
不过，此时此刻，所有具备思考能力和责任心的人都应该关注的问题是：“所谓‘公理’，它还可行吗？”对于这个问题，长江流域诸省的总督们已经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做出了肯定性的答复。如果说正义还是可行的，那么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就是：如何实行？为了有助于回答第二个问题，本人拟通过报章杂志等媒体提出下列建议：
首先，列强应尽可能快地同意我们的做法，他们必须充分而清楚地说明此次各国联军出兵中国北方的目的，以及他们关于中国之未来所存的意图；列强应专门指派某个人，并令其作为他们的全权代表，去公开地向所有中国人宣布这一消息，而这个人必须具有权威性。
其次，除非列强决定承担统治中国的责任，否则，他们首先应该立即向外界公开保证，在对待我大清国的皇太后陛下时，要与对待我国的皇帝陛下一样，不得侵犯其人身自由、权利、尊严和荣誉。
下面，本人欲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
其一，各总督、各省巡抚以及所有现在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的善治和秩序维持负有责任的人，都绝对不应该同情设立于上海的外国报刊媒体谈到的所谓“新党”。
其二，对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个人及其正统权威所存的感情，那些所谓的“新党”在国内散播、随后又经上海的外国报刊加以附和的断言，绝对是虚妄而毫无根据的。
其三，中国是一个“以孝治天下”的国家，因此，中国最根本的国法乃是基于子女绝对服从父母的原则。作为国母的皇太后陛下在中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得到了中国人的绝对认可，这一点毋庸置疑。
其四，在当前局势中，所谓的“新党”在中国的上海及国外报刊上所散布的种种谣言，以及那些被用来诋毁皇太后陛下的关于其品质、意图和所谓“反动政策”的毫无根据的报导，再加上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很大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由这些谣言所造成的成见使得中国与列强之间的不信任和猜疑增加，破坏了外国使节和皇太后陛下及其政府之间存在的那种原有的良好信任。目前，皇太后陛下要以坦率、自信和坚定的态度去处理帝国政府所面临的许多新困难和错综复杂的问题，因此，中国与列强彼此间重新建立信任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是我接受委托要加以声明的内容。完成这一任务后，我想进一步对这些声明所包括的一些观点提供几点建议，它将有助于人们对这些观点形成更加清晰的认识。
首先，关于中国的所谓“新党”，西方人是十分偏爱和支持的，因为这些自命为“维新人士”的人，声称自己是“进步”人士，是西方文明的追随者，是西方人的朋友。然而，关于这帮政见鄙陋、知识贫乏的年轻狂热分子对所谓“进步与文明”的拙劣模仿以及他们此举的真正意图，我们只要问一问这帮头脑发热的人为什么希望中国进步和强大就可以了。我们可以从康有为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这篇文章被翻译后，发表在《字林西报》上。在这篇文章中，那些所谓的“维新人士”在不经意间就暴露出了他们的真实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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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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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地说，人们对“维新”运动的支持被无端夸大了。这场运动在方兴未艾之时，确实得到了很多热心于“救亡图存”的中国人的支持，因为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感受到了莫大的耻辱。然而，与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样，在这场维新运动中，也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意见，这些分歧也引起了国民的不满。所有这些持不同意见者可以分为两派：一派由一心救国、社会经验丰富且具备出色判断力及辨别力的人组成，他们希望在中国推行近代化改革，希望中国能够进步，对于这些人来说，在西方文明中，只要是同中国现实国情并行不悖、且能使这个古老国度实现长治久安之“善治”事业的事物，他们都会尽可能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尽量使用；至于另一派，我们则可以称之为“过激派”，这个派别由那些聪明的、头脑发热的年轻人组成，这些狂热分子自称是“爱国人士”，其实他们的本质是浮躁的，他们虚荣、自私、野心勃勃，既没有治国的实践经验，又缺乏判断和辨别能力。这帮狂热的年轻人倾向于要求在中国推行彻底、全面的改革，实现快速进步，而毫不考虑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阻碍——即便那样会意味着要冒颠覆大清帝国的危险，他们也在所不惜。究其目的，他们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野心，他们充满无知地设想，以为通过推行这样的激进改革便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中国获得现在西方列强所掌有的财富、权力和荣耀。这就是“新党”——康有为及其党徒的真实嘴脸。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这些狂徒居然还能从西方人那里得到如此之多的同情与支持。这些人之所以整天叫嚷着“维新”和“进步”，是因为他们尽管渴求、艳羡西方人的财富和权力，却又极端憎恨他们——不难理解，这种极度的憎恨正是由前面提到的渴求和艳羡本身所滋生的。因此，他们也恨皇太后陛下，因为他们认为她对列强过于温和。
外国媒体报道说皇太后陛下推行所谓的“反动政策”，并断言这些政策对中国所要追求实现的“善治”事业已产生了恶劣影响，以我之愚见，这些报道是无知、鲁莽又毫无道理可言的。如果想要证明事实与此大相径庭，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即皇太后陛下的政策不仅不“反动”，而且，实际上，大清国能在今日国际社会博得当前的地位，正应归功于她一贯坚持的稳健温和的政策与足智多谋的机会主义的从政风格——这是一个久经政治风浪考验、有着四十年治国经验的国家元首经深思熟虑后所制定的政策——此时此刻，皇太后陛下的存在及其所能发挥的影响，乃是大清帝国保持稳定与团结的惟一保证。
为了证明我的上述观点，我想我不用精心准备什么论据，下面这几个众所周知、简单明了的事实便足以为我证明。
事实之一：翟理士（HebertAllenGiles，1845-1935）博士在他的《中国人名辞典》一书中（第799页），关于皇太后陛下的生平细节是这样记述的：“（慈禧太后）生于1835年。西太后；同治皇帝之母；咸丰皇帝的妃子（在她的儿子同治皇帝登基后，她被提升到与皇后同等的地位，同尊为皇太后）；此外，她还是光绪皇帝的姨母（一说为养母）。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行宫，八个极端仇洋排外的王公大臣被指定为小皇帝的辅政大臣。当时，恭亲王正在北京与英国和法国议和。这个时候，慈禧太后站出来支持恭亲王。在醇亲王的帮助下，那八个排外的辅政大臣被抓了起来，有的处死，有的则恩准其自裁。”
翟理士博士这段不带偏见的历史记述中的最后两句所提供的证据，可以彻底推翻关于皇太后“一贯排外”或“反动”的指控——人们甚至可以反问一句，如果当时皇太后陛下真的排外并站在辅政八大臣一边，那么现在的中国将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事实之二：无论人们用什么样的借口都难以否认，北京的总理衙门诸大臣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中外双方彼此间存在的不信任和猜疑，并进而引发的这场灾难负有责任，因为他们除了公事公办地与驻京各国公使进行官方交往外，同其他一切外国事物都持与之隔绝的态度。另一方面，在北京的当权者中，皇太后陛下是惟一一个尽管身居高位，却愿与外国公使的夫人们交往并成为知心朋友的人，胸怀广阔的她甚至还会请那些外国女人去宫里做客。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感动、令人产生同情感的证据，更能表明皇太后陛下渴望自己以及治下的臣民与外国人和平友好地相处呢？然而，对于那些听风就是雨的新闻界的政客们来说，他们只会从这一切当中嗅到深藏其中的虚伪气息，这一点不假。但是，我相信任何人都会同意——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帝国国母以这种礼貌好客的态度对待外国人，这样的“榜样”岂不会事与愿违地对臣民们产生极坏的影响？除此之外，人们还应记住的是，可能是生怕臣子们指望不上，出于这种绝望心理，皇太后陛下甚至还一度让她的儿子，即年轻的同治皇帝学习起英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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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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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之三：应该承认，我们现在在长江流域诸省享有和平，应归功于坐镇南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大人的智慧、人道和政治家风范——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辜鸿铭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我不便为张（之洞）大人邀功。在眼下这个攸关社稷存亡的关头，幸亏有老成持重的刘坤一大人坐镇南京，南方诸省才得以免遭生灵涂炭之苦。本来刘大人曾屡次乞骸骨，要求退隐，他之所以至今仍担任两江总督之职，应该完全归功于仁厚的帝国女主人的热情挽留与个人恳求。因此，如果说这一事实与皇太后陛下之间还存在某种逻辑联系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人，以及所有外国人——甚至包括那些正凭着一股愚蠢的狂热与冲动在上海的报章上歇斯底里地对皇太后陛下大加诋毁和持有偏见的人——都应该承认，在中国南部我们现在还能幸运地享有和平与安全，归根到底应当归功于皇太后陛下的圣明和远见卓识。可是，迄今为止，有些人竟然还在一味指责她“排外”和“反动”！
如果外国读者对中国过去的四十年历史不熟悉，那么本人恐怕也很难使其懂得，在那四十个灾害频仍、国家动荡的岁月里，身为掌舵之人的皇太后陛下应该需要怎样的政治家风范、胆略、耐心、意志和政治智慧才足以驾驭大清帝国这艘庞大的龙舟？本人在此稍举以下一事，通过此事读者足以对皇太后陛下的伟业做一个管中窥豹的了解。1861年，当皇太后陛下与已故的东宫慈安太后一道（众所周知，后者没怎么承担实际的治国工作）为辅佐同治皇帝陛下而垂帘听政的时候，帝国统辖的内地十八省之中，已有十三个省份正惨遭叛乱的太平军与捻军的蹂躏。皇太后陛下既具备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又拥有完美的德行和智识，她知人善任，并以此激发御下大臣的忠勇之心，使其鞠躬尽瘁，尽效犬马之劳。同时，她还唤醒了举国乡绅的勇武精神。为了辅助她这个照顾着幼主的可怜寡妇，湖南和其他省份的各级乡绅们在曾国藩侯爵的率领下，以其拳拳赤子之心和抑悲之调哭喊着：“Moriamurprorege，regina！”（太后，臣等愿肝脑涂地，以报圣恩！）最终，皇太后陛下得以消弭可怕的叛乱，使整个国家逐渐恢复到往日正常与和平的状态，实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
在前文中我已经谈过“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我曾阐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统治阶层以及士大夫们因忧心国事而产生了极度的耻辱感和绝望感，这是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的源头。从这场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到它突然急剧泛滥，正如我曾说的那样，其中包含了许多思想倾向和形形色色的论调，在中国统治阶层中，甚至还一度存在过因不同派系之间互相倾轧而几乎导致政府崩溃、帝国瓦解的危险。让人称奇的是，正如在所有国家都发生过的政治危机中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在中国，以帝师翁同龢为代表的偏执顽固的极端保守派（或称法利赛派，典出《圣经》），出于彻底的绝望，悍然加入到——更确切地说，是任用了——肆无忌惮的“过激派”（或称“税吏和罪人派”，与“法利赛派”一样，典出《圣经》）中去了。所谓的“过激派”人士则把大清帝国这架精密的国家机器和行政管理工具搞得一团糟。皇太后陛下获悉这一情况后，不得不放弃多年来一直为她所渴望且极其需要的退隐的休养生活，站出来帮助皇帝陛下收拾残局，重新料理国政。现在，人们都可以看到她是如何应付风雨如磐之时局的：皇太后陛下是一个天赋异秉的老练的政治家，她凭着自己那明晰和敏锐的洞察力一眼就探知，在现存所有的政治危机中，两大派别中对于国家有最大之危害的，在于那些极端的偏激狂。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出手，给两种极端的偏激派——极端保守派和过激派的首领以迅速、严厉而果断的打击。她褫夺了翁同龢的一切头衔，不过，总的说来，皇太后陛下对其所做的处置还算宽大——这与其说是她仔细掂量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出于同情朝廷老臣的恻隐之心。她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申明朝廷对其将永不叙用。至于寡廉鲜耻的“过激派”的年轻头目康有为及其党徒，皇太后陛下认为对这些过激分子中表现最为恶劣的人要大加刑戮，以儆效尤，事实证明她这么做是有必要的。此外，皇太后陛下还通令全国，追捕余下的在逃犯。因此，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她就控制住了局势，重新成为帝国的女主人，使国家渡过了危机。
自从这场我所努力描述的危机过去之后，皇太后陛下已经避开了一切极端的道路，她明智且始终如一地坚持其稳健和通权达变的执政风格，在中国的统治哲学中，这叫做“允执厥中”之道。作为帝国政府的最高首脑，她懂得自己应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负责，所以无论她在个人情感上可能同情哪一方，都宣布不许结党营私，即她既不排外也不会媚外，既不反动也不进步。如果非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话，归根到底，我倒倾向于认为她的思想更接近主张“进步”的一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任何一张有关各省高级官员任用状况的名录上推断出来：在选用朝廷和地方官员方面，她按照自己所希望得到的结果而因材施用。因此，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大人与袁世凯这样的洋务办理者，以及保守的徐桐、李秉衡、刚毅、赵舒翘等人，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是冰炭不同器，但在皇太后陛下的指挥棒下却都能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仅此一点，便可表明皇太后陛下的统治手段是多么灵活，其心胸是多么宽广，她在事情的判断和策略的使用上又是多么老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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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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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皇太后陛下之所以成为帝国长治久安的保证，不仅在于其自身的出色执政能力以及其作为政治家的才干，还在于她在中国所拥有的深刻的实际影响。她以太后的身份君临中国四十年以来，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她历尽发捻（太平天国与捻军）叛乱与列强凌侮的重压，先后遭遇丧夫与丧子的变故——尽管她个人生活十分不幸，却一直坚持不懈地关怀她的苦难臣民并给他们指明生活的方向，努力要改变他们悲惨的生活与命运。不用怀疑，所有这一切，都存留在大清国朝野上下士民们的回忆中，太后陛下也因此赢得了他们的一致爱戴，甚至还得到她的臣民们的同情。显然，太后陛下在中国民众心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她统治的合法性应该就在于此。依本人愚见，皇太后陛下受到士民们尊敬与爱戴的程度有多深，就意味着康有为及其党徒有多么卑鄙无耻、丧尽天良。然而，近来的一些事实证明——对于康有为这些本该很了解过去四十年间本国历史的士人们来说——康有为及其党徒受到的惩罚并未有助于缓减从他们对皇太后陛下的憎恨、诋毁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不体面、感情用事和刻毒的情绪。
鉴于此，我忍不住要点明，设于上海的外国报章自以为是地发起的一场针对皇太后陛下个人品质的不正当的非难与不合适的诽谤，对于客居中国的外国侨民来说，这样的有关外国报章的问题让我这个中国人首先站出来提出抗议，实在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无论皇太后陛下她个人有什么样的缺点，至少她维持了这个庞大帝国的秩序，因此，在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才会有如此之多的外国人得以在异乡舒心地安家落户。我们在这里且不提她作为一国之母的高贵身分和崇高地位——作为帝国的女主人，实际上，外国人在她统治的国家里过着宾至如归的安康生活。再单就她的性别、年纪以及她那为全世界众所周知的个人私生活之不幸而言——她从26岁开始就过着长期孤独的孀居生活，她如同一个帝王般日夜为国操劳，同时还要替她年幼的儿子——真正的皇帝担忧。后来（1874年），她惟一的儿子（同治皇帝）突然患病死去，又给她这个慈爱的母亲一次残酷的打击。对于这个可怜的女人来说，如今所剩下的，只是一个饱经风霜的皇太后的头衔以及一个历尽生活苦难折磨的母亲的孤寂心灵。在了解了所有有关这个可怜女人生活的情况后，我想，肯定可以使那些愚昧无知、肆无忌惮的报纸——特别是那些由“文明”的欧洲人经营的报纸——撤回关于皇太后陛下个人私生活所做出的不负责的中伤与恶评。但是，对于眼下的西方世界的情形，当年埃德蒙·伯克（Burke）那句不朽名言说得好：“在欧洲，骑士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接下来，我打算谈谈在本文要谈的问题中最核心也是最难辩出个明白的部分。之所以说它难以辩出个明白来，并不是表明我在解析将要谈的问题的前因后果时有什么危险倾向或偏见，而是因为被日前所谓的“庚子事变”（我指的是不幸的义和团运动）所激起的那种强烈情绪还阴魂不散。如同在“维新运动”中一样，这场运动中事实上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幸的是，对此西方人没能加以区别：其中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防御型民众运动”，它类似于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民兵（fyrd）制或德国的战时后备军制。这种由基层民众结合起来旨在共同防御外敌或对抗社会内部动荡的结社，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而且是完全合法的。每逢国内动乱之时，帝国的中央政府就会鼓励民间组织这种结社。这样一种村社防御制度，过去称之为“保甲”，现代则称之为“团练”。“义和团”的“义”字，在这里的意思是善良、诚实或曰正直（相当于法语中的brave），它的帮规规定，所有成员都必须是善良和忠实可靠的好人，乱臣贼子绝对是要被拒之门外的。而“和”字的意思则是“和睦”与“和谐”，这个字眼意味着“义和团”这一社团原本即是一个友好的团体，同时，其中也包含有mutual（即彼此共有）的意思。至于“团”字，指的乃是一个相同人群之集合，或者说是一个团体。
综上所述，“义和团”最初是一个以练拳术来锻炼身体、保卫国家的社团的合法称谓，广义上它可以被译成“善良、忠实、可靠之民众构成的友好团体”，或“旨在组织共同防御、抵制动乱的良民团体”。为了贯彻这一“义和团”结社的宗旨——即在他们的家乡保卫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免遭贼寇们（也包括居心不良的外国人）的侵犯，这些团体的成员必须练习“拳术”和接受其他一些具备准军事性质的体力训练。此后，这些团体传授给民众的“高尚的自卫艺术”，甚至还包括了中国的古老艺术和学问，而并非仅仅是像社团本身的称谓所显示的那样只是把人们组织起来练“义和拳”。
毋庸赘述，我认为，上述理由就是所谓“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它完全是一种合法的仅具备防御性质的村社组织，其目的在于防御，而不是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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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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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义和团”运动中出现的另外一个倾向——无疑这一倾向的产生应归结于特殊的地方时局——这场运动脱离了原先所应遵循的轨道，使一部分成员变得更富攻击性，进而陷入一种完全失控的狂热状态，无论是对于他们的朋友还是敌人，都成为一大灾难。至于这种狂热状态是如何在这场灾难中达到巅峰的，后面我再做公正的评判。现在我可以这么说：只有当这一事变的全部来由被调查清楚，在相关的所有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盖棺论定地搞清楚究竟是皇太后陛下犯了所谓“邪恶、软弱、判断失误或误信庸臣”之罪行，还是“地方乱局”导致了这场人祸的发生——显然，所谓的“地方乱局”，往往是拜一些居心叵测的外国人甚至是外国公使所赐。因此，外国人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妨碍了皇太后陛下的统治事业，使她无法始终如一地以自己那镇定从容和坚定果敢的从政风格去处理眼下的困局。在前述的“地方乱局”中，我要特别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外国传教士们的传教方式要不要讲究一些策略？二是现在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还很陌生的外国技师大量云集于中国内地，又是开矿又是筑路，这些人该不该受到管束？那些来自希腊、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洋技师们，身上带着那种近代欧洲文明所谓L’hommesensuelmoyen（耽于肉欲的庸俗之辈）的行为举止（即使不是出于他们的个人品行问题），突然出现在贫弱、古朴、淡泊的穿长袍的中国人面前，难免会引发文化上的冲突，中国内地民情不安，与此不无关系。
同时，在事实真相还没有探清之前，我请求欧美列强，乃至诸国的人民不要忘记你们西方人所主张的现代法治的首要原则：无罪推定。我们不要先下判决，在得到充足的证据以后再作宣判也不迟。
在这里，就有人指控皇太后陛下一开始便拒绝镇压、乃至纵容“义和团运动”中的过激行为的观点，本人拟提出反驳，说皇太后陛下一开始就坚决拒绝这么做，是不符合事实的。作为一个政治家，她所拒绝的只是不加区别的一概镇压。对于义和团运动中那些富有攻击性、真正的好战骚乱分子，她命令朝廷官员对其加以剿灭；而对义和团中那些善良的分子，对于那种只具备纯防御性的举动，对于她的人民为了自卫而付出的努力，她却不同意对其加以镇压。皇太后陛下为什么会这样做？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有必要驳斥那种指控她阴谋利用拳民驱逐洋人的说法。对于这一指控，毋庸我多言，具备基本时政常识的人一看到这个就会觉得荒谬可笑。然而，不容我们忽视的是，这种无耻的指控也是有来源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皇太后陛下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乱世就要降临在她的国度，她的臣民将要遭受板荡之灾。这种考虑不仅是出于列强赤裸裸的武装侵略，也是由于国家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大清帝国治下各地可能会陷入一种无法无天的危机状态。
事实上，她以天才政治家的敏锐嗅觉预见到，大清帝国在不远的将来可能要经受一场巨大政治风险的考验，用卡莱尔的话来说，古老的中国也许要陷入一种所谓“警察缺位的社会动乱”中去。可以想像，一个国家陷入这样的状况会有多么可怕。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治下臣民的爱护和关怀，皇太后陛下感到自己有责任鼓励他们做好与动乱做斗争的准备，重新启用这一古老村社制度，让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
诸位请看，寰宇之中任何一个正直的人，能够引用什么样的正义原则去谴责事实上作为一国之主的她这样做呢？实际上，任何一个有良心与道德意识、能理解中国文字所渲染出的那种情感力量的外国人，只要读一读许多皇太后陛下最近颁发的谕旨——那些嘱托各省的督抚们做好准备去保卫委托给他们统治的帝国的神圣领土，以及嘱托她的人民重新组织旨在共同抵御外敌的村社组织即“义和团”的谕旨，就会感到其中充满了无限的怜悯之情和悲怆感，仿佛是一个慈母留给爱子的哀痛的临终告诫，絮絮叨叨而又感人至深：“我可怜的孩子们，你们生不逢时，赶上这亘古未有的多事之秋，为娘我已饱受痛苦和悲伤的折磨，并照顾你们多年。现在我老了，不久以后就要离你们而去。勇敢些，孩子们，你们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去保卫好自己的家园。那个灾难时刻一旦来临，我将不能再照顾你们并与你们一道捍卫帝国的领土与荣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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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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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上述文字中我多少还代表中国人民成功地表达了一点对于皇太后陛下的最个人化的真情实感，那么西方人就应该理解，为什么那些十三四岁的中国男孩能够“昏头昏脑、不顾一切”地向利用现代化杀人利器武装到牙齿的西方军队发起一次次徒劳的冲锋。崇尚近代欧洲科学及其所滋生的物质文明的人们只要一遇到他们不能解释的有关人类灵魂、精神的特别事物，他们都一概称之为“狂热”。然而，何为“狂热”？所谓“狂热”，乃是一种“惟一之冲动”，即主宰人们的心智，能够驱使他们去从事那些需要巨大勇气和英雄气概、需要他们能为之献身的特殊行动或使命——总之，它是一种因渴望保卫他们心中赞美、热爱和崇敬的事物而被激发出的冲动。当这种赞赏、热爱和崇敬被放大到极大限度而越出常轨时，那种勇气和英雄气概也会随之成为个人的永无止境的精神动力源泉，激发出超出常人的力量——是为所谓的“狂热”。
那么，作为一个个体以及作为一个民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和中国人民热爱和崇敬的是什么呢？作为个人，中国人热爱、崇敬其父母双亲，这种情感，为其少年时代所有关于家庭的记忆所萦绕，并被其日常生活经验证明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作为一个民族，生活在儒家伦理与秩序中，中国人民由衷地爱戴、尊敬他们的国母皇太后陛下以及依照她的意志而指定的帝位继承人——皇帝陛下，整个帝国的国运都系赖于她的个人意志。更重要的是，她的个人意志不是无根无据的私人恣意，而是来自这个王朝——迄今为止，该王朝的统治已经惠泽中国人民二百五十多年了。义和团的小伙子们表现出的狂热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心中的这种感情有多深——这种“狂热”，正如我前面所说，是一种依凭无限、超常的勇气而激发出的冲动，它驱使中国人奋不顾身地保卫他们心中最热爱、最崇敬的东西。迄今为止，从总理衙门接收到的所有消息来看，这些消息对导致帝国首都这场危机骤然爆发的原因还无法做出清楚的解释。不过，我最近从非官方途径得到的一则可靠消息，可以立刻阐明那个一直让我弄不明白的问题——根据这一消息，那个让中国人“再也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其实是一则无耻的谣言。这则谣言，正好赶在总理衙门召开那场预定会议之前，像电击一样迅速传遍京城——那就是外国使臣打算逼迫中国政府接受的四项条件之一，即让皇太后陛下归政于皇帝陛下。正是这一谣言，一下子就使得帝国军队的将士以及许多普通民众奋起加入“义和团”，从而导致了这场危机的发生。众所周知，这场危机伴随着大沽炮台的不幸失陷而达到白热化状态。
因此，很明显，中国人针对列强宣战，其真正的Causabelli（宣战原因），以及促使整个大清帝国上下士民都想与西方人开战的实实在在的冲动情绪，乃是源于他们确信列强打算冒犯皇太后陛下，甚或要限制她的自由行动。不客气地说，这场变乱乃是一场“人民战争”，而非一场由政府发动并主宰的战争——事实上，它毋宁说是置政府于不顾的。这就是在这场战争中那些被西方人称为“现代文明战争的严格规则”没有得到认真奉行的不幸原因。
现在，我不知道欧美诸国那些或多或少具备了民主意识的人民，那些陶醉于空泛的“爱国主义”而不能自拔的西方人，他们是否能够或是否愿意记得，在西方过去的历史中，存在一个比现代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更为神圣的字眼：关于这个字眼的含义，我在本文开头已经借用一个词试图加以阐明，它就是Loyalty（忠）——即仆人对于主人的“忠”，孩子为父母尽孝的“忠”，妻子为丈夫守身如玉的“忠”——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即人民为君主而奉献的“忠”。如果“文明”的西方人还记得这个字眼的含义，他们就会懂得，对于整个西方世界，为何全中国的人——而不是中国政府——都会处于战争状态，无可奈何地与整个西方世界进行徒劳的抗争。这个时候，在古老的中国，从南到北，自东徂西，一个声嘶力竭的悲愤声音在空中飘荡：“MoriamurProRege，Regina！”（太后，臣等愿肝脑涂地，以报圣恩！）
说到这里，全文该结束了。我说过，在中国目前所处的境况下，有关“公理是否还靠得住”这个问题，长江流域诸省的总督们已经做出了肯定的答复。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办？”现在，我想我能够用几句话回答这一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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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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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人民的“宣战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列强已经采取措施，或打算采取措施推翻皇太后陛下本人的统治乃至限制她的自由。其次，列强的“宣战原因”则在于北京的列国公使馆被围，急待救援。
显而易见的是，在双方达成和解之前，这两个基本的“宣战原因”必须消弭。事到如今，北京的帝国政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消除了列强方面的“宣战原因”，我敢肯定，列国的公使们一定会被安全地转移到天津。因此，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要看列强方面是否能够或愿意消除中国人民方面的“宣战原因”了。在此，我大胆地补充一点：为了对那些目前正竭尽全力维持治下领域和平状态的总督和其他官员公平起见，列强们应抓紧时间，不失时机地尽快做出决定。眼下，每一次拖延，不仅会使维持和平更加困难，甚至还会削弱获致和平的希望。
附注——
在孔子的祖国鲁国，国君鲁哀公曾经问孔子：“怎样做才能使人民服从？”孔子回答说：“捍卫正义之事，镇压不义之事，人民就会服从；而捍卫不义之事，镇压正义之事，人民就不会服从。”
上面的文章于1900年发表在《日本邮报》上，那是一份在横滨出版的英文报纸，当时还附有致该报编辑的一封信，原文如下——
敬爱的编辑先生：
在请求您刊出这篇文章之前，我想要说明的是，我这一做法完全由我自己负责。文章写作和准备发表的时间是（1900年）7月27日。当时，（张之洞）总督大人刚刚发出那封与坐镇南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大人联署的致英国政府的超长电报，电报的内容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作为“授权声明”，本文所述乃是对那份电报的大略意思的英文翻译。其余的内容则是我自己为了使这一声明便于理解而做的评论。
我先是受张之洞总督委托，准备一份内容为体现他那封电报大意的英文翻译，以供在报章上发表之用。后来，在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下，我不由自主地将其写成一篇关于那封电报内容的长文，总督大人得知此事后，只好收回成命。我没有事先将全文呈送给总督大人，原因之一是为了让他能尽快见到文章的效应，因为要将这篇东西译成适当的中文，要花费我不少时间。而在当时那风雨如磐的时局中，举国士人心中痛苦不堪，为了尽快给皇太后陛下及其治下的中国正名，每一分钟都是珍贵的——那时我打算以这篇文章来拯救北京以及那里的诸国公使。后来，我相信——至今我几乎还愿意相信——如果当时我能够凭借自己的西文写作能力成功地消除或缓解部分外国人针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政府所持的愤激敌对情绪，那么，彼此双方有关人员所遭受的惊恐和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将会有所缓解，从而也更便于当权的“肉食者”们更清楚地了解时局，在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之前提下解决问题。
于是，我设法让文章能够被递到索尔兹伯里侯爵手里，我相信他即便不会出于慷慨，起码也会出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公平竞争”的热爱而会对我的意见做出积极反应。时至今日，此文究竟是否真的被送到侯爵府上，我仍是不得而知。但是，不管它被送达与否，我都没有发现它对大不列颠帝国以及其他列强的对华政策产生我所希望看到的那种影响。
因此，现在，我只好以自己的名义将此文呈现给整个“文明世界”。
由于我打算另撰一文，专门就目前列强的对华政策进行全面的点评，所以，关于列强为何还没有采取能够顺利解决时下的中国问题的政策，在此我将不再赘述。
同时，除在本文已经囊括的建议之外，我再冒昧地补充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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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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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王后陛下，作为西方世界王后之首，应尽快以谦和感人的友好态度直接给中国的皇太后陛下拍一封公开电报——不必用客套的官方语言，而用出自一个王者心灵的质朴语言——对中国的皇太后陛下、她的儿子皇帝陛下以及她治下的人民在目前的困局中所遭受的苦厄，表示同情。
（二）外国公使，尤其是大不列颠的公使，应当制定一个条例，给那些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城市出版的外文或中文报刊划定一些规矩，规定如有报刊胆敢随意发表侮辱或不尊重中国的皇太后及皇帝陛下言论的，要给以严厉处罚。
（三）赫德先生应当指派上海的海关人员出版一份《中华帝国报》（ImperialGazetteofChina），除了定期刊登《京报》的准确译文之外，还要登载一些关于中国国家大事的官方消息——有时可能还有必要对其他报刊上散布的不利谣言加以驳斥。
对于有些读者而言，上述建议中的前两条可能看上去有些感情用事，可是我将借用一句绝妙的法文短语Lapolitiqueducoeur——以不容置疑的极富常识性的实践理性来证明这一“心灵之政治”（Lapolitiqueducoeur）存在并应该被加以推行的必要。中国人，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民族，其文明的基础使得他们更加赞赏、尊崇和畏惧道德的力量，而非外在的物质力量。中国人不能像西方列强那样只愿意肯定外在的物质力量，这种源自对于近代科学的无限迷信的愚昧无知只能使中国陷入道德沦丧的混乱局面。因此，如果西方列强或他们在中国安排的高级代理人真的渴望和平解决中国问题，那么他们越早意识到必须运用真诚、智慧等道德力量，问题就越好解决。
目前，最为急迫的乃是，西方人要使中国人确信他们真的不是“洋鬼子”，而是如他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类。对于这一点，外国报纸——特别是在上海出版的外国报纸——完全丧失了他们的常识。然而，如果那些在华管事的外国人也丧失他们的常识，那将会酿成一场可怕的灾祸。正是借助于这种常识，我才得以站出来为中国人民辩护——甚至为发生在处于“拳祸”阴影中的保定府和太原府的恐怖事件以及参与人员辩护。当年，当英国地方当局动用其全部警察力量也控制不了群氓们的暴力行为，无法制止他们捣毁斯特德（Stead）先生及其朋友们的集会的时候，尊敬的贝尔福先生以其令人钦佩的英国绅士的机智对此加以评论，那时他所使用的就是这样一种常识性论据。在那个场合，贝尔福先生说，人们对于“人性”这种东西不必抱太多奢望。中国人的人性与欧洲人的人性是相同的，具有此种人性的人，当他们获悉一则可怕的预兆（即便是谣言），感到有人要灭绝他们，不让他们活下去的时候，就会做出可怕的事情来与之对抗。而且，中国人民也有一种最质朴深沉的民族感情，这种感情一旦遭到他人的蹂躏和伤害，他们将对此产生可怕的怨恨情感，这种情感能够毁灭一切。
就目前中国的整个局势来看，呈现出的是一种可怕的彼此畏惧的状况——中国人为亡国灭种而感到恐惧；西方人则为他们在华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感到恐惧。赫德爵士身为大清帝国的海关总税务司，遗憾的是，他的相关文章让我这个中国人看到，其所作所为加深了西方人的担忧与恐惧，进而导致了局势的恶化。
我绝不会像赫德爵士那样悲观，因此，我认为，为了缓解这种既有的可怕的彼此恐惧之心理，我正在为中国人和外国人（包括在华所有外国人）做一些有利于他们的好事。
以我目前在这里的职位，以我对于中国政府统治现状的了解以及我在中国三个最大的地方政府衙门——两广、湖广和两江总督衙门任职十六载的阅历，我想强调的是，当下在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消弭一场并非不可能发生的可怕的内战，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足以摧毁一切外国人和中国人有资格享有的真实与合法的权益。这个人就是皇太后陛下，我的这一结论成立的前提是她得到西方人道义以及智识上的大力支持。
因此，我提出了那个常识性建议：我们必须直接求助于皇太后陛下的心智，要使她确信西方人，甚至于那些在华西方人不是“魔鬼”，而是有血有肉的人类。如果说我在上面提出的第二个建议看上去显得有些不公平，那么，我将把它归咎于在上海出版的外国报纸捏造的那一恶毒指控，即指控皇太后陛下试图毒死她的外甥——皇帝陛下。对于这样的恶毒指控，只有当我设想在华西方人都处在一种可怕的恐惧心理状态中时，才可以原谅他们的这种行为。西方人永远不会忘记，在法国大革命中，在雅各宾派上台大搞专政的恐怖时期，前法国王后玛丽·安托万内特（MarieAntoinette）也曾遭受到同样恶毒的指控，当时，她曾无助地替自己简单地辩护道：“我求助于普天之下所有的母亲！”
我认为，提及这一恶毒的指控是必要的。现在，光绪皇帝的健康状况如何，国人众所周知，这是中国国内政局所面临的一个重大危险：陛下身体虚弱至极，而目前经中国的合法政府确定，有继承权的人是端王的儿子，爱新觉罗·溥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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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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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之后，北京的各国公使提出“不可更改的条款”，已将被告人——中国置于辩护之外（horsdedbats）的地位，即不再听被告人申辩就径直宣判并着手执行——这是“文明”的欧洲人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使用过的审判程序。现在，我请求在远东的所有渴望和平的西方人：即便为了你们自身的利益，也应该支持我想出一种办法来制止外国公使即将对中国执行的判决——尤其是对于端王和在目前的灾祸中被指控为“凶犯”的那些人的判决。多年以前，在长江教案引发骚乱时——那时西方人还没有读到我为了解决目前的中国问题而发表的系列文章——承蒙《字林西报》允许，我斗胆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吾国吾民争辩书》的文章。伦敦《泰晤士报》在评论它的一篇社论中认为，它不可能出自一个清国大辫子的手笔，如果是的话，“所用语言将绝不会有那种极其高贵的冷静。”
现在，作为一个没什么名望的中国人，我首次以自己的名义自行负责地站出来公开对世界发言，我想，所谓“文明世界”诸公有权质问我就这一重大问题发表意见的资格。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自我介绍一下：现在你们所看到的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国人，他自幼学在西洋，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在欧洲列国学习语言、文学、历史和制度，成年后他又花了二十年时间去研究祖国的典章制度及文化传统。关于本人的品行，我只能说，尽管现在的我不能自夸是一个ChevaliersanspeuretSansreproche（无可指摘、无所畏惧的骑士），然而我想，那些在华外国人——无论是与我有着私人交往、深知我为人的人，还是从任何途径同我有过接触的人，当我说自己绝不会因做过任何卑鄙无耻之事以取悦、讨好洋人而应该遭到他们的冷遇和唾弃时，他们都会给予证实。
最后，我冒昧地公开请求俄国驻日本公使阁下，请他将我所写的这些东西以我个人名义献上最崇高敬意，呈送给沙皇陛下过目。承蒙沙皇陛下记得，多年以前在他访问汉口的时候，我曾有幸在他和张之洞总督大人之间做过翻译。
另外，我还冒昧地请求德国驻日本公使阁下，也请他转达我的最崇高的敬意，把我的这篇小文呈交给普鲁士的海因里希亲王殿下，他在访问武昌期间，我曾荣幸地得到他馈赠的特别礼物。
如此冒昧而公开地利用他们高贵的名字，我希望能够得到沙皇陛下和海因里希亲王殿下的谅解，因为我是迫不得已这样做的，在此我不仅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也是在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真正文明而大声呼吁。我知道，并且相信，这两位高贵的人都是世界文明与和平最热心的维护者——因为我曾听到他们亲口做过这样的承诺。
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
辜鸿铭于武昌
又及：我不得不极为悲痛地告诉读者，正当我写完上述文字的时候，却传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一世不幸去世的消息，因此，实施我的第一个提议已不可能——女王陛下无法与中国的皇太后陛下进行心灵之对话了。我原本拟通过上述提议，以女王陛下的尊荣来帮助解决中国问题，并维护世界和平与真正的人类文明。如果我的提议变成现实的话，这一心灵对话足以成为女王陛下漫长的帝王生涯中最辉煌的顶峰，也能给她赢得更多的荣誉。但让人难过的是，她刚刚离开了人世，这一提议已经无法实现了。因此，我现在对上述建议略作修改，伴随着我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的最崇高敬意，请俄国驻日本公使阁下再将我的提议呈献给俄国的皇太后陛下——我认为，目前她是最有资格代替女王陛下将这一提议付诸实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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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吾国吾民争辩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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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十五》
近日，鉴于中国底层民众屡屡发起反对在华外国传教士的骚乱，本人拟在此对他们的传教事业、他们为之而做的实际工作以及其传教目的予以检视与调查。在进行这样的检视之后，为了中外双方的共同利益，我想请求外国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即便不是将其全部撤走，至少也应该对目前在中国业已初步成型的整个基督教系统做出一些调整。至于将我这个建议付诸实施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下面我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目前，在华外国传教士们公开宣称，他们传教的目的——这正是我将专门提出来加以检视的——我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提升中国国民之道德
坦白地说，最初中国政府被请求接受在华传播基督教的行为，这一目的理应是合理且合法的。按照他们最初的设想，这样的善行无疑应得到中国政府的全面支持：任何能够提高人民道德水平，并使他们成为更加遵纪守法的百姓和具有高贵心智之公民的计划，花费一切纯粹世俗的东西都是值得的。因此，如果能够证明西方的传教士们以他们目前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手段与方式，将有实现这一目标的些许希望，那么我绝对赞成让他们得到全面的保护——如果必要，我们的政府甚至可以用枪炮和战舰来镇压不服的民众。但是，西方人能够提出让人心悦诚服的证明吗？
如果只是接受具备现代知识的传教士们带入中国的形式上的基督教便能有助于中国人提高其道德水平，使其变得更加善良、高尚，那么人们一定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该民族的那些最优秀分子——即便中国现在很贫弱，西方人也不能否认，在中国仍然存在好人和高尚的人——他们将是最愿意被吸纳入教的人。但是，事情果真如此吗？
我想请求每一位真正了解中国那些最优秀、最有教养的人所思所想的外国人坦诚直白地说，是否有可能将这些人吸纳入教？他们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信仰，是否能够自然而然地容忍传教士们带入中国的形式上的基督教这样一种宗教信仰？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相反，一个公开而残酷的事实是，在中国人之中，只有那些人品最糟糕、为人最软弱无知、最为贫贱堕落的人，才会是第一批响应传教士号召而皈依基督教的人。
我们再来审视一下，除了这些人之外，传教士们还吸纳了什么样的人？如果有人认为我这种观点过于武断而绝对，那么我要求他向我证明，传教士们所吸纳的中国教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不要说其道德水准较高了，即便他们能像那些没有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那样受过教育，或者能像他们一样善良或一样对社会有用也可以。但是，事实是怎么样的呢？我再请求反对我的观点的人向我证明，这些皈依者，这些丢弃了他们先辈信仰的中国人，是否确实听从外国老师吩咐，对他们自己民族既往的历史与传统持既不蔑视也不同情的中立态度？总之，我仍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些孤立地生活在中国社会而为本民族的人所不容的弃民，一旦他们那种意在追求纯粹的金钱利益的希望破灭和其他外在的道德、制度约束消除之后，这些人便会迅速堕落成比目前中国社会中最坏的人还要邪恶的恶棍。如果有任何人怀疑我在此所道出的事实，那么我将请他老人家去读一读太平天国叛乱的历史——将来，这场叛乱会被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史家称为“加入基督教会的中国弃民之叛乱”。很明显，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智识上，太平天国的叛乱分子都属于那种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的典型。
因此，我请求在中国的每一个有评判资格的外国人——也包括那些传教士本人——扪心自问，他们是否完成了传教计划中的这一部分，即通过传播基督教使中国人道德水平提高，让他们变得更加善良、高尚？他们在这方面的活动是否还没有被证明就已经痛遭失败？接着我想进一步发问，特别是问那些新教传士们，这种惨痛的失败是不是促使他们将传教工作重心转向了他们称之为“科学宗教”和“慈善宗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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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吾国吾民争辩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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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外国传教士们的另外两个传教目的。
二、开启中国国民之民智
无疑，这也应该是一项伟大而高尚的工作。如果说世俗的、相对于文化思想交流而言更易于腐烂的商品的交流是必需而有价值的，那么民族之间不朽思想的交流则更为必要，也更有价值。因此，如果能够证明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是一种智识运动，如果传教士们能够证明，他们确实为笼罩于愚昧无知之黑暗中的中国人带来了光明，也就可以说，他们通过融汇贯通更高层次的思想交流使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我希望他们得到中国所有善良之人的支持。但是，我又要发问，现实真的能够证明这一主张吗？
无疑，新教传教士们近年带来了大量他们称之为“科学”和“科学宗教”的东西，他们敢毫不犹豫地告诉传教处所在地方的中国学生们：你们的朝廷官员愚蠢到对月食也会大惊小怪的地步——但是，讽刺的是，在紧接着进行祈祷时他却又会告诉同样一批学生：太阳和月亮至今仍然听命于犹太耶稣会长约书亚，在空中停止不动。然后，他们还会告诉这些学生：《圣经》是一本记载着世界所有事物真实情况的书，是一本由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所口述的圣书。现在，凭心而论，我请求每一个心中尚存以智识启蒙儿童之目的人说，世上是不是还有比这种说教更反科学的东西了？用一个不至于让洋大人们感到过于刺耳的名词，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杂耍”。虔诚的传教士们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我认为，这反而显得更可悲，也更能证明其说教的毒害有多么大，同时又有多么隐晦，杀人于无形！
基于这一观点，我认为，无论新教的传教士们能够给中国人带来多少纯科学的信息，他们同时也引狼入室，带来了一大祸害，这一祸害最终将葬送启蒙中国民众智识的全部希望。因为，为了反对与之同根的“知识杂耍”，欧洲近代所有伟大的人类精神解放者已经与之奋力战斗了数百年——甚至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在继续战斗！的确，对于任何一个完全了解欧洲启蒙思潮发展历史的人来说，那些在欧洲焚烧科学进步书籍、迫害科学家的基督教卫道士，却在中国把自己打扮成科学和智识启蒙事业的斗士，这看起来该是多么奇怪和荒唐可笑！因此，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奋力开拓的传教事业，非但不是真正的智识运动，甚至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耐心浏览完那些以传教名义出版的愚不可及的小册子，就很容易发现这些东西实在无法使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智识上看得起外国人。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们看到这些愚昧的东西正在被强加给中国人民，一方面伴之以传教士的傲慢自大和狂妄放肆，另一方面又伴之以某些外国政府炮舰的威胁，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对那些外国人充满憎恶了。这不是一般的憎恶，而是只有看到他们奉之为至高至圣的东西、那些属于整个民族国家同时也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诸如他们的处世之道，他们的文化和文学的优雅——都处在无可挽回的损伤和破坏的危险中时才能有的憎恶。这，让我在此指出，就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憎恶西方人的根源。
因此，我认为，如果就传教士传播福音这一合理合法的目的本身而言，鉴于人们仍可以抛开其纯粹的基督教外在形式而相信其教义精神，所以它对中国人来说还是有某种好处的，起码没有任何害处。然而，当他们以反科学的“知识杂耍”来传播“科学”的虚伪面目暴露时，肯定连这样一点好处也谈不上了。如果像我曾经指出的那样，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福音的工作已彻底破产，那么我也必定会认为，最近某些传教士关于“科学”和“科学器物”能够使中国强盛的叫嚣（无疑，它带有反对其祖国的终极目的）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欺骗，便是一种幻想。
三、在中国开展慈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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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吾国吾民争辩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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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可以肯定这也是一种值得赞赏的事，但是必须承认，一个世俗的工作，其本身必须以纯粹世俗利益的天平去衡量。如果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活动是并且只是一个纯粹的慈善计划，那么我请求证明：作为一种慈善活动，与它的花费相比，它应有等值的意义。无疑，新教医院和天主教孤儿院对于单个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行善的手段，但是传教士们是否能够证明，这种善行在数量上与它所花费的钱相配吗？且不提其他费用，仅就其本国政府为传教土在中国所提供的特别保护与补偿费用而言，这一切都值得吗？我个人认为，所有这样被花费掉的钱，与其被用于期望传教机构去行善，还不如代之以职业的医生和护士去行同样的善更为值当（如果你们欧洲人愿意的话），在救死扶伤方面，后者的收益不知要大到多少倍，而且也更加能够胜任。如果人们还要认为基督教传教是为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而行善，那么让我再问，他们实际上所做的工作，与他们叫嚷每年都“的的确确”用在中国人民福利事业上的那样一笔庞大的钱款相比，是否值得呢？在欧美人民为支持传教所捐助的数以百万元计的费用中，到底有多少被用于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而又有多少被用于供养传教士及其家眷，用于修建他们漂亮的住房和疗养院，用于支付他们长篇累牍的信笺和邮票费用，或者用于支持他们的讨论会呢？因此，我请问，这种被当作为纯粹的慈善计划的东西，难道不是每个在中国的公正无私的外国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吗？在中国的整个传教事业，难道不只是一个为那些从欧美来的失业的专职人员提供福利的巨大慈善计划吗？对于这种慈善问题，谁也不愿意如此来谈论，但是我认为一旦发现真理，就应该毫无保留。不仅如此，我请求那些心胸最为博大的人们开口说点什么。这些本来受雇而来要带给这个国家和平与亲善的人们，此时却正在对该国政府极尽侮辱和叫嚣报复之能事，而这个政府尽管焦头烂额、困难重重，仍然在忠实地设法保护他们；这些口口声声对这里的人民念着仁慈和宽爱的人们，如今却只是为了那些愚昧之举——甚至于在最近这些骚乱中，即使那些受难最深的合法起诉人在公正的法庭上，也只能证明这些举动并不比可以理解的无知更坏——便以炮弹威胁他们。事实上，我请求那些心胸最为博大之人，当人们对上述这些人仅以真理相告的时候，他们是否有资格要求人们嘴上留情？
不过，我在这里对传教士们道出这番逆耳忠言的目的，并非只是逞自己口舌上的一时之快。前面我已经跟大家说明，他们传播福音的工作已然失败；此外，我还证明，他们那所谓的“传播科学”和“进行智识启蒙”的事业不是一种欺骗，便是一种幻想；进而，我还证明，那些被认为是纯粹的慈善计划的在华传教事业，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为了那些在欧美各国失业的专职人员而设计的巨大慈善计划——像这样一种东西是不值当它的花费的，即便仅以供养他们的钱款而论，也不合算。我之所以要证明这些目的，是要请求每一个具备明达智慧、公正无私的西方人，如果他发现我所表明的（他可以加以补充和修改）观点确实可信，那么我请求他说说看，这种不值得的慈善计划还该不该让它继续为害下去——此时此刻，它所威胁到的东西比它已经损害到的东西要多得多——它不仅威胁到四万万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威胁到欧美各国在中国的巨大的商业、工业和其他利益，并使之危若累卵，面临倾覆之险。因此我认为，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一个危害。
下面，我将证明，目前外国政府支持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既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也是对他们自身利益的损害。我之所以说它对中华民族是一种侮辱，是因为中国的高级官员，那些正雇佣着大批有技术、有教养的外国专家的高级官员，当他们看到连他们所雇佣的这些人也不相信传教士的鬼话，而外国政府却偏要坚持将其作为宗教导师送到中国来“提高中国人民的道德水平”时，他们所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我说它对中国人民是一种侮辱，还因为当外国领事调来炮舰为传教活动撑腰的时候，那些在他们的领事馆干活的中国苦力们却知道，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被那些地位较高的外国人当成道德教师。
再者，它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人的一种侮辱，还是一种导致了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在华传教的侮辱。我已经提到，它对于欧美列国人民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花费——一笔经由他们的政府为传教士及其财产提供专门保障而不得不支付的浪费。此外，在所有这些骚乱中，外国公众只能听取传教士——有偏见的一方的一面之辞，而中国人民的声音他们却听不到。现在，代表那些中国人民，我斗胆提出下列意见，我想每个正直无私的外国人都将认为它是合理的。
一般人都承认，对于一切错误行为，只有两种途径可以加以有效的控制，那就是法律和公众舆论。但是对于在中国的传教士，那些被允许带着comitatus（我称之为中国的“社会弃民”）四处游荡的人，他们的眼中却没有法律，因为他们的领事远在天边，而中国人对之又没有直接审判权。同时，他们也不害怕中国的公众舆论，因为他们只同那些中国弃民，即他们的皈依者们接触，很少有人主动地接触普通中国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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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吾国吾民争辩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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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以为在那些中国人甚至于目前的那些骚乱者受到谴责之前，应该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缺少所谓一般人都必需的两种基本约束力的传教士们，是能够堕落无恶不作的地步的。他们出于对那些中国弃民也就是他们的皈依者的偏心，出于他们自己对于“圣洁”的“高见”，能够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中国人表现得蛮横而放肆，到处插手中国社会事务或对中国老百姓施以小小的暴虐行经。如果有人怀疑就其主体而言，传教士们会做出这些事情来，那么请他去看一看并记下这些人不仅在有关中国人的问题上，而且在只与外国人有关的问题上，“无论何时涉及到传教士自身的事情与私利时，他们在报纸上所发表的言论以及其所持之共同论调和精神”。因此，我说，在中国人受到外国公众舆论的道德谴责之前，请拿出证据来说明这些骚乱不是日积月累的侮辱和伤害所激起的愤慨的总爆发。至于那些关于婴儿及其被挖出的眼珠的骇人传闻，其实不过是点燃这场随时可燃的烈焰的导火索罢了（见1879年爆发的福州乌石山教案的相关报道（15））。
上述这些原因，我认为就是中国民众对于传教士存在于中国的事实持强烈不满的真正原因。至于我称之为“来自欧美的失业的专职人员”这一阶层，他们可以带着中国的弃民在中国的土地上自行其事、无所约束。除了他们身上的纯粹的圣职之外，没有什么是他们不敢侮辱、伤害的，这样的事实让我不得不在此再次强调，这就是中国民众憎恶外国人的根源——它与我在本文第二节（即“智识启蒙”部分）谈到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憎恨外国人的根源有所不同。这样，传教士就对中国人憎恨外国人仅有的两个深层原因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督教传教士在华传教给中国带来的所有灾难，都可以从一个丑恶而凶暴的史实中管窥全豹。这个事实就是我称之为“在华基督教传教团教导出的中国弃民的叛乱”的太平天国叛乱。正是这一暴乱，改变了我们曾经喜爱并自豪地称之为“花国”（FlowerlyLand）（16）的本来面目，就像将一个如花似玉、面带微笑的少女变成一个形容枯槁、憔悴不堪的老妇人一样。
下面，我长话短说，想简单地谈谈传教土在中国的存在为何对于外国的利益也是一种危害。在此，我只需请求所有明智的外国人想一想一个资深外国驻华领事曾对我说过的话：“对于中国人持久的伤害，最终也要伤害到外国人。”因此，如果我所做的关于传教土在中国不是行善而实在伤害了中国人的说明有可信之处，那么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也就必然是对外国人的伤害了。我曾说过，传教士对中国人憎恶外国人负有责任。现在，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憎恨对于外国人不可能有什么好处。面对今日中国的这种危急现状，我坚持认为，此种憎恨已使外国人在华的巨大商业利益和其他利益面临着大大受损的威胁。一切愚蠢和感情用事的憎恨当然应当制止，但那种归根结蒂是正义情绪的憎恨，我相信再多的炮弹也摧毁不了它，那些试图如此行事的人将只能造成混乱，并以伤害他们自己而告终。
现在，传教士们正叫嚷要以炮舰镇压中国人，并试图引导外国公众相信，那些请求外国人在这些教案中不要以炮舰相威胁的官员们不过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但我想，那些了解人民脾气的人应当告诉外国公众，外国炮舰为所谓“传教事业”所发出的第一炮，就将成为一场战争的标志，不是与中国政府的对抗——正如我们迄今为止所经历的对外战争那样——而是一场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传教士们已经在以大声“鸦片战争”相恐吓，但他们应称之为一场“传教战争”。我们现在正饱受这样一场战争的折磨——除非能有一些公正无私、有足够的常识，并富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挺身而出，否则，要阻止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因此，凭着这种常识和正义感，我要说，为了中外人民的共同利益，我极力请求外国政府着手解决中国的传教问题——即便不将其完全撤离，起码也应该对他们做某些限制。我想请问列国政府，这样一种时机是否还没有到来？对于此种传教计划，我已经证明，它不过是救济来自欧美诸国的失业专职人员的一种毫无价值的慈善计划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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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吾国吾民争辩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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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讲出了多年来反复沉思的话，这些话鉴于我个人和其他更深刻的考虑，我一直犹豫未曾出口，不过现在都讲出来了——SohilfmirGott：ichkannniehtanders．（17）（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
一个中国人又及：以上所述，我把新教教会与天主教会的活动等量齐观，并为一谈。然而，如果不在此附上引自埃里松伯爵先生（Comted’Herisson）所著《一位译员在中国的日记》一书中的这个片断，我将有失公正，也不便于人们了解真相的来龙去脉。对于这个富有狂热的爱国精神的伯爵，我可以在此指出，他是那个统帅法军、与英国人一道进占北京的法国将军的译员和机要秘书——这位伯爵先生说：“如果在此不提醒人们注意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战争中起了多么大的协助作用，那么我就缺乏正义感，也没有尊重事实。耶稣会士所呈献给将军的一切情报以及说明情报的准确性的文件，无论是关于我们必经的那些省份的资源的情报，还是关于我们将要在前面碰到的部队人数的情报，都是通过当地耶稣会士获得的——而他们也得通过为他们效劳的中国人来得到这些情报。秘密报告不仅要求对人和事有深入的了解，而且要求提供报告者有真正的勇气，因为我们一旦离开这个国家，这些报告就会使他们受到中国人的可怕报复。耶稣会士在这个时期表现出了热烈的爱国主义和令人钦佩的忠诚。”
现在，我请求每一个外国人说说看——无论他是法国人，英国人还是德国人，中国人民以他们所具有的力量，Ecrasezlleinffame（消灭邪恶者），猛烈地打击怀有这样一种patriotismeardent（爱国主义狂热）的人——就像他们现在所做的那样，在道德上是否还有什么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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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的善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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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当我们在黑暗之中摸索时，正如我们必须在东方所做的那样，最好的道路就是公正行事。
——戈登将军
我认为，现在对列强在中国推行的现行政策加以检讨，不仅有必要，而且时机已经成熟。在这里我只想再次申明，我写这些东西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责任心，并愿单独对自己的观点负责。
一、精神和态度
目前，如果想使中国问题得到稳妥的解决，首要的前提是，列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中国政府及官员采取的政策以及相关指导精神与态度。有位名叫豪斯（E.H.House）的先生，在《日本邮报》上发表文章，在谈到西方各国对日本的政策时，他在文章里这样写道：“外国人炮制了一种说法：即认定日本的政策乃是一个虚饰和欺骗的迷宫。对于日本的任何行动，外国人都无法理解，因而认为它必然是其深藏不露、无所不包的欺骗计划的一部分。这实在是荒谬透顶。但多年以来这种猜忌却构成了欧洲外交的基础。”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也是以往外国列强在与中国交往过程中所有灾祸的根源（fonsetorige）。正是这种到处扩散的猜疑精神，感染了每一个外国使臣，特别是英国使臣，使他们头脑里滋生了一种“黄疸性偏见”——致使他们在中国无论看到什么，都觉得是黄颜色的。
我写这些东西，并非只是企图为中国人辩护，而是为了真理。我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国人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绝对缺乏坦率胸怀的说法，其理由将是人所共知的。俄国前驻华公使喀西尼（18）伯爵近来指明：“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而英国人和德国人，一般说来则不太懂得礼貌。”
实际的情况是，很多在中国的外国人往往显得蛮不讲理、急躁易怒，而中国人则表现得彬彬有礼，颇有涵养。当你向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中国人提出一个无理要求时，他不可能直接说“不行”——他与生俱来的礼貌将促使他委婉拒绝，抑或他会敷衍一下，并给你一个有条件的“可以”。已故的曾国藩侯爵，在1860年写给一个朋友的信（即《洋务尺牍》）中曾说：“若你碰到外国人当着你的面蛮横无礼地大放厥词，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憨笑装傻，仿佛你不懂他在说什么。”赫德爵士曾经对伊藤（博文）侯爵（19）谈到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原则，他的结论是“宁弯毋折”。因此，在处理外国人提出的无理要求时，有教养的中国人通常会使用不失礼貌的敷衍和搪塞。自古以来，中国统治者在对付外国人蛮横的暴力行为会使用这样一种武器——在汉语里它被称为“羁縻”，翟理斯博士译作“tohalter”（即给……套上笼套）（20）。事实上，当你遇上一头狂暴发疯的公牛时，同它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你惟一能做的就是，要像西部牛仔那样用笼套把它套起来！
下面，窦纳乐（21）爵士将为我们解释中国语境下“羁縻”二字的含义——
1900年9月20日，他在致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电报中说道，“为了设法推迟或延缓进攻，我们让中国人沉溺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中，即让他们感到，我们有机会将自身置于他们的仁慈与恩惠之下，其途径是——中国人护送我们到天津。……我们所做的，原则上是既不接受，也不拒绝，而是提出更多的具体要求，以为日后的最终决议做好准备，并以此赢得时间。”
窦纳乐爵士在谴责中国人不守信用、背信弃义的同时，似乎没有意识到在他对中国人所施的诡计和实实在在的背信弃义行为中，是否存在任何道德上的过失，这实在让人感到奇怪。或许我应该说，正是中国人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将窦纳乐爵士置于这样一种“两难”境地，并使得他不得不那样行事。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有关事情真相的说法可以反过来——我想，逼迫中国人不得不那样行事的力量，也许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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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的善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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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退一步，看看外国人对于中国人行事方法的猜忌是否有某种恰当的理由。在此，我想有必要强调的是，就与目前这场灾祸有直接关联的帝国政府而言——从我在总督衙门的地位而轻易得到的有关电报和国书消息来看，没有一点事实或根据可以指责中国政府背信弃义。这里，我想再次引用豪斯先生过去谈及对日外交关系时所说的话——它用在这儿也是很合适的：当时有声明说，鉴于目前的困境，应该做出大的让步，还说外国公使们的猜忌并非不合情理。针对这一声明，豪斯先生诘问道：“外国人对于那种困境、那种使日本人痛苦焦灼的忧虑和频繁爆发的严重危机，可曾做过任何退步吗？……江户的官员们具备了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所能具备的坦率和正直，他们几乎像孩子一样的天真、率直。他们再三地毫无遮掩地将麻烦摆在对方面前，对敌手亦绝无防范之心。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只是傲慢无理的拒绝，并继而遭受新的侮辱。”
在此，如果将日本人换成中国人，江户换成北京，人们将认为豪斯所写的正是去年夏天发生在中国的事变，而不是40年前发生在日本的事情。的确，任何公正无私的人，只要仔细阅读一下皇太后陛下下达过的相关谕令和其他国家公文，（22）就会感到豪斯先生所做的评论是多么恰当。
接下来，我们且举一例，在这里，帝国政府那毋庸置疑的绝对坦率，亦可见一斑。在6月3日发给中国驻外使臣的谕令中，帝国政府指示他们，要将政府的困难毫无保留地向列强陈述。谕令中说：“我们此刻仍严令驻军统领一如既往地保护使馆，惟力是视。”可见，帝国政府并没有想要对外国政府隐瞒公使馆的危险处境——它甚至没有笼统地说“我们已经命令保护使馆”，而是充分明示这种保护乃是绝对而不惜一切代价的。事实上，它以一种毋庸置疑的绝对坦率说明，这是一种尽可能而为之的竭力保护。（23）
二、关键问题之所在
以上，我们论及西方列强对待中国政府的政策所基于的精神和态度。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中国难题中的关键问题，这一关键问题是：当西方列强要求中国尽一个独立君主国的责任的时候，他们在对待中国时，丝毫没有做出努力去承认、尊重该国政府的权利，以使其能够独自尽其义务并履行独立统治之责。
赫德爵士以其爱尔兰式的慷慨风度建议取消治外法权。从原则上讲，他这一见解——对于任何有政治头脑的人来说——都是无可置喙的。但在这里我们应坦率地承认，在目前的局势下，要废除列强的治外法权，是不现实的。歌德曾说：“世上有两种和平的力量：公道与常识（esgiebtzweifriedlicheGewalten：dasRechtu．dieSchickliehkeit）。”我认为赫德爵士的提议是公正的，但缺乏常识。
然而，如果说现在废除治外法权还不现实，那么，千方百计将其恶劣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则是公正与可能的。治外法权是一个怪胎，它已经对中国的善治事业产生了严重危害。但是，列强政府不仅没有设法去缓解这一政治怪胎的恶劣影响，甚至还允许他们的在华代理人将一个更坏的怪胎引狼入室，并美其名曰“治内法权”（in-territoriality）。显然，清帝国政府对外国人没有裁判权，然而，贪得无欲的列强甚至还企图允许其代理人否认帝国政府对于中国国民所享有的裁判权！人们公正地谴责传教士干涉了诉讼，因而侵犯了中国地方官对于国民的裁判权。但当英国公使蛮横地要求中国政府解除四川总督的职务时，他也正在干涉中国的诉讼，并且仅仅只是出于一种极度恐惧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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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的善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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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侵犯了地方官对中国臣民的裁判权，而且侵犯了那至高无上的君权，即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天子对于臣下的权威。当然，如果一个总督对外国人做错了事，是可以亦应当予以惩罚的，但这种惩罚必须经由君主的权威，并依照帝国自身的法律来施行。
这一原则，从最近的惩罚问题（指惩办“庚子事变”祸首）中，能够得到最好的说明。美国国务卿是惟一一个似乎对此有所识见的人。下面，请允许我完全用外国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去年夏天，北京的帝国军队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便围攻了外国使馆，因而严重地践踏了“文明世界”的国际法。清帝国政府此举不单单是意欲与列强断交并抛弃其在华代理人，而是对列强宣战。由于中国和列强之间事实上处在一种战争状态，所以，当中国紧接着求和的时候，列强便有理由加以拒绝，因为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还没有得到满意的补偿。这种不公正待遇，就是使馆遭到围攻。列强要求清帝国政府绝对地放弃示意属下臣民围攻使馆的行为，并将此作为议和的前提条件，这是正确的和合理的。接着，我要谈的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一原则。
对于一场战争行动的责任，应该追究一个国家的责任，而非惩罚个人。如果帝国政府中的某些被认为犯有违反国际法的罪行，那么，列强的行动就是正当的。假若他们认为合适，可以行使现代战争中正常国家所拥有的报复权利，即抓住那些犯有实际罪的人，就地处决。（24）不过，这样一种处罚，是一种战争行为，而不同于司法上的处罚。
若是由清帝国政府来处置罪犯，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于列强来说，目前的问题是，在发生了围攻使馆这样的事情之后，他们是否还愿意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及其合法地位。如果列强决定对中国政府的存在不予承认，那么显然，其责任便是立即接管中国；但如果列强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显然，正如他们做过的那样，那么他们就该约束自己，去尊重清帝国政府对中国国民享有的惟一且绝对的裁判权。
现在，一旦战争局面形成，争执中的正确与错误诸因素就立刻合二为一，它已不是某个中国人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争执，而是中华民族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争斗。就与列强有关的惩罚而言，战争及其结果本身便是一种惩罚。清帝国政府对于列强所应该做的，乃是绝对地制止围攻使馆的行动并否定其合法性，一旦帝国政府做到这一点——那么，所有对这一围攻行动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就成了罪犯——不是作为对立方的列强所想亲手惩处的战争罪犯，而是冒犯君主权威、危害帝国和平与安全的司法罪犯，这也意味着所有这些人都应该给予处罚。但是，只要中国还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君主国，对于中国国民——上至国家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的惩罚，便只有君主拥有着惟一的权威并有权依照帝国的法律来执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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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的善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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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完全按照外国人的观点特意假定的情形，即错误完全在于中国方面，但实际上，围攻公使馆只不过是使馆卫兵与北京民众之间一场吵闹（fracas）的结果，其中，有中国士兵参与进来助威。这场事变的可悲之处在于，外国使臣以及那些无辜的、无依无靠的妇女和儿童也被卷入进来。事实上，这就是清帝国政府方面最终所持的观点。7月14日，当彼此一旦可以沟通，中国大臣就郑重其事地看望了外国公使们，并建议“将他们、他们的家属及所有属员转移到总理衙门，不准带一个卫兵。”这一动议的目的，中国大臣说是保护中外之间那自始至终并未受到实质性损害的友好关系。但是那场吵闹最后实在是闹得太厉害了，惟一可行的办法，便是救出外国公使、非战斗人员、妇女和儿童，将他们与实际的闹事者分开。然而，窦纳乐爵士在这一动议中，却只能见到帝国政府的背信弃义和帝国官员的玩世不恭！
实际上，如果心平气和、公正中允地给去年夏天的事变作一定论，我以为它是这样一种情况：先是外国公使丧失了常识，接着是中国人发起非理性的脾气，最后是欧美列国的人民和政府失去理性并丧失常识。
联军的海军将军们由于攻占了大沽口而受到责备，但这一责备是不公平的。联军对大沽口的进攻无疑让人感到可悲可叹——因为在此之后，清帝国政府要维护她的自尊，除了宣战之外皇太后陛下亦别无选择。可惜的是，联军的海军将军们只是军人，他们对于外交官们所给予的有关当时局势的评判，只能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考虑。事实上，他们参与进来，是由外国使臣的所做所为造成的。然而，在整个危机之中，真正的、最初的大错误，却在于向列国驻华公使馆派送卫兵——对于这一点，连具有最起码常识的人都会说：如果你要炫耀和诉诸武力，就请拿出足够的武力来，现在，不仅整个北京的民众，而且整个华北的民众都群情激愤了——重要的不是正确或者错误，而是反对洋人，反对那些送入这些民众当中的一小撮长着洋面孔、身上一套洋装扮、开口闭口说洋话的人，以及那些狂妄自大的洋兵。不仅如此，这些洋人还没有统一的指挥，而是成群结队地按照各种不同的命令行事！因此，我认为，用“丧失了常识”来描述外国公使的所做所为，还是非常轻微的。
严格地说，对于外国使臣的保护，是他们自己所持的信任书，正如在战争中对于一个军事谈判代表的保护是他手中的停战白旗一样。当外国使臣带来使馆卫兵的时候，他们的信任书严格说来已经失去了价值——不错，中国政府是同意过他们这么做，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做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政府减轻了对他们的保护之责，因为外国使臣们已经选择了一种自我保护措施，表明他们不再信任并依靠清帝国政府。
事实上，整个中国问题的关键，在此已经得到了非常有力的说明。事变发生后，列强们义愤填膺、惊魂未定。索尔兹伯里勋爵谴责中国人围攻使馆是蛮横无耻的行径——因为中国已经侵犯了使节的神圣法则（Sanctitaslesatorum）。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外国使臣首先也无耻地违反了一个同样重要的国际法——中国国土神圣不可侵犯，因为他们竟然把兵派到清帝国的首都来了！现在，在经历了这样一种因不当政策所导致的灾祸之后，列强们一面郑重保证要维持清帝国主权的完整，一面却又要建造一个俯瞰大清皇宫的堡垒！正如我们说过的，如果你要诉诸武力，就请拿出足够的武力来。假若列强想用暴力使中国就范，那么请便——但他们起码应该保持一种有效的控制，否则，清帝国就要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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