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中国的善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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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自从经历了去年的那次灾祸之后，列强并没有反思他们过去的政策并承认主权所犯的错误，似乎不仅要继续坚持下去，甚至还要加重这种错误。首先，他们没有立即派出具有新头脑的“新人”，没有努力为局势的缓和带来新的希望，以求得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解决结果。绝大多数列强都固执地使用那些导致这一局势恶化的旧人，让那些神经错乱、感情愤激的人来指导和议的进行。其结果，自然是那十二条不可更改的条款。
其一、外国使臣反对总理衙门（26）的设置——其实他们应当以更大的力度去反对目前的外国使臣共同议定的机构。如果没有一个公认的应该负责的领导，要想使和议迅速而满意地取得成果是不可能的。
其二、在列强赢了战争之后，提出不可更改的强权条款本来无可非议，但是，这样的条款一般要限定在对于当前和以往错误的直接补偿和规定军事行动状态的范围之内。就未来的和平、安全保证而言，这些条款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即外国使臣自以为比清帝国政府更懂得如何防止民众将来可能发动的反对外国人的暴乱，而这正是导致了目前这场灾难的政策。就未来的和平、安全保证而言，请求清帝国政府陈述它将以什么来担保未来的和平与安全，这不会有任何害处。
其三、事实上，12条中的绝大多数条款，不符合“给了强盗钱就不给强盗命”的原则，而是既要你的钱，又要你的命！要执行这些条款，意味着在中国不可能再有“善治”。我已经讲到过惩罚问题，执行这一款，对于帝国的稳固来说是最为严重的祸害，幸赖皇太后陛下个人的影响力，尽管这一条款得以履行，但没有导致帝国的分裂。接下来的问题，是可否在帝国首都的心脏建立一座堡垒——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已经谈过了。下面，我再谈谈停考问题（27）。撇开问题本身是否公正不谈，我想在此指出，在中国，举行考试并不是像在欧洲给予人民选举权那样普遍的一种特权。它毋宁说是一种职能，一种中国政府遵循“门户开放”原则的极其重要的职能。现在，你要求一个机械师能保持机器正常运转，同时又命令他堵塞机械中一个最重要的管道，我想，这将被认为是惊人的无理。然而列强们要求帝国政府停考的做法，就是如此。
我以为我所讲的已足以表明，西方列强在中国不仅行使着治外法权，而且行使着“治内法权”。目前，这种情况似乎变本加厉：一个中国官员若被任命到一个重要位置，必须首先从外国官员那里接受一个半官方的许可证书（exequatur）。其结果，我可以在此提及，湖北省因为过去8个月的事情，已经罢免了一个巡抚。湖广总督不得不忙于帝国的国体问题，并为保护外国传教士这些的事务所烦，而省内实际的民政管理工作正面临着越来越糟的危险。外国人干涉中国官员任免事务的另一个后果是，那些最无德行和名望、最没有教养和行政能力、只是一味奉迎巴结、如果没有实际贿赂、至少也给外国官员和有权有势的外国人带来好处的人，他们能够官运亨通。最近的例子是中国驻日本大臣（28）的任命——我冒昧地提醒列强驻日本官员注意此事，以便能够调查一下，看日本驻中国的官员究竟是否干预了这项任命。正是外国官员和外国人对中国的此等不肖之辈所显示出的偏爱和支持，使得中华民族的一些最优秀分子不可能对外国人和外国事物表现出友好态度。
另外，还有必要提及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外国政府允许天主教传教士公开干涉其教徒与不信教的中国民众之间的诉讼案件。至于新教传教士，他们不仅干预诉讼，还在外国报纸上和中国国内的报纸上公然鼓动造反。最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他们的惟一“事业”，就是参与从事所有通商口岸仍在继续的一切声名狼藉的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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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的善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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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上所述，我想任何一个尽力了解事实的人都必能看到，清帝国政府要想在上述情形下保持善治，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到沮丧的事情。而且，在中国，就其治理而言，又是一个没有系统警察机器的国家。和平与秩序，本是通过民众的常识和亲善友好来维持的，当民众有关“义”与“礼”的常识遭到践踏时，就会发生地方当局没法加以镇压的暴乱。暴乱之后，人民则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一种过于高昂的代价——正如我们可以从最近送到省府衙门的遇害天主教传教士以及新教传教士的名单上所看到的那样。
然而，所有那些在地方上出现的特定伤害之总和，都无法与外国使臣行使“治内法权”所造成的损害相比。中国人民已被剥夺享受“善治”的正当权益。比肯斯菲尔德勋爵（29）说过：“除非一国的现存政府有绝对的权利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否则该国的善治便无从谈起。”现在，列强在中国既不负取代清政府而统治中国之责，又不允许清政府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总之，它们实际上做的便是要使中国的中央政府瘫痪。一旦中央政府瘫痪，帝国的各省政府及其官员也将随之陷入混乱。在此，我想说，有关近年和眼下那些甚嚣尘上的“新政”呼声，从这个角度看，确实存在很多理由。国家的实际管理状况正变得越来越糟。然而，要改善中国现存的统治状况，却不应由此入手。对此，我将另外撰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只有当帝国的中央政府有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只有当帝国的法律至少对于所有中国国民还具有惟一和绝对的效力时，推行所谓“新政”方才成为可能。简而言之，只有当每个总督和巡抚，以及所有在职的高级官员，都用脑袋对皇太后和皇上负责，而不只是为了保护洋人，更不是为了讨得外国政府的欢心——而是为了真正的“善治”即为了每个下属的品德、行为和生计而着想，为了托付给他们的人民的幸福与长治久安而鞠躬尽瘁时，中国才有可能存在真正的善治。
概括起来说，中国难题中主要且关键的问题在于，西方列强必须清楚而毫不含糊地决定，究竟是要代行统治中国之责，还是要将此一责任留给清帝国政府？如果列强决定代行统治中国之责，那么请便；但如果列强要求清帝国政府负起“善治”之责，那么它们的简单义务就是绝对地承认和尊重精帝国政府作为一个享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的政府所应保留的一切权利——在目前，只有裁判外国侨民除外，因为“治外法权”目前还应当存在。
三、对外国人的管理
然而，在中国，治外法权的行使，亦使列强对于其侨民是否循规蹈矩、列强对于本国使臣是否能维持“善治”状态负有责任。任何人，只要认真去读一读上世纪前三十年英国的蓝皮书和国会文件就会清楚地看到，英国之所以要派一个国王的代言人到中国来，实际上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对于英国侨民是否能处于“善治”状态下负责。在广东，英国侨民所做所为体现出的那种无政府状态已经恶化到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英国向中国派驻使臣的主要及最初的目的不是推进贸易，而是要照看好英国侨民，使其规规矩矩地保持“善治”秩序。
现在，人们却大谈特谈帝国主义了。帝国主义意味着公正无私的统治——一种既不用害怕谁，又无需讨好谁，绝对有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对于国家的善治有益的事情的统治状态。然而现在，要想让一个英国大臣以公正无私行事，却是困难的。现在的英国大臣不是为了祖国的荣誉去对国王负责，而是对坐在众议院的那六百个不固定的“小国王”负责。英国国会最初是一个智囊，或曰一个智者的会议，现在却只是一个私心重重的市侩们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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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的善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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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想知道，英国统治阶层的人们是否从未想过到，如此热心地并如此高声地谈论英国利益，至少可以说是相当自私的。英国绅士所以鄙视纯粹的“职业作风”，就是因为后者要求关心并且只是关心利益，也就是钱。无论怎么说，那些建立大英帝国的人们并不谈利，而是谈责任。理查德·麦克唐纳爵士，像窦纳乐爵士一样，是个军人，曾做过新加坡的殖民总督，他曾在造访新加坡的一个英国同胞代表团面前对种植园的苦力们说：“我是女王派到这儿来统治你们的，你们这些种植土豆的家伙！”在英国殖民地，在那些有中国移民的地方，英国政府尚有常识，尚可以指令一个官员去做中国人的保护者。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他们本来更应该像在殖民地一样，指派一个同样的官员来，以保护那些雇不起律师以抵挡恶霸之欺凌的、可怜的中国人的利益，使他们免于那些粗暴无赖、肆无忌惮的英国侨民的欺侮。至于说到贸易，用不着派一个商务专员来教英国商人如何经商，或者招徕他们去影响“进步”的中国官员，我想恐怕组成一个由像麦克唐纳这样的人参加的委员会，指令他们来华调查贸易情况要更为有益。他们的任务是要调查何为合法贸易，即那些既有益于英国人也有益于中国人的贸易；当然，他们也应该何为不合法贸易，即那仅有利于英国某些个体的利益而损害了上面所提到的那种合法贸易的贸易。因此，正如已故的威妥玛（30）爵士所说的那样：“持久地伤害中国人，最终必定也要伤害到外国人，甚至包括那些在华外国人。”
总而言之，外国列强首要的责任，是当他们行使治外法权的时候，要采取严格的、适当而有效的措施，以保证他们每个可敬的国民都遵纪守法，形成“善治”秩序。必须承认，要在外国侨民中保持“善治”秩序是不易的，因为治外法权是国际法中的一个怪胎。让人费解的是，似乎上述问题还不够棘手，如今列强又试图增加它的困难，他们竟然愚蠢地要求每个国家在每个通商口岸都应划有一个独立的租界。于是，现在每个通商口岸现在都变成了一个小国林立的“火药桶”——巴尔干半岛，每个小火星都有可能引爆它。在此，应当指出，欧洲列强要求拥有一个独立的租界，大概存在一个合理的理由，那就是英国政府所犯下的一个错误，即它把主要的权力授予所有的英国殖民者——不仅授予英国领事，而且授予由多人组成的市政当局，甚至还将其授予到英国商人卷入的每场官司上。对于外国列强来说，要使其国民服从于市政当局——尽管英国官员的市政管理已然糟透，仍然可以勉强维持，但若使其臣民服从于英国商人的权威，那就太过分了。事实上，正如已故的弗劳德先生（31）曾指出的那样，在一个鱼龙混杂的社会中，要实行代议制政治是不可能的，在这样一个地方，你必须实行君主统治。带有强烈的种族与民族偏见的人们，是决不可能成功地通过选举并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的。为了废除那愚蠢的独立租界的规定，也是为了维持外国人的“善治”秩序，外国殖民者的机构应当接受调查，并加以改革。
四、真正的困难
在中国问题中，真正让人担心的是，那个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乃是列强之间如何实现和谐一致——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一致，而非实质上的一致。事实上，华北地区所发生的那场事变已经清楚地表明，就像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一样，因为不同的政府派别之间害怕争斗，所以他们允许各种各样的暴行竞相登场。同样，在中国，因为列强们害怕彼此开战，他们宁愿让中国人民惨遭各种暴行的蹂躏。然而，列强们逃避责任是无济于事的，他们不仅对于中国人民负有责任，而且对于真正的“文明”事业负有责任。列强们必须心平气和地同意绝对尊重中国作为一个君主国的主权完整，否则他们就必须开战。至于和平瓜分的其他选择，根本行不通，尊敬的布罗德里克（Brodrick）就说过，“对大不列颠帝国来说，企图管理中国领土的任何部分，都将是疯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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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的善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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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于三个列强：英国、俄国和日本。像西摩尔（32）将军那样的英国人，乐于唤起世界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为西方民族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但从不考虑他们对这一行为后果该负什么样责任。实际上，英国现在仍然是在中国扩展势力范围的头号列强。总之，这件事本身好坏参半。由于我最近的文章已经招致了许多英国人的厌恶，但愿我下面的话，不致于被人怀疑我又在有意讨好他们。这里，我要说的是，在影响中国社会变迁的外来因素中，英国因素至今仍然算是最积极的。例如，英国领事馆不仅是一个有条有理的行政机构，其中还收罗了一些最为出色的在华外国人。不过，在陈述英国是今日盘踞于中国的头号列强时，我也毫不犹豫地要说，对于目前中国局势的形成，它应受到更多的责难。中国事态之所以陷入如此困局中，乃是拜英国政治家在中国推行的政策所赐：即便是那个错误的政策，那个“押错赌注”的政策，或者干脆说是那种“没有政策”的政策也没能得到始终贯彻！我能够听到英国政治家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愿意对中国公正行事，但你看其他人不愿意；因此，我们惟一能做的是照顾好自身的利益，如果我们正直诚实，但是——”现在，正是英国的这种“但是”政策，带来了眼下这场可怜而又鄙的悲剧性混乱。然而，如果英国政治家丧失了责任感，只是在考虑其自身的利益，再加上又奉行“但是”和“如果”政策，那么，英国很快将无法保住它在中国的头号列强地位。英国应奉行的政策，即便是从它自身的利益来考虑，也是在于我在本文开头作为箴言所引用的那段戈登将军的话中。不过，英国如果要想坚持这项政策，就必须准备战斗——只有不畏惧战斗，最终才能免除必将发生的战争荼毒。
至于说俄国，如果它成为了中国的头号列强，那将不是它的本愿。对于眼下它在中国的扩张，只是因为英国报纸及其民主政体的不受约束才迫使俄国违背其本愿而加强其在远东的力量，从而成为在中国的头号列强。
中国问题有赖于解决的最后一个列强，是日本。就日本的国家利益和日本人民的福祉来说，它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将比联合行动中的其他任何列强都会冒更大的风险。鉴于目前它的军队有自由行动的权力，所以日本在处理中国问题时，可以采取一个左右其他列强决定的政策。一旦日本对中国问题的症结有了正确清晰的认识，它恐怕就会成为远东文明的Mark-graf（边疆镇守使）。
五、一个文明问题
曾经有个外国人对我说：“你所有的意见都很动听和正确，但为什么不唤醒中国起来战斗呢？现在的世界不认公理，只认强权和物质力量。”对此，我将指出，“拳民”应当使世界相信，中国人并非不愿战斗。赫德爵士的同胞认为他在预言“义和团运动”的前景时丧失了理智。但在此我将从中国历史上举出两件事，来证明赫德爵士错得毕竟还不是太远。
（一）在公元十二世纪，中华民族已经发现，文明，正如罗斯金（33）先生所说的，意味着培养文明的人；但其恶果却是承平日久的人民遗忘了战争艺术。因此，当南宋王朝汉人们面对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即蒙古人的入侵时，他们束手无策，无能为力。1260年，蒙古帝国的领袖忽必烈汗实际上登上了中国的皇位，并于1279年用暴力征服了所有汉人。1361年，正好一百年后，我们汉人重新学会了战争艺术，在明朝开国皇帝的领导下，中国武士再度崛起，将蒙古人赶出中国，回到大漠。至少，这部分野蛮的入侵者还没有耽于中国文明变成文弱之人。
（二）当1850年太平天国叛乱在广东刚刚爆发之时（34），作为统治阶层的儒生们也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但大约10年以后，儒生们脱掉了他们的长袍，掌握了一套战争艺术，结果于1864年扑灭了这场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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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的善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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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是否必须起来战斗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世界文明事业的异常重大的问题。在一场公平的战斗之中，我不为中国人担心什么。但是，文明的危险甚至在于，在中国人准备战斗之前，外国列强的现行政策可能会逼使中国人失去理智，从而陷入一种“乱砍乱杀”的狂热状态。人类为了防止这样一种“乱砍乱杀”的狂热出现，对于能够做到的一切都应该尽力去做，如果不是为了人类文明的缘故，起码也应当为自己的物质利益着想。欧美各国人民还不了解中国人眼下的痛苦处境。在如今的中国，甚至连中产阶层——且不说更低下的阶层——都正处在饥饿的边缘，而外国的外交家们竟天真地以为，中国人民会平静地饿死——中国人不仅该付出实际破坏的代价，而且他们的遭遇还会给现代殖民政治添加所谓荣誉，中国人的失败将成为庆祝“现代殖民政治”取得“成功”的焰火。此外，如果西方人想要抢劫中国人民，那就请公然地、明目张胆地来抢好了，就像他们最近在中国北部所干的那样。但是，看在上帝和人类之爱的份上，千万不要将中国人民交到那些被称为“金融家”和“资本家”的现代欧洲高利贷者手中，任凭他们虐待。在此，我想指出，中国人民，甚至到了眼下的关头，为了和平的缘故，仍能牺牲一笔合情合理的赔款。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的中央政府必须有绝对的行动自由——比如，有命令每个总督或巡抚如实上交公款的绝对权力。
中国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巨大的文明难题。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召开了威斯特伐里亚会议，讨论像目前中国事变所遭遇的、攸关所谓“文明”利益的问题。现在，我冒昧地请求，在现有的最后和约批准以前，也应当将它提交到这样一个会议来讨论，不仅要修改它，如果有必要，还应彻底改变整个条约。
前面提到的牛津大学国际法和外交学齐舍勒教授伯纳德（BernardChichele）先生在谈起《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时曾说过：（35）
“威斯特伐里亚会议的结果，是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如果你细加分析，一个和约，一般应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首先，它有外交家们所说的一般性条款——宣告和平已经恢复，并实行大赦；其次，它有消除战争起因、调节彼此抱怨的不平并防止它们死灰复燃的必要条款，这是实质性条款，谈判者必须事后做好，如果没有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和约就是虚假的和不完满的；第三，它有交战中的强势一方所要求的赔款或补偿条款，以弥补强势一方长期受到的损害和战争费用；最后，它还包括有关实施前述各项规定所必须预备的一些条款。”
上文最初发表在《日本邮报》上，当时附带如下评价：我曾经表示过，要对列强在华的现行政策做一篇详尽的批评，现在，我之所以没有信守承诺，主要是由于以下两方面原因所导致。
首先，因为我得知英国驻华当局对我所写的东西感到不满，并已正式向总督大人提出抱怨（张之洞——译者）。自然，我也要有所收敛，免得让总督大人感到难堪。我不知道英国驻华当局的行为是否得到英国政府的许可，但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在此公开提醒索尔兹伯里勋爵注意，去年夏天，我曾经给他的府邸拍过一个密码电报。
去年夏天，在形势最为严重的时候，上海报纸上刊登的电文说，张之洞总督正在汉口的外国租界操练军队；而来自上海衙门的电报则一致报告，英国舰队司令西摩尔在长江上已有图谋。果不其然，西摩尔司令当时正领军到沪。此外，有个英国军官也在武昌周围窥探。这时候，一个外国领事馆派代表向我反复说明，让我提醒总督，要防范英国的阴谋。我直言不讳地告诉那个代表，他的领事有点丧失理智。我把路透社（Reuter）的电报拿给他看，其中，尊敬的布罗德里克先生说，试图管理中国领土中的任何部分都是发疯。最后，南京的刘（坤一）总督发来一个电报，深信我们正在“坐以待毙”。于是，中外双方彼此的恐惧加剧，大祸即将临头。我束手无策，感到绝望，因为我无法使我们的人民相信那些关于英国阴谋的报告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我也不知道这些有害的电报是否已到索尔兹伯里勋爵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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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的善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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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一危急关头，索尔兹伯里勋爵发来一个电报，主动提出要为总督大人惩罚端王殿下！这时我立即发现一个消除紧张气氛的机会。总督当时正需要钱，我大胆地劝总督向索尔兹伯里勋爵要求一笔借款——那就是我的密电内容。我的目的，是想让索尔兹伯里勋爵信任我们，不派军队到中国来。我知道，在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担保下，香港和上海银行将会欣然接受此项业务。我盼望这笔借款的成功会成为彼此恢复信任的手段，我有理由相信它能起到此种作用。可惜的是，索尔兹伯里勋爵并未充分了解我那封密电的意图，还是把军队派到上海来了。我更遗憾地得知，通过半官方渠道获悉，索尔兹伯里勋爵感到失望，因为英国政府通过这笔借款并未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我总以为，长江流域诸省的和平是值五十万两的，何况只是这样一笔数目的借款呢？
实在很抱歉，我在此介入了个人的因素，但鉴于英国驻华当局的行为损害了我与总督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在此让索尔兹伯里勋爵及英国人民了解到我个人为维护长江流域诸省的和平所做过的事，还是必要的。
我不再写关于时局评论的其他原因在于，我感到自己写这些东西，完全是在随意地给自己找不自在。同时，我还认为，以我在政府机关的卑微之职——去评论中外议和的细节，从而使正在进行和议的帝国高级官员感到为难，将是不合适的——特别是当事情可以说还在审议之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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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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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有些人认为我在讽刺诗中太尖刻了，并使这一诗体超出了可以允许的限度。（36）
有些人认为我在讽刺诗中太尖刻了，并使这一诗体超出了可以允许的限度。
我在上期《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分裂的预兆》的文章。作为中国的仇视者，该刊的编辑及其密友们自然兴高采烈。但我想给他们泼一盆冷水：在中国的西方人还没有真正发现“强直的端王”（37）的“最后同谋”。端王说过，“在（我们的）皇冠落地之前，有许多皇冠将要被砸烂”，这话言犹在耳。
目前，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干着企图瓜分中国的肮脏交易，即通过支持中国的“新党”而达到devideetimpefa（分而治之）的目的——18世纪波兰就是这样被强盗们瓜分的。长江流域各省的督抚们现正处于与上海的茶店同样的境地：那些茶店在店门口打着“洋货”的招牌，告诉顾客他们正受到洋大人的保护——“文明”的西方人无耻之极。
想当年，腓特烈大帝（38）在谈到玛利亚·特丽萨（MariaTheresa）时说，她总是一面标榜自我，一面干着偷盗的勾当。英国人——我指的是那些尚保持着英国绅士之良知的普通市民——也总是一边抗议着别人的偷盗行为，一边又大言不惭地跑去干偷盗的勾当。在遥远的非洲，张伯伦（39）先生曾大肆偷盗，当他被抓住时，却又拼命加以抵赖；然后，饱受殖民主义压迫之苦的布尔人发出了使殖民主义头子索尔兹伯里勋爵大为恼火的最后通牒，傲慢而无脑的他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气——如今，德兰士瓦（40）城已被英国人吞并了。
总之，我宁可被德国人公开劫掠，也不愿张伯伦先生悄悄偷走我的财物——德国人的行径看上去似乎得到了古时维京海盗的真传，而张伯伦先生呢，他老人家的尊容则怎么看怎么像无耻的犹大（41）。
我们发现，强盗巴拿巴和犹大现在已经联合起来，要捍卫古老的中国的“尊严”了！我们还可以判断出，犹大的把戏已是司马昭之心——他要偷盗，但如果失手被抓住，他大可以将强盗巴拿巴喊来替他撑腰打气。
眼下，是揭穿“门户开放”政策骗局的时候了。英国人——这次我指的是英国的犹大而非普通国民——之所以发明“门户开放”政策，是因为他们既想利用中国可怜的皇太后陛下及其臣子替他们这些洋老爷管理混乱的中国，又想赖掉本应承担的费用和责任。同时，他们能得到的以及他们想要得到的好处也一样都不能少——他们跟中国人玩“猜硬币”的游戏时说：正面我赢，反面你输——反正洋老爷们不会吃亏的。再明显不过，英国的犹大也知道，当他拥有“鸦片专卖权”并有个赫德先生在北京替他们打理中国的海关的时候，他的日子可比巴拿巴或任何其他人都好过，Voilatout（就是这么回事）！
在我看来，按照西方的朋友们所说，皇太后陛下对此种情况的反应竟然会是“无动于衷”，这简直是个奇迹。我实在想像不出来，当一个“门户大开”的一家之主，到底有何乐趣可言。身为一家之主，我无奈地让所有的流氓无赖、搬弄是非的小人以及爱管闲事的人丝毫不受限制地任意出入门庭，并且胡作非为——结果，我家失火了，非但没有人给予赔偿，相反我却必须向肇事者道歉并赔偿损失！这不能说不是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十足庸俗而功利的特征了。
大不列颠和美国国内有很多失业的搬弄是非者和爱管闲事的人，他们在国内混不下去，就给派到中国来，专横跋扈地干涉中国的一切事务——上至皇太后是否应该执政，下至那些可怜中国妇人是否该裹小脚——而日耳曼德国则派来他们所有的犹太高利贷商，来诈骗中国的达官贵人们，并使之堕落到对于近代物质文明器物的无边欲求中去。法国呢，则将其全部的“暗黑龙骑兵”派来，其任务是保护他们派到中国来的流氓和无赖。在这种情况下，古老的中国失火了——而世人竟然还感到纳闷：为什么中国人胆敢对这些强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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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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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读读这则故事：最近，一个可怜的寡妇家里来了一些客人，但这些蛮横的客人不让她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家务，并“有意无意”地纵火焚毁了她的家。然后，这位老妇人在满怀忧伤与怨愤之时，仍然千方百计地派一些儿女去救助客人们，以期他们不被她的其他儿女愤怒的情绪所伤害——令人发指的是，这些失去理智的客人竟悍然堵上门，并朝老妇人的这些儿女们开枪！事到如今，你要那位老妇人如何是好？对于这种情况，一切明白事理的人都会说，将这些蛮不讲理的客人打发掉，让他们管好自己，并尽可能按照她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方式去管理自己的家务事——这就是公元1900年在北京发生的“义和团”围攻列国使馆的可怕悲剧。
来自家拜访的客人如果真的是态度友好、孤立无援的人，并且又没带武器，因为他完全相信主人能够保护他，使他免于伤害。他对主人越信任，就越像一个真正的客人，而主人保护他的责任也就越发显得庄严神圣。但是，话说回来，一个对主人不友好的客人，他甚至敢当着主人的面说不信任他（她），在主人的家里不仅武装起来防备，甚至还会在主人面前挥舞手枪——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人就不是客人了，而是一个入侵者，如果主人愿意，完全有权把他击毙——这可是西方人一致认可的规矩，自家领地神圣不可侵犯！我不知道为何那些国际法专家老爷们搞学术的时候喜欢操拉丁语，而不用浅显明了的英语直白地告诉人们，神圣的“使节”二字意味着什么。
当所有西方列强都身兼数职地成为原告、法官和刽子手时，我想我们可怜的皇太后陛下剩下的惟一选择就只有——赔、赔、赔！但如果我是太后，我将拒绝赔偿——即便列强把我抓起来送到圣赫勒拿岛（42）我也无所畏惧。除非，西方列强答应将来不再将这三种东西——（德国的）犹太高利贷商，（法国的）龙骑兵和（英美两国的）爱管闲事的小人派到中国来作为沟通双方关系的使者。
罗斯金曾激烈地表示，所有主教都该被绞死，而我，甚至连那些在中国为非作歹的传教士也不忍心绞死。现在，大家通常都想把目前发生在中国的灾祸完全归咎于传教士们，然而对于主张正义高于强权的人来说，假如必须在犹太高利贷商和主教之间权衡，选择让谁活下来的话，我宁愿选择主教。
尽管如此，我还是保留一些自己的主张：那些曾经一度同俗不可耐的犹太高利贷商们沆瀣一气，现在又同流合污地叫嚣着要教训“野蛮的中国人”的在华主教和传教士们——这类传教士应该像那个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主的犹大一样，立即被绞死。至于其余的人，则应受到正义之鞭的笞打，因为他们曾像彼得（43）一样不认其主，既没有挺身而出为那些曾徒劳地反对强权的弱者辩护，也没有为奋勇抗击八国联军的端王殿下辩护。讲求功利的人如今不再信上帝甚或魔鬼，他们只相信赤裸裸的物质利益。那么，是什么样的利益驱使着那些追逐功利的人们仍然乐得掏钱孝敬主教老爷们呢？恐怕，主教老爷们大肆宣讲的知道面包的哪一面该涂上了黄油（44）的现代福音书，对讲求实惠的现代西方人相当有用吧？
孔老夫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乡愿，德之贼也。”（关于后面这句话的解释，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的解释是，受尊崇的好好先生们如果不坚持自我心中的原则的话，就是破坏道德的贼子。）（45）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一次，有个人在人群中高声叫喊：“JedemandeParrestationdeslachesdescoquins！”（我要求把乱臣贼子们抓起来！）上苍为证，我指认，对中国目前的事态负有责任的真正罪人绝不是端王殿下和义和团的战士们，甚至也不是犹太高利贷商和传教士们，而是那些来自西方的居心叵测的乱臣贼子们。没有那帮乱臣贼子，就不会有犹太高利贷商的存在，那些“上帝的仆人”（传教士）也不会四处为害中国——甚至还可能真的如愿以偿地为中国做些好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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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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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犹太人生活的时代，贼子被称作Scribe（《圣经》中称之为“文士”），乱臣则被称为Pharisee（法利赛人，耶稣曾指斥过他们，认为他们是虚伪的人）。假如读者们想见识一下现代的乱臣贼子们是怎样的彻头彻尾的下贱胚子，只需去读读在上海出版的那些报纸，看看他们是怎样评价皇太后陛下的，就足够了。的确，我曾看到《字林西报》的一个撰稿人在文章中每当提到皇太后陛下的名字时便不断重复着使用“贱婢”一词，此人似乎试图以此来昭示他有多么鄙视皇太后陛下。在我看来，其卑鄙恶毒的程度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并且实在让人感到滑稽可笑之至。
在这场灾祸降临前夕，《字林西报》另一个主要撰稿人曾认为，皇太后陛下贪婪地存了很多钱，以便在动乱时期逃到陕西去尽情享受。遗憾的是，这个撰稿人根本没有想到，堂堂大清帝国的皇太后，天潢贵胄、贵为国母的她是绝不可能像身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大人那样一走了之，回英国老家去享清福的。总之，那些乱臣贼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惟一而经常担忧的是有无足够的钱财可供挥霍。
两千年以前，中国的一个专制皇帝（即秦始皇）曾活埋了四百六十个他称之为“儒士”的乱臣（46），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安定，因为这些儒士都是编纂蛊惑人心的书籍的行家里手。现在，欧洲的霸主——英国企图通过海牙会议给世界带来和平，然而却以失败告终了。下一个想要取而代之的欧洲霸主，看来是非采用那古代中国专制皇帝的办法不可的了。
驻巴黎的中国公使向世界公众透露，西方列强目前同中国进行的和谈只是在装模作样。其实，这一点本来就无人不晓。因为当乱臣贼子们还在猖獗活动的时候，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是没有和平可言的——除非欧洲某个正直而有头脑的霸主出面召集在所有国家处于当权者之位的正人君子，一起向乱臣贼子们开刀，到那时才有实现真正之和平的可能——那样，真正高雅的文明、真正令人感到激动和愉悦的“世界大同”局面才会出现。目前，残酷的现实是，这些“文明”的东西在那些被联军士兵追杀、蒙受奇耻大辱的义和团战士那里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种情况下，能使联军士兵们感到兴奋的惟一的事情便是大肆劫掠了。
然而，我想在此唤起世人，唤起一切愿意听我意见的拥有强权而又不失正直的沙皇、恺撒（47）、总统、皇帝、国王以及政治家们注意的是：列国的乱臣贼子现在已经狼狈为奸，合伙为害整个世界了——大不列颠的乱臣时常被认为是平民，但其正式称谓应该是“帝国主义者”，从族谱上看，他们是犹大的真正传人；日耳曼德国的贼子是犹太高利贷商，其正式称谓是“殖民地政策推行者”，从族谱上看，其应该是强盗巴拿巴的后裔。
这四个月来，我一直相信索尔兹伯里勋爵身上具有的那种不列颠贵族及英国绅士之传统风度和情感能使他在对待中国问题时不会站在“乱臣”们——即所谓的“英国平民”、实际上的“大不列颠帝国主义者”一边；我也一直愿意相信德意志帝国的皇帝陛下身上的那种霍亨索伦皇族和普鲁士军人的传统精神和荣誉感，会使他反对“贼子”，即反对犹太高利贷商，反对德国的“殖民地政策”。但是，现实让我大失所望，那么，现在我不得不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保护文明，那么我国的皇太后陛下、端王殿下和义和团的战士们就不得不奋起保卫文明了。
康有为先生的朋友们现在也许非常难过，因为他们发现康有为及其党徒既无法改造贫弱的中国，也无法改变皇太后陛下统治中国的局面。然而，当他们最终发现非但是康有为先生未能改造中国，反倒是端王殿下和义和团的战士们要改变“文明”的欧美列强的面貌时，他们将会感到更加悲哀。
皇太后陛下、端王殿下和义和团的战士们并非是欧洲人以及自1789年巴黎街头兴起“拳匪”巨变（48）以来他们一直努力要实现的真正的“欧洲文明”的敌人，而是这种文明真正的朋友。为什么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因为皇太后陛下、端王殿下和他的义和团战士们现在正奋起反抗欧洲和全世界的真正“文明”的敌人——那些正在合伙欺骗、压榨、威胁、谋害和抢劫整个世界并最终要毁灭世界所有文明的乱臣贼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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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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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请求你们，编辑先生（49），召集所有的正人君子和我们一道，首先挫败、进而永远消灭乱臣贼子们的新联盟，继而发动和开展一场彻底清除两类人——即所谓“乱臣”和“贼子”的不屈不挠的战争——无论在何时何地发现他们，我们都要团结起来，坚决消灭之。
今天正好是皇太后陛下的六十六岁生日，借此机会，我请求编辑先生和所有读过我这些札记的正人君子们，在今年的圣诞节，不论我们何时相遇，请同我今天一样，干它一大杯，并恭祝皇太后陛下健康、幸福、万寿无疆——这一切荣誉，永远都是与端王的名字以及那些勇敢、出色、强直的义和团战士们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端王，他在告诫出面议和的列强巨头时说：在我们的皇冠落地之前，将有许多皇冠要被打破！每个爱战斗、善谐谑的义和团青年，让他们跟随强直的端王及其同仁——
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
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
亮开旗帜开火吧，
追随强直的端王及其同仁。
端王备了马，他骑马上了路，
他们喊叫回来，他们擂响战鼓；
但李鸿章（好客者）却说：“哦！为了使先生们愉快，
我们将尽力摆脱端王那个恶魔。”
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
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
亮开旗帜开火吧，
追随强直的端王及其同仁。
有比陕西更远的内地，有比四川更高的山丘，
假如在湖北有“张们”，湖南有“刘们”（50）
有勇敢无畏的四万万人，人们将高喊：
“干得好啊！强直的端王及其同仁。”
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
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
亮开旗帜开火吧，
追随强直的端王及其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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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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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罗马人，请记住！要用王权去统治人民。（51）
“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这段孔夫子的话用来描述当今的英国人是非常合适的。罗斯伯里（52）勋爵是这种人的最典型代表。
孔子又说：“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这是当今另一类英国人的真实写照，而索尔兹伯里勋爵是这类人的最突出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英国贵族向来非常傲慢，有时甚至到了专横的地步，因为他们最初就是征服者——1066年，法国诺曼底的贵族们来到这个岛，便成为了英格兰的王者，这就是他们傲慢的根源。直到今天，英国军队的编制还是有别于欧洲诸国的，英国军队绝不是一支保卫领土和人民安全的国家军队，而是像大清国的八旗军一样，仅仅属于皇家所有，他们只是维护女王及该国统治阶级的人身安全与国家荣誉的一支占领军。
爱默生曾说：“在英格兰，这样的事让我感到无法容忍——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是否能够拥有显赫的声名，完全取决于其拥有的财富与所属门第。一个有学问的人，无论他取得了多大的成就，都不能被上流社会所接纳，除非他是社交界的明星或喜欢卖弄、钻营的人。”
正因为如此，上个世纪，当英国处于革命的风雨飘摇中时，竟然没有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站出来帮助贵族们或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智者——托马斯·卡莱尔，当时正过着单调而刻板的生活，并在苏格兰的政治泥沼里糟践自我的性情。就在英国贵族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并不出色的犹太小伙子——这个犹太人后来被证明只是一个志大才疏的平庸之辈，后来，他成为了比肯斯菲尔德勋爵（53）。
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曾说，当他发现所谓的“自由党”其实不过是一个寡头政治集团——即新兴资产阶级的寡头集团或“伦敦佬”阶层时，他才真正明白，大不列颠政府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后来，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带领群氓帮助绅士们推翻“伦敦佬”的寡头政治集团的统治。在摧毁了这个集团之后，他见群氓无法管治，于是就宣布英国再回到帝国主义的老路上去。
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在晚年时曾指出：“我不知道君权神授论是否还能站得住脚，但我相信，除非一个国家的现政府有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否则治国安邦便无从谈起。”由此可见，比肯斯菲尔德的帝国主义论，意味着政府绝对有权——既无顾虑也没有偏袒地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这实际上意味着“允执厥中”（54）的统治——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的统治哲学的精髓所在。
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死后，高傲的英国贵族们又变得束手无策了，他们的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遇到了一个具有“伦敦佬智识”的青年——伯明翰。这位年轻人接过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的“帝国主义”大旗，并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傲慢与专横摇旗呐喊，以此献媚于傲慢的英国贵族，从而巩固自己的位子。
实际上，那些优雅的旧式英国贵族们，在这个浅薄、自以为是、挥舞着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大旗的伯明翰小青年的领导下，既缺银子花，又胸无大志，并且思想贫乏——其境况虽然还不至于沦落到“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悲惨地步，但说他们的嘴脸同苏格兰那些“身无分文，徒有往日门第”的女佣一样滑稽，也不是空穴来风。
最近，有人让一个叫“水上学校”的男生给所谓的“罗马公民权”下个定义。对于这个定义，他解释道：“所谓罗马公民权，就是罗马人在出去干‘免费捕鱼’的勾当时乘坐的一艘大船。”
我很想知道索尔兹伯里勋爵和真正的英国国民是否了解，在那群卑鄙、贪婪的伦敦佬当中，究竟有多少英国人是打着冒牌的“帝国主义”旗帜，抱着“免费捕鱼”的目的而经过敞开的大门，径直走进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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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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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并不责怪这些旅居中国的穷困潦倒的“伦敦佬”，我只是在偶尔看到这些家伙时很讨厌他们。这些流氓无产者虽然毫无维生的资本，但正如我最近所见到的，他们竟变得越来越恬不知耻，整日就知道招摇撞骗，试图在忠厚老实的中国苦力面前抖威风，并喋喋不休地议论中国官员们的腐败事件。这些可怜的魔鬼啊——这些旅居中国、如饿狼般卑鄙的伦敦佬们，此时他们脑中所存的惟一念头便是得到像从京津两地“劫来之物”那样的一笔横财。Nonragionamdilor（别跟他们讲道理）。
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也。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然而，对于英国伦敦佬在中国干的那些“免费捕鱼”的勾当，真正应该负责的乃是那些“乱臣贼子”，是他们使大不列颠的冒牌“帝国主义”的公职服务体系变得百孔千疮。我在此举一例为证：窦纳乐爵士（55）曾真心实意地试图清除中国公职服务系统中的腐败现象——真难为这个可怜的英国绅士了！后来，他却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但必须指出的是，他的任务是永远都完成不了的，因此也不能全怪他。话说回来，是什么动机驱使他，让他担负这一特殊使命的呢？应该说，他不是为了捍卫女王陛下的荣誉和英国国民的好名声，也不是为了捍卫公理，而是为了维护切实的“利益”，英国商人的利益——老爵士为了英国商人的实际利益，甚至还跑去参与在北京展开的公然抢劫活动！我曾发现，要他将军人职责、绅士般的本能和他肩负的使命进行协调的话，非常困难。最近，爵士大人几乎被这种协调工作弄得精神分裂了。
我记得曾经听闻过窦纳乐爵士在香港所作的有关中国话题的演说。当时他谈到，“要捍卫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在华权益”。也就是说，他要誓死捍卫他的那些殖民强盗先辈在中国抢得的“牲畜与动产”。当然，这种极富苏格兰高地地域特征的老法子虽然无所谓体面不体面，但要知道，他这种坚持其享有偷盗“权利”的行为是无耻的！凭心而论，在某些情况下，尽管公开抢劫可能算不上是耻辱的，然而偷盗却永远都是可耻的。
确实，在我看来，卡莱尔和罗斯金穷其一生所反对的那种政治经济学者们的“走狗”似的人生观，竟然能使窦纳乐爵士——这样一个集军人之正直及绅士之优雅于一身的苏格兰人的榆木脑袋开窍，实在可悲可叹！然而，据我所知，事实的确如此——假如没有那些“走狗”似的人生观以及那些污浊不堪、令人窒息的奇谈怪论的毒害的话（在华外国人已经深受其影响），窦纳乐爵士本该能够觉察到，目前，中国与他的祖国以及其他列强签订的条约，乃是他的先辈称之为“法定之不义”（IniquitydecreedintoaLaw）的玩意儿！
我摘录下列文字，对于那位此刻大概还留在中国的真正的英国军人兼绅士来说，也许将会是有益的。罗斯金曾在致伍尔维兹军校学员的信中指出：
“现代制度的致命错误，就在于它剥夺了本民族中最为精华的元气和力量，剥夺了勇敢、不计回报、藐视痛苦和忠实的一切灵魂之物，而只是将其冶炼成钢，锻铸成一把无声息、无意志的利剑，同时保留下该民族最糟糕的东西，诸如怯懦、贪婪、耽于声色和背信弃义——并给予它们这种声援，这种威权，这种最大的特权。其中，思想的能力被削弱到了最低限度。实际上，履行你保卫英国的誓言决不意味就要去推行这样一种制度。如果你只是站在商店门口保护店员，使其在里面骗人钱财的话，那你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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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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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在上一篇札记中我说过，对于中国目前事态负有责任的真正罪犯是那些“乱臣贼子”。在此，我想进一步揭示，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罪恶的根源不仅仅只是那些乱臣贼子，还有英国国民、英国贵族和索尔兹伯里勋爵身上带有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傲慢作派，这是腐蚀他们心智的恶魔。而眼下这种“傲慢的恶魔”又将给谁带来毁灭性的威胁呢？依我看，不是中国，而是大不列颠帝国。
马修·阿诺德（56）曾经评论道，与其说是由于英国国民过于自私和不义，还不如说是由于该国的统治阶层不够友善，才使得诸如“爱尔兰创伤”之类的帝国的政治伤痕一直没有愈合——甚至可能永远无法愈合。
最近，由于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那种粗野、傲慢和肆无忌惮的做法使张伯伦先生（即约瑟夫·张伯伦，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殖民大臣）及其所属的伦敦佬阶层有效地发布“命令”（Majuba），打开了非洲监狱的大门。在布尔人发出最后通牒之后，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演讲确如雄狮怒吼——但这不是自私的怒吼，而是傲慢的怒吼。
总之，索尔兹伯里勋爵身上的这个“傲慢的恶魔”成了他推行罪恶政策的真正诱因，它导致张伯伦先生强硬政策出笼，并引发南非的流血事件，造成了“冒牌帝国主义”的产生，使得列强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而导致被称为“中国联盟”（ChinaLeague）的伦敦佬寡头政治集团在北京开始进行掠夺比赛——总而言之，这一可怕的傲慢导致了目前中国这场可怜、可鄙、可悲、可叹的灾祸的发生。
在谴责英国贵族给予拿破仑荣誉时，爱默生评论说：“如何采取措施——哪怕是可恶的措施——来防止国家陷入一连串的危机呢？”“政府总是最后才知道，任用不正直的代理人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同对个人的危害一样严重。”
有一天，一伙人在一个寡居多年的老妇人家里展开了抢劫比赛。在激烈的争夺中，他们使房子失了火。这时，他们应该怎么办呢？其中一个“乱臣”说：“咱们把这个老太婆赶出家门去。”另一个“贼子”说：“还要先让她赔偿我们的损失，然后继续为我们看管房子。”对于这种令人发指的无耻论调，正人君子们的奉劝是：“先生们，如果你们实在没有诚意或本钱去赔偿老太太的损失，至少也应该拿出一些君子风度，向她表示歉意——至少有一件事你们应该做到，那就是以后要规矩一些了。”
事实上，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要和平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惟一可行的方法就在于推行一场改革——但不是中国的改革，而是欧洲的改革，特别是大英帝国的改革。在中国搞改革不难，因为在中国那种共同的理性意识和道义感——也就是“道理”（57）这两个汉字所表达的东西，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它很容易就能得到中国民众的普遍理解。正是这种可贵的、坚强的意识，使得这场长达六个月的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无法避免。
然而，如果要在欧洲或者在大英帝国搞改革，都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正如罗斯金所说的，现代的欧洲教育所造成的惟一结果，就是使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时产生错误的认识。但是，进行这样的改革又是极为必要的——因为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中国问题，而且还可以防止人类文明的彻底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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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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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想使改革成为可能，英国国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将那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傲慢的恶魔”从民族的习气、从贵族的传统中祛除。当这种心灵的恶魔被赶走以后，那些堵住了开放公职的门户（opendoor）的“乱臣贼子”们就会如秋风扫落叶般被清除出公职服务系统。正是在英国——而不是在中国，为了这种“门户开放”，罗伯特·彭斯（RobertBurns）唱道：“管他这一套那一套”；也正是为了这种“门户开放”，卡莱尔宣扬英雄崇拜的思想。当这种“门户开放”原则得到人们充分的认可并得到贯彻实施的时候，一种海涅所谓的新公职贵族（StaatsdienstAdel）就会出现。这种新兴的贵族将保留旧式贵族那种高尚的情操与优雅的气质，并将其与真正的现代自由主义文化结合起来。以这种新式贵族为基础，就能建构起真正的“帝国主义大厦”——一种可能比古罗马的“帝国主义大厦”还要坚固耐久、宏伟美丽的帝国大厦，因为这种新式帝国主义拥有古罗马帝国主义所没有的强烈的基督教虔诚色彩。英国的这种新式帝国主义，将不再只是通过舰炮政策来确立盎格鲁-撒克逊的霸主声望了，而是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同保卫人类文明——Turegereimperiopopulos，Romane，memento！（罗马人，请记住！要用王权去统治人们！）
我之所以如此激动地对英国人民写下这些措辞强烈的文字，是因为我相信，中国问题是可以和平解决的。我的这种信念和希望，来自于此次事变之前路透社（Reuters）报道的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那场演讲。在那场演讲中，这位高贵的勋爵说他确信四万万勇敢的中国人不会灭亡，也不可能灭亡。在我听来，这几句电文就好像是对中华民族发出的勇敢、雄壮乃至声嘶力竭的欢呼，它们仿佛出自真正的英国人民的灵魂深处，并得到了现存的英国贵族首领的声援。UltimeRomanorum！Setusetuseguituastella！（你这最后一个罗马人！如果你能追随你的星宿而去，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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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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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对一切事物，特别是对爱和友谊不存利害之念，是我的至上追求、指导原则和人生准则。因此后来，我在两首诗中有这样一句调皮且显得有些唐突的话：“如果我爱你，那与你有何相干呢？”这就是我心灵的剖白。（58）
——歌德
罗斯金曾说：德国人的优点中甚至也含有自私成分。他说此话时想到的是铁血宰相俾斯麦（59），而不是毛奇（60）和歌德那两个已修成正果的ZuchtundOdnung（秩序与风纪）的化身。
瓦里柴夫斯基（M．Waliszewski）在他的《风流女皇》一书中，谈到具有德国血统的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曾说：我们听说，有一个如今还在维也纳担任要职的德国人宣称，就性情而言，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喜欢所有的民族——惟有他的本民族德国例外，因为这个民族尽管有许多长处，却有一个超越其他民族之上的令别人都厌恶的缺点：那就是德国人不懂得怎样才算是慷慨大方。
事实上，就我所知，中国人、苏格兰人和德国人，是世上三大最为自私的民族，原因非常简单：在苏格兰和德国北部，气候寒冷，土地贫瘠，生活条件艰难。而在中国，早婚和必婚的社会风习，加之人民酷爱和平，人口剧增，以致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变得异常艰难。
时至今日，德国人仍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马丁·路德首次给他们提供了共同的标准语言，但马丁·路德同英国的约翰·诺克斯（61）一样，只不过为德国人民接受今日的现代文明而奠定了民族统一的基础。
正如克伦威尔是维护约翰·诺克斯光荣事业的帝国主义者一样，腓特烈大帝（62）也是维护马丁·路德辉煌事业的帝国主义者。卡莱尔以其敏锐而冷峻的眼光，透过腓特烈那爱挖苦人和怀疑一切的哲人表象，洞察到其清教徒的本质。当年的“七年战争”（theSevenYearsWar，1756-1763），实际上是普鲁士清教徒和奥地利骑士之间的争斗。
腓特烈之后，普鲁士在德意志诸邦中异军突起。德国是欧洲大陆上的苏格兰，而普鲁士是其中的苏格兰低地人，他们因生活在平原地区而缺乏想象力。并且，在普鲁士，气候比苏格兰低地还要恶劣得多。因此，普鲁土人除了想象力贫乏之外，还有惊人的胃口。俾斯麦宰相曾说：“在我们家里，所有的人都是些能吃能喝的大肚汉（1auterstarkeEsser）。如果人人都有我们这样的胃口（Kapacitfit），国家还怎么能够存在！那时，我们将不能不移民。”
腓特烈没有想象力，但他却具有杰出的才华，同时还有着法国人的文化教养及精神。作为一个帝王，他兼具灵敏的头脑和法国文化滋养出的明智。在他之后，缺乏想象力的普鲁士清教徒无法继续行使对于德意志诸邦的保护权。于是，拿破仑经过在耶拿的“光荣复辟”，使得法国人的势力进入德意志。
华兹华斯在与爱默生谈起歌德的《威廉·梅斯特》（WilhelmMeister）时，曾尽情地痛骂说：“它充斥了各式各样的私通行为，就像苍蝇群在空中杂交。”其实，《威廉·梅斯特》正是伟大的歌德对拿破仑入侵时期德国状况的真实、清晰和冷静的描述，正如莎士比亚作品中对英国社会的描摹一样。
同英国的情况相似，富于理智的德国人对拿破仑的到来采取了欢迎的态度，这时候，那个普鲁士清教徒只好咬牙切齿，退隐山林，到女人们的美好心灵（SchoneSeele）中去寻求慰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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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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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指出：“把拿破仑送到圣赫勒拿岛上的不是缘于他在战场上的失败，而是缘于其自身的粗鄙、平庸和俗气。当他带着法国大革命伟大自由的思想转战各地时，欧洲所有有教养的绅士都热烈欢迎他；而当他们发觉这个科西嘉的小资产者只是再想建立一个封建王朝时，则都开始对他感到厌恶了。于是，那些身穿‘前进’（Vorwarts）元帅制服的普鲁士清教徒闻风而动，与其他的欧洲绅士们一道去讨伐这个科西嘉小资产者了。”
海涅在诗作中对那些身穿“前进”元帅服、训练有素的普鲁士清教徒的描绘，对那些冷酷无情而又缺乏想象力的“苏格兰低地人”进行过令人心酸的描绘，但是，我们现在读起来，至今仍显得活灵活现，且不过时：
这个单调刻板的民族
习惯于循规蹈矩，
他们那阴沉沉的脸上
永远是冰冷兮兮。
走起路来身子僵硬，
穿上衣时死板笔挺，
就仿佛吞下了那根
从前他们挨揍的棍子。
让我不理解的是，列强怎么会选择一个德国陆军元帅（63）——一个既是老毛奇的信徒，更是俾斯麦“铁血政策”的狂热拥虿的人来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当年，当叶卡捷琳娜二世任命普罗佐罗夫斯基（Prozorofski）为莫斯科卫戍司令时，帕提奥姆金（Patiomkine）向这位女沙皇写信说：“您从您的武库中搬出了一门最古老的大炮，您指向哪里它肯定就会朝哪里发炮，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目标，但是，当心它要给陛下的名字蒙上血污。”
还是言归正传。当身穿“前进”制服的普鲁士元帅将拿破仑赶出德意志时，他想连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思想也一并赶出。因此，所有富于理智的德国人都起来反对他，是为“KulturKampf”（文化斗争）之滥觞。
法国大革命真正伟大的自由思想是要求“门户开放”，表现在政治上，是Carrireouvexteauxtalents（向一切有才能的人敞开大门）；表现在宗教上，则是扩展身穿“前进”制服的普鲁士元帅们身上的那种苏格兰低地人特有的自私本性，使他们不至于讨厌“门户开放”，在这里显得棘手的是，普鲁士清教徒想象力的缺乏又妨碍他们进一步理解宗教意味上的“开放”的含义。
当年，在威廉一世还仅是普鲁士国王的时候，他在第一次与俾斯麦交谈时所显现出的SchoneSeele（美好心灵）实在让人感动。有一次，他表示他反感某人，因为那人是一个虔敬派（64）信徒。
“何为虔敬派信徒？”俾斯麦问道。
国王回答说：“就是那种以宗教为幌子谋取私利的人。”
“这不是那个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用法，”俾斯麦说，“所谓虔敬派信徒，指的是刻板地相信耶稣·基督乃是献身为我们赎罪的惟一圣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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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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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国王叫了起来，“真有人被上帝如此遗弃，竟然会不相信有这回事？”
俾斯麦只好说：“当心，陛下，如果人们听您这么说，他们会把您当成一个虔敬派信徒的。”
海涅知道身为普鲁士清教徒的威廉一世所指的“虔敬派信徒”是什么。他说，我熟悉这支曲子，我晓得它的歌词，我还认识它的作者。我知道，他饮过家乡的美酒以及那布道时用的圣水。实际上，“虔敬派信徒”利用了威廉缺乏想象力的特点，不仅使他那SchoneSeele（美好心灵）面临被扼死的危险，而且还威胁到德国人的生命安全。“前进”元帅与伟大自由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1848年欧洲革命危机的爆发。
1848年，所有德国人都起来反对“前进”元帅以及作为被保护者的“虔敬派信徒”，并使德国的“王权”以及一切秩序与风纪面临被毁灭的威胁。正如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带领群氓帮助英国的绅士一样，在德国，俾斯麦宰相听到柏林的骚乱声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波美拉尼亚的Bauer（农民）召集起来，问他们是否愿意随他出征去挽救“王权”，即他所谓的普鲁士王朝。
比肯斯菲尔德勋爵与宰相俾斯麦所试图建立的，都是一种真正的帝国主义，即绝对有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的政府，实际上也就是一种不计利害得失的政府。正因为如此，这位大首相的“铁血”政策才得以在德国建立起来。它是要保护ZuchtundOrdnung——秩序与风纪，使其免遭群氓暴力的毁灭。因为，laforceattendantledroit——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
在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的帝国主义政策和俾斯麦宰相的“铁血”制度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首先，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东方人”，相反，俾斯麦宰相则不过是一个有教养的苏格兰低地人。他缺乏想象力，有自私倾向和波美拉尼亚的饕餮食欲！不过，这两种制度的根本差别还在于：比肯斯菲尔德的帝国主义试图成为一种宪政帝国主义，而俾斯麦宰相的帝国主义则完全是一种军事帝国主义。
有人问孔子：“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无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因此，那种主张“君王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Voluntasregis，supremalex）的说法，孔子是绝对不赞成的。
至于纯粹的军事独裁可能会面临的可怕的失败则会是，那些被用以镇压群氓暴乱的军人以及他们手中的刺刀，在和平时期，在处理资产阶级、卑鄙小人以及市侩们的狡诈与自私情绪时，却完全显得无能为力了。
那些德国市侩同他们的兄弟，布莱特·哈特（BretHarte）笔下的阿新（Ahsin）（65）一样，原本是其宗族中最受爱戴的人。他是一个单纯、质朴、坚韧、勤奋、温良顺从的“米歇尔”（Michel），很少有自私自利之心，且对家庭有着强烈的依恋之情。此外，他还具有那种难以言传的德国人的Gemiith（好性情），心中始终装着美妙的音乐和淳朴至极的民歌（Volkslieder）。
然而，这个性情温厚的德国人“米歇尔”，在“前进”元帅刻板而严厉的统率下，变成了一个“乱臣”，其名字直接改写成“市侩”。更糟糕的是，俾斯麦宰相的“铁血”政策又是那么的自私与苛酷，使得这个“市侩”进而变成一个追名逐利之徒、一个可怕的“乱臣”。那本《俾斯麦伯爵及其属下》（CrafBismarkU．Seineleute）的作者柏希（Bursch）博士，就是一个满口“跑火车”、时常用骇人听闻的评论和花言巧语来哗众取宠的可怕“乱臣”的典型。
1870年，那个基督教绅士——威廉一世，以及那个普鲁士绅士——俾斯麦宰相，还有那个富有现代精神的德意志绅士——毛奇伯爵，一道进军法兰西，要消灭那个蛮横无礼的资产阶级分子或曰庸人——路易·波拿巴（66）。此君那个伟大的伯父在位时，其所推行的帝国主义虽不纯粹，但却自负无比；到了此君上台时，他对伯父又进行了一种貌合神离、“华而不实”的模仿。这样拙劣的表演让普鲁士君臣忍无可忍。
当俾斯麦从法国远征归来时，有个老妪，即福尔克（Falk）博士，就像歌德《童话集》（Marchen）中所描述的那样，用一个大“鬼”的故事去恐吓他，并说服他向那被称为“教皇极权主义”的恶“鬼”开战。当俾斯麦与此“鬼”作战之时，耶拿的海克尔（67）教授却正竭尽全力，努力把那已变成追名逐利之徒和可怕乱臣的德国人“米歇尔”变成一个食肉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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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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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俾斯麦宰相关于殖民政策（KolonialPolitik）的精彩演讲。他说他本人并不信仰这种东西，但公众舆论之潮大得难以抗拒。俾斯麦宰相内在的绅士气质使他憎恶“殖民地政策”，而他身上那种苏格兰低地人的自私毛病和那吓人的胃口，又把他引上殖民政策的不归路。
德国的市侩，即现已变成追名逐利之徒和可怕乱臣的那些人由此“官运亨通”，做官之后便进而成了“贼子”。后来，他们又乔装打扮来到中国，奉承天津的李鸿章，被诱留在天津后，他们又成为蒂万特（Diwaeter）先生那样著名的德国走狗！
去年，一个巴伐利亚教授来向我要有关中国的前洪积层动物骨架的资料。我希望这位教授能帮我描绘一下现代的“怪异巨兽”（Deinotherion），那“殖民地政策”的可怕野兽。我两眼紧紧盯着他，眼前浮现出臃肿肥胖、浑身油腻、爱吹牛皮、四处晃荡、卖友求荣、卑鄙无耻的苏格兰低地人形象。他不像英国伦敦佬中的“乱臣”那样狡诈，与其说他是一个“乱臣”，还不如说他是个“贼子”，但他掌握了苏格兰低地人的“讥讪”技术，必要的时候，还会借助于海克尔教授的食肉动物之科学智能，以及波美拉尼亚（68）的饕餮食欲，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使用！
德皇的“黄祸”之梦，实在不过是一个十足的梦魇。这个庞大的吃人恶魔，这个被称为“殖民地政策”的现代怪异巨兽，正是今日世界可怕的现实。此时此刻，它正在咀嚼柏林小孩的骨头！Sehtzu！VolkerEuropas！WahreteureheiligstenGoter！（请注意！欧洲各民族！要保护好你们神圣的精神财富！）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基督教以前是制服苏格兰低地人之自私与波美拉尼亚之饕餮食欲的力量，但如今在德国，正宗的基督教就像渡渡鸟一样死绝了，取而代之的是官方建立的昂塞（Anser）主教的基督教，那个在胶州湾盛行的基督教，或者说是那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与“政治牧师”（PoliticalParson）的基督教——这位政治牧师在上一期《未来》（Zukunft）杂志上，撰文评论德皇“不要宽恕”的讲演时写道：“我们俘虏五万名中国佬干什么？养活他们都很困难，如果我们遇上五万条毛毛虫，我们会怎么做？把它们统统碾死。”这言论真令人恶心！其中所蕴涵的恶毒与愚蠢，让人觉得此人实在无可救药。假若耶稣不是生活在和平年代，而是生活在战争岁月，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我看，依这位“政治牧师”之见，耶稣·基督也会变成食肉猛兽的！
这位德国“政治牧师”的“毛毛虫”言论使我想起了卡莱尔对某座教堂的描述：“它大约建于18世纪，现在里面居住的尽是甲虫和各式各样肮脏的生物！”的确，我喜欢怀着崇敬的心情回忆魏玛，一想起拥有“美好心灵”的德国人民本该保存卡莱尔所提到的那个教堂的圣火，我就无限留恋，不禁感到悲从中来。我不知道那个祭坛的圣火是否会因最近魏玛公爵的去世而立刻熄灭！
普鲁士的海因里希（Heinrich）亲王也许会看管好那个祭坛的圣火，可现在他们让海因里希亲王变成了一个工程学博士！继承了祖先美好心灵的海因里希亲王，竟然成为火神伏尔甘（69）和杀人犯该隐（70）之子的崇拜者！哎！dulieberHimmel！（还是天堂好！）当法兰西学院提名大名鼎鼎的萨克瑟（MarechaldeSaxe）、那个甚至连拼写也不会的伪院士时，他回信写道：“Celameconvientcommeunbagueaunchat！”（你们无异于在给猫爪戴上戒指！）
我们还是回来讨论怎样消除那个畸形可怕的现代德国巨兽的问题。德国人如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走那“自私之恶魔”，而要做到这一点，德国民众、德国贵族乃至德国军官集体和德意志皇帝的心胸都要变得开阔，普鲁士清教徒绝不能再做holzernpedantischesVolk（刻板迂腐之人）。事实上，正如对英国的Erlosungs-Wort（拯救之言）是“门户开放”一样，对德国而言，拯救他们自己的真言则是“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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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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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妖对浮士德喊道：DugleichstdemGeist，dendubegreifst！（当你与妖怪一样的时候，你才能理解妖怪！）这就是伟大的歌德为使德国人摆脱附体的普鲁士清教主义魔鬼而念的咒语。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说得更明白些，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有什么样的道，而不是你有什么样的道，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人，只要做到无私和仁慈——那么不论你是犹太人，中国人还是德国人，也不论你是商人、传教士、军人、外交官还是苦力——你都是一个基督之徒，一个文明之人；但假若你自私和不仁，那么即使你是全世界的皇帝，你也是一个乱臣、贼子、庸人、异教徒、蛮夷，乃至残忍的野兽。
“人类必须经过多么漫长的时间才能懂得如何仁慈地对待他人，充满体谅地对待违法者，甚至人道地对待野蛮行为。事实上，正是那些圣人们最先教诲这一点，并为了将此种可能变作现实，为推进它的实践而献出了生命。”这就是歌德的信念——他关于基督教、进步和文明所持的概念。欧美列强在对待中国问题时，是否将采纳歌德的文明概念以取代那种以蒸汽压路机为标志的近代工业文明至上主义、那种想把耶稣·基督也变作食肉猛兽的由德国“政治牧师”宣扬的文明概念，人们将拭目以待。
我对德国人民激动地写了这么多，因为我相信中国问题是可以和平解决的。我的希望和信心，基于德皇陛下那坚强的、尽管固执但并不狭隘吝啬的品性。从那封著名的由德皇陛下拍给克鲁格（Kruge）议长的电报中，我看到了他的骑士品性——他那封电报并不是对真正的英国国民的侮辱，而不过是表达了这位绅士、这位普鲁士官员对张伯伦先生及其伦敦佬阶层的憎恶。德皇陛下那篇主张“诉诸武力”的演讲，我也能够理解。他就像一名优异的基督教骑士一样，以丁尼生的话简洁明了地告诫其兄弟亨利（Henry）亲王：“打倒蛮夷，尊崇基督！”
但是，中国人并不是蛮夷，当今世界真正的蛮夷是那些“乱臣贼子”、是“伦敦佬”、是资产者、是市侩、是那些追名逐利之徒，是奉行“殖民地政策”的政客以及想把耶稣·基督变成食肉猛兽的无耻政客！
海涅的这些话，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中国人的宗教是什么样的：
我们愿在世间享福，
而不是忍受贫苦；
懒惰的肚皮不该挥霍
那勤劳的双手得来的硕果。
为了全人类的孩子们需要备下充足的面包，
玫瑰与桃金娘，美丽和快活，
还有同样多的甜豌豆。
豌豆一种，
人人享用！
留给苍天一份
天使麻雀与共
最后，我希望能请求海因里希亲王，把下面这些话转达给他的皇兄与国王：
你对他说，应该尊重自己年轻时的理想，如果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就不要向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必死之徒敞开心灵的大门。即使智慧与激情化归乌有，即使天女遭到亵渎，也不应丧失理智，头脑发昏！
在上世纪中叶，一个东方人、一个拯救了英国贵族和英国人民的犹太人成为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另一个与之出于同一种族（犹太人）的大诗人海涅，曾试图拯救德意志民族，但作为回报，他竟被逐出德国，成为流亡巴黎的“流浪儿”。最后，他筋疲力尽，死在街头——尽管海涅曾自命为一个为人类精神解放而战的骑士（RitterindemMenschheit-Befreiung’skriege）：
看着我，我的孩子，
吻我并勇敢地正视我；
因为我就是这种神圣精神的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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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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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怯懦乃是好人之不幸。（71）
——伏尔泰
孔子说：“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任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如果说德国人是欧洲最为自私的人，那么法国人则肯定是欧洲最不自私的人，是“无可挑剔和无所畏惧的勇士”（72）——贝阿德、奥尔良的圣女贞德、那瓦尔的亨利（73）、大孔代（Condé）亲王（74）、大革命时的共和主义者夏洛特·科蒂（CharlotteCorday，她曾经刺杀了大革命的领导人马拉），这些人都是法国人高尚品格的象征。
德国是欧陆的苏格兰，法国是欧陆的爱尔兰，但英国的真正贵族都是法国人——法国的诺曼底人。那个“贵族与骑士的统帅”，亲手给临死的士兵递上水杯的菲力浦·锡德尼爵士便有法国血统。其实，莎士比亚在心底深处、在骨子里也都是法国人。他嘲笑英国的伦敦佬，那些信守“无所不偷，且将偷来之物说成是买来的”原则的巴多夫（Bardolph），尼姆（Nym）和皮斯多尔（Pistol）——他们是吉卜林先生笔下汤米·阿德金斯（TommyAtkins）的原型，是苏格兰低地人杰米（Jamy）船长的原型。
如果说法国人是欧洲人中最无私的民族，那么目前他们的处境之可怜，也是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所无法比拟的——也许葡萄牙人例外，但他们刚刚与英国人结成了同盟！
上海《字林西报》的记者对巴黎市政当局上次举办的大型招待会，作过这样的描述：“大会要求客人们身着晚礼服出席——众人酒酣耳热之际，但见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士步履凝重地穿过金碧辉煌的大厅，她下穿呢绒黑裙，上套台面呢的羊驼毛罩衫，头戴绿绒无沿帽，帽上的羽饰已然变黑；而一个年轻的男士此时也镇定自若地踱过大厅，他身穿棕色外衣，系着彩色领带，戴着黄色手套。当他们打开餐柜的时候，都大吃了一惊：除非他们跑去与人大吵一架，否则甭想吃到任何东西了。偷走食物是某些客人的另一种癖好，他们的商业本能驱使他们总是尽可能将其不得不上交的税金捞回！”
俾斯麦曾放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兰西可以分成两个民族：巴黎人和外省人——后者乃是前者心甘情愿的苦役（heiwilligeHeloten）。现在的问题是解放问题，即把法兰西从巴黎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农民们不愿意再受巴黎人的残酷压迫了。”
但法国农民现在无能为力，成不了气候，因为他们缺少一个领头人。法兰西民族现在甚至连一个“挂名国王”（roidn’Yvetot）都没有，而是让一个良民卢贝（Loubet）、一个精明的商人和“典型的暴君”（moduledespotentats）去做总统，因为他懂得如何保持沉默。法兰西民族最后一个真正的尽管不是完美无缺的领袖，已经死在圣赫勒拿岛上了。
比缺乏领袖还要糟糕的是，法兰西现在甚至已没有公认的贵族了。在当今法国，名义上的贵族是巴黎人，即那个“身穿棕色外衣，系着彩色领带，戴着黄色羊皮手套的年轻男士”。但是，巴黎人并不是绅士，他们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大文豪福楼拜曾说：“我把资产阶级称为思想鄙陋的人。”
俾斯麦对法兰西民族下述的傲慢评论，无疑符合巴黎人的实际情况：“他们是一群无足轻重的人（einenationvonNullen），是些不折不扣的群氓。他们有钱和漂亮的外表，但除了乌合之外，没有个性，没有独立人格（KeinindividueuesSellestgefiihl）。”
伟大的拿破仑曾经对梅特涅（75）说：“在法国，能人到处都是，但不过是些能人而已。它与品德毫不相干，甚至连原则也不讲。人人都追求别人的喝彩，并不管这喝彩是来自上面还是下面；他们一心只想引人注目、哗众取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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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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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德性，又不讲原则，何来贵族？现在的法国已没有贵族，取而代之的是官僚。法国的农民、老百姓为了祖国甚至愿意献出生命，但那些官气十足的法国官僚们、如果没有报酬，就不愿为法兰西做任何事。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薪水。如果做官的法国人只满足于薪水，而不去贪婪地伸手捞巴拿马股票和其他油水，那就该谢天谢地了。
保罗·波尔（PaulBod）先生曾悲愤地说：“legendarmefait1afeteaveelesvoleurs.”（国家召唤警察，而警察们却与小偷打得火热。）从最近的一封电报中，我得知马赛当局已经没收了40件弗雷（Frey）将军从北京抢来的“战利品”。
法国的病源还在更深之处——马修·阿诺德先生曾就法国人崇拜淫欲女神“阿奢莱西娅”（Aselgeia）作过许多评论，但法兰西的真正病根尚不在此。正如在寒冷的北方人易于暴饮暴食一样，在气候温暖的南方，人们放纵肉欲，往往达到“淫荡”的地步。因此，我认为，附在法国人身上的真正“恶魔”——那不仅在吞噬法国人的肉体，而且也在吞噬他们灵魂的真正“恶鬼”，那是比淫欲女神阿奢莱西娅还要邪恶得多的女巫！
恶人啊，你们来自何方？
我们来自地下；
一半狐来一半狼，
我们的准则如谜一般深藏。
我们都是王室的子孙，
你们知道我们为何惨遭流放，
当我们归来之时，将把你们的嘴巴堵上！
你们的后人会从我们这儿吸取教训
我们要生养
不断地生养
可爱的宝贝，可爱的儿郎。
两千多年以前，恺撒带着追随他的一群罗马人试图开化北欧人，但罗马人像今日的英国人一样傲慢，讲究实际而不爱思想，他们对实际功利的追求已近乎迂腐——结果，他们非但没有开化北欧人，反而威胁要把试图接受开化的民族统统毁灭。不仅如此，紧随其后的“伦敦佬”，即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如果说他们没有这些给罗马人试图开化之的民族带去“陷阱与鸦片，”至少带去了杂种劣质文明所具有的一切摧残生命的缺陷。
于是，正如中国人所说的，上天不得不取消赋予讲究实际功利的罗马人的“天命”，再派一个谦恭温顺的使女下凡，把开化北欧蛮族的“天命”托付给她。这位谦顺的使女之化身，便成为著名的“中世纪罗马天主教”。
在接下来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里，那位谦恭的使女一心一意地养育并改造了欧洲那些未开化的、赤身露体的、蓬头垢面、浑身是毛的野蛮人。
下面这首诗，就是对她所作所为的形象描绘：
我看见年轻的哈里头戴海狸皮帽出征，
他双股套甲，全副武装，威风凛凛，
像有羽翼的墨丘利（76）神从地面腾身而现，
轻松自如地跃上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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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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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天使降自云天，
掉转马头，让暴烈的柏伽索斯（77）略事喘息，
以杰出的骑术感服天下，迷化人间。
在完成了她的使命之后，这位谦恭温柔的使女的灵魂便回到了天国。接着，进入她依旧美丽但已了无生气的躯体之内的，是一个傲慢、残忍、贪婪的邪恶女巫的灵魂。德国的马丁·路德最先对这个邪恶女巫的真正面目敲响了警钟。德语国家为了将这个邪恶女巫赶出国门，曾经苦战了三十年。
在法国，16世纪，那瓦尔的亨利、大孔代亲王及其胡格诺派教徒（78）们，也开始着手斩杀这个邪恶女巫。遗憾的是，亨利心中固有的法国式的宽宏大量使他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当邪恶女巫承诺弃恶从善之后，他便与之达成了和解。
然而，法兰西民族不得不为那瓦尔的亨利的妥协付出高昂的代价——由于他竟然软弱到宽恕那个邪恶女巫的地步，从而使得法兰西民族在两百年后只好去经受法国大革命恐怖的冲击。如果有谁要想了解那个邪恶女巫对法国旧式贵族或统治阶层的灵魂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与震动，他可以去读读菲力浦·埃格利特（PhilipEgalite）和卡迪那尔·诺安（CardinalRohan）的回忆录，以及莫泊桑的《钻石项链》（DiamondNecklace）。
在拿破仑一世扑灭了革命并成为法兰西的主宰之后，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让新生的法兰西第一帝国与重新光顾这片土地的老朽女巫结为秦晋之好。自命不凡的拿破仑，他竟然蠢到同那瓦尔的亨利一样的程度，正如贝朗热所唱：
（拿破仑）竟然与其父就耶稣基督达成了荒唐可笑的和解！从那一刻开始，拿破仑的灵魂主变得粗俗卑鄙起来，并且不得不死在圣赫勒拿岛上。一个罗马教皇为之加冕的人，竟会死在那样一个地方！
煊赫一时的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也是邪恶女巫的魔杖点化出的耀眼迷人的大厦。可以预见，其必然遭受的下场，是它的最终坍塌以及恐怖的巴黎公社的出现。
直截了当地说，此刻正吞噬法兰西民族的灵魂、吞噬法国受过教育阶层及其所有好人灵魂的东西，不再是放纵肉欲或淫荡，而是耶稣会教义（79）。
有一天，一个中国男孩带了一大捆书回家，他的母亲对他说；“我很高兴，你打算读这些书，而不再是成天去玩。”
“不，娘，我可不想读这些东西，我是要让父亲去读，以便他能考取功名，好做大官。我自己并不想做高官，我只想做大官的儿子！”
令我感到特别震惊的是，罗伯特·赫德爵士在最近讨论中国问题的文章中，竟然虔诚地希望基督教在中国能得到奇迹般的快速传播，并认为这样中国人就会变“乖”（Kwai），成为“友谊至上”列强们的挚友，从而使欧洲人摆脱“黄祸”的威胁。
依我看，赫德爵士这一虔诚的愿望所暴露的天真可笑与厚颜无耻，实在让人惊得目瞪口呆。要是中国人都变成循规蹈矩的卫理公会教徒，随时准备把脸蛋伸过去让人抽，然后再戴上他们的斗篷，穿上他们的外套——估计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赫德爵士能够继续加倍地给他的海关职员发薪水，以不致中断其上海的海关职员们的周末舞会。与此同时，中国陕西一些城市的菜市场上正在出售人肉！
让我大惑不解的是，赫德爵士既然想把欧洲人从“黄祸”中拯救出来，那怎么不鼓吹使用鸦片呢？“鸦片”可是与基督教一样，是最好的麻醉剂啊。无论怎么说，“鸦片瘾”的广泛传播比基督教的传播要简便易行、容易接受得多。
我相信，在内心深处，赫德爵士对中国人怀有好意，毕竟，他在中国人当中生活了四十年。正因为如此，赫德爵士对此竟浑然不觉：他这个温情脉脉的虔诚愿望所折射出的令人发指的卑鄙和厚颜无耻，越发使人感到奇怪。罗瓦利斯（Novalis）曾说：“当我们梦见做梦的时候，我们就快要醒了。”
赫德爵士曾提出两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一种是实行强硬的帝国主义的瓜分豆剖，一种是争取在中国能飞速传播基督教。而我，则冒昧地提出第三种方案：我们要讲求公正合理！
欧洲的富有阶层——被卡莱尔骂为“养尊处优之辈”（Pamperedun）的人们——害怕正视正义的威严面孔——仿佛正义就像美杜莎（80）的头，一旦被其目光触及，便会化为石头。英格兰人的“傲慢”，苏格兰人和德国人的“自私”，使他们不敢去正视美杜莎威严的面孔；而法国人、爱尔兰人及所有像法国人一样宽容的民族，一旦瞥见正义的威严面孔，就会想方设法以“基督教最好能飞速传播”之类的虔诚愿望来藏头盖脸。
英国主教巴特勒（Butler）曾说：“所谓事物，就是它们的现存状态，其结果就是它们曾经有过的状态：我们为何要自欺欺人呢？”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中国的“谄”字，字面意思是“谄媚”。孔子把“盲目拜祭”解释成受卑鄙动机驱使所行的拜祭。直到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谈起佛教徒时，仍说他们“媚佛”，即向佛献殷勤，阿谀奉承或巴结谄媚。
真正的基督徒之为基督徒，是因为他本性如此，是因为他热爱神圣的东西和基督教中一切可爱的东西，就像艺术家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一样，真正的基督徒是为了基督教而爱基督教。而基督徒中的“乱臣”之所以要加入基督教，是因为他害怕地狱烈火的炙烤；而基督徒中的“贼子”呢，他们之所以要加入基督教，是因为他渴望进入天堂，与天使们一道饮茶、吟唱圣歌。如今，真正的耶稣会士不太相信天堂、天使或地狱的烈火，但却希望别人去相信这些东西——为了他自身的利益而入基督教，这就是所谓的“耶稣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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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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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金说：“我不仅相信有地狱这样一个地方，我还知道它在何处；当人们认为离开了对地狱的恐惧，美德便无从谈起时，他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地狱。”
在我看来，现代欧洲人的头脑可以分成两个隔离间，中间装有一个“滑动阀门”。当你在中国告诉一个英国佬中国的龙飞起来会致雨时，那扇阀门便自动开启，他会当面嘲笑你；而当主教告诉他这是贝拉姆（81）的驴子所说时，滑动阀门便会立即关闭——他会对此深信不疑。起初，人们还只是习惯于将这种阀门用于智力活动，现在却已逐渐将其运用到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进行是非评判的道德方面。而且，将这扇方便的滑动阀门用于日常事务中的刺激和动力要强大得多——那就是利益的刺激与私利的驱动。
罗伯特·L.史蒂文森（Stevenson）先生在他的奇妙小说《两面人》（Dr．JekyllandMr．Hyde）里，对现代欧洲知识分子中的耶稣会士性格作过绝妙的描绘。
孔子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者幸而免。”耶稣会教义对于人性的摧残及其必然结果，正如卡莱尔所言，“是广泛的苦难、叛乱和疯狂；是无套裤汉（82）暴动的狂热和复辟暴政的冷酷；它使千百万人沦为禽兽和各式各样团体受到纵容的轻薄无聊之举；那也是不义之君以法律裁决不义的可怕景象！”
我之所以在这些札记中反复谈论耶稣会教义问题，是因为不单是法兰西民族的灵魂正被其所吞噬，而且它就像麻疯病一样四处蔓延，使当今世界的所有民族都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英国的“冒牌帝国主义”和吃人的德国“殖民地政策”，不过是耶稣会教义与虚假民主杂交的产物。我把德国“殖民地政策”称之为“怪异的巨兽”，一种可怕的野兽。现在，法国民族的这种耶稣会教义，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粘滑而使人麻木的、带有巨毒的吸血蛇或爬虫。
在此，我确定中国目前事态的发端日期，乃是美国公使田贝（83）上校在北堂（84）开放之时用法文发表“一流”演说的那一天。田贝上校以及驻京的整个公使团都完全清楚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目前的地位，乃是基于一条厚颜无耻的伪造条款——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中的一条伪造条款之上的（85）。当北京的外国公使团乞求圣灵保佑这一厚颜无耻的赝品时，中国人别无选择，只能是向公使馆开枪射击！
昨天，头戴圣冠的主教大人对着圣灵这样说：“圣灵！请下来吧，”
“不。”将要下来的圣灵道，“我不下来。”
正如英国的犹太人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和德国犹太人海涅发现了他们本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什么一样，在法国，也是一个名叫甘必大（86）的犹太人发现了法兰西真正的弊病，他将其称之为“教权主义”（C1ericalism）。如果甘必大活得更长一些，今日的法国会是什么样子呢？
当路易·波拿巴派法国军队去保卫罗马的教皇宫殿时，法国的教权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过，自甘必大时代以来，教权主义在法国的影响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尽管如此，它仍然有很强的势力。因为法国那些社会活动家们认为：“反教权主义与商品出口不相干。”因此，尽管法国的军队没有再被派去保卫教皇，但法国人民却不得不缴纳税金，以便派人到中国去参与保护教皇的主教及其代理人的战争——为要给他的皇冠再次镀金，我们又须缴纳沉重的税银！
但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事情是，教权主义利用其国外布道团作为进行投机买卖以维护自身在法兰西的特权之基础。耶稣会士们谈起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团时确实可以说：四处奔走的传教士们，乃是我们做生意的“旅行推销员”。
法国政府应派一个专门委员会到中国去调查一下，看这些“旅行推销员”的生意做到何种程度，不用说其他肮脏生意，仅他们所从事的土地投机买卖一项，就已火红得不得了。除此之外，在中国，每发生一次教案，对耶稣会士来说就意味着要发一笔横财——因为他们每遭受一两银子的财产损失，就可以要中国政府赔偿白银50至100两——我算不清他们获利的百分比是多少了！
我说过法国现在没有公认的贵族，但法国、现代法国还是有一种贵族。在现代法国，真正的贵族是那样一些文坛巨匠，从发誓要“消除无耻”的伏尔泰到坦承“我忏悔”的左拉都是。然而，正如伏尔泰所说：“怯懦乃是好人的不幸！”如今，法国需要有像伟大的丹东那样的人去呼喊：“勇敢些！勇敢些！再勇敢些，革命就成功了！”
欢喜！欢喜！我们团结紧密，
法国出现了
未来的晨曦！
欢喜！欢喜！我们团结紧密，
勇往直前吧，高卢和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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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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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