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给予他人的忠告满不在乎。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综述。端方是一个彻底丧失了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的满洲贵族。两年前，我在北京时，曾听他的一个幕僚对已故张之洞说：如果政府举行一场考试，设奖考一考中国的督抚之中谁没有良心，那么端方总督必得头奖。年老的张之洞极为痛楚地苦笑了一下，点头表示同意。实际上，近来，无良心的端方对于中国官场风气的败坏，比任何一个高级官员都严重——除了袁世凯之外。说句公道话，端方比起袁世凯来，还是要强得多。在血液里，他毕竟有或者说曾经有过英雄主义和高贵昂格，而暴发户袁世凯除了贪婪、伶俐和狡诈之外，实在一无所有。他那种狡诈，卡莱尔称之为“狐狸之智”，一种缺少优雅成分的智识，或者说是被欲念强化的常识。就端方而言，他身上那种满族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的毁坏，使他感到痛苦，就像罗斯伯里患下可怕的“失眠症”一样。相反，那些骨子里卑鄙无耻的人，如袁世凯，他们那无良心的、乃至于荒淫无度的生活，只能使他们变得越来越肥。其实，端方这种人，在本质上还不算卑鄙无耻，只是道德品质被其轻率任性和固执的自我放纵削弱和毁坏了。——这种人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大的危害在于，他们身居高位以后，那些寄生虫，国内的那些邪恶分子便蜂拥而至，聚集到他的周围，像一块臭肉上的蚂蚁或杆菌，不仅损害这些虚弱者自身的身体，而且危及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道德命脉和物质命脉。最近当端方离开南京北上时，一个中国学者兼诗人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讽刺诗，极为辛辣，其中有一句是：“狐鼠都来穴建康”（所有肮脏的动物，如狐狸、老鼠，都来这里搭窝造巢）。简而言之，像中国的端方和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这种人，其最大危害在于，当他们成为首相或总督时，正如德赖登对白金汉公爵的描写那样：
挥金如土，是他特有的能耐
无事不赏，只有弃他一事除外。
孔子说：“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这就是孔子对于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和中国的满人端方这种人、这种自称为帝国主义者的现代型新人所作的描绘。
在本文的开篇，我曾对满洲贵族及其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说过许多赞赏和表扬的话，人们可能会因此认为我著此文乃是利害攸关，偏爱使然。其实，我赞赏和要表扬的，乃是中国满洲贵族至今依然的那种良好的质地和高贵的气质。不过，我必须指出，中国满洲贵族目前的实际状况，确实离值得赞扬还差得很远。
跟英国贵族一样，满洲贵族最初是个军事部族。明朝末年，中国复兴时代伟大的爱国皇帝——我指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他的后人经过苦战，终于将蒙古游牧民族赶出中国，恢复了尚武精神和高贵品质，即古代中国的豪侠之风——后来，大约三百年前，中国的统治阶级又一次退化了，丧失了其高贵品质，无法保卫中国文明。当时，未退化的中国人，只有生活在白雪覆盖的深山中的那些女真部族——他们最初仅有二十八甲——因此，他们不得不进入中国本土，来指导和协助中国统治阶级，照管好中国人民的道德生活及其物质福利，并保卫中国文明。简而言之，中国现有的满洲贵族，最初是一个军事部族，后来成为了整个国家的核心和潜移默化的内在力量，它激励、改善并形成了中国的新统治阶级。
然而，跟英国的不列颠贵族一样，中国的满洲贵族打败了汉人，赢得并重建了中华大帝国。此后，他们逐渐地不把具有古老文明的大帝国视作人民托付给他们照管的神圣之物了，而只把它看作祖宗的遗产或既得利益，认为有特权享用，而没有任何责任。因此一味地花天酒地、以为可推动劳工阶级的利益促进商业繁荣。有个真实的故事，讲一个无知无识、颇有来头的满族高级官员，太平天国暴乱前受任为两广总督。这位出身名门的满洲贵族，把全部时间都用来搜集和玩赏玻璃器皿和鼻烟壶上，当有人规劝他要他好好尽，一个总督责任的时候，他说：“我的责任！笑话！哎，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满人受圣上的鸿恩被派来当总督，不是来办什么事，而是来享福的？”可惜，我们中国没有像法国格拉蒙特公爵的回忆录和英国最近出版的卡狄根夫人回忆录这样的书，将太平天国前中国上层社会的腐败情形如实记述下来，传之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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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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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中国有一部著名小说叫《红楼梦》。据可靠说法，书中内容是以纯粹的事实为根据的——它的故事原型是一个名叫明珠的满洲大贵族家族的兴衰。这种大家族生活型态的衰落，乃由和珅的垮台所致。和珅是乾隆朝权势显赫的政治家，以贪婪著称。后来被乾隆的继位者嘉庆皇帝给杀掉了，但《红楼梦》在写作手法和风格上与《金瓶梅》不同，《金瓶梅》才是真正的写实主义小说。它描写了明朝末年的社会状况，比左拉的任何一部小说都更有力度。
《红楼梦》所描写的是没有高尚理想的社会生活；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除了吃、喝、穿戴、互相调情之外，没有一点正经事情——所有这一切，都只是略施淡墨，描个轮廓而已：那些违反了第七条戒律（指基督教中上帝予摩西“十诫”中的第七条，即“不可奸淫”）的无味细节，只是一笔带过，并未大加渲染。不过，《红楼梦》尽管算不上是写实主义小说，但它所反映的满洲贵族中上层人物堕落的程度已经很是惊人了。从小说里所描写的一件小事便可见一斑。书中的角色之一（焦大）在谈及这个满洲贵族大家族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整个王府内外，也只有府前那两只石狮子是干净的了。”
的确，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前，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过的，由于丢掉了尚武精神和高贵品质，丢失了高尚理想，结果，堕落了的满洲贵族，无法给予国民所期望的高贵引导——正是这一切，造成了卑鄙无耻的浪费性消费，最终招致了那场太平天国大叛乱的灾难和激变。如果说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前，中国的满洲贵族实在犯下了大罪，那么，他们在太平天国叛乱中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些头扎红巾的狂热的叛乱分子，突如其来、气势汹汹地杀入那些无忧无虑、尽情享福、腐化堕落、享有各种特权的满洲显贵驻防的城市。正如那位希伯莱预言家所说的：“地狱已因此自动扩大，并张开了它那无边无涯的大嘴，他们的盛名，他们的民众，他们的荣耀，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不得不落入那张巨嘴之中。”事实上，太平天国叛乱刚刚爆发的，时候，驻防在不同城市的许多满族显贵，几乎全部丧命：老人青年、男孩、妇女、女孩、婴儿——统统被狂怒的太平军赶尽杀绝。所有满人和站在满人一边的汉人，都被称之为“妖”或“阎罗”，必须加以斩杀。
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统治权，也从满洲贵族手中落入到中产阶级儒生手里。由于丧失了在国家政治中的主动权，中国的满洲贵族便无力发挥他们在社会组织或社会秩序中的应有作用——激励和引导中国人民去过一种高尚的国民生活。既然无力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他们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简而言之，如不列颠贵族组成了英国上议院一样，享有特权的中国满洲贵族也构成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中国“上议院”。因此，除非从外部来人，或从他们内部出现强有力的成员，着手改造满洲贵族，给其体内注入新的生命力，我们中国的“上议院”，犹如英国的上议院一样，将不得不被废除。但紧接着，我们就会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我们按照中国的改良派和革命者打算做的那样，学英国的激进党和社会主义者，把上议院解散——那么我们就会丧失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国家便会失去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的集结点与重振的依托。
眼下，马修·阿诺德对他那个时代英国贵族的看法，用在中国的满洲贵族身上也是合适的。他说：“真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人像我们上流社会一般英国人这样，对于世界的现实变化如此的无知、迟钝，糊里糊涂。他既无思想，也没有我们中产阶级的那种严肃认真态度。正如我常说的，这种严肃认真态度，可能是本阶级得以拯救的伟大力量。唉，当听到贵族阶级中一个年轻富豪兴致勃发，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财富和物质享受大唱赞歌时，我们勤劳的中产阶级中人，即便庸俗透顶，以其良心所在，也会吓得倒退几步。”
说起我们的满洲贵族缺乏智识，任何一个与北京汉人称之的满族大爷的人因公打过交道者，都能告诉你这么一个头戴蓝顶子或红顶子的白痴，他会毫无理由地与你辩论不休，纠缠没完，“而根本不懂什么叫交涉或辩论，一直到你觉得非逃之夭夭不可，不然你就得气疯，被迫犯下谋杀之罪，因为你忍不住要去掐他的脖子，把那个面无血色、两眼无神、絮絮叨叨的白痴给憋死”。不过，目前在中国，满洲贵族最大的缺点，还在于他们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现任摄政王是个例外，在我看来，他倒是有点过于严肃认真的毛病。我在北京见过的大多数满族王公和其他名流，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当今国事的严重，也没有意识到在国家财产方面他们那特殊化的、朝不保夕地位的危险性。正如拿破仑说起上个世纪的法国顽固派那样，现在中国的满洲贵族自太平天国叛乱以来，甚至于义和团灾变之后，虽然吃尽了苦头，却丝毫也没有接受教训。他们所剩下的惟一一样东西就是骄傲——那种门第高贵、身无分文的苏格兰少女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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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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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以上所说也有许多例外。目前的满洲贵族中，像铁良等人，便有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中国的满洲贵族最杰出的道德品质，那种或许可以拯救自身的伟大力量——是他们的纯朴和耿直（guilessness），即便是今天，满人虽然有许多缺点，但仍然是一个不狡诈的民族，一个具有伟大的质朴心灵的民族，其结果是生活简朴，清风可操。现任外务部侍郎联芳（62）曾留学法国，在李鸿章手下供职多年。他本有机会像李鸿章手下的“暴发户”们那样大捞一把——然而现在，他大概要算是中国留过洋的人当中最贫寒最清廉的一个了。还有一个锡良（63），即现在的东三省总督。他是从小知县做起，最后升任大总督的。其生活也很清寒，是个廉洁的人。说实话，要是不怕把这篇文章写得太长，我本可以再举出官场内外我所认识的许多满人贵族的名字，他们心地质朴，举止优雅，并有法国人所谓“发自内心的得体的礼貌”（1apoutesseducoeur）。他们都是真正的君予一旦知道怎么办，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尽职尽责，一旦听到召唤便不惜为了君国的荣誉献出生命。在此，我还想再提一下满洲妇女，特别是较为贫寒的满洲家庭里的那些妇女，她们靠朝廷补贴的微薄俸银为生，自己过着克己、半饥半饱的生活，像奴隶一样做苦工，努力成为一个贤淑之妇，去尽自己对孩子、丈夫、父母和祖先的责任。（64）
总而言之，公平合理地观察中国目前的种种混乱和颓败状况，我必须指出，那种最好的材料，凭借它可以产生出一种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一种真正的新中国的最好材料——将仍然要在中国的满洲贵族中去找。的确，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说的，处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扩展新时代，所有习惯于墨守陈规，对事物的变迁流转、对一切人类制度不可避免的暂时性缺乏认识的贵族，都是最容易陷入不知所措、无可奈何的困境之中的，实际上，在“开放”的新时代，最需要的是思想和懂得思想的人。不幸得很，中国的满洲贵族，跟所有的贵族一样厌恶智识修养，是些最不懂思想的人。话又说回来，虽说满洲贵族没有思想和不懂得思想，他们却有其某种可贵的东西，如没有这种东西不仅一种新的好的事物秩序，甚至旧秩序，旧秩序中的最佳之物，中国文明中的精华也势必遭到破坏和毁灭。一言以蔽之，满洲贵族有“气节”。这种道德品质在中国的任何阶级中，至少在我们庸俗的中产阶级儒生中是不易找到的。中国的儒生，我们庸俗的中产阶级，在此我可以指出，除了少数几个人例外，如现任两江总督，福州海战中的主角张佩伦的侄儿（65），他虽然还年轻，难以成为牛津运动的实际成员，却是一个受到过牛津运动精神熏陶的人——目前中国儒生的庸俗与丑恶的特征，从上海的中文报纸上随处可见，顺便补充一句，他们在张园的“各种表演”（66）就更为庸俗不堪了。这些儒生已经是彻底丧失了道德，除了虚荣和狂妄之外，毫无品行可言。而中国的民众，即辛勤工作的阶层，的确，他们的道德至今也没有受到太大损害。但中国的民众没有政权，庆幸的是他们目前还没有掌权，因为在中国，民众的真实伟大的道德力量尽管强大，却是一种粗陋、残暴的力量，它没有满洲贵族道德力量的高尚与优雅。因此，一旦真正的民主被用于维护它的“否决”权，正如在太平天国叛乱和义和团暴乱中一样——那种否决权只能成为一种可怕的破坏力量。
简而言之，一种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一个新中国赖以建立的惟一基础和基石，是满洲贵族。但正如我所说过的，满洲贵族，这个中国的“上议院”必须革新。不仅中国，还有英格兰，目前亟需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革新贵族。中国的满洲贵族，正如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时代的英国贵族一样，我以为直到今天，他们的道德都仍然是健全的。不过，满洲贵族缺乏一个领袖——一个有思想且能理解思想的人来领导他们。我们的满洲贵族中最出色的人，像铁良，或更出色一些的，像现任摄政王（67）——正如我在后文要说明的，他是一个和铁良一样纯洁而高尚、并且受到过牛津运动精神熏陶的人。所有这些人，只能够维护——且他们正尽最大的努力在维护——旧的秩序，使中国文明的精华免于破坏和毁灭。至于“开放”的积极工作——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创建一个新中国——满洲贵族，正如我所说过的，还缺乏一个领袖——一个有思想且能够理解思想的人去领导他们。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贵族找到了他们的领袖，即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此人的优势在于，他既不属于庸俗的中产阶级，也不属于野蛮的贵族阶级。因此，满洲贵族将可能从一个留过学的中国人中找到他们的领袖，一方面，他没有受到过分的教育，没有中国儒生那种自大和不切实际的迂腐；另一方面，他又没有满洲贵族的傲慢和阶级偏见。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对古老的中国文明中的道德价值和美的观念有真正认识，又具备说明和理解现代欧洲文明中扩展和进步思想能力的人。如果满洲贵族有了这样的领袖，外国人又能接受忠告，把一些真正有智识修养、除了懂外交和写新闻专电技术之类文明之物，还懂得文明问题的人派到中国来做外交官，如果这些外交官对于我所描述的那个留过学的中国人不仅不加干涉，给予放手处理一切权力，甚且以他们的德望来支持他——那么，中国真正的改革，那为了新中国的改革才有希望。这个新中国，不单属于中国人，也属于文明和全人类。世纪的秩序将重新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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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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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中日战争之后，李鸿章倒台，中国文人学士失去了领袖，其实应该说，中国文人学士中的自由党失去了领袖。曾国藩死后，正如我们看到的，政权落入到两派文人学士手中，一派称之为湘军系，一派称之为淮军系。湘系是些湖南人，属于保守党，司令部在南京。淮系是些安徽人，属于自由党，司令部则在天津。曾国藩侯爵一死，保守党的湘系逐渐失去权势，除了从国库里按期领取抚恤金外，那些曾经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叛乱的湖南人再也没有任何别的特权，于是长江流域又出现了哥老会（秘密结社），对帝国统治构成新的威胁。相反，自由党的淮系在李鸿章领导下，则权势日增，直到大权在握，统治全国；特别是掌握了支配国家钱款和拔去他人顶戴花翎的权力，还控制了国家那些最有利可图的肥缺。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失势，自由党的淮系集团也群龙无首、一哄而散。但保守党的湘系却还有领袖，他就是已故两江总督刘坤一。实际上，此时初兴的康有为雅各宾党尚未形成气候，刘坤一不仅是保守党的湘系首领，名义上也成为整个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领袖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坤一在中国近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当于英国的威灵顿公爵。他跟威灵顿公爵一样，并非学者，甚至不算文人，只是一个军人而已。其与威灵顿公爵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中国的苏格兰高地人——中国的长江流域就是英国的英格兰。汉口以上的长江流域上部，包括山陵覆蔽的湖南省及其“内湖”，形成中国的苏格兰高地。汉口以下的长江领域下部，包括安徽和南京，形成中国的苏格兰低地。长江流域的居民具有苏格兰人的一切特性。长江下游的中国人，像苏格兰低地人一样，机灵、精明，是讲求实惠的生意精，吃苦耐劳，贪婪鄙吝——比如李鸿章，就是长江下游的安徽人，带有苏格兰低地人机灵精明的典型特征，把“半个便士”或中国所谓“碎银”看得极重。相反，长江流域上部居民，特别是湖南人，则像苏格兰高地人一样——粗豪，耿直，勤劳，节俭但不吝啬。不过，无论是长江流域上部还是下部的居民，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勇敢或坚毅。这种道德品质，是中国其他各省人特别是广东人所不具备的。事实上，在镇压太平天国叛乱中出力最大的，也正是具有苏格兰那种“勇敢坚毅”品质的湖南人和安徽人。
我说过，刘坤一不是学者，而是一位军人——一位粗犷的苏格兰高地老将，他终其一生都保持了那粗率耿直的作风，说起话来调门极高，操着湖南方言。他缺乏智识修养，甚至还不如李鸿章斯文，但像威灵顿公爵一样，他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因功显达。久经沙场的磨练，使他对人对事富有实际的见识，有成熟的判断力。此外，他还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这一点，也与威灵顿公爵相同。说实话，刘坤一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有气节或道德勇气（moralhardiness）的最后一个文人士大夫。甚至连张之洞大人也缺乏气节或道德勇气，尽管他是一个秉性高洁的人。我说过，目前中国惟一称得上有气节的有教养的阶层，是满洲人。
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1900年，华北爆发了义和团狂热运动，北京帝国政府在列强攻占大沽口之后，被迫宣战。南京的刘坤一致电两宫，认为把战争的恐怖带给他治下的人民是不应该的，但尽管如此，他却向皇太后和皇帝陛下表示效忠，如果外国列强侵犯他统辖区的任何部分，无论是获胜还是落败，他都将誓死捍卫中华帝国的荣誉和尊严。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68）”
刘坤一死后，中国文人学士受三大巨头领导。这三大巨头是张之洞、袁世凯和前两广总督岑春煊（69）。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整个知识阶层陷于绝望，在绝望中，无论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都乐于追随康有为的过激党，赞同他那连根带枝的彻底改革方案，此种改革终于演变为康有为暴烈凶猛的雅各宾主义。然而，张之洞首先警觉起来，他同康有为及其雅各宾派划清了界线，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发表了反对他们的宣言书。正是牛津运动的影响，那种反对丑陋粗鄙、追求美好优雅的牛津情感，把张之洞从康有为暴烈凶猛的雅各宾主义中挽救了出来。讲到这里，我可以指出，张之洞在他的全部政治生活中，对于国家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中国历史的这一危急存亡关头，他本人觉悟并率领追随他的文人学士们脱离了康有为及其雅各宾派。如果张之洞与中国文人学士跟康有为搅和在一起并支持他到底，我不知道中国是否会发生内战。但不管怎么说，要不是张之洞和中国文人学士及时退出，已故皇太后绝不会如此轻而易举地对付和镇压康有为及其雅各宾党徒，使国家免遭他们那暴烈凶猛的雅各宾主义的灾难和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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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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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三巨头中的另一个成员，在这危急存亡时刻，也从康有为及其雅各宾同伙中脱离了出来。就张之洞而言，他脱离他们，是因为他品格高尚，性情优雅，牛津运动的影响使他更加精炼。而袁世凯则不然，他之所以抛弃雅各宾朋友，抛弃康有为及其党徒，纯粹是出于品质卑劣之故。
袁世凯乃中国的约瑟夫·张伯伦。索尔兹伯里勋爵曾把张伯伦先生称之为“杰克·凯德”。（70）的确，像杰克·凯德一样，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张伯伦，实在都属于群氓党，分别代表他们国家那粗野、浅薄、污浊和卑鄙的群氓志趣。在所有国家，群氓都并非是不道德的。在中国，群氓甚至于极为道德，比目前中国的知识阶级、文人学士们要有道德得多——这一点，从他们一心一意踏踏实实努力工作所表现出的正直诚实中，可见一斑。然而，即使是中国的群氓，尽管他们有道德，却并不高贵。群氓之所以不高贵，是因为他们无法克服和抑制自身的欲望，一个人要想高贵，必须首先彻底战胜和抑制其自身的动物性——他的欲望。民众的确拥有实力，但这种实力来源于强烈的欲望，因而不是一种高尚的力量。此外，受其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影响，群氓是粗俗不堪、无优雅之处可言的，这种粗俗与强烈的欲望两相结合，便使得民众在掌权之后，总是蛮横残暴。
因此，无论是中国的袁世凯还是英国的张伯伦，由于他们分别代表了本国的群氓，所以也就一并拥有了群氓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他们两人都是强人，但是，正如我说过的，他们的力量由于来源于自身强烈的欲望，因而是一种卑鄙残暴的力量。此外，他们俩都具有天生的智能，但却只是一种丧失了优雅和美妙成份的智能，即英国人称之为常识的东西，在华外侨则名之曰：“自救本能（savey）”。实际上，袁世凯和张伯伦都有足够的“自救本能”。他们深知生姜入口便有辣味，与饭碗作对是愚蠢至极的，一旦失去了饭碗，绝对不会有什么好处，即便真能带来太平盛世也不行，而这一点，像康有为那些强烈渴望太平盛世立即实现的雅各宾党人，却是不很明白的。我说过，正是出于卑劣的本性，袁世凯摒弃了他的雅各宾朋友。像袁世凯和张伯伦先生一类人之所以改变政策，跟端方和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的情况不同，后者是因为生性轻浮，而他们则完全是出于冷静的算计。袁世凯加入康有为及其雅各宾党徒一伙时，并没有康有为及其党徒们的那种热情，和他们那种对太平盛世的渴望，只是因为他盘算着李鸿章倒台了，而康有为及其激进党却有王牌在手。同样，看到他们出牌轻率不慎，即将输掉时，便又将这些朋友弃如敝履。事实上，像约瑟夫·张伯伦一样，袁世凯是一个完全没有热情和高尚冲动的人，也根本不理解热情和高尚的冲动为何物。正因为他对义和团运动那种高贵的疯狂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并感到同情，从而使得他在山东巡抚任上，对省内那些误入歧途的疯狂的义和团农民青年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残酷镇压，大下杀手。奇怪的是，他这种暴行，竟然得到那些同他一样的、没有头脑且卑鄙无耻的外国人的喝彩，为他赢得荣誉。简而言之，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张伯伦先生这样的人，他们身上带有着群氓的一切卑劣和残暴的特性。
袁世凯步入政界，是从做吴长庆（71）将军帐下吃闲饭的随员开始的。当时，吴将军受大清帝国政府派遣，率领中国军队进驻朝鲜仁川。袁世凯是早期镇压太平军的名将和统帅袁甲三（72）总督的远房亲戚。袁甲三的许多部将后来都成了将军，吴长庆就是其中之一。袁世凯尚未成年时，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无赖，被赶出家门，后由袁甲三的另一个部将，最近才升任长江巡阅使的程文炳抚养成人。程的一个儿子与袁世凯一块念过书，他告诉我，袁世凯从小就固执任性，自私自利，完全靠不住。
卡莱尔描述耶稣会创始人伊格内图斯·罗耀拉时，说道；“（他是）一个年轻的西班牙下级贵族，带有嗜欲的比斯加亚血统，其特点是厚颜无耻，好色荒淫，公然无道，尤其是欲望极强。在他看来，这个宇宙就是一个饮食店，里面有大蒜，有牙买加胡椒，还有不幸的女人和其他调味品，再加上一些配菜，专供大胆的人去满足欲望。除此之外，宇宙间就只剩下谣言和空谈了。在这样的人生哲学和人生实践中，伊格内图斯已度过了差不多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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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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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早年在他的故乡河南项城，也是在上述人生哲学和亲身实践中混日子，一直到他身无分文，完全破产为止。他的朋友们乐于打发这个年轻的无赖，于是借给他赴朝鲜的旅费，在那里，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他成了吴（长庆）将军帐下吃闲饭的随员。不过，袁世凯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无赖，却并非没有能力和能量。他逐渐地向上爬，后来得到李鸿章的保荐，被任命为“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就这样，他成为天津李鸿章腐败的寡头政治集团中最年轻的成员。
同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一样，中国的袁世凯也是一个暴发户和骤起的新贵。暴发户和新贵的标志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这一点，凡是与袁世凯所宠爱的留过洋的中国人打过交道的外国人都能看到，这些人生活奢侈，趾高气扬，他们的主要特征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北京的中国文人学士称天津袁世凯的党徒为“票党”——狂妄自大党。两年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一个督察院的官员在街上与我同行。当他看到袁世凯口衔金烟嘴，叼着香烟，乘着新式洋马车，后面跟着耀武扬威的侍从马队，浩浩荡荡地从旁经过时，情不自禁地向我诵起《诗经》里的如下诗句：
骄人好好，
劳人草草，
苍天苍天，
视彼骄人，
矜此劳人。
事实上，袁世凯是在有意模仿满人荣禄的气魄；天津和北京的许多外国人，都错把袁世凯的这种狂妄自大，当成了荣禄的那种真正的气魄。已故的满人荣禄虽有不少缺点，但却是一个生来的贵族，而袁世凯则是一个暴发户和新贵。我曾对袁氏的同党唐绍仪（73）说，袁氏有百万富翁的作派而无百万富翁的钱财。其实，袁世凯装出的气魄或骄狂自大，正是手中并无百万的百万富翁所摆出来的架子。
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骄狂，大大有助于南非布尔战争的爆发，同样，袁世凯派驻朝鲜时期的骄狂自大，则促使中日战争不可避免。等战争真正打起来的时候，他为自己骄狂的严重后果感到害怕，便逃回天津。
说句公道话，天津的李鸿章并不想打这场战争，他对导致战争的那个骄狂之徒、那个过于热心的暴发户十分气恼——因而对逃回天津的袁世凯不理不睬。这样，袁世凯就又一次流落街头，负债破产，只得千方百计四处求人向李鸿章说情，希图重新得到李氏的优遇。后来，他求到了李鸿章寡头政治集团中最有势力的人物盛宣怀（74），但事情毫无进展。从此，他对盛宣怀怀恨在心。后来他升任直隶总督时，便将盛氏所担任的中国电报局总办和轮船招商局督办的职务全部免去——此事是盛宣怀亲口告诉我的。
未能重新进入李鸿章的寡头政治集团，袁世凯便另辟蹊径，去巴结北京的满洲贵族。经过离职回京的程文炳将军，即他那个早期保护人的引见和疏通，他得到了满人荣禄统帅下的新建陆军副统领之职。不过，他在满洲贵族手下立足未稳，李鸿章便垮台了，康有为及其激进派异军突起。袁氏认为时机已到，又赶忙去投靠康有为与激进派。但正如人们都知道的，到最后的紧要关头，他又叛卖了他的雅各宾朋友。此后，他就明确地投身到满洲贵族一派中，与之形成了一个集团，可以称之为“联合党”。如同约瑟夫·张伯伦成为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亲信仆从一样，袁世凯则成了满人荣禄的心腹仆从和走狗。
我不必详细追述袁世凯的为官履历。他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的特种部队后，被任命为山东巡抚。他在任上，义和团的狂热风暴爆发了。我们已经看到，他完全没有能力理解那场误导和愚昧的暴乱之高贵动机，只是残忍地以玩世不恭和兽性的手段，去杀害那些误入歧途的疯狂农民。从山东巡抚，他继而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他到天津就任之前，占领天津的八国联军组成了临时政府，他们已经打扫和整顿了天津的环境，使天津成为现代欧化的自治城市。袁世凯从外国临时政府手中接管了天津市政，他坐享其成，得到了许多不该享有的荣誉。外国人看到天津进步和改革的表象，看到天津成为一个欧化的城市，便一味夸奖袁世凯。刘坤一死后，袁世凯，正如我说过的，他与张之洞和两广总督岑春煊一起，成为了左右中国政治的三大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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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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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不该对这位已经倒台的中国张伯伦的经历和品质不厌其烦地讲这么多，但鉴于以下事实，我还想再唠叨几句。莫理循博士和所有中英两国的英文报刊，都以一种自以为是、甚至狂妄自大的权威腔调，极力推出袁世凯这座泥塑的偶像来，这种做法只是荒谬可笑，对于外国人正确地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倒也没有什么太大妨害。他们神化袁世凯，说他是拯救中国必不可少的惟一伟人，从而给现任摄政王的统治投去不信任的阴影。英国舆论过去曾一度奉李鸿章为偶像。有些与宓吉先生见识相仿佛的英国人，甚至称李鸿章为中国最了不起的老人。如今，英国人对宓吉先生所谓的那个最了不起的老人，还有什么好话可说呢？（75）
但公正地讲，李鸿章还不是一个邪恶的、不道德的和刻毒的人，他只是一个庸人。他庸俗粗鄙，但不暴虐恶毒。而康有为及其中国雅各宾党人不只是庸俗粗鄙，而且恶毒暴虐。在他们的雅各宾主义中，包含一种理想主义的成分，一种希冀立即带来太平盛世的强烈渴望。而袁世凯，则综合了庸人李鸿章的粗俗卑鄙和雅各宾党人康有为的暴虐刻毒。事实上，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先生一样，两人都是雅各宾党人的叛徒。（76）
下面，我不再谈袁世凯。不过在此之前，我想明确指出，这种生性粗俗、庸陋和蛮横的人们，损害了他们本国真正改革和进步的事业，因而也必然危害他们所在国高尚的国民生活乃至世界文明。例如，约瑟夫·张伯伦先生，人人都知道，他采纳了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的帝国主义。但是，意味着使大英帝国强大的帝国主义，对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来说只不过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大英帝国的良治和世界文明。换言之，比肯斯菲尔德勋爵要使大英帝国强大，只是为了能使大英帝国政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去做它认为对于大英帝国的良治、进而对于世界文明事业来说是正确的事情。而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帝国主义，也就是使大英帝国强大，则本身就是目的。无论如何，他的帝国主义与良治或文明没有关系。张伯伦先生帝国主义的目的，只是要让大英帝国境内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吃的东西更多，住的地方更好等等，事实上也就是要比地球上任何国家或民族在物质方面更加繁荣，然后能狂妄自大，趾高自扬，称霸全世界。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的帝国主义，其结果是推进良治和文明的事业，使英国式的法律和英国式的公正——使大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赢得全世界的尊崇。孔子谈起他那个时代一个著名的政治家时说道：“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所谓“披发左衽”，就是成了野蛮人。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英国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和德国俾斯麦首相的政治才能，欧洲人民现在也要堕入无政府和野蛮状态了。相反，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帝国主义，其结果则是要使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能有更多的牛肉吃，能住得更加舒适，能狂妄自大、趾高气扬地去欺辱全世界。它所带来的是在南非的布尔战争，是英格兰鼓吹女人参政的妇女，是印度投掷炸弹的无政府主义学生和每年预算六千万英镑的赤字。由此可见，我们中国人“有治人无治法”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
在中国，这一公理比在英国或欧洲要有力量得多。中国国家管理中的“宪法”，正如我所说过的，是一种道德上的宪法而不是法律上的宪法。换句话说，我们中国人更多地是依靠道德法律，而不是纸上的宪法、国家法规或治安条例来约束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使那些身居高位、有责有权的人们不敢为非作歹。简而言之，中国的良治完全仰赖我们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因而在中国，当不道德的人身居高位，大权在握的时候，他们的所做所为所造成的危害是无法想象的。而且，在中国，像一切专制独裁的政府一样，政府行好行坏的权力非常之大。因此，一旦像袁世凯这种生性庸俗、粗鄙、暴虐和刻毒的人在政府中享有了某种支配权，那后果便可怕至极。这里，且不谈那种奢侈浪费，为了维持袁世凯及其寄生虫们骄狂恣肆的排场，在天津，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都已破了产。在此，我只想从那些灾难性后果中举出一个实例。袁世凯，正如我所说过的，他成为了统治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中三头执政的成员之一。三巨头即张之洞、袁世凯和岑春煊，他们乃是当时中国文人士大夫所公认的领袖。已故皇太后正是依靠这三个人，来指导与推行改革运动或中国的欧化新政的，我说过，在1901年銮驾回京后，整个中华民族就决定采取这样一场欧化改革了。张之洞仍是三巨头中惟一有思想和能懂思想的人，他在反对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中，指出中国的改革或欧化，必须首先从改进和变革公共教育入手。袁世凯则毫无自己的主见，他以其粗俗卑鄙的狐狸之智大体上抓住了张之洞的这一思想，然后立即狠命地催迫和促使那个可怜的老人，正如我曾说过的，那个缺乏道德勇气的张之洞，糊里糊涂就答应劝说已故皇太后不等到新的教育体制有个草案或经过讨论，就将整个现行的旧式公共教育机构悉行废除。其结果，是拥有四万万人的整个中华帝国，目前可以说绝对没有任何公共教育可言了。只有在一些大城市的几座造价高的、陋俗的欧式红砖楼房里，还有人在把一些蹩脚的英语和现代欧洲科学术语以及其它学科的日式译文混在一块，向学生灌输着。对这些东西，学生们丝毫也不理解，就被强行塞进脑中，结果使他们一个个变成了胡言乱语的白痴。这就是前文中我所谓像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张伯伦这样的人，不能让他们有掌管教育或文化事务任何权力的一个实例。已故的著名法国人内农（77）先生说：“人们健全的教育，乃是达到一定程度的高等文化教育的结果。像美国这样一些国家，已经发展了为数不少的大众通俗教育，却没有任何严肃认真的高等教育。而这种缺陷，就势必长期以他们知识分子的平庸行为，举止粗俗，精神上的浅薄以及普通智识的缺乏为代价。”中国旧式的公共教育尽管可以说有许多缺点，但它仍然致力于给人们一个像内农所说的严肃认真的高等教育。不仅如此，这种严肃认真的高等教育，还造就出像曾国藩侯爵乃至张之洞大人本人这样杰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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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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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头执政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岑春煊，他是前两广总督，现在在上海做寓公。他是著名的已故云贵总督岑毓英（78）的长予，其父曾被指控与马嘉理谋杀案（79）有牵连。岑毓英是一个厉害人物，他用克伦威尔挫败爱尔兰叛民的严酷手段，挫败了云南回民起义军。像乃父一样，岑春煊也是一个厉害角色。他是德国人所谓容克（80）党的党员，他的家族也来自蛮荒的仍处在半开化状态的广西省，即中国的波美拉尼亚。因此，他跟俾斯麦首相一样，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波美拉尼亚的容克。在其政治生涯之初，他也同俾斯麦一样是个极端保皇主义者——plusroyalistequeleroi。事实上，岑春煊在义和团事变爆发后才崭露头角，他以其极端的保皇主义精神引起了已故皇太后的注意。当朝廷逃至陕西西安时，他赶紧奔去救援，与1848年俾斯麦赶去救护柏林的朝廷一样。
他们两人的相同之处按下不表，且谈彼此之间的相异之点。俾斯麦是一个含辛茹苦、始终不懈地提高自身思想修养的人，而岑春煊则绝对没有任何思想修养。不过，正因为他完全没有文化修养，所以他是实实在在的，不像雅各宾党人——诸如卖弄博学和怀有空洞理想主义的康有为之辈。他不是空想家，而是一心一意务实的实干家。他确实没有满洲贵族的优雅之处，但同时也没有暴发户袁世凯那种狂妄自大、庸俗不堪、装模作样讲排场的鄙陋习气。到上海岑春煊的寓所拜访过他的外国人，都可看到，这位伟大的厉害总督的儿子，自己也是总督，他的生活却相当简朴。由此可见他是一位君子，不属于那种暴发户买办阶级。
总之，岑春煊是一个坚强有力、忠心耿耿的狂热保皇派。他主张对雅各宾党人和革命派以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迅速处理。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erichWilliam）1848年在谈论俾斯麦时所说的那样，岑春煊在当今中国是个不合时宜的人。目前中国正处在变革时期，需要的是善于妥协与和解的建设性政治人才，而岑春煊则太过强硬、不屈不挠，因此难当大任。歌德见了同时代的渥瓦茨（81）元帅，说道：“再也没有比缺乏见识的行动更为可怕的事情了。”此刻，像希腊的阿喀琉斯（82）一样，这位厉害的总督离开了所有当权者，坐在上海马卡姆路他的寓所里满脸愠怒，毫不妥协。眼见中国越来越糟，他实在忍受不住气恼的折磨，便到杭州湖畔、普陀海滨逛悠散心去了。
也许将来有那么一天，这位中国的阿喀琉斯可能还要披挂上阵，前去为希腊人作战。然而，正如这位前总督几天前对我所说的，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和每个人来说，将会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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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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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必须结束这个中国的牛津运动故事了。我并不想在世界公众面前，去批评现任摄政王统治下的帝国政府的政策和措施，作为现政府的一个下级官员，我认为这样做也是不合适的。如果我对于现政府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还是宁愿说给自己的同胞听。其实，两年以前，在给帝国已故皇太后和光绪皇帝陛下的一封长长的上书中，我已经把关于中国目前局势的所有想法都陈述过了。但在这里，在结束这篇中国的牛津运动故事之前，我很想，也确曾承诺过，要说明目前的摄政王也是一个受益于中国牛津运动影响的人。摄政王的父亲是已故的七王爷（83），中国牛津运动非官方的保护人。他是已故光绪皇帝的父亲。这位七王爷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就如同英国已故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在英国所处的地位一样。英国那位已故的女王夫君，在试图指导当时自称为自由主义的散漫和无政府主义势力中丧了生，同样，中国的七王爷，在发现他指望着能与李鸿章及其腐败的寡头政治集团之中产阶级自由主义斗争的中国牛津运动最终失败和崩溃的时候，也因极度伤心而过早去逝。现任摄政王，当今中华帝国的实际代理人，便是这位尊贵的七王爷——这位中国牛津运动的支持者和非官方保护人的第三子。因此，已故七王爷对孩子们的教育，是完全置于牛津运动者们的影响之下的。最后的一个王府教师，便是已故帝国大臣孙家鼐（84）。由于有这种因素，中国的牛津运动对于目前中国的政治，仍然施加着影响。
这里，我可以进一步指出，在帝国的亲王之中，已故皇太后认为配做她继承人、堪当指导民族命运之大任的只有两位。她心中牢记孔子所说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最初，她看中的是有“拳匪”臭名的端王，并把他的儿子指定为大阿哥。如果义和团事变没有发生，今天中国的摄政王便是端王。端王是一个狂热型的人，如果他摄政，他会毫无疑问像孔子所说的那样有所进取。但是义和团事变招致了外国列强的干涉，使他无法当摄政王了。于是已故皇太后不得不选择目前的摄政王，他是那种有所不为的偏执型的人。如果他不是为了去创造新秩序而做得那么多，他一定能获得更多的荣誉的，因为这些事情做得越多，反而使中国的事态越糟。不仅如此，目前的摄政王正严格执行着已故皇太后的政策，这一政策就是：如果中国一定要闹一场革命——目前的欧化实际上就真正等同于一场革命，它必须是“一场合乎法律程序的革命”。现任摄政王称得上是一个具有满族的高贵灵魂和自尊自傲品质的年轻人。当外国人指责中国在他的统治下发展缓慢的时候，应该记住这位满洲亲王克己的力量是多么值得称赞。因为这种力量，使得他的私人生活纯洁无瑕，无可挑剔，使得他在国家事务中，情愿不以个人意志而以合法程序去引导革命。其实，谈起这位摄政王，我们可以同说过这样一句聪明话的智者一道说：“不轻易发怒，比暴跳如雷耍威风要好，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比攻城夺池还难。”
本书就要结束了，我想说的是，在讲这个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的过程中，我已尽力说明，自从欧洲人进入中国以后，我们中国人怎样努力与那现代欧洲那强烈的物质实利主义文明（materialisticcivilzation）的破坏力量战斗，使它不致于危害中国的长治久安和真正文明的事业，然后我们又如何遭到失败，率领我们战斗的中国牛津运动的领导人现在都已亡故。眼下的问题是：今后该怎么办？我们是只能听任自己古老的文明被扫除净尽呢？还是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这样一场灾难？在此，正如马修·阿诺德要说的，我觉得此刻我的敌人正以一种急不可待的喜悦，眼巴巴地等着我回答，但我却要避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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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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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义和团事变之后，整个中华民族、中国的统治阶层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面对现代欧洲各国那种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中国文明的应战能力不足，无效无用。我还表示过要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统治阶层、中国的文人学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是错误的。在此，我将兑现我的诺言。在我看来，一个人或一国人用以反对和试图消除一个社会错误或政治错误，存在着四种方式。下面，我想对此做出具体的说明。假设在上海地区有一个纳税人，他诚心诚意地相信上海租界运行的有轨，电车对于上海人民来说不仅是一种讨厌的东西，而且是一种很坏的、不道德的、伤风败俗、导致混乱的设施。怀着这种念头，他首先可以以一个纳税人的名义，抗议在上海街道上铺设有轨电车道。如果抗议无效，他可以孤身一人或邀上几个志同道合者站到马路中央，逼迫有轨电车司机要么停车，要么从他或他们身上碾过去。如果电车司机拒绝停车，他就用拳头和血肉之躯去与电车对抗，这时候，如果没有警察和市政人员来干预，愚蠢的纳税人就会粉身碎骨，而上海的电车道也仍将原封不动。端王及其义和团员用来抵御现代欧洲物质实利主义文明到来的方法就是这样一种方法。上海的那位纳税人，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阻止电车的运行。他自己或邀一些朋友，在上海合伙创办一个对立的电车公司。从财政方面或其他方面设法搞垮这家电车公司，终使其无法存在，无法开业。到这个地步，人们能够想象出上海将会是一幅什么景象。然而，这就是已故的张之洞主张采取的，用以防止欧洲物质实利主义文明进入中国并带来恶果的办法。上海纳税人能够用来阻止电车运行的第三种方式，正如我曾说过的，是消极抵制，洁身自好。但消极抵制和洁身自好不是一种真正的道德力量，在消除或改良社会弊端方面决不会有效。而这就是伟大的俄国道德家托尔斯泰伯爵在给我的一封公开信中，劝告中华民族阻止现代欧洲物质实利主义文明进入中国的方法，也就是要我们消极抵制，不理会欧洲的一切。托尔斯泰伯爵所提议的这种对待社会罪恶的方法一点也不新鲜。佛教改革世界便是通过消极抵制。当世界腐败无道之时，佛教徒们就剃光脑袋进入寺庙，以此洁身自好。结果社会只能变得越来越糟，且最终连挤满各种光头和尚的寺庙也逃不脱被焚毁的命运。因此，世界上的社会罪恶绝不能通过消极抵制来革除，因为消极抵制乃是一种自私和不道德的暴行。马修·阿诺德指出，“茹伯说得很妙：‘C’estlaforceetledroitquireglenttouteschosesdanslemonde；laforceenattendantledroit．——强权和公理是世界的统治者；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强权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公理未行，因为公理未行，所以强权那种事物存在的秩序是合理的，它是合法的统治者。然而公理在很大程度上是某种具有内在认可、意志之自由趋同的东西。我们不为公理作准备——那么公理就离我们很遥远，不备于我们——直到我们觉得看到了它、愿意得到它时为止。对于我们来说，公理能否战胜强权，改变那种事物的存在秩序，成为世界合法的统治者，将取决于我们在时机已经成熟时，是否能见到公理和需要公理。因此，对于其他人来说，试图将其所醉心的新近发现的公理强加给我们，就仿佛是我们的公理一样，并以他们的公理来强制取代我们的强权的那种做法，是一种暴行，应当反抗。”
简而言之，当我们认为某种制度不合理时，便去消极抵制它，而想不到这是一种不道德的暴行，这是不对的。以这样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绝不能改革某种制度，即便它真是一个罪恶的和不道德的制度。
上海那个真诚相信电车是一种危险和讨厌的东西，是一种不道德的设施的纳税人，能够用以阻止上海电车运行的第四种方法如下：他不必不去乘电车，甚至可以保护它，但在私人生活或公职生活中，他却必须保持自尊和正直的品质，以赢得所有上海居民的敬重。由于邻里居民对他的敬重所激起的道德力量，他得以参加纳税人会议，又由于所有纳税人对他的敬重，都愿听从他的意见，而对其他人的意见置若罔闻。这时候，如果他能向纳税人说明——上海的有轨电车是一种危险的东西和伤风败俗的设施，那么，他将有机会使纳税人们心甘情愿地将电车废置。这，我以为就是孔子制止某种社会或政治罪恶及其改革世界的办法，即通过一种自尊和正直的生活，赢得一种道德力量，孔子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因此，我认为，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将此种文明中最优秀的东西，从现代欧洲各国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势力中挽救出来的力量正在于此，并且这是惟一可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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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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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愿意在此指出，迄今为止，不但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反对现代欧洲文明势力的过程中，对于中国文明所固有的这种惟一真正的力量的利用极其之少，而且我本人作为一个中国人，直到今天才意识到，自己立身行事一无所成，正是由于我不懂得在生活中通向成功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也就是，“修己以敬”（orderone’sconversationaright）（85），照孔子所说的，集中精力去过一种“笃恭”的生活。的确，要说起来，如果不是这本牛津运动故事中所提到那位名人（指张之洞）给予我20多年的庇护，我这条命恐怕早就丢了。我很清楚，在这篇故事中谈到这位老头领时，我并非只是一味褒扬。我写这篇故事的目的不是要臧否什么人或什么事。我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们如实地了解中国的现状。AmicusPlato，magisamicaveritas（我爱柏拉图，但更爱真理）。但在这篇故事结束之时，我愿公开在这里表达我对已故帝国总督张之洞的感激之情，感激他20多年所给予我的保护。有了这种保护，我不致于在冷酷自私的中国上流社会降低自我去维持一种不稳定的生活。此外，尽管我时常固执任性，他却始终抱以宽容，很善意和礼貌地待我。而且我还荣幸地学会了作为一个新兵，在他的领导下去为中国的文明事业而战。他是中国牛津运动中最优秀的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文人学士。两年前，当我在北京见到了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彻底绝望了。我尽力安慰他，并向他保证最后胜利仍属于我们，他摇了摇头。我希望能够再次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返回战场，但现在战局还未明了，我们的头领却死去了，AveatqueVale！（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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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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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已故皇太后
致《字林西报》编辑的信
编辑先生：
最近在这个国家举国同悲之日，贵刊上所发表的那篇文章和短评，谈到刚刚去世的皇太后陛下的那些话，在我看来是如此的冷酷，充满敌意和难听之至。因此，我感到不得不对它提出抗议。一个自然史的教授在描绘某些猛兽的有趣标本的时候，也没有你们在描述已故皇太后的生平时这样无情。我并不想在此阻止你们对皇太后的品德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要抱怨的，是你们那文章的腔调。我请问你们——在这个国家万民同哀的时刻，一份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纸重提那些诬蔑皇太后的残忍、谋杀和暴虐的传闻，那些无中生有的谣言，这公平吗？仅仅几天以前，她还是这个国家的国母，而外国人在这里过着一种特权客人的生活。
我并不想就已故皇太后实际上的品行问题，与你们展开争论，现在这个时候也不合适。对于这一问题的审慎意见，我已经在一本不成熟的小书中做过了阐述。这本书，你们曾经向读者加以推荐，给以好评。对于那些已死心踏地地认定皇太后是一个野心勃勃、刻毒残忍的妇人的外国人，我除了以哀怜之心，重复福音书中那句“Morieminiinpeccatisvestris你们将由于罪恶而死去）”之外，别无他话可说。但对于另外一些尚没有固执此见的外国人，如果你们允许，我倒愿意提供几点意见，或许可以帮助你们对于皇太后的品格，形成一个比你们所做出的评论更为公正的看法。
我要谈的第一件事，是已故皇太后生活中的支配动机问题，与你们的看法完全不同，我认为它不是——正如历史上一切伟人的生活动机一样，从来不是——卑鄙的野心。卡莱尔在谈起他心目中的英雄克伦威尔所涉及到的野心时说：“势利小人以其可怜的奴才之心推想，每天让人把成捆的公文拿给你看，那该是一种多么惬意的事情。”以中国的皇太后来说，除了每天必须劳神于那一捆捆头绪纷繁的各色公文之外，她从实现野心中得到的另外好处是，无论冬夏，每天早晨必得四点半起床。不仅如此，她还不像纽约的社交妇女那样，尚能从次日数以百计的晨报上见到自己的大名，以及她所出席的豪华宴会的记述，从中得到某种补偿。这样一个付出如此之多，得到如此之少的雄心勃勃的妇人，想必一定是一个卑贱愚蠢之人了。然而，无论怎么说，已故的皇太后都绝不是这种卑贱的蠢妇。
如果不是野心，那么她生活中的支配动机又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让我先来给你们讲一件事，一件我的朋友告诉我的事情，它发生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北京的太和殿。皇太后一直支持李鸿章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当听到法军炮击福州的消息后，立即传谕大臣召开御前会议。大臣们都异口同声要求宣战。这时，皇太后指着小皇帝对大臣们说：“皇帝长大成人和我死以后，他要怎么干我管不着，但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允许有人说，一个妇道人家抛弃了祖宗留给她代为看管的遗产。”
因此，我认为，已故皇太后生活中的支配动机，是迟早要为尽可能完整无损地保卫帝国王室留给她管理的遗产而奉献一生。按照中国的道德法律，一个妇人的本质责任，不是只为她丈夫活着。她的本质责任是维护其家族的遗产和荣誉。因此，我认为巳故皇太后生活中的支配动机，是一心一意要尽到中国道德法律所要求于妇人的本质责任。当她临死之前，也就是统治中国五十年之后，她能够满意地宣告：“我们没有辜负祖宗的信任。”这并非是一句空头的夸口。孔子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已故的皇太后就是这样的人。总而言之，她生活中的支配动机不是野心，而是责任。
我要谈的第二件事，是她的能力问题。已故皇太后能力的杰出之处，就在于她不陶醉于自己的聪明，而是善于利用他人的能力。在讨论高等教育（外国人普遍知道的“大学”）的那篇专论里，载有这样一段——《尚书·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定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作为一个能干的政治家，已故皇太后成功的秘密正在于：她的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她绝不是那种Voluntasreg-issupremalex（君王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意义上的独断独行者，对于她来说，自始至终，judiciumineoncilioregis，supremalex——最高法律，就是她的御前会议做出的决定。事实上，在她统治的五十年期间，中国的政治并非一人独裁，而是由以她为首的执政班子共同治理。其精神，与其说是操纵控制，不如说是稳健、调节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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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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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句话，她智识的杰出，来自于品德的高尚、灵魂的伟大。
下面，我想再谈谈她的趣味爱好问题。在你们丰富的想象之中，皇太后是一个东方专制暴君，而东方专制暴君总是穷奢极欲、吃喝穿戴无不腐化透顶。对于这种奢侈享乐的谣传，最为简单的回答是：已故皇太后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而一个真正具有艺术品味的人，是决不会沉溺于吃喝、容忍过度奢华的装饰之中的。艺术品味的专横支配，在反对庸俗的消费和奢华的装饰方面，胜过宗教的禁令或戒条，它是一种比盾者更有说服力的严格纪律。我曾经进入过颐和园，见过太后的私人住所，还品尝过她享用的食品。从我在园中看到和听到的来判断，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朴素生活的信徒。我在她住所看到的惟一可以视为奢华装饰的，是玫瑰色的泛滥。园中的人告诉我，她唯一醉心的一件事，是花，种植和培育牡丹花。顺便提一句，我在她的桌子上看到一本打开的书，是晚近出现的新版带注的《书经》，里面记载着中国圣贤的统治箴言。我参观颐和园的时候，皇太后已经69岁，她仍然在努力学习如何给她的人民一个良治。
不错，修建颐和园，尽一切可能让它更美一些，的确花费了一大笔“钱”。Mais，enrendantsonpeupleheureux，ilfautbienqu’unfoivive.（但是，为了让其子民幸福，一个君王应当存活下去）。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记住，当已故皇太后开始花钱修建她的颐和园的时候，她已经努力工作赚回了它。她为把太平天国叛乱时中国的混乱和惨象，变成今天中国相对繁荣的局面，操劳了整整三十年。在她将权柄移交给外甥光绪皇帝时，向她的人民、伟大的中华帝国的人民，提出想修建一个富丽堂皇的家，让她在那里度过余生，这难道是那么过分的要求吗？的确，当赫德爵士和莫理循博士向我夸述太后生活奢侈的时候，想到他们自己的生活状况，我当面对赫德爵士说，他拥有个人铜管乐队等奢华之物，依我看，其生活要比皇太后奢侈得多。
我要谈的最后一件事，是关于她的家庭关系问题。针对你们无端暗示她的儿子，已故同治皇帝秘密之死与她有关，并认为她对同治皇后阿鲁特氏之死负有责任乃无可争辩事实的胡言乱语，我只想替皇太后陛下辩护一句，以不幸的玛丽·安托万内特的话作为辩护词，当遭到同样恶毒的指控的时候，安托万内特平静地回答说：“我求助于天下所有的母亲”。那“严寒的冬夜”的故事，及其“孩子哭泣”的戏剧性插曲，显而易见，不过是地地道道的神话而已。如果当时真有谋立恭亲王儿子为帝那回事，老恭王怎么可能在已故光绪皇帝继位后，仍然能长期得到恩宠呢？如果真有那样一场密谋，老恭王的儿子现在就不可能像我去年在英国公使馆所见到的那样，四肢健全地活得那么自在了。
下面，我再来谈谈她与她的外甥、已故光绪皇帝之间的关系。人们指控她在儿子死后，不按合法程序立继承人，而是立了一个同辈的小皇帝作为儿子，以便能继续摄政。因为她野心勃勃，想大权独揽。其实这一点又犯了什么大不了的错误呢？要记住，中国之所以有今天，完全都是她操劳的结果。当她最初受命管理帝国遗产的时候，中华帝国不仅满目疮痍、混乱不堪，而且王朝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濒于崩溃。经过她二十多年辛辛苦苦的工作，终于不仅彻底保住了帝国遗产，而且将一个凄惨混乱的中国，变成了如今这般井然有序，乃至繁荣的局面。难道你们认为，让她眼睁睁，冒险让自己二十年的劳绩和帝国的遗产再度遭到破坏，以至万劫不复是应该的吗？不——她有太强的责任感了——一种按中国法律规定，妇人应维护家族遗产和荣誉的这样一种责任感。
也正是出于这种对于皇室负责的责任感，她对其外甥、已故的光绪皇帝感到格外气恼。这种气恼并非是其个人怨愤的结果，而实在是发自于责任。她为了保护祖宗遗产，已经奉献了整个一生，满怀希望地选择了光绪，原指望他能不负于自己纶牺牲。然而，他不仅辜负了她的期望，而且还犯下了试图毁弃她的功绩及其帝国遗产的罪行。在这最后几年的日子里，她仍然对光绪可能最终不负她的选择抱有一线希望。然而，当她看到他，这个她早年孀居时领养的孩子，这个她寄予了全部希望的孩子死在她之前的时候——她的生命之光便突然熄灭了。可怜的不幸的孩子已经死去，更加不幸的母亲能够做的，只能是立即随他进入坟墓。
唉，可怜的孩子，要是你战胜了艰难的命运，你将是马尔坎勒斯。请你们赐予手中的百合花，让我（在墓前）献上紫色的花朵。
就此搁笔。
辜鸿铭
19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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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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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皇太后：（86）一个公正的评价
辜鸿铭评论德龄（87）著《清宫二年记》
当此全世界都注视着中国满族权力悲剧性丧失的时候，这本由一位新式的满族现代妇女所著的书出版了。它给予了我们有关满族宫廷以及满族上层社会的第一手资料，读来十分有趣也很有意义。过去，在这方面，人们一般都认为，濮兰德和白克豪斯两位先生所著的那部书（88），是划时代的力作。可依我看来，倒是德龄女士这部不讲究文学修饰、朴实无华的著作，在给予世人有关满人的真实情况方面（尤其是关于那刚刚故去的高贵的满族妇人情况方面）要远胜于其它任何一部名著。不错，在濮兰德和白克豪斯先生的书中，确实存在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可是所有这些有价值的材料，都因作者的过分聪明而被糟踏了——这种过分聪明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通病。孟子曾说：“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我憎恶你们这些聪明人，因为你们总是把事实歪曲）。对此，濮兰德和白克豪斯两先生的著作正是一个极好的说明。它向我们显示出对历史的歪曲竟可以达到何种的程度！刚刚去世的中国皇太后，是为世人所公认的伟大女性，她具有一切伟人所共有的品质——纯朴。孟子曾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伟人，切记不要丢掉你单纯的童心。梅特涅在他的回忆录里，也谈到过拿破仑智慧中那伟大的纯朴。
可是，皇太后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女性，还是一位满人。满人，正如我在其它场合曾说过的那样，尽管他们现在有着许多缺点和毛病，但仍然是一些不狡诈、心地质朴的人。因此，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一个既具有高尚的灵魂，又不失赤子之心的伟大女性，那么她就非中国刚刚故去的皇太后莫属了。可是，濮兰德和白克豪斯两位先生对此一无所知，相反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夸张的、过分渲染的、畸形变态、腐化狡诈的超人妇女形象。而那些鉴赏力已然沦落的现代公众，因热衷于荒谬和耸人听闻的事情，对此也都众口一词：“好一幅美妙的图画啊！”
本书的女作者也是一位年轻的现代妇女，但好在她不过分聪明。或许，正是她那满人的纯朴坦率使她避免陷入这种过分的聪明吧。不过，她毕竟受过现代教育，同所有受过现代教育描写中国的男女作家一样，她也奢望什么进步和改革，而这些东西恰如横亘在她头脑里的一条长虫。在她第一次觐见皇太后的路上，她说：“我们得知恐怕将被要求留在宫内，我想要是果真如此，也许能对太后施加某种影响，促使其进行改革，而这对中国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哩！”庞大帝国的复杂机器已然出现了故障，可这个纯朴的黄毛丫头却自信有能力将它修好！
该书的中心人物当然是刚刚故去的皇太后。她的形象被描绘成异常纯简而又质朴。唯其如此，它才堪称真实。而不像濮兰德和白克豪斯先生那幅大肆渲染的作品那样，仅是一幅被歪曲的漫画。女作者在描述她第一次觐见皇太后的场面时是这样写的：“在正殿的门口，我们遇见了光绪年青的皇后，她说：‘太后叫我来接你们’。接着就听得殿里高声叫道：‘请她们马上进来’。于是我们立刻进入殿中，一眼就看见一位老太太，穿着一件绣满大朵红牡丹的黄色缎袍。珠宝挂满了她的冕，两旁各有珠花，左边有一串珠络，中央有一只用最纯的美玉制成的凤。”
“太后看见我们，就站起来和我们握手。她动人地微笑着，对于我们熟知宫中礼节表示惊讶。招呼我们以后，太后就对我母亲说：‘裕太太，我真佩服你，把两个女儿教养得这样好，虽然她们在外国住了那么多年，可是她们的中国话竟说得跟我一样，并且她们怎么会那样懂得礼节？’‘她们的父亲平时管教她们非常严厉，’我母亲答道，‘他先教她们念中国书，而且她们自己学习也很努力。’‘我真佩服她们的父亲，’太后说，‘对他的女儿这样当心，并且给她们受这样好的教育。’她拉着我的手，看着我微笑，并亲了我的双颊，然后对我母亲说：‘我喜欢你的。女儿，希望她们能留在宫中和我作伴。’”
上述这些场面，简直无异于《红楼梦》中林黛玉初见贾母一节。这位穿着美丽缎袍，带着动人微笑凝望并吻孩子的老妇人，与濮兰德和白克豪斯先生所描绘的那个狡黠、极度邪恶阴险的超人妇女，究竟有何相似之处呢？濮、白两先生曾谈及宫中的酒宴，本书对那些庄重的酒宴也有过一次描述：“太后沿着小径走了一程，然后笑着对我说：‘你看我现在不是舒服多了吗’？我要走长路，到那边山顶上去用午餐，那里有一块极好的地方，我想你一定也喜欢的，来吧，我们一起去。”
“太后走路极快，我们必须快步跟着，才不至落后。太监、宫女都在太后右边走，只有一个捧着黄缎椅的太监是跟在我们后面的，这黄缎椅就像太后的狗是随时随地跟着太后的。太后出来散步的时候，常喜欢坐在黄缎椅上休息。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我开始觉得疲倦了，可是太后仍然走得很快，丝毫没有一点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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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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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来到石舫。站了还没几分钟，一个太监携来黄缎，椅子，太后坐下休息了。在谈话中，远远瞧见移来两只华丽的大船，四周布满了小船。太后说，船在那儿，我们必须上船，划．到湖西去用餐。她站起身，来到湖边，在一左一右两个太监搀扶下上了船，我们也跟着上了船，太后坐在御座上，并让我们坐在船板上。太监送来红缎垫褥替我们铺好。我们身穿洋装很不方便，太后不知怎样发现了，就叫我们站起来，还让我们看看后面跟来的船。我把头伸向窗外，瞧见年轻的皇后和几个宫，女在那条船上。皇后挥手，我也挥手。太后微笑着说：‘我给你一个苹果，你能掷给她们吗？’说着太后从桌子中央拣了一个大苹果给我，我用劲一扔，扑通一声苹果落入水中，太后大笑，让我再试，又未中。太后就自己掷了一个，恰巧打在一个宫眷的头上，我们都尽情地笑了。”
马修·阿诺德在谈到诗人荷马时，曾说：“荷马纯朴而高贵。”我们说皇太后亦然。在前面我的两段摘录里所体现的那种特性——纯朴性，不仅为皇太后个人所拥有，而且为整个满族所具有的特性，确实贯穿全书，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我还说，皇太后不仅纯朴，而且高贵。这一高贵的性情，也就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庄重高雅的风度。遗憾的是，皇太后性格的这一侧面，在该书中没有充分反映出来。然而通过下面这段文字，细心的读者对这位伟大的、高贵的女性这方面的特性，还是可以略见一斑的。在谈到那张由美国画家为太后所绘的肖像时，作者写道：“第二天上午，我收到康格夫人（89）一封信，求我不要怂恿太后拒绝卡尔小姐来画像。
我把这信翻译出来给太后听，太后听了很是发火，道：‘没有人可以用这样的口气给你写信，她怎敢诬蔑你说了卡尔小姐的坏话？你回信时告诉她，在我们国家里，宫眷从来不能干涉太后的事，而且你（做为一个满族人）也不至于这样卑鄙会在背后说人坏话。”’下面还有一章可以作为太后不仅纯朴而且高贵的例证。在描写太后大驾要曲颐和园返回城内的宫苑时，作者这样写道：“这天早晨六点钟，全体起程离开颐和园，正好赶上大雪，许多马匹滑倒在路上，太后的一个轿夫也失足滑倒，将太后掀翻在地，一时人马嘈杂。我立刻觉察到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太监们高叫‘停下，停下！’于是人马立刻停止下来，路也被堵住了。最后，我们看到太后的轿子停在路边，便都下轿奔过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到了太后轿边，只见她安坐轿内，正对太监总管发令，叫其不要责备那个轿夫了，这不是他的错，实在是路太滑了。”拿破仑有一次在散步时，被两个身背重物的士兵挡住去路，当几个宫眷卫兵喝令二人为大皇帝让路时，拿破仑则说：“尊敬的夫人，请尊重负重者。”作为伟人，他必定是高贵的，而作为一般人，只有当他或她能够理解拿破仑这句“尊重负重者”的话时，才配称高贵。
我曾在我的著作中谈到过，作为满人，皇太后那高贵的满人理智，使她对欧洲文明的生活方式并无多大兴趣。下面，我们不妨看看她对欧洲服饰的看法。该书的作者曾给太后看过一张她身着晚礼服的画像。太后说，“你穿的衣服多特别，怎么连颈和臂都露在外面？我听说外国人穿的衣服都是没有领和袖的却没想到会像你所穿的那样难看。我不懂你怎么肯穿的。我想你穿了这种衣服一定会感到难为情。以后不要再穿这种衣服没了我看了这样的穿着打扮很不舒服。这也算是文明吗？这种衣服是在有特别事情时穿的呢，还是随便什么时候，甚至有男人在场的时候都可以穿的呢？”作者解释道这只是普通女人的晚礼服。太后听了笑着喊道：“越说越不成样了。我看外国好像变得越来越糟，似乎样样都在倒退。我们在男人面前手腕都不准露一下，但外国对此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皇帝（光绪）总讲要革新，但如果这就是所谓新法的话，我看我们自己固有的东西倒要强得多，还是守旧些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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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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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上就是太后对欧洲服饰的看法，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太后对欧洲人举止的评价。“太后对我说波兰康夫人（俄国使臣的妻子）真是一位体面有礼的太太。以前来宫里的许多（欧洲人的）太太都没有像她那样知礼，有些太太举止就很不适当。”她又说；“她们似乎以为我们不过是中国人，因此很是瞧不起。可是，我很快就注意到并奇怪地发现：那自以为是文明的，有教养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依我看，她们所认之为野蛮的，比起她们来，倒好像要文明得多，举止得体得多呢！”该书在描述满族宫廷和满族社会时，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们每人都有优雅得体的举止这一点。甚至于在濮兰德和白克豪斯先生书中所提到过的那个可怕的妖魔——太监总管李莲英，尽管他又老又丑，脸上布满皱纹，却也有着优美的举止和风度，从而有其可爱之处。优美的举止风度，恰是一个人道德品质健全完美的体现和确证。当然，我非常清楚，此时此刻对于满人的这一优点，无论我怎么说也是不会有人听的，但我在此还是要冒昧地说一句，今日中国那些沉默的、真正高贵的人——少数正与全民族抗争的人——虽然忍受着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羞辱，但却应当赢得人们的尊敬，因为在反对这场下流无耻的诽谤运硝时，他们没有用有损尊严的一字一句进行过反击和报复。
我说过，刚刚故去的皇太后纯朴而高贵，不仅如此，她还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下面这段摘录就是关于她如何获取权力并成为伟大女性的原始资料。作者记述说：“七月照常是太后最悲痛的月份，因为该月的18日就是她丈夫咸丰皇帝的祭日。17日早晨，太后去祭奠亡夫。她跪在咸丰帝的灵前，哭泣了许久。宫中也一律戒荤三日，以表虔敬。我当时是太后所喜爱之人，所以在这悲痛的日子里，她常叫我伴随她左右。这是一件倒霉透顶的差使。当太后哭时，我也得陪着她哭，然而她却每每停下来叫我别哭，说我无论如何还太年轻，不宜悲痛，同时也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痛苦。在那段时间里，她告诉我许多她自己的身世。一次她对我说；‘你知道在小时候，我的生活是很苦的，我没能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丝毫欢乐’。我初进宫时，大家也都妒忌我的美貌，后来幸运我生了一个皇子，这才好了些。然而在，这之后，我的命运就又不济了。咸丰当朝的最后一年，他突然病倒，洋兵又烧毁了圆明园，我们于是不得不避难到热河，当然这件事是大家都熟悉的，那时我还很年轻，丈夫病危，儿子又还小。当皇帝处于弥留之际时，我急忙抱着儿子来到他身旁，对他说：‘你的儿子在这里。’他听到这话，即微微张开眼来，说道：‘当然是他继承皇位。’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尚有同治可以依靠，能够获得一点愉快，但不幸的是，同治不到二十岁竟又死了。从此我的性情大变，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因为我的一切幸福都连同死掉的儿子一起失去了。稍为慰藉的是，光绪带还只有三岁就被带到我的身边。他是个瘦弱多病的孩子，你知道，他的父亲就是醇亲王，他母亲便是我妹妹，所以他就像我的儿子一样，而且事实上我也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来待的。可是，尽管我为他想尽办法，他的身体却依旧很糟，这是你们都知道的。除此之外，我还有许多苦恼的事，现在说也无益。总之没有一件是我所希望得到的，样样都使我失望。说到这里，她又痛苦起来，接着又说：‘人家都以为太后不知有多么快活，却不知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痛苦。然而我总算还很达观，顺其自然，因事而安，有许多小事也就不放在心上，要不然我恐怕恐怕早就躺在坟墓里了。’”
从不靠眼泪来度日，
从不坐熬那寂静的夜时，
哭泣到次日黎明——他知道你不会，
（因为）你拥有非凡的力量。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这位纯朴而又高贵的满洲妇女，是在怎样一个环境中成为一个伟大统治者的了。在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她保持了一个庞大而又纷乱的帝国的统一。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此是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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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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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在本文即将结束之时，我再摘录一段，谈谈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光绪的皇后——现在的皇太后隆裕（90）。该书的作者初见她时，她显示出极好的举止和风度，且并无丝毫造作之感。下面这段故事则体现了她品性的另一方面。一次作者在与宫眷们交谈并回答她们的提问时，庆王的四女儿问了一个可笑的问题：“难道英国也有国王吗？我一直以为太后是全世界的女皇。”这些人还问了我许多问题。最后，年轻的皇后说道：“你们怎么那样无知！我晓得每个国家都有个领袖，有些国家是共和国，像美国就是，美国和我们是很友好的。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很可惜，就是现在到美国去的中国人都是些平民百姓，使得美国人以为中国人就是那种样子。我希望能有些好的满人出去，让他们知道我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好一个年轻的皇后！这位当今的隆裕太后所希望见到的，不正是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的首项改革吗？中国人最大的不幸，正是他们不为世人所了解，也就是说正因为欧美人都不了解我们真正的中国人——即太后的那句话——以为我们中国人什么都不懂，所以便瞧不起我们。欧美人的这种态度，是1900年中国庚子事件爆发的排外情绪的真正根源。因为这场运动本身，正是为了反抗外国人的歧视。同样，目前这场革命（辛亥革命），也是为了反对政府对洋人歧视的妥协和忍让。该革命的矛头所向并非是一个腐败的政府，而是一个软弱的政府——反抗一个软弱受欺的政府。革命的真正动机并非排满，而是源于遭受外人蔑视引发的巨大的羞耻感而生的盲目排外力量。这些拥有如此这般新学的盲目者，天真地想象我们受歧视的原因只是由于我们有辫子，而满族人则须对这一耻辱的标志负责。所以这些盲目的过激分子痛恨满人并坚持要摆脱和推翻满族的一切。正如聪明的辛博森实话所言：“目前这场割发革命，值得世界人民同情。”简而言之，1900年中国爆发的庚子事件，实际上是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尊心的狂热进发；而当今这场革命，则是一次民族自大心理的狂热爆炸。然而，正是在这里，狂热分子不久就会发现他们犯下一个可怕的错误。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服，就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都由中国人变成欧式假洋人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因此，中国目前最迫切的改革并非薙发或换发型，而实在是隆裕太后所希望看到的——派出我们的良民——最优秀的中国人——去向欧美人民展示我们的真相。简而言之，这种最优交往，或能有望打破东西畛域。
今日的德国人都深切地怀念着他们已故的高贵的普鲁士路易丝王后，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对我们的隆裕太后之同样的深情，不久就会到来。上个世纪初，遭受拿破仑·波拿巴践踏后的德国霍亨索伦王族，正如今日受到英国报纸攻击和侮辱的爱新觉罗皇室一样，遭受到全世界带着怜悯和嘲讽的蔑视，然而，据说那位忍受了巨大牺牲的普鲁士尊贵的王后，在那段孤寂凄凉的日子里，却一遍又一遍地默诵着我在前面引述过的、歌德的那句名言：绝不靠眼泪来度日。
尊贵的王后所作出的牺牲和忍受的痛苦，终于触发和震撼了全体德国人民的心灵，使他们不仅作为一个民族崛起并击败了拿破仑·波拿巴，而且最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强大帝国。有谁又能肯定，当今隆裕太后所受的痛苦，不会激发帝国那四万万沉默的人民也奋起进击，坚决反对并制止这场愚蠢而疯狂的革命，并最终依然在暂时失色的皇室领导下，去创造一个崭新的、纯粹的现代中国呢？正如德国诗人对尊贵的普鲁士王后所赞美的那样，以后我们中国人，也会对今日在北京被残忍背弃的帝国皇后放声歌唱：
你是一颗星，一颗光彩夺目的星，往昔的风暴和乌云全都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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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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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为张文襄属吏，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去年文襄作古，不无今昔之慨。今夏多闲，摭拾旧闻，随事纪录，便尔成帙，亦以见雪泥鸿爪之遗云尔。其间系慨当世之务，僭妄之罪固不敢辞。昔人谓漆园《南华》一书为愤世之言。余赋性疏野，动触时讳，处兹时局，犹得苟全，亦自以为万幸，又何愤焉？惟历观近十年来，时事沧桑，人道牛马，其变迁又不知伊于何极，是不能不摧怆于怀。占人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识者亮之。
宣统庚戌中秋汉滨读易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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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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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衙门
余同乡李忠毅公之文孙龙田司马，名惟仁，尝诋论曾文正公曰：“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火也；功烈如彼其卑也。”余谓曾文正功业及大节所在，固不可轻议，然论其学术及其所以筹画天下之大计，亦实有不满人意者。《文正公日记》内自言曰：“古人有得名望如予者，未有如予之陋也。”或问于何处可以见曾文正陋处？余曰：“看南京制台衙门，规模之笨拙，工料之粗率，大而无当，即可知曾文正公之陋处也。”
不排满
或问余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处，何在？”余曰：“在不排满。”当时粤匪既平，兵权在握。天下豪杰之士半属门下，部曲及昆弟辈又皆枭雄，恃功骄恣，朝廷褒赏未能满意，辄出怨言。当日情形，与东汉末季黄巾起事，何大将军领袖群雄，袁绍、董卓辈飞扬跋扈无少异。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之决裂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天下既决裂，彼眈眈环而伺我者，安肯袖手旁观？有不续兆五胡乱华之祸也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我今亦日：“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虎门轶事
前哲有言：“人必有性情而后有气节，有气节而后有功业。”余谓当日中兴人才，其节操风采最足动人景慕者，莫如彭刚直公。犹忆庚申年中法构衅，刚直公以钦差大臣守粤省虎门时，余初人张文襄幕，因识刚直公左右，得闻其轶事。当时孝钦皇太后垂念老臣，不时赏赐参貂食物等品。每逢赏晶赍至，刚直公一睹天家物，辄感激涕零，哭失声。庚子年辜鸿铭部郎名汤生撰西文《尊王篇》有曰：“当时匪踪蔓延，十三省大局糜烂，又值文宗龙驭上宾，皇太后以一寡妇辅立幼主，卒能廓清祸乱，盖皇太后之感人心、系人望者，不徒临政之忧勤也。三十年来迭遭变故，伦常之间亦多隐痛，故将相大臣罔不体其艰难，同心爱戴，云云。”据闻辜部郎《尊王篇》之作，盖有感于当日所闻刚直公虎门哭失声一事。
曹参代萧何
梁启超曾比李文忠为汉大将军霍光，谓其不学无术也。余谓文忠可比汉之曹参。当咸同间，中兴人才除湘乡曾文正外，皆无一有大臣之度，即李文忠亦可谓之功臣而不可谓之大臣。盖所谓大臣者，为其能定天下之大计也，孟子所谓“及是时修其政刑者也”。当时粤匪既平，天下之大计待定者有二：一日办善后，一日御外侮。办善后姑且不论，至御外侮一节，当时诸贤以为西人所以强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铁舰枪炮耳。至彼邦学术制度文物，皆不过问，一若得铁舰枪炮即可以抵御彼族。此文正公所定御外侮之方略也，亦可谓陋矣。洎文忠继文正为相，一如曹参之代萧何，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如此又何怪甲午一役，大局决裂，乃至于不可收拾哉。
大臣远略
余同乡故友蔡毅若观察，名锡勇，言幼年人广东同文馆肄习英文，嗣经选送京师同文馆肄业。偕同学人都至馆门昔，刚下车卸装，见一长髯老翁，欢喜迎人，慰劳备至。遂带同至馆舍遍导引观，每至一处则告之曰，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饭厅也，指示殆遍。其貌温然，其言霭然。诸生但知为长者，而不知为何人。后询诸生曰：“午餐未？”诸生答曰：“未餐。”老翁即传呼提调官，旋见一红顶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诸生始知适才所见之老翁，乃今日当朝之宰相文中堂也。于此想见我朝前辈温恭恺悌之风度也。余谓文文忠风度固不可及，而其远略亦实有过人者。中国自弛海禁后，欲防外患，每苦无善策。粤匪既平，曾文正诸贤筹划方略，皇皇以倡办制造厂、船政局为急务。而文忠独创设同文馆，欲培洋务人才，以通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为销外患之要策。由此观之，文文忠之远略，有非曾文正诸贤所可及也。
上流人物
国朝张缙示张在人书曰：“凡人流晶之高下，数言可决者，在见己之过，见人之过；夸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见己之过，不、见世人之过；但服人之善，不知已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见己之过，亦见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取长去短，人我互相为用者，其次焉者也。见己之过，亦见世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以长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见人之过，不见己之过；便夸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余昔年至西洋，见各国都城皆有大戏园，其规模之壮丽，装饰之辉煌，固不必说，但每演一剧，座客几万人，肃然无声。今日中国所创开各文明新舞台，固欲规仿西制也。然每见园中观剧座客，举止嚣张，语言庞杂，虽有佳剧妙音，几为之夺。由此观之，中国比西洋各国之有教无教者即可概见。尝闻昔年郭筠仙侍郎名松涛，出使西洋，见各国风俗之齐整，回国语人曰：“孔孟欺我也。”若郭侍郎者，可谓服人之善，而不知已有一毫之善，是之谓上流人物。
书生大言
甲申年，张幼樵在马江弃军而遁，后又入赘合肥相府，为世所诟。余谓，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盖当时清流党群彦之不满意于李文忠，犹如汉贾生之不满意于绛侯辈；夫绛侯辈固俗吏也，贾生固经学儒也。然当时若文帝竟能弃其旧而谋其新，命贾生握兵符为大将，果能系单于之颈，而不为张佩纶马江之败衄者几希！至入赘相府一节，此犹见合肥相国雅量，尚能爱才，若汉之绛侯，陈平辈，试问肯招贾生入赘为婿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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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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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霸罪人
庚子拳匪肇衅，两宫巡狩西安。李文忠电奏有曰：“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当时有人将此语传于张文襄。文襄大怒曰：“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滑。”至今文襄门下论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诋詈。余曰：“昔孟子有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余谓，今之李文忠，曾文正之罪人也；今之督抚，又李文忠之罪人也。”
清流党
或问余曰：“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当同光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盖文忠所行方略悉由文正手所规定，文忠特不过一汉之曹参，事事遵萧何约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汁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党者，何为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文忠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才能而不认人品。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盖当时济济清流，犹之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在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厥后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戌、庚子之祸。东坡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此张文襄《劝学篇》之所由作也。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韩子曰：“荀子大醇而小疵。”吾于文襄亦云然。
孔子教
一日，余为西友延至其家宴会，华客惟余一人，故众西客推余居首座。及坐定，宴间谈及中西之教，主人问余曰：“孔子之教有何好处？君试言之。”余答曰：“顷间诸君推让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日所谓竞争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俟优胜劣败决定后，然后举箸，恐今日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座客粲然。《传》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孔子“六经”之所谓道者，君子之道也。世必有君子之道，然后人知相让。若世无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让，则饮食之间，狱讼兴焉；樽俎之地，戈矛生焉。余谓教之有无，关乎人类之存灭，盖以此也。
新算学
辜鸿铭部郎云，日本故相伊藤侯甲午后解职来游中国，至武昌。适余所译《论语》英文告成付刊，即持一部赠之。伊藤侯谓余曰：“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日之二十世纪乎？”余答曰：“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云云。予闻此言，谓辜部郎曰：“君今尚不知目今二十世纪数学之业已改良乎？前数学谓三三如九，今则不然。我借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七。俟我还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十一。君尚不知此，无怪乎人谓君不识时务也。”
孟子改良
陶靖节诗云：“读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此言诗书自遭狂秦之火，至汉代真读书人始稍能伸眉吐气，然亦老矣。检收残篇，亦多失其真。且当时守旧党如董仲舒辈，欲售其顽固之奸，恐亦不免改窜原文。近有客自游日本回，据云在日本曾见有未遭秦火之《孟子》原本，与我今所谓《孟子》七篇多有不同。譬如首章，其原本云：“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仁义之说，可得闻乎？’孟子对曰：‘王何必仁义，亦有富强而已矣’”，云云。又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章，其原本云：“孟子道性恶，言必称洋人”，云云。
践迹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朱子解曰：“善人质美而未学。”又引程子言曰：“践迹如言遁途守辙，善人虽不必践旧迹，而自不为恶。”余窃以为，“践迹”一解，盖谓行善事不出诸心，而徒行其外面之行迹，即宋儒所谓客气。如“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此皆自以为践迹之孝也。故孔子不谓之孝。曾子论子张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朱子谓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务外自高。务外自高，而欲学为圣人之道，其学必不能化，其弊必至于践迹。故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此孔子对症下药也。盖欲学为圣人之道而践迹，即欲求为善人而不可得，况圣人乎？后有荀卿亦学为圣人之道者，其学终至于大醇而小疵，盖亦因务外自高所致。后东坡论荀卿曰：“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自许太过，是亦自高之一证也。今日张文襄亦出自清流党，夙以维持圣人之道自任，而其门下康梁一出，几欲使我中国数千年来声名文物，一旦扫地净尽。东坡论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噫！学为圣人之道不化而至践迹，其祸之烈一至于斯。然其致病之原，乃由务外自高所致。禹对舜之言曰：“无苦丹朱傲。”傅说之对高宗曰：“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傲与逊之间，此圣学纯粹与不纯粹之所由判也。
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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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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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儒效篇》云：“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乡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大卜于掌上，而辨白黑，岂不愚而智矣哉！乡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按荀子劝学，不可谓不勤，然犹不免歆学者以功利。荀子讥墨之言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余谓荀子亦蔽于用而不知学。何谓学？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夫明道者明理也，理有未明而欲求以明之，此君子所以有事于学焉。当此求理之时，吾心只知有理，虽尧舜之功不暇计，况荣辱贫富贵贱乎！盖凡事无所为而为则诚，有所为而为则不诚，不诚则伪矣。为学而不诚，焉得有学。此荀子之学所以不纯粹也。犹忆昔年张文襄赀遣鄂省学生出洋留学，濒行，诸生来谒文襄，临别赠言慰之曰：“生等到西洋宜努力求学，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戴红顶，作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云云。此与《荀子·儒效篇》勉励学者语又奚以异？余谓文襄之学本乎荀子者，盖为其务外自高，故未脱于功利之念也。昔孔子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知此可以言学。
生子
袁简斋言：“昔方望溪先生有弟子某，年逾商瞿，戚戚然，以无子为虑。先生曰，汝能学禽兽，则有子矣。先生素方严，忽作谩语，其人愕然问故。先生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处有人欲而五天理。今人年过四十便有为祖宗绵血气意，将天理搀人人欲中，不特欲心不炽，难以成胎，而且以人夺天，遂为造物所忌。子不见牛羊犬豕乎，其交也，如养由基之射，一发一中，百发百中，是何故哉？盖禽兽无生子之心，为阴阳之所鼓荡，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遂生乎其所不得不生。余谓此无关乎天理人欲也，斯即《中庸》所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其为物不贰”。不贰则诚，诚则有功。吾人当求学之时，不可存有军事家之念，犹如人欲生子不可存有祖宗之心。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余曰：“正其谊不谋其利，则可以生子；明其道不计其功，则可以得真学问。”
为人
《牡丹亭》曲本有艳句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此原本于《大学》“如好好色”之意。余谓今日人心之失真，即于冶游、赌博、嗜欲等事，亦可见一斑。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余曰：“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
公利私利
余随张文襄幕最久，每与论事辄不能见听。一日晤幕僚汪某，谓余曰：“君言皆从是非上著论，故不能耸听。襄帅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其动听，必从利害上讲，始能人。”后有人将此语传文襄耳，文襄大怒，立召余入，谓余曰：“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谓余知利害，试问余今日有偌大家事否？所谓利者安在？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余对曰：“当日孔子罕言利，然则孔子亦讲私利乎？”文襄又多方辩难，执定公利私利之分。谓公利断不可不讲。末后余曰：“《大学》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然则小人为长国家而务财用，岂非亦系言公利乎。”于是文襄默默然让茶，余即退出。今日余闻文襄作古后，竟至囊囊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回忆昔年“公利私利”之言，为之怆然者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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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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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张文襄尝对客论余曰：“某也，知经而不知权。”余谓文襄实不知所谓权者。盖凡所以运行天地间之物，惟理与势耳。《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者，理之全体也；器者，势之总名也。小人重势不重理，君子重理不重势。小人重势，故常以势灭理。君子重理，而能以理制势。欲以理制势，要必知所以用理。权也者，知所以用理之谓也。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所谓可与适道者，明理也。可与立者，明理之全体而有以自信也。可与权者，知所以用理也。盖天下事非明理之为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公之为义，大矣哉。譬如治水，知土能克水，此理也，然但执此理以治水患，则必徒为堵御之防。如此，水愈积，愈不可防，一旦决堤而溢，其害尤甚于无防也。此治水者之知经而不知权也；知权者必察其地势之高下，水力之大小，或不与水争地而疏通之，或别开沟渠河道而引导之，随时立制，因地制宜，无拘拘一定成见，此之谓知所以用理也。窃谓用理得其正为权，不得其正为术。若张文襄之所谓权，是乃术也，非权也。何言之？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当甲申一役，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是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说。吾故曰：“文襄不知权，文襄之所谓权者，乃术也，非权也。”
廉吏不可为
有客问余曰：“张文襄学之不化，于何处见之？”曰：“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又曰：‘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身，本也；国，末也。一国之人之身皆穷，而国能富者，未之有也。中国今日不图富强则已，中国欲图富强，则必用袁世凯辈。盖袁世凯辈欲富其国，必先谋富其身。此所谓以身作则。《传》曰：‘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文襄率天下以富强，而富强未见，天下几成饿殍，此盖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知有国而不知有民也。即此可见其学之不化处。昔阳虎有言：‘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君子既欲行有教之政，又欲务财用图富强，此其见识之不化，又不如阳虎。”
爱国歌
壬寅年张文襄督鄂时，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至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余时在座陪宴，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试编之？”余略一伫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君愿闻之否？”曰：“愿闻。”余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座客哗然。
半部《论语》
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朱子解“敬事而信”曰：“敬其事而信于民。”余谓“信”当作“有恒”解。如唐诗“早知潮有信，嫁于弄潮儿。”犹忆昔年徐致祥劾张文襄，摺内有参其“起居无节”一款，后经李翰章覆奏曰：“张之洞治簿书至深夜，问有是事。”然誉之者曰：“夙夜在公。”非之者曰：“起居无节。”按夙夜在公，则敬事也；起居无节，则无信也。敬事如无信，则百事俱废，徒劳而无功。西人治国行政，所以能百废俱举者，盖仅得《论语》“敬事而信”一语。昔宋赵普谓：“半部《论语》可治天下。”余谓：“此半章《论语》亦可以振兴中国。”今日中国官场上下果能敬事而信，则州县官不致于三百六十日中有三百日皆在官厅上过日于矣。又忆刘忠诚薨，张文襄调署两江，当时因节省经费，令在署幕僚皆自备伙食，幕属苦之，有怨言。适是年会试题为“道千乘”一章，余因戏谓同僚曰：“我大帅可谓敬事而无信，节用而不爱人，使民无时。人谓我大帅学问贯古今，余谓我大帅学问即一章《论语》，亦仅通得一半耳。”闻者莫不捧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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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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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
昔年沪上报章纷传盛杏荪宫保补授度支部侍郎。余往贺。及见，始知事出子虚。坐谈间余谓宫保曰：“今日度支部为财政关键，除宫保外尚有何人胜任愉快？”宫保欲然自抑曰：“理财我不如张宫保。”余曰：“不然，张宫保不如宫保。”宫保曰：“子何见之？”余曰：“张宫保属吏，至今犹是劳人草草，拮据不遑。而宫保僚属，即一小翻译，亦皆身拥厚赀，富雄一方。是以见张宫保之不如宫保多多。”宫保闻之，一笑而解。
王顾左右而言他
辜鸿铭部郎云：“昔年余至上海，谒盛杏荪宫保。宫保闻余《中庸》译英文一书刊成，见索。谓余曰：‘《中庸》一书乃是有大经济之书，乞君检送一本，为子辈读。’余谓曰：‘《中庸》一部要旨，宫保谓当在何句？’宫保曰：‘君意云何？’余曰：‘贱货贵德。’宫保乃顾左右而言他云云。”
官官商商
曾文正复刘印渠制军书云：“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余谓财固不可不理，然今日中国之所谓理财，非理财也，乃争财也。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其得财者，惟洋场之买办与劝业会之阔绅。昔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谓：“今日中国欲得理财之道，则须添一句曰，官官商商。”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易传》曰：“损上益下，谓之泰；损下益上，谓之否。”知此则可以言理财。
爱官
近年朝廷整理财政，注意在绝中饱。然此犹治标，非治本也。今日民困固深，而官贫亦迥乎寻常。如刻核太至，其害将甚于中饱。曾文正所谓“爱其赤子，而饿其乳母”则是两毙之道。张殿撰季直曾谓余曰：“中饱固不可，而中饿更不可。”余曰：“中饱则伤廉，中饿则伤仁，两不免皆有所伤，宁可伤廉，而不可伤仁。昔国朝蔡漳浦先生复郑鱼门书曰：‘士子廉隅不饬，欲启其羞恶之心，不若发其恻隐之心。恻隐心一挚，则己私自消。亲亲、仁民、爱物，一以贯之，羞恶、辞让、是非，相因而有。’此谓知本之论。”
亡八蛋
学部侍郎乔君谓余曰：“君所发议论，皆是王道。其如不行于今何？”余曰：“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亡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禁嫖赌
余尝谓客曰：“周之末季自荀卿以后无儒者，今自张文襄以后亦无儒臣。”客曰：“现在南洋大臣张安圃出示，禁止官界、学界、军界嫖赌，以维持风化自任，岂不岿然一儒臣乎！”余答曰：“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出示禁嫖赌，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此行政也，非行教也。然行政亦须知大体，盖嫖赌是伤风化之事耳。小民嫖赌，易于聚众滋事，扰害专访，此作奸犯科之事，得以弄法治之，故出示禁止犹可说。至出示禁止职官嫖赌，即以行政大体论，亦乖谬已极。古人刑不及大夫，盖欲养其廉耻也。夫以刑政施于小民，孔子犹惧其无耻。小民无耻，尚可以为国，至使职官士大夫而无耻，吾不知其何以能为国邪？今日职官放浪冶游，有失威重，固足以伤风化，若督抚不明大体，乃至将督部堂煌煌告示，粘贴妓馆娼寮，以为维持风化，不知其败坏风化实有千百倍于士大夫之冶游洲浪者。君谓张安圃为儒臣，安圃如此不明大体，是焉得为儒臣？张安圃是幼樵胞侄，当时亦清流一派，幼樵入赘合肥相府，而安圃亦与袁世凯结儿女姻亲，所谓清流者如是如是。昔班孟坚论西汉诸儒如张禹、孔光辈曰，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倒马桶
丁未年，张文襄与袁项城由封疆外任同人军机。项城见驻京德公使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其幕僚某将此语转述于余，以为项城得意之谈。予答曰：“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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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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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种
有西人问余曰：“我西人种族有贵种、贱种之分，君能辨别之否？”余对曰：“不能。”西人曰：“凡我西人到中国虽寄居日久，质体不变，其状貌一如故我，此贵种也。”余询其故。西人答曰：“在中国，凡百食品，其价值皆较我西洋各国低贱数倍，凡我贱种之人以其价廉而得之易，故肉食者流可以放量咀嚼，因此到中国未久，质体大变，肉累累坟起，大腹庞然，非复从前旧观矣。”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乃解职乡居，又复构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生人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一至中国，辄放量咀嚼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必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
贵族
尝考英吉利立国原始宋真宗年间，有北族人据法兰西西北郡，适英国内乱，北族王率大众渡海平之，遂立为英王。于是国内北族为贵人，士族则概为平民，后有平民．中俊秀者乃得脱平民籍为士类，故至今英民分三等，曰贵族，曰士类，曰平民。近有英国名下土艾诺尔德氏论其国风俗，谓我英人平民耐劳苦、尚力行；士类好学尚智；贵族本北方之强，好勇尚气节，云云。余谓，今日满人，即我中国之贵族也，满人亦如英之北族，以武功立国，故至今犹以气节称，我汉人实逊焉。即以近年学西文学生观之，亦可略见一斑，其回国旧班学生不得意者不必论，其得意者无不身拥厚赀，以豪侈自雄。惟前外务部侍郎升任荆州将军联春卿留守名芳，前在北洋为李文忠僚属十有余年，历办要差，文忠门下之凡谙西文，如罗丰禄辈，皆腰缠巨万，作富家翁，独联留守至今犹家如寒素，清操习风，真不愧为贵族人。
翩翩佳公子
国朝张履祥论教弟子曰：“凡人气傲而心浮，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一傲而已。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傲则为戾为狠，浮则必薄必轻，论其质，固中人以下者也。傲则不肯屈下，浮则义理不能人，不肯屈下则自以为是，顺之必喜，拂之必怒，所喜必邪佞，所怒必正直。义理不能人，则中无定主，习之即流，诱之即趋，有流必就下，有趋必从邪，此见病之势有然者也。”余谓：“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其病往往犯傲；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其病往往犯浮。傲则其学不化，浮则其学不固。其学不化则色庄，其学不固则无恒。色庄之至，则必为伪君子；无恒之至，则必为真小人。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昔曾文正曰：“督抚考无良心，沈葆桢当考第一。”余曰：“近日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应考第一。”或曰：“端午桥有情而好士，焉得为无良心？”余答曰：“朱子解善人曰：‘质美而未学。’端午桥则质美而未闻君子之道者也，聪明之人处浊乱之世，不得闻君子之道，则中无定主，故无恒。无恒之人虽属有情，亦如水性杨花之妇女，最易为无良心事。吾故谓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所以当考第一也。至其好士，亦不过如战国四公子、吕不韦之徒，有市于道，借多得士之名以倾动天下耳，岂真好士哉！虽然，既曰质美，端午桥亦可谓今日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
庸言庸行
英国名宰相论用人有云：“国家用人，宜重德而不宜重非常之才。天下之人既不可无君长，而君长之事有大小轻重，即寻常之识量，亦未尝不可以胜任。盖造物于经理天下之事，未尝秘有玄妙之理——若非一二圣智之人不可求解，惟忠信廉正俭约诸庸德，此固人人之所能行此，且加以阅历虚心，于从政何难之有？若无德行，虽恃绝等高才，焉能有济。故凡有才无德之人，断不可以任用。盖秉性敦厚，而才识不足者固能遗误事机，然其害岂若彼心术邪僻且有大才足以铺张扬厉、粉饰其邪僻者之能败坏国家，至于不可补救耶？”云云。此言庸德也。余尝撰联以自勖曰：“不忮不求，淡泊明志。庸言庸行，平易近人。”即此意云。
不吹牛屁
壬寅年，张文襄在鄂，奉特旨人都陛见，余偕梁崧生尚书随节北上，时梁尚书得文襄特保，以候补道员奉旨召见。退朝告余曰：“今日在朝房，闻锡清帅对客言曰：‘如咱们这种人如何配得作督抚。’君试志之。此君子人也。”后有客谓余曰：“今日欲观各督抚之器识才能，不必看他做事，但看他用人；不必看他所委署差缺之人，但看他左右所用幕僚，即可知其一二。”余答曰：“连他左右幕僚亦不必看，欲观今日督抚之贤否，但看他吹牛厌不吹牛厌。”人谓今日中国将亡于外交之失败，或亡于无实业。余曰：“中国之亡，不亡于实业，不亡于外交，而实亡于中国督抚之好吹牛厌也。”《毛诗》有云：“具曰予圣，谁知鸟之雌雄。”今日欲救中国之亡，必从督抚不吹牛厌作起。孔子谓“一言可以兴邦，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锡清帅，其人者可谓今日督抚中之佼佼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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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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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词
管异之尝谓中国风俗之敝，可一言以蔽之曰：“好谀而嗜利。”嗜利固不必论，而好谀之风亦较昔日为盛。今日凡有大众聚会及宴乐事，必有颂词竭力谄谀，与者受者均恬不知怪。古人有谀墓之文，若今日之颂词，可谓生祭文也。犹忆张文襄督鄂时，自庚子后大为提倡学堂，有好事者创开学堂会，通省当道官员、教员、学生到者数百人。有某学堂监督梁某，特撰长篇颂词，令东洋留学生刘某琅琅高读，兴会淋漓，满座肃然。适傍有一狂士，俟该留学生读毕，接声呼曰：“呜呼哀哉，尚飨！”闻者捧腹。
马路
有某省某中丞奉旨办新政，闻西洋有马路，即欲仿照举办。然又闻外洋街道宽阔，中筑马路，两边以石路厢之，以便徒步人行走。今省城民间街道狭隘，碍难开辟。后闻南京、武昌业经举行，民亦称便，遂决意办马路。既成，又在上海定购洋式马车，出门拜客皆乘马车，不用肩舆，亦觉甚适意焉。一日，有某道台之子，在马路上驰马，忽于人丛中冲倒一老媪，几毙命，行路人皆为不平。道台之子停马鞭指而骂曰：“抚台筑此路，本要给马走，故不叫作人路，而叫作马路。你们混账百姓敢占了马路，我不送你到警察局惩办已算你们造化，还敢同我理论呢。”有一乡人应曰：“哎哟，大少爷！如此说来，如今中国惟有官同马有路走，我们百姓都没有路走了。”后某中丞得闻此事，遂即停办马路，并不坐马车出门拜客，仍乘肩舆。韦苏州诗云：“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某中丞亦可谓难得矣。
大人有三待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余曰：“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或问曰：“何谓以匪待百姓耶？”曰：“今如各省城镇市以及通衢大道皆设警察巡逻，岂不是以匪待百姓？”曰：“何谓以犯人待学生？”余曰：“今日官学堂学生之功课，与犯人所作苦功同得一苦字耳。”至于大人待下属一节，今日在官场者当自知之，更不待余解说。袁子才曾上总督书有曰：“朝廷设州县官，为民作父母耶，为督抚作奴才耶？”
不问民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今日地方一有事故，内外衮衮诸公，莫不函电交驰，亟问曰：“伤羊乎？”不问民。噫！窃谓今日天下之大局，外人之为患不足畏，可畏者内地思乱之民耳。民之所以思乱者，其故有二，一曰饿，一日怨。欲一时即使民不饿，谈何容易，故人手办法，当先使民不怨。今民之饿者，新政使之也；民之怨者，非新政使之也。民非怨新政，怨办新政之衮衮诸公之将题目认错耳。我朝廷今日亦知新政累民，然有不得不亟亟兴办者，无非为保民而已，非为保外人以保衮衮诸公之禄位也。上下果能认清题目，凡办新政，事事以保民为心，则虽饥饿以死，民又何怨。孟子所谓：“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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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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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御史
昔司马温公论言官当以三事为先，一不爱富贵，二重惜名节，三晓知治体。三者具而始可称谏官，然兼之者难矣。国朝陈黄中与王次山论谏臣书云：“御史之职，本无所不当言，而其要在裨主德、肃纪纲、持大体而已。”近日江春霖御史因参权贵褫职，遂恝然去官归乡。由此直声震朝野，人皆曰真御史。余谓江御史不畏强御，此顾名节也，恝然挂冠而去，此不爱富贵也，然今日国事如此之陵夷，岂是如前代朝有大奸大慝，窃政柄以抑扬威福所使然耶？特以上下皆以顽顿无耻为有度，以模棱两可为合宜，不学无术以自是其愚，植党乾没以自神其智，此真患得思失之鄙夫，而皆足以亡人家国也。而今日言官即贤如江春霖者，亦未闻上一言以裨主德，建一议以肃纪纲，能使朝野上下革面洗心，徒亟亟攻讦一二贵人琐屑之阴事，愤愤不平一若与之有深仇积恨而不能自己，是尚得谓之明大体哉。
国会请愿书余尝谓诸葛武侯之《前出师表》即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何言之？武侯谓后主曰：“宜开张圣听”云云，此即是请开国会。又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云云，此即是请立宪。盖西洋各国当日之所以开国会立宪者，其命意所在亦祗欲得乎明之治耳。今朝廷果能开张圣听，则治自明。如此，虽无国会，亦有国会；不如此，虽有国会亦如无国会也。朝廷能视官民上下贵贱大小俱为一体，陟罚臧否无有异同，则治自平。如此，虽不立宪，亦是立宪；不如此，虽立宪亦非立宪。吾故曰：“武侯之《前出师表》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若今日各省代表之所请者，乃是发财公司股东会，非真国会也。盖真国会之命意，在得平明之治，得平明之治，则上下自为一体，然后国可以立。股东会之命意，在争利权，一国上下皆争利权，无论权归于上，权归于下，而国已不国，尚何权利之有哉？噫！
马拉马夫
昔年余至上海，见某国领事谓余曰：“今日中国督抚凡办一事，辄畏惧本省绅士，并且有畏惧学生者，尚复成何政体。”余答曰：“此岂不是贵国所谓立宪政体？”领事曰：“是非立宪政体，恐是马拉马夫政体。”《书》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余谓民情固不可睇，然至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则乱之阶也。
夷狄之有君
辜鸿铭部郎云，甲午后袁项城为北洋练兵大臣。时守京师者多北洋兵队，适张文襄奉特旨陛见，项城特派兵队守卫邸寓。余随张文襄人都，至天津见项城，谈间，项城问余曰：“西洋练兵其要旨何在？”余答曰：“旨在尊王。”项城曰：“余曾闻，君撰有西文《尊王篇》，尊王之意余固愿闻。”余答曰：“西洋各国凡大臣寓所有派兵队守卫者，乃出自朝廷异数。今张宫保人都，宫保竟派兵守邸寓，是以国家之兵交欢同寅。兵见宫保以国家之兵交欢同寅，则兵将知有宫保而不知有国家，一遇疆场有事，将士各为其领兵统帅，临阵必至彼此不相顾救。如此虽步伐齐整，号令严明，器械娴熟，亦无以制胜。吾故日，练兵之要，首在尊王。”予闻是语，谓辜部郎曰：“君言今日兵不知有国家，君抑知各省坐官厅之黼黻朝珠者；其心中目中亦皆知有督抚尚知有国家耶？君子行伍中人又何责焉！”辜部郎曰：“信如君言。中国未经外人瓜分，而固已瓜分矣。”
烂报纸
国朝朱竹垞先生《秦始皇论》云：“当周之衰，圣王不作，处土横议，孟子以为邪说诬民，近于禽兽。更数十年历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见者：又从人之徒，素以摈秦为快，不曰熳秦，则日暴秦；不曰虎狼秦，则曰无道秦。所以诟詈之者，靡不至。六国既灭，秦方以为伤心之怨，隐忍未发，而诸儒复以事不师古、交讪其非，祸机一动，李斯上言，百家之说燔而诗书亦与之俱烬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尝习闻仁义之说，岂必以焚诗书为快哉。彼之所深恶者，百家之邪说，而非圣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又谓：“邪说之祸，其存也，无父无君，使人隐于禽兽；其发也，至合圣人之书，烬焉然，则非秦焚之，处土横议焚之也。”余以为当日秦始皇所焚之书，即今日之烂报纸；始皇所坑之儒，即今日出烂报纸之主笔也。势有不得不焚，不得不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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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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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
袁简斋《原士论》曰：“士少则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农工商，后有士。农登谷，工制器，商通有无，此三民者，养士者也。所谓士者不能养三民，兼不能自养也。然则士何事？曰，尚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缓，而其果志在仁义与否，又不比谷也、器也、货之有无也，可考而知也。然则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为，惟其将为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则一人可以治千万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乱臣十人，岂多乎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禄之易厚，而用之亦易当也。公则不然，才仅任农工商者为士矣，或且不堪农工商者亦为士矣。既为士，则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转生嫉妒造诽谤，而怨之上不我知；上之人见其然也，又以为天下本无士，而视士愈轻，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无士也，似士非士者杂之，而有士如无士也。”余谓今日中国不患读书人之不多，而患无真读书人耳。乃近日上下皆倡多开学堂，普及教育，为救时之策，但不知将来何以处如此其多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为公卿大夫之人耶？且人人欲施教育，而无人肯求学问，势必至将来遍中国皆是教育之员，而无一有学问之人。何堪设想！
督抚学堂
昔年京师拟创办税务学堂，余适在武昌见端午桥，因谈及是事，午桥谓余曰：“现在中国亟须讲求专门学问，鄙意欲在鄂省亦创设厘金学堂。”
余曰：“既有厘金学堂，则州县官亦不可无学堂。”午桥曰：“诚然。”余正襟而对之曰：“如此则督抚亦不可无督抚学堂。”午桥闻之乃大笑。窃谓学问之道，有大人之学，有小人之学，小人之学讲艺也；大人之学明道也。讲艺，则不可无专门学，以精其业；至大人之学，则所以求明天下之理，而不拘拘以一技一艺明也，洎学成理明以应天下事，乃无适而不可，犹如操刀而使之割，锋刃果利，则无所适而不宜，以之割牛肉也可，以之割羊肉也亦可，不得谓切牛肉者一刀，而切羊肉者又须另制一刀耳。
女子改良
西人见中国市招有“童叟无欺”四字，尝讥中国人心欺诈，于此可见一斑。余闻之，几无以置喙。犹忆我乡有一市侩，略识之。无为谋生计，设一村塾，招引乡间子弟，居然拥臬比为冬烘先生矣。为取信乡人计，特书一帖，粘于壁右曰：“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其被误者，盖已不知凡几。内有一乡董子弟，就读数年，胸无点墨，引为终身恨。尝语人曰：“我师误我不浅，其得报也，固应不爽。”人谓汝师之报何在？曰：“其长子已捐道员，而其女公子现亦人女子改良学堂矣。”至今我乡传为笑柄。
高等人
曾有一身子极胖大之某教官，颇留心新学，讲究改良。闻新到学宪亦极讲新学，初谒见，称学宪为“高等人”。学宪大怒，以为有心侮己。某教官即逡巡谢曰：“高等人明见。晚生以为中国几千年来连用字都多欠稳切，极应改良，故如今大学已改为高等学。缘学问之道只有高等阶级，并无所谓阔大者，即如目前宪台身子比晚生身子并不大，不过宪台官阶比晚生官价高一等耳，故对宪台不称大人，而称高等人。”
费解
袁简斋晚年欲读释典，每苦辞句艰涩，索解无从，因就询彼教明禅学者，及获解，乃叹曰：“此等理解，固是我六经意旨，有何奥妙。我士人所喜于彼教书者，不过喜其费解耳。”余谓今日慕欧，讲新学家，好阅洋装新书，亦大率好其费解耳。如严复译《天演论》，言优胜劣败之理，人人以为中国数千年来所未发明之新理，其实即《中庸》所谓“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之义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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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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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解
昔年陈立秋侍郎兰彬，出使美国，有随员徐某夙不谙西文，一日持西报展览，颇入神。使馆译员见之讶然曰：“君何时已谙悉西文乎？”徐曰：“我固不谙。”译员曰：“君既不谙西文，阅此奚为？”徐答曰：“余以为阅西文固不解，阅诸君之翻译文，亦不解。同一不解，固不如阅西文之为愈也。”至今传为笑柄。
狗屁不通
近有西人，名轨放得苟史者，格致学专门名家。因近年中国各处及粤省常多患瘟疫之症，人民死者无算，悯之，故特航海东来，欲考究其症之所由来。曾游历各省，详细察验，今已回国，专为著书。其书大旨谓，中国疫症出于放狗屁，而狗之所以病者，皆因狗食性不相宜之杂物，盖狗本性凉，故凡狗一食杂种凉性之物，则患结滞之病，狗有结滞之病，脏腑中郁结之秽气既不能下通，逍变为毒，不由其粪门而由其口出，此即中国瘟疫之毒气也。总之，此书之大旨，一言可以蔽之曰，中国瘟疫百病，皆由狗屁不通。噫！我中国谓儒者通天地人；又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故需者是无所不通。今昔轨放得苟史者，连放屁之理都通，亦可谓之狗屁普通矣！
看画
昔有人与客谈及近日中国派五大臣出洋考究宪政，客曰：当年新嘉坡有一份所谓土财主者，家资巨万，年老无子，膝下只一及笄女儿，因思求一快婿入赘作半子，聊以自慰，又自恨目不识丁，故必欲得一真读书宋玉其貌之人而后可。适有一闽人，少年美丰姿，因家贫往新嘉坡觅生计，借寓具乡人某行主之行中。土财主时往某行，见美少年终日危坐看书，窃属意焉。问某行主，知是其里从欲谋事者，遂托某行主执柯，事成，某少年即入赘作土财主家娇客。入门后无几何，土财主召美少年曰，“从此若可将我家一切账目管理，我亦无须再用管账先生。”美少年赧然良久，始答曰：“我不识字。”土财主骇问曰：“曩何以见若手不释卷终日看书耶？”少年答曰：“我非看书，我看书中之画耳。”噫！今中国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亦可谓之出洋看洋画耳。
华侨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治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余谓范蠡者，即当日之华侨也。想当日齐国穷无聊赖之一般官绅大开欢迎会时，必定要请招待员，挂国旗，奏军乐，吃大餐，有一番大热闹。惜太史公记载陶朱公事，未曾将此热闹情形以龙门之笔描写之，至今犹令人费三日思云。
照像
辜鸿铭部郎云：“余昔年初到英国，寓学堂教授先生家。一日诣通衢，见道旁驻一高轮马车，乘坐其上者为美男子，衣服丽者，花簇簇缀冠，上衣缘边悉用金缕蟠结，似显者状。旋见一旧服者，自市肆出，升车接缰在手，扬鞭而去。余归告先生曰：‘今日见一贵官。’并言其状。先生曰：‘汝误矣，彼冠簪花衣金缕衣者，仆也，服旧服者，此仆之主，贵人也。’余曰：‘贵人何以不自著金缕衣，而反以施之于仆，胡为邪？’先生曰：‘不然，凡贵人欲观人者也，故衣朴素；贱者欲取观于人者也，故衣华丽。汝谨志之。’此与吾《中庸》所谓‘衣锦尚纲恶其文之著也’同义。我中国风俗，向贱优伶，固谓其欲取观于人也。不谓今日中国号称士大夫者，事事欲取观于人，即如摄影小照，亦辄印人报纸，以夸眩于人，是亦不知贵贱之分也。”噫，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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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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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财票
国朝张尔岐先生《蒿庵闲话》云：“荀子曰：‘国法禁拾遗，恶民之惯以无分得也。’此语有味。人偶有所得于分外，必不能复力于分之内，其得失常相敌，而用之也必侈，侈于用而不力，则立尽之术也。原其始，则五分之得为之祸也。”余谓无分之得，足以祸民。本国法所宜禁此，乃言礼教之常耳。如近今禁售彩票，盖亦恶民之惯以无分得也。然亦须观时局如何，若今日天下多穷无聊赖之人有时购买一约彩票，得者无论矣，即不得者，亦尚可作旦暮希望，聊以博生人之趣。今并此生人之趣而亦绝之，吾不知穷无聊赖者以后更作何聊赖耶。
卖穷
袁简斋《诗话》有句云：“若使桑麻真蔽野，肯行多露夜深来。”此仁人之言也。我中国江浙两省，素号繁华富庶之区，倚门卖笑者固有其人。然昔年所谓苏班妓女，其声价甲于天下，未闻肯跋涉他省作卖笑生涯者。今则不然，凡行省商埠，无不有苏班妓女展转营业，托足其间。观于此，今日中国尚谓有教养之道耶，可慨也。有西人曾谓余曰：“今日上海卖娼者何如此其多？”余曰：“此非卖娼也，卖穷也。”
不枉受穷
国朝张尔岐《蒿庵闲话》云：“邹吉水曰：‘世人相见诉穷，便是贪欲影子。这穷字断送多少豪杰，试看先辈赫赫者大段穷人，如何他便耐的，今人便不耐，此处不可不思。’先生此言，真我辈药石。又念耐穷，如何得赫赫出来。此中大有事不得所事，只知耐穷，一赖惰无能之人而已。要之，知所从事遇穷，便自增长气骨，开通识见，不然，富贵枉受富贵，穷亦枉受穷也。勿求增财，但求减用，减欲斯减用矣。”余谓吾人居今之世，当以“增长气骨，开通识见”八字书诸绅以自儆。
叶君传
辜鸿铭部郎曾撰《叶澄衷传》，其文曰：“太史公作《游侠传》曰：‘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云云。近世自称中国弛海禁，沿海编氓因与外人通市而暴起致赀财者不一而足，然或攻剽椎埋，或弄法买奸，宗强比周，侵凌孤弱，类皆鄙琐龌龊不足道也。我独见沪上富人叶氏，当初赤手，自掉扁舟以治生而卒起，富至巨万，又慷慨好义，清刻矜己诺，此犹是古之任侠而隐于商且隐于富者也。叶氏名成忠，字澄衷，先世居浙东之慈豁县，后迁镇海沈郎桥，遂家居焉。父名志禹，世为BC之邱氓，后因成忠三世皆邀追赠荣禄大夫。成忠生六岁而孤，母洪氏抚诸幼弱，居一椽蓬屋，刻苦仅以自给。成忠九岁始就学，未几仍以家贫故从母兄耕，年十一就佣邻里，居三年，主妇遇之无状，成忠慨然曰：‘我以母故忍受此辱，然丈夫宁饿死沟壑耶！遂辞去，欲从乡人往上海，临行无资斧，母乃指田中秋禾为抵，始得成行。至上海，时海禁大开，帆船、轮舶麇集于沪渎。成忠自黎明至暮，掉一扁舟，往来江中，就番舶以贸有无，外人见其诚笃敦谨，亦乐与交易，故常获利独厚。同治元年始肆于虹口，乃迎母就养。初肆规甚微，然节饮食、忍嗜欲，与佣妇同苦乐，又能择人而任事，故数年间肆业日益远大，乃推广分肆，殆遍通商各埠。又在沪北汉镇创设缫丝、火柴诸厂，以兴工业，且以养无数无业游民。既饶于赀财，自奉一若平素，绝无豪富气象，若构洋楼、集珍物之类。遇人固肫肫，言必信，信必果，交友必诚；见显贵士大夫，言犹訚訚也，毫无谄谀意。又好引重后辈，善体人情，各如其意之所欲，故人乐为用。性好施予，无倦容，无德色，客外虽久，戚邮有缓急厄困者，苟有请，罔不佽助。待族人尤笃，捐金置祠田，又建忠孝堂义庄，以赡族之贫苦无告者，附以义塾、牛痘局，蒇事则曰，是我母之志也。凡里中之善举，必力任其成。在沪北购大地，立蒙学堂，以教贫穷子弟，拨十万金充经费，又特倡捐二万金，建怀德堂，凡肆业中执事身后，或有孤苦无告者，岁时存问，俾免饥寒。至各省遇有水旱之灾，则必出巨资以助赈济。封疆大吏高其义，尝请于朝，屡邀宠锡，并传旨嘉奖。光绪已亥年十月，在沪病笃，召其子七人曰：“叶昔日受惠者、各号友竭诚助吾任事者，汝曹皆当厚待勿替，以继吾志。”卒年六十。先是由国子监生加捐候选同知，赏戴花翎，荐升候选道，随带二级赏加二晶顶戴。余谓王者驭贵驭富之权，操之自上，日渐陵夷则不驯，至一商贾之天下而不已也，悲乎！然世之贤豪，不能立功名、布德泽于苍生，若富而好行其德者，此犹其次耳。故司马迁曰：‘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云云。”余谓辜部郎此作，乃讥世语，非谀墓之文，故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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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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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新一氏序
光绪二十三年岁次丁酉，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氏新一领其国战舰，来游长江。时余差次武昌省垣，蒙松枝君屈驾来访，余亦诣战舰答。礼遂即在汉臬邀集东客六七人，借西人酒市命酒，叙谈主客。萍水相逢，欢若平生，余心感焉。余少游西洋各国，习其语言文字，因略识其沿革立国缘由。夫西洋近百年来风气盛开，讲智术，精造器，惟生齿日繁，故航海东来，于是东洋诸国因亦多事。我中国自古圣人教民，重道不尚器，故制造器械，皆远逊西人。兼以近来中国民欲苟安，土气不振，故折冲御侮，常苦无策。惟日本与我华义属同族，书亦同文，且文物衣冠犹存汉唐古制，民间礼俗亦多古遗风，故其士知好义，能尚气节。当西人之东来，皆慷慨奋起，致身家国，不顾性命。当时又有豪杰如西乡诸人辈出，皆通古今，能因时制宜，建策修国，制定国本。噫！日本今日之能振国威，不受外人狎侮，其亦有以夫。然尝闻日本国人，近日既习西人技艺，往往重西学而轻汉文经书，余私心窃疑焉。今得识松枝君咨询底蕴，乃知其不然也。松枝原日本士族，幼年习西人兵略航海之术，然尤好中国文学，故能荷其国家重任。余于是益信日本之所以致今日之盛，固非徒恃西洋区区之智术技艺，实由其国存有我汉唐古风，故其士知好义，能尚气节故也。余不能操东语，前日与松枝晤谈，用英语以酬对，未尽欲言，今聊书数语，以志景仰云尔。
士说
张文襄曾问余曰：“外国各领事本文职，而佩刀何故？”余答曰：“此士服也。”西洋本以封建立国，一国之中有贵族，有平民。平民脱民籍后，武者为士，文者为史。其服制，史则宽衣博带，如今在中国牧师神父所服者是，土则短衣佩刀。领事虽文职，亦属士类，故遇大典礼，则短衣佩刀，服土服也。窃谓今日我中国有史而无士，考古制、通六书者为史，在行伍者为士，故有甲士士卒之称。两汉、三国时，宰相犹以剑履上殿，为当时朝廷特赐异数，然于此见士制尚存，是时为士者亦尚知士之本义。自唐以后，古制渐泯，乃以能文章应科第者为士，于是名则士，实则为史，士之本义全失矣。吾故曰：“今日中国有史而无士。”
在德不在辫
近有英人名濮兰德者，曾充上海工部局书记官后至北京为银公司代表，著一书曰《江湖浪游》，所载皆琐屑，专用讥词以揶揄我华人。内有一则曰《黼黻为厉》，大致谓五十年来，我西洋各国因与中国通商，耗费许多兵饷，损失无数。将士每战辄胜，及战胜以后，一与交涉，无不一败涂地，是岂中国官员之才智胜我欧人耶？抑其品行胜我欧人耶？是又不然。若论其才智，大概即使为我欧人看门家丁，恐亦不能胜任；论其品行，亦大半穿窬之不如。如此等无才无品之人物，何我欧罗巴之钦使领事遇之便觳觫畏惧若不能自主，步步退让莫之奈何，其故安在？余于此事每以为怪，研究多年，始得其中奥妙，盖中国官之能使我西人一见而觳觫恐惧者，无他谬巧，乃其所服之黼黻之为厉也。鄙人之意，以为今日我西洋各国欲图救交涉之大小官员，不准挂朝珠，穿黼黻，逼令改用窄袖短衣，耸领高帽如我欧制。如此黼黻即不能为厉于我，则我西人之交涉庶不致于失败矣。中国果能遵此新约，我西人即将庚子赔款全数退还中国。犹觉尚操胜算也，云云。按如濮兰德以上所言，其藐视我中国已极。然君子不以人废言，其言我中国黼黻衣冠能使西人畏惧，虽系戏言，然亦未尝无至理寓乎其中。子不云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且尝揆之人情，凡遇人之异于己者，我不能窥其深浅，则有所猜忌，故敬心生焉；遇人之同于己者，我一望而悉其底蕴，则无所顾畏，故狎心生焉。今人有以除辫变服为当今救国急务者，余谓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之除与不除，原无大出入焉。独是将来外务部衮衮诸公及外省交涉使，除辫后窄袖短衣，耸领高帽，其步履瞻视，不知能使外人生畏敬心乎，抑生狎侮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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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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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
光绪十年，日本名下士冈千仞振衣氏来游中国，曾撰《观光纪游》一书，内载其友人樱泉氏论中国弊风一则，谓樱泉氏游学中土，其论弊风极为的切。曰：“所贵于中土土大夫，重名教，尚礼让，志趣高雅，气象温和；农工力食者，忍劳苦，安菲素，汲汲营生，孜孜沼产，非我邦所能及也。而士人讲经艺，耗百年有限之力于白首无得之举业，及其一博科第致身显贵，耽财贿肥身家，喜得忧失，廉耻荡然，不复知国家之为何物；而名儒大家，负泰斗盛名者，日夜穿凿经疏，讲究谬异，金石、说文二学宋明以前之所无，顾炎武、钱大昕诸家以考证为学以来，竞出新意，务压宋明，纷乱拉杂，其为无用百倍宋儒；其少有才气者，以诗文书画为钓名誉、博货贿之具，玩物丧志，无补身心，风云月露不益当世，此亦与晋时老庄相距几何；吏胥奴颜婢膝，奉迎为风，望门拜尘，欺己卖人，自为得计；商贾工匠，眼无一丁，妆貌衙价，滥造粗制，骗取人财，此犹可以人理论者；其最下者狗盗鼠窃，不知刑宪为何物，立门乞伶，不知秽污为何事；其人轻躁扰杂，喧呼笑骂，此皆由风俗颓废、教化不行者。呜呼！政教扫地，一至此极，而侮蔑外人，主张顽见，傲然以礼义大邦自居。欧米人之以未开国目之，抑亦有故也。”云云。此日人樱泉二十年前语也。犹忆道光末年，徐松龛中丞名继畲，撰《瀛环志略》，当时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因此落职。自来我中国土大夫夜郎自大，其贻讥外人固不足怪，惟今日慕欧化者，又何前倨而后恭也。孔子曰：“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所谓廉者无他，但知责己，而不责人；但求诸己，不求诸人而已。
依样葫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