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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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先生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出版后，很受欢迎，需求量极大，因此有必要再版。这次出版，基本上没什么变动，只是附上了一封写给《字林西报》的信，和一篇关于德龄公主（实为郡主）《紫禁城的两年生活》一书的书评。同时还收录一封中国著名学者写给一位德国牧师的信，题为《雅各宾主义的中国》，但愿这些附加部分是有益的。
出版者
19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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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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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笔者与一些外国人讨论这样的问题：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与欧洲人相比，谁更讲道德？对于这一比较，一个英国人评论说：“那完全要看你个人的立场是什么样的了。”这位英国先生所持的此种“立场”哲学，就是马修·阿诺德先生所说的“大不列颠人特有的无神论”之代称，他说：“现在，有一种哲学在我们中间广为流传，它使人们相信，在这个世上，至善至美的品德或者最为正当的理由是不存在的——至少，举世公认和切实可行的至美品德或最正当的理由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阿诺德接着还引用《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说：“试图将那些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周围的人，这种努力将会是徒劳的。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因为每个人对于宗教或世俗理念的完善，都有小小的一己之见。”
现在，知情人之所以无法帮助英国人了解发生在中国的事变的真实状况，不但因为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有他（她）“小小的一己之见”，而且，也是更要命的是，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所谓“正确”或“错误”观点！
我有一个为我所熟识的英国朋友，我很尊敬他，他是上海头脑最为冷静的商人之一。有一次，他光临寒舍赴宴，我把一个书法家（他的书法的出色足以让他跻身中国一流书法家之列）的手迹拓本拿给他欣赏。不料，这位可敬的英国先生竟然表示，他敢肯定，他的买办写汉字写得要比眼前这幅出色得多——至少，笔划更为工整。你看，这就是他那“小小的一己之见”！
还有一个我认识的英国人，他出身于公立名校，近来活跃于上海上流阶层的社交圈。有一次，他欣欣然地跟我谈起诗来，他说他非常欣赏麦考莱勋爵的《古罗马之歌》。尴尬之余，我便把马修·阿诺德的相关评论拿出来给他看——阿诺德说，一个人如果不能从麦考莱勋爵那些貌似“黄钟大吕”般的短歌中辨听出毛病来，那他根本就不配谈诗，甚至还包括麦考莱勋爵的诗：
人们来到这个尘世，
死不过是或早或迟。
依我看，要我读这样的诗而不感到恶心和不自在，那真是为难我。想不到，这位出身公立名校的英国绅士看了后却对我说，那不过是马修·阿诺德的个人观点。照他看来，这些诗实在是妙不可言。因此，正如《泰晤士报》所说的那样，对于诗歌、艺术、宗教、政治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明，如何才算高雅完美，何为“阳春白雪”，每个可敬的英国人都有着他“小小的一己之见”。
当然，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对于中国书法或英国诗歌这类事物发表自己“小小的一己之见”，尽管可能有害，却无关紧要。但是，像莫理循（2）博士和濮兰德先生（3）这样的《泰晤士报》驻华通讯员，他们对于已故的中国皇太后陛下的个人品德，中国的政治，乃至古老的中华文明，也自以为是地发表他们“小小的一己之见”——就如同笔者在前文提到的那个可敬的头脑冷静的英国朋友在评论中国书法时所持的态度一样。问题的关键是，当这些人将他们关于中国事变的状况所持的“一己之见”送到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而英国政府又根据这些“一己之见”来制定对华政策并采取行动时，悲惨祸乱的发生也就顺理成章了——当年，从义和团运动爆发到中国民众围攻各国驻北京公使馆，这些老爷们的“一己之见”可谓居功至伟啊。至于前些年日俄两国悍然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开战，列强因所谓的“文明问题”而屠杀无辜的中国人，则更是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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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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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正确与谬误的绝对标准呢？对于艺术和诗歌，对于宗教和世俗常规，乃至对于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明，是不是没有一个公认的最正当的标准，以使我们得以据之判定世间万物孰优孰劣呢？谈到道德、宗教或文明的问题，基督教的传教士们会说：“是的，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我们基督教的标准。”同样，在中国，一个出身儒林的士大夫则会说：“哎，如果你们基督教以你们的标准评定一切，那么我们中国人就要抬出儒教的标准。”
北宋时期（960-1127年）的著名诗人苏东坡（1039-1112年，他名叫苏轼）的弟弟苏辙，曾经讲过一个乡愚初次进城的故事。故事里说，当那个乡愚见到一匹骡子的时候，硬说他看到了一头母牛。城里人说他弄错了，并告诉他眼前的牲口是骡子而不是母牛，那个乡愚却反驳说；“我父亲说它是一头母牛，你们怎么敢说它是骡子呢？”因此，如果基督教传教士告知中国的文人学士们，道德、宗教以及文明的绝对标准是基督教标准，或者，当中国文人学士也以儒教标准作为衡量一切价值的绝对标准并将之告知传教士们时，他们的所做所为就与那个乡愚一样了。
在后面的正文中，我将指出：“我们中国的文人学士，在欧洲现代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面前无能为力，正如当年英国中产阶级面对法国革命的思潮和理论时束手无策一样。”我还说：“要想有效地对付现代欧洲文明的破坏势力，中国文人学士需要开放（expansion）。”我这里的所谓“开放”就是需要懂得：那些后来被归纳成体系的称之基督教或儒教的理论汇编，行为规范与信条，并不是绝对真实的宗教，正如中国的文明或欧洲文明并非是真正完美无缺的文明一样。中国文人学士之所以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是因为他们没有此种认识。现代欧洲文明无论利弊如何，其伟大的价值与力量——说到这里，我希望能与那些认为我排外的外国朋友言归于好——就在于法国大革命以来，现代欧洲人民已经有力地抓住了这种开放观念，并且这种伟大的开放观念已经传到中国。马修·阿诺德谈起他那个时代的英国事态时所说的情形，正与中国今日的情形相同。阿诺德说：“我们长期在其中生活与活动的那种封闭的知识视野，现在不是正在打开吗？种种新的光辉不是正畅通无阻地直接照耀着我们吗？长期以来，这些光辉无由直射我们，因而我们也就无法考虑对它们采取何种行动。那些拥有陈规陋俗并将其视为理性和上帝意志的人，他们被这些陈规陋俗束缚了手脚，无以解脱，哪里还有力量去寻找并有希望发现那真正的理性和上帝的意志呢？但是现在，坚守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陈规陋俗——那种极其顽强的力量，那种顽固排斥一切新事物的力量，已经令人惊奇地让步了。当前的危险，不是人们顽固地拒绝一切，一味地抱住陈规陋俗不放，并将其当作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而是他们太过轻易地便以某些新奇之物相取代，或者连陈规新矩一并蔑视，以为随波逐流即可，毋需麻烦自己去考虑什么‘理性唯上帝的意志’。”
实际上，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当前的危险，不在于人们会把马修·阿诺德所说的陈规陋俗，即因袭已久的是非标准而认为其是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而在于他们根本不相信有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这种东西存在。伦敦《泰晤士报》说：“对于‘完美’，每人都有自己小小的看法。”不仅如此，现在自称为自由主义者每一个英国人，都认为他自己对于“完美”的看法或观点即不比别人高明，起码也和别人一样高明。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所谓的正确理性和上帝的意志。因此，现代英国人，当他来到中国时，因为打着开金矿，卖便宜肥皂，或借款给中国人修些无用的铁路来赚钱的如意算盘，试图将“自己对于‘完美’的小小看法”强加给中国人，所以，只要中国人予以抵制，他就会怒火中烧，变成一个病态的悲观主义者，或像濮兰德先生那样写些心怀歹意、无中生有的下流事情来诽谤中国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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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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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有头脑的英国人，在读过濮兰德之流所写的有关清朝官员的充满歹意的鬼话和令人作呕的诽谤文字后，也应该去看一看已故的戈登将军对于中国官员的有关看法。在将两者加以比较时，人们应该记住，戈登将军是一个闻名于世的基督教武士和一位君子，而濮兰德只不过是一个写通俗韵文的聪明作家和一个令人失望的中国政府前任雇员。戈登将军说：“我所想到的是，如果我们逼迫中国人进行突如其来的改革，他们将会以一种猪一般的顽固群起抵制；但如果我们引导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情愿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并极易管理。他们希望有一种选择权，憎恨突然给他们划定道路，仿佛他们于事无关，不在话下。我们从前试行的办法，就是迫使他们走某种道路，使他们付出同样的代价，并认为与他们交换意见徒费唇舌，毫无必要。
我总在考虑那些清朝官员不得不与之斗争的最困难问题；他们可能完全认可我们强加给他们的一切，却不会去贯彻它；我们必须承认，说起来做这做那容易，而真正做起来却要难得多。如果他们不想在自己的军队中进行改革，我们就对这些可怜的家伙大加斥责，却没有考虑到变革必须尽可能循序渐进，赢得人心。我还能替这些（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说得更多些。他们有很多缺点，但却蒙受了那些掠夺他们国家的外国人带给他们的更多冤屈。”（4）
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在我看来，像濮兰德那样来中国谈进步和改革的一般现代英国人或欧洲人，他们的精神状态甚至还不如我们旧式的中国儒生。诚然，中国儒生除了他们自己的文明之外，甚至不知道有任何文明；但他们至少对自己的文明尚有所知，而如濮兰德之流的现代英国人或欧洲人，那些油嘴滑舌地谈论中国的进步与改革的人，甚至连他们自身的文明也不知道，实际上不知道和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因为他不相信存在正确理性和上帝意志这样的东西，而不相信这种东西，世上就没有文明可言，只可能有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依我看，其实比我们旧式的中国儒生还远为不如的现代英国人更需要“开放”，一种心灵开阔意义上的正确开放。但“真正的开放”并不告诫人们说不存在可以据之判定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至上之德”和“至当理由”这类东西。心灵开放的真正价值，在于能使我们领悟到像伦敦《泰晤士报》称之为我们自己“小小看法”的所谓“完美”，距离真正的、绝对的完美实在非常遥远。这种真正的绝对的完美，存在于事物的内在本性之中。的确，当英国人一旦弄清了真正开放的意义所在，他就会意识到他现在那种小小的猜测，即那种对于宗教和世俗完美的“小小看法”，实在是一个极其狭隘的“小小看法”，由此，他还会感到不再那么迫不急待地要将自己的这种小小看法强加给别人了。
然而，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实现这种真正的开放。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必不可少，用一句政界的时髦词来说，就是“门户开放”的原则。这不是贸易和铁路的“门户开放”，而是知识和道德上的“门户开放”。毫无疑问，没有知识和道德上的“门户开放”，真正的开放是不可能的。这种“门户开放”原则，用圣保罗的话来讲，就是“检验一切事物，择善固执”。
简而言之，不仅今日中国，而且今日世界所需要的，不是那么多的“进步”和“改革”，而是“门户开放”和“开放”，不是那种政治上的或物质上的“门户开放”和“开放”，而是一种知识和道德意义上的开放。没有知识上的门户开放，不可能有真正的心灵开放，而没有真正的心灵开放，也就不可能有进步。我已经给过圣保罗对“门户开放”的定义，下面，我再提供一个孔子关于“开放”的定义，孔子说：“在真正有教养的人们中间，是不存在种族之别的”（有教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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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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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怀着促进世界“知识上的门户开放”和“道德上的开放”事业之愿望，我写了下列文章，也是出于同一愿望，现在我将它们汇集成书，提交给公众阅览和批判。
辜鸿铭
1910年2月1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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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主义的中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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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官员（6）致一位德国牧师的信
尊敬的牧师先生（Herr）：
大约五年以前，在下给《字林西报》以“一个穿长衫的中国人”的名义写过一篇文章，在该文中我表示：“就我所见，目前中国维新运动中出现的狂热思潮，注定将要导致一场灾难发生。”现在，我的预言不幸应验，灾难来临了。共和主义革命以袁世凯将军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而告一段落。未识事情真相的人们都称对此感到意外，在下却不以为然。如果您读到辜鸿铭先生撰写的题为《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您会发现，他将中国人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满洲贵族，第二等、中产阶级儒士，第三等、普罗大众或曰群氓。
也许您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过去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开始于满人当权，在太平天国暴乱后，中产阶级儒士的势力崛起。中日甲午战争后，满人重新掌权。世纪之交，义和团运动爆发，进而导致“庚子事变”发生。尘埃落定后，中国进入“三头执政”的权力真空期。而在眼下这场“新学”拳民暴乱（7）之后，我们就不得不面临庸众掌权的惨淡局面了。
正如我说过，五年以前我所预言的巨大灾难，现在来临了。然而，真正的灾难，请让我在此指出，它还不仅仅是导致全国流血漂橹、十室九空的暴行，真正的灾难是这场革命竟然以袁世凯成为共和国总统而告终！
目前这场革命，始于四川那场暴动，即保路运动。就这场暴动本身的性质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合理的。此前，帝国政府公然允许外国人处理中国的铁路问题，就好像中国人自己倒成了局外人似的。为了反抗这样无耻的妥协，一场以人民群众为运动主力的革命爆发了，这也是这场运动应该被历史记住的原因。总之，目前这场革命暴动的最初起因不应该被忘掉，它是列强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然而，当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群氓利用人们对帝国政府的不满情绪，并最终将其转化为一场全国范围的革命时，灾难降临了。当像伍廷芳（8）博士那样的人都敢拍电报给皇帝陛下，勒令其逊位时，那实在是一场真正的灾难！马修·阿诺德谈起群氓时说：“至于群氓，不管他是一个粗暴的野蛮人，还是一个庸俗的市侩，如果他能记得——每当我们带着愚昧的激动情绪而坚持一个过激主张的时候，每当我们渴望以纯暴力制服对手的时候，每当我们嫉妒他人、表现得蛮横残暴的时候，每当我们只崇拜强权或成功，叫嚣着反对某些不受欢迎的显贵以壮声威的时候，每当我们残忍地践踏战死者的时候，我们对那些受难者均不会有丝毫的同情之心——那么，意识到这一点的他就发现了自己深藏于内心的那永恒的‘群氓精神’。”现在，伍廷芳博士正在参与到那场反对不受欢迎的满人的喧嚣中去，并为之造势。显然，眼前的一切都表明，伍博士身上就有阿诺德所说的那种“永恒的群氓精神”，并已彻入骨髓。
真正的灾难，我说过，不是这场革命，而是这场革命以袁世凯当上共和国总统而告终，因为这意味着道德败坏的群氓已将整个中国踩在脚下。袁世凯，正如辜鸿铭先生在他的书中所说的，是中国群氓的化身，他在第一次维新运动（9）时就悍然出卖了同党。现在，群氓的代言人掌权了，手握重兵的袁世凯，自然成为共和国总统“最为合适的人选”。但我认为，他的统治将不会长久。不过，在短时期之内，中国一切精妙、美好、尊贵、崇高、亲切、声誉好的东西，都将受到毁灭的威胁。
几天前，你们德国领事馆有位先生对我说，他一直感到很奇怪，何以我们汉人竟然会那么长久地屈从于满人的暴政之下？他问我，满洲人到底为中国做过些什么？我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问他是否见过康熙年间的瓷器，如果他见过，我认真地告诉他，他就应该知道满洲人到底为我们做过什么了——他们给了我们汉人一颗美好的心灵，以使我们能生产出那么精美的瓷器，当然，还有其他美丽而精巧的东西。简而言之，近250年来，中国在满人统治下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国家，一个真正如花一样的国度。而当太平天国叛乱平息之后，以儒士为主的中产阶级开始在中国掌权，这个国家的高层职位也逐渐被庸俗的市侩占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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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主义的中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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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先生在他的书中引述过一个身上带有贵族气质的英国人所描绘的一幅关于广州城和部分裸露无掩的广东百姓的图景，那是李鸿章掌权之下的中国的图景——一个粗俗、丑陋的中国。顺便说一句，正是为了反对这种粗俗丑恶的中国，中国那些保持着传统精神的士大夫们才奋起抗争，发起了中国的“牛津运动”。
如果说李鸿章统治下的中国变得粗俗丑陋——那么现在，在袁世凯统治之下，包括孙逸仙（即孙中山）和美国人荷马李（HomerLee）的群氓们大权在握，不受限制的时候，我们中国又将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忽然想到这一点。歌德说：“压抑我们的是什么？——庸俗”。庸俗，中国所有的那些低级、庸陋、粗俗、卑鄙和可耻的东西，现在都得到了充分的机会和充分的“自由”，可以发展自己了。简而言之，庸俗将成为新中国的理想。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将不仅拥有中国自身的庸俗，还将拥有来自欧美的庸俗。
歌德死前曾大声警告人们，必须防治“盎格鲁-撒克逊传染病”。去年的大年初二，我去上海最为贵族化的茶园小坐，看到了“新中国”——一伙剪了辫子的中国人，谈吐粗俗，举止嚣张，骚动狂乱，吵吵嚷嚷，其厚颜无耻实在无法形容。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第一次充分地领悟到歌德那一警告的意义。现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为袁世凯统治下的“年轻中国”通过剪辫而最终“融入”了欧洲文明这一事实而兴奋不已。这些上当的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年轻中国”所“融入”的完全不是什么欧洲文明，只不过是上海的欧洲文明——歌德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传染病”，即一种欧洲文明肌体内正在滋长的疾病而已。想一想，一旦四万万中国人都染上这种盎格鲁-撒克逊流行病，“融入”这种上海的欧洲文明，都变成像我在新年的茶园所见到的那些剪了辫子的中国人那样庸俗透顶，卑鄙至极和骚动不安的人，那将给世界文明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后果。而且，请记住，这些新式的鄙俗和满身骚乱精神的中国人已经学会了使用炸弹。人们谈论着袁世凯统治下的新中国，依我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黄祸”。“Vo1kerEuropa’s，bewahreteureheiligstenGefiter！”（欧洲人，保住你们最神圣的天良！）
现在，在上海，当我与欧洲人，甚至那些有教养的欧洲人谈起上述这些观点时，他们都称我为“理想主义者”。但这些现实主义者们忘记了一件事，在我看来，当今的时事评论家和政客们完全忘记了一个极为简单的真理，那就是，正如一个法国作家所说的那样：“一切文明和统治赖以存在的最终基础，在于民众的一般道德和他们在公共事务中能在何种程度上正直行事。”
中国的旧式政体，让我在此指出，尽管有种种缺陷，它仍然在民众之中维持了一般的道德水准。这一点，从欧洲传教士及其信徒——包括欧美诸国男人、妇女和孩子——能穿过幅员辽阔的帝国游历而不出大的危险这一事实，便能得到证明。至于人们在公共事务中能否正直行事，我们也能从这样一个事实中得到证实：旧式政体下的中华帝国政府尽管财政极端困乏，仍然能够定期支付庚子赔款。
而现在在袁世凯及其共和国统治之下，一切都将不成为可能了。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其一，在欧洲，国家和教会是两个分离的机构，而在中国则合二为一。在欧洲，教会负责维持人民的道德，国家则主要负责维持秩序。而在中国，国家既要负责维持人民的道德，又要负责维持秩序，二者兼管。
欧洲的教会得以促进人民道德的权威本源，是上帝；而在中国，国家得以促进人民道德的权威本源，是皇帝。因此，在欧洲，如果你破坏和取消了对上帝存在的信仰，维持民众的道德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将是困难的。同样，在中国，如果你攻击皇帝，取消了人民对皇帝的尊崇，你就等于破坏了中国人民的道德赖以存在的整个结构——事实上，你破坏了中国的宗教——它不是超越尘世的神教，而是一种人间宗教，一种以中华帝国大清王朝为天堂，以皇帝为上帝——或曰上帝之代理人的宗教。一旦破坏了这种宗教，你在中国要保持民众的道德，哪怕是一般水平的道德，也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在中国对皇帝的忠诚是一种宗教，可以说，它是儒家国教（Statereligion）的基石，应与欧洲的教会宗教（Churchreligion）区别开来。正如在欧洲，殉道者因为信仰基督——上帝之子而万死不辞一样，在中国，殉道者则宁愿身受万死，也不放弃对于君主——天子或天使的忠诚。这一点从中国历史上可以得到证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在袁世凯及其共和国的统治之下，民众连一般的道德水准也不可能维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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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主义的中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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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会说，在中国，我们发生过许多次以改朝换代告终的革命，中国人都并没有因此沦丧道德。但是，在中国，每一次导致了改朝换代的革命，始终都存在两个条件。其一，革命为人民（people）发动，而不像现在这场革命那样为群氓发动。孟子说：“得乎邱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10）显而易见，在目前的这场骚乱中，普通国民（邱民）始终没有参加革命，而且公开反对革命。另一个条件是，那个成功地变作最高统治者的人，必须具备能激发憧憬并赢得全民族尊敬的卓越的道德品质。而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表明他连一般的道德品质、一般的廉耻和责任感都不具备，甚至连小偷和赌徒也不如。袁世凯奉命出山保卫大清，可他出山后，不是像一个有廉耻心的人那样去尽职尽责，而先是恭顺地屈从于革命党，然后使出百般狡计，使其统率的士兵坠失忠君之心，并拥兵自立，逼迫皇帝退位，最后成为民国总统。在所有这一切过程当中，一个具有最起码常识的普通人，也无法将此种行为与廉耻和责任的最基本原则（即名分原则，忠义观念）调和起来。然而，最令人奇怪的还在于，袁世凯自始至终从没有进行过拒绝屈从的努力，哪怕是装模作样的努力的也没有过。这样一种人，怎能博得他统治下的人民的尊崇呢——除非人民丧失了一切廉耻和责任感。
这，就是我认为在袁世凯及其共和国统治下，中国民众即便连一般道德水平也保持不了的另一个原因。而失去了民众的一般道德，又怎能进行统治，遑论所谓“文明”了。
外国人欣赏袁世凯，认为他是一个挽救了中国目前局势而没有导致流血的大政治家。殊不知他不过仅为了一时的需要而规避了必要的少量流血，而将可怕的无政府混乱局面和更大的流血留到了未来。的确，如果我上述所言不差，那么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将比人民流血还要坏上万倍——他不仅毁弃了中华民族的廉耻和责任感，而且毁弃了中华民族的政教和文明。大清王朝不仅是中国权威尊崇的象征和旗帜，而且是中国政教和中国文明目标的象征与旗帜。这面旗帜交托给了袁世凯，但他却像一个懦夫和卖国贼一样，以“挽救这面旗帜的布料”为借口，不得不将大清抛弃。然而，负责保护这面旗帜的官员的责任并不仅仅在于挽救这面旗帜的布料，不在于那些花费了许多金钱的物质，他的责任在于捍卫那为之战斗的目标——那无价的道德利益，而旗帜的布料只不过是其载体罢了。对于像袁世凯这般行事的官员，每个有廉耻感的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懦夫和叛徒。
我的许多外国朋友笑话我，认为我对满人朝廷愚忠，但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代受恩于她的王朝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目标的忠诚。辜鸿铭先生在他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中试图告诉人们的，就是我们为了这一目标——中国文明、中国政教、那种名誉和责任宗教的目标，来反对现代欧洲文明，反对那种利欲宗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人正在做孤注一掷的奋斗。这个故事的寓意，现在能见到的真理，包含在这样一句话中：“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供奉财神。”张之洞大人告诉我们并教导文人学士们说：我们能够而且应该调和。现在这种局面，就是我们调和的结果。辜鸿铭先生在此书中写道：“纽曼（11）博士和张之洞大人所采用的调和办法，在道德上和宗教上导致了耶稣会教义的产生，在政治上则导致了那个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12）的东西；——“在中国，张之洞向儒生和统治阶层所传授的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当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如他纯洁的人所采纳，诸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无耻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鸿章的庸俗和腐败所产生的危害还要大。”
正是张之洞大人所传授的这种耶稣会教义的作用，使得整个中国的儒生们在革命者和袁世凯面前，其忠诚与抵抗能力瞬间土崩瓦解，令人费解。
事实上，正是这种耶稣会教义，使得中国的儒生们在袁世凯屈从于群氓、逼迫皇帝宣布退位并成为民国总统后，当袁世凯欺骗他们说他仍然忠于皇上时，儒生们竟然信以为真。最后，也正是这种耶稣会教义的阴险狡诈精神——即那种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的精神——甚至使得那些有教养的外国人，对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袁世凯的所做所为连盗贼也不如的事实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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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主义的中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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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在《英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谈到英国人实事求是，憎恶两面讨好、见风使舵、见机行事的机会主义者时说到，“牛津那些激进的暴民追随在托利党人埃尔登（E1don）勋爵之后，大声叫喊着：‘老埃尔登在，为他喝彩：他从不叛卖！”’接着，他又提到英国人给予路易·拿破仑的荣誉并对此加以注解，说道：“我相信，当伦敦的贵族和平民在这个成功的小偷面前，像一个那不勒斯下等人那样卑躬曲膝的时候，我有幸结识的英国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会以此为然。然而，尽管这种行为令人作呕，作为国家，怎样才能采取一系列必要而有效的措施来加以抵制呢？政府总是太晚才知道，任用不诚实的代理人，对于国家就如同对于个人一样有害。”
如果像我所说，中国革命以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而告终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那么，我以为，若是外国列强找不到抵制袁世凯及其民国的办法，迈出承认它的令人作呕的一步，那将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它不仅危害中国，而且危及全世界。有一个故事，讲一个西班牙贵族，当他受命接纳一个身居高位的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时，说道：“我完全服从命令，然后便焚毁自己的家园。”如果外国列强承认袁世凯，那么，中国人就将同那个西班牙人一样，暂时接纳他，但随后必定焚毁自己的家园，在焚毁自己家园的同时，也会将大火引向全世界。
最后，让我再一次强调中国共和主义意味着无神论的事实。当罗伯斯庇尔（13）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公开宣布无神论，并制定理性女神（GoddessofReason）的法令时，所有的欧洲人都渴望见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黄金时代的到来。然而，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随之而来的不是黄金时代，而是动摇整个欧洲王权的“恐怖统治”。现在在中国，袁世凯的喉舌不仅无耻地宣称共和政体是最好的统治形式，而且实际上宣称共和国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就等于是无神论的代词。所有欧美人都希望看到一个改良、进步和繁荣的新中国，但在我看来，袁世凯及其共和国在中国存在的直接后果，甚至于比法国的“恐怖统治”还要可怕——它必将迫使欧美诸国非常严肃地反省他们对待中国及其文明的方式。
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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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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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牛津，过去的牛津，马修·阿诺德说：“我们是在牛津那个优雅的环境中接受教育的。我们不会不懂得这样一个真理：美丽芬芳乃是人生至上之境的本质特征。我们喜爱美丽芬芳，厌恶丑陋下流，这种情感，已成为我们对许许多多遭受挫折的事业依恋不舍、对各式各样获得成功的运动不以为然的内在动因。这种情感实实在在，从来没有彻底败下阵来，即便是在挫折之中，它也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马修·阿诺德接着说：“看看大约30年以前震撼过牛津中心的那场伟大运动的过程吧，凡是读过纽曼博士《辩护书》（Apgloy）的人们都可以发现，这场运动所攻击的目标，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最终赢得了胜利并泛滥开来。牛津运动则受到挫折，遭到了失败。我们的残兵败将流落四方。真所谓Quaeregiointerr1snostrinonplenalaboris.（世界上哪个地方不充满着我们悲哀的故事。）”
前些天，当我正在琢磨马修·阿诺德上述这些话的时候，看到了一份要为中国建立一所大学的规划报告。我得知，这份规划出自牛津。于是我擦擦眼睛，自言自语道：自从纽曼博士时代以来，世界、牛津已经走过了多么漫长的道路啊。纽曼博士之牛津运动的目标，是反对“自由主义”。他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意味着“进步”和“新学”。而眼下这场从牛津发起的运动，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的规划，则是要向中国输入西方观念。西方观念在中国，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也意味着“进步”和“新学”。那么，马修·阿诺德所说的牛津情感，那种鼓舞和激励纽曼博士的牛津运动去反对自由主义、进步和新学的情感，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现在的牛津学者，已经找到了办法可以将牛津情感与进步、新学调和起来了吗？我自己并不认为这样一种调和是可能的。古人说得好，“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同时又供奉财神”。换言之，难道牛津的学者打着同春风得意的进步与新学事业结盟的旗号，就真能给绝望中的中国人带来帮助吗？在牛津和英格兰，高尚的人们自言自语道：“我们实在同情正在与进步和新学战斗的中国人，这种进步和新学使得他们变得唯利是图，道德沦丧。为了帮助他们更为有效地战斗并赢得胜利，我们将给他们提供武器。的确，这些武器都取自于进步和新学的武库，但是，我们却用追求美丽和优雅的牛津情感对之加以了调和，如果可能，用基督教那神圣的优雅和芳香来加以调剂就更好了。”
下面，我并不想对目前要在中国建立大学的规划提出什么意见或批评，我想给塞西尔（Cecil）勋爵及那些对这一大学规划感兴趣的人们，讲一个故事，一个大约三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伟大运动的故事，它在许多方面，与纽曼博士领导的著名英国牛津运动故事如出一辙。我想，讲这一故事对于他们或许不无裨益。中国那场牛津运动的目标，也是反对自由主义，反对进步和新学的现代欧洲观念。现在，新的牛津运动就要到来了，我相信，正如我所说过的，它将要来帮助我们中国人同现代欧洲的进步和新学观念战斗了。当此之时，回顾我们过去妁运动，可以总结经验。我们怎样战斗，为什么失败和如何失败。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新的外国盟友都将是有用的。我尤其有资格讲这一运动的故事，因为我有幸加入到牛津人的行列中参加了战斗。我们艰苦奋战了30年，然而现在我们的事业却几乎失败了——有些人背叛了我们的事业，还有许多人则投降了。余下的所有人，现在都已流散到四面八方。
领导我参加战斗的首领，是已故的帝国大臣张之洞。当我两年前在北京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彻底绝望了，一心只想着怎样才能获得更为宽容的投降条件。运动中，同样接受张之洞大人指挥，和我一道并肩战斗的战友梁敦彦（14），即现在的外务部尚书，去年他在见到我的时候，向我下达了“各自逃命！”（Sauvequipeut！）的命令——我恐怕是我们的队伍中惟一仍然绝对相信我们的事业、那反对进步和新学之现代欧洲观念的中国文明事业最终必将胜利的人。但现在，我孤身一人，像维吉尔所写故事中的英雄一样。那个英雄在特洛伊城被攻破之后，不得不四处流浪，起先，他是想在贪婪的色雷斯人中间寻个安身的地方。而我现在在上海，为了给我的家庭守护神和那个伟大的特洛伊守护神（Penatibusetmagnis）找个临时避难所和栖身之地，也不得不与黄浦江的污泥之龙（Muddragons）搏斗（15）。寻遍整个上海地区，我都找不到一个英国人肯向我伸出救援之手，因为：“人人可管之事，也就是无人过问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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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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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讲的我们为中国文明事业拼死决战的故事，很长很长；它与我过去的生活紧密相关，并勾起我对倒下的战友、死去的亲人以及所有逝去的美好事物的怀念之情——对于我个人来说，它则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悲哀故事——
但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我们的故事，
想简要地听一听特洛伊的最后灾难，
尽管一想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瑟缩哀痛，
那我还是开始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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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满人当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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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帝国首都的翰林院是中国的牛津，整个帝国的知识分子精英都在那里，此地因而堪称知识精英荟萃的宝地。这个翰林院，正是我所说的“中国牛津运动”的策源地和总部。对于那些参与、坚持这场运动的年轻翰林们，我们称之为“清流党”，或曰“民族净化党”。这场席卷整个中国的民族净化运动，就像当年英国的牛津运动一样，可以被看作为儒林中保守的高教会派（16）的复兴。至于运动的目的，则是反对那些为李鸿章和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所热衷并大肆引进的外国制度和理念，保守的“清流党”极力呼吁中国国民更严格地信守几千年来为儒家所遵奉的基本原则，以图净化本民族之心灵，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了让民众更清楚地了解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详细地谈谈目前中国社会的本质以及社会秩序。
马修·阿诺德先生曾将英国国民划分成三大阶层——野蛮人、中产阶级和民众。同样，中国人也可以依照这种划分法分为三类：野蛮人或曰“蛮族”，是满洲人——大清江山定鼎后，他们（旗人）生来就是贵族了，这是基本的事实；中产阶级则是饱读诗书的儒生阶层，文人学士就是从这个阶层中产生的；民众则是中下层市民和劳工们。在民众阶层中，从中派生出的富裕商人和买办们凭借其勤劳与钻营的本领，也有可能跻身贵族之列。
满洲贵族的特长，在于他们的英雄气概或曰高贵品德；以儒生们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特长，则在于他们的智识；而民众阶层的特长，则在于他们的勤劳，或者说是辛勤工作的能力。孔子曾说：“力行近乎仁”，而马修·阿诺德先生则将这种生生不息的勤劳精神称为“希伯莱精神”，这就是中国民众或劳工阶级的勤劳力量；孔子又说过：“好学近乎智”，马修·阿诺德相应地将中产阶级的特点称为“希腊精神”，这就是中国的儒生的知识力量；最后，孔子的另一句话——“知耻近乎勇”，描述出满洲贵族的高尚气节与高贵品格：作为中国惟一的军事部族的后裔，不客气地说，满洲人远比汉人有气节，因为他们的祖先是英勇而无所畏惧的战士，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尚武更能养成高尚的气节与高贵的个人品德。一个真正的战士，总是不断地以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来激励自己，而自我牺牲正是所有高尚气节和高贵品格的来源。“满洲之根本为骑射。”这一满洲人的祖训是他们英雄传统的最好诠释。
中国社会如果想实现健康、正常的运转，必须首先依靠民众或劳工阶层的勤劳力量去生产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保证整个社会物质的充裕和人民生活的康乐；其次，还必须依靠中国儒生的知识能力去教化民众，管理并正确使用他们身上所具备的勤劳力量，并适当地供应知识成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必须依靠满洲贵族的高贵品格来指导民众，将他们的勤劳力量引导到一个高尚目的之上。
总而言之，在中国，民众的勤劳力量主导生产，儒生的知识能力主导教化；满洲贵族的高贵品格则主宰民众的力量，以使整个国家的国民都足以过上充裕的生活，享有高尚的文明成果。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他（她）曾经在中国内地旅行过，曾看到那些保存完好的旧时桥梁和运河，将会理解我所说的对于人民生活的高尚指导会是什么样的。总之，这个阶层存在的最大意义在于引导民众的勤劳力量在物质方面趋向一个高尚目的而不至于无所归依。至于精神方面，像编篡《康熙字典》那样的宏伟著作，就充分地证明清朝早期的皇帝所具备的高尚品格以及他们如何指导精神生产也趋向同一个高尚目的。
然而，在外来势力侵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承平日久，也就自然产生了这样一种必然的结果：由于缺乏积极的军事活动的刺激，满洲贵族的高尚品格不免会出现退化、萎缩；至于中国的儒生们，他们为了在各级科举考试脱颖而出，还必须苦心孤诣，在这一过程中其知识能力仍然可以得到磨炼。不过，这也是有限的：清朝开国时伴随着满洲贵族入关而带来的那种激人奋发的精神及其影响，到眼下这个时候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了。相应地，儒生们的智识也大大衰退，尽管读书人为数不少，但是他们失去了“魂”。如果我们把康熙年间中国文人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和那些在满洲贵族的奋发精神及影响削弱后由文人们作出的诗歌加以比较，这一点就非常明显了。实际上，中国儒生的智识，在失去了强力的满洲贵族高贵精神之哺乳后，也就逐渐失去了优雅，从而日渐变得鄙陋和粗俗。（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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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满人当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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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承平日久之后，正如时局所显示的那样，惟一没有受到削弱的民族力量，便是劳工阶层了。他们身上那种勤奋劳动、努力工作的精神力量，还存在于这个社会中。然而，中国普通民众身上这种以勤劳刻苦为本质的精神力量，即便没有受到削弱，但是，由于他们接受不到儒生们有效的教化和管理，不仅性情逐渐变得粗俗，而且工作效率也降低了。更为糟糕的是，民众们与儒生们一样还失去了高尚的指导——没有满洲贵族以高尚的品格去引导他们为一高尚目的而辛勤工作，中国劳工阶层的勤劳力量，就被卑劣的目的浪费了。也就是说，眼下劳工的力量不是被用来生产那些能促进国民身心健康的生活必需品，而是生产一些供人摆阔、满足其骄奢淫逸之欲望的器物。总之，现在的劳工只是在为了满足庸人的感官愉悦和虚荣心而劳动罢了。
罗斯金曾以其毕生的精力想使人们认可，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伦理学，其目的是教会人民乃至国家如何花钱，而非如何挣钱。确实，眼下中国的财政状况不景气，世界经济也呈现出一派萧条。究其原因，不是说整个社会缺乏足够的生产能力，也不是说人们缺乏工业制品和铁路，真正的问题乃是在于那种可耻的“浪费性消费”正大行其道。这种可耻的浪费性消费——无论是地区性的还是全国性的，都是由于缺乏高贵精神的引导而产生的。如果民众身上那种以勤劳刻苦为本质的生产力量缺乏高贵精神的引导，那么所谓“浪费性消费”也自然而然地会出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人们有一高尚品格引导，将懂得怎样花钱——怎样为一高尚的目的而花钱。而当人们懂得怎样为一高尚目的而花钱的时候，他们将不再在乎自己拥有什么，而会在乎自己怎么去做——不是一味去追求宏大、豪奢，也不是要去跟别人炫耀什么，而是追求高雅的生活情趣和所处环境的优美。如果说某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品德达到一定的高度，他们除了高雅的生活情趣和优美的生活环境之外别无所求，就不再会把民众的生产力量浪费在修建这些东西上面了——他们绝不会去建造庞大、丑陋的楼宇，也不会去修筑冗长、无用的公路。总之，一旦某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生产力量得到一高尚目的的引导而不至于被浪费掉，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就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富裕之邦了——它不是因为有足够多的财物或拥有庞大、丑陋的楼宇而称富，而是因人民身体健康、心灵优美而称富。
歌德说：“每一种天赋之物都有自身的价值，都应该得到发展，有人只鼓励生产‘美’的东西，也有人只鼓励生产‘有用’的东西，实际上，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建设好一个国家。‘有用’的东西不必主动追求，因为这些东西是人人不可或缺的，大众自然会生产它们；而‘美’的东西则必须被追求，因为很少有人能够主动展示它——但许多人又确实需要它。”因此，袁世凯先生和莫理循博士认为中国最需要这样的东西：诸如煤、铁、廉价的肥皂、便宜的电车以及无线电报——即歌德称之为“有用的东西”。其实，我认为对于这些东西的生产倒不必过于鼓励。然而，已故的皇太后陛下则认为中国需要这样的东西：诸如她的颐和园的美、《论语》之美，中国诗之美，乃至于八股文的美——即歌德所谓的“美好而必须加以追求的东西”。一方面，很少有人能够主动展示它；另一方面，不仅是许多人而且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它。
如果我们的国家、社会缺少了这些歌德称之为“美”的东西，便不会有高尚的品格；而如果没有高尚的品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民身上那种以勤劳刻苦为本质的生产力量就会被可耻地浪费掉。紧接着，那里的人民在生活中所享有的舒适、奢靡与豪华，就会像死海南岸罪恶之都俄摩拉的苹果（18）那样，落得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下场。19世纪初，在列强用枪炮轰开中国大门的前夜，那个时候的中国承平日久，苏州、杭州等城市的富豪显贵们正过着安逸的纸醉金迷的豪奢生活，彼时出现的种种征兆都已明显地显示出，古老中国的社会肌体上已经产生“浪费性消费”的癌变。至于其原因，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是由于中国失去了满洲贵族高贵品格的引导，人民身上固有的勤劳的生产力量也缺乏一高尚目的的引导。事实上，可耻的浪费性消费不仅浪费了人民的生产力量，而且使他们的劳动果实也难以得到公平的分配。长此以往，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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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满人当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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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就是西方人最初带着他们的商品和鸦片来中国时我们这个老大帝国的状况。西方人通过黑白两手——做正常生意和贩卖鸦片来向中国沿海一带的商人和买办们公开传授那种赚钱快且容易学的生财之道。于是，中国社会肌体上那种原有的可耻的“浪费性消费”之癌便急剧恶化。这样，公平分配人民的劳动成果不仅变得困难，而且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长此以往，城里的富人们和寄生阶层变得越来越富有，而那些不能靠寄生来营生的乡下人，则不仅越来越贫穷，甚至被甩到破产的边缘，无以为生。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除了富人以及寄生阶层之外——发现他们尽管已竭尽全力、拼命地劳动，但仍无法养活自己，那么留给他们的惟一出路，就只有投入到一场疯狂的叛乱中去了，以此来彻底根除国家的癌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有关这一国家的癌症，症候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苏、杭这样的商业城市。在中国，旨在根除这种可耻的“浪费性消费”之癌变的，便是著名的太平天国叛乱。（19）
太平天国叛乱发生后，满洲贵族们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至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说满洲贵族已完全丧失了以勇武精神为特质的高尚品格——值得一提的是，1860年，当英法联军进攻北塘时，就遇到了满洲军人的英勇抵抗。外国人从关于北塘战役的战况报导中可以看到，那种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满洲贵族身上依然存在。那么，为什么他们在身为叛乱者的太平军面前却一筹莫展，战场上也陷入狼狈不堪的局面呢？我想，真正的原因在于，虽然满洲贵族们有他们的勇武的高贵品格，但在太平军方面，他们身上却有着一种特殊的狂热。
什么是狂热？狂热就是陷入疯狂之中的高贵人性。虽然太平天国叛乱分子在起事前只是普通民众，但是出于对社会弊病所持的强烈义愤，在他们那麻木迟钝的本性中也被激发出了勇武的高贵品质。因此，面对太平天国叛乱分子身上所体现出的狂热精神，或曰“高贵的疯狂”，满洲贵族身上的英雄气概就无法奏效了。在此，笔者顺便指出一点，欧洲列国那些具有崇高精神和其他杰出道德品质的旧式贵族，之所以对革命者以及他们所发动的革命始终、至今仍然是束手无策，原因也正在这里。
一个贵族的傲慢，也许能使由愚蠢的学徒和庸俗的店主组成的乌合之众产生敬畏感，但是，一个不能或不愿正视社会错误与民众欲求的贵族，他身上所有的英雄气概和他所具备的最优秀的战斗素质，即便在所谓的“上帝的正义”面前，也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所谓“上帝的正义”，总会是我国革命的最终根源。正确与谬误，正义与非正义，在形形色色的骚乱和革命中鱼龙混杂，是那样的难以分辨，这就要求一个人既要具备蓄势待发的拳头，又要有洞察一切的双眼。否则，即便你在紧握的拳头外包上最坚固的克虏伯钢甲，若胆敢向“上帝的正义”出手，最终会使自己受到上帝的惩罚，那表面上坚固无比的拳头也会化为齑粉。总之，要想有效地对付狂热或那种陷入疯狂的高贵人性，或者干脆说要想对付疯子，我们最需要的一点，乃是才智——知识就是力量。因此，当太平天国叛乱发生后，在满洲贵族面对狂热的叛乱者而束手无策时，皇太后陛下便不得不求助于汉族儒生身上所具备的知识力量，指示他们回乡组办团练，要完全依靠他们去镇压叛乱了。于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统治权”或“政权”，即统治中国的真正的主动权和指导权，从满洲贵族的手里转入汉族儒生的手里了。满洲贵族的权力中心或曰指挥总部在北京，而汉族儒生的权力中心则在地方各省。因此，从满洲贵族到中国儒生的权力转移，也就意味着中国政府的实际统治权从帝国的首都转移到地方各省了。对于这一点，许多西方人已经观察到，中国政府的权力开始呈现分散状态，至于这种局面形成的真正原因，就是太平天国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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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满人当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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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对于这种可能使中国陷入地方分裂局面的隐患，被一个伟大的汉族儒生消弭了，他就是已故的曾国藩侯爵（前任驻英公使曾纪泽之父）。这位伟大的侯爵乃是近代中国儒生的领袖。在整个太平天国叛乱时期，皇太后陛下授予他“便宜行事”的绝对权力，因此，当时他可以说是中国事实上的独裁者。在他的统率之下，汉族儒生响应皇太后陛下的号召，毅然脱下身上的长衫，纷纷投笔从戎。战争初期，虽然儒生们对战争韬略一窍不通，对行军打仗的辛劳也极不习惯，但他们仍然奋发努力，克服了他们遇到的一切困难。开始，他们先是以超人的智识及时抑制住太平军的疯狂进攻；接着，在实战中他们逐渐掌握了战争的艺术；最后，历时十数年，他们终于扑灭了这场叛乱的大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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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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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中国的太平天国叛乱有点类似于欧洲的法国大革命：二者都是旨在摧毁不公正、腐败的社会秩序。如同法国大革命之后该国的统治局面一样，在中国的“后太平天国革命”时代，国家统治权的重心也从满洲贵族转移到中产阶级的身上。此外，因社会的旧有秩序被捣毁而产生的震动，也总会给社会和人们的心理带来一股惯性力量——如人们心目中的常规和旧俗的崩溃。在这场革命之后，人们往往能以一种相对比较自由、独立的方式来看待事物，这种方式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
我们可以说，一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人们的心智一旦摆脱旧有陋规和习俗的桎梏，就立即会变得生机勃勃。因此，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太平天国叛乱时期，正如法国大革命时一样，人们才智焕发，那种朝气蓬勃的精神力量感染了整个国家。对于这种人民智识的持续增长，起初，那些再造社稷的伟大的中国儒生们尚能引导、控制这股力量，并将其纳入一定的秩序而不至于失控。但是，不久之后，这种智识增长渐渐停滞，甚至开始失控。这样发展下去，这种失控的势力（我们仍可称之为“自由主义”）不仅会迷失方向，而且可能误入歧途，损害普通国民的心智。为了把这种快要陷于失控、进而会导致普通国民在智识上误入歧途的力量严格按照儒家原则纳入思想的正轨，我所谓的“中国牛津运动”兴起了。
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主要是旨在反对李鸿章——即时下中国的中产阶级领袖、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或曰“中国的帕麦斯顿（21）勋爵”。李鸿章继曾国藩侯爵之后成为中国儒生的领袖。当这位伟大的中国儒生率领儒生和农民镇压了太平天国叛乱之后，仍有两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亟需解决。
首先，就是重建工作——战争之后，在战争发生地重建社会秩序和各级行政管理机构，这是极为现实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则是，作为“天朝上国”，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欧风美雨的侵袭？对于西方人掌握的现代工业文明及功利主义的强大的破坏力量，我们到底怎么应付？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重建战乱地社会秩序和行政管理机构的实际工作，那个伟大的汉族儒生所做得一切非常值得我们称赞。对于他的努力成果，即使算不上是完美，至少也说得上是立竿见影。在太平天国叛乱被镇压后的极短的时间内，半个中国的行政机器和社会秩序迅速得以恢复，并开始正常运转，老大帝国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是为“同治中兴”。
然而，关于如何处理另一个问题，即如何对付现代欧洲工业文明的破坏力量，曾国藩侯爵——那个伟大的汉族儒生则完全失败了。一时间，中国的儒生们在欧洲现代工业文明及功利主义的破坏力量面前一筹莫展。这一现象，让人想起当年在英国，新兴的中产阶级面对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派所提出的思想和理论，也是同样的哑口无言。
总而言之，要有效地对付现代欧洲工业文明及功利主义的破坏力量，中国的儒生们需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但是，旧式的儒生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开放”观念，因为他们自幼在狭隘的宋代儒家清教主义（理学）教导下成长，他们不可能对另一种文明真正抱学习、交流的态度。鉴于现代欧洲工业文明的东来，他们所想到的“开放”，至多就是中国人必须拥有现代的枪炮和战舰，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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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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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在中国的政界，有一个大人物对于真正的“开放”的含义是有所领悟的，他是一个满洲官员。正当汉族儒生们忙于修建军械工厂和试制现代化的枪炮时，文祥（22），即后来的领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首席大臣，设立了同文馆（23），他极富前瞻性地设立了这样一个学院，旨在使中国青年接受充分的西式教育。的确，曾国藩侯爵后来也曾派出120名中国幼童赴美留学，不过，同文祥相比，曾国藩侯爵的欧式教育理念极其模糊、狭隘，他以及他领导下的汉族儒生们仅仅是要派学生出国学习制造枪炮、掌握驾驶战舰技术；而文祥这位伟大的满洲政治家对于西式教育的看法，却与他们截然不同。如果有人想了解文祥大人创设同文馆的构想是多么开放和富有前瞻性，只要阅读一下他与美国驻华公使的一段谈话就够了，这段谈话刊登在美国政府出版的《外交通讯》里。
不幸的是，这个伟大的政治家那旨在拯救中国的正确的开放思想，居然被委托给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即赫德爵士来负责具体操作和执行了！对于这个极其重要的教育机构——其创办之成败攸关中国的未来——赫德爵士并没有选派欧美列国第一流的学者和绝对可以胜任此职的西方人来主持，而是指派他的一个私人朋友，即一个美国传教士（24）去担任总教习。这样，同文馆，这个本该成为中华民族实现近代化之曙光、对古老的中国进行西学启蒙、进而成为中国“开放”之源的教育机构，就变成了一个收容贫苦、饥饿、目不识丁的青年的二流食宿学校。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曾有两个人（即赫德爵士和李鸿章）真心想着手拯救中华民族，但不幸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那种“庸人”。国运如此，怎能不让人黯然神伤？尽管赫德爵士和李鸿章无疑都对中国做出过贡献，但前者对于同文馆和所有有关中国教育的问题要么是漠不关心，要么便疏忽大意了；而后者对于120个归国留学生的处理态度则非常消极，这样的错误给他们二人带来了深刻的耻辱，并永远难以洗刷。在李鸿章大人看来，只有坚船利炮才能拯救中国；而赫德爵士则认为，就拯救中国而言，最为重要的乃是征收高额国家税收以开国家之财源。对于这两种关于何为国家强盛之本的施政理念，恕我直言，赫德爵士的理念比李鸿章大人的显得更狭隘、卑鄙和无耻。
我们已经得知，笃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儒生们关于中国“开放”的思想和观念，乃是要拥有现代化的新式枪炮和战舰。为了推行这一“开放”计划，李鸿章将那些暴发的富人、中小商人和城市买办阶层，即那些在中国对外贸易中获益颇丰的生意人吸引到自己周围——不用怀疑，这些人都赞成李鸿章采用外国的方法去推行其所谓的“进步事业”。然而，这些人照搬照用西方近代发展模式的拙劣观念与做法，其中包含了惊人的粗鄙和丑陋——对此马修·阿诺德在谈起英国新兴中产阶级及其主张的自由主义时曾加以严厉斥责。可想而知，这种粗鄙和丑陋肯定也会让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捍卫者——翰林院，即中国的“牛津大学”那些知识精英们为之震惊。这样，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牛津运动”就变成了一场情绪强烈的排外运动。之所以说它“排外”，并不是说那些知识精英们对于外国人及外国事物一概持憎恶的态度，而是因为他们一眼看穿了那种即将蔓延到整个中国社会的惊人的粗鄙与丑陋，进而使得他们不得不站出来反对李鸿章和他的追随者，以及他们照搬照用西方近代发展模式的拙劣观念与做法。所有这些，便是真正的中国儒生身上所具备的那种排外精神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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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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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处于原版“牛津运动”中纽曼博士（25）的地位的人，是已故的李鸿藻（26）大人，后来他成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客观地说，他不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与纽曼博士一样，仅是一个温文尔雅、品德纯正的人。时至今日，中国目前的这一辈文人学士们即便在事隔多年后谈起他来，还是满怀敬仰之情，并且充满发自内心的爱戴。在他逝世后，皇太后陛下赐给他最为荣耀的“文正”谥号。
同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有关联的两个最著名的人物，一是已故的张佩伦（27）大人，即当年福州海战中的主要当事人；另一个则是已故的帝国重臣张之洞大人。此外，曾参加这一运动的其他名人还有：已故的邓承修，陈宝琛（28）（最近被召回北京）、徐致祥（29）和陈启泰（江苏巡抚，前些时候刚去世）。
中国的这场“牛津运动”，在东京湾战役爆发前夕达到高潮，势不可挡。在这次战争的和谈过程中，李鸿章将边界协定问题弄得一团糟，这些年轻的翰林们意气风发，为了国家利益而大声疾呼，李鸿章被迫退隐了一段时间，面对热情高涨的翰林们只有徒呼奈何。接着，大清帝国政府派陈宝琛为钦差，赴上海高昌庙去与巴诺德（当时的法国公使）谈判；张佩伦则被遣往福建担任会办大臣，负责保卫福州；张之洞接任两广总督，前去驻守广州。
客观地说，这帮年轻气盛、头脑发热的儒生，实际上是毫无作战经验的，可想而知，让这些书生猛然间投笔从戎，战果自然一塌糊涂。在这一事件中，最终的结果是，面对僵持的局面，法国人按捺不住了，法军舰队司令孤拔下令，击败并摧毁了福建水师。张佩伦大人则如同一个只会吟诗作对的拉丁诗人一样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地逃到一座山上躲了起来；张之洞大人则幸运一些——法国人没有攻打广州。
中法战争后，李鸿章东山再起，大权重握。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就这样流产了。先前被派往上海高昌庙谈判的陈宝琛，受到免职处分。张佩伦，这位福州海战中的主要当事人被流放到驿道上服苦役，流放期满后，他遭遇到的居然是这么一桩极富戏剧性的巧合事件：他竟成了李鸿章的乘龙快婿！邓承修则先是被派往东京湾去划定边界，不久，干脆就从中国政坛上永远消失了。徐致祥在翰林院则被束之高阁，朝廷不再叙用他，他呢，则开始沉湎于酒色，这导致了他的早逝。在他死前，他曾上书猛烈参劾张之洞（30）大人，我记得他的措辞极其严厉，他指责张大人背离了早期的原则，竟然向李鸿章靠拢了。
在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中，有两人在清流党解体后没有失宠，即李鸿藻大人和张之洞大人。皇太后陛下对李鸿藻大人还是持一如既往的尊崇态度，恩遇有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李大人死后，她赐给他最荣耀的“文正”谥号——正是这件小事，使我洞悉到皇太后陛下内心所持的立场，这一事件标志着皇太后陛下内心是站在“牛津运动”发起者一边的。
同已故的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她不能容忍帕麦斯顿勋爵，我们的皇太后陛下也绝不会发自内心地喜欢李鸿章——尽管她不得不利用他那双富有经验的手来处理帝国的内外政务。当张佩伦——那个福州海战的主要当事人流放归来，并成为李鸿章的乘龙快婿之后，李鸿章请求太后将其官复原职，对此，太后不客气地加以拒绝了。她无法想象，一个曾经属于“牛津运动”阵营的人，竟然会跟李鸿章的女儿结婚！
在这里，李鸿章被我称为“中国的帕麦斯顿勋爵”，那么对于张之洞大人，我们则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格莱斯顿（31）勋爵”——他们分别是中英两国“牛津运动”的派生物。格莱斯顿勋爵先是英国圣公会高教会派保王党人，后来则成为帝国的首相；张之洞大人呢，他起初是一个中国儒家“高教会”的保守代表，后来则成为立宪政治的鼓吹者。不客气地说，他们二人都算是学者，可惜的是他们的学养也都算不上深厚，在学识上甚至可以用“肤浅”二字评价。因此，从他们两人身上，我们事实上都可以看到中英两国的“牛津运动”在精神文化方面都存在严重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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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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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英两国的“牛津运动”的共同缺陷在于：他们都简单地从各自既定的理论原则出发来看待问题。在英国，是基于基督教的原则；在中国，则是基于儒家思想的原则。这两场“牛津运动”的阵营里的学者们都想当然地认定，既成的基督教原则或儒教原则是千真万确的，而不敢或不愿以对事物本质的探索来检验一下这些原则究竟是否真的正确。简而言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英国的“牛津运动”，其思想都从未虑及事物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他们探讨的问题从未触及到事物的道德根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国的“牛津运动”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智识启蒙运动，他们的理论所体现出的肤浅和虚伪，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总之，分别投身于本国的“牛津运动”的两国学者都同样地缺乏富有活力的思想，并且也没有真正的思想家所具备的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其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从未触及事物的道德根本。这就是投身“牛津运动”的学者们思想极易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所在——纽曼博士后来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格莱斯顿勋爵和张之洞大人则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自己的政见。
简而言之，张之洞和格莱斯顿一样，他们不是思想家，而是杰出的雄辩家；他们不是真正的学者，而是所谓的“文人”或曰“士大夫”。但是，作为中国“牛津运动”的成员，张之洞大人却有一种李鸿章从不曾有的思想能力。说实在的，李鸿章是个庸人，不过，像帕麦斯顿勋爵那样，他是一个带贵族气质的庸人：他具备一个中国翰林所应具备的优秀的外在涵养和良好的仪表气度，因为他出身于翰林院——中国的“牛津大学”。但是，他除了早年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受到的一般儒家教育外，就没有接受更广泛、更深刻的文化教育了。值得一提的是，他勤奋而有条不紊的办事作风补偿了他的不足。长期处理实际政治事务的丰富经历使他获得了切实可靠的实践知识，因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方面，他比张之洞大人这种见识不广、缺乏主见的学者型人物要显得更为果断、老练。
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大人继续留在广州。正是在那里，他的所见所闻使他离弃了中国牛津运动的原则，变成一个维新人士。其实，那场广为西方人所知的中国改革（即清末新政），真正的发起人是他，而不是袁世凯。
这场新政，经历了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乃是以发展实业即实现中国的实业化为目标，张之洞大人在广东施政期间形成了这一思想，后来在武昌付诸实施。第二阶段始于甲午战争之后，其目标是振兴军事，即使中国的军队实现军事近代化，改革军事体制。在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张之洞编练了一支由德国军官训练的中国模范军队。这场改革运动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开始于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其直接目标是实现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英国，按照马修·阿诺德的说法，正是纽曼博士领导的牛津运动的影响，才导致了中产阶级及其自由主义的崩溃；同样，在中国，也正是由于中国的“牛津运动”的影响，我们才得以推翻李鸿章及其统率的粗鄙、腐败的寡头政治。“牛津运动”的影响——或者说是那种对优雅事物的热忱挚爱、那种高尚的“牛津情感”使得张之洞觉察到了李鸿章当年引进的那些外国社会发展模式及其所导致的统治阶层的粗陋与腐败，并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张之洞和所有中国“牛津运动”的成员，最初都坚决反对引进外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因为他们当时都一眼看穿了伴随这些发展模式而将要纷至沓来的粗鄙和丑陋。
然而，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大人逐渐认识到，所谓“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的主张，即仅仅使用严正的儒教原则来对付法军舰队司令孤拔及其所指挥的那些配备有骇人巨炮的丑陋的钢铁战舰，绝对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他不得不开始寻求调和折衷的道路。一方面，他觉得利用那些丑陋可怕但威力惊人的外国器物乃是迫不得已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使用这些现代工业文明产物的同时，应该并且能够尽可能地消除其中包含的庸俗、丑陋的部分。
在这里，我想指出，尽管张之洞大人后来改变了自己的政见，但是他所主张的改革跟李鸿章是绝对不同的——这样一个事实可以作为证明他的纯洁动机和高尚爱国精神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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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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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担任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的时候，正如有些宵小可能会加以指责的，他“滥用公款以引进西人器物”，但同时他也毫不吝惜地拿出自己的所有私人财产，用以创办各类高等学院和学堂，并专门鼓励人们研习儒家原则（即创办存古学堂之类的学堂）。他认为，在这种时候，为时局所迫，他引进了西方的近代器物，为了消弭随之而来的粗鄙，就必须加强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因此，这种“存古”之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必要。
于是，张之洞大人变成了一个维新主义者。这位昔日“牛津运动”干将推行的新政政策，也成为中国的一股政治潮流——从最初的阻碍、抑制到最终的摧毁和消弭，他成功地化解了以李鸿章为首的寡头政治集团及其推行的鄙陋的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事实上，正是这股中国“牛津运动”所衍生的情感浪潮，助长了中国的儒生阶层对于以李鸿章为首的寡头政治集团的不满，也助长了对那种自以为是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不满，并为其在甲午战后的突然崩溃和最后消亡铺平了道路。当李鸿章带着《马关条约》及莫大的耻辱从日本回国时，也正是那种当年由“牛津运动”所衍生的潜在不满情绪，使得顽固保守分子——如帝师翁同龢之流——也悍然将自身的命运与暴发的康有为新党及其所倡导的激进的“雅各宾主义”绑到一起了。
马修·阿诺德说：“一股对于既往历史的强烈不满情绪，一种对于抽象革新体制的生搬硬套，一套精心炮制、文采华丽的新式学说，一个面向未来、自称前景远大的合理社会构想：所有这些，就是雅各宾主义的做派。”我认为，这也是李提摩太（32）牧师和为那些自命为“中国朋友”的外国人所极为赞赏的康有为们的做派。
更有甚者，“外国朋友们”不仅赞赏康有为们以及他们胆大妄为的做派，当皇太后陛下努力以最体面的方式试图将中国从康有为们所倡导的激进的“雅各宾主义”中挽救出来的时候，列国的驻华公使居然千方百计干涉她，甚至还起了限制她老人家行动自由的罪恶念头。至于中国的普通民众——整个华北地区的农民们则奋起支持皇太后陛下，反对康有为们的“雅各宾主义”，从而使中国的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西方人错误地认为，在中国，只有儒生才会排外，一般老百姓则不排外。殊不知，在所有国家里，普通民众往往都会比知识阶层更为保守。在中国，儒生们同普通民众一样排外，但如果论及对维新变法的反对，恐怕后者的反对情绪还要严重些——总之，在中国只有一个阶层既不排外也不反对维新变法，那就是在中外贸易中暴发的买办阶层。
中国的普通民众之所以奋起反对康有为们的“雅各宾主义”，乃是因为这种激进的思潮意味着中国要陷入全盘西化的深渊。尽管我还不能确定早期的“中国牛津运动”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有多深刻，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无疑有助于一般民众凭自身的文化本能而感觉到，中国的全盘西化意味着西方那种粗鄙、丑陋的工业文明的大肆输入。因此，当普通民众看到欧美列强公然支持康有为们的“雅各宾主义”时，他们奋起反抗，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所有在华的外国人都消灭或赶出中国，便是不幸而又顺理成章的结果了——所有这一切的原因，乃是在于：对普通民众而言，全盘西化意味着让那种粗鄙、丑陋的现代工业文明之恶魔主宰这个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帝国的命运，进一步，对于那些满脑子充满恐惧的普通民众所做的一切，我们也不难理解了。总之，这就是当年义和团成员为何陷入一种群体性狂热的道德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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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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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北京的局势顿时变得复杂至极，同时也危险之至。皇太后陛下竭尽所能，施展一切政治手段以挽救危局。但是，那些驻在北京的欧洲列国的外交官们，不仅不对我们这位国母表示起码的同情，反而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到处带着自己手下的小撮卫兵在中国的首都耀武扬威。为了抵制康有为们激进的雅各宾主义的影响，皇太后陛下不得不召唤满洲贵族的高贵的勇武精神和高尚的抵抗力量。已故的宓吉（33）先生在其《英国人在中国》一书中指出，在中国近代各阶层中，满洲贵族其实是最不排外的。然而，此时此刻，满洲人的热血沸腾起来。这沸腾的热血，带着他们的高贵精神和高尚的抵抗力量，一旦这种力量同外国外交官那狐假虎威的恫吓狭路相逢，一场大危机的爆发也就在所难免了。到了这个时候，即便皇太后陛下再伟大，即便她的政治手段再灵活，也是无能为力了——正如一个德国诗人所言：“攻击愚昧，神仙来战也是枉然。”
在这最危急的关头，张之洞大人要扮演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眼下，康有为及其所倡导的雅各宾主义已然偏离了他的维新方案。不仅是康有为，还有那个在雅各宾主义者中称得上最为才华横溢的人——梁启超。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所有最臭名昭著的年轻雅各宾分子，要么是康有为的门生，要么是他的特殊党徒。中日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最初在北京鼓吹他的雅各宾主义时，很不受欢迎，随即被赶出了北京城。然而，正是在张之洞大人的支持下，他才得以再次进京蛊惑光绪皇帝，甚至使其接受了他那套极富雅各宾主义色彩的维新变法方案。这一次，当年“牛津运动”的影响再次挽救了张之洞大人。马修·阿诺德先生所说的那种追求优雅和美好的“牛津情感”，使张之洞大人对康有为所持的雅各宾主义的激进、粗陋之本质逐渐产生憎恶感。于是，在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得以在全中国付诸实施的最后关头，张之洞大人明智地舍弃了他们，返回了“牛津运动”的大营。
梁启超，这个最具才华的雅各宾分子，此后一直指责张之洞大人居然像卑鄙的袁世凯一样，是一个投机政客——因为张大人曾在他们落难的时候退缩回保守派的阵营了。
我认为，这一指责既是绝对不合事实的，也是不公正的。我曾经亲自出席过张之洞大人召集的一次幕僚议事会，会议的议题是要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当时，康有为正以皇帝的名义大肆颁发维新法令。因为这是总督第一次准许我参加他的心腹幕僚内部会议，所以我至今仍可以非常清楚地回忆起那个场景。在此之前，我曾经冒昧地提醒过总督大人，我对他说：“就我所知，康有为人品卑劣，其计划亦虚夸不实”。此外，我还把“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这句约翰逊博士（SamuelJohnson，1709-1784，他是英国有名的诗人、散文家、文评家和语言学家。）的名言尽可能准确、清楚地翻译给总督大人听，然而，当时总督大人对于这番话是听不进去的，还指责我不懂中国政治。到了康有为及其雅各宾党人露出狰狞面目时，总督大人便想起了我，于是，他专门叫我出席他的私人幕僚议事会，讨论对策。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楼顶召开。总督非常激动。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不得了！不得了！”我们的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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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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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畏烦琐地举出上述细节，乃是代表老幕主做出反驳，也是为了使人们相信——说张之洞大人像真正的投机分子、乱臣贼子袁世凯所做的那样悍然出卖其雅各宾派的朋友，这一责难有失公允。或许，比我的反驳更为有力的证据就是他自己写的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即那本广为当时西方人所知的题为“学习”（Learn，或更确切地应译为“教育之必要”）的书。（34）西方人认为，此书证明，张之洞是赞成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方案的，其实，大谬不然。这本著名的小册子，是我们在武昌棉纺厂召开那次议事会之后立即写出来的——可以说，它是张之洞大人反对康有为及其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该书告诫他的追随者和中国所有的儒生，要坚决反对康有为推行维新变法的方式，此后，凡是欲推行此类的改革，就必须首先从教育入手。更进一步地，这本“自辩书”陈述了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张之洞大人之所以部分放弃他早年严格信奉的儒教原则，转而赞成、提倡引进西方近代文明的部分成果，乃是事出有因。
张之洞大人的这部名著，像纽曼博士那本著名的《自辩书》一样，是人类智识发生微妙变化的一个极为突出的例证。按照此二人的看法，明辨是非的真理和道德准则都不是绝对的，并且不是对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约束力。关于纽曼博士，正如查尔斯·金斯尼（CharlesKingsley）所批评的那样：“真理自存，总体说来，它不必也不应该只是罗马传教士的美德之一。”至于张之洞大人，他一方面认为儒家原则是真理，在个人的道德生活中必须绝对遵从；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一原则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则行不通了。儒家圣人之教，告诫个人或国家不必亦不该专心致志于对财富、权力和物质繁荣的追求，这一点，本乎孔子“贱货贵德”之说——而现代西学的功利主义理论则教导人们，人生的成功和国家的强大，其基础乃是在于拥有巨额的财富、无上权力和煊赫的物质繁荣。按照那个在中国鼓吹西学最为热心的李提摩太牧师的说法：“一种没有商业价值的教育，是绝对无用的”（35）。
面对这两种彼此相互矛盾、冲突的理想——即儒教的理想和现代西学的理想——张之洞大人曾天真地试图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它们调和起来，他得出一个结论，即对于这个问题一个人必须有双重道德标准才行。其中，一重标准是关乎个人生活的；而另一重则是关乎民族和国家生活的：作为个人，中国人必须严守儒教原则，但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则必须抛弃儒教原则而采纳现代西学的原则。简而言之，在张之洞看来，就个人领域而言，中国人必须继续坚持自我的认同，努力做儒门“君子”；但整个中华民族，或曰中国国民，则必须全盘实现西化，全部变成“食肉野兽”以适应那主宰国际大环境的“丛林规则”。为此，他煞费苦心地动用了自己丰富的学识，不辞劳苦地列举出古代中国的例子，试图证明在遥远的混乱时代，中国人也曾努力要变成“食肉动物”，以免受到外族欺凌。总之，张之洞大人就是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阐明自己的学说的。
张之洞大人认为，他这种奇特而荒唐的调和是正当合理的。他当时的理由是，我们中华民族当下处在那些“只认强权不认公理”的食肉民族的包围之中，为了消弭那种已威胁到古老的中国及其文明存亡的巨大危险，民族的自强已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因此，张之洞大人身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孔门弟子，在他心目中，中国以及中华儒家文明的利益与安全是超越一切道德准则之上的，这就如同在纽曼博土心目中对于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利益和安全的认识一样。事实上，正因为纽曼博士对于基督教的优雅与美好持如此的挚爱，才使得他为了挽救和维护基督教——在他看来，基督教具体体现在罗马天主教会中——而认为他在某种特定环境下抛弃基督教的原则是正当合理的。同样，出于对中国以及中华儒家文明能否得以存续的强烈忧患意识，张之洞大人认为，他是被迫搞这种调和的——他迫不得已部分抛弃儒教原则，对于整个中国及中华民族来说，是完全有必要的。
总之，话说回来，无论是纽曼博士还是张之洞大人，像所有“牛津运动”的成员一样——鉴于我已指出过的那种弱点——他们都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也都是那种其才智被自身过于强烈的空想所扭曲的人。孔子曾说：“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法国人茹伯则说：“愚昧，从道德方面看，可以减少罪过；从智识方面看，本身就是最大的罪过。”纽曼博士和张之洞大人所采用的这种调和折衷的办法，在道德上和宗教上造成了所谓“耶稣会教义”的产生，在政治上则造成了一种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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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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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张之洞大人和纽曼博士这样的人——正如我所说过的——是品格高尚、行事动机纯洁的人，但是，当张之洞大人将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教给中国的儒生和统治阶层时，当他的宏论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亦不及他纯洁的人所采纳时——例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无耻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其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我不得不说，甚至比李鸿章那种市侩味十足的“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危害还要大！
当年，当庚子事变结束，朝廷回到北京之后，中国政府在全民族的支持下，开始致力于采纳西化方案——数年前，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欧洲那种极端的物质功利主义文明的可怖巨兽次被正式带到中国的大门口，置于古老的儒家文明面前。此前，中国的儒生们虽然对这一可怖巨兽感到惊奇、厌恶和憎恨，但他们仍然可以蔑视它，可以努力不去理会它，也可以不用想像它对于中国人及其文明可能造成多大伤害。那时，这个巨兽还远在欧洲，远在另一个大陆，所以它的危害距离我们尚且遥远。然而，在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及其文明与这头可怖巨兽之间，就仅仅是一海之隔了！
于是，在中国的儒生中，便激起了一种异常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导致的结果，自然是一场因忧患和激动而产生的群体性疯狂——那些往日最为坚定的保守派，乃至身为万乘之尊的光绪皇帝，居然也愿意同康有为及其党徒——他们是中国的雅各宾派，也是打算把希腊人的木马引入特洛伊城（36）的贼子——合作了！实际上，这种举动就是要祈求、召唤现代欧洲物质功利主义文明之可怖巨兽来援助中华民族了。对于这种无奈的举动，反对的呼声自然此起彼伏：“我害怕希腊人，甚至怕他们的礼物！”张之洞大人在这时候，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不得不建议对之进行调和，但是，高傲的满洲贵族们却起而声言：“不可，我们宁愿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去死！”他们誓死抗拒这一亘古未有的巨变。已故的帝国重臣徐桐——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一个保守的满洲贵族，也是一位我们中国的一流人物——便说：“要亡么，要亡得正。”
与此同时，出于对现代欧洲功利主义文明即将占领中国并毁灭中国文明的恐惧，出于对这头可怖巨兽的害怕——再进一步说，出于对“亡天下”的恐惧，普通的中国民众，特别是整个华北地区的农民们顿时陷入了一种群体性狂热状态，他们组成了义和团，树起“扶清灭洋”的大旗，奋起支持满洲贵族。皇太后陛下无奈之下，只有尽其最大努力设法摆脱这种困难而复杂的局势。但是，当列强的海军袭击并攻占大沽口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皇太后陛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战败的人来说，不再希望有任何救星便是惟一的救星。”身为一个绝望的母亲和统治者，她同意下令向公使馆开火。于是，一些满洲贵族和整个华北地区的农民们便疯狂而不顾一切地做出了一系列极端举动——他们要赤手空拳地将现代欧洲功利主义文明这一可怖的巨兽，乃至“在华的所有洋人”统统赶入大海！
就像这样，整个中华民族以其自身的文明资源——以满洲贵族的英雄气概和勇敢的义和团战士视死如归的精神——正如八国联军总司令、海军上将西摩尔的一个部将所看到的那样，中国人如痴如狂地向现代欧洲文明的枪口冲锋，与他们的死对头作孤注一掷的抗争，要以这种玉石俱焚的悲壮方式去保卫、挽救中华文明。遗憾的是，他们的最后一搏以失败而告终。此后，中国人得出一个结论——正如我将说明的那样，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凭中国自身的文明资源去对付现代欧洲现代功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终归无能为力，亦是徒劳之举。
因此，正如我所说，当朝廷在庚子事变后回到北京时，中国政府在全民族的支持下，走上了西化的不归路。在这里，我还想指出的是，鉴于目前的中国局势，真正让人觉得可怕亦可悲的地方在于，当整个中华民族决心抛弃他们自身的文明而跪拜于现代欧洲物质文明时，在整个帝国内竟然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对现代欧洲文明的真正内涵有丝毫的了解！康有为以及中国的“雅各宾分子”们，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只想通过一个简单的维新变法行动——仅凭皇帝的一纸“上谕”来在古老的中国实现西化。若不是皇太后陛下采取强力措施，成功地夺回其外甥、即光绪皇帝的统治权，并镇压康有为以及他手下“雅各宾派”党徒——那么，全世界人将看到一场可怕的悲剧：整个中华民族就会像一个疯子一样行动起来，砸碎自己家中的所有家具，拆毁房子，而代之以纸糊的家具和劣质的纸板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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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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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后陛下在庚子事变结束后回到北京，便决定采取行动，以除时弊。她绝不允许自己或任何别人再像她的外甥、即光绪皇帝那样行事——即听从康有为及“中国雅各宾派”的居心不良的鬼话，按自己个人的意志颁布法令来推行所谓的维新变法，以图在中国实现西化。
作为一个拥有高贵天性的满洲人，皇太后陛下个人对于欧洲文明及其社会发展模式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作为一国之主——在此，皇太后陛下显示了她的完美品格和杰出的政治家风范——她感到有责任让自己个人的喜好与愿望服从于全民族的利益与意志。不仅如此，所有的满洲贵族成员也像她一样，他们出于满人高贵的天性，并不热爱现代欧洲文明，但是他们会主动而自觉地服从于民族整体的利益与意志。
在此，我可以指出，那些暴发的买办阶层和一部分卑劣无德的儒生，或者那些具有鄙陋的市侩智慧而缺乏高贵品格的人——主要是这些人，他们渴望享受现代欧洲物质文明所带来的肉欲的满足，因而成天叫嚣要在中国搞全盘西化。客观地说，作为一个阶层，对于他们的欲求，高层也无法忽视。
因此，综合各种势力的欲求，中国的皇太后陛下不得不以她伟大的人格强迫高傲而生来倔强的满洲贵族们服从全民族西化的意志和命令——但是，尽管如此，她仍下定决心，在中国推行西化的每一个改革举动和措施，都不能由某个人擅自为之，甚至包括她本人在内，而必须得到全民族充分而自由的认可——例如得到代表民族意志的各部大臣、在京的其他名人显要以及各省督抚的同意才可以。简而言之，皇太后陛下决定，如果中国非要进行一场革命不可了，它亦将是如伟大的英国公爵威灵顿（Willington）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那应该是“一场合乎法律秩序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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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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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曾国藩之后，中国儒生名义上的首领是李鸿章。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倒台，中国的儒生们面临群龙无首的困局。这种情况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中国的统治权——正如我所说过的，它曾经在太平天国叛乱时期从满洲贵族手中落入汉族士大夫手里——现在则又重新回到了满洲贵族手中。裕禄（37）继李鸿章之后做了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不过，这位满人总督在义和团暴动时因兵败而自裁于天津。不过，他还算不上是满洲贵族的首领。真正的满洲贵族首领是已故的军机大臣荣禄（38），他堪称中国的索尔兹伯里勋爵。
已故的索尔兹伯里勋爵不仅拥有卡莱尔极为欣赏的那种彬彬有礼的英国绅士气派，而且在私人和社会生活中兼有马修·阿诺德在谈论诗时所提到的那种“气魄”。在这个工业化时代，他堪称英格兰贵族阶层中最后一个优雅的人。荣禄不仅具有高尚的品质和尊贵的气质，身为满洲最后一个“雅士”，人们常可以从这个有教养的满洲青年身上看到那种温文尔雅而不失宏大的气度，或者说是一种真正的贵族特有的威严。目前，我在北京见到的最为出色的满洲贵族，甚至于现在的摄政王，也没有索尔兹伯里勋爵和荣禄身上的那种气质。当然，除了荣禄之外，近来满洲贵族中惟一的另一位具有类似“宏大气度”的人，则是已故皇太后陛下——她不仅是一位像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那样的伟大贵妇或曰女主，她甚至还称得上是一位高贵而“不同寻常”的女性。（39）
然而，俾斯麦对于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看法，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荣禄——在谈到身为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的索尔兹伯里勋爵时，俾斯麦不客气地评论道：“他只不过是一块看上去像钢材的涂色石膏”。说白了，就是说他“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相反，俾斯麦则与比肯斯菲尔德勋爵一样，富有才华与政治谋略。无论是索尔兹伯里勋爵还是满洲人荣禄，他们都不曾自命为“天才”。相比之下，不管是俾斯麦还是比肯斯菲尔德勋爵，他们则都曾费尽心机要提升自我的修养，提高智识水平。另外，索尔兹伯里勋爵和荣禄的血液里都只仅有英雄主义气概和高贵的品格——可以说，他们是人中之瑞，算是块可造之材，但是，他们却并未努力——也或者因他们太过执拗、高傲而不屑于去做那样的努力，即他们不屑把将自己血液中的高贵因子经由智识修养的萃取与提炼，因此，他们未能将其自身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没有能以提高自己的施政水平而在本国政坛做出更宏伟的事业。（40）
结果，他们两个人，索尔兹伯里勋爵这个品格高贵的英国大贵族，与骄傲的满洲贵族荣禄——当他们在各自的国家处于危急的关头，而本人又负有最高责任的时候——他们两人都非但未能控制局势，反而听任局势的摆布。索尔兹伯里勋爵做梦也想过要向南非的布尔人开战，更没想到要吞并德兰士瓦。但他听凭事态自由发展，直到南非共和国总统克鲁格（Kruger）送来了最后通牒之后，那个伟大而骄傲的赛希尔（41）的热血，才终于战胜了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索尔兹伯里勋爵，使他在战争爆发前夕的那场极其动听、令人难忘的演说中，怒火中烧，不可遏止。这一演说，读起来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科里奥兰纳（Coriolanu）的那场演说：
你有数不清的谎话！叫我撕裂心肺
也容纳不下。呀，奴才，你这该死的奴才！
原谅我，爵主们，这是我生平头一次不得不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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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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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反应的结果是布尔战争的爆发和南非持续两年多的祸乱，说得更深远一些，导致了大英帝国的衰落。同样，中国的荣禄——正如有一天保存在武昌总督衙门的电报会证明的——他做梦也不曾想攻打外国使馆，更谈不上要将所有外国人都赶出中国去。要说正确和公正，外国人指责已故中国皇太后和荣禄处心积虑围攻使馆，要把所有外国人赶出中国，就好比指责已故维多利亚女王和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南非战争之前阴谋发动布尔战争并吞并德兰士瓦一样。
事实恰恰相反——尽管荣禄已尽最大努力去制止那些因自尊被洋人刺痛而发疯的满洲贵族们，他也努力要保护在京的外国人，以维护列国间的和平，但是，当克林德男爵被董福祥（42）军纪涣散的部下杀死时，他心如刀绞，立刻给张之洞总督发出一封加急电报，发出了绝望的呼叫：“Toutestperduforsl’honneur——一切都完了，只剩下自尊了。”
实际上，像索尔兹伯里勋爵一样，荣禄听凭事态自由发展，漫无节制，直到外国海军发动猛攻，占领大沽口炮台，他身上流着的那高贵的满洲贵族血液才占了上风。于是，他放开羁縻之手，让端王带着疯狂的拳民，让董福祥带着麾下漫无军纪的甘军为所欲为。这一决定的结果是整个华北地区陷入一年半的骚乱中，而无辜的中国人民则不得不每年把千百万两白银送入外国国库。
这样，索尔兹伯里勋爵和荣禄一经考验，便表明他们正如俾斯麦所说：“只是一块看上去像钢的涂料石膏。”孔子说：“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
在议和结束，朝廷回迁京城后不久，荣禄大人便死去了。此后，庆王（43）继之成为满洲贵族的领袖——尽管中英两国社会状况有别，但庆王就是中国的贝尔福勋爵。像贝尔福先生一样，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者。有些没有头脑的外国人，以及类似的中国人，将这样一个事实——即庆王从其所栽培和庇荫下的那些有油水可捞的下属那里接受钱财和礼物，说白了也就是他受贿的事实——过于看重。
其实，庆王并不像李鸿章那样对钱财本身怀有卑鄙无耻的贪婪之心，而是他身上那种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使得他无所顾忌地从其被保护人那里接受礼物和金钱。正如臭名昭著的罗伯特·沃波尔（44）爵士的犬儒主义使他在他那个时代容忍和庇护英国的“假公济私者”一样。沃波尔爵士曾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庆王则说：“我的身后事，与我无关”。在庆王看来，如果一个无望世界上的无望政府，连他这个奢侈惯了的老头子及其一家老小也养活不了，而他自己又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了挽救这个无望世界上的无望政府，耗尽了全部的房产、私人财物乃至自己的一生，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老头子就要依靠自己来为自己及一家捞点外快了。假如英国的贝尔福先生生活在乔治时代而不是维多利亚时代，他的犬儒主义将使他像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一样，容忍和庇护“假公济私者”。假如他生活在中国，也会接受张伯伦先生及其伯明翰朋友的礼物和钞票，就像庆王接受袁世凯及其来自广东的朋友们所送的礼物一样。（45）
爱默生说：“我们评价一个人智能的高低，要看他抱负的大小。”因此，我在另一本书中曾指出，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抱悲观主义，是其智能不健全或有缺陷的确切标志——现在中国的满洲贵族，像所有国家的贵族一样，最初都是一个军事部族或种族，其专长在于能征善战。它从形成之日起，就更需要和更重视发展体力，而不是脑力或智力。因此，该部族的后代，甚至到了晚近，社会环境改变了，但一般说来，他们仍然不爱去进行脑力或智力方面的训练，加强这方面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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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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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缺乏智能方面的修养，你就无法有思想，也无法了解思想。进一步说，若没有深厚的智能修养，你就不能有正确的思想，而没有思想，便无法对现实作出说明。一个没有思想的人只能看见事物的外表，却无法见到事物的内涵，见到那物质客体的内在道德特质或精神价值。对于一个没有思想的农民来说，正如华兹华斯所言：路旁的樱草就只是一颗樱草，再也没有任何别的意义。简而言之，没有思想，人们无法说明和了解现实的内涵，而没有正确的思想，人们便无法得知现实真正的内涵——那种现实内在的道德特质或精神价值。（46）
因此，一个国家的贵族阶级，像中国的满洲贵族和英国的上层阶级，因为他们缺乏智识修养，一般说来没有思想且无法理解思想，结果也就无法解释和说明现实，然而，生活中的现实，就像古埃及的斯芬克斯之谜一样，如若得不到正确的解释和说明，她就会将其人和民族一起吞并——在太平时期，对于那些生活在古老的既成的社会和文明秩序中的人来说，不必自行理解生活中环绕自己的种种现实——那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社会，既成社会秩序和文明中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因为这些现实已经得到了解释，绝对毋需人们再去自行解释。然而，生活在革命和“开放”的时代——比如当今生活在中国和欧洲的人们——当文明与文明相遇，冲突和碰撞之时，一个民族旧有的社会秩序、生活方式与习惯，就像大地震中的陶器一样很容易破碎——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突然面临新的现实，他们不得不对其作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否则，新的现实，就如同那埃及的斯芬克斯女怪，将要吞没他们、吞没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其文明。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发现那些具有智识修养的贤者，像中国文人学士的代表张之洞，英国中产阶级的代表纽曼博士和格莱斯顿，他们有思想且能理解思想——这些人做出了真诚而英勇的努力，来说明解释新时代的新现实。但是，由于他们的智识修养肤浅，不够深厚，因而其思想不正确，只是虚假的不成熟的思想——他们对于新现实，也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说明，只能做出虚假的总体说来错误的说明。当他们发现自己错误的解释和说明拯救不了自己的时候，又改变主意去搞折衷调和：以一种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来自行拯救。纽曼博士和张之洞这类人的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正如我所说明过的，使得人们在宗教和道德上成为耶稣会士，在政治上则成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另一方面，贵族阶级中人，在一个革命和“开放”的新时代，由于他们缺乏智识修养，没有思想和不能理解思想——也就完全不能解释和说明现实。比如像义和团运动中的端王和疯狂的满洲王公贵族们，他们不去设法了解和认识现代欧洲文明的新现实，而是以英雄主义作拼死一搏，去对抗新的冷酷的现实——那可怕的现代欧洲文明的物质主义杀人器械，诸如连发的来福枪和马克沁机枪。他们仰仗满洲贵族的英雄气概、勇武精神和高贵品格，去赤手空拳地与现代工业文明博斗。但这些新的冷酷现实，就像埃及的斯芬克斯女怪一样，以这种方式自然是无法将其战胜和赶走的。因此，在这样一个革命和“开放”的时代，满洲贵族阶级的人们，当他们以自身所有的英雄气概和高贵品格去英勇抗击新时代的冷酷现实，而又无法将其战胜和赶走的时候，他们只能发现自己被可怕的新现实冷酷无情地击倒了——不久，他们就拒绝再战。然后，他们掏出手帕，揩干额上的汗珠说：“好一个野蛮的东西！与这种绝对无法理解的野蛮东西作战是毫无益处的。罢了，罢了，如果我们要灭亡，就灭亡好了，反正五十年后，我们都难免一死，迟死早死又有什么关系呢？此时此刻，我们还不如将这个无望世界上的无望生活尽量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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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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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就能够了解像中国的庆王、英国的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和贝尔福先生那样的人怎么变成悲观主义者，然后又由悲观主义者变成犬儒主义者的了。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犬儒主义使他容忍和庇护“假公济私”；贝尔福先生的犬儒主义使他能容忍约瑟夫·张伯伦先生，并培植和保护在南非的赛西尔·罗德斯（CecilRhodes）和杰米逊（Jamieson）博士；中国庆王的犬儒主义则竟使他说：“我死之后，即便天塌下来我也不管”，并对袁世凯及其广东朋友所送的礼物和银票来者不拒。
因此，我们发现，我所谓“一个人或民族抱有悲观主义，是其智能不健全和有缺陷的确切标志”一说完全正确。像纽曼博士和张之洞这样智识修养肤浅不深的人，他们具有不完善、不正确的思想，一旦面临革命和“开放”时代的新现实，他们就变成了极端理想主义者，或者像拿破仑所说的空想主义者（idealogues），从极端理想主义者或空想主义者又变成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而耶稣会教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是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别名和伪装形式罢了。另一方面，像庆王和贝尔福先生这样的人，他们甚至连肤浅的智识修养也没有，没有思想也不能理解思想，因而变成了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和玩世不恭的犬儒。
纽曼博士和张之洞大人那样的中产阶级代表，其高贵的天性使他们摆脱了其错误的人生观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即虚伪的理想主义的结果。同样，庆王和贝尔福先生那样的贵族阶级代表，其英雄主义和高贵品格也使他们摆脱了其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所造成的后果，即那极端物质实利主义的结果。因此，尽管纽曼博士和张之洞在理论上都是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信奉的却与其持论不同，他们过着一种正直无私的高尚生活。同样，尽管庆王和贝尔福先生在理论上均为极端的物质实利主义者，并且最终变成了悲观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但在实际生活中，贝尔福先生是一位温和的悲观厌世者，庆王则是一位好心肠的玩世不恭者。我相信，在英国，贝尔福先生是他的朋友们所尊敬的人物。而中国的庆王，我在北京时就曾听说，他受到仆人和随从们的敬重。
但是，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纽曼博士和张之洞这样的人，尽管其错误的人生观对他们自己的道德生活伤害不大；同样，庆王那样以犬儒方式供养自己及其家属的恶习，容忍张伯伦的贝尔福先生和赛西尔·沃波尔那类人的恶习——对他们自身的高贵气质也没有太大的玷污，事实上，就贝尔福先生来说，他那种态度甚至还可能给他的高贵品质增光——然而，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错误的人生观，以及庆王和贝尔福先生的恶习，最终将对世界——对于世界文明，产生无穷的危害。因为耶稣会教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使一个人或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生活；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则使人或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识生活，而没有真正的智识生活，真正的道德生活也是不可能的。孔子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见《中庸》第四章）
英国人有个“霸王”兰斯东（47），中国人也有自己的“霸王”铁良（48）。铁良是中国的改良派和革命党的绊脚石（betenoire），兰斯东勋爵则成为英国激进党和社会主义者的嫌恶对象。中国的革命党人有充分的理由痛恨满人铁良，犹如英国人有足够的理由憎恶兰斯东“霸王”。因为兰斯东和铁良这种人不仅是“霸王”，而且是煞星——一个上帝派来的可怕煞星，其特殊使命是“逮捕流氓和无赖”，打击乱臣和贼子，消灭一切混乱与无政府状态。事实上，这两个人，是那欧洲必定要来的、甚至中国也可能要来的超人同类，除非欧洲人和我们中国人马上改弦更张，那个超人将会携带比俾斯麦首相的“铁血”政策更为可怕的东西来，不仅报复性地“改造”我们，而且残害和丑化我们及其全部文明——将文明中的所有精华，包括其香甜之处、美丽之处乃至聪慧之处，统统糟塌得面目全非。现代欧洲人，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可怕超人真正令人恐怖的面孔。大约两千年前，我们中国人就在本国与这个极其骇人的超人面孔打过了照面，直到今天，中国的文人学士一想起他的名字，就不寒而栗。他在中国，人称秦始皇——就是那个修筑长城的皇帝。与这种超人相比，英国的兰斯东和中国的铁良只能算是其虚弱的代表，真正强有力的象征人物是中国那个著名的皇帝。这种即将来到欧洲也可能来到中国的恐怖超人——他代表着“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之主张。他是《旧约圣经》中犹太人的神，也是现代那些没有思想的英国人的神。希腊人称之为公正的审判官或报应女神，罗马人则称之为彼拉多，他不知真理为何物，把拿撒勒的圣人（指耶稣）与强盗巴拿巴不加分别地一并钉到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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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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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欧洲人称这一超人为“警察”。这个欧洲“警察”现在也到了中国。（49）除非欧洲人不再做食肉野兽，而我们中国人既拒绝变做食肉野兽，又拒绝变成没有思想的英国人——这一“警察”、这一主张“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的“警察”的势力，就会不断膨胀，直到他变成那种可怕至极的超人。终有一天，他会毁灭全部人类文明，毁灭人类文明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留下一片荒漠并称之为“秩序”为止。
生活在革命的混乱时代和社会变革时期，那些品德高尚但缺乏智识修养的人，要想不变成丧失理智的疯子，或不变成使他人丧失理智的无政府主义者，存在以下三种方式：像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那类人，正如我们看到的，其学问或智识高于简单智识或常识，他们使自己免于疯狂，靠的是抛弃常识、变成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者，即变成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所谓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就是通过一种虚假的极端理想主义，一方面以宗教热忱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又以热烈虚假的爱国主义相标榜的人。他们那自欺欺人的实践，实际上已经毁了自己的道德品质，但他们还在诓骗自己，以为由此保住自身高贵的品格。再一种方式，就是中国的庆王和英国的贝尔福先生所代表的。他们的常识远远超过了学识，生活在乱世之中，他们使自己免于疯狂，靠的是置学识乃至高贵品格——置“道德法律”于不顾，变成悲观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他们是抛弃和扭曲了智识的人；至于犬儒主义者，则是在抛弃了高贵品格之后，又抛弃了“道德法律”的人。但是，悲观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当其实际上抛弃高贵品格——抛弃道德法律的时候，却认为他们正以其坦率在挽救自己的高贵品质，挽救道德法律，而不像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那样是自欺欺人。悲观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坦白地说：“如何进退，需要三思。”他们用莎士比亚笔下鲍西亚（Portia）的话来为自己开脱：“如果行善与知道何为善行一样的容易，那么小教堂就变成大教堂了，穷人的陋居就变成王子的宫殿了。”然而，伏尔泰也说过：“胆怯是所有好人的不幸。”
最后一种方式，可以英国的兰斯东勋爵和中国的满人铁良为代表。他们既无常识又无学识，只有英雄主义和高贵品格——这样一种人生活在乱世，要使自己免于疯狂，靠的是变成白痴。他们成了盲目巨人。有力量却没有眼睛——没有一丝一毫的智慧。但他们是道德上的巨人，他们所拥有的力量是。一种“真正”的力量，一种道德力量。人们指责卡莱尔，说他不道德，因为他崇拜强力，殊不知所有“真正”的力量都是道德的——是一种道德力量。所有真正的力量都具有建设性，因而是道德的。而假的或虚伪的力量，虽貌似强大或自以为强大，其实虚弱不堪，就像那“看上去像钢的涂色石膏”一样——一旦付诸检验，会立马露陷。它具有破坏性，因而是不道德的。所有真正的力量之所以具有建设性，是因为它总是力求建立秩序，即使在进行破坏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必要的破坏正是为了建设——所有真正的力量所从事的破坏，都只是为了建设——为了建立秩序。（50）
盲目的力量——像兰斯东勋爵和满人铁良那样的人的无知无识的力量——是一种巨大的真正的道德力量，因为他们能够克己。孔子的一个弟子曾请教他何为真正的道德生活（仁），孔子回答说，就是“克已复礼”。因此，中国的端王及其拳民，以及英国那些鼓吹妇女参政的女人们所具有的那种狂热或高贵的疯狂，虽然是真实的力量，却并非是健全可靠的力量，“因为他们不能充分地克制自己”。在此，我可以顺便说一说，北京和外地的那些贫苦的满族家庭妇女——还可捎上日本妇女——所有这些高贵的妇女，处于无政府混乱时代，为了尽力保持她们的高贵品质，甚至比英格兰那些主张妇女参政的妇女遭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但是我们中国的妇女，特别是满族妇女和日本妇女（51），却没有尖声叫喊去跟警察搏斗。她们只是以苍白的面容、倦怠的双眼和凹陷的两颊做无声的抗议。当一个生人从旁经过并试图与她们搭话的时候，这些苍白的面孔因太疲倦而失去骄傲，因太悲哀而不再美妙，她们以无声的尊贵移开目光，转身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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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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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转身凝视地上，
面容丝毫不为埃利阿斯的话所打动，
俨然一块坚硬的燧石或马尔佩斯山上的大理石。
任何一个想要了解中国义和团运动狂热风暴的英国人，都应该到北京或南京贫苦的满族聚居区去走一走，看看那里本该成为最优秀的高贵妇女们所遭受到的摧残，如果他有些头脑，起码还有一点点高尚的人性，那么，他就会自愧无颜，悔不该讲些什么汉人或满人穷凶极恶、如魔鬼般无情之类混活了。简而言之，这些汉族和满族妇女，还有日本妇女，由于她们确实坚强，具有真正的道德力量，拥有孔子所讲的古代自尊的人们那种克己和沉静，所以，她们比英格兰那些尖声叫喊并与警察搏斗的现代妇女、那些即使和她们遭受到同样的苦难也必定没有她们坚强的妇女更有自制力。
言归正传。虽然满人铁良像兰斯东勋爵一样，没有荣禄和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气魄”，但由于他们能够克己，因而也就摆脱了索尔兹伯里勋爵和荣禄特有的弱点：极端的急躁和任性。铁良，和兰斯东勋爵一样，以沉着冷静著称，在革命和国家剧变的时代，这是一种伟大而可贵的品质。借用一句俾斯麦的隐喻来说，如果荣禄和索尔兹伯里勋爵是看上去像钢的涂色石膏，那么铁良和兰斯东勋爵则是水泥——坚硬的水泥。进一步说，在革命和“开放”的时代，像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那样的人——拥有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变成了“毒气”；像庆王和巴尔福先生那样带有极端物质实利主义倾向的人，则变成了“泥浆”。而像铁良和兰斯东这样的人，由于连何为理想主义与物质实利主义也一概不知，仅仅具有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便成了又硬又纯的水泥。对于奠基房子来说，水泥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材料，它能用来抵挡暴风雨和洪水的冲击，保证房屋不致于整个儿地坍塌。然而，当环境迫使你不得不改变和扩建房屋的时候，那房中用水泥制成的东西不仅没有用，而且肯定还难以处理，妨碍你行事。要是赶上一场地震，那就连房子带房中的一切，都要一并遭殃。我隐喻的话就此打住。在一个国家，像中国的满人铁良和英国的兰斯东勋爵这样的人，他们固执，却有强烈的廉耻感和责任感；刻板僵硬，但确实正直诚实；酷爱秩序，勇武有气节（moralhardiness），又具有高傲的抵抗力量；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还沉着冷静。
即使天塌下来，砸在身上，
他也绝不动摇，毫无恐惧。
这样的人，在社会剧变和国家动荡时期，就抵抗和防止急剧的社会堕落、国民道德总体的败坏，以及社会与文明的彻底崩溃这一消极防御目的而言，是极为可贵的。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那种人极端虚假的理想主义没能起到防止作用。中国的庆王和英国的贝尔福先生那种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只能帮倒忙，将局面弄得更糟。
事实上，像兰斯东勋爵和满人铁良这样的人是现代清教徒：此种人，中国的铁良和英国的兰斯东勋爵——而不是像“谈起来就害怕”的英国人斯特德先生，汉口的杨格非（52）牧师、甚至于张之洞大人这种人——才是现代文明真正的清教徒。但是，这些现代清教徒是心中没有神的清教徒。无论如何，他们的神，我说过，跟《旧约圣经》中犹太人的神差不多。现代清教徒，像兰斯东勋爵和满人铁良那样的人，他们心中的神是——荣誉和责任。他们不知道也不承认《新约》里的神：爱和仁慈。当仁慈之神向现代清教徒请求以更真确的道德法律，一个比讲荣誉和责任的法庭更高的法庭的法律：“宽恕罪犯，体谅作恶和违法的人，乃至对不人道的人也以人道相待”——当仁慈之神请求按此种法律行事的时候，现代清教徒却回答说：“我们的神是一个要求绝对忠实和崇敬的神，我们必须公正无私。”甚至于爱神——我们见到的那些面容苍白、双眼倦怠，两颊凹陷的满族妇女——恳请于他们时，也是徒劳。当爱神如此请求的时候，现代清教徒用缓和而冷酷的声音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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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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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爱你这么深，亲爱的，
我对荣誉也不曾如此厚爱。
就这样，现代清教徒决定参加公平竞争了。中国的铁良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给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兰斯东勋爵则要在英国继续建造无畏战舰。与此同时，中国的满族妇女那苍白的面容越来越苍白，两颊陷得越来越深；而在英国，要求女人参政的妇女则尖声叫喊着与警察搏斗，到头来，不是自身的女人味消失殆尽，就是一命呜呼。现代清教徒们就这样公平竞争下去，直到总有一天；现代欧洲将会听到一声大叫，就像两千年前在古代欧洲所听到的那样，当时，他们把《犹大书》（53）中那个拿撒勒的圣人钉在十字架上——叫喊着：“潘神（54）死了！”简而言之，跟古代清教徒一样，现代清教徒，比如铁良和兰斯东勋爵这种人，他们太过刚直耿介，太有道德，因而不可能去冒一个不道德的险，因而也就无法维护道德和文明于不堕。
因此，对于那种积极的“开放”和重建工作，那种开阔心胸便于了解在实践中所遇到的新时代的各种新情况，并懂得如何处理这些新情况的积极工作，像中国的铁良和英国的兰斯东勋爵这样的人，当然是毫无用处的。不仅如此，甚至于让他们去做那种激励工作，正如我所说过的，那种满洲贵族在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中所肩负的特殊任务，他们也难以胜任。因为他们太过刚直刻板了。他们品质高贵，就像是一朵美丽的花，一朵晚秋的菊花，生长在阴冷的寒空下，沐浴不到阳光——太冷，太无光泽和缺乏热度，万不能打动人的心灵、温暖他们的情怀，点燃他们的激情。要想激励民族扩展工作——达到激励的目标，就必须以激情去点燃一个民族的火热之心，从而实现灵魂的扩展，使之能够容忍和接受新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的是那些品德高贵的男人和女人具有爱心，具有强烈的激情，他们热情奔放，可以发狂，像中国的端王及其拳民，或者英国那些主张妇女参政、实实在在与警察搏斗的女人一样。正如我的一个苏格兰女朋友最近来信所说的：“她们主要不是为自己着想，而是为了她们那更贫苦和不堪折磨的姐妹们。”（55）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如果说铁良是目前中国的满洲贵族中最坚强和最好的典型，那么端方（56）便是最软弱和最坏的典型。端方是中国的罗斯伯里勋爵。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同中国的端方一样，又跟著名的或声名狼藉的白金汉公爵韦利尔斯（57）属于同一类人。这位白金汉公爵，就是德赖登（58）讽刺诗里的那个齐木里（zimri）：
他如此多能，仿佛不是
一个人，而是全人类的缩影。
的确，德赖登对软弱、轻浮、不忠不实、聪明过人的白金汉公爵的无情描绘，尽管时间和社会状况可能不无差异，但却同样可以用在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和中国的满人端方这两个现代名人身上。因此，我毫不客气地将德赖登那首令人叹赏的妙诗，全文抄录在此：
他如此多能，仿佛不是
一个人，而是全人类的缩影。
他固执已见，所见总是荒谬，
他什么都做过，没有一事能够持久；
然而，月亮轮回一遍之间，
他却成了化学家、提琴师、政治家和小丑。
责骂和颂扬是他的经常论断，
为要显示高明，他总是走上极端。
挥金如土，是他特有的能耐，
无事不赏，唯有弃他一事除外。
傻瓜骗他，他知情为时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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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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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嘲弄别人，别人却骗走他的财产。
离开宫庭他自嘲不断，然后组建政党
将心自宽，但主席职位从来与他无关。
威廉·约翰逊·科里，罗斯伯里勋爵在伊顿公学的教师，谈起年轻的达尔门尼（罗斯伯里在公学时的名字）时所说的话，也完全符合满人端方。威廉·科里说罗斯伯里“不愿手掌上染上灰尘”。然而，一个不愿让手掌沾上灰尘的人，生活在无政府混乱时代，要想在人世上取得成就和进步，赢来地位、荣誉、名望和显达，不去辛勤工作和奋斗，不去拼搏到“手指关节失去血色”——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操守的。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满人端方，很年轻时就当上了部堂衙门的主事，属于北京有名的“公子哥儿”。大约20年前的北京，有三个衙门主事以放荡、奢侈闻名。直到今天，北京妓院的那些老鸨还记得并时常谈起“大荣”、“小那”和“端老四”。“大荣”是荣铨，庚子暴乱时期任浙江按察使，被公使团列上黑名单，遭到流放。“小那”就是那桐（59），即现在北京外务部的尚书。最后那个“端老四”，就是现在的端方，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治所在天津）。这三个年轻的满洲贵族，入仕都很早，可谓少年得志，大有“不可一世”之气概——北京的长者们对他们的看法，与威廉·科里对罗斯伯里勋爵的评论颇为一致，都认为他们“有些不祥的鬼聪明，却不乏风趣”。简而言之，端方，正如我所说过的，入仕之初，属于北京“花花公子”中的佼佼者。
作为花花公子，不能也不必有什么原则或宗教信仰，对于所有的花花公子，北京的也好，上海的也好，或者是巴黎或伦敦的也好——除了信奉人人都必须投机钻营，知道利益所在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原则。再者，所有花花公子，除了信仰“享乐宗教”之外，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然而，带着享乐的念头加上时髦的原则去投机，一般说来都好景不长。除非一个人碰巧特别幸运，像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那样，娶个百万富翁的女儿——享乐的信仰，我说过，一般说来，很快就会以破产告终，不仅身体玩完，品德丧尽，名誉扫地，而且还会出现现代人特别是现代花花公子最为害怕的情况，它比赴汤蹈火还要可怕，那就是因负债累累而完蛋。
与此相应，我们发现，端方，那个北京最放荡的花花公子，那个衙门中年轻的满人主事，抱定享乐主义，尽情奢靡不几年之后，大约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即便实际上没有破产，实践上也是负债累累了。于是，破产的端方，那个年轻的满洲贵族，有了伦敦或巴黎的花花贵公子们在同样处境中的表现；尽力出卖或典当自己作为一个贵族的名望，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在北京名公子中作为佼佼者的身份转换成现金。换言之，为了现金或骗取现金还债，端方与那些金融界人士——银行家和买办们拉上了关系，交上了朋友。这些人，对像他这样的贵族兼名公子当然另眼相看，他们将其不仅当成一件难得的装饰品，而且视作一件有商业价值的宝贝。于是，端方成了天津汇丰银行买办、臭名昭著的吴调卿（60）那类人的赞助者和知心朋友。实际上，端方在天津还真的开办过银行，或者把他的名义借给这些银行。我可以顺便提一下，在义和团之乱爆发后，这些银行倒闭了，端方那时正在署理湖北巡抚，他厚颜无耻地拒绝偿还债务。当他的债权人把他的负债票出卖给一个在天津的美国公民时，他便求助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先生，让他阻止那个美国人干预此事。
但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端方发现，与天津的买办和李鸿章豢养的德国犹太狗拉关系的骗钱术已然过时，他找到了更好的摆脱负债困境的出路。因为这时候李鸿章已经垮台，康有为和其他中国激进党人正以暴烈和凶猛的雅各宾主义勃然而兴。端方，这个破了产的满洲贵族，还有那个从朝鲜回国的破了产的“暴发户”袁世凯，与激进派和雅各宾党人携起手来，共同拥护康有为的变法事业。作为回报，在已故光绪皇帝发布变法诏令之后，那个同天津汇丰银行前任买办吴调卿搅在一起的端方，被赏给三品内务府大臣的职位，并兼任农工商总局监督。然而，不久以后，康有为垮台了，其党徒被送上了断头台。但端方倒一点也不狼狈，这位公子哥诡计多端、厚颜无耻——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利用约翰逊博士称之为恶棍最后逃避所的“爱国主义”大做文章。实际上，康有为刚一倒台，已故皇太后重掌政柄时，端方就以中文白话写了一首爱国歌——肉麻地颂扬已故皇太后及其辉煌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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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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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他得以摆脱了与康党及其雅各宾主义之干系的严重后果。
但尽管如此，对于这个破了产的、以爱国主义作为最后逃避所的满洲贵族来说，北京已是无法容身。他打通关节，得以外放，成为陕西按察使，不久又升为陕西布政使。拳民乱起时，他迁为代理陕西巡抚。起初，谣言纷纷，传说义和团已经得手，并消灭了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的海军增援部队。陕西的端方便兴高采烈地给已故湖广总督张之洞发来一封电报，劝他炸毁汉口和所有长江的通商口岸，以切断来自上海外国人及其军舰上的一切给养。张之洞不得不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告诫这位以爱国自居的年轻的满人巡抚说，形势严峻，万万不得有此种儿戏之举，让他最好还是维持好本省的秩序。一向乖巧的端方幡然悔悟，他立即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仅竭力保护陕西境内的传教士，而且对他们极尽谄媚讨好之能事。“从陕西巡抚迁为湖北巡抚后，端方感到爱国主义并非生财庚途”。于是又抛弃爱国主义，选择更好的赚钱之道——与外国人交朋友，特别是与那些有利可图的重要人物拉关系。不过，他有时候也与那些无业的、把对中国的友谊作为最后避难所的外国人交往。这些外国人有奶便是娘，能忍受并欣赏这位满洲破落贵族那种骄横凌人和放肆的戏谑与嘲弄，因为他是个总督。我顺便在此指出，就我所知，端方是满洲高级官员中惟一一个言谈举止最无教养，令人讨厌的人。已故的张之洞总督就极其憎恶此人。记得在武昌的时候，有一次，他模仿端方那晃晃荡荡的步态，咬牙切齿地说：“这个人，居然成了一省的巡抚！”话扯远了，然而，端方也常常发现自己吃了亏，他同后一种外国人交往经常是一无所获，我说的后一种外国人，指的是那些无业的洋佬。事实上，德赖登谈论白金汉公爵的那些话，也同样适用于端方及其外国朋友：
傻瓜骗他、他知情为时仍晚，
他嘲弄别人，别人却骗走他的财产。
无论怎么说，端方有他的癖好，而他那些并不傻的外国朋友——那些精明的美国人，则迎合他的癖好，诸如爱好搜集中国和埃及古董之类，甚至于用黄浦浚治局的淤泥去激励他。而当端方有话可以戏弄他们的时候，那些精明的美国朋友和其他洋朋友们，已经是大笔酬金到手，或者是已经搞到了一笔中国的国家赔款。
我不必再谈端方的官宦生涯了。谁都知道，他通过炫耀与外国人的友谊，受命到欧美各国考察宪政，是同行五大臣之一。对于端方来说，无论是考察宪政，还是与洋人交好，都不是目的，而只是投机的手段。这时，他盯住的是两江总督的职位。果然，他考察归来便如愿如偿。当上两江总督后，端方像罗斯伯里勋爵一样，又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意味着好大喜功、一事无成，如约瑟夫·色菲斯（JoephSurface）大谈高尚优美的情操一样，在私生活上却挥金如土。正是这种空洞的“帝国主义精神”，使得端方不惜重金在南京修建一所特别学校，专门教育那些出生在爪哇和其他荷属殖民地的中国男孩。同样是出于这种空洞、虚幻和无良心的帝国主义，端方在他所统辖的人民饿死或几乎要饿死的时候，竟然设计建造了一个优美的公园，它的兽囿里有两头小狮子——所有这些几乎花了一百万两银子！事实上，端方自打成为北京花花公子的一员，到如今当上大权在握、关系到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总督，他始终依然故我，从来忘不了也改不掉了那挥霍钱财的特有技能。早年他破落败家，今日则将其统治下的各省——湖北，湖南、江苏、安徽和浙江搞得元气大丧，濒临崩溃的边缘。上海的中国士大夫文人给他取了一个外号，称之为“债帅”。他们还把《上海周刊》送给我们上海的荣誉市民福开森（61）博士的戏称，也用在端方身上，名之曰“应变有方”。
不错，已故的张之洞也滥用公款，但他本人的生活却很清廉。环视整个中国，没有一个总督衙门像张之洞当总督时的武昌（湖广）总督衙门那么破烂，待遇那么差。在此，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所有这些在张之洞手下当差的人，都同我们的首领一样清廉．我在武昌的老友和同僚梁敦彦，现在的外务部尚书，后来他被迫接待盛宣怀，即那个后来的督办铁路大臣，当那个李鸿章寡头政治集团里面最富有的成员的造访，他不得不把一条家用的红毯子扔过去，以盖住客厅里那个破烂坍塌的土炕——即中国人的沙发。
但是，满人端方以及在他手下当差的人却与此截然不同。他们滥花公款，为的是所谓的“帝国主义”。他们以为自己过奢华的生活是责无旁贷，以便激励和带动他人（pourencourqcerlesautres）。出于一种帝国主义的梦想，端方盼望把中华民族搞得富裕繁荣起来，他认为最好的途径，莫过于身先士卒，带个好头，无论想什么办法，先把自己变成豪华富翁再说。实际上，已故的张之洞大人，正如我们已说明的，他揭橥一个莫名其妙的站不住脚的理论，以为中国人就个人来说，必须严守儒家原则，努力去做一名真正的儒门君子，而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则必须抛弃儒家原则，去变成食肉野兽；而端方，及其像他一样的中国人，则揭橥更为莫名其妙的理论：认为中华民族必须坚守儒家原则，同时民族中的个人则不妨抛弃这一原则，见机捞它一大把，以赢得那“不沾灰尘的手掌”——在丧失天良的生活中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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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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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在现时代，一个自称帝国主义者的人，像英国的罗斯伯里和中国的满人端方，就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菲丽亚（Ophelia）所说的那个牧师一样：
他指给别人一条险峻多刺的天堂之路，
自己却像一个无所顾忌的放荡人物。
踏上樱草嬉戏的快乐小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