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现在，我要谈谈中国人的女性观念与古希伯来人的女性观念之间的差别。在《所罗门之歌》中，希伯来情人是这样表达他的爱情的：“你多么美丽啊，我的爱人，你像提尔查一样美丽，像耶路撒冷一样清秀，像一只揭竿而起的军队一样可怕！”甚至在今天，凡是见过美丽的黑眼睛犹太女人的人，都会承认这一古希伯来情人在这里给他的种族所描绘的女性理想的形象地真实性。但是在中国女性观念中，在这里我想说，不管在道德的意义上还是在自然的意义上，都没有让人感到可怕的因素。即使中国历史上的海伦——这个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美人，她的可怕也是在于她内在魅力的不可抗拒。在题为《中国人的精神》的文章中，我说过，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人性类型的总体印象，那么这个词用英语来说就是“ｇｅｎｔｌｅ”。如果这适合于中国男人，那么对于中国女人来说就更为真实。事实上，中国人的“优雅”，在中国女人那里就成了甜蜜的温柔。中国女人的温顺、柔顺，就像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描述的夏娃对她的丈夫所说：
上帝是你的律法，你是我的；
此外我一无所知，这是妇人最为幸福的知识和荣誉。
确实，中国女性观念中的这种完美柔顺的特质，在别的民族的女性观念中是无法找到的——希伯来文明，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中都没有这样的一种特质。中国女性观念中的这种完美的、神圣的温柔只能在一种文明——基督教文明达于完美的文艺复兴时期才能找到。如果你读薄伽丘的《十日谈》中的格里塞尔达，你就会看到那里表现得基督教女性观念，你们就会理解这种完美的柔顺，这种神圣的温柔，这回总绝对无私的温柔在中国女性观念所意旨的是什么。
简言之，在这种神圣的温柔之中，基督教的女性观念就是中国人的女性观念，只是稍微有一点细微的差别。如果你们仔细比较一下基督的圣玛丽娅画像与中国艺术家所描绘的女妖形象——而不是观音形象，你们就能够看出这一细微差别——基督教女性观念与中国女性观念之间的差别。圣玛丽娅是温柔的，中国的女性形象也是温柔。基督教的圣玛丽娅是清逸的，中国的女性形象也是清逸的。但是，中国的女性形象还不止于这些；中国的女性形象是温文尔雅、殷勤有礼的。要对“ｄｅｂｏｎａｉｒ”这个词所表达的魅力和优雅有一个概念，你们就要回到古希腊，
哦，我愿去斯佩希卓克河流的原野和泰奇塔山麓，那斯巴达姑娘们跳着酒神舞的地方！
事实上，你将不得不到德沙利的原野和斯佩希卓克河流过的地方，到斯巴达姑娘载歌载舞的泰奇塔山麓。
确实，这里我要说，甚至从宋朝时期到现在的中国，就是在宋朝的时候，宋朝的理学家们把儒教弄的僵化狭隘了，而正是在这样的精神下，儒教被庸俗化了，从那时起，中国的妇女就失去了“ｄｅｂｏｎａｉｒ”这个词所表达的许多魅力和优雅。因此，如果你们想要看到“ｄｅｂｏｎａｉｒ”这个词在中国女性观念中所表达的那种魅力和优雅，你们就应该去日本，在那里，妇女甚至在今天，至少还保存着唐朝时候的真正的中国文明。正是“ｄｅｂｏｎａｉｒ”这个词所表达的魅力和优雅，与中国人的女性观念中的神圣的温柔结合，给予了日本女性一种特别的特征——甚至当今最为贫困的日本女性也不例外。
说到“ｄｅｂｏｎａｉｒ”这个词所表达的这种魅力和优雅特性，在这里请允许我引用马修·阿诺德的几句话。阿诺德把英国古板拘泥的新教教徒的理想女性形象，同法国灵巧娇嫩的天主教徒的理想妇女形象相对照，把法国诗人毛利斯·德·古宁受人爱戴的妹妹欧根尼·德·古宁，与一个写过题为《爱玛·塔莎姆小姐》一诗的英国妇女比较，之后，他说：法国妇女是朗古多克的一名天主教徒，英国妇女是玛戈特的一名新教徒，玛戈特英国新教徒那古板拘泥的想象，体现在它所有无聊乏味的议论中，体现在它一切丑陋不合宜之中——这里允许我加一句，也体现在它所有的予人裨益之中。在这两种生活的外形和样式之间，一面是朗古多克圣诞节上古尔琳的“ｎａｄａｌｅｔ”，复活节她在泥地里做的礼拜，她作为圣徒的一生的日常诵读；另一面，则是塔莎姆小姐的新教那赤裸的、无聊空虚和狭隘的英国礼仪，她与玛戈特霍雷广场上的礼拜者结成的教会组织；她用柔软、甜蜜的声音对那激昂短诗的吟唱：
我主耶稣知道，并感到了他血液的流动，
“那就是永恒的生命”，那就是人间的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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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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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年轻的来自主日学校的女教师与“值得尊敬的阶级领袖托马斯·罗先生”相比——这种差距多大啊！从这两种生活的基础来看，是相似的；然而从它们的所有环境来看，它们是多么的不同啊！有人说，这种不同是表面的、无关紧要的。确实，是表面的，然而，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在英国新教下的宗教生活，明显缺乏优雅与动人之处，这绝非无关紧要，它是一种真正的弱点。这件事应该由你们来做，而不能留给别人。
最后，在这里，我想向你们指出中国女性观念的所有特性中最为重要的特性，正是这种卓越的独特性，使得她区别于所有其他民族或人民——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女性观念。确实，中国妇女这一特性，它是世界上任何自命为文明的国家和民族的女性观念所共有，但在这里，我要说，这一特性在中国发展到的完美程度，恐怕是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都望尘莫及的。我所说的这一特性，用两个中国自字来描述，就是“幽闲”。在前文中，我所用过的对曹太太（大家）所著《女诫》的引文中，我将其翻译为“ｍｏｄｅｓｔｙａｎｄｃｈｅｅｒｆｕｌｎｅｓｓ”。中国的“幽”字，其字面意思是幽静僻静、害羞、神秘而玄妙。“娴”的字面意思是“自在或悠闲”。对于中国的“幽”字，英语“ｍｏｄｅｓｔｙ”、“ｂａｓｈｆｕｌｎｅｓｓ”只能给出一个大概的意思，德语“ｓｉｔｔｓａｍｋｅｉｔ”则同它较为接近，但恐怕法语“ｐｕｄｅｕｒ”同它的本意最为接近。这种腼腆，这种羞涩，这种中国的“幽”字所表达的特性，我可以说，它是一切女性的本质特征。对于一个女人而言，这种腼腆和羞涩越发展，她就越具有女性——雌性，事实上，她也就越成其为一个完美的、理想的女人。相反，一个丧失了中国“幽”字所表达的这种特性、丧失这种腼腆、这种羞涩的女人，那么她的女性、雌性，连同她的醇香芬芳也就一起消亡了，从而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或一堆肉。因此，正是中国女性观念形象中的这种腼腆、这种“幽”字所表达的特性，应当使得中国妇女本能地感到和认识到，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是不成体统的、不应该的。按照中国人的正统观念，上戏台和在大庭广众面前歌唱，乃至到儒学联合会的大厅里搔首卖唱，都是下流的、极不合适的事情。就其积极方面而言，正是这种幽闲，这种与世隔绝的幽静之爱，这种对花花世界诱惑的敏感抵制，这种中国女性观念中的腼腆羞涩，赋予了真正的中国女人那种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女性所不具备的一种芳香，一种比紫罗兰香，比无法形容的兰花香还要醇浓、还要清新惬意的芳香。
两年前，我曾在《北京每日新闻》上翻译过《诗经》中那首古老情歌的第一部分。我相信，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情歌——在这一部分里，中国人女性观念的形象被描述为这样：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窈窕”两字与“幽闲”妻含义在字面上是相同的，“窈”即幽静恬静的、温柔的、羞羞答答的意思；“窕”字则是迷人的、轻松快活、姻亲有礼的。“淑女”两字则表示一个纯洁或贞洁的少女或妇女。如此，在这首中国最古老的情歌中，你将发现中国女性观念的三个基本特征，即幽静恬静之爱，羞涩或腼腆以及“ｄｅｂｏｎａｉｒ”这个词所表达的那无法言状的优雅和魅力，最后是纯洁或贞洁。简言之，真正或真实的中国女人是贞洁的，是羞涩腼腆而有廉耻的，是轻松快活而迷人、殷勤有礼而优雅的。只有具备了这三个特征的女人，才是中国的女性观念——才配称作真正的“中国妇女”。
儒家经典之一的《中庸》，我曾译作“ＴｈｅＣｏｕｄｕｃｔｏｆＬｉｆｅ”，它的第一部分内容所包含的，就是人生准则方面儒教的实践教义。在这一部分里，是以对幸福的家庭描述来作为结束的：
妻子好合，
如鼓琴瑟。
兄弟既翕，
和乐且耽。
宜尔室家，
乐尔妻孥。
在中国，这种家庭简直就是人间的小小天堂——作为一个拥有公民秩序的国家，中华帝国——就是真正的天堂，天国降临大地，降福于中国人民。于是为君子者，以其廉耻感、以其“忠诚教”，成为中华帝国公民秩序的坚强战士；同样，中国的妇女，那些贵妇或妇人，以其轻松快活、殷勤有礼的魅力和优雅，以其贞洁、腼腆，一句话：以她的“无私的宗教”，成为中国家庭——人间小小天堂——的守护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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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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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想学中文的外国人都说中文是一种很难的语言。但中文真是一种很难的语言吗？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来理解一下中国语言的涵义。在中国，众所周知的是，有两种不同的语言：口语和书面语——我不是指方言。顺便说一下，有谁知道中国人坚持把语言区分为口语与书面语的理由吗？在此我将理由陈述如下。在中国，正如当欧洲处于拉丁文是学习用语时，人们也相应区分为两种明显的阶级，即受过教育的和未受教育的人。口语是未受教育的人所用的语言，而书面语则是那些真正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如果这样，半受教育的人是不存在的。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坚持两种语言的理由。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一个国家存在一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的后果。看看今天的欧洲和美国吧。在欧洲和美国，自从拉丁文废弃之后，口语与书面语的显著差别已经消失，这样就兴起了一种受过一半教育的人民，与那些真正受过教育的人民一样，他们也允许使用同样的语言。尽管连文明、自由、中立、军国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真正含义都不知，他们还是将这些词挂在嘴上。人们说普鲁士军国主义是文明的危险。但是我说，似乎当今世界上那些受过一半教育的人以及由这些人组成的乌合之众，才是文明的真正危险。扯得远了。
现在来看看这个问题：中文是一种很难的语言吗？我的回答是，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首先就口语而言，汉语口语不仅很容易，而且与我所知的其他六种语言相比，是除了马来语之外最容易的语言。汉语口语的容易根源在于它是一种极其简单的语言。它是一种没有语格，没有时态，没有规则与不规则动词的语言。事实上，也不存在语法或其他任何规则。但是人们也对我说过，中文很难也是根源于它的简单性，甚至源于它没有语法。然而，那是不正确的。马来语与汉语一样，也是一种没有语法规则的简单语言。并且，即使学习马来语的欧洲人也没有发现困难。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汉语口语本身并不是一种很难的语言。但是对于那些来到中国的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尤其是半受教育的人来说，即使是汉语口语也是一种很难的语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我所言，汉语口语是一种完全未受教育人的语言；事实上它是小孩的语言。对此一个证据为，当那些有学问的汉学家坚持说汉语是如此之难时，我们都知道欧洲小孩学习汉语口语是如此的容易。我再一次说：汉语，汉语口语是小孩的语言。因此，对于我的那些想学汉语的国外朋友来说，我的第一条建议就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小孩，你将不仅进入天堂之门，而且你也能学好汉语了。”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汉语的书面语。但是在我深入展开之前，我认为存在好几种汉语书面语形式。传教士将此分为两类，即简易文理的和繁难文理的。在我看来，那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分类。我想，正确的分类应该是这样：简单欠修辞的汉语；通行的汉语；高度优雅的汉语三类。如果你喜欢用拉丁文，那可称为：一般或商用汉语；低级古典汉语；高级古典汉语。
现在很多外国人都称他们自己为汉语专家学者。十三年之前，我在《字林西报》（３４）上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学的文章，文章写道：“那些在中国的欧洲人中，出版了一些省方言的一些对话或收集了一百条中文谚语之后，就立即给予这个人汉语学者的称号。”我说，“当然，取一个名字到无关紧要，在条约的治外法权条款之下，一个英国人在中国可以不受惩罚地称他自己为孔子，如果这令他高兴的话。”现在我在这里想说的是：那些自称为汉语学者的外国人当中，有多少头脑中意识到了我所讲的高级古典汉语、那种用很优雅的语言所书写的中国文学所蕴涵的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我说一种文明财富，是因为我相信这种汉语文学中的高级古典汉语具有改造功能，是一种如马修·阿诺德说荷马的诗所具有的能“精练原始的自然人，即它们能改变他。”事实上，我相信中国文选中的高级古典汉语将在某日改变那些即使正在欧洲战斗的爱国者，这种原始自然人具有原始动物的战斗本能。它能将他们改变为和平的、温和的和文明的民众。正如罗斯金所言，现在文明的目标是将人类改变为文明民众，祛除粗劣、暴力、残忍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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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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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汉语书面语是一种很难的语言吗？我的答案同样也是：既是又不是。我说汉语书面语，甚至我已说过的高级古典汉语不是很难的。因为与口语汉语一样，它是极其简单。请允许我随意采用一种通用的范例，向你展示一下书面汉语，甚至是高级古典汉语是如何的简单。我所采用的范本是一首四行诗，选自唐诗，这首诗描述的是为了保护文明不受北方野蛮的匈奴的侵犯，是什么促使中国人必须做出牺牲。这首诗的中文如下：
誓扫匈奴不顾身
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３５）
逐字逐句翻译为英文大意为：
ＳｗｅａｒｓｗｅｅｐｔｈｅＨｕｎｓｎｏｔｃａｒｅｓｅｌｆ，
Ｆｉｖｅ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ｅｍｂｒｏｉｄｅｒｙｓａｂｌｅｐｅｒｉｓｈｄｅｓｅｒｔｄｕｓｔ；
Ａｌａｓ！Ｗｕｔｉｎｇ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ｂｏｎｅｓ，
ＳｔｉｌｌａｒｅＳｐｒｉｎｇ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ｄｒｅａｍｉｎｓｉｄｅｍｅｎ！
自由一点的英文译诗，也可以象如下的样子：
Ｔｈｅｙｖｏｗｅｄｔｏｓｗｅｅｐｔｈｅｈｅａｔｈｅｎｈｏｒｄｅｓ
Ｆｒｏｍｏｆｆｔｈｅｉ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ｏｉｌｏｒｄｉｅ：
Ｆｉｖｅ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ｔａｓｅｌｌｅｄｋｎｉｇｈｔｓｓａｂｌｅ－ｃｌａｄ
Ａｌｌｄｅａｄｎｏｗｏｎｔｈｅｄｅｓｅｒｔｌｉｅ．
Ａｌａｓ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ｂｏｎｅｓｔｈａｔｂｌｅａｃｈｃｏｌｄ
Ｆａｒｏｆｆ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Ｗｕｔｉｎｇｓｔｒｅａｍ
Ｓｔｉｌｌｃｏｍｅａｎｄｇｏａｓｌｉｖｉｎｇｍｅｎ
Ｈｏｍｅｓｏｍｅｗｈ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ｌｏｖｅｄｏｎｅ’ｓｄｒｅａｍ．
现在，如果你把它跟我的可怜拙笨的英语版本相比，你将会看到原始的汉语版本在字句和形式上是多么清晰，文意是多么简单。汉语原诗在字句、形式和概念上是多么清晰和简约，而且思想是多么深邃，以及它是多么饱含感情。
为了对这种中文文学作品——一种用极其简单的语言表述深邃的思想和感情的作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你必须去读希伯来人的《圣经》。希伯来人的《圣经》是世界文学中最为深奥的书之一，并且其语言很清晰和简单。如我们来看看这段：“这个忠实的城邦怎么成了一个妓女？那些高高在上的男人都是一些虚伪的叛徒和强盗的同伙；每个人都喜欢得到馈赠，并追求回报；他们一方面不审理来自孤儿的案件，同时也不理睬送呈给他们的寡妇案件。”来自同一先知之口的还有另外一段：“我打算让小孩去做他们的高官，用婴儿统治他们，这样人们就将受到他们的压迫。小孩很傲慢地反对老人，用低微来对付高尚。”这是怎么样的一幅图画啊！一幅可怕的国家的图画。在这之前你看过这样的图景吗？事实上，如果你想拥有一种改变人类、教化人类的文学，你必须进入希伯来人或希腊人的文学，或者是到中国文学中去找。但是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废弃了的语言了。而汉语仍是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一种近四亿人仍然依靠的语言。
现在我来总结一下关于中国语言我想说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口语与书面汉语一样，是一种很难的语言。但这种困难不是根源于它的复杂性。拉丁文和法语等一些欧洲语言是很难学的，这是因为它们是复杂的，它们有许多规则。中文很难学不是因为它是很复杂，而在于它很深奥难懂。汉语是很难学的，因为这是一种用简单的语句来表达深邃感情的语言。这就是中国语言很难学的秘密。实际上，如我在其他所言，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化语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典文学中，即使是散文中一封简单的信读起来就像是一首诗。为了理解书面汉语，特别是我所说的高度优雅的汉语，你必须拥有丰富的天资：你的心灵和大脑，心灵与智力得到同等发展。
那些受过现代欧洲教育的人觉得汉语特别难学，其原因也在于此。这是因为，现代欧洲教育只注重发展人的天性的一部分，即他的智力。换言之，汉语对于一个受过现代欧洲教育的人来说之所以很难，其原因在于，汉语是很深奥的；然而，现代欧洲教育的目标更多地在于追求数量，而不是质量，如此很容易培养出一些浅薄之徒。而对于那些半受教育的人而言，即使是我说的汉语白话，他们也觉得是很难的。这些半受教育的人或许可以成为人们常言的富翁，但如果要他们理解高级古典汉语的话，那简直比骆驼穿针还难，这其中的原因也在与此。这是因为，书面汉语仅仅是那些有教养的人所使用的。简而言之，书面汉语难懂的原因在于它是一种真正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语言，然而，真正的教育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正如希腊谚语所言：“美好的东西总是很难的。”
然而，在我定论之前，让我再举一个书面汉语的例子，以此来说明我所言的简单而质朴的感情，即使是在那种低级的古典汉语以及正式通用的汉语中，也可以随处可见。这是一首现代诗人写于除夕之夜的四行诗，汉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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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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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内（３６）
莫道家贫卒岁难，
北风曾过几番寒；
明年桃柳堂前树，
还汝春光满眼看。
这首诗，逐字逐句翻译成英文，则是——
Ｄｏｎ’ｔｓａｙｈｏｍｅｐｏｏｒｐａｓｓｙｅａｒｈａｒｄ，
Ｎｏｒｔｈｗｉｎｄｈａｓｂｌｏｗｎｍａ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ｌｄ
Ｎｅｘｔｙｅａｒｐｅａｃｈｗｉｌｌｏｗｈａｌｌｆｒｏｎｔｔｒｅｅｓ
Ｐａｙ－ｂａｃｋｙｏｕｓｐｒｉｎｇｌｉｇｈｔｆｕｌｌｅｙｅｓｓｅｅ．
如果自由一点，则可以译为如下：
ＴＯＭＹＷＩＦＥ
Ｆｒｅｔｎｏｔｔｈｏｕｇｈｐｏｏｒｗｅｙｅｔｃａｎｐａｓｓｔｈｅｙｅａｒ；
Ｌｅｔ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ｉｎｄｂｌｏｗｎｅ’ｅｒｓｏｃｈｉｌｌａｎｄｄｒｅａｒ
Ｎｅｘｔｙｅａｒｗｈｅｎｐｅａｃｈａｎｄｗｉｌｌｏｗａｒｅｉｎｂｌｏｏｍ
Ｙｏｕ’ＩＩｙｅｔｓｅｅ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ｉｎｏｕｒｈｏｍｅ．
在此我可以列举一个更悠久的作品。它是中国的华滋华丝、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诗。下文我首先给出我的英文翻译，其内容为：
ＭＥＥ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ＮＯＬＤＦＲＩＥＮＤ
Ｉｎｌｉｆｅｆｒｉｅｎｄｓｓｅｌｄｏｍａｒｅｂｒｏｕｇｈｔｎｅａｒ；
Ｌｉｋｅｓｔａｒｓｅａｃｈｏｎｅｓｈｉｎｅｓｉｎｉｔｓｓｐｈｅｒｅ．
Ｔｏ－ｎｉｇｈｔ－ｏｈ！ｗｈａｔａｈａｐｐｙｎｉｇｈｔ！
Ｗｅｓｉｔ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ｌａｍｐｌｉｇｈｔ．
Ｏｕｒｙｏｕｔｈ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ｌａｓｔｂｕｔａｄａｙ．
ＹｏｕａｎｄＩ－ａｈ！ｏｕｒｈａｉｒｓａｒｅｇｒｅｙ．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ａｌｆａｒｅｉｎａｂｅｔｔｅｒｌａｎｄ
Ｗｉｔｈｔｅａｒｓｗｅｇｒａｓｐ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ｓｈａｎｄ．
Ｔｗｅｎｔｙｍｏｒｅｙｅａｒｓ－ｓｈｏｒｔａｆｔｅｒａｌｌ
Ｉｏ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ａｓｃｅｎｄｙｏｕｒｈａｌｌ．
Ｗｈｅｎｗｅｍｅｔｙｏｕｈａｄｎｏｔａｗｉｆｅ；
Ｎｏｗｙｏｕｈａｖ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ｕｃｈｉｓｌｉｆｅ！
Ｂｅａｍｉｎｇｔｈｅｙｇｒｅｅｔｔｈｅｉｒｆａｔｈｅｒ’ｓｃｈｕｍ；
ＴｈｅｙａｓｋｍｅｆｒｏｍｗｈｅｒｅＩｈａｖｅｃｏｍｅ．
Ｂｅｆｏｒｅｏｕｒｓａｙｗｅｅａｃｈｈａｖｅｓａｉｄ
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ｉｓａｌｒｅａｄｙｌａｉｄ．
Ｆｒｅｓｈｓａｌａｄ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ａｒｄｅｎｎｅａｒ
Ｒｉｃｅｍｉｘｅｄｗｉｔｈｍｉｌｌｅｔｆｒｕｇａｌｃｈｅｅｒ．
Ｗｈｅｎｓｈａｌｌｗｅｍｅｅｔ？’ｔｉｓｈａｒｄｔｏｋｎｏｗ．
Ａｎｄｓｏｌｅｔｔｈｅｗｉｎｅｆｒｅｅｌｙｆｌｏｗ．
ＴｈｉｓｗｉｎｅＩｋｎｏｗｗｉｌｌｄｏｎｏｈａｒｍ．
Ｍｙｏｌｄｆｒｉｅｎｄ’ｓｗｅｌｃｏｍｅｉｓｓｏｗａｒｍ．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Ｉｇｏｔｏｂｅｗｈｉｒｌｅｄ．
Ａｇａｉ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ｗｉｄｅｗｉｄｅｗｏｒｌｄ．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乃未已，儿女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37）
我承认，上述译文几乎是拙劣的，它仅仅译出了汉语诗的大意而已。但是，这首诗中，它那如口语般简洁的行文，却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优雅、高贵以及悲伤，所有这些我都无法用英
语表达。或许，那是永远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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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史密斯在中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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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力斯人不仅忽视一切非自身的生活条件，而且还要求除它之外的其他人类都去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
——歌德
斯特德（３９）先生曾经问道：“玛丽·科雷利受大众欢迎的秘密何在？”他自己的回答为：“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读者。因为那些阅读小说，沉醉于玛丽·科雷利世界中的忠实信徒约翰·史密斯们，将她捧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他们生活于其中，活动于其中，并在其中体现其价值。”在英国，玛丽·科雷利之于约翰·史密斯们，就如阿瑟·史密斯之于中国的约翰·史密斯们一样。
但是，那些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和半受教育的人们的差别也在于此。真正受过教育的人都想读那些能告诉事物的真相的书，而半受教育之徒，他们宁肯读那些告诉他想要什么，以及受虚荣心的刺激，而想使事物成为什么样的书。中国的约翰·史密斯们都想成为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优越者，但是阿瑟·史密斯则基于此，而写了一本书，最终他证明他以及约翰·史密斯实际上比中国人优越得多。因此，阿瑟·史密斯自然成了约翰·史密斯很亲近的人了，他那本《中国人的特性》因此而成了约翰·史密斯的圣经。
然而，斯特德说：“正是约翰·史密斯以及他的邻居现在统治着大英帝国。”因此，最近我不厌其烦地阅读那些给约翰·史密斯提供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念的书籍。
那个早餐桌上的独裁者将人的心灵分为两类，一类是算术型智能，一类是代数型智能。他阐述道：“所有的经济和实际智慧，都是‘２＋２＝４’这种数学公式的延伸或变化。而对于每个哲学陈述而言，则更多地具有‘ａ＋ｂ＝ｃ’公式的一般特性。”现在我们来看，整个约翰·史密斯家族，自然是属于独裁者所称的“算术型智能”的心灵类型。约翰·史密斯的父亲，老约翰·史密斯，化成假名约翰·布尔，他将自己的前途与简单的‘２＋２＝４’公式联系在一起，并来到中国出售他的曼彻斯特产品。为了挣钱的目的，他和中国人约翰（４０）相处很好。因为他和中国约翰，他们都明白并完全赞同‘２＋２＝４’的公理。但是，如今统治大英帝国的小约翰·史密斯却不一样。他来到中国，但满脑子都是他自己都不明白的‘ａ＋ｂ＝ｃ’的东西，他也不再满足于出售曼彻斯特产品，并且还想开化中国人。或如其所言，即“传播盎格鲁·撒克逊的理念”。结果是约翰·史密斯与中国人约翰关系破裂。并且进一步恶化的是，由于受约翰·史密斯的‘ａ＋ｂ＝ｃ’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理念的影响，中国人约翰已不再是曼彻斯特产品诚实好主顾了。他们忽视商业，并跑到“张园”去庆祝立宪，事实上已变成了一群疯狂的改良者。
不久前，我受辛博森（４１）《重塑远东》和其他一些书籍的启发，我试图去编撰一本关于盎格鲁-撒克逊的理念的手册。结果是，迄今为止只是以下的一些东西：
１．——人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人最主要的目标是给大英帝国增光。
２．——你相信上帝吗？
是的，当我去教堂的时候。
３．——但你不在教堂时，你信仰什么呢？
我相信利益，什么东西能给我带来报酬。
４．——什么是合理的信念？
相信人人为己。
５．——工作的合理理由是什么？
把钱装入你的腰包。
６．——何为天堂？
天堂表示能入住百乐街，并且开着敞篷车。
７．——什么是地狱？
地狱意味着失败。
８．——人类的完美状态是什么？
赫德（４２）先生在中国海关工作。
９．——什么是亵渎神灵？
否认赫德先生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人物。
１０．——什么是最大的恶？
阻碍不列颠的贸易。
１１．——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四亿中国人？
为了英国发展贸易。
１２．——你是做什么祈祷？
感谢主！我们与邪恶的俄国人和残暴的德国人不一样，他们想瓜分中国。
１３．——在中国，谁是最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理念传播者。
莫理循（４３）博士，《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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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史密斯在中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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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上是对盎格鲁-撒克逊的理念的真实陈述，那可能有失偏颇。但是，任何人只要努力地阅读一下辛博森的著作，他就不会否认以上内容的确是辛博森先生，以及读过他的书的约翰·史密斯所传播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观念的公正陈述。
最奇怪的事是，这种约翰·史密斯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居然在中国产生了实际效果。受此观念的影响，中国的那些约翰们便急不可待地想去实现中华帝国的光荣与辉煌。八股文是一种空洞但无害的东西。在外国朋友将会看到，在约翰·史密斯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影响下喧嚷着建立的新式中国文学，将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和危险之物。最后，我恐怕老约翰·史密斯将发现要完蛋的不仅仅是曼彻斯特产品，此外他还被迫花费另一笔开支，用以派遣一个戈登（４４）将军或基齐勒勋爵去消灭他的老朋友中国人约翰，即那个因接受约翰·史密斯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影响而成了精神错乱的中国人。当然，这只是题外话。
于此，我想简明说明的是，这就是理智的英国人。在我看来，那些只是从有关中国人的书中获取乱七八糟的言论的外国人，当他们来到中国后，如果还能同他必须打交道的中国人和睦相处，那简直是一大奇迹。对此，我不妨从亚历克西斯·克劳斯题为《远东：历史及其问题》中举一个典型例子，来加以说明。书中说道：
“影响在远东的西方列强的所有问题的因素，在于如何鉴别东方精神的真正本质。东方人不仅看待问题的方式与西方人立场不同，而且他的整个思维和推理模式也与西方人存在差异。那种亚洲人所特有的知觉，与我们所赋予的知觉恰恰相反。”
在中国，一个英国人在读完最后一句话后，如果他遵循逻辑混乱的克劳斯先生的忠告，则当他需要一张白纸时，他就会对他的孩子说：“孩子，给我拿一张黑纸来。”我想，出于维护那些在中国的追求实际的外国人的名声考虑，当他们来中国并与中国人生活在一起之时，应该抛开那些关于东方精神的真正本质的胡言乱语。事实上，我坚信那些与中国人相处很好的外国人，是那些坚持２＋２＝４，而抛弃了约翰·史密斯和克劳斯先生关于那些关于东方本质和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即ａ＋ｂ＝ｃ这种理论的人。确实，当人们想起以前的日子，在阿瑟·史密斯撰写《中国人的特性》之前，大英的公司老板或经理，如查顿、马地臣（４５）与中国买办（４６）的关系是那样亲密无间，而且代代相传。当人们对此记忆犹新的话，他就向问道，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坚持２＋２＝４的西方商人和坚持关于ａ＋ｂ＝ｃ的东方本质理论、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聪明约翰·史密斯之间，究竟哪一种做法更好？
那么，吉卜林那句著名的“东就是东，西就是西”，难道一点道理就没有吗？当然是有道理的。当你接触２＋２＝４时，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有当你面临像ａ＋ｂ＝ｃ这类问题时，东西方之间才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要真正解决东西方之间的ａ＋ｂ＝ｃ问题，一个人必须具备高等数学的功底。当今世界的不幸在于远东ａ＋ｂ＝ｃ方程的解答，掌握在不仅统治大英帝国，而且与日本结盟的约翰·史密斯手中，但他甚至连基本的代数都不懂。东西方之间关于ａ＋ｂ＝ｃ方程的解答，其中存在许多未知数，因此是非常复杂困难的问题。在东方，孔子、康有为先生以及端方总督之间的理解不同，即使在西方，莎士比亚、歌德以及约翰·史密斯之间的理解也存在区别。事实上，在你解答ａ＋ｂ＝ｃ方程之时，你将发现其实东方孔子与西方的莎士比亚、歌德之间的差别很小；反而在西方的理雅各博士与阿瑟·史密斯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为了说明这一点，请看我下面列举的具体例子。
阿瑟·史密斯牧师在谈论中国历史时说：
“中国的历史很悠久，这不仅表现在他们试图回到衣不蔽体的时代作为出发点，而且也体现在他们那无休止境的停滞和混乱。在他们内心中，不仅存在过去时代中那种很单调的生活，而且也包括像木头、干草和稻麦杆等那种流逝的东西。除了中国这个民族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民族能形成这样的历史了；也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能将这样的记忆储存在他们宽厚的肚子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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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史密斯在中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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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理雅各博士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吧。在谈及中国２３个正统的王朝历史时，理雅各博士说：
“没有其他民族的历史能如此完整和贯通了，并且就整体性而言，它是值得信任的。”
在谈及另一本伟大的中国文学选集时，理雅各博士说道：“我原以为这本著作是不会出版的。但事实上，它在乾隆最后执政的第九年（４７）就编辑出版了，这是在两广总督阮元的督促和资助下（同时还有其他官员的资助）。如此大规模的出版物，这充分显示了当时中国高官具有一种公益精神和对文学的追求。这一点值得思虑重重的外国人学习。”
以上我表达了下述意思。不仅在东西方存在很多不同，就是在西方的理雅各博士、那个能看出中国官员热心文学的学者，和西方的阿瑟·史密斯牧师——那个为中国的约翰·史密斯所
爱慕的人之间，也是存在很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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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汉学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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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４８）
——《论语》
我最近翻阅了一下翟理士博士所著的《翟山笔记》（４９）。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我不禁又想起另一句话，那是英国驻华领事霍普金斯（５０）先生所说：“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在谈论起某某汉学家的时候，总是把他们当作傻瓜看待。”
翟理士博士早已享受大汉学家的美誉。如果仅从其出版著作的数量来看，他不是浪得虚名。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对其著作的质量和价值进行真正评估的时候了，而不能仅仅看其数量。
一方面，翟理士博士与其他所有汉学家相比，具有特有的优势，即他具有文学天赋，能写出非常流利的英文。但在另一方面，翟理士博士则缺少哲学洞察力，甚至有时候连普通常识都不懂。他能够翻译中文的词句，却又不能解释和理解中国的思想。在这个方面，翟理士博士具有与中国的文人一样的特征。孔子曾云：“文胜质则史”。
对于中国的文人而言，书记和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他进行写书所用的材料而已。他们生活、行走于书本世界，与现实的人生活的世界没有什么联系。对于文人来说，著述立言不是实现目的的唯一手段。对于真正的学者，著述立言和文学研究只是他们解释、批评、理解和认识人类生活的手段而已。
马修·阿诺德曾言：“只有通过理解全部的文学——人类精神的整体历史，或者把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理解时，文学的力量才能显现出来。”但是翟理士博士著作中，没有一句话能表明他曾经或试图把中国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
正是由于哲学洞察力的匮乏，导致翟理士博士在他的书中，在组织材料方面显得那样的无助。让我们来看看他的那本大字典，它根本一点都不像一本字典，仅仅是一本汉语词句的大杂烩。书中他的翻译，没有任何选择与组织的标准，以及顺序与方法。作为一本为学者而著的字典，他的这本字典肯定是不如卫三畏（５１）博士所编的旧字典。
必须承认的是，翟理士博士那本《中国名人谱》（５２），的确是一本花费了巨大心血的著作。但是在这里，它同样显示出作者对普通的判断力的缺失。在这样一本书中，人们总是希望能找到即使是真正名人的一些注解。
这里有一些为国家战斗而受伤的人，
还有一些在世时为圣洁的祭司，
当中，有的是虔诚的诗人，曾吟唱出
不逊色于费布斯的诗句，
有的则是具有创造精神的艺术家，
他们让人民的生活变成多姿多彩，
还有一些人也留下了让人怀念的业绩。
我们发现，在他的这部“名人谱”中，他将古代的圣贤与神话中的人物混杂在一起。在他看来，陈季同（５３）将军，辜鸿铭先生，张之洞总督和刘布船长之间，他们仅有的差别为：后者习惯以无数的香槟来款待外国人。
最后，翟理士博士最近出版的这些“笔记”，我谨慎地认为，它是不会提高翟理士博士作为一个有判断力和辨别力的学者的声誉的。里面所选的绝大部分主题，都是没有实际或人道意义。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好像是翟理士博士不厌其烦地写书，不是想告诉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学的任何东西，而只是向世人展示一下翟理士博士比其他任何人更为了解和理解中国。而且，与别的场合中一样，翟理士博士在这里也同样表现出一种缺乏哲学思维，不符合一个学者的、让人感到不高兴的武断。正是因为翟理士博士之流的汉学家的这些特点，就如霍普金斯先生所言，那些实际上远居远东之外的外国人，留下了名不副实的笑柄，并被人耻笑为傻瓜。
我将选取翟理士博士最近出版的两篇文章，以此试图说明迄今为止，如果外国学者关于中国学问和中国文学的著述都缺乏人道或实际的意义，那么这种错误是否在于中国学问和中国文学本身。
第一篇文章的名字叫《何为孝》（５４）。这篇文章的观点主要集中于两个中国汉字的理解。孔子的一个弟子问他“何为孝？”，孔子答曰：“色难。”
翟理士博士说：“问题是，两千多年过去了，到底这两个汉字是什么意思呢？”在引证和排除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解释和翻译之后，翟理士博士自然而然地找了它的真正含义。为了让大家看清翟理士博士那与众不同的粗率与武断态度，我将引证他宣布他的发现的言辞。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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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汉学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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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叙述之后，就宣布它的意思就在表面上，这恐怕有点武断。但是，你必须所做的，就如这首诗所言：
弯腰时，它在那里，
但要拾起时，却悄无踪影。
“当子夏问孔子‘何为孝’时，孔子简单回答：‘色难’（５５），色是描述它，即描述它是很困难的。好一个聪明且合适的回答。”
在此，我不想运用精确的中国语法来指出翟理士博士的错误之处。我只想说的是，如果翟理士博士把那汉字设想成动词的话，则在文笔顺畅的中文里，这句话将不是读成“色难”，而是“色之维难”。如果这里“色”字是作为动词，那非人称代词“之”是必不可少了。
就算是不谈语法的精确，翟理士博士所翻译的孔子的回答，如果联系整个上下文来看，也是根本没有把握住它的实质要点的。
子夏问：“何为孝？”孔子答曰：“色难。（其困难是方式）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当有事需要做的时候，年轻人应该努力去做，而有酒食之时，应先让长者享用。——你真的是认为这就是孝吗？）好，上述全部观点已陈列于此——重要的不是你应对你父母尽什么义务，而在于你以什么方式，以何种精神面目去履行这种义务。
在此我想说明的是，翟理士博士错误地认为只是在名义上履行道德义务，然而，孔子的道德教义的伟大与真正有效之处却恰恰在于此。事实上，孔子所主张的不是在于做什么，而在于如何去做。这二者的区别，也就是所谓的伦理道德和宗教之间的区别，也即仅仅作为道德家的准则与伟大的真正的宗教导师的教义之间的区别。道德家告诉你的是，什么行为是道德的而什么行为又是非道德的。但是，对于真正的宗教导师而言，他却不仅仅告诉你这些。作为真正的宗教导师，他不光要教诲人们如何去行事，而且更注重行为的内在部分，即注重行为的态度。真正的宗教导师告诉我们区分道德的与不道德的行为，这并不是在于我们做什么，而在于我们以何种方式去做。
这就是马修·阿诺德在他的教学中所说的基督的方法。当一个可怜的寡妇给他一个八分之一的小硬币时，基督提醒他的门徒的是她给了什么，而是她以什么方式给。道德家们说：“不许通奸”，但是基督说：“我想说的是，无论谁，当他满脑子欲望去偷窥一个妇女时，事实上已构成了强奸罪。”
同理，孔子时代的道德家认为这才是孝，即儿女们必须为父母砍材挑水，将家里最好的事物留给父母。但孔子不以为然：“不，那不是孝。”真正的孝并不仅体现在履行对父母的义务，更体现在以什么方式、态度，以及精神状态去完成这些义务。孔子说，什么是难的？用什么方式和态度去履行才是最难的（色难）。我将最后说的是，孔子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宗教导师，而不是如一些基督传教士所言，只是一个道德家，这是通过教义中的这种力量，将人的道德行为看作是内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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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汉学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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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叙述之后，就宣布它的意思就在表面上，这恐怕有点武断。但是，你必须所做的，就如这首诗所言：
弯腰时，它在那里，
但要拾起时，却悄无踪影。
“当子夏问孔子‘何为孝’时，孔子简单回答：‘色难’（５５），色是描述它，即描述它是很困难的。好一个聪明且合适的回答。”
在此，我不想运用精确的中国语法来指出翟理士博士的错误之处。我只想说的是，如果翟理士博士把那汉字设想成动词的话，则在文笔顺畅的中文里，这句话将不是读成“色难”，而是“色之维难”。如果这里“色”字是作为动词，那非人称代词“之”是必不可少了。
就算是不谈语法的精确，翟理士博士所翻译的孔子的回答，如果联系整个上下文来看，也是根本没有把握住它的实质要点的。
子夏问：“何为孝？”孔子答曰：“色难。（其困难是方式）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当有事需要做的时候，年轻人应该努力去做，而有酒食之时，应先让长者享用。——你真的是认为这就是孝吗？）好，上述全部观点已陈列于此——重要的不是你应对你父母尽什么义务，而在于你以什么方式，以何种精神面目去履行这种义务。
在此我想说明的是，翟理士博士错误地认为只是在名义上履行道德义务，然而，孔子的道德教义的伟大与真正有效之处却恰恰在于此。事实上，孔子所主张的不是在于做什么，而在于如何去做。这二者的区别，也就是所谓的伦理道德和宗教之间的区别，也即仅仅作为道德家的准则与伟大的真正的宗教导师的教义之间的区别。道德家告诉你的是，什么行为是道德的而什么行为又是非道德的。但是，对于真正的宗教导师而言，他却不仅仅告诉你这些。作为真正的宗教导师，他不光要教诲人们如何去行事，而且更注重行为的内在部分，即注重行为的态度。真正的宗教导师告诉我们区分道德的与不道德的行为，这并不是在于我们做什么，而在于我们以何种方式去做。
这就是马修·阿诺德在他的教学中所说的基督的方法。当一个可怜的寡妇给他一个八分之一的小硬币时，基督提醒他的门徒的是她给了什么，而是她以什么方式给。道德家们说：“不许通奸”，但是基督说：“我想说的是，无论谁，当他满脑子欲望去偷窥一个妇女时，事实上已构成了强奸罪。”
同理，孔子时代的道德家认为这才是孝，即儿女们必须为父母砍材挑水，将家里最好的事物留给父母。但孔子不以为然：“不，那不是孝。”真正的孝并不仅体现在履行对父母的义务，更体现在以什么方式、态度，以及精神状态去完成这些义务。孔子说，什么是难的？用什么方式和态度去履行才是最难的（色难）。我将最后说的是，孔子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宗教导师，而不是如一些基督传教士所言，只是一个道德家，这是通过教义中的这种力量，将人的道德行为看作是内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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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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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为了赶时髦，一个传教士在他的一些文章的封面自称为“宿儒”，这导致了很多笑话。毫无疑问，这个想法当然是相当荒谬的。在整个中华帝国，可以肯定地说，还无一人还大声宣称他自己是宿儒。“宿”字在中国的意思为一个文人学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地。但是，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欧洲人被称为是一个中国学家。在《中国评论》的广告里说，“在传教士中间，高深的中国学正在艰辛地耕耘。”接着，它就罗列了一堆撰稿者的姓名，并说我们相信这些学者的所有研究都是可信与可靠的。
现在，如果试图了解所谓的在华传教士辛勤耕耘的高深学问的高深程度，我们没有必要把德国人费希特在《文人》演讲中，或者美国人爱默生在《文学伦理学》中所提出的高标准来衡量。前美国驻德公使泰勒先生被公认为大德国学家。事实上，他也仅仅是一个读过几本席勒剧本，在杂志上发表过翻译海涅诗歌的英国人而言。在他的社交圈内，他被捧为德国学家，但他自己决然不会在印刷品中公然自称。那些在中国的欧洲人中，出版了一些省方言的一些对话或收集了一百条中文谚语之后，就立即给予这个人汉语学者的称号。当然，取一个名字到无关紧要，在条约的治外法权条款之下，一个英国人在中国可以不受惩罚地称他自己为孔子，如果这令他高兴的话。
因为一些人认为中国学已超越了早期开拓时期，马上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们被引导来考虑这个问题。在新的阶段，中国研究者将不仅仅满足于字典编撰或这种简单工作，他们想写作专著，翻译中国民族文学中最完美的作品。他们不仅非常理智与论据充分去评判它们，而且决定中国文学殿堂那些最受推崇的名字。接下来，我将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考察。第一，考察一下历经上述变化的欧洲人，考察他们具备什么程度的中国知识；第二，以往的中国学家做了那些工作；第三，考察现今中国学的实际情况；最后，指出什么样的中国学应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俗话说，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很容易把自己想象得比巨人更伟大。但是，必须承认的是，侏儒拥有位置上的优势，必将具有更加宽广的视野。因此，我们将站在我们的先人的肩膀上，对中国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做一番审查。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与前人不一样的意见，我们希望不要被认为是炫耀。我们认为自己仅仅是利用了自身所处位置的优势。
首先，我们认为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已发生变化，这表明学习一门语言知识的难点已被克服。翟理士博士说：“以前人们普遍认为会说一门语言，特别是汉语中的方言是很难的。这种历史很早就在其他的历史小说中有所表述了。”确实，即使是对于书面语言也是如此。一个英国领事馆的学生，在北京住两年、在领事馆工作一两年后，就能看懂一封普通电报的大意了。所以说，我们很高兴地认为，如今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们的中国知识已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但是，我们对超过这个界限的夸大其辞，则感到非常怀疑。
在早期耶稣会传教士之后，马礼逊（５６）博士那本著名字典的出版，被公认为所有已完成的中国学研究的新起点。无疑，那部著作留下了一座早期新教传教士的认真、热心和尽责从事的纪念碑。继马礼逊博士之后的一批学者中，当以德庇时（５７）爵士、郭士腊（５８）博士等为代表。德庇时爵士对中国一无所知，他自己也供认不讳。他肯定讲官话，并能够不太费劲地阅读那种方言的小说。但他所拥有的那点知识，恐怕在今天只能胜任一个领事馆中的洋员职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大多数英国人关于中国知识，是来源于德庇时爵士的书本。郭士腊博士或许比德庇时爵士更为了解中国多点。但是，他却不打算做进一步了解。已故的托马斯·麦多士（５９）先生在后来揭露郭士腊的自负方面做了不错的工作。以及另外这种传教士如古伯察（６０）和杜赫德（６１）。在这之后，我们很奇怪地发现了蒲尔杰（６２）先生。在他的新著《中国历史》中，他把上述人物引证为权威。
欧洲所有大学中最先获得汉学讲座教授是法国的雷慕沙（６３）。我们现在还无法对他的工作进行恰当的评价。但是他有一本引人注目的书，它是法译中文小说《双堂妹》。这本书经利·亨德读过后，他推荐给了卡莱尔，再由卡莱尔传给了约翰·史特林。这些人读过此书之后，很高兴并说书一定是出自一个天才之手，“一个天才的龙的传人”。这本书的中文名叫《玉娇梨》，是一本读起来令人愉悦的书。但是它在中国文学中只是一个次品的代表，即使在次品中也没多高的位置。不过，令人感到高兴的是，来源于中国人的大脑的思想和想象，事实上已经通过了卡莱尔和利·亨德的心灵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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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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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慕沙之后的汉学家有于连（６４）和波迪埃（６５）。德国诗人海涅曾言，于连做出了一个惊奇的和重要的发现，即蒙斯·波茨尔对汉语一窍不通，并且后者也有一个发现，即于连根本就不懂梵语。然而，这些著作者的开拓性工作是相当大的。他们所拥有的一个优势是他们完全精通于本国语言。另一个可能要提及的法国作家是德里文（６６），他做了前无古人的工作，即他的唐诗译作是开始进入中国文学的一个突破。
在德国，慕尼黑的帕拉特（６７）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他取的书名为《满族》。像所有其他德国的著作一样，这是一本无可挑剔的书。书的明显意图是要描绘出中国满族王朝起源的历史。但是，这本书的后面部分涉及到一些与中国问题的信息，据我们所知，这是用欧洲文字书写的其他书中找不到的。就如卫三畏博士的那本《中国总论》，跟《满族》相比，也只是小人书而已。另外一个德国汉学家是斯特劳斯，他是普鲁士吞并的小德意志公国的前大臣。这个老臣在离任之后以研究汉学为乐。他出版了一本《老子》的译著，并且最近出版了一本《诗经》的译著。据广东的花之安（６８）先生评价，他的《老子》译本中的一些部分还是不错的。他翻译的首领颂也是流传广泛，评价不错。不幸的是，我们无法获取这些书。
上述所提及的学者都被认为是早期的汉学家，始于马礼逊博士的字典的出版。第二阶段始于两本权威的著作：一本是威妥玛（６９）爵士的《自迩集》；其次就是理雅各博士的《中国经典》翻译。
对于前者，那些中国知识已经超越讲官话阶段的西方人可能会对它不屑一顾。尽管如此，它还是所有已经出版的关于中国语言的书籍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得最完美的大作。而且，这本书也是顺应时代呼唤的产物。像这种书必须写出来，瞧！它已被写出来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将现代与未来竞争的机会全部夺走了。
那些必须做的中国经典的翻译，也是时代的必然。理雅各博士已经完工了，其结果是一打吓人的卷册。无论质量如何，单从工作的量来说确实是巨大的。在这些浩繁的译著面前，我们谈论起来都有点害怕。不过坦白地说，这些译著并不能让我们满意。巴尔福（７０）先生公正地评价道：翻译这些经典大量依靠的是译者所生造的专业术语。现在我们感觉到理雅各博士所运用的术语是粗糙、拙劣、不充分的，并且在某些地方几乎是不符合语言习惯。这仅仅就形式而言。对于内容，我们不敢冒昧提出意见，还是让广东的花之安牧师来代言。他说：“理雅各博士关于孟子的注解，表明了他缺乏对作者的哲学理解。”我们可以肯定，如果理雅各博士没有实现在其头脑中对孔子及其教义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和把握，那么他是很难阅读和翻译这些作品的。尤其特别的是，无论在他的注解中，还是在他的专题研究中，都不让一个词组与句子漏掉，以此表明他以哲学整体来把握孔子教义。因此，总而言之，理雅各博士对于这些作品的价值判断，无论如何都不能作为最后的定论加以接受。并且中国经典的译者将不断更替。自从上述两本著作面世后，又出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其中的确有几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是还没有一部我们觉得已经表明中国学已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
首先是伟列亚力（７１）先生的《中国文学札记》。然而，它仅仅是一个目录，并且根本不是一本具有文学气质的书。另一本是已故梅辉立（７２）先生的《汉语指南》。当然，它并不能被认为是很完善的东西。尽管如此，它确实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是所有关于中国的作品中最严谨和认真的了。而且，它的实际效用也是仅次于威妥玛的《自迩集》。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中国学家是英国领事馆的翟理士先生。与其他早期法国汉学家一样，翟理士先生拥有令人羡慕的清晰、有力和优美的文风优势。他所接触的每个问题，都立刻变成清晰和易懂。但是也存在一两个例外。他在选择与其笔相值的题目时并不是很幸运。一个例外是《聊斋志异》的翻译。这一翻译应当看作是中译英的典范。但是，尽管《聊斋志异》是很优美的作品，并不是属于中国文学的一流之作。
紧接着理雅各博士工作之后，巴尔福先生最近关于庄子《南华经》的翻译，的确是抱负最高的作品。坦白地说，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宣告时，我们的期待与高兴的程度，犹如一个英国人进入翰林院的宣告。《南华经》被公认为中国民族文学中最为完美的作品之一。自从公元前二世纪该书诞生以来，这本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几乎不亚于儒家及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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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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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历朝历代的诗歌、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这如同四书五经对中国哲学作品的影响一样。但是，巴尔福先生的著作根本不是翻译，说白一点，就是瞎译。我们承认，对于我们而言，给予巴尔福先生付出这么多年艰辛劳动的作品这样的评价，我们也感到很沉重。但是我们已经对它冒言，并希望我们能够做出更好的评价。我们相信，假如我们提出庄子哲学的准备解释的问题，那么巴尔福先生很难会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引用最新的《南华经》中文文本编辑林希冲在前言中的话：“但是，阅读一本书时，必须弄明白每一个字的意思；这样你才能分析句子；在弄明白句子的结构之后，你才能理解文章的段落安排；如此，最后你就能抓住整个章节的中心思想了。”如今，巴尔福先生翻译的每一页都留下了硬伤，表明他既没有明白每一个单字的含义，如此也没有正确分析句子的结构，并且没有准备地了解段落安排。如果以上我们所假设的陈述能够证实的话，正如他们也很难以被证实，则只要看看语法规则，就能非常清楚地知道巴尔福先生未能把握好整篇作品的中心思想了。
但是，当今所有的中国学家都倾向于把广东的安之花牧师摆在第一位。尽管我们并不认为安之花先生的工作比其他人的作品更具有学术价值或文学价值，但是我们发现，他的每一个句子都展示了他对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把握，而在当今的其他学者当中则是不多见。至于我们以为的这些原则是什么呢？这就应该留本篇的下一部分再谈论了。到时候，我们希望能够阐明中国学的方法、目的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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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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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之安先生曾言，中国人不懂得任何科学研究的系统方法。然而，在中国的一部经典著作《大学》里，这部著作被大部分外国学者看作是一部“陈词滥调”，提出了学者进行系统研究应遵循的系列程序。研究中国的学生或许再也没有比遵循这部著作的课程所能做得更好了。这种课程就是，首先从个体的研究开始，接着从个体进入家庭，然后再从家庭进入政府。
因此，首先对于一个研究中国的人来说，必不可少的一步是理解中国个人行为原则方面最基本的知识。其次，他还必须审视一下，在中国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家庭生活中，这些原则是如何得到运用和贯彻。第三，完成以上工作之后，他才能将国家的行政和管理制度作为他的注意对象和研究方向。当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这个研究程序只是能大致得到贯彻。如果要彻底地贯彻它，那就需要耗费学者几乎是一生的精力，锲而不舍地去追求。但是，毫无疑问，一个人只有非常熟悉上述这些原则后，他才能有资格称得上是中国学家或者自认为有很深的学问。德国诗人歌德曾说：“正如同在自然的造化中一样，在人的作品中，意愿才是真正值得注意和超越一切之上的东西。”研究民族性格，最重要的和最值得注意的也是这个方面。这就是，不仅要注意一个民族的活动和实践，也要关注他们的观念和理论。必须弄明白他们是如何区分好与坏的东西，以及这个民族以何种标准划分正义和非正义。他们如何区分美与丑，智慧与愚笨等。这也就是说，那些研究中国的人应该考察个人行为准则。换句话说，我们要表达的是，研究中国，你必须懂得中国人的民族理念。如果有人提问：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的回答是，去研究这个民族的文学，从中透视出他们最美好的民族特性，同时也能看出他们最坏的性格一面。因此，中国人权威的民族文学，应该是吸引那些研究中国的人的注意对象之一。这种预备的研究是必须的，无论是作为一种研究必经的过程，还是作为达到目标的手段。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如何研究中国文学吧。
一个德国作家曾言：“欧洲文明的基础是希腊、罗马和巴勒斯坦文明，印度人、欧洲人和波斯人都属于雅利安人种，因此从种族上说，他们是亲戚关系。中世纪，欧洲文明的发展受到同阿拉伯人交往的影响。甚至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仍然存在。”但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以及存在的基础，同欧洲文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对于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要克服因不了解中国的基本观念和概念群所带来的不便。这些外国人有必要运用与自己民族不同的中国民族观念和概念，而且应在自己的语言中找到对应物。如果缺少这些对应物，就应该分解它们，以便将他们归入普遍人性当中去。例如，“仁”、“义”和“礼”，在中国的经典中不断出现，英文一般翻译为“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ｊｕｓｔｉｃｅ”，和“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推敲这些词语的内涵，那么就会发现这种翻译不是很合适。英文的对应词并不能囊括汉字的全部含义。此外，“ｈｕｍａｎｉｔｙ”一词可能是被翻译为“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的中文“仁”字最恰当的英文翻译。但这时的“ｈｕｍａｎｉｔｙ”，应该从不同于英语习惯用法中的意义理解。冒险的译者，可能会用《圣经》中的“ｌｏｖｅ”和“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来翻译“仁”。可能这一翻译比别的任何认为表达了词的含义，同时也符合语言习惯的翻译更好些。然而，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些词所传达的理念分解为普遍的人性的话，我们就会得到他们的全部含义，即“善”，“真”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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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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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去研究，而不能像目前绝大部分外国学者那样，把整体分割，毫无计划与程序进行研究。马修·阿诺德先生曾言：“无论是人类完整的精神历史，即全部文学，还是仅仅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要将文学的真正力量体现出来，就必须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来进行研究。”但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研究中国的外国人中，几乎没有什么人将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正因为如此，他们很少认识其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几乎没有人真正是行家。那种理解中国民族性格力量的手段也微乎其微！除里雅格等少数学者外，欧洲人主要通过翻译一些不是最好的、最平常的小说，来了解中国文学。这就比一个外国人评价英国文学时，依靠的是布劳顿女士的著作，或者是小孩与保姆阅读的小说一样可笑。在威妥玛爵士疯狂指责中国人“智力匮乏”之时，毫无疑问他的头脑中肯定是装着中国文学的这些东西。
另一种批评中国文学的奇特评论是，认为中国文学是极其不道德的。这事实上是指中国人不道德，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外国人也异口同声地说中国是一个不讲信用的民族。但事实并非如此。除前述那些很一般的翻译小说之外，之前研究中国的外国人的翻译，都是把儒家经典作品排除在外。除道德之外，这些儒家经典作品中当然还包括其他的东西。基于尊重巴弗尔先生的考虑，我们认为这些作品中的“令人敬佩的教义”，并非是他所评论的“功利和世故”。在此，我仅举两句话，来向巴弗尔先生请教它们是否真的是“功利和世故”。孔子在回答一位大臣时说：“罪获于天，无所祷也。”另，孟子云：“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
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将话题扯远点，以示对巴弗尔先生的评论的抗议。因为我们认为，在中国，那种如“上古的奴隶”、“诡辩的老手”等尖酸的词语，从不用来评论一部哲学著作，更不用说用来评判那些圣贤了。巴弗尔先生可能被他对“南华”先知的敬仰引入了歧途。而且，他期望道教应优越于其他传统的学派，所以他在表达上误入歧途。我们确信，他的那些沉着的评判应受到声讨。
让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已经说过，必须将中国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而加以研究。而且，我们已经指出，欧洲人习惯于仅仅从与孔子名字有联系的那些作品，来形成他们的判断。但实际上，孔子的工作仅仅意味着中国文学刚刚起步，自那以后，又历经１８朝、两千多年的发展。孔子时代，对于写作的文学形式的理解还不是很完善。
在此，让我们来谈谈，在文学研究中必须注意的重要一点，这一点已被迄今为止的中国学研究者忽视了，即文学作品的形式。诗人华兹华斯说：“可以肯定，内容是很重要，但内容总要以形式表现出来。”的确如此，那些与孔子的名义相关的文学作品，就形式而言，并未伪称其已经达到完美的程度。他们被公认为经典或权威作品，在于它们所蕴涵的内容价值，而非因它们文体优美或文学形式的完美。宋朝人苏东坡的父亲曾评论道，散文体的最早形式可以追溯到孟子的对话。不过，包括散文和诗歌在内的中国文学作品，自那以后已发展出多种问题和风格。比如，西汉的文章不同于宋代的散文，这跟培根的散文与爱迪生、歌德米斯的散文之间的区别如出一辙。六朝诗歌中，那种粗野的夸张和粗糙的措辞同唐诗的纯洁、活力和出色完全不一样，这就如济慈早期诗歌的粗暴与不成熟，不同于丁尼生诗歌的刚健、清晰与色彩适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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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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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一个研究人员只有用人民的基本原则与理念武装自己，才能将自己的研究目标设定为这个民族的社会关系。之后，再观察这些原则是如何被运用和执行的。但是，社会制度、民族的礼仪风俗并非像蘑菇一样在一夜生成，它们是经过若干世纪的发展才成今日之状。因此，研究这个民族的人民的历史是必须的。然而，现今欧洲学者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仍然一无所知。蒲尔杰博士的新著所谓《中国历史》，或许是将中国那样的文明人书写出来的最差的历史了。这样一种历史，如果是写衙门的西南非洲霍屯督人，那还或许可以容忍。这种中国历史的著作出版的事实，也只能表明欧洲人的中国知识是多么地不完善。因此，如果对中国历史都不了解，那接下来对中国社会制度的评判又如何可能正确呢？基于这种知识基础之上的作品，如卫三畏博士的《中国总论》等其他关于中国的书，它们不仅对学者毫无价值，而且还会误导大众读者。以民族的社会礼仪为例。中国无疑是一个礼仪之邦，并且将之归因于儒家的教化也无过。现在，巴尔福先生可以尽情地谈论礼仪生活中虚伪的惯例。然而，即使是翟理士先生所称的“外在礼节中的鞠躬作揖”，也是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即我们所定义的美感的人性方面。孔子的一个弟子曾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在经书别处又说：“礼者，敬也。”现在我们看到，很明显，对一个民族的礼仪与风俗的评价，应建立在对该民族的道德原则知识之上。此外，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政府与政治制度，即我们所说的研究者最后研究的工作，也应建立在对他们哲学原则和历史知识的理解基础之上。
最后，我们将引用《大学》，或外国人所称的“陈词滥调”中的一段文字来结束全文。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此为本文所表达的中国学的含义。
这篇关于汉学的文章，书写并发表在１８８４年上海的《字林西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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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暴民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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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的不幸实在是太可怕了，“在上者”该好好反省一下；
但更加紧要的是，“在下者”应认真考虑它。
如果“在上者”被推翻，那谁来保护保护互相争斗
的“在下者”，“在下者”已成为“在下者”的暴君。
——歌德
剑桥大学的罗斯·狄金森在他的一篇题为《战争及其出路》的文章中，意味深长地说：“只有当英格兰、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普通男女、工人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向曾经且再三把他们带入到灾难之中的统治者呼吁：‘别再战了！别再战了！你们这些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你们彻头彻尾地将历史带入痛苦之中，你们掌握着人类的命运，但将人类带入了地狱！我们要彻底与你们决裂。你们随意压榨我们的每一滴血汗。再也不能这样了。你们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欧洲必须从战争中走出来，这欧洲是我们的欧洲。’只有这样，欧洲才有希望（他指欧洲的文明）。”
这是现代欧洲的一个社会学家的梦想。但是，这种梦想恐怕是永远无法实现。我坚信，当欧洲各国的人民把他们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赶下台，正要亲手处理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之时，在这些问题处理之前，恐怕是每个国家都处于战乱纷争的处境之中了。让我们来看看大不列颠的爱尔兰事件吧。爱尔兰的平民百姓，在试图自己决定和战问题，甚至争取自决的问题上，便发生了势不两立的尖锐冲突。如果这个时候，不是由于这场更大战争的来临，他们将继续自相残杀。
现在，为了给这场战争寻找一条出路，我们必须首先找到这场战争的起源与缘由，并明确谁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任。迪克逊教授试图让我们相信，正是那些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把平民百姓带入了灾难之中，带入了战争的地狱。但是我认为，我能证明并不是那些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把平民百姓带入战争之中，而恰恰是那些平民百姓，驱使和推动那些可怜无助的统治者、军人和欧洲的外交官们走向了战争的深渊。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实际的统治者——现代欧洲的皇帝、国王和共和国总统们。目前不争的事实是，大概除了德皇外，其他国家的实际统治者都没有说什么挑起战争的话。事实上，现代欧洲的皇帝、国王和共和国总统们的言行受到《自由大宪章》的制约——这些实际统治者在国内，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共事物都没有发表什么言论。那个可怜的大不列颠国王乔治，为了防止爱尔兰事件（７３）发展为国内战争时，他试图发表一番言论，但大英帝国的全体平民百姓都叫他闭嘴。而他居然通过首相向平民百姓道歉，表明他只是尽一个国王防止战争的义务。事实上，当今欧洲的统治者只不过是一些被供奉起来的尊贵偶像，他们只不过是些掌管大印、并给政府公文签字。因此，就他们的国家政府而言，他们只不过是一些装饰性的人物，并没有他们自己的意志。我们怎么能说这些统治者应对战争负责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那些被狄金森教授以及每个人都谴责应负战争罪责的军人们。罗斯金（７４）在屋尔威兹向军官预备队讲演时说：“现代制度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夺走了民族最好的血液和力量，夺走了所有的骨髓，即勇敢、不计回报、不怕艰难和忠诚，而把民族变成了沉默和怯弱的钢铁，成了一把纯粹的刺刀。另一方面，却有保留了最糟糕的成分，如怯弱、贪婪、淫荡和背叛，将这些奉为权威并优先使用。然而，其中却无一丝思想能力。”罗斯金继续向英国士兵说道：“保卫英格兰的誓言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你一成不变地执行这一制度。如果你只是站在店门之外，而保护里面骗钱的购物小孩，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士兵。”现在我想，那些谴责军国主义和普鲁士军国主义的英国人，包括那些真正的英国士兵在内，都应该好好阅读和思考一下罗斯金所说的话。但是这里我想说的是，上述罗斯金所说的话中可以明显得出：不管是在政府还是国家事物的操作上，如果欧洲的统治者都没有发言权，那么那些军人就绝对没有说话的权力了。罗斯金在巴拉科拉维的演讲中，谈及了这场战争中真正的可怜士兵：“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但只有去送命。”事实上，今天欧洲的统治者已成为被供奉起来的纯粹装饰性偶像，而欧洲的士兵则已经变成了相当危险的机器人。就他们国家的政府而言，那更是一些没有自己的意志的机器人了，那又怎么能说欧洲的士兵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呢？
最后，让我们来审视一下反对欧洲外交官们的事例吧。根据政府理论，欧洲的《自由大宪章》，外交官——一个国家的掌管政府与公共事物的现任政治家和部长，他们仅仅只能去执行人民的意愿。换言之，仅仅去做国内的平民百姓告诉他们做的事情。因而，我们看到外交官、现在欧洲国家政府中的政治家和部长们，都已经变成了机器，一种说话的机器。事实上就如木偶戏演出中的木偶。那肿胀的木偶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他们或上或下，都是由平民百姓摆布。这种没有灵魂的木偶，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自主的意志。所以，我们如何又说外交官们——欧洲各国的政治家和部长们应对这场战争负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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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暴民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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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事实上最奇怪的事情是，今日欧洲国家的政府中实际上掌管政府事务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或者政治家和行政部长，他们都不准有自己的意志，都不允许有任何权力做有利于民族安全与利益的事。而正是那些平民百姓——《爱国时报》的编辑约翰·史密斯，亨德史弟兹的博布斯，曾为卡莱尔时代的香肠和果酱制造商，而今则是巨大的“无畏战舰”的主人，高利贷者摩西·拉姆——他们都有足够的权力，在国家政府中有自己的意志和说话的地方。事实上，他们拥有告诉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怎么做是有利于民族的利益和安全的权力。因此，如果你深入了解一下这事，你就会发现正是这三种人——约翰·史密斯、亨德史弟兹的博布斯、摩西·拉姆应对这场战争负责。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正是这三种人，制造了可怕的现代战争机器——欧洲的现代军国主义，并且正是这可怕的机器又挑起了战争。
但是，现在你会问我，为什么在任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会如何怯弱退让，转而支持上述三位呢？我的回答是，因为平民百姓——甚至是那些良民，如教授迪克逊也没有忠心支持他们国家的在任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反而是与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站在一起，反对政府。平民百姓支持他们，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他们告诉民众他们是属于平民党派；第二，欧洲各国民众从小就接受“人性本恶”的教育，即无论什么人，无论何时赋予他权力，他都会滥用。甚至，一旦人们能够去抢劫和谋杀他的邻居时，他肯定会去。实际上，在此我想说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三人之所以能利用民众，迫使在位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制造可怕的现代机器，并挑起了这场恐怖的战争，这是因为欧洲的平民百姓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总是自私和怯弱的。
因此，如果你追根溯源，你将会发现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不是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甚至也不是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而实际上正是如狄金森教授自己本人等那些良民。迪克逊教授可能会对此不满，并反驳道：我们平民百姓并不希望这场战争。然而，谁希望这场战争呢？我的回答是，没有人希望这场战争。好了，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战争的爆发？我的回答是，是恐惧，群氓的恐惧。去年８月，俄国那种由欧洲民众推动的可怕的现代机器开始运动之时，这种恐惧便掌控了整个欧洲的广大平民百姓。总之，我认为正是恐惧——群氓的恐惧，今天在欧洲民众之中传播的那种恐惧，控制了瘫痪了欧洲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的大脑，使他们绝望无助地发动了这场战争。因此，我们看到，并非迪克逊教授所言，是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把平民百姓引入了这场灾难之中，而是平民百姓自己——自私、胆怯，以及在最后关头惊慌失措，平民百姓的胆怯和恐惧把那些可怜无助的统治者、军人和欧洲外交官们推向了这种深渊，推向了战争的地狱当中。我在此确实想说的是，如今欧洲那种悲惨的毫无希望的局面，其根源在于此时正处于战争状态中的各国在位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的那种可怜的、令人同情的无能为力。
我在上文所述中，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要想保持现在和未来欧洲的长久和平，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狄金森教授说的让民众参与政治，而是把他们从政府中永远赶出去。这些平民百姓是乌合之众，他们太自私和太胆怯了。无论何时面对和平或战争，都是恐惧不已。换言之，如果要在欧洲保持和平，我认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护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不让他们受到民众的骚扰，免受群氓的困扰——那些乌合之众的恐惧，只会让他们更加感到无助。事实上，先不说将来，如果要把目前欧洲从困境中挽救出来，我认为只有一条路径可行，即首先拯救处于战争状态中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把他们从目前的无能为力中拯救出来。我希望在此指出，欧洲目前的悲惨无助局面，在于每个人都希望和平的到来，但是没有人有勇气与力量去制造和平。因此我说，我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从目前的无助中拯救出来。并找出一些赋予他们权力的手段——运用这些权力去争取和平。所以，我认为只有一条路可走，即为了欧洲人民——为了欧洲人民不再开战，就必须撕毁目前的宪章，即《自由大宪章》，并制订一个全新的宪章——正如在中国，我们这里的良民宗教所赋予我们中国人的“忠诚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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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暴民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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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的“忠诚大宪章”，要求交战国的人民必须接受如下誓言：第一，不得以任何方式讨论、参与或干预当今战争的政治；第二，无论现任统治者对他们做出何种和平条约，他们都应绝对接受、顺从和遵守。这一新的“忠诚大宪章”即刻赋予交战国权力，拥有这种权力，就有制造和平的勇气。事实上，如果有了这种权力和勇气，和平即刻便可掌控和驾御。我充分相信，一旦这种权力赋予了交战国的现任统治者，他们就会马上会掌控和平。我之所以说我坚信，因为交战国的统治者们，除非他们都是一些无可救药的疯子或魔鬼，事实上人们也必须承认他们不是——甚至，我在此斗胆说一句，那个目前最受人诽谤的欧洲人，即德皇也不是——这些交战国的统治者必须看到，他们总共每天都要浪费九百万英镑，这是他们的人民的辛苦血汗钱，而去屠杀成千上万的无辜生命，去摧毁成千上万的妇女的家庭和幸福，这实在是地狱里的疯狂。然而，为什么交战国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却看不到这一点呢？这是因为他们在群氓的恐惧面前，这种平民百姓的乌合之众的恐惧面前，感觉到自己的无助。事实上，正如我曾经说过，乌合之众的恐惧已经控制并瘫痪了他们的大脑。因此我说，如果要挽救目前欧洲的局势的话，首先要做的就是，给予交战国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权力，将他们从乌合之众的恐惧——平民百姓的恐惧之中拯救出来。
在此我想进一步指出，目前欧洲的悲惨无助的局面，不仅根源于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的无能为力，而且也在于交战国中每个人的无能为力。每个人都无可奈何，并且不明白这场没人需要，并仅仅是由群氓的恐惧导致的战争，其实是一种地狱中的疯狂。就如我已说过，这是因为群氓的恐惧已经控制和瘫痪了每个人的大脑。人们甚至可以从狄金森身上发现这一点。他著文反对战争，谴责导致战争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狄金森教授也没有意识到，群氓的恐惧已经将他的大脑控制了。他在他文章的开头说明，他的文章并不是什么“停战”书。接着他说道：“我认为，正如所有的英国人都认为，既然已经处于交战之中，那我们就应该将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我们的领土完整无和人们的安定不遭受任何损害为止，以及人类的智慧能够确保欧洲的和平之时为止。”大英帝国和统一和安定，以及欧洲的和平，只有通过每天继续没完没了的浪费九百万英镑，去屠杀成千上万无辜的生命才能获得？！我相信，如此一个天大的谬论，只有那些满脑子都是群氓的恐惧的人才能说出来。好一个欧洲和平啊！我想，如果这种耗费和滥杀无辜继以时日，肯定和平会到来，但是到时候恐怕是欧洲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的确，如果有什么可以表明平民百姓确实不适合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话，那么狄金森教授的心理态度无疑是最佳首选。
在此，我想坚持说明的一点是，交战各国的人民都渴望和平，但无人具备制止战争、创造和平的能力。正是无人具备制止战争、创造和平的能力的事实，使得每个人看不到和平的实现道路，都相信和平几乎是没有希望了。这种对和平可能的绝望，使交战国的人民不能明白这场无人渴求且仅仅是又群氓的恐惧导致的战争，正是一场地狱里的疯狂。因此，为了让人们看清楚这场战争仅仅是一种地狱里的狂乱，首先要做的是，让人们看到和平的可能与希望。为了让人们看到和平的可能与希望，首先要做的简单的事就是，立即停止这场战争。应授予某人足够的权力去制止战争。赋予交战国的统治者绝对的权力，制订我所的“忠诚大宪章”——赋予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绝对权力。一旦人们看到战争能被制止，交战国的人们，除了少数不可救药的疯子之外，都能明白这场无人渴求的，又群氓的恐惧导致的战争仅仅是一种地狱间的狂乱。这场战争，如果继续下去，即使是那些即将获胜的国家，也会难逃毁灭的命运。一旦交战国的统治者拥有停止战争的权力，一旦交战国的人民明白了这场战争其实是一种地狱间的狂乱，只有到那时，人们才可能且容易具有像美国威尔逊（７５）总统那样做出成功的和平号召，才能像日俄战争期间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７６）那样，立即制止战争，从而找到一条同向永久和平的道理。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我相信，为了实现和平，交战国的统治者所必须做的唯一重要之事，就是建造一座精神病医院，并且把少数不可救药的疯子置于其中——诸如狄金森教授那种满脑子是群氓的恐惧之流——这种恐惧是对大英帝国的完整和安全和欧洲和平前景的恐惧！
因此，我说，对于交战国的人民而言，这场战争的唯一出路，就是撕毁目前的《自由大宪章》，制订一种新的大宪章，不是什么自由大宪章，而是在我们中国这里的良民宗教所具有的“忠诚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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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暴民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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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我所的建议的有效性，让我在此提醒一下欧美人民注意一下一个事实：正是日本和俄国人民对他们统治者的绝对忠诚，才使得前总统罗斯福能够对已故的日本天皇和俄国现任沙皇形成一种成功的呼吁，并结束了日俄战争，并最后在朴次茅斯达成了和平协议（７７）。在日本，这种人民的绝对忠诚，受到了从中国学来的良民宗教的“忠诚大宪章”的保护。但在俄国，俄国人民的绝对忠诚是靠鞭子的力量而获得的，因为俄国并不存在具有“忠诚大宪章”的良民宗教。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朴次茅斯条约签订之后，在像日本等拥有良民宗教及其“忠诚大宪章”的国家，以及像俄国等没有这种宗教和宪章的国家，他们都发生了什么。在日本，朴次茅斯条约签订后，东京民众的良民宗教由于受欧洲新学的破坏，他们吵闹着并试图制造恐怖——但是，那些内心真正不朽的日本人民的“忠诚大宪章”，在一些警察的协助下，仅用了一天就将游行和民众的恐惧镇压下去。并且，此后日本不仅实现了永久和平，而且远东也安定多了。但在俄国，自朴次茅斯条约签订后，国内各地的民众也举行游行并试图制造恐惧。但由于俄国并没有良民宗教，并且维系俄国人民绝对忠诚的皮鞭也断裂了。自那以后，俄国的平民百姓就有充分的权利去制造骚乱和立宪，去游行和制造恐惧——那种对俄罗斯帝国和斯拉夫种族的完整和安全、欧洲的和平前景的恐惧。结果是，当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关于如何处置杀害奥地利大公（７８）的凶手这一问题产生很小的分歧时，俄国的平民百姓、群氓就能吵闹起来，并且制造了危害俄罗斯帝国的完整和安全的恐惧，所以俄罗斯帝国及其谋臣就动员了全部俄国军队。换言之，动员了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所创造的恐怖现代机器。当那种恐怖现代机器——俄国的现代军国主义发动的时候，在全欧洲人民之中立刻导致了一种普遍的恐惧，正是这种遍布欧洲的恐惧控制和摧毁了交战国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的大脑，并使他们感到无可奈何，这种无可奈何，我在前面说过，导致了这场恐怖的战争。
因此，如果你深入地考察这事，你就会发现这场战争的真正根源在于《朴次茅斯和约》。我之所以说战争的根源在于《朴次茅斯和约》，那是因为在条约签订之后，那皮鞭，那皮鞭的力量在俄国完全破裂了，所以，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俄罗斯帝国免受平民百姓，民众的恐惧的侵扰，实际上，是俄罗斯的乌合之众的恐惧的侵扰，是免受那种对沙俄帝国以及斯拉夫种族统一和安全的恐惧的侵扰。德国诗人海涅——最杰出的自由主义者，事实上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自由主义者，以不同寻常的观察力指出：“俄国的专制是一种真正的独裁，它绝对不容许其他可能传播我们现代自由观念的东西存在。”事实上，我重申《朴次茅斯和约》之后，俄国的专政——皮鞭，皮鞭的力量已经完蛋了。因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保护俄国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免于群氓的侵扰。这些群氓就是我说过的战争的根源。换言之，这场战争的真正根源和原因，就是恶果群氓的恐惧。
过去，欧洲各国负责任的统治者能够维持国内秩序，并且保持欧洲的国际和平，那是因为他们敬畏和崇拜上帝。而如今，我想说的是，今日欧洲国家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敬畏和崇拜的不是上帝，而是而是暴民——他们国内的民众组成的乌合之众。拿破仑战争后，建立神圣同盟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仅能够保持俄国国内秩序，而且还能够保持欧洲的国际和平，这是因为他敬畏上帝。而如今的俄国沙皇既不能保持国内秩序，也不能维护欧洲的国际和平，那是因为他敬畏的不是上帝，而是暴民。在大不列颠，像克伦威尔这样的统治者，既能保持自己国内秩序，也能维护欧洲国际和平，正是因为他们崇拜上帝。但是如今的大不列颠现任统治者，如格雷勋爵、艾思奎斯、丘吉尔和劳合·乔治等负责任的政治家，既不能维持国内秩序，也不能维护欧洲国际和平，那是因为他们不是崇拜上帝，而是崇拜暴民——不仅是英国国内的暴民，还包括其他国家的暴民。大不列颠已故的首相坎贝尔·班勒门先生，在俄罗斯杜马被解散时，高呼：“杜马（７９）完蛋了，那可恶的杜马！”
前文我已说过，这场战争的真正根源和原因是俄国的暴民恐惧。现在，在此我想说的是，这场战争真正的第一个根源并不是俄国的暴民恐惧。第一个根源——不仅是这场战争的根源，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所有的无政府状态、恐惧与痛苦的根源——是对暴民的崇拜，当今欧美国家对暴民的崇拜，尤其在大不列颠。正是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导致和促成了日俄战争的爆发。日俄战争后，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朴次茅斯和约》加上英国首相的高呼，把俄国皮鞭及其力量完全毁坏了，将海涅所说的“专政”击跨了，并且激发了俄国的暴民恐惧。正如前文所述，这种暴民恐惧导致了这场可怕的战争。在此，我顺便说一下，正是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在华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中的暴民崇拜，事实上这是从英美舶来的暴民崇拜——它们导致了中国目前的共和梦魇，并给中国带来了革命。从而给当今世界最宝贵的文明财富——真正的中国人带来了毁灭的威胁。因此，我认为除非将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以及今日欧美暴民崇拜立即消灭掉，否则它不仅将毁灭欧洲文明，而且还将毁灭全人类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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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暴民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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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认为对于我而言，唯一能将这种暴民崇拜，这种威胁毁灭今日世界文明的暴民崇拜消灭的东西，就是“忠诚之教”，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中良民宗教所拥有的“忠诚大宪章”之类的东西。这种“忠诚大宪章”将会保护所有国家的尽职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免受暴民的侵扰，并且使他们有能力保持国内秩序，并且维护国际和平。此外，这种“忠诚大宪章”——这种具有“忠诚大宪章”的良民宗教，使所有良民都有能力去帮助他们的合法统治者，将暴民打倒——将使所有国家的统治者都有能力保持国内和国际的和平与秩序，并且这是不需要皮鞭、警察与士兵，一言蔽之，即不需要军国主义。
接下来，在我定论之前，我想再谈论一下没有军国主义、德国军国主义的世界。我已说过，这场战争的首要根源是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在此我想说的是，如果这场战争的首要根源是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那么战争的直接原因则是德国的强权崇拜。据报道，俄国沙皇在签署俄罗斯军队动员令之前，曾言：“我们已经忍耐了七年了，现在该是结束的时候了。”
沙皇的这些激情高昂的话语，表明他以及俄罗斯民族一定遭受过德国民族强权崇拜的所带来的痛苦。事实上，正如我已经说过，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将俄国沙皇手中的皮鞭击碎了，这使他反对那些崇拜战争的暴民时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并且，德国的强权崇拜又使他丧失了本性，与暴民一起加入了这场战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在于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和德国的强权崇拜。我们中国的良民宗教圣经曾说过：“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８０）“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在这里就是我所说的暴民崇拜；“拂百姓以从己之欲”，在这里就是我所说的强权崇拜。因而，具备了这种“忠诚大宪章”，一个国家的尽职的大臣和政治家就会认为他们不应该对暴民负责，不应该对那些平民百姓组成的乌合之众负责，而是对他们的国王和自己的良心负责。并且，这样就会防止他们“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实际上就是防止他们陷入暴民崇拜之境地。此外，“忠诚大宪章”也会让一国的统治者感到身上肩负的重任，这是“忠诚大宪章”赋予了他们的权力，这样就能防止他们陷入“拂百姓以从己之欲”的境地。事实上，这就是防止他们强权崇拜。如此，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忠诚大宪章”——这种具有“忠诚大宪章”的良民宗教，将有助于消灭暴民崇拜和强权崇拜，而这两者，正是我前文所述的战争的原因。
经历法国大革命的法国人朱伯特，在回答现代自由呼声时说：“你应为自由的灵魂而呼唤，而不是为自由的人而呼唤。道德自由是一种最为重要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其他的自由，只有当它们符合道德自由时，才是好的和有益的。就其本身而言，服从要优于自主。因为一个意味着次序与安排，另一个则意味着自给自足。一个意味着和谐，另一个意味着单调。一个意味着整体，而另一个则仅仅是部分。”
那么，这就是我所要说的，这是欧洲人民，目前正处于战争之中的欧洲人民不仅要摆脱战争，而且还要拯救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是唯一的一条道路。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应撕毁《自由大宪章》，而制订一种新的“忠诚大宪章”。事实上，就是采用在中国这里中国人所拥有的“忠诚大宪章”的良民宗教。
世界的新秩序正在重新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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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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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内容此书最早出版于1910年。1912年由上海墨丘利公司（Shanghai Mercury）再版，头版时扉页上写着：“献给张之洞”，再版时又增加了一些内容，以下内容出自再版本。
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是一场发生于1833至1845年英国国教会中兴起的宗教复兴运动，由牛津大学的纽曼、弗洛德、凯布勒等人发起，故而得名。自1833年开始，这些人陆续发表九十本书册，故又称“书册派运动”。它标榜复兴早期基督教会的传统，改变现有礼仪，并企图在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建立一条中间路线，在保护教会不受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蚀”的同时，避免世俗权力干涉教会。这场运动受到英国政界和国教会的抵制，英国的大学领导人和各地主教谴责他们是罗马主义派，1845年纽曼等改宗天主教，这一事件在英国国教会中影响很大。其后，运动势力减弱，运动方式也发生改变，由皮尔兹领导，他坚持恢复传统的教义和礼仪，但并不皈依天主教。辜鸿铭在这里把以张之洞等为领导的“清流运动”称为“中国牛津运动”。这一运动反对现代自由主义，反对西方物质功利主义文明，主张更严格地按儒家的信条办事，辜鸿铭将之与19世纪中叶的英国牛津运动相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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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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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英国朋友们问我：是否存在这样的美国人——有一种美国思想，对于美国未来的合理发展有自己见解的人？好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提问。对此，我既没有想到各政党会议，也没有想到国会；既没有想到总统，也没有想到内阁大臣，没有想到要把美国变成第二个欧洲之类人。我所想到的只是那最单纯的心灵。我说：‘有，当然有。’于是我谈起无政府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的教义。我说，我的确从未见过在哪个国家有哪个人以足够的勇气去坚持这一真理。我很容易看到卑鄙的滑膛枪崇拜的破产——尽管大人物们都是些滑膛枪拜物教的信徒。可以肯定，就像上帝活着一样无疑，毋需以枪易枪，唯有爱和正义的法则，能收到一场干净的革命之效。”（1）
——爱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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