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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
作者：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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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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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目的，是去尝试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在我看来，如今要想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最应关注的问题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是如何宏伟，建筑是如何华丽，道路是如何通达；不是其所制造或能制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适，仪器、工具或者设备是如何巧妙实用；甚至也与其创造的制度、艺术和科学无关：为了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应该探求的问题是人性类型，也即这种文明产生了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是文明的产物，正是它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可以说，揭示了文明的灵魂。如果文明造就的男人和女人揭示了文明的本质、个性和灵魂，那么，男人和女人使用的语言则揭示了男人和女人的本质、个性和灵魂。有句关于文学创作的法国谚语如此说到：“风格即其人”。因此，我把三件事：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妇女，中国语言——作为本书前三章的标题，以此来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
作为对这些论题的补充，我将另用两章来揭示在这个问题上被视为权威的一些外国人，他们是如何以及为何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语言的。著有《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阿瑟·史密斯 （１ ），在我看来他就不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无法深刻地理解真正的中国人。翟理士博士 （２ ），他被认为是真正的汉学家，在我看来也并不真正理解中国语言，因为，作为一个英国人，他不够博大——他缺乏哲学的远见以及因之而生的博大，我原本想把我写的对于濮兰德和白克豪斯著名的关于前清皇太后的著作的评论文章收入本书，遗憾的是没有找到该文章的复件，此文大概四年前发表在上海的《国家评论》上。在那篇文章中，我认为，像濮兰德和白克豪斯那样的人（３ ），他们没有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妇女——中国文明所造就的最高贵的女人，即清朝皇太后，因为濮兰德和白克豪斯这样的人不够淳朴——思想不够率真，过于精明计较，像现代人那样，拥有的是扭曲了的理智 （４ ）。实际上，为了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你必须具备精深、博大和淳朴的特性。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
毋庸讳言，美国人难于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一般说来，美国人博大、淳朴，但不精深。英国人无法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一般来说，英国人精深、淳朴，但不博大。德国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一般来说，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精深、博大，但不淳朴。法国人——正是法国人，在我看来，能够理解并且已经最好地理解了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欧洲语言书写的关于中国文明的精神的最好著作是Ｇ． Ｅ． 西蒙的《中国城》），他曾是法国的驻华领事。剑桥的洛斯·狄金森教授，亲口对我说，正是本书激发他写了著名的《某个中国人的来信》。没错，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性的精深，没有美国人心灵的博大，没有英国人心灵的淳朴——但是法国人，一般来说，拥有一种远胜于以上提到的各国人的思想品质——这种思想品质，比别的任何东西更有助于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这种思想品质就是优雅。因为，除了前面提到的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我还要加上另外一个，也是主要的特征，即优雅；在很大程度上说，除了古希腊及其文明以外，很难在别的地方再找到这种优雅。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学习中国文明，美国人将变得精深；英国人将变得博大；德国人将变得淳朴；所有的人，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按我的愚见，通过学习中国文明，学习中国的著作和文学，一般都将获得一种心灵品质，即优雅。最后，法国人通过学习中国文明，将得到所有——精深、博大和淳朴，以及比其现在更精致的优雅。因此，我相信，学习中国文明、学习中国的著作和文学，对欧洲和美国的所有人都有益。因此我在本书中再加一章关于中国语言的学问——学习中国语言的步骤的一个概述，这是三十年前，当我从欧洲回来时，下决心开始学习自己国家的文明的时候为自己制订的；但愿这个中国语言的学习步骤的概述对那些想要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文明的人有所助益。
最后，我收入了一篇关于时政的文章作为附录——即“战争与出路”。众所周知，谈论现实时政是危险的，但我仍打算这么做，因为这可以证明中国文明的价值，我想说明的是，学习中国文明如何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拯救欧洲文明免于崩溃。事实上，我想表明的是，学习中国语言、中国著作和中国文学不仅仅是汉学家的爱好。
在这篇文章中，我尝试揭示导致这场战争的道德因素；因为，除非战争的真正原因的道德被理解并修正，否则无法找到解决之道。在文中我尝试揭示，战争的道德因素，是英国的暴民崇拜和德国的强权崇拜。在文章中，相对于德国的强权崇拜来说，我更强调英国的暴民崇拜，因为，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正是英国的暴民崇拜，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事实上，整个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暴民崇拜，导致了现在人人痛恨谴责的、残暴的德国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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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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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首先要说，德国的道德水准，他们对正义的热爱，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非正义同等憎恨，对所有混乱和无序的憎恨，使德国人信任并崇拜强权。任何热爱正义、憎恨非正义的人，都倾向于信任和崇拜强权。比如苏格兰人卡莱尔就信任和崇拜强权。为何？因为卡莱尔具有德国人的道德水准，憎恨非正义。我之所以说英国的暴民崇拜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正是因为道德水准——德国对非正义、混乱和无序的憎恨导致他们憎恨英国的暴民、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者。当德国人看到英国的暴民、暴民崇拜的政客如何发动非洲布尔战争时，他们天生的对英国的暴民、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者的痛恨，使德国甘愿作出重大牺牲，整个德国甘愿以挨饿来建立海军去镇压英国的暴民、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者。事实上，我认为，德国发现自己在欧洲被英国怂恿的暴民、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者四面包围，这使得德国更加相信强权，使德国把崇拜强权作为拯救人类的唯一手段。德国的强权崇拜起因于英国的暴民崇拜信仰，进而发展成为现在人人痛恨谴因此我重申，所有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信仰，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进而导致了今日欧洲反常的、残暴恐怖的德国军国主义。因此，如果英国，所有的欧洲国家以及美国人民想要制止德国军国主义——他们必须首先制止本国的暴民、暴民崇拜者和暴民崇拜信仰 （５ ）。对于欧洲和美国，也包括日本和中国，今日谈论和向往自由的人们，我愿冒昧告知，在我看来，获得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循规蹈矩；是学习正确地循规蹈矩。试看革命前的中国。中国人民有更多的自由——没有牧师，没有警察，没有地税，没有所得税烦扰他们——中国人比世界上别的地方的人有更多的自由；为何？因为在这次革命前，中国人循规蹈矩；知道如何循规蹈矩；知道如何循规蹈矩做个好公民。但是革命以后——中国的自由少了，为何？因为现代盲目的、新潮的中国人、留学欧美的归国学生——从上海的欧洲暴民那里学到如何行为不拘；不做好公民，而是当暴民——被英国外交官和北京的英国海关检察长怂恿、纵容和崇拜的暴民。（６ ）实际上，我要说的是，如果欧洲人、英国人想要制止德国军国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他们就必须把本国的暴民管理好；他们应使本国的暴民正确地循规蹈矩；事实上，他们必须制止本国的暴民崇拜信仰和暴民崇拜者。
但是，尽管我说英国人由于其暴民崇拜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和德国军国主义，不过我必须同时指出，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战争的直接原因主要在德国人，在德国民族而不是别人及其他民族。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首先要谈一下欧洲的德国军国主义历史。在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后，日尔曼民族，具有道德水准的日尔曼种族，热爱正义，憎恨非正义，憎恨所有的混乱和无序，德意志人民以军国主义为手中剑，成为欧洲文明的公正卫士。换言之，维护欧洲的秩序和整齐的责任，事实上，可以说欧洲的道德霸权落入了德国人手中。在宗教改革后，弗里德里克大帝，像英国的克伦威尔一样，开始举起德国军国主义之剑来维护欧洲，至少是成功维护了欧洲北部的秩序和整齐。弗里德里克大帝死后，他的继任者不知道如何用德国军国主义之剑保卫欧洲文明；事实上，他不适合把持欧洲的道德霸权。结果，整个欧洲，甚至德国法院，成为文明虚饰下仇恨的无底深渊；终于，苦难的人民，法国的普通百姓举起锄头反抗仇恨。起义反抗仇恨的法国普通百姓很快成为暴民，最后他们找到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拿破仑·波拿巴（７ ）。他领导暴民掠夺、凶杀、毁灭和蹂躏整个欧洲，直到欧洲国家团结在以德国军国主义为核心的周围，在滑铁卢终结了这个伟大领袖。此后，道德霸权本该重返日尔曼种族——普鲁士，这一德意志的脊梁。可是，建立了奥地利王朝的其他种族对此嫉妒并加以阻止。结果，由于没有德国的道德水准和军国主义之剑来制止暴民，这些暴民在１８４８年的猛烈起义打破了欧洲文明。再一次，德国——日尔曼国家的脊梁，具有道德水准和军国主义之剑的普鲁士人从暴民手中拯救了欧洲——拯救了君主政体（俾斯麦称其为王朝），拯救了欧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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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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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奥地利人——建立奥地利帝国的其他种族再起妒意，不让德国——日尔曼民族的脊梁——普鲁士人，接管欧洲的道德霸权，直到１８６６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铁血宰相俾斯麦及普军总参谋长毛奇用武力弹压了奥地利人的妒意，德国才重新掌握欧洲的道德霸权。此后，路易·波拿巴，他不像他叔叔那样是个领袖，而是个暴民中的骗子，或者是爱默生（８）所谓的成功的小偷，率领巴黎的暴民企图阻止并夺取德国手中的欧洲道德霸权。结果，威廉一世手持德国军国主义利剑远征色当，征服了这个可怜的小偷和暴民骗子。信任暴民和暴民骗子的巴黎普通百姓的家园，不是被德国军国主义，不是被德国人和普鲁士人，而正是被他们信任的暴民洗劫烧光。１８７２年后——不但欧洲的道德霸权，而且欧洲的实际政治霸权终于转移到了灵魂中有日尔曼种族的道德水准、手中有德国军国主义之剑的德国手中，由此压制了暴民，维护了欧洲和平，由于德国的道德水准和德国军国主义之剑，欧洲自１８７２年到现在享有了４３年的和平。辱骂和谴责德国军国主义和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人应该明白，欧洲恰恰应该感激而不是辱骂和谴责德国和普鲁士的军国主义。
上文我不辞辛苦地给出德国军国主义的大略描述，是为了让德国人知道，我并不是对他们有偏见才说出下面要说的话，以此来说明这场战争真正的直接责任主要在他们，在德国人民和德意志民族而不是别人。我说这场战争真正的直接责任主要在德国人民和德意志民族而不是别人。为什么？——因为权力意味着责任。（９）
我说过，德国人对正义的热爱，对非正义的憎恨，对混乱和无序的憎恨，使得他们信任和崇拜强权。我要说的是，对非正义的憎恨，对混乱和无序的憎恨，当它过于强烈，当它达到过分的程度时，也就成了一种非正义，一种可怕骇人的非正义，甚至比混乱和无序更为罪恶和错误。正是这种对正义的热爱所导致的对非正义的过分憎恨，强烈的、狭隘的、固执的、刻板的对非正义的憎恨，在古希伯来人那里达到过分的程度——欧洲人是从古希伯来人那里学到知识和对正义的热爱，正是这种憎恨毁灭了以色列国。耶稣基督把他的人民从这种过于强烈的、狭隘的、固执的、刻板的对非正义的憎恨中拯救出来。基督，用马修·阿诺德所说的妙不可言的福音对他的人民说：“记住，我是温和谦卑的，要给你们心灵的和平”。但是犹太人——他的人民不听他的；他们非但不听，还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结果——犹太国毁灭了。接下来罗马人成了欧洲文明的卫士，基督说，“拿剑的人会和剑一起毁灭！”（１０）但是罗马人也不听他的，相反，却赞同犹太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结果——罗马帝国和古老的欧洲文明毁灭消失了。歌德说：“人类一定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明白要对罪人温和，对犯人仁慈，对野蛮人有人性。最先教导和为了实现这种可能并推进它的实行而献身的人，一定是具有神性的人。”
按照不朽伟人歌德的话，我想呼吁德国人民和德意志民族，除非他们找到了制止自己对非正义那狭隘、固执、刻板、过分的憎恨的办法，除非他们抛弃对强权的绝对信任和崇拜——他们，德意志民族，如犹太国一样，将会毁灭，而需要有力护卫的欧洲文明，也会像古代欧洲文明一样崩溃消失。因为，正是过于强烈的、狭隘的、固执的、刻板的对非正义的憎恨，让德国人和德意志民族信任和崇拜强权；正是对强权的绝对信任和崇拜使德意志民族、德国外交官、德国官员和德国人，在对待别人的行为上轻率无礼。我的德国朋友曾要我给出德国的强权崇拜、德国无礼的证据，我只需指点北京的克林德碑给他们看就可以了。北京的克林德碑是德国强权崇拜、德国外交无礼、德国外交事务无礼的纪念碑。（１１）（德国大臣克林德男爵，他在中国义和团狂热爆发的时候被一名疯狂的军人失手杀死。作为对那个疯子行为的惩罚，德国外交官坚持在中国首都大街上建立克林德碑，要在整个中国的额头上烙下一个去除不掉的耻辱烙印。义和团爆发前，俄国大臣喀西尼伯爵，后来在和美国记者的谈话中说：“中国人是有教养的，英国和德国大臣则缺乏教养——特别是在北京的德国大臣，简直蛮横。”）正是德国的强权崇拜，以克林德碑为明证的德国外交的无礼，让俄国沙皇说出：“我们忍了七年了，该结束了。”德国外交的无礼让真正热爱和平的沙皇和欧洲最好的人民，最通情达理、最可爱、最亲切、最不记仇的欧洲人——俄国人，站在英国和法国的暴民和暴民崇拜者一边，签订了三方协议，让俄国最终站在塞尔维亚的无政府暴民这边，于是战争爆发。一言蔽之，德国外交、德国人、德意志民族的无礼，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
因此我说，如果德意志民族，今日现代欧洲文明真正的、公正的、合法的卫士，不该毁灭，如果现代欧洲文明应该拯救——德意志民族、德国人就必须想办法制止导致他们绝对信任和崇拜强权的、过于强烈的、狭隘的、固执的、刻板的对非正义的憎恨；事实上，他们必须想办法制止导致他们轻率无礼的、对强权的绝对信任和崇拜。那么，德意志民族和德国人民从何处寻找制止他们对强权的绝对信任和崇拜的办法呢？我要说，德意志民族，德国人，可以在他们伟大的歌德的话里找到答案。歌德说：“世界上有两种和平力量：正义和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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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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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和礼法，即ｄａｓＲｅｃｈｔｕｎｄｄｉｅＳｃｈｉｃｈ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是中国孔子教导我们中国人的好公民宗教的本质；礼法，更是中国文明的本质。希伯来人的文明宗教教导欧洲人正义的知识，但没有教导礼法；希腊文明教导欧洲人礼法的知识，但没有教导正义。而中国的文明信仰同时教导了中国人正义和礼法——ｄａｓＲｅｃｈｔｕｎｄｄｉｅＳｃｈｉｃ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希伯来《圣经》，是欧洲人建立现代文明的文明设计图，教导欧洲人爱正义，做公正的人，做正确的事。但中国的圣经——中国的四书五经，孔子为我们中国人留下的文明设计图，也教导我们爱正义，做公正的人，做正确的事，不过补充道：“爱正义，做公正的人，做正确的事——但要合乎礼法”。简言之，欧洲宗教说：“做好人”。可中国信仰说：“做守礼的好人”。基督教说：“爱别人”。可孔子说：“爱人以礼”。守礼并对正义的信仰，即我所说的好公民宗教，我认为，它是欧洲人，特别是战争中的各国人民此时想要结束战争，拯救欧洲文明，拯救世界文明的新宗教。这种新宗教，欧洲人可以在中国——在中国文明中找到。因此我尝试在这本小册子中解释和揭示其价值——中国文明的价值。我这样做是希望所有受过教育、严肃思考的人，通过读这本书，可以更好地理解这场战争的道德原因，而理解这场战争的道德原因，对结束这场前所未见的残暴、野蛮、无益、恐怖的战争大有裨益。
如果我们想有助于结束战争，我们所有人应该首先制止今日世界的暴民崇拜和强权崇拜，如我所言，这是战争的原因。要想制止暴民崇拜，只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首先都不要考虑利益、私利——即有所图，而是考虑歌德所说的那个词——正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有所图。进一步说，我们要制止世界上的暴民崇拜，我们就必须具有即便得不到好处，也要拒绝加入群氓——暴民中去的勇气。伏尔泰说：“懦弱是所谓好人的悲哀”。我要说，正是因为我们大家的自私和懦弱，自私让我们考虑利益、私利、能有所图，而不是正义，而懦弱让我们害怕独立抗拒大众、抗拒暴民——因为我们大家的自私和懦弱引发了今日世界的暴民和暴民崇拜。人们说德国军国主义是今日世界的敌人和威胁。我说我们大家的自私和懦弱才是今日世界的真正敌人：我们的自私和懦弱结合在一起，就是重商主义。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它们的重商主义精神是今日世界的真正敌人。我认为，是我们大家的重商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军国主义，才是今日世界真正的、最大的敌人。如我所言，因为重商主义，这一自私和懦弱的结合，导致了暴民崇拜信仰，而英国的暴民崇拜信仰导致了德意志民族的强权崇拜信仰，导致了德国军国主义，最终导致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的始源，我认为，不是军国主义，而是重商主义，是我所说的我们大家的自私和懦弱的结合。因此，如果我们要结束战争，我们大家一定要首先制止重商主义精神，制止我们大家的自私和懦弱的结合；简言之，我们必须首先想到正义而不是利益，并有勇气抗拒大众——抗拒暴民。我认为，只有这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制止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信仰，而只有制止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信仰，我们才能制止这场战争。
一旦我们制止了暴民崇拜，就会很容易制止强权崇拜，就能很容易制止德国军国主义，制止普鲁士军国主义。要制止强权崇拜，制止这个世界的德国——普鲁士军国主义，我们只要考虑歌德所说的另外一个词——礼法，考虑如何符合礼法地做事，也就是正确做事；因为强权——军国主义，甚至普鲁士军国主义对知道如何循规蹈矩的人无计可施，而且会很快意识到自己无益处也无必要。这就是好公民宗教的本质；这就是中国文明的秘密。这也是德意志民族的歌德给予欧洲人民新文明的秘密，这个文明的秘密就是：不可以暴抗暴，要用正义和礼法；事实上制止暴力以及世界上任何罪恶的事情，不是靠暴力，而是靠正确言论和循规蹈矩；正确言论和循规蹈矩，也就是做正确的事并遵守礼法。这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灵魂，是中国人精神的本质，也是我在本书中要解释和说明的。
最后，我要用中国义和团之变后写的《总督衙门论文集》这本书的结尾的话作为结束。这是法国诗人贝朗热的话，我认为非常适合现在的情形。
我已经看到和平在慢慢地降临，
她把金色的麦穗花儿撒向大地；
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
她抑制了让人惊昏的战争霹雳。
啊！她说，大家都是好人，
英、法、比、俄、德人
共同结成一个神圣同盟，
拉起大家的手吧！
辜鸿铭
北京，１９１５年４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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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好公民的宗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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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吗？群氓，我们必须愚弄他们；
你看，他们是多么懒惰无能！多么野蛮！
所有亚当的子民，当你愚弄他们时
都是无能和野蛮的，
惟有真诚，才能使他们焕发人性。
——歌德
目前的大战吸引了整个世界的注意，人们不再关心其它事情。但是我认为，这场战争自身应该使那些认真思考的人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文明这个大问题上来。所有的文明都始于对自然的征服，比如通过征服和控制自然中令人恐怖的物质力量，使得它们不能有害于人类。今天，现代欧洲文明已经连续成功地征服了自然，而且必须承认，至今没有任何其他文明能够达到这一点。但是，在这个世界中，还有一种比自然中恐怖的物质力量更为可怕的力量，那就是人心中的激情。自然的物质力量能够给人类带来的伤害，远远比不上人类的激情给人带来的伤害。因此，在这种可怕的力量即人类的激情能够得到正确地调节和控制之前，显然是不可能有什么文明的，甚至连人类的生命可能性都没有。
在社会的早期和野蛮阶段，人类必须用自然的物质力量来控制和抑制人类的激情。因此野蛮部落就受到纯粹的自然力量的抑制。但是随着文明的出现，人类发现了一种比自然力量更为有力和有效的控制人类激情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道德的力量。过去在欧洲人中抑制和控制人类激情的道德力量是基督教。但是现在这场之前说到的军备战争，似乎表明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经不再有效。在没有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来控制和抑制人类激情的情况下，欧洲人只有再次利用自然力量来维持文明秩序。确实如卡莱尔（１３）说的那样：“欧洲处于无政府状态，外加一个警察。”利用自然力量来维持文明秩序最终则导致军国主义。实际上，今天欧洲之所以需要军国主义是因为缺乏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但是军国主义导致战争，而战争意味着破坏和浪费。因此，欧洲人进退两难。如果他们远离军国主义，那么无政府状态将毁坏他们的文明，但是，如果他们坚持军国主义，他们的文明也会因为战争的浪费和破坏而崩溃。但英国人说，他们决定击溃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而且基希勒勋爵相信，他能够凭借三百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英国军队来扑灭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大火。不过在我看来，一旦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被扑灭，则会产生另一个军国主义——不列颠军国主义，而它也必定会被扑灭。因此，似乎看来没有逃出这一恶性循环的道路。
但真的是无路可走吗？不，我相信一定有出路。美国的爱默生在很久以前说过，“我能够轻易地看到滑膛枪拜物教的破灭，尽管伟大人物是滑膛枪崇拜者；而且确实如此，就像上帝证明一样，武器需要另一个武器，惟有正义和礼法能够产生一劳永逸的革命。”如今，如果欧洲人真的想要扑灭军国主义的话，那就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用爱默生所说的不需要另一种武器的武器，即正义和礼法，实际上也就是道德力量。只要有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军国主义就不再需要，它自身也就会消失。但是现在，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经不再有效，问题是，欧洲人去何处寻找这种能够使得军国主义不必要的新的道德力量？
我认为，欧洲人将在中国，在中国文明中找到这种新的道德力量。这种能够使得军国主义成为多余的道德力量就是好公民的宗教。当然人们会对我说，“中国也有战争啊。”确实，在中国也有战争；但是，自从孔子以后，多少年来，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发生过今天在欧洲所见到的那种战争。在中国，战争是偶然的，然而在欧洲，战争成了一种必然。我们中国也可能会发生战争，但我们不会生活在不断的战争阴影之下。实际上，在我看来，欧洲这种状态中无法忍受的一件事情不是战争，而是每一个个体常常担心他的邻居会像他一旦足够强大所做的那样对他，即来抢夺甚至杀害他，因此他要么武装自己，要么雇佣一个武装警察来保护他。因此欧洲人身上的重担与其说是战争，还不如说是持续地武装他们自身的必要性，运用自然力量来保护他们自身的绝对必要性。
如今在中国，由于我们中国人有好公民的宗教，所以一个人不会觉得需要用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他甚至很少需要召来和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在中国，一个人通过他的邻居的正义感而得到保护；他通过他的同类时刻服从道德义务感而得到保护。确实，在中国，一个人不觉得需要用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因为他确信每个人都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比自然力量更高的力量，因此每个人都认为道德义务是必需得到服从的东西。现在，如果能够使得所有的人一致地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比自然力量更高的一种力量，道德义务是某种必需服从的东西，那么自然力量的运用就没有必要了，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再会有什么军国主义了。当然，在每一个国家还是有一些人，如犯罪分子；在这个世界有一些残暴之徒，他们不会或者无法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高于自然力量的一种力量，他们因此也不会或无法认识到道德义务是某种必需服从的东西。因此，为了防备犯罪分子和残暴之徒，在每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一直还是需要一定数量的自然的或警察力量和军国主义。
但人们会对我说，你如何使得人类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一种比自然力量更高的力量呢。我觉得，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使得人类相信公正和正义的有效性，使得他们相信公正和正义是一种力量，实际上就是使他们相信善的力量。但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好，为了做到这一点，在中国，好公民的宗教在每一个孩子一旦能够理解言词的意义的时候就教导他们，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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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好公民的宗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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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欧洲文明在本质上的不安全性，在我看来，在于它错误的人性观念；它是人性恶的观念，由于这一错误的观念，欧洲的整个社会结构就一直建立在强力之上。欧洲人用来维持文明秩序的两个东西，分别是宗教和法律。换句话说，欧洲人是由于害怕上帝和恐惧法律而保持着秩序的。恐惧意味着强力的使用。因此，为了保持对上帝的恐惧，欧洲人首先就得养一大批花费昂贵的闲人，也就是所谓的牧师。不说别的，单就如此高的花费而言，最终都成了人民一项不可承受的负担。实际上，在宗教改革的三十年战争中，欧洲人试图取消牧师。在取消牧师之后，谁来保证人民恐惧上帝以保持秩序呢？欧洲人试图通过对法律的恐惧来做到这一点。但是要保持对法律的恐惧，欧洲人需要养另一个花费更为昂贵的闲人阶层，那就是警察和军队。如今，欧洲人开始发现通过养护警察和军队来维持秩序，甚至比养护牧师更需要灾难性的开支。确实，就像在宗教改革的三十年中欧洲人想要取消牧师一样，如今在当前的战争中，欧洲人真正希望的是，取消军队。但是，如果欧洲人想要取消军队的话，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要么是召回牧师以保持对上帝的恐惧，要么就是去找到另一种别的东西，它能够像畏惧上帝和恐惧法律一样，帮助他们维持文明秩序。把这个问题说得明白些，我认为，每个人都会承认，这是摆在战后欧洲人面前文明的最大问题。
如今，他们在有了牧师的经历之后，我不认为欧洲人还会想要召回牧师。俾斯麦曾说：“我们永远不会回到卡诺萨（１５）。”此外，即使现在召回牧师也无益，因为欧洲人现在不再畏惧上帝。因此，如果欧洲人想要消除警察和军队的话，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的另一个选择方案，就是寻找某个别的东西，它能够像畏惧上帝和恐惧法律一样，能够有助于他们维持文明秩序。我相信，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如今这个东西欧洲人会在中国文明那里找到。这个就是我说的好公民的宗教。中国的这种好公民的宗教，无需牧师和警察或军队就能够使人们维持一个国家的秩序。确实，有了这一好公民的宗教，人口众多的中国人（人口即使不比整个欧洲大陆多）在没有牧师和警察或军队的情况下，在实际上保持着和平与秩序。在中国，由于在这个国家每一个人都知道，牧师和警察或军队，在帮助维持公共秩序上所扮演的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非常不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只有最无知的阶级才需要牧师，只有最糟糕的犯罪分子阶层才需要警察或军队使他们维持秩序。因此，我说，如果欧洲人真的想要消除宗教和军国主义，消除使得他们陷入困境和流血冲突的牧师和军队，他们就要到中国来借鉴我所说的好公民的宗教。
简言之，在这个文明受到崩溃威胁之时，我想要唤起欧洲人和美国人注意的是，在中国这里存在着一种无价的至今无可置疑的文明财富。这一文明财富不是这个国家的贸易、铁路、矿藏资源、金银铁煤。我在这里想说，今天这个世界的文明财富是中国人，是拥有他的好公民宗教的没有被破坏的真正中国人。我说，真正的中国人是无价的文明财富，因为他是一个无需花费世界多少成本就能使自己保持秩序的人。我在这里确实想要警告欧洲人和美国人不要毁坏这一无价的文明财富，不要去改变和破坏真正的中国人，就像他们现在用他们的新知识试图所做的那样。如果欧洲人和美国人成功地毁灭了真正的中国人，中国的人性典范；成功地把真正的中国人转变成了欧洲人或美国人，比如，转变成了一个需要一个牧师或军队来使其保持秩序的人，那么他们肯定会增缴这个世界的宗教或者军国主义的负担，而后者这时已经成了文明和人性的一个危险和威胁。但是另一方面，假设能够通过某种方式改变欧洲的或美国的人性，把欧洲人或美国人改变成为真正的中国人，那么就不会再需要一个牧师或军队来使其保持秩序；想想看，这给世界解除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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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好公民的宗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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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我们先用几句清晰的话来总结一下这次战争所引发的文明大问题。我认为，欧洲人首先想通过牧师的帮助来维持文明秩序。但不久就发现，牧师开销太大而且有很多麻烦。于是欧洲人在三十年战争之后，驱逐了牧师而召来警察和军队来维持文明秩序。但是现在他们发现，警察和军队的花费以及带来的麻烦甚至比牧师还多。现在欧洲人该如何做呢？驱逐军队召回牧师吗？不，我不相信欧洲人会愿意召回牧师。而且，牧师现在也是无益的。那么欧洲人到底该怎么办呢？我看到剑桥的路易斯·狄金森教授（１６）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战争与出路”，文章说：“召回民众”。我担心一旦召来民众来取代牧师和军队，他们会比牧师和军队带来更大的麻烦。牧师和军队在欧洲引起了战争，但民众会带来革命和无政府状态，如此欧洲的状况会比以前更糟。现在我给欧洲人的建议是：不要召回牧师，为了善的目的也不要召来民众，而只要召来中国人；召来具有好公民的宗教的真正中国人，多少年来他们能够在没有牧师、没有军队的情况下知道如何和平地生活。
事实上，我真的相信，欧洲人在战后会在中国这里找到解决文明大问题的办法。我在这里再次重申，无价的、至今仍无可置疑的文明财富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是一笔文明财富，因为他拥有欧洲人在这次大战之后需要的一种新文明的秘密，这种新文明的秘密就是我所谓的好公民的宗教。这一好公民的宗教首要原则就是相信人性本善；相信善的力量；相信美国人爱默生所说的爱和正义的法则的力量和效用。但什么是爱的法则呢？好公民的宗教教导说，爱的法则就是爱你的父母。那么什么是正义的法则呢？好公民的宗教教导说，正义的法则就是真实、守信和忠诚；每一个国家的妇女必须对他的丈夫无私地绝对忠心，每一个国家的男子必须对他的君主、国王或帝王无私地、绝对地忠诚。最后，实际上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好公民的宗教的最高义务就是忠诚的义务，不仅是行为上忠诚，而且要在精神上忠诚，或者丁尼生（１７）表达的那样：
敬畏国王
就像他是他们的良心
他们国王就是他们的良心
打破异教而追随基督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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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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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在北京东方协会上宣读的论文
承你们准许，首先让我来说明今天下午我打算论述的东西。我的论文的主题叫作“中国人的精神”，这里并不仅仅意味着只论及中国人的性格或特性。中国人的特性之前就已经有很多描述，但是我想你们会同意我的看法，这些描述或者关于中国人的特性的列举，至今还没有为我们给出一幅中国人的内在本质的图画。此外，当我们说到中国人的性格或特性时，它不可能是抽象概括的。如你们知道的那样，中国北方人的性格非常不同于中国南方人的性格，就像德国人的性格不同于意大利人的性格一样。
但我用中国人的精神所意味的是中国人生活所凭藉的精神，一种在心灵、性情和情绪上具有本质独特性的东西，它使得中国人区别于所有其他人，尤其是区别于现代欧洲人和美国人。也许我通过我们论述的主题最好地表达我的意旨的是中国的人性类型，或者用更为清晰简短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中国人。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呢？我敢肯定，你们会一致同意，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现在尤其如此，当我们从今天中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来看，中国的人性类型，真正的中国人，正在消失，取代其位置的，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人性类型，进步的或现代的中国人。事实上，我建议真正的中国人、古老的中国人性类型从这个世界完全消失之前，我们应该最后来考察他一番，看看我们是否能够从他身上找到某种有机的、与众不同的东西，正是它使得中国人如此地不同于所有其他人，使得中国的人性类型如此地不同于我们在今天中国看到的正在兴起的新的人性类型。
我认为，现在，在古老的中国人性类型中打动你们的第一件事情是，那里没有任何野蛮的、残忍的或残暴的东西。用一个适用于动物的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说真正的中国人是驯化了的生命。以中国最底层的一个人为例，我想你们会同意我的说法，他比欧洲社会同一个阶层的人少一些动物性，更少些野蛮动物的特性，即少有德国人所谓的“动物野性”（Ｒｏｈｈｅｉｔ）。事实上，在我看来，概括了中国人性类型给你的印象的那一个词，用你们英语来说就是“ｇｅｎｔｌｅ”（文雅）。我所说的文雅不是天性柔弱或者软弱顺从。“中国人的顺从，”已故的麦高文博士说，“不是绝望的、阉割了的人的那种顺从”。我所说的“文雅”是说没有生硬、粗糙、粗野或者暴虐，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任何让你震惊的东西。可以说，在真正的中国人性类型中有这样一种气质：从容、镇定、历经磨练后的成熟，如同一块千锤百炼的金属。甚至，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身体上或者道德上的缺憾，即便无法补救，也会被他身上的文雅品质所淡化。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粗糙，但粗糙中没有粗劣。真正的中国人也许丑陋，但丑陋中没有丑恶。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粗俗，但粗俗中并无好斗和嚣张。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愚蠢，但愚蠢中并无荒谬。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狡猾，但狡猾中并无阴险。事实上我想说，即便在真正的中国人的身体、心灵和性格的毛病和缺点里面，也不会有什么让你厌恶的地方。即便是在老派的、甚至最低等的真正的中国人那里，你也很难找到一个让你非常厌恶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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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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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中国的人性类型给你的整个印象是他的文雅，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文雅。当你分析真正的中国人身上的这种难以言表的文雅品质时，你会发现这是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两种东西结合的产物。我曾把中国的人性类型与驯化动物作比较。那么是什么使得驯化动物如此不同于野生动物呢？在驯化动物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一种人类特有的东西。这种有别于动物的人类特性是什么呢？是通情达理。驯化动物的通情达理不是思想才智。它也不是通过推理得到的理智。它也不是天生的才智，比如狐狸的聪明，狐狸的狡猾，知道去那里可以找到小鸡吃。狐狸天生的聪明是所有的野生动物都拥有的那种聪明。但驯化动物身上的这种可称为人类才智的东西，非常不同于狐狸的狡猾或动物的聪明。驯化动物的通情达理不是来自推理，也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同情，来自一种爱和依恋的感觉。纯种的阿拉伯马能理解它的英国主人，不是因为他学过英语语法或者它天生懂英语，而是因为它爱和依恋它的主人。这就是我所谓的人类智慧，这显然区别于狐狸纯粹的狡猾或者动物的聪明。是否拥有这种人类品质是驯化动物和野生动物的区别。同样，我要说，正是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赋予中国的人性类型、真正的中国人难以言表的文雅。
我曾在某个地方读到一位在两个国家都住过的外国朋友的评论，这个评论说，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而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我不知道对日本人的这种评价是否真实。但我认为但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会像我一样赞同对中国人的评价。众所周知，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你可以称之为中国味的倾向就越多。尽管他们不讲究卫生与精致，尽管他们的心灵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仍然获得了其他任何人所无法得到外国人的喜爱。这种难以言表的东西，我称之为文雅，它即使没有补救，也淡化和减轻了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的身体和道德的缺陷。如我试图向你们表明的那样，这种文雅就是我称之为善解人意或真正的人类智慧的产物，这种人类智慧既不是来自推理也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善解人意、善解人意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善解人意的力量的秘密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斗胆给出一个关于中国人的善解人意的力量的秘密的解答，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它为一个假设，以下是我的解释。中国人之所以具有这种力量——这种善解人意的强大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者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中国人的生活完全是一种感觉生活，它不是来自身体器官的感觉意义上的感觉，也不是你所认为的来自神经系统的激情意义上的感觉，而是来自我们天性最深处——心灵或者灵魂——的情感或者人类情爱意义上的感觉。事实上我想说，真正的中国人过着一种情感或者人类情爱的生活，一种灵魂生活，这样可能让他显得更超脱，甚至超脱了在这个物质和灵魂构成的世界上一个人生活的必需条件。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中国人对不洁环境和缺乏精致，诸如此类的物质上的不便的不关心了。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我说，中国人具有善解人意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一种情感或者人类情爱的生活。这里，让我首先给你们举两个例子来解释我所谓的过一种心灵生活的含义。我的第一个例子是这样的。你们有人可能认识我在武昌的一个老朋友和老同事梁敦彦先生（１９），他曾在北京做外务部长，梁先生告诉我，当他第一次接到汉口海关道台的任命时，使他渴望和追求清朝大员的职位和顶戴花翎，让他很乐意接受这个任命的，不是因为他在乎顶戴花翎，不是因为他会因此荣华富贵——在武昌的时候我们都很穷——而是他的提拔和晋升可以让他广东的老母亲满心高兴。这就是我所谓的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一种情感或者人类情爱的生活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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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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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另外一个例子如下。我的一个在海关的苏格兰朋友告诉我说，他曾有一个中国仆人，是一个地道的流氓，撒谎、压榨、赌博，可当我的朋友在一个荒凉的渡口伤寒发作病倒时，身边没有外国朋友的照顾，正是这个中国仆人、糟糕的流氓照顾他，比能想到的最亲近的密友和近亲的照顾还要周到。事实上，我认为《圣经》里描述一个女人的话也可以用来描述这个中国仆人，以及一般的中国人：“宽恕他们多一些，因为他们更多一些爱心。”在中国的外国人看到和了解中国人习性和性格中的缺点和瑕疵，但他的心被他们所打动，因为中国人有爱心，或者如我所言，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一种情感和人类情爱的生活。
我想，现在我们了解了中国人善解人意——正是善解人意的力量赋予真正的中国人同情理解或真正的人类智慧，让他具有如此难以言表的文雅的秘密的线索。让我们来验证这一线索或者假设。让我们看看用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这条线索是否可以解释我上文给出的两个例子那种事实，同时还能解释我们在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中看到的普遍特征。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语言。由于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因此我说，中国语言也是一种心灵语言。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在中国的外国人中，孩子和未受教育的人学习汉语非常容易，比成人和受过教育的人要容易得多。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原因就是孩子和未受教育的人是用心灵语言来思考和说话，而受过教育的人，特别是受过欧洲现代知识教育的人，是用头脑或者知识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事实上，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发现学习汉语很困难，原因就是他们受教育太多，受知性的和科学的教育太多。正如对天国的描述，我们也可以用来描述中国语言：“除非你变成小孩，否则你不可能了解”。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生活中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众所周知，中国人有惊人的记忆力。秘密是什么？秘密在于：中国人是用心灵而不是用头脑记事情。心灵有善解人意的力量，像胶水一样，它比又硬又干的头脑或者知性能更好地保留事情。例如，同样的原因，我们所有人，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在学习中记住事情的能力要远胜于当我们成年后记住事情的能力。像中国人一样，作为孩子，我们是用心灵而不是用头脑来记事情的。
再接下来，让我们考察中国人生活中另外一个被广泛承认的事实——他们的礼貌。人们经常评论说，中国人是特别讲礼貌的人。那么真正的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考虑别人的感受。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他们知道自己的感受，因而也容易考虑别人的感受。中国人的礼貌，虽然没有日本人的礼貌那样周全，却让人舒服，因为它是，正如法国人完美表达的那样，是“心灵的礼貌”。相反，日本人的礼貌虽然周全，却不那么让人舒服，我已经听到一些外国朋友说讨厌它，因为它可以说是一种排练过的礼貌——类似于戏剧作品中尽力学习的礼貌。这与直接来自心灵的、自发的礼貌不同。事实上，日本的礼貌好像没有芳香的花朵，而真正礼貌的中国人的礼貌有一种芳香，来自心灵的名贵油膏的香味（２０）。
最后，让我们考察中国人的另外一个特征——缺乏精确，约瑟·史密斯因向世人揭示了它而闻名。那么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缺乏精确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还要说，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心灵是精细和敏感的微妙平衡。它不像是坚硬、僵化、严格的仪器的头脑或者理智。你不可能像用头脑或者理性一样，用心灵也作如此稳定、如此严格的思考。至少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中国毛笔，这种柔软的刷子，可以作为中国心灵的符号。它非常难于书写和作画，而一旦你掌握它的用法，你可以用它以一种硬钢笔无法做到的优美和雅致来书写和作画。
上面是和中国人的生活相关的一些简单事实，任何人，即便不了解中国人，也能通过调查这些事实观察和了解到，我认为，我所说的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的假设是正确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孩童的生活，因此在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都非常原始。事实上，作为一个历史如此悠久的大国，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至今在很多方面还很原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这个事实让很多在中国的浅薄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文明没有进步，中国文明是停滞的。然而，应该承认，就纯粹的知识生活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属于发育不良的人。你们知道，中国人不但在自然科学，而且在纯粹抽象科学比如数学、逻辑和形而上学方面也进步甚微甚至于无。事实上，欧洲语言中“科学”和“逻辑”这两个词，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精确的对应词。如同过着心灵生活的孩子，中国人对抽象科学没有兴趣，因为心灵和感受不参与这些领域。事实上，任何与心灵和感受无关的事情，比如统计报表，很多中国人都感到厌恶。但是，如果说统计报表和纯粹抽象的科学让中国人满心厌恶，那么欧洲正在研究的自然科学，要求你把活的动物身体切碎毁伤来验证科学理论，则让中国人产生排斥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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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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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就纯粹的智识生活而言，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发育不良的。至今，中国人还过着孩童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在这方面，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虽然古老，但直到今天还是孩童似的民族。但重要的是，你应该记住这个过着一种心灵生活、孩童似的民族，虽然在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非常原始，但却有原始人那里找不到的心灵和理性的力量，这种心灵和理性的力量使他们能成功地处理复杂困难的社会生活、政府和文明的问题，这里我斗胆说，古代和现代的欧洲国家没能如此显然地达到这样一种成功——这种成功在是如此突出，以至在实践上和现实中使亚洲大陆的绝大部分人口在一个庞大的帝国中维持了和平与秩序。
事实上，我这里想说的是，中国人的非凡特性不是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生活，所有的原始人都是过着心灵生活。就我们所知，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也过着心灵的生活。马修·阿诺德（２１）说：“中世纪基督教诗人靠心灵和想象生活”。而我在这里想要说，中国人的非凡特性，虽然是过着心灵生活、孩童似的生活，但同时还具有心灵和理性的力量，这是在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徒或者别的原始人身上找不到的。换句话说，中国人的非凡特性，就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作为一个拥有成人理性而生活了如此久的民族而言，在于他们依然过着一种孩童似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
因此，与其说中国人发育不良，还不如说中国人永不衰老。简言之，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的非凡特性，在于他们拥有永远年轻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开始问的那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现在我们看到，真正的中国人是这样一个人，他过着具有成年人的理性却具有孩童的心灵这样一种生活。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具有成人的头脑和孩子的心灵。因此，中国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是民族不朽的精神。那么中国人民族不朽的秘密是什么？你应该记得在论述开始时，我说过是我称之为善解人意或真正的人类智慧赋予中国的人性类型——真正的中国人——难以言表的文雅。我说，这种真正的人类智慧是两种东西——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结合的产物。这是心灵和头脑的和谐工作。简言之，就是灵魂和理智的绝妙组合。如果说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民族不朽的精神，那么不朽的秘密就是这种灵魂和理智的绝妙组合。
现在，你们会问我，中国人从哪里以及如何获得这种民族不朽的秘密——灵魂和心智的绝妙组合，正是它让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和种族过着一种永葆青春的生活。答案当然是来自他们的文明。不过，你们不能指望我在这安排的时间里为你们就中国文明作一个演讲。但我想告诉你们一些和我们论述的主题有关的中国文明的事情。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在我看来，中国文明和现代欧洲文明有一个根本的不同。这里请让我引用著名艺术批评家伯纳德·贝伦森先生（２２）的一个绝妙的说法：“我们欧洲的艺术有一种成为科学的致命倾向，我们很少有名著是在没有利益分割的战场留下的痕迹。”现在，我要说的是，欧洲文明，正如贝伦森先生所言的欧洲艺术，是利益分割的战场；一方面是科学和艺术的分割利益的不息战争，另一方面是信仰和哲学的战争；事实上这是头脑和心灵、灵魂和心智不断冲突的战场。在中国文明中，至少在最近的２５００年，没有过这种冲突。我说，这就是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一个非常根本不同的地方。
换句话说，我想说的是，在现代欧洲，人们有一种满足他们心灵而不是头脑的宗教，有一种满足他们头脑而不是心灵的哲学。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国。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确实，在中国即使一般民众也没有认真地看待宗教。我这里指的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中国道教和佛教的庙宇，典礼和仪式与其说是教化不如说是娱乐；可以说，他们触动的是中国人的美感而不是他们的道德和宗教感；事实上他们更多地是诉诸想象力而不是他们的心灵或灵魂。但是，与其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也许更为正确地应该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没有感到需要宗教。
那么，中国人、甚至中国的一般民众没有感到需要宗教，这个特殊事实如何解释呢？于是有一个英国人这样解释。他是罗伯特·Ｋ·道格拉斯先生（２３），伦敦大学的汉语教授，在他的儒教研究中说：“四十多代中国人都绝对地服从一个人的权威。作为中国人中的一员，孔子的教义与他的门徒的天性很契合。蒙古人种的心灵非常平和感性，本能地反对某种研究他们经验以外的事物的观念。正如孔子所阐述的，一种未来不可知的观念、朴素的讲求事实的道德体系，就已经足以满足中国人的所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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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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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位博学的英国教授说中国人没有感到需要宗教，因为他们有孔子的教导时，他是正确的，但当他断言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是因为蒙古人种的心灵非常平和感性时，他则完全错了。首先，宗教与沉思无关。宗教是感觉和感情的事情，它是与人类灵魂有关的事情。即便是野蛮原始的非洲人，当他从纯粹的动物生活中脱离出来后，他的灵魂——宗教需要的感觉——就苏醒了。因此虽然蒙古人种的心灵平和感性，但是蒙古人种的中国人，应该承认比非洲的野人要高等，也有灵魂，既然有灵魂，就有宗教需要感，除非他有别的能代替宗教的东西。
事实上，中国人没有宗教需要感的原因是他们在儒教中有一个哲学和道德体系，一个可以替代宗教的人类社会和文明的综合。人们说儒教不是一种信仰。确实，在这个词的一般的欧洲意义上，儒教当然不是一种宗教。但我要说儒教的伟大就在于它不是宗教。事实上，它虽然不是宗教，但是它能代替宗教；它能够使人不需要宗教，这就是儒教的伟大之处。
现在，为了理解儒教如何能够取代宗教，我们必须尝试找到为什么人类有宗教需要感。在我看来，人类需要宗教的感觉和需要科学、艺术以及哲学的感觉一样。原因是人类是有灵魂的存在。现在让我们以科学为例，我是说自然科学。让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很多人认为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但激励真正的科学人去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不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那一类当前持进步论的中国人，他们从事科学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永远得不到科学。过去欧洲真正的科学人，为了科学的进步而工作，把修建铁路和飞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他们根本没有考虑铁路和飞机。推动那些欧洲的真正科学人，让他们为了科学进步而作的工作获得成功的，是因为他们从灵魂上有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奇妙宇宙的无穷奥秘的需要。因此我说，人类有宗教需要的感觉和有科学、艺术以及哲学需要的感觉是出自同样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人是有灵魂的存在，因为他有灵魂，他才不仅探索现在而且探索过去、未来——不像动物那样只是生活在现在——有理解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奥秘的需要感。除非人类理解自然的某些规律，从宇宙中看到的事物的意图和目的，否则他们就像黑屋子里的孩子，只感到一切都是危险的、不安全和不确定的。事实上，正如一个英国诗人所说，神秘宇宙是人们身上的重担。因此人类需要科学、艺术和哲学，出于同样的原因也需要宗教，为了减轻他们
“神秘的负担，
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
加给的沉重的、恼人的重负。”
艺术和诗歌让艺术家和诗人看到宇宙的美和秩序，这样就减轻了这一神秘加给他们的负担。因此诗人，比如歌德说：“谁拥有艺术，谁就拥有宗教”，就没有宗教需要感。哲学同样让哲学家看到宇宙的条理和秩序，如此同样减轻了神秘加给他们的负担。因此哲学家，比如斯宾诺莎，他说过，“对他们而言，智识生活的圆满就是解脱，对于圣人而言，宗教生活的圆满才是解脱，”因而没有宗教需要感。最后，科学也让科学家看到宇宙的规律和秩序，这样就减轻了神秘加给他们的负担。因此，像达尔文和海克尔教授（２４）这样的科学家就没有宗教需要感。
可对于不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或者科学家的人类大众来说；对于生活艰辛、无时无刻不暴露在自然的威胁力量和他们的同类的残酷无情的狂热的意外之下的人类大众，能减轻他们“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给予的神秘负担”是什么？是宗教。但是，信仰是如何减轻这一神秘给予人类大众的负担呢？我要说，信仰是通过给人类大众安全感和永恒感而减轻这种负担。面对自然的威胁力量和同类的残酷无情的狂热以及由此产生的神秘和恐怖，宗教给了人类大众一个庇护——在它的庇护下他们能够找到一种安全感；这种庇护是对某些超自然存在信念，或者是有绝对力量并能控制威胁人类的力量存在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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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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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面对他们自己生活的事物的不断改变、兴衰和变迁——出生、孩童期、青春期、年老和死亡以及由此产生的神秘和不确定时，宗教也给了人类大众一个庇护——在它的庇护下他们能够找到一种永恒感；这个庇护是对未来生活的信念。因此，我要说，信仰通过在他们的生活中给他们一种安全感和一种永恒感，以这样一种方式减轻了不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或科学人的人类大众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给予的神秘负担。基督救世主说：“我给你们和平，这和平是世界不能给予的，也是世界不能夺取的。”这就是我所谓的信仰给了人类大众安全感和永恒感的含义。因此，除非你找到一种东西可以给人类以和平感，一种宗教能够给予他们的那样一种和平感，那么人类将永远有宗教需要感。
但我要说儒教，它虽然不是信仰却能替代信仰。因此，在儒教里一定有一种东西能给予人类大众一种宗教所能给予的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现在让我们来找出儒教里能给予宗教所能给予的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的东西。
我经常被问及孔子为中华民族做了什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认为孔子为中国人做了许多事情。但是今天我没有时间，我这里只打算告诉你们孔子为中华民族做的一个主要的和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生前唯一做过的事情，孔子自己说，后世的人通过它能够理解他，理解他为他们做的事情。当我为你们解释清了这个主要的事情，你就会理解是儒教里的什么东西给了人类大众宗教所能给予的一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为了解释这一点，我请求你们让我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孔子其人其事。
你们有人可能知道，孔子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扩张时期——当时的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那时，封建的、半家族的社会秩序和政体方式需要扩展和重构。这个重大变化必然不仅带来了世事的混乱，而且也带来了人们心灵的混乱。我曾说过在最近的２５００年中，中国文明没有心灵和头脑的冲突。但我必须告诉你们在孔子生活的扩张时期，中国如同当今的欧洲一样，心灵和头脑之间产生了可怕的冲突。孔子时代的中国人发现自己身处于系统庞大的制度、成规、教条、习俗和法律。事实上，是从他们尊敬的祖先继承来的庞大的社会和文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他们的生活还要继续；但他们开始感到，这个系统不是他们创造，所以决不会符合他们实际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这些对他们来说是习俗，而不是理性。两千年前中国人这种理性的觉醒就是今日欧洲所谓的现代精神的觉醒——自由主义精神、探索精神、寻找事物的原因和理由的精神。中国的这种现代精神，它看到了社会和文明的旧秩序的需要与他们实际生活的需要的一致性，不但重建一种新的社会和文明秩序，而且去寻找社会和文明新秩序的基础。可是，在当时的中国，所有寻找社会和文明新基础的尝试都失败了。有一些尽管他们满足了头脑——中国人的理性，却没有满足他们的心灵；另外一些，虽然满足了他们的心灵，却没有满足他们的头脑。如我说过的那样，由此在２５００年前的中国引起了头脑和心灵的冲突，正如在今日欧洲你们看到的那样。人们尝试重建的社会和文明新秩序中的心灵和头脑的冲突，使得中国人对所有的文明失望，在这种失望中产生了苦恼和绝望，以致中国人想摧毁和毁灭所有的文明。有的人，比如老子，一个类似今日欧洲托尔斯泰之类的中国人，从心灵和头脑的冲突导致的苦难和不幸结果中认为，他们看到了社会和文明的真正本性和构造上的某些根本性错误。老子和他最有才气的门徒庄子，他们劝中国人抛弃所有的文明。老子对中国人说：“放下一切跟我走；跟我到群山中，到群山中隐者的小屋，过真正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一种不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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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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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虽然也看到当时社会和文明的状态所造成的不幸和苦难，但认为他认识到的罪恶不在于社会和文明的天性和构造，而在于社会和文明所采用的错误途径，在于人们为社会和文明建立的错误基础。孔子对中国人说不要抛弃文明——在一个真正的社会和真正的文明里，在具有真正基础的社会和文明中，人也可以过真正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事实上，孔子终生努力尝试把社会和文明引入正途，给它一个真正的基础，以此防止文明的毁灭。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当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国文明的毁灭——他做了什么呢？你看，好像一个看到自己房屋着火、燃烧着要掉在头顶上的建筑师，确信他不可能挽救房屋，知道他所能做的事情是挽救这建筑的图纸和设计，这样以后就可以有机会重建；于是孔子，当看到中国文明的建筑不可避免的毁灭而自己却不能阻止，认为他应该挽救图纸和设计，由此他挽救了中国文明的图纸和设计，保存在中国圣经的旧约里面——五本圣经即五经，五本正典。这就是我说的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伟大功绩——他为他们挽救了文明的图纸和设计。
我要说，孔子，当他为中国文明挽救了图纸和设计时，为中华民族做了伟大的工作。但这并不是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主要的和最伟大的工作。他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通过挽救他们文明的图纸和设计，他对文明的设计做了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解释，在这个新的综合里，他给了中国人真正的国家观念——国家的一个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基础。
不过，古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现代的卢梭和赫伯特·斯宾塞也给出了文明的综合，并试图提出真正的国家观念。那么我提到的欧洲伟人们所做出的哲学这种文明的综合，与作为儒教的哲学和道德体系文明的综合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有如下不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没有成为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没有成为一个民族或国家大众可接受的信仰，而儒教则成为中国如此众多的大众的一种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我这里提到的宗教，我所谓的宗教，不是在这个词的欧洲狭窄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更为宽泛的普遍意义上使用的。歌德说：“唯有民众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唯有民众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现在，当我们在宗教这个词的宽泛的普遍意义上使用它时，我们意指的是一种有行为规范的教导体系，正如歌德所说，是被人类大众或者最少被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众，作为真理和约束接受的东西。在这个词的宽泛的和普遍的意义上来讲，基督教和佛教都是宗教。在这种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如你们所知，儒教成了一种宗教，因为它的教导被认为是真理，他的行为规范已经被整个中国种族和民族当作约束，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即便在这种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也没有成为宗教。我说，这就是儒教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的不同——一种依然是学者的哲学，另外一种却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众、包括中国学者的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
在这个词的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我说儒教和基督教或者佛教一样都是宗教。你们应该记得我说过儒教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那么，儒教与这个词的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当然是一个里面有一种超自然的起源和因素，而另外一个则没有。但除了这个超自然和非超自然的区别之外，儒教与这个词的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比如基督教和佛教，还有另外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就是：欧洲词义上的宗教教导人成为一个好人。而儒教做得更多；儒教教导一个人成为一个好公民。对一个人，不是单独的人，而是处在他和同胞以及国家的关系里的人，基督徒的问答集里这样发问：“人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而孔子的问答集即《论语》中是这么问的：“公民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基督徒在问答集里回答说：“人的主要目标是赞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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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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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他的问答集里回答说：“人的主要目标是做孝子和好公民。”子游，孔子的一个门徒，孔子言论和话语中引用过他，他曾说：“明智的人集中于生活的基础——人的主要目标。基础打好了，就有了智慧、宗教。在生活中作孝子和好公民，不正是这基础——作为道德生命的人的主要目标么？”简言之，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目标是让人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理想的人，成为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而儒教限于让人成为一个好公民——像孝子和好公民那样生活。换句话说，欧洲词义上的宗教说：“如果你想要拥有信仰，你就必须是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而儒教说：“如果你是一个孝子和好公民，你就有信仰。”
事实上，儒教和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比如基督教或者佛教，它们的真正区别在于一个是个人的信仰，或者可称为教会信仰，而另一个是社会信仰，或者可称为国家信仰。我说，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通过给出真正的国家观念，孔子使得这个观念成了一个宗教。在欧洲，政治是一门科学，但在中国，从孔子时代开始，政治就是一种宗教。简言之，我说，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社会或者国家信仰。孔子在一本他生命快要结束时写的书里，讲述了这种国家信仰，这本书他命名为《春秋》。孔子把这本书命名为《春秋》，是因为书的目标是给出支配兴衰——国家的春天和秋天——的真正的道德原因。这本书也可以称为近代编年史，类似于卡莱尔的近代小册子。在这本书里孔子给出了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的历史概要，回溯了整个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下的困苦和不幸，指出其真正原因在于事实上人们没有真正的国家观念；没有他们对国家、对国家元首、对他们的统治者和君主的责任的真正性质的正确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孔子在这本书里讲授了君权神授。现在我知道你们大家，或者至少你们大多数，如今不会相信君权神授。这里我不想和你们争论。我只请求你们不要立即下判断，先听我往下说。同时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卡莱尔的一句话。卡莱尔说：“国王统治我们的权力要么是君权神授，要么是魔鬼似的错误”。现在我请求你们，在君权神授这个主题上，回忆和思考一下卡莱尔说的这句话。
在这本书里，孔子教导说，如同在人类社会中人的所有普通关系和行为，除了利益和恐惧的基础动机之外，还有一种影响他们行为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一种高于所有利益和恐惧顾虑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这种动机就是责任；因此在所有人类社会的这一重要关系中，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民与国家或民族的首领之间的关系中，也有责任这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来影响和鼓舞他们的行为。那么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忠于国家或者民族的首领，这一责任的理性基础是什么呢？在孔子时代之前的封建时代，由于半家族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形式，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个家庭，人们并不特别感到他们对于国家首领的责任需要一个非常清楚和坚实的基础，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宗族或者家庭的成员，血缘纽带或者天生感情已经通过某种方式把他们和国家首领，也是他们宗族或家庭的高级成员，绑在一起。如我说过的那样，但在孔子时代，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那时国家已经远非家庭可以比拟，那时国家的公民不再是组成一个宗族或家庭的成员。因此，这就需要为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忠于国家元首——他们的统治者或君主——的责任找一个新的、清楚的、理性的、坚实的基础。孔子为这个责任找到的新基础是什么呢？孔子在荣誉这个词里为这个责任找到了新基础。
去年我在日本的时候，教育外相菊池男爵（２５）问我，我提到过的孔子讲述他的国家信仰的这本书里的四个中国字怎么翻译。这四个字是“名分大义”。我把他们翻译为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把儒教和别的所有宗教作了一个特别的区分，他们没有把孔子教导的这个体系称为教——汉语里命名别的宗教，比如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通用术语——而是把这种荣誉的信仰称为名教。在孔子的教导中，君子之道这个术语，理雅各（２６）博士翻译为“高人之道”，在欧洲语言里最接近的等价词是道德律法——字面上来看，道的含义是君子的律法。事实上，孔子教导的哲学和道德的整个体系可以用一个词总结：君子的律法。孔子把君子的律法写作成文并发展成为宗教——国家宗教。这种国家宗教的信仰第一条款就是名分大义——荣誉和责任的原则——它也可以称为：荣誉的法典。
在这一国家信仰里，孔子教导说，不但国家，而且所有社会和文明的唯一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的基础是这一君子的律法、人的荣誉感。现在你们，你们大家，即便相信政治里没有道德的那些人——我认为，你们大家都知道并且承认人类社会里这种人的荣誉感的重要性。但我不十分肯定你们所有人都意识到人的这种荣誉感对维持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绝对必要性；事实上，正如谚语“盗亦有道”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人的荣誉感，所有社会和文明会立即崩溃而无法存在。请允许我来为你们解释为何如此？让我们以社会中的赌博这种琐事为例。除非人们坐下来赌博的时候都承认并感到自己受制于荣誉感，当某种颜色的纸牌或者色子出现就付钱，否则赌博就不可能进行。商人——除非商人承认并感到受制于荣誉感去履行契约，所有的交易就都不可能进行。可你们会说违背契约的商人会被送到法庭。没错，可是如果没有法庭，会怎样？另外，法庭——法庭怎样才能让食言的商人履行契约？通过暴力。事实上，没有人们的荣誉感，社会只能通过暴力暂时结合在一起。但我认为我能向你揭示，单独暴力不能把社会永远结合在一起。强迫商人去履行契约的警察，使用暴力。可律师、地方官或者共和国总统——他怎样让警察履行职责？你知道他不能用暴力做这件事；那么用什么呢？要么用警察的荣誉感，要么用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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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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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代，如今全世界——很遗憾的说也包括中国——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都是通过欺骗让警察履行责任。现代的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告诉警察他必须履行责任，因为这样对社会有利、对他的国家有利；而对社会有好利意味着，他这个警察能够按时领到薪水，没有这个薪水他和他的家庭就会饿死。我说，律师、政客或者共和国总统告诉警察这些时使用了欺骗。我说它是欺骗，因为对国家有利，对警察意味着每周１５先令，这仅仅让他和他的家庭免于饥饿，对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却意味着每年１到２万镑，好房子、电灯、汽车和所有舒适奢侈的东西，这需要成千上万的人们的血汗辛劳来供养。我说它是欺骗，因为如果没有认识到荣誉感——这种荣誉感让赌徒把他口袋里最后一个便士拿出来给赢了他的人，没有这种荣誉感，所有导致社会上贫富不均的财富的转移和占有，如同赌桌上金钱的转移，就都没有任何正当性和约束力。因此，律师、政客、地方官或者共和国总统，虽然他们谈论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其实靠的是警察对荣誉的无意识，这不但让他尽职，而且让他尊重财产权，满足于一周１５先令的薪水，而律师、政客和共和国总统却有每年两万镑的收入。因此，我说这是欺骗，因为他们要求警察有荣誉感；而他们，现代社会的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相信并且公然地按照政治中没有道德、没有荣誉感的原则言说和行动。
你们会记得，我说过，卡莱尔说——国王统治我们的权利要么是君权神授要么是魔鬼似的错误。现代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的这种欺骗就是卡莱尔所说的魔鬼似的错误。就是这种欺骗，现代社会公务人员的滑头教义，自己按照在政治上没有道德、没有荣誉感的原则言说和行动，却装模作样地谈论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正是这种滑头教义，如同卡莱尔所说，导致了今日社会文明所看到的“普遍的苦难、反抗、狂乱、激进主义起义的狂热、复辟专制统治的冷酷、大众的兽性堕落、个人的过度愚昧”。简言之，正是这种欺骗和暴力的组合，滑头教义和军国主义，律师和警察，导致了现代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暴力和欺骗的组合强奸了人们的道德感，导致了疯狂，这种疯狂使得无政府主义者用炸弹和炸药来反抗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
事实上，一个社会，如果人民没有的荣誉感，在政治上没有道德，我说它是不能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至少不能持久。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的警察，依靠他们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才能实现欺骗，会陷入两难的悖论。他被告知他必须为了社会利益履行自己的职责。可他，这个可怜的警察，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对他而言，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最少也是社会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有别的谋生手段而不是当警察，比如当一个反警察分子，他能够得到更多报酬来改善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条件，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利益。那样的话警察迟早会得出结论，由于政治中没有荣誉感这么一回事情，如果能得到更好的报酬，那样也意味着社会利益，他没有理由不去做一个革命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社会就到了末日。孟子说：“孔子写完《春秋》”，在书中他讲述了他的国家信仰并揭示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那时的社会，正如今日世界，公务人员没有荣誉感，政治上没有道德感，它注定到了末日；当孔子写这本书的时候，“乱臣贼子惧”。
言归正传，我要说，没有荣誉感的社会无法维持、不能持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即使人类社会里赌博和交易这等琐碎或者无足重轻的事情涉及到的人际关系里面，承认荣誉感也是如此重要和必需，那么在建立了家庭和国家这些最本质的制度的人类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它将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如你们知道的那样，历史上所有国家的公民社会的兴起通常都是始于婚姻制度。欧洲的教会宗教让婚姻成为一种圣礼，也就是说，某种神圣的不可违背的东西。欧洲婚姻圣礼的约束力来自教堂，其威信来自上帝。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形式的，或者说法律的约束力。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真实的、内在的、真正约束力——正如我们在没有教会宗教的国家所见到的那样，是荣誉感，是男人和女人的君子律法。孔子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换言之，在所有公民社会的国家的中都承认的荣誉感——君子律法，是婚姻制度的基础。这种婚姻制度建立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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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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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是一个荣誉法典，我告诉过你们孔子是由君子律法引出这个法典。但是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们，在孔子时代很久以前，中国就已经存在着不明确的、不成文的君子律法的法典。孔子时代以前中国这种不明确的、不成文的君子律法的法典就是所谓的礼——礼仪、礼节的律法。孔子时代之前不久的历史上，中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著名的中国法律制定者，一般称为周公（公元前１１３５年）——他最先确定、整理、制订了君子律法的成文法典，即中国的礼——礼仪、礼节的律法。周公创造的中国的这部最早的成文绅士法典，就是周礼——周公之礼。周公之礼可以看作是前孔子时代中国的宗教，或者正如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民族的摩西律法（２７）一样，也可以称为中国人民的旧约信仰。正是这旧约信仰——所谓第一个成文的君子律法的法典，也叫做周公之礼——第一次给了中国婚姻的圣礼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约束力。因此，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把婚姻圣礼称为周公之礼——周公的礼法。通过婚姻圣礼制度，前孔子时代或者中国的旧约信仰时代建立了家庭。它曾经保证了所有中国家庭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在中国，周公的礼法作为前孔子的或者旧约的信仰，可以称为一种家庭信仰，以此区分后来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
现在，孔子在他教导的国家信仰里，可以说相对与他之前时代的家庭信仰而言给出了一个新约。换句话说，孔子在他教导的国家信仰里给了君子律法一个新的、更广泛的、更有包容力的应用；如果说家庭信仰，他的时代之前的中国旧约信仰制定了婚姻圣礼，那么孔子，通过在他教导的国家信仰里给出君子律法的新的、更广泛的、更有包容力的应用，制定了新的圣礼。孔子制订的新圣礼，不再称为礼——礼法，他叫它名分大义，我已经翻译成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或者荣誉法典。孔子通过制订名分大义或者荣誉法典来替代以前的家庭信仰，给了中国人一个国家信仰。
孔子，如今在他的国家信仰里教导说，正如他之前时代的家庭信仰即旧约所订，家庭里的妻子和丈夫受婚姻圣礼，所谓周公之礼、即周公礼法的约束——以维持他们的婚姻契约不被侵犯并且绝对遵守它，因此，在他教导的国家信仰的新约下，每个国家的人民和君主，中国人民和他们的皇帝，要遵守名分大义——国家信仰建立的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或者荣誉法典——这个新圣礼保证效忠他们之间的这个契约，把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并需要绝对遵守的东西。简言之，这个新圣礼，孔子制定的名分大义或者荣誉法典，是效忠契约的圣礼，正如旧约周公之礼，孔子时代之前制订的周公礼法，是婚姻的圣礼一样。通过这种方法，如我说过，孔子给了君子律法一个新的、更广泛的、更有包容力的应用，给所谓的他之前时代的家庭信仰一个新约，并把使之成为国家信仰。
换句话说，正如孔子前的时代中国的家庭信仰把婚姻契约变成圣礼，孔子的国家信仰把效忠契约变成圣礼。正如家庭信仰建立的婚姻圣礼让妻子有绝对忠实于他的丈夫的义务，那么名分大义，中国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建立的荣誉法典，这种效忠契约的圣礼，使中国人有绝对忠实于他的皇帝的义务。这样在中国，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里的这种效忠契约的圣礼可以被称为忠诚的圣礼或者忠诚的信仰。你们记得我说过，孔子在某种程度上讲述了君权神授。但与其说孔子教导了君权神授，不如说孔子教导了忠诚的神圣职责。孔子在中国教导的对皇帝的神圣或者绝对的效忠责任产生的约束力，不像欧洲的君权神授理论那样其约束力是来自超自然存在也即上帝或者别的神秘的哲学，而是来自君子律法——人的荣誉感，所有国家让妻子效忠于她的丈夫的荣誉感。事实上，孔子教导的中国人民对皇帝的忠实的绝对责任，它的约束力来自类似商人守信履行合同、赌徒遵守规则偿还赌债同样朴素的荣誉感。
正如我说家庭信仰是中国的旧约宗教，是所有国家的教堂信仰，它通过制定婚姻的圣礼和神圣不可侵犯建立了家庭，那么我称孔子教导的中国的国家信仰，通过制定效忠契约的新圣礼，建立了国家。如果你认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圣礼和建立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为人类和文明产生做了非常巨大的工作，我认为，那么你就会理解孔子通过制定新圣礼和建立忠诚契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所做的巨大工作。婚姻圣礼的制订保证了家庭的稳定和持久，如果没有它人类就会灭绝。忠诚契约的圣礼的制订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和持久，没有它人类社会和文明就会毁灭，人会返回野蛮或者动物状态。因此我跟你们说孔子为中国人做的最伟大的事情是他给了他们真正的国家观念——一个国家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基础，而且通过给他们这个观念，他使其成为一种信仰——国家信仰。
孔子在一本书里讲述了这种国家信仰，我告诉过你们，这是他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写的一本书，他把它命名为《春秋》。在这本书里孔子首先制定了忠诚契约的新圣礼，叫做名分大义，或者荣誉的法典。这个圣礼因此通常被称为春秋名分大义，或者简单说——春秋大义，也就是，春秋年鉴的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或者简单说，春秋年鉴的重大原则或法典。孔子在这本书里教导的忠诚的神圣责任是中华民族的大宪章。它包括了神圣契约，神圣的社会和约，通过它孔子给予所有中国人和民族完全效忠皇帝的义务，这个契约或者圣礼，这个荣誉法典，在中国是国家和政府，也是中国文明的唯一真正的宪法。孔子在这本书里说后人会明白他——明白他为世界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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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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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谈了这么多来说明我想说明的这个问题，恐怕已经让你们厌倦了。现在总算可以回到开始留下的问题。你们记得我说过为什么人类大众通常有宗教需要感——我说的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是因为宗教给了他们一个庇护，这个庇护，通过信仰强大的叫做上帝的存在，给了他们生存的永恒感。而我说过孔子教导的哲学和道德体系，也就是儒教，能替代宗教，可以让人，甚至所有人类大众不需要宗教。因此，我说过，在儒教里面一定有某种东西能给人，给人类大众宗教能给予的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现在，我想我们已经找到这个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孔子留给中华民族的国家信仰里对皇帝效忠的神圣责任。
你们会理解，中华帝国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这种绝对效忠皇帝的神圣责任，在中国民众的心灵里，给了皇帝一个绝对的、至高的、超越的、全能的权力；对皇帝权力的绝对的、至高的、超越的、全能的信任，给了中国人民，中国的民众，类似别的国家里对上帝、对宗教的信仰所能给予人类大众同样的安全感。对皇帝权力的绝对的、至高的、超越的、全能的信仰也保证了中国人民心灵中国家的绝对稳定和持久。国家的这种绝对持久保证了社会的无限延续和持久，社会这种无限延续和持久最终在中国人民的心灵中保证了种族的不朽。因此，正是对种族不朽的信念，来自忠诚的神圣责任产生的皇帝万能权力的信念，给了中国人，中国的广大民众，正如别的国家里宗教给人类大众所能给予的来生的永恒感。
而且，正如孔子教导的忠诚的绝对神圣责任保证了国家的种族不朽一样，儒教里祖先崇拜仪式保证了家庭的种族不朽。事实上，中国的祖先崇拜仪式与其说建立在来生的信念上，不如说建立在种族不朽的信念上。中国人，当他死了以后，让他感到安慰的不是他相信会有来生，而是相信他的孩子、孙子、曾孙、所有他的亲人，都会记得他、想起他、爱他，直到永远，通过这种方式，在他的想象里，死对中国人来说，就像一个漫长的旅行，就算没有希望，至少也有再次相会的极大“可能”。这样，通过祖先崇拜仪式，以及忠诚的神圣责任，正如别的国家的宗教对来生的信念所给予人类大众的一样，儒教在中国人活着的时候给了他们同样的生存的永恒感，在他们死时给了他们同样的安慰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人把祖先崇拜仪式看成和对皇帝的忠诚的神圣责任的原则同样重要。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孔子教导的、我称之为中国的国家信仰的整个体系，其实只有两个东西，对皇帝的忠诚和对父母的孝顺——用中文说，就是忠孝。具体地说，忠实的三个条款，中文称为三纲，儒教或者中国国家信仰的三个主要责任，按照重要程度分别是——第一，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第二，孝顺和祖先崇拜；第三，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和妻子对丈夫的绝对顺从。三个条款中最后两个已经在我所谓的家庭信仰，或者前孔子时代中国的旧约信仰里出现；而第一个条款——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是孔子首先教导的，是他凭此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国家信仰或者新约信仰。儒教里忠实的第一条款——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取代了所有宗教里面的忠实的第一条款——对上帝的信仰。由于儒教有信仰宗教中的上帝的替代物，儒教，正如我说明的那样，可以替代宗教，中国人，中国如此众多的人口，没有宗教需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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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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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们会问我，没有宗教教导的对上帝的信念，怎么能让人，人类大众，跟随和遵守孔子教导的道德准则，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正如你能够根据信仰上帝给予的权威，宗教给予的让人们遵循和服从道德准则一样吗？在我回答你们的问题之前，请让我首先指出你们的一个大错误，人们确信神的威信给予的约束力让人遵守道德行为的准则。我告诉过你欧洲婚礼的圣礼和不可侵犯的约束力来自教会，而约束力的威信，教会说来自上帝。可我说过这个是表面的形式的约束力。婚姻的不可侵犯的真实的真正的内在的约束力，正如我们在没有教会宗教的所有国家见到的那样，是荣誉感，男人和女人的君子律法。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义务的真正威信是人的道德感，君子律法。因此，对上帝的信念，并不必然让人遵守道德行为。
正是这个事实，让上世纪的伏尔泰和汤姆·佩恩这些怀疑论者，让今日的海勒姆·马克西姆这些理性主义者说，对上帝的信仰是宗教建立者发明、由牧师们维持的一种欺骗或欺诈。但这是个粗野荒谬的诽谤。所有的伟人、有伟大思想的人，始终都相信上帝。孔子也信上帝，虽然他很少提起它。拿破仑这等有如此伟大的实践理智的人也信上帝。正如赞美诗作者所说：“只有傻瓜——粗野的、肤浅理性的人——才会真心说‘没有上帝’”。但是具有伟大思想的人对上帝的信仰不同于人类大众对上帝的信仰。具有伟大思想的人对上帝的信仰类似斯宾诺莎：是对宇宙的神圣秩序的信仰。孔子说：“五十知天命”——也就是说，宇宙的神圣秩序。具有伟大思想的人对这种宇宙的神圣秩序有不同的称呼。德国人费希特称它为宇宙的神圣理念。中国的哲学语言称他为“道”——道路。但是，不论具有伟大思想的人如何称呼宇宙的神圣秩序，正是宇宙的神圣秩序的知识，使得具有伟大思想的人看到遵守构成宇宙神圣秩序部分的道德行为准则、或者道德律的绝对必要性。
因此，尽管对上帝的信仰并不必然使人服从道德行为的法则，但对上帝的信仰必然让人看到服从这些法则绝对必要性。正是这种关于服从道德行为的绝对必要性的知识，能够使得所有具有伟大思想的人遵循和服从那些法则。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那时，人类大众没有这种伟大思想，无法理解这种使得具有伟大思想的人通向宇宙的神圣秩序的知识的推理，因此也不能理解遵守道德律的绝对必要性。事实上，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说的那样：“道德律，首先被当作理念，然后作为律法被严格遵守，是并且只能是圣人所为。人类大众没有足够的思想力量去理解作为理念的道德律，也没有足够的人格力量把它们当作律法来遵守。”正是这个原因，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赫伯特·斯宾塞讲述的哲学和道德，只对学者有价值。
而宗教的价值在于，它能够让人，让没有理性力量和人格力量的人类大众，严格遵循和服从道德行为的准则。但是，宗教如何并通过什么方法使得人们做到这点呢？人们想象。宗教能够使得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是通过教导人们信仰上帝达到的。如我向你们揭示过那样，这是个大错误。让人真正服从道德律或者道德行为的准则的唯一权威是道德感，即在他们之中的君子律法。孔子说：“人之外没有道德律”。甚至基督救世主在教导他的宗教时也说：“天国在你心中”。因此我说，通过教导人们信仰上帝，宗教让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观念是一个错误。马丁·路德在丹尼尔书的评论里赞美说：“上帝就在人心所信赖、忠实、希望和爱所在的地方。信仰的对，上帝也对；信仰的错，上帝也是错觉”。因此，宗教教导的这种对上帝的信仰，只是信仰，或者我所谓的，一个庇护。而路德又说：“这信念，也就是对上帝的信仰，一定是真实的；否则信念，这信仰，就是错觉。或者说，对上帝的信仰必定是对上帝的真实认识，是对宇宙神圣秩序的真实认识，而我们知道，这只有具有伟大思想的人才能达到而人类大众不能达到。”因此，你看到宗教教导的对上帝的信念，人们想象是它让人类大众遵循和服从道德行为准则，是个错觉。人们正确的把这种对上帝的信念——宗教所教导的对宇宙的神圣秩序的信念——称为一个信仰、一个信任，或者我所谓的庇护。然而，这个庇护，宗教所教导的对上帝的信念，虽然是错觉，一个幻象，却有助于使人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因为我说过，对上帝的信念给了人们，人类大众，一种生存的安全感和永恒感。歌德说：“虔诚，比如宗教所教导的对上帝的信念，不是目的而只是一个手段，通过它给予的心灵和情绪的完美平静，获得了修养和人的完美的最高状态”。换句话说，宗教教导的对上帝的信念，通过给人生存的安全感和永恒感，让他们平静，给了他们必需的心灵和情绪的平静，有次去感受他们之中君子律法或者道德感，我再次要说，这正是让人真正服从道德行为准则或者道德律的唯一权威。
但是，如果宗教教导的对上帝的信仰只是有助于让人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那么宗教主要依靠什么让人，让人类大众，遵守道德行为准则呢？靠启示。马修·阿诺德确切地说：“无论什么信条下的高贵灵魂，异教徒恩培多克勒和基督徒保罗，都坚持启示这种让道德行为完美的强烈情感的必要性”。那么，我说，宗教主要依靠的让人们、让人类大众遵守道德行为准则或者道德律的这种启示或者强烈情感（它是宗教依靠的至高美德）是什么？
你们会记得，我告诉过你们，孔子教导的整个体系可以总结为一个词：君子律法，欧洲语言里最接近词，我认为是道德律。孔子把君子律法称为秘密。孔子说：“君子之道，费而隐。”然而孔子也说：“普通男女大众的简单智力也能知道这个秘密的一些东西。普通男女大众的卑贱天性也能履行君子律法。”因为这个原因，歌德，他也了解孔子的君子律法这种秘密，称它为“公开的秘密”。人类在哪里以及如何发现这个秘密呢？你们会记得，孔子说过，我告诉过你们对君子律法的认识开始于对夫妻关系的认识——婚姻中男女的真正关系。因此秘密，歌德所说的公开的秘密，孔子的君子律法，首先通过男人和女人发现。那么，男人和女人又是如何发现这个秘密——孔子的君子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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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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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过你们，孔子的君子律法在欧洲语言中最接近的词是道德律。那么孔子的君子律法和道德律的不同在什么地方——我指的是者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或道德律法，有别于宗教导师教导的信仰或道德律法。为了理解孔子的君子律法与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法之间的不同，让我们首先找到宗教与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法之间的不同。孔子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因此，根据孔子的说法，宗教和道德律——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之间的不同在于宗教是净化的、有序的道德律，是道德律的更深入更高尚的标准。
哲学家的道德律告诉我们必须遵守我们人的律法，也就是理。而理，正如大家理解的那样，意味着理性力量，思想和理性的缓慢过程，它让我们区分和认识到事物的外在形式和可定义的属性和品质。因此，理，我们的理性力量，只能让我们看到道德关系里可定义的属性和品质，习俗、道德，也可以称呼为外在的礼貌和死板的形式，或者说，对错或正义的形式。理，单独我们的理性，不能让我们看到对错或正义那不明确的、活生生的绝对本质，也可以说，正义的生命，或者说灵魂。因为这个原因，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学家的道德律告诉我们必须遵守的我们人的律法，称为良心，也就是我们的心。但是，正如希伯来圣经里的智者说的那样，人心里有许多机巧。因此，当我们把良心，我们的心，作为我们人的律法来遵守，我们就可能倾向于去遵守，不是我所谓的正义的灵魂的声音，正义的不明确的绝对本质，而是一个人心里的许多机巧。
换言之，宗教用遵守我们人的律法的方式告诉我们必须遵守我们人的正确律法，不是动物的或我们的肉体律法，圣保罗所谓的肉体的心灵律法，著名的信徒奥古斯特·孔德、利特尔先生对此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自我保存和繁殖的律法；而我们人的真正律法，是圣保罗所谓的精神心灵的律法，孔子定义的君子律法。简言之，我们人的这种真正律法，这就是宗教告诉我们去遵守，是基督所谓的我们内心的天国。因此，我们看到，正如孔子所说的，宗教是提炼过的、精神化的、有序的道德律，比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更高更深的标准。因此，基督说：“除非你的公正（或者道德）超越了犹太法学家和法利赛教徒（也就是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公正（或者道德），否则你不可能进入天国。”
和宗教一样，孔子的君子律法也是提炼过的、有序的道德律——比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更深更高的道德律标准。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告诉我们必须遵守我们人的道德律，哲学家称之为理，道德学家称之为良心。但，和宗教一样，孔子的君子律法告诉我们必须遵守真正的我们人的律法，不是街上一般人或者粗俗肮脏者的律法，而是爱默生所谓的世界上“最率直最单纯的心灵”的人的律法。事实上，为了了解君子的人的律法是什么？我们必须首先是君子，用爱默生话说，是在他自身中发展出来的君子的率直和单纯的心灵。因此，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然而，孔子说过，只要我们学习并尝试获得君子的细腻感情或品位，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君子律法。在孔子的教义里，品味的汉语是礼，曾经被翻译成礼节、礼数和礼貌，其实这个词是品味的意思。品味，君子的细腻情感和好品味，当用于道德行为时，用欧洲语言说，就是荣誉感。事实上，孔子的君子律法不是别的而就是荣誉感。这种荣誉感，孔子称为君子律法，不是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那是一种生硬的、死板的关于对错的形式的或者公式的知识，而类似于基督教圣经里的正义，一种对天生的、逼真的、生动的对错或者正义的不明确的绝对本质的感知，即正义的生命和灵魂，也称为荣誉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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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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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认识到夫妻关系的男人和女人，是怎么认识到那个秘密，歌德的秘密，孔子的君子律法？男人和女人发现这个秘密，是因为他们有君子的细腻感情、好品位，应用于道德行为上就是荣誉感，这使得他们看到了对错或者正义的不明确的绝对本质，即正义的生命和灵魂也就是荣誉。那么是什么给了、激发了男人和女人的这种细腻情感、好品位或者荣誉感，从而使他们看到正义的灵魂即荣誉呢？朱贝特的这句美文解释了它。朱贝特说：“人不能真正公正对待他的邻居，除非他爱他”。因此，让男人和女人看到朱贝特所说的真正的公正，正义的灵魂也叫荣誉，让他们发现这个秘密——歌德所说的公开的秘密，孔子的君子律法——的灵感就是爱——男女之间的爱，就是说，产生了君子律法；这个秘密，因为拥有它，人类不但建立了社会和文明，而且建立了宗教——去发现上帝。你现在会理解歌德借浮士德（２８）之口的忠实自白，其开头是：
上面不是天堂的屋顶么？
下面不是坚实的大地么？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不是宗教教导的对上帝的信仰让人们遵守道德行为的准则。让人遵守道德行为的准则的是宗教诉诸的君子律法——我们内心的天国。因此君子律法是真正的宗教生命，而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宗教所教导的道德行为准则，可以说只不过是宗教的形式。但是，如果宗教的生命是君子律法，那么宗教的灵魂、宗教的启示之源——是爱。爱不单是指男女之爱这种人类最先了解的爱。爱包括所有真实的人类感情，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以及对所有生命的情感和善良，同情、怜悯、仁慈；事实上，所有真实的人类情感都包括在仁这个中国汉字里面，如果用最接近的欧洲语言，用基督教的老话说，就是神性，因为这是人的最类似神的品质，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人性，人性的爱，或者用一个字来表达，爱。简言之，宗教的灵魂，宗教的启示之源就是这个中国字仁，爱——你可以称呼它任何名字——最先是作为男女之爱出现在世界上。之后，这就是宗教的启示，宗教的至高美德，我说过，宗教主要依靠它使得人、使得人类大众能够遵守构成了宇宙的神圣秩序部分的道德行为的准则或者道德律。孔子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现在，我们在宗教里发现启示、活的情感。而宗教里的这种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不只在宗教里可以发现——我指的是教会宗教。每一个曾经感到一种使他超越自我利益的思考或恐惧的冲动的人，都感到这种启示或活的情感。事实上，宗教里的这种启示或者活的情感在人的任何不是基于自我利益或者恐惧的动机，而是责任和荣誉感所驱动的行为里都能找到。我要说，宗教里的这种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不只是在信仰里找到。宗教的价值在于所有伟大信仰的创立者身后留下的关于道德行为准则的话里所有的、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准则里没有的这种启示或者活的情感，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说，它照亮了准则并让人们容易去遵守。而宗教的道德行为准则里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不只在信仰里能够找到。所有文学伟人，特别是诗人，他们的文章里也充满了信仰里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比如，我曾经引用过的歌德的话，也有这种灵感或者活的情感。不幸的是，文学伟人的话不能传达到人类大众，因为所有的文学伟人都使用的是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这是人类大众所不能理解的。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建立者有一个优势，他们大都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因此，他们说的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朴素语言，这样就能让人类大众理解他们。因此宗教，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可以向人类大众传播它所包含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为了理解歧视或者活的情感是怎样进入宗教，进入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那让我们看看宗教是如何进入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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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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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知道的那样，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建立者，都是具有特别甚至非凡强烈的情感天性的人。这种异常非凡的情感天性让他们感受到强烈的爱的情感或人类感情，如我说过的那样，这是宗教的启示之源，宗教的灵魂。这种强烈的情感或爱的情感或人类情爱让他们看到我所说的对错或者正义的不明确的绝对的本质，即他们所说的公正的正义灵魂。这种对正义的绝对本质的生动理解让他们看到了对错律法或者道德律的统一。由于他们具有非常强烈的情感天性，他们具有强大的想象力，这就无意中把道德律的一致人格化为一种全能的超自然存在。这种超自然的全能的存在，他们想象中人格化的道德律的统一，他们称之为上帝，他们相信，他们感受到的强烈的爱或者人类感情的情感或者激情来自那里。于是，这样宗教里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就进入了宗教；启示照亮了宗教的道德行为准则，为人类大众沿着道德行为的笔直的、狭窄的道路前进提供了情感和动力。但是现在，宗教的价值不只是他的道德行为准则里面有歧视或者活的情感来照亮这些准则以便人们遵守。宗教，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价值在于他们有一个组织来唤醒、鼓励和点亮人的这种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以便让他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里的这种组织就是教会。
很多人相信，教会的建造是用来教导人们信仰上帝的。但这是个大错误。现代基督教会的这个大错误让像已故的弗劳德先生（２９）那样诚实的人对现代基督教会感到恶心。弗劳德先生说：“在英格兰我听了上百个布道，关于忠实地秘密，关于神职人员的神圣使命，关于罗马教皇的继承，等等，实话说没有一个我能够回想起来诚实，朴素的戒律，‘不可撒谎’，‘不可偷窃’。”我很敬重弗劳德先生，但我以为他在说起教会，基督教会，应该教导道德时，他错了。教会建立的目的无疑是让人有道德，让人遵守诸如“不可撒谎”“不可偷窃”的道德行为准则。但是，世界上伟大宗教的教会的功能，真正的功能，不是教导道德，而是教导信仰，我曾向你们说明过，不是呆板方正的教条，诸如“不可撒谎”“不可偷窃”，而是启示，一种让人们遵守准则的活的情感。换言之，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教会是一个组织，我说过，唤醒并点亮人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让他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那么教堂是怎么唤醒并点亮人的启示呢？
众所周知，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建立者不仅给了他们教导的道德行为准则以启示或者活的情感，而且激励他们的直系门徒以无限的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来对待他们自身。当伟大导师死后，他们的直系门徒，为了保持对他们导师的无限的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就会建立一个教会。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这就是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教会的起源。教会唤醒并点亮了人所必需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让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通过保持、激励、鼓励这种对门徒最先体验到的宗教的导师和创立者的人格和个性的无限赞美、爱和狂热情感。人们不仅正确地称呼这是对上帝的信仰，也是对宗教的一种信仰、一种信任；那么是对谁的信任呢？对他们宗教的宗师和建立者的信任，伊斯兰教里的先知，基督教里的基督。如果你问一个称职的伊斯兰教徒为什么他信神并且遵守道德行为准则，他会正确回答你他这么做是因为他信默罕默德这个先知。如果你问一个称职的基督徒为什么他信上帝并且遵守道德行为准则，他会正确告诉你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爱基督。因此，你看到，对默罕默德的信仰，对基督的爱，事实上我所说的对宗教的宗师和建立者的无限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被教会用来保持、激励、鼓励人，是启示之源，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真正力量，通过它可以让人，人类大众遵守道德行为准则。孟子，在谈到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纯粹最基督式的人物，说：“人们领会了伯夷和叔齐的精神，放荡的恶棍不再自私，懦弱的人有了勇气。”（３０）
我写了这么多，现在可以回答之前你们问我的问题了。你们问我，你们会记得，没有宗教教导的对上帝的信念——一个人怎么能让人，让人类大众，跟随和服从孔子在国家信仰里教导的道德的准则——对皇帝忠诚的绝对责任？我向你们揭示了不是宗教所教导的对上帝的信仰使人真正地服从道德法则或道德行为法则。我向你们表明，宗教之所以能够使人服从道德行为法则，主要是因为一个叫做教会的组织唤醒和点亮了人之中的启示或活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使得他们服从那些法则。现在为了回答你们的问题，我会告诉你们，孔子的教义体系称为儒教，中国的国家信仰，正如别的国家的教会宗教，让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手段也是通过相当于别的国家的教会宗教里的教会这样的组织。在中国儒教中，这种国家信仰里的组织就是——学校。学校是中国孔子的国家信仰里的教会。如你们知道的那样，汉语里宗教信仰的“教”这个字也是教育的教。事实上，由于中国的教会就是学校，信仰在中国就意味着教育，修养。中国学校的目的和目标，不是像今日现代欧洲和美国，教人谋生，而正如教会宗教的目的和目标，是教人理解弗鲁德先生所谓的基本戒律，“不要撒谎”“不要偷窃”；事实上，教导人做个好人。“不论我们是否言行有素”约翰生说：“不论我们是否想有用或者让人愉快，最基本的是要有对和错的虔诚的道德认识；然后，了解人类历史，以及那些体现了真理，被事实证明的合理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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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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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教会宗教的教会通过唤醒和点亮人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能让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而它唤醒和点亮人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主要是通过激励和唤起对宗教的宗师和建立者的无限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那么，在学校——中国的孔子的国家信仰里的教会——和别的国家的教会宗教里的教会有一个区别。学校——中国的国家信仰里的教会，它确实能通过唤醒和点亮人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让人遵守道德行为的准则，如同教会宗教里的教会一样。但中国的学校用来唤醒和点亮人的歧视或者活的情感的方法不同于别的国家的教会宗教里教会所用的方法。学校，中国孔子国家信仰里的教会，不是通过激励和点亮对孔子的无限敬仰、爱和狂热的情感来唤醒和点亮启示或者活的情感。孔子在他的一生中的确在他的直系门徒里面激发了一种无限敬仰、爱和狂热的情感，而且在他死后，在研究并理解他的所有伟人中间同样激发了一种无限敬仰、爱和狂热的情感。但是我们知道，孔子在他活着的时候以及在他死后，没有像世界上别的伟大宗教的创立者那样，曾激发了人类大众同样的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中国的普通大众，并不像伊斯兰国家的普通大众赞美崇拜穆罕默德，或者如同欧洲国家的普通大众赞美崇拜耶稣·基督那样，赞美崇拜孔子。在这方面，孔子就不属于宗教建立者那一类人。为了成为欧洲词义上的宗教建立者，一个人必须有特别甚至异常强烈的情感天性。孔子事实上是商王室的族裔后代，这个朝代在孔子生活的朝代之前统治中国——这个种族具有希伯来人民同样强烈的情感天性。但是孔子自己生活在周王室的王朝里，周王室——它是具有类似希腊人的良好理智天性的种族，周公就属于这个种族，我说过，他是前孔子信仰的建立者，或者说是中国的旧约信仰时期的真正代表。因此，如果做个类比的话，孔子就是希伯来人的出身，具有希伯来种族强烈的情感天性，同时接受了最好的理智教育，具有希腊文明所能给予的最好的理智修养。事实上，正如现代欧洲伟大的歌德，有一天欧洲人会认识到伟大的歌德所具有的最完美的人性，是欧洲文明产生的真正的欧洲人，正如中国人认识到孔子具有最完美的人性一样，他是中国文明产生的真正中国人——我要说，正如伟大的歌德，孔子受过教育，有教养，因而不属于宗教建立者之类的人。事实上，在孔子活着的时候，他并没有被人们所了解，除了他最亲密人和最直系的门徒之外。
我说，中国的学校，是孔子的国家信仰的教会，不是通过激起和唤醒对孔子的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来唤醒和点亮启示或者活的情感来让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那么中国的学校是如何唤醒和点亮启示或者活的情感来让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呢？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学校——中国国家信仰的教会——是通过教他们诗歌来唤醒和点亮人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由此让他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事实上，所有真正的文学伟人的著作，如我说过的那样，都具有宗教的所有道德行为准则中有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马修·阿诺德，在谈到荷马和他的诗歌的高贵品质时说：“荷马诗歌以及少数文学伟人的作品的高贵品质，能够净化蒙昧的人，能够改造他”。事实上，无论什么都是真实的，无论什么都是正直的，无论什么都是纯洁的，无论什么都是可爱的，无论什么都是有好名声的，如果有任何美德，如果有任何赞誉的话——学校，中国的国家信仰的教会，都会让人思考这些事情，通过使他们对它们的思考，唤醒和点亮了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从而让他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
但是你们会记得，我告诉过你们文学伟人的真正著作，比如荷马诗歌，不能传达于大众，因为文学伟人使用的是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这不能为人类大众所理解。事实既然如此，那么孔子教导的体系，儒教，中国的国家信仰，是如何唤醒和点亮了人类大众、中国的普通大众的启示或活的情感，让他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呢？好，我曾告诉你们，中国相应于别的国家的教会宗教里的教会组织的是学校。但这并不完全正确。在中国孔子的国家信仰里，真正与别的国家的教会宗教里的教会相应的真正组织——是家庭。真正的教会——学校不过是它的一个附属物——中国的孔子国家信仰的真正会，是每一个房屋有祖先牌位和祖先拜堂，在每一个村镇有祖先庙堂的家庭。我曾经告诉你们说，启示之源，世界上所有的伟大宗教让人、让人类大众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真正动力，是教会激励和唤起人们对宗教的宗师和创立者的无限的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那么，在中国的国家信仰里面，让人、让中国的普通大众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启示之源，真正的动力是“对父母的爱”。基督教教会宗教的教会，说：“爱基督。”中国孔子的国家信仰的教会——每个家庭的祖先排位——说“爱你的父母”。圣保罗说：“让每一个人都唤基督的名，远离不公正。”而《孝经》的作者，这本书写于汉朝，类似于基督的中国人，他说：“让爱父母的人远离不公正。”简言之，正如基督教教会宗教的本质、动力、真正的启示之源，是对基督的爱，国家信仰，中国的儒教的本质、动力、真正的启示之源是“对父母的爱”——孝顺，以及祖先崇拜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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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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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孔子还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属矣。”这就是中国的国家信仰，儒教，如何唤醒和点亮人们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从而使得他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方法，所有这些法则中最高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就像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里面最高最重要的道德行为准则就是畏惧上帝一样。换言之，基督教的教会宗教说：“畏惧上帝，服从他”。而孔子的国家信仰——儒教说：“尊敬皇帝，效忠他”。基督教教会宗教说：“如果你畏惧上帝并服从他，首先要爱基督。”孔子的国家信仰，或者儒教说：“如果你想尊敬皇帝并效忠他，首先要爱你的父母”。
现在，我已经为你们揭示了，中国文明为什么自孔子时代以来这２５００年没有心灵和头脑冲突的原因。之所以没有这种冲突，其原因是中国人，甚至中国的普通大众，没有宗教需要感——我是说欧洲词义上的宗教；而中国人没有宗教需要感，其原因是中国人在儒教里有某种东西可以取代宗教。这种东西，我已经向你们说明，是孔子在他给中华民族的国家信仰里教导的对皇帝的效忠的绝对责任的原则，称为名分大义的荣誉法典。孔子为中国人民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我说过，是给了他们国家信仰，教导他们对皇帝的效忠的绝对责任。
因此，我认为，探讨孔子以及他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事情是必需的，因为它与我们现在讨论问题——中国人的精神——非常相关。因为我想告诉你们，你们也会从我所说的话里理解到，中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有意地忘记并放弃了他曾经效忠的荣誉法典，中国孔子的国家信仰的名分大义，对皇帝或者元首效忠的绝对神圣责任，这样的中国人已经丢掉了中国人的精神，丢掉了他的民族和种族的精神：他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最后，让我简单地总结一下关于我们讨论的题目——中国人的精神或者真正的中国人，我想要说些什么。真正的中国人，我向你们说明过，是过着具有成人的理智同时具有孩子的单纯心灵的生活的人，中国人的精神是灵魂和理性的恰当结合。现在，如果你考察中国人的心灵在第一流的艺术文学作品里的产品，你会发现它正是灵魂和理性的恰当结合——让这些作品悦人可喜。马修·阿诺德对荷马诗歌的评论对中国所有第一流的文学同样适合，“不但具有深刻触动人性本心的力量，这是伏尔泰不能企及的弱点，也具有伏尔泰那令人惊异的朴素性和理性。”
马修·阿诺德把这位最好的希腊诗人的诗歌称为富有想象力的理性的女祭司。中国人的精神，正如在最好的标本、也就是他们的艺术和文学的作品里面是看到的那样，正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富有想象力的理性。马修·阿诺德说：“后来的异教徒的诗歌依靠感觉和理智生活；中世纪基督徒的诗歌靠心灵和想象生活。而现代精神生活，当今的现代欧洲精神的主要因素，既不是感觉和理智，也不是心灵和想象，而是富有想象力的理智。”
如果马修·阿诺德这里所说的是真的，今日欧洲人民的现代精神的因素是富有想象力的理性，那么你就会发现中国人的精神对欧洲人有多么巨大的价值——这种精神就是马修·阿诺德所谓的富有想象力的理性。我说，它非常有价值，非常重要，值得研究、值得理解、值得热爱，而不是忽视、轻视、试图毁灭它。
但是现在，在我最后作结论前，我想给你们一个警告。在考虑我给你们说明的中国人的精神时，你们一定要记住它不是科学，哲学，神学，或者什么主义，比如勃拉瓦茨基夫人（３１）或者贝赞特夫人（３２）的神学或者主义。中国人的精神甚至不是心理活动——一种大脑和心灵的活跃运转。我想告诉你们，中国人的精神是心灵的状态，灵魂的性情，你们不能像学速记或者世界语一样学习它，——简单说，它是一种心态，或者用诗人的话说，一种宁静祥和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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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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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请允许我为你们朗诵非常中国化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几行诗，它胜过我本人说过的或能说的任何言词，它为你们描述了中国人的精神中宁静祥和的心态。这几行英国诗以我力所不及的手法向你们呈现了中国式人性里灵魂和理性的完美结合，以及赋予真正中国人无以言表的文雅的宁静祥和，华兹华斯在《丁登修道院》这首诗里说：
同样，凭借它们
我还在更高尚的方面
得到别的馈赠：祥和的心态
让神秘的重负，
让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给予的
沉重恼人的负担，
得到缓解：——在宁静祥和的心态下
柔情引导我们前行，——
直到我们的肉体的呼吸
甚至血液的流动
都停下了，我们的身体已经
熟睡，成了活的灵魂：
我们的眼睛在和谐的力量下变得
宁静，在快乐的力量下变得深邃，
我们看清了万物的生命。
宁静祥和的心态让我们看清了万物的生命：这就是充满想象力的理性，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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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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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阿诺德，他在谈到《圣经》里的论据在下议院被用来支持一个是否准许男人和他亡妻的妹妹结婚的法案时说：“仔细考虑这件麻烦事，谁会相信，当女性天性、女性观念以及我们和她们的关系出了问题时，优雅敏悟的印欧种族，发明了缪斯女神、骑士精神、圣母玛丽娅的印欧种族，却发现这个问题的定论出自拥有七百个妻和三百个妾的贤明国王统治下的闪族人？”
这里，我想从上文冗长句子中引出的词是“女性观念”。那么什么是中国人的女性观念？什么是中国人的女性天性的观念以及她们与那种观念的关系？在深入探讨之前，我想说虽然我敬重马修·阿诺德，尊重印欧种族，但是闪族，古希伯莱人的女性观念并不像马修·阿诺德用他们最贤明的国王有大批妻妾这个事实所描绘的那般恐怖。因为古希伯莱人的女性观念，如我们可以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找到的那样：“谁能找到贞洁的女人？她的价值远胜红宝石。她的丈夫安心信赖她。天没亮她就起床了，给家人准备食物，给姊妹准备嫁妆。她扶着纺锤握着卷线杆。下雪了她不会担心家人，因为她的家人穿着大衣。她言谈明智，语调亲切。她照看家人，她不吃闲饭。她的孩子成长并祝福她，她的丈夫祝福并赞美她。”
我认为，这毕竟不能算恐怖，不能算糟糕——这就是闪族人的女性观念。当然它不像印欧种族的女性观念，像圣母玛丽娅或者缪斯女神那么脱俗。然而，我认为必须承认——圣母玛丽娅和缪斯非常适合在房间里作为画像挂起来，但如果你把扫帚放在缪斯手里或者让玛丽娅进厨房，我可以肯定你的房间会一团糟，早上起来你多半也会吃不到早餐。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但是，如果希伯来人的女性观念无法和圣母玛丽娅或者缪斯相比，那么我认为，它能很好地和现代欧洲的女性观念，今日欧洲和美国的印欧人种的女性观念相比。在这里我不讨论英格兰的妇女参政论者。把古希伯莱人的女性观念和现代的女性观念，比如现代小说里的女主角的女性观念做比较？熏例如小仲马的《茶花女》。顺便提一下，人们可能有兴趣知道，在所有翻译成中文的欧洲文学作品中，小仲马的这部将污秽堕落的女人看作超级女性理想的小说，在目前赶时髦的中国尤为畅销，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本法国小说的中文译名为《茶花女》，它甚至已被改编成戏剧，风行于中国大江南北的剧院舞台。现在，如果你将闪族人的古代女性观念，那一心只要丈夫穿得体面自己却不怕雪冻的女性，同今日欧洲印欧种族的女性观念，那个没有丈夫、因而用不着关心丈夫，只用将自己打扮得华贵体面，还永远胸前放一朵茶花，却奢靡而终的茶花女相比：那么你就会懂得什么是真实的文明，什么是虚伪的和华而不实的文明。
而且，即使你把手拿纺锤、指握纱杠、操持家务、不吃闲饭的古希伯来女性观念，与指按琴键、手把鲜花、身穿黄色紧身衣、头戴金银首饰、在儒学联合会大厅的混杂人群之前搔首卖唱的那些现代所谓妇女相比，即使你比较这两种女性观念，你只会发现现代中国与真正的文明越来越渐行渐远。因为女性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之花，是这个民族的文明表征。
但是现在，就到了我们的问题：什么是中国的女性观念？我要说，中国的女性观念本质上与古希伯来的女性观念一样，至于它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我之后会论及。中国的女性观念之所以与古希伯来的女性观念一样，是因为它不是仅仅挂在房间墙壁上的一幅画；它也不是一个男人用整个生命去爱抚和崇拜的一个女性。中国的女性观念是手拿扫帚打扫房间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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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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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国书写文字表示妻子的汉字“婦”，其根本的意思就是一个妇女和一把扫帚。在正统中国人那里，在我称之为官方统一的中国人那里，一个妻子就被称作供应房的主人——厨房的主妇。确实，真正的女性观念——一个真正的、而非华而不实的文明的人民的女性观念，比如古希伯来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基本上与中国人的女性观念是一样的：真正的女性观念一直是主妇、管理家务的妇女。
不过现在，我们要讲得更为详细些。中国的女性观念，就它从最早的时候传承下来的样子，可以总结为“三从四德”。那么，什么是“四德”呢？它们是：第一是妇德；第二是妇言；第三是妇容；最后则是妇功。妇德不是指具有非凡的才能智慧，而是指谦恭、欣悦、贞洁、坚贞、整洁、不可指责的行为和完美的举止。妇言不是指雄辩或诱人的谈吐，而是指言词谨慎，从不说粗鄙或强暴的言词，直到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妇容不是指面容的美丽或漂亮，而是指个人在穿着打扮上清洁而无可指责。最后，妇功不是指什么特殊的技能或能力，而是指勤于纺工，而不乱费时间在嬉笑上，尤其当家里有客人的时候，要在厨房里准备好干净卫生的食物。这就是一个妇女行为的四个基本要点，记载于《女诫》一书之中，这本书是汉朝大史家班固之妹班昭所著。
那么，什么是中国女性观念中的“三从”呢？它们实际上指的是三种自我牺牲或“为别人而活”。也就是说，当一个妇女未嫁时，她为其父而活；嫁了之后，则为其夫而活；成了寡妇之后，则为其子而活。事实上，在中国，一个妇女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自己而活，也不是为社会而活；也不是成为一个改革者或者女性情感联合会的主席；也不是作为一个圣徒而活着，也不需要为这个世界作出贡献；在中国，一个妇女的主要目标，就是做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和好母亲。
我的一个外国的女性朋友曾写信问我，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像伊斯兰教徒一样，认为妇女是没有灵魂的？我回信告诉她说，我们中国人不认为妇女没有灵魂，但是我们认为一个妇女——一个真正的中国妇女没有自我。既然现在在中国妇女上谈到了“没有自我”，那我就要稍微谈及一个非常困难的主题——这个主题不仅困难，而且恐怕对于那些受过现代欧洲教育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理解的，那就是中国的纳妾。纳妾这一主题，恐怕在我看来，公开谈论不仅是一个困难的主题，而且还是一个危险的主题。但是，正如英诗所言：
“傻瓜闯进了天使畏惧不前的地方”。
在这里，我将尽我的最大努力说明，在中国为什么纳妾不是人们一般想象的那样是不道德的习俗。
在纳妾这一主题上，我想说的第一件事是，正是因为中国妇女的无私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但是，在我进一步阐述之前，让我在此告诉你们，在中国，纳妾不是说有许多个妻子。根据中国的法律，一个男人只允许有一个妻子，但是，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有许多侍女或妾。在日本，侍女或妾被称作“手靠”或“眼靠”；就是说，在你累了时候手可以依靠、眼可以注目的地方。我说过，中国的女性观念不是一个男人用整个一生去爱抚和崇拜的女性形象。中国的女性观念是，作为一个妻子，要绝对无私地忠诚于她的丈夫。因此，当丈夫生病或由于其心脑过度操劳而疲惫，需要一个侍女，一个手靠或眼靠来恢复健康以适应其生活和工作时，中国这一无私的妻子就会给予这些，就像欧美的一个好妻子在其丈夫病了或需要时给予他一把靠椅或一杯羊奶一样。实际上，正是中国妻子的这种无私，她的义务感，这种自我牺牲的义务，使得中国男人能够拥有侍女或妾。
但是人们会对我说，“为什么只要求妇女无私和牺牲？男人呢？”关于这一点，我要说，男人不是没有这样的要求——丈夫辛辛苦苦地为家庭而工作，尤其如果他是一个绅士时，他就不只是为他的家庭尽他的义务，而且还要为他的君主和国家尽其义务，而且这样做的时候，有时候甚至需要献出他的生命：他难道不是也在作出牺牲吗？康熙皇帝临终前在其病榻上发出的遗诏说：“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在中国做一个皇帝是多大的一种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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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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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此我顺便提及，Ｊ．Ｂ．濮兰德和白克豪斯先生在他们最近的著作中，把康熙皇帝描述成一个身材高大、虚弱无助、令人恐怖的淫棍，他是被他那些众多的妻儿拖进了坟墓。当然，对于Ｊ．Ｂ．濮兰德和白克豪斯这样的现代人而言，纳妾是不可想象的，只能被当作某种令人恐怖的、卑鄙的和肮脏的事情，因为这种人败坏了的想象，只能想到肮脏的、卑鄙的和令人恐怖的事情。不过，这些只是题外话。现在，在此我想说的是，一切真正的男人的生活——从皇帝到人力车夫、苦工——和一切真正的妇女的生活，都是一种牺牲的生活。在中国，妇女的牺牲就是绝对忠诚于她称之为丈夫的人，男人的牺牲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个妇女或者他带进其家庭的所有妇女，以及他们生养的孩子。确实，对于那些认为中国的纳妾是不道德的人，我要说，在我看来，拥有群妾的中国达官贵人，比骑着摩托车在大街上勾搭一个无依无靠的妇女，与其调情一夜之后第二天早上重又把她抛回到大街上的欧洲人相比，更少自私、更少不道德。拥有群妾的中国达官贵人可能是自私的，但他至少他的群妾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让自己对那些他拥有的妇女的扶养负责。事实上，如果这个达官贵人是自私的，那么我要说，骑着摩托车的欧洲人就不仅是自私的，而且是懦夫。罗斯金说，“一个真正的战士，其荣誉决不是因为他能够去屠杀，而是他愿意并准备随时献出生命。”同样，我要说，一个妇女的荣誉——在中国，一个真正的妇女不仅是爱她丈夫并对他真诚，而且是绝对无私地为他而活。事实上，这一无私的宗教是妇女的宗教，尤其是中国贵妇或夫人的宗教，就像我在别处尽力说明的忠诚宗教是男人的宗教一样——中国绅士的宗教。只有当外国人理解了这两种宗教——“忠诚宗教和无私宗教”，他们才能够理解真正的中国人，或真正的中国妇女。
但是人们又会对我说，“爱是怎么回事呢？一个真正地爱着他的妻子的男人，还有心去爱家庭里除她之外其他妇女吗？”对此，我要说，当然能——为什么不能呢？一个男人是否真爱他的妻子，其真实的检验不是他是否用一生拜倒在她的脚下奉承她。一个男人是否真正地爱他的妻子，真正的检验是，他是否渴望并试图合理地保护她，而且不伤害她，不伤害她的感情。现在，如果把一个陌生女人带进家里，这肯定会伤害到妻子，伤害到她的感情的。但在此我要说，正是我所谓的无私的宗教使得他的妻子免于伤害：在中国，正是妇女这一绝对的无私，使得她看见其丈夫把另一个女人带进家庭时，又可能不感到受伤害。换句话说，正是中国妇女的这一无私，使得丈夫，允许丈夫能够纳妾而不会伤害到他的妻子。在这里，我要指出，一个绅士——一个真正的中国绅士，从来不会不经他的妻子的同意而纳妾的，而一个真正的中国贵妇或夫人，无论什么时候，她都有一个健全的理性认为她的丈夫应该纳妾，她不会不同意的。丈夫中年之后无子嗣，都想纳妾，诸如此类的事情我知道许多，但是由于妻子的不同意而终止了这样的想法。我还知道这样一个事情，丈夫由于不想伤害到多病体弱的妻子，在妻子催促他纳妾时拒绝这样做，但是他的妻子，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不仅给他纳了一妾，而且迫使他与其同房。事实上，在中国，保护妻子免于受到妾的侮辱就是丈夫对她的爱。因此，在中国，说丈夫因为他们纳妾而不能真正地爱他们的妻子，还不如说正是因为丈夫非常爱他的妻子，他才有纳妾的权利和自由，而不会担心他会滥用这种权利和自由。这种自由，这种特权常常会被滥用——尤其当这个国家的男人的荣誉感像现在无政府主义的中国那样低下的时候。但是我依然要说，在中国，丈夫允许纳妾所含有的对妻子的保护，是丈夫对妻子的爱，是丈夫之爱，而且我这里还要补充说在，这种爱是得体的——这是真正的中国绅士的完美得体。我怀疑，在一千个普通的欧美人中间，是否有一个人能够在家里容纳一个以上的妇女而不至于把家庭搞成一个斗鸡场或者地狱。简言之，正是这种得体——真正的中国绅士的完美得体，使得中国的妻子有可能不受到伤害，在丈夫在与她同一个屋子里拥有一个侍女、一个手靠、一个眼靠的时候。总结来说——正是这种无私的宗教，妇女的绝对无私的宗教——贵妇和夫人以及丈夫对其妻子的爱和得体——真正的中国绅士的完美得体，如我说的那样，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不是不道德的。孔子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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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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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为了使那些可能依然表示怀疑的人相信中国的丈夫们能够真正地爱他们的妻子，能够深深地爱他们的妻子，我要从中国历史和文学中提供充分的例子。为了此目的，我本特别想在此引用和翻译元禛（唐朝诗人）在其妻亡故时所作的一首挽歌。但是很遗憾，这首诗太长了，不适合于在这篇本来已过长的文章中引用。然而，那些知道中国人的人，如果想要知道这种感情到底有多深——这种感情，是真正的爱，而不是现时代常常误认为爱的性欲——在中国一个丈夫对于其妻的爱到底有多深，就应该去读一下这一首挽歌，它在任何一个普通的唐诗选集中都能找到。这首挽歌的标题是“遣悲怀”。由于我在这里无法引用这一挽歌，我打算代之以一个现代人所写的一首四行诗，这个现代人曾经是已故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这个诗人曾带着他的妻子到武昌，多年之后，他的妻子亡故。随即他不得不离开了武昌，在离开武昌之前，他写了这首。这首诗如下：
此恨人人有，
百年能有几？
痛哉长江水，
同渡不同归。
用英语表达大概如下：
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ｈｅｒｅｉｓｃｏｍｍｏｎｔｏ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Ｏｎ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ｙｅａｒｓｈｏｗｍａｎｙｃａｎａｔｔａｉｎ？
Ｂｕｔ’ｔｉｓｈｅａｒ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ｅｃａｍｅ？ｂｕｔ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ｅｒｅｔｕｒｎｎｏｔ．
甚至于丁尼生的诗相比，这里的这首诗所表达的感情即使不更为深沉，在言词上也更为精炼。丁尼生的诗写道：
撞击啊，撞击啊，撞击啊，
撞击在冰冷灰白的岩石上，噢，大海呀！
……
轻抚的双手突然消失，
你的声音却犹然在耳！
但是，现在在中国，妻子对丈夫的爱又是如何呢？我认为这无需什么证据来表明。确实，在中国，新郎和新娘在婚前不能相见是规矩，然而，即使如此新郎和新娘之前也是有爱的，我们可以从唐朝的一首四行诗中看到这一点：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３３）
用英语表达大概如下：
Ｉｎｔｈｅｂｒｉｄａｌ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ｓｔｎｉｇｈｔｓｔｏｏｄｒｅｄｃａｎｄｌｅｓ；
Ｗａｉｔ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ｔｏｓａｌｕｔｅｔｈｅｆａｔｈｅｒａｎｄ
ｍｏｔｈｅｒｉｎｔｈｅｈａｌｌ，
Ｔｏｌｉｅｔ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ｉｎａｌｏｗｖｏｉｃｅｓｈｅａｓｋｓｈｅｒｓｗｅｅｔｈｅａｒｔｈｕｓｂａｎｄ，
“Ａｒｅｔｈｅｓｈａｄｅｓｉｎｍｙｐａｉｎｔｅｄｅｙｅｂｒｏｗｓｑｕｉｔｅａｌａｍｏｄｅ？”
这里，为了说明以上这些，我必须告诉你们关于中国的婚姻的某些风俗。在中国的合法婚姻中存在着六礼：第一，问名，也就是正式提亲；第二，纳彩，也就是订亲；第三，定婚期；第四，迎娶；第五，奠雁，也就是雁前洒酒，即盟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雁北认识是配偶之爱中最为忠贞的；第六，庙见。在这六礼中，最后两个环节是最为重要的，因此我在这里要对它们做更为相信的描述。
第四个礼节，迎娶，现在除了在我的家乡福建省还保存着这一古老风俗之外——一般都省却了，因为这一礼节给新郎那一方的家庭增添了太多的麻烦和费用。如今，新娘不再是被迎娶，而是被送到新郎家。当新娘到达的时候，新郎要在门口迎接，并且要亲自打开轿门领她到屋子的厅堂。在那里，新娘新郎拜天地，就是说，他们双双面对摆在大门口有燃烧的红烛桌子跪下，面对苍天而拜，接着丈夫洒酒在地——前面放着新娘带来的一对雁（如果没有雁，普通的鹅也可以）。这就是在雁面前洒酒的奠雁；男女双方盟誓——他发誓终于妻子，她发誓忠于丈夫，就想好想他们眼前的双雁一样，彼此忠于对方。从这一刻开始，可以说，他们成了自然的甜蜜爱人，但这只是在道德法的范围内，在君子法中——他们彼此被给予忠贞的荣誉，但还没有得到公民法的认可。这一礼节因此可以被叫做道德或宗教婚姻。
接下来的礼节，就是新娘与新郎之间的交拜。新娘站到厅堂的右侧，首先跪在新郎之前——同时新郎也跪在新娘面前。之后他们交换位置跪拜。新郎现在站在新娘刚才站的位置，在新娘面前跪下——新娘也按新郎刚才所做的那样做一遍。这里我要指出的是，这种相互交拜的礼节，毫无疑问在中国是男女之间的完全平等的，夫妻之间是完全平等的。
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这种相互盟誓的礼节可以被叫做道德或宗教婚姻，这区别于三天之后举行的公民婚姻——在道德或宗教婚姻中，男人和女人在道德法——上帝面前成为夫妻。这一契约只是在夫妻之间有效。国家，或者，比如在中国，家庭在所有的社会和公民生活中取代了国家——国家只是被当作申诉的法庭——这里，家庭在这种男女之间的婚姻或契约即道德或宗教婚姻中，没有裁判权。事实上，在公民婚姻开始的第一天到第三天，新娘不仅不被介绍，而且不允许被新郎家庭的成员看见或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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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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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中国的生活中，新郎和新娘单独地度过了两天两夜，当然这不是在法律的意义上，而是在甜蜜爱人的意义上讲的。在第三天——那时中国婚姻中的最后一个礼节——庙见，或公民婚姻。我说，第三天举行的庙见，是《礼》的规定。但是现在，为了省却麻烦和节约费用，一般都在当天时候就举行。这一礼节——庙见，如果这个家族的祖庙就在附近——当然就在祖庙中举行。但是，居住在城镇中的人们，他们的祖庙不在附近，在中国，这一礼节则在有身份或名望哪怕很穷的人家的祖庙中举行。这种祖庙，祠堂，里面一般都有一个灵台，或者墙上贴有红纸，如我在别的地方说到的那样，在中国，这一儒教的国家宗教的教堂，对应于基督教国家的教会宗教的教堂。
这一礼节——庙见，从新郎的父亲跪在灵台前开始，如果父亲已经不在，则有家庭的最亲的长辈成员替代——这样向死去的祖先的灵魂宣告，家庭的一个年轻成员现在把一个妻子领进了家门。之后，新郎和新娘依次跪在祖先的灵台前。从这一刻开始，男人和女人就成了夫妻——不仅是在道德法或上帝之前的夫妻——而且在家庭钱，在国家前，在公民法之前成了夫妻。因此，我把中国婚姻中的庙见称作公民或国民婚姻。在这一公民或国民婚姻之前，这个妇女，即新娘——根据《礼》，——不是一个合法的妻子——要是妻子恰巧在庙见这一礼节之前死去，她就不能允许——根据《礼》——葬在她的丈夫家庭的墓地，她的牌位也不能放在他的家族的祖庙中。
如此，我们看到，在中国，一个合法的公民婚姻中，契约不是这个女人和这个男人之间的契约。这个契约时这个女人与她的丈夫的家庭之间的契约。她不是同他结婚，而是进入他的家庭。在中国，一位中国太太的名片上，不会写成诸如“辜鸿铭夫人”之类，而是刻板地写成“归晋安冯氏裣衽”等等——在中国，婚姻契约是这个女人与她的丈夫的家庭之间进行的——如果没有家庭的同意，丈夫和妻子是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中断契约。这里我想指出，这是中国婚姻与欧美婚姻的一个根本差异。欧美婚姻——是我们中国人——称之为的情人婚姻，一种只限于个体的男人与个体的女人之间的爱的婚姻。但是，在中国，如我说过的那样，婚姻是一种公民婚姻，它不是这个女人与这个那人之间的契约，而是这个女人与她的丈夫的家庭之间的契约——她不仅对他有义务，而且对他的家庭有义务，通过这个家庭，对社会也有义务——对社会的或公民的秩序有义务；事实上，对国家也有义务。最后，让我在这里指出，在中国，正是这种公民的婚姻概念，保证了家庭、社会或公民秩序以及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至此，请允许我说——欧美人似乎理解的真正的公民生活意旨的是什么，他们似乎理解和拥有的真正的公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公民不是一个为自己而活的人，而是首先为他的家庭而活的人，并且由此而为公民秩序或国家而活——在这个词的真实意义上，欧美却没有出现一个稳定的社会、公民秩序或国家的东西——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欧美国家，那里的男男女女根本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公民生活概念——这样的国家设有议会和政府机器，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一个巨大的商行，或者在战争时期，可以真正地称之为匪徒海盗帮——而不是一个国家。事实上，这里我可以进一步说，正是这种只具有关心最大股东的利益的自私物质利益的巨大商行的错误的国家概念——这种错误的匪徒合伙精神的国家概念，说到底，是现在欧洲进行的可怖战争的原因。简言之，没有一个真正的公民生活概念，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国家，没有一个真正的国家，哪来的文明。对于我们中国人，一个没有结婚的男人，就没有家庭，没有一个他可以栖身的家，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爱国者，如果称他为一个爱国者的话——我们中国人会叫他为一个强盗爱国者。事实上，为了拥有一个国家或公民秩序的真正概念，一个人首先有一个真正的家庭概念，而要拥有一个真正的家庭、家庭生活概念，一个人就必须首先有一个真正的婚姻概念——不是甜蜜情人的婚姻，而是一种在上面试图描述的公民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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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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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是言归正传。现在，你们可以描绘出可爱的妻子如何等待天明去拜见公婆，刷洗完毕后，低声地与她的甜蜜丈夫私语，羞怯地问画眉如何。这里，你们可以看到，我要说，这里就有中国夫妻之间的爱，尽管他们在婚姻之前没有见过对方。即使在婚姻的第三天。但是，如果你认为上面所说的那种爱还不够深的话，那么这里有一个妻子写给不在身边丈夫的两行诗：
当君怀归日，
是妾断肠时。
Ｔｈｅｄａｙｗｈｅｎ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ｏｆｃｏｍｉｎｇｈｏｍｅ．
Ａｈ！ｔｈｅｎｍｙｈｅａｒｔｗｉｌｌａｌｒｅａｄｙｂｅｂｒｏｋｅｎ．
莎士比亚在“如你喜欢的那样”中的罗瑟琳德对她的表兄塞尼亚说：“表哥，表哥，我可爱的小表哥，你最了解我在爱中的感情有多深！但我无法表达：我的爱就像葡萄牙的海湾，难见其底。”在中国，一个女人——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和那个男人——那个丈夫对他妻子的爱，可以说，就像罗瑟琳德对她表兄的爱一样深不可测，无法形容，它就如同葡萄牙海湾那般难见其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