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秀子甜甜他说：“我也曾经说过，我要献出我心灵中的全部力量来爱您。”
她已经习惯了，只有喜悦和愉快，没有羞涩和不安。
两个人的嘴巴粘在一起，颤抖而热烈地吻了好一阵。他和她紧紧地贴在一起，好像僵硬了似的，既不吭声也不动弹。良秀子完全沉浸在无比的狂欢之中，麦克阿瑟却沉浸在无比痛苦之中。
接着，两个裸体上了床。干完了那种事，两人穿上衣服才去小会议室。
良秀子从狂欢中冷静过来，柔声问道：“最高总司令与我交谈什么问题？”
麦克阿瑟实在难于开口，但事到如今，又不能不说：“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干出那种事？”
“什么事？”良秀子一惊，“自从爱上了您，我没有与任何男人有不正当的关系。”
麦克阿瑟犹豫了一会儿，终于把话说明：“近两个月来，你收了多少金条和金器？”
“什么，什么，我收到金条和金器？”她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心跳得厉害。
“不用害怕，只要你把收到的金条和金器交出来，我可以原谅你。”
“绝对没有这回事！”
“绝对有这回事！”麦克阿瑟说，“你以我的名义打电话给基南先生，先后释放了一百三十八名在押战犯。现在，由于你不知道的原因，所有被释放的人又被重新逮捕了，包括你的八个亲戚在内。”
他望了惊恐万状的良秀子一眼，又说：“近几天来，向你行贿的人纷纷找上门来讨还金条和金器，影响是很坏的。”
实在无法抵赖了，良秀子只好承认：“我把受贿的金条和金器交出来，您真的能原谅我！”
“不仅原谅你，而且仍然相信你和爱你。”
“我马上回家去取。”她毕竟太年轻，没有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更没有想到会有可怕的未来。
“我让菲勒士先生随你回家一趟。”
两个小时后，仍在小会议室。
良秀子将三百九十二根金条，一百二十四条金项链和三十六只金戒指交出来之后，麦克阿瑟对菲勒士说：“这些金条和金器请你转交给日本政府大藏省，然后通知行贿者，行贿是违法行为，金条和金器应该没收。”
菲勒士走后，麦克阿瑟对良秀子说：“你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受贿罪。”良秀子怔怔他说，“假传您的命令罪。”
她把头低了下去：“恳望最高总司令，能够像您两小时前说的原谅我。我不值得您信任，也不值得您爱，想重操旧业当一名新闻记者。两年前，第一次见到您时，我就说过，打算抓住您帮助日本安邦兴国这一主题思想，为您写一部传记文学，这个计划不会改变。”
“谢谢。”平心而论，如果这件事不是被各驻日军事代表团知道，他的确会原谅她。
原来，玉子的丈夫皆内武久是日本产业工会委员长菊地清五郎的表哥。那天，玉子从最高总司令回到家里，正好碰上菊地来看望舅母，也就是皆内的母亲，得知玉子没有见到良秀子，也没有要回金条和金器，出于对麦克阿瑟限制日本劳动人民游行示威的反感，积极主张玉子将情况反映给苏联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迪利比扬格。迪利比扬格出于对麦克阿瑟的不满，将情况告诉给除美国军事代表团以外其他军事代表团。于是，布莱又将这件事透露给韦伯。很快，韦伯掌握到良秀子受贿释放一百三十八名战犯的全部情况。接着，各军事代表团纷纷打电话给麦克阿瑟，问他对这件事怎么处理？不得已，麦克阿瑟回答说：“先从良秀子手中追回受贿的全部金条和金器，然后处死她！”
现在，麦克阿瑟说：“出于我俩之间的特殊感情，我的确想原谅你，但各军事代表团一致要求处死你，我是众怒难犯啊！”
“您太残酷了，两个小时前您还奸污了我！”良秀子哭将起来。
尽管两个月前，她对麦克阿瑟说过：“能够死在心爱者的枪口下是幸福。”但是，死终究是无比痛苦的。
“现在，要请你原谅我了。”麦克阿瑟走到门口，对站在百步外四个等待执行任务的士兵招招手。
四个士兵猛虎似的扑向良秀子，给她戴上手铐。
良秀子望着麦克阿瑟，刚哭着喊出：“您太残酷了，两小时前您……”一个士兵将一块毛巾塞进她嘴里。
麦克阿瑟命令说：“将她押到各军事代表团驻地前的地坪里枪决！”
良秀子一条命，给麦克阿瑟换来了一个不询私情的美名。
良秀子被处决后的第十二大，即七月十六日上午，国际法庭收到被告广田弘毅的美国辩护律师戴维德、日本辩护律师柏木山冈要求无罪释放广田弘毅的辩护书。
辩护书有十六条计五千余字，主要内容是：“广田弘毅长达三十五年的政治外交生涯中，其政治、外交上的观点和政策的主要特征，就是谋求与所有国家之间经常的和平、友好和协调。”“他在出任荷兰、苏联等国大使时，使日本与这些国家的国交有了决定性的改善。”“没有人像他那样为调整日华国交努力奋斗，他在出任外务相期间解决了日华之间的种种悬案，使两国公使馆升为大使馆。”“卢沟桥事变时，他在海滨鹄沼别墅疗养。根本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他经常告诫同仁们和日本高级官员应该尊重中国的主权，应该注意维护第三国的利益。”“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休闲在家，当他听到珍珠港事变发生之后，十分不安，马上去见东条英机首相，主张日本马上撤兵，并向美国赔偿损失。”辩护书最后说：“被告广田弘毅和辩护人对起诉的诉因，找不到检察方面所追究的起诉事实，故恳求国际法庭宣判他无罪，并立即予以释放。”
基南看了看辩护书，想到麦克阿瑟对广田的成见，马上持辩护书去最高总司令部见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看了辩护书，极为不满：“居然把广田弘毅说成和平使者，居然用强词夺理的卑劣手段为广田弘毅开脱罪责！”
他问基南：“这个戴维德是美国的什么人？”
“著名法律专家。”
“他一定受了贿！”
“那倒不一定，不过可以调查。”基南说，“他是根据最高总司令说的，为了顺利治理和控制日本，对在押战犯的审理，尽可能少判或不判死刑、少判或不判无期徒刑的指导思想办事的。”
“但是，这个广田弘毅非判死刑不可！”
“既然两个律师提出广田弘毅无罪，应该以充分的事实把他们的辩护驳倒才行。”基南说，“建议由一批知内情的要人出庭作证，加上战犯之间原来的相互揭发，反辩驳的理由就充分了。”
“你安排吧！”
“不过，出庭作证的对象不限于广田弘毅，而应该是四十多名被告，据我所知，按照四十多名被告的辩护律师所说，几乎是人人都无罪，包括东条英机在内。”
“东条英机也无罪？那是混帐逻辑！”麦克阿瑟说，“同意你的意见，出庭作证的对象包括四十多名被告在内。”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原日本外务相有田八郎第一个被传讯出庭作证。六十三岁的有田，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留学英国，归国后入外务省工作。一九二三年为日本驻华公使馆一等参赞，一九二七年任驻天津总领事。后历任驻奥地利公使、外务省次官、驻比利时大使。一九三六年任驻华大使，同年任广田内阁外务相，敕选为贵族院议员后，历任第一届近卫文麿内阁、平沼骐一郎内阁、米内光政内阁外务相。一九四三年被东条英机内阁聘为外交顾问，由于他对甲级战犯被告都比较了解，他出庭作证被告们都被押上法庭。
这是第四百五十六次开庭了。法庭的布置和庄严气氛、参加开庭的官员、法官、新闻记者、辩护律师、旁听人几乎与去年五月三日第一次开庭完全一样。
上午七点五十分，麦克阿瑟与各军事代表团团长等高级官员，以及其他与会者全部到齐。作证人席设在法官席前面，隔着十一盆白色玫瑰花，面对被告席，有田八郎一个人坐在那里，显得孤立，也十分引人注目。
八点正，被告们由美国宪兵押上法庭。比第一次开庭少了三人，因为松冈洋右己病死，永野修身也因病于一九四七年一月死去，大川周明仍然疯疯癫癫。
军乐声停止，照常的五分钟拍照之后，基南宣布：“今天是第四百五十六次开庭，以后的多次开庭，都是由一批知内情的政界、军界要人出庭作证，也可以说是对被告犯罪行为的揭发。下面，由前日本外务相有田八郎先生作证。”
有田站起身来，又转过身去，面对十一国国旗深深一鞠躬，再转过身来坐下。他戴上老花镜，从皮料提包里拿出厚厚的一本作证材料，然后说：
“为了使自己的作证经得起辩驳，我整整花了一个月时间，查阅了我的笔记和日记，查阅了我保留的有关文件，也查阅了多种报刊。”
他打开作证材料第一页：“第一个作证对象是广田弘毅君。”
坐在被告席上的广田弘毅怔了一会，赶忙站起身来。他七十岁了，似乎有点站不住，两手撑在前面的长条桌上。
有田说：“有些朋友说，广田君是个和平使者。不是！他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策划者之一。”
坐在辩护律师席上的戴维德和柏木山冈有点不自在，反感地盯着有田。
有田接着说：“旨在侵略中国的《广田三原则》的具体内容尽人皆知，我不必说了。下面，就广田君积极主张对中国发动军事侵略，说三点事实。”
他说的三点事实是：第一，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就是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之后的第二天，广田发表谈话：“为了维护日本在华利益，日本政府决定从军事上支持这个防共自治政府，帮助他们组建五个师的军队，枪支弹药由驻华北日军提供。”第二，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四日，近卫内阁制订全面进攻中国的作战计划时，近卫把广田请到首相府，征求他的意见，广田说：“全面进攻中国的头几仗不要在华南地区打，而应该在华北地区打，因为华北与满洲国接壤，那里有强大的关东军为后盾。”第三，六月二十日，广田又主动向近卫献策。他说：“全面进攻中国，应该集中优势兵力，以势不可挡的强大军事攻势，从华北地区长驱直入华中地区，力争在短期内占领中国首都南京，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有田说：“我说的三点事实，都刊登在《首相府工作简报》上。我保留有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二年的《工作简报》。我愿意全部交给国际法庭。”
他说：“事实证明，广田君并不是对卢沟桥事变一无所知，而是全面侵略中国的主谋者之一。”
这时，戴维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反感情绪了，他起身说：“请问有田八郎先生！你到底是出庭作证，还是国际法庭的特聘辩护律师？”
“请戴维德先生注意自己的身份，在这种场合你没有发言的权利！”麦克阿瑟训斥道，“出庭作证，就是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作证对象有罪，也是对有意为某个人开脱罪责的辩护！”
基南说：“请有田先生继续发言。”
有田有了麦克阿瑟的支持，更加理直气壮：“有朋友说广田君经常告诫同仁们和日本高级官员，应该尊重中国的主权。广田君对哪些人说过，在什么地方说的，有史料可查吗？如果有史料可查，也只能说明他阴一套阳一套。”
他接着说：“广田君说他听到珍珠港事变，十分不安，马上去见东条君，主张日本马上撤兵，并向美国赔偿损失。事实并非如此。”
他说：“珍珠港事变第二天，我请广田君和松冈洋右君吃晚饭。席间，广田君对珍珠港事变表示不安是事实，但他告诉我和松冈君，说他见了东条君，对东条君说过，既然已经打起来了，就要猛打狠打，让美国老老实实把太平洋的利益交给日本。松冈君虽然死了，但东条君还坐在今天的被告席上。”
基南插话：“被告东条英机！有田先生说的是不是事实？”
东条起身回答：“请原谅，我记不清楚了。”
基南掏出一个笔记本：“去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松冈的儿子松冈谦一郎先生来见我，说他父亲病危，希望在弥留之际与我见次面，有重要情况对我说，征得麦克阿瑟最高总司令的同意，我与助手布雷布纳先生去医院与松冈见了面，他当着松冈谦一郎、布雷布纳先生对我说了三件事：一，说他在有田先生家里，广田说他见了东条，太平洋战争既然已经打响，就要猛打狠打，让美国老老实实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交给日本。二，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旬，松井石根由上海回东京治病，松冈和米内光政去医院看望松井。松井说由于他在南京杀了几十万中国人，中国人才望皇军而生畏，他为树立皇军的声威立了功。米内说杀人大多不好。松井说，中国是敌国，中国人是敌人，杀敌人应该是越多越好。”
他问：“被告米内光政！松井是这样说的吗？”
“松冈君说的全是事实。”米内起身回答。
基南继续说：“松冈对我说的第三点情况是，一九三八年九月间。土肥原贤二由中国回东京的第三天，松冈和原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先生去看望他，他拿出一只中国殷商时代的青铜酒壶，一只青铜香炉和一匹青铜马给他们看，说是汪精卫先生送给他的。第二年松冈与秘书松本五郎去南京访问，向汪精卫先生问及这件事。汪先生说那是上海古董商刘仲礼埋在地下的文物，有两大箱，全部送给土肥原。”
他说：“被告土肥原！你这两箱文物必须退还给中国。”
土肥原起身说：“东京遭盟军飞机轰炸时，我的住房被炸毁，那两箱文物也被炸毁了，实在可惜了！”
“两箱文物是否被炸毁，你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来。”基南说，“松冈临死前，还将他的两本笔记交给我，笔记内容记载着被告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平沼骐一郎、大岛浩、铃木贞一、嶋田繁太郎、荒木贞夫、白鸟敏夫、木户幸一、星野直树、梅津美治郎、桥本欣五郎、南次郎等三十余人的部分犯罪行为。”
基南说完，有田继续作证：“一九四三年六月中旬，东条君访问南京汪精卫政权时，向中国要了四十万苦力和二十万随军慰安妇，也就是军妓。这是随同东条君出访的嶋田繁太郎君告诉我的。”
嶋田起身说：“是事实。随同东条君出访的还有东乡茂德君。”
东乡起身说：“是有我，有田先生说的全是事实。”
第二天被传讯出庭作证的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他四十一岁，近两年的监狱生活使他变得苍老了，看去仿佛已年过半百。他三岁当了宣统皇帝，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他当了三年皇帝就退位了。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恢复清室，他又当了十五天皇帝而被段祺瑞赶下台。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率兵占领北京，他被赶出紫禁城，与父亲载沣住在醇亲王府。第二年十二月，由他的英语教师庄士敦帮助，逃到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沈阳事变后，由土肥原贤二保护潜入长春，先当伪满洲国执政后当皇帝。一九四五年八月，关东军被苏军打败，他正准备逃往日本时在沈阳被苏军抓获，关押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监狱。二十天前，他由该监狱八名法警护送，乘飞机经海参威来到东京。八月十二日上午，基南接见他，要他以诚实的态度出庭作证，以争取对他的宽大处理。
今天的作证人席增加到九个席位，除了博仪以外，还有日本前首相若槻礼次郎和阿部信行，阿部内阁外务相野村吉三郎，第一届近卫内阁大藏相石渡庄太郎，斋藤内阁外务相内田康哉和拓务相永井柳太郎，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同盟社驻中国分社社长松本重治。
法庭的场面完全与昨日一样。八点过五分，基南宣布第四百五十八次开庭，他说：
“国际法庭对被告的罪证落实十分慎重，为了使作证人的证词得到多方证实，故今天出庭作证的有九位先生。下面，由中国的溥仪先生作证。”
溥仪身着蓝色西服，系上同样颜色的领带。他扶扶鼻梁上的近视眼镜，起身面对十一国国旗一鞠躬之后，开始他长达两个小时的作证。他说：
“我是个对自己的祖国有罪的人，也是个破坏世界和平的罪人。我当了三年中国末代皇帝，就被中国的民主革命赶下台。那时，我还不足六周岁，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沈阳事变时，我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本想读点书，做个安分守己的中国公民。可是，事与愿违，有天晚上，土肥原贤二君突然来找我，问我还想不想恢复清王朝。我说我不敢。他说，想不想是一回事，敢不敢又是一回事。我说，中国的民主力量相当强大，恢复清室根本不可能。他说，东北三省已被日军占领，目前正在进攻热河省，日本决定将这四个省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成立独立的满洲国，让你当国家元首。我说，那会犯叛国罪，我绝对不敢！他说，你真的不愿意？我说真的不愿意。土肥原说，那就请你想想张作霖是怎么死的！”
奉系军阀张作霖，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与蒋介石作战失败，由北京乘火车退回东北，由于他没有充分满足日本的全部要求，即允许日本在东北地区自由开矿和建立工厂，允许日本向东北地区移民，以及中国停止在葫芦岛筑建海港等，而与日本发生冲突。四号清晨，他经过京沈路与长大路交叉的皇姑屯车站时，被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
溥仪说：“土肥原君一提起张作霖是怎么死的，我就吓得魂不附体。由于我是软骨虫，丧失了民族气节，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几天后，由他和一队日军护送我，乘轮船到了大连再去长春。”
石原莞尔和内田康哉都说他们当时在长春，这件事他们都很清楚。
土肥原起身说：“我有责任，但我是受首相若槻礼次郎先生的派遣行事的。”
若槻说：“但我说过，若溥仪先生不同意不要勉强，可以扶植别的人统治东北地区。当时，我对土肥原君说过，还可以让郑孝肯、张景惠两位先生出来。这两个人，后来当了满洲国的总理大臣。”
溥仪继续作证：“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伪满洲国成立，我当了政；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根据日本政府的意见，伪满洲国实行帝制，我成了康德皇帝。但我是个傀儡，一切听从关东军总司令的指挥。历届总司令都兼驻伪满大使和我的特别高级顾问，先是南次郎君，以后是梅津美治郎君和山田乙三君。我这个傀儡政权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权牢牢控制在日本人手里。他们安排吉冈安直先生为皇宫御用挂。我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乃至点头微笑，都在吉冈先生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能出席什么会议，在会议上说什么话，一概听从吉冈先生的吩咐。”
他说着说着哭起来了：“也是这个吉冈先生按照梅津君的旨意，毒死我的继室，那时她才二十三岁呢！他们毒死她，是为了让一个日本女人作我的妻子，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我，生怕我不与日本一条心。”
若槻礼次郎、阿部信行、野村吉三郎、石渡庄太郎都证实，这件事是梅津指挥吉冈干的。
溥仪掏出手帕抹抹眼泪：“东三省和热河省盛产煤炭、木材、玉米、黄豆、高粱、人参和貂皮。煤炭的百分之八十、其他物资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无偿被日本掠夺去了。记得一九三八年二月，日本向我要十二万立方红松和落叶松木材，我只同意给六万立方。南次郎君气势汹汹对我说：我们可以让你当皇帝，也可以让你成为第二个张作霖！”
永井柳大郎和石渡庄太郎发言证实这件事。
溥仪说：“梅津君也如此。一九四二年五月，他要我提供八万立方木材、四十万斤玉米、三十五万斤高粱、三十万斤小麦。我说，粮食是否少一点，上个月仅吉林四平、辽宁丹东、黑龙江爱晖和鹤冈四县就饿死五万八千多人。梅津君说，那我不管，反正这些粮食一两也不能少！他也威胁我，要我从皇姑屯事件中吸取教训。”
“这事我可以作证，当时我正在东北采访。”松本重治说。
溥仪接着说：“一九四二年五月，东条君和东乡茂德君强迫我邀请与我有杀父之仇的汪精卫先生访问伪满洲国，井由东乡君一手炮制《中满同盟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是两个傀儡政权必须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上全力支持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粮食和布匹，木材和煤炭，铁和铜，必须首先满足日本的需要，而双方承担的任务，南京比我们多一倍至两倍，乃至三倍。”
基南插话：“被告东乡茂德！这个《条约》是你一手炮制的吗？”
东乡起身回答：“是我和梅津君两人起草的。”
下午，由阿部信行作证：“我曾经在汪精卫政权当了一年多时间的大使，关于日本对这个政权的掠夺比较清楚。不论是近卫内阁和平沼内阁，还是后来的米内内阁、东条内阁和小矶内阁，对这个政权的掠夺，可以说是无休无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种掠夺更甚了。汪先生几次对我说过，日本要这要那，简直是鸡脚杆上刮四两油。为此，他曾两次决定辞职去法国定居。而畑俊六君和多田骏君都说我对汪先生迁就，都提出：他要辞职去法国定居，你就用皇姑屯事件威胁他！”
松本重治说：“此事，我曾经问过畑俊和多田君。畑说，若汪不与日本合作，只能这样对待他！多田君说得更加露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自古皆然。”
阿部继续说：“珍珠港事变之前，如何麻痹欺骗美国，是东条君、嶋田繁太郎君和死去的山本五十六先生共同研究的。”
野村吉三郎证实：“是他们三个人共同研究的。我作为驻美大使，是具体执行者，我深深对不起美国朋友！”
阿部以下的作证内容，是东条和小矶对太平洋的军事部署，以及他们对日军在东南亚地区屠杀和平居民行为的纵容和包庇，并得到永井、野村、石原和石渡的证实。
下午五点五十分，基南宣布第四百五十九次开庭作证结束，然后说：“被国际法庭传讯作证的还有近四百人，明天上午八点继续开庭。”
麦克阿瑟刚起身要走，菲勒士前来向他报告：“杜鲁门大总统说要无罪释放两个人，请最高总司令在一小时之内与他通无线电话。”
“他要求无罪释放哪两个人？大总统为什么这样关心他们？”麦克阿瑟愣住了。 15．两封信引起的斗争
麦克阿瑟与杜鲁门总统通话后，就等待邮递员将一封重要的信件送来。他等了七天，到八月三十日上午才收到那封用挂号寄来的信件。
信是被关押在巢鸭监狱、定为甲级战犯嫌疑犯的西尾寿造和多田骏于五月二十二日写给杜鲁门的。并附有两本日记。麦克阿瑟皱了皱眉头：五月二十二日写的信，为什么八月下旬才引起总统的重视？
事出有因。
原来，西尾和多田的信写好了之后，交给与杜鲁门有亲戚关系、十八年前与日本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寺崎英成结婚的安德琳，请她直接交给杜鲁门。寺崎英成与西尾和多田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安德琳自然乐意帮这个忙，无奈她一病两个多月，八月中旬病愈后才赴美国，八月二十三日上午信才交给杜鲁门。
这封长达八千多字的信，首先介绍两人的身份，西尾寿造，六十七岁，一九○七年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一九三三年累升至中将，翌年任关东军参谋长。一九三六年归任参谋本部次长，嗣后调任近卫师团长。一九三八年任陆军教育总监，一九三九年升为大将。是年秋至一九四一年初，首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多田骏，六十六岁，一九一三年陆军大学毕业，一九三一年任第十六师团参谋长，旋转任野战重炮兵第四旅团长。沈阳事变后任伪满洲国首任最高顾问。一九三五年继梅津美治郎为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一九三七年任参谋本部次长兼陆军大学校长。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继杉山元为华北日军总司令，同时被升为大将。
两人的信接着说：“我们在侵华战争中，残酷地实行被中国人称为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都犯有严重罪行，经过近两年监狱生活的反省，深深感到对不起中国人民，即使判处我们的死刑，也是罪有应得，毫无怨言。但是，我们一贯主张与美国保持真诚的亲善关系，一贯主张维护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
他们在信中列举的事实是：一九四○年二月，美国出于对日本妄图侵略东南亚地区的抵制，正式宣布《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失效，对日本采取“道义禁运”和“经济禁运”等措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废铁、飞机、航空设备、军事器材等战略物资输给日本时，西尾给时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写信。他在信中说：“在日本的战略物资进口中，美国货源占三分之一强，现在，美国正式宣布《通商航海条约》失效，势必延长日华战争时间，对日本极为不利，希望政府接受我的意见，以真诚的态度，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放弃南进的军事计划，以维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多田也给平沼写了信。他说：“日华战争中，尽管美国出于正义而支援中国，但仍然没有放弃对日本的支援。美国十分强大，在国际事务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主导作用，日本只能与它结成好朋友，始终保持亲善关系，这不仅对日本的发展有利，也对维护亚洲和平有利。因此，我建议日本与美国进行旨在改善两国关系的谈判。”一九四一年一月，日本以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为代表，美国以国务卿赫尔为代表进行谈判，美国为了不失去在中国的利益，不让日本独占中国市场，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兵时，西尾会见时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建议政府接受美国的意见。他说：“日华战争进行三年多时间了，使日本在军事上、外交上和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只要美国说服中国承认满洲国独立，日军可以撤兵，请切勿失去良机。”多田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四日给近卫写信说：“美国视德国为首要敌人，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德国侵犯了美国在欧洲的利益。所以，美国正在大力援助英国抵抗德国，并开始武装护航，随时都有同德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故日美谈判中，美国提出日本退出日德意同盟的要求。这一条，日本政府应该接受。德国与意大利在欧洲，日本在亚洲，远隔重洋，这种联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
西尾和多田的信接着说：“我们这些正确的主张，都记载在《首相府工作简报》上。由于我们坚持与美国亲善，都被受到歧视，不久就被编入预备役，出任有职无权的军事参议官。但是，我们认为自己坚持的主张是正确的，仍然矢志不移，而且为日本与美国的假谈判真备战而深感不安了。”
他们在信中说，一九四一年六月二日，日本制订了《日本国国策纲要》，确定了进攻东南亚地区的总方针：一，不论世界形势如何转变，日本将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不惜对美英一战；二，日本在谋求早日结束日华战争的同时，致力于迈出南进步伐，并根据形势的演变瞄准北方的敌人，在苏德战争的关键时刻，日本将出兵北进苏联。为此，西尾和多田冒着随时都可能被定为叛国罪的危险，会见正在日本的安德琳，要她将日本假谈判真备战的情况，转告时任参议院研究全国国防计划特别委员会主席杜鲁门。第三天，安德琳飞往美国，将这一情况告诉杜鲁门主席。
杜鲁门用红色铅笔在这句话上划了一道红杠杠，并用一根红线伸向信的左边空白处，写上“情况属实。遗憾的是……”但他思虑再三，又把“遗憾的是”四个字划掉了，但字迹依稀可辨。杜鲁门大概想说：“遗憾的是，这件事并没有引起罗斯福总统和国会的足够重视，所以才出现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惨重教训。”
西尾和多田的信最后说，“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日本还出动了陆军十一个师团、两个飞行集团，海军第二、第三舰队和南遣舰队计四十万兵力，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关岛、威克岛、吉尔伯特群岛发动了进攻。对此，我们对日本的大逆不道无比愤慨，也深感不安。这种愤慨和不安，都连续记载在各自的日记里。兹将我们的日记附上，敬请查阅。”
杜鲁门在信上的批语是：“此信和两本日记很值得一读。如果日本统治集团能多有几个像西尾寿造和多田骏这样的明智人物，也许太平洋战争可以避免。我在电话中已与麦克阿瑟先生说过，西尾、多田在中日战争中犯有严重罪行，但他们反对日本侵略东南亚地区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十分可贵的，也是十分坚定的。因此，我建议宽大处理他们，既不判死刑，也不判徒刑。也就是说，不追究他们在中国的杀人责任，正在进行的冷战也要求我们这样做。”
麦克阿瑟看了西尾、多田的信和杜鲁门的批示，又翻阅了两本笔记，吸了一会儿烟斗，若有所思地给阿尼斯打电话，询问西尾和多田是否被关押在一间囚室里。
阿尼斯查阅了在押战犯花名册，打电话告诉麦克阿瑟，西尾关押在八十九号囚室，多田关押在一百四十二号囚室。
那么，他们是怎样联名给杜鲁门写信的？麦克阿瑟感到不好理解。
奥妙在寺崎英成身上。三个月前，寺崎去监狱看望西尾和多田时，两人都认为自己被处死无疑而痛哭流涕。眼泪，触发了寺崎的灵感。他想起他们主张对美国亲善的言行，以及战后的日本完全控制在美国手里，建议他们向杜鲁门写信，由他的妻子安德琳送给杜鲁门。但两人都说没有关押在一间囚室，又不准自由活动，无法写这样的信。寺崎满口答应为他们代笔，他查阅了有关资料和两人的日记，信的初稿写成之后，又由西尾的妻子和多田的妻子以探监为由，分别送给两人补充才定稿。
麦克阿瑟见信上写的全是事实，又见杜鲁门如此重视，不再考虑信是怎样产生的，而是考虑怎样释放西尾和多田。上次释放又逮捕近两千名战犯的事，向他敲起了警钟，他得慎之又慎！
第二天上午，麦克阿瑟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翻阅国际法庭对西尾和多田的预审纪录，以及对他们的起诉书。
中国法官向哲浚和易明德，美国法官根斯，苏联法官托里亚诺夫，联合对西尾进行八次预审，又让梅津美治郎、畑俊六和坂垣征四郎等被告之间相互揭发，记录多达一百八十四页，真是罪行累累。
西尾在中国的主要犯罪事实是：一九三四年他任关东军参谋长时，在佳木斯、四平、长春等地抓了八百六十多个中国无辜男女老百姓，送给石井四郎作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试验，而没有一个人活下来。日军驻抚顺守备队和驻抚顺宪兵分遣队，在平顶山制造的致使三千五百人遭到杀害的惨案；日军第三十三联队第三大队制造的，致使一万二千五百人被残杀的老黑沟惨案和清原镇惨案，都是西尾直接指挥的。他出任驻华侵略军总司令后，发动的第一次长沙战役结束，坂垣征四郎屠杀一万六千五百多个中国俘虏和二万五千四百多个和平民百姓，日本同盟通讯社记者隆矢经九郎要报道这件事，西尾不同意：“你要报道，我就以叛国罪处死你！”两个月以后，他与多田一道指挥日军制造河北潘家峪惨案，全村一千二百五十四人被杀害，三十二户全家遭难，一千一百五十间房屋被烧毁，所有的粮食和牲口被抢走。一九四○年八月至十二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华北地区发动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西尾恼羞成怒，在华北地区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在半年内杀害了十五万四千一百多个中国军民，烧毁房屋二十一万二千五百多问，抢走粮食四百八十五万多斤，抢走牲口一十三万四千多头，使一百二十五个村庄成了无人村。一大，西尾由独立步兵第二旅团长浅见敏彦陪同来到邯郸附近一个村庄督战，亲自指使一个名叫高崎小林的士兵当众奸污一个孕妇。奸污中，孕妇反抗，咬掉了高崎的鼻子。于是，西尾又要一个名叫汤川彦义的士兵用刺刀剖开孕妇的腹部，取出已有八个月的胎儿。他见孕妇仍躺在地上呻吟没有死，才要浅见敏彦用手枪对着她的胸脯开了一枪。一九四一年初在豫南战役中，他直接指挥日军在确山、邢店、高邑、泌阳一带杀害中国军民一万五千四百多人。他派部队参加汪精卫政权在华中地区进行的第一期清乡运动，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杀害新四军游击队指战员二百八十多人、游击队亲属七千二百多人与和平百姓一万六千四百多人。
多田骏接受预审七次，也由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贺屋兴宣等被告相互揭发。负责预审他的是向哲浚、根斯和法国法官诺思克劳。预审记录也多达二百一十二页。
他的主要罪行，除了与西尾一道制造潘家峪惨案和百团大战后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之外，还有以下犯罪行为：
一九三九年九月，在河北陈庄战斗中，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长水原清弘被八路军击毙，多田不仅指挥日军烧毁陈庄，而且在万寿岩、破门口、冯沟里等地杀害中国军民一万六千多人。同年十月，他纠集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和一百一十师团计二万五千兵力发动涞源战役，被日本参谋本部誉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被击毙，多田即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报复，出动三个师团在津浦线北段沿线烧毁四十八个村庄，屠杀中国军民五万六千四百多人，满门杀绝的二百五十六户，抢走粮食三千六百五十多万斤和牲口二万八千六百多头。五天后，他派人割下十个中国人的头颅祭奠阿部规秀的亡灵。
国际法庭对西尾和多田的起诉书的诉因分别为四十条和四十三条，都犯有任意杀人，违反人道罪。[手 机 电 子 书 w w w . 5 1 7 z . c o m]
麦克阿瑟看得头昏脑胀，取下墨镜，掏出手帕擦了擦看得发涩的眼睛，然后吸起烟斗来，吸得眉根往上挑，他感到释放西尾和多田的阻力很大，想了想就打电话把基南请来研究对策。
基南来了。他看了西尾、多田写给杜鲁门的信和杜鲁门在信上的批语，沉沉地说：“这可是个大难题！西尾寿造和多田骏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实在大多太严重，若提出释放他们，势必遭到大多数驻日军事代表团和法律代表团的坚决反对！”
他说：“最难对付的是迪利比扬格和格伦斯基先生，布莱和曼斯菲德尔先生；其次是巴特斯克和卡尔先生，勒克莱和欧涅特先生；至于商震和梅汝璈先生倒不必操心，必要时给中国的蒋主席打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
蒋介石是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于一九四三年八月死后，于同年九月继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故基南称他为“蒋主席”。不过，一九四八年四月，他又将主席制改为总统制而当了总统。
基南接着又说：“这问题很复杂，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宜开会讨论；否则，我们会成为孤立的对立面。我的意见，只能一个个疏通思想。”
“一个个疏通思想，总得找个理由吧！”麦克阿瑟感到茫然。
“理由，还是大总统说的，他们有过又有功，而且功大于过。”基南不假思索他说。
“那也不行！”麦克阿瑟说，“反对者一定会说，就因为他们维护美国的利益，你们才提出释放他们，是利己主义者！”
“就说他们认罪态度好，行不行？”基南说，“再由寺崎英成先生出面，为他们写个态度诚恳、认识深刻的认罪信，行不行？”
麦克阿瑟想不出别的主意，只好说：“那就试试看吧！”
日本投降后，寺崎在外务省停战联络局工作，又兼任宫内省的英语翻译。九月十五日上午，他由首相兼外务相吉田茂通知，与麦克阿瑟见面。一路上他估计麦克阿瑟找他，与西尾、多田给杜鲁门写信一事有关。同时也想到十天前，裕仁天皇与麦克阿瑟见面时，由他担任裕仁的翻译的情况，这次，麦克阿瑟与裕仁一见面，就显得亲切地说：“天皇陛下请坐！”他将这句话翻译成日语给裕仁听，裕仁说：“寺崎君你翻译错了吗？最高总司令他说的一定是裕仁先生请坐。”寺崎说：“陛下！没有错，最高总司令的确说的是天皇陛下请坐。”特曼娜把这句话翻译成英语告诉麦克阿瑟，他笑笑：“日本新宪法已于去年十一月三日公布，今年五月三日正式施行，新宪法仍然保留天皇制，陛下还是天皇，我应该尊称你陛下。”裕仁激动不已，也就第一次在麦克阿瑟面前称朕：“朕和日本国民衷心感谢最高总司令阁下！”
寺崎这么想着，来到麦克阿瑟面前。他从特曼娜手中接过一杯茶，顾不得喝，急不可耐地问：“最高总司令接见我，有何吩咐？”
麦克阿瑟没有直接回答寺崎的提问，而是说：“我想，西尾和多田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一定是你执笔代写的。我的判断没有错吗？”
“阁下的判断很准确。”寺崎说，“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应该为之效劳。如果这件事办错了，责任在我身上。”
“你没有错。”麦克阿瑟说，“我想请你再给他们代笔写封信，以非常诚恳的态度，深刻反省自己在中国的犯罪行为，以求得各驻日军事代表团的谅解。信写给最高总司令部和国际法庭。”
“我太太安德琳女士从华盛顿打电话告诉我，说杜鲁门总统同意不追究西尾寿造和多田骏君的杀人责任，还有必要写这种信吗？”
“很有必要，因为阻力很大。”
“噢！”寺崎恍然地点点头。
麦克阿瑟将两本预审西尾、多田的记录递给寺崎：“你可以拿去看看，信要根据两人的犯罪事实来写，才能显得触及灵魂。时间不宜操之过急，所考虑的是信如何写得深刻。”
寺崎接受任务之后，反复琢磨，又反复修改，信写了三个多月，十二月二十五日才送到麦克阿瑟手里。麦克阿瑟连读三遍，在词句上作了修改，三天后退还给寺崎。寺崎又誊正一遍，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再送给麦克阿瑟。
元旦那天，麦克阿瑟发表题为《回顾与展望》的新年讲话，他回顾一九四七年取得了保证人人有饭吃、实施日本新宪法、完成了土地改革、实行新的教育制度、把原来的六年义务教育改为九年、使人人都有上大学的权利等重大胜利之后说：
“我十分满意，也十分豪迈地告诉日本人民，由于各驻日军事代表团和日本政府的密切配合和诚挚的支持，一个从侵略别国的罪恶深渊中解放出来而一跃成为民主的、开始注重维护世界和平的、接近崩溃边缘的经济正在逐步得到恢复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大有希望和有着光辉前程的新日本，已经巍然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他豪迈地说：“我非常感谢吉田茂首相和美国共和党杰出的政治家尼克松先生对我工作的估价，吉田先生说，麦克阿瑟将军将日本从投降后的混乱和凋蔽的境地中拯救出来，并把它引上了恢复和重建的道路；又是他使民主精神在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牢牢地扎下了根，日本人民将世世代代记住麦克阿瑟这个名字。尼克松先生说，麦克阿瑟将军是历史上最进步的占领军司令之一，而且是其中少数政治卓著者之一，他的杰出业绩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兵如神的军事指挥才能，而是在日本推行史无前例的民主改革。他本是个打仗的能手，现在却成了改革的行家，这完全靠他的魄力、胆识与博学来实现的。他使用专制独裁手段，完成了使日本永远摆脱专制独裁的伟大任务。”
麦克阿瑟接着说：“我再一次感谢吉田茂先生和尼克松先生对我的工作的充分肯定。两年多来，我在日本的确是专制独裁的，曾经遭到许许多多人的非议和反对。请大家想一想尼克松先生最后一句话，理解我吧，原谅我吧，支持我吧！”
他最后说：“现在，对日本国的民主化改革己初具规模，今后的任务是将这种改革的进一步完备和深化，尚未完成、也使我焦急不安的任务，是对日本战犯的审理。我们遵照《波茨坦公告》精神，依法惩办日本战犯之目的，是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及其顽固的思想影响，以维护亚洲及世界永久和平。今后，日本还会不会发动侵略战争？我说，不会。因为日本新宪法第二章就明确规定日本将放弃战争，不再保留陆海空军及其他武装力量。出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在押战犯，即作为甲级战犯起诉的被告，以及等待预审后定为乙、丙级战犯的人，只要认罪态度诚恳，反省深刻，可以免追其战争责任。我这样说，并不是一个战犯也不被处死，一个战犯也不被判刑，而是尽可能地少判死刑和少判徒刑。”
麦克阿瑟的新年讲话，在日本和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日本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讲话，感谢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成功改造，感谢他对战犯的宽宏大量。许多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也发表谈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对《纽约时报》驻英国记者利特尔说的：“麦克阿瑟先生对日本的治理，其功绩将与日月同光辉；他对日本战犯处理所持的态度，为人道主义原则的历史发展写下新的篇章。”
有了这一系列的舆论准备，麦克阿瑟对不追究西尾和多田的杀人责任稳操胜券。二月十八日，他将寺崎为西尾、多田代笔写的第二封信，印发给各军事代表团和法律代表团。信上有麦克阿瑟的一段批语：
“西尾寿造和多田骏在中国的种种犯罪行为令人发指，也令人深恶痛绝！正如他们自己所说：‘即使受到千刀万刀活剐也是罪有应得。’但是，他们的认罪态度是诚恳的，反省是深刻的，我建议免追他们的杀人罪行。是否可以，将在适当的时候，也就是在一个月之内，进行一次讨论。”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麦克阿瑟还没有提出讨论这件事。
原来，麦克阿瑟的精力和兴趣，放在竞选美国总统上面了。
一九四八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像一九四四年一样，在麦克阿瑟身边工作的菲勒士、费拉兹、惠特尼和西波尔德等参谋人员和国内支持者们的鼓动下，麦克阿瑟再次参加总统竞选。这次，他不再忸忸怩怩，而是摆出一副势在必胜的架势，争当共和党候选人。他之所以再次对涉足政界感兴趣，是因为他在治理和改造日本的成功实践所赢得了普遍赞誉，使他相信自己能够把美国治理好。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他用重金雇请了一批传记文学作家，夜以继日地写出并出版了三部传记文学著作，即《天赐的英雄麦克阿瑟》、《天才的自由战士麦克阿瑟》、《伟大的麦克阿瑟》，在美国各地散发。紧接着，麦克阿瑟竞选俱乐部也在美国各地建立起来。他先后于三月十六日在东京，三月十八日在美国纽约向新闻界宣布参加竞选：
“我获悉由我的许多阿肯色、威斯康星同胞签名的请愿书在美国提出来，把我的名字呈送给选举团，作为四月六日预选中的人选。我对这种友善而诚挚的支持和信任深表谢意。”“我似乎没有必要重复我无意积极寻求或追求任何公职，因为政府给予我现在的职务够荣耀的了，故不打算离开我在日本的工作岗位。但我却要谦恭地指出，如果因为我害怕遇到艰难险阻，害怕承担责任而畏葸退缩，不敢接受美国人民也许要赋予我的任何公职，那么我就背叛了作为一个好公民的所有准则。”
当时共和党内竞选呼声最高的仍是老牌政治家杜威和史塔生两人。麦克阿瑟站出来竞选，必然成了两人的攻击对象。杜威在拉选票时，对麦克阿瑟进行抨击道：“现在面临的不是用武力维护美国主权，而是需要用强有力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手段促使美国繁荣。麦克阿瑟先生的军事天才无论如何出色，都不可能肩负起这一重任。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毫无保留地拥护他当美利坚大总统。”史塔生发表谈话，指责麦克阿瑟“私生活混乱”，“喜新厌旧，两次离婚”。其他反对者也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他“主观武断”，“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和“青年时代吸过毒”。但不管怎样，在麦克阿瑟的出生地阿肯色州和他青年时代度过的威斯康星州的威望还是很高的，而且拥护他的大都是有钱人，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竞选活动经费。因此，人们预料，他在阿肯色州和威斯康星州会获胜。然而，好像命运在有意捉弄他，预选结果几乎是一九四四年惨败的重演，史塔生得十九票，杜威得十七票，麦克阿瑟只得了八票。事情本来该过去了，但命运之神非要再捉弄他一次不可。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共和党在费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偏偏又有些代表把麦克阿瑟的名字列在提名人选中。结果在第一轮投票时他得到十一票，第二轮投票时他得到七票，第三轮投票时连一票也没有了，杜威以全票被正式提名为共和党候选人。
这种悲惨的结果，对于爱面子的麦克阿瑟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大大刺伤了他的自尊心。几天后，他的竞选俱乐部总负责人惠特尼和菲勒士从美国返回东京，将选举结果告诉他时，这位向来高做的将军“心情沉重地低下了头，半天才深深叹了口气。”
因此，对于是否同意免究西尾、多田杀人罪行的讨论，拖延到七月十日上午才进行。参加讨论的除了麦克阿瑟、萨塞兰、基南和韦怕，还有十一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和法律代表团团长。
麦克阿瑟自我解嘲地对大家说：“朋友们都知道我竞选总统失败的事。从哲学观点看，失败会使人变得更加聪明。其实，竞选并非我的本意，我丝毫不想成为国家首脑，因为我在任职日本期间已经干够了，也干厌了这种事情。我所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明确地拒绝参加这次竞选活动。”后来，他把这段话写在《麦克阿瑟回忆录》中。
他接着说：“今天开会要讨论的问题，菲勒士先生已在电话中告诉了诸位。西尾寿造和多田骏的信和我在信上的批语大家也看了。现在，请先生们发表意见。”
索普首先发言，他说：
“西尾和多田的反省的确极为深刻，认罪态度也极为诚恳，他们在信中有这样一些令人感动的话：‘我们在中国屠杀了那么多的人，真是灭绝人性。每想到自己的罪大恶极，我们都自责地痛哭一场。事实说明，我们是两条披着人皮的狼。’‘将心比心，如果别人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杀了，把我们的住宅烧毁了，把我们家的粮食和牲口抢走了，我们是怎样的悲伤和痛苦，是怎样的怨恨和痛恨！’‘在监狱里，我们经常做恶梦，不是被国际法庭判处死刑枪决，就是被中国朋友用刀将我们千刀万剐。一觉醒来，深深认识到，即使将我们千刀万刀活剐也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如果国际法庭同意，我们心甘情愿让中国朋友把我们本人和妻室儿女都杀死，并把头颅割下来，送到中国去祭奠被我们杀害者的亡灵；让中国朋友把我们的住宅烧毁，把我们家的东西全部搬走，以赎罪于万一。’‘大凡人都不愿意去死，但我们的确愿意去死，以自己的被处决，使中国朋友获得一点点安慰。并且让世人知道，侵略别国而作恶多端的人只能是这样的下场。’信中还有许多类似这样的忏悔话语，先生们都看过他们的信，我不一一说了。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我看了他们的信十分感动。”
他望了麦克阿瑟一眼，似乎凭添了几分精神，接着说：
“诚如麦克阿瑟最高总司令在新年讲话中所说，惩办日本战犯之目的，是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及其顽固的思想影响以维护亚洲及世界持久和平。由于日本政治思想的根本变化，新宪法又明确规定放弃战争，日本维护和平已从立法上作出了保证。因此，我同意从宽处理西尾和多田，不再追究他们的杀人罪行。还是丘吉尔先生说得深刻，这将为人道主义原则的历史发展写下新的篇章。”
阿基诺紧接着说：“我还是老调重弹，我们不是复仇主义者；西尾和多田能够深刻反省和痛改前非，就应该从宽处理他们。总之，我同意索普先生的意见。”
戈斯格罗夫和贾迪发言，也支持索普的观点。
麦克阿瑟把目光投向迪利比扬格和布莱，想早点听到他们的反对意见。可是，出人意外，接着发言的竟是他认为好对付的商震：
“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无罪释放西尾和多田！他们在中国屠杀了几十万人，以一封表示悔过的信，就给他们免罪，国际法庭的建立岂不是成了多此一举！虽然他们在信里说了一些表示深深仟悔的话，但决不能轻易饶恕他们。西方古代有个童话故事，说的是凶恶的鳄鱼吞食人畜时，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即使西尾和多田为自己的罪恶痛哭过，那也是鳄鱼的眼泪，是恶狼的眼泪。”
梅汝璈知道麦克阿瑟坚持非处死广田弘毅不可的内情，也知道他坚持非处死东条英机不可，以泄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深仇大恨，于是说：
“如果广田弘毅和东条英机也写类似西尾、多田那样的信，也能不追究他们的战争责任吗？我想，麦克阿瑟最高总司令决不会同意，基南先生决不会同意，在座诸位先生中的大多数人也决不会同意。我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如，西尾和多田玩的是金蝉脱壳计！”
格伦斯基说：“我曾经两次带队去中国调查有关战犯的犯罪事实。中国人民在揭发西尾、多田的严重犯罪事实时，无不咬牙切齿，无不痛哭流涕。如果不追究这两个人的杀人罪行，那就等于剥夺了中国人民正义审判西尾、多田的正当权利，也势必严重挫伤中国人民的感情。”
迪利比扬格想起二月八日，美国陆军部长诺雅尔在旧金山发表题为《要使日本成为对付共产主义的坚实堤坝》的演说中说的：“美国不仅要使日本独立，而且必须在日本建立起对今后远东可能发生因共产主义影响而产生的极权主义战争威胁，能够充分完成其防御任务的强大而稳定的民主政治体系。这就是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必须转变，要像合众国一个州那样确保日本从原来同情日本共产党转变为严格限制其活动；从原来打击日本垄断资本转变为保护和扶植；从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转变为扶植和利用日本企业和军事基地。这一切，都是为美国对亚洲的战略方针服务。”他将诺雅尔这段话念了一遍，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
“不追究西尾、多田的杀人罪行，与诺雅尔先生的旧金山演说密切相关，也与美国冷战政策密切相关。把这些强加在国际法庭，实在太霸道了！对此，苏联代表团与中国代表团一样，表示坚决反对！”
他扫了大家一眼：“如果让西尾和多田逍遥法外，还有什么真理可言，还有什么正义可言！”
也许是麦克阿瑟听迪利比扬格的反对意见听得多了，习以为常了，显得若无其事，慢悠悠地吸着他的烟斗。
布莱、巴特斯克、勒克莱、艾西特、赫尔弗里希先后发言，他们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自身的利益，避开诺雅尔的演说和美国的冷战政策，只表示赞成格伦斯基的观点。
麦克阿瑟极为不满，把他竞选总统失败的情绪也带了出来：
“这可不是竞选总统，以得选票多少为定。尽管只有索普、阿基诺、戈斯洛罗夫和贾迪四位先生同意免究西尾、多田的杀人罪行，但我仍然坚持我的主张！”
商震很气愤：“既然你一个人说了算，又何必召开今大的讨论会！如果不追究这两个罪犯的杀人罪行，我将向同盟国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反映！”
麦克阿瑟冷冷他说：“阁下有权这样提出问题，也有权向两个国际组织控告我！”
商震返回代表团驻地，将会上的争论情况告诉喻哲行，提出向两个国际组织写信的事。喻哲行想了想说：“两个国际组织基本上控制在美国手里，反映也是枉然呢！”
“我们对不起死在西尾和多田屠刀下的同胞啊！”商震很难过，“也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喻哲行无限伤感：“唉！民族不强盛，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能忍气吞声！”
“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啊！”商震用极为复杂的感情连喊三声，竟流下伤心的眼泪。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在人生的道路上有过许多挫折，但他从来没有这样伤心过。
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秘书史兴楚前来向商震报告，说《日本时报》女记者山田宜子要求见商震。说罢，将一张名片递给商震。
商震看了名片，犹豫了一会儿，感到新闻记者不好拒绝。为了摸清这女人干什么来着，决定与这个女人见面。他吩咐史兴楚说：“你把她领到会客室去，与我一道接见她。”
女人肩上挎个时新的皮包，看上去显得很沉，她二十出头的年纪，中等身材，有着名门闺秀的风度和气质，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论长相，用“天姿国色”来形容她一点也不过分，她两手抱腹，向商震深深一鞠躬，很有身份地微笑着对商震说：
“我生下来不足周岁，随经商的父亲去了中国长春，三年前，也就是日本投降前一个月，在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之后才回东京。因有要事，特地来拜见商将军。”
“宜子小姐请坐。”商震手向一个适当的座位一伸。
宜子端端正正地坐下，她说：“我有些话想单独对商将军说，不知是否可以给这个面子？”
商震沉思着说：“史兴楚先生是我的秘书，自然知道‘机要’二字的深刻含义，有话就对我们俩人说吧！”
“人们常说，长官的秘书是半个长官，但终究不是长官本人。”这位美女说，“恳望阁下能单独接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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